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法律规定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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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在修正后的刑诉法和律师法中规定的，属于我国刑诉史上的首创。但是程序法其他诉讼制度相比，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任然是不完整和不健全的，法律援助的许多问题都无人探讨。本文以刑事法律援助的概念和性质为出发点，将国内与国外的法律援助制度进行分析和比较，论述了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主要特征和其改革的方面。

论文关键词 法律援助 实现模式 援助范围 改革发展

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中规定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这在我国属于一次首创。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正式确立使一些经济上有困难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保护，从而实现了司法的公正，也提高了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声誉。为此我们要对法律援助制度进行深层次的探讨和分析是十分有必要的。

一、刑法法律援助制度

对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定义各个时期的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定义，但是大体上规定的情形就是为那些经济困难而无法为自己聘请律师的当事人提供的帮助。比如在美国的刑事法律援助是指当发生刑事案件中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形时，当事人由于经济困难而无法聘请律师的，法院应该从当地的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和领取政府工资的公设辩护人中为其免费提供辩护律师的一种做法；在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特指在刑事诉讼案件中，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对经济困难无力支付诉讼费用或者在特定案件中的刑事被告人，由法院指派专门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帮助的一种法律制度。

我国宪法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的公民承担相同的义务，享受同样的权利。在现实生活中，公民资源的占有直接影响他在司法程序中的地位。资源占有多的公民可以顺畅的进入到司法程序并且处于有利地位。经济条件好的公民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聘用优秀的律师辩护，能够有力的帮助自己得到法律上的优先权利。而地位低下的公平往往不能应对高昂的律师费，面对司法问题的时候，只能忍气吞声接受法律判定的结果。这种地位决定法律结果的行为，严重的阻碍我国法律的公平正义，失去了公平公正，使得法律成为有钱人的法律。基于这种条件，刑事法律援救就非常有必要。刑事法律援救能够有效的弥补刑事司法的缺陷，采用救济性制度实现公平正义，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国家实现法治社会的重要途径。

二、法律援助制度的性质

法律援助制度最早起源于英国，最早出现这一规定的是在苏格兰，国家创设了穷人登记册，只要在登记册中的人提起诉讼就可以免费得到法律顾问或者人。随着社会的发展，这项制度逐渐的被推广。但是由于各国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以及经济的发展程度的不同，各国在设立法律援助制度方面的价值取向是不同的。比如在英美国家，法律援助制度是建立在保证司法公正和公民合法权益的基础上的，所以为被告提供法律援助属于对司法公正审判的一种保障。而且在英国全国的法律经费都是有国家负责的，属于唯一一项“不封顶”的开放型预算。但是在大陆法系国家法院只有在特定的情形下才会为被告人指派公设律师，而且是在不顾被告人的意愿的前提下，这种强制指派辩护的制度并不是为了维护被告人的基本诉讼的权利，而是为了更快的实现刑事实体的真实还原。尽管存在着许多观念上的差异，但是各国的法律援助制度都是体现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原则，很好地体现了人权的内容。

三、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主要特征和改革方向

（一）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主要特征

作为人类文明的法律制度之一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各国之间存在着普遍性，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由于深受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各国的法律制度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而经过对国外经验的借鉴，创设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其主要特征如下：

1.主体审定的专一性。能够提供法律援助的程序包括诉讼法律援助和非诉讼法律援助两种形式。在非诉讼法律援助中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法律援助机构决定是否提供援助；在诉讼法律援助，法院只有依据特定情形或者是申请人的申请才会决定是否提供法律援助。这种主体审定的专一性体现在在制定辩护律师时，法院拥有专属的审定全；只有当被告人出现经济困难没有辩护律师时，法院才会酌情考虑是否提供法律援助。

2.受援阶段的有限性。新修订后的刑诉法规定，被告人只有在法庭的审判阶段才能得到法律援助，而在审判前的侦查和起诉或者是法院审查公诉阶段是没有权利要求获得法律援助的。

3.受援对象的特定性。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案件中规定法律援助的受援对象仅限于在公诉案件中的被告人和自诉案件中的被告人是残疾人或者未成年人。

4.援助形式的单一性。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的过程主要是参与刑事辩护，为受援对象出庭辩护活动或者是提供诉讼程序以外的某些帮助，比如法律咨询和申请取保候审等诉讼活动。由于受援对象的特定与受援阶段的有限性导致了我国法律援助受援的形式单一。

（二）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改革方向

1.完善立法。由于新修订的有关法律援助制度的相关法律只是对刑事法律援助的内容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对于法律援助的范围和形式等没有明确的法律制度加以细化。因此需要加快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为法律援助机构和司法行政机关解决问题提供相关的依据。

《律师法》中对于刑事援助作了规定，被告人若是家庭经济条件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无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民法院派遣已经答应承担法律援助的律师，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为其辩护。若是被告人是聋、哑、盲和未成年人，人民法院应该为他们指定承担援助的律师，使得他们有辩护律师进行辩护。被告人若是因为有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辩护律师的，人民法院也应该为他们指定辩护律师进行辩护。

这些规定都是原则上的，在实际操作中面临的难题很大，有很多的漏洞，并不能切实的实行。我国应该尽快建立健全法律，完善《法律援助法》。英国在1967年就已经有了《法律援助法》，加拿大1966年也实行《法律援助法》，他们在法律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对于理由充分能够进行诉讼，但是因为家庭条件不允许不能支付律师诉讼费的人，都有权利获得法院的帮助，免费诉讼。这样的法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法律的运用，帮助更多的人实现公平正义。

2.建立运转有序的刑事法律援助机构。为了使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能够真正的落实到实处，应当根据我国的立法规定，有主管法律服务行业的司法行政机关对法律援助工作进行统一管理。在管理的过程中既要遵循既要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又不能脱离现实性和可能性的原则，有应该遵循开展援助工作的有效性原则，真正的使法律援助机构发挥作用。

3.规范资金来源。根据我国的国情，完全有国家承担法律援助的费用是不科学的，在我国应该建立由国家和社会共同承担的多渠道筹资体制，解决法律援助的费用问题。比如，各级政府的拨款；法律援助机构接受社会的捐赠或者由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有偿法律服务等措施来弥补法律援助资金的不足。

4.援助对象广泛性。我国刑事案件诉讼中，有三种人能够享受法律援助，第一是家庭条件困难的辩护人，或者是其他的原因造成的没有辩护律师的。第二是聋哑盲和未成年没有辩护律师的。第三是有很大的可能性被判处了死刑，所以没有辩护律师的。我国规定的这三种人群范围狭窄，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现代社会主张人权，公民强烈呼吁保障人权，所以刑法应该扩大援助对象的范围，使得被害人都能够获得法律辩护。

美国在1975年做出了规定，未聘请辩护律师的，有可能判刑的被告人，都有权利申请辩护律师。奥地利在1973年规定，如果被害人承担律师费会影响他本身的生活或者他抚养的亲人的生活，那么被害人就有权获得免费的律师帮助。联合国在1985年就已经做出了相关规定，在法律诉讼过程中，受害者都能够得到相应的法律援助。而且司法、警察、社会服务和相关人员都要培训，提高他们的意识，体会到受害人的心情，能够采取迅速的法律援助。

5.受援阶段无限性。我国法律规定，被告人不能在审判之前的侦查、起诉、公诉阶段获得法律援助，只能在法院的审判阶段获得援助。这种规定极大的限制了被害人的权益，不能让被害人得到最好的法律援助。全球各国对被告人的法律援助集中在法院审判阶段，但是并没有规定只能在审判阶段获得援助，在侦查、起诉、上诉的时期，也可以进行法律援助。联合国确立所有被告人都能够享受权利选择一名律师帮助保护他，确认他的权利，并且在法院的各个阶段获得辩护。联合国大会规定被捕以后应该及时告知他有获得法律援助的机会，并且为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在英国，犯罪嫌疑人享有在警察局咨询的权利。在德国，处于侦查阶段案件，被告人可以获得指定的辩护律师。各个国家确立的法律援助，一般在侦查阶段就可以获得，这样能够让辩护律师及时了解被害人的情况，尽快做出决策，还可以让辩护律师以最快的速度接触到被告人，能够减少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我国在这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典型法律，完善自己的法律，尽快为被害人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援助。

6.律师享有援助费。我国刑法规定，提供援助的律师有义务提供援助，法院指定的律师要无偿性的服务，为被告人提供诉讼上的帮助。法院应该在援助律师提供援助服务的同时，给他们提供资金援助。在法国，援助律师在案件终结以后，提供援助的证明，即可获得国家的报酬。在日本，国选律师的律师费由国家提供，值班律师的律师费由律师协会提供。在加拿大，律师费主要是政府提供。在美国，国家财政负责律师开支。我国的律师援助费主要是国家承担，律师在进行服务的同时，有权利获得律师费来经营自身的发展。不能因为是义务劳动就免费进行援助，这对他们也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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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指定辩护 刑事诉讼 法律援助

一、研究意义

作为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规范和完善刑事司法活动具有积极作用，该制度在中国起步较晚，且任意性指定范围太广，未能充分体现人权保障和程序正义的现代司法理念，现代法制对于司法公正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任何涉及对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及如何处罚的审判，都必须给予他充分的辩护权，包括保障其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为此，在审判实践中，指定辩护制度平衡控辩双方的地位，从而有效地制约司法权力的滥用，保护涉诉公民的合法权益，实现司法公正。

指定辩护制度的设置，意在帮助诉讼中的弱者，而且刑事被助者不仅仅是能否得到法律援助的问题，而是怎样才能得到有效的法律服务问题。只有遵守司法程序公正的最基本要求，刑事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才能得以维持。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是刑事诉讼活动兼具的两项功能，无论何时，维护社会秩序都不能忽视司法正义的需要。在当今中国社会迈向法治之国的进程中，不但控制犯罪和人权保障应同时成为刑事法律的终极追求，公正本位，兼顾效率本应当成为现代司法的恒久主题，而且程序优先，实体与程序并重也应当成为现代刑事诉讼的价值选择。就指定辩护制度而言，关注刑事诉讼中的弱者，对完善科学且人性的诉讼程序体系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指定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中辩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份，亦属于法律援助的范畴，是一个国家司法人权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指定辩护制度在使公民获得平等的司法保护、保障特定主体的人权、实现司法公正等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已成为一个国家法制健全、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刑事诉讼中部分被告人享有获得指定辩护的权利。然而，目前我国的指定辩护制度无论是在立法规定、制度建构以及司法实践中都存在较大程度的缺陷与不足，直接影响到指定辩护基本功能的发挥，进而影响到整个刑事辩护制度功能的实现，乃至整个刑事诉讼的发展，亟待加以完善。

二、刑事指定辩护制度的立法规定及概念辨析

（一）刑事指定辩护制度与法律援助制度的概念辨析

刑事指定辩护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在受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对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无力聘请辩护人的被告人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进行辩护的一项法律制度，它是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指定辩护只适用于审判阶段，被指定的辩护人只能是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入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

刑事指定辩护制度与法律援助制度是两个外延不同、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从广义上讲，法律援助包含了指定辩护。但是，从狭义上讲，他们并不是同一概念。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范围不同。根据《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的第三条规定：“（一）法律援助的范围包括：①刑事案件；②请求给付赡养费、抚育费、扶养费的法律事项；③除责任事故外，因公受伤害请求赔偿的法律事项；④盲、聋、哑和其他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追索侵权赔偿的法律事项；⑤请求国家赔偿的诉讼案件；⑥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法律事项；⑦其他确需法律援助的法律事项。”

根据我国刑事法律相关规定，指定辩护的范围仅仅是符合特定条件的部分刑事诉讼案件，从范围看，指定辩护是法律援助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次是对象不同。根据《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的第二条规定： “法律援助的对象：（一）具备以下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申请法律援助：①有充分理由证明为保障自己合法权益需要帮助；2.确因经济困难，无能力或无完全能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公民经济困难标准由各地参照当地政府部门的规定执行）。②盲、聋、哑和未成年人为刑事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没有委托辩护律师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其他残疾人、老年人为刑事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因经济困难没有能力聘请辩护律师的，可以获得法律援助。可能被判处死刑的刑事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律师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③刑事案件中外国籍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指定律师辩护的，可以获得法律援助。”

而指定辩护只限于刑事诉讼关系中符合特定条件的被告人；而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的当事人范围更广一些。另外，对于外国人多数国家确定在刑事和行政诉讼中，外国人可以作为法律援助的对象，民事诉讼中外国人不作为法律援助的对象，对于法人多数国家没有把法人作为法律援助的对象，这是因为法律援助是一种保障制度，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因此，各国一般都不对法人提供法律援助。

第三是条件不同。申请法律援助的条件有：①经济困难者。世界各国的法律均规定，只有经济困难者方可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是从司法上对经济困难者进行救济的一项制度。旨在避免公民因经济困难，无法承担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在我国，对于确实经济困难，无能力或无完全能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可申请法律援助。②确实需要帮助者。为了避免有人利用法律援助而滥用诉讼权利，世界各国的法律大都规定，申请法律援助者须有正当理由进行诉讼，即须有胜诉的可能性。如日本法律规定，法律基于无力支付诉讼费用的一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给予诉讼帮助，但仅限于该案有胜诉的希望。在我国规定，确有充分理由证明为保障自己合法权益需要帮助的，可申请法律援助。

而指定辩护的条件是指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来成年忍而没有委托辩护人或具有法定的七种情形之一。

第四是程序不同。根据《司法部关于开疑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的第四条规定，属于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法律案件（即刑事诉讼法第34条及最高院司法解释第36条、37条所规定的案件），由人民法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再由法律援助机构负责指定律师担任刑事被告人的辩护人。而其它法律援助案件，则由申请人向有管辖权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或向其住所地或工作单位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指定辩护与法律援助不是同一概念，但法律援助在某种意义上讲包含了指定辩护，指定辩护仅仅是法律援助的一部分。

（二）我国关于形式指定辩护制度的立法规定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指定辩护包括任意指定辩护和强制指定辩护两种。任意指定辩护是指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为其指定辩护人：①符合当地政府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的；②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庭经济状况无法查明的；③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属经劝说仍不愿为其承担辩护律师费用的；④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被告人已委托辩护人的；⑤具有外国国籍的；⑥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⑦人民法院认为意见和移送的案件证据材料可能影响正确定罪量刑的。强制指定辩护是指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①盲、聋、哑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人；②开庭审理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③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人。

此外，在2003年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中也有相应的规定。如第ll条规定，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第12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被告人是肓、

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三、我国刑事指定辩护制度的缺陷

（一）指定辩护制度在适用范围上的规定有局限性

北京市司法局法律援助工作指导处所的相关数据显示，2000年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共承办刑事法律援助案件500件，其中刑事被告人是盲、聋、哑的案件4件，被告人是未成年人的案件23件，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346件，该三类案件共计373件，占74.6%：区县的法律援助中心共承办刑事法律援助案件733件，刑事被告人是盲、聋、哑的案件125件，被告人是未成年人的案件467件，两类案件共计592件，占80%。另外，从2006年的统计数据看，2006年全国共办理指定辩护案件为96762件，其中未成年人案件53591件，可能被判处死刑案件24206件，盲、聋、哑人案件5017件，一般贫困者案件7056件，其他指定辩护案件6892件。上述五类指定辩护案件的比例为56：25：5：7：7。

通过以上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在适用指定辩护的案件中，绝大部分指定辩护的适用对象是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成年人和开庭审理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而被指定辩护的案件较少。

法律规定的强制指定辩护的适用范围包括三种特殊被告人。但在实践中，需要保护的特殊群体不仅仅局限于此，除肓、聋、哑人以外，身体有其他重大残疾的被告人、或是虽不够判处死刑但可能被判处重刑的被告人都属于需要法律特殊保护的对象。由于强制指定辩护要求人民法院必须为三种特殊被告指定辩护人，人民法院不享有指与不指之间的自由裁量权，只能依法直接操作。该制度在适用范嗣上规定的过于狭窄，使得受该制度保护的被告人的范围也就很小，那么所谓的法律援助实际上并没有最大程度地顾及所有需要特殊保护的被告人。

对于任意指定辩护，我国法律规定了7种情形，多数针对有经济困难的被告人。“任意”是指人民法院享有两可的自由裁量权，如果出现了法律规定的7种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也可以不指定辩护律师，即使不给特殊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也不违反法律。在司法实践中，与死刑犯、未成年犯的数量相比，因经济困难而无力聘请律师的被告人占很大比重，笼统地将这些被告人列入任意指定辩护的适用范围中，会由于法院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使得很多贫穷被告人无法获得国家提供的免费辩护。如何更好地行使司法权力，同时又能充分保障受追诉者的权利，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二）刑事指定辩护制度在适用阶段上的限制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指定辩护制度只适用于审判阶段。换言之，在审判前的侦查、审查阶段，刑事追诉机关不承担指定辩护的义务，受追诉者不享有获得指定辩护律师帮助的权利。这种仅在审判阶段才可获得指定辩护人帮助的规定，对特殊被告人来讲是十分不利的。按照现行法律，特殊被告人可以获得指定辩护律师的时间是开庭10日以前，这就要求，被指定的辩护律师必须在开庭前的短期内完成会见被告人、阅卷、调取证据等辩护准备，由于从时间上显得太过仓促，故不能保证取证的质量和出庭辩护的质量，指定辩护制度并没有发挥出充分协助被告的作用。因此，指定辩护制度在适用阶段上的规定存在缺陷。被指定的辩护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过晚，无法作充分有效的准备，也不可能保障被告人的权利。虽然在法律援助条例中规定，公诉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但申请法律援助并不代表在侦查阶段可以获得指定辩护。因为刑事诉讼法规定，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的律师的身份不是辩护人，只能算是提供法律帮助的顾问。因此，法律援助条例中的这一规定不能说明指定辩护适用阶段提前到了侦查阶段。

四、我国刑事指定辩护制度的完善

（一）扩大刑事指定辩护的适用对象范围

联合国准则明确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穷无钱聘请律师的，要为其免费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贫穷者的利益，防止因经济条件的不平等而在司法上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将指定辩护分为强制性的指定辩护和任意性的指定辩护，实际上剥夺了一部分被告人获得辩护的权利。毫不否认生理、心理有障碍或可能被判处极刑的被告人应当得到特别的保护或慎重对待；但是是否身心健全，经济困难，罪行较轻的被告人就不应得到法律上的特别保护？答案是否定的。由于行使辩护权方面的特定要求，刑事诉讼中的弱者并不是指生理上、心理上有困难的人，而是指无力充分有效自我防御以对抗国家公诉权的人，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所有经济上有困难而无力聘请律师的被告人都是弱者。因此，有必要将强制性指定辩护的范围扩大，将因贫困无力自行聘请律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纳入到指定辩护惠及的的范围中；换言之，将强制性指定辩护和任意性指定辩护合并，不存在所谓的“可以”指定的情形，但凡涉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要是因为贫穷无力聘请律师，都有权利获得国家为其指定的免费律师——从而打破刑事法律援助适用上的不平等。

（二）将指定辩护的适用扩展至侦查阶段

新《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之后活着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是采取强制措施时，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但是，这仅仅是从法律上赋予了犯罪嫌疑人的一种“权利能力”，至于他有没有实际能力来行使这项权利，法律似乎是在所不问的。如果我们采用目的解释的方法来推敲这一条款，即法律既然规定了当事人委托辩护人的权利，那么在他未明示放弃该权利而又确无能力委托律师时，负责侦查的侦查机关为其指定辩护律师协助其行使辩护权应当是“有权委托辩护人”的题中应有之义，也符合该条款设立之意旨。惟有如此，才能为律师提供充足的时间来就案件情况进行调查、取证以提高辩护质量，也才能真正做到保障人权，消除在法律保护方面的“贫富差距”。此外，将指定辩护的阶段向前延伸至侦查阶段，可以使指定辩护人获得更加充足的时间去取证，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抑制刑讯逼供的频繁发生。

参考文献：

[1]陈瑞华.刑事辩护制度的实证考察[J].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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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限，指案件的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向法院提交证据的责任期限，在规定的期限内，当事人必须向法院提供证据材料，如果在此期限内未提供，则认为当事人放弃对证据举证的权利。简单的理解就是当事人提供证据的一个期限。而当事人在一定的期限内未向法院提交证据，要承担相应的诉讼后果。而对于当事人未在此期限提供证据材料的，法院在审理中不再对逾期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未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判案的依据。但是各方当事人均同意的情况下，法院应当对逾期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

我国民事诉讼在三大诉讼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自然人与自然人、法人与法人、法人与自然人等平等主体之间解决纠纷的主要方式之一。诉讼过程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还原案件的事实，但是如何还原案件事实，让根本不了解双方当事人的法官了解案情呢？这就需要双方当事人拿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成立，自《民事诉讼法》第一次颁布以来，在该法中制定了部分举证的规则，但是并没有系统的全面将证据的举证方式以及期限规定出来。在2002年4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至今，司法实践当中出现了不同的理解和适用，使得证据的随时提出主义和举证期限制度的矛盾愈演愈烈。

二、 举证期限适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举证期限制度颁布至今整十年了，十年来由于当事人缺乏基础的法律知识、每个法院对证据要求不统一、二审法院或者再审程序中是否可以申请鉴定存在不同认识、对“新证据”理解不同、诉讼各方当事人举证期限起算日期不一致等问题导致对举证规则制度认识上的误区阻碍举证期限的实施。

笔者是在律师事务所从事法律工作十余年的人员，多年的一线工作，笔者发现《举证规则》的颁布增加了诉讼参与人举证责任，可是作为案件的当事人根本不知道如何主张自己证据，就算知道了如何主张自己的证据，也不知在什么时候主张自己的证据。这时作为专业从事法律工作的律师作用就体现的淋漓尽致了。

《举证规则》的颁布初期，法院审判人员是皆大欢喜的，但是审判人员按照《举证规则》实施后产生了很多问题，发现《举证规则》在审判实践中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与该规则起草之处的宗旨和初衷有一定的差距。主要体现在超过举证期限所提交的证据失权的合理性造成了多方的分歧。《举证规则》设计的初衷是为了更有效更公正的审理案件，保障程序的公正才能得到实体的公正，既提升了诉讼的效率，又能得到一个公正的判决文书，可以提升法院在国民对司法的认识，从而使得法院的公信力有所提高。但是在审判过程中往往出现证据失权后当事人对判决书不服，通过各种方式向各级党委、人大申诉，这些单位也非常不理解法院的做法，总是无理的要求法院按照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作出判决，这样导致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不知是否该适用举证期限。

三、 民事诉讼程序中律师强制制度的完善保障举证期限制度的实施

（一）法律援助体系的建设。

法律援助是政府设立一个法律援助机构，由法律援助机构从事法律援助的行为。其中根据2007年颁布的《律师法》和相关的《法律援助条例》中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有法律援助提供支持。律师应当根据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向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需要法律援助的人员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保障其合法的权益。但是符合民事法律援助的条件只有六部分内容，包括：（1）请求国家赔偿；（2）请求给予社会保障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3）请求发给抚血金、救济金；（4）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5）请求支付劳动报酬；（6）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笔者认为，只有以上六种法律援助范围在一定范围限制了律师的主动积极性。应当将法律援助的范围扩大，笔者认为只要是因经济困难，没有能力支付费用的当事人均有条件申请法律援助。同时加强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在强制律师的同时强制律师每年在的案件中设定一定比例的法律援助案件。

（二）律师强制。

在我国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从该规定不难看出，律师是熟知法律的专业工作人员。在全世界律师制度的发展是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司法进步和民主的标志。有了律师这个职业之后，该职业对人类社会的驱动、对社会秩序的构建、对社会正义的维护、对民主政治的建立都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

律师本身是作为委托人的人出现在诉讼程序中，委托人和律师之间是人和的产物，由于委托人对律师信任才建立了委托关系。在目前我国国民相对文化素质教低、法律意识淡薄的前提下，通过强制律师制度的实施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可以通过律师向当事人传授法律知识；其次可以通过律师用专业的法律知识分析案情，给当事人选择一个更利于当事人权益保护的方式，如直接达成和解、调解。最后随着律师强制制度的事实全面提高我国国民的法律素养。

律师参与诉讼有利于保障司法的公正。我国公民针对法律的的变化无法全面详细的了解，建立强制律师制度，由熟知法律的律师代为当事人参与诉讼，利用自己全面了解熟知的法律协助当事人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律师作为委托人的人，在适用法律的同时同样是监督法院的审判工作。法院审理案件由于各方当事人的均为熟知我国法律的律师，在作出裁判时就需要更加慎重。从而达到让各方当事人满意的结果，可以提高司法在我国公民的权威性。

作为法国、日本、德国在律师强制的制度是比较健全的。比如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54条第1款规定：“除法律规定能进行裁判上行为的人以外，非律师不能作诉讼人。”豍《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414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仅允许由一名经法律授予资格的自然人或法人诉讼。”豎德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78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在州法院必须由初级法院或州法院所许可的律师，在所有上级审法院必须由受诉法院所许可的律师作为诉讼人代为诉讼。”豏在荷兰法院是在普通民商事案件以及二审程序中实行的是律师强制制度。虽然美国没有明确规定律师的强制制度，但是在美国法律中规定：“除小额诉讼请求案件之外，在现代诉讼中，为当事人呈述案情的职能由律师行使。”豐上述国家的法律规定均可参照和借鉴。但是加强律师强制制度的同时，要加强律师队伍自身的建设。鉴于我国公民目前收入不均衡，对律师法律援助制度要制定的更加完善。

公民法律意识的强化是推动律师地位的前提。由于我国长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使得律师在政府机关甚至公民心中的地位很低，古代律师被称之为“诉棍”。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加入WTO后对西方律师职业的认识，现代已经认识到曾经对律师的人与保护人权、追求公平、公正的法治观念不协调。律师这个职业目前也开始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和认可。但是观念的改变是远远不够的，要有法律作为强有力的保障。但是律师毕竟是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的，法律也要限制律师在进入讼诉前的某些调查，不过这些限制可以在进入诉讼程序后，经法院审核后由法院以调查令方式再赋予律师的调查权利，这样就更好的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律师作为政法队伍的组成部分之一，对律师的培养和管理是至关重要的。据统计，我国目前有律师事务所两万余家，执业律师20多万。但是其中一半以上的律师事务所均在十人以下，在三十人以下的律师事务所占90%之多，特别是在一些中小城市基本都是20人以下的小型律师事务所。这些小型基本为松散型管理，其中分为提成制和管理费包干制度，形成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之间只是一种单纯的挂靠关系，律师事务所做不到有效的对律师进行管理。根据法律规定，律师事务所统一受理案件接受委托，指派本所委托人的行为。往往都是律师个人想尽一切办法取得当事人的信任，形成了当事人认同律师不认同律师事务所的现状。

设立律师强制制度，充分发挥律师事务所的管理职能，真正实现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统一指派律师的方式，增加律师事务所的收入，成立相应的培养的机构，在有资金保障的前提可以聘请资深律师、法官、检察官、法学教授对律师进行培训，增强律师队伍的整体法律素养。

西方国家对律师工作的监督不仅仅是律师协会，还有法官。法官对律师的案件进行全方面的监督，其中不仅对律师执业过程中是否有违规行为，还对运用法律进行监督，以上两种行为法官均有权利向律师协会提出意见，律师协会针对法官提出的意见进行核实，情况属实会让律师接受继续学习等惩罚措施。从而整体提高司法队伍的法律素养。

2002年律师资格考试改为全国司法考试制度，该司法考试是选拔法官、检察官、公证员和律师的毕竟资格考试，也就是说司法考试充分的肯定了律师是和检察官、法官是同样的法律职业者。

由于我国目前对律师工作保障的体系不够健全，导致大量有资格从事律师工作的青年放弃选择律师作为职业，目前我国律师在没有一定保障的前提下，从事律师队伍人数已经达到20万人，如果能保障律师队伍收入的均衡发展，进入律师队伍执业人数将会大大提高，这样从律师人数和执业素养的角度上都能保障律师强制制度的实施。每个案件的审判者、人都是法律的精英，可以大大提高司法的效率节省司法资源，保证案件公正的审判。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法学院）

注释：

白绿铉.日本新民事诉讼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

罗洁珍.法国新民事诉讼法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

篇4

    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到1994年初，司法部才正式提出探索建立和实施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援助制度，并在北京、广州、上海、郑州、武汉等地开展法律援助的试点工作。1996年12月，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成立，担负起对全国法律援助工作的管理和监督。1997年5月，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经民政部批准成立。此后，司法部就刑事、民事、行政等法律援助工作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了多个联合通知。广东、山东、江苏、重庆等省市也出台了地方性的法律援助法规。所有这一切为法律援助的全国性立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03年7月16日国务院第15次常务会议通过的《法律援助条例》， 标志了我国法律援助工作从制度创立进入到了加快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

    法律援助制度是由国家设立专门机构，为经济困难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减免费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制度，是一项造福社会、造福人民的崇高事业，其实质是法律扶贫、扶弱，它使每个人都能平等地站在法律面前，维护自己的法定权益。主要的服务形式有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提供刑事辩护，刑事、民事、行政诉讼，非诉讼法律事务和公证等。

    了解法律援助，必先搞清何为“经济困难”、有那些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可以申请法律援助、那些机构提供法律援助、由谁来提供服务、怎样减免费用……

    一、“经济困难”没有全国统一标准

    《法律援助条例》旨在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但如何界定“经济困难”，并没有一个全国统一标准。条例规定，公民经济困难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事业的需要规定。申请人住所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与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不一致的，按照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执行。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各地在制定经济困难标准时，要本着“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既要考虑贫困群众的实际需求，同时要兼顾地方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制定科学合理的经济困难标准，并随着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不断调整，以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但是，各地经济困难标准至少要保证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公民能得到法律援助。有条件的地方，应当高于这一标准，尽量降低门槛，使更多的人受益于法律援助制度。

    二、 六大民事、行政事项可请求援助

    《法律援助条例》规定，公民对下列6种需要的民事、行政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这6大事项是：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条例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还可以对此六项以外的法律援助事项做出补充规定。

    条例还规定，请求国家赔偿的，向赔偿义务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向提供或发放义务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向给付义务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向支付义务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向被请求人住所地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三、到何处申请法律援助

    国家设立的县级以上法律援助机构，向符合法律规定资格的申请人提供法律援助；各地的社会团体对其所属成员符合条件的提供法律援助；法学院校自发开展的为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

    四、法律援助由谁来提供

    现实生活中，有不少人错误地认为只有律师才能提供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条例》第21 条规定，“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指派律师事务所安排律师或者安排本机构的工作人员办理援助案件；也可根据其他社会组织的要求，安排其所属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可见，律师可以提供法律援助，法律工作人员也可以提供法律援助。

    五、怎样减免费用

    “减免费用”顾名思义是减少和免除费用的意思，这里的“减少费用”很好理解，关键是“免除费用”，“免除费用”不等同于“免费”，通常情况下，受援人不用支付律师的费，但须承担一定的必要费用。如诉讼费、鉴定费等。

    人民法院对于法律援助机构决定减免费提供法律援助民事诉讼的，经审查认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应当先行对受援人做出缓收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的决定，待案件审结后根据具体情况决定诉讼费的支付。

    经人民法院调解达成协议的案件，诉讼费由诉讼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诉讼双方具体情况做出决定。

    经人民法院审结的案件，胜诉方为受援人，诉讼费由对方当事人承担；败诉方为受援人，由于其缴纳诉讼费确有困难，人民法院应当减免诉讼费；双方都有责任的，由双方分担诉讼费，如果受援人缴纳诉讼费确有困难，人民法院应当减免其应承担的部分。

    六、 法律援助是否一助到底

    《法律援助条例》第6条对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的质量作了明确规定，“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并且《法律援助条例》第28条规定，“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擅自终止法律援助案件的，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停止执业的处罚。”但是，这并不表明法律援助中途不能停止。《法律援助条例》第23条规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经审查核实的，应当终止该项法律援助：（一）受援人的经济收入状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二）案件终止审理或者已被撤销的；（三）受援人又自行委托律师或者其他人的；（四）受援人要求终止法律援助的。

篇5

[关键词] 法律援助 人权保障 经费投入 司法救助

法律援助是指各国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予以减免费用提供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制度。法律援助制度旨在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保护其合法权益，保障其法定权利得以实现而不致沦为空谈，它能够保证让每一位社会成员不因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平等地享受法律的终极关怀，是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司法救济机制，也是司法人权保障机制是否完善的一项重要标志。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建立已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在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弘扬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应该看到，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还存在诸多缺陷，制约着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继续发展。本文从分析基层法律援助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入手，拟对基层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作些探讨。

一、基层法律援助实践的现状

（一）制度层面的问题

《法律援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从2003年生效至今已有八年时间，从我国法律援助的成果来看，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的发展还是比较迅速的。我国现行的法律援助制度相对来说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在制度层面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条例》所规定的我国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和案件范围相对国外都比较狭窄。其中，法律援助的对象为“经济困难的公民”，尽管这一规定考虑到了我国的具体国情，但不够清晰，且范围较窄，经济困难的标准也过高，导致我国很多群体被排除在法律援助之外。其次，就援助的案件范围来看，不可否认，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相对以前扩大了一些，但有一个严重不足就是刑事法律援助介入时间太迟。《条例》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实践中，很少有犯罪嫌疑人可以在侦查阶段申请获利法律援助，甚至到了审查阶段依然享受不到其应有的权利。受指派的律师大多是在庭审开始前几日接到通知，很难有足够的时间为庭审好充分的准备，因而法律援助的效果自然差强众意。至于民事方面，法律规定仅限于那些涉及受援人基本生存权利和基本生存条件相差的权利，且明确规定不包括经济案件。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迅猛，平等主体间的经济纠纷越来越多，将经济案件排除在法律援助之外显然不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

（二）法律援助经费短缺

法律援助是一种社会服务活动，尽管不以营利为目的，但也要有一定的服务成本做基础。然而，在基层实践中，普遍存在经费短缺的问题。某些地方法律援助经费根本未列入财政预算，仅靠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来无偿提供法律援助。目前，律师业务早已进入市场化运作，法律援助工作没有财政提供的经费作为基础，仅靠律师的个人品性作为支撑恐怕很难维持长久。因此，有些地方就出现了有偿服务和变相收费，甚至虚设法律援助机构，没有人员，也不开展法律援助业务。有些地方财政尽管有拨款，但相当一部分县级财政只解决了法律援助机构的人员和办公经费，而没有解决法律援助的业务经费；或者所有的经费只是机构建立时的启动经费，缺乏后续的援助业务经费。有些地方的财政拨款甚至被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占用，法律援助经费得不到合理使用，不能做到专款专用，严重妨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

此外，法律援助经费来源渠道单一也是经费短缺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财政拨款、社会捐款及行业奉献（指律师义务办案）是法律援助经费的三个基本来源。上文已述，法律援助经费在一些地方还没能列入地方财政预算，导致法律援助经费成为无源之水，只能靠挤占当地司法行政部门微薄的办公经费为继，显然难以持久。而社会团体组织和个人的捐赠很少，或者几乎没有。

（三）基层群众法律意识淡薄

我国历来缺乏法治的传统。在基层特别是农村，群众之间、群众与有关组织之间一旦发生冲突或纠纷，往往是请声望较高的长者以人情事理、风俗习惯来调解和缓和，以保持秩序的稳定，而不是依据事实和法律去明辨是非。正是这种历史传统，使农民行为的指导思想是“礼治”多于“法治”，进而深深影响着农民的法律意识。尽管普法教育在提高社会整体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在基层的效果并不明显。

（四）法律援助宣传力度不够

由于受经济条件影响，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一直存在城乡差别，在城区宣传的较为广泛，且援助机构亦都设置在城区，而针对基层的宣传较少，因为基层物质条件相对落后，甚至援助机构认为广泛宣传恐怕会有引来更多的群众找上门来寻求法律援助，造成援助机构由于人员较少而应接不暇。

（五）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缺乏有效地配合与衔接

在实际工作中，法律援助除了免交受援人的律师费、费外，还应包括减、免、缓交诉讼费，这就涉及到法院对法律援助案件的审批。而对于法院来说，法律援助案件一般仅限于或者多限于刑事辩护案件，对于民商行政诉讼案件，当事人要想减免缓交诉讼费有一定的难度，往往得到司法救助的可能性较小。就目前情况看，法律援助机构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而法院却没有同意其减、免、缓交诉讼费，最终导致部分当事人因缺钱而无法立案。因此法律援助机构指定办理的援助案件与司法救助诉讼费用减、免、缓的衔接问题现尚未很好解决，既使受援人不能有效地进入诉讼程序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使法律援助工作不能更好地落到实处。

（六）现有法律援助队伍的政治、业务素质不高，影响法律援助工作

法律援助是一种德善之举，它要求援助人员要有侠肝义胆，古道热肠的品德，对接受指派的法律援助案件无偿受理，认真承办，以体现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一种职业上的道义，良心和同情心。而实践中，基层的从业律师较少，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素质又参差不齐，他们对法律援助的看法、态度各有不同。相当一部分人员能正确对待，积极履行义务，而有少部分人员接受指派则是勉强办理，有的还挑三拣四，甚至借故推诿。在所有援助案件中，民事部分的人身损害赔偿、婚姻家庭事务、劳动工伤纠纷等类型在基层占很大比例，但通过结案后的卷宗评查反映，一些承办人员在实务领域中的系统理论与办案技能尚有欠缺。因此，要提高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与数量，法律援助队伍的政治、业务素质亟待提升。

（七）机构性质不明确，队伍不稳定

《条例》明确“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这一规定诠释了法律援助属于政府行为，法律援助机构被赋予了代表政府在实施法律援助中行使政府行政管理的职能，事业机构不是行政主体，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法律援助机构和人员按照事业单位进行管理和配备，不利于顺畅管理体制，所以，法律援助机构应定性为行政性质。

二、对策与建议

1、加强法律宣传工作。由于基层群众一般缺乏对法律知识的了解，特别是对涉及自身利益保护的法律知识的掌握和认识。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加强对农民法律知识的宣传普及，要充分利用报纸、杂志、电台、电视、网络等媒体宣传法律援助相关内容，同时结合“3.15”、“12.4”等特定宣传日加大宣传力度，让广大群众学法、知法、用法。

2、提高办案质量，让群众相信法律援助。法律援助办案质量影响到广大农民对法律援助的信任度，要让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增强责任感，认真按照确定程序做好法律援助案件办理工作，做好案件的审阅、调查、准备工作，不断提高办案质量。切实维护广大受援人的合法权益。让更多的群众信任法律援助，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做好法律援助工作。

3、不断加大法律援助经费投入，保证法律援助工作顺利开展。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要想方设法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投入，要建立健全基层法律援助网络体系，在基层以至农村普遍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指导群众申请法律援助，接待解答法律咨询，协调、参与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不断加强法律援助队伍建设，建立一支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调动全社会参与法律援助工作，加强对这些志愿者人员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服务水平和业务水平；要进一步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增大对法律援助经费投入，切实让群众受益。

4、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障群众的合法权益。要进一步完善各项法律法规，特别是修改完善《法律援助条例》、《劳动合同法》等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出台相关的有效的配套措施。将关系群众基本生存、生活保障等事项提高到重要议程，并予以解决。通过修改法律法规和规章，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对公民经济困难标准作出调整，最大限度满足基层群众的法律服务需求。

参考文献:

[1]宫晓冰：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培训教程，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

篇6

一、 受援人的经济困难不应确定为一个固定不变的标准

法律援助的对象是经济困难的公民。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规定，刑事案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外，其他任何案件，公民(法定人或者近亲属)申请法律援助要获得批准，都必须符合经济困难的标准。

目前，我国大多数地方条例和政府规章，都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事业的需要，制定了公民经济困难的标准。从己颁布的地方条例和规章看，公民经济困难标准，有的地方规定为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有的为最低工资标准，有的为月薪千元，但大多数都是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目前，江苏省正在修改地方法律援助条例。江苏苏南、苏中、苏北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立法调研时，围绕经济困难标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分歧较大，就是各地法律援助机构也各执一词。有的坚持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有的坚持最低工资标准；有人认为公民经济困难不应固定为一个标准，因为各种各样的案件，其难易程度和诉讼标的金额各不相同，法律服务费用悬殊很大，应将受援人的经济困难状况作弹性的界定，即“无能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还有人认为，“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标准，参照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同时“申请人因遭遇突发性事件提出无能力承担法律服务费用的，由法律援助机构根据申请人家庭经济状况结合申请事项的复杂程度等因素审查认定”，作为经济困难固定标准的例外。

笔者认为，第四种意见比较切合实际，给法律援助人员留下了一定的据实裁量空间。法律服务是按照诉讼标的和案件难易程度收费的，一件案件少则几十，多则上万，甚至几十万。以江苏为例，公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在130元至280元之间，一个三口之家，夫妻月薪为1200元，远远超过了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以至超过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但是，遇到突发事件要支付数万元服务费，实在无能为力。一个享受低保待遇的人，交几十元法律服务费，咬咬牙也是可以做到的。公民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急需法律服务，没有委托人，其根本问题就是因为经济困难交不起法律服务费。就个案而言，是否有能力支付法律服务费，是衡量申请人经济困难的标准。申请事项只要符合法律援助范围，其经济状况就是超过了低保待遇乃至最低工资标准，只要法律服务费用数额巨大，都可认定为经济困难，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在社会生活中，申请人有完全不能承担法律服务费用的，有能承担一部分，但要全部承担有困难的。经济困难标准是法律援助的一道门坎，高了受援人进不来，低了受援人过多，僧多粥少无力应对。经济困难设定一个固定的标准只能为完全不能承担费用的申请人提供法律援助，而将有一部分承担能力的人排除在外。法律援助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法律保障制度，其目的是保障公民不因经济困难而得不到法律服务，丧失对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经济困难固定为一个标准，作为一项制度设计是有缺陷的，其公平性值得商榷。合理分担费用是西方国家上百年法律援助工作的经验总结，是比较科学的。我国如能参照西方国家的做法，申请人收入设定上下限，由受援人按比例分担费用。这样的规定就更加完善了，可以将只能承担一部分法律服务费用的申请人纳入法律援助的范围。当然分担费用制度的实施，有可能滋生乱收费的弊端。笔者认为，任何事物的出现，利弊都是共生共存的。

分担费用可以弥补法律援助资金的不足，使那些不能支付或者不能完全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公民，纳入法律援助的范围，尽量扩大贫弱群体的受益人群。分担费用是调动社会一切积极力量的重要举措，对法律援助工作来说利大于弊。因噎废食，不利于法律援助事业的长远发展。

二、 政府为主导，全社会参与的原则，弱化了政府的责任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确立了国家保障公民不分地位高低和财产多寡，都可平等享有法律赋予的一切权利。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是实现公民权利的根本保证。法律援助是程序公正的一个重要方面。政府作为国家权力的执行机构，义不容辞的承担着公民的法律援助责任。《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应当依法设立法律援助机构，配备一定数量合格的人员，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经费，保证法律援助工作的正常进行。否则，就是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完全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就是没有尽责。

政府责任并不是说，法律援助经费、人员，以及办公用房和办公设备，法律援助工作需要多少，政府就能满足多少。由于各种因素，西方较多国家也不尽如人意，何况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作为法律援助资源体系的基本架构设置，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切实可行的。目前我国地方法律援助条例立法中，有几个省(江苏为首家)将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作为原则写进去，而没有明确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这一根本的原则。笔者认为，国务院条例的最成功之处，是规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的原则，对法律援助的责任作了三七开，弱化了政府的责任。对待法律援助工作，政府应当保障经济困难群体的权利，体现的是责任；社会组织和公民奉献慈爱之心、伸出援助之手，体现的是慈善义举。两者具有本质的区别。

法律援助作为一项社会保障制度，实现的是公民政治上的平等。保证公民之间在政治上的平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相对于社会制度的建立是滞后的。经济落后是一个方面的原因，根本原因还是认识问题。有人认为，一级地方领导的工作重心，“生产、生活是第一位的，公正、公平是第二位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法律援助经费数目不算大，分摊到各个市、县，是完全有能力来解决的。即使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也不是很重的负担，关键是党委、政府对这项工作重视，就能够解决。作为一级政府

财政，各行各业，各个部门都向他伸手要钱，不叫困难不现实。就是经济发达地区财政，同样喊困难。我国不可能短期内消除贫富悬殊的问题，保证经济困难公民政治上的平等，与解决他们的吃饭、穿衣问题一样重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是利用我国公民政治权利保护方面的问题，小题大做，借题发挥，大做文章，恶意攻击。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这个责任是完全的，百分之百的。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作为原则，对于法律援助这个新兴的朝阳事业来说，有害无益。三、 法律援助诉讼案件应是可能胜诉的案件

一件民事或行政诉讼案件有两种结果：要么胜诉，要么败诉。综观世界各国法律援助法律，有些国家在法律援助立法中，规定法律援助案件应当是可能胜诉的案件。《韩国法律援助案件管理条例》就把“胜诉的可能性”，作为受援审查的条件之一，“当认为不可能胜诉时”，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决定不提供援助”；一般来说，要成为法律援助案件，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其一、有合理的请求及事实依据；其二、请求事项属于法律援助范围；其三、确需法律服务而无力承担法律服务费用。我国《法律援助条例》并没有“胜诉的可能性”的审查规定。但是，第十七条将“与所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案件材料”，规定为公民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提交的证明材料。

谁主张，谁举证。没有证据进不了诉讼程序，更不可能胜诉。公民申请法律援助，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供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相应证据。当然，要每一个申请人都提供证明案件事实的足够证据，是不可能的。但要提供初步的证据或证据线索，以便法律援助人员据此进行调查取证。

《法律援助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法律援助机构收到法律援助申请后，应当进行审查；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不齐全的，可以要求申请人做出必要的补充或者说明，申请人未按要求做出补充或者说明的，视为撤销申请；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需要查证的，由法律援助机构向有关机关、单位查证。”如果没有任何证据，法律援助机构就不会批准提供法律援助，申请人的案件，也不可能成为法律援助案件。例如，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应当提供具有赡养、抚养、扶养亲属关系的证明材料，如户口本、公安派出所证明或有说服力的相关材料；申请执行或要求增加数额的，要有生效的判决书或调解书等裁判文书。当然，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给付方的实际经济能力也要有证明材料。又如，一个农民工，申请追索劳动报酬的，应当提供劳动合同；如未签劳动合同，则要提供劳动地点、劳动时间、什么工作和薪酬标准的相关证据，或者证据线索。没有这些起码和必要的证明材料，就视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法律援助机构就可以依法作出不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既然有证据证明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这样的案件在诉讼中就基本不会败诉。

综上所述，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我国法律援助案件也是应为可能胜诉的案件。据部中心对法律援助数据统计分析，我国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败诉率为10％左右，行政法律援助案件败诉率为20％左右。笔者武断地认为，出现这种情况，不是计算错误，就是受理审查不严。

四、 受援人可获得的预期利益明显小于法律援助成本的案件，可以不提供诉讼的援助

在法律援助实践中，受援人通过法律援助获得的利益，一般来说，都远远高于法律援助的成本。但也有为了一、二百元，甚至二、三十元钱，申请法律援助的。受援人的预期利益明显小于法律援助成本，是否提供诉讼援助，由于法律没有规定，这个问题认识不同，各地做法不一。

篇7

受经济条件、法律意识、文化基础、国际制度以及现有的司法实践等方面的影响，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对于被害人权利保护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立法上得到很大加强。但是，比照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在被害人权利保障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旧《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害人因受到犯罪嫌疑人的物质侵害才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新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扩大提起民事诉讼的诉讼范围而且被害人因遭受物质损失而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中也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在一起侵权案件中，被害人不仅有可能要遭受到来自犯罪嫌疑人物质上、精神上的伤害，其心理上也要遭受到巨大的重创，精神损害赔偿损失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慰藉。但现实中，刑事犯罪被害人有机会获得的赔偿损失远远比一起民事侵权案件被害人获得的赔偿损失要少。只给予犯罪嫌疑人刑事处罚远远不能弥补他们给被害人带来的精神上、肉体上的巨大伤害。

第二，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在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方面有了更多的规定，比如犯罪嫌疑人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援助机构根据其具体情况提供具体帮助；提供积极的辩护保护等。相反，在被害人得到法律援助的机会和辩护律师介入案件时间等方面新刑事诉讼法上并没有过多的体现，导致了被害人的被动局面。旧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有权在第一次被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委托辩护律师，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阶段也可以委托辩护律师，而被害人只有在审查阶段才有权委托人，这无疑损害了被害人的利益而更加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利益，进一步导致了双方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失衡，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被害人的保护自身利益的权利。

第三,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不论以何种方式，书应送到当事人手中。但现实中往往是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可以收到书，或者只有受到严重暴力犯罪案件中的被害人可以收到书，一些涉及到财产类犯罪的被害人很少能收到书。另一方面，在一些案件中被害人已经死亡、失踪或者失去行为能力，法律规定近亲属可以成为其诉讼人，理应有获得法律文书的权利。但新刑诉法中没有对这一现状进行规定，往往不愿将法律文书送达被害人的近亲属。由于被害人的近亲属等诉讼人不能及时获得这些关键性的文书，导致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不能得到更好的保障。

第四，我国首次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财产保全措施写入刑事诉讼法中，法律规定可以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其他法律规定的方法。这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被告人及其家属恶意转移财产，被害人可以放心地进行诉讼，也避免了被告人在败诉之后拒不履行赔偿判决，给予被害人获得财产赔偿的保障。其中在某些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申请财产保全需要提供必要的担保措施。对于被害人来说，因为犯罪嫌疑人的侵权导致了被害人财产损失，在这一损失还没有得到弥补的情况下，如果还需要拿出其他的财产作为担保显然是不合理的，提供担保将阻碍其权利的实现。再者，法律规定在财产保全中，其裁定权只能由人民法院行使。前面所述，在案件审结之后，因遭受物质损失被害人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不再受理，必须征得检察机关的同意才可以代为申请财产保全。这样既降低了办案机关的办事效率，也给被害人及其亲属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二、被害人人权保障的制度构想

随着司法文明程度的不断加深，被害人人权保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根据我国国情，以及被害人人权保障的发展趋势，结合我国立法的要求及现状，为完善被害人的人权保障制度，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建设：

第一，新旧刑事诉讼法中都规定，只有人身权利受到侵犯的行为人才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并且因一般民事侵权行为受到侵权的被害人有权利要求犯罪嫌疑人赔偿其精神损失，因犯罪造成的更严重的精神损失则不能要求赔偿，而这些规定对于遭受财产损失的被害人有失公平。因此，应该改变新刑诉法中这种规定，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纳入到被害人的权利中，并且有权利要求赔偿其精神损失。不仅有利于缓解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的过激矛盾、缓解被害人身心痛苦，而且可以在犯罪嫌疑人得到刑事处罚的同时也承担一定的经济赔偿，有利于其汲取教训更好地改造自己防止其再次犯罪。

第二，由于被害人作为案件中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受到心理上、物质上的双重伤害，有些被害人还因为物质上的困难或专业知识的缺乏无力参加诉讼，造成诉讼上的不平等。现在我国还没有类似于提供法律援助的机构或组织，目前被害人及其诉讼人基本上都是通过律师来提供法律帮助，有些被害人无力支付昂贵的律师费用。因此，国外建立法律援助组织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在侦查阶段给予被害人及其诉讼人一定的法律援助，让被害人参与到诉讼阶段的整个过程中，维护被害人的权利。

第三，基于被害人受到的现实危险性和直接侵害性，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作为一种补充救济和保障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新西兰早在1972年首次制定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现在，德国、美国、英国、日本以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也制定了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但我国还没有建立此项制度，只是给予被害人及被害人的家属适当的经济资助和补偿，还谈不上国家补偿，因此建立一种专门的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势在必行。这就要求我国政府尽快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相关制度，通过设立专门的补偿基金对被害人进行物质弥补，这样就可以避免被害人因得不到补偿或救济使自身经济能力下降或被迫撤回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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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国家本位主义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是一种特殊的诉讼制度，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两点：1、法律依据特殊，《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一种明显带有民事性质的诉讼却被规定在了刑事诉讼法律中；2、审判程序特殊，《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也就是将民事案件交由刑事审判庭来进行审理。

刑事法律中规定的民事诉讼，究竟是由刑事诉讼的规定来调整还是由民事诉讼的规定来调整，没有定论，实践中也没有统一的做法，这是现行诉讼法律体系的一个漏洞。更为棘手的是，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本身还存在不少问题，极大地影响了该项制度的运行。

一、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国家本位主义”过于强势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可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一种“先刑后民”的特殊程序，具有很强的“国家本位主义”色彩。刑事案件发生以后，司法机关往往从维护国家和社会利益的角度出发，首先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再考虑被害人的民事权益。这样的规定会对被害人通过民事诉讼寻求司法救济造成阻碍，并可能造成新的伤害或者产生不良后果。例如本院办理的张某、李某、程某等三人抢劫案件中，李某和程某都是在校中学生，系张某临时叫来帮忙的“小弟兄”，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由张某先动手将被害人打翻在地并对其实施拳打脚踢后，李某和程某再上前踢了被害人几脚，最终，三人行为致被害人肝脏破裂大出血，构成重伤，但是公安机关只抓获了李某和程某，主犯张某未能抓获归案，也无法查清造成被害人肝脏破裂的那一脚由谁所踢，所以案件一时间很难审结，被害人及其家属也无法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获得赔偿，为了治病最终债台高筑，生活陷入了困境。

（二）不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这样的规定导致了一种不合理的现象：A与B打架，若B被打成轻微伤，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但若B被打成了重伤，却不能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这种“受伤害重没有，受伤害轻反而有”的现象违背了常理，而且客观上也无法弥补被害人的“心伤”。

（三）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较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明确限定在“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但实践中，被害人的间接损失大量存在，比如媒体报道过的，某实验园的果树苗被盗，认定的直接损失只有几千元，但是这些果树苗是正在培育的新品种的，前期的科研投入已经数十万，这些就不能获得赔偿。

此外，与人身有关的费用赔偿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例如在一些中年人被伤害的案件中，被害人住院期间陪护的子女、亲属会产生大量的误工费、交通费，但是由于不是受害人本人的直接损失，而无法得到赔偿。

（四）不承担刑事责任导致无法进行民事诉讼

附带民事诉讼是基于刑事诉讼开展的，如果刑事部分因为一些原因而未进行到法院的诉讼程序就告终结，民事诉讼也将无法进行，除非有法律的明确规定。这就导致司法实践中，许多案件的被害人往往得不到民事赔偿。例如某些发生在原男女朋友之间的案，因为部分细节无法查清，而致害方又愿意在物质方面进行一定的补偿并支付受害方相应损失费用的，案件会做不处理。如果补偿款项是经过被害人同意而分期支付的，一旦致害人因为生活困难而无法支付剩余款项，受害人就会无法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途径获得救济。

二、附带民事诉讼问题频发的原因

附带民事诉讼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不完善造成的。但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因素也不容忽视：

（一）司法机关不够重视

虽然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是一种由刑事审判组织审理的民事诉讼，但是由于依附于刑事诉讼这一基础，所以它的顺利进行也离不开侦查、检察、刑事审判等部门的工作。在实践中，司法机关的不够重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附带民事诉讼的进行。

首先分析检察机关，其作为公诉机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刑事部分，而对于民事部分，主要是履行告知义务，即：告知被害人有权委托诉讼人。由于我国民众法律素养整体相对较差，许多被害人及家属并不知道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仅简单地告知他们可以委托“诉讼人”，并不能实际起到提醒或告知他们可以进行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的效果。此外，有些被害人即使提起了民事诉讼，也无法得到检察机关的帮助，公诉人往往会告知被害人直接找法院，或者帮他们转递一下民事诉讼状。虽然从法律上分析这并无不当，但在情理上却值得商榷。

其次，法院对附带民事诉讼的重视程度也不足。民事案件的和受理，有着明确且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民众方便，法院受理起来也顺畅。但是附带民事诉讼因为其特殊性，所以在受理方面就有不少“疙瘩”。有的法院甚至是“未受理，先审查”，立案庭先将案件送给刑庭的法官做实质审查，刑庭的法官认为可以受理民事诉讼，立案庭就受理被害人的附带民事诉讼请求；如果认为不可以，立案庭就不受理。这种“先入为主”、“未审先判”的做法不但违背法律的精神，而且损害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此外，刑事审判组织以刑事案件的办理质量为考核对象，附带民事诉讼并不是其主要工作，有些刑庭的法官就产生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只专心把刑事案件办好，而对于民事部分只是“顺带”处理，具体能赔偿什么项目、可以赔偿多少钱等问题，都没有过分关注，只要被告人能够支付或者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不会因为对赔偿不满而引发涉访涉诉问题即可。

最后，从操作层面上分析侦查机关的作用，会发现其对于保障附带民事诉讼的顺利开展有着重要。因为他们是原始证据的收集者。如果侦查机关能在案件办理的过程中注意收集附带民事诉讼需要的证据或者能够兼顾两种诉讼的证据需求，对于保障附带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和维护原告人的权益都有很大的帮助。

（二）当前法治环境不利于附带民事诉讼的开展

首先，如前所述，由于我国民众的整体法律素养相对较差，法律普及程度不高，所以许多被害人及其家属都不知道还可以提附带民事诉讼，即使收到了可以委托诉讼人的告知书，也不知道其中的意思，只是觉得犯罪分子坐牢或者被枪毙就“解恨”了。在一些类似案、强制猥亵案等侵害妇女性自由权的案件中，被害人及其家属往往还会觉得这种“不光彩”的事情还是不要让外人知道为好，因而就更不会去委托诉讼人、提请附带民事诉讼。

其次，附带民事诉讼的进行也需要专业的法律知识为依托，所以被害人及其家属往往会想到请律师，但是现阶段，律师收费相对较高，被害人及其家属往往难以负担高额的律师费用，尤其是在一些重伤案件中，因为被害人受伤治疗等因素，被害人家里已经陷入困境，根本无力聘请律师。

再次，当前为被害人及其家属提供法律援助的现象也并不常见。一是因为许多人并不知道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二是因为获得法律援助需要较为严格的要求并且地域性较强，被害人及其家属不一定能够成功申请；三是因为现行的法律援助制度对被害人的帮助力度不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帮助力度大，例如：《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同时还规定了，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或者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即法律明文规定了公、检、法机关对符合特定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须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辩护，充分保障其辩护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甚至无须自己提出申请或者办理相关聘请手续，但相比较而言，被害人及其家属要想获得法律援助，则需自己申请，甚至未必能够申请成功。

最后，对于一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家属而言，其对于给被害人造成的伤害以及应付的民事法律责任都没有足够的认识，往往认为服刑了就是为犯罪行为付出了代价，不需要再赔偿了。有的被告人家属甚至还会公开宣称：“人都坐牢了，还赔偿干嘛！”

三、优化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途径

为了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能够更好地保护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对现行的一些制度和做法进行大幅度的调整。笔者以为，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多方面修改

首先，建议删除《刑事诉讼法》中“先刑后民”的规定，或者对其进行修改，明确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允许依据现有的多方均无异议的证据和认定的事实先行审理民事部分，以保证被害人的治疗、抚养未成年子女等特殊需要；将精神损害赔偿和对部分非直接或者非本人损失的赔偿也列入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至少允许在附带民事诉讼阶段提出，而是否判决赔偿再依据个案本身的情况而定；对于检察机关的不案件，要赋予被害人及其家属单独提出民事诉讼的权利。

其次，针对附带民事诉讼的特殊性，在《民事诉讼法》中对其和受理做出另行规定或者适当降低要求。

最后，在法律援助的规定方面，各地都要明确将因遭受侵害导致生活困难的被害人及其家属列入援助范围并适当降低申请的标准；同时明确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负有引导或帮助此类主体获得法律援助的责任。

（二）调整司法机关内部的规章制度

第一，检察机关要对《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等规定进行修改，将附带民事诉讼的相关工作也详细纳入规定中，一方面要细化告知义务，不能只停留在发告知书的层面，要做好解释和说明工作；另一方面要明确提供法律帮助的责任或者引导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去申请法律援助的义务。

同时，在不制度的层面，则要严格落实刑事和解的规定，在双方没有达成书面协议、赔偿（补偿）金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慎做不决定。

第二，法院应当修改关于和受理民事诉讼的相关规定，增加或者明确受理民事诉讼的规定，提高可操作性。建议考虑附带民事诉讼的特殊性，单独列出与受理标准；制定审理和裁判附带民事诉讼的专门细则，统一各地各级法院办理此类案件的标准和程序；在附带民事诉讼执行过程中，对于部分赔偿医疗费、抚养费的判决，确立先予执行例外；同时，必要时调整法院内部的考核办法，将附带民事诉讼的审判情况列入对刑事审判庭的考核范畴。

第三，侦查机关在收集证据时也要为附带民事诉讼做相应的考虑，兼顾刑事和民事诉讼的需要。

（三）继续深入开展普法工作和法律援助工作

继续持续、深入地开展普法工作。一方面加强对边远山区、农村地区的普法工作；另一方面城市普法工作要向外来打工者侧重。在普法的过程中，不但要普及法条，更要传播法律精神，解读具体的法律规定。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也要注意普及法律，以案普法，以案说理，进一步增加普法工作的有效性和通俗性。

此外，法律援助的工作也需要进一步强化，一是扩大援助的“知名度”，让群众知道在需要法律帮助的时候可以通过这种官方途径获得，并且了解获得这种援助的条件和方法；二是提高援助的专业性，可以借鉴刑事诉讼法关于法律援助的相关规定，吸收律师等专业群众充分加入附事民事诉讼法律援助中，并可以建议律师协会等机构设立对相关律师提供援助质量的考核与评价机制；三是提高援助的有效性，主要在于着力提升法律援助志愿者的素质，在吸收法学专业学生的基础上，要加强对他们的培训，让他们提供的志愿服务不但具有法律知识性，也具有法律实践性，能与本地的司法实践接轨，切实对当事人的权益保障有所裨益。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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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旁行走祸从天降

2002年5月8日18时许，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城效乡马楼村刘永芳驾驶浙GC2477拦板货车，沿陈李线由北向南行驶至大丰市疏港公路交叉路口，与大丰市小海镇杨春堂驾驶的苏JA7351大货车发生相撞，两车冲出路面，撞倒路边的季自勇夫妇，季自勇当场死亡，妻子陈燕身受重伤。肇事者刘永芳当场弃车逃之夭夭。大丰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于2002年5月24日作出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刘永芳负此事故的主要责任，杨春堂负此事故的次要责任，季自勇、陈燕夫妇不负此事故责任。因主要责任者刘永芳逃逸，次要责任者杨春堂在事故处理过程中也借故外出打工，致使受害人的经济损失无法得到赔偿。而受害人陈燕身受重伤，且在大丰市人民医院抢救，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由于支付不起昂贵的医疗费用，陈燕刚被控制住伤情就不得不从大丰市人民医院回家待治。

法律援助依法维权

受害人季自勇的父亲季希文也曾想到请求法律保护，但拮据的经济根本无法承担律师费用和诉讼费用。正在他们一筹莫展之际，大丰市司法局宣维新局长、大丰市法律援助中心沈龙主任闻讯赶来，对季家的遭遇深表同情，对肇事者的冷漠深感义愤，当即决定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并指定盐城道远律师事务所周斌律师此案。

周律师接手后，开始详细审查有关材料，展开了一系列调查取证工作。大丰市交警队从事故现场肇事车牌号查明，车主为浙江省义乌市稠城镇个体老板金用庭。沈主任和周律师即南下浙江，调查关于金用庭的有关情况，获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金用庭购买的浙GC2477拦板货车长期挂靠于浙江省义乌市保兴汽车运输公司。依据法律法规规定，肇事司机虽已逃逸，下落不明，但车主金用庭与挂靠单位保兴汽车运输公司应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对簿公堂法断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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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法律援助工作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及推进法治化社会的进程，逐步走上了规范化管理的轨道。自年实行法律援助制度以来，全市法律援助工作者共解答群众法律咨询50万人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近万件，法律文书1．2万件，举办法律援助咨询活动3000多场，为各类学校举办法制报告会余场，为受援当事人避免或挽回经济损失近亿元，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受到了全市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普遍赞誉。特别是年以来，全市法律援助机构和专职工作人员紧密联系法律援助工作实际，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用十七大精神武装头脑，推动法律援助工作。积极参加“法律援助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主题实践活动和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在活动中，法律援助工作人员认真学习了有关文件精神，进一步树立了改革创新意识，认真破除小进即满、因循守旧、消极畏难思想，进一步增强了居安思危、开拓进取、服务大局、执政为民意识，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创新的办法解决法律援助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通过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参加“法律援助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主题实践活动和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广大法律援助工作者端正了工作态度，理清了工作思路，改进了工作作风，提高了工作效率，进一步增强了做好法律援助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政治和业务素质有了明显提高，为法律援助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的政治思想保障。

二、充分认识法律援助应援尽援工作的重要性

一是开展法律援助应援尽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应援尽援，是指各级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加强和改进法律援助工作，提高法律援助维护社会困难群众合法权益的能力，确保每个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困难群众都能得到及时合格的法律援助。法律援助作为国家设定的保障困难群众享有平等法律帮助权的制度，通过政府为困难群众提供无偿法律服务来帮助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兼有政府行为和社会公益双重特性，在协调党群关系、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实行应援尽援，能够有效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提高受援群众数量，尽可能化解已有矛盾，保障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群众得到及时的法律援助，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营造宽松和谐的外部环境。

二是做好法律援助工作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改革越来越深入，政法工作的职责和范围越来越广泛。过去政法工作主要职责就是打击犯罪，今后打击犯罪这一手肯定不能丢，但更多的工作任务是大量化解矛盾纠纷。打击犯罪工作任务所占我们整个工作的分量越来越少，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事情越来越多。由人民矛盾引发的社会问题占的比重今后还会逐步上升，所以我们必须清醒认识新的形势，必须认识到我们的工作职责和任务发生的变化，把我们工作的着力点适时调整到适应新形势、新任务上，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上，通过这样一项工作促进和维护社会稳定。

三是开展法律援助应援尽援是党委、政府执政为民、关注民生的具体体现。百姓安，则国家安；基层稳，则社会稳。法律援助是一项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法律救济制度，服务对象主要是基层经济困难群众。开展应援尽援，降低门槛，畅通法律援助入口，有助于法律援助进入困难百姓家，使法律援助工作更加贴近群众、贴近基层，从而为更多的经济困难群众获得法律援助提供足够的机会和可能。同时，案件受理数量、受援群众数量、服务质量大幅提高，长期困扰群众的打官司难问题将得到有效缓解，越来越多的群众能够直接通过法律援助表达诉求，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切实感受党和政府的关怀。

四是开展法律援助应援尽援是全面贯彻落实《法律援助条例》的重要举措。自年以来，经过近10年的不懈努力，我市法律援助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法律援助日益深入人心，办案数量逐年增加。但是应该看到，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市还存在着法律援助经费不足、服务渠道不畅和援助措施不力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和制约了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集中表现在提供法律援助的数量和质量还满足不了社会困难群体的需求，法律援助的供需矛盾较为突出。开展应援尽援，力争使每一个需要法律援助的困难群众都能获得及时合格的法律援助，最大限度地减少或避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群众得不到法律援助的情形，其本身就是对《法律援助条例》的最好贯彻，同时也是实现法律援助工作目标的有效手段。

五是开展法律援助应援尽援工作有助于促进司法公正，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开展应援尽援的目的是通过保持控、辩、审平衡，达到促进司法公正、保障人权的作用。另外，和谐社会也是法治社会，法治是和谐的保障。开展应援尽援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避免权利保障失衡现象，从而使绝大多数人都能在司法审判中得到帮助，享受文明社会及法制建设的成果。

三、加强领导，加强协调，努力形成法律援助应援尽援工作的良好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