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基本思想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哲学的基本思想，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兼爱

完全的、不分彼此，无差别的博爱，与儒家的亲亲相对反，将父兄慈、子弟孝、尊长友、年幼悌……等等的亲人对待方式，扩展到其他陌生人身上。

《论语》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

兼爱同样是用了建造和平，平息惨斗。儒家对此目的其实也是支持的，兼的内容重点在劝爱且禁恶。

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用三纲五常，礼，恕等等儒家理论来支持。恕就是禁止讨厌，礼就是劝进善心。不过换个名词。方便儒家独尊罢了。

2、非攻

反对侵略战争，战争对于败者的伤害及，伤人命、损其才，是没有意义的破坏行动。而对于胜方而言，仅仅是获得了数座城池与税收，但总的来说伤害与损失也是巨大的，所以战争是没有意义的行为。墨子提出正义的战争与不正义的战争，认为正义战争是诛，并不反对。

3、尚贤

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曰：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恒者，老旧也。指原先的周朝世袭制：《左传》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由于时局动荡，巫文化的衰败，很多世袭贵族腐朽无能，大诸侯对分封制的敌意更加强烈，民间也开始要求变革原有的不平等旧制度，取消大夫士的特权，墨子出于贱人，提出民虽下贱也不可以薄。薄，鄙薄，薄待，薄礼。

4、尚同

孔子死后，儒门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

同一道德字眼，同一人的态度，此一时彼一时。而且不是直接否定道德，是从口诛笔伐的内容本身弄字眼，把口诛笔伐的做法变成顺乎道德的个人权利。譬如：把不劳而获说成是劳心者治人由于有缝隙可钻，有利可图，一人振臂，文人阶级一哄而起。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千人千义。

墨子认为是诡辩造成这种思想混乱局面。提出大统一口径，并惩罚这种利用倾危缴绕之辞，谋私利的作家。

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书同文，车同轨。

篇2

【关键词】 丁苯酞； 脑血管储备能力； 急性脑梗死； 神经功能

中图分类号 R743.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6805（2015）10-0117-03

doi：10.14033/ki.cfmr.2015.10.059

脑梗死是因脑组织局部缺氧、缺血而引发的病症，会导致神经功能受损。脑血管储备为患者病理、生理情况下，脑血管经Bayliss效应，致使脑血管的侧支循环开放，从而导致脑部血流重新调节，出现一系列改变后，对脑血流能力稳定性进行维持[1]。临床上主要采取颅内多普勒超声进行检查，测定脑血管的储备能力[2]。急性脑梗死为临床高发性疾病，其具有极高的致残率及病死率，若未及时采取措施治疗，则可能会导致患者留下后遗症，对患者生存质量造成一定程度影响。可见，在脑梗死的临床治疗中，促进脑血管侧支循环的建立，避免脑组织损伤，减少脑血管储备功能及神经功能损伤，是判断其预后的关键[3]。丁苯酞为新型脑血管疾病治疗药物，能快速改善脑部缺血区的血流供应，建立侧支循环。在本组研究中，对急性脑梗死患者采取丁苯酞治疗，检测其对脑血管储备能力及神经功能的影响，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笔者所在医院2010年2月-2014年2月收治的48例急性脑梗死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经颅脑CT及MRI检查后，符合《神经内科疾病诊断标准》中制定急性脑梗死判断标准后确诊[4]。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24例与观察组24例。观察组：男16例，女8例，年龄49～75岁，平均（58.9±5.3）岁；对照组：男14例，女10例，年龄47～73岁，平均（56.8±5.6）岁。纳入标准：家属与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急性脑梗死诊断标准者；排除标准：严重心、肾、肝、肺功能不全者；脑出血史者；严重脑血管畸形者。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入院后，所有患者均采取抗血小板聚集、他汀类降血脂药，以及酌情使用脱水剂、调控血压、降血糖、护脑等基础药物治疗方案。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加用丁苯酞注射液100 ml静脉滴注，2次/d，2周为一疗程，一个疗程后观察疗效。

1.3 观察指标与评定标准

根据美国国立卫生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对神经功能进行判断[5]。一共10个刻度，0分表示无神经功能损伤，10分表示损伤严重；对脑血管储备功能进行检测：使用经颅多普勒超声诊断仪，对脑血管储备功能进行检测。患者取仰卧位，对大脑中动脉（MCA）双侧段血流速度测量，反复对血流信号进行探查。保持呼吸平静，对静息MCA进行记录，则为MFV1；将面罩开关打开，平静呼吸1 min，进行MFV2记录；对MCA收缩期舒张期血流速度（Vd）、收缩期血流速度（Vs）进行检测，作脉动指数（PI）检测。CVR=[（MFV2-MFV1）/MFV1]×100%。根据《神经内科疾病诊断与治疗》制定的急性脑梗死疗效判断标准进行分析，显效：脑组织血流灌注恢复，神经功能恢复；有效：脑组织血流灌注逐渐改善，神经功能明显好转；无效：脑组织血流灌注及神经均未改善[6]。总有效率=显效率+有效率。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9.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比较采用字2检验。P

2 结果

2.1 治疗后临床疗效分析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91.67%，对照组为70.83%，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 治疗前后的NIHSS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NIHS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治疗后1、2个月评分显示，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2.3 脑血管储备功能分析

两组患者经治疗后，不同时间点的脑血管储备功能明显优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脑梗死具有突发性、病情重、变化快等特点，及时采取溶栓治疗，是及时缓解急性脑梗死症状的关键。但是溶栓治疗有极为严格的时间限制，大多数患者就诊时已经错过溶栓治疗时间。在脑梗死发病后短时间内，患者就会有神经元坏死症状出现，因此，必须快速建立侧支循环，保持脑组织中供血、供氧充足，从而起到快速恢复神经功能作用[7]。

丁苯酞为新型急性脑梗死治疗药物，用药后可对血管完整性进行保护，从而增加血管血流速度，加强缺血区的微血管数量，恢复缺血区血流灌注，快速缓解脑组织缺血、缺氧症状。通过将机体中线粒体ATP酶活性提高，维持线粒体膜稳定性，增强线粒体复合酶IV活性，起到对线粒体结构保护作用，从而起到减少细胞死亡，增强机体组织能量代谢作用[8]。通过对炎症反应进行有效抑制，从而促使细胞中花生四烯酸、钙库释放量得以抑制，从而起到增强抗氧酶活性，抑制谷氨酸释放、减少细胞凋亡作用。同时，丁苯酞可以起到改善神经功能缺损作用，对梗死面积有明显减少作用。经本组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治疗后NIHSS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脑血管储备功能为脑梗死病理刺激下，导致脑部血流为正常状态，脑部毛细血管及脑小动脉的收缩及扩张，起到对血量调节作用，从而保障脑部正常需求。脑血管储备功能是对患者预后进行判断的主要标准，也是脑卒中独立危险因素。有学者研究中对85例脑卒中患者进行分析，显示神经功能缺损与24 h中脑血管储备功能呈密切相关性，脑血管储备功能下降者的预后明显较差[10]。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观察组脑血管储备功能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综上所述，在急性脑梗死临床治疗中使用丁苯酞，其具有显著疗效，能改善患者远期预后，恢复脑组织血流灌注，恢复神经功能及脑血管储备能力，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1]刘昌云，陈技挺，黄华品，等.丁苯酞注射液对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清NO和NOS表达及临床疗效的影响[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3，33（14）：3448-3449.

[2]尹春丽，王耀伍，王丽英，等.丁苯酞软胶囊对急性脑梗死血流动力学的影响[J].重庆医学，2013，42（26）：3091-3093.

[3]吴娟，陈永.丁苯酞对急性脑梗死患者临床疗效及血液流变学的影响[J].重庆医学，2012，41（33）：3488-3489.

[4]张培蕾，鲁海涛，朱悦奇，等.丁苯酞对大鼠局灶性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保护作用[J].介入放射学杂志，2012，21（3）：239-242.

[5]戚纪胜，符玲萍.rt-PA动脉溶栓结合丁苯酞治疗急性脑梗死的有效性及安全性[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4，34（13）：3642-3644.

[6]刘永刚，许云鹤，赵静，等.丁苯酞治疗分支动脉粥样硬化病脑梗死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J].脑与神经疾病杂志，2014，22（5）：340-343.

[7]尹春丽，李永秋，王耀伍，等.丁苯酞软胶囊对急性脑梗死缺血半暗带的影响[J].临床神经病学杂志，2013，26（3）：219-221.

[8]闫海燕，郗红艳，王红梅，等.丁苯酞治疗大面积脑梗死的临床应用研究[J].中国生化药物杂志，2014，25（3）：127-129.

[9]王国军，马涛.氟伐他汀与丁苯酞软胶囊联合治疗急性脑梗死的疗效及对血清C反应蛋白的动态影响[J].中国生化药物杂志，2014，24（7）：150-152.

篇3

关键词：城市地理信息系统；哲学；启示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philosophy guiding role of city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philosophy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ory of city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pplication design theory focus on the inspiration, hope for the city to scie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formation system discipline further, perfect and the maturity of a role.

Keywords: city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philosophy; enlightenment

中图分类号:G633.5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爱因斯坦说：“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显然，哲学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研究之母。” 在城市地理信息系统理论研究和实践的过程中，哲学的一些基本观点起到了提示、指导、促进乃至推动作用。

地理信息系统(GIS)是融合了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地理学、测绘遥感学、空间科学和管理科学、城市规划科学等而形成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其在城市发展应用领域不断扩大与延伸，故城市地理信息系统应运而生。GIS与城市相结合的运用尚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需要从哲学思想方面审视有关的理论、技术、管理与应用问题，使得GIS在未来能够更好地发展。

1实践论在城市地理信息系统研究的启示

GIS作为一门应用科学，其价值在于直接应用于城乡规划与管理、城市资源管理与配置、城市生态环境管理与模拟、城市防灾减灾等实践方面。在GIS的研究过程中，对实践的认识是十分重要的。实践有主动性与被动性、计划性与探索性、自觉性与自发性之分，只有正确地理解、运用辩证思维，才能使两极对立发展到某一点，实现对立统一，而这个转化过程是一个伟大的基本过程。

1.1实践是主动性与被动性的统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地理信息系统的开发设计应不断地随着技术和管理实践向前发展，许多GIS理论或经验是经过人们实际工作检验，体会到它的利与弊之后，不断地总结出来的。但由于信息的更新之速，客观上要求GIS开发建设必须运用更先进、更科学，与城市经济大环境相适应的管理思维和方法。在进行GIS设计研究时，通过主动制定计划，并逐步付诸实施，在不出现意外情况的前提下，效果应当是最理想的，但在实践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打破了计划，以至于被所出现的问题阻碍研究进程，这恰恰是实践的被动性。但是有些时候这种被动性并非都是坏事，有些理论和新事物的出现就体现了这种实践的被动性。但是，GIS设计研究与实践，都应要时刻准备应对意外情况。因为有“物极必反”的教训，一些不曾预料到的情况，渐地积累达到一定的程度，会超越其变化的阈值，阻碍计划的进一步实施或者被迫放弃原计划。

因此，只有承认实践的能动性和主动性也是一种盲目性，树立随时可能被置于被动局面这种符合哲学基本思想的观念，才可能及时发现问题，采取适当措施扭转被动局面。

1.2 实践是计划与探索性的统一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不重视科学研究的预测性和计划性，没有目的地任意设计，无疑是盲目的。而光希望所有的实践都预测准确、安排周到、行之稳妥也是盲目的。一切实践都具有某种探索成分，而越是创新的，越是超前的实践，其探索性越强。新理论、新知识、新方法等都是在不懈地探求、不停地摸索、不断的失败中发展起来的。

因此，只有注重预测计划，同时又讲求摸索前进，才可能有所发展。实践是计划性与探索性的有机结合，正确地对待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事情，成功的把握性就大一些，同时也避免了GIS发展发展道路的弯曲。

1.3 实践是自觉性与自发性的统一

实践是一种自觉行动，是既有普遍性，又有偶然性 (或叫不可预见性)的行动。在实践过程中，总会有自发性的一面。GIS的理论研究和开发建设以及其进行各种城市规划管理研究等都要吸收这一思想。同时GIS的研究与应用也证明了实践的自觉性是不断发现和消除自发性之后产生出来的，而自觉性的出现必将大大地减少GIS研究与开发的盲目性。

2认识论对城市地理信息系统研究的启示

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但又是无限的。微观与宏观的联系与过渡是一个重要的认识论问题，以GIS开发为例,如果许多开发者都按同一思路和方法进行开发设计，从微观上看似乎十分有序，但是从宏观上审视，其科学认识必然是非常单一和呆板的，这恰恰是哲学观点中的“真正无序”。相反，如果从微观上做到百家争鸣，尽展各家千秋，那么微观上看来似乎千头万绪，而在宏观上则一定是科学认识更加深人，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这才是真正的“高度有序”。从微观过渡到宏观 ，实现无序到有序的转化，体现了有限与无限的辩证关系。

GIS是多学科交叉而形成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学科交叉越多，要求的知识就越丰富，认识事物的能力和水平越高，未知的东西就会越多，这体现了认识的有限性；但只要社会存在，只要人类进步，就永远不会出现那样一种现象——从此不存在未知的东西了，这就是认识的无限性。随着认识能力的提高，新的问题会不断被发现，随之解决的方法也将越来越多。因此，所有从事城市建设工作的人都必须建立这样的观点和信念。

3 城市地理信息系统的研究需要哲学的指导

GIS的开发与应用研究需要哲学指导，虽然哲学不会直接告诉我们具体的系统设计、集成、管理、应用的理论和方法，但它的许多基本观点，将给予研究与实践工作以巨大的启示，如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关于确定性和随机性的问题等，这些都需要运用哲学思想和观点去研究解决。

哲学既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同时又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所以它对所有的城市建设实践工作都是具有指导意义的。哲学是一门很深的学问，许多有成就的学者都是从基础人手，用浅显的哲学理论和基本的哲学观点解决实际问题。相信借助哲学基本思想的指导，城市地理信息系统的设计、开发、建设、应用等研究理论和方法会更加完善和成熟，同时它也会在城市规划管理及资源管理配置等支持决策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孔云峰,李小建,乔家君，等．地理信息系统学科中几个基本问题探讨[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6,22(5):1-9．

篇4

从基本内容和特征来看，《过程与实在》可以说是一部张扬形而上学思辨理性的哲学杰作，是一部独辟蹊径、磨砺辩证发展过程思想的别开洞天的哲学著述，也可以说是怀特海集数十年(这本书是他在66岁以后开始撰写的)数学、逻辑、历史、科学和哲学的潜心思考，为我们精心熬制的一道高蛋白、高浓度的哲学靓汤。

《过程与实在》全书共分5编。第一编阐述了过程哲学的所谓方法问题，并且概要地阐述了过程哲学的基本范畴，以及过程哲学的宇宙论据以构成的观念图式。第二编则试图运用这些观念图式来揭示构成文明思想之复杂结构的诸观念和问题，如“事实与形式”、“自然秩序”、“机体与环境”、“主体性原则”、“符号参照系”、“命题”和“过程”等。为了获得与哲学问题有关的人类经验的合理说明，他还考察了一组属于17、18世纪的哲学家，尤其是笛卡儿、牛顿、洛克、休谟和康德的哲学观点。他认为，这些哲学家中的任何人在阐述经验的基础时都是片面的，但是，从总体上看，他们所给出的一般陈述则支配着后继哲学的发展。第三和第四编则根据以上方法和观念构造出一种机体哲学或过程哲学的宇宙学图式，从而对传统哲学中的时间、空间、因果性和认识论诸问题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解释。用怀特海的话说，建构过程哲学的宇宙论图式的宗旨，是阐述一种严密的宇宙论观念，通过直面各种有关的经验话题发展这些宇宙论观念的意义，并且最后详细阐述所有具体话题都可据之而发现它们的相互联系的某种恰当的宇宙论。第五编则涉及到如何看待宇宙学难题的终极方法的最终解释问题，并试图回答“万物最终归结于什么?”这一问题。怀特海明确指出，这里的观点接近于布拉德雷的观点是不言而喻的。

在学术界看来，虽然怀特海在《过程与实在》中总是以“机体哲学”来指称自己阐述的新哲学，并明确地指出该书致力于阐述的哲学理论叫做机体哲学，(注：参见怀特海，2003年，《过程与实在》，中文版，杨富斌译，中国城市出版社，“作者前言”。)然而，用“过程哲学”来概括怀特海在该书中所阐述的基本思想和观点，似乎更为确切。

根据笔者的理解，怀特海在《过程与实在》一书中所阐述的过程哲学的基本思想和观点，主要有如下几点：

首先，过程哲学明确地把自身设定为某种抽象的和思辨的形而上学理论，并认为形而上学对于人类的经验和认识具有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这使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尤其是各种形式的实证主义明确地“拒斥形而上学”的价值取向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怀特海看来，“哲学是对抽象的说明，不是对具体的说明”。(见怀特海：《过程与实在》中译本，杨富斌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第34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明页码)“形而上学范畴不是对显而易见的东西所作的独断性陈述，而是对各种终极性的普遍原理所作的试探性的系统陈述。”(第13页)对具体的经验现象的说明，是实证科学的任务，而对抽象和普遍的说明，才是形而上学的任务，因此，形而上学必然要创立一系列一般概念。形而上学创立一般概念的最终目的，不是要建立一个抽象的理性王国，而是要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自然和宇宙。用怀特海的话说，“通过提供一般概念，哲学应当使人们对潜藏在自然母腹中的那些尚未变为现实的无数具体实例的认知变得更容易。”(第29页)除此之外，形而上学所具有的现实目标之一，是精确地分析各种命题。不仅要分析形而上学的各种命题，还要分析诸如“今天吃饭有牛排”和“苏格拉底是不朽的”这类极为普通的命题。尽管每一种哲学都会依次遭受被其他哲学所取代的命运，但是，由各种哲学体系所组成的总体，则表达了关于宇宙的各种各样的普遍真理，并期待着对各种有效性领域进行协调和分工。(参见第12、19页)

怀特海还具体分析了建构形而上学体系所要坚持的原则和手段。他说：“在恰当的形而上学体系中，当我们还没有精确地定义关于各种存在物的范畴图式时，哲学争论的每一个前提都是可以存疑的。”(第13页)因此，他特别推崇笛卡儿的怀疑方法，并以此为前提，首先精确地定义了其形而上学的基本范畴图式(共27种范畴)，以此为基础批判性地考察和分析了自古希腊哲学以来，特别是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各主要派别的基本思想。他还明确地指出，每一门科学都必定会设计自己的工具，而哲学所需要的工具是语言。(参见第18页)然而，哲学又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日常语言的原有用法，而是要赋予其特殊的涵义，使其成为哲学特有的专业语言。“哲学之所以使用自己的专业语言，表达了各种思想流派所具有的这样一种意图，即它们都试图清晰地表达经验事实所预设的那些普遍观念。由此可以推知，形而上学学说的任何创新，都展示着与流行的哲学文献中所存在的那些事实陈述具有某种程度的不一致性。这种不一致性标志着形而上学方面的分歧程度。”(第21页)

通常认为，形而上学理论作为哲学中最抽象的基本理论，是远离人们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然而怀特海则认为，形而上学与实践具有密切的关系。他明确指出：“在‘实践’中所发现的任何东西，必定都存在于形而上学的描述范围之内。当这种描述不能包含这种‘实践’时，这种形而上学就是不恰当的，需要进行修正……形而上学只不过是对适合于全部实践细节的那些普遍性所作的描述而已。”(第21页)并且强调检验形而上学理论之真伪的标准是实践及其效用，当然，用他的话说，“任何形而上学体系都不能完全地期望满足这些诉诸实践的检验。这种体系充其量只是对所寻求的那些普遍真理的逼近。”(第22页)

怀特海还明确地讲道，每一种哲学理论中都有一种基本原则。在过程哲学中，“这种基本原则叫做‘创造性’。”过程哲学“抛弃了思想的主词—谓词形式，迄今为止就其前提而言，这种形式是对事实的终极特征的直接体现。结果，那种‘实体—性质’概念被排除，并且以动力学过程描述代替了那种形态学描述”。(第11页)在这里，怀特海一方面坚持用创造性原则来说明宇宙及其过程，另一方面明确地提出了他的形而上学原理所采用的基本方法是以流变和生成为基本特征的动力学方法，而不是静态的形态学描述方法。

那么，如何论证形而上学理论的正确性呢?对此，怀特海清醒地认识到：“哲学的主要危险在于证据选择的狭隘性。”(第611页)所以，怀特海尽力从各门自然科学(主要是现代物理学，特别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数学、逻辑、语言学和符号学等学科中广泛地选择证据，尤其是以近代科学的发展(代表作就是其《科学与近代世界》一书)来说明和阐述其过程思想和机体哲学。

在谈论哲学和形而上学的性质和功能时，怀特海还涉及到西方哲学的一般方法论问题。他认为：“欧洲哲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数学发展为一门抽象的普遍性科学所造成的。但是，在哲学后来的发展中，哲学方法一直深受这种数学样板之害。数学的主要方法是演绎法，哲学的主要方法是描述性的概括法。在数学的影响下，演绎法被强加给哲学，作为其标准方法……对哲学方法的这种误解，掩盖了哲学在提供一般观念方面的巨大功绩，而这种一般观念增加了我们对经验事实理解的清晰性。”(第17页)这些论述对于我们今天深刻理解西方哲学方法论具有启发意义，其内在意蕴尚需我们进一步作深入系统的研究。

其次，在本体论上，过程哲学坚持过程就是实在，实在就是过程。整个宇宙是由各种事件、各种实际存在物相互连接、相互包涵而形成的有机系统。自然、社会和思维乃至整个宇宙都是活生生的、有生命的机体，处于永恒的创造和进化过程之中。构成宇宙的基本单位不是所谓原初的物质或物质实体，而是由性质和关系所构成的“有机体”。有机体的根本特征是活动，活动表现为过程，过程则是构成有机体的各元素之间具有内在联系的、持续的创造过程，它表明一个机体可以转化为另一个机体，因而整个宇宙表现为一个生生不息的活动过程。因此，怀特海有时也把自己的这种实在论叫做“有机实在论”，认为“用物理学的语言来说，从唯物论向‘有机实在论’的这种转化——正如这种新的观点可以被称呼的那样——是用流动的能量概念取代静止的质料概念”。(第564页)

怀特海明确地反对传统西方哲学的实体实在论观点，认为构成世界的最终的基本单位既不是亚里士多德哲学意义上的“第一实体”，也不是笛卡儿哲学意义上的“实体”，更不是什么绝对的“精神实体”。

那么，什么是实际存在物呢?怀特海明确回答说：“实际存在物的本性惟一地在于，它是某种正在被摄入的事物。”(第73页)何谓摄入?他说，实际存在物与宇宙中的每一项都有某种完全而确定的联系。这种确定的联系，就是它对那一项的摄入。所谓摄入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积极的摄入，一种是消极的摄入。消极的摄入是把宇宙中的某一项从积极的促成作用中确定地排除，而积极的摄入则是对进入积极的促成作用中的那一项的确定的包含。这种积极的进入叫做对那一项的“感受”，其他存在物则被要求来表现任何一项是如何被感受到的。现实世界中的所有实际存在物，相对于某种作为“主体”的既定实际存在物而言，必然要被那个主体“感受到”，尽管一般来说这种感受是模糊不清的。(参见第73页)

有时，怀特海也从实际存在物与主体的关系角度来界定实际存在物。在《过程与实在》中他曾明确地讲道：“实际存在物既是从事经验活动的主体，又是其经验的超体。这就是主体—超体，而且这种描述中的任何一半都须臾不能离开我们的视野。当考察实际存在物自身的实在的内在构造时，在多数情况下将会使用‘主体’一词。但是‘主体’永远应当被理解为‘主体—超体’的缩写形式。”(第50页)有时，他又从实际存在物与事实的关系角度谈到，“终极事实就是实际存在物，一切概莫能外；并且这些实际存在物就是经验的沉淀物，既错综复杂又相互独立。”(第31页)

怀特海认为，每一种实际存在物都可以用无数方法来分析。把实际存在物分析为各种“摄入”，是一种展示实际存在物的本性中最具体的成分的分析方式，这种分析方式可叫做“区分”。每一种摄入都能在其自身中再现实际存在物的各种普遍特征：它与外部世界是有关联的，因而它具有某种“矢量特征”，它涉及到情感、意图、评价和因果性。(第32页)

与笛卡儿的二元论不同，怀特海的过程哲学试图以某种单一类型的实际存在物为图式，对宇宙进行富有洞察力的哲学描述。(第33页)怀特海认为，实际存在物由于彼此摄入而相互关涉。实际存在物的这种共在事实叫做“联结”。“那些直接的现实经验的终极事实就是这些实际存在物、摄入和联结。对于我们的经验来说，所有其他一切都是派生的抽象物。”(第33页)

对于实际存在物，不仅可以作形态学的分析，还可以进行发生学的分析。正是在发生学意义上，怀特海明确地把实际存在物看作一个过程。在他看来，实际存在物是变动不居的，它处于不断流变的世界之中。根据过程哲学的观点，“实际存在物完成之日，就是它毁灭之时。”(第150页)这种创造物在不断地毁灭，因而成为不朽的。“这个过程从发生学上说可以被分析为一系列预设了它们的先行者的那些次状态。”(第281页)因此，实际存在物是一个过程，这里存在着从状态到状态的生长；存在着整合与再整合的过程。(第517页)这样一来，整个宇宙，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的生命，都是由各种实际存在物的发展过程所构成的一条历史轨迹，它在相当程度上是前后相承的。

总之，从本体论角度看，过程哲学“试图把世界描述为那些个体的实际存在物的产生过程，每一种实际存在物都有其自身绝对的自我造就能力”。(第109页)整个宇宙就“是一种面向新颖性的创造性进展”，而不是一种稳定的形态学意义上的宇宙。(第407页)

当然，关于实际存在物一直处于流动世界之中的观念，并不完全是他的首创。怀特海指出，早在柏拉图《蒂迈欧篇》中就有关于事物永远处于生成和消灭过程之中的思想，因而其提出的过程观念只不过是这种思想的延续和扩展而已。然而，他也批评道：“整个近代思想都在暗中预设了非进化的物质观。直到最近几年，惟一的选择还是：要么物质性的宇宙是永恒的，它一直保持现在这种类型的秩序；要么它根据耶和华的命令而诞生和走向灭亡。”(第174页)因此，他致力于根据近代科学成果来系统地和明确地阐述早在《蒂迈欧篇》中就已经包含的过程思想。需要强调的是，怀特海从本体论上把“过程”看做是实在，把实在看做是过程，这与传统的过程思想是有本质区别的。同时，怀特海还详细地考察和论证了宇宙的过程性，并把这种过程明确区分为宏观过程和微观过程，分别对其作了详细说明，这也是具有开创性贡献的。怀特海明确指出：“过程有两种类型：宏观过程和微观过程。宏观过程是从已获得的现实性向获得之中的现实性的转化；而微观过程是各种条件的变化，这些条件纯粹是实在的，已进入确定的现实性之中。前一过程造成了从‘现实的’向‘纯粹实在的’转化；后一过程造成了从实在的向现实的增长。前一过程是直接生效的，后一过程是目的论的。未来是纯粹实在的，没有成为现实；而过去是由诸现实性所组成的一个联结。诸现实性是由它们的实在的发生状态所构成的。现实是目的论的过程的直接性，实在是通过这种直接性而成为现实的。前一过程提供了那些实际上支配着获得的条件，而后一过程提供了现实地所获得的种种目的。‘有机体’概念以双重方式同‘过程’概念相结合。由种种现实事物构成的共同体是某种有机体。但是，它不是一种稳定的有机体。它是某种处于产生过程之中的未完成物。因此，就种种现实事物而言，宇宙的扩展是‘过程’的首要意义；而宇宙在其扩展的任何阶段上都是‘有机体’的首要意义。”(第392页)

再次，在认识论上，过程哲学也提出一些独特看法。我们知道，近代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就是认识论，而认识论的基本问题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并认为主体与客体相区分是认识发生的前提。怀特海则认为，认识论问题和实在论问题若相互孤立起来，就不可能得到恰当的解决。认知者和被知者、知识与对象、观念与事物的二元论，正是他认为近代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所具有的弊端。因此，他试图用摄入概念来消解这种二元对立。

以摄入思想为基点，怀特海所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作为主体的自我是在过程之中出现的突现物。传统的西方哲学认为，在实际进行认识和取得知识之前，必须先有认识者。而怀特海的观点则与此相反。他认为，执行摄入功能者即主体是摄入活动的产物。用怀特海的话说，感受者(feeler)是从自己的感觉活动中出现的统一体。同时，根据过程哲学的基本观点，怀特海指出，传统哲学中的“主体”一词容易引起误解，认为最好使用“超体”一词来表达有关的思想。因为“这种作为主体的超体正是产生那些感受的过程的目的。各种感受不能与它们所要达到的目的相割裂；这种目的就是感受者。各种感受以感受者为目标，作为它们的目的因。各种感受就是其所是，以便使它们的主体可能是其所是”。(第406页)

关于认识的客体，怀特海也不同意传统西方哲学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即把认识客体当作外在于认识活动和认识者的自在对象。相反，怀特海认为，任何东西只要在主体身上能够唤起某种特定的活动，它就构成认识的客体。也就是说，客体也是在认识的过程中生成的，是与主体现实地发生关系的客观对象，或者说是主体的认识活动所指向的对象。

就主客体的关系来说，怀特海认为，每一种实在的经验场合都是一个主体，场合的主体性随场合的存在而存在。实际存在物从主观性上永远消失，在客观性上却是不朽的。消失中的现实性得到了客观性，同时却失去了其主观的直接性。打个比方说，我们那些死去的祖先，作为直接的主体他们无疑已经死去了，然而作为客体却始终存在，永垂不朽仍受到我们的理解，并对我们产生着现实的影响。因而怀特海写道，客体是自然中永远不会消逝的元素。

如此看来，在认识过程现实地发生之前，根本无所谓主体和客体之分。主体和客体是在实际存在物的相互作用过程中逐步生成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以及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也是一个逐步生成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怀特海明确地批评近代以来在西方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指出：“全部近代哲学都是围绕着如何根据主词和谓词、实体和性质、殊相和共相而描述世界的困难为转移的。其结果永远与我们的直接经验相抵触”。(第89页)他认为，这种传统哲学只能把我们引到某种孤立的实体之中，不能使我们更清晰地认识现实世界。而实际上，一种实际存在物被另一种实际存在物“摄入”或“感受到”，是一种完全的相互作用。而且主体的“意识是以经验为先决条件的，而不是经验以意识为先决条件”。(第95页)这同近代哲学所强调的认识主体必须具有自我意识为前提才能进行认识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照。他还强调，某物要成为现实的认识对象，就必定意味着所有现实事物都同样要成为客体，同时还意味着，全部现实物都要成为主体，每一个主体都要摄入它由此产生的宇宙。

就身心关系而论，在怀特海看来，“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难解难分地相互交织在一起。”这同笛卡儿明确坚持的身心二元论及洛克的有关论点也大相径庭，因为在他们看来，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是相互独立的两个世界，尽管这两个世界具有难以说清的偶然联系。(参见第594页)过程哲学则把物质和精神、身体和心灵看做是同一个过程中的两个要素，认为两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对我们深刻理解身心关系具有重要启发作用。

在过程哲学中，知识被当做过程之中的中介状态，认识属于一种主观的形式，这种主观形式或者被客观内容吸收到满足的主体性之中的那种功能所承认，或者不被其承认。(参见第293页)对于“感受”，过程哲学也有自己的独特理解。它把“感受”归之于整个现实世界，而不仅仅是主体的感受。怀特海指出，“感受”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1)所感受到的实际场合；(2)所感受到的永恒客体；(3)所感受到的各种感受；(4)它自身的主观的强度形式。在这种合生的过程中，这些不同的感受会继续达到更宽广的整体感受的普遍性。(第386页)“从所有方面看，感受都是确定的，具有确定的主体、确定的原初材料、确定的否定性摄入、确定的客观材料和确定的主观形式。”(第405页)感受是主体内在地包含的一个方面，因此，“感受不能从包含着它的实际存在物中抽象出来。这种实际存在物叫做感受的‘主体’。正是借助于其主体，感受才成为一种事物。”(第406页)这方面的深刻蕴意，也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挖掘。

怀特海还考察了语言、命题的本质及其作用。他说，每一种实际存在物都是一种经验博动，包含着经验范围内的现实世界。他认为，过程哲学中的判断理论既可以被很好地描述为一种符合论，也可以被描述为一种融贯论。而实际上它是一种符合论，因为它把判断描述为关于某种命题与客观化的联结之间的一致性或不一致性综合摄入的主观形式。(第347页)在怀特海看来，判断是主体在过程之中的某种感受。就这种主体而言，它有可能是正确的，也有可能是不正确的，而命题则是对判断的分析。判断是一种综合感受，是感受的某种决定，而命题则是所感受的内容，而且只是被感受到的材料的一部分。(第351页)怀特海对判断和命题所作的这种区分和界定，也值得我们从认识论上进一步研究。

怀特海还把过程哲学与康德的先验哲学作了对比。他认为，过程哲学是对康德哲学的颠倒。他说，《纯粹理性批判》描述了主观材料进入客观世界的现象之中的过程，而过程哲学则试图描述客观材料如何进入主观的满足之中，以及客观材料中的秩序如何提供主观满足之中的强度。在康德看来，世界是从主体中显现出来的；而在过程哲学看来，主体是从世界中显现出来的——世界是“超体”而不是“主体”。(第162页)对于“主体是从世界中显现出来的”这一观点，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与分析。

对于认识结果的检验问题，怀特海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恰当的检验不是最终的检验，而是过程的检验。”(第24页)这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可谓独树一帜。众所周知，科学理论的检验问题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中的一个热门话题，也是一个难题。“过程检验”论也许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此外，从认识论角度看，过程哲学还试图建构一种对纯粹感受的批判。(第207页)为此，怀特海详细考察了感觉、知觉、判断、直觉、因果观念、审美体验和符号等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并且考察了有意识的知识的正确性何以保证的问题。

最后，从方法论上看，过程哲学所使用和所推崇的方法是所谓发生学方法。与过程思想相一致，怀特海试图以动态原则和过程原则来重建哲学，并以一系列新范畴和新阐释来系统阐述其过程哲学的基本主张，力求避免对自然的二重化、简单位置的谬误和误置具体性的谬误等。

二、过程哲学对我们的启示

要对怀特海过程哲学思想作出全面而科学的评价，尚需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至少需要用一部专著来作解释。这里仅就其对我们的启示，作一些初步概括。

我们知道，人类思想中最宝贵、最重要、最有用的属性之一，是它有能力一般性地揭示并解释现实世界的构造。不管我们是否同意或是否完全同意怀特海提出的过程哲学的基本思想和观点，我们必须首先看到和承认，过程哲学是怀特海对现实世界的构造所提出的一种解释方式、一种概念图式、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尽管这种解释方式和概念图式不是最终的和绝对的，怀特海就明确反对把任何解释图式和方式看做是最终的和绝对的，并称之为独断式的教条，但必须承认，这是现代西方哲学家提出的一种新的解释方式和图式。这种解释方式明显地不同于传统西方哲学的解释方式。总体上说，以往的西方哲学家都是以某种实体为出发点去考察世界，因而要么把这种实体归结于某种物质实体，要么归结于某种精神实体。近些年来，又有人以“场”和“系统”等为视角来解释世界。其实，这些解释方式都是以实体思维方式为出发点的，因而归根到底不可避免地会以不同形式的静态的形态学分析方法和思维方式去看待世界。而过程哲学则完全是一种新视角和新范式，它坚持过程就是实在，实在就是过程。由此看来，不论是从物质实体、精神实体，还是从场和系统出发去解释世界，本质上都是一种静态的形态学分析，这种分析的结果不符合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相反，若从过程角度来看，一切存在物都不是静止不动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永不停息的生成和发展过程之中(个体存在物还有一个衰退过程)，这种过程性就是它们的本真状态。显然，这种过程实在论同传统的实体实在论具有明显的和本质的区别，它所蕴含的生成和发展理念同传统的实体实在论所蕴含的静止不变的理念是针锋相对的。

可能有人会说，在西方哲学史上，许多具有辩证思维的哲学家，不是早就指出了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吗?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已经明确指出“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其他哲学家也强调过事物的发展变化和变动不居的思想，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集西方哲学辩证法之大成，系统论述了世界是发展过程的基本思想；经典作家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更是明确地讲过“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5年，人民出版社，第244页。)等等。

但是，不管是西方哲学史上的辩证法大师也好，经典作家也好，他们都不是从本体论上谈论现实世界或实在世界的过程性的。众所周知，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所讲的是绝对观念自我运动、自我发展的过程，而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只不过是这个绝对观念的外化而已。恩格斯所讲的“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的思想，也是在坚持“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的前提下，在坚持“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这个本体论前提下，谈论物质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反过来说，恩格斯并非是在本体论意义上谈论世界的过程实在性，这同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的基本出发点是不一样的。不管我们是否同意怀特海的这种“过程即实在”的基本观点，都必须首先承认和弄清其过程哲学的这种基本理论取向。

所以我们认为，怀特海自觉地建立这样一个以过程为实在的形而上学体系，并自觉地以这个体系为概念图式或理论范式，批判一切其他与此相悖的哲学观点，包括在西方哲学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预成论观点、主客二元对立观点等，并试图以过程为基点建立一种新哲学，这是一种全新的尝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过程哲学是超越传统西方哲学中的实体实在论和主客二元对立的思想方式的新尝试，从而有可能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生长点之一。

当然，正如某些批评家所说，怀特海在所有这些争论点上都只是提出了问题，并试图解决之，然而最后却没有成功，因而他的思想只具有过渡性质。譬如，他一方面批判机械唯物论将自然分解成静态的物体和变化的特征，他自己却又将自然分解成相反的形态：动态的物体(事件、过程)和静态的特征(永恒客体)。他一方面认为实际存在物是最终的实在，同时又承认上帝是最终创造者，(第201页)其他一切都是创造物。他一方面坚持过程就是实在，同时又承认永恒客体也是实在等等。

此外，作为一位数学家和逻辑学家出身的哲学家，他本应对“过程”概念给予科学的和严格的界定，然而，纵观《过程与实在》，他似乎并未给出一个涵义清晰明白、没有歧义的“过程”定义。因此，对于他所说的过程究竟是什么，出现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不同解释。

最后，尚需指出的是，怀特海一方面批判一切唯物论的实体观点，同时，又在暗中偷用唯物论的客观实在概念。作为一位对黑格尔哲学缺乏研究的哲学家，他也没有对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哲学给予多大关注，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引进科学的实践观而在哲学上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改造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所论述的“世界不是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的唯物辩证的过程哲学思想，根本不可能进入他的视野。

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可能与其长期作为数学家，在他身上烙下了太深的理性主义理想和习惯有关，以至于使他虽然锐意重建西方哲学，也难以割舍西方哲学传统的理性主义静态逻辑观点。同时，由于他只看重静态逻辑，而对自黑格尔以来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继承发展的辩证逻辑不甚了解，这样，当他试图借助静态逻辑去重建动态的实在时，便遇到了不可克服的理论困难。所以，美国学者巴姆批评怀特海说：“机体哲学极性不够，不够层次论，不够辩证法，因而不够有机性。从‘感受’、‘摄入’、‘想象’的意义上说，机体论哲学也过于唯心论，这些术语都采自经验的心理方面，偏重于表达存在界的极限特征。”(注：[美]阿尔奇·J.巴姆，1998年，第342页。)还有些批判者说，怀特海“本可以继续发挥一种妥协的方法以自己的术语去处理过程，而以自己的术语研究过程就意味着试图在过程之中发现一种功能结构，而不是在过程之外去发现一种永恒绝对的‘实在’”。(注：[美]阿尔奇·J.巴姆，1998年，第338页。)这种批评的另一种说法是，他虽然反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逻辑中所镶嵌的主语—谓语观念，然而，当他论述他的哲学时，却仍然在运用主语—谓语式的语言进行思维，这样，他通过其形而上学体系的论述，在他所反对的前提下，却让这种语言盘踞得更加顽强。因此，在他的著作中所贯穿的基本思想，不是借助于过程思想使逻辑动态化，而是借助于永恒客体使逻辑静态化，这类似于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回到了柏拉图的哲学，因而难怪怀特海认为，欧洲哲学传统最可信赖的一般特征是：它是由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所构成的。此外，根据巴姆的看法，怀特海哲学中还存在着一种双重还原主义倾向，这就是说，他将实际场合的存在还原成了转瞬即逝的流变，又把实际场合的本性还原成了永恒客体。其实，实际场合只要达到有机状态，就会作为一种功能结构状态持续地发挥作用，而实际场合的本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客体，而是不断生成和变易的存在物。

【参考文献】

[1]Whitehead,AlfredN.,1947,EssaysinScienceandPhilosophy,NewYork:PhilosophicalLibrary.

[2]Whitehead,AlfredN.,1958,TheFunctionofReason,Boston:BeaconPress.

[3]Whitehead,AlfredN.,1966,ModeofThought,NewYork:Harper&Row.

[4]Whitehead,AlfredN.,1961,TheAdventuresofIdea,NewYork:FreePress.

[5]Whitehead,AlfredN.,1978,ProcessandReality:AnEssayinCosmology,NewYork:TheFreePress.

[6]Whitehead,AlfredN.,1971,TheConceptofNature,Cambridge:TheUniversityPress.

[7]Whitehead,AlfredN.,1985,Symbolism:ItsMeaningandEffect,NewYork:FordhamUniversityPress.

[8]Cobb,JohnB.,Jr.&Griffin,DavidR.,1976,ProcessTheology,WestminsterPress.

[9]Griffin,DavidR.,1992,SpiritualityandSociety:PostmodernVisions,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

[10]Griffin,DavidR.,1993,FoundersofConstructivePostmodernPhilosoph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

[11]Bradley,J.,1996,Act,Event,Series:Metaphysics,MathematicsandWhitehead,J.Spec.Phil.,Vol.10,No.4.

[12]Bradley,J.,1994,TranscendentalismandSpeculativeRealisminWhitehead,ProcessStudies,Vol.23,No.3～4,Fall～Winter.

[13][英]怀特海，1997年，《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商务印书馆。

[14][美]菲利浦·罗斯，2002年，《论怀特海》，李超杰译，中华书局。

[15][日]田中裕，2001年，《怀特海有机哲学》，包国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

[16][美]阿尔奇·J.巴姆，1998年，《有机哲学和世界哲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巴姆比较哲学研究室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篇5

“华夏文明”系列课程

校本课程，即以学校为本位、由学校自己确定的课程。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提出：“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管理”。目前，学校正在建设校本选修课程（含国家任选课程和自主开发的选修课程）、必修课程（含国家必修课程和北京市必选课程）、校本专修课程（含学科竞赛辅导类课程和自主招生类课程）三位一体的学科课程体系。课程的建设与社会的需要密切相关。党的《十报告》提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华夏文明”系列课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设的。根据学校的培养目标和学生的发展要求，目前已开设如下课程。

中国哲学智慧。通过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的介绍，帮助选修同学了解先哲的基本思想及中国哲学的基本脉络，养成哲学的思维，能批判地、反思地看待世界、看待人生。通过学习，学生们将初步了解中国哲学的基本知识，如代表人物、主要思想、经典著作等。

文化行――华夏礼仪智慧。通过课堂学习，学生们将初步了解华夏礼仪的基本知识和主要思想精髓;通过亲身参与礼乐文化活动，学生们可以将自己融入传统文化之中，将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心中，亲身感受并应用于日常生活之中;以礼乐为切入点，窥中华文化之面貌，为以后的学习打下基础。

走近汉服。以传统服饰在现代的继承和传播为切入点，以“做中学”的授课方式，介绍传统文化中的服饰、饮食、民俗、娱乐等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让参与课程的所有同学感悟“礼仪之大、服章之美”，体味传统生活方式中的智慧和乐趣，唤起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走进中医。本课程意在宣传中医知识，讲解如推拿、耳针、中医基础、中医诊断学方面的相关知识。本着介绍和宣传中医的目的，将医学简化成一种可以日常运用、方便可行的治疗方法，为同学们答疑解惑，让同学们能正确认识中医、运用中医知识。

传承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明体达用、经世致用”

“课程门类孤立化、教育内容碎片化、教学设计随意化”，是当前学校传统文化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形象地说，就是从传统文化的躯壳中挑拣出一鳞半爪的“符号碎片”来装点我们的精神生活。此外，“重知识讲授、轻精神内涵”，缺少对民族精神、道德情操、人文涵养等文化之“道”的深入挖掘。在中学阶段渗透传统文化，当致力于“明体达用、经世致用”，即引导学生在生活和实践中感悟传统文化，用思想文化的提升去指导自己的生活实践。

1.“明体”――感悟文化之“道”

学习传统文化，究竟是观察一个已死躯体的标本，还是感悟生命的“万类霜天竞自由”？现实中往往是前者。例如，在中国哲学教学中，多平铺直叙、罗列一些观点，这样让人觉得孔孟老庄，不过和埃及的神像、巴比伦的楔形文字、玛雅的历法一样，是我们从遥远的古代挖出来的珍宝，虽然珍贵，只不过供人把玩赞叹一番，然后放进博物馆陈列而已。礼仪是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汉服是中断300年的游魂，中医命运稍好，但也时时听到各种杂音。文化的生命力来自何处？马一浮先生说：“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他指出，全部中国文化都可以统摄于“六艺”之中：“国学者，六艺之学也”，而“一切道术皆统摄于六艺，而六艺实统摄于一心”。抓住这个核心，传统文化教育才有了灵魂和生命。

文化的核心就是“道”，所谓“明体”，就是“明道”。在“中国哲学智慧”课程中，我们力图让学生感受到中国哲学是一种活的思想，是可以指导现实，解决现实问题的，充满了理论与实践的力量。我们主要讲授“轴心时代”，即先秦时期，重点学习儒、墨、道、法、名家以及易学的基本思想，以“究天人之际”，并了解现代中国文化的根基。参观历代帝王庙，感受“中华统绪，绝不断线”;瞻仰文天祥祠，感悟“天地有正气”的气节，是我们每年例行的出行计划。

礼仪与服饰也并不是“仪式动作的总和”和“一件衣服而已”。在“华夏礼仪智慧”和“走近汉服”中，我们让学生理解了“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就是华美的服饰，“夏”就是兴盛的文明道德，“礼仪之邦”“衣冠上国”由此而来;两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大乱，中原文明往南方迁徙，号称“衣冠南渡”;端庄大气的礼仪，潇洒飘逸的服饰，是中华文化最直观的标志。学习冠婚丧祭等传统礼节，绝不是鉴赏古董，而是对生命节奏的把握。穿着汉服，绝不是“复古”或cosplay，而是对故国衣冠以及失落的文明的缅怀和传承。“走进中医”则在轻松愉快的教学中，让学生感受和明白，医学是完整的科学理论和实践体系，历史上“废方存药”的失败，正是因为脱离了整体理论框架的指导。

只有上升到“道”的层面，才能领略“生命的学问”。经过这样的学习，学生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不是碎片，也不是被观赏把玩的展品，而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是活着的、实践着的文化。

2.“达用”――学以经世致用

“达用”即学以致用，在生活和实践中体证理论，用理论点化、提升生活和实践。“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致诚正”最终要落实为“修齐治平”，即理论要指导实践。而“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又告诉我们，只有在生活和实践中才能体证理论。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实践中，我们注重与学生生活经验和社会实践的联系，通过学生自主参与的、丰富多样的活动，扩展知识技能，完善知识结构，提升生活经验，促进正确思想观念和良好人文素养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哲学智慧”虽然理论性强，但是课程一方面设置了《周易》、参观古迹等实践性、操作性较强的内容，另一方面在教学别强调联系现实生活加以理解。例如，在“孟荀人性论”的学习中，就结合社会热点问题探讨“人性善还是人性恶”;结合“我的天啊”“苍天在上”“人做事、天在看”等日常用语，挖掘“天”这一古老信仰在人们精神世界的遗存及演变历程;还有探讨名家“白马非马”时，谈及社会变动带来的“名实之相怨久矣”，让学生明白今天也同样如此。这些都让学生很好地感受到了思想的力量，从而如课程说明所说的那样，能“批判地、反思地看待世界、看待人生。”

“华夏礼仪智慧”和“走近汉服”实践性较强。礼仪本身通过实践才能学习，即所谓“习礼”，而礼仪又对生活实践具有巨大作用，正所谓“不学礼，无以立”。礼仪课程设置了坐立揖拜、岁时节令、冠婚丧祭、观摩射礼、参观坛庙、聆听雅乐等活动，让学生感受礼仪之邦的深厚底蕴。汉服课分为理论和实践两部分，在理论部分帮助学生了解何为汉服，以及汉服的基本款式、古装剧正误、汉服复兴运动等。这一部分的教学不仅有课堂讲授，更有汉服试穿、款式辨认、古装剧挑错等环节，帮助学生将汉服与“古装”“舞台装”“cosplay装”等区分开，理解汉服在今天的意义。实践部分设置了手缝基础（束口袋、汉服布偶等）、配饰制作（绳绦编结、端午五彩绳、古风首饰），以及其它手工，如汉服折纸、端午香包等，让学生在动手制作中将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转化成自己的创作。

篇6

今天我们先来说说企业文化的几个基本概念

一方面，为什么我现在仍要关注企业文化基本内容的概念和定义？应该说。这是公司继续推进企业文化建设的需要。深入研究企业文化基本内容，厘清企业文化一些重要内容的关系正是进一步推进企业文化建设的一项基础工作。这项工作能使我公司的企业文化建设获得更深刻的认识基础并收到更好的建设实效；另一方面，从社会层面上说，关注企业文化基本内容也是推进我国企业文化理论研究的需要。现在社会上有些理论工作者和很多企业对企业文化的一些基本内容的认识、阐述仍然比较混乱。社会大背景告诉人们企业文化的理论研究亟待推进。想，公司是可以为我国企业文化理论研究的推进作出比较大的贡献的因为我公司有这方面理论研究的热情、勇气和实力。

今天由我先发言，根据管理沙龙的活动安排。就企业文化基本内容和几个概念的定义谈自己的学习、研究心得。

今天我的发言有两个内容：

一、什么是企业文化；

二、企业观念文化的三个重要的概念及其定义。

一、什么是企业文化

有企业经营理念、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企业伦理、企业发展战略、企业宗旨、企业经营哲学、企业风尚、企业仪式、企业形象、企业标识、企业制度、企业英雄人物等等。而文化都是有其内容、形态结构的比如儒家伦理的四维、五常、八德、百行、比如易经的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企业文化的内容有很多。再比如唯物辩证法的存在意识、三大规律，诸对范畴等等。从文化的形态结构上说，企业文化的诸多内容可分为三个大层次：最里面的一层是由企业经营理念为核心的精神文化层次，外面一层是制度行为层次，最外面的物质文化层次。一个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的表现形式往往是三个层次全面推进的而从其性质上讲，精神文化的建设是最重要的制度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是精神文化的衍生和外化。天君泰然、百体从令，抓好了精神文化建设就是抓住了企业文化建设的根本。

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熟悉形式逻辑的同志都知道。而定义是揭示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最常用的下定义方法是揭示一个概念归附的属和种差。列宁说，下定义“首先就是把某个概念放在另一个更广泛的概念里。

此书给企业文化下了个定义：企业文化主要是指企业成员所共有的行为方式,中国电力出版社曾出版过《企业文化建设简要读本》一书。共同的信仰及价值观。之所以这样定义,基于我对企业文化本质的认识。企业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员工们长期的共同生活中自然会形成群体意识和行为规范,此基础上,又进而生成了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久而久之,一种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就形成了个人认为，这个定义不够理想，因为企业文化的主要内容显然不仅仅是企业成员所共有的行为方式,共同的信仰及价值观，还有很多内容。

凝聚、激励企业各级经营管理者和员工归属感、积极性、创造性的人本管理理论，最近国务院国资委在一个文件中也给出了一个企业文化定义：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企业精神和经营管理理念为核心。企业的灵魂和精神支柱。个人认为，这个定义也不够理想。企业管理理论只是企业文化的一种形态。设备是文化、制度也是文化；行为是文化、服饰也是文化；思想教育是文化，技术监督也是文化；人本是文化，钱本也是文化。魏晋时有篇很有趣的嘲讽散文《钱神论》说“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无德而尊，无势而热，危可使安，死可使活”假如一个企业只依靠钱来搞钱，能说就不是文化？肯定是一种企业文化，当然，肯定不是一种先进的企业文化。

广义的企业文化的定义是一个企业所创造和拥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企业文化建设活动中所指的企业文化是狭义的企业文化，认为。狭义企业文化的定义是企业在经营实践中所创造或自然形成的具有本企业特点且以经营理念为核心的一组精神观念与其外化存在总和。很明显，一个企业的狭义的企业文化不是该企业所创造或拥有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除了具有本企业特色的精神观念外，狭义的企业文化只是指全部财富中能体现具有特色的本企业精神观念的那部分内容。

二、企业观念文化的三个重要的概念及其定义

企业观念文化有三个内容特别重要，即企业经营理念、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即企业文化的有些概念都是拟人化的，就是赋予企业以人格，把一个企业当作一个人来说。

（一）关于企业经营理念

无论是否有计划地展开企业文化建设，一个企业。无论是否承认或宣告自己的企业经营理念的存在都有自己的经营理念。可以从企业的运作实践中看出他经营理念的存在经营理念的宣传上，有宣告的企业经营理念和企业真实的经营理念是一致的也有宣告的企业经营理念和企业真实的经营理念是不一致的

有的同志可能会联想到中外哲学史中的关于理和理念的概念。想，讨论经营理念时。这类概念应该参考，但不能完全套用，因为各个历史时期，东、西方各位大师所说的理和理念的涵义是不尽相同的

企业如何把好市场脉搏确定经营对象？企业经营的目的为了持续稳定地提升企业的素质，什么是企业经营理念？企业经营理念是一个企业的关于经营的对象、目的目标和主导方法的基本思想（做什么？为什么做？做到什么程度？怎么做？企业的各项活动正是这种基本思想的支配下展开的企业的作为空间里。更好地满足社会、出资人、客户和员工的合理需要，还是局限于某一两个方面？企业是不断自我加压、追求卓越，还是自然无为、安于现状？企业根据各自生存的具体条件，应该确定什么基本思路、采取什么基本方法来实现目标，等等。这些内容就是企业经营理念。一个企业实际的经营理念是否科学是企业是否能获得正确发展的前提。而经营理念的正确来自于企业决策层的精神境界、思想水平、理论和经验素养以及战略眼光。

篇7

法律解释的历史与法的发展历史几乎是同步的。原因很简单，适用法律和法律解释这两种活动或过程是关系密切，不可分割的，甚至可理解为同一件事情。然而，在当代中国的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中，法律解释学还是一门幼嫩的学科，有关法律解释基本思想及原则的讨论还没有真正展开，对法律解释主体的限定仍囿于传统的观点。在部门法的理论研究中，上述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如在刑法解释的基本思想上，通论观点是以主观说为主，兼采客观说；在解释主体上，将其分为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学者及其他法学理论工作者[1]。但笔者认为，对上述两个问题都很有商榷的必要。

一、刑法解释的基本思想——为客观说辩护

刑法解释的基本思想就是关于刑法解释的目标的理论，它是刑法解释理论的逻辑起点，所有与刑法解释有关的问题的解决无不以此为前提，正因此，西方法学界对该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形成了几种各有特色的学说。

（一）刑法解释基本思想概览

1.主观说，又称立法者意思说。该观点风行于十九世纪的西欧大陆，即使在成文法相对落后的英伦国家，十九世纪以来该观点也在法院判案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2]其基本主张为：刑法解释的目标应是阐明刑法立法时立法者的意思，一切超出刑法立法原意的解释都是违法的。这种解释方法背后的理论依据是三权分立理论，即法律是至上的，由立法机关制定，法院的职责是忠实地执行立法机关所订立的法律，在具体案件中实现立法机关的意愿，如果法律条文的应用在个别案件中导致不合理的结果，法院毋须承担责任，这是立法机关的责任，解决方法是由立法机关修改法律避免以后出现同样问题。但在法律修改之前，法院仍有义务予以贯彻执行。法院没有义务也没有权利去填补法律中的漏洞。在哲学理论上，主观说以传统解释学为基础。它一直假定并相信作品中有立于解释者之外的“原意”，而解释的目标即是发现作品的原意，如施莱依马赫认为：“解释学的任务”是把解释对象自身具有的意蕴再现出来。[3]

2.客观说，又称法律客观意思说。该说认为，刑法解释应以揭示适用时刑法之外在意思为目标，即刑法解释的目标就是阐明解释时刑法条文客观上所表现出来的意思，而不是立法者制定刑法时主观上所赋予刑法条文的意思。该说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耶林为代表的自由法学派首倡以来，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创立哲学解释学而达到鼎盛时期。耶林认为，法律解释应受目的律的支配，解释者必须首先了解法律的目的何在，并以此为出发点解释法律，法律的目的应是解释法律的最高准则。法律解释者应允许从法律之外去发现活生生的法律，当然，这种探求并非不尊重法律自身的客观性，解释者应遵循科学的思维方法，诸如利益衡量，价值判断等，用科学的方法求得法律的客观性。[4]伽达默尔更是指出，独立于解释者理解之外的作品的意义是不存在的，作品的意义只出现在作品与解释者的对话之中。他反对文本含有绝对客观意义之说，对于固执于追求文本原意的诠释者不以为然，因为诠释者不可能抽离其身处的传统和实际处境而对文本进行理解和诠释，理解和诠释必须在每一个处境重新进行。[5]

3.折衷说，又称综合解释论。该说认为：“刑法之解释宜采主观与客观之综合理论，即原则上采主观理论，对于刑法条款之解释仍应忠实地停留在立法者立法时之标准原意，惟如有足够之理由证实立法当时之价值判断，显因时过境迁而与现阶段之公平、正义、社会情状与时代精神不相符合时，则应例外地采客观理论”，该说还指出，“采主观与客观之综合理论，则时间之因素在刑法之解释上亦扮演一重要角色，对于新近公布施行之刑法条款，则以主观理论为主，就法律条文之实体内容，以事解释。反之，对于公布施行已久之刑法条款，则因法律诞生至法律适用，已经过一段长时间，故应着重客观意思，以为解释”。[6]

（二）刑法解释基本思想评析

上述三种学说，在我们看来，都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同时又都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主观说与客观说因各执一词而陷入极端，而极端正所谓“片面而深刻”。主观说主张在刑法解释时再现立法者原意，否定司法权的咨意与专横，强调法律的安全价值和保障机能，这与严格罪刑法定是完全一致的，但解释者能否真实地再现立法者的原意？他在解释法律的时候能够抛弃自己的经验知识（或曰偏见），完全站在立法者的角度去阐释文本的含义呢？即使是能够做到这一点，他通过什么途径去验证他所做的解释就是立法者的意图？这是主观说的显而易见的理论漏洞。另一方面，假若我们的解释者的解释令人惊奇地达到了前述要求，将立法者原意通过法律适用完全再现出来，但这种立法意图在适用时却因时过境迁而招致极大的不公平时，是否还与真正的法治原则相一致？

相对于主观说，客观说遭受的攻击和诘难就更多了。它被攻击的焦点为：客观说将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无限扩大，这与三权分立的理论和罪刑法定的基本精神是尖锐对立的。它将导致刑法解释的咨意性，从而使法律的安全价值丧失殆尽。但同时责难者也承认，客观说对于实现刑法的公平价值和保护机能则是很有益处的。但在主观说论者看来，相对于刑法的公平价值和保护机能，它的安全价值和保障机能显得更为重要。针对上述诘难，笔者认为，尽管客观说从表面上看确实有违背罪刑法定之嫌，而且对于维护刑法的稳定性也具有一定的威胁，但是，相对于主观说而言，客观说则更具合理性，原因有二：其一，主观说是不符合人类思维一般规律的。作为立法者意思表示的客观现象形态，法条之于解释者而言是客观的，对这一客观事物的理解，每个人由于其固有的经验知识的差别而必然导致对其理解的不同。在这一认识过程中，解释者不可能不带有其主观的价值判断。他不可能完全站在立法者的立场对之作出解释。正如麦耶所言：“人是被决定向着非决定论的。”。[7]解释者受文本制约，但同时又有意思自由或曰主体选择性。其二，刑法解释的目的在于将一般的抽象的规定运用到具体的特殊的个案当中，因而刑法解释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刑法适用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两个思维阶段：将一般具体化和将具体抽象化。前者是将法律条文的抽象化向具体化方向的推理，后者指对具体的个案进行抽象性的归纳。二者的接合点即为个案适用的法律和实事根据。在这一过程中，法官的认识对象是客观的法律条文和事实，对法律条文的解释是依据法官对法观念的确信而做出来的。这种确信一般说来是与立法意图相一致的，但却不绝对如此，当法律条文所体现出的立法者观念与行为当时被普遍接受的法观念不一致时，法律解释就会与立法者意思相冲突。但这种冲突在实质上不是由解释者的任意解释造成的，而是时展观念变化的必然结果。

折衷说试图在主观说和客观说之间选择一条中间道路，并希望以此来缓和二者之间的冲突；它既肯定立法原意的存在，也不认为立法原意是不可超越的；既强调刑法的安全价值和保障机能，又兼顾刑法的公平价值和保护机能。但笔者认为，折衷说的这一立场，决定了其理论自身具有不可克服的问题。问题之一，折衷说试图将主观说和客观说融为一体，并以此来缓和二者的冲突，但是，由于二者的冲突在实质上是不可调和的，这就决定了二者不可能共存于同一理论体系之内。折衷说的观点不仅未能达到其初衷，相反却有些继承了二者各自所固有的弊端的意味。问题之二，依折衷说，“原则上采主观理论，只有在依主观说将导致不正义时，或只有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才可以超越立法原意，将刑法规定的含义解释为条文文字客观上体现出的意思。”[8]但对于“正义”“绝对必要”作何解释？对其的判断标准如何确定？折衷说主张者对此没有明确的说明。而且，依上述观点，“将刑法规定的含义解释为条文文字客观上体现出的意思”，这不与罪刑法定相冲突吗？对此，笔者深表怀疑。

（三）刑法解释基本思想的确立

在前述三种学说中，折衷说是目前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论。但其存在的问题已如前述，因而为本文所不取。对于主观说和客观说，笔者认为，其对立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其一，立法原意是否存在，其二，客观说与罪刑法定是否相冲突；其三，刑法的安全价值与公平价值，保障机能与保护机能孰重孰轻。为了对二者的优劣进行比较，就必须回答上述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立法原意与文本

立法活动是一个目的性的创造过程，将立法时一定社会的价值观念通过法律表达出来，赋予这种价值观念以普遍约束力，是立法的实质。如此看来，法律文本不过是立法者主观意思的客观表现形式。易言之，立法内容与法律文本之间具有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内容是主观的，形式是客观的，在将主观内容通过客观形式表现出来时，文字担负着媒介的功能。文字处理的技术水平越高，形式与内容就越趋向一致。但无论如何，二者不可能达到完全一致，因为一旦取得了某种形式，由文字组成的法律文本就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对于立法者来说，法律文本是认识的结果，但对于一般人而言，它又成为被认识的对象。作为认识的结果，法律文本的内容具有一定的确定性；作为被认识的对象，法律文本的内容又带有不确定性，二者的对立，即为立法价值与司法价值冲突的根源。由上，我们认为，立法原意与文本既有同一的一面，又有对立的一面。不可否认，文本体现着立法者的意思，但文本又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立法原意。另一方面，对一些带有很强历史性的概念，高明的立法者往往有意对之采取模糊的态度，运用高度抽象的词汇来表达当时主流的价值观念，其这样做的目的固然是为了维护法律的稳定性，但同时又留给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而自由裁量的真正含义是以法官对法律的理解为依据的，因为没有对法律的理解就没有法律的适用。这样看来，法律文本所体现的立法原意并不是完全确定的，为了特定的目的立法者故意赋予法律文本以可解释余地，而“特定目的”并不是立法者的妄想，归根结蒂，它来源于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法的特点的决定。这样，法律文本与立法原意一定程度的分离实属必然。

上述对立法原意和法律文本的关系做了简单探讨，而从解释学的角度出发，我们又将得出何种结论呢？

依照传统解释学，解释的唯一目的在于再现被解释对象自身的意蕴。作品原意既是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标准，也是判定解释与理解是否正确的标尺[9]。作品的意义是而且仅仅是作品原意的物质载体。就法律解释而言，法律文本存在的意义仅仅是传达立法者的意思。对法律文本的解释也仅限于揭示立法者原意，法律文本与立法原意之间是一种简单的表达与被表达关系，前者是立法原意的躯体，后者是前者的灵魂。而依哲学解释学，立法原意与法律文本是分离的，立法原意是一种先在的东西，法律文本之于它的适用者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法律文本的意蕴是通过解释者与文本的交流而获得的。在解释者面前，法律文本的含义具有开放性，它需要解释者以科学的经验的推理释放它的意蕴，“法律的意蕴既非法律文本的原意（客观性），也非法律文本释放出的重要意义。法律意蕴是解释者在理解法律文本的过程中出现的第三者，法律文本有它自身的意义范围，解释者也有自己的精神世界。这两者结合后，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可能的世界。”[10]但同时“任何解释者对法律文本的曲解，都要受到法律文本本身含义的确定性和解释法律的共同体对它的发难，对法律文本的任意理解或曲解，是没有参与交流的一方的意志的表达，它会使理解丧失生活”。[11]可见，在以哲学解释学为理论基础的法律解释学那里，法律文本与立法原意并不是严格对应的，甚至可以说毫无牵连。笔者认为，在法律文本与立法原意的关系上，传统解释学与哲学解释学都陷入了极端。实际上，作为对立法者认识结果的法律文本进行再认识的法律解释，由于其对象是客观的（法律文本）因而它离不开法律文本自身所释放的意义。而这种意义一般情况下就是立法原意。同时，受解释者主体选择性的影响，这种再认识的结果又与立法原意必然会产生冲突。因而从解释学的角度而言，我们不能否认立法原意的存在，但又必须承认人类认识的特性对认识结果所产生的影响。

第二，客观说与罪刑法定的关系

客观说所受到的最大诘难就是它与罪刑法定的冲突。对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罪刑法定略作说明。

早期的罪刑法定采绝对主义。这在1791年《法国刑法典》中得到体现。[12]但事实证明，这只是启蒙思想家们的一种天才的设想。1810年《法国刑法典》即对之进行了修正，从而开始转向相对罪刑法定主义，并很快风靡世界至今。由相对罪刑法定派生出的诉讼程序上的“无罪推定”和“疑罪以有利于被告”原则在欧洲大陆也很快得到理论界和司法实践的认同。根据上述原则，在法律适用上，法官可以在法律规定含糊时，做出有利于被告的推定。而笔者认为，从罪刑法定产生的历史背景看，其核心内容即是无罪推定。罪刑法定的价值与其说是为追究犯罪提供了依据，倒不如说是为防止滥用司法权而设的屏障。另一方面，对罪刑法定中的“法定”应如何理解？依照绝对的罪刑法定原则，法律的规定必须是非常明确的。“当一部法典业已厘定，就应逐字遵守，法官唯一的使命就是判定公民的行为是否符合成文法律”[13]，“刑事法官根本没有解释刑事法律的权利，因为它们不是立法者”。[14]。依照这样的理念，刑法条文的每个词汇的意义及由这些词汇构成的句子的含义都必须是确定无疑的，否则它就将因其无法操作而失去意义。但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吗？我们暂不说立法者在立法技术上有时故意对某些原则性的问题持模糊的态度，即使立法者意欲对某一判断做明确表述，但他们能保证法官和公民在对法律条文的理解上保持完全一致吗？而法官和公民对法律条文的理解，是法律产生实际效力的源泉，我们不能指望一部不被人们理解的法律能够得到切实的执行。由于立法者意欲法定的东西对法官和公民而言并非完全确定，因而所谓的罪刑法定也只能是相对法定。既然罪刑法定并不是绝对的法定，那么，由法律文本所释放出的意义就包括两部分：意义确定的部分和意义不确定的部分，前者指一般不会产生歧义的法律规定，后者则相反。如果可以从量上对二者进行比较的话，立法技术越高，立法者、司法者及公民的法观念越趋向一致，前者在法典中所占比例就越大，反之就愈小。原因在于，全体公民在法观念上的一致是立法者与公民进行意思沟通的前提，如若双方在很多方面都不能达成共识，呈现在公民面前的法律就可能被视为“异物”。因为公民的观念与立法者的观念是不一致的，他们无法理解立法者的意图，而现代法治的理念要求罪刑法定不能是立法者单方面的意思表达，真正实现罪刑法定的理念，还必须能使公民对法律有深刻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树立起对法律的忠诚的信仰。

如果从上述思路出发，客观说与罪刑法定并不是当然对立的，毕竟“人是被决定向着非决定论的”，法官也是人，在解释法律时，一方面他要受法律文本的决定，另一方面他又有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只要其理解没有明显地与法律文本自身所释放的意义相背，我们就不能认为他违背了罪刑法定。

第三，从利益衡量的角度，刑法的安全价值与公平价值，保障机能与保护机能，哪一个更重要？

刑法的安全价值与保障机能具有相同的价值目标，它重视法的稳定性，强调要不折不扣地依立法者意思适用法律，认为如果允许超越立法原意来适用法律，势必会导致法律的滥用。在法律被滥用的情况下，公民的权利就难免受到侵犯，法律的保障机能就无以可言。可见，强调法的上述机能，在逻辑上就必然得出“恶法亦法”的结论，法的公平价值和保护机能则注重法的公正的结果，即使该适用超越了立法原意而有损于法律的安全性，那也是适当的。同时，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它对社会实际需要的满足和对社会正常发展的保护，如果法律不能满足社会实际需要，不能保护社会的正常发展，这样的法律就不是“良法”。因而强调法的公平价值与保护机能与“恶法非法”的观念是一致的。

笔者认为，对刑法价值的选择具有历史性的特点。针对欧洲中世纪的罪刑擅断，启蒙思想家们提出了罪刑法定这一原则。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相适应，他们重视的是法的安全价值和保障机能。那时，公民对法的认识是肤浅的，他们不能理解法的真正含义，而只是消极地服从。为了避免使他们遭受“莫须有”的惩罚，就只能从限制刑罚权的发动上寻找出路。罪刑法定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选择。而当人们对法的认识不断深化时，他们已不满足于被动地服从法律，而开始追问法律为什么这样规定，这种追问源自于人的与生俱来的观念——正义。正是在对法律的不断追问中，我们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法治社会。我们对法的价值进行了重新定位，确立了“正义是法的实质和宗旨，法只能在正义中发现其适当的具体的内容”[15]这一命题。但刑法的安全价值应处于什么地位？笔者认为，相对于刑法的公平价值和保护机能，前者处于“手段”地位，易言之，二者之间是一种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在法的所有价值中，它的正义价值应居于首要地位，因为正义乃是法的“合理内核”。

以上笔者从观念上简单探讨了法的安全价值和公平价值的关系。而且在笔者看来刑法的上述两种价值不可能实现完全的协调，二者之间总是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冲突。解决这一冲突就是刑法解释当然的任务。诚然，法律解释发生在法官审理案件过程当中，但法律解释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实体法而不是程序法，在立法价值中，正义公平是立法内在的崇高道德准则，虽然立法价值主要是隐含在法律文本当中，但同时它也通过法律的结构和实效体现出来，法律解释的任务就是发现这一道德准则，而需达到这一点，仅凭对法律文本机械的解释是不可能的，它需要法官对刑法精神的深刻领会，并在法官与法律文本的交流中寻求这一价值。

从前述分析出发，结合客观说的基本主张，笔者认为，客观说与罪刑法定之间并不是当然的对立关系，易言之，传统观点对客观说的攻击在笔者看来理由并不充分。相对于另外两种观点（主观说和折衷说），认为客观说更可取。因而，在刑法解释的基本思想上，本文基本赞成客观说，但同时对其作如下限定：

其一，应当承认立法原意的存在，解释者应立足于法律文本并受其制约。承认立法原意存在与绝对忠实于立法原意并非完全一致，道理已如前述。法律文本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体现立法意图。但解释者对法律文本的理解在多大程度上接近立法意图，既受立法技术的制约，又受解释者自身对法律精神的理解的限制，前者是客观的，后者是主观的，主观与客观的结合，构成了法律文本的实际意义。

其二，刑法解释中主观的因素应受刑法的价值目标和基本原则的限制。针对法律文本在意义上的相对不确定性，解释者应从公正、谦抑、人道的立场出发，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也即是说，当法律文本因其自身的模糊性而可能有两种相反的意义时，解释者应从刑法谦抑的角度进行解释，尽管有时可能与所谓的立法原意相冲突。这一点是刑法解释不同于其他法律解释的显著特点。强调该点是基于以下考虑：在私法领域，因诉讼双方地位平等，法院是作为“主持公道”的身份并借助国家权威对纠纷双方作出裁判。法官就象家长给自己的孩子评理一样，尽可能找出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因而在适用法律上，法官更多的是强调技术因素，并积极地从法律文本中发现规则，甚至创造规则。但在刑法领域，由于国家和犯罪嫌疑人在诉讼地位上并不平等，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冲突。法官虽然也是在主持公道，但它是替国家讨回公道。因为法官并不是消极的仲裁人，他仍是站在国家立场之上的。这样，法官与被告人之间就类似于家长追究孩子责任一样。国家在刑罚权的发动上，应体现出自己的某种“仁慈”。因为，一旦对被告人适用刑罚，就会对受刑人带来极沉重的负担，而且适用刑罚的后果又往往具有不可挽回性，因而，刑法只应作为国家的一种不得已的被动反应，即只有在非用刑罚不可时才动用刑罚权。刑法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在进行刑法解释时，法官不能创造不利于被告人的法律，相反，他却可以依据事实及对法律的理解作出无罪和轻罪推定。这是实现刑法公平价值的当然要求。虽然这样的结果可能使法官具有了某种“造法”的权利，但实际上，从刑法规范的意义上来说，法官又恰恰不是在造法，因为刑法规范中一般是以义务为立足点的，违背了法定的刑法上的义务，才可能适用刑法，而无罪和轻罪推定的出发点则是立足于被告人的权利的。

其三，法官应规避“恶法”，趋向“良法”。此处所指“恶法”包含两种情况：其一为内容相对确定的对被告人带来不公正处罚可能的法律规范，其二为内容相对不确定的，即由法律法规的模糊性而可能导致作出不利于被告人解释的法律规范。“恶法”来源于立法技术的粗糙与法律观念的变化。由于它带有对犯罪嫌疑人正当权利不当剥夺的可能性，法官在具体适用法律时就应规避这种恶法，趋向良法，规避不是积极的对抗，而是消极的服从。具体说，如果属于上述第一种情况，法官应根据刑法典中其它条文的规定来对抗这种恶法，那怕这种根据并不是完全充分。由于前文所述所谓具有相对确定含义的法律条文的确定性只是相对的，这时，援引其它的与这种规定相左的规定，就应当被认为并没有违背罪刑法定。如若属于上述第二种情况，即在法律规定比较模糊时，法官应当然地作出有利于被告的推定，因为这种推定是当然的不违背罪刑法定的。总之，面对“恶法”由于受罪刑法定的限制，法官不应也不能公然对抗法律，但他却可根据他对刑法精神的深刻领会规避它并从其他法律规定中寻找支持他作出的有利于被告推定的选择的根据，并以此求得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协调，这既是现代刑法理念的要求，也是我们实现法治的必然选择，并且，只有这样，才能在坚持程序正义优先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实体正义。

二、刑法解释的主体——树立法官的绝对权威

篇8

关键词：统一性；科学理论；臻美原则

统一性思想，是人类思想领域里最早萌芽、经久不衰并最富有魅力的思想之一。它不仅是哲学的基本思想，而且也是自然科学的基本思想。古希腊早期的原始唯物主义思想，在自己的萌芽时期，就十分自然地把自然现象的无限多样的统一性看作是不言而喻的，并且在某种具有固定形体的东西中，在某种特殊的东西中去寻找这个统一。古希腊泰勒斯的水，我国古代的元气等，都曾被当作物理世界的统一本原而令人激动。

一、科学理论统一性预设

所谓科学统一性原则，就是指科学家在构建科学理论体系时，除了确保其具有客观真理性、全面性和逻辑性以外，还必须追求理论体系是以—定的结构形式而成的合规律的系统，其组成要素都应处在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之中，从而使诸要素以其不同作用组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不管它的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都应符合事物自身的内在逻辑。

世界的统一性思想，对于富有理性思维能力的人来说几乎是不言而喻的。恩格斯早就指出，世界上任何事物之间既有质的统一性，又有质的差异性。统一和差异是客观事物内在的一对基本矛盾，是反映客观世界的两个重要侧面。统一性思想的哲学依据即是客观世界的统一性，它认为客观世界的统一性无时不有，无所不在，它不仅普遍存在，而且不可穷尽。正是这个统一性思想，数千年来激励着无数的自然科学家去探索那隐蔽在纷繁复杂、干变万比的现象世界背后的壮丽统一，渴望着用数学的语言、逻辑的体系，完备而统一地构造出整个和谐的宇宙图景。如物理学家们在探索物质结构与物质运动形式过程中，总是力图揭示物理现象之间的内在的本质联系，力图揭示物理现象之间的同一性、统一性或共同性，从而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统一的理论体系。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实现物理学的综合，即科学的综合。物理学的各个组成部分，无一不是科学综合的结果。每一次科学综合的实现，都使物理学理论达到新的水平。一部物理学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部科学的综合史。从古代物理学到经典物理学再到现代物理学，就是通过科学综合走过来的。与此同时，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推崇统—性思想物理学巨匠。在科学史上高度赞美统—性思想，并在科学研究中自觉而卓有成效地运用统一性思想的物理学家当首推爱因斯坦。他在统一性思想指引下所创造的科学奇迹，使统一性思想在科学界获得广泛的重视和声誉。统一性思想所以能在今天广大自然科学家心目中，成为一个普通的科学思想和准美学方法论原则，爱因斯坦的倡导和榜样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探索自然界的统一性，曾给爱因斯坦带来了无穷的乐趣。他感受到“从那些看来同直接可见的真理十分不同的各种复杂的现象中认识到它们的统一性，那是一种壮丽的感觉。”[1]

二、逻辑统一性原则

所谓逻辑上的统一性原则，就是科学家在构建理论体系时，必须将客观物理世界中的不同事物、不同层次按照逻辑规律集合到物理科学理论形态之中，从而使理论显示出和谐与统一的美。爱因斯坦等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就是在统一性这个准美学原则指导下，在科学理论的构建中获得物理内容逻辑上的统一性的。

篇9

【关键词】 统计学;思想;均值思想;变异思想

统计学是一门方法论学科,是就如何对数据进行加工、处理及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的学科。作为一门方法论学科,对它的基本思想的认识,是深化对统计认识的主要手段,也是更好地使用统计方法的要求。在统计教学工作中,如何有效地将统计基本思想贯彻在日常教学中,是提高学生对本门学科的认识、增强兴趣的重要手段。

统计不好学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在学习中有很多复杂的公式;二是学生对于统计方法的认识还没有完全摆脱中学数学的思维模式和基本思想。其实质就是对统计思想的认识问题。具体说,就是对于统计的学习仅仅从其公式本身去学习,未能深刻体会“为什么”,仅仅着眼于“怎么做”的问题,这就使得学生在学习中难以真正认识到统计的作用而无法运用。

一、统计思想的基本理念

统计思想是指在统计工作和统计理论研究中必须遵循的基本理念和指导思想。它是建立在基本世界观基础上的。统计对世界认识的基本观念主要有:数量观、总体观和推断观。这是统计认识世界的出发点,是统计工作和理论研究的思想指南,也是统计工作和理论研究的基本思维模式。

(1)数量观。任何事物都是质量和数量的统一,数量观要求统计学从事物的定性认识出发,研究事物总体数量方面的特征,达到认识事物的发展趋势及其变化规律。这不仅要求提高对事物数量特征方面的认识,也提出了将数学知识应用于统计中的思想。

(2)总体观。统计要认识的对象是一个总体,必须是许多事物的集合。统计的总体思想使统计始终要站在研究对象的整体角度来看问题,要对总体中各单位普遍存在的事实进行大量观察和综合分析,得出反映现象总体的数量特征。总体现象是相对稳定的,表现出某种共同的倾向,是有规律可循,社会现象的规律通常具有总体的性质。

(3)推断观。统计研究主要基于对现象的规律性的认识,从这个角度讲,规律所寓于的对象是无穷无尽的,所要观察的群体总是有限的,总结出来的规律,对整体现象的判断都是基于推断。推断思想告诉我们认识的世界是无限,如何利用已知的某些信息来推断这无限世界中的一些规律、特征。推断有两种情况:由已发生事物的部分推断整体;由已发生的事物推断未发生的事物。但无论哪种情况,所推断的对象和结论都是客观存在的,只是人们还没有认识而需要去认识而已。有些推断是无法对总体进行全面检验的,前者如验血、破坏性产品试验,后者如城镇居民生活水平、价格变动调查等。推断思想是一种利用现有信息进行的概率推理。抽样推断是统计推断思想的集中体现。

从具体统计分析方法来看,统计的基本思想包括均值的思想、变异的思想、估计的思想、相关的思想、拟合的思想和检验的思想。

二、统计的基本思想

(一)均值的思想

均值的思想涉及统计理论的方方面面,它是统计的基本思想。均值集中体现了统计认识事物的基本过程和基本观点。统计是研究总体的数量特征。在描述总体的数量特征时,我们的重点往往在于总体的一般水平,不是个体水平或总体总量水平。个体的数量特征中往往包含了偶然性因素的影响,总体总量水平往往又受到总体范围大小的影响,不能有效地反映统计总体的一般水平。相对于个体,用一般水平能够较消除偶然性因素的影响,表现出总体内在的特征。这在统计上体现为平均指标,通过均值来反映数据的集中趋势。

(二)变异的思想

没有变异就没有统计。虽然统计的目标在于寻找总体的一般水平,即寻找个体中具有一般性的规律,这种认识过程是从变异出发。变异反映的是事物变化的偶然性,反映变异的基本指标是方差。

(三)估计的思想

用样本推测总体是统计分析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无法或很难得到总体数据,只能利用样本的资料来推断总体,用样本来推断总体,达到对总体的系统性认识。

(四)相关的思想

所谓相关的思想就是体现事物间的关系,也就是哲学是普遍联系的观点在统计中的应用。它既反映了事物之间的联系,又反映了这种联系的不确定性,客观地体现了事物之间的真实关系。

(五)拟合的思想

拟合实质是对事物间不确定关系的一种抽象的反映。这种方法就是对规律或趋势的拟合,其基本出发点是对偶然性的消除,最终反映出偶然背后的必然。拟合的成果是模型,反映一般趋势,趋势表达的是“事物和关系的变化过程在数量上所体现的模式和基于此而预示的可能性”。

(六)检验的思想

统计分析方法是基于归纳的方法,是一种从个体到总体、从局部到全部的过程。其结论由于所选择的个体的不同(即样本的不同)必然具有差异,即必然包括偶然性,在建立模型时,由于偶然性的影响,需要基于一定的假设。其结果的可靠性是需要检验的。所谓检验就是基于样本数据而对总体做出了一定的假设,对这个假设的正确性进行检验。

三、对统计思想的认识

在统计的思想中,最基本的是均值的思想和变异的思想。

(一)从对事物的数量特征的认识来看,统计是从特殊到一般的过程,从个体到总体的过程

一方面我们从个体出发,要找出事物的一般性的、带有本质的特征,这是我们统计方法的最终目标;另一方面个体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不能对其仅仅是消除了事,必须要对这种差异进行如实的反映。这种差异同时也是对总体一般水平(即均值)所具有的效果的一种评价。均值和变异从相反的角度全面地反映了总体的基本特征,有均值就有变异,二者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总体的基本特征,缺一不可。

(二)其它的思想中均离不开均值和变异

从估计思想来看,在估计过程中不能离开均值。在用样本估计总体时,只能用样本的一般水平来估计总体的一般水平,不可能用样本的总规模来估计总体的总规模,即对总体数量特征的估计往往体现为对总体均值的估计,对估计结果的检验却离不开变异,几乎所有的假设检验都是基于离差。虽然假设检验无论从指标上来看,还是从目标上来看或是从基本出发点来看,都表现出了很大的差异,但究其本质来看,都是建立在对离差大小的评价基础上。

(1)相关的思想。统计中的相关包含两个要点:一是变量间具有联系;二是这种联系的不确定性。而通过均值来反映变量间的联系(即变量间消除了偶然性因素后的联系),用变异反映联系的不确定性。

(2)拟合的思想。在拟合对事物不确定性关系的反映中,首先是反映事物的一般关系,即消除了偶然性因素影响的关系。在拟合模型的过程中,不同的方法具有不同的模型,但同样,各种模型的拟合过程中,其消除偶然性因素的方法均基于均值的思想。

(三)其它各思想之间的关系

相关思想是拟合思想的基础,估计的思想是检验思想的前提,四个之间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在实践中,需要对相关关系进行反映和描述,并据此来认识事物发展的本质规律;认识相关关系的方法就是拟合模型;在拟合模型时,往往是利用样本资料来估计总体模型;由于样本中存在的偶然性,使得我们必须对样本模型进行假设检验。

对于统计学思想的认识是掌握和应用统计方法的重要基础,也是提高统计应用水平的重要前提。

参考文献

[1]李金昌.关于统计思想若干问题的探讨[J].统计研究.2006(3)

[2]陈福贵.统计思想刍议[J].北京统计.2004(5)

篇10

[关键词] 大学；数学课堂；极限思想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9-6043（2016）12-0161-02

极限思想起源于我国。公元前三世纪，就有刘徽利用割圆术来精确计算圆的面积，这是极限思想在几何学上的应用。还有很多实际问题，如瞬时速度、切线斜率、曲边梯形的面积、曲顶柱体的体积、变力做功、流体的流量等，都是极限思想的完美体现。在解决实际问题中逐渐形成的这种极限方法，已成为研究大学数学教学的一种基本思想方法，比如，在经济数学中，我们可以利用极限的思想对产品的长期价格做出预测。

例：设一产品的价格满足P（t）=20-20e-0.5t（单位：元），请你对该产品的长期价格做出预测

所以该产品的长期价格为20元

这种无限逼近的极限思想本身是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思想的，它是过程与结果，近似与精确、有限与无限、微分与积分、一般与特殊、量变与质变的对立统一[1]。下面我们分别赘述一下这些辩证关系，这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大学数学的教学是大有裨益的。

一、极限思想是过程与结果的对立统一

如有极限。在x无限趋近于x0的过程中，相应的函数值f（x）反映了的无限变化的过程，而极限A反映了f（x）无限变化的结果。每个f（x）都不是A，这是过程与结果的对立；而xx0时，f（x）转化为精确值A却又体现了过程与结果的统一。

二、极限思想是近似与精确的对立统一[2]

高等数学在给出定积分、重积分线面积分的定义时，都是三步，即分割，近似作和，取极限。第二步“近似作和”与第三步“取极限”就体现了近似与精确的对立统一。

经济学中的弹性概念也体现了这一辩证统一关系。一般说来，只要两个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着函数关系，我们就可用弹性来表示因变量对自变量变化的反应的敏感程度，即它是两个变量各自变化比例的一个比值，它是无量纲的，不同于经济学中另外一个重要概念“边际”，“边际”说白了就是经济学中因变量对自变量的导数，它是有量纲的。举个例子：

可见，弹性概念体现着近似与精确的对立统一。

四、极限思想是微分与积分的对立统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家电业迅速崛起，考察一下日本家用电器界建立的电饭煲销售模型。记时刻t已售出的电饭煲总数为x（t），由于已在使用的电饭煲实际上起着宣传品的作用，粗略地假设每一个售出的电饭煲在单位时间内平均吸引k个顾客，那么在t+Vt时刻电饭煲销售的数量为

可见，我们用极限的方法得到了一个电饭煲销售模型，而过程中体现了微分与积分的对立统一。

五、极限思想是一般与特殊的对立统一

以经济学中的复利为例。复利是将到期后的利息，纳入本金继续产生利息的结算方式，设本金A0，年利率为r，如果一年n期计息，t年后本利和为

可见，我们用取极限的方法得到了连续复利这一特殊模型，但实际上这一模型反映了现实世界中许多事物增长和衰减的规律，例如植物的生长、人口的增加、机器折旧等，从而它又具有一般性的指导意义。

六、极限思想是量变与质变的对立统一

例当推出一种新的网络游戏时，其销售量与时间的关系为

即当t+∞时，销售量为0，说明，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发生了质变，即当t+∞时，购买此游戏的人会转向购买其它游戏。

以上这些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思想，是大学数学的灵魂。

著名数学家B.Demollins说：“没有数学，我们无法看透哲学的深度；没有哲学，人们也无法看透数学的深度；而若没有两者，人们就什么也看不透。”数学的发生，发展及其自身无不反映着唯物辩证的精神，所以我们在教授大学数学课程时，要适当地提示数学知识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对学生进行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教育，这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品格和素养。即我们不但要着眼于数学的工具品格，而且也要看重数学的文化品格。

[参 考 文 献]

[1]张谋，魏曙光，易正俊.高等数学教学中数学思想的渗透[J].高等理科教育，2015（1）

[2]关文吉.浅谈《高等数学》课的教学方法[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