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对外直接投资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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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根据商务部的《200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0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122.6亿美元,同比增长123%,累计净额为572亿美元,分别相当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的1.68%和0.59%。
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投资的产业选择、区位选择以及模式选择十分重要。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区位优势,适合不同的产业进行投资,也需要不同的投资模式。本文就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区位与模式组合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哪些产业应选择何种方式,投资哪些区域。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1、产业分布的现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高度集中于传统服务业、资源开发业和初级制造加工业。2005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中,比重最大的五个行业是:商务服务业,占28.9%;批发和零售业,占20%;交通运输、仓储业,占12.4%;制造业,占10.1%。
2、区位分布的现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十分集中,主要分布在亚洲和拉丁美洲。2005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中,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投资存量占到九成,其中亚洲地区占71%;拉丁美洲地区占20%。
二、资源开发业的投资区域和投资模式
目前,我国资源缺乏,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形成了瓶颈。通过资源开发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我国不仅可建立稳
定的资源供应基地,规避世界市场资源价格大幅度波动的风险,还可降低通过市场转移资源的交易成本。
资源开发业的投资区域应根据东道国的资源禀赋和引资政策及我国的比较优势等因素来选择。我国应主要选择发展中国家作为资源开发业的投资区域,因为大多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都普遍缺乏资金和技术,我国相对它们来说,技术处于领先地位。目前,适合我国资源开发业投资的区位有:
1、亚洲地区。东南亚的森林资源、西亚和中亚的石油、铁等对我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并且我国在亚洲地区进行直接投资有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有利因素。
2、拉美和非洲地区。拉美地区的石油、铜和森林资源丰富,投资基础良好,市场潜力大,易发挥我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非洲地区的石油、铁等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丰富,而且为了发展其资源开发业,颁布了引资的优惠政策。
资源开发业的投资模式包括国家战略主导投资模式和中小企业投资模式。前者是指为获得对我国经济发展有战略意义的能源,由政府推动,大型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重点能源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投资方式可以是新建海外企业,也可通过资产或股权收购设立海外企业。对于森林、矿业等资源的开采,可鼓励中小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目前,一些有实力的民企已开始进行资源投资,如宁波兴隆、长青实业等公司到非洲刚果开发铜矿、钴矿等。另外,对资源的投资可采取在东道国进行资源的开采和粗加工,再运回国内进行精细化深加工的方式,这样可带动国内相关行业的发展。
三、成熟适用技术产业的投资区域和投资模式
目前,我国的纺织、电子、家电等产业生产能力过剩,产品的国内市场饱和。同时,我国在这些产业上拥有
成熟的适用技术,相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比较优势。
适合我国成熟适用技术产业的投资区域有:
1、亚洲地区。亚洲国家(地区)与我国地理位置邻近、文化相似、经济活跃、市场潜力大、引资的优惠政策多,而且我国与东盟各国经济合作紧密,特别是越南、缅甸和柬埔寨等国的产业结构与我国存在一定的梯度,因此亚洲地区十分适合我国成熟适用技术产业投资。
2、拉美和中东欧地区。拉美和中东欧地区的工业基础、国民受教育程度和工人的技术水平不比我国差,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同我国具有相似性和承接性,市场规模和潜力巨大,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多。另外,相对于发达国家的企业,我国企业运行规模与拉美和中东欧企业更接近,且更能适应拉美和中东欧的不规范市场,因此投资的竞争压力较小。同时,目前拉美地区和中东欧地区的国家大多与北美国家和欧盟达成了自由贸易协议,我国投资拉美和中东欧地区,可使产品更容易进入发达国家。
3、非洲地区。非洲国家的技术水平不高,其产业结构与我国形成梯度,为我国成熟适用技术产业提供了投资机会。并且,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非洲国家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开放市场,为外资提供优惠政策。非洲作为新兴市场,能为我国企业带来丰厚回报。
成熟适用技术产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由于我国企业具有技术优势,且资金要求不高,因此可采用独资新建工厂的方式。我国企业可在境外建立生产或加工基地,投入较少资金,自带设备、技术、原材料和零配件,开展生产或加工装配业务,生产或加工组装的制成品就地销售或出口到别的国家或地区,借此带动和扩大国内设备、技术、原材料和零配件的出口。
四、高新技术产业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区域和投资模式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迅速,但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还有很大差距。由于我国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内产业结构的层次还比较低,不能要求把高新技术产业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但应将其作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方向。通过对高新技术产业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对外投资,我国不仅可扩大市场,增加收益,更重要的是可汲取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动国内产业升级。另外,我国在生物工程、材料工业、航空和航天工业等具有领先世界的科技成果,有能力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高新技术产业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区位主要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拥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高水平的技术和研发能力、优越的产业条件和丰富的信息资源。在发达国家投资高新技术产业与资本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可学到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及时跟踪国际先进技术,提高研发能力,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促进技术成果的商品化和产业化。而且,在发达国家投资,产品能绕过贸易壁垒,在增加销量与利润的同时减少贸易摩擦。
在发达国家投资高新技术产业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可有多种模式。对于我国已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若干企业,可选择在发达国家设立办事处,或与当地企业合资合作建立企业,共同生产研发。而更多的企业应采取通过股权和并购方式进入当地企业,快速获取其技术。另外,近年来,在国外设立研发机构,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已成为我国技术密集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新亮点。
五、服务业的投资区域和投资模式
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不高,其对外直接投资更处于初级阶段。从我国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来看,我国应把贸易业、旅游餐饮业、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劳务合作等服务业作为我国现阶段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从世界投资的趋势看,我国应积极培育和发展我国银行、保险、证券、金融、信息等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对于我国已形成比较优势的贸易业、旅游餐饮业、对外承包工程等传统服务业,我国可选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而对金融、保险等新兴服务业,我国应积极开展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以学习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动国内服务业及相关产业发展。
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可采取绿地投资也可采取跨国并购。由于我国服务业单个对外投资的规模不大,所以可采用集约式投资方式,即众多的中小型跨国公司一起到某一个地区投资,形成配套服务,获得规模效应。
【参考文献】
[1] 魏浩: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和产业的新定位[J].决策探索,2003,(7)。
[2] 宋伟良: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3)。
[3] 范飞龙: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J].国际贸易问题,2002,(11)。
[4] 曾小荷: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和区位选择[J].国际贸易问题,2003,(5)。
篇2
从事对外经济活动,尤其是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公司,必须在全球协调与当地适应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全球协调”是指:将母公司的标准、规范、方法、工艺流程和技巧施加给国外的子公司和分支机构,对散布世界范围的子公司经营活动进行一体化整合,以便从规模经济和公司内贸易关系等的协同效应中获利。显然,只有在分散的经营活动被整齐划一或被标准化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有效的全球协调。标准化程度越高,协调越有效,跨国公司内部的一体化才能实现。“全球协调”的思想基础是认为消费者心理带有全球性的共性,企业应把整个世界看成一个大市场,不必理会各国家和地区的差别。全球协调可实现规模经济的效益。
“当地适应”是:子公司和分支机构偏离母公司的标准,适应东道国当地环境,因地制宜地进行投资营销活动。“当地适应”的思想基础是认为世界市场的需求是各异的,国际企业应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针对每个目标市场需求的特点来设计、改进产品,设计和调整投资经营和营销方式,使之更适合当地市场的需要,这样能大幅度提高市场份额,增加利润,弥补并超过因修改和偏离母公司标准而增加的成本。
我国已提出实施“走出去”开放战略,鼓励企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我国企业应在对外直接投资和其他国际经营活动中,科学地选择和实施战略,灵活地对“全球协调”和“当地适应”进行最优搭配,以取得对外直接投资和其他国际经营活动的成功。笔者认为,我国企业应分析和考察以下因素,才能有效地把握好两者间的关系。
如果我国(某个或某些)企业拥有东道国企业和其他企业无法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如独占的无形资产(先进技术、专利、驰名商标等),企业规模经济所产生的优势、组织管理优势、融资能力优势、控制原材料和资源供应的优势,那么我国企业就可更多地实行全球协调,将其所有权优势扩大到海外子公司,利用其独有的所有权优势帮助子公司在国外市场站稳脚跟,树立竞争优势,产生滚雪球效果。
外部市场的交易风险和交易费用
通过外部市场出售或出租无形资产会使跨国公司面临丧失所有权优势、泄密和定价困难等交易障碍和风险,交易费用相应很高。即使是有形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交易,外部市场也存在障碍,如东道国政府运用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所引起的市场失效、交易渠道不畅、交易方式僵化、交易风险增大,交易费用增加等问题。因此,在外部市场的交易风险和交易费用较高的情况下,我国跨国公司就应更多地采用“全球协调”,在公司集团内部创设一个内部一体化市场,进行内部的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的交易和调配,以克服外部市场的风险和费用较高的问题,同时保持无形资产的独占性。
反之,如果东道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消减乃至取消贸易壁垒,健全市场交易规则,保护知识产权和私人财产权,因而外部市场的交易风险和交易费用大幅降低,那么我国跨国公司就可采用“当地适应”,利用外部市场来进行交易,而无须进行“全球协调”,在内部建立一个交易市场。
企业所经营的行业
如果企业在具有比较标准化的、无差异的消费者需求的行业里经营,可采用“全球协调”。无差异的消费者需求使得规模经济和价格竞争变得非常重要,因此压倒一切的战略要求就是效率。我国企业必须使其生产实现一体化和合理化,用非常经济(投入最小、产出最大)的方法来生产标准化产品。但我们应当看到,虽然随着许多国家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国际广告宣传的渗透,在一些产品领域的消费偏好和消费方式出现了趋同现象,在这些领域可进行全球协调和标准化经营。但在大多数行业和产品领域里,国别消费需求差异仍是主流,需要我国企业进行“当地适应”和差异化经营。
东道国的数目
这个指标能表明海外投资经营环境是否具有多样性,继而表明是否需要我国企业进行当地适应。东道国越多,环境差异就越大,环境多样性增加,因而我国跨国公司不大可能将总公司的标准原样移植到在千差万别的环境中经营的众多子公司,也就是说“全球协调”的难度大大增加了。我国跨国公司需要“当地适应”,在投资和营销方面进行调整,以适应多样化环境,进行差异化经营。反之,如果东道国的数目很少,则较易进行全球协调。
东道国对跨国公司和外资的态度及政策
不同时期和不同类型的东道国对跨国公司和外资的态度和政策是不尽相同的。一般来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大多数东道国对跨国公司采取以限制为主的政策,以后是逐渐放宽政策,特别是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各国更加重视国际直接投资在本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对外资的政策自由化加快了。WTO《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和其他一些协议的执行更是加快了各成员外资政策自由化的进程。1997年全世界有76个国家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管理条例和政策作了151次更改,其中89%的更改是有利于外国直接投资的。但各国对跨国公司和外资依然保留了或多或少的限制性措施。一般而言大多数发达国家对外资和跨国公司采取了传统的自由主义政策和态度,发展中国家虽然总体上加大了自由化的力度,但设限还是较多。在态度和政策较宽松较自由的东道国投资,我国跨国公司面临较少的障碍,容易进行全球协调,将母公司的标准和方式移植到子公司,而不致遭致东道国的阻挠和非议。在态度和政策较严格设限较多的东道国投资,我国企业面临较多的障碍和束缚,为符合东道国的政策和法规要求,需要进行当地适应,否则会遭致东道国的阻挠。
海外子公司的重要性
某子公司所在东道国的市场在我国跨国公司总体战略中的地位,子公司所实现的销售额占公司销售总额的比重是衡量海外子公司重要性的两个重要参数。子公司所在东道国市场在我国跨国公司总体球协调”和“当地适应”并重的策略。一方面,母公司要进行“全球协调”,更多地关注和扶持该子公司,将该子公司的发展和该东道国市场的开发作为公司战略管理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为发挥子公司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母公司应实行“当地适应”,允许子公司在具体的营销方面拥有自,以更好地开拓市场。鉴于该东道国市场的重要战略价值,可在该东道国设立地区总部,代表总公司负责该市场的投资和市场开发。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20多年来,我国以引进外资为主,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一些成绩,截至2001年底,我国累计参与境外资源合作项目195个,设立各类境外企业6610家,协议投资总额123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84亿美元。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我国境外直接投资额仅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0.15%,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的比例为1:0.09,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1:1.1的水平,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1:0.13的水平,显示我国资本流入和流出的严重失衡。我国90%以上的境外项目投资金额在300万美元以下,而发达国家对外投资单项平均金额在600万美元左右,发展中国家在450万美元左右。我国缺乏特大型的工业跨国公司。我国已有9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但没有一家是工业制造业企业。由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母公司对国外子公司要加强对其的监管。
对外直接投资方式
如果采用创建和独资经营的投资方式,我国企业可主动地独立地掌控投资经营事宜,较易进行全球协调。如果采用并购和合资经营的投资方式,我国企业受东道国政府和伙伴企业的约束较多,因而要进行“当地适应”。
东道国与中国的文化异同
世界上没有文化完全相同的两个国家。文化差异体现在语言、价值观念、、教育、审美观、习俗礼仪、物质文明等方面。一般而言,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差异较大,发达国家文化与发展中国家文化差异较大,不同的国家文化差异较大。文化影响到人们的消费偏好和消费方式,影响到商务习俗礼仪,影响到人力资源管理。文化对跨国公司经营成败会产生重大影响。文化适应能力和跨文化管理能力是影响跨国公司成功的重要因素。即使在技术和资金等硬件方面很占优战略中越具有战略地位,该子公司所实现的销售额占公司销售总额的比重越大,越显示该东道国市场的意义重大,该子公司地位越重要,因而要求我国跨国公司采取“全势,如果没有良好的文化适应能力和跨文化管理能力,跨国公司也要吃败仗。这方面的案例不胜枚举。仅举语言文化适应的营销案例为证。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曾为其雪佛兰系列中的一种车使用“NOVA”的品牌,它的英文意思是“神”,而在西班牙语中却是“跑不动”的意思,因而在使用西班牙语的许多拉美国家销路不佳。再如我国出口的“芳芳”口红在非洲不受欢迎,因为“Fang Fang”在当地表示毒蛇的毒牙。“白象”牌电池曾在我国很受欢迎,但直译成英文“White Elephant”却是“大而无用”的意思,影响其在英语国家的销路。当然也不乏成功的案例。一些外国大型跨国公司的商号和产品品牌的中文译名就很有中国韵味,因而帮助其在中国取得了成功,如“可口可乐”(Coca-Cola),“百事可乐”(Pepsi-Cola),德国名车“奔驰”(Benz),日本相机“佳能”(Canon),宝洁公司(P&G)等。因此,在文化迥异的东道国从事出口和投资经营,我国企业应大力进行“当地适应”,了解和熟悉当地文化,适应当地文化,强化跨文化管理,避免犯文化上的错误。在文化相似的东道国(地区)投资经营,“当地适应”和跨文化管理的任务要轻许多,全球协调的力度可相应加大。
参考资料:
1.郭国庆、张轶凡编著《国际营销学》[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
2.万林成、佟家栋主编《国际市场营销理论与实务》[M],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
篇3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汇储备增长迅速。在充实国力,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过高的外汇储备也带来了一定的问题。针对我国外汇储备的现状,以及可能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建议。
关键词 外汇储备 对策建议
一、外汇储备的含义及作用
何谓外汇储备,简而言之,指一国货币当局能随时用来干预外汇市场、支付国际收支差额的资产。流动性、可得性以及普遍接受性是外汇储备的三个最主要的特点。外汇储备的作用一般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从大的层次来看,主要作用是是就世界范围来讲,外汇储备可以充当国际商品流动的媒介,从而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从小的层次看,其主要作用则针对具体一个国家,一般可以分为三点:(1)用于政府干预外汇市场,达到调节本国货币汇率的目的;(2)用于清算国际间收支的差额,保证对外支付的能力;(3)用于政府对外借款的信用保证,可以用来支持对本国货币价值稳定性的信心。比较充足的外汇储备可以增加对该国货币稳定性的信心,同时提高该国的债务信用等级。但是外汇储备过多也会存在弊端,例如汇率风险的提高、管理成本的扩大以及造成基础货币过渡投放,从而引发通货膨胀等都会对一国的宏观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二、我国外汇储备现状
1978年我国的外汇储备仅为1.67亿美元,从1979年开始到1993年外汇储备开始增长,但由于当时的社会体制及经济政策的失误,大起大落的情况时有发生。在1981年外汇储备达到27亿美元,1983年增长到89亿。1991年外汇储备从55.5亿美元增加到217亿美元,反了两番。国家在1994年大幅度改革外汇体制,外汇储备的增长开始加速。外汇储备随着国际收支连年顺差而成倍增加。从1993年到2000年外汇储备由212亿美元增加到1 655.74亿美元。
2005年,我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至2006年二月我国的外汇储备超过日本,高达8,537亿美元(根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日本截至2006年2月底的外汇储备为8,501亿美元)。首次成为了全球外汇储备量最多的国家;2006年末我国外汇储备达到10663.44亿美元,余额突破了万亿美元大关。
三、高外汇储备对我国的影响
(一)过高的机会成本
外汇储备是一种金融资产,持有它是有机会成本的。美国的国债和美国财政部债券是我国的外汇储备主要的投资对象。其机会成本就等于国内资本生产率与投资标的资产收益率的差额。目前美国国债的平均收益率为3%左右,远低于我国平均资本投资的收益率。这相当于将国内资金以低价转让给他国使用,却以高价从国外借入资金。内债及政府负债率的进一步提高,会带来金融风险及潜在损失的增加。
(二)人民币升值压力
如果央行对于过多的外汇占款没有足够的资产进行对冲,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将随外汇储备的增加的加大。有数据表明2004年1月到9月我国的外汇储备增加了1113亿美元,而贸易顺差带来的美元是39亿,另外487亿美元是外资直接投资,剩下的587亿美元则“来路不明”。其实,这587亿美元是投机性资金,冲着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资本增长而来。过多的投机性资产会带资产泡沫的增长同时加大央行货币调控的难度。
(三)汇率风险的影响
现在我国外汇储备已达2万亿美元,且币种极为单一,据统计,中国70%的外汇储备都由美元资产组成,由此带来的汇率风险十分明显。当美元汇率、利率波动扩大以及通货膨胀水平发生变化时,外汇储备资产的价值将会受到影响。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师罗奇认为,美元对人民币汇率每下跌15%,中国就将损失750亿美元,相当于目前中国GDP的5%左右。
四、对策及建议
一个国家拥有合理规模的外汇储备是非常重要的,但增长过快往往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我国应该保持适度规模的外汇储备,同时谨慎合理的投资于国际资本市场。
(一)合理调整外汇储备规模,扩展现有运用范围,提高使用效率以便减少机会成本
遵循“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的原则,对我国巨额外汇储备的资产结构及货币结构进行调整,实现现有外汇储备资产的保值增值。
(二)在现实中将“藏汇于民”的理念落实具体
转变我国外汇管理制度,由“藏汇于国”的观念转变为“藏汇于民”,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外汇市场,使普通投资者能够拥有更多的渠道进入外汇市场。将外汇储备用于投资,再将其资产证券化从而使民众得以参与。或者组建外汇投资基金公司,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三)改变我国长久以来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局面
对国内企业引进先进的技术及设备提供更大的支持,并促使其加强与国外企业的技术开发与合作。放松商业银行对企业美元贷款的管制,鼓励更多的本国企业对外投资,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达到减少经常项目上顺差的目的。逐步放松资本项目的管制,允许居民个人的对外投资,这不仅可以减少政府所承担的外汇储备风险,同时还有利于国民收益的提高。
参考文献:
[1]国家外汇管理局.2010.03.25.safe.省略/.
篇4
1. 反倾销受到青睐的原因
1.1 反倾销产生的时代背景
1.1.1 倾销行为和反倾销的理解
何谓倾销行为?顾名思义,即指在国际贸易中,如果一国以低于国内“正常价值”(美国称为“公平价值”)的价格出口到另一国,并对进口国同类产品生产部门造成实质性损害的,则此行为被视为倾销行为。衡量倾销的标准是比较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是否相一致。只有在正常价值比出口价格高的情况下,才可能是倾销行为。在国际贸易中,倾销被认为是一种非公平竞争的贸易措施,对进口国的相关产业造成巨大的破坏作用,因此国际社会和许多国家通过公约或立法形式对此加以限制。
反倾销是针对倾销而言的,它是历经GATT(关贸总协定)八轮谈判后而被保留下来的合法的贸易保护手段。由于反倾销具有申诉的便利性、技术上的灵活性、裁决上的较大主观性,使得反倾销这一贸易保护政策受到广泛欢迎。
1.1.2 反倾销是国际贸易发展的产物
WTO作为促进贸易自由化的国际组织,其宗旨主要是为了促使世界各国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主要通过合法的手段保护国内产业(手段主要包括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传统的关税壁垒已失去往日的威风,加上进口配额和许可证等人为的干预措施日益减少,“隐形杀手”反倾销“顺时而生”。
1.2 采取反倾销的经济效应分析
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热衷于进行反倾销,其根本出发点是从他们的经济利益考虑的。鉴于偶然性和掠夺性倾销的非代表性,我们在这里主要分析长期倾销引致的反倾销的经济效应(陈祺伟:《入世后的中国如何直面“反倾销”》):
在下图中,SH 是一国X商品的国内价格,SF是一国X商品的国外供给,SH+F是一国X商品的总供给。在自由贸易下,DH(X商品的国内需求)与SH+F在B点相交,所以PX=2美元,QX=AB=50(国内供给为AC=20,国外供给为CB=30X)。由于50%的反倾销税,SH+F向上移到SH+F+T。DH与SH+F+T相交与H,PX=2.5美元,QX=GH=40(国内供给为GJ=25X,国外供给为JH=15X)。消费者剩余的损失为区域a+b+c+d=22.5美元,其中a=11.25美元,是国内生产者交纳的更高的租金,c=7.5美元,是从国内消费者身上得到的反倾销税收益,b+d=3.75美元,国家的保护成本或净损失。由于国家从出口商身上得到MNIK=e=4.95美元,国家从反倾销税中得到的净所得为1.2美元。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一国所征收的反倾销税往往高达百分之几百,实际上完全可以设定一个最优反倾销税率来使得净所得最大化,来使之成为一种保护国内产业以增加本国福利的有力手段。
指 标 国别 国际反倾销案结构(%) 对华反倾销案结构(%) 对华案占各国案比例(%)
1980—1989 1990---1994 1995—2001 1980—1989 1990---1994 1995—2001 1980—1989 1990—1994 1995—2001
澳大利亚 29.3 20.6 7.5 11.1 10.4 5.1 1.4 6.2 9.4
美国 24.5 20.6 13.8 28.6 25.3 12.9 4.2 15.0 12.9
欧盟 22.1 15.5 13.3 41.2 17.5 14.1 6.7 13.8 14.6
加拿大 20.1 7.8 5.5 14.3 1.3 3.9 2.6 2.0 9.8
墨西哥 2.3 10.9 2.7 10.4 2.7 11.6 14.3
印度 1.2 13.4 2.6 18.8 26.7 19.4
阿根廷 4.7 9.1 4.5 14.1 11.9 21.6
南非 2.1 8.5 7.8 5.9 46.2 9.6
巴西 0.1 4.8 5.1 1.6 4.5 4.3 50.0 11.5 11.6
新西兰 1.4 2.1 1.9 1.6 1.3 1.6 4.0 7.4 11.4
韩国 0.1 1.6 2.5 3.2 3.1 25.0 17.0
土耳其 2.4 1.8 1.6 2.6 2.4 100. 13.3 17.6
波兰 1.9 0.4 0.8 25.0
印尼 2.2 1.2 7.3
哥伦比亚 1.1 1.2 2.0 0.4 21.4 4.3
委内瑞拉 0.3 1.6 0.6 3.1 25.0 26.7
秘鲁 0.2 1.2 0.6 3.1 33.3 34.8
以色列 0.2 1.5 0.4 3.7
菲律宾 0.7 0.8 0.6 0.8 11.1 13.3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0.5 0.4 11.1
智利 0.2 0.8 2.0 0.4 100. 7.1
泰国 0.2 0.3 0.4 20.0
日本 0.4 0.1 1.3 40.0
其他国家 0.5 4.3 1.3 33.3
合计 3.6 12.2 13.8
表一:对华反倾销案国别对比表(资料来源:杨仕辉 王红玲 对华反倾销实证分析及我国对策 中国软科学 2002.7)
2 . 国外对华反倾销的发展态势
2.1 对华反倾销的指控方国别分布
20世纪80年代,反倾销可以说主要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对华反倾销大部分是由美国和欧共体(欧盟的前身)发起的,其中美国18起,欧共体26起,他们是“反倾销的传统国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对华反倾销的势头愈演愈烈,同时像波浪效应似的不断把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吸引进来,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墨西哥,伊朗,南非,智利等纷纷加入到对华反倾销的调查的行列。
2.2对华反倾销的金额变化
20世纪80年代国外对华反倾销案件中,没有一起涉及金额超过1亿美元,反倾销案件的每起金额多在几十万美元,几百万美元而已,千万美元的案件就很少了。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涉案金额日趋增大,超过1000万美元的案件高达几十起,其中包括近18起超过一亿美元的大案。以欧盟为例,明显可见,1991—1999年间,欧盟对华反倾销所涉及的金额越来越巨大,96年后虽有所缓和,但仍呈总体递增趋势。(见表二)
表二:欧盟对华反倾销超过1亿美元大案统计 单位:亿CEU
年份 类别 金额
1991 自行车 1.65
1992 大屏幕彩电 1.01
1993 棉坯布 1.31
1994 鞋类 3.42
1995 旅行箱包 6.46
1996 手提包 2.74
1997 激光唱片 3.03
1998 中厚钢板 1.2
1999 焦炭 2.3
(资料来源:唐礼智等 外国对华反倾销透视及启示 中国软科学 2002.6)
3. 国外对华反倾销的原因
3.1 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近十多年来,国际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十分缓慢,特别是“9.11”事件以后,全球经济的脚步更加放缓,甚至处于停止状态。一些国家致力于国内产业的调整,进一步放开原来封闭的国内市场,企业竞争力不强,难以抵御外来产品的入侵,导致国内的失业率上升和相关产业受创;同时,在经济自由化的趋势下和WTO协议框架内,传统贸易保护的主导形式---关税壁垒因关税税率不断降低而名存实亡,加上进口配额和许可证贸易等人为的干预措施日益减少,许多国家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形式下,利用反倾销来解决面临的困难。
现以墨西哥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墨西哥加入GATT后实行对外开放大幅度削减关税,进口大量增加,导致1992年贸易逆差多达200亿美元,国内竞争力疲软,20多万人失业。在这种情形下,墨西哥突然发起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反倾销,国内经济条件才慢慢有所改善。
许多国家为了避免类似的事件再发生,甚至对在正常贸易条件下的商品征收反倾销税。我国就经常遭到不白的反倾销指控。由于我国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加上我国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和生产过程中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产品的生产成本较低。这样出口到国外时,国外产品无法在价格上取得竞争优势,于是诉诸于反倾销。
3.2“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正常价值”确定法
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这是无庸置疑的,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对中国商品市场上的产品调查时,将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的国家对待。中美关于中国入世的双边协议规定,美国在中国入世的15年内仍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对待,而此协议的规定自动适合于所有世贸成员国。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协议中没有专门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规定,即在确定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进口产品的价格比较时,是存在特殊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世贸成员国可以将相同产品的价格或以来自另一个国家(第三国家)的相似产品为基础确定的产品价值,作为从这个国家进口的正常价值。只要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案例中确定正常价格所使用的方法是适当的而不是不合理的,这种确定就是有效的。这些条款事实上造成了在实行反倾销措施时,允许使用不同的标准。理论上应找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第三国作为替代国,但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印尼、丹麦、智利、土耳其、新加坡、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等国都曾被作为中国的替代国。尽管是相同的产品,但由于各国的生产条件、技术水平、原材料选用问题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资本构成、资源开发方式和经济水平差异问题使我国很难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
3.3国内企业的价格战诱发反倾销
随着我国企业价格体系和外贸体制的改革,企业在出口及出口定价方面掌握了主动权。只要产品符合出口要求,国家一般鼓励积极出口创汇。一些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利用其低价成本的比较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将产品以低价销售,甚至为抢占市场而不惜竞相压价,以至出口产品的销售价格远低于国内同类产品而让外国进口商大赚一笔。比如欧洲厂商中国节能灯“低价倾销”,并最终使得欧盟对中国节能灯征收惊人的反倾销税,其正是飞利浦及德国西凡尼亚仗其定单巨大,多年来向中国节能灯厂家频频压价而国内厂家一味忍气吞声、自己大打价格战的恶果。
又比如美国商务部认定我国金属硅价格远低于市场公平价格,裁定倾销幅度为139.4%。我国出口的金属硅的价格过低除技术进步,成本降低等合理原因外,一方面因为被进口方利用,被迫频频压低,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出口企业未能拧在一起,反而为了独自的利益而不惜大打价格战自相残杀。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可见国内企业由于缺乏统一的市场机制和长远的发展眼光,造成了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屡遭反倾销的指控。
3.4我国企业对国外反倾销的冷淡反应
反倾销是WTO协定下赋予的一项合法权利,反倾销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法律问题。面对反倾销调查,我国企业应从法律的角度去寻找原因与对策,而不是无动于衷或过分关注法律以外的其他动机与因素。然而我国的许多出口企业在面对进口国大量使用反倾销这一合法保护手段时,却是坐以待毙、束手就擒。笔者认为主要是以下原因造成的:静观其变,等别的企业应诉后我再去,这样可以节省律师费(一般在10万——50万美元之间,最高可达500美元);国际法律意识淡泊,尚未意识到对中国相关产业将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出口到这个国家不行,那我出口到别的国家或地区还不行?要么就是认为这是政府的事,本企业无能为力;缺乏应付反倾销的人才,不知应如何应诉。
比如1994年,美国对我国大蒜提出反倾销指控,然而我国企业无一应诉,致使美方对中国大蒜裁定巨额反倾销税。更糟糕的是,中国企业的冷漠态度助长了美方的气焰,其又鼓动美国蜂蜜行业对中国提起反倾销诉讼;在蜂蜜案进行过程当中,美国自行车生产企业也开始对中国自行车提起反倾销,接下来是蘑菇罐头,再接下来是靛蓝染料,总共影响中国高达数亿美元的出口。
可见我国企业对国外反倾销的冷淡反应实际上助长了国外反倾销的滥用,使我国企业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以开拓的市场受到致命的打击,致使我国每年损失上百亿美元的外汇收入。
3.5我国出口市场比较集中
我国约有80%的出口产品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理论上说,如果一国产品在进口国当地市场所占份额超过20%,就容易遭到反倾销。此外,由于我国出口工业品的类别和数量迅速增加,与一些国家鼓励进口原料性产品,限制进口工业制成品以保护本国相关产业的发展相矛盾,这也决定了我国产品被这些国家实施反倾销的机会增多。
4. 我国面对国外对华反倾销应采取的对策
4.1 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避免“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嫌疑
中国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已经历了20多年的漫长道路。早在1992年---1993年,当时的世界银行调查报告和美国CIA的调查报告已经确认,中国90%的消费品价格已经放开和自由化,不再有国家的干预和指令性计划。可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却把我国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在中国的实际经济运行中,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仍存在,真正的以政企分开为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还没有完全的建立起来,所制定的法律法规还没有完全执行,企业仍受到政府不同程度地控制。因此,我们只有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避免“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嫌疑,才能改变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经济体制的看法,取消对我国的一些歧视性规定。
4.2我国企业应主动出击,积极应诉
4.2.1 勇于面对反倾销
据统计,全球反倾销案的成功立案率大约是53%,而在美国,一般只有27%的反倾销被裁定倾销成立,35%的案件被裁定倾销不成立,其余38%的案件由控告方中途放弃。然而我国企业在遭受反倾销指控时,只有很少一部分企业勇于应诉,1991年的应诉率为14%,1993年为22%,1995年为39%,1997年为55%,虽然应诉率呈递增趋势,但仍然不能令人满意。而实际上,反倾销问题可以通过进口国或国际法律得到公平、适当的解决。
4.2.2 要众志成城反反倾销
国外对华反倾销立案以后,我国企业最重要的就是要正确认识反倾销及其后果,积极应诉,尽量避免国外反倾销措施的滥用。我国企业大部分由于规模、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限制,造成许多企业不去应诉的局面。因此我国企业要想走向世界,必须携手共进。例如最近美国市场对我国彩电进行反倾销立案,作为中国彩电业的“老大”长虹公司和TCL、康佳等同行业联手正在积极应诉美国彩电反倾销案,如果反反倾销成功,则所有的中国彩电企业都将受益。有太多的惨痛教训告诉我们,中国企业只有主动出击,积极应诉,才能长期发展下去并最终走向国际化。
4.3 我国应培养大批能应对反倾销的人才
篇5
近来,美国一部分人不断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中国发难。2002年起,先后有美国制造商协会(Preeg,2002)、健全美元联盟(CoalitionforaSoundDollar)、公平货币联盟(TheFairCurrencyAlliance)宣称,中国进行汇率操纵,使得人民币汇率较购买力平价严重低估,阻碍了美对华出口,造成美中上千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违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WTO)协定,因此要求美国政府积极交涉乃至寻求WTO争端解决。本文通过对IMF和WTO法律文件的分析认为,这些责难缺乏依据、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和政策并不违反IMF和WTO规则。
根据1944年6月《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最后议定书》,建立了IMF管辖国际金融体系(主要为汇率制度和外汇措施),成立国际复兴和开发银行(又称世界银行)负责战后重建和发展,而负责贸易规则的任务后来落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身上,后者为1995年成立的WTO所取代。因此,本文第一部分剖析IMF法律文件,第二部分研究WTO协定,第三部分回顾中国加入世贸谈判情况,最后分析人民币汇率水平问题。
一、从IMF对汇率安排的要求看人民币汇率制度和政策
(一)IMF的汇率制度规定
1973年8月15日,美国单方面宣布美国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即告崩溃。国际货币体系从钉住美元为主的固定汇率体系进入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体系并行的时代。应美国的要求,IMF相应修订了协定,有关汇率制度的规定主要体现在IMF协定第四条、第八条第四款和第十四条。
第四条第1节规定了会员方的义务:应努力以自己的经济和金融政策来达到促进有序经济增长的目标,既有合理的稳定的价格,又适当照顾自身国情;应避免操纵汇率或者国际货币制度来妨碍国际收支有效的调整或取得对其他会员方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努力创造有序的基本经济和金融条件和不会产生反常混乱的货币制度去促进稳定。IMF1977年作出的第5392—(77/63)号监管决定解释:汇率操纵是指长期、单向、大量干预外汇市场。
第四条第2节规定了汇率制度的种类,包括:(1)一个会员以特别提款权或选定的黄金之外的另一种共同标准,来确定本国货币的价值。(2)通过合作安排,会员方使本国货币同其它会员方的货币保持比价关系。(3)其它外汇安排。这样,固定和浮动汇率制度并行不悖。
第八条第四款规定会员应当实行经常项目可兑换:避免限制经常项目支付,避免实行歧视性货币措施或多重货币汇率,兑换外国持有的本国货币(接受该条的国家称为第八条款国)。但对经常项目可兑换条件不成熟的发展中国家,第十四条第2节规定,经IMF批准可以暂时维持现行外汇限制(援引该条的国家称为第十四条款国)。
(二)IMF对汇率的监督
为避免重蹈20世纪30年代各国以邻为壑的竞争性汇率贬值政策导致世界经济危机的覆辙,IMF被赋予了监督国际汇率制度的职权。IMF协定第四条第3节规定,IMF有权监督指导会员方汇率政策。第二十六条第2节等规定,如果成员方拒不履行IMF的裁决,IMF可以处予取消使用IMF普通基金的资格,乃至经85%的投票权表决逐出IMF,但并不存在类似WTO争端解决程序或交由WTO解决的先例。同时,第四条第3节规定,IMF汇率的监督指导,应该尊重、关注会员方内的国情及社会和政治政策。
IMF对成员国的审查监督每年进行(称为第四条款磋商),重点是宏观经济政策(包括汇率政策),也审查第八条款国的汇兑措施是否违反经常项目可兑换原则,第十四条款国取消外汇限制的条件是否成熟。在实际监督中,IMF在汇率水平上态度灵活,更多地尊重东道国的意见,并不强加于人。甚至在危机前后,IMF对汇率水平是否恰当多与东道国充分协商。例如,1994年墨西哥货币危机、1997年泰国货币危机,1998年巴西金融危机中,IMF没有强求这些国家调整汇率水平,直到市场力量迫使政府放弃不现实的汇率水平。
美国的财政赤字问题却是世界长期发展的潜在威胁。IMF在《2004年世界经济展望》中批评美国不可持续的财政赤字政策,认为这是贸易赤字的主要原因,威胁世界经济的稳定。
(三)基金组织中固定汇率制度成员多于浮动汇率制度成员
在现实中,各国都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运行状况自主选择汇率制度和汇率政策。根据IMF《2003年度报告》,截止2003年4月30日,世界上共有8种汇率制度,按照汇率弹性从小到大分别为:没有本国法定货币的汇率安排、货币发行局制度、传统的钉住汇率安排、平行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浮动、无区间的有管理浮动和自由浮动。在187个IMF成员中,采取上述制度的分别为41、7、42、5、5、5、46和36个。通常前6类归为固定汇率制度,后2类划入浮动汇率制度,这样,IMF会员采用固定、浮动汇率制度分别为105和82个,固定汇率制度占多。
纵观世界各国,汇率的弹性是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基本呈正相关。在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巨大的今天,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几乎是发达国家的专利。虽然亚洲金融危机后,有一些国家采取了自由浮动汇率,但多数寿命很短。1999年到2002年IMF成员改变汇率制度多达78次,其中放弃自由浮动的为Z7次,仅2001年和2002年就分别有10个发展中国家和8个新兴市场国家从自由浮动转向无区间的管理浮动,自由浮动的成员从1999年的48个减少到2003年的36个。
理论上说,除了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外,其它汇率制度都多少需要一定的干预。实际上,即使是前者也不可能完全放任汇率不管,差别在于干预的方式、频率和力度。极少数发达国家(如美国)对汇率采取“善意的忽视”,但是偶尔通过官员“放风”来引导汇率走势。而另一些发达国家,如加拿大,采用了综合考虑利率和汇率的货币状况指数进行调控,有时(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也直接入市干预。还有些国家采取间接干预,如通过调控利率调节汇率。总之,对汇市的干预是各国进行宏观调控和维护稳定的汇率制度的通用手段。
(四)中国没有操纵汇率以阻碍国际收支调整或获得所谓“不公平”竞争优势
衡量币值高估还是低估不能以Preeg所用的双边汇率为基准,而应以多边汇率作参照系,而IMF等国际组织普遍采用实际有效汇率(RealEffectiveExchangeRate),根据测算,从1995年初到2002年末,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上升了21.37%。研究表明,不论是出口还是净出口,与中国GDP增长的相关性较大,而与人民币汇率的相关性并不显著(xu,2000)。例如2000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随美元处于最为坚挺的时期,但中国出口增长27.8%,进口增长35.8%;相反,2003年,人民币汇率随美元走软,出口增长34.6%,进口却增长39.9%,外贸顺差同比缩小了16%。
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基础是银行结售汇制度,机构和个人买卖外汇都通过指定银行进行。指定银行又根据核定的结售汇周转头寸上下限,将多余或不足的外汇头寸,在银行间外汇市场进行平补,进而生成人民币汇率。该汇率制度是单一汇率,没有歧视性汇率安排。银行间外汇市场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方式撮合成交。中央银行依靠法律和市场手段,调控外汇供求关系,保持汇率基本稳定。汇率稳定,是中央银行在银行间外汇市场通过市场手段,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结果,并不是为了阻碍国际收支调整或获得所谓“不公平”竞争优势。在每年第四条款磋商中,IMF从未对我国汇率制度安排提出异议,也证明了目前人民币汇率是符合IMF协定的。
(五)外汇储备的标准
美国和日本某些人认为,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了世界银行的标准,目的是为了获得对他国不公平竞争优势,这也是站不住脚的。首先,世界银行并不管辖外汇储备标准。相反,根据WTO有关规定(见第二部分),缔约各方应接受IMF对外汇储备的结论,而IMF对华第四条款磋商没有质疑中国的外汇储备。其次,外汇储备是否充足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世界银行所谓的外汇储备占进口的25%,只是一个最低要求。世界银行专家认为,低于这一标准,容易发生金融危机。第三,储备水平还要考虑许多因素。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外汇储备需要考虑资本流动的因素。世界银行专家认为,影响储备的因素,还应当包括偿还外债和维持对金融体系的信心等。而目前中国银行体系,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高达20.39%,最后都需由政府负担。因此,中国的外汇儲备需要维持较高的水平,以维护投资者信心。
此外,中国的储备相当一部分来源于资本流入而非贸易顺差。从1990年代起,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吸引FDI中名列前茅。截止2003年底,中国吸收FDI超过4500亿美元,外债流入1800亿美元。这些资本流入中有许多最后反映为外汇储备的增加。因此,外汇储备中只有一部分来源于贸易顺差,更多的部分来源于资本流入。例如,2000年到2002年,国际收支中的资本和金融帐户顺差达到800.1亿美元,而经常项目顺差只有733.5亿美元。
二、从WTO对外汇事务的规定看人民币汇率制度
(一)WTO对外汇事务的规定
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成果之一是成立了WTO,此外还达成了一系列的多边协议和协定,构成了当今国际贸易行为规范的框架,也使WTO和IMF的关系有所发展。WTO涉及外汇安排的条款,新添了《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TRIMs)等协定。具体规定如下:
1.货物贸易领域。WTO成立后,根据《WTO关于与IMF关系的声明》(以下简称《宣言》),除非最后文件另有规定,WID与IMF的关系基于规范GATT1947缔约方全体与IMF关系的条款。因此,在货物贸易领域,WTO与IMF关系遵循GATT与IMF的关系。GATT章节涉及外汇事务的实质性规定主要有国际收支保障条款以及外汇安排,内容如下:
国际收支保障条款。GATT第十一条、第十八条分别授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维护国际收支平衡采取进口数量限制和征收关税附加税(称为国际收支保障措施)。为防止滥用国际收支保障措施,GATT设定了严格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该国的国际收支出现困难和储备下降及两者的威胁,或者储备过低,而国际收支和储备状况由IMF认定,GATT缔约方全体都必须接受IMF的结论。
外汇安排。GATT第一条规定,在有关进口和出口的全部规章手续方面,成员必须对其它成员实行最惠国待遇。对外汇措施来说,这与IMF要求一致(如前所述)。GATT第十五条对成员的外汇安排进行了规定。第一款规定,GATF应与IMF进行合作,以便双方在IMF管辖范围内的外汇问题和GATT管辖范围内的数量限制和其他贸易措施方面相互协调政策。第二款规定,在外汇安排问题的所有情况下,缔约方全体应与IMF进行充分磋商,接受IMF提供的关于外汇、货币储备或国际收支的结论。第4款规定“成员不得通过外汇措施而使本协定的各项条款的意图无效,也不得通过贸易行动使《IMF协定》各项条款的意图无效。”第5款规定,如果一成员的外汇限制与本协定对数量限制所规定的例外不一致,缔约方全体可以向基金报告。第8款规定,本协定不阻止一缔约方依照《IMF协定》,使用外汇管制或外汇限制。
GATT上述条款说明:GATT管辖关税和非关税措施,而外汇事务基本由IMF管辖,但双方应当互相协调政策。GATT缔约方有关储备、国际收支、外汇限制、货币制度等方面的政策问题,应当要提交IMF裁决。一GATT缔约方可采取符合IMF协定的外汇限制,不受GATT管辖。
2.服务贸易领域。GATS涉及外汇安排的是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关于金融服务的附件》,此外还包括《关于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和《金融服务协议》。GATS第十一条明确了WTO和IMF在服务贸易项下外汇管理方面各自的管辖权,指出,任何规定不得影响IMF成员在《IMF协定》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包括采取符合《IMF协定》的汇兑行动;除在严重国际收支困难或其威胁的情况下外,一缔约方不得对与其具体承诺有关的经常项目交易的国际转移和支付实施限制,也不得对任何资本交易设置与其有关此类交易的具体承诺不一致的限制。同时,《关于金融服务的附件》对金融服务管辖范围进行了限定。中央银行和货币管理机关和任何其它公共实体为推行货币或汇率政策而从事的活动属于“在行使政策职权时提供的服务”,不在GATS涵盖范围内,因此不受WTO管辖。“金融服务提供者”也不包括中央银行。因此,GATS中关于外汇事务的条款,基本与GATT一致,均未涉及汇率制度。根据GATS第十二条,对服务贸易采取国际收支保障措施时,是否发生严重国际收支和对外财政困难或其威胁,也应接受IMF裁定。
3.与贸易有关的投资领域。TRIMs附件第二条规定:不得要求企业自求全部或部分外汇平衡(外汇平衡条款)。因此,WTO对发展中国家通常使用的经常项目外汇管制手段之一—外汇平衡条款享有管辖权。
综上所述,货物贸易项下,WTO成员的外汇管制和汇率制度是IMF的管辖范围,WTO必须接受IMF结论,即IMF对外汇管制和汇率制度享有单独管辖权。服务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的外汇管理方面,IMF拥有管辖权,但WTO也对与成员的极少数具体服务开放承诺有关的经常性、资本性国际交易外汇限制和外汇平衡措施分享管辖权。汇率制度则是在IMF单独管辖范围内。
(二)中国加入WTO有关外汇问题的谈判情况
2001年6月,WID中国工作组会议的多边谈判在日内瓦恢复。会上,美国要求在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中加入外汇事务的条款,旨在将中国的外汇事务纳入WTO争端解决机制。有关外汇问题的案文主要是:要求中国向WTO承诺外汇安排,开放部分资本项目,提供外汇管制的完全信息。对此,中方认为,外汇事务应当由IMF管辖,并不在WTO争端解决机制范围内。因此,中国就此问题与美方进行了多次双边磋商,WTO中国工作组举行了八轮多边谈判。经过艰苦谈判,最后各方达成协议,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删除了要求中国承诺外汇制度,包括汇率制度的案文。
WTO中国工作组报告有关汇率制度见第31—32段。文中,中国代表介绍了中国现行汇率制度,即实行以市场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形势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WTO成员(包括美方)当时对此均未提出异议(当然,如前所述,GATT规定成员应当转向IMF提出)。2003年对中国的过渡审议机制各成员也未涉及中国汇率制度和政策问题。
(三)以美中双边贸易逆差为依据指责中国使WTO协定意图无效是对WTO多边规则的曲解
Preeg据第十五条第四款认为,中国的汇率政策使得GATT条款的意图无效。因此违反了GATT规则。这是对WTO协定的曲解。
首先,WTO是一个多边组织,它判断贸易问题、解释WTO协定是从多边角度着眼的。因此,纵然中美双方对双边货物贸易赤字的统计存在分歧(双方差距超过3—4倍,见Bronfenbrenner等人的总结,第74页),对WTO来说,强调的是一国与其它国家的贸易总差额。即使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如美国所称,在2003年超过1346亿美元,但是,中方对日本和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却是大量的贸易逆差,使得世界各国的货物贸易总顺差在2003年只有255亿美元左右,占GDP的1.87%,在WTO看来不算大。加上中方的服务贸易赤字(2002年约为68亿美元),则比例还会更小。因此,中国外汇安排没有使WTO协定的意图无效。换言之,美方从中美贸易赤字角度指责中国低估人民币汇率,违反WTO规则,本身就是站在狭隘的双边角度,并不符合WTO规则。
其次,姑且不说WTO管辖权问题以及何谓GATr条款的意图,如果完整地看,就会发现第4款实际上要求成员在贸易措施和外汇措施上相互协调,是一个平衡条款。GATT进一步解释:“‘使…无效’一词旨在表明,例如,任何侵犯本协定任何条款文字的外汇行动,如在实际中不存在明显偏离该条款的意图,则不应被视为违反该条款。因此,一缔约方符合《IMF协定》而实施的外汇管制的一部分,如要求出口结算使用本国货币或IMF一个或多个成员货币的缔约方,不会因此被视为违反第11条或第14条。”换言之,GATT第十五条第四款是为了防止外汇措施明显偏离GATT条款。因此,Preeg文是在断章取义。
再次,WTO并不管辖汇率制度。Preeg认为,根据第十五条关于WTO可与IMF充分磋商的规定,美国可就人民币汇率问题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但是,如前所述,第十五条规定,在磋商中,“缔约方全体应接受IMF提供的关于外汇、货币储备或国际收支的所有统计或其他事实的调查结果”,即WTO听从IMF裁决,既无规定也无先例将外汇安排纳入争端解决机制。
三、购买力平价理论和贸易问题的关系
(一)绝对购买力平价不能作为评估汇率水平的依据
撇开汇率制度和汇率政策问题,人民币是否汇率低估的问题,涉及汇率的参照系选取问题,也就是汇率决定理论。Preeg提出人民币汇率较绝对购买力平价低估了40%,就此认为中国取得了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购买力平价理论着眼于商品市场,从货币的交换职能出发,把货币的国内购买力作为确定各种货币之间比价的一种汇率决定理论。自古斯塔夫·卡塞尔(GustavCassel)提出该理论后,吸引了大量研究和检验,目前基本共识是,长期来看相对购买力平价基本成立,即汇率水平由国内外相对物价水平决定;绝对购买力平价并不成立,一般只是用以衡量福利和生活水平、进行跨国比较的指标,不能作为确定汇率水平是否合适的依据(Visser,2002)。从下表可以看出,平均而言,经济越不发达,汇率对绝对PPP偏离越大。
名义汇率对PPP的偏离度
经济体类型汇率对PPP偏离度
低收入-75%
中低收入-64%
中高收入-40%
高收入非OECD成员-37%
OECD成员-12%
来源:1.汇率:《国际金融统计2003》,IMF。
2.PPP:《世界发展报告2003》,世界银行。
发展中国家汇率与PPP偏离度较大的原因包括:现实情况与PPP完全竞争市场假定有很大距离;非贸易品的大量存在(中国的比例约占50%);国内外生产率变动存在差异,产生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各国消费结构不同和偏好变动;PPP测算技术、资本流动、预期和其他因素的影响。
(二)人民币汇率变动与相对购买力平价大体相符
直接将相对购买力平价运用于中国这样一个外贸市场多元化的高速增长的转轨经济国家并不可取,需要进行四项修正(或扩展):用多边相对价格变动(dP*/P)替代双边价格变动、计算生产率差异(dδ,即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考虑关税减让(df)和出口退税率变动幅度变化(dv)的影响。同时我们采用贸易大体平衡的年份的汇率作为基期汇率,得出可贸易品购买力平价。计算公式为dsppp=d(P*/P)+dσ-dV+df,我们称之为人民币PPP的生产率—市场化修正模型。据此估算出,以1987年汇率为均衡汇率(当年贸易逆差占GDP的-0.3%,则1998和2002年,可贸易品购买力平价分别为8.37和7.52元/美元,名义汇率分别高估1%和低估9%(温建东,2004)。考虑到2003—2004年中国通货膨胀、出口退税率下调、关税减让、资源瓶颈制约生产率提高等原因,2004年两者的差距将大大缩小,基本持平。因此,人民币汇率并不存在明显的低估。
(三)中美贸易赤字增长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