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礼仪的共性和差异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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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西方礼仪文化的差异

1.交际礼仪的文化差异

中国人日常见面打招呼，一般都是关于吃饭、去处、去做什么事情等，这使得人们感觉到一种亲切感。然而在西方国家，这种寒暄方式反而会使对方感觉到突兀、尴尬，甚至厌恶，在他们看来这种打招呼的方式是在“盘问”，是在打探他们的私生活。对于西方人来说，日常问候只需一声“你好”或标明时间来区分的问候：“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又如，尤为特殊的是，英国人见面一般只谈论天气：“今天天气很好啊！”

在称呼上，汉语中一般只有彼此很熟悉甚至亲密的人才可以直呼其名。而在英语文化中，人们则在很大范围内都可以“直呼其名”。在英语中，“先生”和“夫人”是用来称呼不知名的陌生人的。对于女性来讲，十几或二十几岁称呼为“小姐”，之间不分长幼尊卑，已婚的可称其“女士”或者“夫人”。家人之间可以互称姓名或者昵称，可以叫父母的名字。所有男性长辈均称之为“叔叔”，所有女性长辈均称之为“阿姨”。而在汉语文化中，一定要严格分清老幼辈分等关系，否则就是及其不礼貌的。

在告别语方面，中英两种语言差距也较大。如医生和病人告别的时候，汉语中多数会说“多喝温开水”“注意加减衣服”“好好休息”之类的话，以此表示对病人的关切。但英语中这样的表达往往会被认为是唐突和冒犯，西方本文由收集整理人一般只是简单地用“请多保重”或者“祝您早日康复”等来表达。

2.餐饮文化的差异

中国有句俗语“民以食为天”，可见中国人是将吃饭看作头等大事的。中国菜肴素来讲究色香味形意俱全，营养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而西方国家则是讲究科学的饮食，注重营养的搭配以及吸收。西方人的饮食多是为了更好的生存和健康状态，似乎不太讲究色香味形意的搭配。

对于餐饮氛围，中国人很享受喜庆热闹的氛围，喜欢大家围在一起营造一种其乐融融的氛围。中国人在餐桌上没有很特别的礼仪，除非是在很正式的宴会上。而西方人则享受幽雅娴静的用餐环境，他们很重视自己的用餐礼仪，强调文明用餐，如在进餐时绝对不能发出不雅的声音。在宴请礼仪方面，中西方也是各具特色的。在中国，向来都是以左为尊，地位最尊贵的客人要被安排在最左边的上座位置。而在西方则是以右为尊，男女间隔而座，女宾的席位要比男宾的席位稍高些，男士要给自己右边的女宾拉椅子，以示其对女士的尊重。另外，西方人在用餐时要端正而坐，他们认为低头，弯腰或者用嘴凑上去用餐，都是很不礼貌的行为。用餐时，西方国家的主人不提倡大肆饮酒，而在中国的餐桌上酒却是是必备之物，以酒助兴，有时也是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尊重。

二、中西方教育背景的文化差异

教育是所有国家振国固邦的重要因素，中西方国家都着力发展现代化教育，推动教育改革与创新。教育的改革与创新包括与教育有关的一系列环节的改革与创新。这其中教育理念与教育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尤为重要。

就教育模式来看，考试是当前世界各国选拔人才的最主要手段。然而，考试在各国考试又存在很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就体现在各国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上。

深受几千年来科举考试制度的影响，中国历来重视考试成绩。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大力发展现代教育，我国的教育事业为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张提供了了大量的人才。但由于受种种的社会因素及某些传统观念的束缚，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教育事业仍然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

就美国而言，美国的基础教育及其注重对学生创新精神以及实践能力的培养。而我国的基础教育相对漠视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培养，尤其是不够重视对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的培养。中国的家长和学校都将“应试”作为学习的目标。

就国际数、理、化“奥赛”而言，我国对其重视程度无疑超过了任何国家。某位参赛选手在“奥赛”中获得了金牌，其省教育部门的领导及学校地领导和教师们为其组织了隆重的仪式并全程拍摄，此段拍摄在其省电视台黄金时段播放。相比之下，美国教育对此事要很漠然得多，有甚至连相应的正规辅导也不进行，这仅仅被看做是对学生某种能力的日常测试。

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结合自己亲身经历及其成功经验，对中美教育的差异发表了自身的见解：杨振宁教授指出：“中国留学生学习成绩往往比美国学生好得多，然而，10年以后，科研成果却比人家少得多，原因就在于美国学生思想活跃，动手能力和创造精神强。”杨教授还通过他所指导过的中国研究生总结了中国学生的某些共性：在考场上游刃有余，一到实验室却不知所措。他曾在一次演讲中用一个生动事例来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对一个将上海交通地图背熟了的外地学生和一个完全没有背上海交通地图的上海本地学生进行有关上海交通知识和能力的测试。在考场上，外地学生的分数遥遥领先，当两人进入上海市内交通中进行实地比赛时，外地学生不知费了多少周折才能成功，而上海学生却能轻车熟路地达到目的。

就具体的教育实践而言，中国的传统教育重视知识的传授而轻视能力的培养；重视分数的提高而轻视人格的塑造培养。在这种教育模式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培养出学生和人格本位，培养出的只能是分数本位。

基于以上差异，经过反思，我们得到如下几点认识：

其一，我国的基础教育存在着明显的强弱不等的现象。强是指我们过多强调对学生基础知识的全面传授和牢固，过多强调对学生考试能力的训练扎实而有效。弱则是是指我们对学生的动手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普遍薄弱，对学生创新精神和能力的培养重视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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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差异 对外交流 文化教育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深深根植于语言，因而学习语言时不可忽略语言所承载的文化，这是社会语言学家的通常看法。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在其著作《语言论》中指出：“语言有一个环境，它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能脱离社会继承下来的传统和信念。”因此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之间是密不可分的。

外语教学很重要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对外交流的能力。近年来，我国跨文化交流的研究使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教学中越来越受到重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提高外语人才文化素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提出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而这种交际能力除了包括正确运用语言的能力，还包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宽容性以及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能力交际的有效性。当然这就不完全取决于语言形式的正确与否了，更是要考虑该语言形式所涉及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内涵。

中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念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国学生在传统互赖性文化背景的影响下，提出问题、发表看法，习惯于运用委婉含蓄的方式，而英美文化，则更强调个性的独立与张扬，在语言表达上更加直截了当。因此对于学习者而言，文化上的共性较易掌握，对于差异或者个性，往往缺乏了解，易于造成交际失误。因此在教学中作者发现学生运用语言时常以“中文思维+英语表达形式”来套用所学词汇和表达句子。这时就会出现不得体的句子，在交际中产生失误或尴尬局面。所以在英语学习时，当学生的文化背景与英美文化背景发生碰撞时，在交际过程中就会不可避免地遇到文化障碍，文化障碍给语言教学带来了许多困难，这种文化差异也影响着外语教学。如果没有得到解决的话，必定会影响对外的交流。

下面列举在文化差异方面的一些最基本的实例，说明研究这一问题的必要性。

（一）致谢：在中国，亲戚、朋友当中一般不说“谢谢”，你要是这样讲，对方会觉得被当作外人，少了亲切感。而在英美国家，“Thank you”几乎整天挂在嘴边。

（二）谦虚：中国人以“谦虚”为自豪，美国人以“坦率”为荣。中美两国人对称赞有着不同反应。当有人称赞你或你的家人时，中国人通常会说：“哪里，哪里，不行的，还差得远呢”等等。相反，英美国家人遇到这种情况，通常会说：“Thank you”表示感谢并会十分骄傲地夸耀自己孩子的成绩优秀等。

（三）就餐时：交谈是西方餐桌上的重要活动之一，西方的就餐是绝对安静的行为。菜是一道一道地上，每道菜之间，留有余地供大家安静地与邻座的人交谈。一些就餐时的闹声都应尽量避免。

（四）打招呼：在中国，熟人或朋友见面通常会问候：“到哪儿去?”“吃了吗？”等。我们对对方的答话内容并不真正感兴趣。但若要译成英语，就会变成期待对方给予答复的真正问题，就不再是打招呼或寒暄了。英语中，“Where are you going?”只能在特定场合使用，否则会被认为是在干涉别人的隐私。

从以上这些文化差异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不了解语言中蕴涵的文化知识，那么有时就会出现交际失误甚至是错误。所以，重要的是要把对文化的理解融入到语言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增强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

克服文化障碍，促进教学。

一、加强文化教学

了解文化是为了更好地掌握和使用语言，语言的使用是为了交际。因此，在课堂上，可结合教学内容，采用介绍相关文化背景知识、讲解词语文化、对比文化差异等教学方法。

(一)文化背景知识。介绍与教学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有助于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如：在学习教育类的文章时，可向学生介绍英美国家的教育体制，开放教育的提出、开放课堂的出现、开放大学的普及以及目前英国的继续教育情况等。学习西方节日的时候，要介绍西方重大的传统节日，如：圣诞节(包括其来历、耶酥诞生、圣诞老人等)；感恩节(其起源、感恩节的食物等)。学习经济金融类文章时，可介绍世界银行以及各大知名银行，以及银行内部各个部门的职责。

(二)语言练习。英语的学习离不开练习。对于学过的有关情景交际的对话，教师可以先就学习过的话题给予一定的指导，然后再创设一个类似的情景，让学生通过使用学习过的内容进行练习。话题可以结合课本的内容。通过一系列的交际练习，有些学生原本觉得生疏的内容就会变得熟悉；有些模糊的概念就会变得清晰，在日后的学习和交际中就会自然而然地用英语去思维和表达。

此外，语言教学也应该合着时代的节拍，展示给学生鲜活的语言与文化。引用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的观点：“应该教活的、使用中的语言。”因此，在教学中适时地介绍一些流行语、酷英语、俚语等，既有助于教学，又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对比文化差异。这是一种适用且有效的文化教学方法。如：在学习文化差异方面的课文时，可对比英汉两民族打招呼的差异；对比英美人和中国人发出和接受邀请的不同方式；对比不同的餐桌礼仪；对比中西方称谓关系的区别；对比不同场合下的握手礼仪等等。让学生从中了解到各个国家有各自的文化、风俗习惯。

二、加强教师的引导作用

首先，教师要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应具有广博的知识，多学习一些西方的文化知识，特别是英美文化，了解西方风土人情、文化习俗等。其次，教师在进行语言教学的同时，还必须从文化思维模式的视角从宏观上给学生加以指导。在教材中课后的英译汉和汉译英练习中，这种常见的基本技能训练，体现了不同思维模式下语言基础结构方面的差异。因此在训练中教师的指导不可忽视。第三，引导学生在阅读文学作品、报刊时，注意积累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等方面的材料，扩大视野，增强对文化的理解力。

三、综合应用多种辅助教学策略

利用幻灯片、电影、电视、多媒体等教具，播放一些关于西方文化的影片、电视节目。如：电视英语教学节目《走遍美国》，尤其是电影提供了一个真实的语言环境，生活化、场景化。这不仅使教学更形象生动，而且让学生体会到了英美社会丰富的文化材料。还可利用外籍教师，举办一些介绍西方文化方面的讲座。

著名语言学家叶蜚声曾指出：“一门语言是探索一种文化的灯火，一门语言正是了解那个国家、那个民族的一个窗口。”外语教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比较注重语言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语言使用与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因此，在向学生传授语言知识的同时，要学习该语言赖以生存的文化。这样才能帮助学生克服学习中的文化障碍，提高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改变教学思路、改进教学方法。

参考文献：

［1］张安.论外语教学的文化意识培养文化导入［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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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饮食构成不同。

西餐是以肉蛋乳为主，以蔬菜水果和谷类为辅，而中餐则是以谷物、蔬菜为主，以肉蛋乳和水果为辅。因此，西餐无明显的主副食区别，而中餐则主副食界限分明。故中国人吃饭既重视“菜”，也重视“饭”。因这里的“饭”主要是指“主食”，如中餐中的米饭、馒头、花卷、面条、烙饼、包子、饺子、粥及各种面点等谷类、薯类食品。不过，在这类主食中有的是主副食兼顾，如饺子、包子、馅饼等，其味道鲜美，营养全面，食用方便，特别是其中的饺子最受中国人欢迎，可谓是中国的“国食”。

那么，中西方人的饮食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这要从各民族以何业立国而论。西方许多民族自古以畜牧业立国，饮食自然多肉食。而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故饮食以谷蔬为主。有的人说“西餐讲营养，中餐讲味道”，这是中西餐的最大差别之一。笔者不敢苟同。西餐中的脂肪、蛋白质严重过剩，其弊端显而易见。相反，许多西方学者倒认为中国人的饮食结构是最科学的。至于讲味道，追求美味是人类的共性，西方人也不例外，不然西餐为什么也用香叶、鼠尾草、熏衣草等香料调味呢？只是东西方人的习惯口味不同罢了。

第二，就餐工具不同。

由于饮食构成不同，就餐工具必然有别。中餐用筷子，西餐用刀叉；中餐多用碗，西餐多用盘，等等。这又是为什么呢？试想：面对餐桌上带血筋的大块肉、大块面包，筷子如何有用武之地？而面对盘中的蔬菜段或炒肉丁之类，刀叉又能有何作为？但中国人也不是都不用餐刀，以畜牧业为主的民族，没有餐刀如何对付烤全羊等美食呢？由此可见，就餐工具是由其饮食构成决定的，并无高下之分。

第三，烹调方法、炊灶具有别。

中式菜肴的烹调方法多达50多种，而西餐的常见烹调方法不过十几种，所以中西餐的炊灶具自然也各具特色。

第四，中国自古药食同源，而西餐与西药却从来毫不相干。

笔者认为，这是中西餐的最大文化差别。在中国人看来，几乎所有的食物都可入药；许多药物也是食物，除食用营养功能外，还可用来调理人体的某些不适。我国有关这方面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民谚中就有许多这方面的文化精华。如中国民谚曰：“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以常见蔬菜萝卜为例，中医数千年实践证明：萝卜有消积滞、化痰热、宽中下气、解毒等功用；而这些症状是人们在冬季最容易染上的不适。上述病症初起者，适当吃些萝卜即可缓解病症。而无此类病症者适当吃些萝卜则可预防上述症状――这就是冬吃萝卜的妙处。说起这类“食补胜药补”、“食疗胜药疗”的话题，中国人大多都明白。但若同普通美国人谈这类话题，他们大概会觉得一头雾水吧。这类养生文化优势无疑也是中餐的最大优势，也是最符合人类新潮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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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英汉 礼貌原则 对比分析 差异 共性

一、引言

对礼貌原则的研究在西方语言学界已有较长的历史,Goffman,Brown&Levinson,Leech等人近些年来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国的语言学家,如顾曰国等,也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有意义的探索。顾曰国吸收与借鉴了Leech的六条礼貌准则,归纳了五条汉语文化中的礼貌准则[1]。世界上有许多操不同语言的民族和隶属不同文化圈的国家,他们也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礼貌原则,而且即使是同民族、操同种语言的人,他们对礼貌的看法和理解也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出差异性,那么人类社会应该存在有许许多多的礼貌原则,如果真是这样,人们在跨文化交际中,又该如何交际呢?到底应该遵守哪条礼貌原则呢?为了对以上的问题做出一定的探索,本文对比分析了在中西方具有代表性的礼貌原则,论证了它们在本质上有共通之处,而二者在不同的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性则是礼貌原则在共性基础上的个性表现。

二、关于礼貌原则的研究与理解

礼貌是各种文化所共有的一种社会现象。它制约着人们的言行,协调着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交际活动。言语交际成功与否、效果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选用恰当的礼貌表现方式和礼貌用语。伴随着语用学的诞生,礼貌问题逐步成为这门学科的一大研究主题。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外学者分别从心理学、人类学、语用学、修辞学等多个角度对礼貌语言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不少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

Grice提出会话合作原则之后,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在多个研究中凸显出礼貌因素在交际中的重要作用。R.Lakoff认为,在某些非正式的交谈中,肯定并加强双方的关系比思想的交流显得更为重要。因此,礼貌因素在决定会话的有效性中占主导地位[2]。Leech从语用学和人际修辞的角度对交际活动中的礼貌原则进行了新的归纳和分类。它们由得体、慷慨、赞誉、谦逊、一致和同情六个准则构成。(1)得体准则(Tact Maxim):尽量少让别人受损,尽量多让别人得益;(2)慷慨准则(Generosity Maxim):尽量少让自己得益,尽量多让自己受损;(3)赞誉准则(Approbation Maxim):尽量少贬损别人,尽量多贬损自己;(4)谦逊准则(Modesty Maxim):尽量少赞誉自己,尽量多贬损自己;(5)一致准则(Agreement Maxim):尽量减少双方的分歧,尽量增加双方的一致:(6)同情准则(Sympathy Maxim):尽量减少双方的反感,尽量增加双方的同情[3]。Leech的礼貌原则首先总结了礼貌语言要注意的六个方面,实质上是三个对立方面,依次为:言语行为中的受损受益问题、谈话中如何对己待人的问题以及如何、寻求一致的心理适应问题。此外,Brown&Levinson在Goffman等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成熟的面子理论,力图将面子作为一种普遍的语言现象来研究。他们认为面子是每个社会成员想为自己争取的公开的自我形象。人们在交际活动中希望彼此维护对方的面子,并随面子威胁程度的增大而采用较高程度的礼貌策略。面子威胁程度的计算取决于交际双方之间的社会距离和社会权利的差别以及特定文化对具体语言行为强加程度的认定。[4]

顾曰国的研究代表了中国学者的研究水平。他吸收与借鉴了Leech的六条礼貌准则,对比分析了英汉礼貌现象,指出了英汉文化上的差异,并追溯了现代礼貌概念的历史渊源,根据礼与礼貌的联系,也归纳了五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准则:(1)贬己尊人准则;(2)称呼准则;(3)文雅准则;(4)求同准则;(5)德言行准则。[1]

三、礼貌原则研究的文化共性

从Leech礼貌原则的提出到目前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尽管人们对其存在的普遍性提出了质疑,并试图提出一些既能反映人类礼貌本质,又能符合本民族习惯的礼貌原则,但迄今尚无更好的原则能达到Leech礼貌原则的高度,被各国大部分学者赞同。因此,Leech的六准则仍是目前带有一定普遍意义,对人们的日常言语行为能提供指导的原则。Leech的礼貌原则从六个不同的侧面,概括了人类在言语交往过程中经常采用的礼貌性策略,在本质上来说,与汉民族大体相似。我们可以将Leech的六准则和顾曰国的礼貌五准则加以对比,就不难发现,其实无论是Leech的六准则还是顾曰国的五准则,都是对人类言语行为礼貌的概括,具有一定的兼容性和普遍性。Leech在研究礼貌现象的基础上,效仿Grice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提出了礼貌原则,不仅完善了Grice的会话含义(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而且回答了一些合作原则无法解释的问题。顾曰国吸收与借鉴了Leech的六条礼貌准则,对比分析了英汉礼貌现象,指出了英汉文化上的差异,根据礼与礼貌的联系,也归纳了包含五条准则,具有“中国特色”的礼貌原则。

不同文化渊源和语言体系的人在交际中具有相同之处,我们似乎可以试着建立一条世界各民族、各文化都适用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礼貌原则。根据“惠”(benefit)和“损”(cost)的关系,可以看出礼貌交际的核心是注意到人们喜欢听好话,不喜欢听坏话,因而交际的总原则或策略就是“投其所好”,实质就是设身处地为他人利益考虑。它是达到交际的“社会目的”(social goal)的手段,而这样做恰恰也是为达到交际的“真正目的”(personal goal)扫除障碍。无论是顾曰国提出的五准则还是Leech提出的六准则和以上所提的礼貌原则都是一致的,都是“other oriented”,而具体到二者而言,它们也是本质相同,只是提法各有侧重而已。[5]

综合分析,在中英文化中礼貌原则在一下一些方面表现出了共性。(1)等级性:在言语交际中遵守礼貌原则的同时,必须注意到礼貌原则涉及不同的礼貌级别这一特性。(2)冲突性:Leech在Pragmatic Principles一书中指出语用原则之间常常发生冲突,出现顾此失彼,或为了强调某一原则或准则而削弱另一原则或准则的现象,礼貌原则也不例外。礼貌原则的冲突性即表现既可能同合作原则冲突,也表现在礼貌原则中各准则或次准则在同一话语中可能发生冲突。(3)合适性:礼貌原则的合适性表现在应用礼貌原则时要根据语境的要求,确定礼貌级别,即根据谈话的不同内容、谈话的不同对象和谈话的不同场合,考虑双方的受益和吃亏程度,确定相应的表达礼貌的语言手段。(4)目的性:无论是Leech的六准则,还是顾的五准则,人们都不是均衡地使用它们,而是由具体的语境与会话目的决定它们的使用情况。

四、礼貌原则的文化特性

如上文所述,礼貌原则在指导人际交往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指导意义。但礼貌原则乃至其涵盖的准则和实施方案都可能因文化而异,这种文化差异是否就能忽略不计呢?

中国社会中的礼貌原则是“礼”制约下的行为,古往今来它一直是制约人们的社会行为的重要规范。中华民族重视“伦理”道德,本质上就是对“礼”的重视。“伦”就是等级、类别之间的次序。“理”就是这种等级秩序遵循的规律。这种“上尊下卑”与西方社会所希望的“人各有身,身各自由”,有明显区别,必然在对礼貌原则的诠释中会表现出差异性。[5]

同时,英汉语言中所体现出的礼貌原则的差异性是多方面的,它可能体现在以上所述的“礼貌”的内涵,礼貌准则(Politeness Maxims)的选择;礼貌在言语行为方面的分布(在哪些言语行为方面讲究礼貌);相同情景中礼貌方略的选择;积极和消极面子;礼貌与人际间的社会地位的关系;涉及的话题等众多方面。

我们不妨把Leech的六准则作为跨文化比较的参数,以示中西方在人际交往时在礼貌原则的运用中的差异。尽管这些准则在不同程度上在汉文化中基本适用,但差别是极为明显的,首先对准则的选择会因文化而异。美国对于谦虚准则的应用方面显然不及东方人,东方人为了显示谦虚,可以违背合作原则中的质准则和量准则,而美国人则不会违及质准则和量准则去表示谦虚。[5]

中国学者在国际会议上作报告,结束时喜欢按照中国人的习惯说几句谦虚话:“本人学识、能力有限,文中所谈,定有不妥之处,望各位多多批评指教。”然而在英语文化中,报告的价值和报告人的权威是无可置疑的。人们选择的往往是中性的结束语,感谢听众所表现出来的兴趣,如:Thank you for your presence and interest!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文化都遵从了“礼貌原则”。不同的是:中国人的“谦虚”主要体现在“卑己尊人”。而西方人“尊人”不“卑己”。在中国的传统伦理中,儒家的注重礼仪、讲究群体协调的思想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人们把谦虚看作一种美德。《书经》上说:满招损,谦受益。基于这种认识,中国人历来看不起那些自高自大的人。倘若受到恭维和赞扬或写文章、作报告不说些谦虚的客套话,就会有自不量力、目中无人之嫌。然而,在同样的场合,英美人的反应却恰恰相反,在他们看来,不尊重事实的谦虚就是虚伪,既然知道自己的论文或报告有不妥之处,就应该修改后再来讲,否则不是在耽误别人的时间吗?因此,上述两种不同的恭维和自谦,都是源于英美文化中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和汉文化中的集体主义(collectivism)。从社会语言学的观点来看,称呼行为(address behavior)具有极其丰富的社会和文化内涵,它可能是社会中权势和平等性的象征。根据英国Brown的研究成果,称呼语之使用有两种范畴:对等式称呼(reciprocal)和非对等式称呼(non-reciprocal)[6]。社会的称呼系统远比英语国家复杂。中国习惯于非对等式的称呼类型,而英语国家偏爱于对等式。中国非对等式之称呼语的使用表现出一种权势取向,它是垂直式社会关系的标志。而英语国家由于受西方平行社会关系、个人本位取向的影响,人们所推崇的对等式称呼较充分地表现出平等的文化取向,是一种平等式社会关系的标志。[5]

五、结语

通过上文的对比分析,我们能够看出由于不同文化的差异导致了表现礼貌的语言手段以及对礼貌的判断标准在不同文化中有所差异,生搬硬套按照某一文化背景构筑的礼貌原则,或是按自己的礼貌准则去衡量另一文化中人们的行为表现都必然会遇到各种问题。但是这种差异绝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建立在一个共同基础上的,这个基础就是不同文化间礼貌原则的共性,是人们对于成功交际的共同需求。

参考文献:

[1]顾曰国.礼貌・语用与文化[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2,(4).

[2]Lakoff,R.Woman’s Language.Language and Style,(10),1977:222-248.

[3]Leech,G.Principles of Pragmatics.London:Longman,1983.

[4]Brown,P.and Levinson,S.Politeness: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5]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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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体距 体距差异 汉语课堂 启发

一.体距的含义及分类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Schopenhauer）曾经讲过一个寓言：在寒冷的冬日，一群豪猪为御寒而彼此挤到一起，可是很快它们便感觉到对方有刺，于是相互分开，而寒冷迫使它们再次相互靠近，结果又被刺痛。就这样反反复复，直到最终找到一个使大家都能忍受的最佳的适中距离，这就是叔本华的豪猪法则也叫刺猬法则同样，社交的需求使人们走到一起，但每个人自身不同的性格和一些特殊的毛病又将每个人相互之间的距离拉开。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需要找到一个让大家彼此都能忍受的最佳的适中距离，这种距离体现了一种礼貌和良好的举止。如果距离太远会使人感觉冷漠，满足不了社交的需求，而距离太近，有可能会发现对方种种令人生厌的性格和让人难以忍受的毛病，容易失去身份认同，迷失自我，如何找到并保持一个最佳的适中距离成为人际交往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良好交际的必要条件，所以人与人之间要保持适当的体距。

体距即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研究人们在交际时保持相互间身体的距离并由此而体现出来的特定的含义。它认为个人以及个人扩展的范围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爱德华・霍尔在《无声的语言》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分为四种：亲密距离、个人距离、社交距离和公众距离。亲密距离（15-46cm）适合用于夫妻关系及情侣之间；个人距离（15-76cm――76-120cm），限于朋友、熟人，或亲戚间的交往；社交距离（120-210cm――210-360cm）适用于正式的外交活动，公共距离（360-450cm――750cm）适用于演讲，不适合人际沟通。

二.西方国家与中国的体距差异

交际双方所处位置的距离不仅告诉我们双方的关系、心理状态，也反映民族和文化特点。交际距离因文化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在西方国家，如德国、英国和美国，人们的空间观念比较强。在美国，如果男性勾肩搭背可能会被认为是同性恋。在德国，男女在与人相见时都喜欢握手；在美国，女士很少握手；在前苏联，男士见面时常爱拥抱和亲吻；在伊斯兰国家，同性之间也习惯拥抱和吻面颊，在异性之间却严格禁止体触，连握手都被视为禁忌；在泰国，人们都在公开场合避免体触，触碰别人的头部则会犯下大错。而在中国，男性之间时为了表达亲密，搂着肩膀也是十分常见的，女性之间，挽手牵手挎着胳膊更是随处可见。但无论在中国还在英美，两个女人在谈话时要比两个男人谈话的离靠得近些。西方国家异性见面交谈时体距比中国异性之间的体距要小得多，因此中西方异谈，中国人往往产生错觉，认为英美人在向自己表爱意。而事实上，英美人总是与他人保持一定的体距，以免发生体触（亲密关系除外）。一位美国心理学家做过一个试验：在一个空荡荡的阅览室里，一位读者刚刚坐下，心理学家就坐在她（他）旁边，试验了80次，没一人能忍受一个陌生人紧挨着自己坐下，大多数人都默默地换了一个远一点的位置。也有中国人如法炮制在一所大学自习室里做了这个试验，当一个人坐在中国学习者旁边时，没有一个中国同学离开自己的位置，只是将自己的学习用具挪得离自己更近些，让出位置给新来的那个人。由此可见，中西方对于他人侵占自己的空间时所采取的态度不同，西方人会主动保护自己的领域而中国人只是内心回避。

以上可以看出，中国人“体距近”，英美人“体距远”。而这一差异体现了东西方人对于“共性”和“个性”或者说对于“群体”和“个体”的不同看法。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差异，原因是很多的，如两个民族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不同，民族信仰的不同。

所以，我们可以说东方广袤的中原大地滋生了“集体主义”，“共性”是准则，体现在体距上是 “体距近”；西方浩瀚的大海养育了“个人主义”，“个性”是准则，体现在体距上是“体距远”。

三.体距对对外汉语课堂的启发

在韩国教学的这段时间，我发现韩国虽然是东方国家，但是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我认为他们属于“体距远”的类型。在汉语课堂上，对于不熟悉的人他们不愿意一起坐，刚开始的时候甚至不会主动和同学说话，他们喜欢有自己独立的空间。除非老师要求对话，他们很注重个人的空间，虽然他们愿意和老师交流，但是对于距离还是很敏感的，为了更好的汉语教学，老师和学生也应该保持距离，这种距离应该是社交距离，特别成人学生，他们希望和老师多接触，多交流，但是老师也应该遵守体距原则，与学生保持距离。而对于小学生，与他们熟悉后，这种距离可以近一点，可以是个人距离，这样让学生感觉到老师的亲切，更有利于汉语教学。所以针对不同的群体这种体距也是有差别的

在对外汉语课堂教学过程中，汉语教师和来华留学生的文化背景不同，对外汉语课堂中师生之间的交流一定是一个跨文化交际的过程。同一个班级的学生或者不同班级的学生都是来自不同国家，他们有着不同的民族信仰和文化背景。虽然很多留学生因为喜欢中国文化而学习汉语，但是他们来中国之前的教育基本都是在自己家完成。在他们心中有着自己国家的文化标准。关于非语言交际中的体距，有些国家的学生可能特别注意到这个问题，习惯用自己国家的体距标准来衡量中国人之间的体距。他们在自己心中已经有了一个体距的标准，喜欢他人离自己比较远。也有学生不太在意师生体距这个问题，他们习惯聚集在一起生活，无论是上课还是下课都喜欢身边不远处有朋友。如果你离她太远，她会以为她把你惹生气了。控制师生之间的体距，可以促进对外汉语教学；反之，则可能产生跨文化交际冲突。课堂中教师与学生之间并不是非常正式的外交场合，也不是以演讲的形式呈现，而大多数是小班授课的形式。此时师生间的空间距离更像朋友的距离，但是很多留学生有自己的个人空间，不希望老师进入。所以，课堂中的师生体距应该比个人距离大一点，又比社交距离或者公共距离小一些。它不属于个人距离，也不属于社交距离和公共距离。这正体现了对外汉语课堂中师生体距的特殊性。根据霍尔提出的个人距离、社交距离、公共距离的具体数值，有研究表明适当的师生体距为120-360cm。但是这不是绝对的，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汉语水平、不同培养目标下的留学生对于对外汉语课堂中师生体距的态度不同。我们也要因人因地而异。

作为一名汉语教师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汉语基础，较好的讲课能力以及课堂组织管理能力，更需要充分发挥非语言交际能力，从而更好的完成跨文化交际。课堂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远近属于非语言交际，也是教师的一种自身素质和礼仪规范的体现，这种素质和教师的仪表一样重要。到底应该与学生保持多远的距离，要依据不同国家的学生而不同对待。更需要根据学生间的个体差异性而区别对待。课堂是由教师、学生共同来维持的。教师忌讳与学生走得太近，尤其是男老师与女学生，女老师与男学生。教师也不应在课堂中与学生隔得太远，可能让学生觉得教师不友好。有的留学生热情地靠近老师，却被他们无意识躲开，使得留学生觉得老师不喜欢自己。对外汉语课堂中师生间的体距反映了学生对老师的态度，也反映了老师对学生的态度。为了很好的教学，有一个和谐的汉语教学课堂，在教学和平时与我们的同学相处过程中要把握好体距原则。

四.总结

体距原则在我们生活社交中无处不在，它折射出本国的文化，它反映出一个国家的道德规范、 行为规约、思维模式及思想意识，对于个人来说，它反映的是一个人的素质和礼仪规范。不管我们是与本国还是外国人交际，都应该注意体距，特别是作为一个汉语教师，所面对的都是不同国家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学生，更要注意体距，把握好体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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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超.非语言交际中的身心距离探析[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11）：26―6.

[3]綦甲福.人际距离的跨文化研究 ―论中国留德学生的人际距离体验和跨文化学习[J].北京外国语大学学报，2007（11）.

[4]施宏.非语言交际的文化差异[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2）：1―2

篇6

关键词：中式英语 思维模式 文化习俗 搭配理论

1.引言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英语作为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越来越具重要性。但在两种语言的相互交换中，人们往往陷入一种困境：有时偏离了标准英语――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的人士使用的英语（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的英语），使英语跑了调，改了腔，走了样，说出了一种既不像英语又不像汉语的第三种语言――中式英语（Chinglish）。换句话说，中式英语就是中国人在学习和使用英语时把汉语的语言规则运用于英语语言规则之中，受汉语的思维方式和相应文化背景知识的干扰和影响而说出或写出不合乎英语文化习惯的畸形语言。中式英语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和修辞等层面，而词语搭配不当是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本文从语义学的搭配理论角度来分析中式英语，旨在帮助英语学习者更准确地使用英语，顺利实现跨文化交际。

2.中式英语的界定

中式英语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中国学生最常见的“because ... so ...”，“although ... but ...”连用这样的错误可称为“狭义中式英语”，而“广义中式英语”这一概念是指任何不规范的用法，不管它是否符合语法，只要它是受中国文化的熏陶，用中文思考而产生的，都可以称为“中式英语”。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是标准英语的一种变体；（2）受汉语思维方式的影响；（3）语法基本正确；（4）不符合英美人的表达习惯；（5）忽略文化差异。

3.中式英语产生原因及其对策

中式英语的形成主要受母语负迁移的影响。英语学习者除了要勤学苦练、奠定扎实的基本功外，还应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英语的思维模式，同时尽可能地掌握西方国家的文化背景，了解一些社会习俗，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避免中式英语的出现。

3.1中西思维方式冲突产生的中式英语及其对策

就文化而言，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包括三个层面：表层的器物文化，中层的制度文化和深层的观念文化。思维方式则被视为观念文化的一个范畴。它是指思维主体获取、加工和输出思维信息的方式。虽然人类思维方式具有共性，但个性差异是存在的。在这种差异中，“西方人见长于分析和逻辑推理，因此思维模式呈线式；而东方人长于整体式，他们富于想象和依靠知觉，因此可以讲是一种圆式思维模式”。在语言表达时，英语重形合，而汉语重意合。也就是说，在语篇构建中，英语大量使用过渡词、介词、关系词、非谓语动词、分句，以此来表现语句间的主次关系、层级关系和逻辑关系。属于分析语的汉语缺乏词形变化，因此须按照时间顺序来实现语言的组合关系。

一般来讲，英语怕重复，好简洁的文风，对随意重复相同的音节、词语或句子往往感到厌烦；而汉语不怕重复，讲求文采，好用华丽辞藻，匀称结构。此外，简洁和复杂的思维方式的差异，还体现在两种语言的结构形态上。由于英语富于形态变化，更多使用综合型表达法，即通过单纯词或派生词来表达；而汉语由于缺乏形态变化，较为依赖短语来表达，即分析型表达法。这样一来，英语表达往往显得简洁明了，汉语却显得文辞冗长（修辞目的例外）。

在深刻了解了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后，英语学习者对英汉语的对比也就更为清晰了，从而在应用英语时就能主动地避开母语对英语学习者的负迁移作用，同时也就能避免使用中式英语。

3.2中西文化习俗冲突产生的中式英语及其对策

文化习俗是制度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人们社会活动和交往中呈现出来的诸多单元事态中的统一体。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不同民族针对自己不同的生活经验进行了不同的语言编码，这种编码是对文化现实间接的和任意的编码，即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编码。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一点，就会陷入中式英语的尴尬处境。

在社交礼仪中，西方人重视个体性，尊重他人的隐私，包括年龄、收入、婚姻状况、购得物品的价格、等。而中国人则强调整体性，把关心他人的年龄、收入、婚姻状况等视为一种美德，询问购得物品的价格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寒暄功能是语言主要的社会功能之一。寒暄语广泛存在于世界范围内的各种语言中。人们以此产生一定的交际氛围或保持友好的交际状态。无论是真情还是假意，寒暄语作为人际交往的粘合剂都是十分必要的，而根植于不同文化土壤中的寒暄语的表现形式却大相径庭。如英国人见了面会问：“How is the weather today?”而中国人见面会问：“吃了吗？”

因此，了解目的语国家的文化无疑可以帮助和促进英语学习者对英语的学习和理解，提高交际能力和质量。

4.结语

远离中式英语，摆脱母语的干扰，是英语学习者面临的一个挑战。中式英语可能以多种形式表现，但归根结底是英语学习者没有完全掌握英语的内涵和真谛。在英语学习和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要采取正确的方法，培养良好的语言习惯，真正学会用英语去思维。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2］林如心.浅谈文化差异对英语词汇学习的影响［J］.语言文化教育研究，2001，（5）.

［3］刘娟.从中式英语看中西文化的撞击［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6，（3）:11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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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寅.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7］徐德玉.浅析词语搭配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4）:155-156.

篇7

关键词：国际商务谈判；谈判礼仪；基本礼仪

一、引言

随着世界经济对外开放发展越来越频繁，国家间的交往也越来越频繁，这也就逐渐加深了贸易的往来，各个国家之间会通过商务谈判的方式来促进贸易的往来。在商务谈判中，礼仪是其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部分。礼仪对于每一个商务谈判人员来说，是必须要遵守的规范。商务谈判礼仪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文化因素。商务谈判礼仪会通过文化作用于各个方面，同时也要求谈判者深入了解商务谈判过程中的礼仪知识。如果能够熟识各国家的谈判礼仪，就会增加更多的机会来促进贸易的达成。

二、商务谈判礼仪的定义

商务谈判礼仪是指公司，企业的从业人员以及其余所有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各种国际商务往来活动中，满足迎合文化适应性而形成的，应该恪守的礼仪与行为的标准。

三、国际商务礼仪的基本特征

（1）国际性

国际商务礼仪，是指发生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商务谈判。改革开放脚步的日益加快，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也变得越来越频繁。各个国家之间的商务礼仪都相互影响，取长补短，从而能够建立了在国际上得到认可的商务礼仪规范。

（2）商业性

国际商务往来活动一般都是商业性的活动，国际商务往来的目标都是相同的，就是建立在自身的经济利益之上，，相互尊重，友好往来，最终实现共赢。

（3）时代引领性

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快，国际商务礼仪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对外的交流也在不断地发展，各个国家之间的礼仪通过相互影响、取长补短，从而使得各个国家之间的礼仪具有各自的特色。时代在进步，国际商务礼仪规范也在日益完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四、商务谈判礼仪的重要性及其作用

（1）商务谈判礼仪的重要性

我国当前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崭新历史期间，在实行全面的对外开放政策的背景下，各行各业都有许多国际商务谈判往来的机会，此时在国际商务谈判中的礼仪就显得尤为重要，它已然超越了一地、一国的范围。因为国与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差异，在一国商人看来是得体的礼仪，对另一国商人可能不是如此，甚至是失体的，这就会造成谈判双方间误会、摩擦的形成，有时甚至会使商务谈判宣告失败。

因此，作为商务谈判人员通晓与之谈判国的礼仪就显得尤为重要。作为从事商务谈判活动的业内人士，只有通识各国特有的风俗习惯、民族文化，继而掌握国际通用的是商务谈判礼仪和礼节常识，才能更有效地进行国际交往，有利于与国际上的商家和谐相处、友好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才能真正实现有礼走天下。

（2）国际商务谈判礼仪的作用

国际商务礼仪在商务谈判过程中占据着重要的作用，是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规范的礼仪可以更好地促进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在商务谈判的过程中，合适的谈判技巧非常重要，不合适的谈判技巧不仅会使谈判双方发生冲突，而且更容易造成经济上的损失。在开放的市场发展环境之下，各国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但是这种竞争不是真枪实弹的。在谈判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争议和分歧，基本的礼仪规范也是必须的。因此，礼仪在商务谈判过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五、国H商务谈判基本礼仪的内容

（1）商务形象礼仪

1）仪容形象

仪容在我们每个人的整体印象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我们的仪容常常会能够给人最直接和深刻的印象。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首先会引起对方注意的就是我们的仪容。

（a）仪容的起点―头发

从头发来看，它不仅仅能够体现出人的性别不同，更多地可以表现出一个人的行为规范、道德修养以及知识层次。

（b）仪容修饰的中心―面容

一般来说，商务人员在工作岗位上都承载了巨大的压力，他们的辛苦自然不言而喻。然而，为了维护公司形象和展现自己的敬业精神，以及为了向对方表现出友好与敬重之意，就算再苦再累，他们在商务往来中也必须保持神采奕奕的精神面貌。

（c）仪容修饰的辅助―身体

2）仪表形象

仪表形象就是指人的外在形象，最主要的就是服装，服装要大方得体，不能奇装异服。衣服穿的好也可以体现一个人良好的外在形象，给人留下好的第一印象。

3）仪态形象

仪态一般包括人的表情与举止。仪态美一般是指姿势和动作的美。举止仪态表现为基本的站、坐、走、蹲、卧等姿势，以及递物接物的姿势。

4）语言形象

（a）善于赞美

在心理学中有这样一个词“偏好正性刺激”，就是指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人们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都喜欢被他人欣赏。

（b）擅长幽默

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学会和正确运用幽默的语言可以很好地活跃气氛和缓解窘境。幽默的语言正体现了表达者的自信与乐观的心态。

（c）擅选话题

什么是适宜的话题？ 一是既定话题。当进行较正式的谈话时，常常有备而来，事先定好了谈话的主要内容。二是高雅话题。不论处于哪种场合，都要自觉地选择高尚和文明的内容。三是擅长的话题。四是轻松的话题。当进行非正式的谈话时，可以找些轻松愉快的话题，比如文艺和体育等等。

（d）善于倾听

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善于倾听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礼节。

（3）见面礼仪

要进行商务谈判，首先谈判双方要会面，在见面时要注意礼仪，以便给对方留下美好的第一印象。见面礼仪主要包括介绍礼仪和握手礼仪两个方面。

（a）介绍礼仪

关于介绍，一般是双方各自介绍自己的成员，遵循女士优先、职位高的优先的原则。在介绍成员时一般使用“小姐”，“女士”，“先生”的称呼。

（b）握手礼仪

中国人在见到陌生人或者熟人最常用的打招呼的方式就是握手，见面握手在国际上也普遍适用。握手这么动作虽小，但其中隐藏这大学问，它关乎个人以及整个公司的形象。

1、握手的力度

各国对于握手使用的力度不一样。例如中国人初次见面，握手力度不会过大，一般握到为止。但是在欧美国家喜欢用力握对方的手，如果握得太轻就会被认为是没有信心的表现。

2、握手的时间

关于握手时间的规定，国际上通常适用的时间是三秒，不能过长，也不能过短。具体时间应视情况而定，如双方达成了一项重大协议，或者是在谈判成功签字之后，握手的时间可以相应加长。

3、握手的顺序

握手时，男士一般不先伸出手，而是由女士先伸出手。

4、握手时的行为表现

握手时，正视对方是对别人最起码的尊重，东张西望是为大忌。除此之外，也应该面带微笑，不能表情呆滞僵硬，给人一种不友善的感觉。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国家见面时都是握手，在不同国家选择相应的见面礼仪，应该视其不同的文化而定，入乡随俗。例如：法国人采用亲吻的方式，泰国人见面采用双手合十的方式，日本人采用鞠躬的方式等等。

（4）商务谈判语言

商务谈判语言在整个商务谈判的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地位。要想获得商务谈判的成功就必须要`活地、有技巧地使用商务谈判语言。在商务谈判语言使用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a）语言要有针对性

语言的针对性就是指面对不同的谈判对象使用不同的谈判语言，繁琐、模糊的语言都会使人感到反感，摸不着头脑，从而成为商务谈判过程中的障碍。因此，在针对不同的谈判内容，处于不同的谈判场合以及遇到不同的谈判对手，就需要使用不同的语言来应对。

（b）语言要婉转

在商务谈判中，尽量不采用直来直去的说话方式，减少得罪惹恼对方的可能，而尽可能使用婉转的语言，这样也比较容易被对方所接受，也会让谈判对手有被尊重的感觉，从而更容易达成一致，来获得谈判的成功。

（c）语言要灵活

在谈判过程中，不可能所有的情况都是能预想到的，如果发生了突发状况，那么就要求谈判者要有灵活变通的能力，必要时能够采取一些应急手段，从而能够及时摆脱困境。

（d）要多听少说

多听话，少说话。耐心倾听对方的说的话，特别是不要打断别人。无法耐心地倾听对方发言是缺少经验的谈判者致命的弱点，在谈判过程中，他们总是不注意对方的发言，从而失去了许多难得的机会。值得注意的是，成功的谈判员会选择用一半以上的时间来倾听。

六、世界上主要国家的谈判礼仪

（1）美国

美国人谈判有着坦率、干脆、自信、热情、重视效率等特点，这与人民所处的生活环境有关。美国是个快节奏的国家，美国人很注重时间观念，注重效率。因此，他们不喜欢拖泥带水，犹豫不决，美国人往往喜欢速战速决。而且美国是个崇尚自由平等的国家，所以他们往往都会直呼其名，对于洽谈的场合也是比较随便的。但是在美国，个人利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他们很忌讳别人问自己的年龄、收入、等隐私问题，这在谈判过程中要尤其注意。

（2）日本

日本是一个讲究礼仪礼貌的民族，所以他们在谈判的过程中也会彬彬有礼；并且注重团队合作，讲究信誉，不会出尔反尔。但是日本的等级观念特别严重，一般女性是不参加直接谈判的。

（3）法国

法国人在进行商务谈判时诙谐幽默、注重个人形象，有极强的民族自豪感，重视人际关系，在谈判过程中注重文字的记录。

（4）英国

英国是个很绅士的国家，他们注重礼仪，冷静稳重，按部就班。英国人很看重利润，一旦发现这笔生意无利可图，他们便会抽身而退。英国人不喜欢受指挥，最讨厌 别人用命令的语气跟自己说话。因此，在和英国人谈判时，应该采用询问、商量的语气，而不是强制命令的口吻。

（5）德国

德国是一个在商务谈判中注重效率追求完美的国家，德国人保守、严谨，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在谈判中，往往表现得极其沉稳，各项工作也是有条不紊地进行，并且细致富有逻辑性，也极其注重信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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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谢军.国际商务谈判中的中西方文化差异[J]；经营与管理；2010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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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敏. 论中西礼仪差异对国际商务谈判的影响[J]《才智》2008年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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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窦然.国际商务谈判（英语） [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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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杨玉荣.《国际商务礼仪》[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9]金正昆.商务礼仪[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篇8

关键词：英汉禁忌语 一致性 差异性 跨文化交际

0.引言

禁忌语是语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禁忌语在英语和汉语中都是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禁忌语的研究成为研究跨文化交际活动中的的一部分。本文将探讨英汉禁忌语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及它们在英汉两种语言中的具体体现。

1.英汉语言禁忌的一致性

1.1 关于死亡禁忌的一致性。

“生﹑老﹑病﹑死”是一个自然规律，是人之常情，没有人可以打破。正因为如此，从古代到现代，对于死亡，人们都感到恐惧。这种恐惧导致它成为人们禁忌的对象。这种恐惧反应在了英汉语言里面，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所以对死亡的禁忌普遍存在于中西两种文化中，在英汉两种语言就出现了许多关于死亡不那么刺耳的说法。

例如，在英语语言中，人们常用go （e.g. he’ gone）， depart， depart from the world for ever， decease， pass away， breathe one’s last， go the way of all flesh， pay one’s debt to nature， go to a better world， be in （go to） heaven， be with god， kick the bucket（翘辫子）， be done for（完蛋）等表示死亡。对于死亡的禁忌，在西方的文学作品中还有一些体现，比如莎士比亚用过 “shuffle off this mortal coil”，来表示死亡，从人世间解脱；在《汤姆索亚历险记》中，马克吐温使用“release”表示死亡。

在汉语中，人们常用“去世”，“逝世”，“故去”，“病故”，“去见马克思”等词语表示死亡；佛教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佛教用语中，汉语对死也有一些说法。如“涅槃”，“寂灭”，“圆寂”，“灭度”，“泥洹”。对于不同社会地位和年龄的人，为了避免直接提起禁忌话题，死亡有着不同的说法。例如： “驾崩”是皇上的死亡称呼，“牺牲”用在战争中死亡或为公死亡，年幼人死亡称“夭折”。道教文化也对汉语产生了很大影响，如道教有关“死“的委婉语有：羽化，仙逝，仙游，登仙，成仙，归西，归天，驾鹤西去，驾返瑶池等。

1.2 关于病残禁忌的一致性。

在人与人的交往接触中，说话要讲策略很重要，“不言人短”是人们必须遵守的交际原则之一。在生活中，难免会与一些有先天或后天的生理缺陷或这样那样的缺点、弱点的人交往接触，当着他们的面谈论其短处，会使他们感到不愉快、陷入尴尬的境地，从而伤害他们的自尊。因此，在交往之中应该避免使用这些词语，或用替代词。这些文化在英汉语言中也得到了体现。

在英语中，有许多形容人的相貌的形容词，如“good-looking”， “handsome”， “smart”等此表达人们对美丽容貌的赞美，那么对于相貌平平或丑陋的人，不用“ugly”， “awful”，而用“plain”， “ordinary”， “not particular good-looking”；对于皮包骨头者忌用“ skinny”， 而用“delicate”， “slim”， “slender”；对于残疾人，忌用“crippled”而用“physically handicapped”；人们对于身材肥胖者忌用 “fat”， 而用“ over weight”， “heavily-built”； 把聋子说成 “hard of hearing”.

在汉语中，关于长相丑陋，可以说“一般、平平、大众化”等；用“壮、富态”指成年男子的胖；用“苗条”、“线条儿好”指成年女子的瘦。关于四肢伤残，可用“腿脚不利索、走路不方便”等；用“丰满”、“富态”指成年女子的胖；用“精干”、“干练”指成年男子的瘦。

在英语中，英美人也常常不愿直说可怕的疾病。如癌症“cancer”英美人不会直接使用，而用“terminal illness” 或“big c”替代，使用“t.b.” 代替“tuberculosis”，也不说“venereal disease”和“v.d.。

在汉语中，常用“不舒服”代替患了某种病 ；还比如 “生 病”（ be out of sorts， 身体不适） 、“猩红热”（ fever， 发烧） 、“疾病”（ disorder， 失调） 、“中风”（ accident

， 意外事件） 、“恶心”（ stomach awareness， 胃部知觉） 、“呕吐”（ lose a meal， 失去一顿饭 ） 、“腹泻”（ mexican toothache， 墨西哥牙痛） 、“肺结核”（ breast complaint ， 胸部 疾病） 、“ 梅 毒”（ bad blood， 坏血） 、“淋病”（ hat and cap， 帽子） 、“艾滋病”（ social disease， 社会病） 等。

1.3 关于人体排泄的禁忌的一致性

在人类社会中，排泄物被认为是肮脏的，排泄行为被认为是不雅的。在公共场合直接谈论排泄行为或排泄物，不仅会让听者很尴尬，而且还体现了说话人的低素质。所以，在英语和汉语中，关于排泄物或排泄行为的直接表达成为了人们在交际中的禁忌。

在英语中，例如“去厕所”委婉的表达方式有：“go to the toilet”， “go to the men’s （lady’s） room， rest room， washroom， lavatory， the john”；一般无须解释。非说明不可，可以说“to wash one’s hands”， “to relieve oneself”或“because nature calls”；另外，男人可以说 “to see a man about a horse（幽默语）”，妇女可以说 “to freshen up”， “to powder her nose”等表达。一个人因肠胃不好或饮食不正常去看医生，医生在询问病情可以问“how are your bowel movements？”以了解病人的大便情况。 　在汉语中，去厕所的表达有：“净手、去去就来、更衣、 起夜、去方便、蹲点等”（魏在江，2001）。还可以表达为“解大手”、“解小手”、“方便”、“上一号”。

2.英汉语言禁忌的差异性

2.1 个人隐私的禁忌差异性

中西方文化在个人隐私禁忌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这是由不同的价值观及思维模式引起的。讲英语的人非常注重隐私（privacy），在生活中强调个体主义，他们不愿别人过问个人的事。privacy 这个词有“隐私”，“秘密”，“私下里”，“退隐”等义。“a man’s home is his castle.”这句英语谚语，折射出“家”在西方是很大的隐私。同讲英语的外国人谈话时，应该避免谈及下列话题有关的问题： 年龄、收入、婚姻状况、宗教和政治信仰。

在中国，对于隐私这个概念，人们相对比较模糊。对于别人的有关婚姻、年龄、家庭状况、健康状况等方面的询问，中国人并不认为是在侵犯隐私，窥探私生活。特别是在长辈与小辈之间，长辈问这些方面的问题是在表示对小辈的关心，如果拒绝回答，定会产生令人尴尬的局面，并且小辈会被认为没有礼貌，甚至是傲慢的；而且陌生人之间也常通过询问这些方面的问题增加对彼此的了解，以增加亲切感。

2.2 对数字的禁忌的差异性

英语和汉语中都有关于数字的禁忌。由于宗教等文化因素的不同导致英汉两种语言在数字禁忌方面的差异性。在西方文化世界里， 更不用说在英语文化之中了，最忌讳的数字就是13。13是人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尽力避免谈到的。比如说，拿建造高楼大厦来说，楼层没有13楼，12层上面就直接是14楼，门牌号也不会有13号；再拿就餐来说，餐桌上的菜永远都不会是13道，也不会有13个人聚在一起吃饭。同时，水手在13号也拒绝出海，其它的重要活动都要避开13号。其原因是在最后的晚餐中，耶稣的第13个徒弟犹大出卖了他的师父，导致耶稣在13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在中国，由于汉语汉字本身的特点-有音调，人们比较注重谐音，4这个数字的读音和与汉语中不吉利的汉字“死”谐音，所以4都被视为禁忌的数字。在日常生活，一系列的号码，比如电话号码、车牌号码等，只要其中带4，很少受到人们的青睐。 还有含有4的数字，如14，它的谐音为“要死”，514的谐音为“我要死”，44、 444、 4444等重复4的数字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也是禁忌的，人们尽量避免提及或者使用。7在汉语中也是忌讳使用的数字。比方说：人们在选择喜庆的好日子的时候，不会选择带7的日子，如初七、十七或二十七；在餐桌上菜的样数不能是七盘，送礼或拜访亲朋好友时禁忌带七样物品。原因是偶数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比较受欢迎，同时还与中国人死后，要给死者“头七”到“七七”的祭奠习俗有关。

2.3 对老龄禁忌的差异性

在中国与在西方人们对老持有不同的态度，这是由于人们的思想观念所造成的。在中国，老人经过几十年的生活的洗礼，积累了很多经验，老是智慧的象征；在西方，做事比较注重效率，老人的身体机能会有所下降，与活力旺盛的年轻

不能相比，老是无用的象征；“老”对于老人，特别是女性，是个避讳禁忌的话题。两种对老的态度在语言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中国作为一个礼仪之邦，汉语中有很多用“老”表示尊称、敬称，把“老”字放在姓氏之后，表示对老人的尊敬，如：“王老”、“赵老”等，也显示出老人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姓氏之前加上“老”字会增加老人与说话人的亲切感。如：“老张、老李”。虽然老年人自身的体质和能力下降了，但他们不会因此而惧怕谈“老”字，并且我们的社会也不忌讳“老”字。如问年龄时会说：“老人家，您贵庚啊？”，人们喊了“老人家”不仅不会招致老人的反感，而且他们听着很顺耳 。

然而，在西方社会中，“老”是个避讳禁忌的话题，所以在日常生活中西方人不会直接提及。 西方人不会直接使用“old people”，而间接使用“the senior”，“getting years”， “seasoned men”，“the longer-lived”。

3.结束语

在知识信息全球化的今天， 各国家、各民族的文化也在不断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迫切需要增强了解彼此文化一致性和差异性的意识。了解英汉语言禁忌的异同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它对于了解彼此文化一致性和差异性具有重要意义。了解了英汉语言禁忌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可以减少避免在国际上日益频繁交流中的误会和矛盾，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提高其效果， 为构建和谐的世界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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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

上世纪90年代初，一直以出口为导向的韩国企业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由于外需的下降，整个韩国企业的发展遇到了困难，这其中包括韩国著名的三星集团。经过一番阵痛后，韩国企业发现只有锐意创新和发展模式转型才能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1993年，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提出“变革之心”，强调“除了老婆和孩子，一切都要改变”。李健熙深刻的理解了企业要实现转型，必须先进行文化的转型和融合，于是三星开始进行文化的融合和创新之旅，成功的把东方的集体主义文化与西方硅谷为代表的对错误的包容的文化引进三星，鼓励企业的员工去尝试不同的文化。结果由于文化融合的成功，使公司在不同层面的管理和运营实践以及不同的部门在贯彻公司的战略时具有一致性。公司很快的融入了以美国硅谷为代表的新型科技公司行列。最终，三星成长为世界创新型企业的优秀代表，在一大批像三星一样的企业成功转型的带动下，韩国也走出了“中等收入陷阱”，跻身发达经济国家的行列。

企业文化属于文化的范畴，企业文化是随着社会发展和进步不断的变化的，由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在汉字里，“文化”本来是“文”和“化”的复合词，文指“修”，化指“变化”，后来才合二为一，一起使用。《说文解字》里对两个字的解释如下：“文，错画也，修饰也；化，教行也，变也”。这就是说，“文化”的本意是经过人的修饰使得事物发展变化。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结果，即是“自然的人化”，而狭义的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

《易经》里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说法，汉代刘向在《说苑・指武》里曾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可见，“文”即是指社会伦理规范，“化”即是教化的意思，“文化”就是要以伦理规范改变和教化世人，使人们成为在思想观念和言行举止上合乎特定礼仪规范的人，或者说“文化”能够将动物的人变为创造的人、组织的人、思想的人和计划的人。

在西方，“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cultura”“cultum”“colo”等词，意思是栽培、培养和驯养等。通俗地讲，就是通过人工劳作将自然界的野生动植物加以驯化和培养，使之成为人需要的品种。后来，还包括对个人技能、人格、品格和心灵的修炼，人际关系和友谊的培养等。所以，其含义从人对自然的驯化引申为对人本能状态的教化和培养。总之，文化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

因此，中西方对文化的理解都强调了文化的改变和规范作用，其最基本的含义是一系列习俗、规范和准则的总和，文化起着规范、导向和推动人和社会发展的作用。企业文化就应该在这样的框架下加以理解，所以企业文化必须在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中不断创新和融合才能使企业适应整个大的环境的变化，文化需要规范，但更需要改变，企业文化属于亚文化的属性，企业家必须要时刻融合和创新企业的文化理念和企业文化氛围，时刻要建立能与时间和空间相适应的良性企业文化。好的企业文化的形成与企业的领导者有密切的关系。领导者怎么看待企业，怎么看待社会，怎么看待环境，怎么看待消费者，会深刻地影响企业文化的走向。

领导者的高度

要形成良性的企业文化，领导者就要站在组织之外去思考战略问题，否则企业文化就很难真正地塑造出来。中国企业想走向国际，真正地市场化运作，最重要的是企业需要具备综合组织能力。而组织能力存在的前提是企业领导者要抛弃工程师的思维，抛弃一线经理的思维，站在组织的来看组织，作为组织的旁观者来看组织，这样才能形成良性的企业文化。

华为是中国为数不多的“走出去”而且发展得不错的企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华为的企业文化促进了它的转型。华为的冬天比今天很多企业面临的困难更大，华为之所以能够度过难关，就是融合了华为本身的文化和IBM给它灌输的新的流程文化。在国际化的环境下学习西方，但却坚定不移地执行自己的价值观。华为反对过渡强调跨文化，重视现代管理的共性，并通过文化引领吸引各类的优秀人才到华为的平台上来。华为向西方的学习也是基于对自身的理解，用适当的架构、流程规范企业。最终，通过文化的引领，华为建立起了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坚持艰苦奋斗的核心价值观。

联想收购IBM的PC事业部的成功，也是文化融合的成功案例。联想在并购IBM的PC事业部之前后，双方的高层组成一个文化整合团队，讨论各自的成功中体现了哪些优秀的文化基因，如何将它们组合成更为强大的文化基础，并且分析这样的文化调整对双方的员工将带来何种挑战以及如何帮助员工完成行为的转化。考虑到中西文化的差异和可能的外国人对中国公司存在的固有偏见，沟通小组成员不断思考在第一次向对方的员工、客户、合作伙伴介绍自己的时候，怎样能让对方喜欢即将加入的新公司。联想将工夫下在了沟通产品的制造方面，秘密准备了一些适合外国人口味的关于联想的英文介绍、录像短片、电脑动画、网络广告、英文小说等等，同时聘请在IBM内部的德高望重的原IBM高管斯蒂芬担任新联想的CEO，斯蒂芬为稳定人心、消除疑虑，亲自到原IBM各个部门与员工进行沟通，探讨并购后的薪酬体系和未来公司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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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宗教型景区；上市；文化资本化；

作者简介：余汝艺(1980—)，男，山东菏泽人，助教，研究方向为旅游社会学；E-mail：yuruyish@126.com；

1引言

随着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和市场化加速，登陆资本市场成为旅游产业谋取资本支撑的重要途径。上市不仅提供充足的资本，同时也有助于提升景区的形象和规范景区管理，从而增强景区的市场号召力。在竞争压力和上市前景双重驱动下，诸多宗教型景区萌生上市冲动，继嵩山少林寺曝出携手港中旅谋求上市话题后，四大佛教名山、法门寺、陕西财神庙也在资本市场上动作频频，不断引发突破社会底线的质疑。宗教题材景区是否适宜上市，引发学术、产业、政府等相关各界热议。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发展各类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都要贯彻发展先进文化的要求，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切不可为追求所谓的经济效益，而放弃社会效益。文章以此为切入点，从资本和宗教运行逻辑的不一致性出发，对宗教型景区上市的不可为性进行分析和论证。

2宗教景区上市的内外表征

2.1外部表征——宗教旅游的发展

宗教往往与名山水、良好自然生境为伴，在宗教热、生态热的背景下，宗教景观成为一种重要文化经济资源。截止到2013年，以宗教为核心题材的景区在全国5A级旅游景区中占约20%的比例1。上海龙华寺、杭州灵隐寺、厦门南普陀等传统宗教旅游景区的持续热旺以及近年来无锡灵山、三亚南山等新兴宗教文化主题旅游区的成功开发，一再印证旅游项目“有仙则灵”。以宗教为卖点的景区成为中国景区产业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旅游市场竞争日趋加剧的背景下，上市成为提升景区竞争力、加快景区产品和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重要驱动力。作为中国景区产业的中坚力量，普陀山、五台山、青城山、法门寺、少林寺、九华山等宗教型景区经营者或地方主管机构纷纷以“弘扬旅游文化”、“整合旅游资源”为由推动宗教景区上市，而卷入“圈钱”浪潮[1-3]，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而综观世界其他国家，从没有将宗教活动场所打包上市的先例[4]。

在旅游产业被定为国家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宏观背景下，具有独特魅力的宗教山水景观成为宗教团体、宗教管理结构、旅游资本、信徒、大众旅游者多方角逐的场域。在这一场域中，宗教团体追求自身发展与市场收益，管理机构追求宗教文化传承与宗教社会价值，信徒追求的是信仰，大众旅游者追求的是文化消费。其中，现代资本凭借其强大的“资源-产品-市场”转换能力和运营能力，在多方角逐中显现出强大控制力和号召力。在逐利本性的驱使下，资本借助产业化模式，将宗教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从而将宗教文化引向其可控并擅长的领域。

2.2深层逻辑——资本的工具理性

物质需要的有限性、资本增值欲望的无限性、技术进步释放的巨大生产力等因素，共同酿造了20世纪前期物质产品的过剩为起因的经济危机，这不断威胁到资本生存。在增值欲望的推动下，资本在人的需求方面进行着不断寻找，最后找到实现资本增值的新生长点，即文化。在此背景下，德国学者霍克海默(Horkheimer)提出“文化工业”概念，即以文化为资源，运用市场化手段和工业化模式，对文化产品进行生产、加工、流通、分配、消费的过程，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文化需求。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Jameson)面对文化工业化的现实，明确提出，文化基本上变成了商业，商品化已经有能力将大片文化区域殖民化。这些文化区域一直阻挡着普遍的商品化，大部分甚至与商品化的逻辑是敌对的和矛盾的[5]。

通过工业化的流程和资本化运作，资本将文化(包括宗教)纳入到理性逻辑的领地。上市是一个转换性的仪式。宗教景区经过严格审核程序，在运营上趋于符合资本逻辑，经济效益成为衡量宗教文化运营状态的标尺。在旅游资本主导下，按照工业流程，神圣的宗教文化被批量地生产成标准化、制式化的宗教旅游产品，并借助大众传媒塑造并传播大众市场期待的旅游形象。其结果是：宗教体验从终极性关怀、精神性认同坠落为共鸣式的审美体验和当下的愉悦性满足；宗教文化不再是富有创造性的人的生命的对象化。宗教旅行的意图和意义被世俗化了，深层的、精神方面的内容已经失去[6]。通过产业化的路径，资本将文化生产成文化产品而繁荣大众文化市场，但一味追求市场价值的过度商业化也导致文化的人文精神价值的降低，而成为纯粹的资本牟利工具。

在陕西法门寺景区开发和运作过程中，曲江资本打着弘扬宗教文化的旗号，名做文化，暗做地产，资本通过披上宗教文化的外衣而获取资本的最大增值。无锡灵山景区与其说是宗教文化的发扬光大，不如说是旅游资本或旅游产业的成功。灵山胜境定位为佛教文化主题园区，由无锡灵山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来运作，以“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中国驰名商标、中国旅游知名品牌、全国‘五·一’劳动奖状、江苏省企业创新先进单位”作为其发展的“殊荣”，以“世界级休闲旅游度假目的地、21世纪佛教新圣地、中国最有价值的文化旅游品牌、中国著名文化旅游产业集团”作为发展的目标，以“旅游、文化、出版、地产、投资、酒店、食品、工艺品、餐饮等‘灵山产业链’”作为其炫耀发展成绩的资本。无锡灵山胜境的运作模式、发展导向、产业架构无不昭显：宗教文化被完全编织进资本增值的价值链中，成为不折不扣的资本谋利的工具。

3现代赢利性旅游资本解构宗教神性

3.1宗教的内在根基被动摇

旅游产业是典型的“现代性”产业，马克斯·韦伯(MaxWeber)指出，现时代是一个理智化、理性化和“脱魅”的时代，已没有任何宗教先知立足的余地[7]，理性与宗教遵循不同的逻辑。宗教旅游业的发展扩展了宗教在现代性语境下的表述空间，同时现代营利性旅游资本也否定了宗教超自然与神圣信仰的存在的逻辑。过度商业化的旅游开发中，宗教被生产为世俗化、可消费的文化商品，而成为资本谋利的凭借。

3.1.1过度商业化的旅游运作让超自然世俗化

宗教是信奉超自然存在的一套态度、信念和习俗[8]，超自然力量的神秘性赋予宗教体验神圣性的特征。在逐利性资本主导的旅游经营中，资本通过“旅游、文化、出版、地产、投资、酒店、食品、工艺品、餐饮”等现代旅游产业链将宗教纳入工具理性控制范畴，宗教成为可感知、可计算的现实性存在，否决了宗教对世俗生活的超越性，也消解了宗教超自然力量的神圣性。正如旅游资本给千年古刹祥福禅寺贴上“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中国驰名商标、中国旅游知名品牌”等理性化的标签，圣地被生产为可销售、可营利、可观看、可消费的“灵山胜景”和宗教文化旅游主题产业园，旅游资本强化了宗教文化的表述，但始终贯穿着现代资本之世俗性和工具理性的逻辑，神圣的宗教朝拜场所被生产为商业化的展演空间。

3.1.2基于资本理性的大众旅游业让理性生存取代感性生命

宗教语境下，人与超自然“神圣”的交互是通过人的感性生命“绵延”[9]来实现的。而大众游客是现代性的成果，现代性的理性通过各种路径渗透到游客感知世界的方式中，实现对人内部自然的支配，人的内在人格成为理性化的产物[10]P115-118，它把人的生存基础从对自然的依赖转变为对人的理性和创造性的依赖。宗教旅游语境下，大众游客取代虔诚信徒成为圣地的“消费者”，他们用科学主义的世界观、理性逻辑训练的眼睛“凝视”神圣的“佛祖”。大众旅游者在欣赏宗教景观时会产生“这是一件重要作品”的感觉，从而强化其观赏活动，宗教朝圣的神圣性、超越性就此消失[10]P136-152。这从根本上否定了宗教的神性，人与神基于“巫术直观”的交互就此中断，转换为在理性驱使下对宗教文化的理性化判断和认知。人与神间的关系的扭转，否决神的存在，也否定了人的生命的神性。

3.1.3宗教“成就”并成为文化工业

宗教旅游语境下，宗教文化和宗教信仰被标准化地机械复制和大批量生产，市场和利润成为宗教文化空间的内在尺度。宗教文化臣服于旅游资本的权威，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宗教运营以迎合大众旅游者的娱乐消遣的消费需求、追逐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导致宗教信仰的式微和以娱乐消遣为目的的文化产品的扩张。批量化和规模化的生产模式将人对超自然灵性的敬畏、崇拜转换成世俗的嬉戏行为。少林寺纳入到嵩山少林景区管委会的管理之下，旅游门票取代善男信女的香花券，成为沟通宗教文化与商业逻辑之间的通道。宗教成为文化工业资源，也随之失去相对于科学的人生关怀，宗教赖以存在的根基被动摇。

3.2宗教的社会功用被瓦解

3.2.1宗教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制度

宗教信仰，每个民族都有的，“学问(科学)之所研究，只是一部分的问题，而宗教之所欲解决，则是整个人生问题[11]。对于人及其群体，宗教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会制度[12]。宗教社会学领域的开辟者涂尔干(DurKhneim)和马克斯·韦伯分别从集体意识、经济伦理角度对宗教的社会功用做过透彻分析，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Malinowski)从经验实证角度论证宗教对个体和社会集体的功能和价值。然而，当文化作为一种商品出现在市场时，文化本身的性质和功能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3]。当宗教被开发成供大众游客消费的旅游商品时，也失去了应有的人文温情。

3.2.2旅游不是一种宗教朝圣

就旅游与宗教间的关系，纳尔逊·格雷本(NelsonGraburn)曾指出，旅游既是“神圣的旅程”，也是“世俗的礼仪”，并使用了人类学中关于仪式(ritual)的理论来类比现代旅游。麦肯奈尔(MacCanell)也提出“旅游是一种现代朝圣的观点”[14]。

从形式结构角度，旅游与朝圣有某种相似性。旅游吸收了宗教的一些功能，表现出与宗教朝圣间的结构性趋同。人类生存与发展总会遭遇各式问题，现世生活所解答只是其中一部分，此时人类选择诉诸超自然力量，以获得心灵的抚慰和认知的满足；与此对应，人的需要具有无限性的特征，日常生活世界不能全方位满足，旅游作为日常生活的逸出和一种短期生活方式，能弥补日常生活中的缺失，并与日常生活世界一道构筑属人的生存空间。此外，宗教生活中，人类所崇拜的灵界，其实是虚无缥缈的，都是人所想象造作出来的，但在那些创造和相信某一神话的人们眼中却是实实在在的[8]；在夏朴雷(Sharpley)看来，旅游者旅游和获得旅游体验的动机就是出于对“真实性”的追求[15]，然而在旅游中他们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一种舞台性的真实，但正是这种建构性的舞台为其营造一个超真实的体验空间。再者，宗教朝圣活动中，信徒怀着虔诚、敬畏之心离开世俗空间，前往神圣领域，重获新生，而后返回到直接生活空间；旅游活动同样表现为对日常世界的离去和复归，并在离去与复归中获得身心焕然(recreation)。

但从本体角度，旅游不等于朝圣。首先是对象物的不同：旅游的目的是去“朝圣”有异于日常生活空间的“世俗”之物，即使在宗教旅游中，游客也是以审美的态度“凝视”宗教景观，而宗教朝圣所表达的是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和崇拜。按照科恩(Cohen)的观点，旅游者体验是经历型的，朝圣者的体验是存在型的[6]。其次，二者核心功能有异：宗教解答是人生终极性问题，旅游世界为游客提供的主要是此在的愉悦性满足，旅游是一种世俗的精神追求[16]。再次，与宗教灵界对应的是世俗世界，与旅游世界对应的是日常生活世界，而不论旅游世界还是日常生活世界在宗教视角中都是“世俗“的。

3.2.3过度商业化让宗教沦为一种大众化文化商品

在利润导向的宗教旅游开发和经营中，宗教体验和信仰被开发为“参加法会、品尝斋席、听大师讲经、看信徒祈福、宗教建筑观赏、宗教绘画学习、宗教音乐鉴赏、宗教诗文欣赏等”程式化的旅游体验。在此，娱乐消遣被作为主要价值加以实现，朝圣者对“远方中心”心怀敬意的拜谒被简化为精神快餐式的消费。为“丰富旅游内涵，提升旅游品位”，南岳衡山集思广益推出的“当一天和尚、出一天家”的宗教旅游主题产品生动展现了宗教旅游经营的功利性，同时宗教旅游市场之后现代式的游戏性、肤浅性的心理结构也表露无遗。旅游文化工业让“宗教文化消费者”短视近利，除了当下的愉悦性满足，看不到真正的人生关怀。过度商业化的宗教旅游产品不再服务于人生终极问题的解答，而同其他商品一样完全屈服于交换的压力，堕落成纯粹的消费品。宗教旅游产品娱乐性消解了“宗教旅游消费者”内在的超越维度，使其失去思想和深度，从而在平面化的文化模式中逃避现实，沉溺于无“意义”的享乐，与此在认同，这样“旅游文化工业”消解了宗教信仰应有的人文价值。

4旅游资本市场上的“中国式风景”

上述旅游资本与宗教间存在的紧张关系，在中西方存在截然的差异：资本发达的西方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宗教资本现象，而中国旅游资本不仅强势介入到宗教的市场化运营中，更是积极推动宗教旅游景区的上市。这种现象反应中西方产业边界的差异，其背后深潜的是中西方商业伦理的不同，而这直接导源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社会背景。

4.1西方资本主义伦理精神与市场边界

从神学角度，基督教、犹太教、印度教等对贷款取息采取排斥的态度，并同经济理性间存在紧张关系，显示宗教对经济理性的拒斥[7]P267-269。在西方宗教伦理中，经济理性被限定在有限的范围。尽管出于缓和宗教伦理的生活理性化与经济的生活理性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宗教伦理所规范的经济理性活动范围放大，如“新教将取息的禁令缩小范围至仅限于具体的全然自私的场合”[7]P435-438，但企业的经营边界依旧在宗教伦理的监控之下。据马克思·韦伯的阐释，西方的资本主义精神导源于新教伦理[7]P267-269，新教伦理限定了经济理性活动的边界，也给市场化、资本运营设置了阈限。因此，经济理性、工具理性导向的资本在运行中受到价值理性的制衡。无疑，资本对宗教运营的介入受到基于宗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的约束。

从社会实践角度，人类文明是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构成的有机统一体，单一的经济理性不足以为人类建设幸福的生存空间。宗教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制度，在政治控制、道德教化、民族精神和社会信仰的培养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西方社会肯定宗教的公共价值及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17]，为有效地发挥宗教的社会整合功能，西方发达国家采取各种政治、教育、立法的手段和措施，以保障宗教的健康发展。在“新自由主义”政治和经济改革肇始的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并没有为削减开支而将公共性领域市场化[18]。西方政府深知经济理性和工具理性导向的泛市场化不是解决公共产品和民生问题的最优路径[19]。因此，宗教旅游的资本化运营也不是宗教、宗教旅游发展的适宜模式。

4.2“泛市场化”与中国旅游资本的狂野不羁

中国背景下，宗教景区谋求上市，资本运营的领域无所受限，源于其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语境。从文化角度，儒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脊梁。与主导西方文化的宗教相比，儒教欠缺形而上学，几乎没有丝毫宗教根底的痕迹，讲究积极入世和纯粹适应现世的伦理，完全缺乏对收息的禁止，缺乏拒斥任何非功利的判准[7]P267-269。根源于儒家文化的中国企业伦理，其经济理性的边界也少有形而上学的限定。从社会实践角度，中国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对经济理性自身、经济理性与社会整体发展间关系都缺少全面深刻的认知，社会意识形态中出现以效率、效益作为丈量社会系统的唯一标尺的“泛市场化”倾向，结果出现市场边界模糊、资本横冲直撞的现象。殊不知社会是多元运行的，不是只有经济一元，一些领域是不能进行市场化的，这些领域就包括宗教。由此宗教景区“股份制”、“租赁承包”、“分红提成”、宗教题材景区争相上市成为资本市场上一道“独特”的“中国式风景”。

5现代性背景下宗教旅游发展策略选择

5.1宗教发展需要旅游资本和旅游平台

宗教的发展也从来没有离开包括资本在内的世俗力量的护航，基督教的传播、中国历代皇室对宗教的支持、寺庙田产、社会捐赠等给宗教文化的传播插上双翼，但这些社会力量所仰赖的是宗教的社会整合功能而没有介入到宗教自身的运营中。营利性资本主导的旅游产业为宗教提供一种有效的传播方式，并让宗教的普世价值得以更大发挥。但旅游业背后的现代资本则侵入到宗教运营并使得宗教运营偏离其固有逻辑。

5.2宗教自身逻辑是宗教和宗教旅游发展的内在要求

“上市”是资本的游戏场，这里是充满工具理性场域，宗教景区要上市并获取资本的认可，必然要遵守资本市场以利润、效率为中心的逻辑，资本市场不相信超自然力量。而宗教存在的依据是超自然力量的崇拜、敬畏和信仰，是建立在感性认知基础上的不可证的超真实。资本与宗教在存在逻辑上是不兼容的，上市违背了宗教内在逻辑，宗教可以接受产业资本的护航，但不能上市而偏离其根本的存在逻辑。在营利性资本主导的旅游产业模式中，宗教成为一种产业资源，按照资本理性的指示来生产、营销。由此，宗教从“天堂”坠落到“世俗人间”，失去对世俗现实的超然性，成为大众旅游者凝视的“文本”、旅游资本眼中可创造利润的资源。宗教景观通过上市的过渡性仪式，彻底沦为资本的附庸，失去存在根基而被卷入资本的洪流。

5.3限定市场边界是宗教旅游发展的肯定性路径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本身也是有边界的，“泛市场化”之不可行及其带来的问题早已为人们深刻体认[19]。从社会整体发展出发，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商业伦理、限定市场边界，是中国产业资本和中国社会整体健康发展的肯定性选择。与此同理，宗教与资本属于不同的社会范畴，遵循不同的发展逻辑。中国宗教旅游、宗教健康发展的路径是在宗教与营利性产业资本间设置一道防护网，限定资本的活动范围，禁绝营利性产业资本介入和主导宗教、宗教旅游的发展，拒绝信仰的过度商业化，让宗教与商业各自回归本源，也让宗教旅游景观真正成为人们追求寄托、净化心灵的清净之所。

宗教组织的生计、宗教旅游产品和服务的提供都要仰赖资本资源。宗教旅游与市场资本的分离，需要有新的因素填补资本退出留下的空缺。宗教、以宗教为载体的旅游呈现出准公共产品[20]的性质，政府难以承担而又不能完全市场化，以公益事业或公益性活动为目的非营利性组织成为企业资本退出宗教旅游后的有效替代。非营利组织具有的追求社会公益目标、不以营利为目的、运营的自治性等特征，能保证宗教为载体的旅游在运营中的独立性、可靠地经济资源支撑、旅游产品和服务提供供给中的灵活机动性，使其成为作为准公共物品的宗教旅游产品和服务提供的有效模式，有效弥补单纯政府、市场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