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义务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律援助的义务，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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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成都市彝族 进城务工 法律援助 权益保障

作者简介：张尔O，西南民族大学。

一、绪论

工会法律援助政策，正是帮助法律意识淡薄、维权能力低下的职工群体特别是农民工群体切实维权的有效途径。而且目前相关的研究较少，工会法律援助理论体系也尚不完善，在保障农民工权益实际应用中的借鉴性和指导性都较羸弱。因此本文以成都市彝族为例，通过研究法律援助在实际操作中的运行模式、产生的作用和遇到的问题，进一步研究其在彝工权益保障中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

二、法律援助的现状与作用

（一）法律援助产生的背景分析

在新时期，为了构建和谐社会，我们必须要保障农民工的权利以及切身利益，本文作者以成都市彝族进城务工人员为调查对象进行调查，以便更加真实的反应出当前农民工的权益保障现状，此外本文还将客观的对成都市彝族进城务工人员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找出这些问题存在的根源。据调查，进城务工人员在遇到法律问题或者维权问题的时候，因为文化水平的不足，常常处于弱势的地位，同时因为农民工处在城市的边缘，当受到危害的时候，法律机关态度消极甚至无作为，目前农民工的维权问题非常突出，法律援助不足。

（二）法律援助的主要形式和运作模式

以成都市彝族进城务工法律援助为例，首先，成都市彝族建立了组织领导机构，以“依法治会”、“六五”普法领导机构为基础，成立总工会参与社会管理领导小组。各级县和乡镇街道工会和产业工会也比照省总工会做法成立了相应的组织领导机构。成都市彝族进城务工法律志愿者服务总队利用成都市彝族总工会资源开展各项职工维权帮扶工作，主要负责接收咨询各类侵害农民工权益事件，指导和检查维权农民工所搜集和整理的各项举证所需相关材料，对于资料不齐举证困难的民工给予指导和建议，帮助其尽可能详实的收集材料，以提高维权成功率。民工维权案件一经受理，服务总队会负责指派相应公益律师开展各项维权活动，工会出资对公益律师诉讼过程中的产生的交通等费用进行一定的补助，免费为民工提供服务。

（三）法律援助在成都市彝族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障中发挥的作用分析

1.帮助农民工依法维权。工会的基本职责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因此法律规定的职工应该享有的权利都是工会维护的内容。我国《劳动法》明确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 。

2.拓宽农民工维权途径。对于涉及基层单位的劳动纠纷案件，工会工作人员会主动与区县（市）或企业联系，并要求所在的乡镇（街道）或企业工会参与调解。依法及时处理劳动争议仲裁案件。对农民工申诉的劳动争议案件，专门设立绿色通道，简化程序，加快审理，对其中涉及劳动报酬和工伤待遇的案件优先审理，同时进一步加大仲裁办案力度，争取将大多数案件及时结案。从而切实扩大了农民工的维权途径，帮助农民工获得应有的权利。

3.提高农民工维权意识。现实中，还存在大量的农民工维权意识淡薄，对于自己应该拥有的权利不知道去争取，致使自己失去了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利。成都市彝族总工会法律志愿者服务总队为了进一步提高广大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召开了一系列的普法知识讲堂，如市建设系统法律工作宣讲团就已经为很多的公司开展了这样的知识讲座，为诸多员工讲述了如何懂法、如何用法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知识，同时也对他们进行施救等方面进行了别开生面的培训讲解，传递了工会法律维权“正能量”，提高了工人们的法律意识和自救能力。

三、成都市彝族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障中作用发挥的障碍

（一）相关部门对法律援助缺乏协调配合

在对农民工进行法律援助的过程中，主要解决的是农民工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支付赔偿问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需要解决的是对农民工权益的损害，主要包括农民工的工伤认定以及工资的拖欠问题，而对于农民工工伤的认定由于许多人为因素的干预，鉴定结果会有失公允，产生这一结果的关键因素是劳动保障部门的监管不利，另一方面是农民工损害赔偿的取得，在现实生活中，执行难问题仍然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法院判决以后，有关部门对于农民工赔偿的支付的监管力度不足，报复心理使得无良的企业主千方百计逃避赔款，躲债、逃债现场非常严重，即使数额不大，依然不愿依法赔付，因此很多农民工即使在劳动仲裁结束后，依然无法得到本应属于自己的赔付款，心理受到二次伤害，也是的工会法律援助和援助律师的努力付诸东流，也使得他们对工会法律援助的信任度大大降低。

（二）维权法律支持薄弱

在目前主要是签订集体合同来作为我国工会维权的手段，同时开展团体洽谈，但是不可否定的是，关于工会这样一个群体组织形式来说，最好的、最有效也是最强悍的手法就是集体停工。 在工作劳动中，劳动者具有的只有他们的劳作力，很困难和资本的强势能量相抗争，而停工是确保两边权力公平，近些来，由于劳动矛盾日益加剧，在成都市彝族集体员工劳动抗议人数继续上升， 依据工会统计显示数据，从2008年到2013年五年间，成都市彝族各级劳动抗议调解委员会办理全体劳动争议人数持续飙升。由于目前我国法规并没有给予工会罢工的特权，因而工会所处的处境十分尴尬，通常只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游离于两者之间，这与中国工会维护员工合法权益的根本职责有所不一样。 （三）公共政策对工会法律援助支持不够

政府颁布的公共方针在一定基础上十分落后，乃至有些不合理。政府的方针不合理，首先表现在方针的拟定部门与方针的履行环节分离，而且缺少交流，致使方针制定后缺少可实践性。其次，政府部门在拟定方针的同时缺少缜密的计和合理的研究，通常是方针拟定部门凭空捏造的成果，因而所拟定的方针与实际状况相分离，没有达到实际要求 。我国《劳动法》拟定时，市场经济的变革没有深化，企业布局相比单一，《劳动法》主要是针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一些与工作单位签订正规劳动关系的劳动者。

（四）成都市彝族进城务工人员群体自身维权意识有待加强

农民工普遍素质较低，再加上现在社会的外在准则以及法律法规的欠缺，导致农民工的法制观念非常淡漠 ，对法律法规不了解，更加不懂得怎么通过合法途径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致使在市场比赛中常常处于任人使唤的地步，当农民工的权益受到损害时，有的员工委曲求全，消沉等待；有的以为维权是工会的责任，自已不用出头；想做渔翁之利，还有的了解自己的合法权益，不知道遭到侵权时像谁寻求帮助，更不会运用法律武器来对自己维权。以上，说明目前农民工维权想法不强，自我保护意识冷漠，同时加大了工会制度维权的困难。

四、成都市彝族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障中完善工会法律援助的建议

（一）提升工会自身地位，赋予工会更多权利

在建立工会干部的独立位置、加深工会干部维护等条文会有一些对应规章制度。这些制度在维护工会等方面虽能发扬一些有利措施，但没有从本质上改善工会需求依靠政府与单位才干生计的准则。另外原有规则也存在缺点：一是缺少有利度的履行标准，二是对工会领导维护的效果仅仅限制于其工会领导的任用期内，三是现有规则只有维护工会领导最低极限的生计权而难以维护其久远的开展权。

（二）加强工会法律援助维权长效机制建设

关于法律帮助体制的创新方面，我国有许多专家主张加大完善施援主要的建造，除了一般的司法行政部门设立的法律救助机制外，还应加强法律救助工作站的建造，特别是在农民工集合区域，应保证法律援助工作站的覆盖面 。各地区政府建立专业农民工法律救助费用，加大培育法律救助专业人员。法律救助费用是要由政府财务支撑的，各地区政府应拟定清晰的法律救助方针，建立专业法律救助基金，不得用于其他地方。关于专业人才培育，能够通过加大编制扩展法律救助人员的数量，依据不一样的状况对法律救助律师采用物质补偿或是精神奖励。其次，能够在民间招聘法律救助志愿者。将法律救助人才根据经验情况=分为不一样的层次，建造法律救助人才资源库，根据农民工维权难易程度指派不同的援助人才，对侵害农民工权益案件实施分级处理机制。

（三）健全组织网络、巩固维权基础

可以推行整合机制，输入地政府、输出地政府、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群众组织、民间农民工维权服务机构、企业等举动者或效劳供给者，在他们构建行动网络之前，要把所拥有的不同资源、实力和组织这些参差不齐的行动者嵌合成一个网络，于是便需要一个有效的整合机制。企业及工厂是农民工的主要存在的环境，要确保了解农民工的个人情况，这样会比较容易召集农民工群体。因此企业及工厂在服务农民工方面占一定的优势。如果将政府部门、民间维权服务机构和企业工厂建立起整合机制，取长补短，将各部门的优势集中在一起，就可以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为农民工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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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刑诉法增加检察机关为启动法律援助程序的主体之一

对于法律援助的使用对象，不管是老刑诉法法还是新刑诉法的规定，都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可以”类，一种是“应当”类，只是新刑诉法的规定将各自的范围扩大了些，对于这两类主体如何启动法律援助程序，新老刑诉法的规定也有所不同。

根据修改前的刑诉法规定，法院是启动法律援助程序的唯一主体，不管是“可以”类还是“应当”类，都是由人民法院“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当事人是被动的接受，法律援助机构是被动的执行。

修改后的刑诉法关于当事人获得法律援助的启动程序的规定则更加灵活。一是对于“可以”类的援助对象，法律规定为“应申请而启动”，即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或其近亲属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供辩护。二是对于“应当”类的法律援助对象，刑诉法则明确了不同阶段司法机关均负有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法律援助的相同责任，即根据案件所处的不同阶段，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各自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再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辩护。据此，法律援助的通知主体，亦有原来的审判机关，增加为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

二、法律援助制度中检察机关享有的职责

根据新刑诉法关于检察机关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相关规定及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能定位，笔者认为在对受援助对象进行法律援助中，检察机关应做好以下几项职责：

一是告知受援助对象并及时转交申请。根据法律援助启动程序的不同，与之相对应的检察机关的权利义务也因受援对象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对于“可以”类法律援助对象，检察机关享有告知、转交的职责，即对于符合“可以”类条件的法律援助对象，检察机关应在查办自侦案件的侦查阶段、刑事案件的审查逮捕阶段、公诉案件的审查阶段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确保犯罪嫌疑人知晓享有法律援助的权利，并在收到犯罪嫌疑人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后，尽快将其申请转交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机构收到申请后，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要及时指派律师并函告检察机关。

二是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对于“应当”类法律援助对象，新刑诉法明确了检察机关在自己的职能阶段享有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义务与责任。人民检察院具有自侦案件的立案侦查权力，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对符合法定条件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同时，人民检察院又是法律规定的唯一的公诉单位，公安机关承办案件侦查终结或自侦案件侦查终结后，将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在该阶段犯罪嫌疑人仍然享有“委托辩护人”的告知权利，凡属于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或者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或者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人。

三是监督法律援助实施情况。笔者认为，基于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及在整个刑事诉讼中的作用，检察机关应当对法律援助实施情况依法进行法律监督。主要应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监督纠正。对于犯罪嫌疑人具有应当通知辩护的情形而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未履行相应告知、转交、通知职责的，检察机关应当监督相关司法机关予以纠正；二是帮助督促。检察机关在办案的同时，应注意审查犯罪嫌疑人是否属应获得法律援助的情形，对于因收集资料等原因而未能获得援助的，检察机关应帮助当事人办理相关援助手续，并督促法律援助机构依法及时为符合条件的人员提供法律援助。三是受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或被害人及法定人、诉讼人认为相应司法机关应当告知其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而没有告知，或者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或者诉讼而没有通知的，有权向检察机关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应当对申诉或者控告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

四是对刑事被害人进行法律援助。虽然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和社会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从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被害人。但检察机关所处的地位和被害人本身的感受不可能完全一致，其并不能完全代表被害人或其等同于被害人，实践中一些刑事被害人及其家属因为利益诉求得不到完全表达、赔偿不能及时到位等原因，对公正司法逐渐丧失信心进而到多个机关上访的案件也时有发生，这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之一。据统计，刑事被害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比例非常低，仅为百分之几，与其实际需求极不相称。所以检察机关必须重视对被害人的法律援助，认真从自身职能范围加以解决。在办理公诉案件时，应主要审查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近亲属是否属于因经济困难而无力委托诉讼人的情形，对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在办案同时应向其书面告知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以维护被害人一方的合法权益。

三、检察机关的应对举措

（一）建立与其他各司法部门的法律援助协作机制

随着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检察机关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法律援助、转交申请、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的案件将会密集增加，为应对新形势下的新情况新问题，检察机关必须改变固有的思维模式，密切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及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联系，积极探索完善法律援助协作机制。目前，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在这方面比较薄弱，存在部门之间不协调、随意性大、可为可不为的情况，只有建立一套各部门相互协作的工作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改善法律援助的部门协作关系。笔者认为，协作机制应做到以下几个明确：明确法律援助请求权在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审查逮捕、审查各诉讼环节的告知时间及通知辩护的时间，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充足的时间考虑和准备材料；明确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及法律援助机构关于法律援助的办理流程、工作职责、履职期限和衔接程序，实现各部门在刑事法律援助上的无缝衔接；明确司法机关在各自职能阶段必须启动法律援助情况调查的义务等，维护刑事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确保法律援助工作的各项任务和职责落到实处，从而提高法律援助的质量，保障人权、推进司法公正，最终实现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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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知识产权；法律援助；维权形式

由于我国知识产权制度方面刚刚起步实行时间尚短，再加上知识产权制度复杂专业性强，其内涵和概念晦涩难懂，不少公众对于这一领域了解甚少，对于知识产权的自我保护意识十分薄弱，运用知识产权保护自己的能力也很欠缺。这种现状对于我国实行市场经济的形势十分不利。开展知识产权法律援助，能够有效的缓解社会上这种普遍存在的维护自身知识产权意识薄弱的问题。使公众知识产权得到保护，对于市场经济也是一种贡献。以法律手段对于知识产权权益人的权益进行维护，能够有效促进我国的法治社会建设。减少公众知识产权权益的损害。

一、法律援助和知识产权法律援助概念的区分。

法律援助不等于知识产权法律援助，人们容易混淆二者的概念。法律援助是援助在法律诉讼等方面经济困难的自然人，表现形式为事后进行援助。指在发生事项后，当事人进行主动申请援助诉讼或者法律援助机构对于当事人法律诉讼进行主动援助。免费服务的范围仅是法律咨询和诉讼服务。律师办案补贴由财政支出。而知识产权法律援助与之不同。知识产权是近年来新提出的概念，是为了保护权益人对于知识产业创新所有权而提出的。知识产权法律援助的表现形式既有事后援助，也有事前援助。知识产权法律援助是为了保护创新拥有收益权并且鼓励创新。利用法律的手段，保护权益人知识创新。知识产权法律援助贯穿于创新的整个过程，包括知识产业的创新、研发、产品与市场化阶段等。

二、知识产权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

（一）了解援助人的权利和义务

1、权利

对于申请人的不合理要求或者发现受援人以不正当途径获得法律援助，违反法律援助协议的，可以向援助机构申请取消对该受援人的法律援助，并且可以向受援人提出返还期间提供的法律援助的相应费用。

2、义务

（1）服务人员如没有正当理由不得对于申请人所申请的援助事项进行拒绝、拖延、中途放弃、甚至终止法律援助。（2）一旦承办申请人提出的援助事项，不得在协议允许的规定范围之外私自收取当事人的其他服务费用或者通过各种途径牟取不正当利益。（3）不得因不向当事人收取费用而有意降低服务质量或减少服务内容。若因服务质量不到位而给当事人造成损失，损失费用由法律援助机构按照协议和规定进行赔偿。（4）对于申请人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有关援助组织应根据情况尽快给予答复。（5）除没有分配任务的以外，每个服务人员每年至少承办一例法律事项。

（二）受援人的权利和义务

1、权利

（1）有权询问案情发展进度和情况（2）在有事实根据的前提下对未履行职责的援助承办者，可以提出换人。（3）对于有利害冲突的援助审批者，可申请回避。

2、义务

（1）若申请人因接受法律援助而获得较大利益时，应根据相关协议规定相应的付给法律援助机构全部或部分补偿费用。（2）同一申请人针对同一特定事项向不同法律援助机构提出援助申请的，由最先通过申请的机构进行法律援助服务，若针对同一事项申请人向不同援助机构获得两次或两次以上法律援助服务的，应缴纳全部相关费用。并不享受减免、免收的特殊待遇。（3）受援人应积极配合援助机构的工作，以取得良好效果。

（三）完善知识产权法律援助制度

1、明确分工和责任主体

我国法律援助有三个主体部门，政府监管、律师协会参与协助、律师实施援助。当前已把法律援助划分为政府职责。说明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援助以向规范化合理化迈进。知识产权法律援助目的在于保护创新和鼓励创新。有公共服务的性质，因此知识产权法律援助应交由政府管理。政府任务下达至法律援助机构，再把具体任务分配到具体援助人员手上。通过制定相关条例规定明确各个单位的权利和义务。切实推进知识产权法律援助向规范化发展。

2、保障经费给予

因法律援助对于受援人是免费提供的，因此为了保证知识产权法律援助工作顺利开展，财政需要给与相应的受理经费。但大多数地区法律援助经费没有列入当地财政支出项目，再加上知识产权法律援助经费来源单一，经费问题得不到保障。建议采取相应法律措施保护法律援助机构的经费来源。并且针对具体情况以正当形式增加援助机构内部收入，例如通过援助机构而使受援人取得较大利益时（受援人获得经济赔偿），按规定向受援人要求补缴一定比例的办案费用。以减少财政支出。调动该机构服务的积极性。

三、探究实行知识产权法律援助的意义

近年来公众对于自身的知识产权维护意识还很薄弱。实行知识产权法律援助有利于推动法治社会建设，提高公众对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加深公众对知识产权的认识。同时也可以有效地保护因经济状况有特殊困难而无法维护自身知识产权的自然人的合法权益。有效地推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激发公众创造热情。促进社会发展，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也有极大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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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的意义

中国新闻网2018年10月30日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18年8月底，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人。在留守儿童群体中，54.5％为男孩，45.5％为女孩，留守男童多于留守女童。99.4％的农村留守儿童身体健康，但也有0.5％的儿童残疾、0.1％的儿童患病。与2016年数据相比，0至5岁入学前留守儿童占比从33.1％下降至25.5％，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比例从65.3％上升至71.4％[1]。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农村留守儿童中义务教育阶段儿童比例高、数量庞大。而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年纪小、分辩是非的能力弱，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

这一阶段的儿童在成长中如果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就很容易出现世界观偏差、被犯罪分子教唆、受到侵害，甚至是成为刑事犯罪的实施者。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不能给予其良好的教育和保护，造成儿童心理上的自卑和不健康。缺乏情感关怀的儿童在成长中心理脆弱、偏激、敏感。学校作为留守儿童生活的重要环境，本应当承担起留守儿童的心理辅导、家庭调查、成长档案管理等责任。但是，由于我国农村留守儿童聚集的主要地区都处于经济条件较落后的地区。作为农村边远地区的学校大多没有能力为留守望儿童提供心理建设、法律援助的能力。全社会虽然对农村留守儿童给予关注，但毕竟鞭长莫及。城市里的爱心志愿者距离他们太遥远，不能给予及时的帮助。而边远地区的志愿者队伍发展缓慢，也不能够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帮助。因此，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着刑事诉讼问题时，就需要刑事法律援助。研究如何针对农村留守儿童进行刑事法律援助就有着重要意义。

2.当前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中的主要问题

2.1缺乏专业机构与人员

农村留守儿童作为社会的特殊弱势群体，应该有法律援助的专业机构和人员对他们进行刑事法律援助。然而现实情况是农村留守儿童大多聚集在偏远地区为主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在这些地区我国的法律援助体系不够完善，缺乏专业法律援助机构，以及专门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案件经历和经验的法律援助律师。而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专项资金的支持[2]。

2.2刑事法律援助大多不能覆盖诉讼全过程

农村留守儿童无论作为刑事犯罪的实施者还是被害者因其年纪小等因素在诉讼的全过程当中都应该给予法律援助，以保护其正当合法权益，以及身心免受二次伤害。但是，当前由于农村留守儿童及其监护人不了解申请法律授助的流程，甚至不知道，因此在案件的侦查与起诉阶段通常没有申请刑事法律援助，援助律师通常是在审判阶段由法院指定律师进行辩护[2]。而在调查取证等环节，涉事儿童没有受到应有的心理保护。

2.3缺乏法律援助的评价机制

当前，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刑事法律援助没有质量评价体制。律师工作繁忙，在面对法院指定的辩护工作时，有时精力投入有限，只做表面工夫，不能够实现高水平的法律援助。

3.提高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的策略

3.1构建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的专业机构、组建专业援助团队

当前我国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和一部分社会援助。解决资金问题是构建团队的前提问题。司法部门应该关注到问题的重要性，申请更多的财政拨款，同时向全社会发起号召成立地区或全国范围内的专项资金，吸纳更多社会捐助。基于此，在农村留守儿童集中的地区进立专业的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机构并组建专业援助团队，针对涉及留守儿童刑事犯罪的主要问题、儿童身心特点，研究法律援助的具体方案[3]。

3.2简化法律援助手续，建立保护机制

简化法律援助的申请和受理程序,扩大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对于涉案的农村留守儿童,应给予覆盖全过程的法律援助。同时建立对涉案留守儿童的保护机制，免其在案例审理过程中受到二次伤害[4]。

3.3健全法律援助的评价机制

构建一套法律援助的评价机制，覆盖司法全过程，包括服务态度、专业水平各方面的综合评价。并将评价结果与律师奖金、等级等利益挂勾。

【法律硕士论文参考文献】

[1]林晖，罗争光.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下降[N].中国教育报，2018-10-31（1）.

[2]谢晖，石炜.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留守儿童权益的法治保障研究：以刑事法律援助司法保护为视角[J].法制博览，2018(3)：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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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援助机构作为一个独立机构参与刑事诉讼活动

原刑诉法规定人民法院指定的对象是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新刑诉法规定司法机关应当通知的对象是法律援助机构，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由向律师转达法院的指定，改变为法律援助机构根据公、检、法机关的通知，指派律师提供辩护。经过修改，法律援助首次写入新法，法律援助机构不仅进入到刑事诉讼活动中，而且进一步明确了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法律地位，有助于更好地贯彻刑事诉讼保障人权的基本准则。

（二）扩大了法律援助的适用对象和范围

由原来的盲、聋、哑、未成年被告人和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扩大到具有上述情形的嫌疑人和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以及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另外，新刑诉法将指定（通知）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扩大至侦查、阶段的犯罪嫌疑人和强制医疗程序中的精神病人，使法律援助涵盖了刑事诉讼侦查、、审判三个阶段和强制医疗程序。

（三）明确司法机关的共同责任

新刑诉法明确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各自的职能阶段均有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法律援助对象提供辩护的义务和责任。这一规定必然对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各阶段各部门需要更好的协调配合，才能切实预防侦查阶段的刑讯逼供，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四）增加申请法律援助的理由

新刑诉法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明确了“申请”这一刑事法律援助启动程序。在刑诉法层面对国务院《法律援助条列》相关规定进行了确认。同时新刑诉法将申请理由从《法律援助条列》规定的经济困难扩大至“其他原因”。另外新刑诉法删除了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规定，取消了审判人员特定情形下对强制辩护的自由裁量权，使法律援助成为法定情形下必须进行的法定程序。

二、建立检援对接机制、进一步落实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几点思考

目前我国法律援助机构在各级司法机关的配合下，在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例如太原市委、市政府就建立全市法律援助新机制提出了实施意见。为共同做好法律援助工作，我市检察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共同出台了《进一步畅通刑事法律援助渠道的实施意见》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律师法律服务全程跟进制度》等，在保障贫弱群体诉讼权益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工作。我市法律援助中心紧紧围绕太原转型跨越发展，主动介入社会难点问题，努力维护贫弱群体合法权益，积极参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检援双方密切配合，为维护我市和谐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我们也看到当前法律援助工作与太原转型跨越发展的要求相比还有差距，法律援助工作在新刑诉法实施后与相关机关的衔接机制不够完善，法律援助大格局还未形成。我们要以新刑诉法实施为契机，建立法律援助新机制。

（一）明确加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意义

这次刑诉法修改不仅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基本原则写进新法，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各项制度中。法律援助制度是体现司法文明及保障人权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在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刑事诉讼涉及对国家、集体和公民财产和生命权利的保护，涉及对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乃至生命权的剥夺，刑事诉讼程序公平、公正对公民人权的意义重大。特别是十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畅通和规范权益保障渠道。所以，无论是检察机关还是法律援助机构都要进一步提高对法律援助的认识，以新刑诉法实施为契机，认真学习，做好过渡、衔接与配合。

（二）加强领导，确保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扎实稳步推进

各级检察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要高度重视加强刑事案件法律援助工作，将这项工作列入工作重点，保证各项工作有效落实。检察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都要成立专门工作领导组，领导组成员由双方有关分管领导组成。领导组可设在法律援助机构，定期召开工作例会，必要时随时召开，听取新刑诉法实施后法律援助衔接配合中出现的情况和问题，确保刑事案件法律援助衔接配合机制稳步推进。

（三）加强协作，建立完善刑事案件法律援助权利义务告知制度

检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要建立法律援助权利义务告知制度。检察机关承办人收到移送审查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内，在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聘请律师的同时，对因经济困难无力聘请律师的，应当告知其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应当书面告知，并将回执入卷。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可以把法律援助申请书通过检察机关向当地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检察机关将申请书转交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检察机关在审查案件时，应当听取法律援助律师的意见，在作出提起公诉、不决定后，应当及时将案件办理结果告知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

（四）建立专门机构，做好检援对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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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问：

我通过中介公司与伍某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并预付了20万元房款给伍某，付了1.2万元中介费给中介公司。可事后得知，伍某只是3个房主中的一个，另外两个共有人不同意卖房。我找伍某退钱，却发现伍某不见了踪影。我找到中介公司要求赔偿损失，中介公司称其只负责居间介绍，我买房被骗和公司没有关系。请问，买房被骗，中介公司应否担责？

律师解答：

根据《合同法》第420条规定，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机会或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是居间合同。因此，房屋中介合同属于居间合同。房屋买卖中介公司在接受委托买房后，除找寻合适的房子外，还应积极在买卖双方之间斡旋，介绍、撮合双方订立房屋买卖合同，只有在双方签订了合法的房屋买卖合同后，中介公司的居间义务方履行完毕。

从你反映的情况看，你所购房屋有3个房主。根据《物权法》第97条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伍某作为其中一个房主，是无权擅自出卖房屋的，其自作主张同你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无效合同。

对于无效合同的签订和你的损失，中介公司存在过错，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仅应当退还中介费，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据《检察日报》）

子女放弃继承权也应尽赡养义务

读者问：

我小儿子先前声明放弃继承，此后一直是大儿子对我进行赡养。今年我因交通事故致残，现在生活困难，我能否向小儿子索要赡养费？

律师解答：

根据我国《宪法》、《婚姻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明确规定，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这种义务是无条件的。这种赡养义务，不仅是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的要求，更是赡养人的法定义务。所以即使你小儿子放弃继承权，您也有权要求他对您尽赡养义务。

（据《京华时报》）

离婚财产分割反悔怎么办

读者问：

婚后，我因与女方性格不合经常吵架。最近我们双方打算离婚，还约定如果离婚就将房子给孩子。请问：如果双方协商离婚不成，真打官司离婚的话，女方对房子反悔怎么办？

律师解答：

婚姻法解释《三》规定，当事人达成的以登记离婚或者到人民法院协议离婚为条件的财产分割协议，如果双方协议离婚未成，一方在离婚诉讼中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财产分割协议没有生效，并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据《法制文萃报》）

律师提供法律援助能一助到底吗

读者问：

我在生活中遇到一些纠纷，因为经济困难想申请法律援助，请问，律师提供法律援助能一助到底吗？

律师解答：

篇7

(一)法律援助律师援助经费不合理。委托辩护侦查和审查两个阶段，一个阶段3000多元，两个阶段6000多元，而指定法律援助每个阶段只有300元到400元，两个阶段只能达到800元，两者相差甚远。在利益的驱动下，法律援助律师在侦查阶段时“拉托”，即告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在审查阶段如果转为自行委托，辩护效果会大有改观，其实只是为了得到比作为法律援助律师多的经费而已，辩护效果却相差不大。

(二)援助中辩护效果不理想。未成年人犯罪事实明确，所涉罪行较单一，大多证据由公诉机关掌握。在个别案件中，律师的意见甚至只有寥寥数语，如:已属涉嫌抢劫犯罪，建议批捕;犯罪嫌疑人某某所说与公安机关的调查是一致的，建议批准逮捕;本案事实与公安机关调查是一致的，建议批准逮捕;案件事实清楚，犯罪嫌疑人某某供认不讳，罪名足以认定等。

(三)缺乏不后律师具体职责的配套工作机制。出于矫治、教育的目的，理应详细规定在作出附条件不决定以后，对未成年人展开帮教、挽救工作的主体和程序。刑诉法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考察机关(即检察机关)的要求接受矫治和教育，但由于人力、物力、财力的限制，让检察机关一家具体进行矫治极不现实。目前还缺乏具体的法律援助律师对附条件不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考察期的具体辩护职责，若能够与社区矫正等机制衔接、有其他配套机制的支持，无疑会更有利于附条件不程序的运行。

(四)缺乏专业从事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法律援助的。律师就全国而言，专业办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律师的数量还远远不能达到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的实际需求，在许多农村地区还根本没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法律援助律师。在办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法律援助的有关案件时，一般都是随意指定律师义务办理。现实中由于随意指定律师义务办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法律援助案件，同时对办案律师缺乏统一的指导和培训，一些办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法律援助的律师对当前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状态不熟悉，因缺乏专业从事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法律援助律师，导致援助结果未能达到应有的效果。

二、应对措施

(一)如果未成年人是外地人，其法定人、亲属均在外地，在本地也没有学校等基层组织关系，这就很难在这些人员到场的情况下进行讯问，并且法律援助律师不是在每次询问时都到场，这时侦查机关必须要求法律援助律师在讯问时到场陪同，检察机关进行监督工作。通过法律援助律师行使部分法定人的权利，来保障讯问未成年人时其监护人的在场权。

(二)建立推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法律援助律师志愿者网络”。中国律师资源分布不均，而建立、推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法律援助律师志愿者网络”是解决未成年人法律援助队伍专业化的很好途径。其对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制度的思考与建议的意义在于可以在有限的资源情况下，整合资源，提高办案效率，组织共同的、专业的培训，加强不同地域间的协作，推动更多律师参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法律援助工作，提高办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法律援助案件的专业水准，还可以互相交流、互相探讨此领域的知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法律援助律师志愿者网络”应当与当地法律援助机构互相配合。法律援助机构负责指导、组织、协调律师志愿者办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律师志愿者办理的案件应当计入法律援助机构的统计数量，并且，法律援助机构对办理案件的律师志愿者应当根据其办案支出的交通、调查等费用给予必要的经费补助，以使其志愿精神得以长期保持。

篇8

关键词：公设辩护人制度；刑事法律援助；有效辩护；司法公正

现代意义上的公设辩护人制度于1914年诞生于美国，指由国家设立的公共机构或者以非盈利组织形态出现，并通过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的形式，雇佣全职或者兼职公设辩护人，为贫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辩护服务的制度体系[1] 。

一. 在我国设立公设辩护人制度的必要性

（一） 公设辩护人制度对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的诉讼辩护权的重要作用

诉讼辩护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267条已经将律师辩护介入的时间提前至侦查阶段，并对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进行扩充和调整，为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刑事辩护权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在此基础上全面引进公设辩护人制度有望解决律师辩护普遍性与有效性的问题。一方面，公设辩护人制度最大的优势在于律师团队的专业性，能为贫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高质量的刑事辩护；另一方面，公设辩护人制度从本质上具有稳定性，能为贫弱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更持续的刑事辩护。这些因素使公民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不因贫富尊卑的差距或其他特殊原因都能公平地享有并行使诉讼辩护权，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二）公设辩护人制度对明确国家责任与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意义

现代法律援助的标志性特征之一是国家为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而从我国目前的刑事法律援助实施状况来看，律师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刑事法律援助义务，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只是扮演着一个管理者、监督者的角色[2]。公设辩护人制度的设立，确立了政府作为法律援助的义务主体，从财政上对刑事法律援助以全力支持，同时明确公设辩护人的法律地位，提高了刑事法律援助律师团体的专业性与职业性，保障刑事法律援助的案件质量，实现了司法程序的公平与公正。

二. 美国公设辩护人制度的特色及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刑事法律援助与民事法律援助是相对独立的两个系统，刑事法律援助是以公设辩护人模式为主导，具有独特的优越性：第一，美国因地制宜，在较大城市和经济发达的地区设立公设辩护人办公室，聘请一些经验丰富的专职律师对适格对象提供刑事法律援助，而在人口较分散的地方或者经济相对不太发达的较小城市，则主要通过私人律师模式或合同制模式等开展刑事法律援助活动。第二，美国的公设辩护人具有公职身份，他们和检察官一样，是政府雇员，且同时为全职辩护律师，是国家承担刑事法律责任与义务的体现。第三，公设辩护人的薪水来源于政府财政拨款，领薪性是其首要特征，也是它与私人律师制度、合同制律师制度最大的区别之一。第四，公设辩护人精通刑事辩护业务[3]，且主要刑事辩护服务，这使得他们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刑事辩护的有效性大大增强。

分析美国公设辩护人制度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特点对我国建立公设辩护人制度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比如对公设辩护人应当如何定性，是辩护律师还是政府雇员？什么样的机制可以保证公设辩护人全面代表被告人与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如何加强公设辩护人制度的有效辩护及质量保障？处理好了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我们的公设辩护人制度才能在一开始就发挥正面效果。

三. 关于在我国建立公设辩护人制度的几点思考

（一） 对公设辩护人基本属性的探讨

公设辩护人具有双重身份，首先，公设辩护人受雇于国家，这表明其具有公务员身份，体现了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其次，公设辩护人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刑事辩护，担任着辩护律师的角色，维护的是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的利益。讨论公设辩护人的基本属性是为了司考公设辩护人双重身份是否会引发职业伦理冲突的问题。笔者认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公设辩护人的性质是为贫弱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刑事辩护的代有公职身份的律师，应当首先遵守律师的行业规范，并对当事人负有保密义务与忠实义务，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是基于公务人员的立场维护政府的利益。

（二） 公设辩护人援助案件的范围及介入时间

依照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267条，国家应当为下列四种情形下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刑事法律辩护：①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②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③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④未成年的。上述立法规定较之于我国先前的法律援助对象范围有了很大的扩充，它是与我国目前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因此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的受理案件范围完全可以以此为依据，不宜在短期内进一步扩大，否则会导致办案经费的短缺与刑事辩护效率的低下。同时我国新刑诉还将律师介入辩护的时间从原来的审判阶段提前到了侦查阶段。

（三） 公设辩护人的外部监督及校绩考评

任何机构工作的开展都应该有相应的监督机构，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的运作可以由法律援助中心在结案后进行办案程序是否合法的监督，还可以由当事人对援助的满意度进行评价，并将监督结果与评价结果都列入到公设辩护人薪津的奖罚体系中去。公设辩护人时具有公职身份、从政府领取薪水的专职从事刑事辩护服务的工作人员，与其他的法律援助工作人员靠政府补贴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评价其工作的标准也不应与普通法律援助的律师相提并论，而应该按照国家正式公务人员的标准对待。

参考文献

[1]谢佑平，吴羽.刑事法律援助与公设辩护人制度的构建—以新《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267条为中心[J].Tsinghua Law Journal，2012，（3）.

篇9

第一，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义务行为，即国家在法律援助法律关系中永远是义务主体，国家有责任使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在现实生活中实实再再地得以实现；

第二，获得法律援助是弱势群体的一项权利，是法治国家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一项有效途径，公民在法律援助法律关系中永远是权利主体，即公民在因经济困难，无法请求司法救济时，有权获得法律援助；

第三，法律援助制度的实质是从形式正义到追求实质正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法治国家所普遍遵循的一项最基本原则，国家在所制定和颁布的各种法律条文中，从不同的角度规定公民享有种种权利，例如，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依法享有如下基本权利：（1）权利和自由；（2）宗教信仰自由；（3）人身自由；（4）批评、建议、申诉、检举和取得赔偿的权利；（5）社会经济权利；（6）文化权利；（7）国家保护婚姻家庭、妇女、老人、儿童的权利；（8）国家保护华侨和归侨以及侨眷的权益等等。但是，这些法律规定权利只是写在纸上的，是一种形式的东西，即一种形式上正义的东西，似乎看来每位公民享受的权利都是平等的，没有什么差别，然而，在现实生活享有这些权利的过程中，由于每位公民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所受的教育程度和自身具备的法律知识的多寡不同，特别是所拥有的社会财富的差异，因而，就造成了在实际生活中获得法律保护机会的不均等，造成了实际享有权利上的差异。为了消除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就必须建立法律援助制度，这样一来，对于那些经济困难者，就有可能同那些富裕的公民一样，平等地进入诉讼程序，平等地行使诉权，通过诉讼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利不受非法侵害。只有在现实生活中确保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受非法侵害，才能使法律条文上规定的公民平等地享有的权利，在现实中真正得到实现，只有这样，也才可以说，这个国家真正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完成了公民权利从形式上的平等到实质上的平等的质的飞跃。

（二）我国法律援助取得的显著成就同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有数百年的西方发达国家比较起来，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步很晚，尚处在一个探索和建立的幼年时期。但是，更应当看，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速度是惊人的，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机构迅速建立，队伍日益壮大。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自从1994年初开始试点以来，从最初在几个大中城市试点，到取得经验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迅速发展。截至2001年底，全国已建立经编制部门正式批准的法律援助机构2299个，其家法律援助中心1个，省级地律援助机构33个，副省级地方和地市级地方法律援助机构300个；县区级地方法律援助机构1965个；有法律援助专职人员7956人，其中专职法律援助律师3723名。

（2）援助范围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加。

据不完全统计，1997年，全国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约5万件，解答法律咨询40万人次；1998年，全国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8万多件，解答法律咨询100余万人次；1999年，据对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不完全统计，共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11万多件，解答法律咨询78万人次；2000年，全国共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172180件，其中刑事案件48321件，民事案件62671件，行政案件2239件，接待咨询836791人次。①2001年，全国共办法律援助案件172616件，其中民事案件79815件；刑事案件57837件；行政案件3595件；公证事务31369件；解答各类法律咨询1133718件。法律援助在完善司法机制、维护公民司法人权、促进司法公正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的肯定。②（3）有力地保护了弱者的合法权益。

篇10

为扎实推进我区法律援助工作的深入开展，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法律援助为民办实事项目的目标任务，区局对上半年全区的法律援助工作情况进行了收集汇总，现将实施情况通报如下：

一、项目实施进度

上半年，全区共受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件，其中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件，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结案件，结案率，接待法律咨询人次，完成。

二、主要成绩和做法

⒈完善实施措施，工作推进扎实有效。

以“群众利益无小事、原创：为民办事解忧愁”作为今年我们法律援助工作的宗旨，全局上下始终将法律援助工作作为司法行政工作的重点和亮点工作放在了重要议事日程，精心筹划，认真组织，推进实施。一是制定方案，明确责任。年初，区局对××××年落实法律援助为民办实事工作进行了总结、表彰，并在此基础上，对如何圆满完成××××年度法律援助为民办实事项目任务进行分析研究和重点部署，下发了××××年法律援助为民办实事项目的实施方案，将法律援助任务进行了分解，明确了责任人，建立了考核奖惩机制。局还招聘专门人员负责法律援助的咨询接待工作，建立了局领导法律援助咨询接待日制度，推行五项承诺和六项便民服务措施，从制度、人员、经费等方面重点保障。二是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修订和调整了法律服务人员承办法律援助工作的义务工作量及办案补贴、奖励标准；各镇、街道也积极落实《条例》的规定，明确对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进行补贴，充分调动了法律服务人员的积极性。

⒉积极实施《条例》，完善法律援助保障机制。

今年以来，基层各工作站以《条例》为依据，向本级党委、政府积极宣传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同时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围绕创建“平安”和“文明城市创建”活动，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引起了党委政府的重视，提升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地位。各工作站积极向本级财政申请专项经费，得到了财政的支持，增加了法律援助经费的预算，滨湖镇、胡埭镇等单位均落实了经费，为落实政府实事工程打下了基础。根据省厅、市局的要求，区中心积极创建规范化法律援助机构，落实了专门人员，增加了法律援助办公区域，设立了援助中心办公室、接待室、资料室等办公场所，增添了办公设施，电脑、传真、复印机、打印机一应俱全，制作了法律援助工作公示栏等等，从硬件和规范上保障实事项目的完成。五月份，区局还与区未成年人保护办公室、团区委联合成立了区法律援助中心青少年工作站，进一步加大了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的力度。

⒊积极开展质量建设活动，不断提高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各工作站结合自身特点，加强了人员配备，并完善了公示制度、首问负责制度、一次性告知制度、援助登记制度、办案流程监督制度、服务标准制度等。各工作站都能做到热情接待申请援助当事人，当事人一次告知，二次受理，按规范及时受理、指派案件，最大限度地方便申援当事人。在办理案件时严格贯彻了“以民事案件为主、以法律工作者为主”的原则，诉讼率达，民事案件比例达，达到了上级的有关要求。全区各基层工作站对法律援助的工作流程都进行了公示，使申援人在申请和咨询时，能非常直观地了解自己是否符合条件，需要提供哪些材料等情况，同时也便于当事人实施监督。

⒋积极宣传，扩大影响。

为广泛宣传《条例》，方便联系和申请，区局制作印刷了万张法律援助家庭联系卡发放到全区所有家庭。区中心组织咨询宣传次，与新闻媒体共同制作了法律援助典型案例点评节目；全区各级积极征订《法律援助条例》宣传挂图，并张贴宣传。各工作站还积极采取措施，利用工作例会、农村集市、宣传板报、新闻媒体等形式，继续宣传《条例》，扩大了群众的知晓率。

⒌紧密协作，积极奉献。

各乡镇、街道援助工作站与各法律服务机构密切配合，加强协作，积极深化法律援助结对活动，做到了咨询宣传统一行动，受理指派不脱节，办理案件不推诿，援助服务不收费。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奉献社会、履行义务观念普遍增强，办案的主动性明显提高，一些承办人员还自掏腰包垫付案件交通费和有关调查费用。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今年已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件，原创：律师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件，律师事务所律师在承办有关案件中克服语言不通的困难，为当事人提供辩护，既维护了当事人的权益，又教育当事人认罪伏法，取得良好的效果。

三、存在问题

⒈各工作站在完成目标任务上参差不齐，少数工作站宣传推进力度不够，进展较慢。

⒉少数单位没有按《条例》规定落实法律援助专项经费，工作开展难度较大。

⒊少数案卷内容不齐全（缺少词、庭审笔录、申请人身份证明或内容过于简单），没有按要求进行归档；来人来电咨询登记不够及时和完善。

⒋个别单位报表不及时，数据不准确。

四、下半年工作的有关要求

⒈各工作站要抓紧时间，积极受理办理案件，确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⒉要高度重视案件质量，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对援助案件的指导和跟踪监督，完善和严格执行援助工作制度，规范咨询接待，规范操作程序，规范结案归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