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管理地方的措施范文
时间：2023-10-27 17:30:13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北宋管理地方的措施，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天圣令；北宋；水旱灾害
《天圣令》是北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由参知政事吕夷简和大里寺丞庞籍主持修订的重要国家令典，因久已失传，今无法见其全貌。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戴建国偶然在宁波天一阁藏书中发现明抄本《官品令》一册，即为这部重要传世唐宋令典的残卷。自1999年，他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天一阁藏明抄本<官品令>考》一文之后，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极大关注，嗣后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组建《天圣令》整理课题组，联合宁波天一阁博物馆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整理校正，并于2006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为学者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而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2008年荣新江主编的《唐研究》专号十四卷——《天圣令》及所反映的唐宋制度与社会研究专号，集中发表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天圣令》作为一部以唐令为蓝本，参以宋代新制编纂的国家令典，对研究唐宋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拟从政府管理的视角，结合田令、赋役令、营缮令、杂令中相关令条，探讨北宋前时期政府水旱灾害管理的相关措施。
宋代是中国古代自然灾害频仍的一个朝代，而水旱灾害在其中占据了重要的部分。政府围绕如何应对灾害也制订了较为完善的预防应对管理措施，《宋史·食货志》记载：“水旱、蝗螟、饥疫之灾，治世所不能免，然必有以待之，《周官》‘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是也。宋之为治，一本于仁厚，凡振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而相关律令的出台也是政府重视应对管理的体现，它为具体的灾害应对管理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天圣令》相关条令，也体现了水旱灾害的预防管理、应急管理和灾后应对管理概况。
1、 灾害预防管理
北宋时期，已有比较明确的灾害预防管理措施，《天圣令》中田令、赋役令、营缮令、杂令等条令细则，揭示了北宋政府桥梁道路桥梁的日常维护、堰塘堤防的日常修治、河渠堰塘的用水管理等具体管理措施的概况。
1.1 道路桥梁的日常维护
桥梁和道路在日常的交通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洪涝灾害常常会破坏桥梁和道路，因而，日常的桥梁道路的及时维修就显得尤为重要。《天圣令·营缮令》中对京城、及各州县的道路的维修责任、维修时间都作了明确的管理规定。
《天圣令·营缮令》（卷28）宋18:京城内诸桥及道，当城门街者，并分作司修营，自余州县料理。
《天圣令·营缮令》（卷28）宋19: 诸津桥道路，每年九月半，当界修理，十月使讫。若有阬、渠、井、穴，并立标记。
从史料中可以看出，北宋时期政府对桥梁道路维修的责任作了明确划分，京城内的道路和桥梁，除了通往城门的主道大街的重要桥梁道路由八作司负责修缮之外，除此之外的道路和桥梁由各州县负责修缮。掌管京师道路的街道司本隶属都水监，《宋史·职官志》(卷165)记载：“掌辖治道路人兵，若车驾行幸，则前期修治，有积水则疏道之”。 至真宗景德四年（1007）六月，“并东西八作司、街道司为一司”， 街道司隶属八作司。 八作司掌京师内外修缮之事，先后隶三司、提举在京诸司库务司，将作监。不仅如此，《营缮令》关于桥梁道路和渡口修缮的时间问题也作了具体规定，一般每年秋冬之际九月半开始修理，十月底完工。之所以有这样的法律规定，当时确实存在有不按时修缮、作奸犯科的现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记载：“（乾徳五年）是岁，命川陕诸州长吏通判并兼桥道事，朝廷尝遣使治道襄州，岁常五六辈一使，所调发民皆数百人，吏缘为奸，多私取民课，所发不充数，道益不修。知州太子宾客边光范计其工，请以州卒代民，官给器用，役不淹久，民用无扰，诏书褒之。” 从史料来看在桥梁道路的修缮过程中确实有官方派出役工到地方不作数，另外私取民课及不及时修缮等作奸犯科的现象，乾德五年（967）朝廷下令川陕诸州的长吏通判负责地方的道桥之事，可以说落实了责任官员，而令典的制订就从制度上保障了修缮工程管理，以免久拖不修的现象。
不仅如此对于令典规定道路上凡有“阬
渠、井、穴”等危险障碍的地方必须设立明显的标记，以免给行人带来意外伤害，从中我们也能看出当时政府对公共设施工程管理的重视。
1.2 堰塘堤防的日常修治
在洪涝灾害的预防中，堰塘的修治和堤防的维护非常重要，《营缮令》中对此问题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堰塘在水旱灾害的应对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日常维护的好坏，对水旱灾害的应对能力能产生重要影响。《营缮令》不仅有明确的日常检视、费用预算规定，也有修理时间、维修责任主体的明确规定。
《天圣令·营缮令》（卷28）宋20： 诸堰穴漏，造絙及供堰杂用，年终预料役工多少，随处供修，其功力大者，检计申奏，听旨修完。
《天圣令·营缮令》（卷28）宋26： 诸近河及陂塘大水，有堤堰之处，州县长吏以时检行。若须修理，每秋收讫，劝募众力，官为总领。或古陂可溉田利民，及停水疏决之处，亦准此。至春末使讫。其官自兴功，即从别敕。
分析史料，宋20条专为堤堰维修物料管理的令典，日常的造絙及供堰杂用和所使用役工多少，全部费用由政府负担。所需费用人力特别大的，经过审核后单独申报，得到朝廷的旨意后，按规定时间修完。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5）记载：“景祐元年（1034）秋十一月癸未，三门白波 运使文洎言：诸埽须薪刍竹索，岁给有常数，费以巨万计，积久多致腐烂，乞委官检核实数，仍视诸埽紧慢移拨，并斫近岸榆柳添给，免采买搬载之劳，因陈五利，诏三司详所奏，遂施行之。”从史料可以看出，重要堤防地段的维护材料费用，每年有固定的常数，如果用不到积久就会腐烂，官员文洎就上书朝廷，委派官员根据诸重要堤防地段每年的实际需要拨给，并应当尽量就地取材，结果得到皇帝的批准。 该是针对日常巡护维修方而言的，州县的长吏应该遵照规定的时间去巡查，需要修理的，秋收完毕之后，地方官员统领，动员各方面力量修缮。有能够利民灌溉田地的古陂塘需要修缮的亦参照此办法。令典规定，修缮工程务必在春末完工，以确保汛期到来之时陂塘能够发挥相应的功效。
令典还作出特别的规定，地方官员自行提出兴修水利设施的，应当报经朝廷后，遵照敕令执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7） 记载：“大中祥符九年（1016）六月丁亥，知许州石普请于大流堰穿渠置二斗门，引沙河以漕京师，遣使按视，又请废段家镇移于建雄镇，诏问知陈州冯拯，拯言无害，乃许农隙兴事。”在许州任官的石普，提出一条建议在大流堰修建一条新渠，将沙河联通京师的水系，以便利京师的漕运。朝廷对地方官员提出的兴修水利之事，还是非常审慎的派出专门的官吏调查研究，咨询相关的地方官员，之后上报朝廷同意乘农闲之时兴修。当然也有地方官员申报后被否定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3）记载：“熙宁五年五月，提举陕西常平等事国子博士沈披言：乞复京兆府武功县古迹六门堰，于石渠南二百步傍为土洞，以木为门回改河流，可溉田三百四十里。诏：陕西提举常平司官一员与披同相度，如合兴修，即计工以闻。其后竟无功。”从史料看提举陕西常平司的国子博士沈披，提出要修复武功县水利古迹六门堰，朝廷下诏令提举陕西常平司一名官员与沈披一同查勘，如果适合兴修，计算功役奏报朝廷。从“其后竟无功”的评述来看，应该是查勘后不适合兴修，方案被朝廷否定，因此才无果而终。
堤防直接关系到河道的防洪的安全，《天圣令·营缮令》堤防也有明确的管理规定。
《天圣令·营缮令》（卷28）宋28：诸傍水堤内，不得造小堤及人居。其地内外各五步并堤上，多种榆、柳杂树。若堤内窄狭，随地量种，拟充堤堰之用。
种树护堤的法律规定在唐代就已经出现，《文苑英华》（卷256）记载：“修堤请种树判 乙修堤毕，复请种树功价，有司以为不急之务，乙固请营缮令：诸侯水堤内不得造小堤及人居，其堤内外各五步并堤上种榆柳杂树，若堤内窄狭，地种拟充堤堰之用。”从判文中可以看出，某官吏修治堤防完毕之后，向朝廷有关部门申奏堤上种树的役工和预算，相关职能部门以为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不予批复，于是他就搬出营缮令相关的规定据理力争。
由此可见，令典规定堤防内的行洪区域不得修造的小堤坝以及民居，以免妨碍河道的行洪，从防洪技术看，这是非常科学的管理措施。此外对于堤防的维护，令典规定，堤内外五步距离的地方以及河堤之上，应该多种榆、柳等杂树。如果堤内的地形狭窄，
可以根据堤防防洪实际需要的多少，另选田地栽种，以冲抵堤堰防洪之用，不必拘泥于五步的规定。榆树、柳树在古代的防洪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榆树为阳性树种，喜光，耐旱，耐寒，耐瘠薄，不择土壤，适应性很强。根系发达，抗风力、保土力强。榆木木性坚韧，纹理通达清晰，硬度与强度适中。柳树则耐旱，耐水湿，为湿生阳性树种。喜生于河岸两旁湿地，短期水淹及顶不致死亡。高燥地及石灰质土壤也能适应。柳木木性也比较坚韧。这些特性表明生长着的榆、柳对水土保持有很好的功效，遇到洪水时又能成为加固堤防的重要材料。
正因为如此，朝廷非常重视榆、柳的栽种问题，开国之初宋太祖就下达了相关命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建隆三年（962）九月丙子。禁民伐桑柘为薪，又诏：黄汴河两岸毎岁委所在长吏课民多栽榆、柳，以防河决。”又《宋大诏令集》（卷132）记载：“开宝五年（972）春正月己亥，诏：修利堤防，国家之岁事，劝课种植，郡县之政经，缮完未息于科徭，刊伐虑空于林木，如闻但责经费，不思教民，言念于兹，殊乖治体。自今应沿河州县除旧例种植桑麻外，委长吏课民别种榆、柳及所宜之木，仍按户籍高卑定为五等，第一等岁种五十本，第二等四十本，余三等依此第而减之，民欲广种树者，亦自任，其孤寡癃病者不在此例。”从史料中可以看出，在黄河、汴河等河堤的维护及防洪中，榆树和柳树被赋予了重要的作用。朝廷命令按户籍的高下分为五等担负种植榆柳的任务。经过几十年持续不懈的努力到仁宗时期，堤防上榆柳覆盖面积已相当可观，蔡襄《端明集》（卷3）有诗云：“滔滔汴流急，行舟姑少止。长堤榆柳深，夜凉襟带褫。”这应是当时真实情况的写照。
1.3 河渠堰塘的用水管理
干旱之时，灌溉对农业生产来说，显得尤为重要，而水利设施管理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营缮令对灌溉的措施、设施的管理及维护都有明确的规定。
《天圣令·杂令》（卷30）宋14： 诸取水溉田，皆从下始，先稻后陆，依次而用。其欲缘渠造碾硙，经州县申牒，检水还流入渠及公私无妨者，听之，即需修理渠堰者，先役用水之家。
从令典中可以看出，朝廷规定：取河道陂塘之水灌溉田地时应当从最下面的田地开始，实行轮灌，遵循先稻田后旱田的用水灌溉原则。如果河渠沿线有想建造利用水力的碾硙之家，必须报经州县知晓，经审核确认水还流入渠，并且对公私没有妨碍的，可以建造。渠堰需要修理时，先征用用水之家的役工。而在实际的运营中，确有因建造碾硙而影响水利之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0）记载：“明道元年（1032）十一月 辛卯，诏舒州吴塘堰自今令本县令佐一员岁检功料，以上户为陂头部众修筑之，仍禁民近塘置水碓硙及于陂腹种莳，其盗决者论如律。初淮南安抚使王骏言舒州民多近塘置碓硙，以夺水利事，下淮南转运司，而转运使舒式言吴塘聚竹落石为堰，其长百丈，折水而南，歴五门北至竹子陂，凡十七堰溉田千顷，非官为修治则寖以废，故条约之。”由此可见，舒州的吴塘堰确实存在因置碓硙影响水利灌溉及维护不力的情形，淮南安抚使王骏奏报之后，朝廷下令禁止在塘堰附近置碓硙，并号令地方官统领用水户众合力维修，而“上户为陂头”的诏令也很好地体现了令典中“先役用水之家”的法律规定。
2、 灾害应急管理
灾害应急管理措施，是针对突发灾害而制订的应急处置措施，《天圣令》中除了水旱灾害应对的日常管理法律规定外，也有应急管理的法律规定。 桥梁的应急抢修
如前所述，关于道桥的维护，非常情况下必须采取非常的措施。
《天圣令·营缮令》（卷28）宋19：其要路陷坏，停水交废行旅者，不拘时月，量差人夫修理，非当司能办者申请。
分析该令条可以看出，无论是陆路还是水路，当出现重要道路陷坏影响同性时的情形时，不必拘泥于秋冬维护的规定，应当根据实际情况估算功役的多少派人及时维修，如果确实无力承担的，应当上报申请朝廷派遣人力。
不过并不是所有奏请都能得到应允，朝廷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处置。如果不实事求是，要受处罚。《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7）记载：“元丰三年（1080）八月丙申，知泾州虞部员外郎苏涓相度检计石渠桥工不当，请罚铜二斤。诏特展磨勘二年。”从史料可以看出知泾州虞部员外郎苏涓在估算修造桥梁的役工不当，自请罚铜二斤。朝廷下令延长两年的进阶时间。也有因此被
免官的事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6）记载：“元丰四年（1081）九月已丑，新知滑州朝请大夫周革乞出京师钱三二十万缗修滑州桥及城，于开封府界京西河北三路差兵。诏：昨曹村河决，值北使至已，尝于白马权系桥专委将作监，绝不费力，今滑州修系工力宜与前役不殊，今周革陈乞，事目甚多，滋张必难委以办事，可差降授朝请郎俞希且知滑州，革依旧知陈州。”从史料可以看出，元丰四年，新任知滑州的朝请大夫周革请求朝廷钱三二十万缗、并征调开封府界、京西、河北三路维修滑州桥梁及城池。朝廷实际调查之后认为修桥修城之事，根本用不了这么多钱和役工，周革无故生出许多事来，难堪大任。于是就重新选派官员任职，周革仍回陈州任职。
2.2 堤防堰塘的应急修缮
当出现洪水泛滥毁坏堤防时，堤堰的应急维护，也是如此，必须采取非常措施处置。
《天圣令·营缮令》（卷28）宋26： 若暴水泛溢，毁坏堤防，交为人患者，先即修营，不拘时限。应役人多，且役且申，若要急，有军营之兵士，亦得充役。若不时经始，致为人害者，所辖官司访察，申奏，推科。
由此可见，令典规定，当洪水泛滥毁坏堤防，有可能给民众带来祸患时，应当及时营修，不必拘泥于秋收之后的时限。需要役工较多时，应当边营修边申奏朝廷。遇到紧急情况，如若军营有士兵必须充当役工参与抢修维护。如果不及时维护，造成严重后果的，经官府访察，申报朝廷后按律论处。
宋代有专门的不修隄防盗决隄防惩罚条例，《宋刑统》（卷27）卷记载：“诸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时者，主司杖七十；毁害人家漂失财物者，坐赃论减五等；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罪三等；谓水流漂害于人即人自涉而死者，非即水雨过，常非人力所防者,勿论。其津济之处，应造桥航及应置船栰而不造置，及擅移桥济者杖七十，停废行人者杖一百。”从史料可看见，堤防损坏不修或者修理不及时，相关责任人受到杖七十的惩罚，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害的，参照坐赃论减五等和斗杀伤罪减三等的处罚。
北宋时期，军队在水旱灾害的应对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点在应急管理中得到特别的体现。应对黄河水患是北宋时期军队的重要工作之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1）记载：“ 天圣元年（1023）八月乙未 募京东河北、陕西、淮南民输薪刍塞滑州决河，又发卒伐濒河榆柳，有司请调丁夫上，虑其扰民，故以役兵代焉。”由此不难看出，天圣元年为堵塞黄河滑州决口，朝廷不仅招募河北、陕西、淮南等地的民众运输柴草，又动用军队砍伐沿河的榆树和柳树。当时相关职能部门提出征调民夫砍伐沿河的榆树和柳树，为了不扰民，朝廷命令全部由军队承担。
根据《宋史·河渠志》、《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料记载，在黄河决堤决口抢修中往往动用大规模的军队，仅滑州一地就有多次黄河堵口抢险的记载，如雍熙元年（984）堵滑州房村埽决口发丁夫10万、兵卒5万，天禧三年（1019）堵滑州天台埽决口发动兵夫9万人，天圣五年（1027）堵滑州天台埽决口发动兵夫5.9万人。如有士兵敢于违抗命令或造谣惑众者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元丰元年，抢堵黄河曹村埽决口时，就发生过类似的事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7）记载：“元丰元年（1078）春闰正月丙子朔，提举修闭澶州曹村决口所兵马总管燕达言，所总士卒甚众，如有犯无礼及呼万岁者，即于豁口处斩，若有扇揺军人畧夺财物及叫呼动众为首情重者亦乞斩讫以闻，为从者减等配千里外牢城，从之，仍诏差云骑第六一指挥为达牙队。”为确保堵口工程的顺利完成，对所调用军队的士兵实行严格的军事管制措施，违令者要面临被处斩或坐牢的惩罚。
当地方发生重大灾害时，往往也会上奏朝廷，请求派军队援助。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7）记载：“ 元丰七年（1084）秋七月丁未，知河南府韩绛言近被水灾，自大内天津桥堤堰、河道、城壁、军营、库务等皆倾坏，闻转运司财用匮乏，难出办役兵，累经刬刷府官职事烦多，欲望许臣总额赐钱十万缗，选京朝官选人使臣各三十五人，与本府官分头葺补，乞发诸路役兵三四千人。诏：转运司于经费余钱支十万缗，沈希颜徃来与韩绛同提举营葺，及选使臣三员役兵于本路刬刷二千人，如不足即和雇。”由此可见，元丰七年河南府遭受严重水灾，知府韩绛上书朝廷，请求火速派军队援助，得到朝廷的同意。
2.3 斗门浮桥的应急管理
洪水来临时，浮桥的维护、河道堰塘
门的及时起闭，也直接关系到民众生命财产的安危。《天圣令》对此也有明确的条文规定。
《天圣令·杂令》（卷30）宋18：诸州县及关津所有浮桥及停船之处，并大堰斗门须开闭者，若遭水泛涨及淩澌欲至，所掌官司急备人工救助。量力不足者申牒。所属州县随给军人并船共相救助，勿使停壅。其桥漂没所失船木即仰当所官司，先牒水过之处两岸州县，量差人收接，遁送本所。
从令条可知，当遇到洪水或凌汛来临威胁浮桥的安全，及河道堰塘斗门的需要起闭时，负责的官员应当紧急征调人力前去救助。估计人力不足时向官府申奏，当地州县应当调拨军队和船只参与救助，不能让洪水或淩澌壅塞带来祸害。如果浮桥不幸被洪水或凌汛冲坏，漂没的船只或木料应当报告官府，并通知水流经过的州县，酌情派人收接，然后再送回浮桥所在地官府。 桥梁的应急抢修
如前所述，关于道桥的维护，非常情况下必须采取非常的措施。
《天圣令·营缮令》（卷28）宋19：其要路陷坏，停水交废行旅者，不拘时月，量差人夫修理，非当司能办者申请。
分析该令条可以看出，无论是陆路还是水路，当出现重要道路陷坏影响同性时的情形时，不必拘泥于秋冬维护的规定，应当根据实际情况估算功役的多少派人及时维修，如果确实无力承担的，应当上报申请朝廷派遣人力。
不过并不是所有奏请都能得到应允，朝廷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处置。如果不实事求是，要受处罚。《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7）记载：“元丰三年（1080）八月丙申，知泾州虞部员外郎苏涓相度检计石渠桥工不当，请罚铜二斤。诏特展磨勘二年。”从史料可以看出知泾州虞部员外郎苏涓在估算修造桥梁的役工不当，自请罚铜二斤。朝廷下令延长两年的进阶时间。也有因此被免官的事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6）记载：“元丰四年（1081）九月已丑，新知滑州朝请大夫周革乞出京师钱三二十万缗修滑州桥及城，于开封府界京西河北三路差兵。诏：昨曹村河决，值北使至已，尝于白马权系桥专委将作监，绝不费力，今滑州修系工力宜与前役不殊，今周革陈乞，事目甚多，滋张必难委以办事，可差降授朝请郎俞希且知滑州，革依旧知陈州。”从史料可以看出，元丰四年，新任知滑州的朝请大夫周革请求朝廷钱三二十万缗、并征调开封府界、京西、河北三路维修滑州桥梁及城池。朝廷实际调查之后认为修桥修城之事，根本用不了这么多钱和役工，周革无故生出许多事来，难堪大任。于是就重新选派官员任职，周革仍回陈州任职。
2.2 堤防堰塘的应急修缮
当出现洪水泛滥毁坏堤防时，堤堰的应急维护，也是如此，必须采取非常措施处置。
《天圣令·营缮令》（卷28）宋26： 若暴水泛溢，毁坏堤防，交为人患者，先即修营，不拘时限。应役人多，且役且申，若要急，有军营之兵士，亦得充役。若不时经始，致为人害者，所辖官司访察，申奏，推科。
由此可见，令典规定，当洪水泛滥毁坏堤防，有可能给民众带来祸患时，应当及时营修，不必拘泥于秋收之后的时限。需要役工较多时，应当边营修边申奏朝廷。遇到紧急情况，如若军营有士兵必须充当役工参与抢修维护。如果不及时维护，造成严重后果的，经官府访察，申报朝廷后按律论处。
宋代有专门的不修隄防盗决隄防惩罚条例，《宋刑统》（卷27）卷记载：“诸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时者，主司杖七十；毁害人家漂失财物者，坐赃论减五等；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罪三等；谓水流漂害于人即人自涉而死者，非即水雨过，常非人力所防者,勿论。其津济之处，应造桥航及应置船栰而不造置，及擅移桥济者杖七十，停废行人者杖一百。”从史料可看见，堤防损坏不修或者修理不及时，相关责任人受到杖七十的惩罚，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害的，参照坐赃论减五等和斗杀伤罪减三等的处罚。
北宋时期，军队在水旱灾害的应对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点在应急管理中得到特别的体现。应对黄河水患是北宋时期军队的重要工作之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1）记载：“ 天圣元年（1023）八月乙未 募京东河北、陕西、淮南民输薪刍塞滑州决河，又发卒伐濒河榆柳，有司请调丁夫上，虑其扰民，故以役兵代焉。”由此不难看出，天圣元年为堵塞黄河滑州决口，朝廷不仅招募河北、陕西、淮南等地的民众运输柴草，又动用军队砍伐沿河的榆树和柳树。当时相关职能部门提出征调民夫砍伐沿河的榆树和柳树，为了不扰民，
朝廷命令全部由军队承担。
根据《宋史·河渠志》、《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料记载，在黄河决堤决口抢修中往往动用大规模的军队，仅滑州一地就有多次黄河堵口抢险的记载，如雍熙元年（984）堵滑州房村埽决口发丁夫10万、兵卒5万，天禧三年（1019）堵滑州天台埽决口发动兵夫9万人，天圣五年（1027）堵滑州天台埽决口发动兵夫5.9万人。如有士兵敢于违抗命令或造谣惑众者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元丰元年，抢堵黄河曹村埽决口时，就发生过类似的事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7）记载：“元丰元年（1078）春闰正月丙子朔，提举修闭澶州曹村决口所兵马总管燕达言，所总士卒甚众，如有犯无礼及呼万岁者，即于豁口处斩，若有扇揺军人畧夺财物及叫呼动众为首情重者亦乞斩讫以闻，为从者减等配千里外牢城，从之，仍诏差云骑第六一指挥为达牙队。”为确保堵口工程的顺利完成，对所调用军队的士兵实行严格的军事管制措施，违令者要面临被处斩或坐牢的惩罚。
当地方发生重大灾害时，往往也会上奏朝廷，请求派军队援助。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7）记载：“ 元丰七年（1084）秋七月丁未，知河南府韩绛言近被水灾，自大内天津桥堤堰、河道、城壁、军营、库务等皆倾坏，闻转运司财用匮乏，难出办役兵，累经刬刷府官职事烦多，欲望许臣总额赐钱十万缗，选京朝官选人使臣各三十五人，与本府官分头葺补，乞发诸路役兵三四千人。诏：转运司于经费余钱支十万缗，沈希颜徃来与韩绛同提举营葺，及选使臣三员役兵于本路刬刷二千人，如不足即和雇。”由此可见，元丰七年河南府遭受严重水灾，知府韩绛上书朝廷，请求火速派军队援助，得到朝廷的同意。
2.3 斗门浮桥的应急管理
洪水来临时，浮桥的维护、河道堰塘斗门的及时起闭，也直接关系到民众生命财产的安危。《天圣令》对此也有明确的条文规定。
《天圣令·杂令》（卷30）宋18：诸州县及关津所有浮桥及停船之处，并大堰斗门须开闭者，若遭水泛涨及淩澌欲至，所掌官司急备人工救助。量力不足者申牒。所属州县随给军人并船共相救助，勿使停壅。其桥漂没所失船木即仰当所官司，先牒水过之处两岸州县，量差人收接，遁送本所。
从令条可知，当遇到洪水或凌汛来临威胁浮桥的安全，及河道堰塘斗门的需要起闭时，负责的官员应当紧急征调人力前去救助。估计人力不足时向官府申奏，当地州县应当调拨军队和船只参与救助，不能让洪水或淩澌壅塞带来祸害。如果浮桥不幸被洪水或凌汛冲坏，漂没的船只或木料应当报告官府，并通知水流经过的州县，酌情派人收接，然后再送回浮桥所在地官府。 ，澶州黄河上的浮桥是沟通南北的重要通道，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6）记载，澶州浮桥用船四十九只组成，原本在温州制造，运抵澶州要两三年，后来就改为就地建造，于秦陇同州伐木，磁相州取铁及石炭，就本州岛造船。而每当出现凌汛的紧急情况时，确实要出动军队处置。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7）记载：“至和元年（1054）十一月庚辰遣官祈雪，赐河阳澶州浮桥打凌卒衲袄。”至和元年的冬天，出现了干旱及气温升高的现象，所以黄河出现了凌汛威胁浮桥的安全，这时候政府派出军队打淩，确保浮桥的安全。浮桥出现受损的情况时，也会很快修复。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6）记载：“嘉祐二年（1057）十二月辛亥诏：学士院承内降处分，自今并以关白中书枢密院施行。先是澶州言：河流损坏浮桥，后数日而修完之，遂下本院降敕奖谕。中书言：官吏护视不谨，法当劾罪，既令免勘，而诏亦追罢之。”由此可见，学士承旨院欲奖励修复浮桥迅速的官员，但中书机构认为，这本来是官吏巡视不力造成的恶果，应当惩戒，而不应该奖励，结果取消了奖励的请求。
3、灾后应对管理
水旱灾害之后，政府往往采取相关的措施针对相应的灾情采取救治应对措施，《天圣令》中田令、赋役令、杂令中也有相应的灾后因对管理条例。
3.1 受灾田地的争议处置
水灾过后原有的田地往往会被冲毁，灾后关于田地的疆界问题常常会引起纠纷，而条例的出台则为处置争议提供了保障。
《天圣令·田令》（卷21）宋4：诸田为水侵射，不依旧流，新出之地先给被侵之家，若别县界新出亦准此。其两岸异管，从正流为断。
从该令条可以看出，当田地受到水流侵射后，河道改变原来的流向，新形成的土地应该优先分配给那些田地
冲毁之家。不同县界之间，遇到此类问题遵照此办法执行。如果河流两岸属于不同的县界管辖，以河流正中为界限划分。
根据史料记载，确实存在因洪灾导致田界纷争的例子。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8）记载：“讽先知平阴县，会河决王陵埽，水去而土肥，阡陌不复辨，民数争不能决，讽为手书分别疆里，民皆持去以为定劵，无复争者。”由此可见，黄河曾在王陵埽决口，洪水退去之后，平阴县界田地因河水冲淤变得非常肥沃，但是以前阡陌界限统统不复存在，民众因此纷争不已，任职平阴县的范讽则把田产的疆界绘制到纸上，民众以此为划定疆界的凭据，没有再因此争议的。尽管史料没有明确提到范讽所依据法令，但从民众没有异议的表现推断，很可能就是依据此管理规定。而这种规定也在宋代得以延续，南宋的《庆元令·田令》十五条中记载:“诸田为水所冲，不循旧流而有新出之地者，以新出地给被冲之家(注:可辫田主姓名者，自依退复田法)，虽在他县亦如之。两家以上被冲而地少给不足者，随所冲顷亩多少均给具。两岸异管，从中流为断。”从中不难判断，存留的相关令条基本与《天圣令》保持一致。
3.2 灾后赋役的差派管理
水旱灾害之后，为了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朝廷往往会差科赋役进行修堤、堵口、兴修水利等。《天圣令》中相关令条则提供了较为详细的差科赋役细则。
《天圣令·赋役令》（卷22）宋9： 诸县令应亲知所部贫富、丁中多少，人身强弱。每因外降户口，即作五等定薄，连署印记，若遭灾蝗旱涝之处，任随贫富为等级。差科赋役，皆据此薄。凡差科，先富强后贫弱，先多丁后少丁。凡丁分番上役者，家有兼丁者要月，家贫单身者间月。其赋役轻重，送纳远近，皆以此为等差，豫为次第，务令均济。薄定以后，依次差科。若有增减，随即注记。里正唯得依符催督，不得干预差科。若县令不在，佐官亦准此法。
北宋时期，政府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备的户籍制度，作为征收赋税和徭役的依据。从条令中可以看出，要求县令根据贫富、丁中多少、人身强弱等亲自注定五等丁产薄，是作为向管内百姓差派徭役的依据。发生水旱蝗虫等灾害之后，差科赋役都要遵照户等，赋役的轻重、派出的远近都应按照此差薄征派，并考虑到贫富的均衡。
但在实际的执行中，各地官吏往往并不认真执行，经常出现差科不平的现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9）记载：“诏：塞决河，州募民入刍揵而城邑与农户等。讽曰：贫富不同而轻重相若，农民必大困，且诏书使度民力，今则均取之，此有司误也。即改符，使富人输三之二，因请下诸州以郓为率，朝廷从其言。”从史料中可以可出，朝廷下达堵塞黄河决口的命令之后，地方官吏征派堵塞决口的柴草木料等物料时，贫富之家一律均等。范讽则上书朝廷，此举相关职能管理部门的失误之处，如果不考虑贫富的差别，一律同等征收，则会带来严种的社会问题。因而改变原来的征收办法，富人承担了三分之二，同时也请求朝廷诏令各州都照郓州的办法来执行，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
3.3 公私财产的灾后处置
洪水灾害发生时，往往有大量的公私木材随水冲走，当漂失的财物被下游的民众捞取之后，如何处置，《天圣令杂令》中有比较具体的处置规定。
《天圣令·杂令》（卷30）宋14：诸木为暴水漂失，有能接得者并集于岸上，名立标榜，于随近官司申牒，有主识认者，江、河五分赏二、余水五分赏一。非官物，限三十日外，无主认者，入所得人。官失者不在赏限。
从该令条可以看出，当民众打捞到漂失的木料时，应当集中到岸上，标明是打捞之物，然后向就近的官府申报情况。三十日内，如果有人认领，长江、黄河等大河赏给打捞者五分之二，其余河道赏五分之一。如果是私有财物，三十日之后无人认领的，全部归入所得人。而如果是官方的财物，不在赏给限内。如前所述，当桥梁被冲毁时，漂没的船只或木料应当报告官府，并通知水流经过的州县，酌情派人收接，然后再送回浮桥所在地官府。
结 语
《天圣令》作为北宋时期重要令典，在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留存的抄本只是残卷，仍然我们能了解到关于北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丰富的信息，田令、赋役令、营缮令、杂令中与水旱灾害管理相关令条并不太多，但也颇能反映政府灾害预防管理、灾害应急管理及灾后应对管理等方面的概貌，让我们能了解北宋
时期准确、细致的水旱灾害管理应对法律条例。
参考文献：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正[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 戴建国.天一阁藏明抄本官品令考[j].历史研究,1999（03）.
[3] 荣新江、刘后滨主编.唐研究第十四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9.
[7] 宋大诏令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9]（宋）窦仪等.宋刑统[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10]（宋）蔡襄.端明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篇2
A.唐朝经济繁荣 B.唐朝对外交往 C.唐朝民族和睦 D.唐朝科技发达4．中国古典诗词浩如烟海,诗人灿若星河,与右图中诗篇的作者生活于同一时代的是 A.苏轼 B.辛弃疾C.李清照 D.杜甫 5．继王羲之之后,我国书法最有成就的大书法家是 A．欧阳询 B．颜真卿 C．柳公权 D．黄庭坚6．下列人物被称为“民族英雄”的是A．寇准 B．岳飞 C．文天祥 D．戚继光7．如果把“文成公主入藏、唐蕃会盟、澶渊之盟、宋金和议等”作为一个学习主题，那么这个学习主题应该是 A.唐宋时期的民族关系 B.唐宋时期的经济发展 C.唐宋时期的对外交往 D.唐宋时期的科技文化8．某中学生参加电视节目的知识竞赛，有一道关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题，他很难确定其中表述正确的选项，向你电话求助。你应帮他选择A．“司南”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 B．“蔡侯纸”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纸C．火药在唐代开始应用于军事 D．活字印刷书籍的出现始于元朝9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这是一首题为《念怒娇.赤壁怀古》的词，作者是 A．辛弃疾 B．李清照 C．苏轼 D．陆游10．下列属于元代最的画家是 A．吴道子 B．顾恺之 C．徐渭 D．赵孟頫 11．下图是我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它是北宋大书法家张择端的作品，是一幅极具历史价值的现实主义风俗长卷。它反映了A．北京的社会风貌 B．南京的社会风貌C．杭州的社会风貌 D．东京的社会风貌12．明朝实行八股取士的考试制度的目的是A．选拨真正有才能的人 B．命题范围是四书五经C．选拔皇帝的忠实如仆 D．推进教育制度的发展13．明建国之初，太祖朱元璋鉴于“人君不能恭览庶政，大臣专权自恣（放纵）”的状况，采取的措施是 A.设御史大夫 B.实行科举制 C.废除了丞相 D.大兴文字狱14．右图所示塑像中的人物是的民族英雄。他面向祖国宝岛台湾，所骑战左前蹄踩着殖民侵略者的头盔。“殖民侵略者”来自A．葡萄牙 B．荷兰 C．西班牙 D．日本15．曾写下“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诗句，成功平息东南沿海倭患的民族英雄是 A．岳飞 B．郑成功 C．文天祥 D．戚继光16．右面是有关郑和下西洋的发言。其中正确的是 A.甲和乙 B.乙和丁 C.甲和丙D.丙和丁17．电影《东归英雄》讲述了清朝时期，我国一支少数民族在他们杰出首领的领导下，不远万里，历经千险回归祖国的故事。这支少数民族的杰出首领是A. 渥巴锡 B. 郑成功 C. 戚继光 D. 左宗棠18．下列关于清朝的疆域的叙述中，不正确的是A．东临太平洋 B．南至南海诸岛 C．西跨葱岭 D．北至北冰洋19．历史文物可以帮助我们获取历史信息。 所示为清政府颁赐的用于确定达赖、班禅继承人的“金奔巴瓶”，该文物可以见证清朝加强了对下列哪一地区的管辖？ A．x疆 B． C．黑龙江 D．台湾20．马克思说：“与外界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结合右图,下列对清朝前期“与外界隔绝”措施表述正确的是 A.严格限制对外贸易 B.禁止一切对外贸易C.使大清帝国长治久安 D.拒绝一切外国人来华21．清朝实行闭关自守政策最严重的后果是 A．妨碍工商业的发展 B．阻碍中外经济交流C．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D．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2 2．小说是明清时期最突出的文学成就，众多的典型形象和情节深入人心。下列人物情节与作品搭配错误的是A．三顾茅庐——《三国演义》 B．大闹天宫——《西游记》C．逼上梁山——《聊斋志异》 D．黛玉葬花——《红楼梦》23．下列著作中，被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的是 A．《齐民要术》 B．《水经注》 C．《本草纲目》 D．《天工开物》24．众所周知，中医学在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明朝李时珍的一部医书里面，收集了药物1892种，药方11096个，被称为具有总结性的药物学巨著。它是哪一部医书 A．《黄帝内经》 B．《本草纲目》 C．《伤寒杂病论》 D．《千金方》25．万里长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 独创性的象征。据下图并根据所学知识判断，该长城东 西起止地点为 A．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B．东起山海关，西到临洮C．东起辽东， 西到临洮D．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
二．非选择题（本部分共4题，其中26题 14分，27题 12分，28题 12 分，29题 12分，共50分;请将正确答案写在答题纸上）26．（14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材料一 两宋时期，南方战乱较少，许多中原人南迁，带去先进的技术，增 加了那里的劳动人手；在气候温和、资源丰富的南方，形成了闻名天下的“粮仓”民间流传着“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 。 ——《中国历史》七年级下册（1）根据材料一，指出南方形成天下闻名的“粮仓”的原因主要有哪些？（6分）
材料二 “南海一号”是南宋初期一艘在海上丝绸之路向外运送瓷器时失事沉没的木质古沉船……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海上沉船中年代最早、船体、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它将为复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陶瓷史提供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2）宋朝时为了管理对外贸易，设置了哪一专门机构？（2分）清朝政府特许的利用商人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是什么？（2分）
（3）根据材料二，概括“南海一号”沉船重要的研究价值。（4分）
27. （12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材料一 东京城内就有许多娱乐兼营商业的场所，……许多穷苦艺人在这里卖艺谋生，有说书的、唱曲的、演杂剧的、耍杂技的、表演踢球的等等，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瓦舍勾栏里还有许多摊位，卖饮食、卖药材，卖古玩、字画的……十分热闹。大的瓦舍勾栏，可以容纳几千人 ”这个地方的存在，真是增添了城市的生气。 ——《人教版中国历史下册》 （1）材料一中娱乐场所被称为什么？（2分） 它出现的原因是什么？（4分）
（2）从材料一中可以看出在这里工作的主要是从事哪两种职业的人？（2分）
材料二 （3）左图是“北宋纸币铜版拓片”，这种纸币在当时叫什 么？最早出现于哪一地区？（4分）
28. （12分）我国历代政府历来重视民族团结和注重对边疆的有效管理，民族团结、友好是中华民族发展的主流。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材料一 元朝的统一，给各族人民相互交往和学习提供了有利的环境。蒙古等族人民成批迁往内地，汉族人也大量来到边疆，契丹、女真等族人民早已进入黄河流域，各族人民杂居相处，互通婚姻，逐渐融合。当时，许多阿拉伯人、波斯人迁入中国，同维吾尔、蒙、汉等民族逐步融合，形成一个新的民族。——摘编自中学历史课本（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元朝时期我国民族关系融合的根本原因是什么？（2分）这一时期形成一个新的民族是什么？（2分） 材料二 清朝在康熙、 雍正、乾隆帝时期，经过同外部侵略势力及内部民族分裂势力的一系列重大斗争，建立起一个空前统一和巩固的国家。这就基本奠定了今天中国疆域的规模。（2）为维护国家统一，清朝前期，清政府在x疆、分别设置了什么机构，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4分）
材料三 条约规定：“中俄两国以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和外兴安岭往东至海为界。外兴安岭以北，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以西属俄国，外兴安岭以南，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以东属中国。”（3） 此条约的名称是什么？签定上述条约前，清政府采取了什么措施，迫使沙俄同意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4分）
29.（12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材料一
篇3
基于高考命题的这些特点，本文以小农经济、重农抑商两个概念的解读为例，对中国古代经济史复习提出几点建议，希望对同学们高三复习备考有所启发。
一、在比较中鉴别相关概念
例1 （2013年新课标Ⅱ卷第25题）汉唐制定土地法规，限制私有大土地的发展，宋代一改此法，“不抑兼并”。据此可知宋代（ ）
A.中央集权弱化 B.流民问题严重
C.土地兼并缓和 D.自耕小农衰退
【解析】宋代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A错。材料未涉及流民问题，排除B。由于北宋政府“不抑兼并”，土地兼并日益严重，C错。宋代土地兼并日益激烈，自耕农失去土地的现象增多，租佃关系日益普遍化，租佃经营成为仅次于自耕农形式的重要经营方式，故选D。
【名师点津】此题涉及一个重要概念：自耕农经济。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自然经济吗？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这三者的异同，有助于准确掌握小农经济这一概念。如图所示，我们不难看出，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和自耕农经济是三个不相同的概念，但三者又有交集，都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产物。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是自然经济，但不等于自然经济，自耕农经济是小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区别如表一所示：
表一 自然经济、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的比较
例2 （2014年江苏卷第4题改编题）明隆庆初年，“抚臣涂泽民用鉴前辙，为因势利导之举，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易只通东西二洋，不得往日本倭国，亦禁不得以硝黄、铜、铁违禁之物夹带出海。奉旨允行，凡三十载，幸大盗不作，而海宇宴如。”这说明当时（ ）
A.官府废止明初以来“海禁”
B.官府有条件地开放“海禁”
C.官府废止了重农抑商政策
D.官方朝贡贸易体系已瓦解
【解析】C选项颇具迷惑性，重农抑商一直是中国封建王朝基本的经济政策，一度开放海禁不等于废止了重农抑商政策。根据材料“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奉旨允行”等信息可知政府允许有条件地开放“海禁”，答案为B。
【名师点津】题中涉及的重农抑商、海禁都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是重农抑商政策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体现，闭关锁国是海禁政策的延续。两者异同参见表二：
表二 重农抑商、海禁政策的异同
二、在多维分析中理解概念
运用新材料，多角度考查核心概念是高考命题的一大特点。复习备考应从多维视角来分析理解概念。这里的多维视角，包括三层含义：①构成概念的基本要素视角；②将经济概念与政治、文化相联系的视角；③运用唯物史观、近代化史观、全球史观等相关理论分析问题的视角。
历史概念的类型包括人物、事件、法律、制度、政策、会议、思想等，构成概念的要素根据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中国古代经济史制度、政策、现象类概念居多，如井田制、均田制、封建土地私有制、工官制度、重农抑商、海禁、闭关锁国、经济重心南移、资本主义萌芽等。构成制度、政策概念的基本要素有：原因、时间、目的、内容、影响等。构成现象概念的基本要素有：产生原因、历程、影响发展的因素、影响等。我们可根据构成要素全面分析概念，如表三、表四所示。
分析中国古代经济史近三年各地高考题，以下特点清晰可见：①题型以选择题为主；②小农经济、土地兼并、重农抑商、海禁、闭关锁国、经济重心南移等概念一直是考查的重点，而重中之重，非小农经济、重农抑商莫属；③试题以新材料、新情境、新视角呈现，注重运用比较分析、逻辑推理等史学方法考查对概念进行理解和运用。
基于高考命题的这些特点，本文以小农经济、重农抑商两个概念的解读为例，对中国古代经济史复习提出几点建议，希望对同学们高三复习备考有所启发。
一、在比较中鉴别相关概念
例1 （2013年新课标Ⅱ卷第25题）汉唐制定土地法规，限制私有大土地的发展，宋代一改此法，“不抑兼并”。据此可知宋代（ ）
A.中央集权弱化 B.流民问题严重
C.土地兼并缓和 D.自耕小农衰退
【解析】宋代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A错。材料未涉及流民问题，排除B。由于北宋政府“不抑兼并”，土地兼并日益严重，C错。宋代土地兼并日益激烈，自耕农失去土地的现象增多，租佃关系日益普遍化，租佃经营成为仅次于自耕农形式的重要经营方式，故选D。
【名师点津】此题涉及一个重要概念：自耕农经济。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自然经济吗？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这三者的异同，有助于准确掌握小农经济这一概念。如图所示，我们不难看出，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和自耕农经济是三个不相同的概念，但三者又有交集，都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产物。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是自然经济，但不等于自然经济，自耕农经济是小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区别如表一所示：
表一 自然经济、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的比较
自然经济 小农经济 自耕农经济
产生 原始社会 春秋战国时期
消亡 后开始解体，但至今仍有些地方的农业经济带有一定的自然经济性质 到1956年，随着的完成，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完全消失。但的实行，使小农经济一定程度上又有所恢复，但已不等同于古代的小农经济
内涵 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自己生产自己消费 家庭经营，经营规模狭小 拥有耕种土地所有权的小农经济
对立面 商品经济 机械化生产 租佃经济
例2 （2014年江苏卷第4题改编题）明隆庆初年，“抚臣涂泽民用鉴前辙，为因势利导之举，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易只通东西二洋，不得往日本倭国，亦禁不得以硝黄、铜、铁违禁之物夹带出海。奉旨允行，凡三十载，幸大盗不作，而海宇宴如。”这说明当时（ ）
A.官府废止明初以来“海禁”
B.官府有条件地开放“海禁”
C.官府废止了重农抑商政策
D.官方朝贡贸易体系已瓦解
【解析】C选项颇具迷惑性，重农抑商一直是中国封建王朝基本的经济政策，一度开放海禁不等于废止了重农抑商政策。根据材料“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奉旨允行”等信息可知政府允许有条件地开放“海禁”，答案为B。
【名师点津】题中涉及的重农抑商、海禁都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是重农抑商政策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体现，闭关锁国是海禁政策的延续。两者异同参见表二：
表二 重农抑商、海禁政策的异同
重农抑商 海禁
不
同
点 时间 最早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整个封建社会 实施于明清时期
目的 征收赋税和巩固统治，压制商业发展，实质是维护封建经济的基础 防范人民的反抗和外来殖民势力的侵犯，维护封建体制
内容 对国内市场进行严格规定和控制，采取重征商税、限制商业活动和歧视商人的政策 严格限制国人出海贸易和外商来华贸易
影响 有利于古代农业的发展，但后期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曾起到一定的民族自卫作用，但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导致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
相同点 ①为了维护封建统治；②由自然经济所决定；③有限制和压制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④阻碍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影响了中国向近代社会的转型
二、在多维分析中理解概念
运用新材料，多角度考查核心概念是高考命题的一大特点。复习备考应从多维视角来分析理解概念。这里的多维视角，包括三层含义：①构成概念的基本要素视角；②将经济概念与政治、文化相联系的视角；③运用唯物史观、近代化史观、全球史观等相关理论分析问题的视角。
历史概念的类型包括人物、事件、法律、制度、政策、会议、思想等，构成概念的要素根据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中国古代经济史制度、政策、现象类概念居多，如井田制、均田制、封建土地私有制、工官制度、重农抑商、海禁、闭关锁国、经济重心南移、资本主义萌芽等。构成制度、政策概念的基本要素有：原因、时间、目的、内容、影响等。构成现象概念的基本要素有：产生原因、历程、影响发展的因素、影响等。我们可根据构成要素全面分析概念，如表三、表四所示。
表三 多维视角看小农经济
形成原因 铁犁牛耕的出现和推广，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确立
特点 ①分散性：以家庭为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男耕女织；②封闭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③落后性：农民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精耕细作，相对简单的生产工具，长期不变的生产技术和容易满足的社会心理状态；④脆弱性：规模小、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差
发展
因素 有利 ①生产力：铁犁牛耕的出现和普及，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提高；②生产关系：农民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一定的生产自，能支配部分劳动产品，具有较高的生产积极性；③自身发展动力：小农经济规模小，促使农民努力提高耕作技术，尽可能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促进农业向精耕细作方向发展；④政策：封建政府为保证财源，大都采取重农政策
不利 ①分散性、脆弱性、封闭性、落后性；②封建剥削严重（沉重的徭役和赋税）；③土地兼并；④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荡；⑤自然灾害
地位 是我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在封建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
影响 积极 在封建社会形成和发展时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积极作用是主要的，提高了农民积极性
消极 在封建社会后期，阻碍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成长，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并长期延续
表四 重农抑商政策
含义 重视农业而限制打击工商业的经济思想和政策
原因 ①根本原因：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必然产物；②直接原因：商业与农业争夺劳动力，影响农业生产甚至危及封建统治；③其他因素：富商大贾操纵市场物价
目的 ①直接目的：确保赋役的征派和地租的征收；②政治文化方面：安定人心，加强对农民控制；③根本目的：维护封建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即自然经济），巩固封建统治
主要表现 ①统治者反复强调农业为本，商业为末，形成轻视商人的主流价值取向；②在土地问题上，采取抑制兼并政策，防止农民大量破产，稳固农业生产基础；③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④多方面限制工商业活动，如组建庞大的官营手工业，压制民营手工业发展；⑤通过征收重税、国家垄断经营等方式打击商人
影响 积极 ①经济：有利于稳定农业人口，推动农业发展，巩固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②政治：有利于安定人心和对农民的控制，巩固封建制度，维护国家统一
消极 ①妨碍工商业发展，强化自然经济，使之迟迟难以瓦解，违背历史发展潮流；②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③造成中国社会的落后
三、在突破思维定式中深化概念
例3 （2012年全国大纲卷第13题）唐太宗说：“工商杂色之流……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在此唐太宗强调的是（ ）
A.防止 B.维持社会等级
C.重义轻利 D.重农抑商
【解析】答案为B。唐太宗不但把工商业者归入“杂色之流”，而且杜绝了他们入仕的途径，强调工商业者不能与官员“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可见目的是维持社会等级。材料体现了统治者对工商业者的歧视，但没有反映对农业的重视，排除D。
例4 （2013年全国大纲卷第16题）明初的户役制度，将户籍分为若干类别，其中主要是民户，还有军户、匠户、灶户（煮盐户）等几十类，并严格禁止更换户别。这一措施有利于（ ）
A.缓和土地兼并 B.促成社会分化
C.强化社会控制 D.发展商品经济
【解析】材料说明户籍在古代是身份职业的象征，政府严禁更改户别，以加强对民众的控制，减少人口流动的可能性，答案为C。A与材料无关，严格的户籍制度并不利于社会的分化，也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排除B、D。
【名师点津】重农抑商政策推行的目的是维护小农经济，确保赋税的征收，加强对农民的控制，从而巩固封建统治，例3答案却是“维持社会等级”。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是重农抑商政策的表现，但例4并没有从经济方面考查户籍制度对农业、工商业发展的影响，而是从“强化社会控制”这一政治角度着眼。这些别出新意的试题大大深化了概念的内涵。
面对高考试题的新材料、新情境、新视角，一些同学往往难以克服思维定式，对概念的理解固化、僵化，从而影响了考试成绩。怎么办？提高材料处理能力是关键。分析材料，要做好两点：
1. 抓住材料主旨
试题所提供的史料，并非所有文字都是有用的，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起铺成、解释作用的，真正起关键作用的，往往是某个词或句子。抓住主旨可以从材料出处（或说话者的立场、对象）、关键词、转折词（或语气词）、高频率词等入手。
例5 （2014年天津卷第12题改编题）（宋）太宗淳化二年诏曰：“关市之租，其来旧矣……征算之条，当从宽简。宜令诸路转运使……市征所算之名品，共参酌裁减，以利细民”。又诏：“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材料表明（ ）
A.宋太宗重视商业，适当减免商税
B.宋代商业不断发展，商业地位重要
C.宋代依然对工商业者征收重税
D.抑商政策不利于商业的发展
【解析】“当从宽简”“参酌裁减”“不得收其算”，这些含义相近的信息（可以看成高频率词）一再出现，答案为A。其他各选项材料均没有体现。
篇4
关键词：中原城市群崛起 意义 措施
城市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创造的一种经济社会活动高度集中的地域空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大规模推进，这种地域空间的结构、功能和地理尺度在集聚与扩散机制的交互作用下不断发生演进，从而出现了从城乡对立向城乡融合的转变、从各城镇独立发展向相互依赖发展的转变，进而在一些地理环境条件优越的地区形成了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较高、城镇密集且相互联系密切的城市群。区域要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城市群这个增长极。在有城市群的经济区域中，由于整个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形成区域增长极，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使整个经济整体都得到发展。
从全球看，美国大纽约区、大芝加哥区和大洛杉矶区三大城市群对美国GDP的贡献率达到67 ％，日本大东京区、阪神区、名古屋区三大城市群对日本整体经济的贡献率超过70 ％，它们不仅是所在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区，也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从国内看，凭借改革开放先发优势，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北三个城市群，创造了37 ％的国内生产总值，直接带动东部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并构筑了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平台。经济学家断言，21世纪，国际经济竞争的真正焦点是城市群的竞争力。尤其是当今，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加速推进，城市群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主要载体，作用和地位骤显。建设一个强大的城市群，将成为赢得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国际竞争的关键所在。
中原是中部的核心，就是整个中国的“腰”，只有腰板挺直了，才能立得正、走得稳，中国经济才能协调健康发展。“得中原者得天下”，中原兴，中部起，“中部崛起”不管是首先还是最终都必须“中原崛起”，中原城市群的发展和建设不仅能使之成为河南经济的心脏，而且能使之成为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的中心枢纽，带动河南乃至沿桥和中西部经济的发展。无论从战略布局、发展需要，还是从经济优势、现有基础看，中原城市群完全有条件发展成为沿海三大经济区之后又一大经济区。
“中原城市群”一词被赋予的，既不是自然地理概念，也不是行政区划概念，而是指“以省会郑州为中心，包括洛阳、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济源在内共计9个省辖市组成的城市群”，通过逐步实现资源共享、产业互补、生态共建、各具特色、协调发展，着力构筑起中原城市群经济隆起带。构筑中原城市群经济隆起带，是撑起中原崛起的“擎天巨柱”；而中原崛起，更是“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核动力”！
一、中原城市群建设和发展的优势
第一,区位优势突出
该区域东邻发展势头强劲的沿海发达地区，西接广袤的西部地区，具有实施东引西进战略，实现中部崛起的最佳地理位置。郑州航空港地理优势明显；在已有的陇海、京广、焦枝、新菏等铁路构成的铁路交通区位优势的基础上，随着国家大通道连霍、京珠等高速公路的贯通，我省综合交通的区位优势更加突出；国家规划建设的京广、陇海高速铁路大通道将纵横穿越本区域，使未来的对外通达度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原城市群也是我国重要的通信枢纽之一，通信能力居全国前列。正在建设中的西气东输工程和即将开工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打破制约本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素和环境瓶颈。
第二,城镇化进程较快
中原城市群是我国中部地区城镇最为密集的地区，也是我省城镇化发展最快的地区。2002年，城镇化水平为34%，高于全省平均水平8.2个百分点。该区域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消费市场广阔，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第三,资源条件良好
该区域矿产资源和农副产品资源丰富。已发现矿种超过全省的3/5。粮食、油料、生猪、肉牛、林果、花木、烟叶、中药材等丰富的农副产品资源也在全省乃至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第四,文化底蕴厚重
在北宋以前的数千年间，本区域长期为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中国古代先进文化的发源地，人民勤劳、聪慧，富有生生不息、开拓进取和融
会贯通的优良文化传统。
第五,具有一定优势的产业基础
中原城市群是我国中西部地区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和装备制造业基地。郑州的汽车、卷烟、电子信息制造业、铝工业和商贸流通等有一定的比较优势；洛阳是全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之一，装备制造、铝电、石化、建材等产业占有重要地位；平顶山、焦作是大型能源基地；开封是具有悠久文化底蕴和古都韵味的特色城市；新乡等城市轻纺、电器工业基础较好；漯河的食品工业、许昌的电力装备制造业等全国闻名。各具特色的产业为城市群的协调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中原城市群发展和建设的战略措施
第一,加强中原城市群九城市的协调，建立高层协调会，制定功能互补的城市发展战略
各城市原来在进行工业发展战略定位时，没有从“中原城市群”的一体化角度进行定位。所谓的中原城市群首先要在城市定位和发展战略上进行一体化，按照内在有机联系的、建立在分工与协作基础上的城市体系进行统一的协调与发展。为此，建立一个跨城市行政区的协调机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各市更要转变观念，放弃诸侯思想，树立“一体化”意识。把自己当成整个城市群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来考虑自身的发展；明确定位，尽快实现功能互补。使得群内某个城市的优势功能成为整个城市群的这种功能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这样明确的功能定位和分工，就能够使各城市的优势功能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实现最佳效率目标。
第二,适时调整区划，促进中心城市跨区域低成本扩张
对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不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和改善政府管理的现行区划逐步进行调整。按照建设郑州都市圈的要求，加快郑州市的行政区划调整。改革户籍和城市各种管理制度，降低城市“门槛”，促进人口跨区低成本聚集。遵循市场规律，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减少政府对企业经营和发展的干预，打破行政区划对经济发展和融合的障碍，加快由“区划城市”向“经济城市”转变。
第三,完善基础设施网络，缩短城际交流的距离，建立统一的生产要素市场
城市的效率源于基础设施的一体和共享，同样，城市群的效率也依赖于群内各城市之间基础设施的一体化。所以，基础设施一体化是城市群建设的必然要求和主要内容。因此，中原城市群要加快交通设施一体化、通信及视频信息设施建设和运营一体化和金融服务同城化的建设步伐。以便尽快形成人流、物流、信息流的高速通道，切实降低人们城际流动的交通成本，提高人员的城际流动。为了加强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还有必要建立统一的生产要素市场，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提高效率，改变现有的政府投资体制以减少政府的直接生产投资。
第四,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联系
中原城市群建设就是要实现城市结构和功能的互补和互动，抛弃各城市孤立的发展战略，从更大的市场范围―――中原城市群的角度去审视各城市的比较优势，重新分工和协作，实现资源的优化配制，从而提高效率，实现帕累托改进。同样的道理，我们还要从全国乃至世界市场的角度来考察中原城市群的发展，更大范围的市场也迫使我们这样来思考。因此，中原城市群就不能是封闭的，而应当是全方位开放的。实现与发达经济体的对接是快速提升发展水平、建设中原城市群经济隆起带的捷径。开放的中原城市群与背景中的其他经济体进行快速的和巨量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交换，并在这种不断的能量交换中实现自生和创新能力。中原城市群要隆起，必须实现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有效对接，通过人员往来交流学习比较先进的市场经济文化和理念，先进的管理模式等并学以致用，切实推动经济发展；吸纳发达经济体中的创业者、资本和产业来中原城市群，并为其提供尽可能好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对群内建设起到示范效应；中原城市群内的资本也要到市场经济的前沿经历练长才干，干事创业，开拓市场，寻求商机，勇当弄潮儿。中原城市群与珠三角和长三角对接是与发达地区对接，只是手段，其目的在于全方位融入全球经济，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最终实现中原城市群的隆起和中原崛起。
第五,实现制度与政策的一体化，创造良好投资环境
政府不仅要在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住房、教育、制度、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加强行政协调，联手构建统一的制度框架和实施细则，实现区域制度架构的融合，还要根据国情统一制定与协调中原城市群内各城市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为各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如统一规定招商引资、土地批租、外贸出口、人才流动、技术开发等方面政策，实行营造无差异的政策环境。此外，政府还需加强法制建设，提高执法水平，推动政府透明化管理和调控政策的法制化进程。为了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政府要统一市场建设，规范市场运作，纠偏。具体做法：一是要配合市场，培育一体化的商品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二是尽快建立能与国际接轨的市场运作规则，统一市场准入和市场退出机制，同时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市场运行规则，最终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和淘汰机制，优化资源配置。
第六,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建立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积极推行清洁生产，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合理开发各种自然资源，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加大重要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力度，增加接续资源。加快中原城市群重点流域、重点区域的环境整治和生态建设，提高环境承载能力。转变生产生活方式，节约能源，节约用水。
第七,中原城市群建设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作为支撑，中原崛起离不开文化的崛起
经济发展是根，文化发展才是灵魂，一个地方的发展和崛起，必须要有先进文化做支撑。人类社会的历史，本质上是一部文化史。生物界的延续靠基因的遗传，其发展是靠基因在遗传中的变异；而人类社会的延续则靠文化“基因”的传承，其发展靠文化“基因”在传承中的变异，即创新。人类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本质上就是文化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古往今来中原文化灿烂、名人辈出，这是中部崛起的根基所在。因为，中华文化的精髓就是以儒家文化所倡导的进取精神与和谐理念，这应该也是中华文化的底色与基调。发扬光大这种文化精神，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民族复兴事业意义重大。文化崛起从哪里做起：我们认为首先是要注重思想文化建设。正如党的先进性首先体现在思想上的先进性上一样，一个地方的发展，首先是要凝聚人心，形成一种精神文化上的认同与共识，也就是要统一思想，切实倡导一种向上的、积极进取的精神。同时，要讲究仁爱与奉献，构建诚信、互爱的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也就是建立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曾坤生.中部适度优先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J］.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1999,(2).
［2］陆大道.我国中部地区的地位和加快发展的途径［J］.学习与实践,2001,(3).
［3］刘光杰,严清华,杨胜刚.21世纪中部地区面临的形势及其发展战略思考［J］.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2).
篇5
关键词：清代江南人痘牛痘接种率
种痘术的出现与发展是明清医学史上最重要的亮点之一，无论在中医或历史学界，都受到了一定的关注。经过范行准、梁其姿等学者研究，清代种痘的大致情形已基本明了（详见下文），不过在不少具体问题上的模糊乃至误会之处仍在在多有，特别是从区域社会史的视角对此展开的研究还比较少见，而从将其置于近世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所作的考察则更为缺乏。清代江南是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也是种痘较早出现并开展最为普及的地区。故，这里谨就江南一隅，对清代的种痘事业作一社会史的考察，以期对这一研究有所推动。
一、研究起点
种痘在现代属于人工免疫的范畴，一般来说，人工免疫这一近代科学源起于19世纪末的欧洲。不过在中国古代，在“以毒攻毒”理念的指导下，较早就出现了一些重要免疫史迹，特别是16世纪以来出现并不断取得发展的人痘术更是给中国古代预防医学史写下了极为光彩的一笔[1]。关于人痘术的发明，清代广泛流传着宋代峨嵋山人为太平宰相王旦之子接种的传说，不过经过范行准的细密考证，基本可以确定种痘始于明隆庆年间，即16世纪中叶[2]。对于人痘术的发明和发展以及嘉庆年间西洋牛痘术的传入和传播等情况，目前的学术界已有相当多的论述，综合已有的研究[3]，可概略地表述如下：种痘术最初于晚明出现在皖南和江西的弋阳等地，大约在清初传入江南，之后又逐渐流布大江南北，不过南方的普及程度远高于北方，种痘技艺也较北方精良。当时的种痘之法，根据钦定的《医宗金鉴》总结，主要有四种：1．痘衣法：将痘疮患者的衣服给需要接种的人穿，以引起感染。2．痘浆法：用棉花蘸上痘疮的浆液，塞进被接种者的鼻孔。3．旱苗法：将收集的痘痂阴干研成细末，用细管吹入被接种者的鼻孔。4．水苗法：用棉花蘸上水调的痘痂细末后，塞入被接种者的鼻孔。对这几种方法，《金鉴》评论道：“然即四者而较之，水苗为上，旱苗次之，痘衣多不应验，痘浆太涉残忍。故古法独用水苗，盖取其和平稳当也。近世始用旱苗，法虽捷径，微觉迅烈。若痘衣、痘浆之说，则断不可从。夫水苗之所以善者，以其势甚和平，不疾不徐，渐次而入，接种之后，小儿无受伤之处，胎毒有斯发之机，百发百中，捷于影响，尽善尽美，可法可传，为种痘之最优者。其次则旱苗虽烈，犹与水苗之法相近，儿体壮盛，犹或可施。”[4]到了18世纪晚期，江南的人痘种法又发展出所谓的“湖州派”和“松江派”，前者选取出痘过程较为顺利的病人之痘痂为苗，后者则利用经贮存、药力提炼、传种多次的“熟苗”，两者相较，湖州派的方法危险性较大，人工感染后常出现病情严重的例子，所以渐为松江派所取代。而且对于选苗，人们逐渐认识到：“其苗传种愈久，则药力之提拔愈清，人工之选练愈熟，火毒汰尽，精气独存”。如能连续接种7次，则成为“熟苗”[5]，使用起来较为安全可靠。表明当时的种痘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人痘在绅宦之家已有相当高的普及率，据日本的平泽元恺在《琼浦纪行》中的说法，已到达“十之八九”[6]，民间也有相当的普及，不过主要限于南方。牛痘接种法是由英国医生琴纳（EdwardJenner，1749－1823）于1796年所发明的，国内一般认为这一发明乃是在中国传入的人痘接种法的启示下出现的，不过，在世界医学史界，欧洲的人痘术是否真的是从中国传入，似乎还不算是定论[7]。但不管怎样，牛痘很快为国人接受应该与人痘接种术在当时已比较成熟和普及有关，牛痘发明后不久，就于嘉庆十年春（1805年）由澳门葡商将这一技术带到中国，并迅速为国人接受和推广。最早的推动者是广东的邱熹和郑崇谦等人。牛痘传入的当年，郑崇谦就设立牛痘局推广此术，并同斯当东一道，将英国广州领事馆医生皮尔逊口授的种痘方法，译成中文刊行，题为《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内题《新订种痘奇书详悉》）。当时，适在澳门的邱熹，在“身试果验”后，随即进入牛痘局学习其术，终身以传种牛痘为业，并于嘉庆二十二年撰成并刊布了《引痘略》。之后，牛痘由南向北逐步传遍大江南北，道光初年以后，北京、湖南、湖北、福建、江苏、浙江、天津、河南等地都先后设立了牛痘局。
由此可见，有关人痘和牛痘的发明、引入和传播的基本史迹，目前的研究也已有基本清晰的勾勒，不过关于它们在江南引入、推广的具体、细致的情况，仍有待进一步探讨，另外，对以上过程中，国家、官府和乡贤所起不同的作用，以及牛痘局设立的历史传承和演进以及从中反映出的近世社会变迁等问题，已有的研究除梁其姿等人个别论及外，基本还缺乏关注。以下就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上述等问题谈点一孔之见。
二、人痘出现与推广
现有的研究虽已表明，人痘术在明隆万年间已在皖南和江西等地出现，而且至迟到18世纪中叶，江南的人痘接种术已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8]。但对其究竟何时传入江南却没有揭示。范行准和梁其姿的论著，都提到同治《湖州府志》中有关胡璞（美中）的记载，范著意在表明是胡璞编造散布11世纪峨眉山人发明种痘术的谣言[9]，梁文则说这一记载意味“崇祯时代的胡璞是人痘种法的创始人”[10]。《湖州府志》的原文是这样的：
胡美中，名璞，以字行，诸生，崇祯后佯狂弃家，而精于医。……时无种痘法，美中托名峨眉山人创为之，后遂传播。康熙壬辰（五十一年）后，不知所往，雍正初有于金陵见之者[11]。
仅仅根据这一非常简略并认为存有疑点[12]的记载就断言胡璞是峨嵋山人谣言编播者，似乎有些勉强，至少证据不够充分，毕竟托名以取重是古人常有的做法，何况这则记载还出自同治时期的文献，那时这类传说早已为众所习闻[13]。同时，若认可这则记载所说的胡璞崇祯后弃家，创种痘术，那创种痘术的时间应该是清初，而非崇祯时。由于这是则地方文献，其所说的“创为之”，可能只是表明其在当地最早开展种痘术，并不一定是说这种办法是胡所发明的。明亡后胡佯狂弃家，文献中没有交待所去何方，不过根据皖南的宁国和徽州等地是种痘书开展最早的地区，而且又离地理上又毗邻湖州，我想应该有理由推测胡弃家后到了这些地方，在那里学会种痘术，然后回乡传种。因此这则记载实则表明了在江南至少在湖州，种痘术到清初才传入[14]。
此后，自顺治初到康熙中期以前，就不断有传种的痘师到江南及周边各地种痘。康熙丙午（五年），丰城王翁以其术游遂昌，“人始闻而疑之，继而信之，久乃大服”[15]。康熙戊申（七年），黄宗羲之幼子百家“读书涌上，由暨阳（诸暨）挟此术至，吾友陈夔献笃奉之，号之同志”[16]。从中可见宁波的种痘术始于康熙七年，而绍兴府诸暨当在康熙初之前，已有人痘接种了。在浙东南部的台州，在康熙十一年前，尚无接种人种痘者，当年，洪若皋请人，“在家设坛下种，两儿两女俱按期收功无恙。人或疑其将来重发，及十余年后，台痘疫连年，予儿女竟不再出。今台城家家种痘矣。每痘疫年，种者不下数百人”[17]。康熙二十年，浦阳的傅尚霖，以种痘抵余姚，黄百家的“孙辈七人俱得安全，其未信者，邻里同舍多罹此厄”[18]。由此看来，种痘术传入江南及周边地区后，由于其效果明显，推广甚速。所以，苏州的张璐在成书于康熙三十四年的《张氏医通》中说：“迩年有种痘之说，始自江右，达于燕齐，近则遍行南北。”[19]从以上记载，似乎可以大致推测，人痘术约在清初传入邻近皖南的浙西和苏南地区，然后渐趋传入浙东地区，并继续向南传布。省垣、府城等大城市传入的时间可能要早于县城和乡镇。
值得指出的是，当时较早接受种痘术的都是当地的乡绅，是他们的勇于尝试，极大地加快了人痘术的推广。除了勇于尝试，有些善人还想方设法宣传普种痘苗，比如，范行准在《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中刊布的他本人收藏的一份道光八年《力劝普种痘花法》的揭帖，就是自题为江南云峰居士为推广种痘法而撰写、散布的宣传品。其中云：
且近京师王公大人家常用种痘之法，因少痘殇之惨，何庶民之家，反疑畏而不种痘乎？若婴儿果能一生躲出此症，则已。既不能躲，与其听之天时自出，痘之轻重，则权不能自主；如能行种痘之法，痘之轻重，其权在人。有识之士，依法行之，则保全婴儿，良不少矣！[20]
这类行为应该也是当时江南众多善人之善行的一分子。庶民之家较绅宦之家“反疑畏而不种痘”，除了观念因素外，恐怕还不无费用问题。据《痘科金镜赋集解》记载，雍正年间需三金才能买到“一枝丹苗”（上等的熟苗）[21]。不过，若多家一起请人集体施种，则要便宜一些。比如在徽州，康熙中后期，集体种痘，每人需交银八分，其中，“扦苗每位三分，外五分点药，并卖香油、红布”[22]。这费用，负担得起的家庭应该不少，不过在孩子较多，生活又不甚宽裕的家庭，吝于费用而对孩子生命顺其自然的情况应该是很常见的。所以，此类既无强制力，又不能承诺免费接种的宣传推广，效果恐怕难免差强人意。相对而言，一些慈善机构对种痘的规定，更具实效一些，不过其出现多在嘉道以后。比如，无锡青城乡成立于道光二十三年的保婴会规定：“出痘为婴儿最紧要事，而天花尤易传染，故须每年正二月或八九月种痘。”[23]光绪初，苏州的育婴堂规条也指出：“堂婴出天花，最易传染，故必须请人种痘，每年以冬腊两月及正月为期。”[24]当然，人痘术的普及和推广最主要的动力，还应该是种痘所获得的利益驱动，从前引詹元相《畏斋日记》中，可以看到，痘师不仅可以得到非常丰厚的报酬，而且还可获得较高的礼遇。清初痘师的四出传种，似为优厚的利益所吸引。牛痘传入后，医界的一些既得利益者极力反对和阻碍牛痘的推行，原因也正在此[25]。相对于民间对施种人痘的积极态度，清代国家和官府却殊少作为。对种痘，虽然满清朝廷曾有相关的指令，但几乎完全是针对皇族和喀尔喀诸藩的[26]，对地方社会并无任何硬性的规定。而且，就管见所及，江南的地方官府也很少关心人痘施种之类的事情。因此，清代人痘的施种，基本处于民间自为状态，缺乏官府和组织介入。
三、牛痘的传入与推广
牛痘传入江南的时间，范行准根据蒯德模《序引痘集要》的记载，认为江南要到同治二年才有牛痘局之设，当时清军克复苏州后，由官设局于此[27]。但后来梁其姿和廖育群则找到了更早的例子，梁其姿从《江宁府重修普育堂志》（卷五，《牛痘局章程》）中得悉，南京在道光十四至十五年间就在两江总督陶澍的命令下设立了牛痘局[28]；廖育群则从《增补牛痘三要·自序》（赵兰亭著）勾沉出道光二十八年，杭州知府邀请天台医生赵兰亭至杭州设局施种的史实[29]。此外，梁其姿还指出，句容县也于道光二十三年成立的保婴局施种牛痘[30]。不过总体上，当时施种牛痘还是比较稀罕的事。这方面史迹较少，像萧山的王端履在道光二十六年前，对牛痘只是“余未尝亲验，故妄听之而已”[31]。
咸丰以后，由于战争的爆发，这项事业被搁置了，直到同治初年战争结束后，牛痘局才在江南各地纷然兴起。除了梁其姿在文中提到的宝山（光绪二年）、昆山（光绪三年）和江阴（光绪十三年）等地设有牛痘局外，就笔者所知，开设牛痘局的县至少还有：上海（同治初）[32]、靖江（同治三年）[33]、太仓州镇洋县（同治八年）[34]、娄县（光绪三年）[35]、江宁（战后恢复，光绪五年）[36]、江浦（光绪五年）[37]、宜荆（光绪六年）[38]、海宁（光绪十二年）[39]、上虞（光绪十二年）[40]、余姚（光绪十五年）[41]、镇海（光绪十五年）[42]、桐乡青镇（光绪十八年）[43]、溧阳（光绪二十五年）[44]、奉化（光绪间）[45]、青浦（光绪间）[46]。从以上肯定不够全面的搜罗中，可以看出，开设牛痘局的出现在光绪朝的前二十年间。当然，这仅是最早开设的时间，实际上，不少地方创办后，还不断增设施种牛痘的设施，比如，上海在同治初设立牛痘局后，宣统二年，广肇医院又在海界桥设痘科分院[47]。余姚牛痘局设立不久，该县乾隆间捐建的恤阴堂，在李衣源等人的主持下，于光绪二十年重订条约八则，“每年除施材外，增种痘、施药、恤灾三事”[48]。所以，各县初创的时间多集中在光绪前二十年间，但牛痘的普及事业，此后并未停止。
牛痘局的广泛设立自然会对牛痘的推广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牛痘局的施种一般是免费，比如，道光年间句容县的牛痘局，“凡种痘，县城当官设局，有医学训导主之，以牛痘为苗，……不受分文酬谢。”[49]光绪初年，葛元熙谈及上海种牛痘的情况时说：“邑庙园内官设牛痘局，贫民无力种痘者至局施种。”[50]这似乎又说明，虽然官设的牛痘局一般是免费的，但可能不能保证经常举行，所以前去求种的多为贫民无力者。有钱之人往往会请人有偿施种。况且痘局多设于城市，也给民间的私种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另据周作人的回忆，官设的牛痘局有时也派人外出施种，不过并不经常。他说：“据说在那偏僻的地方，也有打官话的医官有时出张，施种牛痘，……”[51]另外，牛痘施种的方法也与人痘不同，人痘法一般是将痘苗塞入或吹入鼻子，故当时多称“鼻苗法”或“吹种法”[52]。而牛痘种法，“以极薄小刀微剔儿左右臂，以他人痘浆点入，不过两三处，越七八日即见点。”[53]
应该指出，牛痘传入后，人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流行，从前举的例子中，我们已经看到，直到光绪初年，在一些慈善机构中，仍然施种牛痘。而且作为一种新事物，在传入之初，遭受一些疑惧和某些人群的排斥也是必然的[54]。不过，就总体而言，牛痘在中国的被接受和推广，应该算是非常顺利的[55]。人痘虽然没有很快退出历史舞台，但随着牛痘局的普遍设立、官方和民间力量的支持推广以及对人痘的压制，到光绪以后，牛痘取代人痘实际已成为不可阻挡之势。比如，晚清昆山的王德森言“近年（光绪年间）牛痘盛行，痘科专家，几同绝响。”[56]另据马伯英根据1980年所作的回归调查统计，“人痘与牛痘二法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明显呈此消彼长趋势。”[57]
对牛痘的施种，在国家方面一仍其旧，依然没有制订专门具体的政令。不过，颇出人意料，与对待人痘的消极态度完全不同，地方官府对此表现出了相当高的积极性。像前面提到的较早的江宁、句容、杭州、苏州等地的牛痘局，都是在地方官员的直接介入下设立的。以上所举完全未见官府参与的只有江浦、宝山、海宁、宜荆和青浦等地的牛痘局。地方官员除了自己动手创办外，有些级别较高的官员还通饬下属官员捐廉举办。比如，薛福成在任宁绍台道时，在地方绅士的建议下，自光绪十二年始，每年认捐两百两，用于创设牛痘局，并饬下属各县每年拨款六十两，延痘科设局施种[58]。光绪十九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应泰兴县郝令所请，“通饬各州县仿办牛痘局”[59]。此外，官府还通过张贴告示、刊刻相关书籍的办法广泛宣传、劝说民众种牛痘。这在范行准的著作已有多种例证，于此不赘[60]。在推广牛痘的同时，不少官员还主张废止人痘，比如，句容知县在延医传种牛痘的同时，以“鼻苗为害至烈，逐种于境外”[61]。“若有私种之徒，在乡招摇撞骗，以误孩童者，立拿究治。报信者亦赏钱一千，拿获者赏钱二千。”[62]还有官员专门条陈请求大府“饬县禁止吹种”[63]。地方官府在对待牛痘和人痘的态度方面出现如此强烈的对照，笔者一时也不能完全理解。不过可以肯定，官府的积极态度始自道光时期，当时西方的影响还无足轻重，这种转变并非西化的结果。根据初步的揣摩，原因大概在于，牛痘与人痘相比，具有安全、有效等优点。这使地方官比较容易取得明显的政效；另一方面，国家虽然没有此类的政令，但勤政爱民、关心民生确是国家和儒教传统一贯宣扬和主张的，地方官府在这方面的主动，不过是这一传统思想在实践中的运用而已。这种主动也基本只是一些较为优秀的地方官员的个人行为，并不具备强制和政策性。
不过，我们也不能就此忽略社会力量在推广牛痘中能动而重要的作用。牛痘的最初引入和推广，基本是邱熹和郑崇谦等民间人士的功劳。即使是在地方官府在见其有效而介入后，社会力量在其中的作用仍是举足轻重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有些牛痘局直接由乡贤创办，比如，“光绪六年，邑人周家楣……创设牛痘局，捐资开办，复与邑人任道镕各捐制钱三百千存典生息，即以息款为每岁春夏延医种痘之费，至今赖之。”[64]二是在一些官府参与的牛痘局中，乡贤的作用也非常重要，有的建议，有的延医，还有的出资。比如，“清光绪十八年（青镇）里人沈善兼、沈京荣呈请桐乡县知县李绳祺岁拨钱粮平余（名票余）钱二百千文正，在圣寿寺张仙殿设局施种牛痘苗，迨至二十二年停办。”[65]“光绪三年绅士张礽杰等禀延医生一人（种牛痘），月给修膳洋银二十圆，由华娄两县捐廉致送。”[66]又如，光绪二十五年，溧阳知县杨家騵延医所设之局，经费来源为，“存庄洋二百三十元，钱一千六百七千零，又年捐钱一百三十二千”[67]。三是牛痘局的开办往往借助一些社会力量创办的慈善设施。比如宝山县的保婴局“春季并延医施种牛痘，均由公善堂董理，其费取给于全县典捐”[68]。海宁州的牛痘局也附设于由接婴所改建而成的保婴局[69]。余姚的临山牛痘局，“附设凤山义庄，清光绪十五年马有衔等创办，经费由义庄拨助”[70]。由此可见，牛痘局的设立虽有地方官府的全面介入，但创设的主要动力，似乎还是来自以某些医生、善人及慈善机构为主体的地方社会力量。而且即使在某些较为偏僻地区首先由地官员以个人的行为主动引入，其行为依据的理念和目的可能与那些慈善家也并无实质性的差异[71]。因此，在官员籍贯地的方志中，也是将这种行为视作义举来称颂的，比如，上海的汪龙珠，“后署泰顺知县，……又多购牛痘苗及用器以教泰邑之知医者，保婴无算，泰人诵之”[72]。
四、接种率及效果
人痘或牛痘的足迹到清末已遍及江南城乡各地，不过遍及各地不等于普遍接种，实际上，由于种痘设施的有限以及国家在这方面缺乏强制性措施，实际的接种率可能不会太高，特别是在偏僻的乡村。那么其实际接种率呢？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做出精确的判断了，只能作一些可能的估算。
已有的研究揭示的多种史料虽均说到乾隆中后期以降，人痘在南方已非常普遍，但实际上，这种普遍可能只是说明种痘现象在南方各地都已出现，并不表明它具有多高的接种率。乾隆年间，杭州徽商汪鹏曾言：“种痘之法，由来以久，中土高贵之家，种者十之八九。”[73]这似乎表明当时中国的人痘接种率已达到相当的水平，但实际并不尽然，首先这仅代表绅富阶层的情况，而绅富阶层在全民中的比例甚低[74]。而且，即使接种现象在某个家庭存在，也未必一定表明该家庭的孩子各个接种。实际上，由于以下两个因素的存在，决定当时的种痘率不可能有多高。一是种痘的费用较高，首先有很大一部分家庭难以负担，其次，较大一部分家庭即使拿得出这笔钱，但在溺婴现象普遍存在的社会中，吝于费用而对孩子生命顺其自然的情况应该是很常见的。而且，对于人痘，一直缺乏官方和社会力量的介入，至少在嘉道以前，一直不存在免费的施种机构。所以才会出现“且近京师王公大人家常用种痘之法，因少痘殇之惨，何庶民之家，反疑畏而不种痘乎”[75]这样的现象。二是种人痘有一定的危险性。关于人痘的成功率，张琰曾言：“经余种者不下八九千人，屈指计之，所莫救者不过二三十耳。”[76]高达千分之五以上。这样的业绩，大概只有极高明的种痘师才能达到。正常情况下，苏州文人彭翊所说“南方多种痘，死者百无一二”[77]，也就是说，成功率在98～99％之间，大概更符合实际的。因为嘉道以后，一些宣扬牛痘反对人痘的人士基本也持这样估计，比如首先推介牛痘的邱熹曾言，种人痘虽事捷而功巨，“然尤失十一于千百”[78]。主张禁止人痘的金东也说，“每见素业吹种者，虽号称国手，但种至百人，即不能不失一二。”[79]不过，由于选苗不当等一些因素的存在[80]，实际死亡高过这一比例是完全可能的。但成功率若低于95％，恐怕就不能见容于当时社会了。乾隆中期的郑望颐指出：
今若种百儿之痘，设或损伤四五个，则必责罚种师，并不容其托足于此一村矣[81]。
不管怎样，施种人痘存在一定的危险是无可争议的。这一点在当时的一些医案中亦有反映，比如，《王孟英医案》中就记录了数例引种痘而罹难的案例[82]。他本人在三岁种痘时也差点遭遇不幸[83]。可能正因如此，所以即使到了嘉道时期，反对种痘的仍大有人在，比如洪亮吉就说：
近世又有种豆之法，皆病未萌而先以药劫之，往往病未至而矫揉造作以猝至，于死者无异于兵杀者也。……不妨时其饮食寒暖以待其气机之自发，何必矫揉造作使可以死、可以不死者之必至于死，且必至于速死乎？[84]
著名医家王士雄亦“劝人勿种痘”。由此我们不难想见，当时种痘虽然非常普遍，但实际的接种率却应该是比较低的。这在当时可能作为常识而不被注意，因而很难得到文献上直接的证明，不过从当时仍不断有痘疫流行等一些事实中，还是可以给予间接地证实。绍兴的许思湄，长期在外做幕，嘉庆十六年，时在直隶总督署任幕[86]，“自七小儿痘殇之后，大儿、八女、九女，均因出花而夭。”[87]可见当时他的几个孩子均未种痘。道咸年间，杭州曾发生天花流行，“十不救五，小儿殇于是者，日以百计”[88]。于此更可见未接种人痘人数之多。而尤其显著的是，在乾隆末至嘉庆初的这段时期内，宁波府的象山和慈溪等地仍有不完全规则的周期性痘疫的出现，大约每隔10年左右的时间，发生一次大范围的天花流行[89]。这表明，当时的种痘并没有对天花这一疫病的流行模式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尽管它可能在上层社会有较高的接种率。
牛痘传入后，由于其本身必人痘更为安全有效，而且又有官府和社会力量的介入和积极推广，大范围地施行免费施种，因此，光绪以降，牛痘地接种率和实际效果较人痘为好是可以想见的。据民国《定海县志》：
孩童患痘，避忌极多，常以烛代灯，停止针刀，并忌油煎食物，非至亲不得看视。近年牛痘盛行，此风稍杀[90]。
该县志刊于民国13年（1924年），所以反映的应是清末民初的情况。牛痘的盛行导致了民俗的变化，显现出牛痘已经对孩童的疾病模式产生某种根本性的影响。根据马伯英1984年所作的回顾性调查，90岁以上老人（1894年以前出生者）未种痘率10%，80－89岁（1895－1904年出生者）和70－79岁（1905－1914年出生者）则分别为5.4%和3.53%。[91]从中可以看到晚清牛痘的施种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而且呈迅速提升的态势。不过我们也不能仅仅据此而作过高的估计。实际上，由于未种痘者有相当高的死亡率，故这里反映出的未种痘率必然远远低于实际数字。而且，我们不知道这些被调查者的出生地，因现在是上海人，估计多数在上海，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种痘资源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尚且有不在少数的人没有接种，其他地区就可想而知了。周作人在回忆录中谈到，他出生的光绪十年前后，绍兴已开始施种牛痘，种痘的医官不时外出施种，早他出生两年的鲁迅就种过牛痘，但这种施种并不是经常性的，他出生后的三四年中，就未赶上，所以他还是出了天花，并还波及了只有一岁左右的妹妹，结果他有幸不死，而其妹却未能躲过劫难[92]。作人的出生地是有名的绍兴府城，周家又是当地有名的官宦之家，种痘不够普及，就此可见一斑。因此，就整个江南地区来说，到清末有三四成以上的婴儿接种痘苗，应该已是一种乐观的估计。而此前乾嘉道时期牛痘的接种率必然就更低了，能达到一成就算不错了。
所以，相对于过去完全顺乎自然的情况相比，清代江南种痘术的出现和一定程度的推广，挽救了不知凡几的小生命，无疑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由于人痘施种主要出现在清代，而清代正是中国人口剧增的历史时期，所以，不少研究者就自然地推测人痘接种术出现和推广对清代人口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93]。两者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这自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关键是种痘术对人口增长的作用究竟有多大。依笔者的考量，我们对此不宜估计过高。首先，就时空范围来说，江南是种痘普及程度较高的地区，但江南的人口，康熙到道光年间却呈是低速增长态势，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94]。其次，我们再具体估算一下种痘对人口增长的贡献率。天花主要是小儿病，种痘也基本是面向小儿，5岁以下的孩子应该是种痘的主要对象。5岁以下的小孩在一个人群中所占的比例大约在10％左右[95]。这样，我们假设某人群有10,000，其中5岁以下小孩为1,000人。接种率按我们前面估计的一成，则有100人接种，接种的成功率以通常的98％计（参见上文）。未接种者通常因患痘症的死亡率，郑望颐言：
假使一村之中有百儿出天花，未尝不延医服药，若能八九十收功，人咸称太平痘矣。甚有竭力调治，而损者几及一半者[96]。
也就是说死亡率在8％－50％之间。范围有些过宽。又据邱熹言，“婴儿之患天花，十损二三，甚者不存五六。”[97]可以看出死亡率百分之二三十是正常的情况。另外梁其姿根据某些个案估计出痘的夭亡率为近四分之一[98]，应该是一个比较可信的数字。这里就以这一数字即24％为准。这样若没有天花接种，该1,000名儿童将有240人死于天花，而接种的话，死亡人数将将至218人。这样，若抛开其他因素，若不接种，该人群将有9760人，而接种，则为9782人。由于这一增长要五年才能实现，故而年均增长率则为0.045％[99]。即使将接种率提高一倍，即20％，也不过0.091％。由此可见，人痘的施种，对清代人口的增长具有积极的影响，但影响并不大。这一点，与杜家骥关于种痘对清代皇族人口的影响的研究是一致的，他认为占皇族人口90％以上的闲散宗室、觉罗，种（人）痘率的普及率低。在道光年间牛痘传入以前，人痘接种术的主要功绩就在于使“天花的危害对象，已缩小到主要是婴儿的范围之内了。一部分婴儿也因为接种人痘得以保全”[100]。也就是说，人痘接种对当时的皇族人口并没有产生重要的影响。至于牛痘接种，一者接种率要高，二者也相对更安全些，所以其对人口增长的影响无疑就要大得多。
五、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人痘接种术大约在清初由皖南等地传入邻近的浙西和苏南地区，然后渐趋传入浙东地区，并继续向南传布。省垣、府城等大城市传入的时间可能要早于县城和乡镇。到康熙三十年前后，已基本遍及江南各地。其推广主要得力于种痘可获的较大的利益驱动。与民众相比，乡绅对推广种痘的态度更为积极。不过总体上，清代人痘的施种，基本处于民间自为状态，缺乏官府和组织介入。
第二，江南施种牛痘的历史始于道光年间，太平战争的爆发使这一事业一度被搁置。光绪朝始，各地掀起了开设牛痘局的，到光绪二十年前后，江南大多数县份都创设了牛痘局，不过其普及事业，此后仍在继续。牛痘传入后，人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流行，不过，到光绪以后，牛痘取代人痘实际已成为不可阻挡之势。
第三，与接种人痘不同，牛痘传入后，官府很快介入，积极加以推广。牛痘局的设立虽有地方官府的全面介入，但创设的主要动力，似乎还是来自以某些医生、善人及慈善机构为主体的地方社会力量。而且即使在某些较为偏僻地区首先由地官员以个人的行为主动引入，其行为依据的理念和目的可能与那些慈善家也并无实质性的差异。因此，尽管国家在这方面并没有相应的政策性指令，但借助国家和官府职能在理念上的宽泛和模糊以及地方社会力量及官员作为士人的能动力，仍可以使这类事业取得相当大的发展。于此亦可见，国家、官府和社会在整个社会管理和秩序维护方面，并不存在根本和体制性的矛盾和对抗，即使其间存在各自不同的利益关系并出现某种冲突，也不意味着社会的进步[101]。当然，这种发展虽然可观，但离现代普遍具有一定强制性的预防接种仍有相当大距离，这种突破显然不能仅仅依靠官员个人和乡贤的力量，还有待于国家具体职能的明确和制度化。就如同卫生等公益事业的举办，尽管地方社会力量的创新、主动和活跃非常重要，也能取得一定的效果，但若没有国家相应职能的变化，就很难使广大民众获得普遍而切实的利益。这种变化还需西方文明的影响，不过19世纪地方官府在施种牛痘表现出的积极态度，也为这种转变在观念和行为上提供了某些必要的铺垫。可以说，牛痘局这一一般被视为近代事业的设施，依靠的几乎完全是传统的资源。
第四，人痘或牛痘的足迹到清末已遍及江南城乡各地，不过遍及各地不等于普遍接种，实际上，由于种痘设施的有限以及国家在这方面缺乏强制性措施，实际的接种率并不会有多高。大致说来，就整个江南地区来说，到清末有三四成以上的婴儿接种痘苗，应该已是一种乐观的估计。而此前乾嘉道时期牛痘的接种率必然就更低了，能达到一成就算不错了。由于人痘施种主要出现在清代，而清代正是中国人口剧增的历史时期，所以，不少研究者就自然地推测人痘接种术出现和推广对清代人口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实际上，接种的出现与普及虽对清代江南人口的增长自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贡献率，特别是人痘的贡献率并不高。由此我们亦可进一步联想到，对于某些时间上相合的历史现象，仅仅作简单的联想和推测，往往会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只有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才能对历史作出恰当合理的认识。
注释
[1]除了人痘术外，中国在3世纪时就出现了类似狂犬病和丛林斑疹伤寒的接种的思想和实践。（参阅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华东医务生活社，1953年，第101－105页；刘锡琎：《中国古代的免疫思想和人痘苗的发展》，《微生物学报》，1978年第1期，第3页）不过这两种所谓的接种法可能因为实际效果不彰，在此后似乎并未取得什么发展，对当时和后世的社会影响也微乎其微。
[2]参阅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13－116页。不过在医史学界仍有不少著作相信种痘11世纪就已出现的，比如马伯英说：“看来11世纪前后四川及河南一带已有种人痘法实行，比较可信。”不过其所根据的只是范已经注意到的两则清代的文献，殊难有说服力。（《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10－811页）
[3]以下内容非特殊注明者参见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06－153页，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陶稀圣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国史释论——陶稀圣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食货出版社，1987年）第240－246、249－252页，廖育群《岐黄医道》（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25－233页，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第809－827页，杜家骥《清代天花病之流行、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的影响》（李中清、郭松义编《清代清代皇族的人口行为与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55－157页，杨家茂：《牛痘初传我国史略及其意义》，刘锡琎《中国古代的免疫思想和人痘苗的发展》第4－7页。
[4]吴谦等：《医宗金鉴》卷60《幼科种痘要旨·种痘要旨》，人民卫生出版社，1973年，第3分册，总第1543－1544页。
[5]朱奕梁：《种痘心法·审时熟苗》，转引自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21页。
[6]转见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29页。
[7]参阅麦克尼尔著《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杨玉龄译，天下远见出版公司，1998年）第289－291、293－297页。
[8]根据朱奕梁《种痘心法》的记载，至少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人痘种法已发展成所谓的“湖州派”和“松江派”（参阅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15－122页，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第242页，杜家骥《清代天花炳之流行、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的影响》第157页），这显然表明，种痘术的中心已移至江南。
[9]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13－114页。
[10]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第241页。
[11]同治《湖州府志》卷80《人物传·艺术》，“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以下简称“丛书·华中”），第37种，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1974·1983年，第5册，第1547页。
[12]范认为胡璞明亡时应为三十岁左右，到雍正初已是一百四五十岁的人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14页）人活到如此高龄，纵是有些可疑。不过，范似乎有些误会了，胡1644年是三十岁左右，雍正初（1723——），最多也不过一百一十余岁。而且，胡是明的诸生，诸生的年龄一二十岁者大有人在，若其入学较早，那雍正初就是百余岁，就不奇怪了。
[13]最早记载北宋峨嵋神医为王素种痘之事的《痘疹定论》（朱纯嘏著）首刊于康熙五十二年。
[14]梁其姿在前揭文中提到了桐乡李乐在万历年间完成的《见闻杂记》中两则有关嘉兴和松江“中痘”的故事，她认为当时患天花一般称“出痘”、“患痘”或“痘”，从不用“中痘”，故所谓“中痘”，可能是指“种痘”。（第244页）然从文义上看，李乐所说的“中痘”似更象是出痘而非种痘。大概正是如此，梁比较谨慎地说是“可能”。因此，要证明明末江南就已出现种痘术，还有待进一步的证据。
[15]方象瑛：《健松斋集》卷16，“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以下简称四库存目集部），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241册，第259页。
[16]黄百家：《学箕初稿》卷2《天花仁术序》，四库存目集部，第257册，第784页。
[17]洪若皋：《南沙文集》卷7，四库存目集部，第225册，第350－351页。
[18]黄百家：《学箕初稿》卷2《天花仁术序》，四库存目集部，第257册，第784页。
[19]张璐：《张氏医通》卷12《附种痘说》，上海科技出版社，1963年，第697页。
[20]转见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30页后附图。
[21]参阅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第823页。
[22]詹元相：《畏斋日记》，中科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227页。
[23]余治：《得一录》卷2，光绪十三年四川臬署重刊本，第67a页。
[24]余治：《得一录》卷2，第55b页。
[25]当时的部分人士反对牛痘的情况，参阅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43－145页，廖育群《岐黄医道》第241页。
[26]有关情况参阅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28－129页。
[27]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37页。
[28]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第250页。
[29]廖育群：《岐黄医道》，第229页。
[30]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第250页。
[31]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卷1，道光丙午（二十六年）刊本，第7b－8a页。
[32]民国《上海县续志》卷18《人物》，“丛书·华中”，第14种，第3册，第992页。
[33]《靖江卫生志》编纂委员会：《靖江卫生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页。
[34]民国《太仓州志》附录《自治》，“丛书·华中”，第176种，第2册，第641页。
[35]光绪《娄县续志》卷2《建置·义局》，“丛书·华中”，第138种，第1册，第84页。
[36]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14《人物》义举附，“丛书·华中”，第1种，第1册，第301页。
[37]光绪《江浦埤乘》卷6《建置下》，“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专辑”（以下简称“集成·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册，第82页。
[38]民国《光宣宜荆续志》卷6《善举·善堂》，“丛书·华中”，第23种，第1册，第209－210页。
[39]民国《海宁州志稿》卷6《恤政》，“丛书·华中”，第562种，第1册，第758页。
[40]光绪《上虞县志校续》卷35《建置志·义产》，“丛书·华中”，第201种，第八册，第2536页。
[41]民国《余姚六仓志》卷16《义举》，“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以下简称乡镇志专辑），上海书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5册，第297页；光绪《余姚县志》卷13《义举》，“丛书·华中”，第500种，第1册，第255页。
[42]民国《镇海县志》卷27《人物传》，“丛书·华中”，第478种，第6册，第1874页。
[43]民国《乌青镇志》卷23《任恤》，乡镇志专辑，第23册，第614页。
[44]光绪《溧阳县续志》卷4《食货志·养育》，“丛书·华中”，第471种，第54页。
[45]光绪《奉化县志》卷3《建置志·善举》，“丛书·华中”，第204种，第1册，第202页。
[46]民国《青浦县续志》卷18《人物·艺术》，“丛书·华中”，第167种，第3册，第619页。
[47]民国《上海县续志》卷2，上海府县志专辑，第1册，第236页。
[48]光绪《余姚县志》卷13《义举》，第1册，第255页。
[49]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七》，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道光二十五年刊本，第5a－5b页。
[50]葛元煦：《沪游杂记》卷1，葛元煦等著《沪游杂记·凇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点校本，第11页。
[51]周作人：《知堂回想录·老人转世》，敦煌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页。
[52]关于比较成熟的人痘种法，郑望颐在《临证指南医案》的附论中有甚为详悉的描述，可参看。（叶桂：《临证指南医案》卷10《痘》，刘更生主编《医案医论医话名著集成》，华夏出版社，1997年，第285－286页）
[53]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4，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点校本，第264－265页。
[54]参阅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43－145页。
[55]参阅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第249－252页。
[56]王德森：《市隐庐医学杂著·产前以攻病为安胎说》，曹炳章校刊《中国医学大成》本（以下简称医学大成本），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95年点校本，第9册，第714页。
[57]马伯英：《以史为镜，可明兴替——19世纪末20世纪初抗天花预防接种的回顾调查》，《上海中医药杂志》1991年第1期，转引自氏著《中国医学文化史》，第826页。
[58]光绪《上虞县志校续》卷35《建置志·义产》，第8册，第2536页；光绪《余姚县志》卷13《义举》，第1册，第255页。
[59]光绪《溧阳县续志》卷4《食货志·养育》，第54页。
[60]参阅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45－147页。
[61]光绪《续句容县志》卷8上《人物·官迹》，江苏府县志专辑，第35册，第154页。
[62]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七》，第5b页。
[63]金东：《条陈大府通行牛痘章程》，盛康编《清代经世文续編》卷32《戶政四养民》。
[64]民国《光宣宜荆续志》卷6《善举·善堂》，第1册，第209－210页。
[65]民国《乌青镇志》卷23《任恤》，乡镇志专辑，第23册，第614页。
[66]光绪《娄县续志》卷2《建置·义局》，第1册，第84页。
[67]光绪《溧阳县续志》卷4《食货志·养育》，第54页。
[68]民国《宝山县续志》卷11《救助》，“丛书·华中”，第172种，第2册，第621页。
[69]民国《海宁州志稿》卷6《恤政》，第1册，第758页。
[70]民国《余姚六仓志》卷16《义举》，乡镇志专辑，第25册，第297页。
[71]社会力量的慈善行为有着实现自身修齐治平抱负、维护地方社会治安和自身利益尽可能地少受侵害以及扩大自身在地方的影响等方面的因素。（参阅拙稿《清中后期乡绅的社会救济》，《南开学报》，1997年第3期，第68页）官员的行为自然有乡贤不曾有的追求政绩的目的，但乡贤同样可能有扩展自己在地方社会的影响的私心，另外在实现理想和抱负方面，两者的区别大概只在于“康济天下”和“为善一乡”而已。
[72]民国《上海县续志》卷18《人物》，第3册，第937页。
[73]平泽元恺：《琼浦纪行》，转引自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29页。范著并未言及说此话者为汪鹏，此据王振忠说法。参阅氏著《徽州文书所见种痘及相关习俗》（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社会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434页。王在该文称该材料转引自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实际上马著很可能也是转引自范著。
[74]据张仲礼的研究，19世纪初，包括生监在内所有绅士在全部人口的比例江浙两省分别为1.3和1.4％。（氏著《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12页）
[75]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30页后附图。
[76]张琰：《种痘新书》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续修四库全书”影印乾隆六年刊本，第1012册，第117页。
[77]彭翊：《无近名斋文钞二编》卷下，光绪十年重刊本（道光二十七年首刊），第28b页。
[78]邱熹：《引痘略·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续修四库全书”影印道光丁亥刊本，第1012册，第403页。
[79]金东：《条陈大府通行牛痘章程》，盛康编《清代经世文续編》卷32《戶政四养民》。
[80]比如，萧山的王端履指出：“端履见近日痘医吝惜养苗之费，不复传种，及至种痘之时，多辗转购买，贻害无穷。又有黠者以水痘充数，亦能灌浆结靥，诓人酬谢。其父母方以儿痘已出，可保无虞，不知一遇天灾，仍罹劫数，仍心害理，莫此为甚。”（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卷1，第7b页）
[81]叶桂：《临证指南医案》卷10《痘》附论，刘更生主编《医案医论医话名著集成》，第285页。
[82]王士雄著、陆士谔辑《王孟英医案》卷1《痘疫》，达美君等校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年，第127－128页。
[83]王士雄：《归砚录》卷4，刘更生主编《医案医论医话名著集成》，第677页。
[84]洪亮吉：《更生斋文甲集》卷3，第17a－17b页，《洪北江全集》，光绪三年重刊本。
[85]王士雄著、陆士谔辑《王孟英医案》卷1《痘疫》，达美君等校注，第128页。
[86]参阅冯尔康师《幕宾许思湄年谱——据〈秋水轩尺牍〉制作》，（韩国）《东洋学研究》第4辑（1998年6月），第310页。
[87]许思湄：《与陈笠山》，房日晰校点《白话注释秋水轩尺牍》，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402页。
[88]王士雄著、陆士谔辑《王孟英医案》卷1，达美君等校注，第125页。
[89]参阅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历史系，2000年）第51页。
[90]民国《定海县志·方俗志二·风俗》，“丛书·华中”，第75种，第2册，第585页。
[91]马伯英：《以史为镜，可明兴替——19世纪末20世纪初抗天花预防接种的回顾调查》，《上海中医药杂志》1991年第1期，转引自氏著《中国医学文化史》第816－817页。
[92]周作人：《知堂回想录·老人转世》，第3－4页。
[93]比如马伯英说：“中国人口何以在清代剧增，目前也没有可靠的答案。个人意见是与人痘接种术推广有较大关系。”（氏著《中国医学文化史》，第566页）虽然他没有明说，但从其措辞上可以看出他实际上认为人痘接种术的推广是清代人口剧增的主因之一。
[94]参阅李伯重《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长及其原因》（《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11－14页。
[95]据姜涛的研究，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在人口中比重大约为三分之一（氏著《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5－256页），据此大致估算5岁以下小孩约为10％。
[96]叶桂：《临证指南医案》卷10《痘》附论，刘更生主编《医案医论医话名著集成》，第285页。
[97]邱熹：《引痘略·序》，第1012册，第403页。
[98]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第239页。
[99]据人口年均增长率公式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