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绿地投资 跨国并购

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方式主要有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而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也是在不断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外资的方式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这么多年，基本以合资，合作和独资等新建投资为主。最近几年，跨国公司开始在我国基础材料，消费品生产等领域进行收购。跨国并购在国际上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主流方式。按照数据统计，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总额中，以并购方式进行的投资占85%以上。而在我国跨国并购还不到10%，但是，从长远看，外资并购将会日益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这一趋势是不会改变的。本文在对两者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找出绿地投资逐渐减少，而跨国并购逐渐增加的原因。

一、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的比较分析

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对投资企业和东道国都各有利弊。跨国企业选择进入方式的时候就要选择较有优势，能创造较多利润的方式。而东道国对进入方式的偏爱，也是受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各自的优缺点影响的。绿地投资对跨国企业和东道国的利弊（见表1）。

表1 绿地投资对跨国企业和东道国的利弊

跨国并购对跨国企业和东道国的利弊分析（见表2）。

表2 跨国并购对跨国企业和东道国的利弊分析

二、中国利用外资方式的现状和趋势

近几年来，跨国公司在国内重工业化，基础材料，消费品生产等领域进行收购的案例也是呈出不穷。

2006年，安塞乐与莱钢集团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溢价购买莱钢38.41%股权，与莱钢集团并列成为莱第一大股东；荷兰喜力参股粤海啤酒；还有正在审批中的安塞乐―米塔尔收购我国东方集团等。随着我国加入WTO，跨国公司在我国金融、保险、旅游、商业零售等行业的并购投资也不断涌现。如汇丰银行参股交通银行；摩根士丹利收购永乐家电等。从1990年开始跨国并购在我国的绝对数额排除经济周期性变化的影响，整体上是上升的，1990年还只有800万美元的并购额，1991年就翻了几番，达到1.25亿，一路上升到1996年的19.06亿美元，由于1998年中国洪涝灾害导致跨国并购的减少。但之后就一直增加，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的统计，2003年还只有38.2亿美元，2004年就上涨到了67.88亿，几乎涨了一倍。2005年进一步上涨到82.53亿美元。

不仅绝对数额一直在增加，而且从1990年到2006年，外商在我国的并购占外商直接投资的比例也是上升的（见图1）。

图1 1990-2006年跨国并购占外商直接投资的比例

（数据来源：UNCTAD FDI/TNC数据库）

从图1可以看出外商在华并购在外商直接投资中的比例在排除了经济周期性的变影响，整体是上升的。特别是最近几年，比例上升到10%以上。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的投资报告展望中，外商在中国的并购预期是上升的，在2007到2009年的数据超过了20%。这说明外资在中国的并购会逐渐增加。

三、跨国并购逐渐增加的原因

1、主观原因分析

第一，跨国并购的优点导致跨国公司更喜欢跨国并购。跨国并购的优点正如前面讲的可以迅速进入目标国获得资产，占领市场。随着中国加入WTO，我国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在经贸领域展开了广泛的合作，中国也降低了外资进入的门栏。外资势必争先恐后的想要进入中国市场，而要想快速抢占中国市场，跨国收购和兼并便是最好的方法。

第二，跨国公司获得签约和履约能力的较便捷的方法。跨国公司全球经营的目的就是获得签约和履约能力。如果跨国公司自己不具备，也暂时不能通过自身培养签约和履约能力，又因其没有控制权而很难获得这样的签约和履约能力，跨国公司只有考虑以并购来“购买”这种能力，而且要是目标公司处于破产境地，跨国公司还可以获得“溢价”效应。

第三，跨国公司为了避开我国某些绿地投资政策进入中国特定产业市场的方法。进入我国汽车整车领域就是一例。我国政府曾经规定若干年内暂缓审批整车合资项目，迫使国外汽车公司转向通过收购方式来绕过这一政策限制而进入我国。

第四，跨国公司R＆D投资管理的需要。跨国公司对其公司的研发能力也是很关心的。跨国公司对具有一定R＆D能力的公司进行并购，不仅可以获得研发资金，还可以获得人才、设备、管理等方面的资源，而这是绿地投资无法给予的。在中国，成为目标企业的企业一般都是行业内的骨干企业，都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跨国公司是很乐意并购这种企业的。

第五，跨国公司追求利润的动机所致。跨国公司如果能以较低的价格购买一个不错的企业，他当然不会选择去自己建一个企业，因为这样获利空间大。在我国国企改革前后，企业体制不完善，机制不灵活，尤其是资金短缺等经营上的困难导致濒临倒闭的企业，外商可以以较低的价格购买，而且还能获得其他效用，使其坐享利润。

第六，跨国公司参与全球化竞争的主要战略手段。面对竞争压力，全球自由化，外商就通过并购快速的获得竞争力。这也是跨国并购的优点所在。

外商对中国采用并购的方式一直是很感兴趣的，但是由于中国政策法规的不完善，如无法解决人员安置，并购价格等问题，所以，中国一直都是绿地投资为主。将来，绿地投资就会被跨国并购取代而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

2、客观原因分析

第一，政府利用外资政策法规的逐步完善。以前的政策主要是针对“绿地投资”的，并不完全适合于并购投资，使得外商因为不确定性而不敢采用并购方式。为了规范外资并购的健康发展。2003年，原外经贸部颁布了《外资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2006年，商务部等八部委有联合颁布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这一规定为外资并购国内企业拓宽了渠道和手段。中国商务部条法司副司长郭京毅说：“新的规定意在拓展外资利用渠道，从未考虑对外资进行设限。”这就让跨国公司一颗悬着的心踏实了。

第二，我国资本市场的逐步完善。我国吸引外资一直以绿地投资为主，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不完善，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日趋完善，并购方式也会增加。

第三，国内资源现状也引起绿地投资的减少。以前，中国的低廉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吸引了大量外商前来建厂。国内资源要素的逐渐紧缺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绿地投资”在中国的优势逐渐不如其他国家，从而就有了并购投资方式的需求。

第四，国内经济形式的变化也带来了投资方式的转变。在国企改革的同时，国企自身的矛盾也逐渐的显现，企业布局分散，结构失衡等导致国有企业的资产价格一跌再跌。一些民族品牌也面临困境，甚至不得不将产品品牌出售，跨国公司就乘这些机会并购这些企业；而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开展，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和企业对并购的逐步认可，也使得外商开始从新建投资转向并购。

第五，政府和企业对并购的需求。在国企资产重组时，政府希望与势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合作；而且重组时还涉及地方利益和税收的归属等问题，外资不存在这些问题，政府也希望外资并购来解决这一问题。在当前我国流动性过剩的形势下，单纯的资金投入对我国国有企业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他们需要的是能带来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理念，同时又能提高其国际竞争力的合作伙伴。

我国的投资环境对并购也逐渐敞开了胸怀，在我国的政策法规、经济环境越来越好的将来，我国的外商并购也会赶上国际水平。针对外商投资的这种变化趋势，政府应该准确评估并购所产生的效应，以及对我国产业安全的影响和经济安全的影响，进一步完善跨国并购的政策法规，明确对外资的管理思路。而企业应该积极面对这种挑战，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并有效的利用外资。

【参考文献】

[1] 王志乐：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新趋势[J].中国外资，2003（3）.

[2] 田立新、尹坚：跨国公司跨境并购与绿地投资的比较分析[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8）.

篇2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就业效应政府选择

一、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我国就业人数：统计资料分析

充分就业是世界各国追求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之一，因此，世界各国以及一些国际经济组织特别重视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影响的统计，依据统计数据来反映本国和世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就业状况。据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的《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中统计，跨国公司在海外的分支机构的雇员大约有5400万人。这个数量与1985年的2200万人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即便是与1998年的3600万人相比增加幅度也比较大。跨国公司在发达国家的子公司直接创造的就业比较稳定，比如1985年和1995年跨国公司在发达国家子公司直接创造的就业数量均为1500万人，到了1998年才有了一定的提高，达到1700万人；而跨国公司在发展中东道国的子公司直接创造的就业增长却非常迅速。1985年跨国公司在发展中东道国的子公司直接创造的就业数量为700万人，到了1995年这一数据变为1500万人，1998年时达到1900万人。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中方从业人数，是由国家统计局每年进行统计和公布的。从国家统计局统计的资料来看，随着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数量的不断增加，外商投资企业中的中方就业人数也是随之不断增加的。2003年末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数的863万人与1985年末的6万人相比增长了140多倍。从静态角度来看，外商投资企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相当低，对就业的直接效应很小，但从动态角度来看，其发展变化的速度是非常迅速的。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是1985年的90多倍。

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统计的跨国公司对全球就业量的影响，特别是我国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量的影响，首先是统计口径过大和过小。口径过大是指统计数据不仅包括了直接就业创造量，而且还包括了转移就业量，即原有企业转移到外资企业的就业量；口径过小是指统计数据没有包括外商直接投资的间接就业创造量，即外商直接投资拉动国内相关产业发展而产生的就业机会。其次是统计中没有减去就业损失。统计数据中没有剔除由于外商直接投资而产生的就业损失量和挤出量，如外资并购我国企业后的裁员、把我国企业排挤出市场造成的失业量等等。如果从现有统计数据中减去转移就业量、就业损失量以及就业挤出量，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贡献绝对没有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数字那样显著。可以说，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和统计资料的不完善，使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影响不能客观、真实地反应出来。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影响：一个综合分析框架

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是极其复杂的，因此只有构建一个综合分析框架，才能真实、客观反映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就业影响。1.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创造效应。就业创造效应是指外商直接投资增加新的生产能力，增加就业人数（直接创造效应），或者带动了前后向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间接创造效应）。

从直接就业创造效应来看，首先，直接就业创造效应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有着一定的联系。一般来讲，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进入我国：一种方式是并购，即通过收购或兼并的方式进入东道国；另一种方式是新建企业，称之为“绿地投资”，即在东道国新建企业（没有包括合资和合作企业，只指独资经营企业）。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不同，其对直接就业的创造效应也有所不同。新建企业可以直接增加生产能力，因此可以直接创造就业机会。由于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我国主要采取了新建企业的方式，2002年外商新建企业投资金额占外商实际直接投资总额的60.15％以上，所以外商投资新建企业对我国的就业贡献较大。外商投资并购我国企业在短期内并不能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因而其在短期内不存在直接就业创造效应。其次，直接就业创造效应与外商直接投资来源结构和投资结构有着一定的相关性。有研究结果表明：国际直接投资对第一、二产业的就业起到了负面作用，而对第三产业起到了促进作用，由此可见，发达国家对我国就业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

就外商直接投资的间接就业创造效应而言，无论是新建企业，还是并购企业在理论上来讲都是存在的。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我国企业生产的投资品的购买有限，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与其相关的前后向产业及相关产业的拉动作用也极为有限，因而创造的就业机会也是有限的。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统计数据，因此无法用精确的数据表现出这种外商直接投资的间接就业创造效应的强弱或大小程度。

2.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损失效应。就业损失效应主要是指外商直接投资并购我国企业后，在重新整合、重组的过程中，精简人员而导致的就业人员就业机会损失或丧失。从国外企业并购案例来看，这种就业损失效应不仅存在，而且是严重的。1998年，美国参与国内和跨国并购的公司裁员多达73000人，占美国当年失业人数的11％。

我国企业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累积了大量的冗员，这些冗员有的以显性失业状态存在，有的以隐性失业状态存在。外商投资企业都是讲求效率的，所以并购我国企业后，不仅要把大量的冗员释放出来，而且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对劳动者素质有较高的要求，还要把达不到这种要求的人员释放出来。另外，还由于岗位的压缩，编制的减少，使本来可以就业的人员也被释放出来，从而使他们失去就业岗位。因此外商投资并购我国企业后，就要把大量的闲置人员以及素质较低的人员以及必要的原本可以就业的一部分人员从原有的就业岗位上剔除出来，形成规模较大的就业损失效应。尽管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据，但是外商投资并购我国企业的案例并不少。此外，从外商投资并购我国企业投入的资金来看，尽管在2002年占投资总额的比重只有5％，但是它所形成的就业损失效应是不可低估的。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并购我国企业将会加剧我国的就业压力。

3.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挤出效应。就业挤出效应是指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为了和外商投资企业开展竞争，国内企业不得不减少就业人员，以提高效率和竞争力，或者由于外商投资企业的激烈竞争，使国内一些企业倒闭破产，从而导致许多就业者失去就业岗位。

众所周知，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以后，我国绝大多数企业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减员增效”。这一口号的提出主要是为了适应不断加剧的市场竞争。我国市场竞争不断加剧，除了国内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外，更重要的是外商投资，特别是具有资金实力、技术实力的跨国公司的进入，使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为了应对外商投资进入后的激烈竞争，国内企业不得不以“减员”的方式来提高“效率”和增强竞争力。同时，为了和外商投资企业竞争，我国企业还可能对企业的原有设备和技术进行革新，这样也可能排挤出大量失业人员。同样，我国企业为了与外商投资企业竞争，投资的新项目一开始就采用新设备、新技术，这样的新项目所能吸纳的新增劳动力数量相对减少，所以投资扩张对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作用是微弱的。此外，那些经受不住外商投资企业竞争的国内企业可能停产、倒闭，也会产生大量的失业人口。

4.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转移效应。就业转移效应是指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和我国企业的合资或合作，使那些停产和濒临倒闭的企业得以挽救，从而转移了从业人员的就业。大家知道，与外商合资或合作的国内企业绝大多数都是有一定“问题”的企业。如果没有外商的合资或合作，这些企业可能被市场淘汰，企业中的就业人员就可能转变为失业人口。正是因为外商的合资或合作没有使这些企业倒闭，从而使就业人员的就业机会得到了挽救。需要指出的是，外商直接投资挽救的就业人数是原有企业就业人员的一种转移，并不是新增加了这么多的就业人口。

篇3

近十年来，外资对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带动了该地区出口的增长，而且使一些国家从农业以及原材料的供应国，逐渐转变为工业制品的出口国。研究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经验有助于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本文通过对我国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吸引外资的对比分析，找出我国在利用外资方面的差距与不足，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较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程度比较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比较客观的反映了一个国家对外资的依赖程度。

首先，从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来看，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自1990年以来一直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势头，到2003年我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比重达到35.6%，高于发达国家31.4%的平均水平。不过与东南亚的四小龙和东盟四国相比，我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还是存在差距。“四小龙”中的我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尤为突出，基本上都在100%以上，远远高于我国同期水平，表现出明显的自由港城市经济特征。东盟四国中的马来西亚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比重也远高于我国，达到了60%左右。不过，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由于传统上比较依赖于对外借款等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相对较低，韩国在2001年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仅为8.5%。

其次，从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来看，亚洲四小龙当中，香港和新加坡的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也均大大高于我国。东盟四国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在绝大多数年份里，马来西亚和泰国外商直接投资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都高于我国，菲律宾也在某些年份里比我国要高，而印尼则由于国内投资环境总体上消极因素比较多，外资出现了净流出现象。我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自1995年以来，大致保持在10～14%之间，与同期世界和发展国家的平均水平大致相当。

通过比较，我国虽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从绝对金额来说比较可观，但如果用GDP和固定资本修正后的相对数据分析，我们发现不少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都颇为成功，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高于我国的比比皆是，我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相对于经济规模而言，并非特别突出，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我国仍然有拓展空间。

（二）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特征比较分析

从产业分布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服务业起点低，发展水平也相对滞后，对外开放程度有限，使得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尤其是工业部门，对初级产业的投资比重很低，对服务业的投资比重也相对偏低。1995年，我国的初级产业、制造业、服务业占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分别为1.6%、58.5%和36.1%，到2002年，则分别变为1.9%、63.2%和31.4%，相比而言，初级产业所占比重有所增长但仍然微不足道，制造业的比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继续占据绝大部分份额，而服务业所占比重却有所下降。与同期“四小龙”相比，我们看到2002年“四小龙”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中，与1995年相比在制造业领域所占比重有所降低，而在服务业领域所占比重较1995年则均有所提高，且高于我国。尤其是香港和新加坡，2002年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中分别有93.0%和63.8%流向了服务业，而2002年韩国外商直接投资在制造业领域所占存量的比重为57.4%，虽然在东南亚发展中国家较高，但仍然低于同期我国所占比重，并且与1995年相比还呈下降趋势的。从东盟四国来看，1995年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三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中制造业比重均超过50%，其中印尼更是高达64.5%，而服务业所占比重相对较低，与同期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结构基本相同，但印尼和菲律宾在初级产业方面所占比重明显高于我国，而泰国吸引外资的结构则完全与我国相反，制造业占36.6%，服务业却占57.4%。到2002年，除印尼因数据缺失无法进行比较外，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制造业所占比重均有大幅下降，分别为38.0%和39.3%，而服务业所占比重则分别上升至38.0%和43.9%，其中马来西亚初级产业所占比重也有了明显上升，为24.0%。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所吸引的外资均以制造业为主，服务业次之，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制造业所占比重还在逐步提高，而服务业所占比重却有所削弱。我国这种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状况不但与世界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差距较大，就是与四小龙和东盟四国相比也有很大差别，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投资方向还有待完善。

（三）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比较分析

从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并购投资所占比重来看，1990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仅为0.2%，此后随着1999年我国加入WTO前景逐渐明朗化之后，在国际跨国并购热潮和我国入世的驱动下并购投资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中的比重才得以逐步上升，到2003年达到最高峰7.1%。相比之下，“四小龙”由于区内经济比较发达、金融市场相对较为完善，因此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以并购投资方式进入的外商直接投资占相当的比重，除少数年份在15%左右，其他年份均在30%以上。近年来更是达到40%以上，远远高于我国同期水平。而从东盟四国情况来看，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前的1996年，东盟四国并购投资占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就已达11.4%，高于我国同期4.6%的水平，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盟四国为了更多的吸引外资，加快国内经济复苏的改革步伐，继续推行经济自由化、金融自由化政策，对外资进一步开放了国内市场，鼓励跨国并购，一时间跨国并购资本纷至沓来，并购投资占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急剧上升，甚至超过100%（如2000、2001年）。

我国利用外资20多年来，由于资本市场发育缓慢、融资机制不健全、企业制度改革落后，加之我国以前对跨国并购方式采取了事实上的严格限制，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一直偏向于绿地投资方式，通过跨国并购方式进入我国的外资很少，从而造成并购投资在外商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一直很低，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展国家平均水平，就是与东南亚四小龙和东盟四国相比，也有相当的距离，吸收并购投资有待加强。

三、促进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通过上述对比分析，我们发现在利用外资方面，我国还存在许多不足。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等等一系列战略措施的实行，我国仍然需要大量外资的流入，为此我们还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调整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战略。

1、进一步加快服务业外资的引进步伐，大幅提高服务业引资比重。联合国贸发会议的2004世界投资报告中指出，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构成已从制造业外包为主转向服务业外包。服务业外包和高科技、高增值的制造业环节的转移成为带动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重要引擎，也是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特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加大对服务业的引资力度，以便有效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

2、把并购投资作为重要的引资增长点，促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并购已成为世界普遍流行的利用外资形式，它不但能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而且有利于缩小东道国的绿地投资规模，优化产业结构，减少企业过度竞争，提高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我国20多年的绿地投资，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已经造成诸如重复建设、产业结构扭曲、资源配置不合理、环境污染、加剧能源和原材料供给紧张等一系列问题，不但需要通过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来解决，而且更需要通过跨国并购的市场竞争机制来矫正。

篇4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投资均衡;BOT

外商直接投资(FDI)一般是境外投资者把资金投入本国的厂矿企业,其目是获得对被投资企业的控制权。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但是,我们要充分认识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成因,制定改进对策,以期通过加强管理,达到较理想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效果。

一、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概况

从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单一形式到多种形式,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已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地之一。我国经济持续良好的发展态势,加入世贸组织,投资软、硬环境的不断改善,2002和2003年连续两年成为全球吸收国际直接投资第一大国。30多年来,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近66万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累计8990亿美元。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主要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此外还有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作开发等。我国市场充分发展和国内企业的崛起使得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主要方式有从新建投资向并购转变的趋势。中国在大多数领域对外资的股本限制取消等宽松的政策使得增资扩股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重要途径。目前,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已近200个,外资来源日益多元化,来自中国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华人投资仍最多,亚洲经济体是我国外资的第一大来源地,其次是北美地区,然后是欧盟。外商直接投资遍及制造业、服务业、农业和基础设施等诸多领域。总之,目前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出新特点:外商投资制造业大型项目明显增加;跨国公司加速在华设立研发中心,投资的技术含量提升;投资的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趋势加强。

二、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外商直接投资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是,目前我们更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出现严重的不均衡现象,并且这种不均衡还继续造成国内经济发展严重失衡。

(一)外商直接投资投资方式和资金来源不均衡

从外资存量上看,中外合资、合作企业仍是主要方式,但重要性已逐年降低。外商对华投资的独资化趋势日益明显。2006年新设的外资企业中,外商独资企业有30164家,合同金额1515.57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462.81亿美元,在全国吸收外资总量中的比重依次为72.73%、78.23%和73.44%,超过了中外合资和合作经营企业所占比重。外商独资的倾向明显,有控制、垄断中国产业、行业、产品,占领中国商品市场的趋势。从直接投资的存量看,我国港澳台资本对内地的投资大幅度超过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资本。从来源地看,美国、欧盟、日本对华投资实际金额有所增长,但在全部实际吸收外资金额中比重不高,香港投资持续增长,自由港投资比重有所下降。这反映出中国外资主要来源地仍是东亚地区、美国和欧盟。

(二)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布不均衡

第一,我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绝大部分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截止2005年,外商在华累计实际投资中,86.5%的资金投在东部沿海地区,仅有13.5%投向中西部;全国实际利用外资6224.25亿美元,西部地区277.58亿美元,占全国的4.46%。由于外商投资和优惠政策一齐投向东部沿海地区,不仅造成地区经济发展和地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而且还带来生产力布局不合理,特别是工业地区布局的畸型化。“西部大开发”战略,使得中部投资逐年攀升,但外资向西部的推进并不显著,西部的引资还很落后,主要体现在总体规模严重偏小,西部地区占主导地位的仍是中外合作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而投资效益和管理模式都较好的外商独资企业在数量上明显要少于国内其他地区。第二,大多数的外国直接投资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但不同外资的区位选项仍有一定的区别。沿海地区的外资出现了由南部沿海地区(福建、广东、广西、海南)逐步向中部沿海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和北部沿海地区(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的转移扩散,特别是2000年以来,转移速度明显加快。北部沿海地区日益成为外商投资的新热点。

(三)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不均衡

外商直接投资中,产业分布存在不合理现象,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上。2006年,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额占到了外资总量的63.59%,2007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中实际利用FDI占当年总规模的比重分别为1.24%、57.31%和41.35%。但在制造业内部的行业细分上还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外商在中国投资最密集的行业有汽车制造、化工、微电子、家用电器、办公用品、食品制造等行业。近年来,重化工业的比重有所增加。这与国际产业转移进入重化工业跨国投资有关,我国制造业吸引外资中,国际重化工业巨头纷纷入驻中国。服务业中房地产和商业饮食服务业占绝大比重,金融与电信所占的比重较低。农业占比很小,并且在外资投向上也存在一定的不均衡,偏重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投资偏少。

三、加强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管理

我国在充分肯定外商直接投资给国民经济带来的效益的同时,对于一直以来存在的各种不均衡现象也在加深认识,并在政策上加以引导,以期改善这种状态,以便发挥外资的作用,促进我国经济均衡发展。

(一)多种渠道吸收外商直接投资

总体上来说,要继续发展三资企业,独资企业,外资并购,BOT投资还有合作开发等现有的形式。同时,要针对国内不同地区,产业,吸收外资的需要,有重点的发展不同的引资形式。比如在西部地区,我们的基础性建设比较薄弱,可以大力发展BOT投资方式,筹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BOT衍生融资模式,如TOT、BT、PFI等都可以为我国所用。完善投资环境,尤其是投资软环境。国家从政策引导,到地方支持,都要有所保障。广泛的对外宣传,建好已开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有好的口碑传颂,让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认识和熟悉中国的良好投资环境,吸引港澳、欧美以外的直接投资者。近年来,中国从政策上进一步推动港澳企业到内地投资。通过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四及其框架下的一系列政策,内地在服务贸易领域进一步放宽了对港澳投资者的市场准入条件,并在加强金融合作、贸易投资便利化、专业资格互认等方面加强合作。

(二)完善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布

外商直接投资呈现严重“东重西轻”的不平衡格局,加大了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国家已经出台一系列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积极吸收外资的政策法规。2004年6月,商务部颁布实施《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将外商投资西部地区的商业项目经营期限放宽至40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商务部《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2008年修订)》,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进一步扩大了西部地区鼓励外商投资的领域,突出了西部地区的优势和发展重点。出台《中西部等地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基础设施贷款财政贴息资金管理办法》,对中西部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贷款项目给予贴息,有力地支持了中西部地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并且随着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外商投资区域布局也继续优化。而外资将逐渐打破目前高度集中的格局,向全国缓慢扩散。

(三)优化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

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三大产业之间高度失衡的状况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因此,大力推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通过政策引导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进行产业进入的适度调整,避免外商过多地投向某一领域或某一产业,是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制造业的主导地位不变,但服务业外商投资增长速度会加快。近年来,为提高吸收外资的质量,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引导外资投向,促进产业优化升级。2007年12月1日起实行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环节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列入了鼓励类,对一些国内已经掌握成熟技术、具备较强生产能力的传统制造业不再是鼓励重点。2008年3月13日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的实施意见》,对稳步推进服务领域对外开放提出了若干要求,相关部门也陆续出台支持服务业发展的政策。2008年上半年,国家在加工贸易、劳动用工、土地、环保等方面实施了系列政策调整,并在宏观上实行了从紧的货币政策,在优化利用外资结构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下半年,金融危机影响加深,国家宏观政策及时进行了方向性调整,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启动系列经济刺激计划。在这些政策的综合影响下,我国外商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在服务业、农林牧渔业、高技术产业等行业出现明显增幅,而在高污染、高耗能、资源消耗性行业出现下降。

从宏观上引导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有效利用,发挥外资的优势和作用,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技术、管理等多方面的有利支持。同时,也要在微观上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在国内的投资行为,让经济利益驱动外资的分布,进一步为我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和均衡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刘军善,王月溪.国际金融学[J].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7).

2、綦建红.国际投资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篇5

内容摘要:越南是外商直接投资的热点地区。中国对越直接投资发展较快，但数量偏少，规模偏小，质量较低，效益一般，与中国拥有对越的投资优势很不相称，也与中国对越贸易的强势地位极不相称。为挖掘中国对越直接投资的潜力，需选择正确路径。

关键词:中国对越直接投资，潜力，路径，跨国经营

一、中国对越直接投资的潜力分析

(一)越南是外商直接投资的热点地区

1.政治社会稳定，发展后劲十足。越南保持着政治社会的持续、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良好的经济、政治环境。越南已成功实施革新开放政策20余年，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形成和完善，政治体制改革正在加快推进。2006年4月召开的越共十大更使越南进入全面推动革新开放的新时期。1991年以来，越南GDP年均增长约7.5%，远高于东盟其他国家。2005年，越南GDP增长率达到8.4%，人均GDP已从革新开放初期的约200美元增至640美元。越共十大确定越南2006—2010年实现年均GDP增长率为8.0%的目标，表明了其继续加快发展的决心。越南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积极参与区域合作，大力吸引外商投资。随着加入WTO，越南将进一步加强同全球和地区经济的融合。1988—2005年，越南全国共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6880个，合同金额646亿美元，实际到位269亿美元。2005年越南全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达58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25%，吸引外资为1998年以来最高水平。其中，新增项目合同金额为40亿美元，原项目追加投资金额为18亿美元。现有74个国家和地区对越直接投资，外资经济占越南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5%。

2.地理位置优越，成本较为低廉。优越的地理位置使越南具备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有利区位条件和交通条件。越南地处中南半岛东部，位于重要的国际交通线上，有32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在全国64个省市中，有半数以上的省市临海，具有明显的沿海优势。越南海港较多，陆路直达中南半岛其他国家，交通相当便捷，国际航线直通世界上57个国家和地区的首都或城市。越南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大幅度降低了外商投资成本。越南的石油、天然气、煤炭、水等能源资源和铁、铜、铝钒土等矿产资源都十分丰富。投资商在投资优惠的领域和地区投资，可根据土地法和税法的规定，减免土地租金、土地使用费、土地使用税。越南劳动力资源丰富，现拥有8400多万人口，65岁以上人口只占5.6%，劳动力人数占总人口的60%，平均年龄只有24.5岁。全国人口识字率已经达到了94%，大多数人完成高中教育，是东盟国家中人口识字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劳动力具有较好的文化教育基础，经过培训后能较快地掌握科学与技艺。同时，劳动力成本低廉，月平均工资约55美元，河内和胡志明市劳动力月平均工资为120～136美元。

3.政策日趋完备，环境不断优化。越南不断完善外商投资政策，改善投资环境。越南于1987年制定了《外商投资法》，历经1990年、1992年、1996年、2000年、2003年五次修订和补充。为适应加入WTO的需要，越南国会于2005年11月通过了调整内外资统一的《投资法》，并于2006年7月1日生效。新颁布的《投资法》与原法相比，具有投资商自主投资权限扩大、给予外商的投资形式扩大、各项鼓励和优惠投资政策一并适用于国内外投资商等特点，保障了外商的合法权益。越南采取措施放宽外商投资项目审批权限，提高政府办事效率。自2006年以来，在新批的越南外资项目中，由越南中央政府各部门审批和颁发投资许可证的项目占63%，各地方政府审批和发证的占13.3%，各工业区和出口加工区管委会审批和发证的占23.6%。新的《投资法》对投资的行政审批手续进行较大幅度调整，进一步简化手续程序，给予地方更大的审批权限。为给外商创造便捷、舒适的投资环境，越南正加紧建设、完善基础设施。2006年起5年内，越南政府预计在公路、机场、海港和宾馆、通信、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上投资1150亿美元。

(二)中国对越直接投资潜力巨大

1.中国对越直接投资优势独特。中国开展对越直接投资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中越两国山水相连，交通往来便捷，文化习俗相近，社会制度相同。近年来，中越睦邻友好、全面合作关系深入发展，达成两国和两国人民永做“好邻居、好同志、好朋友、好伙伴”的共识。两国高层互访频繁，政治互信日益深化，妥善解决边界领土问题取得了积极进展。经贸及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全面加强。2005年中国人均GDP已达1703美元，一些发达地区如上海、深圳已超过5000美元，高于越南的发展水平，对越南投资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比较优势。通过参与越南资源的开发投资，转移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能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减轻资源和环境压力；能规避贸易壁垒，减少贸易摩擦，开拓国际市场。

2.中国对越直接投资亟待拓展。1991年中越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以后，中国企业陆续走出国门，开始在越南投资办厂。近年来，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动下，一系列区域投资便利化措施逐步被落实，中国对越直接投资发展较快。中国企业通过对越直接投资，带动机电产品、原材料和劳务出口，有效拓展了越南和东盟市场。据越南计划投资部统计，2005年，中国对越直接投资金额突破1亿美元，达1.08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32.21%。其中，新增投资项目41个，协议投资额6770万美元；追加投资项目17个，追加投资协议金额4032万美元。由此可见，中国对越直接投资数量偏少，规模偏小，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显然要缓慢许多，与中国拥有对越的投资优势很不相称。据越南计划投资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12月31日，中国台湾省对越直接投资项目1408个，协议投资总额达79亿美元，实际到位资金29.4亿美元，居世界各国和地区对越直接投资的第一位，项目数、合同资金、到位资金分别占23.8%、15.7%和11%。其余依次为新加坡、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累计对越直接投资的有效项目352个，协议投资总额为7.31亿美元，实际到位金额为1.81亿美元，仅列世界各国和地区对越投资的第15位，项目数、合同资金、到位资金分别仅占6%、1.4%和0.7%。中国对越直接投资远未达到规模效益，平均每个项目为200多万美元，协议投资额在500万美元以上的仅有9家。

二、中国对越直接投资的路径选择

1.熟悉投资环境。认识越南、研究越南、了解越南是中国对越直接投资路径的起点。中国投资者要充分认识到，到越直接投资虽然潜力巨大，但仍要认真对待一些困难和风险：土地供应虽然充足，但交通等基础设施仍较为落后，全国无一条符合国际标准的高速公路，铁路只是米轨，无法重载，速度也很慢；缺乏理想的合作伙伴，产业配套能力较差；官僚作风、腐败现象较为严重，制度不够完善，行政效率不佳；技术工人及管理人才不足，人员素质有待提高；短期行为较为普遍，政策缺乏连续性。如果对越南投资环境有深入了解，就能避开风险，利用优势，赢得商机。

要扎实地进行前期准备和投资论证，妥善应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和遇到的突出问题。通过实地考察、深入调研，熟悉越南的国情、商情和风俗民情，使投资活动符合越南市场需求和经贸政策，尽可能融入当地社会。重点研究、掌握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相关投资规则、越南新的投资法及其实施细则、各种优惠政策及政策限制。处理好与合作方以及当地有关部门的关系，对越方合作伙伴进行深入了解，寻求信誉好的合作伙伴。选派能力强、素质高、外语好(越语或英语)的业务人员来越开展工作。树立以质取胜的经营理念，提高产品质量，注重品牌效应，搞好售后服务，提升中国企业在越南乃至东盟市场的无形资产价值。加强对投资风险的防范，按规定办理国内外投资报批许可手续。建立信息咨询系统，为中国对越直接投资提供市场调查、项目评估等咨询业务。健全金融服务体系，为中国对越直接投资提供优惠贷款、担保、保险等金融业务。改变我国对外投资审批手续繁琐、外汇管理过严的现状，切实为对越投资提供政策支持。保持与我驻越使馆经商处的联系，定期向经商处汇报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情况，遇到重大问题及时向使馆报告。

2.优选投资领域。中国早期的对越直接投资主要是加工、装配和生产性的小型项目。此后，中国企业已涉及越南的能源开发、电子、建材、建筑、农林渔业及服务业等行业，投资领域非常广泛。据越南计划投资部统计，2005年，在中国对越直接投资新增41个投资项目、6770万美元的协议投资额中，投资工业领域的有29个项目，协议投资额6223万美元；投资农林渔业8个项目，协议投资额456万美元；服务业4个项目，协议投资额91万美元。截至2005年底，中国对越直接投资中，投资最多的是工业和建筑业生产经营领域，达252个项目，协议投资额4.5亿美.元，分别占项目总数和投资总额的71.6%和61.6%。其次是投资服务业，为44个项目，协议投资额1.89亿美元，分别占项目总数和投资总额的12.5%和25.85%。投资最少的是农林渔业，为56个项目，协议投资额9698万美元，分别占项目总数和投资总额的15.9%和13.25%。

中国对越直接投资要优选有市场潜力、效益好、见效快且符合越南产业鼓励导向的行业作为重点投资领域，既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又有利于发挥我国在设备和技术上的比较优势。越南工业部已确定2006—2010年着力发展四大工业主导产业，加工制造业(纺织、皮革鞋类、农林水产加工)，工业生产资料(化工、机电、电力、煤炭)，高新技术工业(电子及通信工程)等三大产业，对中国企业来说，对越直接投资大有可为。结合越南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实际情况，可考虑在以下重点领域进行投资，从事生产和加工。一是家电生产。越南家电普及率较低，需求不断扩大，市场潜力较大。中国家电企业拥有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研发实力，积累了不少开拓国际市场的经验，可在越南投资办厂。二是摩托车发动机生产。越南政府将摩托车列为工业发展的重点，但由于资金和技术原因，迄今未能生产发动机等主要部件。我国摩托车工业技术工艺已相当成熟，具备开拓国际市场的实力，可考虑在越南投资生产摩托车发动机。三是农机生产。越南是农业国，农业耕作以人力和牲畜为主，发动机、拖拉机、水泵、收割机、脱谷机、烘干机等农业机械市场需求较大。中国企业在积极扩大出口的同时，可考虑在越南投资生产或组装农业机械，以巩固和扩大市场。四是矿产开采。越南矿产资源丰富，种类较多，但矿产开采和加工能力较弱。中国企业可考虑在越南投资采矿和加工，利用便利的运输条件，将产品返销国内，缓解国内资源的不足。此外，中成药生产、水果加工、服装和面料加工、烟草加工等产业均是可供选取的对越直接投资领域。

3.优选投资区域。外商对越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很不平衡。截至2005年底，交通等基础设施较好的南部重点经济区(胡志明市、同奈省、平阳省、巴地一头顿省、西宁省、平福省、隆安省和前江省8省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其中，合同资金占全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58%，项目数占投资项目总数的50%。北部重点经济区(河内市、海防市、海阳省、永福、广宁省、兴安省、河西省、北宁省8个省市)吸引合同资金占全国的26%，项目数占28.7%。各工业区和加工出口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占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总数的33.4%，合同资金占投资总额的33.8%。北部山区、中部、西原地区和九龙江平原地区的一些省份全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项目数仅2～3个，金额不超过700万美元。

中国对越直接投资的区域选择应集中于基础设施较为完备的胡志明市、河内市、海防市、广宁省、同奈省等5省市。特别是随着中越合作建设“两廊一圈”的加快推进，中国对越直接投资将更多地投向河内市、海防市、广宁省等发展较快的越南东北地区。按照越南新的《投资法》规定，工业区、出口加工区、高科技区、经济区属投资优惠地区，可作为对越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越南也将北部山区、中部等社会经济条件困难或特别困难的地区，列为投资优惠地区。由于这些地区基础设施十分薄弱，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增加了投资风险，是否投资需谨慎考虑。可在“两廊一圈”的越南北部区域内，选取高平、谅山等资源丰富的部分省市，着重进行资源开发和农业的直接投资。

篇6

(一)越南是外商直接投资的热点地区

1.政治社会稳定，发展后劲十足。越南保持着政治社会的持续、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良好的经济、政治环境。越南已成功实施革新开放政策20余年，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形成和完善，政治体制改革正在加快推进。2006年4月召开的越共十大更使越南进入全面推动革新开放的新时期。1991年以来，越南GDP年均增长约7.5%，远高于东盟其他国家。2005年，越南GDP增长率达到8.4%，人均GDP已从革新开放初期的约200美元增至640美元。越共十大确定越南2006—2010年实现年均GDP增长率为8.0%的目标，表明了其继续加快发展的决心。越南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积极参与区域合作，大力吸引外商投资。随着加入WTO，越南将进一步加强同全球和地区经济的融合。1988—2005年，越南全国共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6880个，合同金额646亿美元，实际到位269亿美元。2005年越南全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达58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25%，吸引外资为1998年以来最高水平。其中，新增项目合同金额为40亿美元，原项目追加投资金额为18亿美元。现有74个国家和地区对越直接投资，外资经济占越南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5%。

2.地理位置优越，成本较为低廉。优越的地理位置使越南具备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有利区位条件和交通条件。越南地处中南半岛东部，位于重要的国际交通线上，有32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在全国64个省市中，有半数以上的省市临海，具有明显的沿海优势。越南海港较多，陆路直达中南半岛其他国家，交通相当便捷，国际航线直通世界上57个国家和地区的首都或城市。越南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大幅度降低了外商投资成本。越南的石油、天然气、煤炭、水等能源资源和铁、铜、铝钒土等矿产资源都十分丰富。投资商在投资优惠的领域和地区投资，可根据土地法和税法的规定，减免土地租金、土地使用费、土地使用税。越南劳动力资源丰富，现拥有8400多万人口，65岁以上人口只占5.6%，劳动力人数占总人口的60%，平均年龄只有24.5岁。全国人口识字率已经达到了94%，大多数人完成高中教育，是东盟国家中人口识字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劳动力具有较好的文化教育基础，经过培训后能较快地掌握科学与技艺。同时，劳动力成本低廉，月平均工资约55美元，河内和胡志明市劳动力月平均工资为120～136美元。

3.政策日趋完备，环境不断优化。越南不断完善外商投资政策，改善投资环境。越南于1987年制定了《外商投资法》，历经1990年、1992年、1996年、2000年、2003年五次修订和补充。为适应加入WTO的需要，越南国会于2005年11月通过了调整内外资统一的《投资法》，并于2006年7月1日生效。新颁布的《投资法》与原法相比，具有投资商自主投资权限扩大、给予外商的投资形式扩大、各项鼓励和优惠投资政策一并适用于国内外投资商等特点，保障了外商的合法权益。越南采取措施放宽外商投资项目审批权限，提高政府办事效率。自2006年以来，在新批的越南外资项目中，由越南中央政府各部门审批和颁发投资许可证的项目占63%，各地方政府审批和发证的占13.3%，各工业区和出口加工区管委会审批和发证的占23.6%。新的《投资法》对投资的行政审批手续进行较大幅度调整，进一步简化手续程序，给予地方更大的审批权限。为给外商创造便捷、舒适的投资环境，越南正加紧建设、完善基础设施。2006年起5年内，越南政府预计在公路、机场、海港和宾馆、通信、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上投资1150亿美元。

(二)中国对越直接投资潜力巨大

1.中国对越直接投资优势独特。中国开展对越直接投资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中越两国山水相连，交通往来便捷，文化习俗相近，社会制度相同。近年来，中越睦邻友好、全面合作关系深入发展，达成两国和两国人民永做“好邻居、好同志、好朋友、好伙伴”的共识。两国高层互访频繁，政治互信日益深化，妥善解决边界领土问题取得了积极进展。经贸及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全面加强。2005年中国人均GDP已达1703美元，一些发达地区如上海、深圳已超过5000美元，高于越南的发展水平，对越南投资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比较优势。通过参与越南资源的开发投资，转移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能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减轻资源和环境压力；能规避贸易壁垒，减少贸易摩擦，开拓国际市场。

2.中国对越直接投资亟待拓展。1991年中越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以后，中国企业陆续走出国门，开始在越南投资办厂。近年来，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动下，一系列区域投资便利化措施逐步被落实，中国对越直接投资发展较快。中国企业通过对越直接投资，带动机电产品、原材料和劳务出口，有效拓展了越南和东盟市场。据越南计划投资部统计，2005年，中国对越直接投资金额突破1亿美元，达1.08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32.21%。其中，新增投资项目41个，协议投资额6770万美元；追加投资项目17个，追加投资协议金额4032万美元。由此可见，中国对越直接投资数量偏少，规模偏小，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显然要缓慢许多，与中国拥有对越的投资优势很不相称。据越南计划投资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12月31日，中国台湾省对越直接投资项目1408个，协议投资总额达79亿美元，实际到位资金29.4亿美元，居世界各国和地区对越直接投资的第一位，项目数、合同资金、到位资金分别占23.8%、15.7%和11%。其余依次为新加坡、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累计对越直接投资的有效项目352个，协议投资总额为7.31亿美元，实际到位金额为1.81亿美元，仅列世界各国和地区对越投资的第15位，项目数、合同资金、到位资金分别仅占6%、1.4%和0.7%。中国对越直接投资远未达到规模效益，平均每个项目为200多万美元，协议投资额在500万美元以上的仅有9家。

二、中国对越直接投资的路径选择

1.熟悉投资环境。认识越南、研究越南、了解越南是中国对越直接投资路径的起点。中国投资者要充分认识到，到越直接投资虽然潜力巨大，但仍要认真对待一些困难和风险：土地供应虽然充足，但交通等基础设施仍较为落后，全国无一条符合国际标准的高速公路，铁路只是米轨，无法重载，速度也很慢；缺乏理想的合作伙伴，产业配套能力较差；官僚作风、腐败现象较为严重，制度不够完善，行政效率不佳；技术工人及管理人才不足，人员素质有待提高；短期行为较为普遍，政策缺乏连续性。如果对越南投资环境有深入了解，就能避开风险，利用优势，赢得商机。要扎实地进行前期准备和投资论证，妥善应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和遇到的突出问题。通过实地考察、深入调研，熟悉越南的国情、商情和风俗民情，使投资活动符合越南市场需求和经贸政策，尽可能融入当地社会。重点研究、掌握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相关投资规则、越南新的投资法及其实施细则、各种优惠政策及政策限制。处理好与合作方以及当地有关部门的关系，对越方合作伙伴进行深入了解，寻求信誉好的合作伙伴。选派能力强、素质高、外语好(越语或英语)的业务人员来越开展工作。树立以质取胜的经营理念，提高产品质量，注重品牌效应，搞好售后服务，提升中国企业在越南乃至东盟市场的无形资产价值。加强对投资风险的防范，按规定办理国内外投资报批许可手续。建立信息咨询系统，为中国对越直接投资提供市场调查、项目评估等咨询业务。健全金融服务体系，为中国对越直接投资提供优惠贷款、担保、保险等金融业务。改变我国对外投资审批手续繁琐、外汇管理过严的现状，切实为对越投资提供政策支持。保持与我驻越使馆经商处的联系，定期向经商处汇报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情况，遇到重大问题及时向使馆报告。2.优选投资领域。中国早期的对越直接投资主要是加工、装配和生产性的小型项目。此后，中国企业已涉及越南的能源开发、电子、建材、建筑、农林渔业及服务业等行业，投资领域非常广泛。据越南计划投资部统计，2005年，在中国对越直接投资新增41个投资项目、6770万美元的协议投资额中，投资工业领域的有29个项目，协议投资额6223万美元；投资农林渔业8个项目，协议投资额456万美元；服务业4个项目，协议投资额91万美元。截至2005年底，中国对越直接投资中，投资最多的是工业和建筑业生产经营领域，达252个项目，协议投资额4.5亿美.元，分别占项目总数和投资总额的71.6%和61.6%。其次是投资服务业，为44个项目，协议投资额1.89亿美元，分别占项目总数和投资总额的12.5%和25.85%。投资最少的是农林渔业，为56个项目，协议投资额9698万美元，分别占项目总数和投资总额的15.9%和13.25%。

中国对越直接投资要优选有市场潜力、效益好、见效快且符合越南产业鼓励导向的行业作为重点投资领域，既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又有利于发挥我国在设备和技术上的比较优势。越南工业部已确定2006—2010年着力发展四大工业主导产业，加工制造业(纺织、皮革鞋类、农林水产加工)，工业生产资料(化工、机电、电力、煤炭)，高新技术工业(电子及通信工程)等三大产业，对中国企业来说，对越直接投资大有可为。结合越南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实际情况，可考虑在以下重点领域进行投资，从事生产和加工。一是家电生产。越南家电普及率较低，需求不断扩大，市场潜力较大。中国家电企业拥有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研发实力，积累了不少开拓国际市场的经验，可在越南投资办厂。二是摩托车发动机生产。越南政府将摩托车列为工业发展的重点，但由于资金和技术原因，迄今未能生产发动机等主要部件。我国摩托车工业技术工艺已相当成熟，具备开拓国际市场的实力，可考虑在越南投资生产摩托车发动机。三是农机生产。越南是农业国，农业耕作以人力和牲畜为主，发动机、拖拉机、水泵、收割机、脱谷机、烘干机等农业机械市场需求较大。中国企业在积极扩大出口的同时，可考虑在越南投资生产或组装农业机械，以巩固和扩大市场。四是矿产开采。越南矿产资源丰富，种类较多，但矿产开采和加工能力较弱。中国企业可考虑在越南投资采矿和加工，利用便利的运输条件，将产品返销国内，缓解国内资源的不足。此外，中成药生产、水果加工、服装和面料加工、烟草加工等产业均是可供选取的对越直接投资领域。

3.优选投资区域。外商对越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很不平衡。截至2005年底，交通等基础设施较好的南部重点经济区(胡志明市、同奈省、平阳省、巴地一头顿省、西宁省、平福省、隆安省和前江省8省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其中，合同资金占全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58%，项目数占投资项目总数的50%。北部重点经济区(河内市、海防市、海阳省、永福、广宁省、兴安省、河西省、北宁省8个省市)吸引合同资金占全国的26%，项目数占28.7%。各工业区和加工出口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占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总数的33.4%，合同资金占投资总额的33.8%。北部山区、中部、西原地区和九龙江平原地区的一些省份全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项目数仅2～3个，金额不超过700万美元。

中国对越直接投资的区域选择应集中于基础设施较为完备的胡志明市、河内市、海防市、广宁省、同奈省等5省市。特别是随着中越合作建设“两廊一圈”的加快推进，中国对越直接投资将更多地投向河内市、海防市、广宁省等发展较快的越南东北地区。按照越南新的《投资法》规定，工业区、出口加工区、高科技区、经济区属投资优惠地区，可作为对越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越南也将北部山区、中部等社会经济条件困难或特别困难的地区，列为投资优惠地区。由于这些地区基础设施十分薄弱，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增加了投资风险，是否投资需谨慎考虑。可在“两廊一圈”的越南北部区域内，选取高平、谅山等资源丰富的部分省市，着重进行资源开发和农业的直接投资。

4.优选投资方式。中国对越投资采取了独资、合资和合作经营等多种方式，独资和合资项目各占近一半。2005年，在中国对越直接投资中，中方独资项目30个，协议投资额3247万美元；中越合资项目9个，协议投资额3452万美元；合作经营2个项目，协议投资额72万美元。截至2005年底，在中国对越直接投资中，中方独资项目201个，协议投资金额3.3亿美元，分别占项目总数和投资总额的57.1%和45.14%；中越合资项目120个，投资金额3.55亿美元，分别占34%和48.56%；中越合作经营项目31个，投资金额4628万美元，分别占8.8%和6.3%。

优选投资方式是中国对越直接投资的重要方面。要结合企业自身情况及投资领域、投资项目的特点来优选投资方式。考虑到我国大部分对越投资企业实力不济，同时合资方式有利于拓展销售渠道，降低投资成本，符合越南还不够成熟的投资环境，选择合资方式较为合适。在合资企业中，中方所占股份最好超过50%，以使经营决策时不受制肘。有足够跨国经营经验的，或拥有特有技术需要保密的，也可选择独资方式。按照越南新的《投资法》规定，对越直接投资方式还有：按BCC、BOT、BTO和BT合同方式的投资，即合作经营；投资发展经营，包括两种形式，即扩大规模，提高生产能力和经营能力，以及更新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减少环境污染；通过购买股份或融资方式参加投资活动的管理；通过合并、并购企业的方式投资。这些投资方式均可作为中国对越直接投资方式的重要补充。

篇7

冯宗宪（1954），男，浙江宁波人，管理学博士，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交通大学金禾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壁垒、国际金融与信用风险管理等。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反倾销壁垒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机理与进入战略选择”（批准号：70473070）。

摘 要：文章在综述反倾销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文献的基础上完成了两大任务：一是从反倾销与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反倾销与非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联机理；二是利用合成数据模型对与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相联系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进行了判定。

关键词：反倾销；外商直接投资；合成数据模型

反倾销的作用客观上已经超出了贸易保护的范畴，它会促使出口商或进口商将税负通过提高产品价格转嫁给进口国国内消费者，刺激未遭受反倾销调查的国家出口的增加，有时还会引起国家间的报复等等。当然，在反倾销所有的效应当中，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往往通过一定途径对东道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产生影响，从而使一国的贸易政策与利用外资政策产生联系。毫无疑问，入世后我国对外反倾销力度将在现有程度上不断增强，与此同时，积极利用外资又是我国目前一项重要的经济发展战略，因此，深入研究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关系显得尤为迫切。

一、文献综述与概念界定

1993年8月，美国Eastman Kodak 公司申请针对来自日本和荷兰的富士（Fuji Photo）公司的照相纸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同年10月，初裁结果认定该产品倾销幅度高达300％，并且认定该产品的进口对美国国内相关行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初裁后不久，该产品进口量大幅滑坡。然而就在同一期间内，富士公司很快在美国本土投资建成一家照相纸生产厂,并于1996年3月开始运营。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富士相纸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就超过了受到反倾销调查之前在美国的份额。

这是外国企业以直接投资形式规避东道国反倾销措施的典型案例。Compa等(1998)研究了市场结构对规避反倾销的FDI行为的影响。Belderdos等(2004) 使用了一个三阶段模型研究了欧盟反倾销措施对外国出口商选择以FDI形式进行规避的行为的影响。

相关的实证研究多集中于对日本企业的研究。Belderbos (1997)第一次在企业和产品层次上对相关的日本企业为绕过美国和欧盟的反倾销壁垒从而在这两地进行直接投资的现象进行了研究；Blonigen和Feenstra(1997)利用1980至1988年间美国SIC行业数据,分析了贸易政策措施(包括反倾销保护)同日本对美直接投资之间的关联；Barrell和Pain(1999)利用跨部门时间序列数据考察了美国和欧盟对日本出口企业的反倾销措施所引发的投资跨越效应；Sourafel 等 (1999)对相关日本企业在英国的贸易壁垒规避行为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都发现了在相关日本企业中，这种规避现象是非常明显的。Vandenbussche等 (1999)在指出存在这种现象的同时，进一步阐明了这种行为的结果可能使得国内生产商面临更加糟糕的境况。

为了弄清日本企业的行为是否代表了所有企业的行为,Blonigen（2002）对1980-1990年受美国反倾销诉讼的所有企业和产品的规避贸易壁垒的行为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反倾销壁垒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果是相当温和的，是否进行直接投资还与相关企业是否拥有跨国经营的经验、是否来自发达国家以及其规模经济程度等因素有关。

在上述所描述的关系中，反倾销措施与对外直接投资通过规避的途径发生关联。在这个关系中，反倾销措施是外生的，外国企业以在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的方式对其进行规避。而在反倾销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另一类关系中，恰恰相反，反倾销措施成为内生的，外国企业通过各种途径主动寻求特定的反倾销保护水平以实现利益最大化目标，其中包括直接或间接地利用在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的手段。

（一）补偿投资理论。补偿投资理论最初是由Bhagwati(1987)提出的，他利用一个两时期博弈模型，研究了外国企业在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选择。在第一时期，外国出口企业面临东道国政府的贸易保护威胁，它不得不绕过贸易壁垒，在东道国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然而这一时期的投资很有可能是无利可图的，但外国企业的进入加剧了东道国国内市场的竞争，而此时利益受到影响的国内企业会对东道国政府施加政治影响，致使东道国降低下一时期的贸易保护水平。这样，第二时期东道国贸易壁垒的降低有利于外国企业增加出口，从而使外国企业利润水平上升。国外企业在第一时期的损失在第二时期得到了补偿，因而将这种投资称为补偿投资。

（二）“建立贸易保护”理论。Blonigen和Ohno(1998)建立了一个简单的两时期古诺双寡头模型，对两个寡头出口企业如何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影响进口国贸易保护水平进行了研究。在第一个时期，两个企业均以出口的形式进入东道国市场，东道国根据这一时期两个企业的出口量确定相应的贸易保护水平；在第二个时期，两个寡头企业根据东道国政府所设定的贸易保护水平进行新的决策，即在继续出口和直接投资之间进行选择：出口相对优势较强的企业将减少第一阶段的出口；而对外投资方面相对优势较强的企业则倾向于在第二阶段进行直接投资，因此它将增加第一阶段的出口，以此迫使东道国政府提高贸易保护水平，这样就限制了其竞争对手在第二阶段的出口，保护了其在东道国的直接投资行为，达到了“建立贸易保护”的效果。

(三)“化解保护威胁的出口”理论。Yasukuzu (2004)认为：当外国企业可能以对外直接投资形式规避反倾销壁垒时，进口竞争企业所追求的最佳保护水平是恰恰能够阻碍外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水平，这个水平高于不存在外国企业直接投资可能性的情况下本国企业所需的最高保护水平；外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能够化解进口国的贸易保护威胁，Yasukuzu把这种战略性的出口增加叫做“化解保护威胁的出口”。在这里，直接投资成为了达成特定保护水平的间接手段。

本文从反倾销措施与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反倾销措施与非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两个方面来界定反倾销措施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

关于反倾销措施与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两者之间的规避关系，另一种情况是特定的反倾销保护水平成为外国企业出于利益最大化目标、通过各种途径（比如增加第一阶段的投资或出口）主动寻求的结果，这在上文中已有论述。

关于反倾销措施与非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本文作如下界定：

这类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可能是由反倾销措施引发，也可能是由涉案产品部门的外商直接投资变动所引发。本文将反倾销措施和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引发非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称为反倾销措施和涉案产品部门引发外商直接投资变动的“波纹效应”――就像将石头扔到水中泛起的一轮又一轮的水波纹，最初的行为效应也许只是一个点，可是由这个点引发了更广泛的效应，最终的效应往往远大于最初的效应，这个引发过程的发生或许源于信息的传递，或许源于主体对特定利益的追求等等。

假设外商直接投资发生了变动，且这个变动与反倾销措施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所有产品部门分为不同的层次，各层次编号依次为0，1，2,......i,i+1,......k，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发生了变动，且该变动与反倾销措施直接相关的涉案产品部门和非涉案产品部门记为第0个层次，假设第i＋1个层次所发生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由第i个层次的外商直接投资变动引发，且第i＋1个层次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规模是第i个层次外商直接投资变动规模的ni＋1倍，如果将第i个层次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规模设为Fi，则有：

Fi+1=ni+1・Fi

设第0个层次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规模为α，则有：

F1=n1・F0=n1・α

F2=n2・F1=n2・n1・α

……

……

那么，如果设反倾销措施引发的全部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规模为F，则：

F＝ki=1Fi＝ki=1(Πim=1nm・α)＝(ki=1Πim=1nm)・α

F>α（1）

由此看来，与对外反倾销措施直接相关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也许并不大，但是如果考虑了对外反倾销以及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波纹效应”，那么由对外反倾销措施所引发的全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可能会比较大。从1997年第一起新闻纸反倾销案开始，截至2006年2月，我国已发起对外反倾销调查40多起。国内已有关于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龚家友和滕玉华（2005）、胡麦秀和周延云（2005）、李 君（2005）、黄文俊和于江（2004）、鲍晓华（2004）、朱庆华和唐宇（2004）等对此都进行了研究。国内已有文献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1）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集中于外国企业以直接投资形式规避我国对外反倾销措施这种行为的研究；（2）多以介绍反倾销各种效应为主，一般将外国企业的投资跨越行为作为其中之一介绍；（3）多以定性说明、个别案例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

二、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关联机理

基于上文关于反倾销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界定，本文对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分析，最终将其总结为如下几个类型：

（一）外商直接投资是外国企业规避我国对外反倾销措施的一种途径

国内已有文献的相关研究多以个案为主，本文尝试以更加全面的方式对这种情况进行总结，表1是对与我国对外反倾销案件相关的所有外商直接投资情况的汇总，其中包括规避这种情况。

从表1所反映的样本数据看，对外反倾销案件发生后共发生FDI案例数为80次，其中外方企业为涉案企业或者来自涉案国家的有47次，占FDI案例总数的59％实际上要比这个数值大，因为有些外国企业可能与涉案外国企业有某种关联而在汇总时无法获得准确信息，比如它可能是涉案外国企业在某些非涉案国家投资而建的企业。。虽然说决定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具体原因也无法详细知晓，但对于那些恰恰是在遭遇反倾销调查之后而进行直接投资的外国企业来讲，不能不说规避反倾销壁垒是促使其直接投资的因素之一。

（二）反倾销保护水平是外国企业的主动寻求，而直接投资成为外国企业达成特定反倾销保护水平的手段，有时还可以受益于所达成的反倾销保护水平

笔者在对跨越反倾销壁垒的外商直接投资案例进行总结的过程中，发现这样一种情况：在某些案件的申诉企业中包括已设的外商投资企业，而且在某些案件的涉案外国企业中恰恰包括提起反倾销申诉外资企业的外方投资者或其外商投资者的其它分支企业。无论申诉企业中的外资企业是涉案外国企业分支，或者与涉案企业关联于同一个外国投资者，反倾销措施都对已有的外商直接起到了保护作用。 虽然反倾销调查使涉案外国企业向东道国出口的利益受损，但同时受损的还有它的竞争对手――即其它的向东道国出口的外国企业。不仅如此，相应外国投资者可以利用已形成的反倾销保护加强其在东道国的直接投资。

下面这个案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种情况。1995年12月,美国杜邦公司属下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与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属下佛山塑料三厂有限公司合资创办了佛山市杜邦鸿基薄膜有限公司；1999年3月16日，由佛山杜邦鸿基薄膜有限公司等六家企业代表中国聚酯薄膜产业提出了对来自韩国的聚酯薄膜进行反倾销调查的申请，并于1999年4月16日正式公告立案（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http：//cacs.省略）；2001年6月27日，以生产幅宽6.7米双向拉伸聚酯薄膜高附加值环保型新产品为主的佛山杜邦鸿基薄膜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在宁波开发区大港工业城正式投产；2003年佛山杜邦鸿基薄膜有限公司宣布，将在佛山新增一条聚酯薄膜生产线(《中国化工报》，2003年10月18日)。

（三）反倾销措施和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波纹效应”引发的非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

反倾销措施一般会引起国内涉案产品价格上升，为涉案产品提供原料性产品的上游产品部门会因此而得到好处，这一点可以诱发上游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同时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也可能产生“波纹效应”，比如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带动其上下游产品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这种变动可能源于对原料类产品的需求、产品销售的需要以及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需求等等；还比如有时出于规模经济等方面的考虑，外国企业直接投资所生产的产品往往不仅包括涉案产品，还包括非涉案产品，这些非涉案产品与涉案产品相关程度不一定很大。

下面的案例很好地说明了反倾销措施和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引发非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变动的“波纹效应”。

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分别于2002年3月1日和2005年5月31对进口邻苯二酚进行反倾销调查，现商务部于2004年5月12日对进口双酚A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cacs.省略）。2006年3月2日， 列入世界化工100强的法国罗地亚集团在江苏省镇江新区投资兴建的新双酚生产基地正式奠基，该基地生产的产品不仅包括适用于多种行业的邻苯二酚和对苯二酚，还包括下游衍生物，如香兰素、乙基香兰素、二甲氧基苯和对苯二酚中的单甲醚(《中国化工报》，2006年3月22日)。

三、基于合成数据模型对两者关系的定量分析

为了更加清楚地说明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关联程度，本文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反倾销措施作为多个解释变量之一，利用合成数据模型对与我国对外反倾销措施相关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进行了估计。

（一） 变量与方法

某行业吸引FDI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选取了已有外资的规模、同类产品在该国的市场前景、经营此类产品的盈利潜力、政策对该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容许度以及该行业反倾销程度作为解释变量，分别用该行业三资企业的工业总产值（ZCZ）、该行业三资企业的销售收入(XSSR)、该行业三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占该行业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CZBZ)、该行业发起的对外反倾销次数(AD)来表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即该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状况用该行业合同外商直接投资额（FDI）来表示。分析中选取了四个样本行业，分别为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SY）、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HX）、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JT）和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DZ）。

模型分析采用年度数据，由于各种因素对FDI的影响具有滞后性，本文研究中所有解释变量的取值比被解释变量滞后1期，被解释变量数据期间为2000－2005年，解释变量数据期间为1999－2004年。

结合上述分析，本研究所用模型的具体形式为：

其中：i表示行业，t表示年份；β1、β2、β3和β4为不随时间和行业变化的常数；α*i为截距，用以反映模型中被遗漏的体现个体差异变量的影响，它随行业变化而变化，但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合同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单位为万美元，行业内三资企业工业总产值（ZCZ）和销售收入（XSSR）的单位均为亿美元，行业内三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占行业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以小数表示，用反倾销立案次数度量反倾销程度。所有数据均根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各年《中国外商投资报告》以及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中国投资指南网各网站公布的数据整理。

（二）模型估计结果

对合成数据模型进行的估计结果列于表2。

从各模型估计结果看，模型估计效果较好，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t检验。每个模型的可决系数（R2）和调整的可决系数（R2）均大于0.85。就各行业反倾销情况看，各模型中解释变量AD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t检验，说明对外反倾销调查对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有显著影响。从AD的回归系数的值来看，各模型中其回归系数的值约在50000－60000左右，这说明就过去我国的反倾销实践看，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外反倾销调查增加一次，下一年度该行业合同外商直接投资（FDI）额平均增加约5亿～6亿美元，其中值约为5.5亿美元。

（三）与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相关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判定

在1999－2004年期间，模型所选四个样本行业中只有化学工业发起了对外反倾销调查，六年间化学工业对外反倾销次数分别为2、1、5、7、4、6，如果按模型分析的结果，即每次对外反倾销调查平均引起下一年度合同外商直接投资增加约5.5亿美元的平均规模计算的话，1999－2004年各年化学工业的反倾销调查平均引起下一年合同外商直接投资增加额应分别为11亿美元、5.5亿美元、27.5亿美元、38.5亿美元、22亿美元、33亿美元，占下一年度全国合同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分别为0.03、0.01、0.05、0.07、0.04和0.05。六年间化学工业对外反倾销调查共25起，按每起引发约5.5亿美元合同外商直接投资增加额的规模计算，1999－2004年六年间化学工业所有对外反倾销调查共引发合同外商直接投资额增加137.5亿美元，占2000－2005年全国合同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4％。相关数据列于表3。

需要强调的是，1999－2004年我国全部行业共发起对外反倾销调查34起，而其中化学工业就有25起，约占该期间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总量的74％，所以上一年度化学工业对外反倾销调查所引发的合同外商直接投资增加额占当年全国合同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样本期间内由我国全部对外反倾销调查案件所引发的合同外商直接投资额的相对变动规模。

模型估计结果反映出来的与我国对外反倾销措施相联系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应包括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以及由反倾销措施和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波纹效应”所引发的非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与反倾销措施直接相关的涉案产品部门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也许并不大，但如果考虑了由反倾销措施和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波纹效应”引发的非涉案产品部门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那么对外反倾销措施所引发的所有FDI变动的规模就会大得多。

四、结论

本文对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与外商直接投资的联系机理以及联系程度进行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联途径至少有三种：一是外国企业通过直接投资规避反倾销壁垒；二是外国企业通过一定方式主动寻求特定的反倾销保护水平，而直接投资成为达成这个目标的直接或间接手段，同时也可受益于所达成的特定的反倾销保护水平；三是反倾销措施以及涉案产品部门的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波纹效应”引发非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通过利用合成数据模型的定量研究发现，就发起对外反倾销调查最频繁的化学工业来讲，与每起对外反倾销调查相关联的合同外商直接投资额平均约为5.5亿美元，以此规模计算，在2000－2005年间，与化学工业对外反倾销调查相关的合同外商直接投资额约占该时期全部合同外商直接投资额的4％。

参考文献：

鲍晓华. 2004. 中国实施反倾销措施的经济效应分析［J］. 经济纵横（1）.

龚家友,滕玉华. 2005. 中国反倾销实施中的投资跨越效应分析［J］. 华东经济管理（8）.

胡麦秀,周延云. 2005. 跨越反倾销壁垒与引致的对外直接投资研究［J］.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3）.

黄文俊,于江. 2004. 反倾销是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J］. WTO经济导刊（7）.

李君. 2005. 中国反倾销效果实证分析以丙烯酸酯为例［J］. 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0）.

朱庆华,唐宇. 2004. 中国反倾销措施实证分析［J］. 山东财政学院学报（6）.

BARREL R,PAIN N. 1999. Trade restraints and Japanese direct investment flows［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43: 29-45.

BELDERBOS R. 1997. Antidumping and tariff jumping: Japanese firms′ DFI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G］.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419-457.

BELDERBOS R， et al. 2004. Antidumping duties, undertakings, and foreign directInvestment in EU［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48：429-457.

BHAGWATI J N， et al. 1987. Auid Pro Quo foreign investment and welfare［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27): 127-138.

BLOIGEN B, FEENSTRA R. 1997. Protectionist threat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G］//FEENSTRA R.The effects of U.S. trade protection and promaotion policies. NBER and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Chicago: 55-80.

BLONIGEN B, OHNO Y. 1998. Endogenous protecti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protectionbuilding tra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46(2)：205-227.

BLONIGEN B. 2002. Tariff-jumping antidumping dutie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7: 31-49.

CAMPAJ, et al. 1998. 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 CS(6): 361-380.

SOURAFEL G, et al. 1999. Antidumping, trade barries and Japanese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K［R］. Centre for Research on Globalisation and Labour Markets, School ofEconomics,Universeity of Nottingham, Research Paper.

VANDENBUSSCHE, et al. 1999. Undertakings and antidumping jumping FDI in Europe［R］. CERP Discussion Paper(2320).

篇8

关键词:WTO;投资;中国

Abstract:Theinternationaldirectinvestmentistakecontrolstheenterprisetomanagetheauthorityasacore,takegainstheprofitasthegoalGermanyinvestmentactivity.AfterjoiningWTO,becomesourcountrypolicyofopeningtotheoutsideworldgraduallyusingtheforeigndirectinvestmenttheimportantcomponent.Inusingintheforeigncapitalpracticeprocess,wemustanalyzetheforeignmerchantearnestlyintheChinesedirectinvestmenttoChinatheinfluence,andproposesthecountermeasurespositively.

Keywords:WTO;investment;China

1加入WTO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对我国产生的影响

1.1关于投资规模的影响

加入WTO以前,外商在我国的直接投资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加入WTO后,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长1190亿美元,比入世前增长了34.2%,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538亿美元,比入世前增长23.5%。目前,中国现存注册外商投资企业23.6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已超过全国进出口总额的57%;已成为全球最大的FDI流入国之一。

以市场控制为目的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的发展既有带动和示范的一面,又对其自身和国内产业的成长构成抑制。表现在:国有企业因机制障碍越来越难以适应竞争加剧的形势,国有部门的萎缩引起城市市场的相对萧条,最终又限制了外资的发展,以及一些地方政府及领导盲目追求招商引资的“政绩”,重引资数量而忽视引资质量,相应的代价是,对不能进口或不可再生资源的大量消耗和对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使我们引进外资战略的可持续性大大减弱。

1.2关于产业投向上的影响

与全球产业结构演变趋势相适应,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从第一产业和传统制造业向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转变。第三产业中的一些服务业,如金融、保险、不动产、商业等是国际直接投资的热点。

入世后外商直接投资的领域扩大,给外商带来了更大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另一方面,这种领域的快速扩大,给中国企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其次,开放市场后对人才的竞争加剧,人才价格可能水涨船高,尽管这种变化对人力资源利用和培育可以起到刺激作用,但同时也将提高服务业的成本和价格,使其低成本优势受到削弱。

1.3关于投资地域的影响

入世前,外商在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我国的东部地区。加入WTO后我国在积极扩大利用外资,着力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质量的同时,把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相结合,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支持力度,外商直接投资地域向中西部转移。据不完全统计,世界500强中已有80多家企业在我国西部地区投资或设立办事机构,比入世前同期上升了85.3%。

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有利于培育全国统一市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外商加大对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使得一些投资项目并不是我国目前所急需引进的项目,同时也与我国的产业结构相违背。使得在我国产业结构中政策中应当优先发展的部门未能得到发展。

1.4关于投资方式的影响

加入WTO之前我国吸引外商投资的主要方式有合资经营、合作经营、独资经营、投资控股、合作开发等其他方式。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上半期,建立合资企业是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市场的最主要形式,自入世后外商的新投资项目中,外商独资项目开始超过中外合资项目,独资形式在外商直接投资中的比重快速上升。独资企业比重快速加大将继续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的一种趋势,并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

这样一来,独资企业的投资方式更便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和控制,对企业今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另一方面,独资企业的这种快速发展使原来合资的一方遭受了损失。各企业被外资控股后,我国参与经营的一方失去了管理和控制企业的权利,东道国的宏观经济控制能力会随之下降,从而可能导致市场控制的失灵并引发经济动荡,造成利润外流。

2消除外商在华投资对我国产生消极影响的应对措施

加入WTO会对我国的对外开放格局产生极大的影响,为了充分利用对外开放这一契机,合理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以改善我国的产业结构,消除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推动我国经济更加快速发展,我们有必要采取以下政策措施:

2.1制定有力的竞争政策,维护良好的竞争秩序与竞争环境

竞争政策包括所有为保护竞争秩序和推动市场竞争而采取的行动措施、制定的规章条例和设立的监督实施机构的总和,也包括政府对企业的限制和鼓励、扶植等。制定竞争政策的宗旨是打破各种特权秩序,培育和维持一个公开、公正和公平的竞争秩序,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政府应树立“竞争优先”的理念,研究和制定有利于公平竞争的竞争政策,维护良好的竞争秩序。

2.2优化产业结构,提高我国企业的竞争能力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发展出自己独立自主的研究与开发体系是开放政策成功的标志,是国家真正具有国际竞争能力、跻身于世界经济强国的基础。中国在开放过程中的“利益博弈”上,就不仅要竭力避免单方面被外方所控制或利用,而且要努力避免在“双赢”中的“相对收益”(RelativeGain)上成为受损方。我国企业要想与外资企业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就要有自身的行业特点:①建立产品品质优异化,例如日本的汽车制造商;②建立产品创新力的优异化,例如3M、IBM及日本新力公司;③建立产品服务的优异化,例如佐丹奴时装店;④建立购物者省时的优异化,例如7-11便利店及意大利薄饼店;⑤建立产品品牌的优异化,例如可口可乐、麦当劳快餐店及奔驰轿车。

2.3逐步实现利用外资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变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多以加工型中小企业为主,投资额较大、技术含量高的项目不多,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推动作用十分有限。因此,要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长远规划目标改善外商直接投资结构。我国引进外资的重点应有两类,一类是有长期合作战略计划且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水平升级具有积极意义的大的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另一类是国外各种基金会,如养老金、社会福利基金会等。这类基金会一般只要求东道国政府担保其投资回报率,如果投资回报率能为我方接受,此类基金会不失为我国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建设领域利用外资的一个较好来源。同时,要继续进行以BOT方式吸收外商投资的试点。

2.4突出行业优惠,促使外商投资项目更符合我国的产业政策

篇9

[关键词]东北老工业基地；FDI；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2）01-0069-06

从2003年10月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以来的八年，东北地区（本文东北地区不包括蒙东地区）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三省地区生产总值由2003年的1.27万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3.08万亿元，平均增长速度不仅高出振兴前的几年，同时也比全国的平均增长速度高出3.9个百分点。在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整个东北地区的对外开放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尤其是东北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速明显，东北地区在2003年-2009年利用FDI的环比增长速度均超过全国的平均增长速度，东北振兴规划明确指出：东北老工业基地要加快开放步伐，积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因此，进一步探索东北FDI的发展尤其是外资与东北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东北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及特点

（一）东北地区利用外资时期及地区分布

东北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经历比较曲折，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从1985年的0.62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1293.8亿元，其间可以明显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1992年以前改革开放初期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的外资数量比较少；第二个阶段是从1992年到1997年的高速增长期，该阶段处于改革开放的全面铺开时期；第三阶段是1997年-1999年，其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数量有所下滑；第四阶段是进入新世纪的大幅增长阶段，尤其是东北振兴这七年增长速度远高于全国平均增速。

由下面的图1可见，在东北地区中，辽宁省的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其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也最多，历年占据三省总额半数以上，其投资的变化决定了整个东北地区的变化趋势。吉林省和黑龙江省2003年-2009年利用外资的增速很快，只是基数小，所以所占总量偏低。东北主要中心城市承担了多数的外商直接投资。以2009年为例，沈阳市和大连市各吸收实际FDI53.1亿美元、60亿美元，占辽宁省的比例分别为34%和39%，长春实际利用FDI6.3亿美元，占吉林省的56%，哈尔滨以6亿美元占黑龙江全省实际外商直接投资的26%。四市FDI总和为125.5亿美元，占整个东北地区的66.3%，比重偏大，而其他地区吸引外资的能力较弱。

（二）东亚地区是东北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地

近年来，东北的外商主要投资来源国集中在东亚地区，另外，自由港的投资规模越来越大。从表1可见，2009年东北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前五名除美国外，都集中于东亚地区。这与地缘优势有很大原因，东北地区距离日本、韩国很近，同时日、韩偏向对东北地区的投资还有语言、人文、历史等方面的因素。前五名国家和地区投资额占总投资的比重很高，这些国家的FDI基本左右了东北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和规模。值得注意的是，各省的情况还有些差别，比如德国在吉林省的投资，俄罗斯在黑龙江省的投资也是比较多的。

（三）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并逐渐加大向第三产业的投资

东北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早期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这和东北的产业结构有关，东北地区集中了大量的装备制造业，从图2-1可以发现，1997年-2004年，FDI在第二产业投入金额占总额的64%，这有利于进一步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近年来，外商在第三产业投资的比重有所提高，从图2―1的1997年-2004年与图2―2的2009年的FDI比较中可以发现，外商向第三产业的投入有所加大，从而优化了东北的产业结构。

（四）东北地区外商投资方式独资化趋势明显

东北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近年来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图3―1可见，以往的投资方式外商独资不占主体，1982年-2004年外商直接投资仅占42%。由图3―2可见，2009年东北地区外商独资企业以70%的比例领先于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及外资股份制。这与整个国家的大环境密切相关，早期外商进入中国，由于对中国的法律和政策以及整体大环境不熟，选择与中方进行合作，随着中国人世履行国民待遇，外商倾向于独自投资生产。

二、东北地区FDI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一）关于数据的处理

本文选取了1985年-2009年期间东北三省地区生产总值、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值，将外商直接投资值用25年的外汇中间价处理成人民币表示，再用以1985年为基期的各省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对各自省份的两列数据消除物价影响，最后算出东北地区的实际地区生产总值（GDP）和实际外商直接投资总值（FDI），为消除异方差，对两列数据进一步进行对数化处理，其对应序列分别记为LGDP、LFDI。由图3可以发现两者的变动较为一致，但具体什么关系，还要根据下面的检验来确定。

（二）东北外商直接投资与东北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

1 数据平稳性检验

由于经济时间序列往往是非平稳数据，直接运用传统的方法进行回归容易造成伪回归，因此，首先需要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分析，在这里，我们采用迪克一富勒（Augmented Dickey―Fuller，ADF）检验模型进行检验，检验基于下面模型：

其中εt为白噪声，ρ为差分算子，t为时间趋势。原假设为非平稳，即存在单位根。根据麦金农临界值判断，最优滞后期由SIC准则确定，用Eviews5.0软件进行分析。

由表3可见，LGDP、LFDI在5%显著性水平上均接受原假设，即LGDP、LFDI是非平稳序列；在接下来对他们进行一阶差分后，发现DLGDP、DLFDI在5%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即一阶差分后序列是平稳序列，均是I（i）过程，由此可见，我们不适合使用经典回归进行估计，所以采用协整理论来分析。

2 协整分析

协整关系是用来说明几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即便变量某时期偏离长期均衡，但是均衡机制会调整其重新回到均衡。协整检验主要有两种方法，分别是EG检验和JJ检验，本文采用Johansen检验（JJ检验），该方法是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对多变量进行协整检验。

由表4可以看出，LGDP与LFDI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我们进一步进行因果分析，来确定FDI与GDP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采用格兰杰因果分析。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是用来判断一个变量的变化是否会引起另一个变量的变化。由于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滞后期非常敏感，为谨慎起见，本文分析若干个不同滞后期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当结果基本相同时来确定结论。

由表5可知，从滞后一阶到滞后六阶，LFDI对LGDP不具有格兰杰原因。从滞后一阶到滞后四阶，LGDP对LFDI不具有格兰杰原因；而从滞后五阶到滞后六阶，LGDP对LFDI具有格兰杰原因。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东北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并不构成格兰杰因果关系。

三、东北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建议

（一）东北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偏低，应加大引进投资的力度

由上述实证检验，我们发现东北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影响有限，这和东北地区的FDI总量过小有关，2005年辽宁省在东部十一省市排名中位列第八，占东部地区FDI的4.3%，黑龙江和吉林省在中部8省中排名分列6、7名，所占比重也仅为8.4%和6.9%。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辽宁省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出现大幅增长，2009年突破154亿美元，进入全国三甲；2010年突破200亿美元，全国排名第二，从而带动东北地区吸收了超过全国20%的外商直接投资。而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的增幅还是有限，这就制约了整个东北地区的FDI总量的增长。因此除了强化东北地区的招商引资质量，数量的提高仍然是东北地区未来一段时间招商引资最重要的任务，尤其是像吉林省和黑龙江省这样FDI数量相对较少的省份。

（二）FDI促进了老工业基地改造，但也存在一些不合理现象，需进一步加强引导

东北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投资于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其中外资倾向于在各省具有优势的制造业。2009年，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合计为49.1亿美元，占全部实际FDI的32%。从2006年到2009，年吉林省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吸引外资超过吉林省吸收外资的25%，外商直接投资进一步促进了老工业基地的产业改造。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第三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逐渐增大，房地产投资比重显得过大，2009年辽宁省的房地产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35.3亿美元，占当年辽宁省第三产业FDI总值的44.7%，其他第三产业的比重偏低，这需要政府合理引导其投资方向。

香港、日本、韩国是东北地区的主要投资来源地，东北三省地方政府也经常到上述三个国家和地区召开招商周等招商活动以吸引投资。但是除了注重传统的东亚地区投资来源地之外，还应进一步加大在欧美发达地区的招商引资力度，这些地区不仅资本雄厚，而且技术先进，更有利于提升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技术，促进产业升级。

篇10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引进外资　合理利用

一、 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成为我国吸引外资的主要形式，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1979年开始利用外资以来，实际利用外资的规模从1983年的9.15亿美元到2008年923.95亿美元，几乎每年都呈上升的趋势。

2008年是中国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第三年，吸收外商投资继续保持平稳发展。?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显示，2007年，全年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32.9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4.8%。截至2008年底，我国吸收外商投资金额已逾8400亿美元。

2007年9月28日，世界银行的《中国利用外资的前景和战略研究》报告指出，2006至2010年期间，在预计流入发展中国家的25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FDI）中，预期中国将占到30％左右。

二、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特点

1. 外资企业返销比例较高

1990年～2008年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和出口额，两者相除可得到外资企业的返销比例，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的返销比例较高，近几年一直在40%左右。虽然缺乏20世纪80年代的数据，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预期到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外国直接投资中，“加工贸易”、“补偿贸易”和“三来一补”的形式较多，这一比例会更高。

2.外国直接投资以新设投资为主

在我国利用的FDI中，一直以新设投资为主。虽然最近几年，由于政策的放松和全球跨国并购的发展，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并购有所发展，但比例仍然很小。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统计，2000-2008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并购额由0.08亿美元增长到137.21亿美元，例仍然很小。

3.外商独资型FDI比例逐渐增加。

我国的外国投资项目分为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1995年到1998年间，随着人民币汇率的窄幅升值，外商独资和中外合作型FDI呈不断增加之势，而中外合资型FDI则不断减少;1998年到2002年人民币汇率钉住美元期间，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型FDI则在不断减少，而且趋势特别明显，只有外商独资型FDI在不断地加速增长，并于2002年超过其他类型FDI而占FDI总额的一半左右。自2002后，外商独资型FDI占FDI比例逐年增加，截止2008年这一比例高达78.27%。

4. 产业分布不平衡

产业分布上，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投向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性。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部门，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比例偏低。2008年，中国制造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为498.95亿美元，占总额的54%；绝大部分外商直接投资集中于一般性的加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易使中国被锁定在国际分工价值链的底端。

5.区域投资差异大

改革开发以来，东部地区一直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地区。这种状况的形成主要是受历史和自然因素，地理区位，对外开放正常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处，率先开发了基础设施和经济基础较好的东部地区。由于投资的聚集效应，使得东部地区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成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热点，这种极不平衡的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布，扩大了东部与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差异，进而导致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不利于地区协调发展。

三、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1.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和外资政策，改善外商直接投资环境

（1）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是解决目前我国引资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的根本保障。（2）重新审视我国外资政策，对不合理的外资政策进行撤销或调整。（3）坚决制止对外商投资企业一切形式的乱检查、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

2. 优化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合理引导外资流向

（1）充分发挥、利用已有政策、设施继续引资，积极实施利用外资，多元化有战略，多渠道多方式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继续引进港澳台和东南亚国家的投资。（2）引导外资投向，进一步优化我国产业结构。（3）加大服务业招商引资力度，创造良性发展的服务业引资环境。（4）加快中西部的对外引资工作，优化外商直接投资地区结构在继续发挥东部优势引进外资的同时，中西部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合理、有效地加快利用外资步伐。

3. 建立和完善我国市场竞争体制，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1）要建立完善我国市场竞争体制，为各种经济主体建立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2）要建立我国经济安全指标体系，增强经济运行风险的预警能力，提高风险防范机制的运作效率，确保对外开放过程中我国经济发展的安全。

4. 努力创新利用外资方式，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

鼓励外资企业技术创新和技术外溢。创建外资企业、内资企业、科研机构等共同参与的开放创新体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我国在积极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应加强对技术的消化吸收，建立起面向市场、自主经营、具有较强技术创新能力的企业。同时应引导外资以参股、并购、再投资等多种形式参与国内企业改组改造。

参考文献：

[1]周祥生.第六讲: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问题[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4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