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直接投资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全球直接投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贸易全球化的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新的动力

首先，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使跨国公司能更好地将其所有权优势与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相结合，为跨国公司调整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和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动力。随着各国关税水平不断降低，非关税壁垒不断减少，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的中间投入品进口也越来越自由。这一方面，使跨国公司能通过内部贸易，为一些子公司解决因东道国难以提供足够符合其要求的中间投入品而带来的质量控制问题；另一方面，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可以使跨国公司根据不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通过直接投资实行区域性专业化生产，从而获取规模经济利益。此外，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为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定价获取额外收益提供了方便。其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加剧了东道国国内市场竞争，促进了东道国整体市场环境的改善和劳动力市场弹性的增强，为子公司降低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提高经营效益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最后，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特别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二）金融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首先，金融市场全球化从两个方面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成本。第一，随着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套汇、套利活动加剧，全球利率水平进一步趋同，并趋于下降，这降低了跨国公司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第二，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企业在金融市场上进行直接融资的成本。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金融市场全球化大大改变了资本供应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使企业的潜在投资者大大增加，而潜在投资者之间的竞争以及金融中介机构（主要是投资银行）之间的竞争，大大降低了企业进行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二，金融市场全球化使争夺企业控制权的竞争更加激烈，从而强化了对企业管理人员的监督，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金融市场的全球化给企业管理人员带来了强大压力：如果他们经营管理不善，企业就很可能成为被兼并的目标。相反，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就会使企业现有投资者受益，潜在的投资者也会随之增加，这有利于企业降低进一步融资的成本。其三，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证券交易的成本，直接和间接地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成本。在金融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证券经纪人、投资银行的内部竞争及彼此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它们为争夺客户而不得不降低服务价格，从而降低了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证券交易成本。同时，企业也可通过选择效率高的证券交易所，降低证券交易的成本，进而降低筹资成本。另外，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企业对信息的披露必须遵循严格的规定，因而通过得到有价值的内部消息进行内部交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这样，从事该企业证券交易的投资人和证券经纪人将会增加，该企业证券的流动性也会增强，从而筹资成本降低。其四，金融全球化使企业能有效利用各种不同的筹资工具，特别是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术，以降低风险和筹资成本。

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筹资成本降低正是美国跨国公司增加从国际资本市场筹资以扩大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动力和基础。

其次，由于金融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金融市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金融市场连续24小时运营，这大大便利了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管理其公司体系的筹资和资金分配，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

最后，金融市场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更好地规避金融风险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三）投资全球化的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必要条件

从本质上讲，投资全球化是资本及其相关要素（技术、管理技能等）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合理地流动，它主要表现为投资自由化、规范化以及资本大规模跨国流动。投资自由化和规范化的发展，一方面扩大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其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大大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变化

长期以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占领国际市场一直是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目标，因此，东道国市场的规模和开放程度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两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向发达国家倾斜，此后，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60年代后半期、70年代和80年代，这一比重都保持在25%左右的较低水平。虽然美国对发达国家投资占主导地位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格局在90年代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90年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力度明显加大。1990～1999年，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总额约2625.7亿美元，相当于80年代的5.7倍，约占90年代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3.1%，比80年代高近7个百分点。90年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较大幅度增长，与80年代末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大规模、全方位推进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贸易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调整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带来了压力

贸易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一方面使国际贸易渠道越来越通畅，但另一方面也使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由于国际贸易环境越来越自由，突破市场壁垒，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作为传统的影响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因素，其重要性大大减弱。而降低生产和研发成本，提高企业的技术实力和产品的竞争力，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国际竞争显得更重要。获取发展中国家廉价的自然资源、劳动力以及知识、技术、技术人才等“创造资产”(CreatedAssets)，正是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从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及劳动力成本变化的情况看，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也确实降低了其总体劳动力成本。1983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总数为638.3万人，1989年增至662.2万人，雇员年均增长率仅为0.6%。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数增长快得多，由1990年的683.4万人上升至1999年的890.7万人，（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年均增长率高达3.4%。而且，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跨国公司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大量转移至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所致，其海外子公司仅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印尼、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10个发展中国家的雇员人数就从1983年的124.9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211.2万人，在这10个发展中国家的雇员数占其跨国公司体系雇员总数（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雇员之和）的比重也相应地由1983年的5.0%上升至1999年的7.3%。在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迅速增加的同时，美国跨国公司总体劳动力成本上升幅度却大大下降。1990～1999年，海外子公司雇员数占跨国公司体系雇员总数的比重由1983～1989年的年均25.7%上升至29.4%，海外子公司雇员工资年均增长率由1983～1989年的7.9%降至1990～1999年的2.7%，相应地，美国跨国公司总体劳动力成本年均增长率则由1983～1989年的4.5%降至1990～1999年3.0%。（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整理。）由此可见，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大量增加确实降低了其总体劳动力成本。另外，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投入，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科学技术人才进行研究开发，对降低其研发成本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投资全球化的发展使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成为可能

8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从限制外商直接投资向欢迎和鼓励外商直接投资转变。剧变后，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也向国际资本敞开了大门，这样，80年代末以来，投资自由化浪潮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投资自由化可以分为单边、双边和多边三个层次。从单边层次上看，投资自由化主要表现为东道国外资政策自由化和投资硬环境的改善。从各国外资政策和法规变化来看，仅1991～1999年，东道国（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和法规的调整多达1035项，其中94%（注：UNCTAD:WorldInvestmentReport,2000,p.6.）对外商直接投资有利。在实行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自由化的同时，发展中国家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交通、电力、通讯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大大改善了投资硬环境。从双边和多边层次上看，投资自由化主要表现在双边和多边投资保护协定的不断增加。1999年，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达1856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达1982个，（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分别是1980年的10.3倍和2.8倍。另外，世贸组织多边协定中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也大大促进了国际直接投资管理的自由化。

在不断趋向自由化的同时，国际直接投资管理也在向规范化方向发展。这种规范化主要体现在区域和多边两个层次上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区域层次的协调主要是区域一体化协议中包含的关于投资问题的条款。这些包含在一体化协议中的条款多是具有强制性的，例如欧盟成员国间资本自由流动的协议、1987年《东盟投资协定》、南方共同市场投资议定书、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区域层次上国际直接投资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往往在于放松对国际直接投资进入和开业的限制，进而取消歧视性经营条件以及进行投资保护等。这一层次投资协调的目的一方面是鼓励国际直接投资，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规范和引导投资，促进国际直接投资的有序化。在区域层次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不断发展的同时，80年代中期以来，多边层次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也在不断加强。作为乌拉圭回合谈判成果的“一揽子”协议中包含了三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法律文件：《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尽管这三个文件涉及的只是外国直接投资待遇的个别方面，但具有较强的约束性。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对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其他两个协定对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问题提出了总原则。特别是《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其核心内容就是取消所有与关贸总协定“国民待遇条款”和“取消数量限制条款”不一致的投资措施。这三个法律文件一方面将会推动国际直接投资的进一步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将推动国际直接投资向规范化方向发展。另外，旨在规范国际直接投资的双边、多边及区域内谈判越来越多。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组织和主持下，一些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管理的多边谈判或讨论正在进行。在1998年6月举行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谈判各方同意由投资谈判小组制定一个包含广泛权利和义务的投资管理体制框架。南部非洲发展委员会、非洲国家组织也在就区内投资管理进行讨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内进行的关于多边投资协定(MAI)的谈判在1998年已告一段落，MAI的草案已经公布。MAI规定了透明度、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等原则，并对没收外资资产、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业绩要求及争端解决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尽管由于美、欧之间利益的严重冲突而导致MAI未能达成最终协议，但MAI谈判表达了发达国家试图推动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自由化和规范化的愿望，而且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新加坡等也不同程度地表示愿意加入MAI，这表明国际直接投资的规范化有向更广泛、更深入方向发展的趋势。

全球范围内投资管理的自由化和规范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外资政策的自由化和投资硬环境的改善，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这正是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三）金融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成本，增强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的能力。

第二，金融市场全球化也为美国跨国公司转移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风险提供了良好的条件。80年代中期以来，在金融自由化改革不断推进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也迅速发展。从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情况看，1990年，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3%、3.5%、45%、12.5%、93.6%、7.1%、13.4%、113.6%和28%，1998年分别上升至15.2%、20.7%、65.9%、23.3%、112%、23.5%、54.2%、136%和31.4%。（注：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00，表5.2,。）发展中国家股市的发展一方面为美国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就地进行直接融资提供了条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过贷款和发行债券给公司带来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旦有风吹草动，跨国公司也可通过资本市场迅速抽逃资金。另外，随着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金融全球化进程，其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与国际接轨，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在进行对外经济交易中能更好地利用国际金融市场有效降低汇率、利率风险。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流向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将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由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的同时，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也日益高级化。其主要表现是矿业、石油业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制造业所占比重基本稳定，服务业的比重迅速提高。1970～1989年的20年中，矿业、石油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下降了20.2个百分点，服务业所占比重上升了26.4个百分点，制造业所占比重几乎没有改变，但制造业始终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与70年代和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配置发生了更深刻的变化：1990～1999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高达4255.6亿美元，（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整理。）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3.7%，大大超过制造业所占比重31.2%，首次取代制造业，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

与制造业相比，美国服务业所拥有的更明显的相对优势及世界各国经济服务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是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的实体基础，而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迅速发展则是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增长的直接原因。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始于80年代中期，它分为单边、区域性和多边三个层次。单边层次的自由化主要表现在各国对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放宽限制；区域贸易自由化主要体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中关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有关条款及区域经济集团与周边国家签订的服务贸易协定，这些区域集团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澳新自由贸易区及南方共同市场等；而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则是多边层次上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集中体现。首先，《服务贸易总协定》作为世贸组织多边协议之一，所有成员方都必须接受，这使服务贸易自由化真正具有全球意义。其次，《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定了以无条件多边最惠国待遇为核心，包括保持透明度、对提供服务所需资格相互承认、实行自由化等一系列成员方所必须履行的一般性义务，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更为自由的环境；再次，就市场准入条款而言，尽管《服务贸易总协定》没有给市场准入下定义，但其明确规定了禁止使用的6个方面的限制措施（除非成员在其承诺表中明确列出），这六大被禁止使用的限制措施十分清楚，操作性强，能有效减少纠纷并且便于监督。最后，《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世贸组织成员将服务贸易开放的承诺列入承诺表，承诺涵盖12个部门和155个分部门，而且对于每一个分部门，承诺又根据服务贸易的4种方式进行了细分，因此，《服务贸易总协定》所要求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其广度和深度是史无前例的。

从世贸组织成立以来成员方在服务贸易方面的承诺来看，服务贸易自由化已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以保险业和银行业自由化为例，发达国家已对直接保险服务的70%（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以及银行存贷业务的75%承诺实行自由化。发展中成员及经济转型成员承诺开放直接保险服务的50%，银行存贷业务的53%。（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而且，商业存在作为对这两个行业影响最大的贸易形式，19个发展中成员及经济转型成员承诺在直接保险服务贸易中，除了对建立当地企业实体保留一定限制外，不再对商业存在这种形式采取其他限制措施，26个成员承诺对银行存贷业务实行完全自由化。

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1990～1999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量是1982～1989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5.4倍，1995～1999年5年中，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是1990～1994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2倍，超过了1983～1994年12年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和。由此可见，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增长与服务贸易自由化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变化

长期以来，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自80年代后半期开始，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出现加速上升的趋势。进入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的跨国兼并活动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90年代，美国半数年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以跨国并购方式进行，特别是90年代后4年，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都在60%以上，1998年甚至超过90%。整个90年代，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约为57%。尽管由于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存在跨期支付问题（一起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可能分几年支付），跨国并购当年的实际支付金额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高，但从90年代的总体情况看，跨国并购无疑已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

90年代跨国并购取代绿地投资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与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所带来的企业经营环境的巨大变化有直接关系。

第一，随着贸易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经济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各国市场与全球大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一方面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也迫使企业直接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因此，企业对经营环境变化的敏感程度和反应速度快慢成为企业生死攸关的问题，而跨国并购正是企业对经营环境变化做出反应及提高企业反应速度的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首先，跨国并购是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争夺国际市场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一方面，跨国并购能省掉绿地投资方式下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所需的时间，使企业在东道国更迅速地建立商业存在；另一方面，跨国并购能使并购企业通过被并购企业迅速了解当地市场情况，获取企业经营决策所需的市场信息和客户信息，而且并购企业还可以通过被并购企业的销售渠道迅速抢占当地市场乃至全球市场，这比通过绿地投资或出口，逐步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占领市场的速度更快。

其次，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企业规模的大小比过去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迅速扩大经营规模，既可以降低被兼并的风险，又可以通过规模经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收益；另一方面，通过跨国并购扩大企业规模，企业可以更好地应付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降低经营风险。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通过并购一些有长期业务往来的企业，使以往的企业外部交易内部化，从而降低企业的交易风险；其二，通过并购扩大经营规模，企业对市场环境的控制能力增强，至少可以降低对市场环境的依赖程度，这可以有效减少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其三，通过跨行业并购，并购企业可以快速开展多样化经营，有效分散经营风险。

最后，跨国并购有利于企业巩固和迅速增强其核心竞争力。企业所拥有的技术及技术创新能力可以说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核心。80年代末以来高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应用，是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又加剧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导致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因此，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反过来又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术创新能力有限的企业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为了生存和发展，企业不得不设法改进技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对一个企业而言，提高技术水平主要有三种途径：加大本身的研究开发投入、谋求战略技术联盟及并购其他企业以获取被并购企业的技术和技术开发力量。不断地大量增加研究开发投入进行研究开发不仅风险大、周期长，而且研究开发所需的巨额资金即使是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也难以承担。因此，自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增加研究开发投入的同时，更多地通过与其他企业建立战略技术联盟和并购（包括跨国并购）相关企业来提高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但战略技术联盟这种获取外部技术资源的方式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在联合研究开发的过程中，由于联盟各方技术的可保密性不同，因此，可能会出现一些联盟成员不愿意看到技术泄密的问题；其二，在战略技术联盟中，联盟一方很难获得联盟其他成员的现有技术，战略协作的规模和范围都会受到限制。但是，通过并购方式获取外部技术资源，一方面可以避免在战略技术联盟中可能出现的泄密问题，另一方面，并购企业还可以获得利用被并购企业的资金和技术力量进行研究开发的动态效益，以及获得被并购企业现有技术的静态效益。通过跨国并购，获取国外企业技术及技术开发力量，正是90年代美国企业大规模开展跨国并购的重要原因之一。

篇2

一、跨国直接投资的国际格局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显著下降，2008年投资总额达1.74万亿美元，比2007年1.97万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减少了11.66%。2009年跨国直接投资延续了下降态势，缩减至1.18万亿美元，标志着从2004年开始的国际投资增长周期的正式终结。随着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以及世界生产和贸易活动的恢复，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也从低谷中走出。2010年全球各国跨国直接投资增长9.3%，总额达1.29万亿美元，但远低于2007年的历史高点。尽管2011年全球经济持续动荡，但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实现了17%的增长，达1.5万亿美元。具体来看，跨国直接投资的国际格局主要具有以下三大特征：

（一）跨国直接投资流入的整体格局没有显著变化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依然是跨国直接投资流入最多的地区，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次之，跨国直接投资对初级产品出口国（包括石油、天然气输出国和矿产资源的主要输出国）的流入相对较少。从总量的角度看，2000年以来，发达国家吸引的外资大约在4000―13000亿美元之间波动，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在1000―3000亿美元之间，而初级产品出口国大约在200―2300亿美元间波动。

分工格局中不同地区受危机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发达国家吸引外资受危机的冲击较大，从危机前的1.3万亿美元降到2009年的6028亿美元，2011年恢复至7532亿美元；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跨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已恢复，高于危机前水平，而主要初级产品出口国虽有所回升，2010仍低于危机前水平。

（二）跨国直接投资流入格局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均出现一些变化

从发达国家内部来看，欧洲地区的流入量在持续下降后强劲反弹，美国增势不稳。欧洲地区和美国的跨国资本流入格局受其经济复苏的不同态势影响，呈现出不同的特征。2011年流入欧洲地区的外资增长23%，美国的跨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在2011年出现下降，降幅达8%。流入欧洲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强劲反弹，主要是欧元区国家受债务危机的影响，金融市场动荡，经济增速下降；一方面，受公司重组、提高资产利用效率和降低成本等因素的驱动，另一方面，也存在一定的欧元贬值情况下的机会主义交易，导致对欧元区国家的跨境并购增多，2011年对欧洲地区的跨境并购增长55%。

从发展中国家内部看，拉美地区资源型国家的跨国直接投资流入较为活跃，增幅超过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2011年流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不再主要依靠南亚、东亚和东南亚，拉美、加勒比地区以及转型经济体增长显著。流入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不包括西亚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较2010年增长11%，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分别吸引外资2090亿美元、920亿美元和430亿美元。而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增长34.6%，达2160亿美元。

（三）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跨国直接投资流入连续两年高于发达国家

发展中经济体受内部需求强劲、经济加速增长和南南投资上扬影响，2010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上升12%，高于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5%的增速，达5740亿美元，占当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总量的52%，首次超过发达国家。而2010年流入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7%。2011年发展中经济体吸引外资继续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一半以上；而流入发达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虽呈强劲反弹态势，较2010年增长18％，但仍略低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外资流入量。

二、美、日发达国家和印度跨国直接投资的主要特征

（一）美国的跨国直接投资复苏缓慢

整体上看，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对美国的直接投资的复苏，慢于美国经济的复苏步伐，并且在结构上出现了一些新趋向：

一是从跨国直接投资的流量看，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流量均低于危机前水平。危机后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出现下降，回升趋势不稳，2009年大幅减少50%，2010年上涨49.3%，但2011年又出现了8%的下降。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出也受危机影响出现显著下降，虽出现回升，但仍低于危机前水平。

二是从跨国直接投资头寸的收益率看，对美国直接投资头寸的收益率已高于危机前水平。对美国直接投资头寸的收益率在2009年降为4.18%后，2010年已恢复至6.12%，高于2007年6.07%的水平。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头寸的收益率则有所下降，2009年降到9.45%，2010年略升为10.48%，但仍低于2006年的12.26%。

三是从跨国直接投资的国别结构看，基本格局没有发生变化。美国的跨国直接投资主要来源于欧洲、加拿大和亚太地区，2009年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量下降50%，主要来自欧洲地区和亚太地区的直接投资大幅下降，2010年来自两个地区的投资出现增长，涨幅分别为87.97%和220.66%。美国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出也以欧洲地区为主，占一半以上，拉美和亚太地区各占20%左右，国际金融危机后，对欧洲地区的投资出现大幅下降，2010年有所回升。

四是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和流出都出现了逐渐集中于制造业的迹象。2011年前三季度，制造业领域的流入量占总额的41%，而金融和保险行业的流入量仅占10%。美国的跨国直接投资流出，金融和保险业受危机影响下降非常显著，制造业的冲击较小。金融和保险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从2007年821.7亿美元直降至2010年的135.1亿美元，2011年三季度跨国直接投资流出量转为负值，制造业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受金融危机冲击也出现大幅下降，但降幅小于金融和保险业。

（二）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受危机影响较大

一是总体上看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从2009年以来下降较为明显，对外直接投资在2011年有所增长，而引进外资形势仍然严峻。首先，2010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继2009年下降42.03%后，下降23.35%，2011年前三季度逐季度增长，一至三季度累计值已超过2010年全年水平，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加成为主要的带动力量。其次，日本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在大幅下降后继而出现净资本流出，集中在非制造业领域，这意味着日本作为主要的发达国家，引进外资面临着比较严峻的形势。

二是从三大洲的分布来看，对亚洲的投资基本上较为稳定，对北美洲和欧洲的投资波动较大，对北美洲的投资大幅下降，而对欧洲地区的投资在大幅下降后2011年出现较大增加。从2011年的初步估计数据看，对欧洲地区的直接投资为399.86亿美元，占比34.6%，略大于亚洲地区34.0%，而北美洲地区仅占比13.4%。并且，日本对外投资的大幅增加主要来自对欧洲地区直接投资的增加，对欧洲地区165%的增速远高于亚洲地区77.4%的增速。

三是从亚洲的布局看，中国仍然是日本在亚洲最大的投资国，泰国仅次于中国，对新加坡和韩国的投资也有较大规模。近年来，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持续增加，而对印度尼西亚、越南和印度的直接投资出现较显著的增加，但对这些国家的投资总量仍然较小。

（三）印度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和流出均出现较明显的下降

印度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自国际金融危机后持续下降，2009年和2010年分别下降1.04%和33.5%（数据来源于印度央行提供的财年数据，本段所提的年份均为财年）。从国别结构来看，自由港和发达国家仍是其主要的资金来源地。从行业结构看，服务业仍是跨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流入领域，但2010年大幅减少45.5%，其中，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降幅较大，计算机服务和通信服务部门的流入量也出现下降，而制造业有所下降，降幅相对较小。

印度对外直接投资危机前快速增长，国际金融危机对其产生的冲击较为显著。2006―2008年从29.8亿美元增加到193.9亿美元，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2009年和2010年分别出现17.9%和8.19%的下降（数据来源UNCTAD数据库）。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跨国并购已经历了从发展中国家为主向发达国家为主的过程。从行业结构看，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领域的生物医药产业和汽车业，以及软件行业和通信服务业。

从印度引进外资的政策看，进一步扩大自由化的同时，加大了对战略性产业的监管。印度了更新的FDI名单，其中很多的产业领域FDI实行自由化，包括生物技术、医药和生命科学领域的基础性和应用性的研发，以及教育部门的建筑活动，印度还允许外国投资者对单一品牌的零售贸易的投资比例限制从51%扩大到100%，但是对于投资比例超过51%的FDI中，要求销售总额中至少30%的商品来自国内供应商，印度政府还决定，外国投资者对医药领域的并购申请提案只能实行政府批准，不再实行原先自动审批的模式。

三、跨国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及我国的对策

预计2012年或近几年，跨国直接投资可能会呈现出以下主要趋势：第一，根据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形势，以及跨国公司的运营情况，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对2012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保持谨慎乐观，预计全球FDI将温和复苏。第二，跨国直接投资流向可能在地区之间调整。第三，世界经济整体增长乏力，在资金流动性充裕的情况下，能源资源领域必然成为资本争夺的领域，而新兴技术领域对各国培育新竞争优势具有战略性意义，因此，对能源资源领域和新兴技术领域的跨国并购可能增多。

全球经济调整背景下，跨国直接投资的发展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国际跨国直接投资的格局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大的变化，这将意味着我国面临的国际分工格局较为稳定，短期内我国面临的国际跨国直接投资的形势将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因此，一定意义上说，我国跨国直接投资政策具有一定的延续性，根据世界经济形势和跨国直接投资的发展，可适时地、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和改进。

二是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趋于放缓，人民币也将保持对美元相对稳定升值的态势，预计未来我国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将趋于稳定，甚至会有所下降。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取决于一国的要素禀赋和经济发展潜力，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必须服务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因此，我国在积极引进外国接投资的同时，要以理顺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为前提，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稳定并积极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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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呈高速增长态势。然而，进入2001年以后，由于新经济泡沫在美国的破灭，美国经济出现持续的衰退，并影响到西欧和日本，尤其是在“9·11”事件后，美国经济不仅复兴无望，反而雪上加霜，全球性经济衰退也进一步加剧，外国直接投资也由此出现了大幅下降的局面。根据联合国2001年9月18日发表的《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预计全年投资将下跌到7600亿美元，跌幅近1/3.

在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出现的最大特点就是，发达国家和地区不仅是外国直接投资流出的主角，也是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主角。自外国直接投资产生伊始，发达国家和地区就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角。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前期，发展中国家在外国直接投资发展中地位一度有所提高，1993年，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占全球的比重在达到了16.1%，对外直接投资流入占全球的比重在1994年达到了39.9%.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一趋势却又急转直下，发达国家重新占据主导地位。

统计数字表明，1995 - 2000年，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自3058亿美元增加到10463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流入由2034亿美元增加到10052亿美元，分别增加了242.2%和336.3%，都超过了同期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的速度。结果，发达国家占外国直接投资的比重就明显提高了，其中，对外直接投资流出由86.1%提高到了91.0%，对外直接投资流入由61.4%提高到了79.1%.相比之下，同期发展中国家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比重就明显下降了，其中对外直接投资流出由13.8%下降到了8.6% （1998年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曾下降为4.8%），对外直接投资流入由34.2%下降到了18.9% （1996年曾回升为38.4%）。

外国直接投资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投资非常活跃。1995 - 1999年，美国和西欧的相互投资由840亿美元增加到2863亿美元，增加了240.8%.其中，美国对欧盟的投资由488亿美元增加到582亿美元，欧盟对美国的投资由351亿美元增加到2281亿美元，分别增加了19.3%和549.9%.由于美国和欧盟间相互投资的迅速增加，其相互投资占外国直接投资的比重（按对内直接投资额计），就由1995年的25.3%提高到了1999年的33.1%.另外，欧盟各国间的相互投资也非常活跃，1999年达到了3180亿欧元， 2000年又达到了4360亿欧元，约相当于1995年630亿欧元的6.9倍，占欧盟对内直接投资的60%以上。

二、中国面临的新课题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表明了经济全球和金融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不仅意味着世界已从过去的贸易市场一体化发展到金融一体化、市场一体化和生产一体化阶段，世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也随之急剧变化，传统上的“国界”对经济分割和屏蔽作用不断弱化，整个人类的生产效率获得了提高。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新特点表明了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是资本流动的目的所在。资本追求利润的本质决定了资本必然在最大范围内流动，寻求增值的最大化。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市场地位、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的竞争带来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国际并购、重组愈发活跃，迭起。国际直接投资之所以出现向发达国家和地区倾斜的趋势，其根本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具有成熟的技术优势、广阔的市场优势和完善的投资环境优势等，资本流向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有效地分散和化解风险，并取得最大的经济利益。

改革开放20多年，我国对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很快，2002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超过500亿美元，但对外直接投资相对缓慢。经济金融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以及中国加入WTO为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准备了契机，也提出了挑战。

1、伴随经济金融全球化而来的是对经济金融管制的不断放松

贸易自由化、利率自由化、金融业务自由化、资本流动自由化等，以及信息技术的革命将把我国置于更加广阔的全球化浪潮之中，中国必须参与到日益深化的国际分工与合作之中去。换句话说，经济金融的全球化为中国积极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客观压力。与此同时，经济金融的全球化又意味着全球性经济金融风险的大大增强。不仅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态势和经济结构调整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也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冲击和影响。这无疑使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因素极大地增加。

2、中国加入WTO要求中国必须积极主动地“走出去”

中国已经加入WT0，根据中国与WTO各成员国达成的一系列的协议，中国必须按照世贸组织体制的要求修改规则、开放市场，允许其他成员的商品、资金、技术进入，展开竞争，优胜劣汰。

也就是说，中国市场将成为世界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仅将大大改善我国企业的外部环境，市场开放也使国内市场面临更激烈的竞争。我国企业不出国门，就将同国外产品和企业短兵相接。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即便是采取关税保护的产业，外国竞争企业同样可以用到中国投资设厂的办法绕过这些壁垒。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没有什么市场面对外国竞争者是绝对安全的。因此，中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时代已经到来。

经济全球化时代要求企业经营者具有全球眼光，实现经营思想和经营理念的彻底转，积极主动地“走出去”，利用两种资源（自然资源和技术资源），开拓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在国际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那么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发展的新特点要求我们认真思考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目的、“走出去”的方式、“走出去”的战略等等。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对策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起步于1979年，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些大中型生产企业、中央和地方的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及综合经营类企业、甚至民营企业也加入对外投资的行列。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1年9月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包括贸易与非贸易企业累计为6513家，协议投资额117.95亿美元，中方协议投资额79.03亿美元。在经济金融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下，我们应该因应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新变化，采取各种措施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1、我们应该明确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在于获取经济利益这一观念

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就是要“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通过在国际市场范围内有效地配置资源，从而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仅要获取微观经济利益，还必须兼顾宏观经济利益。一方面，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不仅要着眼于当前的投资利润，还要着眼于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和安全，抓住机遇，更多地投资海外，开发和利用国外资源，尤其是要注意石油、铜矿、铁矿、森林、橡胶等中国十分缺乏但却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物资的储备；另一方面，“走出去”要符合国家的产业发展需要。中国有一些行业，近几年通过技术引进和技术开发，形成了大量有较高技术水平的生产能力，但由于国内生产能力总量大大超过需求。

2、我们应该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而培育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经济主体

跨国企业是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微观经济主休。这主体健全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所能获得的经济利益的水平。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多数仍然是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一方面，“定指标”、“下计划”式的发展思路就不可避免，另一方面，虽然经过多年的改革，许多企业的机制已经发生转变，但“预算软约束”问题然存在，争投资、争项目、轻效益、轻风险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对于那些体制不顺、机制不活、管理松懈、国有资产监管不到位、缺乏内在发展动力的企业来说，进行境外投资，很有可能成为国有资产流失和损失的新渠道。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微观因素即企业自身的特点是决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只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实现转机建制，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企业才会有长期不懈的“走出去”的内在激励和自我约束机制。在目前的条件下，可以鼓励民营企业积极走出去，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支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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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增长了45%，达到8570亿美元，增幅远高于前两年。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的外资流入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分别为3790亿美元（较2005年同比增长21%）和690亿美元（增长68%）。2006年，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695亿美元，比2005年的724亿美元下降了4%，在全球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和地区排名中由第三位下降至第五位。美国以1754亿美元的成绩重新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东道国，紧随其后的是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它们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分别为1395亿美元、811亿美元和720亿美元。在发展中经济体中，中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最多，俄罗斯在转型期经济体中居首位。

全世界范围内不断增长的公司盈利是推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增长的原因之一，利润的增长又导致股票价格的上扬，进而提高了跨国兼并和收购的交易金额。并购仍在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中占很高比例，但绿地投资也有所增长，特别是在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由于公司盈利的增长，利润再投资已成为内向外国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大约占2006年全世界外资流入总量的30%，单在发展中国家就占到了一半。

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仍是外国直接投资最主要的来源，它们占全球外资流出量的84%。尽管来自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有所反弹，但世界外资流出量中几乎有一半来源于欧盟国家，特别是法国、西班牙和英国。2006年，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的跨国公司继续进行海外拓展，发展中经济体中中国香港居首位，而转型期经济体中俄罗斯排名第一。两类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总量达到1930亿美元，占世界外资总流出量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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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国际拓展迅速

21世纪之前，中国投资流量呈现不断增加趋势，但投资存量不大。自2002年中国建立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以来，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存量）达5319.4亿美元，跃升至全球第13位。而且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较2011年下降17%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创878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7.6%，首次成为继美国、日本后的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经济体。

（二）投资遍布全球近八成的国家和地区

截至2012年底，中国对外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投资企业近2.2万家，广泛分布在全球179个国家（地区），覆盖率76.8%。2012年，58.4%的投资（512亿美元）流向了香港；同年，中国对美国投资40.48亿美元，同比增长123.5%，美国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二大经济体（占比4.6%），前十大投资目的地还包括哈萨克斯坦、英国、英属维尔京群岛、澳大利亚、委内瑞拉、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卢森堡。前20位的存量累计达到4750.93亿美元，占总量89.3%。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存在的问题

（一）尽管投资流量大幅上升，但投资存量少，而且投资流量和存量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份额都较小

根据《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2012年中国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6.1%，存量占比仅2.2%。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仅占美国的10.2%，与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的存量相比，差距也是比较大的，这与中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

（二）投资主体结构失衡，国有企业占较大比重

中国的投资主体结构和其他国家有所区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为国有企业，尤其是在资源和能源领域。由于国企受到国家的监督和管理，所以在对外直接投资时受到很多政策上的限制，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具有很多的“国家色彩”。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政府应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放宽政策限制，鼓励中小企业“走出去”。

（三）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不合理

根据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行业分布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集中在服务业和能源类行业，缺少对高科技行业的投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非常不合理。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的选择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根据国际经验，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大都经历了资源开发―制造业―第三产业为主的发展过程。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出口贸易的具体影响

（一）宏观层面

完善的对外直接投资法律法规体系是我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前提，因此，应建立完整、系统地法律法规体系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保障。政府应加强宏观调控，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努力营造公平、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贸易环境，积极引导和帮助企业提高技术、服务和管理水平，同时协调对外开放和环境保护，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政府还应加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支持力度，如加大融资力度，设立信息咨询和服务中心等。

（二）微观层面

1.增强高科技的研发力度，创立企业自己的国际知名品牌

国际竞争是科技的竞争，更是品牌实力的竞争。中国企业无论是科技上还是实力上都无法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比，其渠道、市场、销售等方面的优势还需要进一步发展。

2.加强培养企业跨国管理人才

人才的不足会制约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由于缺乏相关技术的人才，导致我国对外投资的产业和商品结构严重失衡，所以企业需要建立专门机构来培养具有国际意识的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人员，以适应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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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10年,全球化过程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因素。而外国直接投资(FDI)成为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外国直接投资是全球性资本集聚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形式。FDI的上升的步幅远远的超出国际贸易和其他相关的投资形式。2006年全球FDI急剧地上升了34%,尽管最高的纪录是2000年1.4万亿美元。FDI的持续的上升反映出高经济增长和强的经济实力。这种成长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样发生。20世纪末的最后20年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加。中国政府提倡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初目的是鼓励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获取管理知识和自然资源。这些企业有政府的大力支持,而非单纯的对外贸易企业性质。在20世纪90年代,自由化和市场经济的兴起促使当地或省级政府有权激励和监督对外投资企业事宜。21世纪初,一项新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走向全球”政策开始在中国实施。这项政策为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提供了大力的、公开的政府支持和管理支持。在加入WTO之后,中国政府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支持。

二、中国ODI区域定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放在制造业和自然资源获取上。如今,支持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需要之一便是能源。未来20年世界能源的需要将以75%的比例增长,而中国和印度将占其中的45%。单独在中国的能源消耗预计在2000年到2025年将翻番,中国能源的消耗量大于其国内供应量,特别是石油。中国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拥有全球能量储备的10.7%,但由于其众多的人口数量,人均储备却非常低。这让中国越来越依靠能源的进口。在中国最重要的进口能源便是煤炭,中国占全球煤炭使用量的70%。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煤炭储备国,拥有煤炭3340亿吨,但其消耗也大,以自给自足来算最多维持200年的使用。然而,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带来了新的能量需求,如石油,并且这种需求在国际油价确定上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2006年,这些项目的投资占了整个对外直接投资的60%。中国对能源和食物的巨大需求以及资源的缺乏,导致自然资源的获取成为其重要的环节。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引起了亚洲的强烈关注。然而,据2007的统计公报显示,2005至2006年期间中国对拉丁美洲的投资超过对亚洲的投资,这点引起世界的更大关注。拉丁美洲的投资说明中国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拉丁美洲提供能源、水资源和各种各样不同的滋养品。拉丁美洲最大的资源储备区在亚马逊丛林。中国已在该区建立了不少投资项目。其中,最大的项目集中在能源上,如自2006年中国在ANDES石油公司的投资超过了10亿美元,而最近中国政府在核电项目的投资超过20亿美元。

“走向全球”策略对中国企业增加对外出口额、开辟新投资领域和扩展市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三、存在的问题

尽管中国政府在对外直接投资上做出了必要的努力,但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水平视乎不能支持其对能源需求的增长。中国传统的管理方法是计划经济下形成,它缺乏对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管理理念的理解。随着中国经济的演变和发展,掌握西方管理理念下的行销、财政管理、存货控制、人力资源和国际商法等管理人才明显缺少。另一方面,中国的金融市场由银行控制,并且大多数公司的财务来自银行业务系统。超过所有商业贷款的四分之三来自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大多贷款去了国家部门——在2001年和2004年间,73%短期银行贷款去了国有企业,对私有企业的贷款虽然在量上有所增加,但所占比例仍然维持在总借贷的0.3%的低水平。

中国国有银行在信誉客户方面,缺乏商业性可行性强的信贷标准和良好的商业刺激机制。还有,中国政府能够通过财政系统和国有银行部门对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控制。此外,政府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办理手续进一步控制对外投资行为。如此一来,对外直接投资只适合享有国家支持的大型企业和主要国有企业。

这不仅仅是中国能否获得资源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实体本身也存在问题。更多的努力必须放在提高企业管理才能和改善金融制度方面,这两者决定了对外投资的方向和程度。

四、结论

众所周知,中国已经关注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布局。片面认为中国只关注当前资源投资的想法是错误的。中国已经建立了一套战略政策途径来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中国积极地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其辐射范围不仅涉及在亚洲国家,还涉及到拉丁美洲和非洲各国。

总之,中国将建立一个崭新的全球秩序。如今,西方国家的某些衰落,如错误实践,缺乏对公司、产业和人的控制上,已成为现实。现在是中国成为全球重要角色的时候。然而,中国如果想要增加对外投资,发挥更大作用,必须解决其结构性问题。培养良好的管理才能和完善更有效的金融体系应该是目前中国政府追求的主要目标。

参考文献:

[1]ChinainLatinAmerica,Perez,2008

[2]StatisticalBulletinfromChina,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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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模式 构建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

进入21世纪后，国际直接投资实现了快速发展，存量与流量实现了持续增加，不断发展成国际交易中的重要力量，技术、贸易都归入到国际直接投资结构的框架内，推动了世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同时，伴随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经济合作、科技发展水平的提升，国际直接投资出现了新情况，尤其在投资流向、结构和规模等方面表现明显，将对企业国际竞争力、收支平衡、经济增长等产生重大影响。

国际直接投资的现实效益

国际直接投资带来的资本对输入、输出国都将有益。国际直接投资能让输出国家的投资直接进入经济发展一体化的国际性的生产与营销网，实现在全球资源的科学配置，提升企业竞争力与输出国家的经济效益，为输入国提供资金、技术等支持。对我国来讲，它能有效解决资金储备不足的问题，借助国际直接投资去掌握技术，提升生产力发展水平，推动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①。再者，国际直接投资也能帮助发达国家，进一步完善输入与输出循环体系，获得经济动态平衡，进一步完善工业布局与经济结构。

但是，还要看到外资也能冲击民族工业，破坏资源的不科学分配。而从长远来看，世界经济是有机体，不管是哪一个国家都不能脱离该经济体独立运作。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参与国际经济交流，构建科学合理的输出运作机制，更有利于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正面效益，更好适应未来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当前国际直接投资特点

随着世界经济发展的全球化、投资与贸易自由化，在信息技术的着力推动下，促进了世界统一大市场的形成，跨国公司逐渐发展成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主导力量，国际资本流动呈现大规模趋势，金融业务、金融机构实现跨界运作，国际金融市场实现了快速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劳动力资源等相关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流动，世贸组织、世界银行等开展了世界范围内的投资、技术转让、服务以及贸易等活动，实现了经济活动全球化运作。在该趋势下，当前国际直接投资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与投资主体多元化。国际直接投资中的主流形式与活跃因素是外国直接投资（FDI），增长速度比借贷资本输出要高，并且国内投资、世界各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国际贸易等的增长呈上升趋势，成为助推经济发展的主体②。同时，国际直接投资主体逐渐多元化，特别是在发达国家设立的跨国公司，在国际直接投资中处于主导地位，比如，德国等发达国家在国际投资市场上占有优势，并且收支顺差不断扩大，成为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策源地，并且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及亚洲新兴国家开始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崭露头角，开始涉及国际直接投资。从当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发达国家采取的对外直接投资重点是独资，积极开展并购，这样其始终处在垄断地位，比如，我国新设投资项目获得外商直接投资比例逐渐提高，尤其是从2002年开始上升趋势尤为显著，达到了接近80%，原来的合资企业独资化趋势更加显著。

二是资本流向与投向出现了新变化。美国等发达国家从20世纪开始，对欧盟等国家展开大规模投资，新兴国家投资也开始出现在发达国家，对外投资展现回流趋势，再加上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影响，市场资金常出现短缺现象。比如，2009年新兴国家市场企业并购发达国家企业金额为354亿美元，而同期发达国家并购新兴市场企业活动在下降，下滑趋势明显。

三是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实行的对外投资政策上出现一定程度松动。比如，法国大力鼓励外资企业实施投资，尤其是支持外国投资创新项目的大力实施，全面提升了法国对国外投资直接吸引力，根据相关数据显示，2009年在新增外资项目中，研发类投资项目增幅较大，高达8%。再如，英国在2010年开始采取相关政策积极吸引外资，借助外资来缓解债务压力，加快经济复苏并实现可持续增长③。

国际投资大环境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困境

平均投资规模小，效益不明显。一般来讲，我国在对外直接投资上，国企占主导地位，但是只从数量上看，则民营企业是主力军。作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中小型民营企业，这些企业都是因为伴随市场发展才逐渐接触到国际市场，对灵活使用资本市场、谋求资金方面经验稍显不足，实力也不强，需要借助已有资金、银行贷款来开展业务，在周转资金规模确定的情况下，导致中小企业实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大，并且投资效益也不明显。根据我国相关统计资料显示，实行对外直接投资均投资额度不足140万美元，因为受限于投资规模，自然在资本规模上不处于优势，投资风险增加，也就很难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获得支持，不利于企业发展④。再者，根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2009年发展中国家投资绩效指数是0.72，发达国家则高达1.11，但是我国只达到0.69，这充分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绩效不高，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缺少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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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理论研究

企业通过国际直接投资获得迅速发展是20世纪中后期全球经济最显著的现象之一。其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是否相同，可以籍由理论研究的比较反映出实践中存在的差异。

（一）传统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相关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的传统理论主要是从发达国家的视角出发进行研究，如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都阐述了在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中，降低营运成本是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独特动机。其中，垄断优势理论以结构性市场的非完全性和企业的特定优势为前提，认为市场非完全性是企业获得垄断优势的根源，垄断优势是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内部化理论以Coase的产权理论为基础，将制度分析推广到国际范畴，认为中间产品市场的不完全性以及寻求交易费用的节约是企业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决定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基本因素有三方面，即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以及内部化优势，这就是著名的OLI范式；Knickerbocker的寡占反应论则从寡头之间的博弈行为来分析跨国公司之间的交叉直接投资行为；Caves提出汇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相互关系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短期巨大波动主要与汇率变化有关，强币国的资本化率要高于弱币国。因此，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强货币国家具有较高资本化优势的厂商将向弱货币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以上理论较多关注国际直接投资过程中的营运成本或交易成本，而忽视了跨国公司全球营运网络本身可能产生的利益与机会。Kogut提出了多国网络理论假设，着重分析了企业通过跨国经营网络所提供的营运弹性而产生的相对于东道国企业较多的优势；Buckley和Casson指出，弹性不仅是公司战略的一部分，而且是区位优势的主要因素。根据多国网络假设理论，国际化涉入效果的评估是通过衡量企业持有的具有价值的实质选择权的组合；Doukas & Travlos主张，这些选择权只能由跨国公司取得并运用，却不能被投资人取得并买卖。因此公司的价值应该增加以反映这些选择价值权的增加。由于这些实质选择权数目的增加，跨国公司的价值应该随着更高的国际化水平而增加。

从有关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理论的发展来看，内部化理论和多国网络理论得到了国外诸多学者和文献的支持。

（二）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相关理论

随着发展中国家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兴起，研究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成果也逐渐丰富和完善起来。

美国经济学家Louis R.Wells所提出的小规模技术理论，被学术界认为是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开创性成果。Wells认为，发达国家的技术在市场容量比较小的发展中国家无法取得规模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主要竞争优势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与母国市场特征密切相关的低生产成本及低价策略；二是为小市场需要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因此，即使是技术、规模在全球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也可以通过技术引进、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等技术再生途径参与国际直接投资。此外该理论还指出种族纽带和保护出口市场也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民族文化的特点成为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特征。

Wells的小规模技术理论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活动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英国经济学家Sanjaya Lall进一步指出，尽管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特征表现为规模小、标准化和劳动密集型，但这种技术的形成却包含着企业内在的创新活动，所以本质上不同于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源技术。因此，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小规模生产条件、相似市场需求与相同收入水平国家中具有一定的特有优势，这些优势不仅可以带动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甚至通过对成熟技术的创新还可以促进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二、关于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理论研究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是伴随着战后跨国公司海外扩张的步伐发展起来的，随着企业国际直接投资方式的不断深入与多样化发展，诸多学者陆续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运营阶段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和研究。

（一）传统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相关理论

美国学者Vernon Raymond创建的国际产品生命周期模型是该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Vernon认为，当产品特性基本趋于稳定，生产成本趋于下降时，从国内生产、国内消费进一步扩展至国内生产、海外消费，最终发展到国外生产、国外消费是有利可图的。因此，企业生产地点的选择会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发展有所变化，尤其是后两个阶段中国际直接投资将取代国际贸易成为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必然结果，从而绕开贸易壁垒，充分利用东道国当地相对较低的生产成本。

Bartlett和Ghoshal提出了“产品创新――接近市场――通过竞争降低成本”三位一体的跨国投资模式，进一步完善了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这一模式修正了传统国际投资理论，验证了发达国家企业基于产品、技术、核心竞争力在国际间转移的特征，对生产运作本土化战略、产品差异与本土化改造及在东道国建立研发基地等从理论上进行了论证和归纳，探讨了通过全球生产、标准化和合理化降低成本的跨国投资模式。

日本一桥大学小岛清教授以日本中小企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实践为研究对象，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论。小岛清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应该从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依次进行，从而有利于利用东道国相对廉价的劳动力继续原来的出口导向型生产，并进一步促进投资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小岛清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雁行模式理论有密切的联系。后者说明了在一个由发展水平各不相同的国家组成的地区中，较先进的国家如何通过依次转移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推动本国和东道国的工业化。日本学者山田荣作在比较美国和日本企业全球化过程时，依据Vernon 学说把美国的企业全球化过程具体划分为在发达的国外市场设立销售网点、在发达的国外市场设立生产网点、在发展中的国外市场设立销售网点以及在发展中的外国市场设立生产网点四个阶段。

（二）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相关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后，理论界有关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研究逐渐涉及到发展中国家。约翰・邓宁提出和发展了“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这被看作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运用和延伸。邓宁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与OLI范式两个方面。具体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GDP水平的提高，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即直接投资输出减直接投资输入之差) 具有周期性规律，其间将经历四至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人均GDP在400美元以下。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只接受较少的国际直接投资，完全没有对外直接投资，净直接投资为0或负数。第二阶段，人均GDP在400-2000美元之间，对外直接投资量仍然是零或很少，净对外直接投资呈负数增长。第三阶段，人均GDP在2000-4750美元之间。在这一阶段，本国吸引的国际直接投资量仍然大于其对外直接投资，不过两者之间的差距缩小，净直接投资为0或负数。第四阶段，人均GDP在4750美元以上。此时国家OLI范式中的优势明显，其净对外直接投资必然呈正数增长，并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第五阶段的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仍然大于零， 但绝对值已经开始下降。与前四个阶段相比，第五个阶段受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程度大大减弱， 而更多地取决于发达国家之间的交叉投资。邓宁指出，发展中国家从第二或第三阶段开始，可以从本身的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出发，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Cantwell和Tolentino进一步从微观形态研究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活动，并提出技术累积――技术改变理论，从技术累积角度出发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行为，从而把对外投资动态化和阶段化。他们认为，技术积累和技术创新是一国生产、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方面具备特有的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优势，其技术累积效应的发挥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累积增长相关联，即随着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的稳定提高和扩大，其国际直接投资流出不仅总量增长，而且速度加快、时间提前。同时，Cantwell和Tolentino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遵循下面的发展顺序：首先是在周边国家利用种族联系进行直接投资；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积累，种族因素重要性下降，逐步从周边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扩展直接投资；最后，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为获得更为复杂的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

小泽辉智的动态比较优势投资理论认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阶梯形的等级结构，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投资模式必须结合工业化战略，对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和国际直接投资三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为了激发国家现有和潜在的比较优势，并使其最大化，发展中国家应从纯吸引外资转变为向海外进行直接投资，这种转换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单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第二阶段是外资流入并向国际直接投资转型；第三阶段是从劳动力导向型、贸易支持型的海外投资向技术支持型的国际直接投资过渡；第四阶段是资本密集型的资金流入和资本导向型对外投资交叉发展阶段。该理论不仅强调发展中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以不同模式参与跨国投资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具体的选择原则和实现步骤，进一步丰富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相关理论。

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比较

综上所述，国外国际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一般会因母国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两种视角。以20世纪80年代为分界线，之前的理论更多的关注发达国家企业的国际直接投资，之后的视角则逐渐延伸并适用到发展中国家。

（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比较

发达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在投资动机方面更为关注全球市场与比较优势，对此，国内学者赵景华认为，跨国公司依其动机不同可划分为市场开拓型、生产基地型、资源获取型、知识提取型、风险规避型和利润重心型六种不同类型。冯雁秋也把国际直接投资分为优势型FDI和学习型FDI两类。优势型FDI是以发挥相对竞争优势、转移边际产业、促进国内产业调整为目的进行的投资，主要针对发达国家的国际企业。学习型境外投资是以汲取国外先进的产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动国内产业的升级、创造新的比较优势为目的而进行的投资，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企业。

（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比较

从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运营阶段来看，邓宁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与OLI范式两个方面。发达国家多处于第四或第五个阶段，国际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发达国家之间的交叉投资较为普遍。发展中国家尽管从第二或第三个阶段进行基于OLI范式的国际直接投资，但其净直接投资仍为0或负数。对此，国内学者刘红忠、高敏雪和李颖俊、储小俊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统计数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趋势分析和模型分析，验证了中国正处于对外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二阶段而非按GDP对应的第三发展阶段，并指出中国企业目前应该大力发展国际直接投资。

此外，发达国家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是基于产品、技术、核心竞争力在国际间转移的特征，通过全球生产、标准化和合理化降低成本进行跨国投资，并依次转移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推动本国和东道国的工业化。而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是基于特有的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优势，逐渐实现从劳动力导向型、贸易支持型的海外投资向技术支持型的国际直接投资过渡，因此其投资区位的发展顺序往往与发达国家呈相反的态势。

四、对中国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启示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时间较晚，深度和广度也相差甚远。但毋庸置疑的是，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和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国际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一）加快中国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

近几年来，我国企业境外投资发展很快，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流量最大的国家之一，截至2006年底，中国5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共在全球172个国家（地区）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近万家，国际直接投资累计净额（简称存量）906.3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750.2亿美元。

可见，单就总量而言中国国际直接投资净额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如果考虑到GDP因素，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着显著差距。2006年，中国国际直接投资分别相当于全球流量、存量的2.72%和0.85%，位于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13位，这与我国的经济大国地位并不相称。因此，进一步加快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仍是该领域的重点。

（二）识别并利用多国网络的营运弹性

根据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市场的不完全性能够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更多的系统化优势，因此对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以及内部化优势的关注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过程中的营运成本或交易成本。

同时，中国企业必须重视跨国公司全球营运网络本身可能产生的利益与机会。这种营运弹性主要包括：通过不同国家间的资源转移、决定某些生产要素的输入来源以及利润分配的地点，而在不同的部门间或具有市场不完全性的国家间产生的套利能力。从2005年开始，中国对拉美地区的直接投资开始超过亚洲地区其他国家，跃居第一，占流量总额的52.6%，投资主要流向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等传统避税地就能说明这一问题。另一方面，2006年我国企业90%的非金融类投资分布在拉丁美洲和亚洲，从区域分布看过于集中，不利于更为广泛的利用全球区位优势，也限制了通过多国网络营运弹性来获利的能力。

（三）选择稳健的国际直接投资运营策略

一般来说，企业海外投资的目标市场往往从邻近国家开始，然后依据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差异以及地理位置远近等因素依次向外扩散直至最远和差异最大的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更重要的以技术积累为内在动力，以投资区位拓展为基础实现阶段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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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

(一)生产活动全球化。生产活动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传统的国际分工正在演变成为世界性的分工：1国际分工的内容发生变化。国际分工从传统的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分工逐步发展成为以现代工艺、技术为基础的分工；从产业各部门间的分工发展到各个产业部门内部的分工和以产品专业化为基础的分工；从沿着产品界限进行的分工发展到沿着生产要素界限进行的分工；从生产领域分工向服务部门分工发展。2国际分工的形成机制在变化。即由市场自发力量决定的分工，向由企业，主要是由跨国公司经营的分工和由地区经贸集团成员内组织的分工发展，出现了协议性分工。3水平型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其内容为产品型号的分工，产品零、部件的分工和产品工艺流程的分工。4形成了世界性的生产网络。5世界性的国际分工使各国成为世界生产的一部分，成为商品价值链中的一个环节。它有利于世界各国充分发挥优势，节约社会劳动，使生产要素达到合理配置，提高经济效益，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

(二)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形成。1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拉动作用增强。它表现为国际贸易增长率大大高于世界经济增长率。如以1990年为100，世界货物出口值指数从1985年的56，上升到1995年的144，同期世界生产指数从86上升到107；世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同期从85上升到106。1990-1995年间，世界贸易出口量年均增长率为6％；同期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2服务贸易发展迅速。世界服务贸易额从1985年的3809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11，678亿美元，在国际大贸易(货物与服务)中的比重同期从163％上升到188％。3国际货物贸易交换品种多样化。在世界贸易中，占世界出口1％以上的货物从1980-1981年的11种增加到1993-1994年的21种。在发展中国家出口货物中，80年代中期，制成品所占比重开始超过一半；在出口中占1％以上的货物种类从1980-1981年的6种增加到1993-1994年的19种。4发达国家同类货物相互交换增加，主要的经济贸易大国一般既是某类商品的主要出口国，也是该类商品的主要进口国。5国际贸易趋同化。它表现为：电子化贸易手段普遍使用，EDI(电子数据交换)已在国际贸易中广泛使用，其他如电子商务(EC)，电子贸易撮合(ETM)，电子资金转账(ETF)等已在许多国家开始使用；ISO9000系列成为国际贸易商品的共同标准；贸易合同标准化。6世界贸易组织建立，多边贸易体制正式确立。1995年1月1日诞生的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世界贸易进一步规范化，世界贸易体制开始形成。作为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组织和法律基础的世界贸易组织，以其法人地位对所有成员方都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因此，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标志着一个以贸易自由化为中心，囊括当今世界贸易诸多领域的多边贸易体制大框架已经构筑起来。

（三）各国金融日益融合在一起。1金融国际化进程加快。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大银行根据《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开始了大规模合并、收购活动，以提高效益。如法国里昂信贷银行买下了大通曼哈顿银行在比利时和荷兰的附属机构。德意志银行、巴克莱银行和国民希敏寺银行也吞并了一些欧洲其他国家的小银行，以扩大在欧洲的网络。为了提高本国银行的竞争能力，很多国家对于大银行的合并表示了支持的态度，1993年以来，世界排名在200名之内的大银行之间至少发生过25次合并。2地区性经贸集团的金融业出现一体化。欧盟统一大市场建立后，银行、证券公司和投资基金等金融机构可在欧盟内经营不受国界限制的保险和投资业务；美国和日本的银行则可通过收购、兼并等形式加紧渗透欧洲市场，欧洲的金融市场将演变为真正的国际金融市场。3金融市场迅猛扩大。到1995年，外汇交易额已上升为世界贸易额的60倍，全球外汇日交易额已超过12万亿美元。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国际信息的网络化，外汇市场的资金交易正以"光的速度"从一个市场转移到另一个市场。

(四)投资活动遍及全球，全球性投资规范框架开始形成。其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投资成为经济发展和增长新支点。国际直接投资额年均额与年均国际贸易额的比例在缩小，国际直接投资额年均增长率高于国际贸易年均增长率。1990-1996年年均世界出口贸易额为41，14571亿美元；同期，世界各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为2，56535亿美元，二者之比为160∶1，差距进一步缩小。1991-1996年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为118％；而同期世界出口贸易额年均增长率为7％，后者大大低于前者。

第二，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据统计，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已从1985-1990年年均1，55578亿美元增长到1996年的3，46824亿美元。同期，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45005亿美元增长到2，94732亿美元，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从932％下降到849％；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0554亿美元增长到51469亿美元，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从67％提高到148％。同期，全球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从1，41930亿美元增长到3，49227亿美元，其中，发达国家从1，16744亿美元增长到2，08226亿美元，在全球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中的比重从822％下降到596％；发展中国家从24736亿美元增长到1，28741亿美元，所占比重从174％上升到369％。第叁，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并行，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发达国家中主要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同时也是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国家。1995年，德国、法国、瑞典、英国、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荷兰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占当年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56％；同年，除日本以外的上述国家占当年世界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53％。与此同时，一些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1985-1995年，有2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吸收者。第四，国际借贷资金流动量增长很快，证券股权投资迅速发展。1993年流动金额为8185亿美元，1994年增加为9534亿美元，1995年增加为12，584亿美元。与外国直接投资一样，证券股权投资依然偏向于少数新兴市场国家，1995年亚洲就占了流向新兴市场的外国证券股权投资净流量的53％。此外，外国证券股权投资的来源存在一定程度的集中性。1992-1994年，流向新兴市场的这种投资35％以上来自美国，15％来自日本，11％来自英国。近几年来，香港特区和新加坡的投资者也向新兴国家进行这种投资。第五，投上日程。90年代以来，保护和促进投资的双边投资条约数量大幅度增加，截至1997年1月1日，全世界已签署这种条约1330个，涉及162个国家，在5年里条约数增加了2倍。1991-1996年，各国政府共对外国直接投资管理体制进行了约600次调整，其中95％是放松对外资管制的措施。1995年，在64个国家的112项立法变化中，106项属于趋于自由化或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立法。国际社会为达成国际性的投资协议开始行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第一次将投资问题纳入多边贸易的体系，并达成《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出现通过协商建立一个综合性多边国际直接投资框架的行动，1996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第九次会议对未来多边投资框架进行了探讨，并已达成协议。

(五)跨国公司作用进一步加强。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蓬勃发展。第一，跨国公司的数目剧增。据统计，1996年跨国公司已达到44，508家，在全球的附属企业已达到276，659家。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增加到36，380家，所占比重下降到817％；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增加到7932家，所占比重上升到178％。第二，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基地的最大跨国公司日益全球化。按外国资产排列的1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在它们的外国附属企业中拥有17万亿美元的资产(控制了约1/5的全球外国资产)。第叁，跨国公司开始结成新型的"战略联盟"。面对竞争压力、自由化浪潮和新投资领域的开放，越来越多的企业，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采取各种办法参与全球化经济的活动，通过各种形式结成联盟。通过兼并与收购在国外建立自己的生产设施，以保护、巩固和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1988年到1995年间，全球跨国兼并与收购总额增加了一倍，达到2290亿美元。1996年，有45起跨国兼并与收购的规模超过10亿美元。与此同时，一些跨国公司以协定(股份和非股份)方式加强联合。1995年缔结了近4600项这样的协定，而1990年只有1769项。1990年以来，跨国公司之间在核心技术(信息和生物)方面也加强了战略性研究与开发伙伴关系。第四，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规模和重要性日益增加。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在其国家贸易中的比重提高，出现了无国界经济。

(六)经贸文化、人才出现世界性。以全球化、高速化、个体化为特征的多媒体网络正在覆盖全球；出现了经济生活和贸易文化的全球性趋同现象；"国际人"开始走俏，全球性的共同发展目标形成。为了在经济竞争中取胜，"国际人"正在成为各个国家、各大公司的首选目标，培养"国际人"、寻找"国际人"已成为世界性的人才战略潮流。日本公司率先提出"国际人"战略。他们认为，国际人应具备以下10个基本条件：积极肯干，但是不蛮干；人际关系融洽，不以自我为中心；兴趣广泛，知识丰富；外语出色，乐意结交外国人；行动迅速，快食、快眠、快便；迅速适应并爱上异国他乡；意志刚强，富有忍耐性；深谋远虑，但不优柔寡断；安排、处理好家庭生活关系；身体健康，精神焕发。此外，绿色主义、环保哲学，共同反黑、扫黄、打白(毒)和反腐败，共同致力于发展与和平，共同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均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二、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传统的衡量国家之间经济贸易权益的概念与统计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一)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相互依存与互动加强。

1.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经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相互依存进一步加强。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发达国家之间货物、服务、资金、技术和市场高度融合，而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上述关系也在加强。

2.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相互传递障碍在减少，互动性加强。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下，对外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在各国之间的经济传递中的作用在加强。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对外贸易与投资逐渐变成双向传递渠道，发达国家把经济发展与衰退通过对外贸易与投资传递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金融波动也将影响到发达国家。1994年底，墨西哥金融危机震动了全世界；1997年7月由泰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并未使发达国家幸免。

(二)经济全球化迫使人们的概念在创新。1大国际贸易概念出现。在经济全球化下，一国对外经济交往合作中，不能只考虑货物贸易，还要把货物贸易与直接投资、金融、服务、技术综合考虑。因为，货物贸易与投资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两个支点。2将大国际贸易概念与本国经济的调整优化、改革开放密切地结合起来；"贸易立国"、"贸易为本"的传统信条已让位于"经济接轨"和"市场融合"。3变被动接受经济全球化为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是科技革命作用的结果，是大势所趋，纷纷主动改革本国经济体制，发展开放性经济，推行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为跨国公司创造投资条件，并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和活动。4变单边制裁为求得"双赢"。在经济全球化下，一国对另一国单方面采取"贸易保护"、"贸易摩擦"、"贸易制裁"等以邻为壑的措施，已开始由自我保护的工具变成了双刃剑，在制裁别国的同时也会使自己受到伤害。其上策是通过谈判，达成互惠互利的协议，促进双方的经贸发展，取得"双赢"。

(三)经济全球化使国家受到冲击，相互协调成为时代主旋律。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传统的国家内容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原本是一国独有的权利，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同拥有的权力。各国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遵循国际条约、协定、规范和惯例来运作；跨国公司在各国经济生活中地位的提高，使国家对产业政策的干预作用在减弱。在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出现了让与，但它是以对等为原则的。当今世界各国都是拥有的独立国家。共享是让与的前提，没有共享也就不会有让与。经济全球化迫使各国把二者结合起来，出现了相互协调，使它逐步成为各国处理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基石。随着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束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和运行，协调管理贸易政策在国际上和各国贸易政策中开始成为主流。

(四)经济全球化要求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一体化。20年来，面对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产业内部贸易的增长，新贸易理论将产品差异、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等工业组织理论引进传统的比较优势框架，为国际贸易理论分析做出了贡献。但它仍然假定企业只在某一个区位生产商品和服务，将对外直接投资排除在分析之外。同时，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公司)理论成功地解释了不同类型跨国公司直接或间接地创造的各类贸易流动，但仍是以单个企业为依据的投资分析，未推广到国家层次。80年代初以来，经济全球化要求把贸易与投资理论结合在一起分析贸易与投资利益与效益，出现了新的理论分析，其理论模式主要集中于纵向或横向一体化。在这些理论分析中，产品增值链活动的不同假定可以在不同地理位置上进行，在不同的国家可以进行完全相同的生产加工。在贸易与投资一体化理论中，企业行为被分为两大类型：

第一，总部行为。总部行为包括工程、管理和金融服务，以及信誉、商标等甚至可以无偿转让给远方生产区位的服务，这类行为有时被简化概括为研究与开发。

第二，实际生产行为。实际生产行为又可再分为上游生产(中间产品)和下游生产(终极产品)。所有这些行为都被假定为具有规模收益递增效应。由于总部服务的运输成本极低，企业可以将生产行为从总部分离出去，但为了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企业将某些生产行为集中在某一区位。在贸易分析中典型采用的两国均衡框架，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企业在两个国家进行活动时，可以将总部行为安排在母国进行，但其实际生产或转移到东道国进行(纵向一体化)，或者既安排在国内，又安排在国外进行(横向一体化)。因此，现在的企业不仅通过价格和质量进行竞争，而且还通过生产的组织进行竞争。这些理论模型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单个企业的经营活动决定了国内、国际经营企业的总格局。这一问题属于理论分析中的国际化生产部分。一旦国际化生产活动分布格局形成，国际贸易的格局便随之确定。贸易与投资理论的一体化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能以单纯的贸易行为来衡量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

(五)经济全球化对表明国家之间经贸权益的传统概念和统计方法提出了挑战。1传统的对外贸易差额概念未能反映经济全球化下国家之间实际的贸易利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经贸利益出现了几种变化。第一，在产业内部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大量增加下，按总贸易和专门贸易划分的国家之间的进出口掩盖了国家之间在产品价值上的实得；第二，母国公司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母国公司对东道国的商品直接出口，变相地进入了东道国的国内市场，因此，母国公司在东道国国内的投资和商品、服务的销售收益应计入母国的经贸收益；第叁，在一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情况下，把该国进出口贸易额作为该国的贸易利得，更加失实。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下，在计算各贸易国的贸易收益时，上述几个现象不能忽略。2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际贸易统计滞后于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应予修正。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际贸易统计制度来源于美国，并逐渐成为世界贸易各国的贸易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对之都有相应的条款和协定。在国际贸易局限于产业间和投资不普遍的情况下，按原产地进行统计基本上可以反映贸易国的贸易利益。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按原产地统计则会出现两种误差。第一，未能如实反映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大规模的直接投资活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全球化经营，它们生产的零部件、产品的进出口，按价值链、资本所有，理应属于母国，但却计入东道国的贸易统计。第二，原产地规则以货物贸易为主，未包括服务贸易等，因此，原产地统计在不能真实反映货物贸易的同时，也不能全面如实地反映国与国之间的大贸易关系。

(六)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的机遇。

第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和资本外投。1996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1997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1996年接受了129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外投资了510亿美元，二者都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它们在获得世界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从1995年的30％上升到1996年的37％。其中，48个最不发达国家在1996年的资本流入量也增加了56％。

第二，促使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由于资本的流入、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活动和本国产业结构的改造，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结构有所改善，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重从1980年的560％上升到1990年的733％和1994年的777％。

第三，迫使发达国家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予以考虑和解决。发达国家日益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下，它们的经济稳定和发展有赖于发展中国家。在债务解决、地区经济一体化和联合国的改革等问题上不得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权益。

第四，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改革。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1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发达国家构筑以其为中心的国际经贸基础。在此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将会受到更大的削弱。2发展不平衡在加剧。

第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平衡在加剧。经济全球化为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国际资本开拓了寻求更高利润的地域和空间，在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相差甚大的背景下，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在拉大。1965年，七个主要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是世界最贫困国家的20倍，1995年扩大到39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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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通道

最近的10年,全球化过程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因素。而外国直接投资(FDI)成为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外国直接投资是全球性资本集聚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形式。FDI的上升的步幅远远的超出国际贸易和其他相关的投资形式。2006年全球FDI急剧地上升了34%,尽管最高的纪录是2000年1.4万亿美元。FDI的持续的上升反映出高经济增长和强的经济实力。这种成长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样发生。20世纪末的最后20年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加。中国政府提倡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初目的是鼓励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获取管理知识和自然资源。这些企业有政府的大力支持,而非单纯的对外贸易企业性质。在20世纪90年代,自由化和市场经济的兴起促使当地或省级政府有权激励和监督对外投资企业事宜。21世纪初,一项新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走向全球”政策开始在中国实施。这项政策为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提供了大力的、公开的政府支持和管理支持。在加入WTO之后,中国政府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支持。

二、中国ODI区域定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放在制造业和自然资源获取上。如今,支持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需要之一便是能源。未来20年世界能源的需要将以75%的比例增长,而中国和印度将占其中的45%。单独在中国的能源消耗预计在2000年到2025年将翻番,中国能源的消耗量大于其国内供应量,特别是石油。中国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拥有全球能量储备的10.7%,但由于其众多的人口数量,人均储备却非常低。这让中国越来越依靠能源的进口。在中国最重要的进口能源便是煤炭,中国占全球煤炭使用量的70%。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煤炭储备国,拥有煤炭3340亿吨,但其消耗也大,以自给自足来算最多维持200年的使用。然而,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带来了新的能量需求,如石油,并且这种需求在国际油价确定上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2006年,这些项目的投资占了整个对外直接投资的60%。中国对能源和食物的巨大需求以及资源的缺乏,导致自然资源的获取成为其重要的环节。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引起了亚洲的强烈关注。然而,据2007的统计公报显示,2005至2006年期间中国对拉丁美洲的投资超过对亚洲的投资,这点引起世界的更大关注。拉丁美洲的投资说明中国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拉丁美洲提供能源、水资源和各种各样不同的滋养品。拉丁美洲最大的资源储备区在亚马逊丛林。中国已在该区建立了不少投资项目。其中,最大的项目集中在能源上,如自2006年中国在ANDES石油公司的投资超过了10亿美元,而最近中国政府在核电项目的投资超过20亿美元。

“走向全球”策略对中国企业增加对外出口额、开辟新投资领域和扩展市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存在的问题

尽管中国政府在对外直接投资上做出了必要的努力,但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水平视乎不能支持其对能源需求的增长。中国传统的管理方法是计划经济下形成,它缺乏对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管理理念的理解。随着中国经济的演变和发展,掌握西方管理理念下的行销、财政管理、存货控制、人力资源和国际商法等管理人才明显缺少。另一方面,中国的金融市场由银行控制,并且大多数公司的财务来自银行业务系统。超过所有商业贷款的四分之三来自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大多贷款去了国家部门――在2001年和2004年间,73%短期银行贷款去了国有企业,对私有企业的贷款虽然在量上有所增加,但所占比例仍然维持在总借贷的0.3%的低水平。

中国国有银行在信誉客户方面,缺乏商业性可行性强的信贷标准和良好的商业刺激机制。还有,中国政府能够通过财政系统和国有银行部门对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控制。此外,政府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办理手续进一步控制对外投资行为。如此一来,对外直接投资只适合享有国家支持的大型企业和主要国有企业。

这不仅仅是中国能否获得资源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实体本身也存在问题。更多的努力必须放在提高企业管理才能和改善金融制度方面,这两者决定了对外投资的方向和程度。

四、结论

众所周知,中国已经关注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布局。片面认为中国只关注当前资源投资的想法是错误的。中国已经建立了一套战略政策途径来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中国积极地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其辐射范围不仅涉及在亚洲国家,还涉及到拉丁美洲和非洲各国。

总之,中国将建立一个崭新的全球秩序。如今,西方国家的某些衰落,如错误实践,缺乏对公司、产业和人的控制上,已成为现实。现在是中国成为全球重要角色的时候。然而,中国如果想要增加对外投资,发挥更大作用,必须解决其结构性问题。培养良好的管理才能和完善更有效的金融体系应该是目前中国政府追求的主要目标。

参考文献:

[1]China in Latin America,Perez, 2008

[2]Statistical Bulletin from China,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