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服务行业调查报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养老服务行业调查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本次参与调查__人，其中男性11人，女性103人，18-25周岁9人，占7%，26-35周岁57人，占50%，36-45周岁29人，占25%，46-55周岁19人，占16%。婚姻状况：18人未婚，94人已婚。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3人，占2%，高中20人，占17%，大专24人，占21%，本科及以上67人，占58%。居住方式：独居3人，占2%，夫妻二人11人，占9%，夫妻加孩子32人，占28%，夫妻加孩子加老人46人，占40%，夫妻加老人5人，占4%，其他方式17人，占14%。家庭月收入情况：2000元以下4人，占3%，2000-4000元55人，占48%，4000-6000元15人，占13%，6000-8000元22人，占19%,8000元以上18人，占15%。

被调查人员中，34%较需要家政服务，35%不太需要，30%不需要。没有请家政员的原因，57%选择自己及家人有时间做，13%是家庭收入的因素。

家政服务项目方面，被调查人员中，56%选择家庭保洁，13%选择烹饪，9%选择照看孩子，7%选择照顾老人，其它15%。对于家庭保洁频率，52%需要每周一次，12%需要每两天一次，3%需要每天一次。对于烹饪服务频率，30%需要每天，11%需要不定期。对于照顾家中病人，41%选择需要专业护理，29%需要基本照料。对于家中有学龄期孩子的家庭，28%需要接送孩子上学，21%日常家务，21%课业辅导。

家政员类型方面，被调查人员中71%选择钟点工，25%选择白天来，不住家，3%选择住家型。家政员的年龄段：51%选择36-45周岁的，42%选择46-55周岁的。家政员的性别：86%选择女性，14%选择男女不限。家政员的籍贯：52%要求市内，46%无所谓。

在招聘家政员方面，64%选择熟人介绍，32%选择家政公司。而在选择家政公司的时候，46%考虑的是口碑。

被调查人员中，38%的家庭接受每月在家政服务上花费500元以下，41%接受500-1000元，16%接受1001-2000元。3%接受2001-3000元。

1. 市场供需存在着矛盾。调查显示居民对家政服务等级需求越来越高，保洁、保姆等初级项目外，对月嫂、养老护理、病老陪护、课业辅导等中高级服务项目需求量逐步增大。现市场尚还不能满足需求。但由于市场鱼龙混杂，服务的质量参差不齐，广大居民面对现在的家政服务供需现状往往无从选择，不是找不到满意的服务，就是不敢接受服务，市场供需矛盾突出。

2. 行业观念陈旧。家政服务业作为从传统“保姆”发展而来的新行业，尚未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现在一方面居民对家政服务专业技能需求越来越高，而愿意在家政服务上花的钱却偏低。另一方面，不少女性受“侍侯人、低人一等”等旧观念的影响，怕丢面子，怕受歧视，宁愿无事干或工地打小工，也不愿意干家政。

3. 市场需求大，服务网络少。根据调查报告显示，被调查人员中有34%家庭需要家政服务，说明我区家政服务市场的需求是庞大的，64%的人选择熟人介绍的家政服务人员，这表明家政服务业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服务网络，导致供需无方，接触难，在短期之内熟人介绍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收益，但是不利于家政服务业的长期发展。

4. 市场管理不够规范。家政服务业由于市场广阔，供不应求，只要想干的就可以干，因而造成市场结构混乱。目前新北区的家政服务业没有统一的管理机构，对服务质量也没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市场价格不统一。如月嫂服务，收费价格相差甚大。此外，家政服务员的自身安全和利益无法保障，雇主的利益也无法保障。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家政服务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1. 建立巾帼家政服务机构，打造服务品牌。各级妇联作为群团组织，社会诚信度高，在人们的心目中具有一定的地位，因此妇联组织要主动承担起引进、促进、推进巾帼家政服务健康发展的责任，组织动员下岗女工和外来务工妇女自主创业。2014年，我区已成功引进江苏省“好苏嫂”家政服务品牌，并大力学习和借鉴山东济南“阳光大姐”、浙江杭州“西丽”巾帼家政的好经验好做法，在行业树立标杆，带动全区家政服务业快速健康地发展。

2. 加强培训，提高服务人员素质。拥有专业的家政服务队伍是创建品牌的重要基础，而专业化的理论和实践培训是提升家政服务人员素质和服务能力的重要手段。新北区妇联联合“好苏嫂”家政服务中心，积极发挥巾帼创业就业培训指导中心的作用，全方位、高起点、严要求定期集中培训不同级别、不同档次的家政服务人员，同时还将进行职业道德、法律常识、家庭礼仪、操作规则等一系列操作性、针对性较强的业务培训，增强从业人员的服务意识，规范服务行为，提高家政人员整体素质，以适应家政服务市场不同层次的雇主需求。

3. 加大宣传力度，构筑妇女就业平台。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大力宣传家政服务业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树立管理先进、服务一流的巾帼家政服务公司，提高家政服务业的社会地位，引导家政服务向产业化发展。鼓励下岗女工、农村妇女自觉抛弃行业陈腐观念，积极参与家政服务活动，让她们到家政服务行业寻找自己的位置，实现再就业。对社区下岗女工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详细调查摸底，掌握她们的务工需求，及时向家政服务公司反馈信息，健全全区家政行业人员人才信息库。通过电台广播、电视广告、报纸宣传等形式，对家政服务市场的供需信息进行及时宣传，使雇主和求职者都能及时掌握有效信息，实行双向选择。同时要充分利用高新区高知人群集聚的优势，多挖掘市场潜力，为高新区引进人才、留住人才当好后盾。

篇2

以陕西省为例，据2006年的统计，该省60岁以上老年人为375万人，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319万人，占到全省人口总数的8.58％。庞大的老年群体的需求，将带动巨大的服务业发展。但是如何真正实现“六个老有”，如何构建我们的和谐养老之路，这些问题不仅在考验社会能力，更是在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

西安：养老院服务参差不齐

陕西省老年公寓里，81岁的刘文惠老人总是喜欢收拾她和老伴的小房间，她每天总要把他们的全家福和金婚纪念的照片擦拭一遍。

曾经住在西安市后宰门小学的他们，因为城市改造不得不搬出老房子。现在对他们来说，这里才是他们的家。

自从2006年重阳节，刘文惠老人和老伴商量，为了不给两个条件并不宽裕的女儿增加负担，搬进了这座老年公寓。曾经他们也请过几次保姆，但是不是因为嫌老人麻烦、照顾不好，就是嫌工资太少。她总是抱怨：“现在称职的保姆真难找啊。”

57岁的马召斌是这个公寓的主任，自从部队复员转业后从事老龄工作已经20多年了。对于刘文惠老人的情况，他说：“其实这在养老服务业中是普遍存在的，也是整个社会的养老保障中的薄弱之处。相对而言，入住老年公寓是这些没有人照顾的老人的最好归宿。”

当记者问及即将面临退休的马召斌：“您对自己以后的养老问题怎么想的？您的子女又会怎么想？”

他说：“我的归宿肯定也在这里。不是儿女没有能力，也不是没有养老的意愿。我认为这是一个观念问题。子女有自己的生活，虽然他们避免不了为父母养老的责任，但是不应该成为他们的沉重负担。也不应该让他们受到舆论的责难。以后养老事业也将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这个大趋势也是毋庸置疑的。这对我们的传统观念来说，是一个挑战。显然，这还需要整个社会达到共识。”

据马召斌介绍，陕西省老年公寓始建于1992年，1994年11月1日开始营业。至今，公寓接待老人最多达到了97人，年龄最小55岁，最大的102岁。

2004年6月因为设备陈旧和现实需要准备重建。经过四处奔波，筹集到1000万元资金重建后，陕西省老年公寓终于2006年重阳节开始营业。

重新开业后的老年公寓共住进16名老人，平均年龄在80岁。由两个服务员专门负责他们的起居。因为承受能力有限，接收的只是生活能够完全自理的老人。“如果可以接收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这里早就住不下了”。按照10%的比例，现在全西安市仅需要社会养老的老人就达到了30万。而西安市不管大小、无论公办民办的养老院才60多个，并且规模很少能超过100人。至于条件和质量更是良莠不齐。“毕竟他们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而住在这里的老人们却觉得自己每月850元的费用，并不是物有所值。饭菜不习惯、没有健身器材、娱乐就只能是打打麻将，精神生活贫乏等等。

“虽然这个公寓是西安市唯一一个由政府主办的，但是也是自收自支。整个公寓的运营资金除了老人们缴纳的费用外，还有老建筑和沿街门面房的租赁费。”马召斌说：“生活费用的标准是由省物价局定的，看起来这样的价格对没有什么经济收入的老人似乎太高，但是即使是这样现在我们还是亏损。而且经营规模不大，除了争取社会募捐和帮助，很难再投入资金搞建设了。但是，即使亏损着我们还是要坚持下去。”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人每月餐饮至少得300元，平时基本的日用品也由公寓负责更换和购买，每星期还要对老年人进行一次巡诊，再加上水电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每个月脑子都算着这些小账。”

马召斌说：“作为西安市唯一一个由政府主办主管的养老机构，它的社会效益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我的想法并不是赚多少钱，而是考虑把它做成西安乃至陕西养老公寓的一个样板，能为其他民营力量做出示范，引导和鼓励他们加入到这个行列中。而且可以把我们这里作为一个从业人员的培训基地，为养老服务业输送人才。”

陕西：养老服务困难重重

根据2006年陕西省老龄委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全省现有养老服务机构(包括敬老院、托老所、养老院、老年公寓等)共873家，设计床位为18075张，实际入住老年人10527人，平均入住率为58．24％左右。

入住率较高的为商洛市92％、汉中市88％、榆林市77％；入住率较低的为西安市和咸阳市38％，其余均为40％以下。

从业人员总计2508人，占设计床位数的14％，平均每个从业人员要承担7.2张床位的服务量。个别民办养老机构每个从业人员要承担10张甚至以上的床位服务量，在873家养老服务机构中，有医疗机构的仅为10家；临终关怀服务机构仅宝鸡市有2家(1家公办、1家民办)；873家养老机构中公办的为717家，集体的为75家，民办的为81家。全省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床位总数，占全省老年人总数的4．8％，难以适应迅速增长的老年人口的社会化需求。

陕西省老龄工作委员会于昭勇介绍说：“近几年，全省养老服务业有了初步的发展，但从总体而言，陕西省养老服务业无论从资金投放，还是政策扶持都是较为欠缺的。各养老服务机构自身在经营管理、服务质量以及硬件设施上，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陕西省各养老机构普遍规模偏小、设施简陋、功能单一、影响力有限。就西安市而言，老年人口已达95．8万人，占总人口的12．9％，目前没有一家上规模(500张床位)、设施较为齐备、服务上档次的养老机构；各养老机构缺乏有效的信息管理与服务，养老机构之间，养老机构与老年人之间缺乏信息沟通与交流的渠道和平台，导致大部分养老机构只能被动地等待老人入住，而想进入机构养老的老年人，由于情况不明、信息不畅，没有办法如愿以偿。

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子女不主动送父母去机构养老，怕别人说自己不孝顺，而部分老年人想入住却怕子女面子上不光彩，只能委曲求全；低收入(退休越早，收入越低)，导致部分老年人对机构养老望而却步。

资金投入不足，特别是公共财政的投入和支持力度不够，很难起到带动和示范作用，民间资本大都看好养老服务业的前景，但惧怕前期的大投入、低回报甚至无回报，再加上准入制度不规范、不明朗，致使大部分投资者不敢涉足。

各级政府的财力有限，致使部分养老机构四处“化缘”，甚至靠救济维持，少数民办的养老机构创办人，搭进全部积蓄，惨淡经营。

养老服务业涉及多个政府职能部门，导致各类养老机构在布局、定位、从业人员培训、资格认证等方面缺乏全面、系统地规划和规范化管理，现有的养老机构在硬件设施、服务质量、从业人员素质等方面缺乏有效的监管，部分养老机构成了实际上的老年人集体宿舍，吃的是份份饭，闲来打麻将、玩纸牌度时日；有的医疗护理设备简单，手段落后。所有这些，严重制约了养老服务业的发展。

前景：社会养老需要社会力量

为了不断满足社会化养老的需求，陕西省宝鸡市2007年年初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事业的意见》，并成立了加快发展养老事业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

2004年9月29日，以市政府第46号市长令的形式颁发了《宝鸡市老年人权益保障办法》，共27条。其中对65岁以上的老人在医疗、乘车、旅游等方面保障了他们的权益。并建立覆盖全市的养老服务“110”呼叫系统平台。本着“关爱、温馨、服务”的宗旨，在全市搭建“999110”为老服务总平台。主要负责为老年人提供政策咨询、家政服务、老年婚介、老年维权等相关单位的联络与推介服务，并在每个社区建立养老服务中心呼叫系统。

陕西省老龄工作委员会福利处处长房焕民认为：“中国的养老方式大致分为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三种，其中家庭养老占到95%。即使其他两种方式所占份额很少，但是要真正让社会承担这么大基数的老人养老，仍然是一项巨大的任务。”

而宝鸡市在养老服务行业中走在整个陕西省的前列，尤其在社区养老的模式上，有着自己的特色，值得在全省推广。

服务方式的多样化，是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示范，大力发展家政照护、医疗保健、护理康复、精神慰藉等多种服务项目，实行有偿、低偿和志愿服务，满足不同层次老年人的需求。2007年宝鸡市在三区两县建成27个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市财政给每个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补贴20万元，建成不少于300平方米（含休息室、保健室、洗澡房、灶房、餐厅、阅览室、娱乐活动室、厕所等）适合老年人人性化特点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截至目前，宝鸡市已建成20个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占任务的74%，到10月底27个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将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2008年扩大到各县，每年财政下拨1000万元用于发展养老事业，到2010年全市所有社区全部建立起养老服务中心，使空巢老人有一个温馨的“家”。

房焕民认为，养老事业最终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可以由政府作为主导，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投入到养老服务业。

“但是，要发展养老服务业是应对老龄化社会，满足庞大老年人群需求，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首先要制定养老服务业规划，实施政府对养老服务业的扶持保护政策，建立养老服务业发展管理体制，培育老年服务中介机构，培训专业化的为老服务队伍。”

在运作模式上要打破所有制界限，加大对民办养老服务机构的资金投入，扶持福利性，非营利性民办养老服务机构的发展。遵循“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的原则，对已在运作的公办养老机构，采取股份制改造或出让经营权等办法，由政府主导、市场化动作，逐步做活做强。对于民办的养老机构，由相关机构考察评估，按实际床位或入住的对象，由政府按月或按年分别采取不同的标准予以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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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工；代际差异；社会诉求；成因分析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4-0129-03

引言

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农民工群体不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一代的农民工逐渐成为了农民工群体之中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文化程度更高，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对城市有较强的适应性和特别的感情。他们很多没有过务农的经历，他们追求的梦想，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均与老一代农民工存在差异。近年来却发生了较大范围的“民工荒”现象。“民工荒”现象的出现使我们不得不承认，两代农民工在社会诉求方面是存在较大差异的。本文利用统计方法，对浙江、江苏303位农民工进行数据调查为基础，分析两代农民工社会诉求的差异，并通过因子分析法，简单分析差异的成因。

一、农民工社会诉求代际差异研究综述

目前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这些研究是粗略式的。其中针对农民工代际差异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王正中（2006）指出，中国近年所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实质上是新生代农民工主观意愿得不到满足而进行的行为选择。自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把注意力转向针对代际差异的实证研究上。

吴漾、刘传江、程建林等一批学者主要从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角度讨论了第二代农民工的发展道路，他们指出，第二代农民工拥有更为强烈的市民化愿望，并从经济学角度强调其主观意愿和相关能力在其社会诉求变化中的共同作用。2010年4月深圳开展了新生代农民专项课题研究，并委托深圳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联合开展调查。总结了新一代农民工在流动动机和目的、收入、消费、对城市的适应性、就业等方面的个体特征的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诉求的差异。刘俊彦在2005—2006年的报告中对农民工的生存状况、两代农民工之间存在的问题做了较为系统说明，认为这些问题的差异是社会诉求差异的根源。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不能得到很好的满足。但是这些实证研究大都是对农民工代际差异特征的简单罗列，研究方法也有待创新。

二、SPSS 测度模型的指标选取和模型分析

1.分析方法。我们主要采用因子分析法。因子分析是指研究从变量群中提取共性因子的统计技术。因子分析可在许多变量中找出隐藏的具有代表性的因子。将相同本质的变量归入一个因子，可减少变量的数目。利用因子分析法，我们可以科学地找出影响农民工社会诉求代际差异的主要因素。统计的数据来源于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2010年4—5月我们在浙江湖州和江苏南京展开关于农民工社会诉求代际差异的调查问卷。本次问卷调查我们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问卷333份，有效问卷303份。

2.测度样本和指标选取。综合选取了24个能够影响农民工群体工作生活、培训、住房、自我意愿等社会诉求代际差异的指标，构建农民工社会诉求代际差异影响因子模型。

3.统计分析结果的描述。只有因子X1 的特征值大于1 ，累计贡献率达到98.896%，为主因子。说明选取这个因子已能比较充分地解释并提供原始数据所能表达的信息。主因素与x1、x3、x5、x6、x7、x8、x10、x13、x14、x15、x16、x22、x23、x24正相关，与x2、x4、x9、x11、x12、x17、x18、x19、x20、x21负相关。

三、两代农民工社会诉求差异

1.工作生活诉求差异。工作难找以及工作权益不受保护成为两代农民工在工作方面的主要困难。相比较来说老一代农民工有更多比例的人认为工作难找是工作中的主要困难，占老一代农民工的67.54%，而新生代农民工中认为权益不受保护是工作方面主要困难的人占多数，占新生代农民工的54.35%。新生代农民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并且有上一代农民工的积累性结果，其社会资本也要远远的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因此找到工作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难事。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上具有较多的选择余地，对工作也有更高要求。具体来说，第二代农民工对工作的要求不断增高，他们往往向往稳定和体面的工作，其就业结构有了较大的改变，开始进入正规的劳动力市场。相比较建筑行业来说，制造业的工作相对轻松体面，也相对较为规范。制造业企业也较愿意选择那些年轻和技能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所以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到相对较为规范的制造服务行业就业。同时新一代农民工在工资需求、工作时间上较老一代农民工有更多诉求，劳资矛盾日益突出。工作环境的变化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对于维护自己的工作权益具有较高的诉求。老一代农民工技能单一，工作同质性强，工作竞争压力大，能够较为容易地寻找到合适的工作仍是他们在工作中的最大诉求。

2.社会保险诉求差异。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日益完善，农民工群体也越来越能享受到社会保险带来的实惠。新老两代农民工对于社会保险的诉求存在较大的差异。生活中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担心受伤、失业、生活困难等方面问题，老一代农民工在子女教育问题、养老问题、生病问题上更加担忧。实证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中有18.51%的人对于养老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远远高于老一代。而当问及最迫切需要的社会保险时有51人选择工伤保险，占总人数16.77%；83人选择医疗保险；占总人数27.3%；20人选择商业保险，占总数的6.57%，39人选择失业保险，占总人数的12.82%；66人选择养老保险，占总人数的21.71%；33人选择生育保险，占总人数的10.8%。其中，选择失业保险的39人有33人属于新生代农民工，选择生育保险的33人全部为新生代农民工。两代农民工所面临的社会现实决定了两代农民工对于社会保险诉求的差异。随着年龄的增加，老一代农民工对于自身养老、医疗的压力日益增大，对于养老保险以及医疗保险的诉求日益增大。同时老一代农民工对于城市没有太多的感情，离开了城市的工作，回家种地依然可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对于失业问题并不十分担心。而自主意识较强的、务农经历较少的农民工不会满足于农村的务农生活。一方面他们希望留在城市，另一方面他们的经济能力有限。失去工作、受伤将会使他们的城市生存条件变得恶劣。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处于一个特殊的年龄阶段，很多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生育子女问题的挑战。因此，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对于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具有更大的诉求。

3.培训的诉求差异。新生代农民工比之老一代农民工具有更加强烈的培训诉求。老一代农民工中有18.6%的农民工不愿意参加培训，而新生代农民工只有6.87%。有更多比例的新生代农民工愿意参加培训。新生代农民工愿意花费到培训上的费用是平均每人每月187.07元，平均愿意花费到培训上的时间是平均每人每月27.76小时。老一代农民工愿意花费到培训上的费用是平均每人每月116.29元，平均愿意花费到培训上的时间是每人每月9.817小时。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更愿意在培训上投入精力和财力。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培训的诉求远远超过老一代农民工。究其原因，可做如下分析：从文化程度上来讲，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较高，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的制造需要的文化和技能水平也较高。新生代农民工对于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性比之老一代农民工有更深刻的体会和认识。较高的知识技能水平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谋生显得尤为重要。从年龄上来讲，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年龄上的优势，对于知识和技能具有较高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培训为老一代农民工带来的效益将远远不如为新生代农民工带来的效益。从经济能力来讲，新生代农民工人均要负担的人口低于老一代农民工。同时老一代农民工需要为自己的养老、医疗做准备，当前面临的经济压力、精神压力要远远超过新一代农民工。

4.自我意愿诉求的差异。第一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低，第二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高。第一代农民工倾向于最终回到农村，落叶归根，城市只是他们挣钱谋生的地方。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希望能够留在城市，享受和城市人相同的生活。因此，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关注城市生活的待遇，如歧视、社会地位。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有不同的生活经历，较高的知识文化水平使得他们对于城市生活具有更高的适应性，对城市有更加强烈的渴望和感情。他们体会过农村生活的艰苦，也经历过城市生活的繁华。城市和乡村教育对于乡村文化教育的缺失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对于乡村没有认同感。对于更独立、自我意识更强的新生代农民工留在城市，成为市民是他们的奋斗目标。

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身素质的提高具有很大的诉求。当问及最关注自身方面时，有38.7%的新生代农民工最关注自身素质提高，而老一代农民工只有6.14%。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更高，他们认为他们应该和城市居民享受相对同等的待遇。然而事实上他们的生存状况不佳，较多新生代农民工将原因归结到自身素质不高导致的“公平报酬”。因此，对于有较高的留城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较老一代农民工更加关注自身素质的提高。

5.住房诉求的差异。农民工从农村流入到城市，但是他们在城市没有住房，很多企业并不能为农民工提供相应的住处，住房问题成为了农民工一个较大的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希望政府能够提供更多的经济适用房，而老一代农民工更加希望政府能够为他们的住房提供住房补贴。廉租房不是农民工十分想要的获得住房帮助的形式。对于住房的诉求差异与留城意愿存在较大关系。流程意愿更强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自己能够在城市拥有自己的住房，成为城市居民意愿，有限的经济条件使得他们对于经济适用房存在较大的诉求。老一代农民工相反，城市的住房只是临时住所，面对城市较高的住房租赁费用，他们更希望政府能够提供住房补助。

第二代农民工相较于第一代农民工具有更加多的主观能动性、多样性和独立性。现行制度的设计并没有能够体现农民工的代际差异需求。社会环境的恶劣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面临着困境。“民工荒”现象的出现是农民工社会诉求得不到满足引发的社会问题的一个。两代农民工在社会诉求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也决定了我们的政策需要具有灵活性和多样性，不能搞“一刀切”。解决农民工问题我们更需要从实际出发，一方面我们要关注农民工的异质性区别对待，另一方面我们要在制度上尽量做到公平公正，努力实现农民工的社会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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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多样性就业形式，是国家面对国内就业压力持续加大的形势，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正式提出的，即“采取非全日制就业、季节性就业等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提倡自主就业”。推行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虽已是国家的发展计划，但它对妇女发展的影响却须认真研究，因此，本课题将首先研究我国就业制度演变中的妇女就业状况，分析妇女就业的现状，客观分析多样性就业对妇女发展带来的影响。

一、研究本课题的前提性态度

第一、为了研究更具有针对性，本课题研究的对象是城镇妇女的就业状况，不包括农村妇女的就业形式。

第二、研究妇女就业形式要有性别意识。就业不仅是女性实现劳动权利的重要途径，而且是妇女实现其它法定社会权利及社会价值的基础，是实现男女平等权利的前提与基础。换言之，就业，是妇女参与社会发展、获得平等机会、资源和权利的首要途径，也是妇女自身发展的基本条件。

目前，就业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经济困扰，更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最大难题。就业问题对妇女发展带来的影响是深刻的。随着劳动就业制度改革的深化，必然会对妇女利益作出调整，妇女为改革作出一定的牺牲也是无可厚议的，但是如果妇女是改革代价的主要承担者，那么我们必须要认真审视有关的制度与法律。将性别观念纳入决策主流，建立具有性别意识的就业制度。事实上，在就业、失业、再就业中如何处理就业权利在不同性别间的实际利益分配和再分配，以及处理就业中性别问题上公平与效益的矛盾，不仅是就业改革中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也是研究有关女性就业制度、提出相关对策的目的所在。研究妇女就业形式要有性别意识，但不能是强硬的女权主义态度。

第三、必须客观地对待妇女在现实就业中的地位。

二、我国就业制度的演变及其对妇女发展的影响

妇女就业是妇女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活动，实现自身价值，提高社会地位的根本途径，也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程度的主要指标。劳动就业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经济制度的变革，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就业制度也随之变革，经历传统与转型的两个不同阶段。不同的就业制度对妇女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传统就业制度下妇女就业形式的主要特征

我国传统的劳动就业制度起源于50年代中期,形成于60年代中后期

,一直沿用至70年代末，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经过多年演变，形成了以国家“统包统配”为特色，以人力资源指令性计划安置为核心，以行政措施为手段，由劳动人事制度、就业制度、用工制度组成的三位一体的计划安置型就业制度①，也即形成政府包揽就业，实行了统包统配下的计划配置模式。其主要特征是：（1）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就业制度

,使城市和农村的就业保持高度的隔离性，限制农民进城就业。（2）以指令性计划为基石，国家制定统一的指令性计划对劳动力进行调节，以行政手段配置人力资源，企事业单位没有用人自，就业者没有择业自由权，强调服从分配。（3）用工制度以国家固定工为主体，政府控制企业人员、工资，住房、医疗、福利待遇、退休养老等社会保障由国家包了下来，统包统配。企业用工固定，既不能辞退职工，又不能让职工自由流动。①（4）由于实现“充分就业，消灭失业”的高就业政策，安排超过所需数量的劳动力就业，就只能采取经济学上被称为“工作分摊”和“收入分摊”的办法，即“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

,进而“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通过降低就业者平均收入的办法减少失业人口，即实行“高就业、低工资”政策②（5）国有和集体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用工劳动制度有所不同，劳动者的身份有严格的区分，实行不同的工资、住房、医疗、福利、退休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6）实行干部、职工分别管理的二元劳动人事制度，使其身份有严格区别。

这种就业制度,对于集中必要的人力进行国家重点建设，对于有计划地保障人力资源供给，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安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起了重要作用。但传统计划安置型就业制度的缺陷与弊端也十分明显，突出地表现在：一是造成了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经济的低增长；二是掩盖了隐蔽性失业问题；三是这种就业模式使政府背上了安置就业的沉重包袱，也养成了劳动者对国家的依赖心理。

传统计划安置型就业制度下，政府对妇女就业实行较为强烈的国家干预政策，以法律、行政手段吸引和组织妇女就业，妇女就业特点十分突出：依赖政府安排；就业率高、就业质量低；就业结构不合理；岗位凝固不变，一业定终身。最为突出的是，妇女就业结构不合理。妇女主要集中在第一产业（占妇女从业总数的78.68％）和第二产业（占妇女从业总数13.1％），在第三产业就业的妇女仅为妇女从业总数的8.32％。在妇女在业者中，从事脑力劳动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机关工作人员只占5.5％③。

与这种就业制度相联系，妇女就业形式显得比较简单，绝大部分为正规全日制就业形式，固定工，少数为临时就业。

（二）传统就业制度对妇女发展的影响

由于传统计划安置型就业制度，在其就业政策的价值取向上，有较强的政治目的性，国家把妇女就业看作是追求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价值信念的体现，也就是将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参加社会劳动看作历史的进步，并努力将这种论点体现在具体的政策决策上。因此，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政府制定了相当完备的女性就业保护政策，对妇女的就业权利和就业保护进行了规定。而这种保障以制度方式进行，它对妇女地位的提升与发展具有很强的刚性，对妇女发展保障影响是具有强烈的制度性。

由于传统计划安置型就业制度所固有的优势和劣势对妇女的发展产生了较为强烈正负两面的影响，即保障与制约。保障影响具体表现在：

第一：广大妇女大规模地走出家门，参与社会劳动，完成了从封建家庭妇女到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角色转换。1949年－1957年的8年间，女职工数从60万人增加到328.6万人，1957年后年增加率为12.7％，女职工占职工总数的比例由7.5％逐步上升到13.4；④1978年我国城镇妇女就业已达到3128万人，占职工总数的32.9％。⑤作为社会就业者、工人阶级一分子，妇女的社会地位在妇女就业中得到了较快、较高的提升。

第二，就业权利的获得和实现妇女来价值观的变化也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就业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绝大多数妇女在经济上完全依赖丈夫的被动局面，而且极大地拓展了城市妇女地生存空间，丰富了女性地社会生活，对于女性精神世界地发展产生了很大地推动作用。女性在创造物质财富地同时，创造了丰富多彩地精神财富，为社会地进步与发展作出了重大地贡献，创造了让世界瞩目地女性解放成就。

第三，单位制的就业方式，给妇女的发展提供稳定而有力的保障。单位制是中国城市社会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单位制具有资源配置、社会整合、政治动员、意识形态控制等多方面功能。①单位制度所确立的社会控制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使得国家能有效地运用单位制的运作机制，实行国家干预，以行政的力量克服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明水平地限制，超越世界妇女解放运动的规律，在中国女性主体意识还未充分觉醒的基础上，直接撕裂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的束搏，将男女平等这一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落实于现实社会的制度安排中，妇女解放地水平处于一个超越现实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高水平上。这样的妇女解放运动构成了有中国特色地妇女解放道路，也为日后改革后妇女地位的落差、发展受制约埋下了伏笔。

传统安置型就业制度，在给妇女带来高就业率、稳定感和保障性的同时，也限制了妇女的自由选择和个性发展。传统就业制度对妇女的发展产生了内在的制度性制约。

第一，妇女就业作为正常的社会现象被全社会确认后，过渡保障和保护在把妇女从家庭束搏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又强化了城市女性对国家单位的依赖性，从原来家庭依赖转换为对国家依赖。妇女始终处在被动状态，妇女主体意识的觉醒较多地掺入了外在的因素，造成了妇女解放运动的水平整体不高，妇女进入决策主流很少。

第二，由于计划就业体制下劳动权利的不可选择性。对妇女经济参与水平的提高形成了阻碍，妇女就业大多数集中在低劳动生产力水平的第一第二产业中，造成不合理的就业结构，这就成为日后改革时妇女大量下岗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不适当地理解男女平等的理念，“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社会舆论的影响下，在劳动配置中忽视合理的性别差异，女性从事了一些违背生理特点的重体力和有害有毒的工种，损害了妇女发展的道路，也给合理理解妇女解放运动造成了误解。

第四，不能流动的单位就业模式，使得妇女既不能跨所有制流动，也不能跨身份流动，这样的就业形式强化了就业初始对社会关系、家庭出生等先赋条件的依赖，同时也使妇女就业长期封闭在一个单位之中，造成了狭隘的生存空间和封闭化的精神世界，妇女的进取精神淡化，很容易将自己的精力化费工作性的人际关系之中，耗费在家庭琐事中，妇女的素质不能在工作中得到有效得提高，妇女社会地位的边缘化更加严重。

（三）就业制度转型中的妇女就业困境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劳动力商品价值的确立，妇女就业模式随着整个就业制度的转型发生了同步的变化，由原来的计划分配、政策调控、行政约束转化为“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国家促进就业”的新就业制度，自谋职业、竞争就业成为新时期妇女就业的主要模式。客观地说，新型就业制度促进了妇女就业的发展，妇女是新就业制度的重要受惠者：（1）女性就业人员比例增大。据调查推算，1996年我国的全部就业人员中，女性占到46.6，比1990年的44.8上升了1.8个百分点。在城镇就业人员中，女性占45.5，在乡村就业人员中，女性占

47.1

。女性就业人员比重增加，表明妇女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有进一步的提高。（2）女性就业人员的素质明显提高，与男性就业人员在文化素质方面的差异逐渐缩小。据统计，在女性就业人员中，小学文化程度的占

37.6，初中占31.9，高中及大专以上的分别占9.7、2.2

。1996年在业人员平均学龄为7.57年，其中男性8.06年，女性7.01年

,男性比女性高1.05年。但与1990年相比，全部就业人员平均学龄提高了0

.47年，而女性提高0.51年，男性仅提高0.36年，女性提高速度快于男性。这也说明妇女受教育情况正在改善。（3）女性就业人员平均年龄增大。1996年女性就业人员中，16—

29岁的青年组占37.4，30—44岁的占40，45岁以上的占22.6

,与1990年相比，青年组减少了10.2个百分点，其他组分别增加了4.5个和5

.7个百分点。青年妇女就业比例下降较大，一方面是从七十年代末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到九十年代青年人相对略有减少；另一方面是青年妇女中在校学习的较多，这也为将来更好地参加与社会经济活动打下良好基础。（4）不同身份的就业人员中女性均占一定比重。其中在乡村就业人员中占

49.1,在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占43.5,在私营个体雇员中占42,在私营个体雇主中占35.2

,在乡镇企业就业人员中占41.4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不仅涌现出一批女部长、女市长、女厂长、女总工程师等政治家、企业家和科学家，在拥有亿万资产的业主中也不乏女性。这都表明在市场经济发展和竞争中，女性也有其自身的优势，她们奋勇拼搏自强不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确立了自己应有的地位。①

但是由于整个国家就业形势地严峻性，原有就业制度形成的各种弊端的积重性，以及性别歧视观念的存在，妇女就业仍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现阶段，妇女就业面临的问题错综复杂，其主要问题是：

1、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竞争能力不强的妇女被“挤压失业”。妇女是大批下岗者的主体。全国总工会1998年对11个省市10个行业的660个企业所作的一项调查表明，这些企业共有编余职工27100人，其中女性占64％。②据劳动部的资料显示，仅国有企业下岗职工，1998年为1219万人，1999年为1254万人，20__年为1200万人。其中女性所占比例偏高，其幅度为43－47％，比国有企业女工比例多出8－10个百分点。③

2、在提出解决就业压力的对策时，降低妇女就业参与率往往成为一些人的答案，妇女平等就业权利受到侵害。我国经济发展与新增加劳动力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就业难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 何解决就业压力，成为政府社会普遍关注的难题。在寻求各种对策时，总会有一些人把解压的视线盯在妇女身上，总以为让妇女少就业就会缓解就业压力。有的学者认为妇女的社会劳动参与率过于偏高。现在世界各国妇女劳动参与率总体情况是发达国家水平高，而发展中国家相对较低，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达45％，超过世界平均的40％，发达国家的44％，发展中国家的39％，是印度的1.5倍。④因此，专家开出诊治就业难的处方是“让女人回家”。于是20__年的“两会”期间“让女人回家”的老调又重提。这个话题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学术界已出现四次争论。20__年参与讨论的人们是历次来范围最广，层次最高，这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即“劳动力供大于求”是我国目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制定就业政策所面对的基本国情。因此，本话题讨论的关键是在就业压力下采取什么样的公共政策，讨论的核心是社会性别分工问题。“让妇女回家”是指生育期妇女回家，专门抚育子女，从事家务劳动，腾出部分岗位给男子就业，实现“阶段性就业”政策，其实质是以生育为理由用制度性办法剥夺妇女就业的权利。3、劳动力市场的不公平竞争，就业中的性别歧视现象突出。公平竞争，其基本含义是机会均等。在劳动力市场上，就是要求劳动者有选择职业、岗位的权力，企业有选择劳动者的权力。就妇女就业而言，就是要使妇女能自由地选择就业或不就业、如何就业以及平等地被挑选。劳动力市场的不公平竞争，首先是用工中的性别歧视。就业中的性别歧视是指用人单位在录用女性的各环节中，除依法不适合女性工种或岗位外，以性别为理由拒绝录用或提高对女性的录用标准，而导致女性平等择业机会的丧失及其它损害的情况。由于用人单位不愿承担女性生育方面的社会责任，在招工、招干时用人单位用明里暗里的手段拒绝接受女性，不仅拒绝接受一般的女工，就连女大学生、研究生也常常因为性别的缘故被许多单位拒之门外；其次是单位录用后的性别歧视，用工后的性别歧视

,是指具有相同生产率特征的工人仅仅因为他们所属的性别群体不同而受到不同对待。一般表现为：一是工资歧视。即支付给女雇员的工资低于条件、工作相同的男雇员。我国女职工平均收入低于男性职工收入。劳动报酬是社会分配的主要方式

,是衡量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指标。据1990年第一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资料显示,女性收入是男性的77.

5。20__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资料显示：男女两性收入差距呈扩大化趋势，1999年城镇在业女性年收入7409.7元，是男性收入的70.1％，男女两性的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7.4个百分点。①二是职业歧视。即故意把与男雇员条件相同的女雇员安排到工资较低、责任水平较低的工作岗位上，女性进入高级管理层更难。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的今天，职业歧视已日益突出。

4、妇女就业存在着低职业层次现象。在劳动力市场的变革中，妇女劳动力内部出现分化，双重劳动力市场逐步形成，处在高级劳动力市场的妇女正日益改变着自身的地位；而处在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妇女，不断地被边缘化机制所左右，在劳动力市场与再就业过程中处于不利地市场地位。由于市场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社会对妇女的偏见的存在，以及历史造成的大多数妇女文化技术素质偏低，处在高级劳动力市场的妇女很少。因此，改革虽然给了妇女自由的择业机会，但事实上妇女就业的选择权是有限的。我国妇女就业存在着低职业层次现象。据

1990年人口普查中关于职业分类的调查

,女职工在“专业技术人员”、“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三大类职业中所占的比例分别是

45.3、11.5、25.7,明显少于男性

,而在商业工作人员、服务性工作人员、农林牧渔业劳动者的比例中女性明显增多,分别是46.8、51.

6和47.9。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女性就业者多集中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农林牧业、服务行业和商业行业中

,低技能的劳动者居多。而在职业地位较高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国家机关党政群组织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等直接从事脑力劳动和管理工作的就业者则以男性居多。②低职业层次，以及大量的非正规就业的就业形式给妇女带来的是：低工资和低技能的岗位，低社会评价的心理感受，低社会保障的生活处境。

（四）妇女就业与妇女发展的启示

妇女发展问题，是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整个妇女解放运动的全过程看，分两个步骤：一是争取人身自由的解放阶段；二是在获得人身自由基础上的发展阶段。如果说实现第一步骤的先决条件是进行社会革命的话，那么实现第二步的基础和关键则主要靠妇女广泛参与社会劳动。迄今为止的全部妇女发展史表明，妇女的发展水平、社会地位和解放程度是与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的广度、深度呈直接的正相关。研究与分析我国就业制度演变与妇女发展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1、妇女发展只有在广泛参与社会劳动过程中才能实现。

就业，使妇女从家庭中男性的依附者变成经济独立者，在社会和家庭中争取到作为人所应有的权力和地位，从而树立起独立的人格。同时，在广泛的社会劳动中，使妇女自主意识和自身素质不断提高，从而提高了妇女的社会活动能力。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和保障妇女更好地就业，更充分地进行社会劳动，这无论对于进一步提高妇女的发展水平和解放程度，还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2、妇女高就业状况不能有效地促进妇女的全面发展。

由于存在低职业层次、低收入状况、低再就业水平的低就业质量，目前妇女的高就业状况，带给我国妇女的发展不仅没有超前

,而是滞后的

,并且面临着日益严竣的挑战。妇女的发展同社会发展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它内在地包含和存在于社会发展之中。妇女就业问题依赖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妇女就业的速度、水平、范围都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以人的自然力为基础的低生产力水平不足以为女性发挥自身潜能提供较多的机会。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妇女整体素质的提高和发展。

3、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男女两性竞争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实质上的不平等，对妇女发展的影响更为深刻。

说到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在一些人的观念中妇女地位已经是相当高，男女是平等的。对男女不处在公平竞争的地位的事实，在现代社会的人们中似乎越来越意识不到，几乎麻痹了，这是因为：一是在法律上妇女获得了与男子完全平等的地位，使人们忽视了现实与法律相去甚远的现象；二是存在少数成功妇女，她们跻身于以为男子占领的职业领域干得毫不逊色，并被媒体夸大宣传，给人们造成的错觉；三是妇女接受教育甚至高等教育得人数增加，几乎与男子相当，然而劳动力市场对文凭持有者得性别却是有选择的；四是第三产的发展使妇女就业率上升，职业妇女成为极普遍的现象，掩盖了男性与女性职业性质、等级、稳定性的差别。

三、多样性就业与阶段性就业关系

（一）多样性就业与阶段性就业的界定

1、多样性就业

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视角的全球化是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的重新配置和贸易自由化，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将直接导致产业结构的大调整，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建立，劳动力市场对配置方式的多样性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九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采取非全日制就业、季节性就业等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提倡

自主就业。”多样性就业概念于此正式出现。多样性就业是指就业具体形式的多样化，它包括正规全职就业和非正规弹性就业。正规全职就业是指在正规部门全日制方式就业的就业形式。非正规弹性就业是相对于全日制就业形式而言的，指不限时间、不限收入、不限场所的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包括非全日制就业、临时就业（如短期就业、季节就业、承包就业、传呼就业、独立就业）、派遣就业（雇佣型派遣就业和登记型派遣就业）、钟点工（小时工）等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①

2、阶段性就业

妇女阶段性就业自80年代至今大概有五种观点：

（1）中国最早提出妇女阶段就业是在80年代初期。1984年6月1日《北京日报》发表《我国妇女应实行阶段就业》，“建议在职妇女从怀孕七个月至孩子三岁这一阶段停职休息，在家哺育儿女，领取75工资，孩子三岁以后再继续工作。”

（2）90年代又有人提出妇女阶段就业，认为解决妇女就业“较为可行的办法是实行妇女阶段就业。社会对于生育期的妇女个人及所在企业给予合理的补偿，生育期结束后妇女重新进入职业生活领域”（《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社会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

（3）“阶段性就业”是相对于“终生就业”而言的，是指劳动者在其职业生涯中，自愿退出社会劳动一段时间之后，再次参加社会劳动的一种就业形式。阶段性就业不同于失业，对劳动者而言，失业是非自愿的，而阶段性就业是自愿的行为。阶段性就业，最初是对一些国家女性就业特征的总结。目前的阶段性就业，已不仅仅是妇女就业特征，而是更多的劳动者都要面对的问题。②如为了提高自身素质参加脱产学习或培训，而退出劳动力市场。③

（4）妇女阶段性就业是指妇女在怀孕期、哺乳期和孩子较小时自愿退职回家和抚养子女，从事家务劳动，等孩子长大（如孩子上小学时）再重新工作。妇女阶段性就业又可分为退出型阶段性就业（指妇女在怀孕期、哺乳期和养育小孩时，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和调整型阶段性就业（指妇女在怀孕期、哺乳期和养育小孩时，对就业状态进行适当调整）。①

（5）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员王思梅、胡新颖认为（1）（2）的提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阶段就业，而是用休长假缓解企业人员过多的负担，解决女职工的生育哺乳困难。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思路以及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妇女阶段就业，实质上就是生育期间的妇女自动退出经济活动，处于不在业状态，即使在生育期间可以通过生育保障体系领取部分生育津贴，但和原工作单位已然没有实质上的关系，子女长大后再重新返回劳动力市场谋职。②

阶段性就业是一种就业形式。本课题研究中不将阶段性就业作为多样性就业的一种类型，主要原因是本课题研究视角是在社会公共政策，而不是妇女个人的行为方式，以上五种观点其研究的出发点不同，但基本认同妇女阶段性就业是妇女自愿的行为，但是仔细分析以上五种观点的立足点都是从国家制度设计的角度，来构建妇女个人的就业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妇女阶段性就业是以生育为理由，用制度的方式来规范妇女的自愿行为，实质是将妇女自我就业行为进行国家干预。这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辞职再就业带有很强的个人行为色彩，政府不给予干预，没有基于性别的就业制度不同。

（二）国外妇女阶段性就业的状况评述

1、阶段性就业现状。

国外妇女实行阶段性就业的方式较为普遍，妇女在婚前就业率高，婚后尤其是有孩子后，妇女一般自愿回家，退出劳动力市场。如90年代澳大利亚妇女较少从事全时工作，主要是为了履行照顾子女和家庭的责任

,这不单纯因为女性缺少从事全时性工作的机会,而是因为女性乐于选择非全时性工作。调查表明,70

从事非全时性工作的女性非常满意这种就业方式;在从事全时性工作的女性中有60

希望能够减少自己的工作时数。③在当今世界，妇女阶段性就业虽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也出现了不少新的发展趋势。以日本为例，日本是妇女阶段性就业比较典型的国家，被称为M型就业，是指由于结婚生育而形成的妇女劳动力率（劳动人口占15岁以上人口的比率）的变化，即女性毕业后参加社会劳动，到结婚育儿退出劳动力市场，待孩子长大后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形成婚前就业的第一高峰和育儿后的第二高峰。由于这一变化曲线形似“M”，所以国际上通常称之为M型就业模式，在日本称为中断型就业。进入90年代后日本的妇女就业发生了变化。1979年日本妇女劳动力率是35.3％，到1997年则上升为50.4％。1997年日本连续就业的妇女达到60％，生育后中断就业的妇女占40，就业妇女中已婚的占66.5，35岁以上的占60％。④在美国妇女就业上升幅度也比较大，1997年71.9％的有18岁以下的妇女，77.9％有6至17岁的孩子的妇女，64.8％孩子在6岁以下的妇女参加了工作。⑤

2、政府关于阶段性就业的政策。

国家以限制和授权两种方式干预社会，并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国外妇女实行阶段性就业，基本是自己个人的行为，国家采取不干涉主义的立场，通过意识形态的规劝来强化家庭和鼓励专职母亲，尤其是通过教会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对性别形象进行深刻的模塑来影响妇女就业行为。但是由于劳动力资源的短缺、妇女受教育的水平的提高、以及文化观念的变化和妇女运动的发展，妇女不中断参与劳动力市场，已被广泛接受。因此，现在许多国家多采取了促进妇女就业的政策。如瑞典制定了，诸如劳动力市场政策、税收政策甚至于和家庭有关的托幼机制及子女教育政策、父母育儿休假、儿童津贴费规定等等公共政策。家庭中的很多变化都是因政府的一些重大决策所引起的。自60年代起，妇女参加工作一直是受到鼓励的，如休假保险制度是瑞典政府鼓励妇女就业政策最具特色的举措。父母休假可供女性和男性共享，关于休假的时间可由夫妻双方根据自己的意愿和需要分配。这项休假制度是受法律保护的，而且工作和工资待遇都不受任何影响。新生儿和刚刚领养孩子的父母可享受

360元的带薪假期，工资按正常收入的90

支付，最低不少于每个月2300美元。日本在二战后相继颁布过《宪法》《劳动基准法》和《工会法》，1985年6月颁布了《男女用工机会均等法》以促使男女平等就业，1997年6月，对该法进行了修改将禁止男女机会不均等的宣导性规定为硬性规定。1992年颁布了《育儿、看护休假法》，对原来的《劳动基准法》进行了修改，规定了妊娠、哺乳期妇女不得从事有害作业等规定。为创造兼顾工作和育儿的良好社会氛围，日本政府规定每年10月为“工作与育儿思考月”大力宣传有关法律，并从1995年4月开始，向修育儿假的女职工支付保险费。1997年日本连续就业的妇女大到60％，生育后中断就业的妇女占40％，就业妇女中已婚的占66.5％，35岁以上的占60％。日本女性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者总数的39.7％，与1965（31.7％）相比上升了8个百分点。①结婚生育后辞职回家，已不再是许多日本女性的理想选择。

3、阶段性就业对妇女的影响

尽管政府采取促进妇女就业的法律，但这种新的对妇女有利的家庭和工作政策的实施仍避免不了性别隔离现象、男女两性工资上的差异、女性过多地集中在低工资部门、职业地位较低、社会声望不高的现实：

（1）不平等以及性别隔绝状态仍未消除。1985年瑞典30个最大的行业中有26个集中了70

的妇女或男性工人，而只有4个行业中的男女布局是比较均等的。52

的瑞典妇女大都集中在12个职业部门。性别隔离现象还反映在科层制的组织结构上，和其它国家一样,管理层次越高，女性就越稀少。1988年瑞典的工业部门白领职员中，高层管理人员中 妇女只占5(包括最高层的管理人员

)，中级管理人员和中级技术人员中妇女仅占16,而较低层次的技术和管理人员中妇女占43,那些日常事务性文秘工作

80是由女性担任的。②

（2）职业地位较低，社会声望不高。由于妇女就业大多集中在非全日制、非正规就业领域内，从1980至1997年，荷兰、法国、德国三国新增女性就业人数中，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分别占92.6、92.6和84.6％。③除极少人，大部分妇女很难进入一等劳动力市场（指工资高，劳动条件好，职业比较稳定，失业风险小，劳动者素质相应比较高）往往集中在二等市场（工作低、劳动条件差、职业不稳定，失业风险大、缺失集体谈判条款的制约，没有严格的雇佣与解雇程序）妇女作为边缘劳动力，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强化了劳动力市场传统的社会性别差别，损害了妇女的职业声望和前途。

（3）男女两性工资上的差异大，妇女社会保障水平较低。1996年，在美国全职劳动的妇女整年所争的工资为男子74％。据美国20__年1月AFL—CIO的电话调查，所有工作妇女津贴、社会保障只有男子81％，大约28的劳动妇女不能获得工作津贴和退休救济金。④

（三）我国能否实行妇女阶段性就业？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这里的妇女是指群体概念不是妇女个体，阶段性就业是属于制度性范围的概念。我们不反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些家庭经济条件优越的女性婚后或生育后中断就业，回到家庭做全职妻子或母亲，自愿选择阶段性就业的行为。作为公共政策，就有必要进行认真的研讨了。

能否实行妇女阶段性就业，必须回答清楚以下几个问题：

1、妇女自身就业的动机和愿望是什么？

妇女对于就业形式的选择，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个人素质和意愿；二是市场需求；三是社会观念。从妇女就业的动机和意愿视角，考察实施妇女阶段性就业的可能性，是很有必要的。

根据王思梅、胡新颖在1996年11月对全国六大城市随机抽样的调查报告《城市妇女就业动机与生育期间的就业愿望》（《浙江学刊》1997年第5期p79－85），以及广州市再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几家单位联合进行的非随机抽样调查报告《1998年广州市女性就业观念调查》（《中国劳动》1999年第5期第6期p18－21与p22－25）的综合分析，妇女的就业动机与就业愿望非常明确：

（1）就业动机分析

调查表明，经济性动机是首要动机，社会性动机处于重要位置。（见表一）

表一：妇女就业动机选择

选择维持生计经济独立为社会作贡献充实自己生活发挥自己才能多赚钱喜欢集体生活别人都在工作

第一选项72.812．65．42．12．61．91．70．9

第二选项5．232．118．917．611．86．66．11．6

合计78．144．724．319．714．48．57．82．5

资料来源：王思梅、胡新颖《城市妇女就业动机与生育期间的就业愿望》

从结果看,妇女就业动机虽然出现分化

,但（1）维持生计仍然是中国妇女就业目的的首要因素，占72.8，这说明市场经济深入发展，从拉力和压力两方面进一步刺激了妇女就业中的经济动机。（2）仍然有34.2的妇女在第一选项中没有选择纯粹的经济原因，说明获得经济收入还不是妇女就业动机的全部，有的女性更看重个人在经济中的独立地位，体现了经济活动中的主体意识。广州的调查也说明同样一个问题，而且是非经济因素的动机比例更大一些。（见表二）

表二：就业动机

最主要主要一般不主要样本量

维持家庭和自己生活66.926.85.50.81920

经济上独立自主38.743.515.02.71874

为了赚更多的钱34.041.021.33.61854

希望为社会作贡献19.835.940.43.81850

发挥自己的才能19.936.638.64.91854

喜欢集体生活12.229.749.48.71839

多认识一些朋友11.325.550.812.31842

在家里闷，没意思9.320.442.427.81825

随大流3.86.847.142.41754

资料来源：《1998年广州市女性就业观念调查》

（2）对阶段性就业的态度

数据显示，尽管妇女是双重压力的直接承担者，她们同意阶段就业的比例略高于男性，但持不同意的女性和男性（其丈夫）仍然大大高于同意的比例，这是中国人对就业态度的基本状况。另外，通过统计可以清楚地看到，妇女的选择同文化的程度具有一致性，即与文化程度呈正相关关系：高学历的妇女有88以上的人强烈反对妇女阶段就业并认为应尊重女性自由选择，两者比例普遍高于其他群体，说明教育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女性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思考。知识女性对关系到自身利益和发展前景的重大问题，保持着冷静和理智的态度，态度十分鲜明。（见表三、表四）

表三：阶段性就业态度

女男

频率（人）频次（％）频率（人）频次（％）同意不同意由妇女自由选择合计

1454134159924.268.86.899.811328718258219.449.331.3100表四：不同文化程度的妇女选择对比表()

不识字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大学同意不同意妇女自由选择

505023.169.27.726.967.35.823.872.33.9

30.562.66.8186616127216

表三、表四资料来源：王思梅、胡新颖《城市妇女就业动机与生育期间的就业愿望》

广州的调查表明是否阶段性就业是一种选择的自由，女职工倾向于将阶段性就业视为一种具体情况下的个人自由选择行为。（见表五）

表五：您认为现阶段妇女实行阶段性就业还是连续性就业好？()

阶段性就业连续性就业由妇女自由选择视情况而定样本量

认同率26.924.126.422.61992

资料来源《1998年广州市女性就业观念调查》

（3）对阶段性就业利弊的认同，两次调查的结果也十分相似。认为阶段性就业，最有利于妇女的健康和子女的抚育；最为担心的是家庭收入下降、担心很难找到理想工作、不利个人发展和影响妇女素质提高（见表六）。两次调查透露出人们对于阶段性就业存在的“使妇女社会地位下降，影响夫妻感情”“损害妇女的劳动权利”及“妇女生育价值得不到承认”问题的极大顾虑。

表六：对阶段性就业的认知选择()

ABAB

家庭收入下降7492.9子女能得到良好的抚育64.574.6

妇女很难再找到理想工作46.381.3可以缓解生育期间的双重压力44.271.5

不利个人发展4661.3有利于妇女健康42.275.7

影响妇女素质提高42.348.7有利于丈夫的发展3358.7

妇女地位下降，影响夫妻情感32.833.5可以缓解就业压力20.352.5

损害妇女劳动权利30.336有利于家庭和睦19.656.4

妇女生育价值未得到承认27.835.4

(A)《城市妇女就业动机与生育期间的就业愿望》

(B)《1998年广州市女性就业观念调查》

2、阶段性就业政策价值取向是否合理？

一项政策的价值取向是指对该政策设计、选择、结果评价的一种倾向

性意见。新世纪之初，参与阶段性就业政策建议方案的经济学家和政府部门官员认为，阶段性就业不是针对某一性别，男女都适应。他们预测实行阶段性就业主要有三种人：生育期间妇女、继续学习者、因家庭需要退出工作岗位的人员，但也承认阶段性就业实际上就是妇女的阶段性就业。①即使此项政策不是针对妇女的，一项初衷没有性别歧视的社会政策，但如果实际执行的结果如果是对妇女的负面影响大于男性，此项政策就存在缺陷。事实上，不能回避阶段性就业制度针对妇女的现实，因为参加学习者的阶段就业是向上的职业流动，而生育者的阶段性就业是向下的职业流动。在我国目前实行阶段性就业如果主要是针对生育期妇女，把妇女阶段性就业作为缓解就业压力的出路，把妇女作为劳动力的蓄水池，就带有明显的性别歧视倾向。

3、妇女阶段性就业的理论支撑点是什么？

要研究妇女阶段性就业的理论支撑点是什么？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持不同观点者的理由。

支持妇女阶段性就业的学者认为，建立妇女阶段性就业制度的意义：首先，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缓解了就业紧张；其次，消除角色紧张，提高劳动效率；最后，是妇女自身发展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①

反对妇女阶段性就业者的理由是：一是妇女阶段性就业强化了传统的以性别作为劳动分工的标准；二是忽视了妇女阶段性失业后可能产生的社会问题。首先，家庭生活水平下降。其次，不利于妇女谋求高层次职业。再次，妇女阶段性就业将置许多有事业心的女性于生育或工作的两难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女性为了连续就业而不愿生育（目前在一些大城市已出现了这种倾向），这种行为对改善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和提高人口素质无疑会产生负面作用。最后，对巩固和提高妇女社会地位不利。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