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决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外直接投资决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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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经历了初期的孕育、中期的探索、发展期的稳步推进和近期的调整几个阶段。根据中国贸促会研究院2018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研究报告》，近10年，我国对外投资年均增长27.2%，2018年1—7月，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652.7亿美元，同比增长14.1%。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显著增大了沿线国家（地区）与我国企业之间的各年度投资流量。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经过数年的结构化调整后，分布更加合理，结构日益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方向也由资源获取型向构建全球价值链和技术引导型转变。

二、国企对外直接投资竞争决策分析研究

受世界经济影响，2017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出现大幅下滑。进入新时期后，国内企业着眼于经济全球化，“走出去”的步伐全面加快，面对经济新常态，为了减少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国有企业需对所投资的国家进行战略性分析，在兼顾投资策略差异性的同时，着重分析当前对外投资面临的新形势，减少由于破坏性竞争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造成的影响。

为此，企业需要从系统化的角度以长远性的目光来重新审视对外直接投资。据《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8）》显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重心将偏向欧洲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市场，特别是在基础设施领域、能源领域、航路交通等领域的合作与发展将影响着企业资源的配置，多元化的投资调整和复杂的外部环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竞争决策。国企投资者在目前特殊投资阶段更需要格外重视最佳投资区位的选择，唯有如此，才能全面助推国企对外直接投资的良性发展。国企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需关注如下竞争决策。

（一）构建对外直接投资竞争决策模型

对外直接投资竞争决策理论主要为两类，一类是实物期权的基本理论，一类是传统的投资决策基本原理。实物期权的基本理论排除了针对其他企业与该投资企业之间的博弈分析，而是集中于分析单一性的企业决策与企业投资对策，不必注重自身与其他企业之间的投资关联性。传统的投资决策基本原理依照企业投资领域的传统理论思路，给出的各项投资决策都是可以确定的。一般而言，企业投资决策在根本上遵照净现值的基本原理，对决策者而言，只需要给出相应的投资决策即可，而不必再去对其予以修正或者进行决策评估， 但从实际企业投资的视角来看，需要在原有的投资模型中适当融入不确定的多种投资条件。并且，重构投资模型还要参照实物期权的全新企业投资模式。因此针对跨国性的企业投资而言，全面优化现有的投资决策模型具有重要意义。

具体在重构现有的投资模型时，关键在于将直接投资风险纳入模型分析中，并且将其中的决策变量限定为多种要素的不确定性。通常来讲，不确定要素主要涵盖了初始投资条件、企业投资成本与未来市场价格。因此从实物期权的角度来讲，企业在某个投资阶段可以获得的实际收益将会直接决定于上述各项基本要素。投资决策模型赖以存在的核心与基础应当在于不确定条件，并且确保该模型能够完全匹配市场竞争状况以及垄断状况下的企业投资现状。

国企在构建投资决策模型时，首先应当假定为V的项目总价值，并且設计为I的项目投资总体成本。也就是说，对于沉淀成本应当将其表述为I。在此基础上，企业针对V的项目价值以及I的沉没成本探寻二者的最佳吻合点，并且将其作为最佳的投资模型假设。在建模过程中，企业将会用到项目价值的标准差、预期的对外投资增长概率以及投资增量等相关因素。对于模型分析来讲，应当能够确定其中的投资成本与项目价值，并且将不确定要素设计为未来的项目价值。

（二）凸显国企直接投资多元化转型策略

国企要获取综合竞争优势，必须转变传统的投资方式，在对外直接投资中采取多元化的投资策略。

关注协调沟通，健立投资信息领域的全新服务体系。当前国企对外投资需要应对多变性与复杂性更强的对外投资新环境，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决策风险的多种不确定性显著增加，需要国企对自身投资行为带来的多层次影响进行精确分析。由于不同的国家国情有别，突出表现为各国政局的波动性，国企需密切跟踪投资所在国的某些政策变动，关注东道国当前的整体投资氛围与投资环境，同时还需广泛搜集现阶段竞争国企业的信息，形成有效的风险规避系统，对于被投资的地区有必要重构企业现有的协调与沟通机制，达到切实保障我方权益。

制造业范畴内的国企有必要维持自身特有的综合竞争优势，从而全面达到金融业整体投资水准提升的目的。国有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中，有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尚未建立较完整的国内工业体系。但与此相反的是我国制造业优势突出，因此，国企有必要在这些国家或地区重构建材行业、钢铁行业以及富余产能的全新投资布局，因为这些国家或地区能源与资源丰富，若能充分发挥企业现有的制造业独特优势，则可增加更多的投资点，逐步健全企业现有的投资信用体系，如此，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将会达到更高层次的投资便利性与金融服务性水准。

非国有企业应增加海外投资份额。针对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建设情况，有关部门应摒弃单纯扶持国有企业的片面思维，可针对非国有企业在适当范围内予以更大的投资政策扶持力度。国有企业并非能够适合于目前所有的海外投资项目，需依托多元化的海外投资主体，在对外直接投资竞争决策过程中，民营企业以及其他各类的非国有企业都应发挥自身的独特优势，创建多元化的全新对外投资模式。目前，某些国企海外投资项目亏损严重，若要在整体上达到优化全球资源配置的宗旨与目标，则需对跨国性的多种非国有企业开展全方位的培育，鼓励其在更广的范围内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三）增强国企综合性竞争实力

国内企业自身如果不具备较强的竞争实力作为保障与支撑，即便参与了对外直接投资，也很难实现最优投资收益。国企应秉持如下的主要思路增强综合性与整体性的企业竞争实力。

首先是国企在进行投资东道国的选择时应确保投资的科学性，准确评估企业自身的投资能力。国企要着眼于灵活选择特定的对外投资区域，最好优先选择经营经验较为丰富并且整体实力较强的投资东道国。同时，国企还应逐渐整合现有的对外投资资源，做到紧密衔接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唯有如此，才能拥有相对更强的盈利能力与经营效率，最终达到优化与升级企业自身结构的目的。

其次是国企应当注重于风险管理和海外运营的综合实力增强。进入黄金的对外直接投资期后，国企尤其需要具备更强的海外运营实力、跨国竞争实力和風险管理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持国企对外投资的平稳状态。就目前而言，国企有必要科学地评判当前海外市场基本动态，强化自身的组织管理、企业技术创新与培育全新市场的综合实力。在软实力方面，企业应储备更多的后续力量，逐步达到健全企业管理体系的宗旨与目标，通过建立综合性的投资风险评估体系，确保顺利施行多种多样的对外投资项目。

最后是适度降低东道国对国内企业设定的投资壁垒，同时应强化建设更广范围的对外直接投资平台。国企应遵照共赢与共建的基本思路强化不同国家间的企业协同与配合，同时更要尝试建设更多的跨境产业区和经贸合作区域。东道国企业和国企间若能协调配合，国企不但可以积累对外投资的丰富经验，而且还可以很好地融入当地社会，从而有效化解潜在的对外投资矛盾，规避投资风险，取得强化互信的良好投资效果。此外，国企通过建设全方位的企业投资平台，将有助于投资壁垒的显著降低和企业协作关系的不断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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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外国直接投资（fdi）一直在快速增长。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报告，1999年全世界的外国直接投资达8650亿美元，2000年预计已超过10000亿美元。近年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手段之一，并在不同程度上制定了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但是，各种优惠政策具有完全不同的激励外国资本进入的效应。

一、税收优惠是东道国通过各种手段减少外国直接投资者税收负担的政策措施，几乎所有的欠发达国家和许多发达国家都以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吸引潜在的外国直接投资者。但是，税收优惠对投资者决策产生的影响程度、税收优惠的作用机制却仍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其中，关于税收优惠在影响投资者决策的权重问题，一般性低税率和特殊的暂时性优惠的效果问题，税收优惠对吸引不同类型的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差异问题，是各国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首 先需要考虑的问题。

一般认为，政策稳定、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可得性、市场规模、税收优惠、基础设施以及东道国对投资者的态度等，对直接投资者的决策都会产生影响。但是，在一系列影响因素中到底哪一个因素在起着决定作用？税收优惠的吸引力是否会被其他因素所抵消？这些都是人们所关心的重点。早在1955年，美国经济学家巴洛和万德就开始着手研究影响跨国公司投资决策的决定因素。他们通过对美国247位外国投资者的调查发现，只有10％的投资者把税收优惠作为影响投资决策的首要条件，而对投资决策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的顺序是：货币的可兑换性（57％）、政治的稳定性（39％）、市场容量和资源的可得性（26％）。另一项由罗宾逊主持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205家跨国公司的投资者认为，政治的稳定、政府对私人企业的态度、经济和金融的稳定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在面临关税或外汇壁垒的情况下，影响投资决策的非政策因素是市场份额，影响投资决策的政策性因素是所有权管理和组织的繁琐管制、东道国对外国企业的歧视性态度，税收优惠政策被排除在投资者所考虑的因素之外。罗斯和克雷斯滕森（1959）发现在墨西哥的27项外国投资中，只有一个项目的投资者曾经把税收优惠作为潜在的决定因素。有学者在1967年对牙买加的55个外商直接投资项目进行的调查中发现，只有两个项目的投资者把牙买加的税收优惠作为他们在牙买加投资的决定因素。

但是，1980年以来却有更多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1985年，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对10个国家74个外国直接投资项目进行了调查研究，其中有50个项目（67％）的投资者认为，他们对投资国的选择完全取决于该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如果这些国家没有相应的税收优惠，他们极有可能投资于其他国家或通过出口供应当地市场。另一份对欠发达国家295个公司的研究（1990）表明，东道国的税收优惠是决定跨国公司投资区位选择的第二重要因素，排在汇款限制之后，60％的公司把东道国的税收优惠视为关键因素，只有1％的公司认为税收优惠是可以忽略的。

这表明，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各个因素的位次已经发生了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前，投资者比较注重投资环境，税收优惠是投资者较少考虑的因素，有些投资者甚至完全不考虑税收因素。但随着东道国投资环境的普遍改善，投资者转而注重投资的成本——收益问题，税收因素因此被提到重要的位置。如对阿根廷外国直接投资者的调查显示：1961和1971年，税收因素被排在所有影响直接投资决策因素的第七位，而80年代以后，税收因素就上升到了第一位。我们可以认为，税收因素在外国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中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当然，应该指出，税收优惠并不影响投资者是否在海外进行投资的决策，只是当海外投资已被决定、在进行投资国别选择时，东道国税率的高低才对投资者有较大的影响。 税收优惠有许多表现形式，如减免所得税、免税期、扩大投资和再投资补贴、特殊扣除等。在这些优惠措施中，究竟是一般性的低税率优惠还是特殊的暂时税收优惠更能吸引外国投资者呢？从对许多案例的分析来看，东道国在税收优惠政策的选择上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政府采取一般性的优惠手段还是特殊的优惠手段，其效果是不一样的。一般而言，对投资者产生较大影响的是一般性的税收优惠政策。特殊的税收优惠只能针对个别项目，对大多数投资者而言，获得特殊税收优惠的机会很有限，效果也非常有限，而一般性的税收优惠是每个投资者都能享受和把握的。另一方面，投资者希望有一个相对稳定、政策透明的投资环境，特殊的税收优惠可能导致对税收政策的曲解，并由于对优惠政策不恰当的使用而难以使应有的优惠落到实处。因此，对潜在的投资者而言，一般性的税率降低比特殊的税收优惠或投资津贴更重要。

事实上，除了一般性优惠手段和特殊的优惠手段会出现效果的差异外，对不同类型的外国直接投资，税收优惠的效果也会不一样，最典型的是在出口导向型和进口替代型投资上的差别。对进口替代型的投资者而言，是否进行投资主要取决于当地市场的规模和条件，他们往往只考虑两个问题：（1）他们是否有超过当地企业的竞争优势。（2）直接投资是否比简单地向这一市场出口产品更有利。由于投资者的竞争对手主要来自于当地企业和在当地投资的其他跨国公司，而每个竞争者都可以享受到相同的税收环境。因此，东道国是否有税收优惠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但在出口导向型的投资中，生产成本对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东道国的税负越低，生产成本就越低，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就越强。在决定一个特定的项目是否值得去投资时，除了考虑政策的稳定性和有效率的、廉价的劳动力的可得性外，税收优惠就成为投资者考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东道国的税收优惠是否会被双重征税所抵消？许多国家对本国居民的所有所得征税，在海外投资取得的利润往往被包含在母国公司的所得中，构成母国征税的基础。有些在东道国得到的税收减免反而构成对外投资国的税源，这样，东道国的税收优惠非但不能刺激投资者，反而成为东道国向母国提供的一种津贴。如果这样，东道国的税收优惠对投资者是没有价值的。但是，由于大多数资本输出国都准许税收饶让，在与欠发达国家签订的税收协定中，允许在东道国获得的税收减免作为本国税收抵免的一部分，这样看来，税收优惠对投资者仍然是有价值的。即便没有税收饶让，投资者的利润在没有汇出之前，可以较长时期地得到东道围的优惠；如果投资者不将利润汇回国内，就能无限期地享受到税收优惠的好处。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定了许多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对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税收优惠政策实施较早的东南沿海地区，外资数量远远超过了内地。大量的调研资料也表明，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对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我国是否要继续执行税收优惠政策呢？从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态势看，回答应当是肯定的。为了达到引进外资、加快技术进步和推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预期目标，我国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必须通过制定和实施各项税收优惠政策来有效地引进外资。结合我国引进外资的战略目标和国际资本的变化趋势，我国在制定和实施各项税收优惠政策时主要应考虑以下因素：

（一）处理好税收优惠与投资环境的关系，充分认识到我国引进外资的关键仍然是改善投资环境

按照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定义，优惠是指政府提供给特定企业的任何可衡量的经济方面的利益，由此可以提高特定外资企业的收益率，或降低其成本或风险。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区分优惠与投资环境要素之间的差异，优惠并不包括诸如基础设施、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法律制度、企业经营制度、利润的汇回或国民待遇等因素。毫无疑问，这些政策或者基础设施会影响跨国公司的投资区位决策，但从实质上说都不是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优惠，而是涉及一个国家的投资环境问题。只有在外资企业的其他生产经营条件已经具备的情况下，各种优惠政策才具有实际意义。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依靠竞相给予外商优惠来引进外资，投资环境的改善同样十分重要。

（二）必须认识到产生税收优惠政策效应的有效条件，重视其他政策的搭配与组合

应当看到，税收优惠在影响外国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决策中作用的有限性，其他政策如政治稳定性、政府对私人企业的态度、经济和金融的稳定性以及对外国控股企业的非歧视性等政策因素同样重要。税收优惠措施的效果取决于许多条件，同时还需要各级政府和政策的协调。只有税收优惠而缺乏其他相应的政策，投资者从税收优惠中得到的利益往往会被其他负面因素所抵消。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引进外资的政策中，注意税收优惠与其他政策变量与非政策变量的配合。

（三）必须考虑税收优惠的效率与代价，审慎地利用税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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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区位分布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占当年全球流量、存量的5.2%和1.6%，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名列按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五名，存量位居第17位。截止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共分布在178国家（地区），投资覆盖率达72.7%。在如此快速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情况，即企业到何处去投资是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分布现状

1、投资存量分析

截至2010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3172.1亿美元，位居全球第17位。亚洲、拉丁美洲是存量最为集中的地区，分别为2281.4亿美元（占总存量的71.9%）和438.8亿美元（占13.8%），大洋洲、欧洲是存量增幅最大的地区，其中，在大洋洲的直接投资存量为86.1亿美元，是2005年末的13.2倍。对发达国家(地区)的投资存量占中国对外投资存量总额的9.4%，较上年增加2个百分点。至2010年末，中国在全球178个国家（地区）共有1.6万家境外企业，投资覆盖率达到72.7%。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上来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

虽然截至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突破三千亿美元，但规模与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国相比然仍差距很大。2010年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48433亿美元，英国为16893亿美元，法国为15230亿美元，德国为14213亿美元。2010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仅相当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6.5%，英国的18.8%，法国的20.8%，德国的22.3%。

2010年，中国在亚洲地区的投资存量为2281.4亿美元，占投资存量的71.9%，主要分布在中国香港、新加坡、缅甸、泰国、伊朗等国家（地区）；拉丁美洲存量为438.8亿美元，占投资存量的13.8%，主要分布在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巴西、秘鲁等国家，两区集中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85.7%；大洋洲投资存量为86.1亿美元，占投资存量的2.7%，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西萨摩亚、新西兰等国家；欧洲投资存量为157.1亿美元，占投资存量的5%，主要分布在俄罗斯、瑞典、英国、荷兰、卢森堡、瑞典等国家；非洲投资存量为130.4亿美元，占投资存量4.1%，主要分布在南非、刚果、尼日利亚、尼日尔、肯尼亚等国家；北美洲投资存量为78.3亿美元，占投资存量的2.5%，主要分布在美国和加拿大。

2、投资流量分析

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继2009年历史最高位的基础上实现了21.7%的快速增长，达到688.1亿美元，年度流量首次超过日本（562.6亿美元），英国（110.2亿美元）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2002—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速度为49.9%。中国对世界上主要经济体投资增幅比较大，其中对欧盟直接投资为59.63亿美元，同比增长101%；对东盟44.05亿美元，同比增长63.2%；对美国13.08亿美元，同比增长44%；对俄罗斯5.68亿美元，同比增长63%；对日本3.38亿美元，同比增长30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1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地区）达到9个，占到我国对外投资流量总额的84%。其中，对香港中国香港的投资为385.05亿美元，占当年投资流量的56%；对英属维尔京群岛的投资为61.2亿美元，占当年投资流量的8.9%；对开曼群岛的投资为34.96亿美元，占当年投资流量的5.1%；对卢森堡的投资为32.07亿美元，占当年投资流量的4.7%；对澳大利亚的投资为17.02亿美元，2.5%；对瑞典的投资为13.67亿美元，占当年投资流量的2%，对美国的投资为13.08亿美元，占当年投资流量的1.9%；对加拿大的投资为11.42亿美元，占当年投资流量的1.7%；对新加坡的投资为11.19亿美元，占当年投资流量的1.6%。

从地区分布看情况看，中国对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的投资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对非洲的投资较上年增长40%。2010年，中国对欧洲的投资在2009年增长2.8倍的基础上再次实现成倍增长，流量达到67.6亿美元，同比增长101.6%，占流量总额的9.8%，较上年提升了四个百分点，主要流向卢森堡、瑞典、德国、匈牙利、英国等国家；北美洲为26.2亿美元，较上年增长72.2%，主要流向美国、加拿大；拉丁美洲为105.4亿美元，较上年增长43.8%，主要流向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巴西、秘鲁等国家；非洲为21.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46.8%，主要流向刚果、肯尼亚、尼日利亚、南非等国家；亚洲为448.9亿美元，是中国投资流量最多的地区，较上年增长11.1%，主要分布在中国香港、新加坡、泰国、伊朗等；大洋洲为18.9亿美元，较上年下降23.8%，主要流向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存在的问题

近些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但是投资的区位分布尚未达到最优状态，从以上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流量和存量的分析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区位分布不均衡，投资存量高度集中于亚洲和拉丁美洲

由以上区位分布现状可以看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很不均衡，呈现相对集中的特征。据商务部公报统计，截至2010年底，亚洲地区的投资覆盖率最高，90%以上的国家中有中国直接投资企业；非洲覆盖率居第二位，达85%。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已遍布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但从整体上看分布过于集中。这从投资国别（地区）看，近几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最多的前二十位国家（地区）基本无变化，投资流向集中在中国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这三个国家和地区。众所周知，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是世界三大离岸金融中心，著名的“避税天堂”，投资于这些地区虽然可以享受极大程度的税收优惠，但却受制于避税地有限的自然、人力、资本和技术等各种资源，企业的过度集中易导致恶性竞争。同时投资于这些地区的机会成本高，失去了向其他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机会。

2、对发达国家投资偏少，缺乏核心技术

在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历来都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流出地和流入地，而即便在发展中国家里面，以印度为例，其对外直接投资中逾30%也是流向的发达国家，韩国也是以亚洲和北美洲为其对外直接投资的两大最主要目的地。截止2010年末，我国对发达国家（地区）的直接投资存量296.9亿美元，仅占总存量的9.4%。由此可见，中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中投向发达国家的比重过低，这一方面使中国企业错失了部分发达国家成熟而庞大的市场规模，没有充分利用发达国家法制健全、基础设施完善、劳动力素质相对较高等区位优势，另一方面也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中国战略资产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不利于中国企业尽快学习吸收先进技术以相对降低对自然资源寻求型等对外直接投资类型的依赖，不利于中国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中国企业未来的发展潜力。

3、投资主体结构单一

中国从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主体绝大多数是中央直属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此类企业凭借其在国内多年聚集的雄厚资金技术优势，以及独有的政策扶持优势，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始终牢牢占据主要位置。根据商务部《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0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国有企业进行的投资占比66.2%，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虽然私营经济在国内经济中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但是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却只能算是崭露头角，2010年所占比例仅为1.5%。回顾国内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史，民营经济在经营体制、灵活程度以及创造性、经济性等方面，都展现出国营经济无法比拟（下转第162页）（上接第159页）的巨大优势。因此，加快对外投资体制的改革，鼓励广大民营企业“走出去”，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和海外经营，将是促进我国市场经济深化发展、民营企业不断成长壮大的必然趋势。

4、投资区位信息体系不完善

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相对较晚，发展还不够成熟，不少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时，一方面比较难于获取东道国准确详实的区位因素信息，另一方面有的企业自身也没有充分全面地考虑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对目标市场深入调研并进行科学的可行性研究就贸然决策投资，从而容易导致一些投资项目特别是在投资区位选择上的决策失误。由于对东道国投资区位信息体系的不够完善，可能导致国内企业对投资环境、经营风险的评估不准确，从而引起错误甚至盲目的投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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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境外投资 投资风险 风险规避

一、我国境外投资现状

根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02年至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速达52%。“十一五”期间，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增长35%，增速是“十五”时期的4倍。2010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312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590亿美元，同比增长36.3%。截至2010年底，中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2588亿美元。 “十二五”期间，我国将更加重视“走出去”，统筹推进企业对外开展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加工制造、农业等领域的投资合作，培育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使其成为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骨干力量和重要依托。

二、目前海外投资存在的问题及困难

（一）为了取得海外市场，企业盲目投资和无序投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某些企业仅仅为了海外市场规模的扩张，不考虑投资经济效益和环境资源效益，采取低价竞争，从而给国家造了成巨大的损失。例如，中国海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在竞标承建波兰高速公路时，报价不及波兰政府预算的一半，可开工后却发现当地的物资成本远高于预期，只好被迫放弃项目，后续还可能会承担高达2.7亿美元的违约金。

2、海外中国企业之间缺乏协调管理，造成国内企业在同一国家同一项目上的恶性竞争。如今年年初中国南车与中国北车在海外市场争得不可开交。

（二）金融汇兑存在巨大风险

许多国家金融制度极不完善，传统的信用证交易几乎完全不可行，因为商业银行不是拒绝办理，就是拒绝承兑。而采用其它付款方式，如货到付款、付款交单等同样存在钱货两失的风险。还有不少国家实行外汇管制，即使赚了钱也难汇回国，不得不求助于地下钱庄，风险更难预估。

（三）文化差异影响海外市场的拓展

在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面对的最大困难不在于资金、技术或资源整合能力，而在于面对复杂的国际市场环境和众多的利益团体如何进行良好的沟通。但是，由于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的不同，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必然面临文化冲突问题。

（四）国际政局动荡、自然灾害、金融危机等不可抗因素，给我国海外投资带来不小的损失

例如今年2011年3月份，利比亚境内的动荡给中资企业造成了相当大影响。中国在利比亚承包的大型项目总数有50个，涉及合同的金额达到188亿美元。在利比亚的中资企业达75家，在这次利比亚中，均蒙受程度不等的经济损失。再如，据国资委不完全统计，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有68家央企曝出114亿美元的海外业务巨额浮亏。

三、如何防范境外投资风险

（一）规范企业海外投资业务

一方面通过法规和制度的完善，有效规范投资项目决策和经营行为，从而规避在海外进行直接投资的风险。另一方面针对在同一国家同一项目上曾经有过多家国内企业相互竞争的情况，政府部门要及时加以协调，防止国内企业在境外投资项目上的无序或恶性竞争。例如中石化就成立国际石油工程有限公司，对外代表中石化统一进行招投标，有效防止了各个油田在所在国的竞争。

（二）建立科学的投资决策体系，防止盲目投资

在进行境外投资决策时，一定要建立科学的投资决策体系，进行科学的投资可行性分析，尤其是投资效益的分析。财务部门在进行项目可行性分析阶段，应对项目的经济效益进行科学的估算，在进行效益估算时，对使用的数据一定要通过多方调查论证，尽量使用准确的数据。在项目可行与否的结论上，要重点把握投资回收期、内含报酬率、净现金流量等关键评价指标。

（三）建立风险预警机制

建立境外投资风险预警系统是防范投资风险的具体方法，借助于该系统的有效运行，能够加强境外投资风险的事前管理。具体包括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公共安全风险预警系统、经营风险预警系统等。通过风险预警系统的建议和完善，能够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使企业避免各种风险带来的损失或使企业的损失最小化。

（四）充分利用当地信息资源，规避政策风险

要有效地规避境外投资的政策风险，需要充分利用当地的信息资源，采用“借力”手段来实现。一是通过当地或国际上知名的会计师、财务咨询公司的咨询服务来实现境外企业会计制度的建立、日常会计业务的核算、财务报告的提报、纳税的申报和各种投资优惠政策的享有等；二是充分利用当地的财务管理人才进行境外公司的财务管理，实现财务管理本土化。财务管理本土化，是跨国公司进行跨国经营，规避政策风险的一种有效手段。

（五）建立科学的财务监控体系，掌握财务控制权或监控权

对境外投资进行有效的财务监控是防止境外企业资产流失，实现境外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根本保证。失去了对境外投资的财务监控权，就失去了对境外资产的支配权。

参考文献：

[1]新华网.《我国海外投资问题及风险管理》，2011年8月14日

[2]李宝民.《论中央企业境外投资风险防范》，光明日报，2010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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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人民币汇率；升值

1 文献回顾

一般认为汇率对FDI的影响涉及两个层面:一是汇率水平的变动(货币的贬值或升值)，二是汇率波动的剧烈程度(汇率的稳定性)。汇率变动的这两个层面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出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起，国外学者就开始研究这两个层面的汇率变化对直接投资的影响。

有关第一个问题，Cushman（1985) 考虑了一个两期的动态模型。模型不仅考虑了汇率的水平而且考虑了预期汇率波动的影响。通过分析生产地和销售地不同的四个对外直接投资模型，Cushman推断预期母国货币升值将会降低投资者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当因汇率升值导致的本国生产成本与在投资对象国本地生产成本的差额，大于在出口对象国直接投资的沉淀成本时，就可能发生对外直接投资。Cushman的理论被称为“相对生产成本效应”理论。邢予青(2003)以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为背景分析了汇率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通过使用从1981—2000年日本在中国9个制造业部门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建立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日元对人民币的双边真实汇率和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显着正相关关系。

对于汇率波动幅度对直接投资的影响，一般认为:汇率波动越剧烈，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风险就越大。因此汇率波动幅度过大对风险回避型投资主体是不利的。早期的Wilhborg（1978)认为汇率的波动程度等价于投资者所面临的汇率风险，汇率频繁或剧烈地波动对于风险厌恶的对外直接投资者往往具有负面效应。Campa(1993)等学者采用期权定价模型得出汇率的频繁波动带来了很高的不确定性，汇率变动得越剧烈，就越需要更高水平的汇率来诱使企业执行FDI决策。汇率的频繁波动使得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更多地考虑投资的不可逆性。换句话说，大的汇率波动将增加外国直接投资的风险，而风险增大时投资者将要求更高的投资溢价以抵消可能出现的损失，于是放弃部分项目。

2 实证分析

2.1 平稳性检验

首先对所选变量数据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采用的是ADF单位根检验的方法，分别就每个变量的时间序列的水平和一阶差分形式进行检验，检验的结果见表1。

在ADF单位根检验的过程中，分别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ODI和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变量EXR进行水平和一阶差分的检验，临界值取的是5％的显着性水平，从检验的结果中可以看出两个变量在水平序列上是非平稳的，而在一阶差分上都是平稳的，即两个变量都是I(1)。

2.2 协整检验

由于时间序列EXR和ODI都是一阶单整，因此有可能存在着协整关系。本文采用了Johansen极大似然法对时间序列EXR和ODI进行协整检验。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必须确定VaR模型滞后的阶数。如果滞后阶数太小，则误差项的自相关会很严重，但滞后阶数也不宜过大，滞后阶数过大会导致自由度的减小，直接影响模型参数估计量的有效性。按照最小AIC准则确定最佳滞后期为2，协整检验的结果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当r=0时，似然率统计量的值是20.05，大于显着性水平为5％的临界值15.41，表明应拒绝零假设，接受r=1的被择假设。而在假设r=1时，似然率的统计量是3.03，小于显着性水平是5％的临界值3.76，因而接受r=1的假设。也就是汇率时间序列和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时间序列之间存在着一个协整关系，估计得出的协整关系对应的方程是：

方程下面括号内的数是对应的t统计量。由此可以看出，长期来看，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人民币的汇率之间存在着负相关的关系，因为本文的人民币的汇率采用的人民币对美元的直接表示方法，因此EXR和ODI的负相关表达的是当人民币升值时，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会相应增加。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每变动一个百分点，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水平就会相应变动34.06个百分点。

2.3 Granger因果检验

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但这关系是否具有因果性还需进一步的验证。

从表3的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P值分别是0.0048和0.00098，说明变量lnODI对lnEXR在1％显着性水平上都是具有明显先导作用，即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引起我国汇率变化的Granger原因；同理lnEXR对于lnODI的先导作用更加明显，也说明人民币的汇率水平同样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变化的Granger原因。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两个变量之间协整关系表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DI和人民币的汇率EXR本身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但从长期来看它们之间存在着稳定的负相关的关系(这里人民币的汇率的表示方法是直接表示法)，人民币汇率每变动34.0586个百分点，则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变动1个百分点。这一结论与对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和日元升值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时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在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中，人民币的逐渐升值是一个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如何抓住这一机遇。加快“走出去”的步伐，是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第二，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表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DI是人民币的汇率的Ganger原因，同时人民币的汇率也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DI的Granger原因。且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先导作用更加明显。从长期来看，人民币一定幅度的升值又是一种必然，这样就会促进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因此作为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企业也应该抓住这种机遇，实现企业自身的跨越式的发展。同时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人民币的汇率也具有先导作用。现阶段，我国的贸易顺差不断增大，外汇储备也不断增加，这就在客观上产生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而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能够缓解我国来自这方面的压力，从而有利于保持我国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参考文献

［1］邢予青.汇率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J］.世界经济文汇，2003(8)：12-20.

［2］王凤丽.人民币汇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J］.经济问题，2008（3）：5-12.

［3］夏坤，陈巍巍.对外直接投资和汇率关系的理论分析［J］.时代经贸，2008（7）：3-18.

篇6

投资是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活动,投资决策是否科学将会直接影响企业的发展壮大以及竞争优势。企业投资决策本身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对于企业来说投资决策无疑是一项难度非常大的工作,稍有不慎就会导致重大经济损失,甚至是给企业带来灭顶之灾。我国企业目前在投资决策方面还存在较多的不足,投资决策的科学性不够,面对这种情况,如何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采取有效的措施提升企业投资决策的科学性,这是企业经营管理中需要做好的一项工作。本文对于企业投资分类、特点以及目的进行简单的探讨,重点探讨了企业投资决策需要重点考虑各种因素,围绕这些因素提出了企业投资决策科学性提升需要采取的具体策略。

关键词:

投资决策;科学性;因素;策略

企业经营发展中,出于各种目的会进行投资活动,可以说在现代企业经营中,投资是任何一个企业都难以回避的经营活动,而投资决策也因此成为了企业经营管理者的一项重要工作。企业投资决策对于企业管理者说难度很大,这些年随着企业之间竞争的不断加剧以及经营环境更加激烈,企业投资决策越来越复杂,需要考虑的因素是越来越多,如何能够科学的进行投资决策,正在不断地考验着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决策智慧。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持续深化、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升的背景之下,我国企业经营管理者需要在投资决策方面进一步的努力,明确投资决策的要点,从而全面提升企业投资决策的科学性。

一、企业投资概述

企业投资有着不同的类别以及目的,同时投资本身也有自身的特点,对于这些内容来进行全面的把握,更有助于掌握的企业投资的具体策略,从而实现投资决策科学性的提升。

1.企业投资分类企业投资按照不同依据、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别,从时间层面来看,投资回收期在一年之内的投资被称为短期投资,投资回收期在一年以上的投资被称为长期投资,短期投资主要包括存货、短期有价证券等,长期投资则主要是指机器设备、厂房等等。根据企业投资方向可以将投资分为对外投资以及对内投资,对外投资是指以现金、实物等形式来购买其他企业的股票、债券等等,对内投资则是指企业投资放在企业内部,购置各种生产经营物质、设备等等,一般来说,对内投资风险较小,但是收益也低,对外投资风险较高,同时收益也高。从生产经营关系的角度来看,企业投资可划分为直接投资以及间接投资,直接投资是指企业将资金用在生产经营方面,间接投资是指企业购买一个能够带来收益的金融资产。

2.企业投资特点企业投资工作有以下几个基本的特点:其一就是企业投资目的多元化,对于企业来说,投资目的客观上存在差异性,不同的投资目的意味着不同的投资决策;其二就是投资时机选择性,投资决策一定要把握好时机,时机不当会导致投资失败;其三就是投资者收益不确定,企业投资收益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收益大小很难准确把握;其四就是投资回收期限性,投资需要收回,由于资金时间价值的客观存在,意味着只有及时进行资金回收,才能够带来应有的投资收益。

3.企业投资目的从企业投资目的来看,企业投资主要目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为了扩大规模,企业生产经营存在规模收益,企业投资可以通过增加产量或者拓展新的市场,来带来企业规模的增大,从而提升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以及竞争实力。二是为了控制相关企业,企业为了控制市场,减少竞争,从战略层面出来对于有竞争关系的企业实施收购或者财务投资控制部分股权;三是提升产品质量,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企业通过投资来购买新的机器设备,从而实现产品质量的提升,实现企业成本的下降。

二、企业投资决策考虑的因素

企业投资决策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其中投资收益、投资风险以及投资环境是重点需要考虑的几个方面,具体阐述如下。

1.投资收益尽管企业投资目的各不相同,但是无论哪一种投资目的,最终都是追求投资收益,因此企业投资决策中必须要将决策重心放下投资收益分析方面,如果投资收益达不到预期,则投资并不可行,反之则意味着投资决策的可行。投资收益分析方面,需要综合考虑直接受益、间接受益、长期收益、短期收益、财务收益、战略收益等等,然后根据收益预期来进行投资决策,从而寻求收益最高的决策。

2.投资风险投资风险是指投资收益未来的不确定性,投资风险客观存在,这种风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投资风险与投资收益是相伴而生的,投资风险高意味着投资收益也高,投资收益高也意味着投资风险该,企业投资决策中必须要注意投资风险与收益的分析,如果投资风险较大,则需要注意投资风险应对措施的制定,注意合理规避投资风险,将投资风险控制在最低的一个水平。

3.投资环境企业投资决策中另外一个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就是投资决策,任何投资决策都发生在一定的投资环境下,市场经济下的投资环境本身具有复杂性以及多变性,如果投资决策环境分析不到位的话,很容易就会滋生各种投资风险。因此企业投资决策中,需要注意对投资环境的分析以及把握,预测投资环境的变化趋势,不断增强对于投资环境的适应能力,从而根据投资环境变化来进行投资决策的调整。

三、企业投资决策科学性提升策略

企业投资决策科学性提升对于企业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做好这一工作并非易事,通过对于学者既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加上对于一些企业投资决策经验的借鉴,本文认为要全面提升企业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关键是要做好以下几个工作。

1.谨慎筛选项目谨慎筛选投资项目这是企业投资决策的第一步,投资项目的选择一定要谨慎,避免在项目选择方面过于盲目,更不能够看到市场上一些热点投资项目,不加科学分析,便进行投资,实践证明,盲目跟风投资,十有八九都会失败。因此企业投资项目选择方面一定要谨慎,对于投资项目的前景、风险、收益等等进行一个基本分析,然后在确定究竟是否选择这一投资项目,这样才能有效的提升投资决策的科学性,确保投资项目能够获得成功。

2.全面进行信息收集企业投资决策是建立在大量掌握决策信息的基础之上,如果没有大量的信息资料,则企业投资决策分析结果可能就会出现不准确的问题。举例而言,企业投资决策离不开对于投资项目行业、市场、政策、收益、风险等方面信息的分析,这些资料的不全面或者不真实将会导致决策分析偏离实际太远,从而得出错误的投资决策。从这一角度来说,企业投资决策中必须要注意信息的全面搜集,通过大量信息资料的掌握分析,来做出科学的投资决策。

3.比较分析不同投资方案企业投资决策往往会形成不同的投资方案,这些投资方案往往是各有利弊,很多企业投资决策往往就是比较分析不同的投资决策方案,从而优中选优,确定最符合自身利益最大化投资方案。企业投资决策中不同投资方案的比较分析需要遵循次优原则,任何投资方案本身都有自身的优点,但是要想在确定一个只有优点,没有缺点的投资方案却是不现实的,因此企业投资方案对比方面需要遵循次优原则,而不是最优原则。

4.注意投资风险控制投资有风险,企业投资决策中必须要注意投资风险的控制,做好投资风险应对预案,这样一旦出现了投资风险,可以及时根据预案来进行投资风险的化解、分散,减少投资风险带来了的各种损失,反之如果没有投资风险控制机制,很容易会出现投资风险一旦失控,导致投资全盘皆输的局面。企业投资决策科学性的提升对于企业来说是必需要做好的一项工作,只有全面的提升投资决策的科学性,才能够的给企业地来更多的投资收益,促进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哈成华.企业投资决策及其影响因素的探讨[J].财经界,2014年23期.

[2]徐飞.企业投资决策及其选择行为分析[J].浙江学刊,2009年4期.

篇7

【关键词】 企业融资 信用评级 企业投资 财务弹性

一、前言

企业投资融资是企业经营运作的两种不同的形式，目的都是通过投资融资活动，壮大企业实力，获取企业更大效益的方式。在我国的传统企业中，投资与融资活动往往是由不同的人来完成的。一般地，投资行为被认为是企业战略的一部分，属于重大事项，因而其责任归于企业高层管理者如总经理。而融资行为往往等同于跑贷款，主要是与政府、银行打交道，因此，多由会计部门来完成。近年来，在我国一些积极寻求变革的企业中出现了投融资经理这一新兴职位。这些企业已经认识到，资金是企业的生命链，有效的资金投入、可靠的融资渠道、快速的资金周转，是保证企业正常运转的基本条件。目前，国家对个别行业采取了一系列的调控措施，这就对企业的资金状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投融资人员的职责和地位也就变得更加重要了。指派专门的人员或设立单独的部门来负责企业的投融资决策并予以实施，正是顺应了当今企业发展的要求。

二、企业融资

企业融资是以企业为主体进行资金募集和融通的经济活动，是指企业从自身生产经营现状及资金运用情况出发，根据企业对未来经营与发展需要的科学预测，通过一定的渠道与方式，利用内部积累或向外部的资金盈余者筹集资金，以保证企业正常的生产和经营活动需要的行为和过程。

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现代企业越来越多的通过对外融资来获取资金，用于支持日常的生产经营以及对外的规模扩张。在市场经济中，企业获取资金的渠道一般包括两种：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内源融资是指企业将通过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留存盈利和折旧等资金储蓄又重新投入生产经营的过程，也是企业挖掘内部资金潜力，提高内部资金使用效率的过程。内源融资来源于企业的内部资金积累，自主性强，是企业获得资金来源中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融资渠道;外源融资则是指具有资金需求的企业通过一定方式向企业以外的其他经济主体（包括企业投资者和债权人等）募集资金的融资方式。外源融资方式主要包括金融机构借款、发行股票、发行债券等。这两种融资方式中，内源融资应当是企业的首选方式。事实上，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企业也主要依赖内源方式进行融资。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仅仅依靠内源融资已很难满足现代企业在迅速壮大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资金需求，外援融资也随之成为企业获取资金的最重要的方式。

在外源融资方式中，根据融资活动是否有金融媒介介入又可以分为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直接融资是资金的供给方和需求方在没有金融中介介入的情况下通过特定的金融产品直接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融资形式。在这种融资方式下，资金供给方直接与资金需求方达成协议，或在金融市场购买资金需求方所发行的有价证券，将资金提供给资金需求方使用。在直接融资行为中，金融中介的作用仅仅是协助资金供给者与资金需求者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企业发行的股票和债券、商业票据，以及企业之间、个人之间的直接资金借贷等均属于直接融资。间接融资指资金供需双方通过银行等金融中介间接实现的资金融通行为。在间接融资的过程中，资金的供需双方之间不直接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我们所熟识的银行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存单等均属间接融资的工具。人类自发的直接融资活动起源于人们实物与货币等值交换过程所产生的资金需求，从时间上要远远早于间接融资。

目前我国企业的对外融资主要采用银行借款等间接融资方式，但是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行为受到严格管制，信贷融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宏观环境。例如，在银根收紧的形势下，企业获得信贷资金的难度和成本都将显著增加，而通过发行债务融资产品进行直接债务融资，可以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降低对银行贷款的依赖程度，提高企业融资行为的灵活性和资金筹措的总体效率。直接融资的成本相对于银行借款等间接融资方式要低，特别是具备较高信用级别（一般认为是AA级及以上级别）的企业，直接债务融资对融资成本的节约效应更加明显。直接融资与银行贷款等传统的间接融资方式相比，无论是融资规模、效率、成本，还是在市场影响力和市场化程度方面都有显著的优势。以银行间债券市场为例，2005―2012年共有19个行业的1035家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债务融资工具。行业范围及涵盖了工业制造、原材料加工等传统行业，也包括生物医药、计算机、媒体等新兴行业;既包括了了市场化程度较高、资金周转较快的消费品行业，也包括了投资回收期较长、具有一定公益性质的基建行业。从企业类型上来说，既有传统的国有企业，也有集体企业和基建企业，甚至包括部分外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因此银行间债券市场目前已成为企业直接债券融资最主要的市场。

企业发行直接债务融资产品，需要有具备评级资质的评级机构对发行人进行信用评级。信用评级等级越高的债券，越容易获得投资者的信任，树立良好的信用形象，能够以较低的利率发行。

从表1中可以直观的显示信用评级对利率的影响。一般而言，有信誉卓著的第三方担保或以企业自己或第三方拥有的财产作抵押担保、质押担保，可以增强债券的信用级别，有助于降低发行利率。

直接债务融资工具有超短期融资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公司债、企业、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企业资产证券化、资产支持票据以及中小企业私募债权等。自从2011年银行间交易商协会推出定向债务融资工具以来，“企业累计发债规模不得超过净资产40%”的“天花板”限制已经逐步得到突破，以非公开方式发行的债务融资产品，如资产支持票据、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等发行规模均不受净资产40%的限制。与此同时，我国直接债务融资市场在促进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健康发展方面的功能也作用凸显。2012年，民营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的直接融资规模达到了1.854.5亿元。直接债务融资市场的蓬勃发展也反过来推动着债务融资乃至整个金融体系创新的步伐，通过不断的创新产品，满足企业多元化的融资需求，进一步完善我国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

三、企业投资

投资指的是用某种有价值的资产，其中包括资金、人力、知识产权等投入到某个企业、项目或经济活动，以获取经济回报的商业行为或过程。投资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是公司财富创造的驱动力。

企业投资可分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两种。直接投资一般是把资金投放于生产经营环节中，主要为企业设立、购置各种生产经营用资产的投资，以期通过对企业的投资获取投资收益。这种企业经营性直接投资，在总的投资中所占比重较大。间接投资又称金融投资或证券投资，是指把资金投放于证券等金融性资产，以期获愿股利或利息收入的投资。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完善和多渠道筹资的形成，企业的间接投资会越来越广泛。

投资现实中，企业能否抓住有力投资机会创造价值，会受到资本市场融资约束的影响，为减少这种影响，企业的应对之策是主动保持财务弹性，以求抓住投资给予，达到企业价值最大化。所谓“财务弹性”，是指企业调动其财务资源以便采取预防或投机性措施，及时应对未来不确定性，达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能力。财务弹性的目标是能降低成本及时筹集资金，避免陷入财务困境和丧失投资机会。财务弹性最主要的来源是内部现金和借债。企业现金持有与现金流动性及投资机会正相关。资本市场摩擦越大，企业持有现金越多;多元化经营企业现金流波动性越小，所持现金越少。企业持有充分的现金储备会提高企业的投资水平。当企业面临外部负面冲击时，充分的现金储备可有效减少冲击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企业持有现金可有效节约融资成本、应对财务危机、抓住投资机遇的益处。2008年金融危机，许多企业应声倒地;2011年国家宏观调控，引发了多起所谓的“老板跑路”事件，均为缺乏财务弹性，在危机来临时资金链断裂，陷入困境。我国金融市场存在信贷歧视，资本市场不发达，为数众多的民营及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而国有及大型企业却可以轻易融到资金。一方面，民营及中小型企业应注意保持财务弹性，以求生存与发展;另一方面，应关注国有及大中型企业的财务弹性，防治内部人假借财务弹性之名，行过度投资、奢侈消费之实。任何财务弹性都是有成本的，甚至很高的成本，因此应适度减少其财务弹性，适当提高债务融资比例，增加“内部人”财务约束，最终提高企业投资效率。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投资环境具有构成复杂、变化较快等特点。这就要求财务管理人员在投资决策分析时，必须熟知投资环境的要素、性质，认清投资环境的特点，预知投资环境的发展变化，重视投资环境的影响作用，不断增强对投资环境的适应能力、应变能力和利用能力，根据投资环境的发展变化，采取相应的投资策略。

投、融资是现代企业资金运动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由此，投融资决策就构成了企业的两项基本财务活动，融资决策拟解决的是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资金来源问题，投资决策则强调企业资源的有效配置，它们既相互独立，又休戚相关。一方面，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必须充分考虑自身的融资能力，在融资能力许可的范围内进行投资项目的选择;另一方面，企业融通资金的有偿使用性，要求企业融资必须以投资的有效需求为依据。融资决策与投资决策已成为各企业在当今的经济热潮中进行理财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融资与投资既是彼此独立的两个方面，又是息息相关的一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践当中，人们并没有过多关注融资和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是更多的关注于它们各自的独立面。而在目前的企业理财中，融资与投资的关系是决策者们在进行投融资决策时必考虑的重要方面。在企业的投、融资关系这一领域西方学者已做了相当多的具有理论价值的研究。但是他们都是在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前提下进行研究的，其理论成果是否适用于解释我国上市公司的相关投资行为，还需要实证的检验。国外的部分学者通过研究认为在成长性较高的企业中，负债融资不会降低企业的投资支出，而在成长性较低的企业中，负债融资对管理者过度投资的治理作用则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国内的学者们也从不同角度对企业的投融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论大多与国外学者们一致。那么基于理论的我国上市公司中融资与投资具有怎样的关系，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探讨与研究对企业的投融资决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葛培健：企业直接债务融资操作实务[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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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投资决策税务筹划经营地点经营形势筹资渠道

在集团公司跨国投资以及跨地区组建和运行的过程中，相关的税负及其筹划往往是公司财务决策需要考虑的问题。由于税负通常因投资地点和投资者的身份不同而异，当投资地点可以在不同税收管辖区之间进行选择而且投资对象的组织形式不是唯一限定时，对经营地点、经营形式以及筹资渠道的选择就成为投资决策必须考虑的因素。

一、经营地点的选择

从税负最小化出发，考虑经营地点的选择，通常要关注以下几方面情况：

l.税负总水平。虽然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制度建设上的差距导致投资企业的总体成本水平在不同地区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地区之间不可比，使得税负总水平与吸引外资未必相关，但是税负总水平对特定类型的投资还是一个相对重要的考虑因素。一般说来，资源导向或出口导向型投资对东道国的税负总水平更为敏感。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或相似的情况下，资本会流向税负总水平低的国家和地区。

2.主要税种。直接税是由支付者负担的，而间接税虽然由企业支付并影响产品价格及收入总额，但最终却可以转嫁给消费者。因此，税负的总水平主要是针对直接税而言的，在投资决策中主要考虑的税种是所得税，与之密切相关的税种是扣缴税。此外，对于进口税的分析，也往往需要从多个角度考虑。由于进口税通常会附加到产品价格中从而降低企业在当地市场或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低进口税率或免进口税就显得非常有利，而与之相比，高进口税率不但影响企业产品的价格，而且还会导致投资成本的增加。但是，如果外国投资者将向某国出口货物改为市场导向的直接投资，高进口税率在这样的投资决策中则具有积极意义，它可以阻止竞争对手对投资所在地出口商品，扩大本集团的全球市场份额。

3.税收优惠。在其他投资条件相同或相似的情况下，税收优惠自然成为选择经营地点的重要因素。但是，税收优惠的一个悖论是往往不发达地区、劳动力素质低的地区和失业率高的地区税收优惠的力度更大。因此，单纯考虑税收优惠，忽略基础设施和基础制度落后所导致的高成本负担及政治和经营风险，则未必是最佳投资决策，甚至可能造成投资决策的失误。

4.产业政策导向。一些国家以及某些特定地区对特定行业或特定业务提供了较为优惠的税收待遇，例如农业、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研究与开发活动、交通运输业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律设等。

5.特区。实行特殊税收优惠的免税区、保税区、经济特区、技术开发区等，在投资地点的选择时应优先考虑。有的跨国公司为了实现全球税负最小化的目标并便于在海外调拨资金，往往在国际主要避税港设置旨在转投资的子公司，以降低从其他国家子公司获得的股利的税负以及其他收入的税负，并减少海外资金调拨的难度。在税负水平低、资金调拨限制少，实行属地原则的英属维尔京群岛和我国的香港等地，这类公司相当多。

二、经营形式的选择

从税负最小化出发，考虑经营形式的选择，主要涉及的问题是在投资所在地建立相对独立经营的子公司还是设立属于母公司业务延伸性质的分部或办事处。通常，建立子公司可以享受税收优惠，而建立分部或销售点则不能享受税收优惠。当然，经营形式的选择还应当从海外业务发展总体战略筹划出发来考虑，不能单纯从纳税的角度出发来决策。

（一）拟设立子公司

在考虑设立相对独立经营的子公司的情况下，基于税负最小化的考虑，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l扣缴税率以及扣缴税的实施范围。扣缴税（withholdingtax）是投资所在国对非居民收入课征的税种，主要课征对象是汇往国外的股利、利息收入、特许权使用费、技术协助费、技术诀窍使用费、母公司管理费等。由于它不能转嫁，因此是一个较容易发生相应避税行为的税种。一项关于跨国公司在欧洲经营的调查表明，绝大多数回应者认为扣缴税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障碍。因此，一些国家在税收优惠规定和国际税收协定中对扣缴税制定了相应的条款。

2.税收优惠的种类和力度。税收优惠是吸引外资、降低失业率、促进技术进步、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工具，也是转型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广为实施的政策。亚历克斯·伊森AlexEasson）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激励的主要形式如下：①所得税免税或降低税率；②减免税期；③投资贷项、投资补贴和加速折旧；④特别扣减，指对促进出口或对外国客户服务业的一些费用在所得税计税环节的特别扣减或双重扣减，例如马来西亚对旅游业和员工培训费用的双重扣减，某些国家允许对研究与开发支出进行额外的扣减；⑤再投资补贴，指按再投资额免税或按再投资额的比例扣减应税利润；⑥只用于技术转移目的的贷款利息、技术使用费或技术协助费以及免税利润上的股利支付额的扣缴税减免；⑦个人所得税、工薪税和社会保险统筹减免；⑧财产税减免；⑨主要针对资本商品的进口税和关税减免。

税收优惠的实施，往往附以特定的前提条件，诸如投入外资的规模、外资参入的程度以及企业的组织形式。享受税收优惠，需要注意一些问题：比如就减免税期来说，主要是对所得税而言的，各国的规定长短不一，长的可达20年，短的仅仅一年而已。减免的程度也往往有很大差别，有的是所得税全免，有的只免除一定的比例，有的可能还减免相关的税种如扣缴税）。同时，减免税期开始的时间规定也很重要，在投资决策的过程中必须准确把握这一点，否则极有可能导致实际的投资效益与预期大相径庭。

3.母国的立法是否有对海外控股公司管制和外国收入的税收优惠条款。通过对外投资在东道国设立企业，从而在税收方面获得的优惠，可能因为母公司所在国的海外控股公司管制法规的存在而被抵消。由于跨国公司的总体目标在于股东财富最大化，而全球税负最小化对于这一总体目标的实现具有促进作用，因此跨国公司在实施其全球战略的过程中必然要考虑居住国有关法规的不利限制，并将其纳入对外投资决策的考虑中。同时，居住国法规对来自海外的收入的优惠条款往往对母公司调回资金以及扩大对外投资具有促进作用，诸如本国所得税的外国税贷项，来自外国收入的税负的递延，外国分支机构亏损抵减母公司盈余，甚至免征外国收入所得税等。这些都是对外投资决策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

4.转移定价及外汇的管制法规。跨国公司为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总体目标可能采取多种策略，其中包括运用转移定价策略。转移定价扭曲了税制的设立原则，导致税收资源在国与国之间的不当分配甚至大量流失，从而有悖公平与效率原则，也有损于特定税制的激励原则。实际上，如果不是各国在市场诸方面设有管制法规，跨国公司完全可能做到不在投资所在的东道国实现利润和随心所欲地在全球范围内调拨资金，这主要靠转移定价手法来实现。亚历克斯·伊森的研究表明，全世界跨国销售的商品和服务中三分之一以上是在跨国公司的关联企业之间进行的。转移定价的操纵范围可以很广，但主要涉及商品和劳务的提供、资产的转移以及产权交易。跨国公司往往采用高进低出或低进高出的手法，把利润和资金甚至资本转移到税率低、外汇管制不严或没有管制、通货膨胀风险小、政治风险小的国家和地区，以实现全球税负最小化的目标并降低相应的风险。此外，跨国公司还可以通过海外子公司用可以作为所得税抵扣项目的对母公司的支付来转移利润和调拨资金，例如与母公司提供资金和劳务有关的贷款利息费用、设备租赁费、母公司管理费、技术协作费、专利权使用费、技术诀窍使用费、设计咨询费、员工技术培训费等。这些手法的运用，可能会受到税收及外汇管制的制约及相应的处罚。对转移定价的审查与调整是涉及跨国公司业务的国家的一项重要的管制措施，包括东道国和居住国。审查与调整的范围和力度都是跨国公司在考虑采取转移定价策略时应该充分预期的。

5.第三国税制及税收协定。所得税和扣

缴税是投资决策涉及税收方面需要着重考虑的因素。各国所得税率水平一般较高，通常在30%-40%之间；扣缴税率水平一般较低，通常在10%一20%之间。由于所得税后利润通常采取股利分派的形式，因此还会进一步发生扣缴税。然而，在订有税务协定的国家之间因利润分配而发生的扣缴税率通常在5%一10%之间，这样，在进行跨国投资决策时，就要充分考虑有关国家之间税务协定的因素，使海外子公司的设立便于在利润分配的过程中实现集团税负最小化。当然，从税收监管的角度说，扣缴税低税率的存在，可能成为向母公司以支付劳务的形式跨国转移资金和利润甚至抽逃资本的诱因。

（二）拟设立分部

在考虑设立属于母公司经营业务延伸性质的分部的情况下，基于税负最小化的考虑，通常主要关注以下几方面的情况：

l收益上的税负。有的国家对外国公司的分部或办事处的业务收入课征所得税，而有些国家则没有。这样，有一定业务收入的分部或办事处就要权衡其所得税负，在其他条件相同或类似的情况下，在投资地点之间做出选择。

2.费用上的税负。有的国家对外国公司的分部或办事处的费用支出课税，这样会加大其运作成本，因而也成为需要考虑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

3.两国间的税务协定。由于外国公司的分部或办事处一般不享受投资所在国的税收优惠，因而需要在筹划投资时认真研究两国税务协定的适用条款，以便正确选择投资形式。

此外，在经营形式的选择方面还应当注意的一个因素是，拟投资地区的税收政策是否就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加以区别。有的国家对中小企业或非上市公司提供税收优惠，而上市公司则不能享受这样的优惠。

三、筹资渠道的考虑

长期股权投资的筹资渠道无非是负债和权益两种，具体来说，有发行股票或债券、银行贷款及租赁等。由于股息不能作为费用列支，只能在税后利润中分配，因此它不具有抵税的作用；而负债筹资所支付的利息可以在税前列支，能极大地降低企业的资金成本。由于负债和权益筹资的税负影响差别较大，因此公司应该在二者之间审慎抉择。负债融资虽然具有节税效应，能够增加股东的财富和企业的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负债筹资越多越好，公司的负债筹资应该以保持合理的资本结构，有效地控制经营风险为前提，否则，公司资产负债率过高，财务风险加大，有可能使公司陷于财务危机甚至破产倒闭。

如果公司是在开放市场条件下运营，从国际角度考察长期股权投资的筹资渠道，选择的方案就远比单一封闭市场条件下的筹资渠道复杂得多。与之相关的筹资方法的考虑则涉及兼并与收购、合资经营或联营、开发新项目以及自我积累再投资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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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志平：略论企业理财中的税务筹划[J]湖北社会科学，2002，2：15一18.

篇9

关键词:外汇储备币种结构投资决策债务管理

截止2005年底,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8189亿美元,如果再加上香港的1243亿美元,实际上我国已经以9432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位居世界榜首。随着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地不断扩大,对其适度规模的研究也越来越多,相比较而言对我国外汇储备结构是否合理的研究则乏善可陈。

外汇储备的结构研究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外汇储备在全部储备中所占比例的控制;外汇储备的结构安排;储备资产的投资决策;债务管理。本文拟从这四个方面分析我国外汇储备的结构特征。

外汇储备在全部储备中所占的比例

国际储备由黄金储备、外汇储备、在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和特别提款权四个部分构成。国际储备这四个组成部分各自的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都是不同的,它们各自在国际储备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不同,会导致整个国际储备总体呈现出不同的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

我国国际储备四个组成部分各自所占的比重是很不平衡的,大部分是外汇储备。我国的黄金储备占国际储备的百分比是1.6%,2001年,我国拥有的特别提款权配额为63.692亿特别提款权(约合83亿美元),只占当年国际储备的3.9%。储备头寸占国际储备的比例也很低。

我国的黄金储备、特别提款权和在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偏低受到了整个国际储备体系的影响。1976年“黄金非货币化”后,黄金的储备货币职能在继续退化,只是作为一种最后支付手段保留在国家中央银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IMF有关的储备资产即储备头寸和特别提款权所占的比重在最高时也不过5%左右,并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而按市场价格计算,黄金储备所占的比重虽然稍高,但也呈下跌走势。至于外汇储备则不仅所占比重一直最高,且表现为不可逆转的上升势头。在国际储备体系中外汇储备成为了最主要的储备资产。

我国的国际储备格局与世界的国际储备格局变换是相一致的。这种相一致性并不能说明我国的国际储备格局就是合理的,它恰恰说明我国的经济实力还不强大,我国的人民币还不是世界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我国的金融地位在世界金融领域中还处于劣势。

外汇储备的结构安排

外汇储备的结构安排主要是外汇储备币种结构的选择。在我国的外汇储备中以美元居多,这种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币种格局主要受到了国际储备体系、我国的贸易结构、资本流动等因素的影响。

(一)国际储备体系的影响

目前,国际储备体系中外汇储备是最主要的储备资产,而在外汇储备的结构中美元在所有的储备货币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在一半以上,在近些年来又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从1998年以来一直保持在60%以上。国际储备体系的这种格局说明了:尽管世界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有十几种,特别是欧元的启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货币的格局。但是,从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所使用的结算货币来看,美元仍然是最主要的支付和计价货币。这样就使得一国(除美国外)的外汇储备中持有一定数量的美元可以减少因为要把其他货币转换成美元时发生的汇兑损失和手续费用的支出。

(二)对外贸易结构的影响

贸易结构大体上确定了在对外贸易中所使用的币种及其比例。因此,通过考察进出口的来源、去向、数量及交易双方的支付惯例等可以获得贸易结构对币种组合影响的初步结论。

我国尚未实行意愿结售汇,国际收支顺差是外汇储备可靠而直接的来源。其中,经常项目的收支状况对于整个国际收支状况的影响尤为显著。我国的贸易支付主要是哪一种或者几种货币也就决定了外汇储备的币种构成。在进出口贸易中某种货币的供给和需求会发生对冲,这样,实际对外汇储备构成产生直接影响的是贸易逆差来源地和贸易顺差来源地所使用的货币。

以2005年我国与排序前十位的贸易顺差来源地和贸易逆差来源地国家(或地区)为例(见表1)。假定:如果贸易伙伴国的货币是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在与我国的交易中使用该国或地区的货币作为计价货币。

从表1中可见,出现贸易逆差产生对外汇储备的需求所需要的货币可能是新台币、韩元、日元、马元、沙特里亚尔、菲律宾比索、安哥拉宽扎、泰铢、巴西雷亚尔、澳元。其中,不是自由兑换的货币也不是国际储备货币的交易货币可能需要转换为其他货币比如,美元。这样,所需要的外汇储备的币种是美元、日元、澳元等。贸易顺差带来外汇收入,这部分外汇收入可能是美元、港币、欧元、英镑、阿联酋迪尔汗、加元等。同理外汇储备币种的来源结构是美元、欧元、英镑、加元等。

以上只是分析了2005年一年的情况,还不能完全说明外汇储备的币种的具体构成。但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看,美国、欧元区、日本、韩国等目前是我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相应地,美元、欧元、日元等也自然会在我国外汇储备币种构成中占重要的地位。此外,新加坡、英国、马来西亚、俄罗斯、澳大利亚、泰国、加拿大等国家与我国的贸易比重也较大,这些国家的货币也会影响我国外汇储备的构成。从支付结算的角度看,尽管目前仍有一些国家或地区在与我国的贸易中较多、较习惯采用美元结算,但这种情况正逐渐发生变化,选用其本币进行结算的会渐渐多起来,所以,我国外汇储备币种构成中虽然以“美元独大”,但是这种局面也正在发生改变。

(三)直接投资的影响

资本与金融帐户的顺差也是我国外汇储备重要的来源渠道。由于我国对外投资仍然属于起步阶段,目前在金融帐户中影响较大的依然是外商直接投资。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已有相当规模,目前,累计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达5600多亿美元。2005年1-11月,外商投资新设立企业39679家,同比增长1.17%;合同外资金额1672.12亿美元,同比增长23.99%;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31.27亿美元,同比下降1.90%。这些投资中有很多是采用投资来源国自身的货币,而且将来通过分红取得投资收益时也要兑换为相应的外币汇出。因此,直接投资的来源国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也会影响到我国外汇储备币种结构。

2005年1-11月对华投资前十位国家/地区依次为: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日本、韩国、美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开曼群岛、德国、萨摩亚,前十位国家/地区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84.37%。在这些直接投资的计价货币的选择中美元依然占有一定优势。

储备资产的投资决策

截至2006年9月底,我国外汇储备达9879亿美元,距1万亿美元呎尺之遥,业内人士称,我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但我国外汇储备的四分之三都投资在美元和美元所表示的资产上,如美国债券和不动产。

对于我国来说,盈利性应是目前我国外汇储备结构管理中要引起充分考虑的目标,如何实现盈利性,就要考虑各种储备货币的风险收益组合问题。我国学者易江、李楚霖(1997)将资产组合风险最小化的理论应用于外汇储备安全增值问题的研究,在允许卖空和不允许卖空两种情景下导出实现外汇储备最优组合的方法,并利用实际数据计算出了不允许卖空条件下储备的最优投资组合,分别是日本(57.7%)、瑞典(19.7%)、比利时(15.63%)、丹麦(4.02%)、中国香港(2.88%)。朱淑珍(2002)利用马克维茨的组合投资理论,以美元为基准,考察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国际货币的风险收益情况,分析了我国的外汇储备的风险有效边界曲线,同时给出了理论上最优的外汇储备结构的调整建议。宋铁波、陈建国(2001)结合我国贸易结构、外债结构、储备货币的风险收益和我国的汇率制度得出如下外汇储备的币种组合:美元(58%～63%)、日元(13%～18%)、欧元(13%～18%)、英镑等其他货币(5%～10%)。

由于美元实行的是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美元币值因为其国内存在巨大的“双赤字”等不稳定因素近一段时期以来表现疲软,这无疑增大了我国外汇储备的汇率风险。外汇储备资产属于风险资产,针对各种储备资产的不同收益情况和风险程度,进行多样化的组合搭配,得到一个风险程度低、收益率高的投资组合对我国外汇储备的管理是很必要的。自2003年起,我国政府就开始了外汇储备政策的调整与创新。从外汇储备稳定的储备政策,向稳健与充分利用并重的储备政策调整。

债务管理

由于在多数情况下,外债需用人民币兑换为具体的计价货币进行还本付息,具体的计价货币会在外汇市场上产生明显的需求,因而成为影响外汇储备币种结构的一个因素。从表面经济利益看,外债和外汇储备是一个矛盾的组合体:一方面是以较高的成本借入外债,另一方面又以收益较低的外汇储备形式占用了庞大的外汇资源。但是因为两者各自有其自身的特点及作用,因而两者可以共存,当然这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研究外债结构对外汇储备币种组合的影响就是要使得这种代价尽可能地降低,这对提高外汇储备的流动性、安全性和收益性都是有帮助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集聚起巨额的外汇储备的同时也积累了较大规模外债。因此,从确保外债的及时还本付息及尽量降低因币种转换带来的交易成本考虑,外债的币种结构和期限结构会影响到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

目前,我国外债币种构成中以美元债务为主。2005年6月末,美元债务占登记外债余额的66.8%,比2004年末上升1.8个百分点;其次是日元债务和欧元债务,分别占14.1%和8.1%。这样,我国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中美元居多也就可以满足我国到期对外支付的需求。

从外汇储备的职能出发,充足的外汇储备可以充当一国对外举借外债的保证,在外债到期时不会发生债务危机。这一因素的影响还反映在外债的期限结构上,如果持有外汇储备主要是满足短期外债的偿付需要,那么外汇储备的货币结构就需要最大限度地与短期外债的货币结构保持一致,避免货币错配可能造成的损失。而我国的外债期限结构中以中长期外债居多,2002年、2003年和2004年中长期外债所占比例分别为:67.4%、60.2%和54.37%。所以,在选择我国的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中应把中长期外债的币种结构考虑在内。

参考文献:

1.易江,李楚霖.外汇储备最优组合的方法.预测,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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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自然生态系统；对外直接投资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F752.0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3.03.002

“生态学”一词是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1]1866年提出的。海克尔在《普通形态学》中将生态学定义为：研究动物与其有机及无机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特别是动物与其他生物之间的有益和有害关系。后来，其他学者[2]在生态学定义中又增加了生态系统的观点，并把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归纳为物质流动及能量交换。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态学则被进一步概括为物质流、能量流及信息流。

美国生态学家E.P.Odum[3]38在其经典著作《生态学基础》中提出，生态学起源其生物学，但早已超越了生物学的范围，不仅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更多的是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生态学是一门广泛的多层次的学科，与其他相对较狭窄的传统学科有着较好的交叉。胡艳[4]认为，生态学理论与方法的应用有两种：一是研究对象与生态环境有密切关系的学科，如农业生态学、医学生态学、工业资源生态学等；二是研究对象本身具有生态系统的特征，即研究对象具有生态系统的特征的生态学理论与方法，如知识生态学、产业生态学等。

在投资行业实际上也存在类似自然生态系统的投资生态系统。硅谷银行主席魏高思[4]表示，美国硅谷产业群实际上就是一个整合了高校学科优势、风险资本和创业企业等资源要素的良好投资生态系统，使得该地区获得了良好的投资效果。胡艳[3]等提出了风险投资生态系统概念，并对其框架和特征进行了分析。在实践中，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也认识到投资行业里存在一个生态系统，并认为中国本地的（风险）投资生态系统越来越成熟[4]。

上面介绍的投资针对的是风险投资，目前还没有专门介绍对外直接投资的生态系统的文章。而风险资本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在投资者、投资方式以及外部环境等方面存在很大的不同。从我国2000年提出“走出去”战略到2011年温州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探索建立规范便捷的直接投资渠道，凸显出OFDI在经济中的地位在加强。但是从十多年的成效来看，我国OFDI之路并不顺畅，2009年中国企业跨境收购的失败率为全球最高，达到12%；2010年这一比率降至11%，但仍为全球最高。相比之下，美国和英国公司2010年海外收购的失败率仅为2%和1%[4]。笔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生态学特征。理论和实践日益表明，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步伐的加快，应该从生态系统的角度，保证对外直接投资与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协调发展。为此，笔者在本文中提出OFDI生态系统概念，并分析其基本特征。

一、对外直接投资生态系统的概念及其意义

（一）对外直接投资生态系统的定义

对外直接投资生态系统（简称OFDI生态系统），是模仿生态学的相关理论在研究和分析对外直接投资问题时提出的。OFDI生态系统是指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直接投资主体在特定的投资环境和投资机制约束下，通过与对外直接投资运作中的劳动力、资本、管理、制度和信息等要素相互作用、相互依存而形成的有机统一体。

（二）OFDI生态系统的内涵

理解OFDI生态系统的内涵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在该系统中是相互依存的完整统一体，主要投资主体是企业、政府、行业组织、中介机构等，个人也是重要投资者，但通常是依托于某个其完全控股企业的，因此将其视为企业组织。主体结构及其职能分布状况直接影响到投资生态系统的效率。第二，对外直接投资环境包括内部和外部环境，也覆盖了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内部环境主要是指企业自身投资决策程序的科学性，投资效率的高低以及企业组织结构、文化、资源等部分。外部环境主要是影响企业OFDI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技术环境、经济环境的总称。宏观环境主要是政府投资政策、经济周期、资本市场等因素。中观层面的环境主要指行业组织、投资产业相关政策及产业结构。微观环境主要指企业竞争力以及相关中介机构（包括金融机构）的影响。第三，OFDI生态系统的结构与系统的能量（如劳动力、资本、管理能力、制度约束和信息等要素）密不可分，相互影响互为反作用。

（三）OFDI生态系统的意义

提出OFDI生态系统的概念其意义在于，一方面可以参考生态学比较成熟的思维模式，从整体上把握科学的对外直接投资框架，从整体效用最大化出发，明确相关利益方的职能和地位，推动我国“走出去”战略持续快速地发展。生态学的重要目标是在有限的资源和特定环境下，在维持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是在实现国内外资源要素平衡和特定的投资环境下实现投资价值的持续积累。另一方面，如果对外直接投资符合生态学的理论和实践，那么就可以借鉴比较完善的生态学数学模型和相关指标来定量测量OFDI有关指标，这也是很多其他学科积极与生态学结合的原因之一。

二、OFDI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对比分析

随着生态学成为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生态”二字有了更深刻的含义和更广泛的群众基础。李宏煦[6]认为，生态是一种竞争、共生、再生、自生的生存发展机制；生态是一种追求时间、空间、数量、结构和秩序的持续与和谐的系统整合功能。随着对OFDI发展的进一步认识，人们逐渐认识到OFDI在机制和功能方面与自然生态系统具有很高的相似度。下面从构成要素与行为模式两个方面，将OFDI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进行类比。见图1。

生态位在生态学中的含义是指有机体在生物群落中的功能和地位，它具体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对生物个体或种群来说，它在种群或者群落中的地位与功能，包括空间、时间、营养及与其他生物个体或种群的相互关系；其二是环境所提供的资源和生物对环境的生态适应度[7]。显然，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生态位是指各参与方在群落中的功能和地位的定位，以及对投资环境的适应能力。十多年的经验表明，各相关利益方并没有充分认识各自的职能，甚至一些职能长期缺位，如中介机构队伍并没有相应壮大，相关的金融服务缺位，尚无专门提供海外投资保险的保险公司，这无疑加大了企业的投资风险，阻碍了海外投资的步伐。同时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些分析模式，如种群增长模式，都可能适用于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增长模式，因为OFDI中母国的投资企业要受到相关国家的资源、技术以及政策法律、市场规模影响的限制。

（二）OFDI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行为模式对比

OFDI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从各自的行为模式来看，也具有共同的生态学特征。以互利共生为例，自然生态系统中互利共生是指两物种长期共同生活在一起，彼此相互依赖，双方获利的依存度达到了彼此不能独立生存的地步。在OFDI生态系统中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如中介机构与投资者的关系，还有投资产业分布中上下游产业的关系，其结构的优化都会促使其产生互利共生关系。再如竞争关系，自然生态系统中，由于食物网中资源有限，不同的物种之间可能产生竞争关系，是一种此强彼弱的关系。在OFDI生态系统中同样有这样的问题，比如东南亚接收外来投资，长期以来是日本占其直接投资市场的主导地位，而最几年来中国对外投资发展迅速，在东南亚投资市场份额不断上升。中国在东南亚的市场侵入必然将引起中日两国在其投资市场的竞争关系加剧。从生态学的竞争关系考虑，或许我国可以找到一些投资应对策略。再如耗散结构系统、反馈调节机制方面，OFDI生态系统都与自然生态系统有着类似特征。见表2。

三、OFDI生态系统框架的构建

1959年E.P.Odum[3]94建立了一个普适的能量流动模型。他认为该模型利用不同的能量通道，根据能量流动路径，将不同的营养级连接起来。其中自外由内有日光输入和现有有机物输入两个能量输入通道。同时也具有自内而外的三个能量输出通道，即光合作用中没有被固定的日光能、生物呼吸以及现成有机物的流失。

对外直接投资生态系统中也具有类似的能量输入通道，并将各参与方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输入通道来看，一个是资格准入通道，通常一些国家都会对直接投资准入行业设置相关权限，或者对投资者身份有相关的规定；另一个是要素输入通道，通常会对资本、劳动力、技术等方面有相关的要求，如对股权比例和用工条件设置要求。从输出通道来看，一方面是产品输出、技术输出（这有赖于OFDI不同的投资动机），另一方面是价值的输出，表现为资本的回笼和利润的汇回。从实践来看，签订多边或者双边的投资协定，提供投资便利措施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打通投资的输入通道与输出通道，只有比较通畅的投资通道（包括输入通道和输出通道），整个投资生态系统才能高效率地运转。

四、OFDI生态系统的特征

自然生态系统与OFDI生态系统都是依据生态学原理运作的，他们具有系统的一般特征，但是因为研究对象的不同，也具有各自的个性特征。作为一个系统，OFDI生态系统具有其一般特征。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L.V.Bevtalanffy[7]3031认为，系统是相互作用的诸元素的综合体。他认为系统都具有如下共同特征：整体性、层次性、结构性、功能性、变异性和相对稳定性。自然生态系统与OFDI生态系统还存在如下共同特征：都具有开放性特征；都在远离平衡状态中发展；要素间都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联系。

作为一个非自然的生态系统，OFDI生态系统具有自己独特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OFDI生态系统是一个人为的、非自律的生态系统。自律系统是指那些处于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但OFDI生态系统是以人的行为为主导，以社会投资环境为依托，以生产要素为命脉，以政策体制为经络的复合生态体系。投资体系所需要的能量和信息需要人为地传输转换和加工处理。人既是决策者又是调控者；既是建设者又是破坏者。

第二，OFDI生态系统是一个依赖性很强而且比较脆弱的生态系统。虽然该系统本身具有投资运作中客观存在的反馈调节机制，但是由于对外直接投资能量的输入和输出通道对政策的严重依赖且参与者较少，从而使得该生态系统比较脆弱。例如，跨国公司依据全球生产要素的相对优势分布等因素决定其经营决策，并通过掌握这些相关的市场要素变化来调整其经营决策。这些市场要素在短期内并不会轻易改变，但是对外直接投资流动规模却受要素之外的政策影响较大，如税收、对外国投资者政策等，同时少数的巨型跨国公司占据了直接投资市场的较大份额，因此当环境变化时，相对于国际贸易而言OFDI波动更为明显，这表明OFDI生态系统是脆弱的。反过来说，要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OFDI生态系统，就要努力控制经济系统参数之外的变量，如保持投资政策的稳定性，形成一致性预期。

第三，OFDI生态系统是一个流量大运转快的开放生态系统。从二战以来，世界直接投资规模日益扩大，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投资兼并浪潮，并且从二战以来的经济周期和数次金融危机来看，直接投资规模变化都较为显著，这表明OFDI生态系统的运转速率较快。同时，OFDI生态系统是开放的，随着企业自身实力的增强和外部条件的成熟，除了实力较强的国有企业，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也进入到这个系统，成为系统分工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第四，OFDI生态系统能量和信息是循环流动并且增值的过程。自然生态系统中，能量的流动是单一方向的，能量以光能的状态进入生态系统后，将以热的形式不断逸散于环境之中。能量在生态系统流动的过程，就是能量不断递减的过程[7]124。但是，OFDI生态系统中，能量和信息是循环流动的，并且在投资运作中与其他资源要素结合，通过再投资运作产生增值。在外部和内部环境承受范围之内，通过能量和信息的循环和增值流动，投资者规模实力不断壮大发展。

五、结语

直接投资特别是跨国企业作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元素，通过搭建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长期合作平台，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的长期稳定的经贸合作，使得各国近年来日益重视本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OFDI生态系统的构建，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方法，其投资增值的可持续性的思维方式为我们合理构建投资框架体系提供了指导。提出OFDI生态系统概念后，后续研究的重点应该是生态运行的机制问题，同时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标准型OFDI生态系统，并建立系统的运行监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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