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礼精神内涵范文
时间:2023-10-27 17:3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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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儒家文化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表达清楚的,它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它的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留传下来的宝贵财富,值得现代人去继承和发扬光大。儒家的思想文化涉及道德、政治、生活和教育的方方面面,它作为一种世俗文化,是一种关于人的文化,特别注重对人的关怀,处处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其精神内涵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概括。一是人本主义精神。就是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上,更多地关注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更主张通过个人的努力和道德的修养的自我完善,来实现人生的价值的一种精神状态。二是内圣外王精神。主要是培养人的奉献精神,是宣扬群体价值取向和培养一种救世主的忧患意识,能以天下为己任,以社会贡献大小论英雄的忘我精神。三是积极入世精神。就是通过对外界环境的体验,从自身内在的生命力量出发,领悟到作为人的尊严、价值和意义所在,在生活中更注重追求现实世界的幸福生活。总之,儒家文化理念的精神已经侵入我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并依然发挥着它巨大的影响力。
二、在高校展示空间设计教学中扩展儒家文化理念的意义
如今我国高校教育是开放的,正面临多种思想和文化价值观的冲击,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学生都难以取舍。而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力量,具有丰富的内涵,思想博大精深,在我国美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我国的教育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在我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在我国高校展示空间设计教学研究上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文化理念中所表达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是我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特点之一,也是儒家文化理念中的特征。在眼下高校展示空间设计教学中就是通过“绿色、环保、健康”为主题来进行设计的,它强调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就是儒家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理念;而儒家文化精髓中的礼,是中国文化化人伦秩序与人伦原理最集中的体现,它强调整以体秩序为最高价值取向,体现庄重之美的内涵,但在现代展示空间设计艺术中,通过视觉传达呈现出规范的秩序,让观赏者在设计作品中能感受到色彩表现上的朴素和浓艳、大俗与大雅的独特个性,包括在现代展示空间中随处可见的黑白对比和素雅色调都是受儒家文化中的礼的影响而留下的;儒家文化思想中的仁,也就是对万物有仁爱之美,这是儒家生命价值观,也是儒家文化理念的一个重要特点。对现代高校展示空间设计教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本质上来讲就是要求高校展示空间设计教学中要注重对学生自身内心修养的培养,并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去达到更高的视觉设计艺术境界。以儒家文化理念为依托,立足于民族文化特色,我国教育的展示空间设计教学之路才会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三、儒家文化理念下高校展示空间设计艺术的风格定位
目前,我国高校展示空间设计艺术的风格就是在现代时尚元素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这种风格的定位即体现了时代特色,又保留了传统民族文化的独特风格,使其在设计艺术中更能展示强大的生命力。眼下多种风格并存是现代展示空间设计艺术的风格发展的必然格局,但也要在多元共存的基础上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因此一定要坚持真善美的原则,将儒家文化思想进行科学的构建,让其在当代展示空间设计艺术中体现出应有的“美”。也就是说从传统儒家思想美学的角度来考虑现代展示空间设计艺术的风格定位,即要吸纳儒家思想的美学精神,也要吸纳现代的美学精神,要在设计中协调出整体之美,创造出热烈之美,并将其内在之美传承开来。这也是现代展示空间设计艺术教育教学现代化发展形势所趋,渗入什么样的思想理念和意识形态,就会形成什么样的展示空间设计艺术风格,同时在教学创意中,也会呈现出怎样的展示空间设计艺术的风格定位来。因此,在高校展示空间设计艺术风格定位上,要遵循儒家思想的美学精神,将传统艺术设计元素与国际化的设计理念相结合,最终形成自己的艺术设计风格来。如著名艺术设计大师韩美林先生的作品——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标志,就是取材于传统的凤纹,它巧妙地把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精髓融入现代视觉传达设计的理念当中,寥寥数笔却显得那么简洁有力,却能给人们一种舒适的飞行服务和安全保障的感觉,这也体现了设计作品风格定位的重要性。
四、儒家文化理念下高校展示空间设计教学思维的培养
基于儒家文化理念下,人们如何对高校展示空间设计教学思维进行培养,如何开拓和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呢,这也是目前高校展示空间设计教学中所要面临的问题,同时在高校展示空间设计教学中扩展儒家文化理念也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和方法。但从目前来看,高校教师在展示空间设计教学过程中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意识的传播还不是很积极,在培养学生儒家文化思想意识上还很薄弱,以致于学生在进行展示空间设计时,很难将儒家文化的精髓渗透到设计作品中去,使设计出来的作品很难体现本土文化特色,看起来缺乏强有力的生命力。因此,在高校展示空间设计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将儒家文化美学思想的意识和精髓不断地扩展到设计教学思维的培养中去。正确引导学生去学习儒家文化的内容形式,去了解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涵,着重挖掘具有继承价值的艺术素材,学会把中国特色的艺术设计元素进行分类和总结,提高学生对儒家文化的审美意识,在儒家文化思想的指导下能用独特的思维去树立自己的作品设计理念和方法。同时,还要鼓励学生去多看优秀设计作品,了解更多的设计风格,并掌握先进的展示空间设计理念和方法。除此之外,还要让学生不断去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设计作品,使自己的视眼变得更加开阔,掌握的设计形态更加全面,并能对西方文化进行分解和还原,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进而达到东西方文化的有效融合。这样设计出来的展示空间艺术作品才会具有强烈的民族传统风格。例如我国香港著名设计师靳埭强,在他的作品中就经常主张把中国民族艺术和儒家美学思想的精髓跟西方现代设计理念进行结合,使创作出来的作品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同时又具有浓厚的东方韵味,处处体现儒家文化理念的“美”。因此,在高校展示空间设计艺术教学实践中要找到一个最佳契合点,要将儒家文化中的“传承、融合和创新”理念贯穿到整个教学实践过程中去,引导学生重新解读儒家文化理念,并能理解其中的精神内涵,并将儒家文化的精髓与现代展示空间设计理念完美结合起来,通过作品表达出来。也只有在儒家文化理念的影响下,才能培养学生先进的、具有时代气息又不失民族风格的展示空间设计艺术思维能力,才能创造出更多更符合现代审美需要的展示空间设计艺术作品来。
五、儒家文化理念下高校展示空间设计教学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展览会、博览会及商业展销中心如雨后春笋,这也间接地体现出展示空间设计艺术在我国各个相关产业受到关注的程度,其前景是极为广阔的。一个好的展示空间设计艺术作品是展示活动能否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通过展示空间设计艺术作品能够呈现出一种融合、多元的格局,给人传递一种美的享受。而这种美正是我国传统儒家文化理念下的美学精神的真实反映。如今,我国高校对展示空间设计专业的教学越来越重视,展示空间设计作为一门涉及多领域、多学科的空间艺术设计专业在内容、时间、规模上有着较大的灵活性和差异性,即具展览、观赏、文化教育的功效,还起到商务推广的重大作用。特别是在传统儒家文化理论的指导下,萌发了新的发展趋势,在展示设计艺术教学中要以不同的设计理念体现时展的脉络、特征,并将时代的精神、文化的观念,充分能反映出自然及社会的精神文化内涵体现出来。可以想象得到,在不远的将来,在儒家文化理念下,高校展示空间设计教学将以一种竞争、融合、多元的格局呈现出来。展示空间设计艺术作为一种现代视觉语言的传递方式,其特点就是不断寻求创新和求变,只有把主要力量放在多种因素的互动设计上面,使其形成相连的、内存的、互动的关系,最终体现出一种整体的作品展示效果。再说,在全球来看,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展示空间都具有历史延续性,越是工业发达的国家对各种文化的需要就越急切。这就要求展示空间设计应该努力去挖掘关于地域、民族以及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遗产,利用现代的设计手法进行新的诠释和传承,这是现在及未来展示设计探索面临的又一大课题,也是展示设计向地域化或者本土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在我国现代高校展示空间设计艺术教学的探索过程中,也要学习发达国家的长处,立足于儒家文化,将儒家文化思想内涵充分体现在展示空间艺术设计教学上来,用儒家文化理念中的精髓来指导展示空间艺术创作和教学。笔者相信在儒家文化思想下我国高校展示空间设计艺术将会打开新的发展局面。
篇2
摘 要 本研究采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比较分析法、逻辑归纳法,从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体育学等多维学科的角度,结合当前“和谐社会”的宏观背景,通过深入分析儒家文化与和谐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关系,进而提出基于儒家文化背景建设和谐校园体育文化的理念。
关键词 儒家文化 校园体育 体育文化 一、研究对象
儒家文化与和谐校园体育文化建设。 二、研究方法 (一)专家访谈法
通过走访、电话与电子邮件等形式,咨询有关儒家文化、校园文化及体育文化等方面的专家了解对本课题的看法及意见,指导研究方向。 (二)文献资料法
在知网、万方等数据平台以儒家文化、体育文化等为关键词检索,共有36篇与本课题研究相关的文献资料。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指导。 (三)逻辑分析法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依照文化学、教育学、心理学、哲学、社会学、体育学等的基本原理,对研究结果进行归纳和演绎,分析与综合得出结论。 (四)比较分析法
通过对和谐校园体育文化的理解,与儒家文化所蕴含的文化精髓进行比较,找出二者的融合及其交叉,进而提出了基于儒家文化背景建设和谐校园体育文化的理念。 三、结果与分析 (一)“仁”体现了和谐校园体育文化以人为本的建设思想
“仁”的学说在儒家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儒家认为“仁”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为人性修养提供了明确的目标,从一定意义上说以尊重人、爱人为根源与出发点,表示对人充分的尊重。目前,校园体育文化建设因校而异,但是和谐校园体育文化建设不是单独一个部门,一个学校,一个机构就能完成的。它需要全校各个部门及机构齐心协力,同抓共管,人人参与,人人关心。这就体现了“仁”的精神。需要运用儒家文化中“仁”的精神来指导人们建设和谐校园文化。 (二)“礼”体现了和谐校园体育文化的建设秩序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儒家立足于做人治国,将中和归宿在中“礼”,以礼制中,归仁于礼,以追求人际和谐,实现儒家美好的王道政治和理想社会。在和谐校园体育文化建设中,“礼”的功用即是给每个校园人定位,以建立起一定的建设秩序,保证整体的和谐。它体现了建设中校园人自身的和谐、校园人与校园人之间的和谐、校园人与校园的和谐以及校园人与社会的和谐。 (三)“力行”体现了和谐校园体育文化的建设理念
“力行”意识是建设和谐校园体育文化的关键。在儒家看来,和谐境界的实现,人本精神的高扬,忧患境域的摆脱,道德素养的提升,无一能够离开人们投身现实、奋发进取的努力和作为。因此,儒家经典大多强调力行,儒家人物大多是力行主义者。在建设和谐校园文化的过程中,我们更要提倡“力行”,以身为范,不能仅仅动动嘴就代替实际工作,只有亲力亲为,才能在和谐校园文化建设中找到不足之处,以达到及时纠错的目的。这也是建设和谐校园文化的关键所在。 (四)“和谐”体现了和谐校园体育文化的建设目标
和谐校园体育文化的建设目标是为了追求和谐。儒家“和谐”精神并不排斥相互冲突,在共同的基础上保持个体的明显差异性,个体间以相互合作、相互依存为主,并保持良好的竞争态势,在统一体内保持动态稳定,以求得系统能量大于个体能量总和之目的。我们在建设和谐校园体育文化中,既要“四手都要抓、四手都要硬”又要允许一部分内容优先建设、发展起来,从和谐到不和谐到新的和谐的发展过程,使和谐校园体育文化的建设始终处于一种有序、充满活力、相对稳定又不断发展的和谐状态。 四、和谐校园体育文化建设对儒家文化的影响 (一)促进儒家文化的传播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文化,经过两千多年的繁衍发展,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全世界。儒家文化在多元文化融合汇通的今天,更是表现出“走向世界”的发展大趋势。学校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担负着培养人才、服务社会的功能另一方面还具有知识传播、文化交流传播的功能。 (二)丰富儒家文化的内涵
基于儒家文化背景的和谐校园体育文化建设,不仅能够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增强校园人体质,还能加强校园人的政治思想教育,尤其是通过体育精神文化建设加强了学生日益淡薄的爱国主义情感。儒家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传统爱国精神的基础上,在今天被赋予了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坚信一个中国、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奋斗的爱国主义的思想。 五、结论
和谐校园体育文化是和谐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和谐校园为特定空间,以校园人为参与主体,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以实现学校培养和造就和谐人才为总目标,校园人在和谐校园实践活动过程中所创造的体育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并且校园体育文化系统与社会各系统之间以及校园体育文化系统自身各组成部分和各要素之间处于一种相互协调发展的状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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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变化思维是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思维方式,它把整个宇宙、人类社会看成是处于不断变化、不断更新、永不停息的一种存在状态。例如,《易传》把变化视为事物发展之新的状态,或变易为新的事物。事物的生成与发展,均是变化的结果。《易传》记载:“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由于天地的变化才得以生成万物,变化即生成,生成是变化的结果。此外,“变化者……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4]。表明了变化的根本要义是反复与创新。《易传》创下了“先化后变”的思维,《中庸》则提出了“先变后化”的思维。《中庸》记载:“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说明了事物从小到大,从微至著,从内及外,逐渐由不明显到显著的变化过程。纵观儒学从先秦萌芽到两汉形成再到宋明鼎盛的历程,它是一个后儒在前儒的基础上不断继承与创新、发展的过程,体现了日新变化思维的烙印。例如,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并加以丰富和完善,将“仁”的观念发展为“仁政”学说。又如,荀子的思想体系源于儒家,又吸取了各家的思想。再如,儒学到了宋明时期,把佛教的心性说和道家的天地万物生长说批判地吸收进来,形成了新儒学,即理学。这些都是儒家日新变化思维方式在学说或者文化发展上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批判地吸收人类先进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时展需要高度凝炼而成的价值体系,体现了兼收并蓄的包容性以及合理“化”之的思维特点。同时,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只是一个阶段性成果。由于时代是不断推进的、实践是不断变化的,时代与实践的发展变化需要变革,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尚未定型,还需要不断演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演进基于时代、源于实践、生于变革,从中便可窥探出儒家文化的日新变化的思维方式。
二、儒家文化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儒家文化必然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思想滋养。
(一)国家价值目标
就国家价值目标而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分别是对经济层面、政治层面、精神层面、社会层面的发展目标所作的价值要求。儒家虽未就这四个层面作出过如此明确清晰的概念提法,但其思想主张与现代价值主张并不乏相通之处。例如,孟子强调国家制度要保证人民基本的生产资料,指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5]在政治上儒家主张实行“仁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6]实行德政的目的就是解决和改善百姓生活。同时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即唯有百姓富足安康,国家才能和谐稳定。这种朴素的“民本”思想的烙印,反映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就是“富强”、“民主”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富强”、“民主”是古代“民本”思想在当今时代的升华。中国自古是一个文明古国,今天所倡导的“文明”在儒家文化中体现在其所极力倡导的由“礼”至“德”的社会道德要求中。儒家文化崇尚“和合”,“和”是中华文化的特色。《礼记•中庸》记载:“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体现了尚中贵和的中庸之道。史伯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都表明了贵“和”的基本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和谐”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和谐,不仅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包括在国家交往中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因此,这是对中华民族“尚中贵和”精神的高度延伸与升华。
(二)社会价值取向
儒家文化的社会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许多相通之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从儒家文化的社会价值观中借鉴很多内容。“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这里所体现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与儒家所强调的“义”是相通的。儒家强调以义制利、重义轻利、见义勇为的“正义”的道德界限。孟子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8]即是说,在生命与正义发生矛盾时要“舍生取义”。儒家倡导积极入世、适应社会,在社会规范中达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心性自由状态;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德性平等;儒家文化是一种德性文化,重礼制,强调以“礼”至“德”。同时,儒家的代表人荀子对“礼制”思想进行了继承与发展,提出“隆礼重法”思想。这些思想资源,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能批判地汲取的思想文化资源。这一层面的价值观虽然看似是西方的概念,但其具体的思想内涵在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却不乏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子和中国文化的特色,实现了外来价值概念与本民族思想文化特色创造性的融合。
(三)个人价值准则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伦理道德规范体系,因此,它关于个人行为规范和价值准则的思想资源自然十分丰富。“爱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入世情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济世安民的人生理想,激发了人们对国家命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造就了大量的爱国英雄豪杰。同时,儒家“尚公”的集体主义意识也为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伦理道德支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爱国”的内涵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已发生变化,实现了与社会主义的紧密融合。“敬业”一词最早出自《礼记•学记篇》中的“敬业乐群”,这是儒家提出的一种道德观念,意指安于职守,联合益友,共同奋斗,这与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尽职意识有相通之处。儒家十分重视“诚信”道德,孔子“主忠信”,大力倡导在为人处世、交友、办事、从政等各方面都要守信。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6]强调了“信”的极端重要性。孟子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9]指出了实现“诚信”的关键在于“明善”。时展了,社会背景变化了,对公民个人的价值要求自然也要实事求是地随之发生变化。因此,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是我们党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中抽离出其合理成分,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高度凝炼而成的。
三、儒家文化可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传播方法支撑
儒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除了其自身不断发展完善的思想理论体系为统治阶级所需要以外,也离不开其独特的教育、传播方法的支撑。儒家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与进步,其传播方式已相当完善。今天,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充分运用现代社会的教育手段、教育技术及传播方法的同时,要充分借鉴儒家文化中一些有益的传播方法,为培育、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有益的传播方法支撑,做到把传统与现代传播方法有机地结合、灵活地运用。
(一)注重价值观的生活化、具体化
例如,孔子讲“仁”,只告诉人们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克己复礼”等等,告诉人们在做人做事时怎么做才符合“仁”的要求。作为儒家的终极价值追求,“仁”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内涵,但却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和践行。儒家文化的这种教育方式,对于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具有一定的启迪。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主要在于理论层面的宣传和弘扬,抽象的理念尚未渗透到人们具体的生活中。因此,传播主体应该把重点倾向于将十二条价值理念恰当地融入民众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及工作当中,告诉人们在做人做事时如何为之才能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标准,这样才能达到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终目的———践行。
(二)全方位教育、多层次影响
传统儒家文化的教育方式十分丰富,体系十分完善,是一个包括启蒙教育、家庭教育、应试教育到社会传播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系统。封建社会在小孩的启蒙阶段就把儒家文化通过儿歌、故事等方式灌输给孩子,在家庭中通过家训的形式规范家庭成员。另外,封建社会将儒家经典定为社会选拔人才的指定考试科目,学子想要应试成功就要学习、掌握儒家经典。这样,一方面巩固了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通过学子们把儒家文化的价值观、行为准则传播给平民,使儒家文化通俗化、大众化。营造社会文化氛围也是儒家极为重视的一种文化影响方式,它将其所倡导的内容通过小说、戏曲、说书等贴近民众生活的方式展现出来,在社会上形成一种良好的氛围,使儒家文化无处不在。传统儒家文化的这种全方位的教育、多层次的影响模式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能借鉴之处。正如所说:“要从娃娃抓起、从学校抓起,做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要润物细无声,运用各类文化形式,生动具体的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高质量高水平的作品形象地告诉人们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什么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2]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把启蒙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充分结合起来,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传播手段及活动载体的优势,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无处不在。
(三)树立榜样,发挥示范作用
篇4
“中庸之道”到底是什么?
孙先生在谈到五粮液提炼并宣扬的“中庸和谐”之时,对“中庸”做了如下解释,“‘中庸’是什么?是谨守礼制,不偏不倚,在人们印象中多有保守、低调、世故、圆滑、不思进取、不敢领先之嫌疑”,以此推断五粮液被赋予儒家文化是不合适的。
我认为,长久以来我们对儒家文化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中庸之道”的理解有失偏颇,还有待于人们更好的研究和理解。这一点上,我赞同马千里先生的观点,他在《论语的管理智慧》一书中对“中庸”有个简单的解释,就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正所谓“义与之比”。义,道义,合乎社会道德规范的就是适宜的,此为义。比,参照、对比。这就是说,对待事物的判断标准只有一个,即是否符合道义,符合道义的就是合适的,就符合中庸的追求。也就是说中庸绝对不是折中主义,而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这和孙先生理解的“中庸”有着太大的出入。
只要真的留心读过《论语》的人,都会觉得孔子有一个似乎传奇色彩的人生。孔子一生一直在努力求仕的道路上寻找一个同道的明君,以图实现他推行大道的理想,到晚年仍然不放弃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这样一个积极的人,怎么会是一个“保守”、“世故”、“不思进取”,“不敢领先”的人呢?相反,孔子“知其不可而行之”的执著、“当仁不让”的气节是与“保守”、“世故”格格不入的。
所以,中庸之道非但不是和稀泥、骑墙派,反而正是严格遵循原则的表现,这个原则就是“义”。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舍生取义”竟然是儒家的思想了。有个可以为了“义”而舍弃生命的人,更像是激进派,而不可能是“世故、圆滑”。
“儒家文化”真的离一般消费者很远吗?
孙先生说,“‘儒家文化’不是一般消费者能张口即来的,应该是有些文化知识的人”,说“文化人不好惹”等,这正是把文化与实际相剥离的观点,显然把儒家文化当成了文化人的专利。
我们现在谈着的“文化”,与读书、写字的“文化”是两个概念,是历史形成下的文化积累。易中天教授说,文化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已经有着非常明显的儒家思想的影响,而并仅限于文化人。
“文化人”可能更多从书本获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普通老百姓却可能更多的是通过戏剧、传说,尤其是言传身教而传承儒家的处世哲学。仁、义、礼、智、信,这些儒家的基本思想,即便没有读过书的山区老百姓,也会当作为人原则。中国人在不自主地运用了儒家文化最基本的内容,这正是说明“儒家文化”在世代的流传中,已经和中国人的血脉融为一体,并且因此而形成了强大的社会道德体系。这种我们默默在遵循的东西,不正是源于“儒家文化”吗?没有这种道德形成的默默中的力量,我们的社会将是什么样子?就是这样的一种文化,不用“张口即来”,却已经深入民心根深蒂固,“儒家文化”和我们的距离,在每个人心中自会有一个尺度去衡量。
儒家文化的形成存在一定特殊的历史背景,千百年来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产生着变化,这里面不乏被扭曲和误解,至今看来“儒学”确实有很多不被现代社会认可的糟粕。所以马先生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总是把儒学和孔学做以分离。实际上,真正被社会接受和遵守的往往是孔学的基本理念。这个接受程度,其实已经带有极大的普遍性,从平民到上层社会,从识字不多的人到“文化人”。我们看不到儒家思想处于象牙塔内,而是存在与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孙先生说“表面上,大家基本上都默认‘儒家文化’能代表‘中国文化’”,也承认“还没有更合适的替代文化”。这也说明,儒家文化几千年来存在于一个多民族文化大国,并且影响整个人类,这正是因为儒家文化比其他文化更适宜生存和得到认可。
所以,儒家文化不仅不是离消费者很远,而是很近,近得几乎成为每个中国人身体里流淌的血液,正如马先生所说,儒家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文化只是现象吗?
孙先生还说道:“文化是人类创造万物、创造价值、追求真理中自然遗留的痕迹和过程,只是现象,精神才是实质和灵魂”,这个观点把文化和精神相分离,是极其难以理解的。试想,如果一种文化缺乏“精神”,那将是什么什么文化,还称得起“文化”吗?
中国文化和任何文化一样,是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必然有一种精神再支配着社会的行为,从而形成了一系列的文化现象。企业文化不也是这样吗?总是在一定的企业文化理念的支配下产生一系列的企业行为,这些企业行为的综合成为企业的文化现象。如果没有一定的理念在先,企业行为就会失去原则,而变得混乱无序并且缺乏衡量和评价标准。但是,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文化现象而不是别的文化现象呢?其根本还在于一定的文化理念的影响,这就是“文化精神”。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文化精神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化现象。
我们说一个人很有内涵,不只是说他言谈举止,表现在外的人格魅力。腹无诗书气怎华?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化修养,他怎么能表现出个人风采呢?所以文化和精神的东西,本来就密不可分,精神是文化的核心,现象只是文化的外在表现。在谈到文化问题,往往很多人只谈文化现象,而忽略文化的精神即核心。对于中国酒文化的理解也是这样,如果持这种观点,就会把酒故事、酒传说之类当做酒文化的全部,其实,正如马先生所说,“这些只是酒文化的外延甚至是派生,而不是酒文化的核心”。酒文化的实质是什么,按马先生的观点就是儒家文化,酒礼之类只是酒文化的现象。
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没有“精神”的文化是不存在的,没有“现象”的文化不过是干瘪的口号。
“文化代言”代言的是什么?
孙先生在文中这样说,“如果白酒品牌被赋予了儒家文化,那么儒家文化便成了代言者”,又说:“文化代言正像明星代言。”这种对品牌文化和品牌代言人关系的理解与上一问题如出一辙,都是混淆了实质和现象。
所谓代言人,其实是把品牌文化具体化了,比如选择明星来代言。那么明星来代言什么呢?无非是希望通过明星来表现品牌的内涵,也即品牌文化。代言,顾名思义,是“我不出面,由你来说”的意思。一旦把儒家文化当作品牌文化(姑且这么说吧),那么儒家文化就成了品牌的核心,品牌的核心怎么代言自己、还有必要代言吗?这与孙先生的理论恰恰相反,也就是说,如果白酒品牌被赋予了儒家文化,那么儒家文化“一定不会”成了代言者,反而是需要寻找一位合适的人选来“代言”儒家思想。
更深层次地讲,这其实是一个品牌文化的作用的问题。如果把品牌文化只是作为“现象”,当作噱头,当作炒作的材料,那自然可以理解为某种文化代言了这个品牌。但是,如果真的把品牌文化这么来运用,那只能成为是品牌塑造的败笔。那么,文化的作用是什么呢?马先生在题为“中国酒文化的实质是儒家文化”的专访中说:“企业文化并不是务虚,就是因为企业文化可以对企业行为、员工行为产生无形的引导和约束,使得企业向着企业文化倡导的方向前进,这是一种最高境界的‘管理’。”这段话同样适用于品牌文化,品牌文化的作用,至少是品牌的性格和展示,既有对产品完善的作用,也有市场促进的作用。但无论怎么说,品牌文化本身就是品牌自己,至少是品牌的组成部分,这与代言人是决然不同的两个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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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韩国;大学生;礼仪教育;启示
礼仪作为一种道德规范,是道德意识、道德信念等精神内涵的外化,体现着人们的道德修养,没有对礼仪精神内涵的深刻把握,就不会有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1]所以,对大学生的礼仪教育决不能停留在表面,而是要充分发挥礼仪教育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韩国与我国在地理位置上同属亚洲国家,文化传统和价值观有相似之处,且在全球化进程中都遇到了东西文化的冲突。[2]但是,在西方价值观腐蚀到处蔓延时,韩国却充分发挥礼仪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促进作用。因此,学习韩国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运用礼仪教育的经验,对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礼仪教育的内涵
(一)礼仪
“礼仪”一词,最早出自《诗经》:“为宾为客,献酬交错。礼仪卒度,笑语卒获[3]。”礼仪的含义有很多,本文主要从“礼”和“仪”两方面解释。所谓“礼”是指由一定社会的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形成的大家共同遵守的礼节,它是一种道德规范:尊重。“仪”就是恰到好处地向别人表示尊重的具体形式。“礼仪”指的就是人类社会交往中应有的礼节仪式,是指人们以建立和谐关系为目的,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为人们所认同和遵守的各种符合交往要求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4]。
(二)礼仪教育
礼仪与教育的结合构成了礼仪教育,礼仪教育属于教育的范畴,是教育概念的一个重要分支。礼仪教育的具体内涵是指根据社会交往活动中的礼仪规范,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以全面系统的影响,使之掌握礼貌、礼节、交往程序等,学会表达尊重和敬意的活动[5]。
二、中韩两国礼仪教育的相同点
(一)注重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作为古代统治工具的儒家经典,也是封建社会的文化主体,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内容。韩国和中国同属于儒家文化圈的一员,其文化也受到儒家仁、义、礼、智、信等观点的影响。在韩国,早晨长辈上班前,晚辈要鞠躬说“再见”;吃饭时,长幼有序,年长者落座动筷后,年幼者才能动筷吃饭;各种宗教都有人信仰,但是儒家文化却是他们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在社会生活中,反映出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长幼之间的关系、男女之间的关系和朋友之间的关系;在社会关系的阶级组织,则反映出对老人的尊敬、对教育的渴求、对死者的祭祀仪式和继续扩大家庭的影响力,忠孝思想仍然是教育儿童的基本道德。[6]尽管后来西方的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侵入韩国社会,由此引发了许多的社会问题,但是,儒家的道德伦理依然是韩国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主要手段,并且更加强调儒家文化的作用。在教育方面,大部分的学生都知道孔子、孟子、老子和庄子,也熟悉他们提出的代表性理论。
(二)注重实践活动
中韩两国的高校进行礼仪教育,把礼仪理论教育和道德实践作为礼仪教育的重要手段,认为理论学习和观念掌握都必须通过行动和实践表现出来。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如利用录像、图片、录音等形式图、文、声并茂地将教学内容生动形象地展示,激发学习的兴趣,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采用体验式和技能训练式的教学模式,让学生通过观察、模拟、小组评价等途径体验礼仪行为,再加以反复训练,从而使学生掌握礼仪技能,明辨事理,培养良好的品行。[7]不仅如此,有些高校还创造机会在课外进行训练,比如到公司、宾馆、酒店、商场等进行实地学习和训练,使教学意义更为深刻。
(三)开设礼仪课程
中韩两国的高校均开设了大学生的礼仪教育课程。其课程内容主要针对社会的道德礼仪问题展开,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的礼仪自觉意识,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还开设大学生礼仪基础课程,其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校园礼仪、面试礼仪、涉外礼仪等,目的是榱伺嘌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良好习惯,规范学生的举止言行,树立朝气蓬勃,文明礼貌的当代大学生新形象。
三、中韩两国大学生礼仪教育的不同点
(一)礼仪教育的方法不同
我国高校的礼仪教育主要通过课堂教学,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相结合来进行,采取正面、直接的教育模式。而韩国高校则更为注重让学生通过参与社会实践活动,自然而然地接受礼仪教育,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礼仪修养,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和实际操作能力。另一方面,在课程教学方面,韩国高校对学生进行礼仪教育的方式更为隐蔽和深入。在课堂教学中,韩国非常重视通过公民社会课程以及历史课程的教学,向学生传授礼仪知识,提高礼仪的实际践行能力。
(二)礼仪教育的内容侧重点不同
韩国学校礼仪教育从幼儿园开始,一直持续到大学。为了对学生进行完整的礼仪教育,韩国的教育部门制定大学礼仪教育的内容,并把礼仪课设为必修课,而且鼓励各个大学根据自身的师资状况开始礼仪方面的选修课。中国的大学虽然也开设礼仪课程,但大多以选修课的形式出现,教学内容多由各个学校根据自己的情况设定,缺乏统一性;从小学到大学的礼仪教学内容也会出现重复的现象,不能体现教育内容的层次性。比如,中国妇女出版社新近推出了《我们是礼仪之邦书系》,包括《幼儿礼仪》、《小学生礼仪》、《中学生礼仪》和《大学生礼仪》四个分册,在内容上就出现了多次重复的情况,甚至还有雷同的地方。
篇6
关键词:儒家思想;文化;语文教学
儒家思想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是影响力极深的中国古代文化。语文教学常会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儒家思想的影响进行分析和把握,有助于学生树立文化观。
儒家学说为春秋时期子所创,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学的发展和传承,儒家学说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在春秋时期之后,中国文学都受到其影响。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崇文”、注重教育是儒家思想也是华人的基本价值观之一。总的来说,儒家思想毫无疑问是中国文化的来源之一。
一、认识儒家文化对语文的影响
儒家思想是指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二人确有一定的师承关系,但思想上如何一脉相承从而共同形成为一个学派,学术界意见不一。
从这里看,孟子就是孔子之后的儒家学派代表人,孔子的思想对孟子影响更深。这说明教师和学生之间应有思想的影响,教师所教学的目标对学生来说是很重要的,由《论语》里面中的诗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可以看出教师和学生也存在一定关系。
除此之外,论语里面的诗句,在语文教学中频繁出现,有的成为千古名句,对学生的影响极其深。重要的是,教师要了解儒家文化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和意义,对学生因材施教,让学生健康成长。
二、多背诵,了解儒家经典名句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习儒家经典名句,需要学生积极地思考。基于儒家文化和古典文言文的特点,学生不但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儒家名句的学习需要积累,特别是需要不断背诵常出现的名句,对特殊的名句要细品,并把名句的意境体会深刻,不断积累同儒家文化相关的知识,形成良好习惯。
三、儒家名句的积累品读
教师以校园文化为背景,用儒家思想精粹引导学生关注人生、感悟生活,完善自我人格。在语文教学中,以《论语》读本和选修课为抓手,巧用课堂,拓展探究,分类归纳,适当地把儒家经典《论语》中的思想精粹引入到学生的作文训练中,以提高学生作文文化品位和思想深度。对于儒家名句的教学,教材要做到以下几点,积极帮助学生学习:巧用课堂,拓展探究;理解背诵,学以致用;分类归纳,丰富积累。
四、儒家文化在教学中的传承
文化是有价值的东西,对人的精神会产生影响。在教学中,教师要用儒家精神激励学生发奋图强。思想文化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也是一个民族不断发展的源泉,只有好好把握文化的内涵,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事业。面对全球化文化浪潮的冲击,人们对儒家文化现代价值的探讨与思索也越发激烈和深入。教师要号召学生积极学习,把优秀文化传播下去,并传播出去。
五、儒家文化的教育价值
孔子无疑是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他兴办私学,推动平民教育的发展。孔子的思想在后世的发展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好多大哲学家和思想家都受到儒学的感染,特别是一些哲理性的问题。总之,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儒家思想文化的意义和作用是不可以忽略的,是值得学生学习和体验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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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根基。一个民族的文化现象、特点、思维方式,都势必会在该民族的语言系统的各个层面中体现出来,构成一幅文化通景。如果不了解该民族的文化,那么语言也就很难理解。20世纪80年代初,“文化内容应引入对外汉语教学”已被对外汉语教学界所提出并充分肯定。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也会发现,外国留学生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许多语言障碍的形成都与文化背景知识的不足有关。因此,必要的文化背景知识的介绍,就成为对外汉语教学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而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文化,可以说已渗透到了中国人的血液里,它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语言方式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适当引入儒家文化的内容,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对外汉语教学中应导入的儒家文化的内容
(一)“仁”的道德理想
“仁”是儒家最核心的道德范畴。孔子谈“仁”最多,一部《论语》,讲到“仁”的就有109处。虽然在不同的场合,孔子对“仁”的解释不尽相同,但作为君子的理想人格,孔子对“仁”的定义首先是“爱人”“泛爱众,而亲人”(《论语・学而》)。它包括对亲人、对他人、对社会甚至是对宇宙万物的博大的爱。同时提出了实现“仁”的途径,即“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忠恕”(《论语・里仁》)等一系列道德准则。儒家思想中的“仁”,是一种由己及人、由家庭到社会、以他人为重、以社会为重的人生观,是一种有利于别人、有利于社会、国家的生活态度,是一种积极进取、无私无畏、与人为善的献身精神,是一种非常高尚的品德。
从儒家思想产生至今,中国人对“仁”的追求就从未停歇过。文人志士都以“仁”作为自己的道德原则和道德境界,并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系,它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绵延两千多年,就形成了推崇和奉行仁义道德,恪守长幼有序、尊卑有别,谦虚有礼,言而有信,忠孝两全,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等道德规范的中国人。这些思想的影响渗透到了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语言中也有很多体现,例如汉语中,包含了许多与“仁”等道德规范有关的成语,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仁至义尽”“仁人义士”“礼尚往来”“克己复礼”“一诺千金”“入孝出悌”等等,当然还包括许多反面意义的成语。可见,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在中国人心目中具有何其重要的地位!在当今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中国社会出现了道德滑坡、诚信危机的境况,但在人们的思想观念里,“仁”及其所包含的道德内容,永远是被渴望和追求的。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仁”的概念的引介就是必不可少的。“仁”体现了中国人的道德准则,也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只有真正了解中国人,才能学懂汉语。
(二)“中庸”的处世哲学
“中庸”是儒家思想的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代儒家都把它看作是道统正传。孔子把它作为“至德”倍加推崇,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虽然“中庸”一词在《论语》中只出现了一次,但受到了孔子的极力推崇。在孔子看来,“中庸”之道是立身行事的最好方法。他主张在处理事务时,既不能做得过头,又不能做得不到位,分寸要掌握得恰到好处,此谓“过犹不及”(《论语・先进》)。一个人的修养应该是“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一个人的真诚实在与礼仪文采都应把握适当的度,不卑不亢,才是真正的君子。孔子在教学生的时候注意因材施教,对于性格过于激进的加以遏制,而对过于谦退的则加以鼓励。他在评论诗歌的时候,也提出“乐而不,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的主张。但我们要清楚,“中庸”,绝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调和、折中、处在中间位置”,而是“适度”的意思。凡事都有个度,适度,才能保持其性质。“过”与“不及”,就是不适度。“中庸之道”是对矛盾的驾驭和超越,而不是不讲原则的简单的折中。
儒家的“中庸”思想,至《中庸》一书的出现则更加系统化。《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进一步将中庸、中和的思想加以统一,认为人的心性修养能达到“中和”的境界,就能与天地万物相和谐。
至此,我们对儒家“中庸”的处世原则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中庸,首先是“中正”,就是在众多的选择中,走最正确的路线,做最佳的选择。其次是“中和、讲和谐”,“和而不同”,承认事物的多样性,又主张不要形成对抗,要和谐互补,承认差别,但又和平相处。最后是“时中”,即讲求灵活性,标准随时变化,与时俱进。“中庸之道”是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受这一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做事一般极少走极端。将这一哲学推广到社会关系、国际关系上时,中国人则表现出雍容、和平的气质。虽然有时失之文弱,并在一些场合中流于折中调和,但平和、温良、包容则积淀为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
汉语中也有大量与“中庸”思想有关的词语,如:不偏不倚、委曲求全、过犹不及、适可而止、息事宁人、枪打出头鸟等等,都体现了中国人独特的处世方式。如果留学生不对“中庸”思想有一个准确的了解,恐怕不但不能理解一些词语,甚至会误解中国人。
(三)“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基本命题,是儒家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它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重视人的行为与自然的协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儒家多主张“天人合一”,即“天”离不开“人”,“人”也离不开“天”。汤一介先生在其《儒学的现代意义》一文中曾说:“《周易》中用乾、坤来表述天、地、人的统一。其中,‘乾’,指‘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指‘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因此,他认为“天人合一”是指“人”对“天地”(天)负有特殊的责任,应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来担当天地所要求的大任。孔子有“知天命”“畏天命”之说①,是说人应当知道“天”运行发展的趋势,也要对“天”有所敬畏,不能随便破坏“天”的发展规律。朱熹说:“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即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朱子语类》P387)。也就是说,“天人合一”作为儒家的一种思维模式,它要求人们不能把“人”看作是和“天”对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共同发展的。人们要认识“天”,同时也要敬畏“天”。“天人合一”不仅是对“天”的认知,而且是人应追求的人生境界。因为“天”不仅是自然意义上的天,而且也是神圣意义上的“天”。它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信仰,对中国人的精神起着约束、指导的作用,是儒家为中国人打造的世界观和思想方式。即人必须通过不断地自我修养和完善,达到“天”的境界,实现自我超越,才能达到理想的天人合一、和谐发展的境界。
由于受“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中国人认为“天”具有人格精神,“人”也有“天”的品性,因此许多词汇都反映出了这一观点。如:天人感应、天网恢恢、天作之合、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天理、天道、天意、天命、天赋等等。如果留学生对中国人思想中“天”“天人合一”的概念不加以了解,就很难明白这些词的真正含义,更不要说运用了。
虽然中国人也敬鬼神,但很少在虚无飘渺的彼岸世界驻足漫游。我们的信仰不是宗教,而是更加关注现世利益,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在敬天、畏天、顺天的过程中不断地自我超越,从而达到理想的生存状态。中国人“天人合一”“顺应天时”的理念,在当今全球关注的环境保护、生态平衡问题中,都体现出了积极的意义。
二、教学原则和方法
儒家文化对中国人有着深刻的影响,它所涉及的典籍之多、内容之丰富,要求我们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一定要把握儒家文化导入的“度”。赵贤州在1992年就已经提出,对外汉语文化导入应遵循阶段性、适度性、规范性和科学性的原则。对于儒家文化的教学而言,当然也要遵循这样的原则。
首先,对外汉语教师要针对不同汉语水平的留学生,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对于初级阶段的留学生而言,由于他们所掌握的词汇量有限,故而教师不能大量、系统地对他们进行儒家文化的教学。可以在遇到一些带有文化含义的词语时,简单地加以解释,或通过自己的行为方式让他们直接或间接地感受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特点。对于中级阶段的留学生来说,他们已经有了一定词汇量的积累,新接触的词汇、课文中,会涉及儒家文化中“仁爱”“中庸”等思想,为帮助他们理解,教师可以简单介绍一些有关儒家“仁学”“中庸”等方面的知识。但这时的介绍不能过于专业化,需要老师在自己理解的基础上,用适合学生水平的语言将儒家文化较浅显地表达出来,也可以适当介绍一些经典的语句,如《论语》中关于治学、仁爱、孝等方面的言论。对于高级阶段的留学生来说,他们的汉语知识及中国文化知识都有了一定的储备,前面两种方法可以继续进行。另外,也可以以专题讲座、小组讨论、文化考察等方式,向学生全面介绍儒家文化,提供更多的中国文化背景知识,让他们全面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处世哲学,从而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汉语。
其次,教师应重视言传身教。在海外,对外汉语教师被亲切地称为“丰富的中国读本、美丽的中国名片、友善的民间大使”。毫无疑问,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对外汉语教师都是汉语学习者了解中国的重要媒介。课堂知识的传授、待人处事的方法,不仅关系到教师自身的形象问题,更重要的是会直接影响留学生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因此,对外汉语教师首先要熟悉中国文化、熟悉对中国人影响至深的儒家文化,能在必要的时候向学生介绍儒家文化,也能将儒家文化的精髓贯穿到自己的言谈举止当中,让外国人看到在中国文化、儒家思想滋养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有着完善的人格、丰富的内涵,从而提升对外汉语教师的形象,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消除由于文化差异而产生的误解。惟有这样,汉语学习者才会在教师人格魅力的感召下,继续保持学习汉语的热情,尊重中国人、中国文化,完整、客观、真实地了解中国,不断领悟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最后,传播文化的态度。儒家文化被中国人奉为经典,同在汉字文化圈内的日、韩、新加坡等国也对儒家文化推崇有加。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强大,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开始关注中国文化、儒家文化。对外汉语教师在向留学生传授中国文化知识的时候,要注意教学的态度。1978,Schumann年在其文化适应模式中提出,第二语言学习者学习目的语的效果,与他们对目的语群体的整体态度有关,正面态度有利于习得,负面态度不利于习得。(王建勤,2009)对外汉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以一种平等、开放的心态向学生介绍儒家文化。既不能自命不凡、目空一切,也不可妄自菲薄。要以一种润物无声的方式渗透到教学环节当中,做到不同文明的平等对话,让留学生不会感到老师在把自己的文化强加给他们。同时,对于留学生提出的儒家文化的消极方面,也要客观对待,勇于接受。只有这样,留学生才能打破语言、文化疆界,更热情地学习汉语,学习中国文化。
(本文系西北师范大学2009年社会科学类青年教师科研基金项目,项目编号为:NWNU-SKQN-09-5。)
注释:
①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P211,《论语・尧
曰》:“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P177,《论语・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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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儒家法律文化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制度和文化特征,其内在精神和实体价值取向在世界法律文化中独树一帜,在外部表现形式、内在价值取向和动态发展历程上具有不同的特点。结合中国当前法制现代化道路的思考,这里将儒家法律文化的整体特征主要归纳总结为“无讼是求,以和为贵”“德主刑辅,天人合一”及“以民为本,礼法结合”三个方面。
(一)无讼是求,以和为贵
儒家思想倡导“仁、义、礼、智、信”,它追求的终极价值是“中和”,即“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儒家法律文化则汲取儒家思想,注重和谐,排斥竞争;以无讼为有德,以诉讼为耻辱,在此影响下,“无讼”是其最理想的社会状态。“无讼是求,以和为贵”成为儒家法律文化的显著特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针对诉讼言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认为诉讼是为了谋求个人私利,这与其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天下为公”思想背道而驰。因不主张诉讼,且诉讼被认为是道德败坏的行为;加之“无讼”是中国古代政治与法律的价值取向,造成“讼师”职业也历来受人鄙弃,社会地位低下。并且各朝各代都制定法律对“兴讼”“滋讼”“聚讼”及“讼棍”等进行惩罚。因此,对“无讼”的推崇必然导致“贱讼”观念的形成,而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畏讼”,可以认为它是“无讼”价值观取向引导下的必然产物。
(二)德主刑辅,天人合一
儒家法律文化的主要内容是以“礼”和“仁”为核心,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贯彻“德主刑辅”的原则,“德主刑辅,天人合一”正是儒家法律文化特征的精辟概括。孔子、孟子主张“性本善”,“为政以礼”,提倡道德教育,以理服人。[战国时期的荀子则主张“性本恶”,“隆礼至法”,强调用礼乐来规范人的行为;汉代董仲舒以先秦儒家思想为主体,综合了法、道、阴阳等诸家学说,建立了完整的儒家学说体系,认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被统治者采纳,从此,“外儒内法”的正统的法律思想得以确立。此外,他还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学说,以《春秋》“微言大义”为准则实行“论心定罪”,主张“《春秋》决狱”,秋冬行刑。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自此,以天人感应为哲学基础,以德主刑辅为主要内容的儒家学说,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法律思想。
(三)以民为本,礼法结合
儒家的民本思想一方面表现为对“民”的“关注”和“重视”,主张“重民”“爱民”“以民为本”;另一方面表现为对统治者的“德”和“贤”的要求,主张实行“德治”“仁政”。儒家民本法律文化主要体现为主张统治者应当顺应民意、实行仁政。孔子在《论语•为政》中提出“为政以德”,“修道以仁”,由此可见,孔子心目中的直人当然是心存仁义遵守礼法的。孟子在《孟子•尽心下》则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主张,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的学说,在对待君民关系上,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受历史的局限性,他们的主张虽然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其民本法律思想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儒家“礼法合一”的法律思想在唐挥到极致,“礼的要求”与“法的规范”相互渗透、水融,是中华法系区别于其他法系的显著特征。其中,唐律继承了西汉以来礼律融合的传统,使封建礼教纲常进一步法典化、制度化。儒家主张的礼至此时已基本化为相应的条文,成为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强制性规范,也结束了汉代以来“春秋决狱”“论心定罪”的理念。
二、儒家法律文化对当前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启示
反思儒家法律文化的特征及价值取向,其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共同影响着当前我国的法制建设。面临儒家法律文化的承传与创新及儒家法律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矛盾困境,中国古代法制与现代社会要求是不适应的,但是,中国古代法制中也有许多值得我们深刻思考、挖掘和运用的东西,研究儒家法律文化对我国现代法治建设的积极作用,对于当前我国的法制建设有着重要的价值。
(一)建设中国特色法治,打破“法律万能”论
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我国“法律万能”的论调悄然降临,这种论调无疑是不利于当今法制建设完善的。法律不是万能之器,因此国家法制建设应该遵循德、法并用,实行综合治理。自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许多民族救亡运动把斗争矛头直指儒家文化,认为儒家文化禁锢人们思想。“五•四时期”,随着“科学”“民主”思想的传入,更是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现当代西式民主法治观念曾一度甚嚣尘上,“法律万能论”也曾风靡一时。但法律不是万能的,因现实社会复杂多变,它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其有自身的缺点和不足,如滞后性,诉讼成本高,效率低下等。此外,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有着自身的法律文化和传统,“少讼”“厌讼”观念及“礼法结合”思想影响至今,决定了我们不可能照抄照搬西方式的法治。因此,我国法制现代化建设应走出法律“万能误区”,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结合实际国情提出“依法治国”方略,实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既要吸收我国传统的优秀法律文化,也要适当借鉴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法律成果,建设中国特色法制。
(二)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建设和谐社会
儒家道德法对我国当前的法制建设也带来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是加强和谐法治社会建设的有益补充。和谐社会内容包括六个方面,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显然,这些内容是和中国传统儒家优秀文化一脉相承的。如,诚信友爱的内涵就是仁、义、礼、智、信等儒家学说的主要内容。孔子说“政者,正也”,意思就是说统治者要实施“仁政”,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孟子曾提出“舍身取义”之说,千百年来被人传颂不衰。再如,秩序是法律的基本价值之一,但它也是儒家法律思想的要义之一。孔子主张“以礼治国”,用“礼”来维护社会秩序。《礼记•乐记》记载:“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记•仲尼燕居》中言曰:“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可见,这些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基本伦理道德和价值理念等儒家法律文化,对于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现实意义。
(三)繁荣发展特色文化,促进儒家法律文化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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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祠祀建筑;中国传统文化;儒家伦理
中图分类号:TU-8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2909(2013)02-0001-04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中国传统祠祀建筑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儒家伦理内涵进行研究,在当前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进程中有其深刻涵义。
一、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内涵
所谓伦理,就是在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人与自身,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行为规范以及所涉及的各种哲学思考。关于儒家伦理,学术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综合多数观点,笔者从“三纲五常”“理想人格”及“社会责任”三个方面解析儒家对伦理关系、个体价值、社会责任的理解。
(一)三纲五常
传统儒家伦理思想形同于等级制社会,注重等级次序,其中最重要的观念就是“三纲五常”。“三纲”一词到汉朝才有,孔子、孟子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指的是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如孔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孟子言:“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因此,早期儒家所讲的君臣父子关系,不是一种绝对的服从或上下卑贱的地位,而是一种相对的关系。“三纲”的提法到汉朝才正式出现,西汉儒学家董仲舒从天人关系出发,根据“天尊地卑”思想,建立了“三纲五常”。他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三种关系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汉儒的“三纲”否定了人的独立人格,与当代的人文主义伦理观相冲突,是一种落后的等级观念,阻碍了历史的进步。五四及后来的社会主义,主要批判汉儒绝对僵化的“三纲”次序。“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具体行为准则。孔子提出“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关系的重要性。孟子则归纳为处理社会关系的准则,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儒家的“仁”就是爱人,过去儒家讲爱人,包含阶级区分;现在讲爱人民,为人民服务,没有阶级区分,应肯定下来。“义”就是要态度公正。“礼”就是要有一定礼节。“智”就是要有知识。“信”就是说话算数,不说假话,不互相欺骗。这些是任何社会的人都必须遵守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中国现代哲学家国学大师张岱年认为:“对‘三纲’应加以批判,对‘五常’应加以分析。仁者爱人,以及义、礼、智、信,应加以肯定。”[1]
(二)理想人格
儒家伦理内容丰富而且复杂。其核心是人格意识和社会责任[1]。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这是儒家肯定了人的价值。“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是承认平民有不可夺的意志,有一个不可辱的人格。孟子说“忧乐天下”“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及“唯义所在”,反映了“理想人格”在人生中的体现。《礼记・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意思是从天子到普通民众,都是把建立理想人格看作根本。儒家所强调的理想人格,往往成为实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无私奉献、勇于牺牲、爱国爱民”这些正面行为的精神支柱。儒家认为拥有“理想人格”的人实现了人的内在超越,代表了儒家追求的终极理念“道”或“理”。追求精神境界,向往理想人格,是儒家伦理的一个核心内容。
(三)社会责任
儒家的一个特点是强调社会责任心,认为每个人对社会都有一定的责任[1]。儒家不认可彼岸世界,他们认为世界就是眼前的物质世界,所以儒家思想是入世的,是用来解决现实问题的。实现的手段就是“修、齐、治、平”。《礼记・大学》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儒家从由近及远、由己及人的原则出发,把改造社会、治理天下的社会责任归结为个人的道德完善,并看成是万事之本。“修身、齐家”是为了“治国”,是为了“平天下”,个人家族的和谐是为了整个国家、天下的和谐。儒家强调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统一性,体现出了个体与群体、个人价值和社会责任之间的辩证统一。宋代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末顾亭林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都反映了“社会责任”这一儒家伦理的思想核心。
二、中国传统祠祀建筑文化中体现了儒家伦理内涵
中国传统祠祀建筑和佛教寺庙、道教宫观、天地祭坛等一样,都属于祭祀建筑。然而,佛寺及道观供奉和祭祀的是佛教及道教世界的各种神佛,天地祭坛祭祀的是诸如天、地、日、月等各种自然神,而祠庙供奉和祭祀的是“人神”。祭祀建筑中用于祭祀“人神”的建筑叫祠祀建筑,主要建筑形式为祭坛、祖庙、先贤祠等。从中国祖庙建筑的发展历程看,中国传统祭祖建筑随着祖先崇拜观念的出现和祭祀活动的展开而诞生,又随着祭祖活动的发展而不断充实,并逐步制度化、规范化,而先贤祠又是祖庙演进和发展的产物,是祖庙和祭祀活动宗教色彩淡化,政治性、实用性增强的结果。
(一)祠祀建筑中的“三纲五常”
《说文解字》:“,履也,所以事神至福也。从示,从丰。”从“”字的词源学考察,礼的起源和核心是崇拜、祭祀神灵和祖先。“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隆,民所取财用也……”是对原始人类产生自然崇拜和祭祀礼仪的最好概括。“礼”是中国传统建筑的重要伦理内核[2]。儒家伦理的 “三纲五常”以“礼”的形式表现出来,重点体现在祭天、祭祖先、祭圣贤,直至今日还在影响着中国社会。祠祀建筑是儒家行“礼”的主要建筑场所,通过建筑形式、装修风格、内外空间表现“三纲五常”要求的“尊卑有序、内外有别、仁义礼智信”的伦理内涵。
传统祠祀建筑的建筑形式主要是祖庙和先贤祠。《礼记・曲礼》言:“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3]可见传统中国祖庙的重要性与普及程度。由于历朝以祭天为帝王专享特权,一般百姓则对天敬而远之,各自祭自己的祖先,所以祖庙是祠祀建筑中分布最广泛的一类。儒家伦理的等级次序主要体现在祖庙这种建筑形式、装饰风格及规模中。如传统中国祖庙分为两类且不可逾越,一类是皇室、诸侯用于供奉祖先牌位和祭祀祖先的建筑物,这类祖庙被称为太庙或宗庙,如北京的太庙等;另一类是臣子百姓用于供奉祖先牌位和祭祀祖先的建筑物,也被称为家庙、宗祠、祠堂,如江西婺源的萧江宗祠、广州的陈家祠等。在装饰风格及规模方面帝王诸侯、臣子百姓都有森严的等级区别,不可混淆。例如斗结构、龙凤符号,朱黄颜色等只用于帝王。建筑规模上,臣子百姓的祠堂不能超过太庙。祖庙的作用是提供一个精神联系的纽带,通过祠堂祭祖的仪式强化血缘关系,强调家族内部的上下尊卑,宣传孝悌忠信的伦理道德。儒家伦理的“五常”主要体现在先贤祠这种祠祀建筑中。如江西新余魁星阁、成都武侯祠、浙江鄞县忠应庙等。《礼记・祭法》言:“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这
则祀之,以劳安国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8]按此说法,那些善于理政,勇于安邦,忠于国君,勤勤恳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臣、良将、名士、英雄等均在儒家祭祀之列,其实这就是对实现了“五常”理念的人的崇拜和纪念。
(二)祠祀建筑体现“理想人格”追求
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孟子说:“人人有贵于己者。”儒家强调人格,有人格意识。人格一词,近代才有,古代叫“人品”。儒家特别强调人作为一个人的意义。儒家的理想人格以“五常”(仁、义、礼、智、信)和“五德”(忠、孝、节、勇、和)等形式体现,祠祀建筑文化中祭祀的对象就是那些实现理想人格的祖宗及先贤们。祖宗是人之生命的本源,对其崇拜和祭祀是人类对自身产生、繁衍的一种感激和报答的体现,在儒家文化中以理想人格“孝”的形式表现。“孝”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尊祖敬宗。施孝(尽孝)的主要方式是祭祀,在宗祖庙中通过奉献供品祭祀祖先,尽孝的对象是死去的先人,有一定的宗教形式。第二,传宗接代。先贤祠则供奉着被儒家崇拜的圣人、忠臣、廉吏,名士等,体现了儒家文化对具有“理想人格”的人的敬仰和崇拜,起到了道德模范的作用。如代表圣人的曲阜孔庙;代表忠臣的杭州岳王庙;代表廉吏的开封包公祠;代表名士的江油太白祠等。
一般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都设置彼岸世界,而儒家没有彼岸世界概念,按照儒家的看法,世界只有一个,就是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因此,祠祀建筑祭祀的“人神”不是一般宗教意义上的“神”,而是在现实人生中实践且成就“理想人格”的人,是先祖和“法施于民”者、“以死勤事”者、“以劳安国”者、“能捍大患”者等。另外儒家的“圣人”也有别于一般宗教所说的天使、佛或神仙,依旧是人,只不过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具有“理想人格”的人。这些“人”承载着一个民族或家族的终极理念、历史情感、生活理想及宗法关系等。
(三)祠祀建筑文化中包含的社会责任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血缘聚落形态,对于血缘聚落来说,祠祀建筑(祖庙、先贤祠等)是聚落必不可少的公共建筑。它既是宗族象征,也起到了道德模范作用。传统祠祀建筑承担着个体启蒙、文化传承、道德教化的社会责任。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基础教育在家庭、家族、聚落中进行,宗族大姓在祠堂设立私塾,族内弟子在祠堂接受教育,个体通过在祠堂私塾学习成为合乎其社会规范的人。先贤祠中供奉的圣人、忠臣、廉吏、名士以及宗祠内祖宗起到了榜样的作用。这使得祠祀建筑成为“道德的感化所”,个体从中受到道德教化和人格熏陶,使其服从家族和聚落的管理,每位成员从中明确了自己的社会角色,从而维护了伦理纲常。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祠祀建筑还承担着孤儿院和养老院的社会责任,使得族内的鳏寡孤独废疾者在祠堂能受到照顾。另外,祠堂还发挥着社会文化、娱乐功能,每年春秋祭祀或年节大庆,请戏班演大戏等。如今江西一些宗祠的戏台,如江西玉山县胡氏祠堂戏台、弋阳县李氏祠堂戏台、乐平市镇桥镇程氏祠堂戏台等,仍然保存完好,依然发挥着社区文化中心的作用。
三、结语
中国传统祠祀建筑文化之所以体现出儒家伦理内涵,就在于他是儒家行“礼”及宣扬“孝悌”思想的重要场所。孔子的“礼”,包含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两方面:其内在精神是维护当时的宗法等级制度及相应的各种伦理关系;其外在形式包括祭祀、军旅、冠婚丧葬、朝聘、会盟等方面的礼节仪式。这些内容在中国传统祠祀建筑文化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强调人类的“仁爱”精神始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真情实感,这是人与人关系中最切近、最根本的感情。同时,孔子强调的“孝”,是“父慈子孝”。他所说的“悌”,是“兄友弟恭”。双方的关系是相互的,对应的,所以,这种充满人性色彩的伦理思想值得继承和弘扬。
《礼记・礼运》言:“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3]这虽是传统儒家的社会伦理主张,但也表达了当代人们对社会道德的朴素要求。中国在1999年就已进入了老龄社会,目前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回归符合当前大多数人的利益,同时也为社会长期繁荣稳定发展奠定了伦理基础。所以,在当代社会中加强传统祠祀建筑文化的影响力,有助于弘扬“忠贞爱国、尊老爱幼”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为重新构建社会主义伦理道德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最后,关于祠祀建筑文化的儒家伦理研究有一点必须明确,即传统儒家伦理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在当今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我们可以且应该继承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中积极的成分,吸收其合理的民主性的精华。文化不仅具有阶级性,而且还有历史的连续性[4]。中国传统祠祀建筑伦理作为儒家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必然有“精华”(如“五常”“五德”)和“糟粕”(如森严的宗法等级制度)。如何传承和发展,正确的态度是“扬弃”,即符合当前人类社会共同价值及道德观的,弘扬之;不符合,则抛弃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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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冯国超.礼记[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4]张和增.论儒家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J].无锡南洋学院学报,2007,6(1):80-85.
Confucian ethics in the architectural culture of classical Chinese ancestral shrine
CHEN Muchuan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P. R. China)
篇10
关键词:儒家;礼;祭祀;民俗;胶东花饽饽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0-0156-01
中国是一个崇尚饮食的民族,近期风靡世界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让许多人惊叹于中国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且不论美酒珍馐的馥郁浓香和流光宝色,仅仅一个“形”字,已经足以让人一番惊叹。姑且仿古语附其风雅:其形既美,脱于香氛而独有其意;与色香同,则集一萃而入其境。此“境”既是千年艺术积累的略略一斑,又是大士饥餐之时的款款儒风。
孔子说:“食色性也。”民以食为天,追求美食是人的本能。中国人对食物的讲究已经完全超越了基本的果腹功能,而是把它作为一种艺术,一种追求“乐感”的享受,不仅讲究基本的色香味,还要讲究“割不正不食”。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饮食文化已经不仅仅是一门技术,已经成为了艺术和文化。
儒家自孔子开始对饮食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孟子》记载,诊断饮食是人生最基本、最重要的事情。《中庸》说,“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儒家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国人,在寄予祝福和美好祝愿的食物中,追求极致的洁和美,亦是对生活的美好祈愿。凡人之啖饮,莫不是食其味、嗅其香、品其意。而在食物上做文章的艺术品,又多少有点诙谐和品味人生的禅意,充满着劳动人民的智慧和田园生活的纯美之乐。
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中国的主导思想,直至今日,儒学思想仍作为中国的主流思想存在,儒家对饮食的讲究自然而然的影响历代中国人。尤其在北方的齐鲁大地,儒风盛行,历经千年熏陶,早已深入每个人的骨髓。孔子在《论语·乡党》中所说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八字主张,是针对祭祀的原则,“洁”和“美”的追求表达了人们对神灵的“诚”和“敬”,这样才能达到尽“仁”尽“礼”。儒家思想重生、重婚、重丧、重祭祖先等礼俗,随之所生的各种民俗礼教所用的祭祀食物就产生了,胶东花饽饽就是其中之一。
胶东地处胶莱河以东的半岛地区,故名胶东,三面环海,一面与胶莱平原接壤,秦始皇统一列国后在此设立了胶东郡。花饽饽的制作在汉代时期随着“粒食文化”到“粉食文化”的转变就已出现,是胶东地区的面食杰作,首先作为食物,其古法必用“引子”发面,千揉百按,于柴火大灶上蒸熟,由于北方天气干燥,往往能常温保存十天半月,冬天则可放置数十天,能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长久保存,充分风干后,可放置五年不会损坏。另外花饽饽从艺术欣赏角度上说,已经具有了雕塑和彩绘的特性,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胶东花饽饽”中许多造型都有祭祀的影子,有的供祖先,有的供神明,其中寓意多以谐音为主,或以吉祥之物指代,如圣鸡(升、吉),寿桃(长寿),双燕(双宿双飞)等等。摆放于家族宗庙或者祭天祭神,红白喜事的供奉等,都是一种别出心裁的崇敬与崇敬。花饽饽为儒家文化的“礼”而生,并保留至今,其不仅仅作为一种食物、民间艺术品存在,同时更是一种民族文化的盛器,一种民族认同感的存在。
法国著名艺术评论家丹娜曾经说过:“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现在形成并不断适应时代变革的饮食艺术,在满足了几千年中国人的胃口之余,也承载着许多的文化的内涵,它的里面有各个时代和文化主题赋予它的形象和意义,无论何时,“花饽饽”和其他的无数民间艺术瑰宝,都能让我们想起那些古代享用它的文人雅士,那些古朴的香甜和鲜活的颜色,就如琴棋书画的伴侣,一起散发着那些儒风起处的文人雅士们,身畔的缕缕墨香……
参考文献:
[1]万丽华,蓝旭.孟子[M].上海:中华书局,2006.
[2]子思.李静注译.中庸全集[M].北京:海潮出版社,2009
[3]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4]潘鲁生.以食为天[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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