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投资者直接投资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境外投资者直接投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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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浙江

Abstract: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theor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1994-2011 in Zhejiang Province, using foreign relevant data and information, from GDP growth, capital accumulation, technology spillover and contribution of foreign trad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o Zhejiang economic impact of the empirical study.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Zhejiang is positive, but the Zhejiang in the use of foreign capital has a deficiency.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on how to better use of foreign capital of Zhejiang Province, and puts forward several policy suggestions.

Key words: economic growth;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Zhejiang

中图分类号：F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一、引言

浙江省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个沿海发达省份，是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经济开放程度[]①最高的省份之一，也是中国吸引外资[]②最多、创汇最多的省份之一。它的经济活动已改变了改革开放前的封闭状态，日益与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大规模利用外资是浙江省经济对外开放的重要表现，但也对浙江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利用外资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在较短时间内大幅度提升当地经济发展，也能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的“双缺口理论”认为，为维持经济的一定增长速度，储蓄缺口与外汇缺口必须保持平衡，而吸收外资可以同时填补这两个缺口；后来经济学家又将技术要素引进该理论，进而形成“三缺口”理论，即发展中国家对外资需求的原因，除了储蓄不足和外汇储备缺乏，更重要的是技术落后；美国经济学家波特的“全球价值链”理论认为，通过国际资本流动，实现要素和资源的重新组合，不断改组原有的价值链和形成新的全球价值链，提高价值链的竞争力，可增加东道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利益；这些理论为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东道国经济发展奠定理论基础。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经济学者根据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别对促进论提出了许多置疑，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建立在一系列条件基础上的；Leh—man(1999)、Husain(2000) 、Balasubramanyan(1996) 、Dayal—Gulati(2000)、Paul(2004)、Congtruong(2004)、Groppand(2000)、Barro、Martin(1995)、Zhang(2001)等人通过研究认为FDI是否促进经济增长，受东道国人力资本状况、贸易条件、储蓄率、金融自由化程度等条件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也会对东道国产生投资挤出、外贸替代、产业升级受阻等负面影响，从而影响东道国经济发展。另外Stoker(1999)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建立在一些非常严格的假设条件下的，而这些严格的条件在现实中完全不存在，所以，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什么联系。

本文利用1994-2011年浙江省利用外资相关数据和资料，从实证角度，对外商直投资对浙江省GDP增长、资本积累、外贸贡献、技术溢出等方面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证实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经济发展的正面影响，也指出了浙江在利用外资上的不足，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读者朋友提供有益借鉴和启示。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经济发展要素影响的实证分析

随着开放初期浙江第一家外商投资企业——合资西湖藤器企业有限公司的成立，标志着外资开始进入浙江。30多年间，浙江利用外资从无到有，迅速发展。1985-2011年，实际利用外资年均增长23.75%，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年均增长36.70%，大大高于同期GDP实际年均12.66%的增幅。截止2011年底，全省累计实际利用外资1397.68亿美元；其中，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累计986.60亿美元，占全省累计实际利用外资的70.6%，是浙江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2011年，浙江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16.66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10.06%，位列全国各省（区、市）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第6位。

下面就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经济发展各要素的影响做一实证分析（外商投资企业统计范围包括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

（一）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个地区经济增长往往表现为GDP的增长，而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与一个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衡量一个地区吸收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重要性的主要指标之一。如表1所示，浙江省累计利用外资占当年GDP的比重正逐年提高，2011年浙江省累计FDI金额占实际GDP（以1994年为基期）比重已达到34.15%，与全国水平相比已从当初不足一半转变成超越。

表1、外商直接投资在浙江省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浙江统计年鉴2012》、《中国统计年鉴2011》、《国家外汇管理局年报（2011）》，由笔者整理、计算。注：表中浙江省实际FDI金额为80年以来累计额（79年金额很小），全国为79年以来累计额；浙江GDP数据为按可比价计算，基期为1994年，已换算为美元，全国数据相同；“——”表示没有获得统计数据。

对FDI和GDP作一元回归直线方程模型Y=a+b*X做相关性讨论，其中Y代表GDP,其均值为；X代表FDI，其均值为,各期值为Yi,Xi。则根据表1中数据

可得：

由回归方程Y=a+b*X得：GDP=299.9161+2.5682FDI

其中相关系数R=0.9985[① R的计算公式为]①

相关系数R是用来检验选用样本之间的相关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其绝对值介于0和1之间，R越接近于1，表明选用样本之间相关性就越强，R>0为正相关，R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资本积累的实证分析

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之一。这一原则在哈罗德——多马的增长理论和索罗关于经济增长因素的实证研究中都得到了证实，不仅如此，近年来有关研究还表明，资本与其他增长要素——如技术和人力资源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所以资本的增长往往意味着经济的增长。如表2所示，近20年来，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约在6-10%之间，直接增加了资本积累，2003年后，比重高于全国水平；从对国内投资的影响来看，除2001-2005年，浙江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和全国一样都是呈逐年下降趋势，对国内投资呈挤入效应，间接增加浙江资本积累。

表2、1994-2011年浙江省实际利用外资金额

数据来源:《浙江统计年鉴2012》、《中国统计年鉴2011》，《国家外汇管理局年报（2011）》由笔者整理、计算。注： “——”表示没有获得统计数据。

（三）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外贸的实证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出口贸易的带动作用,主要表现在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值在浙江省总出口值中的高占比和对浙江总出口贸易的贡献率及拉动作用上。

1.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值占全省总出口值的比重较高。如表3所示，1994-2011年，FDI企业每年出口值占总出口值20-40%，是浙江外贸出口的重要来源，并且1994-2006年占比基本呈不断上升趋势，但2006年之后，受国际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FDI企业的出口占比不断减少。

2.外商投资企业对浙江外贸出口的贡献率和拉动度均为正。如表3所示， 1999-2007年FDI企业对浙江外贸出口贡献率都在30%以上，近年有所下降，是浙江外贸出口增长的重要动力源，但贡献率每年波动较大；除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期间，FDI企业对浙江外贸出口拉动度均保持在10%左右，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外贸出口总量的增长有显著贡献。

表3、1994-2011年FDI企业出口量对浙江省总出口量的绩效分析

数据来源：《浙江统计年鉴》（1994--2012），由笔者整理、计算。注：相关的计算公式是（1）FDI企业出口对外贸出口贡献率=（FDI企业当年出口值-FDI企业上年出口值）/（全省当年总出口值-全省上年总出口值）*100%；（2）FDI企业拉动整个外贸出口增长率（拉动度）=FDI企业出口对全省外贸出口的贡献率*全省外贸出口的增长率。

（四）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的实证分析

1.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三次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效应。经研究表明，投资额和产出额成正相关性，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投资额越大产出额越大；如图1所示，FDI投资于浙江第二产业的比重不断减少，投资于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增加，投资于第一产业的比重基本上在1%以下，这有利于促进浙江三次产业结构的升级。从FDI对浙江三次产业产出值影响的实证角度出发，潘益兴[]利用1985-2008年浙江省利用外资的相关数据得出的FDI每增加1%，三次产业GDP增加的百分比比例，与FDI在浙江三次产业结构中的分布趋同；徐晓虹[]利用1983-2004年数据实证得出FDI对浙江第三产业增长的促进作用远大于第二产业；说明FDI确实促进了浙江的产业结构升级。

2.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浙江技术进步。根据产业前向一体化和后向一体化的理论，大型跨国公司的入住往往会带动周边地区产业的配套升级；大型跨国公司及其研发中心（R&D）的入住，将更有助于当地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据统计，截至2011年底，已有143家世界500强企业来浙江投资兴办了415家外资企业，有107家跨国公司在浙江设立了研发中心，这些机构促进了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外溢和技术外溢，促进了浙江的技术进步。但2001年以后，外商的独资化倾向严重，以独资方式利用外资额每年都保持在实际利用外资总数的50%以上，且呈不断扩大趋势；2011年，浙江省以外商独资形式实际利用外资846474万美元，占总数的72.56%。外商独资既不利于先进管理、技术的引进和吸收，也不利于对其进行控制和监管，甚至有损我国利益。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上文论述可知，外商直接投资总体上对浙江的经济发展呈正效应，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浙江经济增长，增加了浙江资本积累，扩大了浙江外贸出口，加快了浙江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对浙江的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下降，对外贸贡献减弱、不稳定，独资化倾向等问题。为更好的利用外资，发挥外资对浙江经济发展的更大作用，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供各位读者参考。

（一）创造条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1.要改善和优化投资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相关立法，制定优惠政策，加大对外资开放领域，引进专业技术人才，加强创新能力，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为吸引外资创造好的软硬件环境。

2.加强资本重组服务和引导。促进外资与国有企业的资本合作，参与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实现共同发展。引导外资参股民营企业，利用浙江块状经济和外资本身优势，对当地产业进行整合，完善产业链，并尽快融入国际产业分工。

（二）引导外资重点投向第三产业

大力引导外资投向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业，为浙江制造和浙江生活质量的改善服务。要结合浙江宁波-舟山港、萧山国际机场、义乌小商品城等基础设施优势，引导外资投向现代物流服务；利用浙江大学及浙江的人力资本优势，引导外资投向产品研发设计、专业技术咨询服务、高新技术等领域；利用浙江发达的专业市场优势，引导外资投向会展服务业；或者投向教育文化服务、房地产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环境服务、健康服务等第三产业。

（三）利用外资提升产业结构

重点引进管理和技术水平先进的大型跨国公司及其研发中心，利用管理外溢和技术外溢效应，提升浙江的企业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并引导各类外资投向第三产业，促进浙江产业结构升级；通过大型外资企业对浙江各生产要素的兼并重组，充分利用其现有的产业链条，进入国际产业链，扩大外贸出口，并提升浙江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层次水平，从而提升浙江产业结构水平。

参考文献:

[1]徐晓虹.外商直接投资与浙江产业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37(4).

[2]裴长洪,杨志远.实现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新跨越.国际贸易.2011.(9).

[3]庞听，戴瑞娇.FDI对浙江出口总量影响实证分析.合作经济与科技.2010.（3）下.

[4]章琳云.外商直接投资与浙江经济的实证分析.统计科学与实践.2010.(03).

[5] [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中译本.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6]潘益兴.FDI对浙江省三次产业发展的实证研究.中国商贸.2010.(08).

[7]章琳云.外商直接投资与浙江经济的实证分析.统计科学与实践.2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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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影响了统计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削弱了外汇管理的效力通过违规渠道开展的境外投资资金流动一般比较隐蔽，很难对其流量和存量进行估计，特别是随着个人境外投资活动的日益增多，个人财富的不断累积，这部分资金的规模越来越大，其对国际收支平衡可能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但该部分数据又游离于统计监测之外，加大了外汇管理的难度。2.给投资者自身带来很大的风险一方面，采用违规渠道汇出的投资资金在后续处理，如利润汇回、增资、减资等方面也都只能通过违规渠道进行，不利于资金安全和项目的长远发展。据抚州、新余和鹰潭等地的个案调查反映，一些个人境外投资者因为没有相关的收入、缴税等合法证明，其在境外投资中获得的收益进入国内后很难按正常途径汇兑存取。另一方面，投资者由于缺乏合法身份，其境外权益受到侵犯时很难受到国内法律的保护和支持，使其在法律纠纷中处于被动地位。

二、放松个人境外投资外汇管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必要性分析1.有利于规范个人境外投资行为，提高外汇管理政策有效性长期以来，我国境外投资管理体制对境内个人的境外投资活动一直未予政策认可，但实际上境内个人在境外从事各类投资的行为却一直存在。制度的缺失导致一些确有投资需求和投资能力的境内个人，一方面通过外汇黑市、地下钱庄等方式转移资金或以经常项目交易的名义办理资金汇兑，非法外汇交易扰乱了外汇市场秩序；另一方面，绕开政策障碍迂回操作，通过多人分拆购汇聚集资金后带出境外投资，造成申报用途与实际用途不符，从而直接影响到外汇管理政策的有效性和严肃性。放开个人境外投资，建立健全相关政策，不仅可为个人境外投资者提供便捷的资金流动渠道，提高外汇监管效率，而且可以实现个人境外投资的合法化，保护个人境外投资的合法权益。2.开展个人境外投资，能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省内外近些年个人境外投资的成功经验表明，境内个人境外投资加工制造产业和农、林、牧、渔等产业，能带动省内要素输出和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像浙商海外种田，不仅带动五、六十万剩余劳力在全球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从事农、林、牧、渔等开发，而且其所涉及的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种子等大都来自本省和国内。江西作为农业大省，浙商海外种田对江西有一定借鉴意义。江西个人境外投资放开后，其个人在境外投资中所涉及的农林牧渔业及相关产业所需的农业机械、设备、农药及种子（种畜、种苗）等若绝大部分由省内购进，那必定会带动省内相关产业的发展。当然，在个人境外投资刚放开时，这种效果也许不大明显，但一旦形成规模，其对相关产业的带动将会愈加明显。

（二）可行性分析1.目前江西省已进入全面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阶段根据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邓宁的“经济发展四段论”，一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00~4750美元之间的阶段时，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加；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5000美元的时候，“对外直接投资占经济总量的规模和比重增大，成为经济总体实力的重要力量”。为印证其效果，我们特选取商务部网站登载的2008~2013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对外直接投资排名中有关江西与中部另外五省的资料进行整理作一比较，如下表。表12008~2013年我国中部六省对外直接投资比较从表1可以看出，2008~2012年江西人均GDP（美元）处于邓宁“经济发展四段论”的第三阶段。2008~2009年，当江西人均GDP处于第三阶段初期时（2000~2500美元），江西对外直接投资在全国的排名处于26~27位，在中部6省的排名处连续两年的末位；2010~2012年，当江西人均GDP上升至3000~4000美元区间时，江西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在总量上有大幅提升，而且在全国的排名已上升到19~22位，在中部6省的排名则超过了山西和河南2省。由此可见，邓宁“经济发展四段论”对江西省而言，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和效率性。2013年江西人均GDP已达到5176.96美元（按当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计），也就是说全省已进入“经济发展四段论”的第四阶段。这一阶段既是江西对外直接投资进入全面快速发展期，也是全省放开个人境外投资的最好时机。因此，在这一最佳节点上同时放开江西省境内个人境外投资，必然如虎添翼，对全省经济的快速发展起有力的促进作用。2.江西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孕育出的富裕群体是开展个人境外投资的中坚力量近几年，江西经济取得了快速持续增长的好势头，在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进一步改善的同时，也孕育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富裕群体。一是亿万富豪。据《江南都市报》2014年4月2日刊登的《2014年江西创富榜》显示，江南都市报财富工作室以5亿元为起点，共筛选出亿万富豪100位，总财富为1750亿元，平均财富为17.5亿元。从其分布来看，房地产占28%，股权投资或主营业务为投资的占16%，主营业务超10%的还有矿产业及医药（医疗器械）等。此外，据胡润的2013年《中国财富报告》，江西共有亿万富豪840人，在全国所占比重为1.3%，列全国各省市区排名第18位。二是千万富豪。据胡润研究院和群邑智库联合的《中国财富报告》，2009年，江西共有千万富豪7800人，至2013年底，江西共拥有千万富豪9800人，在全国所占比重为0.93%,在全国各省市排名列第20位。《中国财富报告》还指出，在中国千万富豪中，一般企业主所占比例为50%，职业股民占比为15%,炒房者占比为15%，金领（指在大型企业集团、跨国公司领取年薪的高层人士）约占20%。三是注册资本为500万以上的私营企业主。截至2013年底，江西省私营企业注册资本500万以上的达4.04万户，其中，1000万以上至1亿元（不包括1亿）的有19969户，亿元以上的有717户。我们认为，上述富裕群体将是江西省开展境外投资的中坚力量。首先是制造业。在各类富裕群体中，制造业的占比最大。但是，江西近些年经济增速逐年放缓，也与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制造业中过剩产能的增多不无关系。因而，此时如果放开个人境外投资，制造业的富裕群体出于分散风险、寻找海外资源、促进出口、扩大市场或开辟销售网点等不同目的，直接进行个人境外投资的可能性加大。其次是房地产业。2014年上半年，江西房地产与全国多数省市一样开始转冷，究其原因，既有宏观调控的原因，也有商品房源积压过多以及房价已处于高位的因素。相比之下，美国及欧洲许多国家却因受困于经济增长的乏力，房地产市场相对而言更具有投资价值。因此，放开境内个人境外投资后，不仅房地产行业中的亿万富豪、千万富豪会有不少投资境外的房地产业，甚至一些中产阶层人士出于种种目的也会考虑境外购房。第三，证券市场。近几年，我国股市长时间处于低迷状态，截至去年5月，上海市场A股的平均市盈率只有9.8倍，这一估值水平比2008年10月末金融风暴肆虐时还低30%。我国股市长时间萎靡不振，导致上市公司的股价大大缩水，从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江西创富榜上亿万富豪的人均财富也大为减少。2011年江西创富榜的63位亿万富豪，平均财富为24.8亿元，但至2013年江西创富榜上的80位亿万富豪，平均财富只有15.84亿元，人均财富缩水8.97亿元，缩水幅度达36.15%。而欧美和中国香港等股市较为成熟，投资环境相对稳定。因此，个人境外投资放开后，不少长期涉足国内资本市场的亿万富豪、千万富豪以及其他一些具有一定投资实力的职业股民，一方面仍然会继续涉猎国内资本市场寻找机会，另一方面，也有相当一部分还会参与境外证券投资。3.国际金融危机为境内个人境外投资欧美市场提供了外部条件由于次贷危机以及欧债危机的发生，近几年欧美国家经济发展缓慢，为刺激经济增长，不少国家纷纷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像英国、法国等国家都先后出台了不少针对外国投资者给予的优惠政策。美国目前虽然只承诺对外国投资和投资者给予全面的国民待遇，并强调对外投资的高水平保护，但在一些偏远的州，地方政府也承诺提供一切可能的税收和土地优惠等。上述优惠政策的出台，都为境内个人境外投资欧美市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三、对策建议

（一）放宽个人境外投资外汇管理1.总体原则：循序渐进，风险可控。从总体上说，个人境外投资应按照风险程度的高低逐步开放。在顺序上应先放开与实物投资相关的的境外直接投资、境外放款等业务，后放开证券投资、境外购房等业务；先放开个人长期资本交易，后放开个人短期资本交易。在对外投资区域选择上，也可以考虑先放开对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及亚洲周边国家的投资，再放开对欧美等投资环境较为成熟国家的投资，最后再全部放开。对于先放开的项目，应加强政策评估，待时机条件成熟再放开下一项目。2.以登记制度为核心，实行限额管理。（1）实行事前登记制度。个人境外投资者应在开展境外投资前到外汇局进行登记，并符合一定的资格条件，如主体资格、行业性质等。由于不少投资者常年身处境外，因此对于境外投资事项的变更及年检等信息，可以考虑允许投资者通过网上应用平台进行申报。（2）实行限额管理。一方面适度提高部分原有的个人结售汇限额，可以考虑将个人结汇和境内个人购汇年度总额提高至每人每年等值10万美元；另一方面，可以考虑根据个人境外投资者的资产状况设定一定的投资限额，在投资限额内的购付汇可以自行在银行办理，并且不包括在个人结售汇限额内，超过限额的可以凭相关的证明材料到外汇局审批。3.对已经存在的个人境外投资实行“补登记”制度。从实践看，虽然个人境外投资政策没有放开，但已有一部分人通过地下钱庄、分拆结售汇等违规方式进行了境外投资。这部分境外投资由于缺乏合法手续，在境外会面临较高的法律风险,资金安全难以保障。同时，这部分投资数据不明，也给国际收支统计平衡带来不确定性。因此，可以考虑设计“补登记”手续。对于已通过违规途径汇出资金，但确有真实投资背景，且符合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投资行为予以“补登记”，从而改变原来投资者的“灰色身份”为合法身份，使之受到国内、国外相关法律保护，为其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4.逐步放宽个人境外证券投资。一方面，通过合理扩大投资范围，加大产品研发力度，适当降低QDII准入门槛等措施进一步完善QDII制度。另一方面，以沪港通为契机，摸索进一步放宽个人境外证券投资的管理经验。2014年11月10日，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联合公告，批准上交所、联交所、中国结算、香港结算开展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简称“沪港通”）。“沪港通”政策的实施，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投资机会和更大的投资自主性。通过“沪港通”的运行，监管层可以加强政策评估，摸索和总结相关监管经验，为将来推出“沪伦敦通”、“沪纽约通”等后序机制，进一步放宽个人境外证券投资管理打下基础。

（二）构建本外币一体化的个人征信体系完善的个人征信体系，不仅有利于对投资主体实施分类管理，而且能为个人获取金融机构贷款支持提供更多的保障。目前，人民银行的个人征信系统包括个人基本信息、信贷交易信息及反映个人信用状况的公共信息，后者包括法院判决、行政奖励及处罚信息等，但没有外汇违规信息。而外汇局的一些违规信息，例如，外汇管理检查部门定期的外汇违法（负面）信息，经常项目管理部门将货物贸易企业分为ABC三类，并定期向金融机构公布的企业分类情况等信息都只能在小范围内使用，作用有限。因此可以考虑将外汇违规信息纳入征信系统。一方面，由于外汇违规信息来自外汇局，其数据来源的可持续性和数据质量都可以得到保障，另一方面，可以借此形成统一的信用评价体系，为强化本外币统一监管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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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境外投资 所有权优势 功能

Abstract ：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overseas investment of our enterprise， and points out the shortcomings， and proposes th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to improve.

前言

投资是各种行为主体为实现特定的目的和获得预期的效益，而把其所拥有的财产或资产作为资本运用并形成相应资产的经济社会活动。就经济方面而言，投资是各种经济主体为实现特定的目的和获得预期的效益，而把其所拥有的财产或资产作为资本运用并形成相应资产的经济活动。在上述投资定义中，行为主体或经济主体亦即投资主体，泛指多样化的投资者，既包括政府、企业和个人，也包括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投资基金以及各种公共基金、财团法人、社团法人、事业法人、非政府机构，等等。

1.我国境外投资企业的所有权优势

1.1核心的技术

在我国境外投资的企业中，主要有两方面的优势，其一，自主的核心技术的优势和衍生核心技术的优势。前者就是指完全由我国进行独立的研制和开发，例如：航天发射、纳米、生物技术、超导等高科技领域都在接近、甚至是超过了其他的发达的国家。而后者主要就是指能够达到或是超过发达国家的技术成果。在不断学习新的秘诀的过程中，不仅仅完全掌握了先进的技术，并且改进了引进的技术，开发出一套升级的技术成果，如我国的小屏幕彩电显像技术、冰箱压缩机技术等就属于这种情况。拥有核心技术的最大优势就是能够向落后的国家进行直接的投资，也是能够向发达的国家进行个别领域进行投资的最大优势。

1.2对于技术的优势

所谓先进技术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一个国家是普及性技术甚至是被淘汰的技术，在另外一个国家就可能是绝对先进的技术或比较先进的技术。我国的企业一般都是通过向外投资，向更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转让一些对于他们较先进且很适用的技术本领，可以做到与东道国社会经济基础以及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相匹配。

1.3综合的优势

我国企业向境外投资无论是在资本上、技术上、人力资源和管理经验方面，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较，都是很难抗衡的。但是与那些经济发展落后的发展中的国家相比较还是比较先进的。这就具有了一定的优势，而这种综合的优势就对我国在发展中国家从事直接投资活动的地区布局、产业布局、技术布局等具有重大影响。

1.4低成本的优势

我国在资金投入的方面还没进入过剩的阶段，所以我国对外的直接投资的资金也是比较低的，但是与某些产业相比较，企业也会出现资金过剩的现象，而且资金的市场也是需要向买方的市场进行转变。由于我国的劳动力水平比较低，并且价位也比较低廉，导致了很多的机械设备无法拥有，在技术方面拥有的半熟练水平的工人很多，工程技术人员也很多，并且价格也是最低的，这也是我国企业在从事国际承包中最重要的优势。

2.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功能定位

我国企业从事境外投资的基本战略方针就是充分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其主要的目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2.1能够充分发挥我国企业独特优势

我国企业从事境外投资的基本动因就是利润的最大化。对于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与我国企业所有权势的配合度也是比较高的。投资的核心技术和品牌的优势就是可以使我国企业通过境外的投资获得一定的垄断地位，而利用我国综合要素优势和适用技术优势在落后发展中国家和一般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可以充分发挥我国拥有大量中等成熟技术和成熟生产线的优势，达到回避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转移过剩生产能力、延长产品生命周期、实现规模经济经营、长久占领国外市场等目的。

2.2供应的类型是稳定战略资源的供应

在以后发展的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的的制造产业无论是在创造财富还是在提高生产率方面，都需要进一步的提高和发展。但是我国属于一个人均资源比较匮乏的国家，一些重要产品的资源消耗使得整个国家的资源负荷比较重。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来取得国外重要的资源开采的权利和资源销售的权利。这样不仅仅能够突破制造业在国内资源的限制问题，还能够使得境外投资的企业获得更多的战略物资的资源进口的垄断，能够有效的实现社会效益和企业效益的稳定发展。

3.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的三大约束策略

根据有关部门的可靠性的调查，世界各国利用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比例是1：1.1，发展中国家是1：0.13，而我国仅为1：0.05。对相关政策法律的欠缺和社会服务体系的欠缺还有就是微观主体的缺欠就是我国境外投资发展滞后的最根本的原因。因此三个问题对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约束是务必要消除的。

3.1要迅速的制定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的总体计划

这个总体计划的规定，就能够准确的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些基本的进程，能够深刻的体会到国际资本不断变化的现状和基本的趋势，能够明确的指出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要提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近期、中期和远期目标；要明确规定鼓励、限制和禁止境外投资的产业及地区，可以对我国境外投资的系统推进战略投资提出可信的意见。国家和地区在制定经济发展计划的过程中，也要将对外直接的投资的问题，列到考虑的范围中来。

3.2完善境外投资政策法律体系

首先就是应该不断完善相关法律，例如《公司法》，在该法中需要确定我国企业在境外投资的法律地位和投资地位。最好制订出一套《企业境外投资法》和《企业境外投资和劳物输出实施细则》，要能够明确的指出境外投资企业的根本责任、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要对规范境外投资企业的“门槛”进行严格的要求，对报批部门、审核程序等具体事项要认真办理；尽快与更多的东道国签订避免双重征税的投资协议，要维护我国境外投资企业的中国人民的合法权益，基本利益、人身安全、最惠国待遇、资本安全、国有化与补偿。

结语

金融危机给全球各产业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验证了一个道理——“优胜劣汰”，但是同时也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商机，给中国国内的企业走出去的机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新的背景下，我国的企业对外投资有了新的特点，这也有了更高的要求，我国企业境外投资有更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1] 肖黎明.中国境外投资与国家经济利益 [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7.

[2] 凌曦.境外投资者资本所得退出机制研究 [J]. 《金融纵横》， 2010年第10期.

[3] 境外投资分回利润的税收饶让问题 [J].《财会学习》，2010年第19期.

[4] 国家计委“十五”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规划 [J].《造纸信息》，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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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走出去;政策约束;对策

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7-4392(2009)09-0016-03

自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顺应经济全球化浪潮,正式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国家相关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在实践中尚还存在着很多政策不配套、政策的实施与政策初衷相背离的问题。

一、我国现行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策障碍

(一)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政出多门

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制中,多头审批管理一直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目前仍有众多的部门参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工作。按照国务院所属职能部门的“三定”方案,商务部在对外投资方面的主要职责是:拟定境外投资的管理办法和具体政策,依法核准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开办企业(金融企业除外)并实施监督管理,起草对外投资等对外经济合作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并依法进行管理和监督;核准国内企业对外投资设立企业经营资格;负责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工作。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在对外投资方面的主要职责是:研究提出对外投资战略、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的目标和政策;安排国家拨款的境外资源开发类和大额用汇投资项目。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资委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协助管理部门,负责与对外投资有关的外汇汇出入、资金投放、境外国有资产管理等事务。各地方政府和有关部委为其境外企业主办单位的政府主管部门,并根据本地区、本行业的综合优势和特点,确定本地区本行业的重点投资方向和领域。同时,商务部授权其驻外使领馆商务处对中方在其所在国开办的各类企业进行一线监督管理。从各自职能上看似乎划分得很清楚,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可能界限不清,容易造成矛盾。

(二)对外投资行政审批制度过于繁琐

由于目前我国对外投资管理涉及多个部门,企业一个对外投资项目要经过多个部门审核,审批环节过多,且个别环节存在重复审核和审核标准不一致的现象。目前商务部门对境外投资项目无论投资金额大小均需逐级报省一级商务部门审批,其中1亿美元以上须报商务部审批。如一个县辖1亿美元以下的境外投资项目,从立项到批准需经县、市、省三级商务部门。不仅审批时间长,而且增大了企业成本,影响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性。这些繁琐的审核手续,使审批时间过长,贻误了企业对外投资的时机。

(三)对外投资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

我国对外投资立法严重滞后于海外投资实践的发展。我国的第一项对外直接投资始于1979年,但直到1985年才有了第一个规范对外投资的法规。迄今为止,我国还尚未出台一部系统的、既符合国际规范又符合我国国情的《海外投资法》,尚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对外投资的法律体系。现行的有些法规不仅颁布时间较早,而且门类残缺不全,难以适应当前企业对外投资的需要。同时,由于目前我国对外投资仍处于多头管理状态,各项法规分别由众多管理部门制定。这些产生于各部门管理权限和目的之下的政策法规难免有不衔接甚至相互抵触之处,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外投资混乱无序的状态。如在商务部于2004年10月1日《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之后的一周之内,国家发改委紧接着于2004年10月9日亦了《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两者均将境外投资由审批制改为核准制。尽管依照规定,上述两个部门在境外投资的核准过程中各有分工――即通常所说的“商务部审核企业、发改委审核项目”,但由此导致了企业需要分别向两个部门申报两份繁简不同的文件。这样就可能导致出现一个部门核准,而另一个部门否决的现象,会降低企业效率。

(四)对外投资外汇管理过于严格

近年来,为了适应我国境内投资者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的需要,外汇管理局逐步放宽了对境外投资的外汇管理:取消了境外投资风险审查制度和汇回利润保证金制度;允许境外企业产生的利润用于境外企业的增资或者在境外再投资;取消了境外投资购汇额度的限制,允许购汇或使用国内外汇贷款用于境外投资等。但是,我国企业境外投资仍面临一些外汇资金上的限制,主要包括:个体、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境外投资受到歧视,影响我国境外投资规模的扩大;人民币尚不能用于境外投资,不利于企业在周边国家进行投资;境外投资企业难以从国内融入资金,不利于生产经营的顺利开展等等。

(五)对外投资保险制度不完善

对外投资保险制度是资本输出国为保护鼓励对外投资而向本国私人对外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提供的法律保障制度。据此制度,投资者向本国投资保险机构申请保险后若遭受承保范围内的风险致使投资者损失的,由保险机构补偿其损失并取得代位求偿权,然后该保险机构可依据与东道国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向东道国索赔。目前,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作为政策性保险公司为企业开展对外投资活动提供政治风险保障。然而,从其目前提供的服务来看,主要还是侧重于与出口业务有关的保险。公司成立以来至今承保的对外投资政治风险业务仍相当有限。我国对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缺位加重了对外企业应对风险的成本。

(六)对外投资金融政策的支持力度较小

目前在金融政策方面,根据国家对外投资发展规划,对于能弥补国内资源相对不足的境外资源开发类项目和能利用国际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专业人才的境外研发中心项目等四类项目,中国进出口银行在每年的出口信贷计划中,安排一定规模的信贷资金予以支持。该境外投资专项贷款享有中国进出口银行出口信贷优惠利率。对于那些对国家利益具有重大影响但企业自身资金实力尚无法完成的对外投资项目,中国政府的对外投资专项贷款将发挥巨大的作用,然而,由于受到出口信贷规模的限制,对外投资专项贷款规模有限,而且申请使用对外投资专项贷款的项目,需按《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的规定获得核准,并由中国进出口银行遵循独立审贷的原则对项目贷款的条件进行审查,审批手续繁琐,耗时长,获取成本高。

(七)境外投资财税政策的支持方式单一

我国财税政策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对企业从事境外投资时发生的前期费用予以直接补助,从境内银行取得的用于项目建设及运营的一年以上的中长期贷款予以财政贴息;对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予以资金支持;纳税人在与中国缔结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国家所纳税收予以抵免,对承担援外项目的企业实行税收饶让,在境外遇到不可抗力风险而造成损失的企业对其境外所得给于一年减征或免征的照顾等。然而,目前我国的财税支持政策只是零星的散布于某些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中,尚未形成体系,也没有体现出在对外投资的产业、地区以及投资方式上的政策导向,与其他的对外投资政策缺乏衔接和协调。另外,优惠方式单一,这特别体现在我国的税收政策中。目前我国的税收政策主要侧重于税收抵免等直接鼓励措施,对于加速折旧、延期纳税、设立亏损准备金等间接鼓励措施却很少涉及。这种政策虽然透明度高,但对于投资大、见效慢的项目刺激效果有限。即使在直接鼓励措施中也只有对直接抵免的规定,没有涉及到国际通行的间接抵免的操作方法,随着我国投资方式日趋多样化,这必然会造成对外企业在税收交纳和抵免时出现无章可循的局面。

二、完善我国对外投资政策体系的对策建议

(一)设立统一独立的境外投资管理机构

鉴于对外投资对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我国还应当尽快设立一个统一独立的境外投资管理机构如“国家海外投资委员会”,负责拟订国家对外投资战略,在宏观层面上统一领导、管理、协调对外投资活动。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包括:制定我国有关对外投资的战略、方针、政策,结合我国产业政策,在分析企业优势和国际市场区位优势的基础上,对海外投资的产业和地区进行协调指导;依法核准国内企业的对外投资活动并实施监督管理,协调国家外汇管理局、财政部、人民银行等的管理活动,并领导协调我国银行、驻外使领馆对海外投资进行监督;发挥服务功能,为海外投资和海外企业提供各方面的信息咨询和技术援助。

(二)切实提高行政审批效率

对私营企业的对外投资,只要不属于我国限制投资的敏感领域,应逐步过渡为登记备案制;对于国有企业则应结合项目金额,限额以下的项目为自动许可,限额以上的由海外投资委员会进行核准。对于需核准的项目,国家应进一步简化审批程序,减少审批内容,提高审批效率;并将审批内容、程序、标准等对外公布,接受社会和企业的监督。

(三)健全对外投资的保障制度

一是构建立法体系,完善保险制度,健全对外投资的单边保障制度。在总体法律框架方面,我国首先应制定一部符合国际惯例和我国国情的《海外投资法》作为调整境外投资的基本法。该法律应对我国的投资目标、投资主体、投资形式、审批程序、资金融通、企业管理等方面做出原则性规定。在此基础上,根据海外投资实践,及时补充境外投资法的实施细则及其他的单项法规,如《境外投资企业所得税法》、《对外投资保险法》等,彻底改变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局面。明确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作为国家政策性保险机构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风险保障服务的职责。建议政府加大政策性风险基金投入,以便于中国信保能够扩大承保范围和保险金额;同时加大宣传力度,并在审批环节中对投资于未建交国家和高风险国家的企业实行强制投保,以便对海外投资提供更充分的保护。二是加强国际政策协调,完善对外投资的双边、多边保障体。进一步加强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商签、修订和履行的工作。特别是加强与我国尚未签订这两类协定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作。对已签订的协定增加对我国海外投资企业加强保护的内容,如要求我国企业与东道国企业享有同等待遇,赔偿因战争、、暴乱等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保障资本金和利润的自由汇出等。另一方面,加大宣传、普及力度,促使我国海外投资企业利用《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提供的相应支持,并利用《多边投资争端解决公约》维护自身的利益。

(四)建立对外投资的支持和服务体系

在金融支持政策方面,政府首先应加大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本金,使之能相应扩展优惠贷款和贷款贴息的规模和范围。例如,我国的优惠贷款不应只局限于境外资源开发项目等四类项目,对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有带动作用的服务业投资,有利于转移我国过剩生产能力的生产加工项目,能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和人力资源的高新技术企业等都应成为资助的对象。其次,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放宽贷款担保限制,如允许金融机构的境外分行向我国的境外企业发放贷款,并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发行债券。最后,重视发挥商业银行的作用。对于大型项目,由国家出面促成银团贷款,并通过向商业银行的海外贷款项目提供完善的保险制度,解除其后顾之忧,充分调动银行参与走出去项目融资的积极性。在财税政策支持方面,国家应该尽快设立海外投资发展基金、中小企业海外产业投资基金、对国家利益有重大意义的产业投资基金等,建立与完善我国的基金支持体系。这些基金可以由财政部、地方政府、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海外投资企业共同出资组成,根据企业申请,通过一定审核标准,向海外投资提供风险贷款。同时,以产业政策为引导,凭借多种支持手段,扩大税收政策的支持力度。例如,对于国家重点鼓励的投资行业和项目给予一定年限的所得税减免;对作为实物投资的出境物资和通过境外投资带动的机器设备、中间产品的出口给予全额退税;并完善目前的税收抵免制度,补充间接抵免的具体操作方法,并将加速折旧、延期纳税、设立亏损准备金等间接鼓励措施引进我国的税法当中。另外,在避免境外投资双重征税的基础上,借鉴国际经营,试点实施境外投资加速折旧、延期纳税、减免降低企业及境外员工的所得税、关税、增值税等优惠性支持政策,允许企业提留总投资额的20%左右作为亏损准备金,对资源能源境外勘探开发类投资给予技术援助和资金补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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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是各种行为主体为实现特定的目的和获得预期的效益，而把其所拥有的财产或资产作为资本运用并形成相应资产的经济社会活动。就经济方面而言，投资是各种经济主体为实现特定的目的和获得预期的效益，而把其所拥有的财产或资产作为资本运用并形成相应资产的经济活动。在上述投资定义中，行为主体或经济主体亦即投资主体，泛指多样化的投资者，既包括政府、企业和个人，也包括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投资基金以及各种公共基金、财团法人、社团法人、事业法人、非政府机构，等等。

1.我国境外投资企业的所有权优势

1.1核心的技术

在我国境外投资的企业中，主要有两方面的优势，其一，自主的核心技术的优势和衍生核心技术的优势。前者就是指完全由我国进行独立的研制和开发，例如：航天发射、纳米、生物技术、超导等高科技领域都在接近、甚至是超过了其他的发达的国家。而后者主要就是指能够达到或是超过发达国家的技术成果。在不断学习新的秘诀的过程中，不仅仅完全掌握了先进的技术，并且改进了引进的技术，开发出一套升级的技术成果，如我国的小屏幕彩电显像技术、冰箱压缩机技术等就属于这种情况。拥有核心技术的最大优势就是能够向落后的国家进行直接的投资，也是能够向发达的国家进行个别领域进行投资的最大优势。

1.2对于技术的优势

所谓先进技术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一个国家是普及性技术甚至是被淘汰的技术，在另外一个国家就可能是绝对先进的技术或比较先进的技术。我国的企业一般都是通过向外投资，向更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转让一些对于他们较先进且很适用的技术本领，可以做到与东道国社会经济基础以及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相匹配。

1.3综合的优势

我国企业向境外投资无论是在资本上、技术上、人力资源和管理经验方面，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较，都是很难抗衡的。但是与那些经济发展落后的发展中的国家相比较还是比较先进的。这就具有了一定的优势，而这种综合的优势就对我国在发展中国家从事直接投资活动的地区布局、产业布局、技术布局等具有重大影响。

1.4低成本的优势

我国在资金投入的方面还没进入过剩的阶段，所以我国对外的直接投资的资金也是比较低的，但是与某些产业相比较，企业也会出现资金过剩的现象，而且资金的市场也是需要向买方的市场进行转变。由于我国的劳动力水平比较低，并且价位也比较低廉，导致了很多的机械设备无法拥有，在技术方面拥有的半熟练水平的工人很多，工程技术人员也很多，并且价格也是最低的，这也是我国企业在从事国际承包中最重要的优势。

2.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功能定位

我国企业从事境外投资的基本战略方针就是充分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其主要的目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2.1能够充分发挥我国企业独特优势

我国企业从事境外投资的基本动因就是利润的最大化。对于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与我国企业所有权势的配合度也是比较高的。投资的核心技术和品牌的优势就是可以使我国企业通过境外的投资获得一定的垄断地位，而利用我国综合要素优势和适用技术优势在落后发展中国家和一般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可以充分发挥我国拥有大量中等成熟技术和成熟生产线的优势，达到回避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转移过剩生产能力、延长产品生命周期、实现规模经济经营、长久占领国外市场等目的。

2.2供应的类型是稳定战略资源的供应

在以后发展的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的的制造产业无论是在创造财富还是在提高生产率方面，都需要进一步的提高和发展。但是我国属于一个人均资源比较匮乏的国家，一些重要产品的资源消耗使得整个国家的资源负荷比较重。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来取得国外重要的资源开采的权利和资源销售的权利。这样不仅仅能够突破制造业在国内资源的限制问题，还能够使得境外投资的企业获得更多的战略物资的资源进口的垄断，能够有效的实现社会效益和企业效益的稳定发展。

3.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的三大约束策略

根据有关部门的可靠性的调查，世界各国利用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比例是1：1.1，发展中国家是1：0.13，而我国仅为1：0.05。对相关政策法律的欠缺和社会服务体系的欠缺还有就是微观主体的缺欠就是我国境外投资发展滞后的最根本的原因。因此三个问题对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约束是务必要消除的。

3.1要迅速的制定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的总体计划

这个总体计划的规定，就能够准确的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些基本的进程，能够深刻的体会到国际资本不断变化的现状和基本的趋势，能够明确的指出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要提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近期、中期和远期目标；要明确规定鼓励、限制和禁止境外投资的产业及地区，可以对我国境外投资的系统推进战略投资提出可信的意见。国家和地区在制定经济发展计划的过程中，也要将对外直接的投资的问题，列到考虑的范围中来。

3.2完善境外投资政策法律体系

首先就是应该不断完善相关法律，例如《公司法》，在该法中需要确定我国企业在境外投资的法律地位和投资地位。最好制订出一套《企业境外投资法》和《企业境外投资和劳物输出实施细则》，要能够明确的指出境外投资企业的根本责任、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要对规范境外投资企业的“门槛”进行严格的要求，对报批部门、审核程序等具体事项要认真办理；尽快与更多的东道国签订避免双重征税的投资协议，要维护我国境外投资企业的中国人民的合法权益，基本利益、人身安全、最惠国待遇、资本安全、国有化与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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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点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投资

制造业是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的首要行业。这个行业门类众多，辐射面广，对经济发展关系重大，并且拥有很大的市场需求量，因而受到国际投资者的高度重视。对于我国而言，将制造业列为境外投资重点行业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首先，我国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制造业生产规模已很可观，其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显著提高，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其次，我国制造业拥有大量成熟的、标准化的适用技术，符合发展中国家小规模、低成本的生产需要，将其用于境外投资不仅容易找到立足点，而且能带动本国技术设备、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出口，充分发挥我国在技术方面的相对优势，获得比较经济利益；再次，目前国际上对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产品的进口限制日趋严格，依靠扩大出口来发挥我国制造业的生产潜力有很大难度，而通过境外直接投资方式在国外实现就地生产和销售，有利于绕过国际贸易和关税壁垒，扩大在东道国的市场占有率。此外，我国制造业中某些产品的生产能力已经过剩，并已出现不同程度的生产滑坡，通过境外投资将其转移到国外，既可使富余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利用，延长这些产品的生命周期，又有利于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发展。然而，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境外投资不仅规模偏小，而且层次偏低，主要集中于技术简单的初级加工制造行业，这与我国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产业地位和庞大的经济技术实力很不相称。因此，国家应该采取有力措施，对制造业的境外投资进行重点扶持和政策引导。尤其是在机械加工、轻工纺织、化学工业、家用电器等制造业领域，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技术上的相对优势，扩大其对外投资规模，并逐步由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过渡。以家用电器为例，目前我国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电风扇等产品制造技术已进入成熟期，其在国内的市场已趋饱和甚至生产能力过剩，亟须拓展国外销售渠道。然而，由于这些产品直接出口受到其他主要出口国（主要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供给竞争和进口国贸易壁垒的双重限制而不易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利用境外直接投资方式就成为这些富余的生产能力谋求实现的最佳形式。当代国际投资经验表明，这类投资不仅能获得广阔的国际发展空间，而且也有利于获得较高的投资效益。

二、有选择地投资于进口替代型的资源开发业

资源开发业投资是用于上游部门的投资，故又称为前向垂直性投资，其目的在于生产和输入那些国内人均占有量不足的资源，从而替代该资源的进口贸易。任何一国或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会不同程度地遇到资源约束的问题。当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发生短缺，或由于数量、质量、成本等方面的原因导致国内不能保证供给，而进口资源又在成本及稳定供应等方面受到限制时，在资源所在地直接投资办企业就成为弥补资源缺口的必然选择。我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某些资源短缺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制约整个经济的增长。单纯着眼于国内，这些资源的供求矛盾将难以解决；而大量进口又面临外汇紧缺、国外供给渠道不稳定以及市场价格波动幅度大等问题。因此，通过境外直接投资方式，开发我国急需的资源就成为现实的出路之—。

根据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以及境外开发的可能性，今后应将境外资源开发的投资重点放在以下几方面：一是采矿业。我国矿产资源总储量固然较大，但许多矿种的品位较低。在我国已探明储量的铁矿资源中，贫矿高达95%以上，平均含铁率仅为30%，加上交通和开采条件的限制，难以满足国内生产的需要。与此同时，国际市场铁矿资源却相当丰富，供过于求，利用直接投资开发国外铁矿资源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经济、合理的。二是石油业。我国石油资源比较匮乏，人均石油可采储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9，而我国在石油勘探开发方面已形成了较强的技术能力。发挥这种能力优势，在境外投资开采石油，既可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需要，又能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保留较多的不可再生资源。三是林业。在过去一段时期内，我国林木资源受到了过度的开采和破坏，使本来就不丰富的林木资源进一步锐减，现有人均林木蓄积量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6。为了弥补国内林木资源的不足，很有必要增加这方面的境外投资。值得注意的是，资源开发型项目所需投资额大，投资回收期长，受地理位置的限制较大，一旦东道国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投资不易转移，因此对这类投资项目应加强可行性研究和投资风险预测，同时要有雄厚的资金和政治上的保证。

三、适当扩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规模

所谓高新技术是指以微电子技术为代表的一个新兴技术群，包括信息技术、宇航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海洋开发技术、新材料和新能源技术等。目前，这些高新技术正在呈现产业化趋势，在发达国家逐步成为支柱产业。为了在世界高新技术产业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一些国家纷纷向技术先进的国家投资，在那里新建高新技术子公司或收购兼并当地的高技术公司，借以进行科研开发和引进新技术、新工艺以及新产品设计，实现高新技术的输入和回流，促进国内产业结构高级化。

我国目前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境外投资虽然已经起步，但投资规模明显偏小，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带动作用不大。为了提高我国境外投资的技术水平和层次，很有必要扩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规模。首先，我国已有较强的高新科技研究开发能力，在微电子技术、宇航技术、生物工程、超导研究等领域具有一定优势，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种优势，发展境外投资；其次，目前在国际市场上高新技术产品很畅销，其附加值也相当高，对该领域投资不仅有利于获得丰厚的收益，而且能提高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这符合我国境外投资的战略目标；再次，发展高新技术领域的境外投资，能打破国外竞争对手的技术封锁和垄断，获得一般的技术贸易、技术转让许可协议及其他方式得不到的高级技术和最新科技信息，从而加快我国科技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

考虑到我国目前的情况，可以将高新技术产业的境外投资大体分为两类：一类以技术回流为主要目的，即针对高科技发达的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举办合资合作企业和参与科技联合开发等，从中学习和吸取对方的先进技术，然后将技术传输回国内运用；另一类以扩大国际市场份额为目的，即在国外组建高科技产品开发和经营公司，就地生产和销售，或者将开发的新产品交给国内企业生产，然后再将产品销往国际市场。

四、逐步提高对金融保险等服务业的投资比重

最近十多年来，国际直接投资流向的一个显著变化是：用于金融、保险、房地产、咨询和旅游等服务业的投资额大幅度增长。据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统计，20世纪70年代初的世界直接投资存量总额中，服务业约占25%，到80年代中期这一比例接近40%，到90年代初期已提高到50%左右。迄今为止，用于服务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仍呈现增长趋势。国际服务业领域投资之所以迅速发展，根本原因在于随着国际化大生产的发展，国际分工日趋精细，要求把为生产和管理服务的若干职能分离出来，实行专业化。而服务业跨国公司的发展，反过来又方便了资金的融通，加速了信息和商品的流通，有利于生产技术、产品质量的改进和提高，也有利于产品、人员和技术的国际交流，从而大大促进生产资本的国际化。从东道国来看，在第一、二产业发展到相当程度后，会对服务业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必须尽快增加这部分项目和设施，提高金融服务、咨询服务和旅游服务的效率，因此一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先后取消了对金融保险等服务业领域外国投资的限制，这也促进了服务业国际投资额的增长。

在我国非贸易性境外投资中，目前服务业投资所占比重仅为19%，这一偏低的比例与国际投资发展潮流不相吻合，因而需要逐步提高对服务业的投资比重。与第一、二产业相比，服务业投资风险较小，投资回收期较短，而且资金有机构成较低，劳动力容量较大，发展服务业的境外投资适合我国现实情况。同时，只有加快对服务业的境外投资，才能配合其他行业的投资，增强我国境外投资企业的综合竞争实力。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特点，目前应大力对外开拓发展的行业有：一是金融保险业。它有利于我们在国际上融通资金，增加境外企业和国内企业的资金来源，防范和化解境外投资风险，对我国境外企业的成长发展起到重大的支撑作用；二是建筑承包业。它是建立在人力资本输出基础上的，既能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人力资源，缓解国内的就业压力，又能带动国内设备和材料的出口，获得更多的外汇收入；三是交通运输、医疗保健、餐饮服务业。在这些行业领域，我国不少企业已拥有一定的境外投资经验。其中远洋运输已在不少地区取得了较为巩固的市场地位，以我国传统医学技术为主要手段的医疗保健服务业也受到不少地区居民的欢迎，而具有中国特色的餐饮服务业则几乎在世界各地都已扎下了根。因此，继续向有关国家的这类市场发展，是有深厚基础和较大潜力的。

在制定我国境外投资的行业战略时，不仅应考虑各行业本身的特点及其发展程度，而且应该与投资区位战略结合起来考察。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自然资源条件、技术层次与特点、外资政策与法规均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因此我国境外投资行业选择的重点亦应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行业选择应以制造业为主，向其提供适用技术，这对双方均有利。与此同时，注重开发这些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弥补我国人均资源的不足。有些发展中国家（如中东国家）具有广阔的海外工程承包市场，我们可因地制宜地发展劳务输出型的建筑承包活动。在发达国家，我国投资行业选择应以高科技产业为主，旨在获取其先进技术，实现技术回流，而利润目标退居其次。我们还应积极发展金融保险等服务业投资，以便利用发达国家广阔的市场和雄厚的资金。此外，在独联体和东欧国家进行投资，可以选择的主要行业有资源开发和消费品行业等。尤其是俄罗斯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缺少开发资金和技术，而我国的资源开发技术已达到一定的水平，完全有能力与其共同开发当地自然资源。至于消费品行业，目前正是这些国家的“瓶颈”环节，产品严重短缺，这为我国企业在该行业投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以上是就我国现阶段境外投资行业的总体战略而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况的变化，境外投资行业战略亦应适时加以调整与完善。我们应把境外投资行业选择战略与国内产业政策的制定紧密结合起来，使境外投资的行业选择成为国家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及时制定和颁布《境外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便加强对境外投资活动的政策导向与宏观调控，使境外投资与国内投资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为了确保境外投资行业战略的有效落实，国家应结合产业结构调整的实际情况，对鼓励发展的境外投资项目在税收、外汇、信贷等方面予以扶持，允许其按国际惯例在境外以灵活的方式筹集资金，为其创造相对宽松的投资环境。同时应建立健全各类行业协调和咨询组织，对属于同一行业内的境外投资进行统筹协调，避免投资分散和内部过度竞争，以便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提高我国境外投资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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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卢进勇.入世与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J].国际贸易问题，2001,(6).

篇7

文■陈长缨

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直接投资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看，2007年全球达到创纪录的2.27万亿美元，而2009年骤减到1.15万亿美元，降幅高达40%，此后虽有所恢复，但2012年又出现了较大下降。更大的变化来自区域和国别结构，发达国家所占比重下降，由2007年的82%下降到2012年的65%。相比之下，我国境外投资出现了跨越式增长。200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只有265亿美元，而2012年则迅速增加到842亿美元，境外直接投资存量更是由572亿美元跃升到5028亿美元。我国境外投资占全球的比重由2007年的1.2%迅速上升到2012年的6.1%，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增速最快的，在全球的重要性明显提高。

一、内外部环境重大变化有利于我国抓住机遇扩大境外投资

（一）全球资本短缺将继续提高我国在全球境外投资的重要性

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走出危机阴影的时间和反复过程都超乎预期，未来全球经济可能长期处于中低速增长，包括直接投资在内的全球资本流动供需矛盾可能存在一段时间。一方面，发达国家用于对外投资的资金有限，跨国公司也继续将资金优先配置在母公司，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放缓对其对外投资影响更为显著；另一方面，各国经济复苏和增长都需要大量投资，不少发展中国家存在资金缺口，外部融资需求普遍增加，由于短期资本流动可能引发泡沫，因此各国更关注以直接投资为代表的长期资本流入。从短期看，全球直接投资规模很难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高水平，而我国境外投资的意愿、能力、金融和政策支持等都处于快速上升期，这为我国扩大境外投资、继续提高在全球直接投资的重要性提供了巨大机遇。

（二）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不同需求扩大了我国境外投资的空间

从发达国家看，短期内它们希望通过外来投资注入流动性以度过难关、避免破产，并向境外投资者出售一些技术、研发、品牌等核心资产，来自国家和企业层面的投资限制也有所放松。我国应借此机会，扩大对发达国家以往难以进入领域的投资，以便获取高端资产、嵌入全球贸易产业链高端，为未来提升我国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打下基础。但发达国家对关乎国家安全行业的外商投资仍保持谨慎态度，典型的是危机期间我国对美国石油、通信等敏感产业投资进行限制。从长期看，一方面，一旦发达经济体走出危机，则部分宽松的吸引外资政策可能会收紧，一些短期投资机会可能不复存在；但另一方面，发达国家资本流入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市场效率，存在很多长期投资机会，除制造业、服务业外，很多发达国家交通等基础设施进入更新换代期，加之发达国家市场开放程度高、制度规则透明、投资环境良好，为我国提供了很大的投资空间。

从发展中国家看，大多数国家尤其是中低收入国家缺乏资金、外汇、技术、管理等发展要素，利用外资可以弥补以上缺口，发展中国家对外来直接投资有长期、巨大、稳定的需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引入外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发挥比较优势，更好地分享经济全球化收益，因此普遍欢迎制造业领域的外资。基础设施对改善投资环境意义重大，是吸引外资的主要领域。发达国家曾是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外资来源，但金融危机后前者对外投资能力明显下降，我国作为危机期间境外投资唯一快速增长的大国，将成为发展中国家外资的重要来源地。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在企业组织、生产技术和管理、配套能力建设、基础设施乃至发展模式等方面更能适应发展中国家需求，对发展中国家境外投资更具有综合优势。

（三）国际产业分工体系重构为我国境外投资带来了新机遇和新挑战

第一，发达经济体“再工业化”将扩大我国境外投资机会。近年来美国和欧洲纷纷实施“再工业化”，国际产业转移也由原来向发展中国家的单向流动，转变为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向流动格局。发达国家在技术成熟、对其竞争力影响不大、无关国家和经济安全的传统制造业中，欢迎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外来投资，近两年来我国对美机械、汽车、电子、纺织等制造业投资明显增加就是例证。

第二，东亚区内生产体系重新调整为我境外投资提供新机遇。东亚区（包括东南亚）内聚集了不同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的多种类型国家，形成了复杂高效的分工关系，是目前国际上最重要的制造业生产基地。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重心继续向东亚转移，东亚是全球直接投资不降反增的少数区域之一，较高的经济增速、大量的资金流入、不同国家位势变化等，都为东亚生产体系重新调整、构建更精细化的分工体系提高了条件。过去，东亚分工主要是在“雁行”发展模式下形成的，我国在东亚区内主要接受别国分工，处于“雁行”模式的最底端。随着我国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相对于区内广大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愈发明显，加之与周边国家位置相近、区内交通相对完善、经济一体化程度提高、文化背景相似等因素，我国可以加速扩大对区内发展中国家以制造业为主的投资，形成以我国为主的“雁行”模式，重塑东亚分工格局，并将这种分工关系延伸至南亚地区。

第三，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我国境外投资。近年来，各种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层出不穷，对全球直接投资和产业分工都产生了影响，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是东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目前主要谈判包括，我国参加的中日韩自贸区、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即“10+6”），以及美国力推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若我国参与的谈判取得进展，将有助于我国扩大区内投资、提升我国对区内分工的主导力；但若TPP谈判成功而其它谈判停滞，则我国将丧失一些对区内的重要投资机会。

（四）国际资源能源版图调整有助于我国扩大境外投资

近年来，一方面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后，作为上游能源资源产品的需求下降更快；另一方面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全球多个油气资源的新发现、新能源产业快速崛起等，都大大提升了能源资源供给，这导致全球能源资源价格掉头向下并连续几年在较低水平上波动，未来这一趋势还将持续较长时间。受此影响，美国、欧洲等一些能源资源消耗大国将减少在该领域的对外投资，一些能源资源富集国家将寻找新的投资来源，这为我国扩大能源资源境外投资、促进能源资源来源多元化、保障我国供应安全提供了重要机遇。另外，美国在页岩气革命后，其国内以天然气为代表的能源价格明显下降，将显著降低美国石化等下游产业，以及钢铁、冶金、汽车等高耗能产业的成本，也为我国扩大对这些产业投资提供了契机。

（五）我国要素禀赋升级形成境外投资新优势

现阶段，我国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正在发生重要的结构性变化，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环节的比较优势逐渐式微；同时，我国国内资金比较充裕，在大规模制造方面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或环节的比较优势和境外投资优势开始显现。在我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背景下，要求我国以境外投资方式、将这些产业转移到境外成本更低的国家，并保持对这些产业的控制能力，这与东亚“雁行”模式是一脉相承的。

此外，我国产业和贸易的升级过程，面临来自发达国家巨大的竞争压力。为加快实现升级，我国有必要通过境外投资方式获取境外高端要素。例如，在发达国家并购或新设研发咨询等机构，可以直接获得先进技术、研发、设计等高端资源，也可利用国外高端人才为我国企业服务。又如，品牌、全球营销渠道、售后服务等一直是制约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短板”，通过对发达国家的并购，可以使我国在较短时间内获得国际化经营的关键要素，不但能较快进入发达国家市场、提高出口附加值，而且也有助于打造和提升我国自主品牌，并构建以我国为主的国际分工体系。

二、下一阶段我国境外投资的目的和重点领域

（一）主要目的

从中长期看，我国境外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充分发挥我国不断变化升级的比较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整合配置资源，一方面利用我国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扩大对发展中国家投资、转移部分制造产品和生产环节，另一方面通过对资源富集国家和发达国家投资弥补我国短缺的能源资源和高端要素，增强中国对全球产业链条的营运力和控制力，提高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层级，最终构筑以我国为核心或主导的区域或国际化生产体系。同时，境外投资有助于促进东道国产业经济社会发展，同时还可以扩大我国经济影响力、推广我国发展经验、展示我国大国形象、消除中国影响，应成为我国和平崛起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对我国投资重视程度增强与我国境外投资意愿上升相互叠加，我国境外投资正面临历史上最好的机遇期。因此，我国应高度重视未来几年的重要机遇期，从战略高度角度谋划调整境外投资布局，在规模继续扩张的同时，着力调整和优化投资结构，培育提高境外投资企业经营管理和盈利能力，力争形成多元化的境外投资基本布局，打造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跨国公司，使境外投资上到一个新台阶，为未来我国更加开放的国际化战略打下基础。

（二）重点领域

第一，大力发展以降低成本为目的的境外投资。成本型投资可以发挥我国不断升级的比较优势，利用发展中国家丰富廉价的劳动力、土地、资源、能源等要素和相对宽松的环境容量等，将一些我国已不具备价格竞争力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产业、产品和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出去，同时通过掌握资金、技术、管理、品牌等手段，保留我国对转移出去产业的控制力。成本型投资可为东道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还有助于东道国提升产业结构、建立工业体系，因此可以改善和提升我国在东道国投资形象。从投资对象看，我国成本型境外投资应优先关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以打造我国主导的区域分工体系，同时适当扩大对中亚、非洲、拉美、东欧等国投资，促进投资地区多元化和分散化。

第二，积极发展以并购高端要素为目的的境外投资。高端要素型投资有助于我国较快进入全球贸易产业链高端，提高全球配置资源能力，是我国利用全球资源的高级形式，在我国境外投资的重要性和比重也应不断提升。但高端要素型投资往往关系到发达国家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乃至经济安全，加之对我国崛起的担忧，因此发达国家对我国的这种并购投资往往会设置各种障碍。为此，我国企业可利用发达国家比较完善透明的法制环境，积极应对各种不合理的歧视或障碍。我国高端要素型投资主要对象是欧美日发达经济体，其中欧洲与我国关系比较稳定、对我国投资限制较少，加之欧债危机对其影响深远，是我国优先关注的地区。

第三，统筹发展以获取能源资源为目的的境外投资。能源资源富集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位势和重要性下降，为我国扩大能源资源境外投资带来不少新机遇，如可投资项目增多、投资限制减少、投资条件优惠、在权益分配等核心问题上话语权增加，部分跨国公司考虑向我国转让现有油田等项目，在石油管线安排、能源资源协议价格等方面也会出现有利的变化。我国应充分抓住有利时机，加快全球能源资源投资布局，并争取达成更为有利的投资安排。我国应优先选择政局稳定、条件优惠、短期见效、运输安全的项目，如俄罗斯、中亚、海合会国家、非洲和拉美政局稳定国家、澳大利亚等的投资项目，对于中东等政局不稳国家的投资，应慎重考虑评估。钢铁、冶金、木材等一些资源粗加工项目也是我国未来境外投资的热点，但在当前全球环保主义影响不断增大的情况下，境外投资这类项目也要高度重视对东道国的环境影响，即使在收入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投资，也应采取排放较低、环境友好的技术并对当地生态环境进行必要补偿，以提升我国企业在东道国的积极形象、促进境外投资可持续发展。

第四，分类发展市场型境外投资。进入对方国家直接进行生产或提供服务已成为全球直接投资的重要类型。我国市场型投资可细分为若干具体类别。一是由产品特性决定的市场型投资，除一些不宜长途运输、或运价过高的产品外，近年来由于产品生命周期缩短、市场竞争激烈，一些产品必须及时根据消费者需求变化进行调整，也就是要在贴近市场的地区投资生产；二是绕过关税、配额、贸易摩擦等贸易壁垒的投资；三是服务业投资，我国在境外投资金融、保险、贸易、物流等服务业，除为当地市场提供服务外，更重要的是为我国境外企业提供必要支撑，甚至对带动其它投资起到先导性作用。实际市场型投资的动机往往更为复杂，例如，我国家电、纺织服装等境外投资，既可以贴近市场，又可以绕过关税或配额壁垒，还可以利用享受东道国参与的自贸区优惠政策扩大向第三方出口，很多市场型投资还兼具成本型投资特点。很多发展中国家资金短缺、产业空白，而市场型投资比直接进口更能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对我国投资态度比较积极；但若东道国国内已有产业，则会担心外来投资会对当地市场形成“挤出”效应，对我国投资持谨慎态度。总体而言，我国市场型境外投资需要根据市场分布情况进行全球多点布局，并且充分考虑当地的投资和销售壁垒，近期在全球资本短缺情况下，应适当加快发展这类投资。

第五，争取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取得突破。基础设施境外投资对促进我国整体境外投资意义重大，不但能带动我国技术、机械、劳务出口，是境外投资与工程承包、劳务输出的交汇点，而且基础设施是东道国投资硬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境外投资尤其是制造业投资有先导性作用。一些境外基础设施投资对我国全球战略布局也有重要作用，如对境外港口、机场、公路、铁路等投资，不但可提高我国对东道国的影响，还可以搭建我国对外运输的新通道。东南亚、南亚国家是未来我国主导分工体系的主要参与者，它们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与我国的互联互通，是我国转移制造业的重要前提，因此应优先扩大对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一般而言，中方境外投资基础设施应优先争取按商业化原则进行的权益投资，如BT、BOT、PPP等形式；但也有一些战略性投资，如周边国家和我国的跨境交通建设，可能无法获得完全的商业回报，国家可通过援外项目或贴息等手段予以支持。

三、政策建议

（一）整合各方资源形成境外投资合力

重点包括，处理好我国和东道国政府间关系，营造良好的境外投资环境；提升政府、中介组织服务水平和能力，支持企业境外投资；鼓励实力较强的国有企业、大型企业率先投资，取得经验后再引导民营和中小企业境外投资；将境外投资与货物和服务贸易、劳务输出、工程承包、对外援助结合起来，扩大境外投资带动作用；合理安排投资次序，以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园区建设、金融服务的投资或合作为先导，逐步扩大制造业境外投资等。

（二）在发展中国家推广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模式

可在发展中国家以境外合作区推广这种模式，即在双方国家层面支持下，由我国经营较好园区内的投资开发公司或大型企业担任开发主体，发起设立境外合作区并负责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等前期工作，再引导国内园区企业、大型企业的配套和关联企业向合作区投资，并在合作区内复制、推广中国园区的开发和管理模式，从而形成以中国企业为主、兼顾当地企业的产业集聚区。境外合作区便于我国企业集中力量与东道国政府和各类组织打交道，也可为境外投资企业提供金融、法律、咨询、招聘等专业服务，特别有助于我国中小企业“抱团出海”，它将成为我国境外投资重要载体，是在境外集中展示我国企业、产品、发展模式的窗口。

（三）加强与东道国各层面广泛的沟通协调

东道国政府及其政策是影响境外投资成功的关键因素，一些国家政权经常更替，因此我国应加强与东道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执政党、在野党、重要社团等联系沟通，保证我国境外投资利益不受或少受东道国政权更迭影响。在投资重点地区建立政府间对话平台，减少东道国对我国企业的投资障碍，改善我国企业在当地投资环境，解决我国企业在经营中遇到的问题，并争取一些更优惠的投资政策。当前，与发达国家政策沟通的重点是消除对我国歧视性投资限制政策，取消不合理的投资安全审查，提高投资便利化程度；与发展中国家政府沟通的重点，包括签署或修改投资保护协定、保护我国投资安全，扩大对我国的市场准入范围，改善东道国投资软硬环境，加快对我国投资审批速度等。我国应特别重视与东南亚、南亚等我国主要境外投资地区的高层沟通，争取将基础设施、境外合作区建设等作为双方谈判的重要内容。另外，还要加强与东道国媒体的沟通交流，加大对我国投资积极作用的正面宣传，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

（四）改革我国境外投资管理方式

完善境外投资产业导向和国别指导政策，对不同类型的境外投资制定差异化的支持措施。改进境外投资管理制度，实现由事前审批到事后服务、管理的转变。及时总结和推广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境外投资管理方式试验中取得的经验，尽早对境外投资开办企业和一般项目实行备案制，提高境外投资便利化程度，以便企业能更快抓住有利机会投资。

（五）加强境外投资促进工作

大力加强对境外投资的资金和外汇支持力度，除扩大对境外投资企业和项目的资金支持外，还应设计能满足多种需求的金融产品，进一步放开对境外投资的外汇管制，同时鼓励银行率先开展境外投资，为当地投资的中国企业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加强国内保险机构对境外投资的支持作用，扩大承保规模、开发新险种，引导境外投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投保，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国家层面高度重视、认真研究、科学评估境外投资所面临的新风险，及时风险预警，制定应对措施。深化对主要投资国利用外资政策研究，建立包括外交部门、商务部门、民间组织、行业协会在内的多层次、多渠道投资信息收集机制，为国内企业提供合适准确的投资信息。完善我国境外投资商会等自治组织，发挥其在处理和当地政府社团等关系、协调我国境外企业之间的关系、避免恶性竞争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六）引导规范境外投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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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与环境问题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对外投资的规模逐步提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真正起步是从改开开放以后才开始的，但是在短短的30年里，中国的对外投资却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和成就。

1.1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增长明显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从2002年起呈现出一个高速发展的态势，如图1-1所示，2002~2008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速高达65.7%。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经济进入低谷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虽然增速减缓，但是仍然再次突破了历史最高值。

1.2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大

中国对外直接投的规模不断扩大（见图1-2），到2009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已经超过两千亿美元，覆盖了全球177个国家（地区），行业分布也很广泛。

1.3对外投资发展潜力大

虽然我国对外投资增长迅速，流量屡创新高，但是投资量占世界的比例仍然与中国整个经济在世界中的地位不相符合，中国的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从图1-3可以看出，虽然近两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全球流量的比例有所增加，然而对外投资存量占全球存量的比例却仍然只有1%左右。从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全国GDP的比例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GDP的比例还远低于美国。

1.4对外投资存在环境风险

近几年来，国际上对中国企业的海外行为关注得越来越多，主要集中在水电、采矿、砍伐等行业，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环境保护方面进行批评，个别媒体还存在恶意歪曲中国形象的嫌疑。通过对中国对外投资环境问题进行反思，我们确实发现了一些存在的环境问题和潜在风险，比如：环境敏感度较高的行业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占比重较高；对外投资缺乏全面的环境政策指引；中国海外企业社会责任感有待提升；银行对外投资缺乏操作性较强的环境保护标准等。而这些问题都可能会给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正常经营带来巨大的风险。

2国际对外投资环境保护的理论和实践

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明显的特征之一，而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则是其两大支柱和主要推动力。在国际投资领域，对自然环境影响最深远和最直接的就是国际直接投资。发展中国家由于较低的环保要求和较弱的监管力度而为这些外国企业提供了污染的便利，成为它们的“污染避难所”。同时，东道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迎合这些跨国公司降低环保成本的需要，纷纷进行“竞争性环保降级”，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这种趋势，最终使国际直接投资成为加剧全球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所使用的更先进的生产和环保技术及其在东道国的外溢效应，却对环境有着明显的积极影响，因此，国际直接投资对环境的总体影响及其程度日渐成为人们讨论和研究的热点问题。

一些国际组织已经开始展开对国际投资与环境的关系的研究，联合国环境署金融计划项目了一份题为《指点钱途：联结环境、社会、治理因素与公司价值》的研究报告，该报告通过案例分析研究了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简称ESG因素）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呼吁那些为投资者服务的金融中介机构将ESG因素整合到他们的业务中去，从而帮助投资者关注环境、社会与治理问题（联合国环境署，2007）。世界自然基金会贸易与投资政策项目对中国境外投资进行重新思考，认为全球工厂正在改变地球的面貌，并且中国境外投资成为全球可持续性的一个指标，它还提出我国缺少相关的政策指导或企业可持续/绿色投资指南，成为发达国家或国际组织放大中国对外投资环境问题的重要口实（世界自然基金会，2007）。除此之外，地球之友、国际河流等NGO分别对中国跨国公司的环境影响、银行信贷的绿色化程度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经济合作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出台一系列指南或规定，对国际投资提出了环境上的要求。对于环境，OECD制定了跨国公司环境管理指南和方法，鼓励跨国企业通过改善内部环境管理、完善环境影响应急计划来提高其环境绩效，鼓励企业信息公开和积极主动征求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建议等。OECD在对外融资信贷上也有统一的环境标准。赤道原则是目前国际上最具代表性的绿色信贷标准，加入该原则的金融机构已达60家。但是中国目前只有兴业银行加入该原则。世行把实施和完成环境影响评价作为其批准贷款的先决条件，制定了有关环境评价政策和项目环境审查程序及步骤并颁布了有关环境评价的工作指南，规定环境评价应综合考虑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因素，包括：自然环境（空气、水和土地）、人类健康与安全、社会因素（非自愿移民、少数民族和文物）以及跨越国境的环境问题和全球环境问题。

3中国对外投资的环境管理状况

随着对外投资规模和水平的日益扩大和提高，走出去的企业越来越多，中国政府开始认识到海外业务对环境政策的需求并有所行动。在国家的宏观战略方面，党的十七大提出关于建设和谐世界的指导思想，提出“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提高综合统筹能力，完善跨部门协调机制，加强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宏观指导和服务；要求“走出去”的企业和境外合作项目履行社会责任，造福当地人民。总理在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加强对外投资的宏观指导，健全投资促进和保护机制，防范投资风险。

在法规政策层面，目前我国还没有特别针对对外投资环境保护问题进行规定的法律法规，只是在一些相关的对外投资法律法规和政策中有笼统的表述。商务部是中国对外投资事务的主管部门，国内企业境外投资创办企业，商务部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从多方面进行审查与核准，并且逐制定政策来引导和规范中国对外投资的健康发展。目前有关对外投资的政策主要是由商务部制定和、或者与有关部门联合的。

与中国对外投资环境保护问题相关的政策主要有：商务部于2005年的《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工作细则》中环境条款的规定，体现出了对东道国环境问题的关注（2009年被《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取代）。2009年商务部相继出台了《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第一批和第二批，加强了对外“走出去”企业的引导服务工作，将有利地促进国企业积极稳妥地开展境外投资。2010年，商务部《关于2010年全国对外投资合作工作的指导意见》，督促、引导走出去企业树立互利共赢的理念，遵纪守法，尊重当地宗教习俗，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构建和谐关系，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2010年，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境外安全风险预警和信息通报制度》，以完善境外安全风险控制体系，指导企业加强境外安全风险防范。商务部还会同国家林业局于2007年8月27日了《中国企业境外可持续森林培育指南》，这是世界上第一个针对本国企业境外从事森林培育活动的行业指导性规范和自律依据，此举开创了我国海外森林采伐的新模式。2009年3月31日两部委又联合了《中国企业境外可持续经营利用指南》，积极指导和规范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可持续林业活动，促进东道国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并维护我国政府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

4加强对外投资环境保护的政策建议

加强中国对外投资的环境管理，积极制定相关的环境保护政策，对于中国企业走良性发展的道路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维护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具有重要意义，对于避免走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老路、避免对东道国环境造成破坏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我国应尽快制定和出台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环境行为指南，引导中国对外投资企业更好地规范自己的环境行为，为全球生态保护做贡献，也利于防范环境风险，实现中国对外经济的国际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第二，我国有关部门和媒体应更多关注中国企业的海外生存状况和需求，对海外企业的环境行为进行监督和鼓励，努力提高海外企业的环保意识。对于环保工作做得好的单位以及与当地社区关系处理得好的单位给予宣传、表彰等奖励。

篇9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转变发展方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策略选择

中图分类号：F125.1; F752.0

从国际范围来看，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无不把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简称FDI）作为调整和升级国内（或地区内）产业结构的重要途径。我国“十二五”规划已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把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把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和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作为重要战略任务。当前我国对外开放的格局，不仅“走出去”远滞后于“引进来”，而且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功能也未得到有效发挥。转变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方式，充分发挥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功能，有必要采取有效的策略。

一、明确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发展目标

为了实现对外直接投资同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有效对接，使国内产业结构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不断得到调整和优化升级，有必要首先明确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发展的目标。从目前我国情况看，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需确立以下目标指向。

（一）促进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

世界经济史表明，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随着国家经济的增长，其产业结构将依次提升，逐步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目前，我国产业结构总体上还处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从产业的部类看，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合理，顺应和反映当今产业演进特点及要求的我国第三产业发展，不仅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有不小差距，以高能耗和高排放为特征的第二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主要产业；从要素投入和贡献来看，国内产业还主要以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特别是高科技性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从产业的发展阶段看，传统产业仍然是我国的支柱产业，新兴产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力度不够；从产品的附加值来看，低附加值产业是我国目前的主导产业，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比较薄弱；从产业的特征来看，国内产业以厚、重、粗、大为特征的产业为主，反映科技发展最新成果，以轻、薄、短、小为特征的产业发展滞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时期，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极其紧迫任务。因此，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提高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和质量，应与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发展要求相一致。也就是要依靠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产业结构有低级向高级发展，不断扩大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推动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国内产业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型，由厚、重、粗、大型向轻、薄、短、小型转变。

（二）提升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健康、较快的发展势头，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迈克尔•波特首次从产业层次研究了国际竞争力问题，他认为，产业国际竞争力是指一国（或地区）特定产业通过在国际市场上销售产品及提供服务所反映出来的竞争能力，体现为产业的最终利润潜力或现实利润率。波特还认为，一国特定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取决于“要素禀赋状况”、“需求条件”、“产业集群发展状况”、“市场结构”、“机遇”和“政府”六个要素。其中前四个为内生（主要）决定因素，后两个为外生（次要）决定因素。这六个要素可作为分析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六个隐性指标。根据六个隐性指标判断，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只在要素禀赋中的廉价劳动力，以及需求条件方面具有较明显优势，其它几个方面不仅优势不明显，甚至许多方面还存在比较明显的劣势。基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对外直接投资，需要立足提升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要求，既充分发挥我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又要弥补自己国际竞争中的短板，不断提升我国产业的整体国际竞争力。另外，根据波特价值链增值理论，企业的价值增值过程可分解为许多相互独立的价值链。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升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还需国内企业积极参与到产品内部的国际分工中去，在全球范围内选择价值链的合作伙伴，做到在控制拥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价值链环节，以保持自己产业的核心竞争能力的同时，将其它不具国际竞争优势的价值链环节适度转移到拥有竞争优势的其它国家，并从其他国家获取具有优势的价值链环节，以进一步增强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强化对外直接投资正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影响，既有积极的正面效应，又有消极的负面效应。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带来的正效应主要有：从境外获取资源，克服国内经济发展与自然禀赋不足矛盾，解决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中面临的资源瓶颈问题，促使国内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方向发展，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向境外转移传统产业，可在获取高于国内的海外投资收益的同时，将从传统产业释放出的沉淀生产要素用于支持高技术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必要的物质和技术基础，从而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通过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寻求型投资，使国内企业能更直接、快捷地与发达国家在技术、管理知识等方面进行交融、沟通和相互反馈，提高国内技术研发能力和管理水平，引导国内消费者对高新技术产品的需求，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关联度大的产业向境外直接投资，通过产业间供求关联、技术关联和竞争关联交叉作用发挥波及效应，推动提供相关投入要素和配套服务等产业发展，促进整个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的升级；获取境外投资收益，使企业有更多的资金进行技术研发，从而配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推动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基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对外直接投资，需在努力克服或降低诸如加剧东道国和投资国重合产业间竞争，以及产业向境外转移而引起的失业、国际收支失衡等负效应的同时，努力强化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所带来的正效应。

（三）防范国内产业出现空心化

国内产业的空心化问题，是许多国家伴随对外直接投资而产生或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所谓产业“空心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已有的产业处于衰退阶段，而新的产业还没有得到发展，或者新产业的发展不够充分，并且不能弥补已有产业衰退的影响，从而造成经济陷入不断下降甚至萎缩的局面。如果投资国过度地把原先位于母国的生产工序或整个生产流程移至国外，必然导致投资国整条价值链的缩减，从而将削弱母国原有的产业基础。与此同时，如果国内的基础研究，乃至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未能及时跟上，就无法建立具有比较优势的新的产业。随着低层次传统产业不断地向境外转移，当国内新产业的发展不能及时弥补已有产业衰退时，国内产业的空心化现象便随之产生，从而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为防范国内产业的空心化以及由此带来的风险，需重视和加强教育和基础研究，通过培养人才和强化科技研究培育竞争优势，把科学技术成果及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促进高附加值新产业的发展；同时，适时进行金融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创新，建立为鼓励科技创新和推动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为目的风险投资体系，分散或化解国内产业界的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产业化转化的风险，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提前预置或及时弥补传统产业转移后国内产业留下的空挡，以此拉动国内需求，推动国内经济的发展，并利用后发优势创造对外直接投资新的产业制高点，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

二、优化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区位布局

通常情况下，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同其产业选择密切相关。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或分布格局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投资的区位布局；另一方面，正确的区位选择又可以进一步强化投资国的产业比较优势，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因此，调整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分布格局的同时，还需进一步优化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区位布局。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的区位选择通常取决于投资者的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因而可基于投资者的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来调整和优化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区位布局。

（一）寻求市场动因的境外投资区域

寻求市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旨在通过寻求和开拓国外市场，以解决国内某些产业发展面临的国内市场瓶颈问题。一般来讲，因国内市场需求规模狭小而发展受限的产业，主要是国内生产能力过剩的夕阳产业，以及盲目扩张而导致生产能力过剩的新兴产业等产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转移国内生产能力过剩的产业，不仅可以进一步延长国内夕阳产业等已经处于衰退阶段产业的生命周期，而且可以缓解国内新兴产业健康发展所面临的市场瓶颈压力。从整个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看，国家和地区之间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一种常态现象，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产业的发展有着不同的需求。因而，基于寻求市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区域选择，既要充分考虑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市场需求情况，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国内产业存在的比较优势。虽然我国某些产业（主要是夕阳产业）已进入到产业生命周期的衰退阶段，其在国内的发展已失去比较优势，但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讲，我国这类产业大多数还有比较明显的优势，适宜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按照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的边际扩张理论观点，当国内失去比较优势或处于比较劣势的某种产业（边际产业）对其他国家具有比较优势时，扩大这类产业的对外投资，不仅可以扩大这些产业的产品市场，而且可带动相关产品和技术出口。同时，此类产业的转移还可以促使国内集中主要力量发展新兴产业，推动国内产业升级换代。目前，虽然我国纺织、家电等行业国内需求已饱和，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在国内处于比较劣势，但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讲，发展这些产业不仅可以获得规模经济的比较优势，而且引进这类技术比较成熟的产业能够有效满足当地的需求。因此，国内的这些产业适于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而对国内因盲目扩张而导致生产能力过剩的新兴产业，由于其技术水平同发达国家处于同一水平，既可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以抢占和开拓发展中国家新兴产业市场的先机，也可在发达国家进行投资，便于获得发展新兴产业的先进技术。

（二）资源开发动因的境外投资区域

资源开发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旨在从国际市场获得稳定的资源供应，解决国家和企业发展中面临的日趋严重的资源短缺问题，更好地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资源开发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者，主要是国内资源开采或资源密集型行业。从世界各地的资源分布情况来看，各国的资源丰裕程度存在较大的差距，有些国家资源比较丰富，而有些国家资源相对短缺。因而，基于资源开发动因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选择，自然是某项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或地区。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看，国内企业较早涉足对国外资源的开采和开发投资，投资国外资源业目前已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比较集中行业，并在区域选择上有不少成功案例。如，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加拿大投资木浆场，中国冶金进出口公司在澳大利亚投资恰那铁矿，中国水产总公司在国外许多国家和地区投资渔业等，并且各自都产生了较好的效益，为缓解我国资源紧张局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随着世界资源消耗量的剧增，国际市场不少资源正面临日趋紧张和短缺问题，许多国家纷纷把国内资源的开采和开发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高度，对我国企业的进入和发展抱有戒心。面对日趋严峻的国外资源开发市场，国内资源开发企业“走出去”的区域选择，不仅要考虑投资所在国的资源丰富程度，而且更要充分考虑境外投资资源开采业的便利性和安全性等因素。通常情况下，当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选择投资开发某种资源时，可优先考虑发展中国家。因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资源开采成本低，且技术、资金等相对缺乏。如果利用我国资源密集型行业存在的技术、资金等优势，扩大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源开发性投资，不仅可保证资源的正常、优惠和持续的供应，而且可带动国内相关技术、设备和劳务等出口。然而，这并不是要拒绝在发达国家进行资源投资。在某些资源极其丰富的发达国家。如木材资源丰富的加拿大、铁矿石等矿产资源丰富的澳大利亚等国家，可积极探索有效的方式和渠道扩大资源开发投资。

（三）获取技术动因的境外投资区域

把获取先进技术作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旨在获取先进适用的科学技术，促进国内科学技术发展，实现国内产业的升级换代。由于发达国家拥有世界最强的经济科技实力和人才优势，不仅用于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资源投入大，拥有的技术研发力量雄厚，而且在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等创新领域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是当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主要拥有者。基于技术获取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可选择在发达国家，并把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物工程等知识密集型等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投资重点。投资于发达国家知识密集型高新技术产业，可以掌握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动态，更直接地从发达国家学习和掌握先进技术、管理知识等，从而带进国内科学技术的发展，实现国内产业的升级换代。当然，投资于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的环节和方式可以灵活多样，境外投资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投资环节的选择，既可以在产品制造、技术服务环节，也可以在技术开发或产品研发等环节；投资方式的选择，既可以采用在发达国家新建、收购的方式，也可以采取联合开发等不同形式。就具体投资方式而言，尽管各有优势与缺点，但一般都能较好地达到获得技术的目的。比如，在发达国家新建高新技术产业，可利用当地人才优势和技术条件进行技术开发和产品开发，从而获取拥有独立知识产权的先进适用高新技术；通过收购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制造企业，通常可以获得直接使用被收购企业软件、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的权利，获取产品制造等技术，达到提升国内产业国际市场竞争力的目的；通过直接收购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研发部门，不仅能够节省大量初期研发费用，而且可利用已有设备及研究人员在比较高的起点上进行研发，缩短技术开发周期，提高技术开发效率。因此，立足于我国实际，积极向发达国家开展“研究开发型”投资，利用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能够较好地获取其在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先进技术。

（四）规避风险动因的境外投资区域

出于规避和防范风险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旨在预防和化解国内产品出口遇到的风险，以及把对外直接投资可能面临的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通常情况下，国内产品的直接对外出口所面临的风险，主要来自进口国采取关税特别是非关税贸易壁垒等保护主义政策和措施的威胁。随着国际市场竞争程度的不断提高，尤其是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贸易保护主义日趋盛行并充满不确定性。在此形势下，可把规避国内产品出口风险作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域选择的重要依据。当某个国家对进口我国产品存在着进口许可证或原产地规则等限制时，为了扩大对这些进口国的产品出口，国内企业可以选择在第三国投资设厂的方式，利用第三国的进口配额达到避开贸易壁垒扩大对进口国出口产品的目的。例如，为了避开欧共体高额的关税和进口配额的影响和限制，香港上海针织有限公司在英联邦成员国毛里求斯设立服装厂，产品全部销往欧洲，进入国际市场。另外，国内企业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风险也不一样。其中，非制度因素和制度因素是影响一个国家不同区域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主要因素。非制度因素包括当地的资源禀赋状况，政局稳定性，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的亲近性，基础设施状况，劳动力素质高低，技术发展水平和管理水平，产品销售的现有市场以及潜在市场，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等。制度因素包括国际经济制度安排、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和企业运行的便利性等。因此，基于风险规避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区域选择，还需要充分考虑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非制度因素和制度因素的影响。比如，在对不同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区域选择上，除了要考虑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等非制度性因素外，还要充分考虑到当地政局稳定性等非制度性因素，尽量把当地可能产生的政局动荡所带来的风险降低到最低。而在制度性因素中，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和对外资持欢迎态度最为重要。因此，为了降低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国内企业可优先考虑在自由开放程度较高和对外资持欢迎态度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

三、调整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分布格局

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格局不尽合理。长期以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过于集中在初级产品产业领域，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的投资相对比较缺乏；过于偏重对国内连锁效应弱的产业的投资，而忽略对国内连锁效应强的产业的投资；境外投资企业从事商品流通的贸易偏多，生产性企业和金融服务性企业则偏少。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分布格局的这一现状，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格局，须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相一致，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导向来推动。

（一）破解发展瓶颈导向的境外投资产业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制约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诸多瓶颈问题日益显现，有些方面甚至变得十分突出。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选择制约国内经济发展瓶颈的境外产业进行投资，不仅有助于国内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势头，而且有助于解决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面临的压力问题。目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较多，但资源短缺是我国当前和今后经济发展中比较突出的瓶颈问题。虽然我国资源总量比较丰富，但按人均计算，资源稀缺问题显得较突出，而且有些矿产资源的储量较贫乏、品位较低。资源约束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明显，难以支撑我国经济的长期平稳快速发展。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弥补国内资源短缺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资源瓶颈的重要手段。利用国外资源有进口和境外直接开采开发两种方式，采用境外直接开采开发方式，能较有效地控制资源的来源，避免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资源操纵于他人之手，从而为国内产业对资源的需求提供稳定的供应。因此，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仍然需要强化对资源类产业投资。鼓励国内企业特别是拥有较为雄厚的资金和技术的资源密集型企业，到海外进行能满足我国经济发展需求而国内紧缺的能源、原材料、农林牧副渔产品等资源类项目的投资，不仅能弥补国内资源和市场的不足，而且可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带动技术、设备的出口和人员就业。目前，我国已发展了对澳大利亚、加拿大、美洲、非洲和中东等资源丰富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今后，我国需充分发挥国内企业资源开采和开发的比较优势，进一步加大对资源丰富和投资环境较好国家和地区的投资。

（二）转移国内产业导向的境外投资产业

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必然伴随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一些生产要素需要退出国家限制发展或要求压缩规模的产业。如果人、财、物等要素不能及时从要求压缩规模的产业中退出，并转移到要求发展的产业中去，势必削弱产业升级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延缓产业升级速度。由于存在生产设备及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专用性和沉没成本问题，加上政策和法律等因素影响，生产要素的退出都会遇到退出壁垒。在一时难以消除产业退出壁垒的情况下，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向境外转移尚可利用的生产能力，使国家明令限制或要求压缩规模的产业顺利退出国内市场，从而不致于对社会和经济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不仅如此，还可将释放出的沉淀生产要素用于支持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基于转移国内产业导向的境外投资产业，应主要选择国内的夕阳产业、衰退产业等处于劣势地位或能力过剩的产业。目前，我国需转移到境外投资的产业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所界定的边际产业，即“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陷于比较劣势的产业”。这类产业主要是由于产业结构变动而面临市场日益萎缩，生产能力大量过剩、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和效益不断下降的产业，即产业生命周期的衰退产业。我国当前的纺织、家具制造、造纸及纸制品、木材加工及竹藤制造、金属制品、普通机械制造、印刷及记录媒介的复制、橡胶制品等产业正处于产业衰退阶段，需要大量转移。二是与产业生命周期自然老化无关，只是由于技术变革导致了资源禀赋、市场需求等因素与产业发展趋势不配套，导致产业的比较优势未能显露出来，或者由于过度发展导致生产能力过剩。这类产业既可以出现在传统产业中，也可能发生在新兴产业中。比如，近年来我国各地盲目发展光伏等新兴产业，就导致产能过剩问题。这类产业也有必要向境外转移。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转移过剩设备和生产力，还可延缓衰退产业的生命周期，带动了国内产业的升级。

（三）增加投资收益导向的境外投资产业

较好的投资效益，不仅是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而且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通过境外投资获取丰厚的投资收益，可增加投资国的价值盈余和物质财富，从而为投资国制定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促进产业升级创造出相对宽松的环境和宽裕的物质保证，而且能使投资企业拥有更多资金财力进行技术革新和研发，推动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为此，西方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大都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作为分析起点和落脚点。目前，我国企业的境外投资收益情况并不乐观。据统计，我国境外投资企业有三分之二的企业处于亏损或持平的状态，只有近三分之一企业有盈利。因此，有必要把增加收益作为调整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布局的重要选项。为了增加投资收益，可遵循相对优势产业优先的原则，扩大对东道国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进行投资。产业相对优势的构成因素主要包括资源供给的便利性或产业的市场优势、产业发展的历史、产业技术积累和创新等。通常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相对优势，主要体现在成熟的标准化技术、适应较小市场需求技术及适应当地投入要素的技术。从目前我国产业现状看，纺织、电子、化工、钢铁、造船等产业具有相对优势和竞争力。经过国内几十年的发展，这些产业不仅在生产标准化、技术成熟度、管理水平、以及产业集中度与规模经济等方面有很大的提高，而且这些产业的产品在发展中国家已有一定的市场。另外，我国航天工业、材料工业、生物工业、建筑业和高铁等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同发达国家相比也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具有许多领先世界的科技成果。把我国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方向，可以有效地配置资源，不断扩大国外市场，从而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四）提升国内产业导向的境外投资产业

从一定意义上讲，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提升国内某些产业的发展过程。因此，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布局要有助于推动国内产业的升级。在这方面，可重点加强对境外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和对国内产业升级具有较强辐射作用的产业进行投资。虽然我国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但这类产业难以成为带动国内产业升级的领头羊，这类产业的境外投资也无力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的支柱产业的计算机、航天航空、生物工程、信息通讯、海洋工程等高技术产业，具有高投入、高智力、高附加值、高成长、高回报，以及难以模仿并容易形成垄断等特点。通过购并等方式对高新技术产业进行学习型投资，可以吸取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动国内产业升级，创造新的产业比较优势，提高国内产业国际竞争力。根据“十二五”规划的产业发展要求，要加快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为先导性、支柱性产业，切实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和经济效益。因此，需要重视探索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问题。发展服务业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是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内在要求。相对于制造业和资源开发业等产业而言，服务业具有投资规模小、见效快、收益大等特点。发展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能为我国制造业和资源开发业等产业的对外投资提供战略支持，推动国内产业的升级。当然，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本身还存在一个升级问题。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中，商业、运输和公用事业等传统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所占比重已经大大下降，而金融、保险、通信、传媒业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比重大大上升。为提升国内产业，境外投资的产业选择还需考虑产业投资的辐射效应。发展生产链长、有明显的前后向联系、辐射效应大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整个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的升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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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肖黎明.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07，（2）.

篇10

关键词：QFII 增量资金 结构治理 理性化投资

所谓QFII（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政策，即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是指允许合格的境外投资者，在一定规定和限制下汇入一定额度的外汇资金，并转换为当地货币，通过严格监管的专门帐户投资当地证券市场，其资本利得、股息等经批准后可转换为外汇汇出的一种市场开放模式。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和证监会联合下发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中国QFII政策从2002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安排，QFII是对那些货币没有自由兑换、资本项目未完全开放的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实现有序、稳妥开放市场的特殊通道。根据韩国、印度和我国台湾的经验，QFII制度的创意在于通过一国或地区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的有限制流动，成功解决了在资本项目管制条件下向外资开放本土证券市场的问题。这意味着实施QFII政策后，国际资本通过特定途径进入国内资本市场，中国资本市场将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国际资本的流入，也必将对我国新兴的证券市场产生积极的深刻的影响。

1、增量资金的流入有利于我国证券市场的稳定。

QFII制度作为向外资开放市场的特殊通道，其给一国（地区）资本市场最直接、明显的影响便是增量资金的持续流入。韩国、印度和我国台湾实行QFII制度的十多年时间，外资基本上保持净流入，成为新兴市场的重要投资者。以台湾为例，从QFII投资台湾证券汇出、入状况看，QFII历年持股比例极高，这表示汇入后即专注投资于股市，而非从事外汇投机，尤其在台湾股市低迷时，QFII还有稳定市场的作用。2000年，台湾股市一年内从10202点跌至4614点的最低点时，本土投资者几乎都是净卖出，而外资连续几天是净买入。

中国作为经济转型国家，经济一直保持持续稳定的高增长态势。中国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正逐步增强，2002年直接投资创多年来的新高。同时，外贸进出口额保持高速增长。近年来，随着国企改革不断深化，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明显得到改善，中小股东的权益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证券市场经过多年的发展，一大批规模大、业绩好、居行业龙头地位的大型蓝筹股公司正在形成，相信会受到不少境外投资者的青睐。随着QFII门槛的降低，外国资本进入中国证券市场的数量和规模都将会不断增加，而这些不断增加的、致力于长期投资收益的外国资本对于稳定我国的证券市场将起着积极的作用。

2、有利于上市公司结构的治理和行为的规范。

国外机构投资者分为积极的投资者与交易者两大类，他们在证券市场上的投资理念和运作思路可谓迥异，积极的投资者以公司治理为手段，以持续性的价值提升和长期回报为目标；而交易者则通过技术分析或股价走势判断而获得短期资本溢价。根据韩国、印度和我国台湾的经验，在这两类机构投资者中，奉行公司治理导向投资策略的机构渐趋成为主流。根据2002年12月证券时报与东方证券针对QFII做的联合调查，大多数境外机构表示会以被动的个股选择来干预公司治理。这预示着那些资产优良、信息披露规范透明、治理结构完善的上市公司会受到QFII的青睐。这样就势必加大国内上市公司的竞争压力，对规范我国上市公司经营行为和促使上市公司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起到积极作用，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此外，对外开放证券市场，必然导致在会计制度、信息披露、公司法人治理、交易规则、监管和交易品种上与国际标准接轨，从而加快我国证券市场走向成熟。

3、QFII的介入有利于我国股价结构的调整，引导投资者的投资理念趋于理性化。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除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外，还有大量的个人投资者，大家对上市公司的价值评估比较混乱，其主要目标是以通过二级市场的短线操作而获取市场差价，所以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往往由股本大小、有无庄家等因素决定，而公司本身的经营业绩和成长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而导致证券市场比价关系失调。实施QFII之后，由于投资行为的改变和市场效率的提高，以及信息加工分析能力和投资策略的成熟，国内市场会打破原有的市场均衡，通过股价结构的调整来实现新的合理的均衡。同时，境外大型投资机构所具有的理性投资风格会对众多的中小投资者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有助于建立价值投资和理性投资的市场氛围，投资者会更重视上市公司本身的投资价值，中长期投资、组合投资和风险管理意识也将深入人心，这一点也可以从韩国、印度以及我国台湾实行QFII后证券市场投资理念的变化得到验证。如韩国有名的杂志2000年报道说：“开放前，投资者主要基于所谓利好消息传闻来投资。但开放后，QFII给韩国市场带来分析公司基本面的新视野，外资改变了整个市场的投资理念，国内投资者开始花大量的时间来研究QFII的投资行为……”。

4、有助于消除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的诸多“特色”。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内仍存在诸多痼疾，如目前证券市场市场的最大特点是“新兴+转轨”，而且经常出现政策市的特征，上市公司的基本面并非是决定股票价格的唯一主要因素，其投资价值观与国外市场存在叫大的差距。因此，我们这个市场所一直标榜的、并一直引以为自豪的诸多特色，就会成为境外投资者介入我国证券市场的主要瓶颈。QFII的引进使我国的证券市场渐渐向规范化、国际化靠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市、投机市、消息市、股权割离等诸多的“特色”将会出现渐渐退化的特征。长期看，引入QFII后，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这个市场的增量资金，更多的是成熟市场的投资理念与价值观；短期看，将会会逐步清理我们对“新兴”与“转轨”的理解，改变目前这种馄饨的状态。而这种市场不是充分有效的状态也是目前阻碍我国证券市场不能正常发展的重要原因。

5、引入QFII将加快我国证券市场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长期以来，我国证券市场散户投资者比重过高，以散户为主的证券市场存在投佟吉富机盛行、市场波动剧烈等问题。发展QFII制度可以大大增加机构投资者的比重，改善我国证券市场以散户为主的市场结构，最终会发展成以机构投资者为主导的市场。与此同时，合格的境外投资者的进入还有助于国内的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学习境外投资管理经验，可以提高我们的资产运作水平，从而为正式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做好准备。此外，引入QFII还有利于培育良好的竞争环境，促进国内证券机构和基金管理公司的成长。我国证券市场引入QFII将改变现有的市场竞争格局，逐步对外开放的证券市场对国内证券机构及基金管理公司来说是一个最好的训练场。实施QFII后，市场的竞争必然加剧，这将有利于培育国内证券机构及基金管理公司在竞争中生存的能力。在引入机构投资者的同时，国内投资机构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学习到他们的投资管理思路、企业经营模式和方法，可以提高国内证券机构和基金管理公司的资产运作水平，最终形成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6、QFII为外资直接投资A股打开了一扇窗，极大地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