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阶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律援助的阶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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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当代 提高 建筑 基层操作人员 生产质量培训 宣传 工作效率

中图分类号：F25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众所周知，在中国，万丈高楼都是建筑工人一根一根钢筋绑扎，一条一条焊缝拼接，一个个混凝土振动棒振捣，一块块模板拼接，一根根钢管搭设，一块块机电模块安装起来的。所有的这些工作，都是现场操作工人一把汗一份血浇筑连接而成的。要达成房产开发公司制定的质量、进度、投资战略目标，关注现场操作工人的思想、技术水平、总包的管理水平对房地产开发单位的管理是非常重要而且是有意义的。只有抓好了建筑基层从业人员的施工质量才能确保建筑施工工程质量，达到房产开发公司为该项目制定的战略。

那么，作为一个房产开发企业管理人员，如何抓好这项非常重要的工作？笔者认为可以从操作工人的数量调节，操作工人的合理配置，操作工人的教育和培训，操作工人的人员激励，传递企业文化建设方面入手。下面，笔者将谈谈对提高建筑基层人员效率的粗浅看法：

(一) 操作工人的数量调节

人力资源的经济投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第一个基本途径。不管是何种企业，人力都不能投入太多，各种生产要素的能力必须匹配，人均技术装备及资金占有达到一定水平，才能充分发挥人的作用。另外，企业的各项资源投入还要根据市场需求及生产任务决定。人力投入太多就会造成劳动生产率及经济效益下降。但是，人力也不可投入太少，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发挥分工协作的作用，人力太少就难以形成专业化分工优势和协作优势，有时还会影响其他生产班组、机械设备的效率。

因此，建筑基层从业人员的人数就不仅仅是施工单位安排的事，作为房地产开发公司应该有个专门部门负责，在和施工单位签订合同之前，就应根据项目战略目标计划、建筑面积、人工效能，制定不同时段配置各班组施工人员人数需求峰值图，并在合同中约定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需按此图配备施工人员，并设定几个细致进度控制节点时间段，以利房产开发方在进度过程中对进度的进一步控制。提供操作工人人数峰值图目的有二：一是考核施工单位的技术能力和规划要求；二是在施工过程中房产公司和施工单位有管理有依据，确保进度质量安全进行。

(二)操作工人的合理配置操作工人的合理组织和配置，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第二个基本途径。由于每个施工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是由各班组相互协作完成的，因此，施工企业各班组生产力必须均衡。某一班组若人力配置不足，就会影响到其他各班组的产出而导致整个施工企业生产率下降。在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班组配置人数为：木工：钢筋工：泥工=5：3:2(三) 操作工人的教育和培训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操作员工的素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第三个基本途径。根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提供的研究结果，劳动生产率与劳动者文化程度呈指数曲线关系，如与文盲相比，小学毕业可提高劳动生产率43％。初中毕业108％，大学毕业提高300％。舒尔茨早在20世纪60年代也指出并论证了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的增加重要得多。可见员工的教育和培训是最有效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也是企业人力资本增值的重要途径。企业要把对员工的教育培训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对培训工作加强管理。

因此，作为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对提高建筑基层人员效率应该特别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在签署的施工合同中要求施工单位要对基层操作工人的培训有全面的计划和系统安排。

第二，在签署的施工合同中要求施工单位技术交底部门必须对培训交底的内容、方法、要点，教材、音像、参加人员、经费和时间段等根据施工进度有一个系统的规划和安排。

第三，在签署的施工合同中要求施工单位，在现场工人学校播放一些施工操作影像，优秀工程记录片，施工方法等图像资料，还可播放一些电影、戏曲图像刺激工人的积极性，丰富民工夜余生活。要有相关资金和设备的投入。

第四，在签署的施工合同中要求施工单位要对培训项目加强评估和总结，并定时间向现场监理和甲方提交评估和总结报告。培训评估的首要工作是确定评估标准，并告诉每一位现场操作工人和现场管理人员，并按标准实施。(四) 操作工人的人员激励

人员激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第四个基本途径。组织激励水平越高，员工积极性越高，组织生产力也就越高，这既是一般常识，也是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如美国哈佛大学威廉·詹姆斯一项研究表明，员工在受到充分激励时，可发挥其能力的80％～90％，而在仅保住饭碗不被开除的低水平激励状态，员工仅发挥其能力的20％～30％。因此，改革劳动、人事、分配制度，建立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激发和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创造性是人力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本的又一个关键。笔者认为房产开发公司在施工合同约定施工单位在施工现场，要有激励操作班组的积极性的方法：

在签署的施工合同中要求施工单位要做到树立施工班组主人翁思想，可制定某种仪式或活动，把施工单位，施工班组，施工人员的名字刻画在房子某一部位，永久保留，以增加操作工人和施工单位的荣誉感。

在签署的施工合同中要求施工单位要做到在每栋房屋的出入口附近树立施工人员简介牌、表扬章，曝光牌，打分评比牌，通过在现场树立先进旗帜，表扬先进，鞭策后进，共同把现场质量和文明施工搞好。

在签署的施工合同中要求施工单位要做到操作工人在进场时要做好技术交底工作，接受房产公司的宣传信息，完成责任交接仪式。

在签署的施工合同中要求施工单位要做到举办操作工人进场，在开工前、结构封顶时举办房屋建成祈福仪式，给建筑工人、给建筑物赋予灵魂！增加操作工人的责任感，增加建筑工人在意识形态上创造品牌的愿望。并通过宣传，传递给购房者，经过祈福房屋质量的高性能、高品质，高水平!增加销售卖点和利润点。

(五) 传递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文化建设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第五个基本途径。企业文化犹如企业的灵魂，是企业成员之间相互理解的产物，是企业制度、企业精神、企业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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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刑诉法增加检察机关为启动法律援助程序的主体之一

对于法律援助的使用对象，不管是老刑诉法法还是新刑诉法的规定，都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可以”类，一种是“应当”类，只是新刑诉法的规定将各自的范围扩大了些，对于这两类主体如何启动法律援助程序，新老刑诉法的规定也有所不同。

根据修改前的刑诉法规定，法院是启动法律援助程序的唯一主体，不管是“可以”类还是“应当”类，都是由人民法院“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当事人是被动的接受，法律援助机构是被动的执行。

修改后的刑诉法关于当事人获得法律援助的启动程序的规定则更加灵活。一是对于“可以”类的援助对象，法律规定为“应申请而启动”，即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或其近亲属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供辩护。二是对于“应当”类的法律援助对象，刑诉法则明确了不同阶段司法机关均负有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法律援助的相同责任，即根据案件所处的不同阶段，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各自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再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辩护。据此，法律援助的通知主体，亦有原来的审判机关，增加为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

二、法律援助制度中检察机关享有的职责

根据新刑诉法关于检察机关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相关规定及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能定位，笔者认为在对受援助对象进行法律援助中，检察机关应做好以下几项职责：

一是告知受援助对象并及时转交申请。根据法律援助启动程序的不同，与之相对应的检察机关的权利义务也因受援对象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对于“可以”类法律援助对象，检察机关享有告知、转交的职责，即对于符合“可以”类条件的法律援助对象，检察机关应在查办自侦案件的侦查阶段、刑事案件的审查逮捕阶段、公诉案件的审查阶段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确保犯罪嫌疑人知晓享有法律援助的权利，并在收到犯罪嫌疑人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后，尽快将其申请转交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机构收到申请后，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要及时指派律师并函告检察机关。

二是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对于“应当”类法律援助对象，新刑诉法明确了检察机关在自己的职能阶段享有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义务与责任。人民检察院具有自侦案件的立案侦查权力，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对符合法定条件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同时，人民检察院又是法律规定的唯一的公诉单位，公安机关承办案件侦查终结或自侦案件侦查终结后，将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在该阶段犯罪嫌疑人仍然享有“委托辩护人”的告知权利，凡属于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或者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或者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人。

三是监督法律援助实施情况。笔者认为，基于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及在整个刑事诉讼中的作用，检察机关应当对法律援助实施情况依法进行法律监督。主要应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监督纠正。对于犯罪嫌疑人具有应当通知辩护的情形而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未履行相应告知、转交、通知职责的，检察机关应当监督相关司法机关予以纠正；二是帮助督促。检察机关在办案的同时，应注意审查犯罪嫌疑人是否属应获得法律援助的情形，对于因收集资料等原因而未能获得援助的，检察机关应帮助当事人办理相关援助手续，并督促法律援助机构依法及时为符合条件的人员提供法律援助。三是受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或被害人及法定人、诉讼人认为相应司法机关应当告知其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而没有告知，或者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或者诉讼而没有通知的，有权向检察机关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应当对申诉或者控告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

四是对刑事被害人进行法律援助。虽然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和社会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从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被害人。但检察机关所处的地位和被害人本身的感受不可能完全一致，其并不能完全代表被害人或其等同于被害人，实践中一些刑事被害人及其家属因为利益诉求得不到完全表达、赔偿不能及时到位等原因，对公正司法逐渐丧失信心进而到多个机关上访的案件也时有发生，这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之一。据统计，刑事被害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比例非常低，仅为百分之几，与其实际需求极不相称。所以检察机关必须重视对被害人的法律援助，认真从自身职能范围加以解决。在办理公诉案件时，应主要审查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近亲属是否属于因经济困难而无力委托诉讼人的情形，对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在办案同时应向其书面告知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以维护被害人一方的合法权益。

三、检察机关的应对举措

（一）建立与其他各司法部门的法律援助协作机制

随着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检察机关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法律援助、转交申请、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的案件将会密集增加，为应对新形势下的新情况新问题，检察机关必须改变固有的思维模式，密切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及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联系，积极探索完善法律援助协作机制。目前，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在这方面比较薄弱，存在部门之间不协调、随意性大、可为可不为的情况，只有建立一套各部门相互协作的工作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改善法律援助的部门协作关系。笔者认为，协作机制应做到以下几个明确：明确法律援助请求权在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审查逮捕、审查各诉讼环节的告知时间及通知辩护的时间，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充足的时间考虑和准备材料；明确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及法律援助机构关于法律援助的办理流程、工作职责、履职期限和衔接程序，实现各部门在刑事法律援助上的无缝衔接；明确司法机关在各自职能阶段必须启动法律援助情况调查的义务等，维护刑事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确保法律援助工作的各项任务和职责落到实处，从而提高法律援助的质量，保障人权、推进司法公正，最终实现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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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援助；法律援助实施主体；受援助对象

“法律援助实质上是国家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分配法律服务的资源，来确保特殊群体不因其经济能力、生理障碍所限而平等地获得法律的保护。”最早诞生于15世纪的英国，经过数百年的大体分三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发展过程，已经相当健全与完善。第一阶段是“慈善阶段”，也即法律援助初期，仅是对穷人的法律援助，故常被称为“法律救济”。第二阶段是“政治阶段”。主要原因为资本主义在欧洲各国普遍建立，天赋人权成为各国宪法确立的原则，社会的发展要求法律援助进一步扩大，纯粹的慈善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而法律援助成为国家的责任。第三阶段为“国家福利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生产力的恢复，欧洲各国经济增长迅猛，一些国家的福利政策优厚，进而促进社会为本的观念深入人心，反映在司法制度上就是案件的当事人有权获得律师的法律帮助，这是综合体现欧洲各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新的态势。

而在我们这样一个新兴的法治国家，却是一项新事物。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1995年11月9日，我国首家政府投资设立的专门办理法律援助业务的律师服务机构――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揭开了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篇章。此后全国各地相继设立法律援助机构，并迅速开展法律援助服务，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已经打下坚实的基础，《法律援助条例》的颁布，顺应了法律援助发展的必然要求，特别是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对人权尊重和保护的进一步确认重申，以及在政府大力开拓执政为民积极推进政治文明的坚强决心和智慧的背景下，法律援助自身也获得了“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的勇气和高度。

同时，也应当看到在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存在和发展存在的不足。法律立法层级不高；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突出；法律援助经费短缺；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随意扩大和缩小援助范围的倾向等问题。提出问题，应当解决问题，本文将试图通过中外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比较，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健全与完善，提供一些有益借鉴。

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问题

1、不甚完备的法律援助立法体系，进而导致可操作性不强

由于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法律援助实践相对落后，导致没有形成统一，完善的立法体系。立法有广义和狭义得了立法之分。广义的立法，是指宪法作为根本大法，仅指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而对于法律援助制度的地位却没有予以明确，同时，法律条文太笼统，可操作性不强。狭义立法，是指针对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全国范围内没有统一的立法，而最高层次仅以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为主，各地方颁布相应地方条例，非常分散，不统一，不利于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2、法律援助的经费匮乏，法院工作负担渐增

考证当今世界各国，法律援助经费无一例外地由政府拨款，而我国法律援助的实施主体主要是我国政府，理论上各级政府应当将法律援助的经费纳入年度预算，每年拨出专项法律援助的经费，以保证受援者的权利得到切实的落实。但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阶段的初期，社会经济发展还不能满足这一需求；此外，国内目前也没有形成一套相对接的民间捐助体系，民间社会捐助的途径也不畅通。所以各法律援助机构，尤以民间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都陷入经费不足的泥潭无法自拔。

3、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随意扩大或缩小司法救助范围倾向

我国的法律体系不够健全，法律条文不明确，加上司法工作人员司法观念没有更新，司法实践中两种不良倾向横行：一是司法救助被滥用，对一些司法救助条件不满足的当事人适用司法救助；二是司法救助的限缩，对一些符合条件的当事人本应该得到法律救助却没有给予法律援助，造成制度的虚置，不能达到法律援助的实施目的。

4、对法律援助的认识不清，积极性有待提高

援助制度本身的宣传不到位，部分公民的法律素养也不高，然后法律援助制度的对象恰恰是一些生活比较贫困的与特殊的社会群体，所以法律援助的重点应该放置在社会的基层。不尽如人意的是，一些地方机构将法律援助的宣传针对基层的很少，反而害怕宣传力度加大会增加自身的工作负担。久而久之，形成恶性循环。有些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其本身法律素养不够，法律业务水平也不高，对法律援助工作缺乏应有的专注与热情，对来访者态度不甚冷淡，甚至会出现不耐烦的情绪；有的地方迫于人情世故，或者领导的倾向性，不得不提供法律援助，严重挫伤法律援助受援对象的信心和积极性。

二、法律援助制度的健全与完善的建议

（二）法人和其他组织、外国人应列入法律援助对象，拓宽主体范围

1、法人、其他组织和外国人列入法律援助对象的必要性

（1）法律援助应该服务的受援对象，是作为有权申请和实际享受法律援助的主体而存在的，在一系列法律援助活动中居于主体地位。对于哪一类人可以成为受援的对象，欧洲国家几乎都将援助的受援主体限制在公民或自然人的范围内，而将法人和社会组织排除在法律援助受援主体之外，而我国理论界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观点，问题的焦点在于法人或其他组织是否可以成为法律援助受援的对象。笔者赞同将法人或者社会组织作为受援的对象待之，原因如下：第一，从诉讼民主机制的运行，司法公正原则的落实、以及化解纠纷和解决社会矛盾的角度来考量，法人和其他组织是涉及这些问题的主体；第二，现实社会中，法人和其他组织也会存在严重的经济困难，处于社会的弱势地位，而其数量和困难难度并不见得就低于自然人；第三，从审判工作实践来看，法人或其他组织作为受援对象有先例可循：最高人民法院曾在一阶段针对特殊案件，做出过相关司法救助的批示。如：最高人民法院3月17日发函（20号）《关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函》，同意到12月31日止，对海南的积压房地产案件按50%减收案件受理费和申请执行费，即能体现我国司法实践中针对特殊情形是给予提供援助的。

（2）同样的，笔者赞同外国人可以作为法律援助的受援对象，只要在我国居住，遇到法律问题，又需要法律帮助，并且符合法律援助的受援条件，应当成为被援助的对象。1990年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二条明确规定：“各国政府应确保向其境内并接受管辖的所有人，不加任何区分，诸如基于种族、肤色、民族、性别、语言、政治或者其他见解、原国籍或这回出身、经济或其他身份地位等方面的歧视，提供关于平等有效地获得律师协助的迅速有效的程序和机制。”

2、法人、外国人和其他组织列入法律援助对象的体现

（1）扩大法律援助实施主体的范围，明确法律援助实施主体的相关责任

对于法律援助主体的界定，欧洲国家有两种做法：其一是保证从事法律援助实施主体的专门性，也就是说只有专职律师和专门的机构可以胜任。如德国、日本、瑞典等国；其二是非营利性组织和兼职律师事务所也可以从事法律援助工作。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而我国法律的实践则各有千秋，广州成立由市政府拨款并由专职律师组织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上海浦东则要求所有律师每年至少承办1件法律援助案，费用由律所承担；郑州则将此任务落实到律所头上。这些援助主体都能积极发挥各自的有点，并且展示出极具特色的法律援助的特点，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所限，国家财政难以承担一切法律援助的费用，走援助主体多元化道路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前景的。因此，笔者认为，实施法律援助主体以及责任形式可以相应概括为：第一：针对法律援助机构的公职律师，国家财政拨付其工资，让其专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第二：合作、合伙开业的职业律师，要明确其每年必须承办结案的法律援助案件的下限，由法律援助中心按相应的比例贴补其所需的费用；第三：针对从事法律援助的非营利性机构和志愿者的构成，要经过法律援助中心核准才能设立，其工作人员也要保证是从当地声誉好的退休司法人员、法律院校师生、其他志愿者中遴选出来的；第四：加快高效法律援助组织建设，并在法律援助中心登记，接受其监管指导。

（2）拓宽渠道，着力解决供需矛盾和缩小地区之间存在的差异

充足的资金是法律援助实施的基础，也是法律援助得以健康运行的前提。充足的资金也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这需要政府保障，能提供满足困难群众法律援助实际需求的全部资金，建立起能够满足群众法律援助需要的最低经费保障机制。法律援助经费不能全部依靠政府财政部门的拨款，而更加需要拓展资金来源的渠道。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向社会的基金会和慈善机构募集资金，也可以自行设立公益资金，向社会大众公开募集法律援助的款项。

积极推进律师提供免费法律援助，并且对其公益行为予以政策的鼓励。政府可以扩大宣传力度，对于积极响应的公益律师，要提高其在社会的知名度。既可以达到法制宣传的效果，又可以满足律师通过提高知名度来拓展其自身的业务，可谓一石二鸟，两全其美。

（3）健全法律援助服务监督和管理机制，提高法律援助的工作质量及效率

要强化主管部门对法律援助机构工作的监管力度，完善案件指派制度，成立专门性指派案件监管小组，负责监督和管理外派案件事宜；建立结案评估制度和法律援助人员工作表现考试制度，完善惩戒处罚机制，以提高法律援助的工作质量以及效率，有效维护受援人员的合法权益。建立法律援助执业保险制度，因为其本身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法律服务一样的风险和责任的特征，所以建立法律援助执业保险制度也是很有必要的。这不仅能确保法律援助的信用，又能减轻办案人员的心理负担。真正的把法律援助制度发展完善到理想的状态，真正为困难群众提供方便快捷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国的法律援助体系借鉴了别国先进的法律援助制度结构体系，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自从产生到现在，已经取得相当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目前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明显的缺陷与不足。面对多元的社会需求，以及我国更加深入的与世界接轨，我们的法律援助制度，既要立足我国的实际，也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既要满足人民大众的法律需求，也要加快步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贡献力量。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具有广阔的前景，不仅需要政府加大扶持的力度，也需要社会各种力量的支持，同时，也应借鉴国外先进的制度建设。相信，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有美好的未来。（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

注释：

[1] 张耕.中国法律援助制度诞生的前前后后[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

[2] 严军兴.《法律援助制度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1999.

[3] 据肖扬同志在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成立暨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揭牌大会上的讲话.

[4] 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5] 田绍军，左平凡.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意义和发展[J].理论界，2005（3）.

[6] 参见陶髦、宋英辉、肖胜喜：《律师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7] 宫晓冰：《中国法律援助立法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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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宪法》为原则，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省、市法律援助工作会议精神，树立“稳中求进、质量优先、注重基础、创立品牌”的工作理念，为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和农民工提供及时、高效、便捷的法律援助，进一步发挥法律援助在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促进法治和谐建设中的作用。

二、法律援助对象和工作任务

（一）法律援助对象：城镇低收入居民（家庭经济收入低于本市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农村特困户、五保户、残疾人、孤寡老人、未成年人、双下岗职工、农民工等经济困难群众。

（二）2012年，全市法律援助的工作任务是：降低援助门槛，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为经济困难群众和农民工办理法律援助案件400件以上，其他法律援助事项4000件以上。

三、建立健全法律援助工作网络，壮大充实工作队伍

（一）健全法律援助工作网络。以市法律援助中心为龙头，以镇（办、区）法律服务援助中心为骨干，以村（社区）法律援助联络点为辅助，形成市、镇、村三级纵向法律援助服务网络；进一步加强残联、妇联、工会、共青团等人民团体法律援助工作站规范化建设，形成横向网络，以方便基层困难群众就近申请法律援助。

（二）整合各方面力量，壮大法律援助队伍。一要充分发挥法律援助机构和专职工作人员的作用；二要充分动员全市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司法鉴定机构及鉴定人、法律援助志愿者在各自服务领域内为困难群众和农民工提供免费法律服务，切实满足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需求。

四、实施步骤

（一）宣传动员阶段（2012年4月下旬完成）。各地各有关部门根据市政府下达的目标任务，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工作计划，部署组织实施本地本部门的为民办实事工作。做好法律援助办实事项目的宣传工作，向农民工发放法律援助维权手册，向困难弱势群体发放法律援助联系卡等相关宣传材料，电视台、广播等新闻媒体要广泛宣传报道，扩大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面。

（二）实施阶段（2012年11月底前完成）。自2012年4月下旬起，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严格依照目标任务和工作计划，开展为困难群众和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具体工作。

（三）验收阶段（2012年12月底前完成）。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于2012年12月5日将实施情况报市法律援助中心。市政府在2012年12月20日前组织人员进行考核，对检查考核情况予以通报，并对法律援助工作突出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予以通报表彰。

五、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

（一）成立领导小组。为确保2012年为困难群众和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工作顺利完成，市政府将成立市法律援助为民办实事项目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市长任组长，市司法局主要负责人任副组长。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法律援助中心，负责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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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援助机构作为一个独立机构参与刑事诉讼活动

原刑诉法规定人民法院指定的对象是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新刑诉法规定司法机关应当通知的对象是法律援助机构，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由向律师转达法院的指定，改变为法律援助机构根据公、检、法机关的通知，指派律师提供辩护。经过修改，法律援助首次写入新法，法律援助机构不仅进入到刑事诉讼活动中，而且进一步明确了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法律地位，有助于更好地贯彻刑事诉讼保障人权的基本准则。

（二）扩大了法律援助的适用对象和范围

由原来的盲、聋、哑、未成年被告人和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扩大到具有上述情形的嫌疑人和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以及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另外，新刑诉法将指定（通知）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扩大至侦查、阶段的犯罪嫌疑人和强制医疗程序中的精神病人，使法律援助涵盖了刑事诉讼侦查、、审判三个阶段和强制医疗程序。

（三）明确司法机关的共同责任

新刑诉法明确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各自的职能阶段均有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法律援助对象提供辩护的义务和责任。这一规定必然对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各阶段各部门需要更好的协调配合，才能切实预防侦查阶段的刑讯逼供，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四）增加申请法律援助的理由

新刑诉法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明确了“申请”这一刑事法律援助启动程序。在刑诉法层面对国务院《法律援助条列》相关规定进行了确认。同时新刑诉法将申请理由从《法律援助条列》规定的经济困难扩大至“其他原因”。另外新刑诉法删除了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规定，取消了审判人员特定情形下对强制辩护的自由裁量权，使法律援助成为法定情形下必须进行的法定程序。

二、建立检援对接机制、进一步落实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几点思考

目前我国法律援助机构在各级司法机关的配合下，在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例如太原市委、市政府就建立全市法律援助新机制提出了实施意见。为共同做好法律援助工作，我市检察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共同出台了《进一步畅通刑事法律援助渠道的实施意见》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律师法律服务全程跟进制度》等，在保障贫弱群体诉讼权益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工作。我市法律援助中心紧紧围绕太原转型跨越发展，主动介入社会难点问题，努力维护贫弱群体合法权益，积极参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检援双方密切配合，为维护我市和谐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我们也看到当前法律援助工作与太原转型跨越发展的要求相比还有差距，法律援助工作在新刑诉法实施后与相关机关的衔接机制不够完善，法律援助大格局还未形成。我们要以新刑诉法实施为契机，建立法律援助新机制。

（一）明确加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意义

这次刑诉法修改不仅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基本原则写进新法，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各项制度中。法律援助制度是体现司法文明及保障人权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在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刑事诉讼涉及对国家、集体和公民财产和生命权利的保护，涉及对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乃至生命权的剥夺，刑事诉讼程序公平、公正对公民人权的意义重大。特别是十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畅通和规范权益保障渠道。所以，无论是检察机关还是法律援助机构都要进一步提高对法律援助的认识，以新刑诉法实施为契机，认真学习，做好过渡、衔接与配合。

（二）加强领导，确保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扎实稳步推进

各级检察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要高度重视加强刑事案件法律援助工作，将这项工作列入工作重点，保证各项工作有效落实。检察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都要成立专门工作领导组，领导组成员由双方有关分管领导组成。领导组可设在法律援助机构，定期召开工作例会，必要时随时召开，听取新刑诉法实施后法律援助衔接配合中出现的情况和问题，确保刑事案件法律援助衔接配合机制稳步推进。

（三）加强协作，建立完善刑事案件法律援助权利义务告知制度

检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要建立法律援助权利义务告知制度。检察机关承办人收到移送审查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内，在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聘请律师的同时，对因经济困难无力聘请律师的，应当告知其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应当书面告知，并将回执入卷。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可以把法律援助申请书通过检察机关向当地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检察机关将申请书转交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检察机关在审查案件时，应当听取法律援助律师的意见，在作出提起公诉、不决定后，应当及时将案件办理结果告知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

（四）建立专门机构，做好检援对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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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法律援助工作人员不足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法律援助人员已经有过万人，但是由于我国城乡之间发展水平不平衡，所以大部分的法律援助人员都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而在比较偏远落后的农村却很少有专业的法律援助工作人员。但事实上恰恰是落后的农村农民更需要法律援助，他们有着更大的法律需求，所以就造成了供需不平衡的现象。另外，农村法律援助工作人员不足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资源没有合理利用，很多在校大学生完全也可以投身于这项工作中，但现实是他们并没有被充分任用。这些都严重阻碍了农村法律援助制度工作的开展。

(二)农村法律援助的资金不足

农村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缓慢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金不足，并且资金的来源渠道也比较局限，造成了经费不足的现象。现阶段，我国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农村，地理位置偏远，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相关政府部门自然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农村法律援助制度的工作开展。此外，由于这些农村比较落后，来自社会上的援助资金也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所以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很难正常开展工作，可能导致缺乏必要的办案资源，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工作人员的办案质量和进度。所以，相关的政府部门尤其是中央政府应该对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给予足够的资金支持，促进社会公正。

二、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

只有农民具备基本的法律意识才能证明农村法律援助制度是成功的。所以，相关工作人员的首要任务就是对农民进行法律知识的宣传和讲座，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首先，通过宣传可以让农民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提升自身的法律意识，有基本的维权观念，进而还要让广大农民意识到法律援助的重要性，让他们知道法律援助就是在他们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帮助他们维权的工具，让他们在最快的时间能获得最大的帮助。只有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才能从根本上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一)建立专业的农村法律援助队伍

提高农村法律援助制度体系工作质量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建立专业的法律援助队伍，高效解决广大农民遇到的法律问题。首先，这应该是一支汇集专业知识过硬、职业道德高尚的法律人才的队伍，同时他们还要能够适应农村的法律环境;其次，对于农村中现有的一些“赤脚律师”可以进行免费的培训，在群众中培养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的法律援助人才;最后，国家和学校还要鼓励在校大学生积极投身到农村法律援助制度工作的建设中，这样不仅能缓解目前农村法律援助人才匮乏的问题，还能够帮助在校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工作中，一举两得。

(二)开拓农村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

由于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是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的，但是对于偏远落后的农村而言，他们的政府资金又很有限，这就需要开拓农村法律援助资金的来源渠道。首先，政府的专项资金还是法律援助工作资金的主要来源，但是我们还可以通过建立最低经费保障制度、开设专项的法律基金、动员社会力量等方式来解决资金问题，保证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正常进行。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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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刑事法律援助提前介入难。关于律师办理刑事辩护案件的提前介入问题，《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实践中，许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种种原因，获得指定辩护的权利仅仅局限在审判阶段。部分法院甚至在开庭前一两天才给未成年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导致不少指定辩护律师由于时间仓促，无法深入了解案情，只能凭书和办案经验出庭辩护，影响了辩护效果。

2.办案人员专业化程度不高。与成年人相比，未成年人心理上还不成熟，部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甚至还存在人格缺陷，如个性相对比较孤僻，不轻易敞开心扉等，但同时他们又具有主观恶性小、可塑性强等特点。这就要求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不仅要具备良好的业务素质，还要熟悉掌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热心于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但是，目前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还缺少统一指导和培训，使得有些律师仅满足于完成辩护任务，在办案过程中缺少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沟通，对于其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掌握不够全面，导致表达辩护意见不够充分，难以提出合理量刑建议，不能真正达到教育、挽救未成年人的目的。

3.刑事法律援助后续效果不好。在接受援助过程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有认罪、悔罪甚至立功表现，然而由于受援未成年人特殊的生理、心理特点，使其对自己行为的严重后果缺乏正确的认识，加上原有生活环境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善，人生观、世界观的改造也需要假以时日，因此极易重蹈覆辙，重新犯罪。有的受援人初次犯罪，因为年龄较小，未被判处实刑或刑期较短，刑满后，由于缺少家庭关爱或管教缺位，受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很快又走上了犯罪道路，再次成为被援助对象，这显然背离了法律援助的初衷。

二、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建议

1.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提前介入机制，全程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作为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群体，失足未成年人理应有别于一般犯罪嫌疑人，并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得到特别保护。自侦查阶段起对经济困难或因其他原因没有委托律师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予以法律援助，让援助律师提前参与刑事诉讼全过程，不仅可以有效帮助未成年人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也有利于协助司法机关查明案件事实，保障刑事诉讼程序的合法性和公正性。因此，有必要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提前介入机制，规定在侦查、阶段，相应的办案机关应在第一次讯问时即告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有权申请法律援助，并记入笔录，经查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人确实无法为其聘请律师的，办案机关应及时通知相应的援助机构，由援助机构指定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和权利保护，以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法律援助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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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群体（SocialVulnerableGroup，SVG）是由社会科学领域所引发出来的一个概念，也可以称为社会脆弱群体，其在社会学中主要是被用来分析一个国家社会是否存在分配不合理、结构不协调等现象[1]。部分学者认为弱势群体指的是在正常的社会生活标准中无法依靠其自身力量来进行生活的经济困难人群，但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弱势群体指的是在社会资源进行分配的过程当中，其在经济利益方面具有一定的困难性、在生活环境方面具有一定的低层次性以及在面对社会压力时具有一定的脆弱性。目前，我国的弱势群体判断标准为，在当前我国的社会变革条件下，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竞争能力以及权益维护等方面无法进行正常的社会活动，而是时常落入困境需要国家与社会能够为其提供一定的社会帮助以及支持的社会群体，其中包括儿童、老人、失业者、残疾人、农民工、精神类疾病患者以及同性恋群体等[2]。通过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分析，可以得知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一般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社会化趋势明显。这里所指的弱势群体社会化通常指的是因生理原因而导致的弱势群体来讲，一般来讲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形成原因通常分为两种，其中包括生理原因和社会原因。生理原因指的是公民由于发生意外事故等事件而导致的生理缺陷，并影响了其在进行参与社会活动时的能力和水平；社会原因指的是公民由于社会体制发生改变而出现的下岗、事业等情况，因社会原因而产生的弱势群体具有明显的社会化趋势。其次，弱势群体在进行社会活动过程中的合法权益会受到侵害。由于弱势群体在进行社会活动时失去了平等的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因而使其无法对自身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当然这也是其成为社会法律援助对象的主要原因所在。最后，我国的弱势群体有扩大规模的趋势。由于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阶段，所以社会结构变革也在不断加大，这样的现象使得因为社会结构及体制变化而产生的弱势群体规模越来越大[3]。

二、分析当前我国弱势群体法律援助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在近几年来，我国加大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力度，但由于我国的社会法律援助制度建立较晚，而社会也正处于体制和结构的变革阶段，故使得我国目前的势群体法律援助制度存在一定的问题，具体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立法适用范围狭窄

目前，虽然我国的中央及地方政府下达了大量有关于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政策，但从总体上来讲，其适用的范围仍比较狭窄。首先从我国的宪法来讲，虽然其中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老人、儿童、妇女及残疾人等）制定了相关的保护制度，但对当前我国以弱势群体身份出现的最主要的劳动力农民工的保护制度建立并不全面，甚至可以说是没有涉及。其次从我国其他的法律规章制度来讲，其对于因生理原因造成的弱势群体（老人、儿童、妇女及残疾人等）的保护制度比较完善，而对于因社会原因所造成的弱势群体（下岗人员、失业人员、待就业人员以及农民工等）的保制度则相应的缺乏。而且大部分的法律制度对城镇的弱势群体保护制度比较多，但对乡村范围内弱势群体的保护制度则相对较少[4]。

（二）法律中对权力的定义不明确

我国目前有关于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条例过于形式化，大多是用于日常的宣讲，缺乏相应的程序性的制度保障，使得在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法律援助时缺乏一定的理论支持。而且在现有的社会弱势群体法律保障制度中，其对于社会中受权益保障的主体以及实施权益保障的主体的定义都过于模糊，而相应的保护规定和措施也过于笼统和抽象，完全没有程序化的正规条例对其进行规范和监督。在相关的法律条例当中，缺乏对弱势群体权益造成损害的责任人的处罚条款，这样的现象使得弱势群体在利用法律手段进行维护自身权力的过程中受到了一定的阻碍。

（三）法律援助经费短缺

据可靠媒体所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13年全国各地的法律援助财政拨款资金数目为6.45亿元，均摊到每个国民身上的法律援助经费尽5角钱左右。而根据我国司法部门2013年的相关数据统计发现，这一年由专业律师所进行的法律援助案件的支付经费仅为560.24元，这样的金额显然不能够符合专业律师进行办理普通案件的合理收入范围。而我国弱势群体每年所需要接受法律援助进行权利维护的案件大约有62.7万件，按每件案件需花费1300元来计算，我国每年的法律援助经费是12.98亿元，是目前我国财政为其进行拨款2倍以上。法律援助经费的短缺对我国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工作有很大的影响。

三、完善我国弱势群体法律援助的具体措施

（一）实施法律援助主体多元化

在对我国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措施进行完善的过程中，应对法律援助的主体进行多元化调整。在进行多元化调整的过程中，应坚持以国家政府为承担法律援助的主体，并设立相关的地方法律援助机构。与此同时还应在我国司法机关的统一指导下，建立起一个由民间团体所构成的法律援助机构，并在该机构进行日常法律援助与咨询的过程中，吸纳一部分法学专业的大学生志愿者来对弱势群体进行相关的法律知识讲解与帮助[6]。

（二）增加法律援助经费来源渠道

由于目前我国的社会结构体制正处于关键的转型期，在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法律援助的过程中仅仅依靠国家财政的力量进行拨款很难符合目前社会弱势群体所需要的法律援助数目，故应大力拓展和增加法律援助经费来源渠道来缓解这一现实问题。首先应加大社会中法律援助资金的募捐宣传力度，引起社会企业以及各类团体对弱势群体法律援助项目的关注。此外还可以运用多种灵活的方式进行社会上的募捐活动，例如采取发放法律援助系列邮票、纪念币等方式，使人们能够参与到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项目当中。当然，也要设立专门的机构对法律援助资金进行妥善的管理和规划，并采取公开透明的管理机制，使得捐款机构能够对弱势群体法律援助资金的流向进行监督。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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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进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发挥人民调解组织网络健全、人民调解员遍布城乡的优势，进一步建立健全矛盾纠纷预警、排查、调处、应急处置等机制。进一步完善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衔接配合，继续将行业专业人民调解工作引向深入，结合行业特点进一步健全网络体系，结合专业领域不断规范调解行为。

二是注重法制宣传实效，营造和谐社会建设的浓厚法制氛围

全面深入推进“法律六进”活动，重点开展好与促进中原经济区建设密切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增强法制宣传的影响力和针对性。继续深化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创建工作，以村、社区创建和依法治理示范单位创建为抓手，提升依法治理工作实效。

三是加强法律服务行业监督管理，着力提升法律服务行业服务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水平

紧紧围绕《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重点引导律师、公证、司法鉴定等法律服务工作者做好消费、投资、知识产权和节能减排等方面的法律服务，为各级党委政府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提供专业咨询，帮助解决土地征收征用、土地承包经营、城市建设拆迁、环境治理保护等方面的涉法涉诉问题，为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防范化解经营风险、转型升级、兼并重组等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在服务内容、手段、方式、渠道等方面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的实惠，切实做好就学、就业、就医、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法律服务，维护人民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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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刑诉修正案；保障人权；刑事辩护制度

中图分类号：D9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5-0103-02

从古至今，由中而外，从律法演进的视角来审视世界历史与人类文明的走向我们不难发现，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法治发展程度的重要尺度，人类社会从野蛮迈向文明，从漠视践踏人权到保卫人权，无一不与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密切相关。我国的刑事诉讼从诞生到一次次修正积极的推动了我国法治民主化的进程，此次刑事诉讼修正案更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列为刑事诉讼法的任务。至此，人们终于清楚地认识到，法律的精神蕴于人权，目标已然确定，接下来要做的便是进一步刻画这一精神。

在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过程中，刑事辩护制度的修改与完善受到了各界的热切关注，主要是因为辩护制度在刑事诉讼中被视为保障被追诉者人权的标志性制度，所谓“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历史，就是被追诉人的辩护权不断扩充的历史。”[1]摒弃纠问式诉讼，发展辩护制度，构建三角形的刑事诉讼格局一直是我国诉讼制度努力的方向，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的修正在这方面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从修正后法律实施的情况看，并没有达到预先设想的加强辩护职能，使之能够有效地与控诉方对抗的效果。”[2]暂且不论实施情况如何，单从法律修正的力度、广度和深度来衡量，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正案在发展辩护制度的道路上似乎走得更远些。

一、辩护制度的时空延展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此条规定将辩护制度排除在侦查程序之外。侦查阶段中，犯罪嫌疑人既无沉默权，也无律师帮助，在面对刑事追诉的极大压力以及极有可能出现的刑讯逼供的情况下作出对己不利的有罪供述。在最应赋予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阶段却剥夺了这一权利，错失人权保障的最佳时机。此次刑诉修正案将原33条修改为：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这一修改意义重大，一方面破除与律师法的摩擦，与之相关精神及规定形成法律体系上的一致性、完整性，另一方面也为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正名，由原来的诉讼参与人转变为辩护人，为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的争取和扩大奠定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将辩护权提前至侦查阶段，实现了辩护制度的时空延展，从而更好的构建控辩审三方的诉讼格局。

作为保障，修改后的刑诉法还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羁押期间要求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转达其要求”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这样的两条规定疏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辩护权的渠道，克服了在侦查阶段司法机关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惰性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关押的客观不便，落实了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

二、辩护制度的对象扩充

此次刑诉修正案扩大了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其一，法律援助的适用阶段由审判提前至侦查、阶段，这一修改契合了辩护制度的整体提前；其二，法律援助适用对象得以扩充。修正案第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以上两条规定扩充了刑事辩护制度的惠及对象，使得更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受到国家的司法资源，充分体现了保障人权的精神内涵。据媒体报道，我国2006年刑事案件判决的被告人有30余万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为11万余件，但2010年我国刑事案件判决的被告人有100万余人，法律援助案件还是11万件左右。但是据司法部法律援助工作人员预测，新刑诉法实施以后，刑事法律援助案件量可能会大幅度增长[3]。此外，此次刑诉修正案还明确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一样，皆有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的义务和责任。

三、辩护制度的内容完善

（一）权利性内容

1.会见权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会见时间和会见方式提供了保障。在时间上，修正案规定了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48小时。在方式上，此次刑诉修正案吸收了律师法中关于律师凭借三证即可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以及会见时不被监听的规定，并且取消了关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中律师会见需要批准的规定，而是将“涉及国家秘密案件”明确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动案件、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三类，避免了对“涉及国家秘密案件”作宽泛解释而侵犯会见权的情况。

2.阅卷权

关于阅卷权，新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这一规定也与律师法中的相关规定一致，保障了辩护律师享有充分的阅卷权，从而改变了过去辩护律师仅能查阅部分案卷的做法。

3.调查取证权

虽然新刑诉法对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只字未变，但是体系地审视新刑诉法，不难推导出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亦提前到了侦查阶段。根据修改后第33条的规定，在侦查阶段，律师不再只是“提供法律帮助的人”，而是“辩护人”，那么作为辩护人，当然有权享有调查取证权。此外，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40条规定：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这一条进一步说明了辩护人在侦查阶段就享有调查取证权。

4.证言豁免权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辩护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有权予以保密。但是，辩护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应当及时告知司法机关。此项规定从立法上初步保障了律师的证言豁免权，降低了律师的执业风险。

（二）义务性内容

1.告知义务

新刑诉中关于涉及辩护人告知义务的条款主要有三条规定。第一，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辩护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机关。此项委托告知义务的履行可以加强辩护方与控诉方的沟通，以便于律师辩护权的行使与诉讼职能的履行。第二，第40条规定：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此项告知义务虽是属于辩护人义务性规范，但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保障却是有极大裨益的，关于判定非罪、减轻刑罚的关键性证据尽早被司法机关掌握，也可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尽快减轻强大的刑事追诉压力。第三，第46条规定：辩护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应当及时告知司法机关。这一条规定凸显了律师与辩护人、诉讼人的区别，律师作为一名辩护人，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固然非常重要，然同时作为一名法律执业工作者，在维护国家、集体、社会的利益和法律的公平正义方面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不得妨碍刑事司法的义务

修改后的第42条规定：辩护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这是一条禁止性规定，与原来的刑诉法相比，承担义务的主体由“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改为“辩护人或者其他任何人”，同时删除了不得引诱证人“改变证言”的规定。这些改变能破除律师从业时如履薄冰的心态，也是律师行业发展的共同诉求。

（三）救济性内容

1.申诉控告权

修改后的刑诉法第47条规定：辩护人、诉讼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有权利即有救济，在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的同时，也应当重视辩护权被侵害时的救济权，同时将申诉控告的审查主体定为检察院，契合了检察院的法律监督的职能。

2.不由同一机关受理

新刑诉法规定了辩护人涉嫌犯罪的，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对于任何人包括律师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应当追究法律责任，但是律师在刑事案件中的角色具有特殊性，考虑到有可能出现的司法机关的报复性追诉，法律对此作出特别规定有相当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熊秋红.刑事辩护的规范体系及其运行环境[J].政法论坛，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