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性质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律援助的性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法律援助已经成为一个国家认可的法律制度，该项制度对当事人的权益以及国家的法律建设都有着重大且深远的意义。近些年，中国法律援助在实际中对维护社会正义和公平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对法律援助的认识，从理论上讲仍需加强深入，特别是法律援助本质上的认识。本文从法律援助的定性角度来讨论，希望能起到理论上深化认识的指导意义。

 

Legal aid has become a nationally recognized legal system, the system on the interests of the parties as well as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laws have a significant and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In recent years, China's legal aid in practice the maintenance of social justice and equity to mak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and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but awareness of legal aid,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in-depth theory, in particular legal ai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ce. This article discussed from a qualitative point of view of the legal aid, hoping to play in theory, to deepen understanding of the significance.

篇2

关键词：公共资金援助；银行危机；财务重整

中图分类号：F8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08)03-0042-05

自银行诞生之日起，危机似乎就与之形影相伴。从某种意义上讲，银行业经营的历史，就是一部银行倒闭的历史。从14世纪意大利出现的商人银行公司倒闭，到20世纪初席卷美国、欧洲的银行业危机，银行倒闭屡见不鲜。应当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正如任何企业都有可能出现经营失败一样，银行也不能例外。但银行毕竟不同于一般企业，它的破产影响着千家万户，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一家银行的倒闭可能会损害存款人对其他银行的信心，若处理不当，极有可能破坏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定。银行业所经历的数次危机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构建一个完善的银行危机救助法律制度是必需的，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护金融体系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而公共资金援助则是银行危机救助法律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重整措施和制度安排。

一、对公共资金援助制度的认识

公共资金援助，具体是指当银行丧失清偿能力面临破产倒闭时，由政府提供资金的一种财务性重整方式。从世界范围内看，问题银行获得政府公共资金援助的案例数不胜数，如1984年英国约翰逊迈特里银行以及1984年美国大陆伊利诺斯银行、1990年挪威的法库斯银行、1991～1993年瑞典的诺德银行、1993年西班牙阪内斯银行、1995年法国里昂信贷银行、1995年意大利纳珀利银行等等。

公共资金援助的目的就是为了救助问题银行使其继续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经营下去或促使其与其他金融机构合并。政府之所以提供公共资金用以救助濒危银行，主要基于银行业本身的特殊性。在一国经济中，银行业往往处于整个金融体系甚至整个市场经济的中心环节。而银行是经营特殊商品――货币的企业，其经营状况、经营成败对社会公众利害攸关。一旦银行在经营方面出现问题，有可能给存款人尤其是小额储户带来毁灭性的损失。另一方面，客户的资金核算一般均通过银行进行结转，银行往往成为支付结算体系的重要组成成员，一旦其清偿能力出现问题，可能会使整个支付清算体系陷入瘫痪，进而将危及传播扩散至其他银行。正因为考虑到银行的倒闭会对整个金融体系造成难以想象的后果，比如银行规模太大，一旦其破产倒闭会引发其他相当数量的银行陷入经营困境，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太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理论，因此面对出现问题的银行，政府往往采取各种措施加以救助，公共资金援助在其中充当重要角色，成为维护金融稳定的一道安全门。

一般而言，对问题银行提供公共资金援助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直接注入资金。既可以通过国家财政部门直接提供资金帮助，也可以通过中央银行作为媒介来提供现金支持。在设立存款保险机构的国家，存款保险机构通常成为问题银行的财务后盾，尽管其资金有时不能满足大规模的救助措施，通常需要从国家财政获得额外支援。第二，债券互换。主要是用政府债券交换银行不良资产的方式，将不良资产从资产负债表中剔除出去。这种互换交易不仅改善了银行的财务状况，而且能将银行从繁重的债务追缴负担中解脱出来，从而能集中精力重组其核心业务。不良资产则转交给专门机构，如存款保险机构或资产管理公司，由它们负责资产的清收或贷款清理。在近些年来，这种方法在银行一揽子重组措施中得以频繁使用。第三，国家参股。公共资金援助也可以通过国家直接或间接参股的形式出现。这种股权在银行资本中属于优先股，其参股的条件是政府或其机构能够有效控制银行，由此来削弱和稀释现有股权的价值。在挪威，法律授权存款保险机构可以提供股权融资或股权融资的担保。若银行重组成功的话，国有股可以由银行回购或转换成普通股再由国家出售给普通大众。

然而，政府提供公共资金援助银行也招致诸多批评意见，一方面公共资金救援保护了问题银行的股东和一般债权人，削弱了对银行的市场约束力量；另一方面援助了那些本来就经营不善、无可救药的银行继续运作，更会助长其放松风险管理，忽视稳健运营的重要性，直接导致市场竞争机制的严重扭曲。在实践中，得到援助的对象往往是那些规模较大的银行，以牺牲中小银行的利益为代价仅给予大银行特殊待遇，从而招致了中小银行的普遍不满。甚至有学者认为，公共资金救助实际上等于将问题银行股东及债权人的损失转嫁给全体纳税人，让股东发了意外之财。也就是说，公共资金援助措施若使用不当，会造成严重的道德风险，不利于市场竞争秩序的稳定。因此，为了加强市场约束、强调公平性，各国立法者通常都会严格限定政府授予公共资金援助的条件，既考虑到银行倒闭的负效应，又必须让“经营不善者出局”

二、公共资金援助制度之比较分析

1　提供公共资金考虑的因素 政府往往出于以下几个因素的考虑，决定向破产银行提供公共资金支持：第一，是否个人储蓄存款受到存款保险的保护。在没有存款保险的情况下，政府更倾向于选择公共资金援助。第二，是否银行的倒闭会对整个银行体系产生难以接受的后果，比如该银行破产会造成其他银行严重的经营困难，或者会严重挫伤公众对整个银行体系的信心。因此，银行规模的大小并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尽管规模大的银行被认为更容易造成系统性风险。第三，是否直接造成银行流动性短缺的严重性和持久性。如果引起的后果是系绕性的，比如可能引发其他金融机构的倒闭，则政府更愿意积极介入提供流动性支持以防止风险的蔓延和传播。但如果陷入经营困境的银行是因为自身财务状况不佳而造成其进入银行间市场的融资渠道被中断，则通常政府不会提供公共资金救助。第四，该银行倒闭是否会对通过该国支付和证券转移体系进行的国际交易和金融市场的国际声誉产生不利影响。此外，还需考虑银行的财务现状及其恢复的可能性，以及本国的经济状况等因素。

2　公共资金援助的条件 为了限制政府随意动用公共资金，许多国家的法律都规定了提供公共资金援助所必须满足的具体条件。尽管这些条件的效果基本相似，即都以限制公共资金援助的使用为目的以避免产生道德风险，但其背后的动机却不一样：欧盟主要关注公共资金援助是否对竞争产生不良影响，而美国则更关心是否满足最低成本要求以保护纳税人的利益。

(1)欧盟。在欧盟，向银行提供国家援助应遵守《罗马条约》第92至第94条所列明的限制条件。该条款要求委员会对每个案例都要做如下审查：第一，是否银行已经接到来自国家的资金

帮助，第二，这种援助是否与欧盟竞争法相兼容。

在判断是否存在国家援助的事实时，委员会通常会适用“市场经济私人投资者检验”标准，即在同等条件下，若私人投资者也会采取相同的措施或行动，则不存在国家援助。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投资所得的收益是可以预期的，并且对于私人投资者来说这种投资回报也是可以接受的，就不视为国家援助；反之，则包含国家救助的成分。

1984年委员会纪要中进一步列明了判断是否为国家援助所考虑的因素。对于一个国家持股的公司而言，在以下情形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属于国家援胁第一，资本的正常回报包括股息或红利，在合理的时间内是不可预期的，或者交易的风险太大、时间过长，第二，公司的资本可分为私人股和国有股，资本的注入使国有股的比例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而私有股的下滑主要是因为公司不具有盈利前景；第三，股份的持有数量超过了公司的真实价值。例如，在涉及1996年意大利政府是否给予纳珀利银行国家帮助的问题上，委员会在1998年7月99/288/EC决议中认为该银行资本增加了2万亿里拉，上述条件均已满足，属于国家救助。

在确认存在国家援助的事实后，委员会下一步就是评估国家援助是否满足1994年7月27日《关于国家救助和重组经营困难的公司指引》(the Guidelines of 27 July 1994 on State aid for rescuing and restructuring firms in difficulty)所规定的要求。根据该指引，国家援助必须符合以下条件：1)在合理的时间内恢复公司的生存能力。2)重组成本与收益必须适当，不能超过其所需，3)对公平竞争的扭曲效应最小，且公司本身应当承担相当数额的重组成本；4)尽可能地采取相应措施补偿其他竞争者，以减少国家救助带来的负面影响。

上述条件旨在确保国家干预的中立性和公平的竞争环境，因此也适用于银行。但是，出于银行特殊性和敏感性的考虑，适用这些条件可能会对公众信心产生消极作用。因此，委员会通过附加额外的条件许可成员国提供国家援助，以减少其负面影响。例如，在法国里昂信贷银行及意大利纳珀利银行案中，委员会附加的条件是，要求接受援助的银行在一段时间内缩小业务范围，以限制其竞争优势。

(2)美国。在美国，公共资金援助也被称为公开银行救援(Open Bank Assistance)。1950年(《联邦存款保险法》赋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简称FDIC)在投保银行出现问题、濒临破产时可以直接对其提供资金支持的权力。FDIC可以采取诸如提供贷款、购买其资产或股票、提供收入维持保证、提供存款等方式向那些处于破产危险中的被保险银行给予财务援助。在这种方式下，受援助银行绝大部分资产仍维持原状。

(《联邦存款保险法》要求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其中包括“最低成本检验”，才可以提供资金救助(USA 12 U.S.C.§1823(c)(8))：1)已经或将要出现任命银行财产管理人或接管人的理由，除非银行增加其资本，2)如果没有国家救助，银行不可能达到资本要求，不可能偿还到期债务，3)银行的管理人员没有从事自我交易、欺诈或其他的活动；4)对于存款保险基金来说，救助产生的费用及债务总额是最低成本。除了符合上述要求之外，FDIC通常还要求更换银行管理人员，稀释股东权益。与此同时，银行救助还需要来自私人领域的融资。其中最著名的案例当属1984年FDIC对大陆伊利诺斯银行(Continental Illinois)的救助。

在美国大陆伊利诺斯银行、法国里昂信贷银行及意大利纳珀利银行案件中，尽管各国提供援助的具体内容不同，但仍呈现出一些相似的特征：国家给予银行债权人明确的担保，承诺其债权能够得到足额偿付；银行的不良资产被剔除出来，由国家直接或通过资产管理公司来间接承担；国家成为倒闭银行的唯一股东。由此可见，发达国家为了尽可能消除公共资金援助所产生的负面影响，都严格限定授予公共资金援助的法定条件，并采取了消除不利影响的各种具体措施，包括稀释原有股东权益、中止股东分红并对其施加一定的义务、撤换银行管理人员、缩小银行的经营范围等多种方式，从而杜绝股东及相关人员从救助中获益，避免其“搭便车”行为。

三、我国公共资金援助之现状分析及完善

在我国，当银行陷入支付危机时主要由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通过提供贷款的方式进行财务性救助。也就是说，我国的公共资金援助的主体比较单一，仅仅中国人民银行，并且基本上都以直接发放贷款的形式，这与西方发达国家公共资金援助制度有着很大的区别。美欧等国家救助主体往往是中央银行、其他商业银行、存款保险机构以及政府财政部门等多头联合救助，采用直接资金帮助、债券互换、国家参股等多种救助形式。

目前，与之相关的规定性法律文件主要有《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防范和处置金融机构支付危机暂行办法》和《中国人民银行紧急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等。其中，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紧急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对央行向问题银行提供资金救助作了较明确的规定。所谓的“紧急贷款”，是指中国人民银行为帮助发生支付危机的城市商业银行、信用合作社缓解支付压力、恢复信誉，防止出现系统性或区域性金融风险而发放的人民币贷款。

《暂行办法》对申请紧急贷款的条件、贷款用途、期限、利率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其中，紧急贷款的条件为：(1)在中国人民银行开户行设立“准备金存款”账户，且经批准已全额或部分动用法定存款准备金，(2)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对处置借款人的支付风险高度重视，并已采取增加其资金来源以及其他切实有效的救助措施；(3)借款人已采取了清收债权、组织存款、系统内调度资金、同业拆借、资产变现等自救措施，自救态度积极、措施得力；(4)当地政府和组建单位或股东制定的救助方案已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或分行批准，并承诺在规定时限内实行增资扩股，逐步减少经营亏损，改善其资信情况，查处违规、违纪行为和违法案件，追究有关当事人的经济、行政或刑事责任，(5)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提供担保，(6)中国人民银行分行已派驻工作组或专人实施现场监管，(7)中国人民银行认为必要的其他条件。

紧急贷款的用途仅限用于兑付自然人存款的本金和合法利息，并优先用于兑付小额储蓄存款。紧急贷款的最长期限为2年，贷款到期归还确有困难的，经借款人申请，可批准展期一次，展期期限不得超过原贷款期限。

由此可见，我国提供资金援助的条件与欧美国家有着明显不同：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共资金援助中更强调对公平竞争秩序的保护，考虑最低成本效益原则，而这些并未在我国相关立法中得到体现，其直接后果是极易产生道德风险，扭曲市场竞争秩序。

事实上，央行为应对危机所发放的紧急贷款，并未严格遵循《暂行办法》的规定，即贷款更多的是以信用贷款而非担保贷款的方式发放。而许多借款人也根本没有偿还贷款的任何意向，

也未采取切实有效的自救计划，就依赖央行的贷款资金，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也认为央行的贷款既然属于国家公共资金就不需要偿还，把贷款当作“免费的午餐”。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央行救贷款，一旦放出很难收回。正因为难以收回，紧急贷款被不断超规定展期，到目前为止，人民银行为了处理问题金融机构所发放的贷款资金，总量已经高达数千亿元，而这些贷款能够被收回的几率非常低，实际上已经成为不良贷款。

这种公共资金的大量投入尽管在短期内能够暂时压制风险的暴露，但从长远看会引发诸多问题。由中央银行独立以贷款形式承担问题银行的救助资金，这部分贷款资金实际上具有“准财政补贴”性质，而无数次的拯救行动也表明人民银行在金融机构危机中充当了最忠实的消防队员的角色。这一形式不仅弱化了存款人对存款银行选择即市场约束机制，并且使有问题金融机构过多依赖中央银行救助，实际上是将银行的经营风险及损失转嫁到国家身上，不仅扭曲市场竞争规则，浪费社会资源，而且滋长道德风险。其效果只是延缓了危机的爆发，而非彻底根除化解风险，直接导致内耗增加，经营成本攀升，而且容易滋长金融从业人员“永不失业”的心态，削弱了竞争和发展的动能，不利于树立银行经营者的忧患意识。尤其在处理区域性问题金融机构时，一些地方政府将金融风险向中央银行一推了之的可能性难以避免。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我国目前的公共资金援助制度已经背离了其原来的初衷，在救援中人民银行并未进行事前的成本效益性分析，也没有对流动性问题与破产问题作实质性区分，无论经营好坏都毫无例外地选择了救援，客观上必然鼓励银行的投机行为，加剧了金融风险。究其实质，根本问题在于我国尚未建立一整套相对完善的银行危机救助法律制度。

篇3

    第一条、根据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前责令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或者保全证据的申请。

    提出申请的利害关系人，包括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注册商标财产权利的合法继承人。注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被许可人中，独占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单独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排他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在商标注册人不申请的情况下，可以提出申请。

    第二条、诉前责令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或者保全证据的申请，应当向侵权行为地或者被申请人住所地对商标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

    第三条、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提出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的申请，应当递交书面申请状。申请状应当载明：（一）当事人及其基本情况；（二）申请的具体内容、范围；（三）申请的理由，包括有关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具体说明。

    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提出诉前保全证据的申请，应当递交书面申请状。申请状应当载明：（一）当事人及其基本情况；（二）申请保全证据的具体内容、范围、所在地点；（三）请求保全的证据能够证明的对象；（四）申请的理由，包括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且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具体说明。

    第四条、申请人提出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的申请时，应当提交下列证据：

    （一）商标注册人应当提交商标注册证，利害关系人应当提交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在商标局备案的材料及商标注册证复印件；排他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单独提出申请的，应当提交商标注册人放弃申请的证据材料；注册商标财产权利的继承人应当提交已经继承或者正在继承的证据材料。

    （二）证明被申请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的证据，包括被控侵权商品。

    第五条、人民法院作出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或者保全证据的裁定事项，应当限于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的范围。

    第六条、申请人提出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的申请时应当提供担保。

    申请人申请诉前保全证据可能涉及被申请人财产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相应的担保。

    申请人提供保证、抵押等形式的担保合理、有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驳回申请。

    人民法院确定担保的范围时，应当考虑责令停止有关行为所涉及的商品销售收益，以及合理的仓储、保管等费用，停止有关行为可能造成的合理损失等。

    第七条、在执行停止有关行为裁定过程中，被申请人可能因采取该项措施造成更大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责令申请人追加相应的担保。申请人不追加担保的，可以解除有关停止措施。

    第八条、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裁定所采取的措施，不因被申请人提供担保而解除，但申请人同意的除外。

    第九条、人民法院接受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提出责令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的申请后，经审查符合本规定第四条的，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书面裁定；裁定责令被申请人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的，应当立即开始执行。

    人民法院作出诉前责令停止有关行为的裁定，应当及时通知被申请人，至迟不得超过五日。

    第十条、当事人对诉前责令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裁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裁定之日起十日内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第十一条、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复议申请应当从以下方面进行审查：

    （一）被申请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的行为是否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二）不采取有关措施，是否会给申请人合法权益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

    （三）申请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四）责令被申请人停止有关行为是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第十二条、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在人民法院采取停止有关行为或者保全证据的措施后十五日内不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裁定采取的措施。

    第十三条、申请人不起诉或者申请错误造成被申请人损失的，被申请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申请人赔偿，也可以在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提起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诉讼中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处理。

    第十四条、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裁定的效力，一般应维持到终审法律文书生效时止。

    人民法院也可以根据案情，确定停止有关行为的具体期限；期限届满时，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及追加担保的情况，可以作出继续停止有关行为的裁定。

    第十五条、被申请人违反人民法院责令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或者保全证据裁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处理。

篇4

关键词：法律援助；运行模式；完善路径

一、引言

大学生法律援助是一个以大学生为主体，在法律援助中心和高校领导下，为在校大学生和经济困难公民无偿提供法律帮助，维护其合法利益的公益性组织。大学生法律援助机构是我国法律援助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适应我国现阶段的法治发展需要，对于完善弱势群体扶助体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以及提高法学学子综合素质均具有重要意义。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法律援助中心是经江苏省淮安市司法局（淮司[2007]33号）批准，于2007年10月22日成立的学生法律援助机构。自成立以来，已经形成了一个以 "普法、咨询、诉讼、"四位一体的维权体系，服务对象从学生扩大到了青少年、妇女、老年人、下岗工人、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服务范围从校内拓展至淮安市妇联、市残联、市总工会等组织，并且深入淮安的各大小区街道办。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目前已成功完成了20余次校级、区级和市级的活动，接待咨询案件1000余件，得到了社会的一定认可。但由于其尚处在初步发展阶段，面临着服务质量不高、教学资源不足、可支配经费有限、志愿者身份受限制等问题，以至于束缚其发展。对此，可以通过构建相应的实践性教学方法、采用内外结合的方式、建立大学生法律援助制度及相关管理条例，来提高法律援助的质量，增强法律援助的师资队伍建设，使其制度化、规范化的发展。

二、高职大学生法律援助的社会价值

法律援助制度起源于15世纪的英国，在西方国家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法律援助制度是指由国家设立专门机构，为经济困难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减免费用，并提供法律服务的一项制度。法律援助的实质是通过法律的扶贫和扶弱，实现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其核心是为确实打不起官司的贫困者免费提供法律帮助，从而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目标的实现。

高职大学生法律援助是一个以高职大学生为主体，在法律援助中心和高校领导下，为在校大学生和经济困难公民无偿提供法律帮助，维护其合法利益的公益性组织。高职大学生法律援助机构是我国法律援助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适应我国现阶段的法治发展需要，对于完善弱势群体扶助体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以及提高高职法律学子综合素质均具有重要意义。

1.高职大学生法律援助可为政府法律援助部门减轻工作压力。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第8条："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优势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我国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一次统计显示，我国每年有70万件以上的案件需要法律援助，但真正获得法律援助的尚不到25%。我国法律援助的现状表明我国迫切需要大量的无偿法律援助人员。我国除了大量本科院校设有法律援助中心以外，高职大学生的法律援助也是一支有生力量，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的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就是其中之一，由一定法律基础的学生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之下处理或独立处理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可以有效减轻基层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负担。

2.高职大学生法律援助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做出了贡献 。 鉴于需要法律援助的主要对象绝大多数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其中涉及劳动纠纷、房屋拆迁、赡养等日常问题，若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难免会激化弱势群体和社会的矛盾。高职大学生法律援助为此类弱势群体提供了法律途径解决切身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弱势群体对社会的不满，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做出一定贡献。

3.增强高职大学生的法律素养与实践能力。在法律援助的过程中，高职大学生最先接触到的是实践中的法律问题，这区别于单纯的法律理论问题，实践中的法律问题需要了解社会实情，将法律法规和法律思维应用于具体案件上。这不但有利于高职学生巩固法律知识，也有利于法律素养与实践能力的增强。

三、高职大学生法律援助的运行模式

1.高职大学生法律援助的运行机构。

（1）常设性法律援助机构。高职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的组成成员分为三个层面：第一部分是高校从事法律教育或有律师执业执照的教师，他们是法律援助中心的管理者和导师，对大学生的工作进行指导、安排和培训，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法律实务能力；第二部分是法律专业大学生；第三部分是对法律感兴趣并热爱公益事业的非法律专业学生。高职大学生法律援助受援对象主要是在校大学生，兼有经济困难的公民。作为经济尚未独立的大学生，绝大部分没有经济来源，非常需要法律援助。由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为大学生群体提供法律帮助，大大减轻了政府法律援助组织的负担。大学生法援工作人员身在高校，时刻与大学生接触，工作起来更为方便。其他学生社团也可以配合法律援助中心开展工作，进行法制宣传，通过邀请专家开设讲座、开展辩论赛、法律知识竞赛、模拟法庭、开办网络法律论坛等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

（2）临时性的法律援助组织。主要是组建各种类型的法律援助服务队，组织学生利用寒暑假深入工厂、矿区、农村、社区开展法律宣传、咨询活动或进行法制调查，推广和普及法律。

2.高职大学生法律援助的服务内容。

（1）担任法律顾问。为各院系及各类学生社团担任法律顾问，提供法律指导。（2）开展法律咨询。设立大学生法律援助接待工作室，定期开展法律咨询；或者深入学生宿舍、班级，分析解答学生在生活、学习、社会实践、求职择业中遇到的法律问题。（3）进行法治宣传。结合学生普遍存在的法律问题，有针对性地举办法治讲座或案例分析会，在校报上开辟法律信箱专栏，开办网络法制课堂等，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培养法律素质，营造校园法律文化氛围。（4）调解纠纷。应相关部门、院系或学生的要求，参与各类争议的调解，以维护大学生的合法权益和良好的校园秩序。（5）实施校内大学生个案帮助。如果在校大学生发生争议，根据学生本人申请及委托，代表学生一方参与协商、调解、仲裁或诉讼，依法维护大学生的合法权益。（6）组织法律援助服务队。到农村、工厂、社区去宣讲法律，开展法律宣传、法律咨询等普法活动。（7）与社会接轨，为困难公民提供法律援助。

同时，高职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还可以与司法机构、律师事务所、行业协会、电台、报纸、社区等合作，开展法律专业论坛、举办法制类专栏或节目、参加社区等志愿服务项目、系列宣传普法活动等，以不同方式开展法律援助活动，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广泛参与实践，提高法律素质。

四、高职大学生法律援助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1.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有待提高。法律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传统的法律教育一般重理论而轻实务，但是法律援助面对的案件都是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境遇 ，司法实践经验的缺乏导致他们面对大量法律事务问题时不知从何下手。

2.教学资源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大学生法律援助活动。指导大学生法律援助，对教师的要求比较高，既要有教学经验，又要有实践经验，并要求教师投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指导学生办理案件的全过程。而实际上能够承担该任务的教师数量有限。

3.大学生法律援助组织可支配的经费十分有限，故援助范围和援助形式也十分有限。大学生法律援助组织的性质一般是社会公益团体，不同于政府财政拨款下的法律援助中心，故并不能获得任何的财政拨款，资金来源十分有限。因此。经费不足成了大部分大学生法律援助组织存在的最大现实问题。

4.大学生法律援助志愿者的身份在办案过程中得不到其他部门的认可。在法律援助活动中，学生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到法律援助工作当中来。但我国目前对于学生参与法律援助工作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的支持，学生参与法律援助的身份缺乏明确的定位。学生受理案件、调查取证、会见当事人和出庭等的权利义务不明确，给学生办理法律援助案件造成一定困难，不利于学生法律援助活动的开展。

五、高职大学生法律援助的完善路径

从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的发展中，我们既看到了其成绩，有深切感受到其不足之处。针对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采取以下的完善路径。

1.通过构建相应的实践性教学方法来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提高法律援助的质量。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指出"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不是逻辑"，同样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法律教育的生命也在于实践，只有通过实践性教学来提高法律专业学生的司法职业能力才能降低学生毕业后与社会接轨的成本，培养出符合社会要求的法律工作者，进而提高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 现在很多高校已经认识到了提高法律学生司法职业能力的重要性，并建构了相应的实践性教学方法，如案例教学法、模拟法庭与学生毕业前的社会实习，从而突破了传统的法学课堂教学模式。

2.增强法律援助的师资队伍建设。可以采用内外结合的方式，"内"指的是积极引导本校从事法律教育的教师加入法律援助辅导教师队伍，使教师愿意参与法律援助指导工作。"外"指的是善于利用和引进社会力量，可以聘请司法部门的人员，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工作者担任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的兼职教师或顾问，以弥补校内教师经验的欠缺，实现师资力量的优化组合。

3.与公益组织合作并积极寻求资金支持 。如前所述，我国大学生法律援助组织的资金绝大多数来源于高校自拨和少数资金支持。为了更好的开展大学生法援工作，寻求和公益组织的合作可能是一条解决的思路。另外，我们也呼吁政府加大对法律援助机构的财政拨款，将其纳人财政预算，或者设立相关的个人和集体的奖助学金支持。

4.建立大学生法律援助制度及相关管理条例，使其制度化、规范化。依托高等学校而自愿投身于法律援助事业的高校大学生法律援助机构，具有民间组织的特点和自身独特的社会定位，在近几年已成为一项新型的法律援助类型，是我国法律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现行《法律援助条例》中并未对大学生法律援助机构的性质作出确切的规定。 因此，应尽快制定统一的《法律援助法》及《大学生法律援助条例》，明确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的性质，保障资金的来源，保证社会接受单位对活动的支持和对义务的承担。 在引导与管理方面，高校法律援助机构除受高校领导外，还要受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的业务指导，可在政府法律援助中心设置专门的机构分管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建立健全审批管理制度。另外，为保障学生在参与法律援助过程中的权利，应通过立法明确他们法律援助志愿者的身份，对他们进行志愿者注册登记，并用一定的方式予以公告，赋予他们调查 、 取证、会见在押当事人等权利。

通过使高职大学生法律援助制度化、规范化、内容专业化、活动社会化、组织科学化的改革，构建起大学生法律援助新模式，培养高职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其法律援助能力，进而使整个大学生法律援助模式的发展更加充满活力。

参考文献：

[1] 张智强.大学生法律援助工作指南.法律出版社，2012.

[2] 何彦辛."大学生法律援助志愿服务"活动长效机制建设研究[N].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2）.

[3] 张中.《弱势群体的法律救助：法律援助服务及其质量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

篇5

法律援助是对那些需要参与诉讼或者需要与有关国家机关交涉事项，但经济上又非常困难，请不起人、辩护人的公民，由国家为其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公民，特别是困难的公民获得法律援助，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一项公民权利。自20世纪中叶以来，已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相继建立起了与本国实际相适应的法律援助制度，开展了行之有效的法律援助活动，使那些需要法律援助但经济上又困难的公民，能够获得由国家为其提供减、免费用的法律服务。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自1994年开始在部分省、市进行试点，1996年起在全国各地逐步推开，对维护司法公正、调解和处理社会矛盾，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市是从2001年起步的。2003年7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85号公布了《法律援助条例》，条例于2003年9月1日起施行。其立法的意义和目的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保障公民获得平等公正的法律保护。保障公民获得平等公正的法律保护，是实现“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一宪法原则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条例立法的根本目的。公民有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从而公民有享受平等、公正的法律保护。保障公民享受平等、公正的法律保护，是法律援助制度所追求的直接目标，即保障公民不因经济困难而失去平等、公正的法律保护。

2、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援助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其具体的实施工作亦需要法律、法规的规范和保障，这已是当今世界已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实践以及我国法律援助立法前后的法律援助工作实践所证明了的，法律援助的宗旨在于保障公民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并平等地实现公民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对于法律援助的对象和范围、法律援助的申请与审查、法律援助的实施与程序、法律援助的管理体制以及法律责任等一系列可操作性规范，都需要以制度化的形式予以规范，从而保证公民平等地获得应有的法律援助，也使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的活动按照一定的规范运作。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援助条例》立法的直接目的，就是要使法律援助制度的运作实施达到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以确保法律援助制度的社会功能得到真实、有效的实现。

二、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和应具备的条件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法律援助是一项政府主办的事业，立法中确定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是，既要借鉴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又要考虑我国国情；既要考虑所涉及的案件情况，又要考虑当事人经济困难的程度；既要考虑能让经济困难的公民得到必要的法律援助，又要考虑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适用范围包括两个方面：

1、对人的适用范围，即“符合条例规定的公民”。其中包括三个方面的人员：一是有需要事项但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费用的公民；二是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公诉案件中的被告人；三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或者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

此外，根据我国加入或者签定的有关国际公约和双边司法协助条约等的规定，在我国境内的外国人、无国籍人，只要符合本条例规定的，也可以获得必要的法律援助。

2、对事项的适用范围，即“咨询、、刑事辩护”的事项。其中包括的事项有：一是需要咨询、的事项，包括：依法请求国家赔偿；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请求发给抚恤金或者救济金；请求给付赡养费、教育费、抚养费；请求支付劳动报酬；主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此外，还包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上述事项之外补充规定的法律援助事项。二是刑事诉讼中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或者没有委托人但需要的事项，包括：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的事项；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的事项；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的事项。三是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指定辩护的事项。

上述范围的人和事，都可以按照规定获得无偿的法律服务。

具体有那些人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呢？（一）在民事、行政诉求中公民对下列需求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也就是说可以向设在县级司法局、地、市级司法局的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1、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2、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的；3、请求给付抚恤金、救济金、社会保险金、劳动报酬的；4、因公受伤请求赔偿的；5、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追讨侵权赔偿的；6、无法履行劳动行为的民事权益的。（二）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1、犯罪嫌疑人在被侦察机关（公安机关）第一次询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2、诉讼案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3、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

申请法律援助应当具备那些条件？（一）有我市常住户口或者暂住证的公民；（二）案件发生在本市并且依法由本市司法机关或者公证，仲裁机构受理的；（三）有事实证明的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法律援助的；（四）因经济困难、无能力或者无完全能力支持法律服务费用的；经济困难的持证参照我市最低生活保障费的规定执行。

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提交哪些材料？（一）身份证、户籍证明、暂住证或者其它有效身份证明；（二）申请人所在村（居）民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工作单位出具的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经济困难状况证明；（三）与申请法律援助有关的案件证据材料；（四）法律援助机构认为需要提供的材料。

三、法律援助经费的来源和管理

法律援助经费，是指依法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用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费用。法律援助经费的来源只要有两种渠道：一是基于政府责任财政支持，即财政拨款，这是法律援助经费来源的主渠道和基础。二是社会捐助，这是法律援助经费的补充渠道，包括以基金形式接受的捐助，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法律援助的或者对某些社会弱势群体的捐助，法律服务组织的捐助。其经费管理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1、专款专用的原则。法律援助的宗旨在于保障贫困当事人能够平等地实现合法权益，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援助经费的性质类似于救济款项。国家对救济款项的使用和管理都有比其他经费的使用、管理更为严格的规定。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贫困当事人获得及时、有效的法律保护，无论哪种渠道来源的法律援助经费，都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改变法律援助经费的用途和性质。贪污、挪用构成犯罪的，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监督的原则。这种监督是对法律援助经费收支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效益性进行的检查监督，是检查监督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的社会效益的重要手段。

3、接受司法行政部门检查和经费的规划。法援经费的使用由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进行规划、预算、结算，包括各类案件补助标准的审核。特别是市、县（区）司法局每年对法援经费的使用至少要有两次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并报告上级司法行政部门。

四、法律援助的申请方式和审查受理

1、申请方式

法律援助的申请方式有两种：书面申请和口头申请。这两种申请方式中以书面申请为原则，口头申请为例外。一般来说，公民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法律援助申请，应当填写申请表，以书面形式提出。在特殊情况下，有些申请人不识字或者填写申请表有困难，确实无法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时，才可以口头申请，由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或者代为转交申请的有关机构工作人员作书面记录。条例之所以要求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有利于公民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有助于规范法律援助工作，便于法律援助机构顺利进行审查，并及时顺利地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

2、对申请的审查

法律援助机构收到法律援助申请后，应当进行审查；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不齐全的，可以要求申请人作出必要的补充或者说明，申请人未按要求作出补充或者说明的，视为撤消申请；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需要查证的，由法律援助机构向有关机关、单位查证。

篇6

一、杭州市余杭区流动人口法律援助基本情况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现在每年有大多农民工流入城市。据统计未来25年我国还将有4亿农民工进入城市，流动人口法律援助的潜在需求量很大。现在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群众对法律援助的逐步了解，流动人口请求法律援助越来越多，这既是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支持，但同时又给法律援助造成很大的压力。杭州市余杭区在为流动人口提供法律援助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很多切实举措走在全国前列，值得各地借鉴。

（一）流动人口法律援助案件申请情况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第十条、十一条、十二条的相关规定可知，我国的法律援助案件可分为指定援助和申请援助。由法院指定的法律援助案件一般适用于特定的刑事案件，主要是盲聋哑人、未成年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人和贫困者，仅小部分是犯罪嫌疑人和其亲属直接申请的。以2012年为例，余杭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共452件，其中仅36件是申请援助，余杭区法律援助中心经审查后均予批准；民事案件共1023件，全部是申请援助，余杭区法律援助中心经审查后均予批准。由此得知，杭州市余杭区申请法律援助后获批得到法律援助的成功率很高，2012年批准率为100%。

（二）流动人口法律援助案件数量及类型2012年杭州全市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1295件，涉及农民工法律援助5597件，占案件总数的49.6%。接待来访法律咨询44741人（次），涉及农民法律咨询15578人（次），占总咨询量的34.8%，为农民工讨回欠薪4005.93万，使农民工更多地选择法律手段维护合法权益。其中就余杭区而言，2012年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475件，相较于2010年的1744件和2011年1174件，整体呈上升趋势。从比例上分析，2012年法律援助案件总计1475件，其中66%系为流动人口所提供的法律援助；且无论民事、刑事还是非诉案件，为流动人口提供援助的比例均接近及过半，刑事案件的比例高达86.7%（详见下表：《2012年余杭区流动人口法律援助受援比例表》）。从案件类型来分析，流动人口法律援助案件中，在民事部分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工伤的占很高比例。其中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共536起，涉及农民工的就有320起，涉及工伤案件的主体均为农民工；刑事案件中，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盗窃、寻衅滋事、容留他人等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案件占绝对比，经济型犯罪占比很小。

（三）对流动人口提供法律援助的积极举措和成效1.深入基层建立工作站，贴近流动人口提供法律援助截止2013年7月，余杭区已建成法律援助工作站33个。其中依托基层司法所的工作站20个，依托妇联、看守所、监狱等的工作站13个。此外，余杭区法律援助中心设立了四个专门的受理流动人口法律援助申请的工作站，即余杭区法院法律援助工作站、余杭区劳动仲裁委员会法律援助工作站、余杭区交通事故处理中心法律援助工作站以及运河街道外来人口法律援助工作站。上述工作站在为流动人口近距离、高效及时提供法律援助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是余杭区法律援助工作的一大亮点。2.着眼援助案件质量，为流动人口提供优质法律援助余杭区法律援助案件重视援助案件办案质量，结案率、胜诉率都很高。以2012年度为例，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调解结案的占到所有诉讼案件的64%，胜诉案件占34%，败诉案件仅1起；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已结案件407起，其中援助律师的辩护意见被全部及部分采纳的案件占比73%，顺利挽回损失或取得利益156起，其中尚有45件案件未结案；非诉案件重在挽回损失或取得利益，其中顺利为农民工讨薪成功案件达852起。在2010年的杭州某公司群体性讨薪案中，⑤余杭区法律援助中心第一时间组成援助律师团为其提供法律援助，连续奋战45小时，化解了这起劳资纠纷，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当前流动人口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

（一）流动人口法律援助存在立法缺陷首先目前我国的法律援助也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府责任，而非国家责任。因为关于法律援助的立法都只停留在政府行政立法的层面，而非国家层面人大的立法。所以现行的法律援助专门法无法很好地调节司法行政机关与法院、检察院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得条例规定的内容在实施后无法取得理想的社会效果。其次现行法律法规中有些规定不利于流动人口维护自身权益。例如在《工伤保险条例》中认定工伤申请的需要提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但在现实中流动人口在维权时往往拿不出劳动关系的证明；再如《法律援助条例》规定公民在申请法律援助时需要提交经济困难证明，表明我国在法律援助工作的指向是“经济型”而非“权利型”，即以经济能力来衡量是否对当事人是否提供援助。在实际操作中，申请人须提供由户籍所在地村、社区出具的经济困难证明，并由镇、街道盖章确认。这一规定往往导致那些常年在外的流动人口在居住地无法获取经济困难证明，而回户籍地开具又成本高昂，最终只能无奈放弃申请援助。

（二）受援范围有待进一步放宽我国现行法律援助的范围主要是刑事和民事法律援助，很少涉及行政案件和非诉案件的法律援助。事实上，行政案件中面对强大的公权力原告方一般处于弱势地位。余杭区的法律援助尚且走在前列，但在法援案件中涉及行政案件的仅国家赔偿类案件、非诉案件仅占所有案件的9%，且诉讼形式比较单一。除此之外，现行条例也未能将法律援助涵盖到国家法制运行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层面。例如在刑事侦查阶段若当事人想申请重新鉴定，能否因经济困难免去鉴定费用的问题尚无明确规定；再如现在法律援助也未能深入到执行程序，使得当事人最终的权益无法更好地落实。

（三）流动人口维权成本高、难度大在民事法律援助中占比最大的是“讨薪”案件。这类案件往往需经劳动仲裁、法院一审甚至二审，再加之强制执行才有可能完成，维权道路十分漫长。工伤案件则在仲裁之前还有工伤认定及伤残等级鉴定两大法律程序。漫长的维权之路超乎流动人口的想象，给其生活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个别案件中，受援人虽然最终拿到了工资或赔偿金，却耗时两年之久。这让笔者不由想起英国政治家威廉•格拉德斯通的名言“迟到的义即非正义”，全社会均应充分反思。

（四）法律援助的办案质量有待提高司法行政机关在对法律援助案件进行指派时，通常是随机抽取或者轮流指派律师，这会造成律师专长与案件性质不匹配从而导致办案质量不高。现实中很多律师尚停留在为生存而工作的阶段。法律援助案件的补贴比委托案件收取的律师费低很多，有时甚至只有三到五分之一，因此部分律师办理援助案件的积极性不高，甚至敷衍了事。而流动人口法律援助案件中常见的讨薪、工伤案件程序尤其冗长，如律师积极性不高则更不利于受援人的权益保护。

三、完善流动人口法律援助的建议

（一）明确政府责任国家在宪法中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这一原则，政府就有保障其得以具体实施并获得实效的责任。所以政府需将流动人口法律援助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从宏观上把握法律援助的开展，同时从微观上不断建立和完善各项制度，从政府角度来保障流动人口法律援助的开展。1.保障援助经费法律援助经费的多少是影响法律援助范围最直接、最现实的因素，决定了一个政府所能提供法律援助的总量。但是我国法律援助经费主要是依靠地方财政，使得法律援助经费各地保障水平参差不齐，存在越贫困的地方、越需要法律援助的地方经费保障却越低的状况。余杭区法律援助经费从2011年的90万，到2012年的120万，2013年的160万，每年以33.3%的速度增长，在经费保障方面做得是比较好的。而从全国范围来说，完善法律援助经费拨付制度，建立并实行最低经费保障制度使经费能够和法律援助案件数量相匹配，提高地方流动人口维权的效率和质量，是政府需要认真考虑的事宜。建立并完善政府专项资金制度，首先要做到专款专用，不得挪用或挤压资金。其次要确保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的最大效益，合理使用经费，降低法律援助成本和耗费，将有限的经费多用于办案，更好地发挥法律援助的社会功能。2.加强援助网络建设流动人口的维权之路中存在着取证难、成本高等重重困难，加强法律援助网络建设，联合工商、社保、劳动等部门，确保司法救助的实现，维护流动人口的利益。同时建立专门面向流动人口的法律援助机构，促使法律向基层不断延伸，方便流动人口申请援助。3.强化劳动监管首先要加强劳动合同管理。劳动部门应加强对用人单位的教育，加大单位对违法用工的惩罚力度，同时需针对流动人口工作的特点来制定并推行适合签约时间短、季节性强的工作的劳动合同文本。其次逐步解决流动人口的社保问题。结合我国当下社会发展状况，尽快建立起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当务之急就是要完善流动人口工伤保险，实现社会统筹，督促企业及时为工人缴纳工伤保险。4.考核办案质量援助案件的办案质量直接决定了受援人的收益程度。保障权利、制度先行，行政主管部门应出台并切实实施援助案件质量考核，不依赖于法律工作者的职业素养和道德修养，而是以制度加以约束和保障。

篇7

第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法律援助最低经费保障制度，将法律援助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并根据当地国民经济发展情况逐步增加，使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体方案由各级财政、司法行政部门提出，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条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所必需的费用实行专款专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监督。

第四条　每名律师每年应当办理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法律援助案件2件以上。

第五条　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老龄委等组织应当在职责范围内，对相关群体的法律援助事项提供帮助。

第六条　申请人符合《条例》第十条规定的条件，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免费获得法律援助：

(一)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二)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养费、劳动报酬、抚恤金、救济金及养老金的;

(三)因公受伤或者工伤请求赔偿的;

(四)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确定可以免费获得法律援助的其他情形。

第七条　申请人符合《条例》第十条规定的条件，但依照本实施细则规定不具有免费获得法律援助情形的，应当按照法律援助减收费的标准缴付服务费。

法律援助服务费的收取标准，由省司法厅提出方案，省物价局会同省财政厅审核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八条　申请人符合《条例》第十条规定的条件，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优先获得法律援助：

(一)持有民政部门颁发的抚恤、补助、优待金领取登记证和革命伤残军人证;

(二)申请人是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和未成年人的。

第九条　持有本省有效暂住证的人员，可以根据《条例》第十条规定申请法律援助。上述人员所申请的法律援助事项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办理或者审理的，享有与本省居民同等的权利。

第十条　《条例》第十一条所称“社会福利组织”是指：

(一)民政部门直属管理的非营利性质的福利组织;

(二)依法成立，从事非营利公益事业的慈善机构。

第十一条　申请人根据《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可以向有管辖权的各级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法律援助机构受理申请后，如果超出本机构受理能力，可以报请上一级法律援助机构协调办理。

第十二条　法律援助机构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但不属于本机构管辖的法律援助申请，应当告知申请人到有管辖权的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有事实证明当事人在当地申请法律援助确有困难的，上级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受理，并自行指派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或者移送有管辖权的法律援助机构。

第十三条　有下列紧急或特殊情况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当即决定予以法律援助;法律服务机构也可以当即提供法律援助，同时报法律援助机构核准：

(一)可能酿成社会混乱，在公众中造成不良影响的;

(二)可能激化矛盾或者当事人面临重大生命财产危险的。

第十四条　《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法律援助申请表》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申请人的基本情况及家庭经济状况;

(二)申请法律援助事项的事实、理由及诉求;

(三)证明及证据材料清单;

(四)其他受理法律援助事项需要掌握的情况。

第十五条　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证明由申请人所在地民政部门或者居民

(村民)委员会出具。有关民政部门和居民(村民)委员会应当如实提供证明。

第十六条　法律援助机构与受援人或者其监护人、法定人签订的法律援助协议应当载明受援人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和投诉途径，以及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的职责。

篇8

我国法律援助参与者具有多样性、广泛性的特点

我国法律援助参与者主体多样性和广泛性的特点是由我国目前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的现状和特点决定的。首先，法律援助的供需矛盾突出。一方面，我国的人口数量较大，法律援助对象众多，并且公民法律普及的程度不高，法律援助的需求量大。

法律援助对象不仅要求得到专业的诉讼和辩护，也需要得到专业的法律咨询，非诉讼的法律事务的指导和等其他形式的法律援助服务。另一方面，专业法律服务人员缺少，全国注册的执业律师不到13万人，平均每一万人不足一名律师。同时，律师分布不均衡，70％左右的律师集中在大中城市,只有30％的律师在为农村服务。基层法律工作者作为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服务人员正是为了弥补律师数量上的不足和分布的不均衡应运而生的，目前全国基层法律工作者也仅有10万人左右。法律服务从业者的数量不能满足社会对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的需求。

因此，在我国，社会不断增长的法律援助需求与法律援助供给能力不足的矛盾将长期存在，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法牵援助工作中来 ，共同促进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其次，法律援助服务的成本主要是人力资源成本。从降低和节约人力资源成本出发，应该对不同的法律援助案件或事项配置不同援助人力资源，合理调配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和其他参与者的力量，为有不同需求的法律援助对象服务，实现法律援助人力资源的最充分地发挥，防止人力资源的浪费，也是解决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突出的有效途径。

基于上述原因，在法律援助参与者的范围和对象上，我国的法律法规作出了两个方面的规定：一方面通过《 刑事诉讼法》、《 律师法》、《 法律援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司法部《关于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暂行管理办法》，确定了由专职法律援助律师、社会职业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共同组成的义务主体；另一方面对其他社会力量参与法律援助工作作出了灵活的、倡导性的规定。《条例》第八条规定：“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一些法律援助的地方立法也对此作出了规定。如《安徽省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规定：“ 法律援助实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

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活动存在的问题

经费困难。除个别经编制部门批准的法律援助组织外，其他社会组织基本上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设在各社会团体的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站点情况相对好一些。这些站点虽然没有专项经费支持，但是由于其设在各社会团体内部，其办公经费一般都会从其所属部门开支。但是这些组织能利用的办公经费有限，所以其业务活动受到很大影响，有的形同虚设，很少开展活动。与上述组织相比，民间组织则困难更大，它们没有正常稳定的经费来源，有些组织因争取到境外资金而成立，后因为境外资金收缩或停止而遇到了生存困难。

社会法律援助组织人员的身份不明确，开展法律援助工作较为艰难。社会法律援助组织中具有律师资格的工作人员由于受到执业场所的限制不能取得法律服务执业证书，他们在法律援助活动中的身份经常受到质疑，得不到法院、仲裁机构的相应支持，在协调处理纠纷及办案取证等等活动中，办理案件的工作人员也受到许多限制。由于经费及专业服务资质等原因，社会组织的法律援助活动范围很窄，与法律援助机构的受理案件范围很多是相同的，没有成为政府法律援助工作的有效补充。

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监督。目前，对社会组织开展法律援助活动还缺乏具体的规定，针对社会组织踊跃但无序地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的情况，有些地方的司法行政部门已经开始关注社会组织开展法律援助的情况。但是目前仅仅是与经其批准设立的组织保持着经常性的工作联系；而对未经其审查、批准成立的社会法律援助组织，可以说是基本上不了解其从事法律援助活动方面的具体情/，！/况，更谈不上管理和监督。收费问题仍然存在。仅从了解到的情况看，曾经发生有些社会组织因法律服务方面的收费引起纠纷被投诉到司法行政部门的情况。

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定位思考不够。主要表现在：一是虽然挂了法律援助牌子，但工作仍处在权益维护的老模式上，对怎样开展法律援助思考不够；二是将政府法律援助机构视为维护社团成员利益的渠道，在工作开展中因依赖政府法律援助而失去 自治品格 ；三是致力于建立一套与政府法律援助相仿的工作体制 ，独立于政府外开展的却是与政府法律援助重合的工作。

法律援助机构履行职能的主动性和效率有待提高。是否能够切实有效地为困难群众提供及时、 便捷、 合格的法律援助服务，法律援助资源使用效率的高低，都与法律援助机构职能发挥的好坏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一些法律援助机构重办案轻管理，疏于履行组织实施法律援助的职责，影响了整个法律援助的工作效率。

如何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法律援助

明确参与法律援助的指导思想

我们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目标是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形成合力，努力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对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的监督和管理，我们要坚持：社会法律援助组织与政府法律援助协调互补；多元化发展；不从事有偿法律服务 。严格保证质量。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建立健全以社会法律援助组织自律为主的内部治理机制。为保证提供合格的法律援助服务，对社会组织要实行准入制度，明确监管的标准和责任。

加强政府在法律援助中的责任

立法 方面，加大力度，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法律体系。首先要求中央政府对外加大对国际法律援助制度的研究和交流力度，把握世界各国法律援助的发展趋势和成熟经验，对内则应及时采取必要措施 ，结合各地法律援助工作实践，制定详细的统一标准和规范性指导文件，形成以《 条例》 为基础，各种配套法律、法规为辅，相互衔接，多层次、综合性的法律援助法律体系，确保法律援助事业协调有序发展。对于地方各级政府而言，则应依据《条例》并结合本行政区域财政、法制状况，制定符合本地特点的具体实施标准，要本着“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制定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援助细则，并随着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及时做相应调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向中央政府提出立法建议，使公民的法律援助权利真正具有可靠的法律保障。

资金方面，加大资金投入，建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首先，必须加大国家财政拨款数额，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其次，建立政府性法律援助基金。从实践上看，这种基金是一个很有发展潜质的资金筹集途径。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法律援助政府性基金可采用以下筹集方式：一是每年由政府从律师行业收取的营业税及个人所得税中按一定比例返还给法律援助机构，用做法律援助经费；二是从福利彩票、募捐扶贫济困等各项公用资金中提取法律援助基金；三是政府将部分罚没款提取一定比例作为基金；四是依法收取应由受援人承担的合理费用，同时从败诉的非受援方交纳的诉讼费用中也可提取一定的比例，作为法律援助基金。

完善监督机制，加强监督。加强对法律援助机构、社会组织等开展法律援助活动的监督管理，严格法律援助实施主体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中的工作纪律，明确法律援助转移支付专项经费专款专用，定期予以监督检查。对法律援助工作人员要加强考核，无论是办案数量还是办案质量都应达到一定标准，对于能力素质不达标的人员要坚决调离法律援助队伍。

加强培训和信息交流，注重专业特色，加强业务培训，提高社会组织开展法律援助的服务技能和服务水平。

动员、挖掘具有“维权性质”的社团组织参与法律援助，横向延展覆盖触角。

吸纳社会各界支持参与法律援助，更好地维护困难群体合法权益，是法律援助事业深入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通过对法律援助受众人群和服务实施主体分析发现，工、青、妇、残、老等社团组织工作的基本职能是代表和维护其社团成员的合法权益，其机构具有的维权特性与法律援助为困难群众依法维权的本质高度契合，且具有周密的组织网络体系，人员、编制和经费保障稳定，如果能够参与到法律援助中来，则是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的有益补充。

发展专业的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完善维权网络，活跃工作局面。

充分吸收社会律师作为志愿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进一步健全完善律师激励机制。截至 2013 年 11月，全国共有 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颁行了法律援助条例，其中仅安徽、福建、江苏等 12 个省份规定“对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对此，一是要继续扩大激励机制的覆盖范围，在其余的省份中建立奖励和表彰的激励机制，以提升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同时，激励机制应当以义务和职责的形式明确化，具体到条文表述中宜规定为 “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突出强调 :请记住我站域名“应当”二字，更有利于保障激励机制的有效实现。

二是要增强激励机制的含金量。激励机制的实现形式主要为奖励和表彰。一方面，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对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成绩突出的律师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另一方面，要切实加大对在法律援助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表彰力度，加强对先进典型、先进事迹的学习、宣传，通过授予荣誉、提高社会美誉度的方式来增强广大律师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自豪感和内心动力，激发其热情和积极性。

积极吸纳院校学生为志愿者从事法律援助活动。各地区可以与当地大学法学院合作开展法律援助活动，组织在校学生到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和社会组织参与接待咨询、承办案件，法律援助机构成为了学生们的“实践课堂”，既为法律援助带来活力，也储备了人才。（江西省新建县人民法院 张小秀 邓金华）

参考资料：

1、宫晓冰: 《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研究》，北京: 中国方正出版社，20__ 年，第 3 页。

篇9

论文摘要 法律援助的受援标准和范围的确定是法律援助能否实现其保障人权和公民权的立法目的，能否实现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完善人权的司法保障立法宗旨的关键因素。从实践来看，法律援助的发展过程是其受援标准和范围在实践中不断调整、规范化的过程。现阶段，虽然司法部相关文件对法律援助工作要设计动态标准调整机制提出了要求，但这些规定只是指明了方向，缺乏作为法律规定的指导和规范意义。立法的设计要实现切实保障每一个经济困难公民都能得到必要的法律援助服务，真正体现法律援助制度存在价值。本文从建立动态法律援助困难标准、扩展服务领域两个方面分析法律援助立法应当增加的内容。

论文关键词 法律援助 动态标准 扩展领域

一、建立动态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

法律援助制度是为了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对经济困难标准的界定，现行《条例》规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事业的需要规定。从《条例》和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内容和法律援助的实践看，目前我国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设定存在诸多问题，影响法律援助工作的深入发展。

第一，经济困难没有明确定义。虽然《条例》明确了要以“经济困难标准”作为法律援助的前提条件，但是对于经济困难标准的定义没有加以明确，仅是简单的授权，要求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经济发展和法律援助事业的需要规定，由此可见，“经济困难标准”在法律层面没有明确定义，授权立法要求也同样没有明确标准，更没有严格的授权立法的期限和监督程序。

第二，经济困难标准过于严苛，在《条例》授权的基础上，现行各地方立法通常采用的经济困难标准为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将低保上浮一定比例作为经济困难标准，也有个别发达地区以低收入家庭标准或者以最低工资标准作为经济困难标准。同时各地都规定了几类免于经济困难标准审查的情形。由此产生的弊端是：各地立法对于经济困难标准说法不一，首先降低了法律的可操作性和权威性，同时也不利于法律援助工作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执行。

第三，现行的经济困难标准都不符合我国法律援助实践和立法本意。实践中享有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人对法律援助的需求并不高，在就业、就医、就学、社会保障等与民生问题紧密相关的事项上真正需要法律援助的人虽然经济困难但因为还达不到经济困难标准而无法获得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法要扩大适用范围，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要建立动态性的法律援助困难标准，使法定的困难标准能够适应现代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让更多的困难群众能够享受到法律援助带来的法律的公平正义。

第一，法律援助法规定统一经济困难标准。动态性法律援助标准的构建就是要立法设立一个明确的法律援助相对公平标准，在这个相对稳定、统一的标准下，具体的受援范围会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各省、地区的差异而体现出不同的范围。如此，既可以保证法律的权威性又能够满足地区的差异性，构建弹性的制度最大程度的保障有法律援助需求公民的合法权益。

第二，标准统一设立为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标准的制定上，要综合考量目前律师收费指导标准、最低工资标准、居民人均家庭支出标准，法律援助的社会需求，立法应当以申请人申请时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作为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标准，能够更大限度的保护有法律援助需求的求援人利益。

第三，将困难标准与社会诚信体系衔接。随着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每个公民的经济状况都可以在阳光下公开。法律援助机构对公民经济状况的审查只须查询公民诚信记录，综合利用银行工资支付系统、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不动产登记制等与个人收入和财产管理相关的法律制度，真实的判断求援人的经济状况。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动态的，最大限度的保障受援人的范围，另一方面又可以动态的掌握求援人的经济状况，防止法律援助资源的浪费。

二、扩展法律援助服务领域

法律援助工作作为国家对人权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就应当在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问题上，最大限度的保障困难群众获得法律援助资源。随着人民需求的增加，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法律援助定位的提高，对非诉讼类法律援助需求明显增加，而现行法律法规对法律援助的服务领域的规定已经成为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瓶颈。

第一，对非诉讼法律援助服务方式理解偏差。现阶段，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组织的法律援助人员和社会志愿者向经济困难或有特殊需要的群体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方式主要是在诉讼环节外，对这一类群体的纠纷提供免费的以调解服务为主的法律帮助，以保障其获得免费的法律资源。这种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非诉讼法律援助的一些特点，但缺陷十分明显。首先，我国职业法律援助的工作人员数量相对较少，其他社会组织法律援助机构发展薄弱，而调节工作又是一项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的矛盾；其次，在我国的行政体制中，各级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国家机构内部都设置专门性的、专业化的调解机构，政府法律援助和社会组织在机构设置、人力资源、专业化水平上都是无法比拟的。因此，不应当把调解作为非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主要形式，可以设置为多种援助方式结合，以调解作为辅助方式。

第二，非诉讼法律援助受案标准过高。非诉讼法律援助包括调解、和解、代为搜集证据、法律咨询、法律宣传，如果这些服务都要求受援人提供经济困难证明在实际操作中是不符合法律援助的公益性初衷的的。随着国家对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视，经费保障也逐年增加，社会组织也对法律援助事业加以支持，在此情况下，如果法律援助没有一定的公益性，不符合法律援助制度设置的宗旨。

第三，缺乏非诉讼法律受案范围规定。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和案件当事人为解决案件争议依法定程序进行的全部活动。据此，劳动仲裁、行政复议、行政裁决、商事仲裁等准诉讼性质的活动都是排除在诉讼的范围之外的。实践中，这几种程序作为准司法程序与诉讼法律援助中所涉及的几乎没有区别，又如公证、司法鉴定等重要的认证事实的工作中，当事人在这些程序中同样需要得到专业的法律服务，因此应当将它们列入法律援助的服务范围。

综上，法律援助应当拓展服务领域，在非诉讼案件中由政府法律援助中心职业法律援助工作者和社会志愿者在形式多样的非诉讼程序环节，以简易程序方式，最大限度地向社会公众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以达到法律宣传和人权保障的双重效果。

第一，法律援助工作形式应当多样化。首先，继续做好调解工作，对已过诉讼时效和因证据不足等原因，无法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努力帮助寻求解决方案，帮助当事人做好调查取证等案前准备工作，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对可能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力争通过诉前调解解决纠纷，节约诉讼成本，做好诉后调解，保证法律援助案件裁决生效后的权益履行；其次，拓宽援助形式，加大法律咨询、法律宣传力度。长期以来，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宣传重点一直放在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成果上，却忽略了其相关社会公众提供免费公共法律教育的功能。而且在法律援助工作的内容安排上，法律援助宣传被当成了整个法律援助工作的一项辅工作。这种观念是错误的，新的形势要求对法律援助宣传进行重新认识和定位。将法律援助宣传纳入立法保护，使其公益作用和价值目标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在国际社会已经达成共识，要通过立法来保护公众接受免费法律教育，获得法律咨询，向公众普及法律知识，使其提高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提高他们利用法律手段“自助”解决自身遇到的常见法律问题和保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和能力，以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促进司法公正。

篇10

论文摘要 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对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健全我国法律体系与结构、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工作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快速发展，社会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工作就成为目前法律研究工作的重点也是难点。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规范和标准来划分弱势群体，给实际的公证法律援助工作带来了较大程度上的难度，需要相关部门在制定法律标准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和完善，以保证援助工作有序展开。

论文关键词 公正法律援助制度 弱势群体 和谐社会 贫富差距

公证法律援助制度是我国公证机构依据《公证法》的相关内容给予符合条件的当事人有偿或无偿法律援助的一种法律制度。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我国在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研究起步较晚，实施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产生的社会影响比较深远，问题亟待解决。本文针对目前现行的公证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具有实践性的建议，以促进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善，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

一、 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与重要性分析

（一）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过程

1. 公证法律援助的明确确立。1997年5月20日我国司法部颁布了《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第一次明确了公证法律援助制度，同时公证处也成为了法律援助工作的机构之一，向社会提供公证法律援助服务。也正是从此时起，我国的公证法律援助制度正式成为了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对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 法制化、规范化的发展阶段。2003年7月6日，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明确了法律援助的性质、任务目标、方式、在组织机构、援助范围、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内容，我国公证法律制度有了实施的法律依据，走上了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公证法律援助得以广泛而深入的展开，为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体现了我国法律机构不断完善法律制度与体系的决心，推动了法律制度的建立步伐，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了法律保障的基础，法制化进程不断加快。

3. 法律援助形式的确立。200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颁布实施，从法律层面上确立了法律援助形式，促进了公正法律援助工作的高效展开，也为实际的援助行为法律化、制度化提供了实施依据，保障了法律援助工作行为的合法性，进一步规范了公证法律援助的职责范围，推动了社会的健康发展。

（二） 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性分析

1. 我国法律体系完善的客观需要。我国的法制化进程充满了波折与阵痛，在我国刚刚成立就已经明确了法律的重要性并进行了相关的研究探索工作，取得了初步的成果，然而在我国历史时期的特殊阶段法律制度遭受到了严重的践踏，对我国法制化进程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法律体系的确立和完善工作停滞不前，严重干扰了社会的正常生产生活。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法律制定工作得以走上正轨，法制化进程在此历史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在新时代背景下发展形势对法律工作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将社会经济生产生活纳入法制化轨道，法律内容的全覆盖以及法律体系的完善亟待加强。基于此种背景下，我国的公证法律援助制度得以明确确立并取得长足进步，可以说之所以会出现公证法律援助制度，正是由于我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所带来的客观要求。

2. 弱势群益合法利益的有力保障。随着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社会贫富分化现象严重，不仅对正常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比较严重的影响，也导致了部分弱势群体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平稳运行。我国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确立以及实施，从根本上丰富了法律体系的内容，给予社会弱势群体法律帮助，以维护其合法权益不受侵害。随着我国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维权行为的合法性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提升，进一步丰富了维权手段以及针对弱势群体利益侵犯行为的惩处力度不断加强，相关人群的合法利益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保障，为我国和谐稳定社会的构建提供了基础法律保障，推动了现代化社会建设的步伐。

二、 现行公证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 如何认定是否符合法律援助条件

我国虽然颁布实施了《公证法》等公证法律援助条例或标准，但是对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认定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实际工作中经常会遇到不符合现象却进行公证法律援助的现象。比如老人的赡养问题，家庭境遇较好的老人往往会因为子女不赡养等问题进行法律援助的申请，而此种行为一般都会被受理执行。单单从法律援助条件上看此种行为是不符合公证法律援助条件的，因为被援助的对象尽管是老人，但是由于其家庭境遇比较好。生活能力或者生活所需能够得到有效的满足，与公正法律援助条件中弱势群体等援助条件的标准相悖，公证法律援助行为在实施过程中，经常会受到质疑，导致其行为在法律适用范围内是属于不合法行为，造成了社会影响较大，严重干扰了社会经济秩序的运转和公正法律援助制度的权威性。

（二） 公正法律援助对象的狭隘性

我国《公证法》规定对符合法律内容规定的当事人可以采取有偿或无偿的法律援助行为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或者赔偿请求。这里的当事人在实际的法律公正援助制度中基本上是自然人，而我国《宪法》则将自然人、法人、组织统统归纳为自然人，那么在实际的法律援助行为事实过程中，必然存在着偏颇一面，对自然人能够进行良好的法律援助服务，可是针对法人以及组织却没有有效的进行法律帮助，法律援助对象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狭隘性，造成实际的当事人合法权利在受到侵害时往往因为法律界定上不属于“自然人”而遭到拒绝，导致其权益的维护遇到了较大程度上的困难，也为社会的稳定运行带来了严重的干扰。因此，我国目前现行的公证法律援助制度中当事人的包含范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狭隘性，已经在实际的维权活动中显露无疑，需要认真的对待，采取有效的弥补措施来丰富完善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内容，保证其社会涵盖面能够符合实际的经济生产生活所需。

（三） 法律援助形式应该更加主动

根据我国《公证法》以及地方相关法律法律的内容，进行公证法律援助服务的前提都是当事人向相关机构提出了援助申请，公证机构在进行核实之后才会被动的进行援助行为。此项决议存在着很大的争议，首先，当事人的界定存在着不足，当事人涵盖面的狭隘性上面已经提到，这里主要说的则是当事人自身是否具有提出申请的能力以及行为，当当事人无法活动或者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时，其无法进行有效的申请，此种情况下公证法律援助服务是否应该展开或者主动进行？目前我国相关法律制度还没有明确的解释和规定，导致实际的当事人权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其次，法律援助行为只能是被动式的展开，缺乏一定的灵活性。当事人包含的某项面临失传的技术或者手艺时，公证法律援助行为就应该及时的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以保证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然而实际的工作中由于受到了法律援助条款的限制，导致其工作行为主要是以被动式为主，缺乏灵活机动的操作性，面对着经济形式的迅猛发展，明显落后于实际的客观要求，需要进一步加强改进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向社会提供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四） 工作人员的职业技能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目前虽然法律援助公证制度已经成为了我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已经从法律上得到了认可，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公证机构的人员编制还是脱离于政府编制之外独立运行，导致从事法律公正援助的工作人员构成十分复杂，不同学历、年龄、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工作人员充斥其中，造成了整体援助实施过程中专业技能以及服务水平受到了较为严重的影响，工作人员整体参差不齐导致的法律援助行为没有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以及当事人的满意，对公证人员的素质以及公证机构的社会形象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五） 公证机构日常行为受到的法律约束较低

目前我国的公证机关在进行日常的法律援助行为时，按照规定执行的意识比较淡薄，公证行为以及公证约束力饱受质疑，缺乏有效的监督机构对其进行严格的监督审查，导致其自身内部违反规定等行为滋生，严重阻碍了我国法制化进程以及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严肃性。这也是现阶段我国公证法律援助制度亟待解决的问题。缺乏有效的监管机构对其进行监督管理导致法律援助行为以及流程不合法现象比较普遍，比如2004年5月11日西安宝马彩票时间，公证机构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导致整体公证行为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影响，日后开展公证行为过程中充满了不信任以及质疑等现象比较普遍。因此建立严格的监督管理机构来对公证行为以及法律援助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管已经迫在眉睫。

三、 推进公证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建议分析

（一） 完善监管机构，加强人员素质培训

针对目前我国公证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不足，日常工作流程疏于管理和违规操作等行为，需要建立严格高效的法律监管部门来约束日常的工作行为，保证其工作能够处在社会的监督之下，杜绝隐私舞弊等现象的发生，为我国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营造良好的法律监督氛围，保证制度得到不断的完善，行为法制化以及规范化，提高我国法律援助机构的信誉度以及形象，为我国法律体系的完善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做出应有的贡献。同时对工作人员的业务技能培训工作也要持续展开，在提高工作人员专业技能的同时，也将世界先进的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益处向工作人员普及，充分推动我国的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能够与国际接轨，跟上时展的潮流，促进我国法律体系的丰富及深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