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直接投资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境外直接投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经济全球化主要是指各类经济要素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从而使得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逐步融合，最终朝着无国界经济转变的一种过程和趋势。伴随着国际分工日趋深化和科学技术加速发展，经济全球化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其主要标志是：国际直接投资急剧增长；跨国公司作用显著强化；国际经济合作迅猛发展；国际金融市场快速膨胀。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在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中，能够获得它们自身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这些，发展中国家要想得到发展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这可以说是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特殊的“后发优势”，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充分利用这一特有的优势，就有可能以发达国家所远远不及的速度发展，加快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步伐。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机遇。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在当代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拥有强大经济技术实力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起着支配作用，它们制定出了一系列的“游戏规则”，试图把经济全球化灼过程变成其谋求经济、政治霸权的过程，这就使得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发展中国家既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以分享世界经济发展的成果；又要切实把握好分寸，注重趋利避害，防止欲速不达，在经济和政治上受控于发达国家。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也是双重的。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主流，越来越多的国家改变了对外国投资的态度和政策，纷纷取消了在金融、保险等服务领域中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制定和实施了许多旨在吸引外资的政策法规，为适应国际投资自由化的要求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有些国家还大力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创造良好的硬环境，以便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这些行动本身对国际投资者来说就是一种绿色信号，无疑有利于投资要素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优化配置和自由流动。我国境外投资者应该及时把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这些条件和机遇，寻求优越的投资环境开展境外直接投资，以便获得更高的投资效益。当然，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不仅具有积极的一面，同时也有消极的一面。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加剧，国际资本市场竞争也空前激烈。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往往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和技术实力，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起着支配作用。而我国境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创办跨国公司的经验相对缺乏，加上西方发达国家正时刻警惕着中国这个第三世界新兴的强劲对手，使我国的境外直接投资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利地位。因此，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我们既要积极发展境外直接投资，使本国经济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又要保持清醒头脑，使境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水平与国情国力相适应。

二、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对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国内商品短缺的现象已基本结束，市场开始出现整体供大于求的格局。据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结果，在900多种主要工业品中，有半数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如纺织品的生产能力已经高出市场需求的40%，彩电生产能力高出60%，空调生产厂家开工率只有43.4%，供大于求的电子产品达到75%。另据国内贸易部对605种商品的供求情况排队，供大于求和供求基本平衡的品种高达99.8%，其中供大于求的品种占72.2%。由此可见，我国现阶段的生产过剩并不是极少数产品的偶然性市场供求不平衡引致的，而是大面积的产品和生产能力的相对过剩。面对这种严重的生产过剩，我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扩大政府支出，降低银行利率，增加出口退税，减少法定准备金，甚至在通货紧缩时期逆势加薪等等。采取这样大的力度和密度的综合调控手段，旨在扩大内需，提高生产能力利用率，然而其成效不甚明显。这是因为，我国现阶段的生产过剩是低水平的相对过剩，是产业结构变化滞后于需求结构的变化造成的，这种经济发展的非均衡不可能完全仰赖常规的综合性政策措施来解决，而必须采取治本措施，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为了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我们应该适当扩大境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向国外转移部分富余的生产能力，开拓国际投资的新领域。特别是发展以实物形态资本为载体的境外直接投资能增加我国国内市场的总需求，进而拉动经济增长，使我国经济在国内市场需求约束条件下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我国一些工业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同时，还存在着某些资源短缺的问题。若用国际上通用的衡量一国资源丰缺的标准，即资源种类的齐全程度、资源储量的充裕程度和资源品位的高低程度来衡量，我国属于资源种类比较齐全、但人均资源占有量则相对贫乏的国家，而且矿产资源品位低。如石油、木材、橡胶、铁和铜铁矿等重要资源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不少资源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我国目前已探明的铁矿资源虽有500多亿吨，但其中97.3%的储量为贫矿，平均含铁率仅为30%左右。按现有的资源利用方式，预计到2010年国内45种主要矿产资源约有1/2不能满足需要。面对国内资源供求矛盾日趋突出的严峻形势，我们应该更多地将眼光投向国外，积极参与国际资源开发的合作与竞争，有选择地在境外建立一批战略性资源开发生产供应基地，以便解决国内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需要与某些资源相对短缺的矛盾，同时保障我国资源供应的战略安全。

三、外贸出口环境变化对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世界生产力加速发展，许多国家商品供过于求的矛盾日趋突出，对国际市场的争夺也更加激烈，外贸领域的摩擦和争端此起彼伏，从而导致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仍很盛行。许多发达国家在加强贸易保护的过程中，重点强化了非关税壁垒，包括质量标准壁垒、环境无害化壁垒、知识产权壁垒、反倾销壁垒等。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减少对出口国的依赖，提高本国自立能力，推行进口替代政策，设法提高关税，实行配额限制等。特别是经济区域集团化的深入发展，对国际贸易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些区域性集团内部相互取消关税和进出口限额，乃至完全开放边界，使成员国远比过去更为便利地进入当地市场，实现商品交换和优势互补，大大增加了相互间的贸易机会，使国际贸易呈现出以“体”内循环为主的特征。与此同时，集团成员以外的国家，由于不能享受种种优惠政策和权利，其商品很难进入区域性集团内部市场，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面对这种贸易格局的变化，许多国家都在大力发展境外直接投资，通过这种方式越过各区域集团贸易保护壁垒，渗透到不同区域集团内部设立企业，就地生产和销售，以便占据当地市场，扩大市场份额。

我国从90年代中期以来，虽然外贸出口总额不断增长，连年出现贸易顺差，出口商品结构也逐步改善，但仍存在着许多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受到产业结构和产品质量等瓶颈制约，我国目前外贸出口仍以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为主，技术含量和档次较低，从而削弱了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二是外贸出口市场过分集中，偏重港澳地区、日本、美国及欧共体国家，这在一方面加大了我国对外贸易风险程度，另一方面也使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上遭到反倾销指控明显增多。三是我国外贸管理体制不够健全，外贸政策、竞争法规和价格体系不够完善，一些出口企业相互杀价竞销，这不仅导致外贸企业效益增长大大低于外贸出口数量增长速度，使部分外贸企业亏损，而且为国外反倾销提供了口实，丧失了部分市场机会。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一方面要抓紧进行产品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和档次，有效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开拓新的国际市场；另一方面有必要拓宽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第二条渠道一境外直接投资，努力形成基本合理的境外投资区位及产业布局，通过建立发展境外生产经营体系，广泛开拓国际市场，这样既可避开上述影响出口的制约条件，又可巩固和扩大市场份额，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提供新的牵引拉动力量。从国际经验看，一国要在国际经济生活中发挥较大影响，在国际经济分工中占据较为主动和有利的地位，不能单纯仰赖于对外贸易的发展，还必须努力发展境外直接投资，支持国内有能力的企业构筑境外生产经营体系。当一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一定水平后，会保持相对稳定，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将会被境外直接投资所部分取代，国际分工亦将由贸易主导型向投资主导型转换。

四、世界科技加速发展对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当今世界，经济竞争说到底是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的竞争。谁掌握了科技主动权，处于优势地位，谁就能在世界经济竞争的舞台上扮演主角。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都加快了科技创新的步伐，使高科技产业逐步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如美国近年正式颁布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行动计划，企图以此作为带动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并确立其在世界信息产业的主导地位；英国推出了“技术前瞻计划”，其中包括信息技术、新型材料、生物工程、航空航天等高科技发展计划；法国推出了“阿丽安娜新型火箭计划”和“新空中客车计划”；日本则推出了“地球科学综合研究计划”、“超级钢铁材料开发计划”、“脑科学时代计划”、“辐射光科研计划”、“智能制造技术计划”等等。由此可见，加速发展高科技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竞争中的一张“王牌”，高科技产业化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一道宏伟而靓丽的风景线。世界科技迅速发展给当代国际直接投资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一方面，作为国际直接投资主要载体的跨国公司可以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新产品，提高原有产品质量，从而更方便地打开东道国大门，在国际竞争中保持和扩大自己的阵地。另一方面，由于当代世界科技创新80%以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的格局尚未改变，它们通过种种措施维持技术的垄断，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竞争能力减弱。

对于我国境外直接投资而言，世界科技加速发展所带来的机遇要大于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学技术有了长足的进展。以正负电子对撞机、银河计算机为代表的一系列高科技成果的取得，表明我国在有些领域已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在有些领域里正在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目前的科技水平仍落后于发达国家，科技成果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不足10%，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0%左右，也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缩小这种差距，仅仅靠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是不够的。因为发达国家为了延长其对先进技术的垄断时间，往往极力避免先进技术在东道国过快扩散，将许多研究开发活动和关键产品的生产放在国内母公司进行，而只将成熟技术和最终产品的装配线转移至东道国。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很难通过利用外资获得完整的、一流的先进技术。而且过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部分产品的国内市场被跨国公司所控制，国内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恶化，甚至有可能导致经济结构的失衡。因此，我们应在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的同时，努力拓展境外直接投资，以多种形式主动参与国际企业间的合作，以便更直接地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及时跟踪世界科技发展的最新动向，并向国内进行传输和扩散，充分发挥先进技术的“外溢效应”和“辐射效应”。

五、加入WTO对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WTO既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又有力地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它的宗旨就是从全球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根本利益出发，突破国家和地区保护主义的障碍，逐步实现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以达到全球资源优化配置，各国劳动者充分就业，推动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WTO作为当今世界调节国际经贸关系的重要国际经济组织，其巨大的作用已为世界各国所认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加入WTO后可以得到最惠国待遇，从而避免在出口商品时遭受歧视；可以享受稳定的、较低的关税税率，以利于本国产品进入国外市场；可以利用WTO所确定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使有关贸易争端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也有利于及时掌握世界经贸的动向和信息，并从参与多边贸易谈判中受益。但是，加入WTO是一把“双刃剑”，发展中国家在享受利益的同时也会遭受巨大的冲击。作为WTO的成员国必须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增加贸易透明度，扩大金融、保险、电讯、运输等服务领域的开放度，放宽对外商投资的限制，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直接面对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经受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加入WTO既能获得良好的发展机遇，同时又面临很大挑战。从总体上看，加入WTO使我国经济更加紧密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大大增加我国在世界事务、特别是国际经贸方面的发言权和主动权，使我国能直接参与21世纪国际经贸规则的决策过程，摆脱别人制定规则、我国被动接受的不利状况，使我国在乎等的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以便更充分地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立于不败之地。在境外直接投资方面，我国可利用WTO正式成员国的地位，争取更好的市场准入条件进入东道国市场，可以将我国一些长线产业的生产能力转移出去；拓宽境外直接投资的领域，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速我国经济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入WTO对于我国发展境外直接投资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但是，加入WTO也会给我国带来一些压力和挑战。特别是在金融、电信、计算机、汽车等行业领域，我国企业会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同时，由于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使我国跨国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国内市场这一保护性屏障和依托，处于腹背受“敌”、内外夹攻之中。对此，我们必须具有清醒的认识，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速企业技术进步，通过苦练内功，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要变压力为动力，主动迎接挑战，发展境外直接投资，抓紧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尽快构建一批能在国际市场上叱咤风云的“重量级选手”，以便在更大范围内寻求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促进我国境外直接投资效益大幅度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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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金杰.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资本流动[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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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词：境外罂粟替代产业；对外直接投资；投资选择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初，“金三角”地区的开始进入中国境内，并在此后成为中国的主要来源。为从源头铲除毒源，遏制“金三角”地区对中国及国际社会的危害，1990年起，中国政府以无偿援助的方式与邻国政府及地方组织在缅甸北部和老挝北部地区开展了罂粟替代种植。2005年，在继续推进政府间示范合作项目的基础上，中国开始运用企业市场化运作为主的模式来发展境外罂粟替代产业 [1]。

显然，境外罂粟替代产业不仅是国际禁毒合作的一项创新，同时也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条特殊途径。作为一项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一般来说应解决一系列重要问题，例如：投资于何处（区位选择）、谁去投资（投资主体选择）、采用哪种投资经营方式（投资方式选择）、投资于何种产业（投资产业选择）等等。本文将以替展理论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为基础，对境外罂粟替代产业的投资主体、投资方式及产业重点投资领域选择等关键问题进行剖析。

一、相关理论基础

（一）替展理论

替代种植是指通过在原植物生产地利用粮食等农经作物取代原植物，以削弱这些地区对生产的依赖，逐步减少直至最终根除毒源的禁毒方式。所谓“替展”是指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在充分认识目标群体和人口的社会文化特征的前提下，通过制定符合农村地区实际的替代措施，防止和清除含有致幻剂和精神麻醉作用的违禁农作物的种植的一个过程。

从相关界定可以看出，替代种植和替展的目的都是根除原植物种植，实现禁毒目标；但是替展更注重发展的全面性、有效性和持久性，不仅要求使当地农民合法收入增长、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更强调提高他们经济发展的能力，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唯有这样才能使烟农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对经济的依赖，自觉抵御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当地社会种植作物的现象和习惯才有可能彻底根除。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说，就要求具有“大产业”的观念，即替展不应仅仅局限于第一产业，而应延伸到第二、三产业。

（二）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K.Kojima，1978）提出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其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投资方式和投资产业选择等方面的观点包括：（1）在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选择方面，认为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更易于在东道国找到立足点并占领当地市场，因为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虽然在国内处于比较劣势，但相对于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更低阶的国家来说，却具有资金和技术上的比较优势，而且这些企业拥有的是东道国易于掌握的劳动密集型或标准化了的实用技术；（2）在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方面，应按照比较成本的原则，从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可称为边际产业）、而东道国又具有显在或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依次进行；（3）在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选择方面，应采取与东道国合办或非股权安排的方式（Non-Equity Arrangement）；（4）对外直接投资应起到“教师的作用”，即应当给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带来积极的效果，使当地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教会并普及技术和经营管理技能，使当地企业家能够独立进行新的生产。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总体上得到了经验研究的支持而不是拒绝，该理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借鉴意义。当然，由于境外罂粟替代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研究境外罂粟替代产业发展不能完全依据典型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而必须立足于境外罂粟种植区的现实条件以及国际禁毒目标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二、境外罂粟替代产业的投资主体选择

（一）投资主体现状

中国境外罂粟替代产业是政府扶持下、以企业为投资经营主体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目前产业发展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三条途径：中央财政专项资金、云南省政府配套资金和企业自筹资金。据初步统计，2006—2010年中国共投入19.3亿元用于境外罂粟替代产业发展，其中，企业投资16亿元，占替代总资金的82.5%。可以看出，企业已经成为了中国境外罂粟替代产业发展的投资主体。

中国参与境外罂粟替代产业发展的企业数量增长较快。2005年登记在案的替代企业为75家，而2009年已经超过了200家。而且中小民营企业是境外罂粟替代产业的主要力量，以2008年为例，198家替代企业中国有企业仅8家，而民营企业达190家，占总数的96%。

（二）以中小民营企业为投资主体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分析

1.中国在境外开展罂粟替展投资的多为中小民营企业，这些中小民营企业无法与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相比，相对于国内大型企业来说也处于比较劣势，但相对于处于国际分工中更低阶的境外罂粟种植区的企业和农民来说却具有技术上的比较优势，而且他们拥有的技术是比较适合境外罂粟种植区使用条件、易于当地企业和农民接受掌握的成熟、实用生产技术。中国替代中小企业具有相对优势的技术、设备和管理与当地优越的自然资源及廉价劳动力结合，能够较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从对外直接投资比较利益优势的原则来看，中小民营企业在境外发展替代产业能够获得比较利益，有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与国有大型企业相比，中国中小民营企业产权明晰，自担风险，具有较强的内在动力；它们体制新、机制活，具有经济激励和适应市场竞争的内在素质；对市场反映敏感，投资决策迅速，能快速进入目标市场，具有极大的灵活性。中小民营企业的这些特殊优势有助于其在境外罂粟替代产业投资中拓宽、壮大发展空间。 从宏观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来看，中国中小企业到境外开展罂粟替展投资，可以给中国带来资源转移效果、产业结构调整效果、市场竞争效应等多方面的效益。因而中小民营企业作为罂粟替代产业发展的投资主体不仅是可行，而且是合理的。

三、境外罂粟替代产业的投资方式选择

（一）投资经营方式现状

选择一定的投资方式进行产业发展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经营中的一项重要决策。目前，中国企业在境外开展罂粟替代产业发展，采用的投资方式有合作经营、合资经营和独资经营三种形式，所占比例分别为40.9%、49.5%和9.6%。

合作经营是由中方替代企业与当地政府、企业签订协议，双方共同投资、共担风险组成合营企业。通常中方企业以技术、管理人员和农机种苗、化肥等生产资料作为投入并负责技术指导，由境外地方政府和企业提供土地建立示范园、雇佣当地农民进行种植，双方根据协议分享产出。合资经营指中方替代企业与境外地方政府或企业合资成立股份公司，双方根据股权投资比例共担风险、共负盈亏。例如，中方企业与当地有实力的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共同投资，资金投入按股份分摊；技术、管理人员和农机种苗、化肥等生产资料由中方企业负责提供，主要由对方组织劳力进行开发。独资经营是指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由中方企业作为唯一的出资人在境外成立独资公司，并拥有境外企业的所有权和独资经营权，独立承担境外经营的风险和获取收益。

（二）投资方式选择建议

一般来说，不同投资方式各有优劣，决策者通常面临的是扬长避短的取舍。针对中国境外罂粟替代产业来说，在三种投资方式中，独资并不是最佳选择，而采用合作经营或合资经营的方式更具合理性。这是因为：（1）境外罂粟替代种植区的投资环境一般都不太好，特别是缅北地区，政策稳定性差，相关法规变化很大，存在一定的投资风险，独资经营方式将加大企业更多的风险，而合作或合资经营方式能帮助企业避免或减少政治风险；（2）目前中国大多数替代企业规模较小，普遍存在着资金不足的困难，而独资经营是一种高成本的投资方式，必然会加大资金方面的压力，合资或合作经营则有利于解决资金不足、管理力量薄弱的问题；（3）中国境外罂粟替代产业还处于初级阶段，经验和实力都不足，与当地政府和企业进行合作或合资经营，可以利用当地合作伙伴的优势，规避当地政府的一些歧视性待遇或获得优惠政策，并能消除信息等方面的进入障碍，弥补企业独立在境外经营经验不足的缺陷，从而降低投资经营风险；（4）中国境外罂粟替代产业投资多为资源开发型投资，很大一部分产品是返销国内，因此并没有必要一定要取得开发生产企业的所有权；且资源类投资往往投资巨大，开发周期长，投资风险较大，而合资和合作经营的方式可以使企业与合资、合作伙伴共担风险，从长期的互利关系中得到稳定的资源供给；（5）从民族主义的现实情况考虑，合作或合资经营是更容易被当地接受的方式。

当然，由于企业自身条件不同，对投资方式的选择也各异，企业应在现有实力和驾驭能力的基础上，将企业优势和云南省境外罂粟替代产业发展的要求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合理的选择。

四、境外罂粟替代产业的投资产业选择

（一）境外罂粟替代产业发展现状

中国开展境外罂粟替代种植和替展以来，政府和企业投

入了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据不完全统计，至2010年中国企业在境外开展罂粟替代项目200多个，累计替代种植面积达300多万亩。然而，由于一直没有完整的产业发展规划，投资的方向和领域未能形成一个整体。目前，中国在境外罂粟种植区发展的替代产业涵盖农业、林业、畜牧、水产养殖、采矿、产品加工、旅游、商贸和基础设施等产业，涉及细分产业较多，仅种植业就多达47个品种，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产业投资效益不佳。因而，政府有必要对替代企业的产业投资方向进行引导。

（二）境外罂粟替代产业重点投资领域

全球专业化分工深入发展的情况表明，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不可能在每个产业的任何环节或所有细分领域上都具备比较优势，产业选择只有深入到内部在产业细分领域进行才具有指导意义。因而，中国境外罂粟替代产业的产业选择应以细分产业为基础进行，建议重点投资于以下领域。

1.粮食作物。中国是一个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大规模种植粮食作物受到自然资源短缺的制约，因而粮食安全一直面临压力。而境外罂粟种植区具有生产水稻等粮食作物的优越的光热、水土等自然条件，与缅老两国相比，中国农业技术水平又具有明显的相对优势，因此，发展粮食生产，可实现优势资源互补，对于中国和境外罂粟种植区而言是一个共赢的产业选择。 天然橡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橡胶消费国，天然橡胶的年消费量约为200万吨，但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国内天然橡胶产量仅有60万吨。从保护国家战略物资安全的高度和保护农业产业安全的角度，中国应充分重视境外天然橡胶产业的发展。境外罂粟种植区地处亚热带，土地、气候条件适宜橡胶树的生长；缅老两国政府为促进本国天然橡胶产业的发展，制定了相应的优惠投资政策；缅老两国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且成本低廉，而中国天然橡胶产业生产有着成熟的经验与技术，有较强的科技实力和人才队伍 。通过境外罂粟替代产业合作种植橡胶，有利于双方资源优势互补，实现共赢。 生物能源原料。在化石能源耗竭后，生物质将是唯一能转化成液体燃料的能源。因此，和橡胶产业一样，生物能源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重要产业。然而，中国生态环境形势十分严峻，耕地有限，因此应利用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积极开拓生物能源业的国际合作。境外罂粟种植区可用于发展生物能源的原材料极为丰富；土地肥沃，缅老两国历来有种植甘蔗、玉米、木薯等能源植物的农业传统，这些条件都非常有利于中国与境外罂粟种植区开展生物能源产业的合作；并且由于生物能源原料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能有效解决当地农民的就业、生活问题，提高当地经济水平，推动当地经济转型，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和国际合作的互惠互利目标。 特色农产品。依托当地特殊的生态环境资源，发展有产业化开发前景、经济价值较高的特色农产品，对带动当地农民收入增加、加快罂粟种植区经济发展速度能起到积极的作用。石斛、珠芽魔芋等特色产业均是理想的选择。境外罂粟种植区是世界上极少数分布石斛和珠芽魔芋的区域，有着产业发展特殊的气候环境和自然条件。石斛、珠芽魔芋人工集约化种植、产业化开发投资较小，且在种植过程对大气、土壤、水体不产生污染，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石斛原料、魔芋精粉原料在国内外长期供不应求，市场空间大，较之传统农作物和经济作物，利润相对较高，因而容易被当地农民接受[10]。 采矿业。缅北地区矿产丰富，掸邦东部高原分布着缅甸主要的铅—锌—银矿带，克钦邦有着丰富的铁矿资源和玉石矿，但由于地矿勘探、矿产开采、冶炼和加工能力低下，大量的矿产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而中国在矿产资源的勘探、开采、选矿、冶金等领域有较高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因而可利用技术和人才的优势，采取合资的形式进行开发。这样，一方面可以帮助当地提高矿产资源开发、深加工和整合利用的技术水平；另一方面又有利于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

6.基础设施建设。境外罂粟种植区是世界上较为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自身缺乏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来源。因此，发展境外罂粟替代产业必须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建设，加强道路交通、农田水利设施、电力设施建设、医疗卫生、人力资源开发、教育等与提高民众生活质量、改善生活环境有关的配套项目建设。把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同替代产业发展相结合，既有利于当地民生、增添可持续发展能力，又能为其他境外罂粟替代产业的发展创造基础条件。

结束语

中国境外罂粟替代产业模式不同于任何一个国家或国际合作的替代方式，实践中没有成熟经验可供借鉴；完整的中国境外替展理论体系也尚未能建立；在实际工作中，政府、企业对中国境外罂粟替代产业的认识还存在诸多不一致。因而，加强对境外罂粟替代产业相关问题的研究是中国理论界的一个重要课题。目前，从对外直接投资角度对中国境外罂粟替代产业进行的研究并不多见，本研究进行了尝试性的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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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勇.境外发展橡胶替代种植的几点体会[J].中国橡胶，2006，(21)：17-18.

篇3

本文从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趋势、原因及影响的研究入手，着重分析了当前中小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环境因素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人民币汇率变动情况下中小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几点策略。

【关键词】

人民币；汇率变动；中小企业；直接投资

一、人民币汇率变动概述

人民币作为我国的法定货币，是一种不能自由兑换外汇的货币，其汇率采用直接标价法，涉及美元、欧元、日元、澳元等21种主要货币。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不断变化，汇率制度也随之进行调整。自2005年7月起，人民币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10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

（一）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原因

当前，人民币汇率变动的总体趋势呈升值状态。产生这一趋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人民币汇率变动的经济学原因

我国长期以来外汇储备颇丰，加之改革开放以来吸引外资的政策效果，导致国内外汇节余较多，形成人民币升值的直接动因；同时，自本世纪以来，世界各主要货币对美元都大幅度贬值，只有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没有太大调整，这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2、人民币汇率变动的政治因素

近年来，美国、欧盟等主要西方国家经济衰退，而中国产品的大量出口导致这些国家对华贸易逆差激增，这些国家出于经济调整和国内舆论的压力，期望通过人民币升值缓解其国内的经济衰退。中国对外经济摩擦的日益加剧正是对这一状况的最好证明。

（二）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

1、人民币升值的有利影响

人民币升值缓解了我国的外债压力，增强了我国的对外购买力，有利于进口产业及其附加产业的发展，使中国在国际经济中获得了更大的主动权，在国际事务中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同时，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可以加强我国经济的自体循环能力，增加货币政策的自由度，并起到缓解经济过热的作用。

2、人民币升值的不利影响

人民币升值会导致以本币表示的产品成本提高，直接影响我国的出口产业，并间接影响到我国许多企业的综合国际竞争力，使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同时，人民币升值会通过价格体系的变化增加我国通货紧缩的压力，加重财政负担，恶化就业形势，并在某种程度上助长投机行为。

二、中小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分析

近三十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国内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大，其对外投资呈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加速增长态势。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中小企业成长的政策，体现了对中小企业的重视；同时，国际经济及国际金融形势的动荡，尤其是汇率波动，也给中小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一）中小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环境分析

我国中小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在上世纪末经历了萌芽期和快速成长时期，到本世纪初已颇具规模。

1、从投资总量和结构上看，以2010年为例，我国中小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已遍布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净额3171.1亿美元，其中，股权投资597.3亿美元，占投资总量的18.8%，利润再投资1207亿美元，占投资总量的38.1%，其他投资1367.8亿美元，占投资总量的43.1%。

2、从投资主体的行业分布上看，迄今为止，我国中小企业增外直接投资分布在制造业上的占了投资主体的50%以上，其中以服装、通信设备、电气器材、医疗设备、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最为普遍，近年来，食品加工业和IT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有快速增加的态势。

（二）中小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问题分析

虽然从宏观和微观经济环境上看，中小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均面临诸多有利专机，但受其自身能力、投资竞争、汇率波动等条件约束，我国中小企业在进行境外直接投资时也面临诸多问题。

1、投资经验不够成熟老练

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投资区位选择和产业选择方面欠缺充分的前瞻性，目前，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首选区域多是发展中国家，首选产业多是在国内产能过剩的行业，其基本思路大多局限于为原有产品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新市场，其主要特点多体现为金额少，规模小，靠价格优势取胜。

这类投资项目因其资金基数小，导致在国外融资困难，抵御汇率变动风险的能力较差；同时，因其主要依靠产品价格优势，容易在行业内引起恶性价格竞争，并招致反倾销调查等法律方面的麻烦。

2、技术含量较低，人力资源匮乏

我国中小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产品大多面临高新技术含量较低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中小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量不足，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仍主要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来盈利，使企业缺乏核心科技支持的利润增长优势和长久发展动力。

我国中小企业多为家庭式管理模式，这在企业发展初期虽能有效地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但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这一管理模式因其在人力资源利用方面的局限性，极易导致人才匮乏，优秀员工流失，管理制度不够规范，难以形成为所有企业成员接受的企业文化，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造成障碍。

三、人民币汇率变动情况下中小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策略

人民币汇率变动主要从出口价格、投资成本、国外筹资成本、相对财富拥有量、资本化率等方面影响我国中小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

例如，当人民币升值时，以人民币定价的商品相对以外币定价的商品而言就会显得昂贵，而以人民币计值的对外直接投资成本和国外筹资成本都会因本币的升值而相对降低，这会使进行境外直接投资的中小企业的相对财富拥有量增加，财富的资本化率提高。

近年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出现在波动中逐渐升值的趋势，在这样的金融形势下，基于对外直接投资与实际有效汇率之间的内在相关性，我国中小企业在进行境外直接投资时宜采用如下策略：

（一）中小企业应充分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与本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之间的内在相关性，抓住人民币升值的契机，增加对外直接投资

一国的本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与该国对外直接投资量的变动有内在的相关性。一般而言，当本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升高时，该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会同步增加，反之刚会减少。

基于这一相关性，当人民币升值时，中小企业应制定走出国门的战略，积极增加对外直接投资，更多地掌握境外直接投资的主动权，中小企业用人民币进行境外直接投资，用境外直接投资带动出口，对人民币的国际化及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地位的提高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中小企业应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策略，增加战略资源型投资

我国中小企业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其附加值低，抗风险能力弱，容易因价格优势引发反倾销等贸易纠纷。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对资源需求的不断增加，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应进行相应的调整，在增加对制造业投资的同时，选择原油储备、黄金储备等具有战略资源意义的领域进行境外直接投资，这不仅能提高企业投资的抗风险能力，还能从长远上缓解我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瓶颈。

（三）中小企业应改变对外直接投资取向，发展高新技术型投资

近年来，国际分工已从传统的产品分工转向生产要素分工，高端的核心技术成为生产要素的主要内容，是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标志。

在人民币升值和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企业资金相对宽裕而国外企业资金相对短缺，中小企业更要充分利用这一契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创立自己的研发机构和生产企业，通过资金优势实现对高新技术的寻求，从而带动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综上所述，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我国中小企业境外直接投资不断增长，受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也不断加深，因此，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小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对于防范汇率风险，提高投资效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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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假设前提（1）FC模型是2×2×2模型，即两区域、两部门、两种生产要素。假设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A国和B国，两国的消费者偏好、生产技术和市场开放度是对称的，但是要素禀赋分为对称和不对称两种情况，而相对应地为对称FC模型和非对称FC模型。相关变量上标“*”代表B国的变量，用上标“w”表示世界水平的变量。（2）两种生产要素是资本K和劳动L，并且假定资本是可以跨区域流动的，而劳动力是不可流动的。资本收益必须在资本所有者原所在地进行消费。设定sL=L/LW，s*L=L*/LW，sK=K/KW，s*K=K*/KW，即sL和s*L表示A国和B国的劳动力禀赋占世界总劳动力禀赋的比例，sK和s*K表示两国资本禀赋占比。另外，由于资本的可流动性，用sN和s*N代表两国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资本份额。（3）两个部门为工业部门M和农业部门A。其中，假定农业部门是完全竞争市场、规模报酬不变，每生产一单位农业产品只投入aA单位的劳动力；而工业部门是垄断竞争市场、规模报酬递增，使用两种生产要素K和L。企业成本函数写为c=π+aMwx，其中x为产出。另外，假设两个地区的企业个数分别为n和n*，则nW=n+n*。在D-S框架下，每个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每个企业生产一种产品只使用一单位资本投入，因此有sN=n/nW，s*N=n*/nW，nW=KW。（4）假设工业部门国内交易不存在交易成本，但存在跨国界的交易成本，并采用“冰山运输成本”的形式。即如果从A国运输τ（τ³1）单位工业产品到B国，到达B国并进行销售的产品为1单位，τ-1单位的产品在运输过程中“融化”掉了，也就是运输成本。

（二）消费者行为以A国为例，国内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三）生产者行为由前面的假设条件，农业部门不存在交易成本，因此两国农产品的价格是相等的，即aAw=PA=P*A=aAw*，因此两国的工资水平是相等的。两国的劳动力不能流动，那么两国都会生产农产品，即农业产品的生产是非专业化分工形式。

（四）长期均衡根据假设条件，资本是可以自由流动的，但资本收益必须在资本所有者原所在地进行消费，那么资本的流动取决于两个国家的资本收益率。因此，将资本流动方程表示为DsN=(π-π*)sN(1-sN)。当π=π*时，两国资本收益率相等，不存在新的资本流动，达到长期均衡；另外，当sN=0或sN=1时，资本都集聚在一个国家，也不存在资本流动，达到长期均衡。由以上的推导可知，当满足（14）式或者（20）式时，经济达到长期均衡，即没有资本流动。这两个式子说明企业（资本）的空间分布是由支出的空间分布决定的，也是由国家的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禀赋决定的。另外，如果两国的要素禀赋是对称的，即sL=1/2，sK=1/2，那么，sE=1/2，sN=1/2，此时企业的空间分布已经形成，并且不会发生变动，没有资本流动，经济达到长期均衡。即使受到外来的冲击，受到要素禀赋的影响也会恢复到这种均衡状态。

（五）资本流动和参数变动基于本文讨论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问题，笔者将重点讨论非均衡模型，即两国的市场规模、要素禀赋不对称情形。首先，笔者将考察资本流动和企业空间分布、支出分布之间的关系。由前面的分析可知，资本的流动取决于两个国家的资本收益率，设Dπ=π-π*，利用（12）式、（13）式考察Dπ和sN之间的关系。从（22）式可以看出，其偏导数符号的正负取决于sE的大小，当sE<12时，企业的投资收益会随着企业（资本）在本国的集聚而增加，当sE>12时，企业的投资收益会随着企业（资本）在本国的集聚而减少。从经济学意义上说，如果本国市场规模不是很大，企业在本国的集聚可以实现外部规模经济、减少信息成本等使得企业投资收益增加，进而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这也是Krugman（1991）本地市场效应的体现；相反，如果市场规模很大，太多的企业集中在本国市场，竞争的加剧、资源的争夺会使得企业的投资收益下降，进而使企业向国外转移，即出现市场拥挤效应。同时，式（23）说明，在企业（资本）分布给定的情形下，本国的市场规模越大，企业在两国的资本收益率的差异就越大。

（六）结论（1）上述理论模型中，当东道国市场规模没有非常大时，前期分布于该国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越多，企业的资本收益就越大，进而吸引更多的外资企业进入。实际上，每个国家的市场规模都是相对有限的，我国在某东道国的先期投资会吸引更多的直接投资流入。（2）当考察非均衡模型的情形，如果假定当前已经发生资本的集聚，即本国使用的资本比例超过1/2，此时本地劳动力要素禀赋越丰裕、资本要素越丰裕、市场规模越大、贸易自由度越大，则分布于本国的企业（资本）比例越大，即越多的企业（或资本）集聚于本国市场。

二、实证模型

（一）假说的提出将上面的A国看作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B国看作是我国，通过以上理论模型的结论分析，可以提出以下几个假说。假说1：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倾向于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假说2：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空间分布倾向于劳动力要素禀赋丰裕的国家。假说3：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空间分布倾向于资本要素禀赋丰裕的国家。假说4：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分布在双边贸易自由度较大的国家。假说5：对于需求结构差异较大的国家或地区，其丰裕的资本要素禀赋会吸引更多的我国直接投资；而在需求结构类似的国家或地区，其丰裕的劳动力要素禀赋会吸引更多的我国直接投资。

（二）基准模型的设定众所周知，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理论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框架，各个理论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作出解释。因此，本文在讨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时，将新经济地理因素作为核心变量，并且纳入一些传统国际直接投资区位因素和影响直接投资区位的双边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建立的计量经济模型如下：根据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相关理论分析以及本文第三部分（一）提出的相关假说，新经济地理因素包括市场规模、资本丰裕度、劳动丰裕度、贸易自由度、技术水平①；传统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理论因素包括自然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稳定性、商业环境、政治风险；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双边因素包括双边汇率、双边投资协定、双边贸易、双边地理距离和双边文化距离。计量经济模型的形式设定为：

（三）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和分析本文使用计量软件stata作为分析工具，应用静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首先，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适用于随机效应模型；其次，通过对各个解释变量容忍度和方差膨胀因子的检验，发现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最后，经查验该模型解释变量间存在序列自相关。表2中的m1表示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m2表示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m3给出的是纠偏后得到的估计结果。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模型的设定是比较好的，笔者选定的解释变量能够解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近80%的区位分布变化。在新经济地理因素中，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技术水平可以用来解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其中，市场规模的系数为0.00256，说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每扩大一个百分点会使我国在该地投资存量比重上升0.00256个百分点；类似地，东道国的技术水平每扩大一个百分点就可以使我国在该地投资存量比重上升0.00447个百分点。而劳动力要素禀赋、资本要素禀赋和贸易自由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不显著。以上的分析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从整体上体现出了市场寻求和技术寻求的特征。市场寻求型ODI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一些国家或地区增加了贸易壁垒作为进口替代的一部分，为了绕过这些贸易壁垒，其他国家或地区便通过对其直接投资的形式进入这些市场，进而市场寻求型ODI也就发展起来了。我国作为制造大国，相当一部分产品在国内市场已经接近饱和，很多企业转向国外市场。然而在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我国出口商品遭遇的技术贸易壁垒、反倾销诉讼等贸易壁垒的情况越来越多，仅靠出口带动增长的空间又很有限。较大的市场规模意味着较大的市场需求，因此，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我国企业会倾向于进入市场规模大的目标市场进行直接投资，规避东道国或地区贸易壁垒的同时，拓展和占领更大规模的海外销售市场。另外，我国的技术水平、技术转化和研发创新等方面的能力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事实上，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且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核心技术不多，这也是我国高新技术类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数量少、比例低的原因。现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更多地是寻求技术而不是输出技术。同时，很多发达国家具有雄厚的科技实力和管理经验，但是一些国家对先进技术保护严格，限制高新技术的出口，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通过跨国并购的形式可以绕过这些壁垒而拥有先进技术。因此，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选择技术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贸促会《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数据显示，高达81.7%的企业认为东道国比国内市场规模大。同时，参与调查的企业中有超过一半的企业均认同“在东道国获取创新所需要的技术比国内难度低”的观点。这也从微观角度佐证了估计结果。此外，东道国的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丰裕度以及贸易自由度并不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决定因素。以东道国工资水平（劳动力要素价格）的倒数衡量的劳动力要素丰裕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不显著，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寻求特征不明显，这似乎和一般的理论预期不符。同时，一些研究和调查也表明东道国获取资金比国内难度低，贸易开放度的增加可以吸引外来投资，但是估计结果也没有支持这些结论。笔者认为，这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是密切相关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多元化，包括目标的多元化和区位的多元化等。效率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主要以垂直型为主，多是遵循“雁形模式”将产业链下端或者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工作和环节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转移到国外。因此，他们会较多地将具有廉价的原材料和生产要素的国家作为投资对象，具体到我国，会投资于蒙古、赞比亚、尼日利亚等国家，但毕竟我国对这些国家的投资占比不是很大，因此相应地效率寻求特征表现得就不明显。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结论首先，本文的理论基础起源于新经济地理学。新经济地理理论以及同它具有相同基础的新贸易理论强调了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兴起和发展弥补和丰富了传统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通过对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归纳总结和梳理，发现自由资本模型（FCModel）可以用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问题。因此，笔者对FC模型进行推导，加之自身的理解和对模型参数的进一步分析，得出了有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五个假说。在理论模型和相关假说的基础上，笔者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静态面板模型的估计，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受到新经济地理因素、传统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因素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双边因素的共同影响。具体而言，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技术水平、自然资源禀赋、良好的商业环境、对东道国的出口、较近的地理距离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也表明，总体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出明显的市场寻求、技术寻求、资源寻求和出口拉动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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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走出去”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3-0264-03

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外贸政策主要以 “引进来”为主，引进国外的资本、先进技术和人才，以及国外先进的管理制度和竞争机制。然而，完全意义上的对外开放应该是双向的，既要 “引进来”也要 “走出去”。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意味着我国企业将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情况下，积极“走出去”。这种“走出去”战略是以中国企业为主导、服务于中国企业的一种跨国战略整合模式，因此“走出去”战略是中国企业的必然选择。

我国跨国公司“走出去”战略主要以对外直接投资为主。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是指：我国的跨国公司在其他国家或地区通过投资或并购等方式参与其子公司或分支机构的生产和经营，并掌握经营控制权的投资行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更多中国企业选择“走出去”，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从以往的研究成果看，大多数学者仍着重于“引进来”战略和外商直接投资（FDI）战略的研究。近些年来，对我国跨国公司及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然而研究成果并不突出，也不深入。本文将综合分析目前全球跨国公司及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分析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状况及其发展前景等，并根据当前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不足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从而有助于我国跨国公司更好的实施“走出去”战略。

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一）全球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间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跨国公司既是对外直接投资的载体同时也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物，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和形式等都在不断发生改变。

跨国公司的快速发展给国际贸易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促进了世界各国经济效益的提高。跨国公司已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目前，跨国公司的年生产总值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年生产总值的50%。跨国公司为达到赢利目标，在经济上超越国家的界限而成为国际经济的行为主体。在数量上，全球跨国公司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据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到1995年底，全球跨国公司已发展到3.8万家，比1979年的7 000多家增长了4倍多，并拥20.7万家海外子公司；2007年底，全球跨国公司增长到7.1万家，其中拥有90万家海外分支机构；目前，全球跨国公司已超过8万家。跨国公司的不断发展也推动了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

全球经济危机正在改变着世界经济的格局，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有所下降，而新兴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不断上升。

2009年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水平跌入谷底，在经济前景难于预料的背景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只好对其新投资持观望态度并撤回一些国外资产。2012年，38个发达国家中就有22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量下降，总体下降23%。相比较而言，一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等和转型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迅速。2012年，发展中经济体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首次超过发达国家，占全球直接投资量的52%。发达国家现仅占全球流量的42%。除此之外，近1/3的全球直接外资流量来自发展中经济体。这些这些发展中经济体的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强劲的发展态势，其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量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二）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1.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

（1）对外直接投资指标的增长

2003年以来，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2012年，虽然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流量比上年下降17%，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然创下流量878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7.6%，首次成为世界三大对外投资国之一，投资流量呈现出高速增长的势态。

（2）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新变化

2003年以来，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业覆盖率不断扩大。2008年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已成多元化局势：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批发零售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制造业等聚集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九成；到2012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其中发展最快且存量超过100亿美元的行业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政业、建筑业，这七个行业累计投资存量4 913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92.4%。

（3）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覆盖新变化

2003年以来的数据显示，中国跨国公司投资的市场覆盖面积不断扩大。2012年我国跨国公司投资遍布全球近八成的国家和地区，其中在对非洲和北美洲的对外直接投资市场覆盖要比在亚洲和欧洲的市场覆盖度上升快，而亚洲和非洲仍然是最为吸引中国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地区。截至2012年底，我国1.6万家国内投资者在国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近2.2万家，分布在全球179个国家和地区，覆盖率达76.8%。其中，亚洲地区的境外企业覆盖率高达95.7%，欧洲为85.7%，非洲为85%。

2.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1）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偏小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深入实施，我国跨国公司及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高速增长的趋势，但就其规模而言仍然偏小。

2012年底，我国投资存量突破5 000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达到了5 319.4亿美元，位居全球第13位。但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量仅相当于美国对外投资存量的10.2%，英国的29.4%，德国的34.4%，法国的35.5%，日本的50.4%。投资规模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绝大多数的我国跨国公司投资规模仅为几十万或几百万美元，远远低于世界投资规模的平均水平。投资规模偏小，容易导致企业无法形成规模经济优势，也无法通过规模经济来降低其生产成本。中国跨国公司自身规模的局限性也导致了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偏小，这使得中国跨国公司在开拓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并使其同国外的大型跨国公司相竞争时难于抗衡国外大型跨国公司，从而使我国跨国公司丧失了很多市场机会，削弱了我国跨国公司的国际市场融资能力，增加我国跨国公司经营风险等。

（2）跨国公司缺乏高水平的跨国经营人才

跨国公司的高速发展急需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作为坚强后盾。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社会，拥有高水平的跨国经营人才有利于其在21世纪抢占世界经济的制高点。随着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发达国家不断加大对全球高层次人才的竞争力度，通过各种优惠性和选择性的移民政策等吸引来自世界各地最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我国党的十中也提出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的国际经营能力，培育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同时，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作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紧迫战略任务，努力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富强广揽天下英才。然而，从当前我国的企业形势来看：很多企业都缺乏懂技术、懂法律、懂外语和具备国际金融与国际贸易知识的人才，这将严重制约境外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投资效益。企业除了需要紧缺精密工程、汽车技术、模具设计及制造和设计等方面的专业人才之外，优秀的管理人员也是重中之重。因此，培养和选拔优秀的跨国公司跨国管理人才、提高跨国公司经营决策和管理水平显得尤为重要。

二、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前景分析

自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当前，我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已经成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后起之秀，在维护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中也日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加速发展趋势将得到延续。

（一）对外直接投资提升空间较大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3 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2 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流量为1.35万亿美元，下降18%。但是，随着投资者在中期信心的恢复，对外直接投资量可望在2014年达到1.6万亿美元，在2015年达到1.8万亿美元。

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2012年分别占当年全球流量、存量的 5.2% 和 1.6%。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GDP 的比重中，全球平均占比17%，发达国家占比 25% 左右，发展中国家占比14.3%左右，而我国仅占了4.9%。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增长迅速，但总体规模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仍很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也比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水平低近10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据我国商务部统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已经从1979 年的 50万美元增长到2010 年的688.1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名列全球第五位，为发展中国家第一；2012年底，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再次提高到878亿美元，首次成为世界三大对外投资国之一；对外投资企业近2.2万家，分布在全球179个国家（地区），覆盖率达76.8%；境外设立的跨国公司个数也从 1979 年的4家增加到2012 年的8万多家，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继续稳步扩张。按照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5%的低比例计算，到2020年新增对外直接投资将会达到1万亿美元。如果这个比例上升到转型经济体平均水平的15%计算，我国境外直接投资存量将达到大概3万亿美元。基于这样的计算，到202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将会在1万亿美元到2万亿美元之间。

（二）对外投资可寻求新的增长点

近年来，人民币呈不断升值的趋势。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我国跨国公司海外并购资产，降低其收购的成本。国际金融危机也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这使得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更为便利，拓宽了跨国公司利用资金的渠道，降低我国跨国给公司筹集资本、进行资本交易的成本，同时也提高了投资和融资的效率。

随着我国国内投资条件的日益变化，企业的资金相对充足，投资的需求和欲望比较强烈。然而在我国境内，越来越多的企业难以找到高效的投资机会，相比较而言，对外直接投资更能为这些企业带来高额利润。根据我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在2011年4月公布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2008―2010）》，在今后的几年，我国88%的企业都将适度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寻求海外投资机遇和新的增长点。

三、政策建议

根据我国跨国公司存在的问题分析及相关理论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跨国公司具有小规模跨国经营、相关立法不健全、技术相对落后和跨国经营人才匮乏等特点。为此，我将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一）完善支持服务体系

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与政府不断加强对其海外投资的支持是分不开的。然而，我国已有的境外投资管理和服务体系仍然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我国政府应加快出台相关支持政策和法律法规建设来促进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更快发展。政府应发挥其主导作用，加快建立我国跨国公司“走出去”的管理服务体系和强化法律制度建设，建立为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保障制度，加快对外直接投资经营的立法等，为我国跨国公司跨国经营提供更加完善的体制和政策环境。

（二）增强技术创新能力

技术创新在跨国公司国际竞争中扮演者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国跨国公司必须要加强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建设。首先，跨国公司要注重科研资金投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开发拥有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其次，我国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来刺激和鼓励跨国公司增加其科技资金的投入，对其进行适当的财政扶持并拓宽其融资渠道。另外，跨国公司还可以加强与国内外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技术合作，通过技术合作实现跨国公司与高校、科研院机构之间的优势互补，从而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除此之外，跨国公司在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时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要使先进技术研发和企业产品结构优化相结合，开发和培育跨国公司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培养跨国经营人才

熟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21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我国必须注重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的培养。首先，可以通过建立一套完善的国际人才选拔和培训机制，在国内乃至国外选拔精英并对其进行培训和聘用，通过争夺和培养跨国经营人才，以“人本发展”为核心，使其在企业中创造最大经济效益。其次，要完善我国跨国公司自身的经营体系和人才激励机制，让国内外精英能有一个施展才能的广阔的空间。除此之外，跨国公司还可以通过对外投资经营活动，招纳和培养一批熟悉国际惯例并懂得国际化经营、懂外语和财务等高级管理人才，为我国跨国公司参与国际竞争、扩大跨国投资经营奠定雄厚的人才基础。

四、结论

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起步晚，发展快。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为我国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创造了良好的海外扩张机会。我国应坚持“走出去”发展战略，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和全球化机遇，整合国内和国际资源，发挥我国跨国公司内在的优势，主动调整我国对外投资战略，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从而提高我国跨国公司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

目前，我国跨国公司整体上仍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初级阶段。我国跨国公司要想尽快 “走出去”，在全球市场上与当代其他国家跨国公司同台竞技，将面临巨大的挑战。跨国公司必须在我国政府的支持下加快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培养新型的跨国公司经营人才，才能在全球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总之，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已取得了明显的进步，然而要想在国际舞台上占用重要席位，我国跨国公司还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 Berry，H.：Shareholder valu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xpansion.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6，27（12），1123-1140.

[2] 葛秋颖.对外直接投资视角下的跨国公司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1，（10）.

[3] 林家彬，刘洁，卓杰，等.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报告（2013）[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4] 王利华.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5] 王志乐.2007走向世界的中国跨国公司[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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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改革 外汇

一、改革后直接投资本外币业务操作比较

（一）企业办理柜台业务审核资料比较

改革后，办理外汇直接投资业务所需材料较为一致，大部分所需材料在首次登记时均已记录在资本项目信息系统中，所需材料银行可以直接打印即可，企业办理相关业务仅需直接去银行提供简单的申请材料，且多数情况下无需重复提供纸质证明材料，企业办理业务和银行审核业务的手续得到大幅简化。反观人民币直接投资业务，企业在多个环节办理相关业务需重复提交部分材料，且纸质证明材料复印件较多，业务办理效率相对降低。

（二）改革后直接投资本外币业务流程比较

改革后本外币直接投资管理流程大体相同，但影响人民币外商直接投资业务办理效率的环节主要体现在：

开户：新设外资企业需开立人民币基本存款账户、人民币资本金专用账户，银行审核材料多，业务办理流程长，一般需要1-3 个工作日。

资金入账：银行凭资本项目信息系统登记信息即可为企业直接办理外汇资本金入账，本币资本金入账则需提交相关证明材料，现场填写《人民币跨境业务收款说明》，银行在真实性审核后为其办理，此环节一般需要20分钟左右。

验资，使用外币投资的，企业可在银行直接完成，而人民币出资企业如需验资仍需由会计师事务所操作，效率相对较低。

数据报送，与资本项目信息系统相比，RCPMIS 采集的直接投资信息和资金收付信息相对较多，银行数据报送工作量较大。

二、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改革对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影响

（一）有利影响

一是有利于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改革后，直接投资外汇业务限制大幅放松，直接投资可兑换程度将进一步放大。从长远看，放松乃至取消直接投资项下跨境资金收付与汇兑限制，可为市场主体办理直接投资业务提供更多的币种选择，有利于扩大直接投资项下人民币跨境使用规模。二是有利于提高直接投资跨境资金流动风险防范能力。人民币直投仍纳入外汇监测范畴，弥补了直接投资本外币交叉业务监管的不足，对于加强直接投资跨境资金流动监管、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具有积极作用。三是有利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业务拓展。与改革前相比，企业本外币直接投资手续均得到大幅简化，有助于企业直接投资本外币交叉业务的办理。

（二）不利影响

一是双重监管加大银行和企业业务办理成本。从实际操作看，大多数情况下，即使全部以人民币出资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也难免今后不会发生外汇利润汇出等业务。若企业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业务不在银行外汇系统办理登记手续，势必会影响企业后续外汇业务的办理。基于这种考虑，企业和银行往往会在本外币系统中均进行登记，造成了多头监管，重复劳动。

二是直接投资外汇业务全程式监管彰显RCPMIS功能不足。相对而言，RCPMIS仍需改进，系统只采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信息，无法采集直接投资外币业务信息，会影响直接投资本外币交叉业务的有效监管；二是直接投资合规性信息仍需人民币银行进行复核，变相拖慢了业务办理流程；三是RCPMIS 数据采集项目多，信息量大，且需要银行人工录入，信息质量难以得到保障。

三是部分跨境投融资人民币业务受限影响企业资金运作效率。目前，外商投资企业可根据经营需要开立多个外汇资本金账户，也可异地开户、异地购付汇，而外商投资企业人民币资本金只能在注册地银行开立一个专用账户，受限较多，不利于企业自主、灵活地进行人民币资金运作。

三、对策建议

针对当前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业务发展中面临的几个突出环节，应采取切实措施加以有效解决。

（1）适当简化业务审核材料，为市场主体办理相关业务提供明确指引。按照有关规定，再造业务流程，制定详细操作指引，简化业务审核手续。如将外商直接投资合规性信息复核权限同样下放至银行，通过RCPMIS查询银行录入的合规性信息，利用RCPMIS 系统加强事后监测和管理。简化境外机构在境内银行开立人民币NRA 账户手续，提高账户管理效率。并购或股权转让人民币专用账户在资金流转环节仅起到了过渡作用，监管意义不大，建议取消，并购或股权转让人民币资金可直接进入中方相关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

（2）进一步放宽业务限制，提高人民币跨境资金运作效率。现行管理规定对企业账户管理过于严格，不利于企业根据自身经营情况自由选择银行办理业务，建议放宽外商投资企业人民币资本金开户数量，允许其异地开户，满足企业实际经营需求。

篇7

一、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

200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以下简称流量)265.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25.3％。200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521.5亿美元，较上年增长96.7％。

二、我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有利因素

(一)拥有一批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

我国目前已形成了一批有强大竞争力的大中型跨国公司和跨国企业集团，它们具有雄厚的资金、技术实力，有相当的国际竞争力。并在某一行业或领域拥有相当的竞争优势。这些大企业和企业集团具有集雄厚资金、先进技术和规模经济于一身的综合优势，有能力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参与国际竞争。

(二)技术的比较优势

与许多中等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已拥有许多已趋成熟和稳定的大量中间技术和加工制造业，如机电、轻纺、食品加工等。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我国具有相似需求结构的、成熟、适用的生产技术对他们更具吸引力。这使我国具有成熟生产技术比较优势的企业发展境外直接投资存在巨大发展空间，他们所提供的中等水平的技术设备也大受欢迎。同时，我国某些成熟技术对发达国家某些行业及某些企业来说，也具有相对优势。

(三)产品的比较优势

我国的很多传统产品都具有鲜明的特色，特别是一些具有民族特色与风味的产品，为全世界广大消费者所喜爱。这些传统产品以其优良的质量和低廉的价格具有很强竞争力，可以通过直接投资在国外发挥其优势。我国的传统产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1，特殊的工艺技术，如精美的园林艺术、美味的中式菜肴等；2特殊的产品效用，如久负盛名的中药的医疗作用以及气功的强身健体功效等。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华人遍布世界各地，他们虽然身处异乡，但拥有相同的文化语言背景，互相之间容易沟通。因此，依靠这种纽带，在侨民集中的地区进行直接设厂投资，生产传统特殊产品，是我国跨国公司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特有优势。

(四)小规模优势

我国的许多中小企业具有规模小、项目小、劳动密集型技术容易上马和转产的相对优势，如纺织、玩具、制伞、鞋帽等行业，它们更适合我国投资环境的需要。我国跨国企业可以在利用东道国廉价劳动力和丰富自然资源的基础上，通过设备和技术输出，建立小规模劳动密集型企业，使生产成本相对低廉。因此，我国跨国企业生产的产品能以较低价格进入东道国市场，进而扩展到第二国市场和国际市场。这一优势可以很好地与一些小规模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而这些小规模市场一般不能满足大型跨国公司维持规模经济的需要，因而也往往不被这类跨国公司所看中。

(五)雄厚的外汇储备，有力的资金保障

2009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达到了创纪录的2万亿美元。雄厚的外汇储备为中国企业境外投资提供了资金上的保证，减少了外汇资金的约束；保障了国家金融安全，提高了在适当时候干预外汇市场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另外，随着中国不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一些金融机构已经跨出国门，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设立了分支机构，不仅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而且拥有丰富的国际资本运作经验和先进的经营管理水平，为中国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提供金融服务的支持。

三、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基准

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国际经验表明，产业选择大都经历了从资源开发型――制造业――服务业为主的发展过程。中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应从以资源开发业为主转向以制造业为主，尤其应加大高新技术制造业对外投资的力度。

(一)产业比较优势基准

目前我国尚处于国际产业链条的较低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内仍不能完全视为边际产业；而且相较于许多国家，甚至是发展中国家，我国所具有的这种产业优势也是一种有限的比较优势，但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优势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在利用产业比较优势基准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时，需要注意发挥产业内企业组合的比较优势，政府要努力培养一批实力雄厚的企业。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机械、电子、轻纺、家电、冶炼、化工、医药等产业形成了一定的比较优势，积累了大量成熟的适用技术，这些技术和相应的产品已趋于标准化，并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差距较小，易于为它们所接受。

(二)产业后发优势基准

依据产业后发优势基准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其目的不是为了获取当期或近期利润，而是为了最大化地利用反向技术外溢效应，获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组织管理技巧并将其转移到国内，再通过示范效应和波及效应快速提升国内产业整体技术水平，实现产业结构的跨越式升级。利用我国后发优势发展对发达国家的逆向直接投资，把产业链逆向延伸到发达国家，利用反向技术外溢效应，带动我国的产业优化和升级，是我国目前获取先进技术最主动和有效的途径之一。具体的作用机制：一是在跨国投资中通过合作直接获取国外技术成果(如专利、品牌等)，支持国内高新技术产业或具有培植取向产业的发展；二是雇佣当地高水平的科技人员直接参与技术研发，充分利用国外人力资源，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三是投资世界新技术发源地，跟踪最新的国际科技动态，以此推动国内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四是通过技术密集型国际生产体系的建立，形成对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直接牵引，从国际生产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我们应该在先进制造业、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技术、航天技术等领域，大力发展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以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我国基于产业后发优势的对外直接投资既有迫切需要，又存在很大空间，政府应将其作为支持和引导的重点，为其提供金融、财政、税收等政策支持，并加强信息服务和指导工作。

(三)产业市场扩张基准

根据产业市场扩张基准和我国实际情况，应重点选择以下产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1，国内生产过剩，市场趋于饱和的产业。目前国内28个主要产业中，有近20个生产已经接近过剩，其中许多产业属于或趋向于“边际产业”，产品大多为劳动密集型或技术成熟型。如钢铁、水泥、纺织、家电等行业产能过剩矛盾突出，国内市场趋于饱和，竞争十分激烈。2，辐射效应突出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相关产业的辐射效应可以用产业内垂直贸易量来衡量。也就是说，产业内垂直贸易属于互补贸易关系：海外企业与国内企业是一种互为市场的关系，任何一方市场规模的扩张，都会对另一方生产的发展产生直接的扩散效应。对具有较高后向连锁度的产业，若选择最终产品对外直接投资，则能有效带动母国中间产品及初级产品的生产，进而通过出口为本国产业发展开辟国际市场空间。而对具有较高前向连锁度的产业，如选择初级产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则有利于为母国相关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生产提供资源。按照这一思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选择对国内相关产业具有较强关联效应的产业部门，以此扩展整个产业的市场空间，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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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企业；对外；投资；策略

中图分类号 F27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13）02-0040-04

自21世纪初，中国就提出了实施“走出去”的开放战略，这从根本上丰富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内涵，也是中国进入新世纪之后，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抓住历史机遇，迎接世界挑战，融入全球化经济的一项重大的战略抉择。自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先后有一大批企业走出国门，在境外设立厂房，进行投资。实践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开展，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合作注入新的内容，拓宽合作的领域，增进双方的关系。在全球宏观经济形势严峻的挑战下，重新探讨和考量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策略问题，不仅能为企业带来新的发展空间，更重要的是为促进中国经济根本好转、推动转型升级奠定良好的基础。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策略的理论渊源

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里丁大学经济学教授邓宁在总结了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三优势组合论”，80年代，他又将其理论动态化，提出“投资发展周期论”。这两个理论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分别从静态和动态角度出发，系统回答了“为什么要对外直接投资”、“为什么能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到何处去投资”三大问题。

如果企业拥有一定的所有权优势，则只能选择通过对外技术转让的形式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如果企业同时拥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则对外贸易是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一种较好形式；如果企业同时拥有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则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最佳形式。由此可见，邓宁的生产折衷理论的基本论点是跨国直接投资现象发生的充分条件，是需要以上三个优势同时具备，缺一不可的。因此，无论是前一段时间，还是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发展对外直接投资都是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最佳形式。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经营面临的新难题

（一）全球经济复苏受挫，对外直接投资经营的阻力持续加大

当前，在美国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多重压力冲击下，全球经济状况不断恶化，使得对外直接投资经营的阻力持续加大。如又出现国际资本新的异动，金融风险再现高企等等，就会形成各种形式的阻力效应，使对外直接投资经营受到新的不利影响。

（二）经济增长路径依赖短期难有重大突破，对外直接投资经营的导向不稳定

近年来，许多学者都明确指出国内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于资源消耗和要素投人。这尽管取得宏观管理者们的认可，但在操作层面上，短期内有重大动作的突破却不容易。因而对外直接投资经营在怎样的导向下去合理规划和利用对外发展战略，促动产业的转型升级，以提高核心竞争力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三）企业本身目标不够明确，没有一个长期战略规划

许多中国公司向海外扩张时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战略重点，一些投资决策仅是为了眼前的利益或者带有浓厚的机会主义色彩。不可否认，中国的跨国经营起步比较晚，总体实力不够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企业就很难成长为大型跨国公司。真正制约中国一些企业成长为大型跨国公司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企业缺乏明确具体的发展目标和规划，缺乏长期的战略思考。企业管理层往往并不清楚自己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也没有规划一下企业10年，20年之后的目标……

中国宏观战略不够高明，微观战略也有明显缺陷。例如，品牌意识不强，使很多企业的成长受累于“品牌之痛”。曾由“世界品牌实验室”、《世界经理人周刊》和世界经理人网站联合的“世界最有影响力的100个品牌”的排名榜中，中国只有海尔作为唯一的本土品牌人选，而且排在较靠后的位置。中国大部分企业跨国经营都是贴牌生产，因此其产品只是处于从属者的地位，所能获得的也只是很小一部分利润。

（四）政企不分，未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导致内部管理机制不够健全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跨国经营的管理体制是按市场化的原则形成、发展和成熟起来的，而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和发展的，管理体制严重滞后，部门分割，各自为政，缺乏统一且透明的政策。当前，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最大体制障碍还是政企没有完全分开，政府还管着企业很多事务，如对企业投融资、进出口贸易等一系列市场活动的审批过细；在部门与地区利益的驱动下，对企业的联合重组、收购兼并进行行政干预等等。

现代企业制度的不完善，也导致了内部管理机制不够健全。综观国际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的成长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企业总是尽力去做好一些最基本的事，比如严格控制产品质量、加强企业的内部人员管理、搞好产品售后服务等方面，总是立足于履行企业最基本的职责，并把它尽量做到最好。而中国的一些跨国企业总是好高骛远，盲目自大，一味强调筹集资金，扩大企业规模，增加自己的实力；或者想方设法进行各种各样的不切实际的创新。到头来，企业经营失败的很大一部分原因不是在企业的外部，而是在企业的内部。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投机期货巨亏5.5亿美元的原因就在于企业的内部管理不过关。

（五）企业投资结构不合理，投资效益也不高

投资结构不合理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投资地域主要集中于中国周边的东亚和南亚的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和地区投资较少。二是在产业结构方面，过分偏重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投资，相对忽视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偏重消费品投资，忽视生产资料投资。这就使得中国的大部分海外投资只是挣得了一点苦力费，而大部分利润被国外企业“抢”走了。

（六）海外企业普遍缺乏具有较高层次的跨国经营管理人才

不少国内投资单位将外派企业工作作为一种待遇，因此，这些外派干部通常抱有临时观念，缺乏跨国经营应有的素质。相当一部分管理人员不懂国际贸易法和惯例，会外语的不懂专业知识，有丰富专业知识的却又不会讲外语，直接影响了企业效益的提高。

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经营策略的再探析

（一）转变企业体制和经营机制，尽快建立适合跨国经营的现代企业制度

世界企业500强中，中国入围的企业全部是国有企业。很明显，这些大型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部分大企业改制的法律制度也不够明确，还有一部分国有企业经营机制不适应国内外市场竞争的新形势。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大型企业仍然习惯于靠组织人事原则选人，用行政手段代替了本该由市场机制完成的工作，实现人才流动困难重重，尤其企业用人观念地域意识浓厚，企业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很不完善，具备全球化意识的经理人员更是微乎其微；在企业结构方面，中国的一些跨国企业并没有按公司法建立，已经上市的企业并没有实现产权的多元化，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现象十分严重，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混乱，制约机制根本无法形成；在母公司的治理结构上，母子公司之间的关系复杂，母公司缺乏整合其分支机构的能力，在治理结构上存在先天不足。所有这些，都严重制约着中国跨国企业的发展。因此，中国的跨国企业建设，当务之急是必须认真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按国际惯例组建和发展中国的跨国经营企业。企业不仅仅要关注外部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内部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增强中国跨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调整产业结构，加快产业升级

近几年，中国产业竞争力由高到低依次是服装、个人及家庭用品、纺织品、办公设备、电信设备。最弱的是集成电路和电子元件、汽车、石油、矿产品、药品。从以上的排列顺序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跨国企业经营的主要是一些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如果中国仅局限于这些产品的生产，那么我们在国际上只是在卖苦力，最终是要被国际市场淘汰的。基于中国跨国企业经营的客观实际，应该调整产业结构，加快产业升级，这样才能增强国际竞争力，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益。

中国跨国企业在引进的基础上应加大对高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使企业尽快进入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目前国内产业结构的层次还比较低，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不可能盲目地要求高技术产业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但应将其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中国跨国企业应该首先汲取国外先进的产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动国内产业升级，然后进行自主创新。目前，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符合此种模式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在境外设立研发中心。在世界技术创新密集区建立研发机构是取得新技术和提高本国企业技术水平的重要方式。二是跨国并购高科技企业。通过直接收购发达国家的企业，可以快速获得其技术，提高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促进产业升级。在此基础上，我们要不断进行自主创新，尤其要加大对电子信息、生物工程等方面的研究。三是扩大对服务业的直接投资，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涉及的是工业和农业，对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认识不足。事实上，服务业已经成为国际直接投资中最具活力的部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应在这种国际趋势下抓住向服务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契机，以优化国内产业结构。

（三）企业应该制定高起点、高层次的跨国经营战略规划

研究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的成长历程，我们不难悟出这样一个禅理：经营企业和成就事业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一个人，如果没有理想，没有一个对自己人生长远的规划，抱着过一天是一天的心态懒散生活；或者有自己的理想，但是这个理想已经和现实格格不入，那末这样的人是绝对成功不了的。经营企业也是一样。在中国的一些跨国公司中，存在不少这样的两类企业：一类是对自己跨国经营的目标不是很明确，他们的投资往往只是为了眼前的利益，对自己要经营的方向、自己的优势往往很模糊，更谈不上什么战略规划。另一类是虽然有自己的企业战略规划，但真正达到国际水平，能够按照现代战略理论、结合中国国情，把成为跨国公司、超越竞争对手作为目标的企业还不多见。举一个较常见的例子，现在中国已经有许多中小型民营企业走出去了，且大部分企业都是以贴牌的方式生产自己的产品。贴牌生产也可以为企业赢得一部分利润，但从长期来看，对企业的经营是不利的。首先，从产品链来看，在开发、生产、销售、服务等环节中，生产制造的利润是很低的。订单虽然很大，但是利润很低。其次，贴牌只注重加工环节，不利于研发和技术创新，使中国企业始终处于不利地位。此外，贴牌生产导致中国企业忽视国产品牌的开拓，很多企业为外资企业生产，无法创建自己的品牌。因此，对于中国的这些企业来说，如果仅局限于眼前的利益，没有一种规划在10年之内创出自己的品牌的话，那末这样的企业最终是要被市场所淘汰的。因此，对于走出去的任何一个中国企业来说，无论其实力是大是小，都应该根据客观实际，制定一个跨国经营的高起点的长远规划，这样才能让自己不断成长壮大。

（四）持续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

在中国国内，许多人认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应该体现在“高科技产品”中外在的技术引进或者制造的低成本上。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企业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应该建立在企业拥有某种优势并且其他企业并不能模仿的基础上。例如，海尔的核心竞争力就在于其五星级的服务上，就是海尔的服务人员到了你家脚上套塑料袋，带上帽子，穿上特殊的服装，在你家铺塑料袋进行修理；绝对不喝你的水，不吃你的饭，不抽你的烟等等。又比如，花旗银行的信用评分知识、迪斯尼在动画业务领域的创造能力、佳能公司的光学知识和缩微能力。再比如，索尼公司的精密技术小型化、思科的客户沟通能力、可口可乐的核心竞争力等等。

中国一些优秀的大型跨国公司其核心竞争力还是仅仅局限在高科技和一些低成本的产品上，有些公司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这就要求我们的公司应在培养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上多下工夫。根据中国一些跨国公司的客观实际和研究国外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的成功案例，今后中国跨国企业在培养核心竞争力方面应该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转”。其意思就是说我们拥有的核心竞争力是别人所不能拥有的，即使别人拥有了，我们一定要比别人做得更好，而一旦别人跟我们做得一样好时，我们就需要转向其他的方面去培养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了。就目前来看，中国在一些高科技产品上与其他国家相比，确实存在着差距，但是我们可以来培养一些消费品的核心竞争力，比如牙膏、洗衣粉、服装等等。

（五）强化本土化战略

篇9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母国经济增长效应； 面板数据；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

基金项目：教育部课题（10YJA79006）；江苏省教育厅课题（2011ZDAXM020）；南京审计学院课题（NSK2009/B243）；获江苏省政府海外访学计划以及江苏省“青蓝工程”科技创新团队的资助。

作者简介：冯彩（1977-），女，安徽砀山人，南京审计学院金融学院讲师，博士，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主要从事国际投资研究；蔡则祥（1958-），男，江苏新沂人，南京审计学院金融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金融理论与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2）06-0046-06收稿日期：2011-12-14

一、文献综述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即OFDI的母国经济增长效应有2个相反的理论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如果OFDI是国内（区域内）投资的替代，那么本国OFDI的增长将会引起母国经济增长的下降（Stevens et al，1992）。另一种观点认为，如果OFDI与国内生产之间存在相互补充关系，那么OFDI的增长将会促进母国经济增长上升。Desai等（2005）研究指出如果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的生产过程中使用了母国的投入品则会促进母国产出的增加。Dunning等（1998）认为到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可能引致先进的技术转移到母国以获得新的技术。但上述逆向技术转移效应关键取决于母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Travares et al，2005）。Herzer（2008）综合了以上2种相反的理论观点，认为如果母国国内资源稀缺，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导致对本国国内投资的下降，进而引致母国产出的下降。但与此同时，他也认为如果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企业能够进入新的市场，并且以更低的成本在东道国生产产品，母国从东道国进口这些低成本的产品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就可以促进母国经济的增长。Denzer（2011）使用内生增长模型对OFDI的母国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结论表明OFDI正向地影响一国经济发展这一假说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是该结论是建立在跨国公司可以没有任何障碍地将外国知识转移到母国的极端假设之上的。

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和发展较晚，因此对中国OFDI的研究则是在近年才逐步兴起。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第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研究；第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贸易、逆向技术溢出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研究；第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研究。对中国OFDI 发展阶段的研究部分地涉及到了OFDI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只是分析了GDP对净OFDI的决定，并没有涉及到O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李辉（2007）基于IDP理论使用了1980年～2005年数据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以及其他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阶段的决定作用，结论表明：人均GDP增长1%时，人均对外直接投资增长1.433%；而且该研究也表明中国已经处于IDP理论的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的中间，已经走上成为对外投资的大国之路。但是这一研究并没有分析中国O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在本质上还是属于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研究。

魏巧琴等（2003）率先使用年度数据研究了中国1982年～2000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结论表明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肖黎明（2009）使用中国1980年～2007年度的数据进行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但是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小，其长期弹性仅为0.0364。但是上述研究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研究的是OFDI对中国经济的总体增长效应，其不能反映O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区域效应；而且使用的数据没有能够反映近年尤其是次贷危机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的事实。笔者在对OFDI和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以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以期进一步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经济增长的长期和短期效应及其区域效应。

二、模型、数据和研究方法

1.模型

笔者使用中国省级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数据研究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并将省级区域进一步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以进一步比较OFDI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是否存在区域差异及其差异大小。

笔者所用的被解释变量是各省级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解释变量为各省级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以上述双变量为基础建立双对数模型进行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和回归分析，反映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建立模型（1）。

LnGDPit=αit+βitLnOFDIit+εiti=1，2...N； t=1，2，...T（1）

其中，LnGDPit表示第i省在第t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对数；LnOFDIit表示第i省在第t年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1）式采用的是双对数模型，βit测度的是国内生产总值对OFDI的弹性。需要说明的是（1）式是基本模型，具体的回归模型将依据F检验和Hausman检验确定是采用混合模型、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

2.数据

本文的数据区间为2003年～2010年。本文所使用的省级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所使用的省级2003～200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度统计公报，2010年各省级GDP的数据源于2011年第2期的《中国经济景气月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于2003年开始，因此省级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最早始于2003年。但是由于一些省份在某些年份的数据不可得性，为了保证研究的时间跨度和连续性，本文的样本删除7个在某些年份缺少OFDI统计数据的省份，这些省份是海南、重庆、贵州、、宁夏、青海和新疆。因此，本样本的研究对象共24个省份，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山西、甘肃。

为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的差异，本研究将上述24个省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对于东中西部的划分，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议。笔者依据年度《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标准划分上述三大区域。其中，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广东共10个省级行政区；中部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共8个省级行政区；西部包括内蒙古、广西、四川、云南、陕西、甘肃共6个省级行政区。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仅研究大陆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及其差异，因此本研究样本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本文中的国内生产总值统计单位为亿元，而OFDI的统计单位为美元，为此将国内生产总值按照年度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年平均价转换成美元计价。为了剔除价格变化对OFDI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笔者采用上述24个省份的年度CPI的同比数据将同年度的名义OFDI和名义GDP转换成实际OFDI和实际GDP，在此基础上分别对实际OFDI和GDP取对数即得到LnOFDI和LnGDP。2003年～2009年各省份的年度CPI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度统计年鉴，2010年各省份的CPI数据来自《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11年第2期。2003年～2009年的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平均价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度统计年鉴，而2010年的平均价则根据《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11年第1期所公布的数据进行平均计算得到。

3.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Eviews6.0软件进行实证研究。本研究将进行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检验。协整检验反映OFDI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而误差修正模型检验反映OFDI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具体来说包括4个步骤：

第一，单位根检验，以防止虚假回归的出现。为得到一个较为稳健的结果，笔者使用Summary检验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方法包括LLC检验、Im-Pesaran-Shin检验、ADF-Fisher检验以及PP-Fisher检验。

第二，协整检验，确定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由于本文的面板数据的时间跨度仅为8年（2003年～2010年），使用Fisher检验存在数据不足的问题。笔者采用基于Engle-Granger的Pedroni检验以确定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第三，回归分析。根据Pedroni检验方法，如果协整检验能够通过，则需要进行变量之间的回归分析。回归模型方程（混合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模型）的选择主要通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进行。

第四，误差修正模型检验，以确定二者之间的短期关系。笔者仅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因此这里的误差修正模型仅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单向短期效应，对于经济增长对于OFDI的短期影响则不进行研究。基于模型（1），构建误差修正模型（2）。

DLnGDPit=λ1i+λ2iDLnOFDIit+θiECMit-1+uit（2）

其中，D表示一阶差分；ECMit是误差修正项，等于使用模型（1）进行回归的残差εit；θi 是误差修正项的系数，其表示对长期均衡偏离的调整速度。

三、实证检验结果

本研究中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从该结果可知，不论是全国还是分区域（东部、中部和西部）的LnGDP和LnOFDI都是非平稳的序列，但是LnGDP和LnOFDI的一阶差分则全是平稳序列。因此，不论是全国还是分区域（东部、中部和西部）的LnGDP和LnOFDI是同阶单整的，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表1LnGDP和LnOFDI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LLCIMPADF FisherPP Fisher结论全国LnGDP-4.9236***

（0.0000）2.7101

（0.9966）28.8859

（0.9869）33.4074

（0.9457）非平稳DLnGDP-8.3356***

（0.0000）-4.2473***

（0.0000）103.585***

（0.0000）101.576***

（0.0000）平稳LnOFDI-5.3617***

（0.0000）1.1752

（0.8801）45.906

（0.5590）61.8574*

（0.0863）非平稳DLnOFDI-13.8164***

（0.0000）-5.0594***

（0.0000）121.152***

（0.0000）162.039***

（0.0000）平稳东部

LnGDP-5.5636***

（0.0000）0.2417

（0.5955）20.0659

（0.4538）21.1776

（0.3867）非平稳DLnGDP-5.1856***

（0.0000）-3.1270***

（0.0000）44.4566***

（0.0013）37.4359**

（0.010）平稳LnOFDI-0.5173

（0.3024）2.0011

（0.9773）10.6874

（0.9539）14.0453

（0.8282）非平稳DLnOFDI-8.5405***

（0.0000）-3.2881***

（0.0005）50.6801***

（0.0002）63.3559***

（0.0000）平稳中部

LnGDP-0.2998

（0.3821）2.800

（0.9974）4.6539

（0.9972）8.4601

（0.9340）非平稳DLnGDP-5.4156***

（0.0000）-1.9216**

（0.0273）30.9251**

（0.0138）27.191**

（0.0394）平稳LnOFDI-5.7280***

（0.0000）0.0305

（0.5122）21.4312

（0.1625）26.0186*

（0.0538）非平稳DLnOFDI-8.6278***

（0.0000）-3.5666***

（0.0002）46.3838***

（0.0001）73.4801***

（0.0000）平稳西部

LnGDP-2.3300***

（0.0099）1.8779

（0.9698）4.1661

（0.9802）3.7696

（0.9872）非平稳DLnGDP-5.5364***

（0.0000）-2.2435**

（0.0124）28.2037***

（0.0052）36.9491***

（0.0002）平稳LnOFDI-3.9410***

（0.0000）-0.2475

（0.4022）13.7874

（0.3145）21.7935**

（0.0399）非平稳DLnOFDI-6.5261***

（0.0000）-1.7450**

（0.0405）24.0836**

（0.0198）25.2032**

（0.0139）平稳注：（1）检验形式为包含截距项，但不含趋势项；（2）每一个检验统计量下方括号内为p值；（3）***，**以及*分别表示在1%、5%和10%显著性水平拒绝序列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4）各检验的最大滞后时期由Eviews软件依据Schwarz准则自动确定。

笔者基于Pedroni方法进行协整检验，其原假设均是不存在协整关系。本研究中的时间跨度T仅为8，属于小样本，因此以Panel ADF和Group ADF作为最主要的准则判断LnGDP和LnOFDI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全国和分区域的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中的结果可以得知：第一，对全国24个省级数据的Pedroni协整检验结果有5个显著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而且Panel ADF和Group ADF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因此，使用24个省级数据的协整检验表明OFDI和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第二，从东部地区10个省级协整检验结果来看，Pedroni协整检验结果有4个显著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而且Panel ADF和Group ADF分别在5%和1%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因此东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第三，中部地区8个省级数据的Pedroni协整检验结果有4个显著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而且Panel ADF和Group ADF分别在1%和10%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因此中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第四，使用西部六省数据进行的Pedroni协整检验结果中仅有1个在10%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而且Panel ADF和Group ADF均接受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

上述结果表明：西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即西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还不能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受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西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相对较小，因而还不能成为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重要途径之一。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2011）对2008年～2010年对外投资企业样本的调查表明，我国对外投资的企业大多数是东部地区的企业，已对外投资的企业中，有76%来自东部地区，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企业比例分别为14%和10%，而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东部地区的企业仍将是对外投资的主体。根据Stevens等以及Travares等的研究结论，还可以得知西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部分代替了当地的生产，而且西部地区非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难以承接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对该地区的逆向技术溢出，从而使得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经济增长效应并不存在。

基于西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协整关系的结果，本部分将对全国、东部和中部的对外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基于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基于F检验和Hausman检验的检验结果表明：全国、东部以及中部地区随机效应模型更优于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结果见表3）。因此，笔者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全国及其东部和中部地区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2LnGDP和LnOFDI的协整检验结果

检验方法统计量全国东部中部西部

Pedroni

检验

Panel vStatistic1.3342

（0.1638）0.2695

（0.3847）0.7179

（0.3083）1.8654

（0.0700）*Panel rhoStatistic-0.3883

（0.3700）0.1814

（0.3924）-0.8263

（0.2836）0.1862

（0.3921）Panel PPStatistic-3.3376***

（0.0015）-2.3341

（0.0262）-2.9344***

（0.0054）0.0384

（0.3986）Panel ADF

Statistic-3.3274***

（0.0016）-2.3421**

（0.0257）-2.9325***

（0.0054）-0.2084

（0.3904）Group rho

Statistic1.7912*

（0.0802）1.1502

（0.2059）0.5832

（0.3365）1.4241

（0.1447）Group PP

Statistic-3.0533***

（0.0038）-2.6765**

（0.0111）-2.1722**

（0.0377）-0.1430

（0.3949）Group ADF

Statistic-3.0315***

（0.0040）-2.9122***

（0.0057）-1.9556*

（0.0589）-0.0452

（0.3985）注：（1）Pedroni检验的滞后期依据Schwarz准则自动选择，最大滞后期也是自动选择；（2）Pedroni检验的形式为有截距但没有时间趋势；（3）括号内为每一个统计量所对应的p值；（4）***，**，*分别表示在1%、5%和10%显著性水平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

表3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的判别

F检验统计量P值Hausman检验Chi-Sq.统计量P值结论全国30.09490.00000.78770.3748随机效应模型东部35.81410.00000.20350.6519随机效应模型中部6802.630.00001.86140.1725随机效应模型

从回归结果可知，不论是全国还是分区域的东部和中部的对外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回归系数均较为显著，其中基于24个省级行政区的回归系数为0.2594，东部地区的系数为0.3174，中部地区的系数为0.2298。从回归系数可以得知，东部地区的系数显著大于中部地区的回归系数。从方程的拟合度来看，均在60%以上，其中东部地区的回归方程的解释度为70.46%，高于全国和东部地区回归方程的解释度。这是因为东部地区不仅是吸引外资的主要区域，同时也是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区域，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要要远大于中西部地区。依据Denzer的研究结论，可以认为东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国内部门之间的联系多于中西部地区，因而其OFDI对区域经济增长就会产生更大的正向效应。更为重要的是，东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在资金、规模、研发和人力资本等方面要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因而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显著提升了当地的生产效率，进而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增长。李梅等（2010）使用2003年～2008年各省级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显著提升了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但是对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则无显著影响。这一实证结果支持了本文的结论。因此，东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弹性，其对外直接投资每增加1%，GDP增长0.3174%。

表4全国、东部、中部LnGDP和LnOFDI的

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LnGDPit）

系数全国东部中部截距αit4.7223

（32.3322）4.3210

（16.0789）4.9779

（22.5799）LnOFDIit0.2594

（20.0828）0.3174

（13.6943）0.2298

（10.2959）R20.68000.70830.6277Adjusted R20.67830.70460.6217注：（1）R2、Adjusted R2以及 D-W Statistic均是加权以后的统计量；（2）括号内为各系数的t统计量。

为了进一步确定上述回归结果是否稳健，需要对上述回归结果的残差序列εit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据该表可知，LLC、ADF Fisher以及PP Fisher的检验结果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拒绝全国、东部和中部的残差序列εit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因而全国、东部以及中部地区的回归残差序列在水平值上都是平稳的，不存在单位根。根据上述残差序列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可以进一步确认上述基于全国、东部和中部的回归分析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协整检验和回归分析仅仅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更确切地说是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影响。为进一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笔者使用模型（2）所建立的误差修正模型进行进一步的检验，检验结果分全国、东部和中部分别报告，结果如表5所示。

表5残差序列εit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全国东部中部LLC-4.3062***

（0.0000）2.6580***

（0.0039） -5.7003***

（0.0000） ADF Fisher122.771***

（0.0000） 43.1688***

（0.0019） 59.2562***

（0.0000） PP Fisher116.293***

（0.0000） 48.4600***

（0.0004）42.4265***

（0.0000）注：（1）检验方法仍然采用Summary方法；（2）检验形式采用的是没有截距项和趋势项的检验形式；（3）括号内为p值；（4）***表示在1%显著性水平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5）最大滞后期根据Schwarz准则自动选择。

全国误差修正模型为

DLnGDPit=0.1863+0.0099DLnOFDIit-

t=（39.700） （2.4413）

0.0906ECMit-1

（-4.6120）

东部地区误差修正模型为

DLnGDPit=0.1857+0.0036DLnOFDIit-

t= （19.0297）（0.2705）

0.1162ECMit-1

（-2.7611）

中部地区误差修正模型为

DLnGDPit=0.1868+0.0036DLnOFDIit-

t=（23.2344） （0.5617）

0.0436ECMit-1

（-1.1945）

上述结果表明：第一，全国、东部和中部误差修正模型中的误差修正系数均为负。这说明存在反向的修正机制，即经济增长一旦偏离长期均衡状态就会有一个负向的机制将其纠正到均衡状态，其纠正力度的大小取决于误差修正系数的大小。第二，DLnOFDIit的系数表示短期内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率变化的影响。从全国误差修正模型来看，DLnOFDIit的系数为0.0099，t值为2.4413，这表明短期内OFDI每增长1%会引致经济增长0.0099%；东部和中部的误差修正模型中DLnOFDIit也为正，但是统计上并不显著。与基于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所得到的系数（见表4）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不论是全国还是东部、中部地区的DLnOFDIit系数均小于长期回归模型中LnOFDIit的回归系数。这说明OFDI对经济增长的长期促进效应大于短期促进效应，而且统计上也更为显著。这主要是因为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济增长正向效应的实现需要一定的传导机制和渠道，这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在长期内，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效应就会发生更大的作用，因而长期内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大于短期内效应。

四、结论

第一，对外直接投资和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由于部分数据的不可得性，本研究使用的中国24个省级行政区的数据代表全国总区域，并将其进一步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区域。协整检验的结果显示：全国、东部以及中部区域的对外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是西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说明该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未能有效地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因此，在“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各地区必须因地制宜地制定适当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以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地区正向经济增长效应的实现。

第二，对全国各省级、东部区域以及中部区域进行的回归分析表明各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在长期内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与Herzer（2008，2010）以及Ghosh等（2009）的研究结论相近。但是对外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在不同区域之间存在差异。从全国来看，该系数为0.2594；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3174和0.2298，因此东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最大。

第三，误差修正模型中DLnOFDIit系数反映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从全国省级数据的模型看，该系数为0.0099，远远小于长期效应系数（0.2594）。东部和中部各省的误差修正模型中DLnOFDIit为正，但统计上并不显著。这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大于其短期效应。

综上分析，在全国、东部地区以及中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长期促进效应显著地大于短期促进效应。对外直接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具体表现为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效应大于全国和中、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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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薛平）

The Effect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n on Home Country’s Economic Growth

——The Empirical Study from Panel Data of Provincial Level

FENG Cai， CAI Zexiang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210029； Nanjing ， 210029， China）

篇10

（一）贸易全球化的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新的动力

首先，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使跨国公司能更好地将其所有权优势与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相结合，为跨国公司调整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和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动力。随着各国关税水平不断降低，非关税壁垒不断减少，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的中间投入品进口也越来越自由。这一方面，使跨国公司能通过内部贸易，为一些子公司解决因东道国难以提供足够符合其要求的中间投入品而带来的质量控制问题；另一方面，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可以使跨国公司根据不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通过直接投资实行区域性专业化生产，从而获取规模经济利益。此外，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为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定价获取额外收益提供了方便。其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加剧了东道国国内市场竞争，促进了东道国整体市场环境的改善和劳动力市场弹性的增强，为子公司降低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提高经营效益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最后，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特别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二）金融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首先，金融市场全球化从两个方面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成本。第一，随着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套汇、套利活动加剧，全球利率水平进一步趋同，并趋于下降，这降低了跨国公司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第二，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企业在金融市场上进行直接融资的成本。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金融市场全球化大大改变了资本供应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使企业的潜在投资者大大增加，而潜在投资者之间的竞争以及金融中介机构（主要是投资银行）之间的竞争，大大降低了企业进行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二，金融市场全球化使争夺企业控制权的竞争更加激烈，从而强化了对企业管理人员的监督，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金融市场的全球化给企业管理人员带来了强大压力：如果他们经营管理不善，企业就很可能成为被兼并的目标。相反，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就会使企业现有投资者受益，潜在的投资者也会随之增加，这有利于企业降低进一步融资的成本。其三，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证券交易的成本，直接和间接地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成本。在金融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证券经纪人、投资银行的内部竞争及彼此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它们为争夺客户而不得不降低服务价格，从而降低了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证券交易成本。同时，企业也可通过选择效率高的证券交易所，降低证券交易的成本，进而降低筹资成本。另外，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企业对信息的披露必须遵循严格的规定，因而通过得到有价值的内部消息进行内部交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这样，从事该企业证券交易的投资人和证券经纪人将会增加，该企业证券的流动性也会增强，从而筹资成本降低。其四，金融全球化使企业能有效利用各种不同的筹资工具，特别是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术，以降低风险和筹资成本。

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筹资成本降低正是美国跨国公司增加从国际资本市场筹资以扩大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动力和基础。

其次，由于金融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金融市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金融市场连续24小时运营，这大大便利了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管理其公司体系的筹资和资金分配，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

最后，金融市场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更好地规避金融风险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三）投资全球化的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必要条件

从本质上讲，投资全球化是资本及其相关要素（技术、管理技能等）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合理地流动，它主要表现为投资自由化、规范化以及资本大规模跨国流动。投资自由化和规范化的发展，一方面扩大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其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大大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变化

长期以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占领国际市场一直是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目标，因此，东道国市场的规模和开放程度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两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向发达国家倾斜，此后，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60年代后半期、70年代和80年代，这一比重都保持在25%左右的较低水平。虽然美国对发达国家投资占主导地位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格局在90年代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90年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力度明显加大。1990～1999年，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总额约2625.7亿美元，相当于80年代的5.7倍，约占90年代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3.1%，比80年代高近7个百分点。90年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较大幅度增长，与80年代末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大规模、全方位推进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贸易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调整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带来了压力

贸易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一方面使国际贸易渠道越来越通畅，但另一方面也使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由于国际贸易环境越来越自由，突破市场壁垒，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作为传统的影响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因素，其重要性大大减弱。而降低生产和研发成本，提高企业的技术实力和产品的竞争力，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国际竞争显得更重要。获取发展中国家廉价的自然资源、劳动力以及知识、技术、技术人才等“创造资产”(CreatedAssets)，正是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从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及劳动力成本变化的情况看，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也确实降低了其总体劳动力成本。1983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总数为638.3万人，1989年增至662.2万人，雇员年均增长率仅为0.6%。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数增长快得多，由1990年的683.4万人上升至1999年的890.7万人，（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年均增长率高达3.4%。而且，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跨国公司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大量转移至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所致，其海外子公司仅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印尼、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10个发展中国家的雇员人数就从1983年的124.9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211.2万人，在这10个发展中国家的雇员数占其跨国公司体系雇员总数（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雇员之和）的比重也相应地由1983年的5.0%上升至1999年的7.3%。在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迅速增加的同时，美国跨国公司总体劳动力成本上升幅度却大大下降。1990～1999年，海外子公司雇员数占跨国公司体系雇员总数的比重由1983～1989年的年均25.7%上升至29.4%，海外子公司雇员工资年均增长率由1983～1989年的7.9%降至1990～1999年的2.7%，相应地，美国跨国公司总体劳动力成本年均增长率则由1983～1989年的4.5%降至1990～1999年3.0%。（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整理。）由此可见，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大量增加确实降低了其总体劳动力成本。另外，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投入，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科学技术人才进行研究开发，对降低其研发成本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投资全球化的发展使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成为可能

8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从限制外商直接投资向欢迎和鼓励外商直接投资转变。剧变后，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也向国际资本敞开了大门，这样，80年代末以来，投资自由化浪潮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投资自由化可以分为单边、双边和多边三个层次。从单边层次上看，投资自由化主要表现为东道国外资政策自由化和投资硬环境的改善。从各国外资政策和法规变化来看，仅1991～1999年，东道国（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和法规的调整多达1035项，其中94%（注：UNCTAD:WorldInvestmentReport,2000,p.6.）对外商直接投资有利。在实行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自由化的同时，发展中国家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交通、电力、通讯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大大改善了投资硬环境。从双边和多边层次上看，投资自由化主要表现在双边和多边投资保护协定的不断增加。1999年，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达1856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达1982个，（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分别是1980年的10.3倍和2.8倍。另外，世贸组织多边协定中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也大大促进了国际直接投资管理的自由化。

在不断趋向自由化的同时，国际直接投资管理也在向规范化方向发展。这种规范化主要体现在区域和多边两个层次上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区域层次的协调主要是区域一体化协议中包含的关于投资问题的条款。这些包含在一体化协议中的条款多是具有强制性的，例如欧盟成员国间资本自由流动的协议、1987年《东盟投资协定》、南方共同市场投资议定书、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区域层次上国际直接投资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往往在于放松对国际直接投资进入和开业的限制，进而取消歧视性经营条件以及进行投资保护等。这一层次投资协调的目的一方面是鼓励国际直接投资，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规范和引导投资，促进国际直接投资的有序化。在区域层次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不断发展的同时，80年代中期以来，多边层次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也在不断加强。作为乌拉圭回合谈判成果的“一揽子”协议中包含了三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法律文件：《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尽管这三个文件涉及的只是外国直接投资待遇的个别方面，但具有较强的约束性。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对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其他两个协定对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问题提出了总原则。特别是《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其核心内容就是取消所有与关贸总协定“国民待遇条款”和“取消数量限制条款”不一致的投资措施。这三个法律文件一方面将会推动国际直接投资的进一步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将推动国际直接投资向规范化方向发展。另外，旨在规范国际直接投资的双边、多边及区域内谈判越来越多。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组织和主持下，一些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管理的多边谈判或讨论正在进行。在1998年6月举行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谈判各方同意由投资谈判小组制定一个包含广泛权利和义务的投资管理体制框架。南部非洲发展委员会、非洲国家组织也在就区内投资管理进行讨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内进行的关于多边投资协定(MAI)的谈判在1998年已告一段落，MAI的草案已经公布。MAI规定了透明度、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等原则，并对没收外资资产、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业绩要求及争端解决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尽管由于美、欧之间利益的严重冲突而导致MAI未能达成最终协议，但MAI谈判表达了发达国家试图推动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自由化和规范化的愿望，而且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新加坡等也不同程度地表示愿意加入MAI，这表明国际直接投资的规范化有向更广泛、更深入方向发展的趋势。

全球范围内投资管理的自由化和规范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外资政策的自由化和投资硬环境的改善，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这正是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三）金融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成本，增强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的能力。

第二，金融市场全球化也为美国跨国公司转移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风险提供了良好的条件。80年代中期以来，在金融自由化改革不断推进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也迅速发展。从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情况看，1990年，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3%、3.5%、45%、12.5%、93.6%、7.1%、13.4%、113.6%和28%，1998年分别上升至15.2%、20.7%、65.9%、23.3%、112%、23.5%、54.2%、136%和31.4%。（注：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00，表5.2,。）发展中国家股市的发展一方面为美国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就地进行直接融资提供了条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过贷款和发行债券给公司带来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旦有风吹草动，跨国公司也可通过资本市场迅速抽逃资金。另外，随着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金融全球化进程，其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与国际接轨，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在进行对外经济交易中能更好地利用国际金融市场有效降低汇率、利率风险。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流向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将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由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的同时，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也日益高级化。其主要表现是矿业、石油业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制造业所占比重基本稳定，服务业的比重迅速提高。1970～1989年的20年中，矿业、石油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下降了20.2个百分点，服务业所占比重上升了26.4个百分点，制造业所占比重几乎没有改变，但制造业始终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与70年代和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配置发生了更深刻的变化：1990～1999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高达4255.6亿美元，（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整理。）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3.7%，大大超过制造业所占比重31.2%，首次取代制造业，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

与制造业相比，美国服务业所拥有的更明显的相对优势及世界各国经济服务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是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的实体基础，而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迅速发展则是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增长的直接原因。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始于80年代中期，它分为单边、区域性和多边三个层次。单边层次的自由化主要表现在各国对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放宽限制；区域贸易自由化主要体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中关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有关条款及区域经济集团与周边国家签订的服务贸易协定，这些区域集团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澳新自由贸易区及南方共同市场等；而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则是多边层次上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集中体现。首先，《服务贸易总协定》作为世贸组织多边协议之一，所有成员方都必须接受，这使服务贸易自由化真正具有全球意义。其次，《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定了以无条件多边最惠国待遇为核心，包括保持透明度、对提供服务所需资格相互承认、实行自由化等一系列成员方所必须履行的一般性义务，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更为自由的环境；再次，就市场准入条款而言，尽管《服务贸易总协定》没有给市场准入下定义，但其明确规定了禁止使用的6个方面的限制措施（除非成员在其承诺表中明确列出），这六大被禁止使用的限制措施十分清楚，操作性强，能有效减少纠纷并且便于监督。最后，《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世贸组织成员将服务贸易开放的承诺列入承诺表，承诺涵盖12个部门和155个分部门，而且对于每一个分部门，承诺又根据服务贸易的4种方式进行了细分，因此，《服务贸易总协定》所要求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其广度和深度是史无前例的。

从世贸组织成立以来成员方在服务贸易方面的承诺来看，服务贸易自由化已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以保险业和银行业自由化为例，发达国家已对直接保险服务的70%（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以及银行存贷业务的75%承诺实行自由化。发展中成员及经济转型成员承诺开放直接保险服务的50%，银行存贷业务的53%。（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而且，商业存在作为对这两个行业影响最大的贸易形式，19个发展中成员及经济转型成员承诺在直接保险服务贸易中，除了对建立当地企业实体保留一定限制外，不再对商业存在这种形式采取其他限制措施，26个成员承诺对银行存贷业务实行完全自由化。

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1990～1999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量是1982～1989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5.4倍，1995～1999年5年中，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是1990～1994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2倍，超过了1983～1994年12年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和。由此可见，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增长与服务贸易自由化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变化

长期以来，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自80年代后半期开始，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出现加速上升的趋势。进入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的跨国兼并活动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90年代，美国半数年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以跨国并购方式进行，特别是90年代后4年，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都在60%以上，1998年甚至超过90%。整个90年代，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约为57%。尽管由于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存在跨期支付问题（一起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可能分几年支付），跨国并购当年的实际支付金额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高，但从90年代的总体情况看，跨国并购无疑已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

90年代跨国并购取代绿地投资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与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所带来的企业经营环境的巨大变化有直接关系。

第一，随着贸易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经济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各国市场与全球大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一方面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也迫使企业直接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因此，企业对经营环境变化的敏感程度和反应速度快慢成为企业生死攸关的问题，而跨国并购正是企业对经营环境变化做出反应及提高企业反应速度的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首先，跨国并购是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争夺国际市场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一方面，跨国并购能省掉绿地投资方式下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所需的时间，使企业在东道国更迅速地建立商业存在；另一方面，跨国并购能使并购企业通过被并购企业迅速了解当地市场情况，获取企业经营决策所需的市场信息和客户信息，而且并购企业还可以通过被并购企业的销售渠道迅速抢占当地市场乃至全球市场，这比通过绿地投资或出口，逐步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占领市场的速度更快。

其次，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企业规模的大小比过去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迅速扩大经营规模，既可以降低被兼并的风险，又可以通过规模经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收益；另一方面，通过跨国并购扩大企业规模，企业可以更好地应付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降低经营风险。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通过并购一些有长期业务往来的企业，使以往的企业外部交易内部化，从而降低企业的交易风险；其二，通过并购扩大经营规模，企业对市场环境的控制能力增强，至少可以降低对市场环境的依赖程度，这可以有效减少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其三，通过跨行业并购，并购企业可以快速开展多样化经营，有效分散经营风险。

最后，跨国并购有利于企业巩固和迅速增强其核心竞争力。企业所拥有的技术及技术创新能力可以说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核心。80年代末以来高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应用，是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又加剧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导致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因此，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反过来又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术创新能力有限的企业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为了生存和发展，企业不得不设法改进技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对一个企业而言，提高技术水平主要有三种途径：加大本身的研究开发投入、谋求战略技术联盟及并购其他企业以获取被并购企业的技术和技术开发力量。不断地大量增加研究开发投入进行研究开发不仅风险大、周期长，而且研究开发所需的巨额资金即使是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也难以承担。因此，自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增加研究开发投入的同时，更多地通过与其他企业建立战略技术联盟和并购（包括跨国并购）相关企业来提高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但战略技术联盟这种获取外部技术资源的方式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在联合研究开发的过程中，由于联盟各方技术的可保密性不同，因此，可能会出现一些联盟成员不愿意看到技术泄密的问题；其二，在战略技术联盟中，联盟一方很难获得联盟其他成员的现有技术，战略协作的规模和范围都会受到限制。但是，通过并购方式获取外部技术资源，一方面可以避免在战略技术联盟中可能出现的泄密问题，另一方面，并购企业还可以获得利用被并购企业的资金和技术力量进行研究开发的动态效益，以及获得被并购企业现有技术的静态效益。通过跨国并购，获取国外企业技术及技术开发力量，正是90年代美国企业大规模开展跨国并购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