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形式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律援助的形式，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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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人性；受援助人

一、科学人性观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原理分析

（一）科学人性观理论分析

科学能够反映客观事物规律，符合实际情况。科学的人性观就是在对人性进行分析的时候，符合人性的内在规律。由于人性是人的社会性，所以人在社会生活中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不可能没有需求，任何人都有需求满足的需要。正是因为人类需求的基础性，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直接将人类的需求性定义为人性，“我们可以根据一个事实来定义人性：无论居于何处及实践何种文明，人都必须吃喝、呼吸、睡觉、生育，并且从机体排泄废物，并认为这些人性需求有导致各种各样的衍生需求，法律、宗教制度等只不过是满足需求的措施或手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的需求可能具有无限性，这不是我们所期望的，但是这确实存在，所以需要针对不同的情况制定不同的制度给予抑制。这就是说我们承认人们的需求，对其合理需求给予保护，对于不合理需求要给予限制。

出于自利和实现自我利益，人往往会有膨胀的心理。通过制度或其他外部的因素去制约，其制度设计所期望的效果往往并不能达到，因此需要个人的自我约束，这便涉及到人的理性。人不可能对外界一无所知，但不可能对外界及其自己做到全知，这说明了人的理性能力是有限度的，即有限理性。正是人的有限理性，人的行为中总免不了非理性的因素。对不同的人，其理性的要求应该不同。因此，经过以上的分析，本文认为的科学人性观是承认人的有限理性，并在有限理性的指导下，尊重人的自利性，实现自我需求。

（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内涵的分析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依照法律规定对经济困难无力聘请律师的提供帮助，或者特定案件中为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没有聘请律师而提供法律咨询和刑事辩护帮助的法律制度。

2012年《刑事诉讼法》又在援助对象、介入阶段和援助方式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刑事法律援助为政府责任和律师义务，援助的对象为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诉人、被害人，援助服务包括刑事辩护、、法律咨询以及法律服务等。

（三）科学人性观研究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意义

接受刑事法律援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其他人，绝大多数是经济上困难，相对于公检法机关来说，其地位也是被动的、低下的，尽管法律规定控辩平等、审判机关中立，但在实践中往往并非如此。《刑事诉讼法》规定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公检法就必须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为其指派律师，这弥补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在法律知识储备等其他方面的欠缺，更好的对抗公检法机关对其利益的侵害。同时为其指派律师，也是满足其需求，希望得到公检法公正的对待，因为律师不仅仅辩护，也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等。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律师发挥作用越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得到保护的相对程度就高。社会的真正价值的实现应该是弱势群体得到更好的保护。

二、人性观视角分析域外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域外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有私人社团型和国家福利型两种模式。私人社团型和国家福利型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援助的资金来源广泛，既有国家资助，也有其他组织的捐助，因此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费用有了保障。在排除某些律师提供法律援助是为了追求精神利益之外，对于大多数的律师来说，在提供法律援助时更多关注的是物质利益。

在这两种模式中，受援助对象的扩大，以及援助范围提前到侦查阶段，从受援助人的角度来说，这是对他们利益的满足，因为提供援助的律师介入时间越早，对其利益的保护的程度可能越高。而且受援助人可以自由选择援助律师，这也是对受援助人理性的尊重。在排除某些律师提供法律援助是为了追求精神利益之外，对于大多数的律师来说，在提供法律援助时更多关注的是物质利益。

三、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现状与不足的人性观解读

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社会上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本文将对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变化以及存在的不足从人性观方面进行分析。

（一）刑事法律援助立法的人性观解读

我国有关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规定散见于一些法律当中，如《刑事诉讼法》、《律师法》、《法律援助条例》、《律师业务收费管理办法》，现有的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法律规定较零散且不成体系。

从人性角度来说，有关刑事法律援助的规定相对零散，这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主观原因即是立法者的理性是有限的。在刑事法律援助中，不同的受援助人，需求是各不相同的。因为立法的不完善，受援助人的合理需求可能得不到满足。援助律师在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时，提供法律援助时享有的权利以及应履行的义务，法律援助之后的相关程序，这些无不关系到援助律师的利益。

（二）受援助人的人性观解读

《刑事诉讼法》规定援助对象扩大和适用阶段提前，即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被判处无期徒刑，法律援助制度的适用提前到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与侦查机关的利益往往相反，在此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援助，与侦查机关形成法律上的平等，本身就是对他们有限理性的弥补，因为相对于公检法机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在刑事诉讼中，他们出于自利，优先想到的就是要保护自己的利益，更渴望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不管是免受虐待和折磨的需求还是减轻刑罚的需求，他们都需要有律师的帮助，使其合法的人身利益得到保护。

同时《刑事诉讼法》将十年有期徒刑排除在外。根据刑法的规定，诸多条款将“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作为某一情节的量刑幅度。作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他/她的利益同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利益基本没有任何区别，如生命、人身自由、财产等利益。

（三）法律援助律师的人性解读

《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的法律援助律师的申诉控告权。控告申诉的权利也代表着利益，在提供援助案件中，诉讼权利的充分行使，既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需求的表现，同时律师也希望整个援助程序的顺利进行，援助律师出于自利，时间、精力和体力都是援助律师要考虑的利益。

法律援助不能不顾及辩护律师的物质利益，法律援助就只会具有一种象征意义，是否有法律援助没有任何区别。考虑援助律师的物质利益，就是资金的问题，资金是法律援助运行的基础，随着援助对象的扩大，案件增加和财政不足之间的矛盾也就越来越明显。

四、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完善的人性观分析

由于我国法律援助起步较晚，法律援助的社会基础较为弱，所以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不能照搬外国的模式。从本土法律援助资源出发，结合上述的人性观，完善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立法的人性方向

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当事人出于自利性，满足他们的合理需求，因为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的程度，是判断一个国家法治水平的重要尺度。

第一，在宪法层面，在宪法中规定刑事诉讼的当事人有获得获得律师援助的权利。因为宪法是根本法，唯有宪法中有了规定，刑事法律援助才有存在的必要和前提。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体现的是对弱者的保护，这种保护是从人性角度考虑的，基于弱势群体自利性，更是对他们合理需求的满足，在刑事诉讼的案件中，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以主体性的身份参加诉讼，也是他们个人尊严的表现。

第二，在法律层面，借鉴英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专门性规定，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以专章的形式规定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或者制定《法律援助法》。由于法律援助与律师有着紧密的关系，所以在《律师法》也需要有规定。

第三，是在行政法规及地方规章层面上，各个地方可以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具体细化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二）扩大受援助人范围的人性观方向

随着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判处死刑刑罚的案件会越来越少。随着死刑案件的减少，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也是重刑，所涉及的案件事实和证据的比较复杂性，公检法机关往往受案件时限的约束，为了自己的利益，如案件的及时结案，涉及自己职位的晋升，以及社会的认可度，往往会侵害他们的利益。不管是物质性的利益还是精神方面的利益，在人民法院判决之前，需要保护这些利益，因此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中，应该将可能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作为刑事法律援助的对象。

（三）保障援助律师经费的人性观方向

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制度，不得不考虑律师的物质利益，虽然有些律师不存在通过提供法律援助获得物质利益，但是大多数的律师首要考虑的还是物质利益，这是律师出于自利性。如果一个律师在自己生存还不能解决的情况下，去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毕竟是少数。这是法律援助的资金问题，借鉴国家福利型的模式，即在法律援助制度中，资金的来源主要是国家支持，社会机构和组织捐助，同时建立专门的援助机构。

因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第一，建立最低经费保障制度。法律援助的资金通过立法建立最低经费制度，由财政给予支持，将这部分资金纳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中，最重要的是保障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经费问题，比如，差旅费，交通费等。第二，建立相适应的鼓励机制，如为捐助法律援助资金的机构颁发荣誉证书或者给予税收的优惠。

五、结语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宗旨是维护司法的公正，实现社会主义，体现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在社会转型时期，以人为本的理念是我们在研究制度的基础。刑事诉讼法是规范人的行为的，作为其中之一的制度，亦是如此。既然是规范人行为的，人的行为又是出于人的各种需求，为了满足需求，需要了解周围环境和自身，但是这种认识有限的，所以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了解周围环境实际上就是在与他人产生社会关系，然而这种社会关系就是满足自己的需求，所以人是自利的。有限理性，需求，自利反映了人性的内在规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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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耕.法律援助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7] [英]马林诺夫斯基，黄剑波等译.科学的文化理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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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刑事法律援助 制度 质量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概述

法律援助是国家对公民所负的义务，其义务主体是国家，这是现代各国和地区法律援助制度的显著特征和通例。政府通过设立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援助资金或者授权其他机构为公民提供法律援助等形式，履行法律援助义务，这使法律援助制度区别于各种道义或者福利的社会行为。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又称刑事法律救助、法律扶助制度，是指国家在刑事司法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过程中对因经济困难及其他因素而难以通过通常意义上的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会权利的社会弱者，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刑事法律援助是一种国家行为，是现代化法制国家必须承担的一种国家责任，也是现代法治国家实现司法公正和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的一个重要尺度。它旨在刑事诉讼领域中保持控诉平衡、保障社会弱者的平等诉讼机会。

刑事法律援助关系到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监禁或自由，甚至生与死。提供一个符合标准的法律援助、找一个专业的辩护律师，作用巨大，意义非凡。在肯定刑事法律援助起到的巨大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其制度层面和实际操作中的问题，面对现实，解决问题，以期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刑事法律援助的作用。

二、我国当前刑事法律援助中存在的问题

（一）贫穷的人并未必然成为刑事法律援助的对象

为"打不起官司"的人提供法律帮助，是建立法律援助的直接目的，打不起官司通常的解释是付不起律师费用的穷人。从全国范围得到的数据分析，大约80%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农民和无业者，他们多数应当是"困难中的困难者"，然而能够得到免费法律帮助之人却屈指可数。究其原因，个人认为既简单又复杂。

一方面，我国法律援助机构的设立范围有限，覆盖人群不足。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设立法律援助中心的地区仍然十分有限，大量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求助无门，而"由司法局指派人员代行法律援助中心职责"，其系统规范性和及时性难以保证，从而使法律援助质量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许多贫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根本不知道国家设有旨在帮助他们的法律援助制度，就更不用谈"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了。同时，提出申请需要"有充分理由证明为保障自己合法权益需要帮助"。实践中，申请人多需要提供经济困难证明，由于地域、程序或者是否贫困的衡量标准等等因素的限制，许多实际贫困的人很难拿到经济困难证明，因而不能获得法律援助。尽管我国刑事法律援助还可为"因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提供法律援助，但从实践来看，直到目前，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很少有这种"原因"，指派的援助案件，仍以法院指定辩护和经济困难者申请而指派为主。

（二）需要援助与提供援助的供需矛盾大量存在

刑事法律援助扶助弱小、维护正义，确实维护了受援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权益，收到较好的社会效果，人们也随之欢呼雀跃了一番，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地犯罪案件不断上升，刑诉法的修改又使得需要法律援助的对象大为扩展，就导致一大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窘迫或因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据中华律师协会统计，现在的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不达30%。故此，刑事辩护方面需求巨大，大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急切待援。

我国的律师队伍正在逐年扩大，有些经济较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等）早已达到饱和状态，有些律师常因案源不足到处奔忙。经济欠发达地区律师人数较少，但这些地区违法犯罪现象并不少见，这就导致律师集中地与援助需求地存在错位现象。即使在律师数量十分庞大的地区，法律援助机构在指派刑事辩护律师方面也存在方方面面的困难：虽然一个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区域内的所有律师都应为其所用，接受指派向受援人提供帮助，但实际中，面对一个需要援助的刑事案件，律所主任、合伙人等知名律师不愿意做，一般有点经济实力的律师不屑于做，刚入行的年轻律师又不放心让他做。若对律所轮流指派，许多律所主要做非诉业务，声称"不做刑事案件已经很多年"。若重点在几个乐于进行援助的律所指派，因为办案补贴的问题，指派机构必然受到背后议论，难逃因某种原因而对某律所的偏袒之嫌。

（三）公职律师执业前景堪忧

公职律师是随着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而兴起的一个律师门类，《北京市法律援助公职律师管理办法（试行）》对其下的定义是："具有律师资格或司法考试资格取得法律援助专用律师执业证、占国家行政或事业单位编制、供职于各级法律援助机构，为法律援助受援人提供免费法律帮助的人员。"由此可见，要想成为公职律师，既要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又要有行政或事业编制，其门槛并不低。公职律师职业前景不容乐观的原因，除其门槛高、新鲜血难以补充外，还有三点值得特别关注。

一是公职律师往往身兼数职，还有其他本职工作，律师只是其兼职的辅工作，主责工作任务一多，很难再有额外时间和精力拓展律师职业。

二是贴钱办案。按照《北京市法律援助公职律师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法律援助公职律师每人每年应办理不少于2件法律援助案件，连续两年未完成办案数量的，将暂缓或不予注册。按理说两件案子并不多，但"法律援助公职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不享有社会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补贴待遇"，这一点使得许多律师即使想多办理案件也会望而却步。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律师有时需要四次外出活动，如阅卷一次、会见一次、需开庭的两次以上（一次庭审、一次宣判），先不计调查取证、复印等花费，仅打车一项花费就不菲。虽有"所在机构应提供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必要保障"之硬性规定，但落实者寥寥，公职律师办理一个案子，贴上三五百元实属正常。公职律师为在编人员，无从抱怨，坚持不住的只能舍弃这个身份，这实属无奈之举。

三是公职律师的身份尴尬。大家会问："公职律师也是律师，哪有身份上的问题？"但实际上，这其中真的有一些差别。司法部为了区别社会律师与公职律师，担心公职律师收取费用等问题，给公职律师发了"律师工作证"，反倒造成了公职律师的"非律师待遇"。实践中，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四）不充分辩护导致刑事法律援助公信力下降

从上文可以看出，实际开展刑事法律援助的是律师中为数不多的人，何况本来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就远远不如民事案件那么多。但就是承担少数案件的少数人，或因风险太大、或因了解案情不足、或因努力与所得利益不成正比，不尽律师之能事、不尽援助之义务、不尽受托之职责，在刑事辩护中"偷懒"现象屡见不鲜。该阅卷不阅卷，该会见不会见，该调查不调查，该沟通不沟通。庭审中，不努力、不活跃、不说话、不释疑，一句话："不办事儿"。这样的不充分辩护，必然导致当事人不满意，更何况当今社会诚信缺失带给当事人更多的负面影响：信关系不信法律，信金钱不信"免费的援助"，信许诺不信"风险告知"，信知名律师不信"少壮派"，使得刑事法律援助这个"免费的馅儿饼"变了滋味。刑事法律援助辩护不充分，这里既有律师逐利思维作祟；也有相关司法机关的政策落实问题，如法院应当在开庭的十日前指定辩护，但实际中有的指定辩护距离开庭不到三天，等相关材料、手续拿到律师手里，真的是"等得花儿都谢了"，哪还有时间去阅卷、会见和调查取证，只能是应付一下，走程序了事。

（五）跨部门配合程度使刑事法律援助质量大打折扣

法律援助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理解和支持，才能顺利开展。尤其是刑事法律援助，更需要跨部门间的深度合作。受援人因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侦查、被检察院提起公诉、被人民法院审判，又被司法行政部门提供的律师给予辩护，一个案子牵扯到政法系统的四大主力，如果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没有合作、没有制衡，我们的司法体系将会土崩瓦解。另外从侦、控、审、辩制度设置上也需要各部门通力合作，共同维护我国特色法律体系的完整性。

因此，刑事法律援助需要公检法各机关的全力合作，才能当得起刑辩之职责。但现在的问题是，刑事法律援助需要的合作没有强有力的制度支持，又没有强制力的技术性措施，特别是缺乏程序违法的审判结果的刚性规定，如"程序违法审判无效"等。在公检法机器面前，法律援助还很脆弱，援助律师还很渺小，公、检、法尤其是公安机关对法律援助律师开展不予配合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刑事法律援助所做的工作，就是以否定侦查机关的结论为己任，最起码也得找出小瑕疵，以此为受援人伸张正义、维护合法权益，这时就自觉和不自觉地把辩护律师推向了公检法的对立面，受到三部门"打压"的"个体户"律师，怎么可能做好法律援助呢？

三、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

（一）采取灵活的审查标准，做到应援必援

1、针对特定人群，推广法律援助"一卡通"

法律援助便民服务加密IC卡已于2012年在北京市海淀区进行试点，该卡目前向两类人员发放，即享受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人和持有残疾人证件的残疾人。法律援助中心接到持卡人的申请后，不再要求受援人提供身份证明和经济困难证明，将直接审核、受理和指派律师。这就简化了申请方式，缩短了申请时间，极大地方便了群众申请法律援助。我们希望类似做法可以尽快在北京市甚至全国得到推广。

另外，刑事法律援助也可以考虑对特定人群开启"绿色通道"，就如民事法律援助一样："农民工不再审查经济困难状况"，这对于无固定收入来源者将是一个福音。

2、针对国家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上的经济困难者

未被纳入国家最低生活保障，但确实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经济困难者，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由法律援助机构从家庭状况、收入来源、经济开支等方面对待受援人的经济状况进行审查，做出是否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这样就通过审查的灵活性弥补了最低生活保障线划定的统一性，起到防漏补缺的作用。

（二）构建稳定、多元的刑事法律援助人员队伍，做到应援尽援。

刑事案件需要的法律援助不定时、不定性，又往往具有一定紧迫性，如果是共同犯罪案件，将同时需要来自不同律所的多名律师进行援助，加大了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难度。因此，若能提前建立一个刑事法律援助"律师团"，由各地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机关组织律师自愿报名，通过一定的条件审核，将有能力、有志愿进行刑事法律援助的律师纳入该团，编制律师团成员名单，受援人需要时直接从该团中指派律师，将大大缩短指派时间，且能保证一定的援助质量。

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法律援助人员缺乏，国家应制定相关的政策吸引法律人才到落后地区充实法律援助人员队伍，解决法律援助人员不足现象。国家每年培养出大批的法学本科毕业生，虽然他们的就业情况不甚乐观，但是仍然很少有学生愿意到贫困落后地区从事法律事务。国家可以考虑制定相关政策鼓励他们去一些欠发达地区从事法律事务，就像现在的大学生村官制度一样。比如到规定的地区从事法律援助服务达到一定年限后，在报考公务员或者考研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如果愿意在服务地定居，则可以给予更进一步的优惠和鼓励。这样的政策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既可以缓解落后地区法律援助人员不足现象，也可以减轻大学生的就业压力。

（三）建立健全法律援助公职律师制度，做到应援乐援

新刑诉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严格来说，目前给公职律师颁发的"律师工作证"没有法律依据，应当予以纠正。

公职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的确涉及到各种经济开支，让公职律师自己"掏腰包"显然是不合理的，应该给予其适当的办案补贴，或者尝试设立与法律援助挂钩的公职律师绩效工资制度。还可以通过开展规范化、制度化的法律援助公职律师表彰活动，褒扬先进，增强其履职的责任感和荣誉感，激励全体法律援助公职律师爱岗敬业、献身事业，助推公职律师制度长远发展。

（四）提高刑事法律援助的质量，做到应援优援

要想避免刑事法律援助"走过场"的现象，首先要切实落实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机关的衔接机制。虽然新刑诉法规定，根据案件所处的不同阶段由公检法各自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但实际操作中具体的通知时间、案卷的移送方式等均存在问题，应制定相关实施细则，切实保证刑事法律援助的程序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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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律援助的基本含意

「近期报刊媒介对“法律援助”解释

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

主体-法律援助实施主体包括律师、公务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

「而《法律援助条例》规定

第三条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法律援助经费应当专款专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根据第三条的规定，法律援助的主体是政府，而不是所谓的“律师”，律师只是具体法律援助案件的承办人、参与人之一。这相当于政府的某项拨救济款工作，由财政局具体工作人员发放，此时政府是主体，款是政府给的，而不是财政局工作人员给的一个道理，具体工作人员不能成为拨发救济款行为的的主体。

「近期报刊媒介对“法律援助实质”的表述

法律援助，即请律师辩护“政府买单”。

这种表述是完全符合《法律援助条例》的立法宗旨与规定精神的，同时一语道破法援的实质。说明媒体对条例的理解与认识是十分准确到位的。遗憾的是，目前政府对于法律援助并未支付一分钱给律师事务所或律师。对于诉讼当事人而言，的确未“买单”，但这“单”不一定是政府在买，而实质是社会民众在买单。这与当前我国社保缴费一样，本应政府付款，而现在是由企业与职工个人在承担一样。我们可以想到，政府就法援经费肯定是拨了专款的，但这款是司法行政机关用在设备上、纸张上、活动上，中心人员工资报酬上，而未向律师支付。因此，对于具体案件要发生的必须费用一般是由承办律师支付了，国家、政府、司法局、法院均不支付。

我国法律援助的实质

在我国目前法律援助实质上是，国家将其本应承担的司法救济行为义务，转移到广大法律工作者。司法救济行为，本属于国家司法机关（包括法院与司法行政机关）是行为人，即行为主体。其次，司法救济行为无非两个基本层面，一是渠道，二是费用；解决这两个方面，法律援助工作理应不再存在实质问题。

目前从法律规定上，司法机关从面上保证了司法救济的渠道，或称通路。对于这点，一般仅限于或说多限于刑事辩护案件的法律援助。对于民商行政诉讼案件，当事人要想减缓交诉讼费，一般不可能，得到法援的可能性太小太小。也就是将原我国刑法制度的法院指定辩护转换到了法律援助辩护。关于费用，这是个多方面问题，一是司法机关是否支付？以一个刑事指定辩护案件来讲，必须发生的费用有：1、指定辩护人费用，80年代四川省地区省会城市大约为人民币15元，当时的硬壳《红塔山牌》香烟为人民币5.5元一盒（市场通价），也就是说，法院给的指定辩护费不足以买三盒；2、阅卷复印资料费，对于刑事案件，目前成都法院采取复印阅卷方式，即辩护人到法院阅卷时，法院将可以给律师的诉讼卷中的证据卷在法院指定地点进行复印，律师支付复印费。需要说明的是，法院内复印资料，一般出具的是具有与白条相同性质的普通收据，本人目前还未见到使用发票的情形，且复印A4纸一页，街上小店一般为人民币0.25元-0.30元，法院通常而收0.5元一页。假设一般中等工作量案件，以复印100页计算，复印费合计为人民币50元，这笔费用也是不小的支出。在法院指定辩护时，这费用也是律师来支付。3、会见被告交通费，目前大城市的看守所一般远离城市，辩护人会见被告必然要产生交通费。

另一方面，国外不少国家对于法律援助案件的具体事务，通行由国家律师或称公职律师办理，而公职律师的劳动报酬是由国家支付的。而我国目前没有公职律师。而自从有了法律援助后，法院连指定辩护费也省了，这样的援助实质不能称之为司法救济，而是社会民众救济。因法律援助的费用与主体为社会人员而无司法机关、司法人员和行为。因此，从此目前的实质，不少报刊称“法律援助”为“政府买单”的说法，实属信口开河。

从前述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我国立法有两个常见现象：1、法律调整范围是政府行为的，即使具备条件了，也不颁布；对民众有利的法律，不具备条件也要颁布。这种立法的作为与不作为，结果都是一样的，即无可依性，也就相当于没有法律的效果。目前法律援助条件是，司法行为主体不支付费用，公职律师制度未实行，法律援助中心也不支付费用（注：本文“费用”不包括律师报酬。本来就是极少的费用，国家与相关机构都不愿意支付，律师报酬就压根不要想）。

结论：我国目前的法律援助制度尚不具体法律意义，或者说与原立法者的初衷相违。愿《条例》上设立的法律援助早日出现。

“法援案件”成为律师与律师事务所遇到的两难问题

对于律师与律师事务所而言，对于目前律师执业而言，从经营体制与模式而言，是完完全全的“下海”。因此，律师执业是自己创业、挣钱来要实现养家糊口的基本要求与不断自我提高的社会消费需求。司法行政机关将地方企业赞助款买了设备与轿车，在不支付任何费用的情形下，却强行摊派推行法援工作，此时律师事务所处于无奈，也只好将一个所内全体执业律师进行排队来承担援助案件的事务，不少律师事务所考虑到在单个案件上律师付出太多，采取给予每个法援案件100-200元补贴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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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真实性是社会旅游资源开发的基础和核心。文章基于建构主义真实性理论，对社会旅游资源开发提出对策和建议（即范围选定、符号提升、帷幕设置、社区参与、动态建构），为社会旅游资源开发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和实践指导。

关键词：社会旅游资源 真实性 建构主义真实性

引言

随着“深度游”的兴起，旅游者已不再满足于游览单一的旅游景点，更希望能接触到旅游地真实的社会生活。这促使越来越多的开发者把那些跟人们当下社会生活紧密相关的社会资源纳入旅游资源开发的范畴。

然而在社会旅游资源开发方兴未艾之时，部分地区的开发却受到了质疑。社会旅游资源开发不仅需要满足游客的真实性体验需求，还需要充分考虑社会伦理和日常功能等方面，只满足单一需求的社会旅游资源开发无疑是片面的。有鉴于此，本文从建构主义真实性的角度，提出了社会旅游资源开发的思路与策略，以期为社会旅游资源开发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指导。

建构主义真实性理论指导社会旅游资源开发的合理性

社会旅游资源是指“以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为载体、具有旅游吸引力的当代人类，及由当代人类所创造的、不以旅游为主体功能的，与人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现象和活动”。从该定义可以看出，社会旅游资源反映了人们日常的生产生活，具有真实性的内涵。为保障社会旅游资源的主体功能，这个“真实性”是需要被重新“建构”的。

建构主义真实性理论认为，绝对真实是不存在的，真实是社会建构的结果。绝对客观的、静态的起源或“原物/作品”是不存在的。真实性是旅游产品生产者和旅游者根据自己的想象、期望、偏好、信仰和权力赋予旅游产品的某种真实。建构主义真实性将真实性理解为一种“象征”的真实，是社会建构的结果，适宜作为社会旅游资源开发的理论基础。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建构主义真实性契合社会旅游资源的“真实性”内涵。社会旅游资源的“真实性”并非绝对意义上的真实，它往往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体现出明显的动态性特征，因此社会旅游资源的真实性是时代建构的结果。

其次，建构主义真实性契合旅游者对社会旅游的预期。旅游者在社会旅游中追求真实性体验，但是否体验到真实取决于旅游者对旅游地的预期和想象，而旅游者的预期和想象是可以通过宣传等方式建构的。

最后，真实性建构的过程契合社会旅游资源开发过程。社会旅游资源的开发过程是开发者和旅游者对真实性互相探索并最终认可的动态过程。社会旅游资源开发者需以开放的心态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根据旅游市场真实性需求，不断建构和完善社会旅游产品的真实性。

基于建构主义真实性理论的社会旅游资源开发策略

（一）范围选定：“真实性”代表甄选

“真实性”代表甄选是社会旅游资源开发的首要步骤。经过甄选的社会资源应反映旅游地真实的社会状况，符合旅游者对旅游地的预期与想象。具体原则应立足以下几个方面：

1.代表性。社会旅游资源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充分展示当地人民生活、社会建设成果或地方形象，帮助旅游者了解旅游地真实的社会文化状况。比如浙江杭州市在甄选代表时，从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六大领域（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工农业旅游示范点、社会文化、社会政治和节庆会展等）选出了100个社会资源国际旅游访问点，就具有典型的杭州特色。

2.市场需求。市场需求是社会旅游资源开发能否持续经营的前提。由于旅游者存在着个体差异，具有不同的真实性期望，对社会旅游产品会形成不同的真实性体验动机。开发者应根据市场调研， 选择出具有针对性、有市场需求的社会旅游资源。

3.整合难度。社会资源由于功能属性、管理体制等方面存在着差异性，整合难度各有不同。真实性开发过程中会影响社会资源的正常运转和安全性，从而会加大开发和整合的难度。如北京市在甄选代表时，最初将110指控中心列入开放点，但由于公安部门的可进入性不强，整合难度大，最终只能放弃。另外，由于社会资源隶属不同的管理部门，旅游部门只能通过其主管部门协同管理，因此，开发者还需考察社会资源点的管理体制，评估其整合难度。

4.社会伦理及道德。社会旅游资源有别于自然旅游资源，在某种程度上真实反映了当地的生活、信仰和文化习俗，涉及社会伦理和社会道德的领域，因此并非所有的社会资源都适合进行旅游开发。开发者需要具有人文关怀的精神，选取的社会资源应符合社会伦理和道德的规范。如上所述，巴西将贫民窟作为旅游资源，就是一个反例。

（二）符号提升：“真实性”符号建构

社会旅游产品因其独特的真实性属性而具有吸引力，但这种真实性仅是社会旅游资源开发的前提。通过符号提升，使社会旅游产品成为真实性符号代表，并借助市场营销手段被旅游者认同，才是社会旅游资源开发成功的关键。具体而言，对“真实性”符号的建构可分符号提炼、景观命名、功能改造、宣传推广四大步骤。

1.符号提炼。首先，社会资源作为旅游产品进行开发应该被赋予某种价值与意义，这种价值能使其成为真实性的符号代表，并符合旅游者的真实性预期，让游客在旅游的过程中能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将社会旅游资源进行价值赋予的过程是符号提炼的过程，也是旅游产品定位的过程，为以后的社会旅游资源开发各环节奠定了基础。

2.景观命名。其次，将社会资源冠以某种名称，使符号的价值得以彰显。景观命名的原则，一是主题明确，符合旅游产品定位；二是易于宣传，通常可从典故、历史、人文、习俗等方面考虑，景观命名应具有丰富的外延，容易使人产生联想，具有一定的情感色彩。

3.功能改造。再次，对筛选的社会旅游资源进行功能改造，以使其更符合旅游者的真实性体验预期。社会资源主体功能并非旅游，当确立其为旅游资源进行开发时，便要在保持基本功能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其旅游的功能。在改造的过程中，应以提炼的符号为准绳，以景观的命名为参考，增加缺失的符号元素，凸显已有的符号元素，使“真实性”更加饱满和立体。

4.宣传推广。最后，根据建构的符号以及旅游者的心理认知，借助市场营销手段，通过旅行社、网站、海内外组团社、编印宣传手册等进行推广。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社会旅游资源分散，如果依靠单位或者个人力量进行宣传营销，难以形成鲜明统一的旅游形象。应借助政府的力量，将形象宣传推广提高到城市文化建设与打造文化品牌的高度。

（三）帷幕设置：“真实性”时空营造

随着游客的涌入，或多或少会造成对社会旅游资源主体功能的冲击（如北京胡同游的尴尬），“帷幕设置”则有助于解决这个矛盾。所谓“帷幕”是“前台”与“后台”的一个“缓冲区”和过渡空间，其功能类似于舞台上的帷幕。 “真实性”帷幕设置可防止过度旅游化影响社会旅游资源日常功能的正常运转，保障其功能属性和政治安全性，弱化政治敏感度。具体而言，帷幕设置有两种形式：时间帷幕和空间帷幕。

1.时间帷幕。时间帷幕主要是指社会旅游资源点在特定的开放时间，通过提前预约的方式，形成一段特殊的缓冲及准备时间。如北京市设立旅游开放日的单位在每年5月19日“中国旅游日”和9月27日“世界旅游日”免费开放。其他时间各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这便明确了游客的参观时间。

2.空间帷幕。空间帷幕主要是在特定开放区域通过设置 “帷幕区”，形成后台的缓冲空间和保护性空间。如北京市金融资产交易所在正常工作不扰的前提下，对交易大厅进行适当整修，并设立接待区、参观通道、休憩点和游览标识，明确了游客参观范围。与此同时，空间帷幕的设置不仅仅是单纯的隔离开放区，还可以通过符号运用、文化主题设计等形式来营造真实性体验氛围，引导旅游者的真实性体验，满足游客的预期。

（四）社区参与：“真实性”体验塑造

社区居民及工作人员的参与对于真实性建构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们为增强旅游者真实性体验起到了独特作用。社会旅游资源开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将当代居民生产生活的常态以特殊的表现形式展现出来，只有充分尊重当地居民（包括旅游从业人员）的意见，注重社区居民的参与，才满足旅游者真实性互动体验。

具体而言，社区参与可通过背景及知识讲解、社区文化展示、游客互动参与等形式来创造体验氛围，增强体验效果。需要强调的是，为调动单位及社区居民的积极性，政府应引导资金投入及建立利益分配机制。

1.背景及知识讲解。旅游地社区居民，尤其是旅游从业人员的人文背景介绍和专业知识讲解在旅游体验塑造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它是从服务方面保证旅游体验质量的基础。在人文背景介绍上，社区居民对社区文化介绍的全面性、深入度、自豪感和投入程度将直接关系到旅游体验氛围的“人气”营造和旅游者对“真实性”的判断，进而影响旅游者的体验质量。在专业知识讲解方面，旅游从业人员特别是讲解员的专业讲解程度、敬业精神等因素也直接关系着旅游者的“真实”感知。因此，社会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应培养一支专业的人才队伍，引导社区居民加强对历史及社区文化的了解。

2.社区文化展示。社区居民是社会旅游资源社区文化及当地生活的活性载体，他们的生活习惯、服饰语言、生活习惯本身就是真实性的旅游载体，而且他们本身也是重要的旅游吸引物。因此，可在社区居民生活基本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发挥社区居民（包括志愿者、单位职工等）的积极性，鼓励开展社区表演、体育、娱乐、比赛活动。如杭州市珠儿潭社区，组建了10支文艺团队及16支志愿者服务队伍，招募志愿者940人，既丰富了社区文体生活，又为旅游者真实性体验营造了良好氛围。

3.游客互动参与。旅游者通过各种互动参与活动可刺激感官知觉，加深记忆，从而提升真实性体验效果。因此，社会旅游资源开发应加强互动交流环节，并注重互动参与的文化性、愉快性、体验性。如北京在开发四合院旅游产品时，有意识的加入了拉家常、包饺子、对春联、贴窗花、扭秧歌等参与互动活动，增强了游客对老北京生活的认知和体验。

4.资金投入与利益分配。在资金投入上，旅游开发初期，政府可设置鼓励社会旅游发展的专项基金，对有开发前景的重点社区建设给予一定的政策及资金扶持，减免相关税收及行政事业收费；在中后期，以政府主导、自主发展、利益分享为原则，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参与开发建设。在利益分配上，要确保参与的社区居民或工作人员能公平的分享到旅游开发的经济成果。

（五）动态建构：“真实性”建构的提升

社会旅游资源开发的真实性建构应该是一个不断更替与循环的动态过程。随着时代的发展，旅游者的真实性需求会出现新的趋势，社会旅游资源内涵也会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城市的发展不断充实。基于此，社会旅游资源的开发应不断自我优化，与时俱进，动态地实现真实性建构的不断提升。

结论

通过上文可以看出，社会旅游资源开发的过程是社会旅游产品真实性建构的过程。本文从社会旅游资源开发的关键因素——“真实性”入手，引入了适合社会旅游资源开发的建构主义真实性理论，并据此提出了开发对策与思路，为社会旅游资源开发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野并提供了实践指导方向。但由于社会旅游资源涉及面较广，功能属性与载体形式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因此，针对各专项社会旅游资源如何进行真实性建构以及对社会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涉及的各利益相关主体（政府、社会资源点、专家学者、媒体以及旅行社等）所扮演的角色和职能，还需做进一步研究和完善。

参考文献：

1.毛卫东等.社会旅游资源的概念及范畴探析[J].企业经济，2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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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大宣传力度，扩大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

法律援助是一项新的法律制度，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为了使全县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了解法律援助工作，我们从广泛性、生动性、长效性三个方面着眼，利用多种渠道、多种形式、突出宣传重点，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一是开展了法律援助宣传周活动。今年5月31日——6月10日我们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第二个法律援助宣传周活动。县人武部、法院、检察院、总工会、团县委、妇联、老龄委、残联、各镇法律援助工作站等部门参加了这次活动。在宣传周活动中，先后在全县八个镇、驻溧部队巡回宣传148法律援助知识以及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江苏省法律援助条例》、《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权益保障法》、《工会法》等法律法规，解答了有关经济纠纷、土地承包、婚姻家庭、损害赔偿、职工合法权益、军人军属维权等方面的咨询1300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1万余份，现场受理援助案件11件。法律援助宣传周活动的开展，使全县广大公民更深入地了解法律援助制度，掌握法律援助知识，增强了维权意识，扩大了社会影响，拓展了扶贫、济弱、助残法律援助渠道。通过法律援助宣传周活动的开展，使法律援助这项系统工程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更加密切了与各法律援助分部及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形成整体合力。二是利用法律进社区、市民热点连线、“18”广场等活动形式通过展板展出、发放宣传资料、宣传法律援助案例等广泛宣传法律援助有关知识。同时，还利用报纸、广播、电视台等新闻媒体进行法律援助及法律法规知识的宣传，努力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二、健全工作机构，构建法律援助工作主体网络

法律援助是政府为民服务的“民心工程”，是司法行政部门组织实施的“希望工程”，健全法律援助机构，才能使这项社会系统工作得以顺利实施，真正维护困难群体的合法权益。为进一步构建全县法律援助工作网络，我们在全县八个镇已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在县妇联、老龄委、总工会、团县委、人武部、残联等部门分别设立维护妇女权益、维护老年人权益、维护职工权益、维护青少年权益、维护军人军属权益、维护残疾人权益分部的基础上，今年，还在各镇村、社区、机关团体、法律服务从业人员中招募法律援助志愿者106人，举行了颁发聘书仪式并进行了业务培训，建立了一支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通过法律援助志愿者对法律援助的宣传，畅通了法律援助信息，使全县的弱势群体能够及时得到法律援助。

三、建立健全制度，规范法律援助工作机制

按照“高起点、规范化、稳步推进”的工作目标，我们建立健全法律援助的各项规章制度，不断规范法律援助工作运行机制。一是严格按《xx县法律援助实施办法》、《律师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指派规则》、《xx县人民法院、xx县司法局关于法律援助诉讼案件有关问题的规定》受理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严把案件审查关。二是在办案过程中实现了法律援助工作“四统一”，即：由法律援助中心统一援助案件标准、统一受理法律援助案件、统一指派法律服务人员办理援助案件、统一监督检查援助案件质量，使全县法律援助工作纳入了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轨道。三是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目标考核制，把法律援助案件数量、工作质量、服务态度列入法律服务人员的年度目标考核内容，落实奖惩措施，促进和推动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

四、拓展援助渠道，打造司法行政窗口形象

法律援助是司法行政部门组织实施的“希望工程”，为切实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县法律援助中心职能作用，不断拓展全县法律援助新领域，我们一是注重各镇援助工作站作用，密切同工青妇、老龄委、人武部、残联等部门的协调配合，以召开联席会形式探讨法律援助工作新思路，形成全县联动的整体合力。二是积极开展了对未成年人、残疾人、妇女、老年人及军人的特色法律援助，把法律援助延伸到军营、到社区、到工厂、到镇村。上半年全县共承办妇女援助案件51件，老年人援助案件23件。三是通过各种形式的法律援助系列宣传，不断提高全县广大公民的维权意识，使法律援助工作在全县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法律援助案源不断拓展，援助案件数量不断上升。上半年全县共承办援助案件101件，比上年同期增加了65件。援助案件的拓展不仅为全县人民群众排忧解难，使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明显提高，而且树立了司法行政部门为民办实事的良好形象，既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体现了法律的公平公正，更加突出了法律援助工作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五、进行案件回访，努力提高法律援助办案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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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充分体现“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现就全省开展法律援助进监所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法律援助进监所的意义

监狱、劳教所是对服刑和劳教人员实施教育改造的场所，要在严格执法的同时，切实维护和保障服刑和劳教人员的合法权益，做到执法和维权并举。法律援助进监所，是法律援助机构和监狱、劳教所组织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社会律师和监所管教人员，共同为监所服刑和劳教人员这一特殊群体，尤其是其中困难者提供有针对性的无偿法律服务。法律援助进监所不仅是法律援助工作面向更广泛的困难群体的拓展，同时也是依靠社会力量，协助监所进一步提高监所教育改造效果，加强监所教育改造法制化、科学化、社会化工作，促进监所安全、稳定的重要措施。

二、监所法律援助的原则

依法维护服刑、劳教人员合法权益和提高教育改造质量相结合的原则。监所法律援助工作必须根据监所的实际，以促进监所稳定为核心，以有利于服刑和劳教人员的教育改造为原则，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地开展。

开展法律咨询与办理援助案件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要为服刑和劳教人员提供及时、准确的法律咨询，以利于他们安心教育改造；另一方面为符合条件的服刑和劳教人员提供优质的法律援助，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就近属地服务和原籍地配合的原则。在杭州的省属监所的援助工作由省法律援助中心负责；不在杭州的省属监所的该项工作由所在地的市法律援助中心负责；市属监所的援助工作由所在地的市法律援助中心负责，必要时可以与服刑和劳教人员权益保障有联系的原籍地法律援助中心配合。

定期和不定期服务相结合的原则。法律援助进监所根据需要，每年安排一至二次的集中服务，也可多安排几次，由监所根据需要向所在地法律援助中心提出。法律援助中心应积极主动配合，组织力量开展法律援助。也可以安排监所与律师事务所挂钩，定期上门提供法律服务。

援助律师与监所干警相互配合的原则。对于日常一般性的法律问题，由具有一定法律专门知识的监所干警或法律援助联络员提供服务；对少数服刑和劳教人员反映的问题比较尖锐，需要律师参与解决的，由监所法律援助工作站与法律援助中心联系，法律援助中心应当指派律师办理。对一些重大疑难问题，可以组织专门小组进行讨论研究，集中力量解决。

无偿服务与适当补贴相结合的原则。监所法律援助工作以无偿服务为原则。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按照省财政厅文件给予相应的补贴，律师到监所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应当给予交通补贴。

三、监所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和形式

援助对象：解答法律咨询适用一般的服刑和劳教人员，给予法律援助适用经济困难的服刑和劳教人员。

援助范围：主要包括离婚、子女监护权的确定、遗产继承、财产分割、家庭宅基地与土地征用争议、房屋拆迁纠纷、服刑期间又犯罪、服刑之前未决罪等事项。各地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援助的范围。

主要形式：法律咨询、、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

四、监所法律援助工作站的设立

监所本着自愿、积极、稳妥的原则，根据实际需要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工作站的设立，省属监所分别经省监狱管理局、省劳教局同意后，按照就近属地原则，向省厅和所在地司法局报告，经审核同意后给予批准建立。市属监所向所在市司法局提出，由市司法局负责审核并发文。机构名称统一为浙江省××监狱（劳教所、少管所）法律援助工作站或××市法律援助中心××监狱（劳教所）法律援助工作站。法律援助工作站一般设在监所教育科或法制科。监所法律援助工作站人员由负责教育改造和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干警组成；各分监区可以设立联络员，负责分监区的法律援助联络工作。

五、组织实施监所法律援助工作的职责

（一）省、市、县法律援助中心的职责

1．定期组织律师和法律专业人员上门为服刑人员和劳教人员提供法律咨询等服务；

2．审查监所申请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是否符合条件，对符合条件作出同意提供法律援助的书面决定；决定法律援助的形式和程序。

3．负责与外省、市、县法律援助机构的联系，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作和配合，争取社会各界对法律援助进监所工作的支持。

负责对监所法律援助人员的集中培训；指导、监督、管理法律援助进监所的有关业务工作。

加强与监狱、劳教两局的联系与合作，配合两局对监所开展法律援助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及时总结和推广监所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经验。

（二）监狱、劳教两局的工作职责

1．为各监所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提供组织保证，负责指导和监督监所法律援助工作站设立的有关事项。

2．组织、协调监所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有关事项，并进行监督检查和总结交流。

3．加强与省、市法律援助机构的联系与合作，努力为监所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创造外部环境。

（三）监所法律援助工作站的职责

1．制定年度监所法律援助工作计划，总结上报年度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有关情况。

2．负责收集整理服刑、劳教人员的有关法律问题，集中报送所在地法律援助中心，定期组织和协调开展法律咨询活动。

3．接受服刑、劳教人员的法律援助申请，初步审查申请人是否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将申请材料送法律援助机构，并将援助机构是否予以法律援助的书面决定告知申请人。

4．加强与所在地法律援助中心的联系沟通，并负责处理法律援助常规性的工作。

六、监所法律援助的经费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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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我国法律援助事业正蓬勃发展，当事人懂得了用法律援助的手段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但也应当看到存在问题的一面，如法律援助专职人员缺乏；法律援助办案补贴不足；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质量不高；接受指派担任法律援助案件的工作人员积极性不高；与法律援助工作相关的部门之间配合不力；有些当事人对法律援助案件期望值过高，案件办理完毕后感到失望；有的基层法律工作者不重视法律援助工作，却不断申请法律援助补贴；有的法律援助工作人员打着法律援助的旗号办理有偿案件；有些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当事人也来申请法律援助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法律援助的社会效益不能充分体现，法律援助制度的优越性不能充分发挥，甚至有可能偏离法律援助发展的正确轨道。

针对上述问题，可从以下几方面多做工作，以实现深化和拓展法律援助工作的各项目标。

1、要对法律服务人员进行正确引导和有效监督。重视运用不同层次的法律服务人力资源，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律援助活动，来降低办案成本，提高法律援助工作效率。逐步扩大符合条件的受援人覆盖面，使法律援助资源更贴近困难群众，增强法律援助的社会效果。兵团有许多农牧团场、连队都挂牌成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点)，依托法律服务所和调解委员会等组织，直接面对职工群众提供法律援助，这完全符合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方向。但我们也看到，有些法律援助工作站(点)有其名无其实，忽视或不履行上级要求的法律援助业务。为此，司法行政机关及其法律援助机构要加强对法律援助工作站(点)工作人员和其他法律服务人员的业务引导与监督，要制定中、长期法律援助工作计划，要用多种方式和切实有效的措施，坚持不懈地推动法律援助工作，同时要支付给工作站(点)工作人员和其他法律服务人员足额的法律援助业务补贴，以调动他们开展该项业务的积极性。对于不重视法律援助工作的站(点)工作人员和其他法律服务人员，一方面，应取消其法律援助业务补贴，另一方面，应在本地区通报批评，坚决取消其评选各类先进资格和暂缓为其年检注册。

2、要重视非诉讼法律援助手段。如今部分困难群众不愿意采用打官司的办法来维权。作为法律服务人员也不希望法律援助的形式仅限于诉讼。因此，开展法律援助业务还是要注重非诉讼，如调解、和解等解决方式。法律援助服务人员应通过自身多年的司法实践经验，尽量用非诉讼的方式使问题解决，纠纷化解，让经济困难的群众享受到国家法律援助资源带来的益处，将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

3、要建立质量目标考评体系。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把握：有较科学和完善的一套法律援助管理制度；根据不同的法律援助案件，采用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形式；有投诉、调查和惩处的具体法律援助操作规则等。从而使法律援助业务有一个全面提升，打消当事人的顾虑。

4、要设编增员，健全机构。解决法律援助缺编少员的问题，意义重大。应争取国家设立法律援助专项编制，自上而下解决这一问题；地方政府应增设编制，以体现对法律援助工作的高度重视；法律援助机构所在的司法行政机关应调剂合适的人员从事法律援助专职工作等。

5、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及其法律援助机构要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坚持不懈地履行好职责。法律援助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与呵护，需要我们以创新的思路、扎实的作风、无私的奉献精神和科学的长效机制，组织开展好法律援助工作。要坚守公平、正义与法治理念，宣传贯彻好法律援助制度，使法律援助覆盖面不断扩大，使更多的困难群众能够通过法律援助来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真切感受到法律援助带来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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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工作情况

1、健全法援网络，畅通援助渠道。法律援助工作是一项民心德政工程，现县法律援助中心已在各乡镇成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在村、社区建立了联络站，以便及时掌握诉求信息，使法律援助工作延伸至基层一线，从而在全县构建起了以县法律援助中心为主，各法律援助工作站为补充，全县法律援助联络点为基点的法律援助网络服务体系，实现法律了援助中心与基层法律援助上下联动，及时化解社会矛盾。今年以来进一步规范了法律援助工作全过程，细化法律援助工作站考核办法和案件初审程序，明确援助站的职责，增强保障，方便受援人就近获得法律援助，实现法律援助服务“零距离”、“零等待”。

2、打牢服务平台，助力疫情防控。在做好法律援助日常工作的同时，我中心多措并举，服务因疫情防控引发的法律援助需求。通过微博、微信公众号、QQ群、现场公告栏等疫情期间法律援助申请指引，对疫情期间如何进行法律咨询、如何申请法律援助提供指引，劝说群众减少出行，鼓励有援助需求的群众通过“12348”免费法律服务热线、“法网”、皖事通APP等途径申请法律援助，实施“不见面办理”。对来访群众提出的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合同的签订、履行、变更、解除、终止及工资、加班等多个方面等服务合同方面的质疑给予专业解答，

3、提升宣传效果，营造法援氛围。县法律援助中心始终将法律援助宣传工作放在突出位置，全方位、多层次地向群众宣传普及法律援助工作。通过日常宣传与集中宣传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法援惠民生，助力农民工”、民营企业“法治体检”等系列服务宣传活动，普及法律援助案件受理范围、经济困难标准、申请渠道等知识，引导他们运用法律手段，依法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通过加强宣传播放司法行政系统法律援助宣传片，增强全县群众的法制观念，提高全县人民的法律意识。

4、推进精准援助，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积极推进刑事法律援助辩护全覆盖工作，给予认罪认罚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加强与县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发挥法律援助律师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作用，建立律师在检察院法律援助工作站值班制度，落实律师值班补贴。鼓励各律师要积极参与认罪认罚从宽工作，提高认识。鼓励援助律师向各被告人宣讲认罪认罚政策，重点算好认罪认罚“得失账”，促进被告人认罪认罚，减少对抗、节约社会资源。2020年，刑事法律援助认罪认罚办理成效显著，县1-4月份办理检察院审查阶段罪认罚案件共计125件，覆盖196人。

5、增强监督检查，提高办案质量。针对法律援助案件，强化全程监管，综合运用满意度调查、旁听庭审、质量评查、案件回访等手段，及时了解群众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提高承办人员的责任感。继续开展法律援助案件案卷评审工作，对重大疑难案件和当事人投诉案件，实行个案指导、督办,案件质量实行普查制，严格法律援助案件补贴发放，推动全县法律援助经费管理工作规范化。完善服务投诉机制，公布投诉电话和信箱。

二、下一步工作重点

1、根据市局《市城乡困难群体法律援助民生工程实施办法》，结合实际，出台《县城乡困难群体法律援助民生工程实施办法》，压紧压实责任。

2、继续加强与有关单位的协调合作，加大刑事法律援助的力度，加强与公安、检查院、法院的协调与衔接。迎接市法律援助中心对认罪认罚法律援助工作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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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法律援助一般被社会大众认为是法律界的“阳光工程”、“希望工程”。从本质上来说，法律援助是属于社会公益事业的范畴，在维护贫困群体的辩护权，促进司法公正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宪法这一国家根本大法对于人权和公民合法权利的保护的具体表现。近年来，法律援助制度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在法律援助的理论完善和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因此，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就显得尤为重要。

论文关键词 法律援助 立法 完善对策

一、法律援助制度的概述

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是现代社会衡量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文明进步和法治化进程的重要标志。法律援助制度在西方国家有着数百年的历史，并且拥有较为完善的体系，尤其是在英国，是世界上实施法律援助最早也是效果最好的国家之一，在很多方面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尽管各国由于国情及其法治程度的不同，尽管在援助主体、援助范围、援助程序、援助对象等具体的制度安排方面存在差异，但是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概念大致相同的，即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在司法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层次上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为因经济困难以及其他因素而难以通过通常意义上的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基本权利的社会弱者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社会公益法律制度。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199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是我国第一次在立法上将“法律援助”明确写入法律，以及199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对法律援助的有关规内容做了专章规定，这两部法律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对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做了明文规定，标志着这一制度在我国的真正建立。 2003年，《法律援助条例》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日趣完善。2010年上海浦东新区第一个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的设立，是法律援助制度的一个新起点，成为现行的法律援助制度的有力补充，弥补法律援助制度在运行过程中的不足，更好地落实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

二、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不足

从总体上说，我国现行的法律援助制度在保护公民辩护权，保障合法权益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法律援助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法律援助责任主体的转移

我国的《法律援助条例》明确的规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有的学者将国家责任的有无作为区分现代法律援助制度与传统法律援助制度的主要区别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从宏观层面对公民的法律地位及法律权利进行规定，无疑这规定的付诸实施理所当然应该由国家来承担。同时，中国作为国家法的主体，中国已经加入或者参与缔结的国际条约、公约也决定了其实施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但是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法律援助已经成为律师的义务，实际上是国家对律师权利的变相剥夺，也是对其自身应该承担的责任的推诿和不作为。在法律援助的实际工作中，应当承担法律援助责任的主体—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扮演一个管理者、监督者的角色，而不应当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职业律师却承担了大部分的法律援助义务。 法律援助责任的转移，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社会律师的负担，也大大降低了国家对公民辩护权保护的力度，不利于贫困者获得有效且高质量的保护。

（二）立法层面不完善，没有专门的法律援助法

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发展至今也不过才十几年的时间，尚未建立起健全的法律援助体系作为保障，与西方发达国家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相比，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尽管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等法律涉及一些法律援助的内容，且由国务院制定的 《法律援助条例》 也在行政法规层面对法律援助进行了规定。但是，我国还没有通过立法程序，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律援助法，对公民接受法律援助的范围、条件、经费、程序等内容进行具体和系统化的规定，并且上升到国家基本法的高度上，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不能与《宪法》、《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等法律体系相衔接一系列问题。

（三）法律援助经费缺乏保障，办案质量较低

《法律援助条例》第3条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虽然条例对经费的来源做出了具体的规定，但是具体投入多少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加之缺乏有效的法律援助经费的保障制度，及需要提供法律援助案件的激增，十分有限的经费在拨付到法律援助机构之后，又有相当大一部分变成法律援助机构的日常开支。 经费短缺问题不仅会影响被追诉人是否会获得法律援助，在一定程度上被追诉人即使获得了法律援助也会大大损害其法律援助的质量。较少的办案补贴很难调动法律援助律师的积极性，常常敷衍了事，导致法律援助案件的办案质量较低，并没有真正地保护好公民的辩护权，完全背离了该制度建立的初衷。

（四）法律援助供求矛盾突出，且整体队伍质量不高

对于提供法律援助的日益增大，但法律援助的提供能力与困难群众的实际需求之间还存在很大差距。法律援助人员数量上的不足仅是其中的一个问题，更重要的是质量上也亟须提高。在具体实践中，一方面，一般的律师事务所在指派辩护律师时偏向于指派新来的律师去提供法律援助，由于缺乏丰富的经验和扎实的专业知识，辩护质量很难得以保证，很难有效地保障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由于地区差异，经济发达与经济落后地区，城市与农村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经济落后和农村地区公民所获得法律援助较少，且质量得不到到有效的保障，法律资源与法律援助需求之间的供求矛盾问题便更加凸显。

三、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建设的建议

（一）建立公设辩护人制度作为现行法律援助制度的有力补充

公设辩护人，是指政府机关为符合法律规定的被追诉人承担法律援助责任而专门设置的，在刑事案件中为被追述人免费提供法律服务的政府专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具有明显的公职性、授权性、无偿性 。对于公设辩护人制度在我国的具体构建，我们可以结合我国的国情，借鉴及吸收域外法律援助制度成功的经验，尤其是英美国家。上面已经提及了法律援助制度责任主体的转移，很少有律师是出于主观意愿去接受案件，获得的报酬与其正常所接收的案件的报酬形成巨大落差，有时甚至还得倒贴交通补贴费等，这严重挫败了提供法律援助案件律师的积极性。但是公设人辩护制度是属于国家下设的部门，其性质类似公检法系统，公设辩护人具有与检察院对抗的同等公权利，不像法律援助律师那样因惧怕报复不敢与公权力机关对抗。因此，设立公设辩护人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可以真正落实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而且使《宪法》中“被告人有权得到辩护”的规定从纸面上落实到实处，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二）完善立法援助立法，形成科学的法律援助法律体系

我国的《法律援助条例》是由国务院制定，属于行政法规的层次，不具有国家根本法的效力，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日益凸显不足。我们应该在总结法律援助的实践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借鉴域外法律援助制度的基础上，将现有的《法律援助条例》加以完善，上升到国家基本法的层面上，制定系统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只有通过立法的形式上升到国家基本法的高度，才能更好地规范法律援助的行为，更好地实现实现法律援助制度和司法救助制度之间的衔接、协调和配合，做好其与《宪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等法律体系的衔接。这样做不仅体现了现代法治理念下司法公平公正的价值追求，而且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依法治国方略的更好实现。

（三）建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提高办案质量

我国的法律援助资金主要依靠国家划拨，每年所得的经费数额都很有限，根本无法满足需求，法律援助不应该仅仅依靠国家财政的支持，应该利用其公益性呼吁社会的资金的支持。我们应该建立切实可行的法律援助制度保障机制，拓宽资金来源渠道：（1）每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实际情况都存在着差异，各地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本年度的财政预算；（2）充分发挥律师协会的作用，每年由律师协会提供其向执业律师收取的会费的一定比例用于法律援助的经费所需；（3）建立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当受援助的当事人因胜诉或由于受到援助的原因而使其经济状况有实质性改善，并且有能力支付法律援助的部分费用时，应当按照规定的分担范围和分担比例偿还部分费用。 （4）利用法律援助的公益性质吸收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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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扎实抓好法律援助民生工程有效实施

1、做好困难群众及特殊群体的法律援助工作。针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等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实际，尽力降低法律援助门槛，要在去年将当事人经济状况高于当地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低于当地城镇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列为法律援助对象的基础上，今年把当事人突发性因素导致经济困难（如疾病、各种事故等导致）纳入法律援助对象。加大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力度，依法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被害人等提供辩护和，维护他们的诉讼权利，促进司法公正。

2、努力多办案办好案。既注重法律援助案件办理数量，保持一定的案件数量基数，让困难群众感受党和政府的温暖，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更注重提高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质量，多办有影响力的“精品案件”，切实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

3、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中的作用。加强法律援助与、人民调解工作的有效衔接，积极开展“援调结合”，即对经人民调解委员会或相关调解组织、部门协商不成的案件，实行无缝对接快速受理，提供法律援助。着眼于预防社会矛盾纠纷，积极做好预警预案，认真做好舆情分析工作，为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评估社会稳定风险和制定政策提供参考依据，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二、加强法律援助基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1、确保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规范化建设顺利开展。今年是全市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规范化建设达标任务的启动年，各乡（镇）法律援助工作站力争用三年时间完成达标。各工作站要严格按照《市法律援助工作站规范化建设达标细则》的要求，进一步健全完善。县法律援助中心将组织人员检查，对符合规范化建设达标条件的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报市局验收，经验收合格，市局颁发规范化建设达标单位牌匾和证书。

2、启动法律援助示范服务窗口建设。各乡（镇）要及时启动法律援助示范服务窗口建设。从今年开始，各乡（镇）法律援助工作站要结合基层法律援助规范化建设达标活动，打造1至2个有基础、有条件、有潜力的法律援助机构建立示范服务窗口，做到有看点、有亮点、有特点，树品牌、展形象、见实效。

三、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站管理和服务水平

1、完善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督机制。明确标准、责任到人、全程管理、奖惩结合，抓好对法律援助案件办案过程的督办。畅通法律援助机构与受援人、办案机构之间的情况反馈渠道。规范运行法律援助案件受理、审查、决定程序。加强法律援助业务立卷归档工作；加强法律援助评价制度、案件质量评估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强化工作检查督导，加强信息沟通，真正做到管理工作与案件办理两不误、双提升。

2、创新服务方式。围绕便民利民惠民，继续推行援务公开、首问责任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畅通申请渠道。各级法援要积极发放“便民服务卡”、推广“点援制”，完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机制，简化受理审查程序，确保困难群众获得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优化网点布局，完善异地协作机制，打造“利民服务圈”，方便困难群众咨询、申请和获得法律援助。建立健全部门之间的联系会议制度，整合社会资源，开展专项行动，及时解决法律援助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四、加强法律援助信息化管理水平

使用好法律援助信息管理系统。及时将所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其他事项和相关信息登录管理系统，畅通法律援助机构之间信息互通渠道，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增强工作的指导性、时效性和针对性，提高决策的执行力、操作力。

五、加强法律援助人员队伍素质

1、积极开展法律援助“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通过开展争创群众满意单位、群众满意岗位和优秀服务标兵等活动引导广大法律援助人员履职尽责争先进，立足岗位创优秀，不断增长服务困难群众的业务才干，提高法律援助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

2、继续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教育活动。通过活动，提高法律援助人员的“三个意识”：即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努力打造一支作风过硬，工作扎实的法律援助专业化人才队伍。

3、继续开发社会法律援助人力资源。加强对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的规范管理，积极发挥志愿者的作用，着力解决不断上升的法律援助案件数量与法律援助人力不足的矛盾。

六、加强法律援助宣传力度,增强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