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规定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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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制度是指由国家设立专门机构，为经济困难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减免费用提供法律援助的一项法律制度，法律援助制度是一项造福社会、造福人民的崇高事业，其实质是法律扶贫、扶弱，它使人人平等地站在法律面前，实现自己的法定权益，积极开展法律援助，既是党和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据测算，因为经济的严重短缺，我省每年需要提供法律援助而实际得到援助的只有四分之一，许多纠纷和案件不能及时得到法律援助，困难群众诉讼难的状况还难以在较短的时间里有根本改变。它是国家以法律化、制度化的形式为某些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减费的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利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制度，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司法救济制度。

一、我国法律援助的概况

1994年，司法部首次公开提出建立法律援助的设想，并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开始了试点。1996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律师法》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对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作出了明文规定，标志着这一制度在我国的真正确立。

（一）法律援助制度的对象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建立的最重要的依据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我国对法律援助对象的规定有以下特点：①对象相对广泛。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具备法律援助条件的都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与签订法律援助司法协议的外国公民和无国籍人，符合条件的，也可申请获得法律援助。②有关特殊对象的规定，体现了对最需要帮助的人优先照顾原则。凡盲、聋、哑、未成年人为刑事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没有委托律师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没有委托律师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刑事案件中外籍被告人没有委托律师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其他残疾人、老年人为刑事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的，可以不受经济条件的限制，获得法律援助。2、法律援助的主体实施法律援助制度，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以平等实现，是政府应尽的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援助实施主体应该是国家。事实上，法律援助制度的具体实施主体是以律师为主的法律工作者。我国与多数国家有所不同，法律服务队伍除律师以外，还有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因此，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主体就是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3、法律援助的组织形式我国的法律援助基本形成了两种模式：①是建立法律援助中心，由法律援助中心专职律师和由中心指派的社会律师共同承担法律援助业务；②是全部由社会律师提供法律援助业务，或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或律师事务所自行受理，然后到法律援助中心备案并申请经费。由于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尚处于探索阶段，因此允许两种模式同时存在。

（二）我国法律援助的困境

1、立法困境。随着法律援助制度在中国迅速发展，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许多地方已经通过行政法规和地方立法的形式建立了法律援助制度，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尚处于萌芽阶段，立法工作还处于零乱无序状态，对法律援助制度仍缺乏明文规定。

2、机构困境。①法律援助机构未形成统一模式，缺乏规范性。各省、市法律援助活动各具特色，法律援助各种模式并存。②法律援助机构职能不明确。自从1997年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成立后，省一级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就成为了首要工作，但是，省一级专门机构大多是法律援助监督指导、协调的机构，并非具体实施机构，而地方虽然挂了法律援助机构的牌子，却没有专门人员开展工作，形同虚设。

3、资源困境。①人力资源困境。一是数量不足，提供法律援助的人员必须熟知法律，有丰富的办案经验，而我国符合这样标准的人员即法律援助的主体主要是律师，从数量上看，我国职业律师还不到全国总人口的万分之一。二是素质不高。由于经济、、文化发展的差异，法律服务资源在地域分布上呈现出不平衡性。②资金资源困境。一是资金来源没有明确规定。虽然相关法规将国家财政拨款作为法律援助资金的主要来源，但没有规定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因而不能建立起国家对法律援助的最低经费保障机制。二是资金不足。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不很发达，国家和许多地方财政拿不出充足的经费投入到法律援助事业中去。财力的不足，了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

二、我国法律援助中的明确规定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奠定了基础

1996年3月1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这是在我国立法史上首次将“法律援助”明确写入法律，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建设一个重要里程碑。1996年5月1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对法律援助的有关内容作了专章规定，《律师法》第六章规定：“公民在赡养、工伤、刑事诉讼、请求国家赔偿和请求依法发给抚恤金等方面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是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律师必须按照国家规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尽职尽责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援助，法律援助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规定，报国务院批准，”这些规定明确了公民获得法律援助范围和律师必须依法承担的法律援助义务，并为制定法律援助的专门立法奠定了法律基础。

三、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架构、申请援助的条件、实施主体、资金来源

1、在国家一级建立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统一对全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实施指导和协调。

1997年5月26日，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在北京正式成立，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主要负责对法律援助作进行业务指导，制定全国性的法律规章制度、中长期发展计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协调全国法律援助工作事宜，开展与国外法律援助团体及人士的交流活动等等工作。同日，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成立，中国法律援助是基金会的主要职责是募集、管理和使用法律援助基金，宣传国家的法律援助制度，促进司法公正。其基金来源主要包括国内社团、、商社及个人捐赠和赞助，基金存入机构发取的利息，购买债券和企业股票等有价证券的收益等。

2、在省级地方建立省、自治区法律援助中心，对所辖区域内的法律援助工作实施指导和协调。

3、在地、市（含副省级）地方建立地区、市法律援助中心行使对法律援助工作的管理和组织实施的双重职能。

4、在具备案件的县、区地方建立县、区法律援助中心具体组织实施本地的法律援助工作，不具备建立法律援助机构条件的地方，由县、区司法局具体组织实施法律援助工作。

中国法律援助的三个专业实施主体是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律师主要提供诉讼法律援助（包括刑事辩护、刑事和民事诉讼等）和非诉讼法律援助；公证员主要提供公证事项的法律援助；基层法律工作者主要提供法律咨询、代书普通非诉讼事项的帮助等简易法律援助。中国法律援助有三个基本资金来源，政府出资、社会捐赠及行业奉献（主要指义务办案）。

四、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现行社会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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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刑诉法关于审查阶段刑事法律援助的规定

较之于1996年的刑诉法，新刑诉法在法律援助方面做了较大修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

1996年的刑诉法仅规定“公诉人出庭的公诉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理由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可以获得法律援助或“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以及“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而修改后的刑诉法则明显扩大了援助范围。其主要体现在：一是不仅仅规定“公诉人出庭的公诉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理由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可以获得法律援助，而且规定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所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理由没有委托辩护人的”都可以法律援助；二是不仅规定“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委托辩护人的”或者“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助，而且规定“犯罪嫌疑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 “可能被判处死刑而委托辩护人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三是新增了两类案件应当获得法律援助：一类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制约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案件，另一类是当事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案件。

（二）提前了法律援助的介入时间

以往无论是可以指定辩护的情形还是应当指定辩护的情形，都是向处在审判阶段的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在审前程序中，犯罪嫌疑人是难以获得法律援助的。新刑事诉讼法在弥补这个不足上迈出了一大步，把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的诉讼阶段由审判阶段提前到了侦查阶段以及审查阶段。也就是说，处在侦查阶段和审查阶段的犯罪嫌疑人，只要符合援助的条件，与处在审判阶段的被告人一样，都可以获得法律援助。

（三）凸显了法律援助机构的地位

按照1996年刑诉法的规定，刑事法律援助是由法院指定，使法院处于一种主导地位，法律援助机构及承办案件的律师处于一种服从地位。而新的刑诉法则规定，只要是符合《刑诉法》第34条第2、3款和第267条规定的案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将原来的“指定”改为“通知”，使得法律援助机构和公检法处于一种同等的位置，凸显了法律援助机构的主导地位，使得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属于援助对象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负有保障其获得法律援助的责任。

（四）强化了法律援助机构的职能

法律援助是政府职责，这在2003年实施的《法律援助条例》中已明文规定，而1996年的刑诉法规定由法院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这显然是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而新刑诉法则规定，对于符合刑诉法第34条第1款的案件，由当事人向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于符合刑诉法第34条2、3款和267条的案件，由公检法通知援助机构。至于当事人的申请或者是公检法通知的案件能否获得法律援助，则由援助机构统一审查、指派，从而强化了法律援助机构的职能作用。

二、审查阶段如何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

（一）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对法律援助的认识

法律援助既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更是一项群众工作。它直接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法律援助工作站、法律援助联络点，通过法律下乡、法律咨询等途径，进一步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使法律援助家喻户晓，让需要法律援助的人知道怎么寻求法律保护，让社会弱势群体及时得到法律帮助，使他们“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难题得到解决；要让关心社会进步、有能力支持法律援助的社会力量来关心和支持法律援助事业；各级领导干部、公检法司的法律工作者更要深刻意识到法律援助工作不是可搞可不搞的事情，而是依法治国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践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二）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多渠道筹集资金，建立物质保障

一项法律制度的落实，物质保障是基础。人民不断增强的法律援助服务，同样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以保证其正常运行。目前，法律援助资金不足，软、硬件建设相对滞后，是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要将法律援助资金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建立起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最低经费保障机制，充分保障法援工作的正常开展。同时可以充分开展社会化运作，积极拓展法律援助经费的社会募捐渠道，建立公益性的基金会。

（三）转变观念，培养律师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

针对大部分律师对审查阶段的法律援助工作重视不够、对于减免委托费用的法律援助工作缺乏积极性的现象，司法行政机关在律师管理中，应把重点放在律师职业道德、职业纪律性教育和责任意识、服务意识的教育上，并建立刑事法律援助律师的责任追究制度，使律师队伍真正成为维护社会正义的力量。

（四）充实法律援助机构编制，提高工作人员的法律素质

针对目前法律援助机构人员少、法律素质不高等问题，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在法律援助机构设置公务员的同时，聘请具有法律职业资格的人担任法律援助律师，保证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具备法律职业资格的人员达到一定比例，缓解法律援助机构人才缺乏的问题。

（五）提高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对审查阶段刑事法律援助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审查阶段的刑事法律援助，是新刑诉法规定的法律制度，申请法律援助是法律赋予弱势群体的一项权利。作为检察机关的办案人员，在审查案件的过程中，如果认为犯罪嫌疑人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应当依法通知法律援助机构，这也是办案人员为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利应当依法履行的责任和义务。在审查阶段，律师从阅卷到会见，从了解案情到研究法条，提出犯罪嫌疑人罪轻或者无罪的法律意见。虽然律师的法律水平不一定优于检察机关办案人员，但是律师的意见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对于检察机关全面完整地了解案情、拟定罪名也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六）建立检察机关与司法机关的法律援助衔接机制

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须得到公检法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而法律援助机构是司法局设立的内部机构，因此，建立和完善公检法司四家法律援助衔接机制，是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迫切之需。审查阶段的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则需要检察院和司法局两家密切配合，积极推动，建立和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衔接机制，使审查阶段的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

1、共同制定相关文件，确定法律援助实施细则，具体规定在实际工作中如何运作，并统一法律文书，增强法律援助工作的规范性、严肃性、可操作性。

2、为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利，有效开展审查阶段的法律援助工作，建议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派工作人员进驻检察院，设立联络处或者办事员，专门审查处理来自检察院的法律援助事务。

（七）建立事后监督机制，统一归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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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制度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5-083-02

刑事法律援助，是指在刑事案件中，依照法律规定为贫穷的、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或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案件当事人，免费提供辩护或的制度。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律援助的核心是刑事法律援助。由于刑事诉讼可能会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因而在法律援助中最重要的便是刑事法律援助，与民事诉讼、行政不同，因为刑事诉讼实质上是代表统治关系的国家对“孤立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而与其进行的表现为诉讼活动的“斗争”，且追诉行为所具有的强烈的惩罚性特征，出于维护司法公正、保障人权以及维持社会稳定和谐的需要，有必要重视刑事法律援助，以保障贫弱残者不因经济能力、生理缺陷被杜绝于救济之门。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现实困境

（一）司法机关不重视、甚至抵触法律援助

司法机关不重视、甚至抵触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是众多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从职权配置上看，法律援助机构并没有约束公检法机关必须配合工作的强制力，实践中很多司法机关出于部门利益和方便办案的考虑，认为为犯罪嫌疑人提供一名律师与自己作对无异于自讨苦吃，不利于诉讼的“顺利进行”，所以只要没有明显的不利后果，侦控机关往往并不将需要援助的案件及时移交到法律援助机构。就算司法机关迫于某些压力将案件移交法律援助，也不能够给予充分的配合。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指定辩护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都有义务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提供辩护，但是如果司法机关将律师视为“异己”力量，不将其视作促进中国法制进步的积极力量，试问能有多大的动力履行这些义务呢？虽然司法部与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为此下发过联合通知，就帮助犯罪嫌疑人尽快获得法律援助作了规定。但司法实践中，有关司法机关在法律援助方面基本上没有行动，绝大部分案件只有到了审判阶段，承担法律援助的律师才匆匆介入案件。这样的情况在新法实施后是否能够避免，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二）实际覆盖面较小，适用率较低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较以往有所扩大，但从实际操作来看，绝大多数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仅限于法院指定辩护的五种人，非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相当稀少，刑事法律援助总体上的适用率是极其低的。据统计，2003年时，全国法律援助总量大约14万件，到了2011年已经增长到了80余万件，但刑事法律援助的数量自2006年来几乎始终保持在11万件左右。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无论在案件数量还是受援助人数上与其他类法律援助案件相比远远不及。刑事法律援助案件量不高，主要还是思想观念的问题，目前刑事法律援助案件60%以上来自法院的指定，且大部分为未成年人案件。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由于符合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对象缺少相关知识，对法律援助缺乏信任，不懂得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其次，是由于公检法机关对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有抵触；再次，是由于法律援助机构及律师对于刑事法律援助的积极性不够；最后，当地的经济水平也和刑事法律援助的实施情况有直接联系。

（三）缺乏激励和监督机制，刑事法律援助质量低下

《法律援助条例》第6条明确规定：“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值得欣慰的是，大部分的律师还是很有责任心，愿意提供法律援助的，然而，由于律师的业务比较繁多，而法律援助往往是免费的或者只支付办案成本，个别贫困地区甚至还打给律师欠条，加之在刑事辩护过程中，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都得不到保障，遇到司法机关的百般阻拦，久而久之，一些律师对刑事法律援助逐渐失去了热情，如赵作海案中，由于其他律师不愿承接此案，承担法律援助的辩护人胡泓强只是一位律师事务所的实习生。

即使《法律援助条例》规定了一些激励和监督机制，但过于空洞，缺乏可操作性，现实中基本得不到实施，实践中一些律师消极怠工，如不积极调查取证，不到法院阅卷，不会见被告人，不按时出庭，在庭审过程中不尽职尽责地提出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有的律师在庭审中只是敷衍了事地说几句要求从轻、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被告人合法权益难以得到真正的维护。此外，有关机关对律师援助的过程和质量也往往不予过问，这就造成了在司法实践中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办案质量普遍低于有偿服务案件的局面。

（四）缺乏程序性制裁

新《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了司法机关在刑事法律援助的种种义务，如告知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的义务，对于符合条件的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提供辩护的义务，等等。但是，新法缺少对司法机关违反程序性事项的后果和救济途径，无救济则无权利，若缺乏救济途径，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注定无法行使相关诉讼权利，合法权益必然受到损害；缺乏程序性后果，某些司法工作人员便无所顾忌地不履行法定义务。缺乏救济途径和程序性制裁措施的后果，便是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无法真正得到有效实施。

二、如何使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落到实处

（一）加强法律援助机构与司法机关的沟通，保障律师权利

法律援助机构和援助律师能得到公检法三家的支持和配合，是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前提基础。法律援助涉及侦查、审查公诉、审判三个阶段，如果在此过程中，得不到公检法三家司法机关的支持与配合，法律援助律师将很难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因此，完善法律援助机构与司法机关的衔接机制，是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迫切之需。在新《刑事诉讼法》已作出突破性的规定之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已迈进一大步，下面要解决的，是如何在新法实施后贯彻落实相关规定；其次，各地在执行刑事法律援助程序性规定时，需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详尽、方便受援对象且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并将之作为执法检查的重要内容加以落实；再次，要在相关制度中规定相应的制裁措施，在有关的司法解释中对有关部门处理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工作的时效做出严格的规定，特别是对司法机关不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申请法律援助权利和不通知法律援助机构的情况，有必要规定相应的程序性后果，以保障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实施。

（二）加大财政投入，拓宽资金渠道

新《刑事诉讼法》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增多，由于援助阶段涵盖侦查、、审判三个阶段，这对律师的业务水平、数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阶段我国律师数量仍不能满足现实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加大政府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财政投入，同时鼓励社会对法律援助活动提供捐助，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通过提高办案经费来吸引律师愿意承担法律援助案件，以保障新《刑事诉讼法》颁布后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能够顺利实施，真正能为需要法律援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有益的帮助。

（三）加强对援助案件的监督

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其直接目的就是帮助其有效地行使辩护权。然而，当援助机构指定的辩护人无力或不愿提供积极有效的辩护时，对被追诉人的此项法律援助就变得毫无意义。实践中，很多承办法律援助的律师责任心较差，准备案件草率简单，有的律师甚至不会见、不阅卷，不取证，仅仅在开庭时例行公事般讲几句无关痛瘁的辩护意见，根本不对案件本身的事实和定性做深入分析，最终使受援对象的诉讼权利流于形式，不能得到真正实现。因而，建立健全对援助案件的监督机制，确保办案质量，是完善刑事法律援助的重点工作。

虽然《法律援助条例》第6条和第24条第1款对律师提供法律援助有明确规定，但由于该条文规定过于模糊，且并非完全针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故其缺乏应有的可操作性。可借鉴国外一些国家做法，如瑞士，援助律师在结案时，交给法律援助中心一份详细的结案报告汇报具体的情况，包括与当事人会谈的次数时间，调查取证的次数与证据的数量，阅卷的次数，出庭的次数。法律援助中心在审核确认无误后，才予以结案，并给予相应的援助补偿。从质的方面可从两个角度进行监督：一方面由于援助律师始终与当事人处于一种互动的状态，当事人对援助律师是否尽职尽责履行其援助义务具有最直观的感受，故法律援助机构可向当事人征询有关援助最基本的情况，再要求援助律师作一个总结，之后进行综合的审查；另一方面由于法律援助的水平和质量最集中反映于办案过程中，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作为办案机关，并具有专业的知识，在结案后，由其依照法定的标准对援助律师作一个评价将客观地反映法律援助的真实面貌。通过以上过程，将会把法律援助纳入有效的管理监督体系之中，从而提高法律援助的质量，最终实现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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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提供的统计数据，2006到2011年间，政府法律援助的机构和工作人员数量都在保持平稳小幅增长。从2010年开始，法律援助经费收入与受援人数大幅增加，2011年老年人受援人与2006年相比增加近一倍，所占比重多年来一直维持在10%左右。

（一）司法行政系统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基本经验

《条例》规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并规定了法律援助的范围，同时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条例》规定以外的法律援助事项作出补充规定。在法律援助事业发展较成熟、财政保障充足的省份，已经认识到仅用经济困难一个标准，无法容纳进所有需要法律援助的社会弱势群体，开始对特殊人群法律援助的探索，根据各地老年人法律援助的实际做法，总结了如下几条共同经验：

1.降低门槛，扩大老年人法律援助范围。明确老年人作为法律援助事项的特殊主体，不受经济困难标准约束。如河南省规定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妇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律事项属于法律援助范围。浙江省对低保老人不受援助范围限制、不分案件类型给予法律援助，对高龄老年人申请法律援助免除经济困难审查。

2.建立、健全老年人法律援助网络。根据全国老龄委公布的《2009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止2009年底，我国老年人维权，市、区（县）、街（乡）、居（村）四级法律援助网络建设基本完成，全国共建立各级老年人法律援助中心19909个，老年维权协调组织达135704个。各地法律援助机构下设老年法律援助工作站，乡镇、街道办事处司法所设立老年维权岗，指派专人从事老年维权工作。

3.简化申请程序，开辟老年人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对前来咨询法律问题的老年人予以优先接待解答，对提出法律援助申请的老年人优先受理，只要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受理后优先指派办理。多省对行动不便、高龄、空巢老人以及患病残疾的老年人提供电话预约上门服务。

4.加强宣传，增强老年人的维权意识。组织律师、法律工作者、维权志愿者不定期进村（社区）、敬老院等为老年人提供面对面的法律服务。在老年人活动集中的场所设置法律援助宣传栏，介绍法律援助的申请流程，发放法律援助联络卡和法律援助宣传材料。

5.对涉及赡养、婚姻、家庭暴力等家庭内部案件，建立多元纠纷化解机制，尽力采取劝导、调解等非讼方式解决，促进家庭和睦。

（二）司法行政系统老年人法律援助制度现存问题

虽然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已经在老年人法律援助方面有很多经验，但由于我国地域差异太大，法律援助地区发展不平衡性明显，总体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经费保障不足。法律援助对象及范围的确定取决于政府法律援助的供给能力，具体来说，就是以资金源为条件，设定法律援助资格条件。《条例》为法律援助对象及范围设定了下限，具体实施还要依据各地（省、区、市）关于法律援助范围的补充规定来执行。各地规定的主要依据就是地方财政的保障能力。经济发展情况比较好，当地领导对于法律援助事业重视程度高，经费保障充足，对于法律援助范围的规定就比较宽泛，针对特殊群体也有优待政策，反之可能连法规规定的援助范围内的群众都不能做到应援尽援。同时，财政经费的不足也导致办案补贴标准过低，给承办人的补贴甚至不能覆盖办案成本，影响了援助人员的积极性，进而影响案件办理质量。

2.质量监控机制有待加强。一些法律援助机构完成受理、指派之后没有继续跟进案件的办理情况，对于案件办理质量不了解，一些社会律师和法律工作者自身的收费案件很多，事务繁忙，对于援助案件没有热情，投入的时间精力很有限。

3.法律援助与社会救助、司法救助等机制衔接有待改善。有些法律援助案件同时需要社会救助，比如老年人遭受虐待的案件，需要社会救助机构为其提供临时居留场所；患病、受伤的老人，需要社会救助机构为其提供医疗救治；但法律没有相关规定，仅凭法律援助机构自身的力量，不能解决受援人的上述困难。根据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正在有关部门接受法律援助的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但现实生活中，诉讼、仲裁、鉴定费用一般是缓交、减交，很少有免交的情况，特别是鉴定费用，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即使缓交、减交也负担不起。社会救助与司法救助的缺失都会影响法律援助案件办理的实际效果。

二、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

（一）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老年人法律援助实施状况

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三年援助的老年人案件通过审核14906起，占项目援助通过案件总数的13.2%。其中，2009资金年度通过审核的老年人法律案件为3605起，占总数的13.2%；2010资金年度为3742起，占总数的13.4%；2011资金年度由于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资金总额由5000万增至1亿元，老年人案件数量也随之增长了一倍，为7559起，占总数的13.0%。三年来为老年人案件补贴2396万元，占补贴金额总数的12.7%，为老年人取得利益或挽回经济损失6.89亿元，其中2011年度为老年人案件发放补贴1216万元，占补贴金额总数的12.5%，为受援人挽回损失4.21亿元。从实施单位类型上来看，法律援助机构实施15146件，占总数的96.6%；民办非企业实施202件，占1.3%；律师事务所实施120件，占0.8%；妇联法律帮助机构实施166件，占1.1%；直接资助办案单位实施29件，占0.1%；高校社团实施22件，占0.1%。从承办人类型上看，法援机构工作人员办理的3070件，占总数的19.6%；社会律师办理5138件，占32.8%；基层法律工作者办理6670件，占42.5%；社会组织和注册法律援助志愿者办理806件，占5.1%。从案件类型上看，民事案件14623件，占总数的93.2%；刑事案件271件，占总数的1.7%；行政案件151件，占0.9%；刑事附带民事案件575件，占3.7%；执行案件67件，占0.5%。从案由类型看，赡养纠纷4123件，占总数的26.3%；交通事故纠纷2786件，占17.8%；土地纠纷793件，占5.1%；劳动争议598件，占3.8%；健康权、身体权纠纷575件，占3.7%；继承纠纷541件，占3.4%；离婚纠纷375件，占2.4%。[3]

（二）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老年人法律援助制度特点

1.明确老年人作为项目资助对象之一，放宽援助事项和援助范围。项目旨在帮助包括老年人在内的五类特殊受援主体而不是一般贫困者，体现了特殊人群视角。《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实施与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规定的项目资助案件范围从经济困难标准和案件类型上都比《条例》规定得宽松。具体来说，在案件类型上，老年人多发的案件类型中，赡养纠纷方面，项目资助赡养费纠纷、变更赡养关系纠纷等都被纳入；项目也资助离婚等多种婚姻财产、婚姻效力纠纷；在人身损害纠纷方面，项目资助道路交通事故、医疗事故、工伤事故等多种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而《条例》对这些都无特别规定。在经济困难标准上，项目资助经济状况高于当地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但低于当地城镇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老年人，即经济状况既不属于绝对贫困、又不能够负担法律服务费用的“夹心层”困难老人。同时，项目对中西部的法律援助经费做了一定补充，规定可以资助经济状况和申请事项符合《条例》和本省（区、市）补充规定的法律援助事项范围，但当地法律援助经费确实存在困难的案件，但此类案件不超过本地区使用该项资金办理案件总数的1/3。

2.多元实施主体提供专业化服务。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但随着社会经济生活复杂化程度的增加、利益分化的加剧，政府法律援助在质与量上势必不能完全满足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需要社会组织的有益补充。虽然《条例》有规定，但多年以来，关于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的地位、性质及管理方式一直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的多元实施主体为民间组织参与法律援助提供了很多经验。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的实施主体包括五大类：政府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类民办非企业、妇联法律帮助机构、全国律师协会、高等院校法学院法律援助社团组织。不同的实施主体有不同的特点，能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优势互补，并形成良性竞争关系，促进法律援助事业发展，满足困难群众不断增长的法律援助需求。政府法律援助的优点在于经费有保障（但不一定充足），机构稳定，实施法律援助工作能够形成常态化运作，利用原有的网络化、科层官僚体制，执行能力比较强，管理较规范。其缺点政府机构提供的服务面对全体社会成员，对特殊群体的倾向性不大，且科层体制较为僵硬，立法、政策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不能及时做出回应。部分社会成员，特别是与政府发生纠纷的公民，对于政府机构抱有不信任态度，政府机构的官僚属性与普通民众有距离感。与民间组织相比，政府法律援助的法律成本较高。民间组织提供法律援助的优点在于专业化，民间组织提供的法律援助服务受资金、人员的限制，不可能面面俱到，往往形成自己的专业特色，专门接受某一类人群、某一类事项的法律援助申请，更了解特定类型人群、案件的特点，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民间组织一般规模比较小，灵活性、创新性较强，可以根据社会生活的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服务方向，提供新型服务。目前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的最主要实施主体为政府法律援助机构，依托政府原有的机构网络和人员配置，资金全部用于给承办人发放办案补贴，不另外补助实施单位的办公费用，体现了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做事不养人”的项目特征，最大程度地节约了项目实施成本，把资金全部都用在个案补贴上，真正惠及受援人。项目培育、扶植的民间组织也起到了强有力的补充作用。由政府提供常规化服务，民间组织面对特殊群体、特殊案件提供专业化服务，多种服务主体提高了弱势群体了解并利用法律援助的机会。

3.严格办案流程，确保案件质量。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对于法律援助流程有一套独特的规定。在案件受理阶段，对承办人和受援人进行书面的权利义务告知。在案件办理过程中，规定对重大、复杂、疑难的法律援助案件，项目实施单位、案件承办单位应当研究，确定承办方案，确保办案的质量和效果。在案件办结后，要定期回访，检验受援人满意度。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更加严格、规范的管理流程也促进了法律援助机构工作管理的规范化。项目的回访制度、补贴发放方式等管理方式也被法律援助机构进行常规工作时所采纳，项目制责任具体化、流程规范化的优点带动了法律援助机构日常工作的发展。

（三）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老年人法律援助的发展方向

1.增强实施主体的专业化。针对农民工、未成年人、妇女，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都有专门的社会组织作为实施单位去承办相应的法律援助案件，但目前全国范围内尚没有专门针对老年人法律援助的民间组织，尚未发挥多元主体的优势。老年人的法律援助案件主要还是由政府法律援助机构承担，有些老年人可能具有多重身份（如妇女、残疾人、农民工），这部分案件由相应的民间组织（妇联、残联、劳动法律援助民办非企业）去承办。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若过多依靠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很难体现项目特色，应鼓励、孵化、扶植一批体现人群视角、擅长办理老年人法律援助案件的民间组织，或将老龄委系统纳入项目实施主体，依托已有的老年人维权网络，培养一批善于和老年人交流、在老年人法律事务方面有专长、责任心强的律师、法律工作者及维权志愿者，开展针对老年人身心特点、满足老年人特殊需要的专业法律援助服务。

2.提高资金使用的科学化。目前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的资金总额还远远不能满足老年人对于法律援助的需求量，在现有条件下，还需不断探索如何使有限的资金资助更多的困难老年人、让资金使用发挥最大效益。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的补贴标准和一般司法行政系统法律援助案件补贴相比相对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承办人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也有利于提高案件质量，但在资金总量一定的情况下，个案补贴标准高就意味着能够援助的案件总量相对少。所以，要将有限的资金用于最需要援助的老年人。首先，应进一步细化《暂行办法》第六条规定的项目案件资助类型，明确不予援助的案件类型。其次，进一步细化案件补贴标准。《暂行办法》第三十条规定了对案情简单、工作量小的案件降低补贴标准，笔者在北京郊区农村的调研过程中，发现一些案情特别简单、争议金额不大的案件，仍按照一般标准发放案件补贴。所以，应不断细化补贴标准，根据案件难易程度、承办人付出的劳动划定不同档次的补贴标准，提高资金使用的科学化程度。

三、结论

（一）法律援助的对象应分为一般对象和特殊对象

一般对象是指一般经济困难者，即经济条件达到国家设定的经济困难标准、确无能力按市场价格购买法律服务的公民。特殊对象是指因生理、心理、文化等非经济因素陷入贫困状态的社会弱者，如老年人、妇女、残疾人、未成年人、农民工等，这几类人群的弱势状态是由于自身生理、心理等特点以及社会条件造成的，与一般经济困难者相比体现出了特殊的人群特征。老年人是法律援助的特殊对象，老年人法律援助具有必要性和特殊性。老年人由于自身的生理、心理、文化、经济特点造成了其社会弱者的角色，其自身权益容易受到侵害，法律服务的需求很大，而依靠自身购买法律服务的能力极为有限。所以，老年人需要法律援助，发展老年人法律援助事业具有必要性。老年人的自身特点也为老年人法律援助服务提出了特殊的要求，需要专门的机构和人员保障，老年人法律援助具有特殊性。

（二）司法行政系统的老年人法律援助体系积累了一定经验，但仍不能满足老年人不断增长的法律援助需求

虽然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发展，各地司法行政系统在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地方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受制于财政、人员，甚至是领导重视程度等多种因素，地区发展存在很大差异性。在相当多地区，仍未认识到老年人法律援助的特殊性，不熟悉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的特点，未把老年人作为法律援助特殊对象加以特别优待。

（三）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本身具有很强烈的人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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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当今世界各国宪法普遍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与此相适应，切实有 效的保障公民平等实现法定的各项权利，成为现代国家的一项基本义务。要履行此项义务， 国家不仅应保障公民实体权利的最终实现设立有效的司法程序，而且必须保障所有公民、特 别是社会贫弱者不受经济状况所限得以顺利进入这一程序，其合法权益得到法律的强有力保 护。于是在1495年的英格兰，出现了法律援助制度――承认穷人享有以其身份免付诉讼费的 权 利，迄今为止已有500余年的历史了。法律援助开始是以穷人为援助对象，援助的主体是律 师，其行为是一种自发的慈悲行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作为一种社会道义现象的初始法律援 助日益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逐步演变为一种国家法律制度，从民间行为变成国家行为，从 分散、个别的救济到公民权利保护机制的完善，迄今已成为世界各国民主法制的重要组成部 分和国际通行的法律救济制度。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虽然刚起步，但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法律 服务的需求日益迫切，为我国建立和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创造了前提条件。

（二）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1995年11月9日，全国第一家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开业。至1999年上 半年，全国已建立各级法律援助机构5000多个。然而这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

1、供需矛盾突出。我国建立法律援助制度之后，社会对此项制度的需求到底有多大量，目 前尚无权威性的统计。但可作一些预测，据统计，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000万，农村贫困人 口有6500万，共8500万。如果按贫困人口中千分之一的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8.5 万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0～14周岁的未成年人有3亿多，按 万分之一需要法律援助计算，每年有3万多件。另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调查结果，我国残疾 人6000万，按千分之三计算，每年需要法律援助18万件。另外据《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的 统计，到1998年底我国约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9240万，按千分之一计算需要法律帮助，有 9.2万多件案件需要办理。上述几项相加，每年大约有38.7万件法律援助案件等待办理。

2、作为法律援助的重要主体――律师不大愿意从事此项工作。根据《律师法》和司法部的 《 关于开展法律援助的通知》规定，参加法律援助的主体是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工作者， 且规定“律师必须按照国家规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在实践中参与法律援助的主体主要是 律师。立法上明确规定律师在维护社会贫弱群体的合法权益方面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近年 来，律师通过各种途径为贫弱群体提供法律援助，但现在律师已走向社会、走向市场，律师 的性质从国家法律工作者转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社会工作者，国家不再负担律师的工资、 保险、福利等，因而，谋生已成为律师的第一需要，有偿服务便成为必然。律师行业同社会 其它众多行业一样，要接受市场法则的调节。现在各地都明文规定每个律师每年要承担1-2 件法律援助案件，一些律师事务所及律师个人受同业竞争和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驱动，不愿 承担法律义务。

3、法律援助经费严重不足。如前所述，我国有大量的贫弱群体需要法律援助，但律师的无 私奉献仅解决了一部分案件，更有大量的案件需要有偿服务，为了追求公正，保障公民在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宗旨的实现，需要大量的经费来充实办案主体的各项支出，按照司法 部的规定，法律援助资金的来源由财政拨款，律师、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机构业务收费中 提取一定比例，社会捐赠。经费问题也是法律援助工作实 践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二、法律诊所教育在我国法律援助中的作用

法律诊所教育这一新兴教学模式，能弥补或解决法律援助中存在的部分问题，成为我国 法律援助的辅助力量。这一点需要得到法学界和国家有关部门认同和支持，使其发挥应有的 作用。

1、能缓解法律援助的供需矛盾，为援助力量补充新鲜血液。今年在中国首次开设此课程的 七所院校，大都依托本身已存在的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为诊所课程学生提供大量参与法律 援助活动的机会。在校的法学院学生，尤其是高年级的学生已掌握相当的法律知识，在教师 的指导下，在诊所课上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在培养学生执业技能的同时，也为当事人解决了 法律问题。如借鉴国外的经验，每个法学院都有自己的诊所，为学校所在的社区弱者服务， 中国的法律援助不再局限于律师等法律工作者。为社会弱者法律服务的队伍能迅速壮大。社 会的资源能有效的发挥利用。

2、学生的服务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是法律援助的有效保证。他们不象专业律师有许多法律事 务在身。他们无经济利益的驱使，但有学分上的要求，办案的态度和质量与学分挂钩。学生 在办案中教师不仅教授执业技能，还培养他们的社会正义感和职业道德。应该说诊所课的这 种教学方式起到一举两得的效果。从而使法律援助案件有质量上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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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法律援助条例最新全文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法律援助活动，保障公民享有平等、公正的法律保护，促进社会稳定和文明进步，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法律援助，是指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服务机构及法律援助人员，为经济困难的公民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或者特殊刑事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收、减收或者缓收费用的法律服务保障制度。

本条例所称的法律服务机构，是指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和依法设立的其他法律服务组织。

本条例所称的法律援助人员，是指实施法律援助的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及其他法律援助人员。

本条例所称的受援人，是指获得法律援助的当事人。

第三条　法律援助实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法律援助工作，对法律援助机构统一领导和管理监督。

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统一负责本辖区的法律援助工作，受理法律援助事项，指派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本辖区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法律援助案件。

第五条　法律援助机构及法律援助人员，依照有关法律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

法律服务机构和律师每年应当承担一定数量的法律援助事项。

第六条　法律援助机构及法律援助人员，在实施法律援助过程中，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

第七条　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及个人，应当支持、配合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人员的法律援助工作。

第二章　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和形式

第八条　有本省常住户口或者暂住证的公民，有充分理由证明为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法律帮助，因经济困难无能力或者无完全能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一)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失业保险金又无其他收入的;

(二)经济困难的优抚对象;

(三)因自然灾害或者其他不可抗力造成经济困难正在接受救济的;

(四)经济困难的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和家庭经济困难或者社会福利组织收养的未成年人;

(五)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可以获得法律援助的。

经济困难的标准，参照省人民政府规定的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

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根据社会福利组织的法律援助申请，决定是否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第九条　刑事案件在侦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又无人或者未委托律师的，可以获得法律援助。

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

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或者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提出上诉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

公诉人出庭的公诉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可以获得法律援助。

第十条　外国人、无国籍人的法律援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法律援助的范围包括下列法律事项：

(一)刑事案件;

(二)请求赡养、扶养、抚育和给付劳动报酬的;

(三)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妇女追索侵权赔偿的;

(四)因公受伤害请求赔偿、补偿的;

(五)交通事故、医疗事故、工伤事故或者其他人身伤害事故的受害人，追索医疗费用和赔偿的;

(六)追索抚恤金、救济金、社会保险金的;

(七)请求国家赔偿的诉讼案件;

(八)需要予以公证的与人身财产密切相关的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

(九)其他需要法律援助的法律事项。

第十二条　法律援助包括下列形式：

(一)解答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提供法律意见;

(二)刑事辩护和刑事;

(三)民事诉讼;

(四)行政诉讼;

(五)非诉讼法律事务;

(六)公证证明;

(七)其他形式的法律服务。

第三章　法律援助的管辖

第十三条　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由人民法院所在地的同级法律援助机构统一受理。

非指定辩护的刑事诉讼和其他诉讼案件的法律援助申请，由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同级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非诉讼法律援助事项，由申请人居住地或者工作单位所在地的基层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第十四条　同一法律援助事项，由同一法律援助机构受理。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都有权受理的法律援助事项，申请人就同一法律援助事项只能向其中一个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第十五条　法律援助机构之间发生管辖争议时，由共同的上级法律援助机构指定管辖。

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指定下级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法律援助事项，也可以指定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同一法律援助事项。

第十六条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在必要时，可以联合办理同一法律援助事项。

法律援助机构根据办理法律援助事项的需要，可以委托异地法律援助机构代为调查取证、送达法律文书，所需费用由委托方承担，被委托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办理。

第四章　法律援助的程序

第十七条　申请法律援助应当由申请人或者其人填写《法律援助申请表》。

《法律援助申请表》由省司法行政部门统一制定。

第十八条　申请人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提交下列证明及材料：

(一)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

(二)所在工作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出具的申请人及家庭经济状况的证明;

(三)申请法律援助事项的相关证明及证据材料;

(四)法律援助机构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十九条　人民法院对指定辩护的案件，应当在开庭十个工作日以前，将指定辩护通知书、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或者一审判决书送交同级法律援助机构，并附送被告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情况说明或者经济困难的证明材料。

第二十条　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受理和审查法律援助申请的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一)是法律援助事项的申请人或者与申请人有亲属关系的;

(二)与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第二十一条　申请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视为放弃申请：

(一)不按规定提供有关材料或者不能按照要求对有关情况做出说明;

(二)自行聘请律师或者其他法律服务人员。

第二十二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

法律援助机构决定给予法律援助的，应当指定法律服务机构，通过法律服务机构指派法律援助人员，同时书面通知受援人;决定不予法律援助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三条　法律援助机构经审查认为申请人提供的证明及材料不完备或者有疑问的，可以通知申请人补充或者说明，并可以向有关单位、个人进行调查，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并免收费用。

第二十四条　法律援助机构决定给予法律援助的，应当与受援人或者其人签订法律援助协议，明确规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五条　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不予法律援助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主管的司法行政部门申请重新审查。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查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面临生命危险或者重大财产损失及其他紧急情况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予以法律援助;法律服务机构亦可先行提供法律援助，之后报法律援助机构备案。

第二十七条　法律援助机构在实施法律援助过程中，发现受援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应当终止法律援助，并向受援人收取法律援助支出的费用。

第二十八条　法律援助事项办结后，法律援助人员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法律援助事项办结报告，并附办结的法律文书副本或者复印件，由法律援助机构验收存档。

结案报告验收后，需要向法律援助人员付费的，法律援助机构应从法律援助专项业务经费中及时给付。

第五章　受援人和法律援助人员的权利、义务

第二十九条　受援人在法律援助过程中享有以下权利：

(一)了解为其提供法律援助事项的进展情况;

(二)要求法律援助机构及法律援助人员对其提供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予以保密;

(三)有事实证明法律援助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的，可以要求法律援助机构更换法律援助人员;

(四)凭法律援助决定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申请免交、减交、缓交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或者仲裁费。

第三十条　受援人在法律援助过程中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一)如实陈述法律援助事项的事实及相关情况，并及时提供有关证据材料;

(二)协助法律援助人员调查法律援助事项的事实;

(三)经济状况和案件情况发生变化时，应当及时告知法律援助人员和法律援助机构;

(四)按照法律援助协议的约定向法律援助机构支付相应的办案分担费用;

(五)受援期间因经济状况改善，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时，经与法律援助机构协商，可以继续接受法律服务，但应当支付法律服务费用;

(六)因法律援助事项的办结获得较大经济利益时，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补偿法律援助费用。

第三十一条　法律援助人员在法律援助过程中享有以下权利：

(一)要求受援人提供与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材料;

(二)发现受援人不具备受援条件时，提请法律援助机构撤销法律援助决定;

(三)受援人不遵守法律、法规或者违反法律援助协议的，请求法律援助机构中止或者撤销法律援助决定;

(四)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第三十二条　法律援助人员在法律援助过程中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一)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

(二)接受法律援助机构监督，不得擅自拒绝、延迟、中止或者终止法律援助;

(三)保守国家秘密和有关的商业秘密，不得泄漏当事人的隐私;

(四)及时向受援人告知法律援助事项的进展情况。

第六章　法律援助的保障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设立法律援助机构，健全法律援助体系，全面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第三十四条　法律援助机构可以配备一定数量的公职律师，承担法律援助任务。

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在本辖区的社会团体内设立非法人性质的联络机构，协助法律援助机构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法律援助机构可以组织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社会志愿者，开展法律援助活动。

第三十五条　法律援助所需经费列入同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并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增加，以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法律援助经费由法律援助机构管理，专款专用，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法律援助机构依据本条例规定收取的法律服务费，应当列入法律援助经费。

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接受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捐赠，用于法律援助活动。

第三十六条　法律援助机构及法律援助人员，依据有关法律和本条例的规定，在实施法律援助过程中，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法律援助机构及法律援助人员不得向受援人索取财物，不得利用法律援助事项牟取不正当利益。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无正当理由不受理法律援助申请或者不按规定期限做出决定，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由主管的司法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八条　法律服务机构拒绝提供法律援助或者妨碍法律援助人员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由司法行政部门或者法律援助机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暂缓年检。

第三十九条　法律援助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违法执业、泄露当事人隐私、索取财物、牟取不正当利益的，由主管的司法行政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暂缓注册，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执业三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受援人以欺骗手段获得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终止法律援助，并责令其双倍支付已获得法律服务的全部费用。

第四十一条　司法行政部门、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贪污、挪用法律援助经费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法律援助的重要意义法律援助在政府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实现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保障人权等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其战略意义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法律援助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

第二，法律援助是依法治国得以实现的有力保证。

第三，法律援助有助于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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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法律援助实施模式的现状及不足

( 一) 我国法律援助实施模式的现状

法律援助的实施模式即法律援助服务的提供方式，国外法律援助实施模式主要有私人律师模式、公职律师模式和混合模式( 私人律师和公职律师混合提供法律援助) 。有学者认为，我国法律援助的实施模式是在形式上借鉴国外法律援助的混合模式，选择既能体现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又最经济有效的专职法律援助律师与社会律师相结合的特殊混合模式。

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关于法律援助实施模式的规定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法律援助条例》第21条规定的: 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指派律师事务所安排律师或者安排本机构的工作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也可以根据其他社会组织的要求，安排其所属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二是《刑事诉讼法》第34 条确立的指定辩护人制度，即由法院为特定被告人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担任辩护人。三是《法律援助条例》第8 条规定的: 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同时，《律师法》第42 条也明确规定了提供法律援助服务是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义务。因此，有学者指出，我国法律援助服务模式的多元化特征已十分明显。

笔者以宁波市为例，在调研中发现，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主要负责法律援助的咨询、申请、审查、案件承办过程的监督以及结案后的归档等工作，几乎不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法院需要为特定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的，需要向法律援助中心发函，再由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社会律师来承办案件。社会组织比如妇联、残联等多是对非诉案件进行调解，其内设的法律援助工作站，只是代为受理法律援助申请，仍需要转交给法律援助中心审查以指派社会律师承办案件。结合其他省市法律援助模式的现有资料和以上分析可知，我国法律援助的实施模式在理论上具有多元化的特征，实践中则主要是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社会律师或本机构工作人员承办案件的模式。

( 二) 我国法律援助实施模式的不足

实践表明，在法律援助制度建立初期，政府起着主要的推动作用，法律援助实施模式中的指派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当时国情。然而，随着国际法律援助理念的革新和我国民主法治建设进程的加快，法律援助现行模式已不再是制度的最优选择。

1. 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不能完全保证。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法律援助案件，经费只是部分办案补贴。尽管大多数律师基于职业道德和法律义务对法律援助案件勤勉尽责，但其作为市场主体，行政指派无疑会导致律师及机构工作人员积极性不高，甚至出现不调查取证、不会见被告人等现象。同时，法律援助机构的行政化思维导致有些地方的质量监控措施形同虚设，对于政府而言，它热衷于设立法律援助机构，却并不是积极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更热衷于法律援助服务有与无，而不是需要多少，提供的办案质量多高。

2. 法律援助服务资源不能有效利用。法律援助服务经费在我国本身并不充裕，地方财政划拨方面也存在一系列官僚作风问题。在实践中，多数社会公众不信任法律援助，许多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者比较清闲，法律援助服务资源并没得到有效利用。法律援助实质上是国家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对法律服务资源进行分配，以保障贫弱残疾者不因经济能力、生理缺陷所限而平等地获得法律帮助的制度。而我国法律援助的实施模式在法律服务资源的再分配中相对来说是缺乏效率的，资源的浪费比制度的虚置更为可怕。

3. 法律援助服务的提供忽视了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法律援助服务的供需失衡，除了我国法律援助资金紧张、偏远贫困地区法律援助人员缺乏等原因之外，正如有学者所言，我国现有的相关制度设计和运作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恰恰就是对市场力量认识得不够充分。基于政府设立法律援助机构的行政性质和管理权限，一是其行政管理制度与市场难以接洽，二是社会组织既没有决定和指派的权力，又没有法律援助服务资源，不得不将责任再推给了政府。法律援助作为一项社会公共服务工程，应当需要更多的市场和社会力量投入才能满足贫弱者权益保护的需求和实现法律援助的社会化发展。

二、法律援助实施市场化运作模式的基础分析

( 一) 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

西方国家的法律援助发展经历了由个人慈善行为到国家责任阶段，进而成为福利国家社会体系的一部分。其起源于15 世纪的英格兰，最初是个人道义和慈善行为。资产阶级革命后，受保障公民诉讼权利的理论影响，国家责任随之产生。二战以后，随着社会本位思想的发展，法律援助不仅被视为一种权利，而且被视为国家福利的组成部分。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说明了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是国家的义务，享受法律援助也是符合条件的社会贫弱者的法定权利。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责任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社会的文明程度和法治国家的完善，我国2003 年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

( 二) 法律援助实施过程中的主体关系

在我国，法律援助实施的过程中牵涉到三方主体，分别是政府、受援人和法律援助服务的提供者( 即法律援助工作者、律师或者社会组织) 。其实质与如今多数公共服务领域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相契合。三者关系可以看做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阶段。一是政府向符合条件的受援人提供法律援助阶段。法律援助服务在此是一个公共资源。所谓公共资源是指在使用上没有排他性，但在消费中有竞争性，一个人使用了公共资源就减少了其他人对它的享用。在这个阶段，法律援助服务本身没有排他性，即是由政府来提供，社会大众中符合条件者都可以免费来使用。二是政府出资获得法律援助工作者或者社会律师的法律服务阶段。政府提供法律援助是责任，但其本身并不擅于技术性较强的法律服务提供，实践操作中是通过出资获得法律援助工作者或者社会律师的法律服务，再由该第三方主体提供给受援人。假设有一个案件需要援助，那么也就只需要一个法律援助者或者律师来承办，此时法律服务作为提供者的私有物品就具有了竞争性，也具备了形成市场的基本条件。

( 三) 法律援助实施市场化运作模式的提出

由以上分析可知，现代法律援助以国家责任为基础，为法律援助提供经费支持是政府的义务，而法律援助服务的提供者和消费者都是私人主体。既然法律援助服务本质上具备商品的属性，那么在第二阶段就可以形成一个买方市场，即政府出资购买法律援助服务。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最佳方式，法律援助的提供者之间自然会产生竞争，竞争带来的是兼具较低价格与优质服务的胜出者，再由政府与胜出者签订法律援助服务协议，最后将法律援助服务提供给受援者，如此即是法律援助实施的市场化运作。

三、法律援助实施市场化运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 一) 法律服务商品属性的利益动机

有学者指出，按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理论来构建法律援助制度必然缺乏法律援助内在的激励机制。我国现行的由政府指派和定价的法律援助实施模式限制了法律服务作为商品的利益动机。即使法律援助是以司法行政部门新设法律援助机构来管理和执行，依然不能改变其行政化属性。法律服务既然是商品，就应当由市场来定价和配置。政府的购买和市场的定价，无疑会激起提供者的利益动机。从法律援助未来发展趋势来讲，最大限度社会化是其必然出路，其中制度设计的市场化是一个重要的改革方向。将法律援助实施进行市场化运作，既可以优化法律援助资源的配置，又可以克服法律援助行政化的影响; 既可以提高法律援助服务提供者的积极性，又可以缓和法律援助与经费不足的矛盾。

( 二) 国外法律援助实施的实践经验

英国的法律援助近几年在危机中不断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以市场化为基础的法律援助运作方式。例如，英国在2007 年引入了民事统一合同制度，规定提供民事法律援助服务需要通过招投标活动与法律服务委员会订立合同。时隔一年，又在刑事法律援助服务领域引入了刑事统一合同制度。与此同时，法律服务委员会将进一步构建法律援助服务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法律援助服务工作中的自我约束、激励和淘汰作用。美国的法律援助提供模式包括专职律师模式、合同律师模式和私人律师模式。合同辩护律师项目有两种基本类型: 一种是固定价格合同，另一种是个案定价合同。从国外的实践经验可以看出，政府引入合同制购买法律援助服务，由律师事务所通过竞标的形式和法律援助中心签订协议，并通过规定签约律师条件和法律援助中心监督其办案质量，提高了法律援助的质量和效率。

( 三) 我国法律援助实施市场化运作的社会背景

首先，在社会主义法治进程不断推进的当下，通过法律援助保障社会贫弱者尽可能通过公正法律程序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具有深远意义，其不仅是保障弱势群诉权的实现，更是保障基本人权的制度体现。其次，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在我国的试点和发展，已逐渐凸显出其市场效益优势。2015 年1 月4 日由财政部、民政部、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对外公布了《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 暂行) 》，并于2015 年1月1 日起施行。如此，将政府购买服务进一步纳入法律规范领域，对于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我国社会管理改革创新具有重要作用。再次，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确立较晚，先天不足需要后天补足，各地法律援助机构在鼓励和促进法律援助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并不断探索在现有资源下的机制创新。最后，国家在十一五规划中将法律援助列入规范和发展商业服务业条目之中，其意图明显地是欲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十二五规划中提出改革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引入竞争机制，扩大购买服务，实现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的多元化。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社会改革创新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加大政府购买服务。

四、法律援助实施的市场化运作设计

( 一) 法律援助市场化运作的经济法律关系定位

法律援助的市场化运作隶属于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其自身制度特点与经济法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之间具有天然的契合度。法律援助的市场化运作，实质即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由法律服务者提供给受援人。其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即是政府、法律服务提供者和受援人。经济法律关系的内容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政府与法律服务提供者之间具有基于经济合同的权( 力) 利义务关系，具体包括政府对法律服务提供者作为管理主体的经济职权和职责。相应地，法律服务提供者对政府具有谈判协商抗辩的权利，并有对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的义务。二是受援人具有对法律服务提供者的服务质量进行监督的权利。三是受援者有对政府行政权力的监督权和法律服务的反馈救济权。

( 二) 法律援助机构作为公共管理机构的性质和职能转变

政府是法律援助的责任主体，实现法律援助服务提供的市场化运作，既需要政府参与，也须纠正目前政府行政化过多的倾向。因此，法律援助机构应脱离政府职能部门，改革其行政机构属性，使其作为相对独立的第三方事业单位，参照英国法律援助委员会属于非政府部门的公共管理机构的设置，依法行使政府对法律援助的经济职权，负责对法律援助服务市场化运作的各环节进行基本的管理和质量监督。对符合条件的法律援助者进行资格审查，确定其法律受援权，负责援助过程中发生的撤销援助、办案过程中的监督以及结案后案件的审查和归档等工作，同时负责办理非诉讼类法律援助案件和日常的法律援助咨询等。

( 三) 实行竞标方式和定量分配签订经济合同

借鉴国外法律援助市场化的模式，仿效我国政府采购制度，依据我国《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 暂行)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招投标法》等，使法律援助的市场化运作以竞争性招标的方式与律师事务所或法律社团组织签订经济合同的模式来进行。首先，由法律援助机构根据地域差别对本地的法律援助案件进行统计，估算近年来平均每年的案件数量和经费数额，估算社会律师基本可以接受的一年内案件的总价格。其次，以年为单位进行定量分配，将未来一年的不特定案件打包和标价，公开面向当地社会律师以竞争性招标的方式选择律师事务所或法律社团组织。另外，各地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将不特定案件划分为刑事、民事和行政类别分别进行打包等灵活的方式招标。最后，法律援助机构通过审查竞标胜出者的资格和条件，确保法律援助案件的承办质量，再与其签经济合同。经济合同的内容包括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标准和签约律师的权利义务等。对于资金供应者来说，合同方式最主要的吸引力在于能够通过限定合同总额来准确计划来年的花费。以市场来配置资源，采用竞标程序和固定价格可使签约律师积极追求诉讼费用的最小化，降低法律援助的总费用。

( 四) 法律援助机构的监督和质量控制

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是法律援助事业的生命。各个国家在质量控制方面采取了多种措施。其中，英国法律援助服务的契约化模式改革，虽然精简了法律援助的律师，但其目的主要在于保证服务质量，而非通过市场竞争来压低价格。与此相较，美国的法律援助在刑事辩护领域进行了契约化改革却造成了服务质量的下降。在欧洲国家，PPI 模式( 即市场化运作模式) 有益于法律援助同时，也产生了诸如市场上公平的竞争环境、合同签订过程的合规性、PPI 相关法律问题等。因此，我国实行法律援助的市场化运作仍需要完备的质量监控措施。首先，制定《法律援助法》，并在其中明确规定法律援助市场化运作的主体、正当程序、法律服务标准、质量监控机制等，使其纳入法律规制。其次，法律援助机构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审查和评估竞标者的资格，保证合格者才能签订协议并保证合同签订程序公正合法。再次，在法律援助案件承办过程中，法律援助机构应采取分派监督员、定期听取报告以及错案纠正等措施来充分发挥其监督职能。最后，在协议期满后，对签约律所和律师进行整体评估，以决定是否续约和将个人律师评估纳入律师年度考核等方法来保证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

( 五) 我国法律援助实施市场化运作的制度配合

美国法律援助服务公司曾作过一个研究，结论是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最好的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模式。澳大利亚的全国法律援助委员会在1989 年审查并回顾了法律援助的现状后，致力于鼓励广泛的法律援助方式，包括社区援助、社会福利、政府资助的私人组织、法官、社会组织等。可见，法律援助提供模式多元化是大势所趋。同时，由于我国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从我国法律援助的需求状况、资源状况和经费等方面考察，单一进行法律援助的市场化运作不可行也不符合我国实际国情。因此，我国法律援助的实施模式应当以市场化运作为主，以多元化提供方式为辅，包括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咨询等非诉讼法律援助、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以自身资源提供法律援助等。法律援助机构应将这些多元化方式共同纳入管理和监督体制以便发挥各自的作用且相互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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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构

《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由司法行政部门负责管理，下设法律援助中心具体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人员为符合条件的公民提供咨询、、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并负责援助工作的监督检查。

（二）人员

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包含了公设与指定两种模式，既有公设的专职律师，以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专门从事法律援助业务，同时，也规定了社会律师的援助义务，调动社会律师补充公设援助力量的不足。公设专职律师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只能接受法律援助中心的派遣，专门从事法律援助工作，严禁办理非援助案件，严禁收取当事人费用；社会律师承办援助案件同样被严格禁止向受援人收取任何费用，其办案的经费由国家以补贴的形式发放。此外，实践中还有法律工作者作为公设专职律师参与民事法律援助业务的办理，但不能参与刑事辩护。

（三）管辖

依据《法律援助条例》《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我国法律援助以属地管辖为主，同时辅以属人管辖。首先，凡涉及诉讼的案件，包括刑事辩护与民事案件的，均由有管辖权的公安局、检察院、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管辖，而不考虑受援人、被告人（被申请人）的户籍、居住地等情况。对于其他非诉讼法律援助案件的管辖，则借鉴民事诉讼法“原告就被告”地域管辖原则，确立由被请求人或履行义务者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管辖的原则。此外，部分特殊事务的管辖以属人管辖确立，由申请人住所地或工作单位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管辖。此外，法律援助的级别管辖并不像公安、检察、法院系统有严格限定，《法律援助条例》第五条规定：“直辖市、设区的市或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根据需要确定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机构。”这说明，虽然我国现行的法律援助体系已形成中央、省、市、县的四级架构，但是《条例》并没有规定其上下级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或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在管辖上也没有严格的职责划分，只规定受各自所在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这实际上是取消了法律援助级别管辖。实践表明，这样的管理体系确实有助于更方便灵活地提供服务，提高了服务效率的同时，大大降低了运转成本。2009年，为适应农民工流动性较强的情况，司法部主持全国36个城市签署了《全国城际间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协作郑州协议》，确立了“对受援人有利原则”，对于农民工申请援助的案件，会员单位之间的管辖确定从有利于申请人的角度出发。这在地域管辖上进一步拓宽了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的渠道，使这一特殊群体在非户籍所在地也能及时便捷地申请法律援助。

二、法律援助的内容与实现途径

《法律援助条例》将法律援助简单区分为三类，咨询、刑事辩护和。咨询是指由法律援助机构为符合条件的公民提供专业法律咨询、代书等服务，法律援助机构设专职工作人员接待办理并随时办结；辩护是指为受到国家刑事追诉的人提供帮助；是指为公民在民事行政事务领域提供法律帮助。法律援助均免费提供服务。这里我们重点讲述法律援助中的刑事辩护与民事。

（一）刑事辩护

《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至检察机关审查期间与人民法院的审判期间均有权委托辩护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办理案件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所在地同级司法行政机关所属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刑事辩护法律援助的获得有两种途径：1.申请援助。一般情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属经济困难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办理案件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所在地同级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申请人需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供经济困难证明。特殊情况，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可以不受经济状况限制申请法律援助:（1）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属于一级或者二级智力残疾的；（2）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委托辩护人的；（3）人民检察院抗诉的；（4）案件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2.通知辩护。也称为指定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法律援助机构无须考察受援人的经济情况直接给予援助：（1）未成年人；（2）盲、聋、哑人；（3）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4）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5）人民法院审理的强制医疗案件，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二）

法律援助的范围比较广泛，一般情况下援助机构本着“应援尽援”的原则为公民提供免费服务，在实际操作中，对特殊社会群体如农民工、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等会放宽甚至免除对经济条件的审查，免费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公民对下列需要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1.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2．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养老、医疗、工伤、生育、失业）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3.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4.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5.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6.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7.因签订、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导致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8.因交通事故、医疗事故、产品质量事故以及其他事故造成人身损害的；9.因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导致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10.因使用伪劣化肥、农药、种子等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或者因遭受污染造成种植业、养殖业或其他损失的；11.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妇女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12.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1）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2）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三、法律援助的新领域———为特定企业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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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一步增强法律援助服务能力

1.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认真贯彻执行蚌政办〔2015〕1号文件，扩大法律援助事项，将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调整至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2.5倍，并将军人军属、计生特困家庭、聘不起律师的申诉人等纳入法律援助对象范围。

2.提高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水平。实行法律援助经费科目单列，专款专用。按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相关政策，推进政府购买法律援助服务项目的实施。

3.提升公共服务沟通协作能力。充分发挥单位群团法律援助工作站的作用，加强与工会、妇联、残联等相关单位部门的协调配合，建立法律援助工作日常沟通协作机制。贯彻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司法厅《关于司法救助与法律援助相互衔接的若干规定的通知》，落实互免审查机制和告知义务。做好社会救助与法律援助等各项民生保障制度的有序衔接，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

二、进一步提高法律援助案件数量与质量

4.保持办案量稳定增长。以上年办案总量为基数，实现案件数量稳步增长，每万人获得法律援助案件数量达到14件（此人口数按照户籍人口为基数计算）。各工作站每月办理或转交有效法律援助案件不少于4件，各律师事务所律师全年平均每人办理援助案件不少于20件，法律服务工作者每人全年办理援助案件不少于3件，其中乡镇工作站全年办理的诉讼类案件要占案件总数的50%以上，每月通报调度一次，全年的任务数要在11月底完成。

5.继续优化案件结构。进一步提高刑事法律援助案件量比重，稳定律师事务所律师办案量、诉讼类案件量比重。具体指标是：刑事案件数占法律援助案件总数比重不低于19%、诉讼类案件数占已结法律援助案件总数的比重不低于55%、律师事务所律师承办案件数占法律援助案件总数比重不低于35%。

6.加强案件质量监督。贯彻落实《省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督管理办法》（试行），设立案件质量监督人员，全程监督案件办理及结案归档，初评案件质量等次。建立健全案件回访、旁听庭审等工作制度，对民事、非诉案件逐件进行回访，扩大回访覆盖面，旁听庭审案件不低于开庭审理案件的5%，实现办案质量流程控制的规范化和长效化，提高法律援助案件结案率，规范案卷归档，开展案件质量评查，探索同行评估办法，建立办案质量和办案补贴发放挂钩制度。

7.加大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力度。认真贯彻落实市中级人民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关于做好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具体意见》，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机制的衔接，进一步发挥看守所工作站的作用，规范在县看守所派驻律师志愿者值班制度，进一步发挥在法院设立的法律援助工作站的作用。加强与公安和法院、检察院的协调配合，做好被害人、申诉人法律援助工作。注重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严格把握承办案件律师的资质条件，指派具有三年以上执业经历的律师办理无期徒刑、死刑案件，指派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律师办理未成年人案件，引导资深律师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乡镇工作站全年转交有效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不少于3件。

三、进一步深化法律援助便民服务

8.巩固完善便民服务窗口、站点的公共法律服务功能。积极参与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发挥法律援助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基础性和前导性作用。借助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规范工作站点建设，创新服务方式方法，发挥工作站点方便、快捷服务困难群众的功能。实现法律援助档案二级达标。

9.深化信息化应用。以便民为导向，加强信息化深入应用，乡镇法律援助工作站对咨询和案件申请实行即办即录，按规定上传相关材料。法律援助中心实现网上审查、审批和指派，普及电子印章的使用。完善在线服务功能，及时处理网上法律援助咨询、申请。

10.充分发挥“12348”法律服务热线平台功能作用。按照省厅《“12348”法律援助服务热线项目建设指导意见》，完善系统的配套功能建设，安排专业人员解答热线咨询和日常运行管理，确保热线畅通使用和功能稳定，充分发挥“12348”平台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中的作用。做好“12348”热线的数据统计和舆情分析，按季度报送，为各级领导提供决策参考。

11、切实发挥基层站、点作用。落实《省法律援助工作站管理办法》要求，对基层站、点统一标牌标识，公开公示内容和工作制度，明确专兼职工作人员，开展咨询、办案业务，建立工作报告制度。开展联系点建设检查活动，重点检查联络员配备及其对法律援助知晓程度、法律援助明白人队伍建设、法律援助常识宣传及帮助联系申请法律援助等情况。将工作站、点建设融入美好乡村建设，协同发展。

四、进一步提高法律援助管理水平

12.加大投诉案件查处力度。按照《法律援助投诉处理办法》规定，向社会公示投诉地址、电话、传真、电子邮箱及投诉事项范围、投诉处理程序等信息，建立台账，及时受理和查处。投诉处理情况每半年一次报告上一级管理部门。投诉查处情况纳入工作考核内容。

13.加强法律援助经费的监督管理。认真落实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管理相关规定，建立法律援助经费使用收支台账，明确、细化法律援助经费支出项目，法律援助经费专款专用，办案经费支出占业务经费支出总额比例不低于70%。

14.加强法律援助队伍建设。采取招录公务人员、实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招聘公益岗位人员、聘用法律专业毕业的大学生等多种形式，充实法律援助机构力量。强化培训，提高法律援助机构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安排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到法律援助中心实习，所有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均需在法律援助中心进行不少于2个月的实习活动。法律援助实务纳入申请律师执业人员考核内容，在执业起点培养律师的社会公益意识。

五、进一步加强改进法律援助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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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杭州市余杭区流动人口法律援助基本情况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现在每年有大多农民工流入城市。据统计未来25年我国还将有4亿农民工进入城市，流动人口法律援助的潜在需求量很大。现在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群众对法律援助的逐步了解，流动人口请求法律援助越来越多，这既是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支持，但同时又给法律援助造成很大的压力。杭州市余杭区在为流动人口提供法律援助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很多切实举措走在全国前列，值得各地借鉴。

（一）流动人口法律援助案件申请情况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第十条、十一条、十二条的相关规定可知，我国的法律援助案件可分为指定援助和申请援助。由法院指定的法律援助案件一般适用于特定的刑事案件，主要是盲聋哑人、未成年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人和贫困者，仅小部分是犯罪嫌疑人和其亲属直接申请的。以2012年为例，余杭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共452件，其中仅36件是申请援助，余杭区法律援助中心经审查后均予批准；民事案件共1023件，全部是申请援助，余杭区法律援助中心经审查后均予批准。由此得知，杭州市余杭区申请法律援助后获批得到法律援助的成功率很高，2012年批准率为100%。

（二）流动人口法律援助案件数量及类型2012年杭州全市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1295件，涉及农民工法律援助5597件，占案件总数的49.6%。接待来访法律咨询44741人（次），涉及农民法律咨询15578人（次），占总咨询量的34.8%，为农民工讨回欠薪4005.93万，使农民工更多地选择法律手段维护合法权益。其中就余杭区而言，2012年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475件，相较于2010年的1744件和2011年1174件，整体呈上升趋势。从比例上分析，2012年法律援助案件总计1475件，其中66%系为流动人口所提供的法律援助；且无论民事、刑事还是非诉案件，为流动人口提供援助的比例均接近及过半，刑事案件的比例高达86.7%（详见下表：《2012年余杭区流动人口法律援助受援比例表》）。从案件类型来分析，流动人口法律援助案件中，在民事部分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工伤的占很高比例。其中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共536起，涉及农民工的就有320起，涉及工伤案件的主体均为农民工；刑事案件中，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盗窃、寻衅滋事、容留他人等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案件占绝对比，经济型犯罪占比很小。

（三）对流动人口提供法律援助的积极举措和成效1.深入基层建立工作站，贴近流动人口提供法律援助截止2013年7月，余杭区已建成法律援助工作站33个。其中依托基层司法所的工作站20个，依托妇联、看守所、监狱等的工作站13个。此外，余杭区法律援助中心设立了四个专门的受理流动人口法律援助申请的工作站，即余杭区法院法律援助工作站、余杭区劳动仲裁委员会法律援助工作站、余杭区交通事故处理中心法律援助工作站以及运河街道外来人口法律援助工作站。上述工作站在为流动人口近距离、高效及时提供法律援助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是余杭区法律援助工作的一大亮点。2.着眼援助案件质量，为流动人口提供优质法律援助余杭区法律援助案件重视援助案件办案质量，结案率、胜诉率都很高。以2012年度为例，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调解结案的占到所有诉讼案件的64%，胜诉案件占34%，败诉案件仅1起；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已结案件407起，其中援助律师的辩护意见被全部及部分采纳的案件占比73%，顺利挽回损失或取得利益156起，其中尚有45件案件未结案；非诉案件重在挽回损失或取得利益，其中顺利为农民工讨薪成功案件达852起。在2010年的杭州某公司群体性讨薪案中，⑤余杭区法律援助中心第一时间组成援助律师团为其提供法律援助，连续奋战45小时，化解了这起劳资纠纷，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当前流动人口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

（一）流动人口法律援助存在立法缺陷首先目前我国的法律援助也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府责任，而非国家责任。因为关于法律援助的立法都只停留在政府行政立法的层面，而非国家层面人大的立法。所以现行的法律援助专门法无法很好地调节司法行政机关与法院、检察院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得条例规定的内容在实施后无法取得理想的社会效果。其次现行法律法规中有些规定不利于流动人口维护自身权益。例如在《工伤保险条例》中认定工伤申请的需要提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但在现实中流动人口在维权时往往拿不出劳动关系的证明；再如《法律援助条例》规定公民在申请法律援助时需要提交经济困难证明，表明我国在法律援助工作的指向是“经济型”而非“权利型”，即以经济能力来衡量是否对当事人是否提供援助。在实际操作中，申请人须提供由户籍所在地村、社区出具的经济困难证明，并由镇、街道盖章确认。这一规定往往导致那些常年在外的流动人口在居住地无法获取经济困难证明，而回户籍地开具又成本高昂，最终只能无奈放弃申请援助。

（二）受援范围有待进一步放宽我国现行法律援助的范围主要是刑事和民事法律援助，很少涉及行政案件和非诉案件的法律援助。事实上，行政案件中面对强大的公权力原告方一般处于弱势地位。余杭区的法律援助尚且走在前列，但在法援案件中涉及行政案件的仅国家赔偿类案件、非诉案件仅占所有案件的9%，且诉讼形式比较单一。除此之外，现行条例也未能将法律援助涵盖到国家法制运行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层面。例如在刑事侦查阶段若当事人想申请重新鉴定，能否因经济困难免去鉴定费用的问题尚无明确规定；再如现在法律援助也未能深入到执行程序，使得当事人最终的权益无法更好地落实。

（三）流动人口维权成本高、难度大在民事法律援助中占比最大的是“讨薪”案件。这类案件往往需经劳动仲裁、法院一审甚至二审，再加之强制执行才有可能完成，维权道路十分漫长。工伤案件则在仲裁之前还有工伤认定及伤残等级鉴定两大法律程序。漫长的维权之路超乎流动人口的想象，给其生活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个别案件中，受援人虽然最终拿到了工资或赔偿金，却耗时两年之久。这让笔者不由想起英国政治家威廉•格拉德斯通的名言“迟到的义即非正义”，全社会均应充分反思。

（四）法律援助的办案质量有待提高司法行政机关在对法律援助案件进行指派时，通常是随机抽取或者轮流指派律师，这会造成律师专长与案件性质不匹配从而导致办案质量不高。现实中很多律师尚停留在为生存而工作的阶段。法律援助案件的补贴比委托案件收取的律师费低很多，有时甚至只有三到五分之一，因此部分律师办理援助案件的积极性不高，甚至敷衍了事。而流动人口法律援助案件中常见的讨薪、工伤案件程序尤其冗长，如律师积极性不高则更不利于受援人的权益保护。

三、完善流动人口法律援助的建议

（一）明确政府责任国家在宪法中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这一原则，政府就有保障其得以具体实施并获得实效的责任。所以政府需将流动人口法律援助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从宏观上把握法律援助的开展，同时从微观上不断建立和完善各项制度，从政府角度来保障流动人口法律援助的开展。1.保障援助经费法律援助经费的多少是影响法律援助范围最直接、最现实的因素，决定了一个政府所能提供法律援助的总量。但是我国法律援助经费主要是依靠地方财政，使得法律援助经费各地保障水平参差不齐，存在越贫困的地方、越需要法律援助的地方经费保障却越低的状况。余杭区法律援助经费从2011年的90万，到2012年的120万，2013年的160万，每年以33.3%的速度增长，在经费保障方面做得是比较好的。而从全国范围来说，完善法律援助经费拨付制度，建立并实行最低经费保障制度使经费能够和法律援助案件数量相匹配，提高地方流动人口维权的效率和质量，是政府需要认真考虑的事宜。建立并完善政府专项资金制度，首先要做到专款专用，不得挪用或挤压资金。其次要确保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的最大效益，合理使用经费，降低法律援助成本和耗费，将有限的经费多用于办案，更好地发挥法律援助的社会功能。2.加强援助网络建设流动人口的维权之路中存在着取证难、成本高等重重困难，加强法律援助网络建设，联合工商、社保、劳动等部门，确保司法救助的实现，维护流动人口的利益。同时建立专门面向流动人口的法律援助机构，促使法律向基层不断延伸，方便流动人口申请援助。3.强化劳动监管首先要加强劳动合同管理。劳动部门应加强对用人单位的教育，加大单位对违法用工的惩罚力度，同时需针对流动人口工作的特点来制定并推行适合签约时间短、季节性强的工作的劳动合同文本。其次逐步解决流动人口的社保问题。结合我国当下社会发展状况，尽快建立起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当务之急就是要完善流动人口工伤保险，实现社会统筹，督促企业及时为工人缴纳工伤保险。4.考核办案质量援助案件的办案质量直接决定了受援人的收益程度。保障权利、制度先行，行政主管部门应出台并切实实施援助案件质量考核，不依赖于法律工作者的职业素养和道德修养，而是以制度加以约束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