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FDI 贸易条件 工资外溢 技术外溢 机理

在当今贸易投资一体化条件下，国际投资扮演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重要的历史角色。FDI具有促进东道国贸易数量的增长、生产要素比例的变化、生产率提高等一系列东道国效应，而这些效应又能对东道国贸易条件和贸易福利产生影响。以往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都是在传统的框架内研究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的，例如穆勒、马歇尔等侧重于从消费角度研究贸易条件，认为一国只要面对相对占优势的世界需求曲线，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会有相对有利的贸易条件，从而就会在贸易利益分配中获得更多的好处；希克斯、巴格瓦蒂等人注重生产对贸易条件的影响，认为一国生产状况的变化会改变该国的贸易条件及其在利益分配中的地位。他们都只考虑到了影响供给的国内因素和影响相对需求的国际因素，而没有考虑到FDI的影响。本文将研究FDI流入并参与贸易商品的生产后对东道国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和机理。

贸易条件的变化与进出口价格、出口数量、劳动生产率等因素有关。我们可以用函数表示为：

TOT=f（PX，PM，QX，ZX，ZM）

其中PX为出口价格指数，PM为进口价格指数，QX为出口数量指数，ZX出口商品劳动生产率指数，ZM为进口商品劳动生产率指数。而FDI的流入可以改变东道国出口商品的价格、出口数量及劳动生产率，这些变化又与FDI的动机类型、流入量、产业投向、技术外溢情况有关。故可给出一个FDI影响东道国贸易条件的函数关系式：

TOT=f（QFDI，MT，ID，ST）

其中QFDI为FDI流入量，MT为FDI动机类型，ID为FDI产业投向，ST为FDI技术外溢。

一、FDI影响价格贸易条件的机理

（一）FDI流入数量与东道国价格贸易条件

从国际资本流量的角度分析东道国贸易福利变化的文献比较多。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俄林在《地区间贸易与国际贸易》的修订版中曾简要地分析过货币资本流动对东道国贸易福利的影响。澳大利亚经济学家麦克道格尔（Macdougall）在其资本流动效应模型中，得出东道国福利的增长完全是从外资利润中转移而来的结论。但他的模型假定外来投资的多少对贸易条件不产生影响。

本文认为，FDI通过国际收支变动效应间接地影响东道国的贸易条件。首先，外资的流入在短期内会造成国际收支盈余。如果外资不完全转化为额外进口，外资的流入会使东道国贸易条件好转。但从长期看，外资终究代表一种债权或利润索取权，利息、利润、管理费等的流出，要求国际收支的其他项目特别是经常项目处于盈余状态。因此，东道国必须扩大出口，造成出口价格下降，会对一国的贸易条件产生不利影响。

但是，外资的流入会提高东道国的产出，也有可能会降低母国的产出，因为母国的投资由于资本的流出而萎缩。而一国的进口需求是与其国民收入密切相关的，与进口数量密切相关的贸易条件就与FDI流动产生了间接的联系，资本流动通过这条传导途径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其结果主要取决于进出口商品的国内外供求状况和不同国家国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根据俄林的观点，在只有东道国和母国两个国家的条件下，东道国的贸易条件的变化方向取决于两国对母国出口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如果东道国对母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大于母国对该产品的需求弹性，东道国的贸易条件将会恶化。反之，东道国的贸易条件将会好转。这里考虑的FDI流量对贸易条件的影响，主要是指价格贸易条件。如果FDI促进东道国的出口增长，收入贸易条件有可能改善。

（二）FDI的工资效应与东道国价格贸易条件

在东道国，跨国公司的工资水平普遍高于当地企业，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普遍支付比东道国当地企业高的工资有很多原因。其一，东道国的劳动者在择业时一般都有“本地偏好”，为吸引这些人服务于自己，跨国公司倾向于支付高工资；其二，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通常会带来一些专有技术，为了防止这些技术因雇员离职而泄露、外传，跨国公司往往力求用高薪留住员工，减少雇员离职现象；其三，由于对东道国当地市场的熟悉程度有限，为了将优秀人才不断纳入自身运作体系，跨国公司一般都选择支付高工资；另外，东道国的各种政策或来自母国的压力等其他原因，也有可能迫使跨国公司支付高工资。在一般意义上，跨国公司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会对东道国产生“工资外溢”（Wage Spillovers）效应，即推动东道国当地企业的工资提高，并使东道国的总体工资水平提高。但是如果整个经济像阿瑟・刘易斯所说的那样可以从“农村劳动力储备”或城市失业人口组成的大量“劳动力后备军”获得劳动力供给，即在劳动力供给无限的情况下，即使跨国公司保持较高工资，东道国当地企业的工资水平也不会受其影响而趋高。在此我们只考虑一般意义上存在的“工资外溢”。

那么，工资在一国价格贸易条件变动中起什么作用呢？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在《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一书中认为生产要素的贸易条件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商品的价格贸易条件，这里的生产要素专指劳动力。在刘易斯看来，工资水平的差异决定了热带农产品和温带农产品的价格差异，而物价水平差异又决定了价格贸易条件差异。对此，伊曼纽尔（A. Emmanuel）持相同看法，即“不是相对价格决定要素的报酬，而是要素的报酬决定价格”。伊曼纽尔甚至认为，“在所有其他情况相等的情况下，工资的不平等是引起不平等交换的唯一原因。”上述“要素报酬决定价格”的论点反映了产品价格形成的事实，工资作为生产要素之一――劳动的报酬，是生产成本的组成部分，在产品价格形成过程中，工资自然具有一定的决定作用。

由于工资差异能够决定物价水平差异进而决定价格贸易条件差异，故从理论上讲，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国工资水平提高会使相应产品的价格提高，如果该产品是出口品，工资水平提高会引起该国出口品价格（PX）上升，由此导致价格贸易条件（NBTT=PX/PM）改善。以此推论，FDI提高东道国工资水平这一效应，将导致东道国出口品的价格上升，价格贸易条件改善。从供给角度看，工资提高意味着劳动力成本提高，如果需求等条件不变，劳动力成本提高将导致一国出口品的供给减少，由此也会带来该国出口品价格提高，价格贸易条件改善。

（三）FDI的产业流向与东道国价格贸易条件变化

根据雷布津斯基定理，如果商品和要素价格不变，在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中，其中一种的数量增加了，而另一种的数量保持不变，那么密集使用前一种生产要素的商品的绝对产量将会增加，而密集使用后一种要素的产品的绝对量会减少。

在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两种要素模型（2×2×2模型）框架中，假定商品价格和要素价格不变，技术水平不变，就意味着两种产品要素投入比例K/L不变，要保持两个行业的要素投入比例不变，就必须在两个行业间调整资本和劳动的存量。

当资本K增加时，假定所有新增加的K全部投入资本密集行业，为了保持该行业原有的K/L，就必须从劳动密集行业转移一定量的劳动来配合新增资本K。只要资本K继续增加，就会不断地把生产要素由劳动密集行业转移到资本密集行业。生产要素存量调整的结果必然是扩大了资本密集型行业的生产，缩小了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生产，进一步提高了专业化的程度。由于资本的增加，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绝对量就会增加。如果资本密集型产品是该国的优势出口产品，随着资本K的增加，产品的相对优势也会随着增加，出口量会随之扩大，而进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下降，进口增加，因此资本密集型商品的出口价格会下降，而劳动密集型商品的进口价格会上升，在这种出口扩张型增长的情况下东道国的价格贸易条件恶化。如果出口的是劳动密集型商品，进口的是资本密集型商品，那么资本K的增加会减少资本密集型商品的进口，进口价格下降，在这种进口替代型增长的情况下该国价格贸易条件改善。我们由此得出以下推论：

推论1：如果要素投入比率K/L不变，以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为主的发展中国家，FDI的流入将改善价格贸易条件；如果东道国的原有出口产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FDI的流入会使价格贸易条件恶化。如果FDI的流入使东道国的K/L发生变化，那么上述结论将不能成立。

上述推论在现实中是存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利用外资过程中，过度扩张其比较优势行业，出口扩张，改变了国际市场的供求状态，造成出口价格下降，引起贸易条件恶化。

推论2：如果FDI大量投入各国的相同产业，将会引起同类行业出口产品的恶性竞争，出口价格下降，贸易条件恶化，还会引起贸易战和保护主义泛滥。

从世界范围看，如果FDI流入的产业所生产出口的产品与其他国家的产品处于竞争关系，那么这种出口导向型的FDI流入越多，同类产品出口增长越快，与国外产品的竞争就越激烈。尤其在价格竞争导向战略下，更容易引起贸易战，使得贸易福利下降。

（四）FDI的进口需求、跨国公司的转移价格与东道国贸易条件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本国进口品的需求增加，会使进口品价格（PM）相对提高，从而使本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FDI在东道国的新建投资往往需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机器设备等资本品和中间品，形成超额需求。以我国为例，外商投资企业促进我国出口增长的同时，也带动了进口的迅速增长，其进口占我国总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此外FDI企业进口的产品多为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中间产品，价格较高，又受发达国家垄断，价格往往不易下降。大量进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势必不利于我国贸易条件的改善。黄平、索瓦罗（2003）在考察我国价格贸易条件变动时将FDI形成的超额需求作为导致贸易条件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复合一体化战略下，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体系内一体化的国际生产日益结合，跨国公司以“适地生产”为原则在全球范围内安排生产经营活动，并通过公司体系内的网络为这些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服务，从而建立起内部市场，使以内部交易形式而产生的不改变所有权属性的新型国际贸易方式――企业内贸易（Intra-firm Trade）迅速发展。跨国公司进行企业内贸易主要是为了利用转移价格减少税负、转移资金与利润、逃避风险与管制，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跨国公司往往采取高价进口中间产品、原材料、机器设备，而低价出口制成品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进口品的价格却降低了出口品的价格。“转移价格”一方面造成价格信号失真，另一方面会导致价格贸易条件恶化。

二、FDI、出口数量与收入贸易条件

FDI有利于促进东道国出口。早在1990年，Rhee和Belot就综述了外资对一系列低收入国家出口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如在印度尼西亚，韩资公司和中国台资公司促进了当地胶合板制造业的发展及产品出口；在牙买加，与韩国的合资公司使该国服装得以向美国出口。继之，Aitken、Hanson和Harrison（1997）对墨西哥制造业的调查发现，当某公司与出口型跨国公司相邻时，该公司的获利水平就会提高，但与该国出口商相邻则没有这种效应。Lipsey（2000）考察了东亚国家和地区，他认为在东亚电子行业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美国跨国公司分支机构起到了重大作用。早期数据显示，东亚电子行业出口的四分之三应归功于美资企业出口；外资进入还改变了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出口结构，使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减少，化学、机械等行业的出口大幅增加。同样的效应在发达国家也存在，Ruane和Gorg（1999）指出，爱尔兰加入欧盟后，随着FDI大量进入，该国有了很大转变，在制造业，该国三分之二的净产出和近一半的就业依靠外资，而高科技行业的出口则几乎全靠外资。Sousa、Greenway和Wakelin（2000）指出外资企业会提高内资企业的出口倾向。浦田秀次郎（2003）运用重力模型对相关经济体FDI流入和对外贸易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总体而言，FDI对贸易的影响为正。

FDI促进东道国出口数量增加的具体途径包括：一是FDI流入东道国的比较优势部门；二是在跨国公司全球定位的生产经营战略中，东道国处于上游供货商地位；三是东道国的出口企业与跨国公司形成产业内分工关系，或以产业内水平分工为基础，生产国外市场所需的差异产品，或以产业内垂直分工为基础，成为跨国公司整个生产链中的一环；四是跨国公司采用纵向一体化直接投资方式进入东道国。

从理论上讲，FDI对东道国收入贸易条件变动的影响是通过上述几个途径，以增加东道国出口数量的方式实现的。但是在价格贸易条件不变、改善和恶化三种情况下，FDI的收入贸易条件效应会产生不同结果。如果价格贸易条件不变，FDI通过上述途径使东道国出口数量增加，必然带来东道国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如果价格贸易条件改善，FDI促进东道国出口数量增加的结果，也同样导致收入贸易条件改善；但在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前提下，FDI的收入贸易条件效应就会不确定，只有FDI引致的东道国出口数量增加的幅度大于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幅度，东道国的收入贸易条件才会改善。

同理可以推知，如果FDI不是促进东道国的出口数量增加，而是使其减少，那么除了价格贸易条件改善的幅度大于出口数量减少的幅度这一种情况外，FDI减少东道国出口数量，贸易条件随之恶化。

三、FDI、技术外溢、生产率变动与要素贸易条件

在促进东道国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方面，FDI除了直接进行技术转让外，还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发挥积极作用：一是示范效应，即跨国公司进入后，会对东道国当地企业产生一种示范作用，当地企业通过效仿跨国公司所使用的先进技术，学习其先进管理经验，能够带动技术进步，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二是竞争效应，即跨国公司的进入能够打破东道国当地市场的原有格局和均衡，对东道国当地企业形成竞争压力，迫使当地企业采取行动保护市场份额和利润，由此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在实践中，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往往相互交织，综合体现为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溢出效应”。

麦克道格尔（1960）在分析FDI的一般福利效应时，第一次把技术的扩散效应视为FDI的一个重要现象。Richard Caves（1974）明确提出了FDI的技术外溢问题，被认为是开创了FDI技术外溢效应研究的先河。Hufbauer和Nunns（1975）指出，跨过公司的特定优势往往是拥有先进技术，所以跨国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技术转让及其对东道国当地厂商的“技术渗漏”，都会加快东道国相关产业的技术进步。Findlay（1978）认为，通过外资企业先进技术和管理的“传染”效应，FDI可以提高东道国的技术进步率；东道国当地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越大，后者对前者的技术传递就越快。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增长理论明确提出，FDI可以产生外溢效应，加速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传递，使发展中国家通过学习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培育并养成自己的内生技术创新能力。这些结论被《1992年世界投资报告》吸收。综观近年来的相关文献普遍认为，东道国可以从以下渠道获得FDI的技术外溢效应：第一，通过FDI带来的新技术、新设备获得技术外溢；第二，通过子公司对当地雇员的培训获得技术外溢；第三，通过跨国公司参与东道国竞争而产生的示范效应与竞争效应；第四，通过跨国公司国外子公司所进行的大量研发活动增强技术外溢效应；第五，从FDI企业与本地企业的技术联系获得。

尽管FDI对东道国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取决于多种因素，但在多数情况下，FDI都趋向于提高东道国的生产率和技术水平。要素贸易条件分为单要素贸易条件（SFTT=[PX/PM]・ZX）和双要素贸易条件（DFTT=[PX/PM]・[ZX/ZM]）。在价格贸易条件不变、改善和恶化三种情况下，出口商品劳动生产率（ZX）的提高会导致单要素贸易条件出现不同变化，但总的来说，只有在价格贸易条件恶化幅度超过出口品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的情况下，单要素贸易条件才会恶化。这意味着，一般情况下，FDI都能通过促进东道国提高出口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而改善单要素贸易条件。在双要素贸易条件中，如果假设进口商品劳动生产率（ZM）不变，那么FDI影响其变动的理论途径和作用机制与FDI影响单要素贸易条件变动的相应途径和机制类似。

四、结论

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如果FDI的流入能适度增强东道国原有比较优势，则有助于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如果FDI的流入过度扩张东道国的比较优势，导致出口数量激增，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价格贸易条件有可能恶化。

第二，如果FDI的流入能够及时使东道国贸易结构发生新的变革，有助于增强进口替代品的生产能力，有助于贸易条件改善。

第三，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大小影响东道国要素贸易条件的变化。生产要素导向型FDI的技术转移和扩散次数要高于市场导向型FDI。如果FDI没有带来技术进步效应，对东道国的贸易利益的影响则是不确定的。

第四，东道国利用外资的主要目标应该放在外资的技术含量和外溢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上，仅仅盯住FDI促进出口增长、放纵外资重复建设和对原有比较优势的肆意损耗，将会导致贸易摩擦加剧以及社会福利的损失。所以，东道国应该对成本导向型的FDI应予以高度关注，给予必要的政策引导。

参考文献

王新奎:《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中的利益分配》，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朱廷：《外国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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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直接投资的特征;直接投资的动机;投资环境;直接投资对中国对外投资的深远影响

国际直接投资是指一国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投资者单独或者是共同出资，在除本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建立、扩展或收购企业以进行生产或经营，且拥有有效管理控制权的投资行为。

一、国际直接投资的特征

二战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使其成为国际投资最主要的投资方式，最突出的是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其特征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得以体现：

1.在国际直接投资活动中，投资者对企业所拥有的股份权与其对企业的管理控制权是符合的，其持股权与其控制权成正比关系。如果一个企业是由一个投资者单独出资创立的，则该企业的所有权都由此出资者所持有，并且此出资者持有该企业的所有管理控制权;如果创立的企业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出资者共同出资创立的，那么对该企业管理控制权的划分按照出资额的多少来确定。但是由于各个企业的股权结构和组织形式有所不同，因此取得有效的管理控制权所需要的股份比例也是有所不同的。

2.目前国际上对于国际直接投资所需要拥有的最低股权比例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国际货币资金在其出版的《国际收支手册》中曾指出，在被投资的企业中拥有25%或更多的股权，可以作为控制经营管理权的合理标准。许多国家的法律或有关的法规也规定了构成直接投资所需拥有的最低股权比例，以区别于不同形式的投资，但是各国的具体解释和标准也是有所不同的。比如，日本外汇管理法中所指的对外直接投资包括本国投资者对境外企业进行的10%以上所有权投资、对该企业提供的贷款或出资虽不满10%，但同时通过非股权的形式与该企业保持长期持续的关系。

3.国际直接投资与以证券为媒介的国际间接投资有着根本的不同。直接投资是一种经营性投资，无论哪一个行业被投资者投资，取得企业的经营控制权一直都被确定为前提条件;而国际间接投资是以取得一定利润为目的的获得境外有价证券的行为，一般不存在对企业经营管理权的取得问题。两者的基本区别在于是否拥有对企业经营管理的所有权。

二、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

1.企业为实现自身的全球发展战略，取得最佳经营效果而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全球发展战略是跨国公司进行全球扩张的一种经营战略，全球战略动机是国际投资发展到较高层次的体现。

2.为境外石油、矿产品等自然资源和林业水产等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进行对外投资，以取得自然资源为目的的投资一直在国际直接投资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要开发自然资源只能在存在着自然资源的地方进行投资。

3.企业为利用境外廉价劳动力、土地等资源，降低企业的综合生产成本，维护或提高企业竞争能力进行投资。从企业经营战略的角度来看，这类投资大多出于企业防御性竞争的需要，因此，它不属于进攻性的投资动机。在国际化管理中，劳动力的移动受到很多方面的制约，而土地则是不会移动的，于是投资者要利用外国国家这方面的廉价资源，就必须采用直接投资的方式，直接利用低成本的投入，提高企业的经营效果。这一动机不仅存在于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之中。

三、国际直接投资环境分析

国际直接投资环境是指能影响国际投资活动的各种外部情况和条件的综合体。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使外国投资者面临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在各种不同类别和程度的风险中，投资者最关心的是影响投资安全的风险。因此，境外企业对投资环境的认识和分析首先从一般的政治风险开始，然后扩展至可能影响投资和经营活动的各种外在条件。投资环境既包括政治方面、法律方面、经济方面的内容，也包括社会方面、文化方面、自然方面、地理方面的内容，所有这些都会不同程度的对国际直接投资环境产生影响。

四、国际直接投资对中国对外投资的深远影响

我国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是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导下发展起来的一项事业，其基本目的是为了发展和扩大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促进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通过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有利于充分地发挥我国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优势，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同时也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其他各个国家的各种资源，引进其他国家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动商品出口，开拓国际市场。

1.直接利用外资，是指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方式引进的外资，其具体形式有：（1）中外合资经营企业;（2）中外合作经营企业;（3）外商独资企业;（4）中外合作开发。

2.间接利用外资，主要是指利用境外贷款和国际证券融资，其具体形式有：（1）商业银行贷款;（2）国际证券融资，包括企业境外上市和国际债券融资。

3.灵活利用外资，是在合同的基础上中外双方就一项共同进行生产或服务的事业所做的合理安排，具体的形式有：（1）补偿贸易;（2）对外加工装配，包括来料加工和来件装配。

参考文献：

[1]王昆成，朱建华.国际直接投资理思辨[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3（11）.

[2]董梁.对西方投资实践的认识及中国投资策略的选择[J].当代财经，20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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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关系

20世纪后期，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长已经赶超国际贸易和生产的增长。同时，国际贸易的主要的内容就是与资本流通相呼应的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全球化经营的跨国公司在产业内实行大规模的内部贸易及平行分工，使国际贸易得以发展壮大。所以，在宏观层面上，以“走出去”战略为依托，研究和探讨对外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

一、贸易与投资理论研究

国内外的经济学家对于贸易与投资关系研究的主要方向是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贸易投资替代论和贸易投资互补论是现存的两个主要观点。

1957年经济学家蒙代尔首次在“国际贸易影响因素”这一文章中提出“贸易投资替代论”，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在有贸易壁垒存在的经济环境下，各个国家进口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生产的产品，而出口本国相对富足要素生产的产品。能够支持这一论证的参考实例很多。例如，在1967年，格鲁伯等人就以变量方式分析和研究了美国在1962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得出了美国对欧洲许多国家的投资与出口之间起到了替代作用。同样，在1972年，霍斯特也利用同样的方法研究了美国对加拿大的直接投资，结果显示，二者的投资与贸易自检是替代关系。但是，日本的经济学家小岛清却不完全肯定蒙代尔的理论论断。他认为，资本的流动并不能完全代表对外直接投资，技术与管理的总体转移也是直接投资的主要内容，他重新建立了有关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宏观框架，进而提出了另一个经济理论：贸易投资互补理论。1981年，利普西等人利用美国的贸易与投资数据得出这样的结果：美国对多个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中有80%的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系数为正；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投资中有93%的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系数为正，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主要是互补。这个实例更加证明了贸易投资互补理论的正确性。

此外，各个经济学家也开始逐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的实证研究工作。例如，在2001年，张毓茜进行了对中国在1983年至199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给中国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沈克华深入分析了我国建国初期至今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基础设施投入等之间的关系，结果同样显示，我国出口总量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外直接投资。

总体看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净出口要依赖于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和贸易的进出口结构都会受到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政府可以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控制对外的直接投资。

经济一体化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和推进的同时，也形成了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走向和趋势。新时期，我国的贸易和投资都在飞速增长，可以利用计量经学方法来探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

二、理论模型

对于时间序列变量间存在的协整关系研究是近年来计量经济学方法论的一个理论突破。但是，经过多次的研究分析，格兰杰等人发现，“伪回归”现象的造成是因为时间序列变量的不平衡性。个别经济学家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出口（被解释变量）与贸易（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的时间滞后性造成的。1980年，西姆斯提出了VAR模型即动态的联立方程组，也称作向量自回归模型。具体来说，在VAR模型中，包含若干个方程（被解释变量），如果K表示滞后阶数，那么，VAR模型的理论公式就是：

Yt=A1Yt-1+…+ApYt-p+B1Xt+…+BrXt-r+￡t

在这个公式中，m维内生变量向量即是Yt，d维外生变量向量即是Xt。待估计参数为Ap  、Br。随机干扰项为￡t。

根据这些理论模型，我们可以进行实证检验，从而验证，对外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有利也有弊，既有强大的拉动作用，又存在不小的贸易风险。

三、影响与作用

中国的对外贸易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迅速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支柱性力量。中国的进出口总额持续走高。国际贸易环境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产生了巨大变化，为中国创造了有利于出口贸易发展的良好条件。但同时还应注意的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给中国贸易的发展带来的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例如，世界各国之间逐渐加剧的贸易摩擦；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贸易保护主义。从国际环境来看，我国的对外贸易环境正面临严峻的形势，比如说近年来的反倾销现象。因此，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寻求积极、有效的对策来发展对外贸易。

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力度，一方面可以使传统技术得以消化吸收，还可以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加快过剩生产能力的转移。另一方面可以带动贸易出口，特别是可以增加制成品等出口额。对外直接投资要想推动中间产品及机电产品的出口，可以利用以下几个途径：

1、 为推动设备的出口，可以进行以设备作价的投资。

2、 以向国外企业提品原料和中间产品为途径拉动出口。

近年来，通过企业的一系列实践证实，对外直接投资拉动了我国的机电产品的出口。我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后，已经拥有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有利条件。

首先，飞速发展的国民经济；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以及持续增长的外汇储备等。同时，我国的企业集团一部分已经开始壮大并有着很强的国际竞争力。这些物质基础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扩大和加快。

其次，我国已经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和优势。例如，我国拥有实用的技术优势，这些技术更容易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接受；我国还拥有中医药、食品等传统产业优势；在航天技术、计算机科学等科技领域，我国也占有独特优势。此外，我国还具备良好的管理优势、国际信誉。在对外经济活动中，一个国家的国际信誉、国际形象是至关重要的，影响着经济活动能否顺利进行。中国一直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国际垄断、经济霸权一直采取反对态度，在 获得辛辣与支持的同时，还赢得了与发达国家合作的机会。中国要结合对外投资发展的现状，加快海外投资办厂的步伐，以投资占市场。

总结：

对外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有利也有弊，它既可以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减少贸易摩擦，加大对贸易投资国的经济干预和控制，从而提高经济实力和经济话语权。但同时，对外直接投资存在一定的投资风险、贸易抵制，使国际投资产生动荡，甚至会引发经济危机。因此，企业必须紧紧把握世界经济脉搏，适应各个国家的投资政策及本国政局；加强企业的内部管理，为提高企业自身的抗风险能力和竞争能力打下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曾小荷．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和区位选择[J]．国际贸易问题，2003(5)．

[2]项本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与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马库森，J．(2002)：跨国公司与国际贸易理论[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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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比较优势；后发优势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3―0042―05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各国的对外投资活动日益频繁，对国际直接投资的研究已成为各国经济学家和企业界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的国际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格外令人瞩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研究显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从1990年的1470亿美元猛增到2004年的1万亿美元；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正在成长为跨国企业，《财富500强》中发展中国家企业已从1998年的29个增加到2005年的45个。[1]

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竞争一方面向发达国家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也对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提出了新的课题，现有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现实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笔者把后发优势理论应用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领域，认为后发优势可以对现有的投资理论起到丰富和补充的作用，从而指导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二、文献综述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才初步形成，至今仍无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其中代表性的理论主要有五种。

(一)小规模技术理论

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威尔斯(Wells)用小规模技术理论从技术角度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竞争优势的来源进行解释。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发挥其低成本优势，这种优势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1)发展中国家拥有为小市场需要提供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2)发展中国家在民族产品的海外生产上颇具优势。(3)低成本产品营销战略。

(二)技术地方化理论

拉奥(Lall)在小规模技术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技术地方化理论。拉奥认为，第三世界跨国公司技术的形成包含着企业内在的创新活动，发展中国家能够形成和发展自己的“特有优势”。这主要表现在：(1)发展中国家技术知识的当地化是在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环境下进行的，这种新的环境往往与一国的要素价格及其质量相联系。(2)发展中国家生产的产品适合于他们自身的经济条件和需求，他们的产品能够更好地满足当地或邻近市场的需要。(3)第三世界企业在新的创新活动中所产生的技术在小规模生产条件下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4)在产品特征上，第三世界企业能够开发出与名牌产品不同的消费品，特别是当国内市场较大、消费者的品位和购买能力有很大差别时，来自第三世界的产品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上述优势还会由于民族的或语言的联系而得到加强。

(三)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坎特维尔(Cantwell)和托兰惕诺(Tolentino)主要从技术累积和技术创新的角度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行为。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过程是企业技术能力提高的过程，而企业技术能力提高则是不断积累的结果。同时，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能力提高是国际直接投资累积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遵循下面的发展顺序：(1)利用种族联系，在周边国家进行直接投资；(2)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积累，种族因素重要性下降，逐步从周边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扩展直接投资；(3)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为获得更复杂的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

(四)动态比较优势理论

日本学者小泽辉智(Ozawa)认为，任何一国的比较优势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会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发生转移或自然消失，因此他提出“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当一国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后，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也随之变化，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按照这一理论，使本国比较优势不断增强从而保持经济竞争力的动机，是发展中国家从纯外资进入的国家演变成向海外投资的国家的基本原因。小泽辉智把这一阶段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阶段。(2)外资流入阶段向对外投资阶段的转型阶段。(3)从劳动力导向的对外投资向贸易支持型和技术导向型的对外投资过渡阶段。(4)资本密集型的资金流入和资本导向型对外投资交叉发生的阶段。

(五)发展中国家FDI理论的几点评价

从上述四种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可以看出，比较优势原则是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基本原则或核心部分。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途径均是各国如何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从而获得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比较优势包括两个层面，一是静态比较优势，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一国应该努力寻找各国不同产业或产品之间的差异和比较优势的所在，再根据比较优势的分布来确定本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和区位选择。如小规模技术理论和技术地方化理论。二是动态比较优势，静态比较优势原则无法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格局的长期变化，将其动态化则可以起到一定的弥补作用。如小泽辉智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由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转移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从而引导发展中国家顺利实现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和产业的演进。然而，动态比较优势的提出更多地是一种理论上的论证，静态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之间如何转化并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逻辑解释。

发展中国家FDI理论强调的比较优势原则对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发展中国家如果只利用自身已有的优势进行对外投资，还只是“顺梯度投资”的投资方式，即对外投资并不能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中处于低位的状况。对于发展中国家，要想真正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采取适当的方式大力发展逆梯度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主动获得世界最新技术，拓展国际市场并促进国内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有关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影响的实证分析显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之后，技术创新能力得到提高，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2]

此外，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主要是从技术演进的角度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寻找比较优势，强调技术转移、技术积累以及技

术创新对发展中国家投资扩张所起的关键性作用，而忽略了制度因素，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中所起的作用。而在当今世界经济中，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已经认识到，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和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选择，并采取了一系列的鼓励性政策措施。因此，重视制度因素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

三、发展中国家FDI后发优势分析框架

(一)后发优势内涵

一般在各项研究中，后发优势只是笼统地定义为后发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和迟缓所形成的有利条件，或存在的各种机遇。后发优势假说(Gerchenkron，1962)提出之后，一些学者用这一理论来检验拉美以及日本、韩国等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如赫尔希曼(Helpman，1991)、南亮进(南亮进，1992)等。国内也有学者用它来分析经济增长过程，如陆德明、李清均、施培公和张伟等。但就整体而言，这一理论假说尚未引起众多研究者的重视，国内外对后发优势假说进行研究与应用的文献并不多见，专门利用它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文献也尚未出现。

发展中国家主要有两种优势可以利用，一是比较优势，另一种是后发优势。目前，学术界大多重视比较优势的作用，相对忽视后发优势的作用，而事实上后发优势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加速经济发展和追赶发达国家非常重要。[3]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与发达国家相比而言，投资规模小，产品技术含量低，缺少名牌产品等。如果不能利用后发优势，难以实现进一步的成长和发展，发展中国家FDI也难以实现持续快速地发展。因此，把后发优势假说引入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领域，将其作为现有发展中国家FDI理论的补充，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现有理论的以比较优势原则为理论核心的不足。静态的比较优势容易使发展中国家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而难以自拔，而动态比较优势的提出更多地是一种理论上的论证。把静态比较优势转化为动态比较优势是合乎逻辑的推理，但其中的转化机制却模糊不清。笔者认为，正是后发优势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转化器的作用。发展中国家通过发挥后发优势，促使本国原有的比较劣势产业转化为新的比较优势产业，从而使静态比较优势转化为动态比较优势，促进本国的FDI的发展。

(二)发展中国家FDI后发优势的作用机制

1．政府的干预。经济学家刘易斯认为：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经济进步的。[4]政府的干预与后发优势的关系可以用图1表示，图1中纵轴代表发展中国家FDI的后发优势，用字母B(Backward Advantage)来表示，横轴代表政府的干预措施，用G(Government Intervention)表示。从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在对外投资的初期，后发优势通常随着政府的干预力度的增强而增加。这是由于，投资初期资本市场通常未能得到完整的发育，缺乏投资的有效资本，作为投资主体的企业和企业家也严重缺乏。此时，为了使企业较快地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立足之地，企业力量的弱小和企业家的缺乏可以先由政府替代的方式进行解决。政府可以采用国家组织，或者国家与民间资本结合等方式，使企业迅速形成较强的企业有效资本与管理能力。

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达到M点时，潜在的后发优势已经全部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企业具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核心竞争力，政府的干预度已达到最佳。M点之后政府干预所能起到的作用逐步下降，这意味着若政府长期替代资本市场和企业家的功能，则会导致企业依赖政府，缺乏创新精神，企业家因没有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而难以成长，社会上寻租活动盛行，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也缺乏持久的推动力量。因此，到投资发展的中后期，政府应逐步退出和还原。

2．技术学习和技术进步。由于知识和技术具有溢出效应，学习与借用知识和技术能够带来后发利益。发展中国家可以直接从发达国家中获取已有的知识和技术，大量节省下来的研发费用、创新成本或探索成本，包括时间节约和经验教训等，就可以看作是发展中国家巨大后发利益的一种表现。[5]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转换成本上也存在着一定的优势，通常发达国家企业的转换成本要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由于发达国家大多数企业设备较先进，使用年限不长，固定资产投资尚在回收之中，应用新技术而报废现有设备必然遇到很大阻力，而发展中国家企业往往生产设备陈旧，资产存量小，软系统也不稳定，转换成本小，采用新技术的阻力小。因此，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尽可能多地采用先进技术，跨越某些发展阶段，以比较低的转换成本形成对发达国家企业的有效追赶。图2表示了后发优势与技术学习和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图2中B表示后发优势，T表示技术学习和技术进步。企业在技术学习和技术进步的过程中，从t1～t2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企业的技术学习主要以积累和内部化为主，这对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并没有太大的贡献；在t2～t2阶段，企业对技术的学习导致企业的技术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从而迅速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t3～t4阶段，随着企业技术的进步，企业通过技术学习所能带来的后发优势的边际效率将逐步减少，企业必须由技术学习阶段转向技术的自我创新。

除模仿创新之外，一个重要的技术的后发优势就是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即在一定条件下跨越技术发展的某些阶段，直接进入技术的前沿领域与发达国家展开竞争。信息化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充分利用先进国家开发的现代信息技术加速后发国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步伐是新时期发挥技术的后发优势的一个重要方面。

3．制度学习和制度变迁。制度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对外直接投资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能够减少企业的交易成本，提高投资活动的效率，激励企业开展跨国经营活动，最终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较大发展。杨小凯认为，制度学习是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的根本性手段。发展中国家往往学习技术比较容易，学习制度比较困难，因为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人或集团的既得利益，因此发展中国家会倾向于技术学习。然而，政府的推动，技术的学习和进步，能够在发展初期带来比较好的效果，但如果没有制度变革作为保证，这种增长很可能是不能长期维持的。

后发优势理论另一方面也认为，制度因素不可能一直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生产力才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最活跃的成分，制度可带来的经济效应只能在既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制度不均衡或是没有达到适应生产力的状况下才会发生。而一旦制度已达

到新的均衡，起作用的将不再是制度，而是技术(生产力)。制度学习和制度变迁与后发优势的关系可以用图3来表示，图中横轴以I表示制度学习和制度变迁，纵横以B表示后发优势。如上所述，后发优势随着制度的学习和变迁而不断增加，但它所能达到的最高点是由现有的生产力水平线(图3中的虚线)所决定的。

(三)发展中国家FDI后发优势的约束条件

后发优势只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并不能自发实现，后发优势的实现受到一些条件的制约，或者说存在一些障碍。对后发优势持怀疑态度者过分夸大了这些约束条件的负面影响，有人还针对后发优势提出后发劣势。[6]笔者认为，与其说存在后发劣势，不如说是后发障碍或约束更合适，而且这些障碍或约束并非不可逾越。

1．观念约束。后发优势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落后能够刺激人民的忧患意识，激发企业和国家学习先发国家先进的技术和制度。然而，不同的国家和企业，学习的内在动机的强烈程度也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不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绩效的差异。解除观念束缚的主要措施有：政府应以企业为主体，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提高企业信息化水平，提高企业经营决策效率；完善内部激励机制，培育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等。

2．先天禀赋约束。企业的先天禀赋主要可以从资本、技术和制度三个方面来看：(1)资本约束。传统的过剩资本论和垄断优势资本论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过程中受到极大的挑战，两种理论都不能完全解释发展中国家的FDI行为。目前国内学术界提出的“有效资本”概念弥补了上述理论的缺陷。所谓有效资本是指能够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有效集合生产要素建构或进入跨国性行业增殖链的资本[7]。有效资本注重的不是资本的数量规模和垄断性优势的大小，而是强调资本的要素整合能力、跨国性增殖链建构能力和对投资区位优势的适应性反应能力。其中要素的整合能力和跨国性产业增殖链的建构能力是企业开展FDI的必要条件，而对投资区位优势的适应性反应能力则是充分条件。(2)技术约束。首先，对于发展中国家，由于其落后的经济、社会结构以及对国外技术的过度依赖，其内生的科学技术的作用极不显著……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落后性问题不能视为与发达工业化国家早期发展阶段的情况等同的原因。[8]也就是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轨迹并非是同一发展轨道上的前后两个阶段，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发展有其独特性。其次，世界性技术进步有成为发展中国家技术和经济发展阻碍因素的趋势。发达国家能够为自我保持的技术和经济进步提供持续的手段，而这种进步却超出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财政和技术的能力，这就是穷国与富国之间鸿沟似乎逐年扩长的一个真正潜在的经济学原因。[9]因此，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情况下，走学习型创新道路，建立发展自主技术能力是寻求突破技术约束的最有效的途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只有建立发展自主技术能力才能更有效地使用引进技术，并在引进技术上加以改进并创造出具有适用技术特征的新技术，从而减少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3)制度约束。如前文所述，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建设一般比较落后，同时，由于技术模仿比较容易，制度模仿比较困难，发展中国家会从比较容易的技术模仿开始做起，把比较难的制度模仿放在后面。从技术模仿开始做起，比较容易在短期内取得资本积累、结构变迁、技术创新，经济发展比较快，但这样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制度可能会成为设置长期发展的一个障碍[6]。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最优的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内生的。发展中国家企业跨国经营过程中，为解决内部制度约束问题而寻求外部制度供给时，更应注重外部制度与自身条件的整合和优化。

3．东道国环境约束。国际投资可能遭遇的风险比国内投资大得多，东道国的投资环境与投资者所熟悉的本国投资环境有很大差异，其变化程度也有更大的不确定性，重大历史事件的出现、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等，有时为投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有时又极大地妨碍甚至中断了投资发展的进程。此外，国际投资行为必然包含的其他文化差异对投资也可能产生影响。

[收稿日期]2006―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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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产业集聚；优惠政策

[中图分类号] F12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02-0133-03

[作者简介] 邹，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企业管理。(广西 南宁 530006)

很多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迅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其突出的表现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涌入，中国(2002年)跃居世界首位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之一。但从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分布看，却极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导致中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地理位置上，既沿边又沿海的广西与中国其他西部省份在地理条件方面有很大不同，纯自然条件、社会文化与广东非常相似。但是改革开放30年来，广东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额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增长走在全国前列。广西却仍然是经济落后的省份，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远远落后于广东。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结果?本文试图从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的角度进行分析，并以广东作为参考，选用实证分析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该问题进行探讨。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

在经济学理论中，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很多，但最重要的可以归结为两大因素：经济地理因素和经济政策因素。

在经济地理因素方面，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的地理因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地理位置及其自然条件、交通运输条件。中国改革开放30年，沿海地区凭借先天的地理位置优势和良好的基础设施，成为外商最先投资的区域，到今天，大约7成以上的外商直接投资都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二)区域产业聚集状况、区域的市场规模与增长潜力。国际直接投资资本在进行投资地域选择决策时，为了规避风险、降低交易成本，往往投资于具有各种产业聚集经济效应、市场规模较大且增长潜力明显的地区。(三)区域人力资源状况。劳动力作为区域经济增长的最基本的要素之一，其数量、质量和结构导致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不同。

另一个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是经济政策。自1979年起，中国开始实行以改革开放为重点的市场导向型体制改革，加速了与外部世界的经济交流。开放政策包括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设立经济特区。根据政府的意图和设计，地区经济政策优惠的主要目的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现在回头看确实效果显著。本文最主要考虑两个政策因素。一是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开放程度是经济改革以来最为重要的经济政策，一个地区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基本和其开放程度呈正比，这一指标的衡量一般用出口占GDP比重和进口占GDP比重进行比较来度量相对的经济开放程度。二是地区经济政策优惠状况和政府软件建设状况。这一指标的衡量主要考察当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条例以及政府的办事效率等状况。

二、实证分析：基于广西与广东的事实对比

之所以将广东与广西进行对比分析，是因为这两个省份在纯自然条件方面非常相似，但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几十年里，广东引入的外商直接投资在全国遥遥领先，广西却仍然是经济比较落后的省份，引入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比广东少得多，两者的差异是自然条件解释不了的。下文从经济地理因素和经济政策因素两个方面分析广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居后的原因。

(一)广西与广东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的有关数据的统计从表1可看出：一是无论从各主要年份两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份额，还是分阶段计算的两地累计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占全国同期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份额，都表现出极大不均衡性。广东地区的份额远远高于广西。二是从外商直接投资分布省份来看，改革开放初期，进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广东，几乎占全国一半水平。但90年代后，广东所占份额下降，但还是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广西所占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三是从动态看，20世纪80年代初期进入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20余年之后海外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仍然聚集在东部沿海地区，位于中国西部的广西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仍然有限。

(二)影响广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分析：基于广西与广东的事实对比

1.地理交通条件位置与自然资源禀赋条件。地理交通条件、自然资源禀赋会影响各省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水运条件使沿海地区及内地可由水路直接出海通航易于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聚集地，自然资源禀赋出众可以节省相关产业成本。

在交通条件方面，广东比广西优越很多，靠近港澳，沿海岸线长，大港集聚，海、陆、空、水路条件都优于广西；从自然禀赋条件来看，广西略胜一筹，广西的有色金属、石油、天然气、煤炭的探明储量远远高于广东，广西的水资源也非常丰富。

2.区域产业聚集状况、区域的市场规模与增长潜力。产业集聚方面，广东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遥遥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从2006年中国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中我们发现，在有代表性的27个制造业行业里，广东份额排在前四名的有20多项，广西和广东在市场规模和增长潜力的各个指标方面差距甚大。

3.区域人力资源状况的比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东部地区尤其是广东吸引了大量的外省劳动力的流入，大量劳动力的流入为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进一步强化了广东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驻的优势。如：90年代广东吸引了几乎全国一半的跨省农村劳动力，而广西吸引的外省农村劳动力就很少。改革开放以来，广西反倒是一个劳动力输出省份，并且在出省的农村劳动力中，96.87%是去了广东。其他省份如湖南、江西、湖北、贵州、四川等地的大量农村劳动力也流入广东，估计比例最低的都占该省跨省农村劳动力的一半以上。

在教育水平，教育经费投入和受教育水平方面，广东明显比广西领先，加上广东近几十年来一直吸引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如大学毕业生，这为广东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高层次人才保证。

4.经济优惠政策状况和地区开放程度分析。自1979年起，中国开始实行以改革开放为重点的市场导向型体制改革，加速与外部世界的经济交流。开放政策包括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设立经济特区等以促进对外贸易。1979――1995年期间，经济优惠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很大。表6为对该期间的相关政策进行整理，表7是两省开放状况的对比。

表6是1994年以前设立的各种经济特区类型，这些经济特区的地区分布极不均衡。广东有明显优势，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由于广东先天自然条件优势(邻近香港和澳门)，其享有的优惠政策在全国都处于前列。在开放程度方面，广西与广东相距甚远。

三、结论和建议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率先从东部沿海地区开始的，东部沿海地区因区位条件、基础设施和经济基础较好，吸引了大部分外商直接投资。广西在自然条件、资源禀赋方面与广东并无太大差别，但交通状况、人力资源结构、教育投入、产业集聚、对外开放政策方面却相差悬殊，结果是，在众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两省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悬殊。因此，为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逐步西进，加大对广西的投资比例，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努力提高广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能力。

(一)提高广西的产业集聚发展能力。外商直接投资在选择区域时，面临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有很大的风险，由此会带来高昂的信息成本。因此，为了规避风险，降低交易成本，往往会投资于那些市场潜力大且稳定、具有各种产业集聚经济效益的地区。广西的工业水平还比较低，工业的发展阶段还处在初期阶段，所以政府在产业集聚方面加强规划、引导非常有必要，尽量避免走弯路，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加快产业集聚，为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营造很好的投资环境。

(二)增加教育投入，加快广西区域人力资源积累。外商直接投资一般聚集在人力资源素质较高的地区。通过地区人才的吸收、技术与知识的溢出，地区的人力资本将得到进一步强化和积累。广西现阶段人力资源数量大、增长速度快，但是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较差，开发难度大。虽然国家给予广西省的财政性教育投入占广西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从教育投入的绝对量来看，广西的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另一个值得重视的状况是广西的人才流失严重。所以，加快广西人力资源积累，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是广西必须要解决的课题。

(三)加快广西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广西的区域市场化水平。改革开放以来，广西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然而，目前还有相当多的问题存在，所以加快广西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更加快速便捷的交通网络，是改善广西外商直接投资环境的重要举措。同时，提高广西的区域市场化水平建设不能停步。由于历史的、自然的和政策上的原因，广西地区现阶段市场化程度低、进程缓慢，目前还处于双重体制的磨合和转轨时期，生产要素难以得到合理流动，资源难以得到最佳配置，从而使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受到很大限制。所以，现在需要努力培育广西市场，迅速提高广西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大力培养以要素市场为核心内容的、包括产品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在内的完整的市场体系，加快发展资本市场、劳动人才市场和信息技术市场。

参考文献：

[1]陈佳贵.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综合评价和特征分析[J].经济研究，2006，(6).

[2]金煜.中国的地区工业集聚：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与经济政策[J].经济研究，2006，(4).

[3]范剑勇.中国地区差距的演变及其结构分解[J].管理世界，2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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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使跨国公司能更好地将其所有权优势与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相结合，为跨国公司调整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和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动力。随着各国关税水平不断降低，非关税壁垒不断减少，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的中间投入品进口也越来越自由。这一方面，使跨国公司能通过内部贸易，为一些子公司解决因东道国难以提供足够符合其要求的中间投入品而带来的质量控制问题；另一方面，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可以使跨国公司根据不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通过直接投资实行区域性专业化生产，从而获取规模经济利益。此外，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为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定价获取额外收益提供了方便。其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加剧了东道国国内市场竞争，促进了东道国整体市场环境的改善和劳动力市场弹性的增强，为子公司降低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提高经营效益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最后，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特别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二）金融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首先，金融市场全球化从两个方面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成本。第一，随着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套汇、套利活动加剧，全球利率水平进一步趋同，并趋于下降，这降低了跨国公司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第二，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企业在金融市场上进行直接融资的成本。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金融市场全球化大大改变了资本供应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使企业的潜在投资者大大增加，而潜在投资者之间的竞争以及金融中介机构（主要是投资银行）之间的竞争，大大降低了企业进行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二，金融市场全球化使争夺企业控制权的竞争更加激烈，从而强化了对企业管理人员的监督，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金融市场的全球化给企业管理人员带来了强大压力：如果他们经营管理不善，企业就很可能成为被兼并的目标。相反，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就会使企业现有投资者受益，潜在的投资者也会随之增加，这有利于企业降低进一步融资的成本。其三，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证券交易的成本，直接和间接地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成本。在金融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证券经纪人、投资银行的内部竞争及彼此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它们为争夺客户而不得不降低服务价格，从而降低了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证券交易成本。同时，企业也可通过选择效率高的证券交易所，降低证券交易的成本，进而降低筹资成本。另外，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企业对信息的披露必须遵循严格的规定，因而通过得到有价值的内部消息进行内部交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这样，从事该企业证券交易的投资人和证券经纪人将会增加，该企业证券的流动性也会增强，从而筹资成本降低。其四，金融全球化使企业能有效利用各种不同的筹资工具，特别是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术，以降低风险和筹资成本。

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筹资成本降低正是美国跨国公司增加从国际资本市场筹资以扩大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动力和基础。

其次，由于金融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金融市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金融市场连续24小时运营，这大大便利了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管理其公司体系的筹资和资金分配，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

最后，金融市场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更好地规避金融风险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三）投资全球化的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必要条件

从本质上讲，投资全球化是资本及其相关要素（技术、管理技能等）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合理地流动，它主要表现为投资自由化、规范化以及资本大规模跨国流动。投资自由化和规范化的发展，一方面扩大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其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大大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变化

长期以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占领国际市场一直是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目标，因此，东道国市场的规模和开放程度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两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向发达国家倾斜，此后，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60年代后半期、70年代和80年代，这一比重都保持在25%左右的较低水平。虽然美国对发达国家投资占主导地位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格局在90年代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90年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力度明显加大。1990～1999年，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总额约2625.7亿美元，相当于80年代的5.7倍，约占90年代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3.1%，比80年代高近7个百分点。90年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较大幅度增长，与80年代末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大规模、全方位推进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贸易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调整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带来了压力

贸易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一方面使国际贸易渠道越来越通畅，但另一方面也使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由于国际贸易环境越来越自由，突破市场壁垒，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作为传统的影响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因素，其重要性大大减弱。而降低生产和研发成本，提高企业的技术实力和产品的竞争力，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国际竞争显得更重要。获取发展中国家廉价的自然资源、劳动力以及知识、技术、技术人才等“创造资产”(CreatedAssets)，正是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从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及劳动力成本变化的情况看，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也确实降低了其总体劳动力成本。1983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总数为638.3万人，1989年增至662.2万人，雇员年均增长率仅为0.6%。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数增长快得多，由1990年的683.4万人上升至1999年的890.7万人，（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年均增长率高达3.4%。而且，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跨国公司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大量转移至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所致，其海外子公司仅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印尼、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10个发展中国家的雇员人数就从1983年的124.9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211.2万人，在这10个发展中国家的雇员数占其跨国公司体系雇员总数（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雇员之和）的比重也相应地由1983年的5.0%上升至1999年的7.3%。在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迅速增加的同时，美国跨国公司总体劳动力成本上升幅度却大大下降。1990～1999年，海外子公司雇员数占跨国公司体系雇员总数的比重由1983～1989年的年均25.7%上升至29.4%，海外子公司雇员工资年均增长率由1983～1989年的7.9%降至1990～1999年的2.7%，相应地，美国跨国公司总体劳动力成本年均增长率则由1983～1989年的4.5%降至1990～1999年3.0%。（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整理。）由此可见，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大量增加确实降低了其总体劳动力成本。另外，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投入，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科学技术人才进行研究开发，对降低其研发成本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投资全球化的发展使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成为可能

8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从限制外商直接投资向欢迎和鼓励外商直接投资转变。剧变后，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也向国际资本敞开了大门，这样，80年代末以来，投资自由化浪潮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投资自由化可以分为单边、双边和多边三个层次。从单边层次上看，投资自由化主要表现为东道国外资政策自由化和投资硬环境的改善。从各国外资政策和法规变化来看，仅1991～1999年，东道国（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和法规的调整多达1035项，其中94%（注：UNCTAD:WorldInvestmentReport,2000,p.6.）对外商直接投资有利。在实行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自由化的同时，发展中国家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交通、电力、通讯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大大改善了投资硬环境。从双边和多边层次上看，投资自由化主要表现在双边和多边投资保护协定的不断增加。1999年，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达1856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达1982个，（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分别是1980年的10.3倍和2.8倍。另外，世贸组织多边协定中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也大大促进了国际直接投资管理的自由化。

在不断趋向自由化的同时，国际直接投资管理也在向规范化方向发展。这种规范化主要体现在区域和多边两个层次上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区域层次的协调主要是区域一体化协议中包含的关于投资问题的条款。这些包含在一体化协议中的条款多是具有强制性的，例如欧盟成员国间资本自由流动的协议、1987年《东盟投资协定》、南方共同市场投资议定书、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区域层次上国际直接投资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往往在于放松对国际直接投资进入和开业的限制，进而取消歧视性经营条件以及进行投资保护等。这一层次投资协调的目的一方面是鼓励国际直接投资，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规范和引导投资，促进国际直接投资的有序化。在区域层次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不断发展的同时，80年代中期以来，多边层次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也在不断加强。作为乌拉圭回合谈判成果的“一揽子”协议中包含了三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法律文件：《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尽管这三个文件涉及的只是外国直接投资待遇的个别方面，但具有较强的约束性。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对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其他两个协定对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问题提出了总原则。特别是《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其核心内容就是取消所有与关贸总协定“国民待遇条款”和“取消数量限制条款”不一致的投资措施。这三个法律文件一方面将会推动国际直接投资的进一步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将推动国际直接投资向规范化方向发展。另外，旨在规范国际直接投资的双边、多边及区域内谈判越来越多。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组织和主持下，一些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管理的多边谈判或讨论正在进行。在1998年6月举行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谈判各方同意由投资谈判小组制定一个包含广泛权利和义务的投资管理体制框架。南部非洲发展委员会、非洲国家组织也在就区内投资管理进行讨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内进行的关于多边投资协定(MAI)的谈判在1998年已告一段落，MAI的草案已经公布。MAI规定了透明度、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等原则，并对没收外资资产、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业绩要求及争端解决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尽管由于美、欧之间利益的严重冲突而导致MAI未能达成最终协议，但MAI谈判表达了发达国家试图推动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自由化和规范化的愿望，而且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新加坡等也不同程度地表示愿意加入MAI，这表明国际直接投资的规范化有向更广泛、更深入方向发展的趋势。

全球范围内投资管理的自由化和规范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外资政策的自由化和投资硬环境的改善，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这正是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三）金融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成本，增强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的能力。

第二，金融市场全球化也为美国跨国公司转移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风险提供了良好的条件。80年代中期以来，在金融自由化改革不断推进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也迅速发展。从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情况看，1990年，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3%、3.5%、45%、12.5%、93.6%、7.1%、13.4%、113.6%和28%，1998年分别上升至15.2%、20.7%、65.9%、23.3%、112%、23.5%、54.2%、136%和31.4%。（注：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00，表5.2,。）发展中国家股市的发展一方面为美国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就地进行直接融资提供了条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过贷款和发行债券给公司带来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旦有风吹草动，跨国公司也可通过资本市场迅速抽逃资金。另外，随着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金融全球化进程，其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与国际接轨，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在进行对外经济交易中能更好地利用国际金融市场有效降低汇率、利率风险。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流向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将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由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的同时，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也日益高级化。其主要表现是矿业、石油业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制造业所占比重基本稳定，服务业的比重迅速提高。1970～1989年的20年中，矿业、石油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下降了20.2个百分点，服务业所占比重上升了26.4个百分点，制造业所占比重几乎没有改变，但制造业始终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与70年代和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配置发生了更深刻的变化：1990～1999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高达4255.6亿美元，（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整理。）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3.7%，大大超过制造业所占比重31.2%，首次取代制造业，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

与制造业相比，美国服务业所拥有的更明显的相对优势及世界各国经济服务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是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的实体基础，而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迅速发展则是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增长的直接原因。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始于80年代中期，它分为单边、区域性和多边三个层次。单边层次的自由化主要表现在各国对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放宽限制；区域贸易自由化主要体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中关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有关条款及区域经济集团与周边国家签订的服务贸易协定，这些区域集团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澳新自由贸易区及南方共同市场等；而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则是多边层次上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集中体现。首先，《服务贸易总协定》作为世贸组织多边协议之一，所有成员方都必须接受，这使服务贸易自由化真正具有全球意义。其次，《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定了以无条件多边最惠国待遇为核心，包括保持透明度、对提供服务所需资格相互承认、实行自由化等一系列成员方所必须履行的一般性义务，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更为自由的环境；再次，就市场准入条款而言，尽管《服务贸易总协定》没有给市场准入下定义，但其明确规定了禁止使用的6个方面的限制措施（除非成员在其承诺表中明确列出），这六大被禁止使用的限制措施十分清楚，操作性强，能有效减少纠纷并且便于监督。最后，《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世贸组织成员将服务贸易开放的承诺列入承诺表，承诺涵盖12个部门和155个分部门，而且对于每一个分部门，承诺又根据服务贸易的4种方式进行了细分，因此，《服务贸易总协定》所要求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其广度和深度是史无前例的。

从世贸组织成立以来成员方在服务贸易方面的承诺来看，服务贸易自由化已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以保险业和银行业自由化为例，发达国家已对直接保险服务的70%（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以及银行存贷业务的75%承诺实行自由化。发展中成员及经济转型成员承诺开放直接保险服务的50%，银行存贷业务的53%。（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而且，商业存在作为对这两个行业影响最大的贸易形式，19个发展中成员及经济转型成员承诺在直接保险服务贸易中，除了对建立当地企业实体保留一定限制外，不再对商业存在这种形式采取其他限制措施，26个成员承诺对银行存贷业务实行完全自由化。

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1990～1999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量是1982～1989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5.4倍，1995～1999年5年中，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是1990～1994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2倍，超过了1983～1994年12年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和。由此可见，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增长与服务贸易自由化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变化

长期以来，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自80年代后半期开始，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出现加速上升的趋势。进入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的跨国兼并活动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90年代，美国半数年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以跨国并购方式进行，特别是90年代后4年，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都在60%以上，1998年甚至超过90%。整个90年代，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约为57%。尽管由于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存在跨期支付问题（一起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可能分几年支付），跨国并购当年的实际支付金额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高，但从90年代的总体情况看，跨国并购无疑已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

90年代跨国并购取代绿地投资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与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所带来的企业经营环境的巨大变化有直接关系。

第一，随着贸易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经济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各国市场与全球大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一方面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也迫使企业直接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因此，企业对经营环境变化的敏感程度和反应速度快慢成为企业生死攸关的问题，而跨国并购正是企业对经营环境变化做出反应及提高企业反应速度的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首先，跨国并购是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争夺国际市场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一方面，跨国并购能省掉绿地投资方式下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所需的时间，使企业在东道国更迅速地建立商业存在；另一方面，跨国并购能使并购企业通过被并购企业迅速了解当地市场情况，获取企业经营决策所需的市场信息和客户信息，而且并购企业还可以通过被并购企业的销售渠道迅速抢占当地市场乃至全球市场，这比通过绿地投资或出口，逐步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占领市场的速度更快。

其次，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企业规模的大小比过去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迅速扩大经营规模，既可以降低被兼并的风险，又可以通过规模经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收益；另一方面，通过跨国并购扩大企业规模，企业可以更好地应付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降低经营风险。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通过并购一些有长期业务往来的企业，使以往的企业外部交易内部化，从而降低企业的交易风险；其二，通过并购扩大经营规模，企业对市场环境的控制能力增强，至少可以降低对市场环境的依赖程度，这可以有效减少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其三，通过跨行业并购，并购企业可以快速开展多样化经营，有效分散经营风险。

最后，跨国并购有利于企业巩固和迅速增强其核心竞争力。企业所拥有的技术及技术创新能力可以说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核心。80年代末以来高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应用，是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又加剧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导致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因此，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反过来又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术创新能力有限的企业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为了生存和发展，企业不得不设法改进技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对一个企业而言，提高技术水平主要有三种途径：加大本身的研究开发投入、盟这种获取外部技术资源的方式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在联合研究开发的过程中，由于联盟各方技术的可保密性不同，因此，可能会出现一些联盟成员不愿意看到技术泄密的问题；其二，在战略技术联盟中，联盟一方很难获得联盟其他成员的现有技术，战略协作的规模和范围都会受到限制。但是，通过并购方式获取外部技术资源，一方面可以避免在战略技术联盟中可能出现的泄密问题，另一方面，并购企业还可以获得利用被并购企业的资金和技术力量进行研究开发的动态效益，以及获得被并购企业现有技术的静态效益。通过跨国并购，获取国外企业技术及技术开发力量，正是90年代美国企业大规模开展跨国并购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90年资管理政策的自由化为美国跨国公司进行跨国并购创造了条件。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90年代以来各国对其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而且绝大多数政策调整是建立在单边基础之上的。在90年代各国进行的外资政策调整中，绝大多数是对外商直接投资有利的，其中，取消合资要求、取消对外商拥有多数股权的限制等措施大大便利了以跨国并购方式进行的直接投资。据对100多个国家外资管理法规的调查研究，大多数国家的外资法规对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没有严格的区分，（注：UNCTAD,WorldInvestmentReport,2000,p.146.）因此，当这些国家取消对某些待业外资进入及外资拥有多数股权的限制时，国外企业就能合法地并购当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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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绩效；产业；区位

从我国的实际经济状况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处在较高水平上。但实际上，截止2006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只有906.3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和绩效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因此，分析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与问题，并探析调整思路和对策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一)对外直接投资总量规模发展迅速。从2002年开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规模发展迅速。2002—2006年五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60％。2006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净额211.6(包括金融类)亿美元，是2002年的7.84倍，位于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13位。其中，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76.3亿美元，同比增长43.8％。

(二)对外直接投资主体保持多元化格局。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构成保持多元化格局，2006年，有限责任公司所占比重33％，国有企业占26％，私营企业12％；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主体中，中央企业占11％，各省市区的投资主体占89％；浙江省境内投资主体数量位居首位，占境内主体总数的22％；七成的私营企业投资主体来自浙江、福建两省。

(三)境外投资方式不断创新。境外收购、兼并实现的直接投资正日渐成为新时期对外投资发展的趋势。我国企业以投资办厂、建生产基地、设营销网络、跨国并购、参股、境外上市等多种方式进行投资。2006年，通过收购、兼并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82.5亿美元，占当年流量的39％。

(四)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广泛。对外直接投资涉及的行业众多，涵盖了贸易、生产加工、资源开发、交通运输、承包工程、农业及农产品综合开发、医疗卫生、旅游餐饮及咨询服务等行业。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采矿业、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投资所占比重较大。其中采矿业占40.4％，商务服务业占21.4％，金融业占16.7％，交通、运输仓储业占6.5％，批发零售业占5.2％，制造业投资占4.3％。

(五)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多元化。截至2006年末，中国5 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近万家，共分布在全球172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国家(地区)的71％。同时，投资区域重点由港澳、北美向亚太、非洲、拉美、东欧等发展中国家转移，在亚洲、非洲地区投资覆盖率分别达到91％和81％。从境外企业的国别(地区)分布来看，中国香港、美国、俄罗斯、日本、阿联酋、越南、澳大利亚、德国的聚集程度最高，集中了境外企业48％。

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一)对外直接投资滞后于经济的发展。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占GDP比重看，从全球平均水平看，2005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占全球GDP总和的17.5％，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流量占发展中国家GDP总和的12.4％，而中国对外投资流量占GDP的比例为5.5％，不但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及全球平均水平，也大大落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从对外直接投资与利用外资之比看，从1991年开始，我国一直居于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的首位，截至2006年底，我国累计实际吸收外资超过6 700亿美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近年来虽发展迅速，但与吸收外资相比仍然偏小。截止2006年底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只有906.3亿美元，两者差距很大。从对外投资额与实际吸收外资额的比例来看，2006年我国对外投资额与实际吸收外资额之比为0.3，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0.46的平均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1.19的平均水平，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水平极低。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份额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比值较低，与我国经济地位不相称。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GDP的5％，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额的比重提高到6％以上。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比重偏低，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仅为1.68％，存量所占比重仅为0.59％。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简称OND)低。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指一国对外投资流量占世界对外投资流量的份额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份额的比率。OND反映一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两种决定性因素：所有权优势和区位因素。所有权优势即为跨国公司用以开拓国外市场或试图通过海外扩张积累的企业特定竞争实力，比如，创新力、品牌、管理与组织能力、信息、融资、资源获取以及规模和网络等方面的优势；区位因素即母国或东道国有利于不同商品生产和服务的各种经济条件，包括相对市场规模、生产运输成木、技术工人、供应链、基础设施和技术支持等。一般而言，OND越大，一国对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利用越充分。如果某国的OND为1，意味着该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如果某国的OND大于或小于1，意味着该国的绩效高于或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2005年，中国OND为0.313，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平均OND为0.706，发达国家平均OND为1.06。由此可见，中国对外投资绩效指数在全球排名比较靠后，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较低的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表明中国跨国公司缺乏所有权优势，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不高、效益较差。这与中国企业处于全球分工产业价值链低端，总体技术水平不高，缺乏创新力、品牌和管理经验，国际竞争力不强有密切关系。

(三)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和区位分布不合理

1.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业的行业分布不合理。总体上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不合理。从2006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行业分布情况看，排在前六位的分别是商品服务业、采矿业、金融业、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业和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中，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力密集项目居多，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层次服务业的投资少，从事商品流通的贸易企业偏多，而生产性企业和金融服务性企业偏少。这种产业选择，一方面使我国现有技术和产业的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出来；另一方面，由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同类产品的竞争，这些产业海外市场的效益低下。

2.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不合理。从境外企业数量的国家(地区)分布看，中国香港、美国、俄罗斯、日本、澳大利亚、德国的聚集程度最高，集中了境外企业的48％。其中，阿联酋和越南只占6.8％，其余发达国家和地区占到41.2％。可见，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于集中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具有较大的地域局限性，不能充分利用产业优势和区位优势的互补性。

三、调整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对策

(一)结合产业和区位优势调整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1.合理的产业和区位分布能使厂商投资利润最大化。在产业选择给定的前提下，对外直接投资绩效取决于区位选择的有效性。首先，区位的可行性选择直接关系到投资项目预期收益。同样的投资项目，往往由于投资区位的差异而出现绩效上的显著不同。其次，区位的投资环境是影响投资效率的重要因素。当投资区位的差异与投资主体自身的特点或比较优势具有耦合关系时，区位优势就成为厂商资本增值的有利因素；反之，则成为制约厂商利润增长的不利因素。第三，投资区位的优势资源为厂商生产经营活动国际化提供了其加速发展的能力，从而提高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同时，在区位选择给定的前提下，对外直接投资绩效也取决于产业选择的有效性。

2.按照产业——区位优势匹配原则调整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和区位分布。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与区位选择有着高度相关性，企业在进行跨国经营时，必须特别注意产业优势和区位优势的搭配组合。产业——区位组合中的“区位优势”，是指能为特定的产业提供其所需要的优势资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同的市场条件和区位优势，包括自然资源、技术条件、人力资本以及信息流转等。产业——区位组合中的“产业优势”，是指能够为特定区位发展提供其所需要的优势资源。不同产业的技术层次各不相同，优势要素不同，只有根据产业不同特性选择适宜的区位才能发挥两者优势。

(二)培育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绩效。

1.企业树立创新意识。我国企业要把创新能力和发展核心技术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目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企业要缩小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存在的相对差距，必须尽快与国际接轨，而重点无疑是与国外产业领域内的核心技术接轨。否则，单纯依靠将生产基地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或是盲目依赖于出口量的继续扩大，只能造成企业技术水平持续下降，无法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也无法突破国际分工格局中的从属地位。我国企业可通过并购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跨国公司的研发部门，或与当地拥有先进技术的高新技术企业合资设立新技术开发公司，雇佣当地工程师、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利用当地的先进设备，最大限度地获取国外技术集聚所产生的外溢效应。同时，海外公司也可把大量技术信息及时、准确地传递到国内公司总部，这有助于总部及时了解世界前沿技术动态，调整企业技术研发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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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化风险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自本世纪中叶以来，拉美及中东国家纷纷对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实行国有化,国有化由此成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对于投资国来讲,国有化风险直接关系到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安全性以及投资利益的保护，对于东道国来讲,国有化风险关系到东道国家对自然资源的，对于跨国公司来讲,直接关系到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流向、发展趋势以及全球性战略的实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本文拟就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面临的国有化风险以及风险防范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有化风险

所谓国有化是指一个国家依据其本国法律将原属于外国直接投资者所有的财产的全部或部分采取征用或类似的措施,使其转移到本国政府手中的强制。

根据国家的原则,一个国家对其境内的外国投资者实行国有化,属于国家的国家行为，是一个国家的体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采取国有化措施是行使其对自然资源永久的必然结果,是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一种重要手段。东道国对外资实行国有化措施,已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和支持。联大1962年通过的《关于天然资源之永久宣言》规定：“收归国有、征收或征用应以公认为远较纯属本国或外国个人或私人利益为重要之公用事业、安全与国家利益等理由为根据。”联大1974年

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义务》第2条规定:“每个国家有权将外国财产的所有权收归国有、征收或转移……。”西方发达国家也被迫承认东道国的国有化权利,如1951年6月19日英国政府向伊朗政府递交的照会宣称:“陛下的政府代表自己和该公司承认伊朗石油工业国有化的原则。”1956年8月在伦敦举行的苏伊士运河会议上，德国、英国和美国政府联合声明:“对埃及政府作为一个国家而享有充分的权利,包括对外国人的资产实行国有化不持任何异议。”

本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很少看到国有化的事例,但是,自本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就出现了国有化的。据统计,从50年代到70年代,10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有半数以上的国家对外资实行了国有化,共发生了1954件国有化案件,其中50年生国有化412件,60年代为406件,70年代约1136件,可见国有化的步伐一再加快。从地区分布来看,亚洲为219件,中东为464件,非洲为826件,拉美为454件〔1〕。从行业分布来看,国有化的行业有半数以上集中在采矿、冶炼、石油、农业等部门。从国别来看,英美两国受国有化的影响最大,1960～1964年期间,在所有报道国有化的事例中,英国子公司半数以上主要分布在农业、银行业和保险业。70年代,美国子公司日益成为国有化的主要目标,受影响最大的是石油和采矿、分支银行、公用事业和运输业,大型子公司承受国有化的压力最大。就美国子公司看,资产超过1亿美元的公司,其没收的比率比资产少于100万美元的小型子公司大50倍。1960年到1979年之间,在被国有化的342家美国子公司中,有158家发生在拉丁美洲,占46%,而52家被国有化的英国子公司中,则有419家发生在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2〕。尽管东道?敌泄谢娜ɡ诠噬缁岬玫搅似毡榈某腥?nbsp;,但问题在于东道国在实行国有化权利的同时是否应附加条件限制对此,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一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西方发达国家习惯上将国有化划分为两种:合法的国有化和违法的国有化。并且认为合法与违法的标准就是看国有化是否具备以下这些原则:

1.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即国有化必须符合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许多国际条约中也把“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作为征用合法性的要求。1962年联大通过的《关于天然资源之永久宣言》中规定征用要以“公用事业、安全或国家利益等理由为根据”。在许多国家的宪法里也有类似的规定。

2.符合法律程序的原则。国有化和征用必须遵守正当的法律程序,这也是国有化合法性的要求,否则,可能会涉及到国家责任。

3.不违反条约义务的原则。即国有化应受国际条约和国家承担的契约义务的限制,违反条约义务的国有化是非法的,这是“条约必须恪守”的国际法原则的具体体现。

4.支付公正补偿的原则。即把是否支付“公正”补偿作为判断国有化合法性的一个标准。

5.不歧视的原则。即国有化必须无不正当歧视,东道国在实行国有化时,必须对其境内所有的外资同等对待,不得对特定的某一国家的外资实行国有化,这是国家平等原则所要求的。

由于东道国的国有化事件严重威胁着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者的利益,同时也影响到东道国吸引外资的环境,因而从本世纪70年代以来,直接的、一次性的剥夺投资者的国有化,已为以间接的方式逐步影响投资者利益的间接国有化所取代,呈现出间接国有化即当地化的发展趋势。

由于东道国的国有化严重威胁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安全,损害了其根本利益,因而成为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中最主要的风险之一,国有化措施对投资安全和利益的影响还在于是否在国有化之后给予充分的补偿。国有化之后是否给予补偿?应给予何种补偿?补偿的根据何在?对此,国际社会存在着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和原则:

1.全部赔偿原则。即赫尔原则,这是美国国务卿赫尔(Hull)在1938年提出来的,认为实行国有化的国家有义务以“充分、即时、有效”的方式对财产被国有化的外国投资者支付全部赔偿。这一原则是以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为基础,以保护既得权益和反对不当得利为法律依据。

2.不予补偿的原则。东道国采取国有化措施之后,不存在对被征收财产的外国投资者进行补偿的国际法律义务,因而不必予以补偿。这一原则的主要根据是国家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既然国有化是东道国行使的行为,是一国范围内的事情,应由国内法决定,采取国有化措施是维护自己的权利,不应予以补偿。至于在一定情况下,基于外交政策的考虑或出于国际礼让,或其它外交上的原因,可给予一定补偿,但不是法律义务。

3．适当补偿的原则。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学说和主张,比较符合实际。关于适当补偿原则的根据存在着分歧,发展中国家认为,这一原则的合理根据是公平互利原则和国家对其自然资源永久原则。在国有化补偿的实践中,一般都是采取适当补偿的原则,特别是通过“一揽子协议”(lumpSumExpreement)给予部分补偿,如伊朗征用美资石油公司,是补偿原金额的10%,战后东欧国家国有化的补偿额都是部分补偿。我国在国有化的实践中也采取适当补偿的做法,如1979年中美政府达成的解决资产要求的协议中,我国同意支付8050万美元作为对解放初被国有化的美国资产的补偿,这只相当于被中国收归国有的美国总资产的41%〔3〕。

二、国有化风险的防范

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要保证投资的安全,必须对国有化风险进行有效的防范。风险的防范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一)母国方面

跨国公司的母国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的风险防范主要有:

第一,建立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保证制度。这是跨国公司母国为了保护与鼓励本国的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法制度建立这一制度的主要动机是通过对本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包括国有化风险)提供法律保证,以达到促进本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增强本国国际竞争地位的目的。这种保证制度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二是通过国内立法进行保护。

其一,一般来讲,各国的海外投资保证制度都对汇兑险、征收险和战乱险三种政治风险进行保险,由资金雄厚的有政治后盾的国营公司或政府机构充当承保人,并且一般只限于经东道国批准并符合母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合格投资。

各国海外投资保证制度对投资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义务及其运作程序所作的规定基本相同,主要包括:(1)跨国公司向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申请投保,经审查批准后,双方签订保险合同,投保人履行定期交纳保险费的义务。(2)一旦发生承保范围内的风险事故,由海外投资保险机构根据保险合同向海外投资者赔偿损失。(3)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取得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者的所有权和请求权,向造成该项投资损失的东道国求偿。

其二,通过国内立法进行保证。如美国的《对外援助法》,日本的《输出保险法》等等。

第二,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签订的保护投资的双边条约。母国为了对海外投资者面临的国有化风险提供保证,通常与东道国缔结双边投资条约,为国有化风险提供条约,使其成为两国政府的共同保证,以与其国内法的保证相互配合,加强其保证的效力。而东道国为了吸引外资,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也给外资以安全感。各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中关于国有化的规定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国有化的方式;二是关于国有化的条件。几乎所有的双边投资条约都规定国有化必须遵守的某些条件,如公共利益、非歧视性、补偿和司法审查。如日本与埃及1977年的协议规定:缔约国各方国民和公司的投资和收益,在缔约地方的领土内不得实行征收、国有化、限制或具有相当于征收、国有化和限制效果的其他措施,除非符合下列条件:

(1)该措施是为了公共目的采取的并符合正当法律;(2)该措施不是歧视性的;(3)给予及时、充分和有效的赔偿。荷兰、德国、美国、英国的样板条约都具有大致相同的规定。我国与外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与上面的规定基本内容也是一致的。如我国与瑞典1982年的投资协定第3条规定:“缔约任何一方对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在其境内的投资,只是为了公共利益,按照适当的法律程序,并给予补偿,方可实行征收或国有化,或采取任何类似的其他措施,补偿的目的,应使该投资者处于未被征收或国有化相同的财政地位。征收或国有化不应是歧视性的,补偿不应无故迟延,而且应是可兑换的,并可在缔约国领土间自由转移。”〔4〕

第三,母国通过参加多边条约和多边投资保险机构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国有化风险保证。

1985年世界银行年会通过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提供了条约保证,该公约在其承保的险别中规定,该机构承保征收和类似措施的风险,即“由于东道国政府的责任,而采取的任何立法或行政措施,或懈怠行为,其作用为剥夺保权人对其投资的所有权或控制权,或剥夺其投资中产生的大量效益,政府为管理其境内的经济活动而通常采取普遍适用的非歧视措施不在此列”。

为了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向发展中国家流动,世界银行1988年4月12日成立了多边投资保险机构。该机构的业务之一就是在“接受投资的国家的议会组织或政府剥夺投资人的所有权或应有的经济利益遇到风险时”,以及“对接受投资的国家政府取消合同投资者无处申诉,申诉被无故拖延和无法得到法律保障时”,“凡加入这一机构的国家其公民代表的法人机构可以申保,这一机构则视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承保”〔5〕。

由于多边投资保证机构和保险机构承保对外直接投资国有化风险,因此,当跨国公司成为该公约或机构的成员之后,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控制,国有化赔偿问题可能会成为国际求偿的对象,这样就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提供了国际法上的保证,有利于促进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发展。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在控制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促进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是有重要的作用。

(二)东道国方面

防范东道国的国有化风险对跨国公司和东道国双方都有好处。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向利润丰厚的发展中国家投资,占领更大的市场,推行全球性战略;而对于东道国来说,可以从大量的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中,选择吸收高质量符合本国发展要求的投资,更好地利用和掌握外国资本中的先进技术,并且可以消除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之间的不信任感,有利于双方的友好合作,推动国际经济向前发展。

为了保护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合法权益,许多东道国都通过宪法或外资立法对国有化风险提供保证,明确规定只是在法律限定的条件下才实行征收或国有化,并给予补偿,以此来维护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安全,吸引外资,发展本国经济。关于国有化保证的国内立法,各国的实践均不相同。有的国家只通过宪法作出国有化保证。如印度宪法规定:“除非根据规定对取得资产给予赔偿外,对任何财产不得进行强制取得或征用。”埃塞俄比亚宪法规定,除非基于政府根据特别征用法所定条件的命令,并通过司法程序协商,确定支付公正补偿,对任何人的财产不得进行剥夺。墨西哥宪法规定:“除非为了公用并支付赔偿,不得征收私人财产。”阿根廷、马来西亚、菲律宾、南斯拉夫等国的宪法也明确规定,征收财产必须为了公共利益,通过法律手段和法定程序,并予以“公平”、“公正”或“充分”补偿。中国宪法第18条规定:中国允许外国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依中国法律规定在中国投资及从事其他活动,它们的合法利益和权利受中国法律保护。

除了在宪法上的保证之外,许多国家还在其外资立法中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保证,保证的范围通常还较为广泛。印度尼西亚外资法规定:“除非国家利益确实需要并且合乎法律规定,政府不得全面地取消外资企业的所有权,不得采取国有化和限制该企业经营管理权的措施。”在采取上述措施时,“政府有义务进行赔偿。赔偿金额、种类以及支付的方法,按国际法原则,在当事人之间协商解决。”埃及关于外国资本投资及自由贸易区法规定:“除通过合法程序,项目不得被收归国有或征用,投资也不得被没收、扣押和查封。”苏丹1980年的《鼓励投资法》规定:“除非为了公共利益,依据法律并对投资者支付公正补偿,不得实行国有化,补偿的价值是在国有化时对投资者的财产估价后的时价。”泰国1970年的《投资促进法》则保证不对所鼓励投资的企业的活动实行国有化。我国的外资立法对国有化也有规定,1986年颁布的《外资企业法》第5条规定:“国家对外资企业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外资企业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实行征收,并给予相应的补偿。”〔6〕

我国目前的国际投资保险制度不同于资本输出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为了外国或港澳地区投资者在我国境内的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提供保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颁布了《外国投资保险(政治风险)条例》,将外国投资的政治风险列为重要的财产保险内容,对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的政治风险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三)跨国公司

从微观的视角来考察,对国有化风险进行防范时,跨国公司本身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跨国公司对国有化风险的防范可以三个阶段来进行,一是投资前期,二是投资中期,三是投资后期。不同阶段的风险防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1.投资前期阶段。

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前期阶段,主要是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行性研究,在研究的基础上,可以评估投资的风险程度并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跨国公司的可行性研究是对具体的对外投资项目所作的可行性分析,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首先要对东道国的投资环境进行分析,这是从宏观上对东道国的投资风险所作的可行性研究,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国别评价报告”,说明东道国在国有化风险方面所具有的客观状况。

在“国别评价报告”中,在对国有化风险进行分析时,要注意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第一,东道国国内法即外资立法中关于国有化风险的保证状况。第二,东道国与跨国公司母国是否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双边协定中是否有国有化风险的保证条款,保证的内容和范围如何。第三,东道国是否参加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是不是公约的成员国,是否承担公约所要求履行的国际法义务及其保证责任。投资前期阶段的风险防范的目的是将风险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尽可能避免风险,防患于未然。

2.投资中期阶段。

投资中期的风险防范主要是指跨国公司根据在其经营过程中产生的种种严重影响投资安全性与收益性的事件与因素,随时采取调整措施,以保证对外直接投资目标的顺利实现。

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变化,会出现许多难以预料的情况,因此,跨国公司要建立起一套富有弹性的调整手段,具体办法有:

第一,投资主体的调整。即跨国公司采取与东道国当地政府或企业共同投资,建立合资企业,这是一种积极的调整手段,通过投资主体的分散从而使投资风险也分散,因为共同投资要求投资主体共负盈亏,共担风险。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采用这种方式可以将一部分风险转移到当地合资者身上,从而可以避免当地政府采取不利的政策,将风险分散。

第二,投资对象的调整。即跨国公司将投资的地域、行业、产品等分散化或多样化,这种调整方式的实际应用价值较大,如美国在东南亚的一家跨国公司,投资初期集中在油脂制造业,随着当地国有化呼声的高涨,该公司迅速将一部分投资转移到其他行业,从而避免了国有化的风险。

第三,投资方式的调整。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将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互换。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是常用的两种投资方式,前者以购买股份和成为合资企业投资者等形式投资,按资产产权比重定期分红,取得股息收;后者以银行信贷、企业、商业信用等方式投资,这可获得稳定的利润。当国有化风险增大时,跨国公司将股权出卖或转为银行信贷、母公司的买方信贷等债权形式;而当债务危机增大时,跨国公司又将其贷款转换为股份投资,这种转移尽管有一定困难,但可以减少风险。二是进行投资币种的转换,即跨国公司为了防范风险将其投资币种转换为当地货币。

第四,投资战略的调整。即跨国公司推行当地化的投资战略,增大跨国公司的当地化程度。本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要求实行外国投资当地化,即“逐步国有化”,其结果实际上就是使一部分风险转移到“当地”,并使国有化风险大大降低。

第五,投资经营策略的调整。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能否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及时地调整投资经营策略,直接关系到跨国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当跨国公司与当地政府发生冲突时,跨国公司应从长远利益出发,尽量与东道国保持友好的关系,宁可牺牲眼前利益,采取积极合作的政策,这有利于避免国有化的风险。

篇9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经济全球化；企业竞争力；人民币升值；通货膨胀

[中图分类号] F83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10-0145-03

[作者简介] 陈光梅，宁波大红鹰学院经济与管理分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对外投资。(浙江 宁波 315175)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也大大加强。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区域合作的机遇凸显，如何调整我国对外开放的结构以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国内环境，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我国人民币升值、国内通胀压力加大，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贸易摩擦加大等新形势下，调整对外开放策略，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促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尤其必要。

一、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迎接经济全球化浪潮、抓住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机遇的需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日益强化，全球对外投资不断增长，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的全球跨国投资也普遍增长。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已连续4年实现高增长，200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达到9160亿美元，比2004年提高了29%。发达国家的流入量增长37%，达到5420亿美元。200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达到1.31亿美元，比上1年增长了38%，是2000年以来增幅最高的1年。企业对外投资正呈现加速趋势。据统计，2007年流入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45%，达到857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了创纪录的1.02亿美元。直接投资不仅在发达国家一直被高度重视，在发展中国家或者地区也得到了快速增长。我国大陆全球跨国投资增长迅猛，非金融投资从2003年的29亿美元增至2007年的187亿美元(含金融投资部分达209亿美元)，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还处于起步阶段。200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仅占全球的0.5%，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的比例我国仅为1∶0.11(据2007年国家统计局和商务部公布的外贸有关数据计算得出)，远不及发达国家的1∶1.14，也不及发展中国家的1∶0.13。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我国经济发展规模和经济实力极不相称，与我国多年来的全球第三大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的地位反差太大。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必然结果。目前，经济全球化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并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方面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经济全球化对每个国家(地区)来说都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而且任何国家(地区)也无法回避这场深刻的革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形势，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历史大潮中接受检验是我们唯一的选择。经济全球化的4个主要载体――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金融全球化、科技全球化都与跨国公司密切相关，或者说跨国公司就是经济全球化及其载体的推动者与担当者。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组建和发展跨国公司是发展中国家适应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是我国实现经济国际化水平和对外开放战略层次质的飞跃，是在更高层次上实行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分工的战略需要。

对外直接投资需要企业有实力基础，需要国家有综合国力条件，是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和企业经济实力不断增强。2003-2006年工业企业利润年均增长高达35.5%，2006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95万亿元，500强中的中国企业家数达到30家，相当一部分企业已经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实力；2007年我国综合国力排名世界第三；我国外汇储备连年增加，截至2007年末，外汇储备余额达到1.5万亿美元；国内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也已突破17.5万亿元，为企业对外投资准备了良好的对外直接投资条件。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获取利益的要求，是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战略需要。我们应大力扶持有实力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抓住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的机遇，迎接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挑战。

二、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减少贸易顺差，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需要

长期以来，我国资本引进与对外投资、商品出口与资本输出不成比例。如下表所示(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商务部公布的2003-2007年外贸有关数据计算得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虽然连续4年高速增长，对外投资和使用外资的年增量差额和累计差额在逐步减少，但与吸引外资数额差距巨大，比例仍然过低。2007年底，对外投资额与吸引外资额比例为1：4倍，差额达560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额与累计吸引外资额之比为1：8.69，差额达7228亿美元。200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只及我国外贸出口额1/65，外汇储备依然连年增加，贸易顺差迅速扩大。我国资本金融账户的高额顺差，很大一部分原因归结于我国吸引的对华直接投资额数倍于我们的对外直接投资额的不合理比例；而经常账户顺差大幅度增加的一部分原因也应该归结于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不够，外贸只能依赖于产品出口，对外直接投资还没有充分发挥其平衡国际收支的作用。高额的资本账户和经常账户顺差给人民币带来升值的压力，给商品出口增加困难，加剧了我国与主要贸易国之间的贸易摩擦。贸易双顺差还进一步增加了我国的外汇储备从而增加了外汇风险和资金的闲置成本，而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大量的国际游资涌入国内，又更加剧了国际收支的进一步顺差及我国外汇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贸易顺差过大，既不利于国内经济的均衡发展，也不利于对外经贸合作的持续发展，不利于我国经济长远发展及综合国力的提高。加大对外直接投资是减少贸易顺差、平衡国际收支、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降低外汇储备风险和闲置成本的迫切需要。

三、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经济结构性过剩下我国企业享受“入世”后的权利和机遇、进一步增强竞争力的需要

当前，我国经济过热与膨胀是典型的结构性过热膨胀，结构性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能力过剩与结构性需求过度、过热并存，许多行业如家电、纺织等轻工行业普遍存在生产能力过剩、产品积压、技术设备闲置等问题，这些行业国内市场趋于饱和，多数产品不论是内销还是外销，市场拓展难度加大，企业利润空间越来越小，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急需对外投资拓展生存空间。而“入世”后，我国在承担了开放国内市场的义务和挑战的同时，也享有了相应的权利和机遇：即“入世”后世贸成员国要向我国的产品、服务和投资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和实行国民待遇，这给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我国企业应充分享受“入世”后的权利和机遇，除了让产品、服务走出去外，更要尽可能地通过投资向海外进军。

对外直接投资既是企业竞争力增强后的必然选择，也是企业进一步增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相对于产品、劳务出口来说，现阶段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组建跨国公司更有利于企业增强实力，提升国际竞争力。

第一，对外直接投资能享受东道国国民待遇甚至特惠待遇，绕过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开拓国外市场，提高企业资本收益率。长期以来，我国对外开放实行是出口导向型战略，我国企业利用在低技术含量行业里所具有的明显比较优势，产品出口增长迅速。2007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已名列世界第4位。但是，随着出口的快速增长和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形势十分严峻。相当长时期来，我国产品出口频频遭遇反倾销控诉、反补贴调查、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非关税壁垒甚至暴力抵制。到2007年，我国已连续13年成为世界上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6年成为遭受美国调查最多的国家，2008年也是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以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替代以往出口导向型战略，能减少贸易顺差，绕开贸易壁垒，缓解贸易摩擦，还能充分利用东道国的吸引外资政策，享受国民待遇甚至特惠待遇，有效拓展市场空间，提高资本收益率。

第二，对外直接投资能充分利用国际的资源，降低资源使用成本，提升企业盈利能力。我国出口导向型战略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给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资源与环境的压力。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并日益加剧。世界制造中心地位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源进口国，我国大量的资源进口抬高了资源价格，加上劳动力价格上涨和人民币升值影响，出口成本越来越高，使我国产品逐渐失去成本优势。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内部化方式长期获取国内短缺的战略性资源，是缓解我国资源紧张局面、降低企业资源使用成本、提升企业盈利能力的重要举措。

第三，对外直接投资更有利于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我国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吸收了许多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是随着我国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通过引进外资而能吸收的国外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越来越有限。而通过企业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置身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环境之中，能更有效地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

第四，对外直接投资能使企业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适应国际化的竞争规则，培育企业对东道国市场的适应能力，有利于企业提升竞争力。

四、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改善我国国内居高不下的投资率，抑制国内经济过热与膨胀，实现国民经济均衡发展的需要

近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投资率持续偏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3-2007年我国年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在26%以上，固定资产投资从2003年的3200亿增至2007年10月的9万亿元，2007年11月，固定资产投资再增长26.8%。2008年一季度全年在建项目总规模同比增长24.6%，比上年同期增速加快0.9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83万亿元，增长25.9%，增速加快0.6个百分点。仍将持续的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和充裕的企业自有资金是投资膨胀的重要支撑。过热的投资导致相关资源紧张和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加上自然灾害导致的生猪价格和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因此，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已成为政府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

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缓解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的有效途径，是企业自有资金重要的分流渠道。发展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降低国内投资的热度，减少国内总需求，缓解我国资源紧张状况，减轻国内资源价格上涨压力，是缓解目前宏观经济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实现国民经济软着陆的重要手段。

五、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人民币升值形势下趋利避害的必然选择

自2005年7月21日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已经跌破7元大关，以1994年1月1日起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浮动汇率” 8.72元的汇率为基数，人民币已升值24.75%。以此次汇率制度改革前汇率基本盯住美元时的8.27-8.28元人民币兑1美元为基数，人民币升值18.45%。贸易顺差、人民币升值和充足的外汇储备是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对外开放水平日益提高的重要标志，充足的外汇储备是我们国内经济发展和参与对外经济活动的有力保证。然而，人民币升值不仅提高了我国出口商品的成本，也使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随之同比例缩水，按2007年外汇储备额1.528万亿美元计，我国外汇储备共缩水2837.979亿美元。在美国次贷危机和经济萧条冲击下，我们将面临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可能和外汇储备进一步缩水的威胁。

人民币汇率升值也有有利的一面，人民币升值提高了人民币的购买能力，增强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能力。大力发展对外投资能较好地利用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减少外汇储备缩水的损失，充分利用人民币较高的购买力，是人民币升值形势下的理性选择。

总之，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综合实力和企业竞争力增强后的必然选择，是人民币升值下的理性选择，也是解决国际贸易和国内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有效措施，应该成为我国新时期对外开放工作的重中之重。尤其是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应高度重视现阶段对外投资的大好机会，勇敢地走出国门，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做大做强企业。地方政府应改变目前对对外投资管理的自发现状，提高对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进入国际市场、建立全球生产体系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制定和完善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与制度，营造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环境和条件，大力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现“走出去”战略的质的跨越，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钟芸香.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分析[J].经济导刊，2007，(7).

[2]汤建光.中日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与特点比较及其启示[J].当代财经，2007，(11).

篇10

概 述

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传统理论主要有海默（Hymer）的垄断优势论，巴克利（Buckley）、卡森（Carson）、拉格曼（Rugman）的内部化理论、弗农（Vernon）的产品寿命周期理论以及邓宁（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除了邓宁的理论将区位作为重要的子因素考虑外，这些理论的共同缺点均是只从跨国公司内部的条件出发去分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条件而忽略了东道国区位因素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影响，这种单向型的研究有失偏颇。理论与实际都需要我们从东道国的区位因素出发来重新审视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至今有关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主要有：

一是邓宁（Dunning）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内含的区位要素。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主要说明了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方式选择，认为只有当企业同时具备了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及区位优势的时候才可以选择对外直接投资，若只具备所有权优势及内部化优势则可选择许可贸易方式，若仅具备所有权优势则只能选择出口方式。但在邓宁基本理论的框架下仍隐含着重要的区位思想，他的理论把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分为：

第一，市场因素，主要为市场规模、市场增长、市场的格局及顾客的类型。

第二，贸易壁垒，包括关税壁垒及国外消费者对本国产品的心理距离等。

第三，区位成本因素，主要包括原料劳动力成本，运输成本等。

第四，投资环境，包括涉及外国投资的政策法规的优惠程度，关于外国直接投资政策的稳定性及金融货币的稳定性等。2000年，邓宁又在“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发表了“The Eclectic Paradigm as an Envelope for Economic and Busi-ness Theories of MNEs’ Activity”一文，对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作了进一步的细化及补充。

二是以克拉维斯（Kravis）、弗里德曼（Friedman et al.）、凯夫斯（Caves）及部分北欧学者为代表的市场学派理论。该类理论十分强调市场的接近性、市场规模及增长潜力以及所谓的心理距离对跨国公司投资区位的影响，认为接近市场就意味着低的运输成本、低的信息搜寻成本，较大的市场规模和快速增长的市场潜力，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也具有较大的吸引力。据Kravis等（1982）的研究，东道国劳动力成本对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出口有着负的影响，因而也影响其空间布局。Caves等人把试图把交易成本引入FDI的区位分析中，但由于概念过于抽象没有得到太有价值的东西。而北欧学者认为与实体距离对应的为心理距离（Psychic Distance），所谓心理距离是指“妨碍或干扰企业与市场之间信息流动的因素，包括语言、文化、政治体系、教育水平、经济发展阶段等。心理距离的远近意味着企业克服障碍成本的高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一般遵循心理距离由近到远的原则。例如，瑞典的跨国公司总是把其周围的丹麦、挪威、芬兰作为海外经营的首选目标。

三是以安哥多（Agodo）、贝尔德伯斯（Belderbos）、奥克荷姆（Ox-elheil）以及中国学者鲁明泓等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理论，该理论着重分析了东道国政治、经济、法律甚至转型体制对吸引FDI的影响。

例如，Agodo（1978）发现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与地方政府发展规划创造出来的有组织的经济环境紧密相关；Belderbos（2003）研究了东道国反倾销政策对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影响，认为通过反倾销可以吸引更多的FDI，但一旦东道国取消了反倾销措施，直接投资中的成本因素又将上升。奥克荷姆等（2001）强调了金融制度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影响，认为股票、债券的发行上市制度将影响到在国外进行直接投资的公司的相关成本、资本收益等。鲁明泓（1999）则以114个国家和地区为样本，探讨了影响FDI的四大类制度因素，即国际经济安排、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府廉洁程度，认为经济的开放度及对外资的欢迎态度最为重要。

四是以波特（Poter）、斯密斯与佛罗里达（Smith&Florida）、埃利森与格兰泽（Ellison&Glaeser）为代表的集聚经济理论。他们认为集聚经济是由于经济活动与相关生产设施的区域集中而形成的正外部性及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产业的空间集聚不仅会带来产业的自然优势而且会带来技术溢出等外在优势，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波特认为一个区域之所以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有吸引力，就在于它的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和熟练的劳动力，具有好的区域形象及大量的产业集中等。

一些学者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证实了集聚经济对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影响，而Luger等（1985）、Braunerhjelm等（1996）对瑞典的海外FDI的研究也证实了这种效应的重要性，且在高新技术产业别明显。

东道国区位因素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成为20世纪后期跨国公司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这些理论分别以东道国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状况、市场规模、产业结构与分布、金融制度等经济因素以及等政治、文化因素作为变化因子来检验其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相关性，虽然这类统计分析削弱了跨国公司理论发展的内含，但却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地理分布有较强的解释力。

区位分布的新特点及相关解释

2002年我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量达到527亿多美元，超越美国成为该年全球最大的引资国，2003年尽管受SARS的困扰，我国仍然吸引了535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成为当年世界第二大引资国。在总量增加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在我国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也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首先，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仍集中在我国的东部地区，外资西进的态势并不明显，但外资对我国中部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在我国东部地区的直接投资比例一直保持在85%以上，我国的西部地区的直接投资基本保持在3%以下，而在我国中部地区的直接投资则呈现出逐步增长的态势，其比重从1990年的3.52%上升到2002年的9.83%。至2004年上半年这一格局基本保持不变。商务部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上半年在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中，东部地区占87.91%,中部地区占9.35%,西部地区占2.74%，而截至2004年上半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平均额，东部地区占86.37%,中部地区占9.35%,西部地区占4.76%。从至2004年上半年为止的外资使用的平均额看，东部地区为西部地区的18倍，为中部地区的9倍，呈现出高度集中的态势。

这说明由于快速增长的经济、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潜在的巨大市场份额，高素质的劳动力以及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等区位因素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至今中西部与东部地区在以上区位要素条件上的差距仍未有效缩小，所以跨国公司在我国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仍无法避免“东重西轻”的格局。但与西部地区相比，近年来中部地区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比重增长相对较快，其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在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条件、市场条件、人员素质等方面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落差较小，具有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所以成为外商渐进式西进的首选地带。

第二，中部地区虽远离沿海，但许多省份都具有长江沿岸的万吨级港口，水路运输便利，有利于降低运输成本。

第三，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土地成本明显低于东部地区，低的劳动力成本、物美价廉的土地，较好的工业基础，较强的配套能力有助于跨国公司生产活动范围的扩大。

其次，在沿海地区中，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正从传统的珠江三角洲向长江三角洲及环渤海经济圈转移，反映了跨国公司对区位要素需求的升级。

20世纪80年代初，珠江三角洲的外商直接投资额曾占全国的60%多，但现在跨国公司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直接投资额已超过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统计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至2002年，跨国公司在珠江三角洲的投资比重已从41.87%逐步降低至21.49%,降幅达49%,而同期跨国公司在长江三角洲的直接投资比重从9.94%上升到33.25%,跨国公司在环渤海经济圈的投资比重基本保持不变，但位于环渤海地区的辽宁、山东、天津和北京近几年也已成为跨国公司投资的重点地区。

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北上行为反映出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区位要素需求的升级，因为：

第一，我国加入WTO后，全国范围利用外资政策逐步正走向均等，珠江三角洲地区对外资的传统优惠政策效应正在消失而与此同时该地区土地、劳动力成本等基本要素价格不断上升加上高素质人才的相对匮乏，跨国公司在该区域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不断消失。

第二，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以广为提供现代金融、现代物流、现代交通运输设施等高级要素再加上厚实的产业科研基础，良好的劳动力素质，巨大的市场潜力等吸引了众多跨国公司特别是世界500强跨国公司的投资。

第三，以北京、天津为依托的环渤海经济区主要以高质量的研发力量，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以及2008奥运经济的辐射等要素吸引了跨国公司的投资。由此可以看到跨国公司对投资区位要素的需求已从低级转向高级、静态转向动态。

第三，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地区总部及研发中心开始出现集聚的趋势。

随着跨国公司规模的扩大，就必将在业务比较集中的地区设立当地管理中心，即地区总部，这是为适应国际业务扩展需要，加强地区内协调并促进整体竞争力提高的一个有利途径。UNCTAD认为跨国公司做出设立地区性总部及研发中心的决定通常需要经过慎密的研究和比较，是一个较长的决策过程，尤其在选择地址上，主要考虑所在区域的以下指标：良好的交通条件；精通和掌握多种语言的技术队伍；吸引国际职员的高品质生活环境；低水平的公司和个人税收等等。

我国的上海、北京、广州及深圳等地能提供这些方面的要素条件，从而成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主要聚集地。现在，跨国公司在上海设立的地区总部已超过了70家，在北京设立的地区总部已达到30多家，占据了在华地区总部的极大多数。

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在华研发中心的地理分布与地区总部基本一致。这一集中的地理分布反映了跨国公司对这些地区总体经营条件及研发条件的认可，有助于增强这些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但由于地区总部及研发中心的分布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地理分布高度趋同，所以集中的地区总部及研发中心的设立，会加剧外资在我国分布的地理不均衡性。

第四，不同来源地的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上出现了不同的偏好。

欧美资本对华直接投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开拓、占领中国巨大的市场，并把在中国投资的企业纳入其全球生产、营销网络体系中，实现全球利益的最大化，因而欧美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主要属于市场开发型投资。从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所谓市场开拓型的直接投资就是以充分挖掘东道国巨大的国内需求潜力为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据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的调查显示，欧美在华投资企业的产业、产品以大陆为主要销售市场的占59%，以欧洲为主要市场的占19%，以亚太地区和北美地区为主要市场的分别占15%和17%，可见市场规模及增长潜力在欧美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中占据了较大的权重。

日韩等国的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动的主要动机在于试图把中国大陆变为其产品销往第三国或返销国内的“加工基地”和“生产车间”，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征，即其产品以远销中国以外的市场为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2002年在华日、韩投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其总销售额的比重超过50%的企业数分别占69.9%和70%，而出口销售额占总销售额比重超过90%的企业数也分别占据日、韩在华投资企业总数的49.5%和50.91%。这样劳动力工资及土地等成本因素在日韩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中权重较大。

港澳台等亚洲跨国公司由于其发展空间的狭小或者是自然资源的贫乏，对外投资的目的是增加国内失去的比较优势或国内不可能生产的产品的进口，其结果是促进制造品与初级产品生产国之间的垂直专业化分工。例如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不少港澳台资本加快向我国西部地区流动，以期通过直接投资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取得国际化经营中的自然资源优势。所以，自然资源禀赋条件是港澳台跨国公司在作出区位选择时重点考虑的因素。另外，“市场知识”以及“心理距离”等因素对港奥台跨国公司对大陆投资的区位选择也有重要影响。

不同跨国公司由于其来源地及自身条件的不同，在对外投资时所考虑的区位因子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标准模式。

对 策

虽然，近年来跨国公司对我国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较快，但从吸收直接投资区位因素的角度看，许多方面环有待改善。

第一，我国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差距的长期存在说明纵然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力度颇大，但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市场容量条件、产业配套能力、上下游相关产业的集聚度等区位因素得到根本改善之前，外资的“西进运动”只能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西部地区的引资绩效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短时间内大幅上升。

中部地区区位要素的原有基础及近几年改善的程度要强于西部地区，所以该地区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率要明显快于西部地区。我国西部地区的引资工作要上台阶，除了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外就是要培育建立在自然资源及环境基础上的优势产业并以一些重点城市为依托建立优势产业集群形成强大动态累计效应，为跨国公司上下游产业配套创造条件，形成良好的企业发展生态环境。

另外，西部人力资源的流失实际上就是这些人员本身及东部地区对该地区发展机会的剥夺，如果人力资源得不到积累，西部地区的引资工作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第二，长江三角洲地区跨国公司直接投资量的迅速增长及珠江三角洲地区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相对份额的下降说明在我国引资优惠政策已退居较为次要地位的同时，如果传统的劳动力、土地等区位优势在逐步丧失的同时而高质量的人力资源、雄厚的产业配套基础、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以及优越的研发环境等高级区位要素尚未创立的话，那么跨国公司在该地区的直接投资份额就会停滞不前，甚至会出现绝对份额或相对份额的下降。

跨国公司对区位要素的需求从低级到高级，从静态到动态的变化过程向我们说明了区位要素创新的必要性，不断培育符合当代跨国公司需要的高级区位因素是将来我国引资工作的一个重点。为此，重点要做好作为增长极作用的产业集群的建设，通过积累的动态循环关系为跨国公司创造良好的企业生态环境。

另外要在跨国公司重点投资地区努力吸引国内外优秀科研人员的科技创业活动，为跨国公司的研发活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