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范文
时间：2023-10-26 17:54:40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外资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各地方政府不惜一切代价竞相引入外资的政策已经产生了相当的负面作用。本文拟分析利用外资政策中的内在矛盾，以希望能为政府外资政策调整提供参考。
1、“以政策换资本”导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失控
国内学术界对适度外资规模有两种定义，一种是将适度外资规模定义为“外资对内资只起补充而不起替代作用时，国内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具有偿还能力的外资规模”。另一种对适度外资规模的定义是“一国在其经济发展的一定时期，外资对内资只起追加而不起替代作用的情况下，国内经济发展客观需要，能被经济发展所实际吸收且具有偿还能力时的利用外资规模”。这两个概念都明确揭示了适度外资规模与经济发展间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包含三层内容，其一是外资与内资的关系是，外资对内资只起补充和追加作用，而不是替代作用；其二是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发展所需、为经济发展所实际吸收的外资；其三是所吸收外资不能超出一国的偿还能力。这里，外资的概念显然是广义的，从偿还能力的角度看，它更多涉及外部贷款和债券形式的间接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不只是一定量的外来资本，更重要的是它所包含的技术、知识、管理技能，以及有效组织这些资源的方式。因此，从效率角度衡量，外资可以替代内资，但不是简单的替代。简单替代有两种形式，一是外资本身并非全部用于生产投资，二是外资进入生产领域，但效率低下。外资对内资的有效替代表现为，外资的投入对国内的生产能力具有提升作用，外资的投入具有带动内资的刺激效应。当然，有效替代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东道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积极效应的有效吸收能力，决定这一吸收能力的两大关键是：国内的配套投资能力，即每增加吸收一单位外商直接投资所需与之配套投入的国内投资；另一个则是国内的技术消化能力，即每吸收一单位外商直接投资后配套投入的国内投资中用于追加的技术投入。国内投资乏力、技术投入不足，就无法实现直接投资的最佳吸收效果。
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初的动机来自于国内资金不足和出口能力低下，因此，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最初政策目标就是加速资本形成和扩大出口创汇。在“以政策换资本”的口号下，以弥补资金不足为目标一度导致全国各地不计优劣、不计成本的招商引资热潮。尽管在1986年颁布《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时，直接投资应对国家的出口有所贡献，应对国家的技术提高有所贡献已受到重视，但是出口结构的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积累等具有战略发展的部分仍未提及，简单意义上的加工区仍是直接投资引入中主要的形式。
“以政策换资本”的思路导致对外资数量的追求超过了对外资作用的追求。盲目建立开发区，简单追求外商投资规模扩张(有时，甚至只是外商投资的合同规模)使我们付出了国内土地、人、财、物等资源的浪费、国内生产能力闲置、投资的边际收益下降的沉重代价。低层次技术的重复引进不仅浪费了资源，而且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明显的外在压制效应，对于这类项目的优惠政策不仅浪费了政府的财政资源，还排挤了国内更有效率的投资。另一方面则是国内投资及技术改造投入不相匹配，无法充分吸收直接投资的积极效应，致使某些地区的外商投资规模远远超出有效吸收规模，政策收益无法真正转化为发展动能。
2、以“市场换资本”导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市场结构失控
市场结构失控是指外商已经在中国的多个行业，如洗涤用品，饮料、啤酒、轮胎制造、程控交换机、移动通讯设备、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家用电器等行业确立起市场垄断结构。市场结构失控不仅涉及个别竞争对手的生存，而且可能导致整个行业的发展游离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之外。当这个行业是主导国民经济的命脉时，还会从根本上削弱国家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能力。
与“以政策换资本”相似，“以市场换资本”的策略也只是以追求外资流入为决策目标，忽视了长期不利的效果，假如缺乏对外资积极效应的利用，未能从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中蓄积起自身的竞争能力，又如何能赢回被换走的市场呢。
外商在我国实现市场垄断的主要手段包括：
第一，通过对同一产业或同一地区内国有企业的兼并、收购、以及系列投资，实行产业或地区内一体化的控制。随着改革的推进，外商只能收购兼并小型或亏损国有企业的政策限制在不少地区被一再突破。外商从重点购并效益较好的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进而向有目的地收购同一地区所有国有企业或不同地区同一行业的骨干企业，直至全行业收购。如1992年5月，香港中策投资有限公司以60％的股权收购泉州市所有40家国有企业，成立“泉州中侨(集团)有限公司”。之后，香港中策还在全国范围内投资收购了多家行业骨干企业，包括太原、杭州等地的轮胎厂，并以“中国轮胎控股公司”的名义在百慕大注册并到美国上市，进而以所筹得的，1．037亿美元分别对重庆轮胎厂、烟台轮胎厂、银川轮胎厂控股51％以上，掌握了中国轮胎行业的控制权，引发了震惊全国的“中策”现象。
1998年3月，美国柯达公司先是与厦门市福达感光材料有限公司、汕头市公元感光材料工业总公司合资组建柯达(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又与无锡阿尔梅感光化学公司合资组建柯达(无锡)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完成了对中国感光行业的全行业合资。
第二，通过产业关联特性，实施由一个行业辐射及相关行业的控制。自1995年4月4日，外经贸部颁布“关于外商举办投资性公司的暂行规定”以来，已批准的外商投资控股公司已达140多家，这些控股公司既投资于上中下游的最终产品，也投资相关的零部件，既投资于生产性项目，也投资于销售、融资、保险、咨询、运输等相关项目，操纵和影响着一大批协作配套厂家。
篇2
关 键 词：对外直接投资；FDI留置利润；对外资产负债结构
中图分类号： 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3）05-0022-03
一、引言
2012年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的数据显示，对外净资产为17 364亿美元， 在主要国家中位居第二。尽管如此，中国对外资产负债结构与收益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对外资产以外汇储备资产为主，对外负债以股权型负债（FDI、股本证券）为主 [1] 。并且，外汇储备主要用于海外的债券型投资。由于债券型投资的收益率要远低于股权型投资的收益率，因此，中国对外投资收益严重逆差，数据显示，2012年投资收益项下逆差高达574亿美元， 尽管与2011年相比有所下降，但还是超过了2005～2010年逆差的累计总额。
现有研究表明，中国对外资产负债表正处于潜在风险威胁之下。如：张茉楠分析指出，“负财富收益”风险、人民币币值波动性风险、货币政策和货币调控的管理风险是当前中国式对外资产负债表面临的三大风险 [2] 。徐以升的研究 [3] 表明，持续攀高的存量FDI所产生的利润正在系统改变中国的国际收支格局，中国已经进入了“流量净债务国”阶段。这意味着，中国未来对外净资产规模将持续缩小。目前，主流的看法是开放资本项目、调整对外投资结构，增加对外直接投资比重。那么，能因此减少甚至消除对外资产负债结构与收益的不对称性吗？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率的比较
改革开放以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一直是中国利用外资政策的重心之一。 引进的这些资金在中国获取利润，每年会有小部分汇出（反映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经常账户项下投资收益的借方），剩余大部分留置在国内， 形成可观的FDI留置利润。2010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参照国际标准，对2005年以后的国际收支平衡表进行了统计口径上的调整。根据新的统计口径， 外商投资企业归属外方的未分配利润和已分配未汇出利润（即FDI留置利润），被记入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金融账户项下直接投资的贷方。由于在其中还夹杂统计了每年FDI实际流入量，因此将这项下数据剔除每年FDI实际流入量，并加总IMF统计的每年FDI利润汇出量， 然后除以两年内FDI的平均存量， 即可大致得出FDI在华投资收益率，如图1所示。
图1还显示了美国在华直接投资收益率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率。比较可以发现，美国在华直接投资收益率大多年份高于FDI在华直接投资收益率，并且均比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率要高出一倍多。2012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规模是FDI存量规模的23.28%。显然，如果不提高投资收益率， 即便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规模扩张至与FDI同等的存量规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收益仍会存在巨大的逆差。
二、 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或改变储备资产的来源结构
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分别从流量和存量两个角度核算了一国对外经济交易活动。其中，国际投资寸头主要是指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存量，国际收支可以与之对应的只是其金融账户和储备资产部分。从流量上看，储备资产的资本来源主要有两个渠道： 一是通过经常账户项下的盈余来积累，即通过货物与服务贸易、收益以及经常转移项下的盈余来积累；二是通过FDI、 证券资产和其他投资等金融交易资金的流入。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挣”得，后者是“借”入，是负债。 [4] 显然，储备资产的来源结构与对外资产负债结构之间存在引致关系。如果减少“借”入的规模和比重，同时提高“挣”得的规模和比重，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减少或消除对外资产负债结构与收益的不对称性。
1. 从“借”入的角度来分析。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规模和年均增长率均超过了FDI。前者由2005年的137亿美元增至2012年的62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4.18%； 后者由2005年603.25亿美元增至2012年的1117.1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9.2%。二者差额在不断扩大，这意味着如果其他条件不变，那么储备资产的“借”入比重会因此下降。但是，表1中的数据（倒数第四列）并没有反映出这种变化，主要原因在于上述的FDI留置利润被计入其中。
2. 从“挣”得角度来分析。表1的数据（不考虑2012年数据的异常变动）显示，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储备资产的来源中“挣”得比重并没有因此提高， 反而由2008年的87.72%下降为2011年的35.1%。其中，投资收益逆差所占的比重由2008年的5.96%扩大为2011年的-18.3%， 侵蚀了中国储备资产的规模。除此之外，源于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的比重也出现下降。也就是说，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对货物和服务出口的带动效应并不足以带来顺差的扩大。实际上，随着200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的升值， 对外货物贸易的顺差主要是来源于加工贸易， 一般贸易项下数额在2009年后反而出现了逆差，如图2所示。
三、加剧中国对外资产负债结构与收益不对称的主要因素
与FDI/美国在华投资收益率相比较而言，中国存在较大的差距。 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或提高了“借”入的比重，降低了“挣”得的比重，因此并不能因此减少中国对外资产负债结构与收益的不对称性。那么，又是哪些因素导致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率的悬殊差距，进而加剧这种不对称性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人民币汇率的过度升值。余永定指出 [5] ，中国的国外资产几乎全部是以美元计价，而其国外债务则大多以人民币结算。实际上，此次外汇管理局所统计的FDI留置利润也是以人民币为计价， 需要换算成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美元。这意味着，对FDI而言，美元出现贬值或者人民币升值都会带来汇率暴利，膨胀其在华投资收益。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外汇占款余额为23.67万亿人民币， 而外汇储备为3.31万亿美元，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2855（全年升值了0.25%）[6] 。如果按照此均衡汇率计算， 那么23.67万亿外汇占款余额对应的外汇储备为3.76万亿美元，二者相差4537.4亿美元。只有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7.1467，外汇储备才能和外汇占款余额平衡。 由此推算，FDI留置利润大约膨胀了13.7%。如果按照累计升值幅度来看，FDI留置利润更是大幅膨胀。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计算，2013年5月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有效汇率为116.29，对比2005年7月升值幅度超过了36%。 显然，FDI留置利润膨胀幅度也超过了36%。
2. FDI在华享有超优惠的待遇。FDI在华投资收益丰厚，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地方政府在税收、土地等方面所给予的优待。例如，在土地使用方面，各地区政府为吸引FDI流入，竞相压低土地价格，甚至出现“零地价”、“倒贴三通一平”。此外，许多地区甚至通过放松的环境规制或降低劳工标准等措施吸引FDI入驻。[7] 但是中国对FDI的开放并没有换来东道国“对我开放”的承诺，也就说双方是一种不对等的状态。以美日的情况为例，在美国，华尔街一位从事并购业务的美国律师坦言，中国企业取得美国银行10%的股权是极其困难的， 企图取得20%以上的股权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取得实际控制权了 [8] 。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是一种单向结构。数据显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要远高于FDI的存量，2012年底前者约为后者5倍。 尽管在2005～2010年，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率并没有比中国好多少， 在2006～2008年以及2009年甚至还低于中国的表现。但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单向结构保证了其收益要远大于FDI在日本的收益。
3. 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内部约束不足。 目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约有3/4来源于中央企业， 它们代表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 由于面对的资金约束较为宽松， 成本和效率往往不是他们要考虑的目标函数，同时由于缺乏科学决策，海外投资行为往往具有随意性。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容易出现企业重复投资、 恶性竞争哄抬并购价格、 石油和天然气等战略资源价格越涨越买等乱象[7] 。尤其是中央企业在全球能源、 矿产等领域群起并购之后，最终又只能大规模放弃。
此外，受“中国”等政治因素的牵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还经常处于被动， 影响了整体海外投资收益。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共同中国全行业对外投资的统计数据显示， 央企在海外设立的近2000家企业中，72.7%盈利或持平，27.3%亏损。[9] 而其中， 亏损的金额都颇为惊人。例如2011年7月初，中铝宣布澳大利亚昆士兰奥鲁昆铝土矿资源开发项目最终失败，项目损失高达3.4亿元；2011年6月， 中国铁建投资沙特轻轨项目亏损达41.48亿元；2010年6月，中钢集团在澳大利亚Weld Range铁矿石项目暂停， 具体损失暂无统计。2009年9月， 中国中铁在波兰A2高速公路项目亏损，合同总额4.47亿美元等等。 [10]
四、总结与对策建议
债券型投资和股权型投资收益率的差异，还只是引发中国对外资产负债结构与收益不对称的一个方面。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率的悬殊差异，才是问题的关键。人民币汇率过度升值、FDI在华享有超优惠待遇以及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缺乏有效的内部约束，都拉大了中外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率的差异，加剧了这种不对称性。对策建议如下：
1. 加强内部约束，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率。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如果企业拥有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那么他们在对外直接投资时获益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以此作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内部约束， 如果企业只拥有所有权和内部化优势，那么这家企业就应该只选择出口方式；如果企业只拥有所有权优势， 那么这家企业就只应该选择技术转让方式。 对于内部约束， 需要建立国家层面的协调机制。例如，在纺织行业、电子行业、化工等产业领域的许多中国企业，其技术不是最先进的，但是与落后国家相比又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实用性，国家对这些领域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严格审核其投资区域是否限定在技术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同时严格限制投资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企业数量，避免在海外形成过度竞争的格局。
2. 人民币汇率要适度的贬值。一方面，人民币汇率适度贬值， 能给企业转型和产业升级预留足够的时间，有利于出口的稳定增长，也有利于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带动效应。实际上，这在储备资产的来源上也提高了“挣”得比重。另一方面，人民币汇率适度贬值， 能有效剔除FDI投资收益的汇率暴利，缩小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的差距。 根据最基本的市场规则，人民币汇率在FDI流入与其投资收益汇出时保持一致，中国才会不赔也不赚。即便不遵循这样的市场规则， 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幅度也要控制在均衡范围内，以保证外汇储备资产的大部分不被侵蚀。从这个角度来看，加强资本项目管制，防止国际资本的大进大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然非常必要。
3. 从制度上消除给予FDI的大量优惠。 经济增长的背后需要良好的制度设计予以保障。 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不成熟， 资金闲置和资金短缺的结构性矛盾同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和企业的融资需求只能诉诸于FDI的流入。 显然， 这种类型的FDI流入并没有带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地方和企业也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惠。并且，这种类型的FDI大量流入会造成外汇占款的增加以及货币供给的扩张。为了防止通货膨胀，中央银行只有采取冲销政策进行干预， 结果货币的收缩又使那些没有FDI来源的国内企业被迫降低其投资水平，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地方和企业的融资需求又不得不更依赖于FDI的流入了。另外，以政绩和GDP为导向的地区竞争制度， 使各地方政府都有动力去争取FDI的流入，FDI在华的超国民待遇也随之产生。所以，要从制度上消除给予FDI的大量优惠，就需要培育金融市场，使其有效运行。同时，规范地方政府的引资政策，避免其对FDI的盲目重复引进乃至过度引进。
参考文献：
[1]康子冉. 对外资产结构失衡FDI撤资风险、资产收益率过低并存[N]. 第一财经日报，2013-05-08.
[2]张茉楠. 中国对外资产负债的三大风险[J]. 中国经济周刊，2012（32）.
[3]徐以升. 中国进入“流量净债务国”之列[N]. 第一财经日报，2013-04-26（A07）.
[4]王永中. 中国外汇储备的经济成本[J]. 金融评论，2012（6）.
[5]余永定. 中国国际收支风险不可忽视[N]. 中国证券报，2013-06-14（4）.
[6]苏曼丽.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全年升值0. 25%[N]. 新京报，2013-01-02（A18）.
[7]杨晓丽，姜向荣，丁华. 跨国公司在华FDI与我国的引资政策思考[J]. 科学与管理，2012（5）.
[8]余云辉. 中国对美开放 为何美国对中不开放[EB/OL]. 新华网，2008-04-08. http：//news. xinhuanet. com/comments/2008-04/08/content_7932685. htm.
[9]杨烨，张彬，高伟. 国资委筑境外经营风险“防火墙” [N]. 经济参考报，2012-11-07（1）.
篇3
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现代企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特殊的经济体制和政策的关系，对外投资受到多方面的限制，本文先对现代企业的对外投资做了简略的解释说明，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现代企业对外投资风险管理的现状及其原因，尤其是针对一些企业面对的系统和非系统风险做了详细的介绍，然后根据现代企业对外投资所面临的现状，提出了解决我国现代企业投资风险问题的具体方法
关键词 现代企业 对外投资 风险管理
一、现代企业投资风险的认识
企业投资风险是指企业在进行短期或长期投资的过程中，由于对未来情况不了解或不完全解，致使投入的资金不能产生预期的投资效益，导致企业盈利、偿债能力下降。由于企业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所以风险也是客观存在的，任何的投资都存在一定的风险。如果不能及时防范与控制风险，其损失对于企业来说将是巨大而长远的。因此对企业投资风险成因进行分析，并提供防范与控制的措施是十分重要的。
二、现代企业对外投资风险管理的现状及其原因
（一） 现状分析
近几年世界经济整体回暖，在世界各国对外直接投资整体增长的形势下，我国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迅速增长。投资额迅速增加，已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二）原因分析
1.外部风险与内部风险
其主要来源于以下因素： 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变化。首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和发达国家相比，国内政策体系不完善够成了风险缺陷的重要风险。其次，经济环境的变化； 科技的快速发展； 行业竞争、资源及市场变化； 自然灾害及意外损失也构成了外部风险的重要因素
2.技术风险与财务风险科技的进步
各种新产品新技术不断涌现， 企业对外投资的技术风险就是企业投资技术更新的风险。而企业的财务风险就是当企业对外投资项目的效益达不到预计要求、现金流动性差， 从而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资产运营能力和偿债能力，使企业面临财务上的风险。
3.资金市场风险与商品市场风险资金市场风险
产品市场风险主要有消费者与用户消费嗜好或使用形式的变化、市场容量和市场环境的变化、新产品新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对原产品市场的影响。首先，.购买力的变化也会带来投资风险。其次，利率升降引起的投资风险。
三、现代企业对外投资风险的解决方法
（一）完善对外投资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
加强投资风险管理的组织体系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高效运行的基本前提， 也是企业有效抵御对外投资风险的重要保证。为此，企业具体设计内部控制应遵循以下原则。
1.相互牵制原则
每一项完整的经济业务活动，必须至少经过两个具有互相制约关系的控制环节方能完成。这就要求做到：一是不相容职务分离；二是组织机构的相互控制。
2.效率原则
指设计的内部控制制度必须能够使各部门或人员必须紧密配合，各岗位和环节都应协调同步，各项业务程序和办理手续需要合理衔接。
3.明晰性原则
企业应当按经营管理活动的需要，划分为若干个环节，并根据各个环节的需要赋予相应的工作任务和职责权限，规定操作规程和处理手续，明确纪律规则和检查标准，充分做到职责清楚，权利分明。
4.成本效益原则
即在实行内部控制时，花费的成本要低于由此产生的收益。此外，还要选择合适的决策控制方式，即对外投资项目进行决策控制时，一要控制企业决策层人员的组成；二要控制决策结果；三要控制记录。
（二）加强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完善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应该要始终贯穿于企业内部控制的整个过程中。首先，应该建立科学合理的招聘程序；其次是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以及绩效管理体系；第三是建立健全员工的培训教育机制；第四是要建立完善的岗位轮换制度。
（三）加强市场调研，强化风险意识，提升科学决策能力
企业为保证投资决策的科学性，保证投资项目的效益性，应在内部建立战略研究发展机构，监测行业内最新科研成果、实用新技术和营销管理等方面的成功经验。企业内部要建立相应的投资制约机制和激励制，使每一个投资项目责任到人。同时，投资决策要注意风险的防范与控制。其次，内在的原因还有决策机制不完善，责任制弱化等。
四、构建对外投资风险预警系统
构建对外投资风险预警系统，及时发现和消除风险隐患，必须建立健全科学的风险预警系统。对外投资风险预警系统主要由五个子系统构成，：首要环节是风险信息系统；第二个环节是风险测度系统， 该系统应对收集的风险因素和基础数据进行鉴别及检查过滤， 剔除其中的误导性信息；第三个环节是风险报警系统， 该系统应根据警兆的变动情况， 及时将信息向投资决策者或经营管理者报告；第四个环节是风险矫正系统，该系统应针对风险的性质和影响程度， 提出风险控制预案；第五个环节是自动更新系统， 该系统根据风险矫正情况，作出相应的调整。
五、结论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之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从各方面加快促进并扶持本国的现代企业国际化发展，减少投资风险。在参考各方面文献和最新统计资料的基础之上，综合各家之说，先分析了国外中小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状况，再针对这些这况，提出了解决的方法。总之，思考并探索适合我国现代企业对外投资发展的道路，是深入研究我国现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可行之举。
参考文献：
[1]刘澄，王大鹏.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管理研究.特区经济.2011.06：286-288.
篇4
一、外资并购在我国的发展情况
近年来，我国外资并购从开始起步到日趋活跃，已有长足的发展，这主要得益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世界经济总体上保持稳定增长，全球产业结构加速调整，跨国公司整体盈利状况趋好，为全球外资并购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国内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国内外市场加速融合，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为外国投资者实现跨国并购提供了机遇。可以说，外资并购已成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外资并购在外商直接投资中的比重明显上升。长期以来，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以新建投资为主，外资并购在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起步，并在外商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相对较小。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1996―2002年，外资并购额占我国当年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保持在3―5%左右（1998年除外，当年为1.7%）。2003年以来，我国外资并购与全球外资并购呈现同步发展趋势，增长速度有所加快，并购额由38.2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55.4亿美元，占当年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由7%提高到18.6%（其中外资并购额为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当年外商直接投资为国家统计局数据）。
其次，外资并购领域不断拓展。从产业看，由制造业向金融、房地产等领域逐步拓展。多年来，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投资额占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比例保持在一半以上。但近几年，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随着开放领域的不断扩大，金融、房地产领域的外资并购步伐明显加快，成为投资额仅次于制造业的外商直接投资重点行业。比如，外商投资企业年末外方注册资本，房地产业由2003年以前的500多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235亿美元；金融业2003年之前还没有外方注册资本，到2007年注册资本已有143亿美元。又比如，外商投资企业年底登记户数，截至2007年底，房地产业达14741家；金融业达301家，参股、控股中资银行、保险业已成为国外投资者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重要手段。从制造业内部看，外资并购从一般消费品行业向装备制造、原材料等基础性行业拓展。在钢铁行业，印度米塔尔公司购买了华菱管线36.67%的股权（欧洲阿塞洛集团拟收购莱钢公司32.5%的股份），成为并购企业的第二大股东。在装备制造业，美国卡特彼勒公司已收购山工40%股权；德国博世公司控股了无锡威孚公司。在水泥行业，海螺水泥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向摩根士丹利和国际金融公司出售了14.33%的股份，豪西盟公司通过定向发行方式增持华新水泥股份26.11%。
第三，外资并购的独资化倾向明显。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路线非常明晰，往往是先选择建立中外合资企业，进而谋求外方控股，最后通过外资并购，转为外商独资企业。一些跨国公司甚至在建立合资企业时就谋求控股地位。比如，法国达能对乐百氏和娃哈哈所持股份分别达92%和51%，并持有上海梅林正广和饮用水有限公司50%的股份；世界最大的轮胎生产企业――法国米其林公司控制我国轮胎行业龙头企业上海轮胎橡胶集团70%的股份；近期可口可乐公司拟全资收购我国果汁饮料第一品牌汇源果汁。统计数据显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独资化程度明显上升。1984―2007年，外商直接投资中外商独资企业所占比重由3.8%上升到78%，而合资、合作经营企业所占比重分别由40.3%和55.8%下降到20.2%和1.7%。
第四，外资并购的战略意图增强。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主要动机已不仅限于投机性收益，而是旨在通过并购垄断商品与投资市场，抢占物资技术及人力资源，推进全球经营战略的成功实施。可以说，跨国公司的并购动机呈现出战略化的态势。从并购对象来看，近年来被并购的国内知名和规模企业甚至龙头企业增多，这些企业或拥有可观的市场份额，或具有优良的生产资本，或拥有受过良好培训的技术工人，或经营管理状况良好，或拥有垄断性资源等，已成为外资并购青睐的对象。比如，国内最大的柴油燃油喷射系统厂商无锡威孚、国内唯一的大型收割机厂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中国最大的电机生产商大连电机厂等，纷纷被外资控股并购；工程机械制造业龙头企业――徐工集团也曾被外资列入并购行列；中国前五大水泥企业都已打上外资的烙印。虽然到目前为止，跨国公司仅是分别对一些骨干企业进行并购，尚未能够实现战略性、系统化的并购（即对国内不同地区、同一行业若干骨干企业的并购），尚未构成对关键行业、主要领域的威胁，但并购有向系统化、高规格的战略并购方向发展的趋势。如美国卡特彼勒并购山工机械后，谋求并购厦工、潍柴动力、上柴等国内工程机械行业的骨干企业，就反映出这样的趋势，表明外资具有较强的产业整合意图，对国内市场的影响也更为显著和深远。
二、外资并购对我国产业安全的影响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合理引导和利用外资并购等方式的外商投资，在提升中国开放型经济水平，激励自主创新，推动产业升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就推动国内产业发展而言，外资并购的积极作用突出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有利于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改革开放初期，投向我国的外资大多热衷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看重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单项外资项目规模小、技术含量低。外商投资行为发展到外资并购后，跨国公司可以更方便地控制企业的生产要素，放心地将先进技术逐步转移到国内。近年来，一大批高新技术项目、资金密集型项目投资大幅增加，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也明显增多，促进了我国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支柱的形成。
另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国内产业的国际化。外资并购后，跨国公司为提高当地化程度，会加大当地采购的力度，且对配套企业提出相应的技术标准，从而带动和促进了一批配套产业的发展，形成以跨国公司为中心的新型配套产业群。同时，国内企业可以更好地利用跨国公司营销渠道，使我国内产品进入跨国公司的采购系统，进而带动相关产业的国际化。
在看到外资并购活动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外资并购日渐向我关键领域和重点企业渗透，其意图已很难说是完全商业性的，而是具有明确的战略指向。从长期看，外资并购特别是恶意垄断性并购，对我产业安全乃至国家经济带来的隐患不容忽视。具体来说，外资并购特别是垄断性并购的不利影响和潜在威胁，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形成对国内某些行业的垄断，挤压民族企业和先导性幼稚产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外资在某些产业的垄断性并购使国内相关产业失去成长壮大的机会，影响未来的产业竞争力。一方面，外资在有关产业的垄断性并购提高了产业进入的门槛，使国内企业和资本被挡在大门之外。另一方面，外资垄断性并购加深了我经济发展对外资的依赖性。跨国公司通过对品牌、核心技术、行业标准的垄断，控制了整个产业链的最高端，而国内厂商只能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在跨国公司划定的规则下亦步亦趋。
二是强化对相关产业核心技术的控制，影响我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长期以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是利用外资的重要目标之一，“以市场换技术”是基本策略。但从我国外资并购的实践看，中方企业被跨国公司并购后，企业的自主技术研发受制于跨国公司的战略安排，往往只进行适应市场变化的适应性研发，而难以开展提升企业竞争力、促进企业长远发展的创新性研发，致使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三是造成国有资产价值低估，国有资产流失现象时有发生。与其他国家外资并购案相比，我国外资并购最大的区别在于，许多外资在中国的并购目标是国有企业。目前外资并购方式多为财务性并购，而中方企业急于解决资金紧张和推进改制，往往出现资产价值评估方法的不科学、土地定价脱离实际、协议收购价格低于企业实际价值的现象，造成国有资产缩水甚至流失。有的国有企业在出售过程中，内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缺乏和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条件，并购程序不规范，并购价格没有经过充分的竞争，在部分外资并购案中存在较为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此外，也有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给外资企业争相让渡优惠政策，放弃必要的审查和监管，也是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之一。
四是某些并购案涉及敏感性战略产业，给国家经济安全埋下隐患。目前，外资已开始并购我一些重要行业，虽然其在股权上尚未形成控股地位，投资规模不大且国别较为分散，但如果开放过度，将会削弱国家对重要战略产业的控制力，甚至可能对宏观经济稳定运行产生冲击。如不加以科学合理的引导和控制，长此以往，很可能危及我国家经济安全。
三、规范外资并购行为、维护国家产业安全的对策建议
外资并购已成为我利用外资的一个重要方式，未来还将对国内经济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我们在积极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要客观分析、理性引资，努力避免和消除对我产业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的不利影响，不断提高开放质量。针对外资并购的实际情况，当前要突出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发挥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作用。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制定针对外资并购的产业指导政策，随着外资并购在外商直接投资中的比重日渐增大，有必要在制定《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基础上，使产业政策与外资政策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细化外资并购的相关产业政策，突出鼓励外资并购的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和重点地区，并制定相应配套政策，合理引导外资并购方向。比如，侧重吸引技术含量高，有利于提高全行业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外资；重点吸引跨国公司的区域研发中心落户，带动我国相关产业研发水平的提高；引导外资流向发展相对滞后的农业和服务业，流向中西部地区，等等，真正使外资为我所用，更好地发挥对国内产业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针对地方政府追求短期经济利益，盲目引入外资并购本地企业的问题，在运用经济、行政手段的同时，要注重发挥产业政策对地方经济的引导作用，增强地方政府的全局意识，促进中央和地方政策目标的协调一致，防止地方政府对外资并购的盲目性偏好。
二是加快完善法律法规体系。近年来，随着外资并购在我国的发展，我国对外资并购的监管也不断调整，出台了一系列规范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但总体上看，这些法律法规对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产业和领域规定尚不明确，且各个法规之间系统性欠缺，可操作性不强。应抓紧对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必要的梳理，明确国家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和重点行业，对涉及这些领域和行业的外资并购方式、并购规模等作出具体的禁止或限制性规定。针对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要尽快出台有关外资并购国有企业资产评估的准则，规范国有资产评估程序，完善评估方法，及早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特别是要注重对无形资产、账外资产的评估，最大限度地防止外资并购中国有资产和本土品牌价值的流失。
三是尽快建立有效的监测预警体系。要研究建立外资并购的定期评估制度，对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重要行业的外资企业进行市场占有状况进行评估，设定分领域、分行业的外资并购风险等级，及时预警信息，通过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协调相关产业管理部门，及时动态地跟踪战略性产业的发展。要注重分析外资并购的具体形式及其可能的效应和影响，分析外资并购的溢出效应和我国的配套能力与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在实现最佳外资并购效益的前提下，有效防范并购带来的经济安全风险，把握对重要战略行业、重点企业的控制力和发展主导权，确保产业安全。针对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向纵深发展，国际资本异动频繁的问题，要加大对并购资本尤其是财务性并购资本的监控力度，严密防范并购资本“大出”对我产业安全造成的冲击。要从国家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层面设定更为严格的审查标准，对重大并购及恶意并购制定更严格的审查制度，对可能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敏感行业的外资并购要重点关注，采取更严格的限制或惩罚措施。
四是采取综合措施防止外资并购形成行业垄断。一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反垄断法》，创造有利于实施《反垄断法》的体制机制环境和社会氛围。尽快出台《反垄断法实施细则》，提高《反垄断法》的可操作性。加大《反垄断法》宣传力度，培养市场主体主动利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充分发挥《反垄断法》在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竞争和维护市场秩序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要降低部分行业的“进入门槛”。要在法律、行政法规等方面实行宽松政策，放松经营许可证的发放，放宽经营范围和经营条件，努力降低有关行业的“进入门槛”，增加竞争者，使竞争机制更有效地运行。同时，要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在反垄断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当前部分地区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面临一系列困难的情况下，要在融资、进出口信贷、技术引进、税收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对中小企业进行大力扶持，充分发挥中小企业有利于活跃市场竞争、防止垄断的作用。
篇5
（一）市场结构的决定理论
在产业经济理论中，一般将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概括为：规模经济、产品差异、进入壁垒、企业合并和市场集中度、政府政策等（杨沐，1989）。贝恩是产业组织理论的先驱者之一，1959年，他最早系统化地提出了进入壁垒的概念，并将进入壁垒的形式概括为三大类：绝对成本优势、产品差异优势、规模经济优势（Bain，1956）。斯蒂格勒认为，进入壁垒就是指在每一产量或部分产量中，必须由寻求进入的厂商承受而已有厂商不必承担的生产成本。即已有厂商相对于新进入厂商所拥有的优势（如在市场需求、成本条件等方面）就是进入壁垒的表现形式，且是已有厂商拥有长期垄断性收益的基础。所以，如果没有这种市场条件的不对称，已有厂商和新进入厂商所面临的需求和经营成本都相同，那么就也就不会存在行业的进入壁垒（Stigler，1968）。
德姆赛兹则将进入壁垒的存在与政府的行为、势力相联系。他认为，结果导致生产成本增加的政府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任何限制都会产生进入壁垒，或换句话说，凡不是由市场自然产生的政府限制活动所造成的经营成本的额外增加，就表明存在进入壁垒（Demsets，1982）。德姆赛兹还提出“所有权进入壁垒”的概念。按照这一概念，只要产权存在，壁垒就存在，壁垒的撤除有可能损害原有厂商，而这一损害并不是天然正当的，德姆赛兹认为“所有权进入壁垒”不是保护原有厂商，就是保护新进入厂商，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有这种保护，而在于以总效率提高为标准，判断给予哪一方以什么样的保护。以泰勒尔《产业组织理论》教科书的出版为标志，产业组织理论在方法上引入了博弈论（Tirole，1988）。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博弈论，尤其是非合作博弈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作为以相互独立但又相互依存的个体间竞争和冲突为基本分析对象的数学理论，博弈论为研究厂商的市场行为提供了良好的模型背景，特别对寡占行业尤为合适。近年来，博弈论模型已几乎触及到了市场研究的各个方面，如市场卡特尔和价格联盟、价格歧视、一体比、产品差异、不完全信息、技术创新竞争和市场出清机制等，并取得了实质性成果。
（二）FDI与市场结构相互关系
随着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FDI的发展，产业组织理论的应用研究领域更加广泛。以产业组织理论为指导，探索FDI和市场结构相互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加，相关研究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FDI与市场集中。普遍的实证研究发现，国外直接投资进入与东道国的目标产业市场集中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在发展中国家这种迹象更为明显。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比较看，在同样的FDI进入下，发达国家市场集中度要略弱于发展中国家（张纪康，1998）。
2.直接投资与进入壁垒。进入壁垒在产业组织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FDI的进入壁垒方面研究还比较新。邓宁（J.Dunning）1975年首先将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进入效应分成了两个部分：直接投资进入对厂商数量、规模格局、进入壁垒的影响；进入之后导致的国际竞争对手的反应（包括在母国市场的反馈效应和东道国的前馈效应）。1993年，邓宁就直接投资与进入壁垒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归纳。
3.伴随FDI的市场结构跨国传导。凯夫斯认为，由于投资国与东道国通过投资而建立起来的双边相互依赖使投资国的寡头市场结构有向东道国传导的趋势（Caves，1974）。即高度集中市场中寡头间的相互依赖格局随着寡头们向相同行业对外直接投资而跨越了国界。
4.FDI进入后的东道国市场结构变迁。弗农按照其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了一个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产业市场结构动态转换模型（Vernon，1977）。即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后凭借各种优势建立起来的最初垄断地位，将随着跟随者的进入（包括其他国外厂商及较晚进入的当地厂商）而会转为寡头垄断或竞争；然后再随着当地厂商的工艺模仿、走向成熟而使东道国市场最后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
5.直接投资进入的阶段特征及其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的变化，在有国外直接投资的情况下主要取决于外资进入的方式和东道国原有的产业市场结构。外资进入方式包括新建投资或兼并收购进入、初次进入或第二阶段进入。就初次进入而言，弗农认为，东道国原有厂商的市场份额将随着来自国外的进入发生而下降，但劳尔却有不尽相同的观点。劳尔认为，跨国公司的进入，不管是初次进入还是第二阶段进入，都将因其拥有的更大规模、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技术、工艺、更多样化的产品及在融资、技术、营销等方面的优势使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市场占更高份额的可能性更大（Lall，1979）。
二、FDI对中国市场结构的影响
贝尔曼和邓宁等列举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四种目的：寻求自然资源、占领当地市场、寻求经营的高效率、竞争策略的考虑（Behrman，1972；Dunning，1993）。引进外资是中国开放经济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一国能否有效引进外资，除了取决于该国的政局稳定程度、资源丰裕程度、劳动力价格、市场规模等因素之外，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不可低估。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开放步伐的加快，以垄断为特征的FDI进入必然对我国相关行业的市场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一）FDI对规模经济的影响
达到有效的规模经济所要求的水平会推动市场集中，政策决策者的目标是既要利用规模经济，又要保持市场的充分竞争。
在市场需求规模不变的情况下，随着FDI的进入，行业内在位企业数量增加，平均的企业规模就有下降的可能。
然而，市场开放除了带来外来的直接投资之外，也带来了更新的技术和更大的市场需求。更新的技术使生产可能性曲线有了外移的可能、更大的需求则从需求方面为扩大规模提供了条件。因此，FDI对国内规模经济的影响可能是积极的。
关于FDI对规模经济影响的典型案例是汽车产业。据有关资料，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国内汽车制造企业达200多家，平均生产规模为二百多辆/年，最小企业的仅为年产十多辆，规模经济效应根本无法体现。随着德国大众、美国通用等跨国公司的进入，中国的汽车制造业发生了本质性变化。经过一段时期的竞争，国内汽车制造业优胜劣汰，存活企业的生产规模普遍扩大。如美国通用在上海的投资10多亿美元生产别克轿车，年设计生产能力15万辆，基本接近了最小有效规模。
（二）FDI对市场集中度的影响
改革开放初期，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方式主要是新建投资。由于我国的经济结构完整、部门比较齐全，FDI进入之初一般都会使国内市场集中度降低，从而促进市场竞争。
同时，在我国有两种情况导致跨国公司在华新建投资提高了市场集中度：一是跨国公司的产量超过国内厂商所生产的数量，二是因为跨国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在国内是全新的产品。其中，后者更加普遍。以计算机产业为例，90年代初国内厂商还无力进行自主开发，结果国外产品迅速抢占了我国计算机市场，跨国公司大有垄断我国计算机市场的趋势。这种状况直到90年代中后期国内联想等厂商引进和自主开发之后才开始改观。另外，我国的汽车工业也是一个典型的幼稚行业，FDI所带来的产品一般都是国内空白的产品，如80年代德国大众进入我国汽车市场之时，基本上垄断了我国的中档轿车市场，90年代末，三资企业实现的销售收入约占整个行业的65％，创造的利润占整个汽车行业的80％以上（王洛林，2000）。
90年代中期以后，跨国公司以并购方式进入中国市场的案例增加，而且跨国公司把目标主要集中在处于困境中的国有企业。在外资并购过程中，这些企业大量让渡股权，低价甚至无偿出让品牌、商业信誉、原材料、供货渠道、产品销售网络等无形资产，大大降低了外商投资的进入门坎，在极短的时间内在同行业的国内其他企业面前树起了竞争巨人。如柯达进入中国市场时，对我国除乐凯之外的感光材料实行了全行业的兼并，从而很快占据了大量的市场份额，而且我国政府承诺在4年内不批准其他国外厂商在中国的投资。柯达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大幅度提高，1998年达到了37.4％，超过了富士（25.6％），整个行业的市场集中度也随之提高。
随着时间的推移，FDI对东道国市场集中度的影响还取决于一系列因素：跨国公司在当地的规模以及持续增长的能力、跨国公司的市场绩效以及对当地厂商长期的生存竞争能力的影响、是否有更多的FDI或贸易品的进入、东道国本地厂商对FDI的反应以及本地厂商的技术开发和模仿学习的能力、东道国市场其他竞争者的数量和规模。
由于中国市场的特殊重要性，往往是一家跨国公司来华投资之后，其他跨国公司也会采取跟进策略。因此，只要政府没有赋予跨国公司独占权，单一的跨国公司不可能长期控制我国的某一行业或产品的市场。如通讯行业，国际著名程控交换机厂商纷纷加盟中国市场的竞争，如AT&T、爱立信、北方电信、西门子、NEC、三星、阿尔卡特、诺基亚等国外厂商都在中国抢占滩头阵地，到1995年底这些企业的年生产能力占到了全国程控交换机生产能力的70％，市场占有率达到了90％以上。跨国公司在我国市场上竞争的同时，民族企业奋力抗争，积极利用跨国公司之间残酷竞争所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在政策的扶持下，我国的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实力不断增强。在程控交换机行业，国内技术最早实现突破，发展最为成熟。大唐、华为、金鹏、中兴、巨龙等公司具备了一定的自主开发能力，不断推出新产品。1998年以后，国内厂商不断从国外厂商手中攻城掠地，市场份额开始大幅提高，国外厂商垄断我国程控交换机市场的局面开始被突破。
在跨国公司刚刚开始进入，我国一个行业中只有一两家跨国投资企业时，的确存在跨国公司的市场集中度很高的问题。例如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在较长时间内几乎是我国中档轿车的唯一生产企业，产品价格也处于相对高位，但是随着众多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它们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一汽捷达、二汽富康都与上海桑塔纳展开竞争，桑塔纳的市场占有率开始下降。
从彩电业看，在大屏幕彩电上国外品牌市场占有率曾经达到60％以上。但是，以长虹为首的国内彩电厂商不断提高技术开发能力，努力推出新产品、提高质量、完善营销网络和售后服务体系，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夺回了市场。到1998年，我国彩电市场集中度CR4达到63.3％，国外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只有10.5％左右，而且前5位基本都由国产品牌占领。
（三）FDI对进入壁垒的影响
市场进入壁垒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政府的政策性壁垒，另一方面是来自在位企业的经济性壁垒。
随着FDI大量增加，来自各方的力量会促使我国不断地降低对外商的政策性壁垒，减少对外商进入的限制，从而大大促进市场的竞争程度。另一方面，市场进入壁垒也会同时随着FDI增加而提高。
1.FDI进入提高与成本有关的进入壁垒
先期进入的跨国公司凭借其庞大的自有资本优势和多渠道的融资渠道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提高了行业的平均必要资本规模，对于潜在的进入者要想达到在位厂商相同的成本，其资本必要规模至少要达到在位者的规模。这种大规模的投资对于国内厂商来说，如果没有其他渠道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能的，国内厂商要想进入高档轿车市场必须达到通用生产规模，否则会面临成本的竞争劣势。与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之前相比，这同样也提高了国外厂商进入我国高档轿车市场的进入壁垒，虽然相对于国内厂商来说，具有垄断优势和雄厚资金实力的跨国公司更易于跨越这些壁垒。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以及高度垂直一体化程度，可能掌握了某些关键的资源，可以利用跨国公司的内部分工优势在供应资源上享有价格优势，FDI可以提高绝对成本壁垒。如我国计算机产业关键部件长期依赖进口，而在我国进行生产的跨国公司几乎都在全球市场上进行电子产品的垂直一体化生产，因而在我国生产计算机的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公司内部的分工取得廉价的中间产品，对于在国际市场采购关键中间产品的国内厂商来说必然在这些中间产品上存在成本劣势。
2.FDI提高了国内市场的产品差别化壁垒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跨国公司全产品系列化的投资在产品空间上构筑起了对潜在进入者的高进入壁垒。一是因为进入者进入时难以找到足够的产品空间，挤入已有的产品空间必须付出比在位厂商更高的成本；二是因为在位厂商的多样化产品可以进行风险成本的转移，在竞争对手进入之时可以采取灵活的竞争手段以阻止进入者的进入。比如汉高公司在华建立了11家企业生产金属化学品、民用粘合剂、家用洗涤品、化妆美容品和工业用油脂化学品，汉高的6大系列产品5个已来到中国。
（2）FDI进入我国市场之后实行多品牌的战略提高了产品差别化壁垒。以我国的洗发护发用品市场为例，自从美国宝洁公司在1988年进入我国市场之后，很长时期处于市场主导地位，占据了最大的市场份额。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宝洁公司利用多品牌的战略形成了产品差别化壁垒。“海飞丝”、“飘柔”、“潘婷”、“沙宣”等，这几大品牌占据了洗发护发用品一定的特性空间，品牌之间既有竞争又有自己的特色，并具有协同保护的功能。潜在进入者要想在这已有多种品牌占据的特性空间找到能获利的需求空间难度非常大，多品牌相互交织地对特性空间的占有使进入者的渗透成本很高。
（3）FDI因为消费者的偏好忠诚而提高了产品差别化壁垒，对于潜在进入者来说必然花费更多的广告推广费用才能把消费者从跨国公司吸引过来。如可口可乐进入我国之后的碳酸饮料市场。
3.FDI提高研发、广告上的进入壁垒
跨国公司研发的成果可以低成本地复制和在跨国公司内部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在国外子公司中可以共享，因而在研发上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在全球一体化生产、网络化销售中分散研发的成本。同样，在广告上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对于某些标准化的产品，广告可以向子公司的产品延伸。因此，跨国公司不仅本来在研发实力上强于国内厂商，而且进入我国市场时可以利用研发和广告上的规模经济在我国市场上构筑进入壁垒，在相同条件下，潜在进入者要以更高的研发和广告支出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三、结论
已有的研究表明，市场结构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具有双重影响的关系。一方面，市场结构的构成要素（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度、交易成本等）是决定贸易流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另一方面，FDI的进入也对东道国市场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至于具体影响的程度，则有赖于进一步以数据来进行更深入的实证，限于篇幅本文未能作详细的研究。
现代产业组织理论十分注重其理论的政策含义的研究。宏观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维护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一方面，促进国内市场结构合理化，从而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国际直接投资；另一方面，由于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与本土企业的竞争条件（规模、技术、成本、信息、资本获得性等）不同，导致的福利效果也不一样。为了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条件，防止部分企业滥用垄断势力，必须设计一套适合WTO要求和中国国情的竞争政策。 新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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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护幼稚产业的若干原则
无论是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论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论，还是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论，都认为实行自由贸易能够增进全人类的利益，对各国均有好处。但是在现实中，各国却坚持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况且自由贸易的基本假定与当今世界经济的垄断竞争市场和规模经济递增的现实完全不符。在理论上，许多经济学家主张一国应采取一定的措施保护幼稚产业。在实践上，当今世界的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后起的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中都含有保护幼稚产业的政策成分。也就是说，保护幼稚产业是大多数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通过保护幼稚产业促进幼稚产业发展，使其在国际市场上拥有竞争优势而谋取远期的动态比较利益。然而，保护幼稚产业是一项有风险的事业，从历史上看，成功与失败的例子都有。为了取得大于近期保护成本的远期的产出，政府在保护幼稚产业的操作中应考虑以下原则：
1.科学选择幼稚产业。选择幼稚产业失误被认为是保护幼稚产业的风险之一。并非所有的尚未成长起来的产业都是幼稚产业。综合汉密尔顿、李斯特、约翰·穆勒、小岛清、赫尔普曼、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的理论，幼稚产业大致有四个方面的特征：（1）具有潜在动态比较优势。幼稚产业应是有发展前途的产业，尽管近期内尚不具备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但是在保护一段时期之后该类产业能够成长起来，并在逐步取消保护之后有能力参与国际市场竞争。（2）远期的产出要大于近期的保护成本。幼稚产业保护是有成本的，如消费者福利的损失、生产效率的降低、资源配置及利益分配的扭曲等等，这些成本必须要小于远期的产出。（3）具有规模经济递增的性质。在规模经济递增的条件下，大规模企业具有边际成本低的优势。为规模经济递增的幼稚产业提供贸易保护，能够促进本国企业充分利用国内市场扩大规模，从而有利于本国企业通过扩大产量和边干边学的动态发展以不断降低边际成本。（4）具有一定的外部经济性。幼稚产业的发展对其他产业的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应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为幼稚产业提供贸易保护要有利于国民经济结构的动态变化，顺应产业结构升级的规律，并有利于要素利用率的提高。
2.随着幼稚产业的发展递减保护力度。为幼稚产业提供贸易保护成本之一是生产效率的损失，即企业在贸易保护下缺乏竞争动力而不思进取，不尽最大的努力把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相对于X—无效率造成的损失，垄断和关税的福利损失是较小的。我国汽车产业效率低下便是例证。我国汽车产业在高度贸易保护下成长了40多年，几乎成了“老幼稚工业”，仍处于效率低下的水平，若不借助于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资本、技术及管理经验，可能连今天的成就也不会有。保护幼稚产业的目的不是为了保护而保护，而是为了把其培养成为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产业，如果达不到此目的，还不如不保护。一般说来，保护时限越长，保护成本越大，效率损失也越大，但是保护时限过短，又达不到保护的目的。同时，保护力度越大，保护成本越大，效率损失也越大，但是保护力度过小，也达不到保护的目的。因此，科学确定保护时限和保护力度是十分重要的。在选准幼稚产业之后，政府应制订在一定期限内保护幼稚产业的目标，并制订随着幼稚产业的成长递减贸易保护力度直至完全废除的方案。
3.尽可能地避免与他国的贸易战。贸易战是一把双刃剑，伤人又伤己。从理论上讲，在国际贸易中的两国都选择合作是最优决策，都选择不合作是最不好的决策。但是，在单次博弈的情况下，两国往往选择不合作；在重复博弈的情况下，两国往往会总结上次选择的教训而选择合作。在国际贸易中，多边、双边协议对缔约方是有约束作用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也不可低估。WTO提供了一种集各种政治方法、法律方法和准法律方法的综合性的争端解决机制，其实质在于求得有关争端的有效解决，维持和恢复争端当事国依照有关协议的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平衡。WTO的有关协议是120多个缔约方之间的多边协议，体现着国际规范，况且我国加入WTO是迟早的事。WTO并不反对在一定条件下的贸易保护。为了避免因为保护幼稚产业而与他国发生贸易战，政府应采取符合WTO有关协议的贸易保护的措施和力度。一旦发生了贸易战，政府应通过外交途径，尽可能地达成双边协议，选择合作对策解决贸易战。
4.考虑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的替代作用。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三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逐步被取消，国内企业将和“三资企业”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一国为幼稚产业提供保护实际上是为幼稚产业中所有企业提供保护。保护程度与受保护产业对外资的吸引力显著相关。一般说来，保护程度越高，受保护产业对外资的吸引力就越大。因为，贸易保护程度越高，两国间的交易费用越大，而外商的直接投资正是将这种高昂的交易费用内部化的方式。政府在确定贸易保护程度时应考虑外商直接投资因素。在我国，饮料行业的有效保护率高达340％，汽车行业的有效保护率高达293％。这种过高的有效保护率促进了外商对受保护产业的直接投资，换句话说，外商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绕过了高度贸易壁垒，进入了庞大的且充满着诱惑力的饮料市场和汽车市场。因此，在确定贸易保护程度时，忽略分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的替代作用是危险的，因为进口关税率过高会引致外资流入增加而不能转移租金或使得保护失效。
二、新形势下保护幼稚产业措施的选择
为幼稚产业提供贸易保护的措施主要有进口关税、进口配额和进口许可证、政府采购、反倾销、反补贴等。在组合运用这些贸易保护措施时应考虑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以WTO的有关协议为准则调整贸易保护措施的组合。进口关税保护原则是WTO的一项基本原则，因为与非关税保护措施相比，关税措施具有较高的透明度和非歧视性，便于其他国家和贸易经营者辨析保护的程度。在肯定进口关税保护原则的前提下，该组织还主张通过多边谈判递减进口关税以促进贸易自由化。可见，尽管进口关税保护是WTO所倡导的，但是进口关税水平的上限有一定限制。此外，WTO并不反对在一定条件下采取非关税措施保护幼稚产业。事实上，由于进口关税保护功能的弱化，各国越来越重视非关税措施的保护作用。但是，在我国保护幼稚产业措施中，进口关税水平为23％，仍高于发展中国家的13％—15％的平均关税水平，同时对非关税措施的运用不够。光等近期的研究表明，我国的贸易保护程度并不高，远低于日本。在选定的25种产品中，我国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等价的加权平均值为43.29％，其中经过调整的关税率为21.74％，非关税数量限制的关税等价为21.55％。日本采取价值量方法对1989年五大类产品（食品和饮料、轻纺产品、金属产品、化工产品、机械产品）的贸易保护程度进行了估计，关税和非关税数量限制的关税等价为178.2％，其中平均实际关税率为4.7％，非关税数量限制的关税等价为173.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幅度调整了贸易保护措施。1996年4月1日，我国不仅大幅度地将进口关税水平由35.9％降至23％，还取消了176种商品的进口配额，削减配额商品约30％。这次大调整大大降低了我国的贸易保护程度。以WTO的有关协议为准则进一步调整贸易保护措施的方向是：将进口关税率由23％降低至15％左右，同时灵活运用WTO的有关协议赋予发展中国家的保护幼稚产业的措施。
2.使既定的进口关税水平发挥最大的功能。我国进口关税水平的上限可确定为15％左右，且这一进口关税水平还会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而递减。其原因：一是因为我国的贸易政策取向。我国的贸易主管部门于1995年5月宣布，我国将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能与世界通行的贸易制度接轨的自由贸易制度，而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关税水平的关税政策是与这一制度不相容的。二是因为我国履行国际多边、双边协议的客观需要。近年来，WTO的有关缔约国对我国申请加入该组织提出了苛刻的降低进口关税水平的要求，亚太经合组织的有关协议及我国对外签订的有关双边协议也驱使我国把进口关税降低至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为了使既定的进口关税水平发挥最大的功能需要考虑四个方面的措施：（1）给予幼稚产业适当的进口关税保护。对于没有发展前途的商品及已具有竞争优势的商品，应尽快降低关税水平。眼下，我国的纺织品、服装与鞋帽、食品等已具备竞争优势，再保持较高的进口关税率是不妥的。（2）注重有效保护率的运用。有效保护率是衡量某个行业或产品的有效保护程度的指标。我国1996年的关税结构从上游产品至下游产品呈逐渐上升的格局，总的说来这种格局有利于有效保护水平的提高。但是，仍有一些产品，如船舶、火车、电力等处于负保护状态；另一些商品，如仪器仪表、飞机等有效保护率大大低于名义关税率。盛斌在1996年的研究表明，化纤、钢铁、有色金属、电子通讯等行业的实际保护率仍是偏低的，应实施适度的有效保护，以促进这些产业充分发挥动态的学习曲线效应降低生产成本。（3）强调最优关税率的运用。征收最优进口关税有利于改善贸易条件并提高福利。最优关税率与市场结构密切相关。当国内外市场为完全竞争时，把进口关税水平最好定为T，T＝l／S，式中S为进口商品的供给价格弹性；当国内外市场为垄断竞争时，把最优关税率定在怎样的水平上，不仅要考虑购买外国商品的支出份额，而且要考虑国内外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最优关税率的确定还应考虑外国厂商的垄断程度。外国厂商的垄断程度越高，其获得的垄断租金R就越高，R＝P－MC，式中P、MC分别为价格与边际成本。要在外国厂商垄断度的基础上制定垄断租金转移的从价关税率，以抽取外国出口厂商的垄断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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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跨境人民币业务；现状；建议
JEL分类号：E58；F3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2）08-0026-04
我国于2009年初启動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经过三年多的努力，跨境人民币业务已经从最初的贸易结算扩大至资本项下结算，相关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业务量迅速增加，取得了明显进展。本文着眼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总体方向，结合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发展现状，分析其发展的内生動力机制，提出进一步促进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的粗浅建议。
一、跨境人民币业务相关政策的推出及实施情况
（一）跨境人民币业务政策体系的逐步建立
2008年1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批准广东和长三角地区与港澳地区、广西和云南与东盟地区的货物贸易开展人民币结算试点，这标志着人民币区域化开始了“破冰之旅”。在之后的三年时间里，通过不断完善政策体系，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地域范围和业务范围均实现了全面扩展。
1、从业务开展的地域范围看，由最初五个试点城市逐步扩展至全国。2009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委联合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决定在上海、深圳、广州、珠海、东莞五个城市推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2010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委《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境内试点地区由5个城市扩大到20个省市，境外地域由港澳、东盟地区扩展到所有国家和地区。2011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地区的通知》，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内试点区域推广到全国。
2、从跨境人民币使用的业务范围看，从最初的货物贸易逐步推广到了服务贸易和其他经常项目，并开始从经常项目向资本项目扩展。2009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实施细则》，针对货物贸易中跨境人民币结算的操作模式和结算流程作了具体规定。2010年6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委《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中，跨境人民币结算的业务范围增加了服务贸易和其他经常项目。同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境外人民币清算行等三类机构运用人民币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试点有关事宜的通知》，允许境外央行、清算行、参加行三类机构使用人民币资金投资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2011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便利境内机构以人民币开展境外直接投资，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办理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同年10月的《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管理办法》明确了境外地区的企业和经济组织可使用人民币来华开展直接投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的指导意见》，落实了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的相关操作。至此，跨境人民币业务范围由经常项目扩展至部分资本项目。
目前，跨境人民币业务的政策体系已初步建立。在经常项目下跨境人民币结算方面，人民币资金结算、清算流程，以及出口退（免）税和进出口报关政策等已经明确。在资本项目下跨境人民币结算方面，境内企业可以使用人民币开展境外直接投资，银行和境内机构可向境外项目和企业发放人民币贷款，境外企业和经济组织可使用人民币来华开展直接投资，境外央行、清算行、参加行等机构可使用人民币资金投资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
（二）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
自2009年开展试点工作以来，在各参与方的积极努力下。跨境人民币业务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目前，与境内发生跨境人民币实际收付业务的境外国家和地区已达181个，各项业务规模稳步扩大。在试点之初的2009年，全国办理跨境人民币结算108亿元，而伴随着有关政策的推进实施，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在2010年开始呈现出几何级数的快速增长，当年达到5063亿元，同比增长了近46倍。至2011年末，银行累计办理经常项目下人民币结算业务金额2，08万亿元。与此同时，资本项下人民币结算量也稳步增长。截至2010年末。各试点地区共办理人民币跨境资本交易逾700亿元。2011年，银行累计办理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结算金额201.5亿元，外商直接投资结算金额907.2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2011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其中2012年一季度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开数据。
综合各方面因素，跨境人民币业务未来仍将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从政策面来看。政府关于人民币跨境使用相关政策措施将不断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国家战略将不断推进，这些都有利于促进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发展。从经济基本面来看，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有利于在更大的范围内推进人民币的跨境使用。
二、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的内生動力机制
（一）各主要参与方在推動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中广泛受益
跨境人民币业务的主要参与者包括政府部门、境内外的企业和银行，他们在参与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过程中互利共赢，形成了促进该业务发展的内在動力。
1、对于政府部门而言。推動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動力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实施国家战略的需要。跨境人民币业务是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切入点，跨境人民币业务的推进和实施直接影响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进程。二是解决我国向贸易强国发展与货币非国际化的矛盾的需要。我国作为一个国际贸易大国，只使用外币结算使企业承担了较大的汇率风险。只有更多地在跨境交易中使用人民币，才能更好地保障我国企业在对外经贸活動中的利益。
2、对于境内企业而言，跨境人民币业务首先有利于规避汇率风险，节约汇兑成本，增强价格竞争力。据估算，以人民币结算的交易成本比以外币结算的交易成本平均低2至3个百分点。其次，与使用外币结算相比，使用人民币结算无需进出口贸易核销，人民币结算出口退税等手续也更加便利，在实际操作中为企业提供了诸多政策性便利。第三，使用人民币结算不占用企业外债指标，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商业机会。
3、对于境内金融机构而言，借助跨境人民币业务可以将自身的本币经营优势扩大到国际市场，有利于推動其国际化发展。国内金融机构在提供外币产品和服务上与大型跨国金融机构相比缺乏竞争优势。伴随人民币跨境使用，我国金融机构可以充分发挥人民币负债业务体量大、人民币资金清算便利等优势，为境外主体和我国“走出去”企业提供更多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从而提高金融服务和国际化经营水平。
4、从境外企业的角度来看，他们接受人民币结算的動机主要是能获得持有期的货币升值收益，因而形成了升值预期背景下人民币跨境使用快速发展的局面。但随着2011年底以来人民币“单边升值”趋势的改变，明显影响了境外机构持有人民币的信心。
5、从境外银行的角度来看，参与跨境贸易人民币业务，一是能够满足其客户追求人民币收益的需求，为客户提供更丰富的服务：二是能够将其国际化经营的优势扩展到人民币市场，有利于扩大其在中国境内的业务机会。
综上所述，跨境人民币结算各方参与者之间的利益是互相促进的。在政府的力推下，跨境人民币结算各项政策的出台为境内企业提供了显著的贸易投资便利，顺应了融入全球市场的发展需求，也给境内银行带来了新兴业务机会，受到境内企业和银行的普遍欢迎和积极参与。境外企业和银行也由于中国经济前景向好、人民币持续升值而产生了持有人民币的强烈需求。因此，各方存在的共赢空间，成为过去一段时间内推動跨境人民币业务快速发展的内生動力。
（二）当前跨境人民币业务持续、健康发展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1、要深入研究不断强化“非单边升值”条件下境外机构的人民币持有動机问题。去年年底以前，人民币基本呈“单边升值”的态势，但是，此后由于海外掀起的一轮看空中国以及人民币的浪潮，引发了人民币贬值预期，影响了离岸市场主体持有人民币的信心。因此，我们应当探索和扩大人民币资金回流机制，拓宽境外人民币投资渠道，为境外参与者通过人民币分享中国经济的发展成果提供有效途径，进而增强境外参与者对人民币的信心，改变人民币跨境使用对升值预期的依赖。
2、要深入研究重点谋求我国政府和金融机构对于境外人民币的定价权问题。人民币的定价权是我们掌控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核心环节。在境外主要参与者的推動下，香港形成了人民币离岸市场，逐步成为境外人民币留存、定价、交易和结算的中心。并开始对在岸市场价格产生影响。由于香港的自由港地位，人民币定价是多方机构博弈的结果，中资机构难以掌握绝对的定价权。随着人民币跨境使用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掌控定价权日显紧迫。
3、要深入研究进一步协调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从过去两年的数据看，广东、深圳借助香港离岸市场较为发达且企业对人民币接受度高的优势，北京借助央企集聚的优势，跨境人民币业务量均领先于上海。上海地区外资金融机构较多。跨境人民币业务呈现多元化发展的特点，例如上海银行业为外资同业的清算服务就在行模式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未纳入跨境人民币结算量的统计范畴，但这些清算服务为今后中资机构主导人民币的交易、定价和清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着人民币跨境使用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国家需要上海为人民币跨境使用提供更有力的支撑。特别是当前人民币在香港离岸市场的大量留存以及境内外市场价格的差异，引发活跃的套利交易，不利于上海作为人民币在岸中心发挥定价作用及影响力。有悖于推動人民币国际化的决策初衷。因此，需要统筹实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两项国家战略。
三、进一步推进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的有关建议
（一）政府部门应加强统筹协调，进一步发挥对市场的引导和推動作用
1、央行作为跨境人民币业务的主管部门，是政策的主要设计者和实施者，在统筹各方利益、选择政策推进方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弱化的背景下，要强化境外机构持有人民币的信心，必须进一步拓宽人民币资金回流渠道，增强人民币的流動性。因此，建议央行协调相关部门加强人民币回流机制建设。首先，除了做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出口渠道的人民币回流外，还要充分发展包括股票、债券和衍生品的人民币产品市场，提升上海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水平，强化人民币在岸市场功能，使人民币成为境外资产的储备和投资工具。其次，积极稳妥地扩大人民币QFII试点范围，允许更多的境外主体将合法获得的人民币资金通过QFII渠道进入境内资本市场，扩大境外人民币使用范围。第三，适时启動国际板股票市场建设，引进与中国经贸关系紧密的境外企业，在中国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鼓励境外人民币回流投资国际板股票市场。
2、建议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及商务部等职能部门完善政策，简化流程，鼓励和引导企业走出去。一是建议商务部通过行业协会，就WTO框架下的贸易规则，加强对企业的辅导和政策咨询，帮助企业科学合理地运用规则保障自身合法权益。二是进一步细化和实施具体操作办法，简化业务手续和办理流程。建议海关加强全国联网协作，在保证贸易真实性的前提下，简化手续，提高报关工作效率。建议税务部门根据报关单和有关结算证件及时办理出口退税手续。
（二）全力推进以金融市场为核心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人民币跨境使用提供创新、交易、定价和清算平台
1、积极推動本地金融市场国际化，为境外持有者提供人民币投资“资产池”。人民币产品市场建设既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步骤。要配合拓宽境外人民币资金回流渠道，以债权型金融产品市场为重点，进一步拓宽和扩大境外投资者和发行主体参与上海金融市场的渠道和规模，允许境外企业和机构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积极有序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逐步扩大人民币产品在国际金融市场的份额，争取早日使上海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民币金融产品定价中心，充分发挥上海金融市场在服务我国金融对外开放和人民币跨境使用中的重要作用。
2、切实增强金融机构跨境人民币产品的创新能力。支持在沪金融机构创新服务模式，扩大业务范围。拓展服务区域。积极创新跨境人民币贸易融资产品，大力开展对境外直接投资、对外承包工程等各类境外投资和合作项目的人民币贷款业务，满足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对本币贷款的需求。推動跨境人民币结算的境外参加银行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研究境内银行开办面向境外人民币持有主体的代客理财业务试点，进一步畅通境外人民币资金的回流渠道。
3、大力加强上海金融市场的制度和基础设施建设。以上海清算所为核心，进一步完善支付清算系统，健全登记、托管、交易和清算制度。根据人民币跨境使用进程和市场需求，支持在沪金融市场将交易系统的报价、成交、结算、清算以及交易信息等功能延伸到境外，发展支持多币种产品交易和清算能力。支持各商业银行在上海设立全行资金清算机构，吸引更多的境外参加行开立人民币同业往来账户。
（三）商业银行要积极实施国际化战略，拓展跨境人民币业务
1、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境外重点区域增设分支机构。要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为契机，有计划地在境外重点区域如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周边国家以及重要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增设分支机构，以便直接为境外企业提供人民币清算服务，下一步也可在当地监管政策允许范围内开展人民币存款、兑换、汇款、贸易融资等业务。这不仅有利于中资银行扩大跨境人民币业务范围，长远看还有利于其实施国际化经营战略。
2、有重点地在人民币流通程度较高的区域培育客户群。目前境外人民币流通程度较高、结算需求较大的区域包括港澳地区、东南亚国家以及俄罗斯、韩国等周边国家。跨境人民币业务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币结算提供了安全、便捷的渠道。商业银行可以将这些区域作为重点目标市场。发挥跨境人民币业务的优势，在人民币结算需求较强的企业中培育自身的跨境企业客户群。
3、积极稳妥地创新跨境人民币产品，丰富服务内容。积极创新资本项下的跨境人民币产品，通过丰富相关金融产品的种类、做好境内企业赴海外融资及海外发债回流内地的配套服务。创新离岸人民币产品，为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使用人民币提供保值增值服务。
4、有针对性地扩大人民币海外清算网络。“清算行”和“行”两种试点模式中。前者只限于有人民币清算行的香港和澳门地区，在国际市场上推行人民币结算还主要依赖“行”模式。因此，商业银行要加强与境外金融机构的合作，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海外清算网络，不断拓宽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开办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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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工业经济表现出良好增长态势，效益水平好于预期。一是生产增速加快。 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14460亿元，同比增长11．7％，增速比去年同期提高0．7个百分点 ，其中一季度增长10．9％，二季度增长12．5％；轻、重工业同步增长。轻、重工业完成增 加值5698亿元和8762亿元，分别增长11．8％和11．6％。二是产销衔接良好。工业产品销售 率为97．11％，同比提高0．36个百分点。工业产品出口增速明显加快。出货值8668亿 元，增长18．4％，同比提高7．3个百分点。三是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有所提高。1月～5月 ，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750亿元，同比增长2．8％，改变了前4个月下降的局面。经济效益综 合指数为120．31，同比提高2．25点，其中流动资产周转率加快0．06次，全员劳动生产率 提高6944元/人，资产负债率下降0．65个百分点。
从重点监测的14个工业行业情况看，上半年，煤炭、医药、烟草、机械、轻工、建材等 10个行业增速同比都有不同程度提高，有色、冶金、电子、电力4个行业增速有所减缓。
机械行业增势良好
上半年，在投资需求拉动下，机械行业呈现出快速增长势头。全行业完成不变价产值89 08亿元，同比增长20．9％，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2．2个百分点。主要机械产品中，内燃机 、高精度机床、数控机床、冶炼设备、发电设备、包装机械、复印机械产量增幅在20．5％ ～73．5％。汽车市场持续处于热销状况，产、销同步增长，产量同比增长30．3％，其中载 货汽车、客车、轿车分别增长33％、23％和33．2％。
当前，机械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机械产品总体上供过于求，加工能力严重闲置； 二是重大成套装备价值量大、生产周期长，生产企业流动资金紧张。
今年以来，电子行业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但增长结构发生变化。上半年，电子行业完成 不变价总产值6917亿元，增长22．1％。其中，计算机制造业、日用电子器具制造业、电子 元器件制造业产值分别增长41．3％、34．6％和19．8％，增速同比加快12．5、28．6和9． 1个百分点；而去年支撑电子行业快速增长的通信设备制造业由于受投资下降(1月～5月邮电 通信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24．6％)等因素影响产值仅增长1．4％，同比减缓56．5个百 分点。主要电子产品中，移动通信产品、家庭视听产品产销两旺，背投彩电等高端产品市场 发展迅速，手机、彩电、激光视盘机、背投彩电等产品产量增幅在36％～140％，产销率超过100％。
出口是拉动电子行业快速增长的主要力量。上半年，电子行业出口占行业产值的比重为 48．1％，出货值增幅达40．4％，同比提高23．6个百分点；出口对行业增长的贡献率 为86．7％，同比提高56．3个百分点。无线电话、微型计算机、彩色电视机、激光视盘机、 集成电路等主要出口产品增幅在30％以上。
医药行业增长加快
上半年，医药行业不变价产值1527亿元，同比增长20．7％，增速同比加快4．8个百分 点，其中化学制药工业增长22．8％，同比加快6．8个百分点；中药工业增长14．1％，减缓 0．6个百分点。出口增长加快。上半年，医药行业完成出货值同比增长20．8％，增幅 同比提高13．3个百分点。跨国公司向我国转移生产步伐加快。上半年，在我国医药商品出 口贸易中，来料加工贸易的比重达30％。但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以来，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投 资进口的设备贸易额下降，表现出投资后劲不足迹象，部分医药企业也反映今年外商直接投 资减少、新签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额下降。
今年以来，石化行业积极适应入世后的形势变化，强化内部管理，落实总量调控的各项 措施，总体运行情况基本平稳。上半年，全行业不变价产值4889亿元，同比增长12．1％， 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0．7个百分点。原油产量8269万吨，增长1．8％；进口3288万吨，增长 3．3％；出口346万吨，下降2．8％。原油加工量10018万吨，下降1．4％。6月底，成品油 库存超过一千万吨，虽比年初有所下降，但仍高于合理库存水平。
化学工业不变价产值3459亿元，同比增长14．9％，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3．6个百分点 ，持续去年下半年的回升态势。化肥产量1843万吨，增长12％；农药产量47．6万吨，增长2 2．2％。烧碱产量389万吨，增长9．4％；纯碱产量486万吨，增长9．5％。乙烯产量255万 吨，增长4．7％。轮胎外胎7792万条，增长13．3％。
产品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原油加工企业汽煤柴油收率达到60．9％，同比提高1．02 个百分点；生产柴汽比为1．85，提高0．12。尿素产量在氮肥中的比重提高1个百分点，高 浓度磷复肥在磷肥中的比重提高2个百分点；除草剂在农药中的比重提高2．7个百分点。离 子膜烧碱在烧碱中的比重提高1．5个百分点。
原煤产量增长过快
上半年，煤炭行业不变价产值514亿元，同比增长22．8％，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8．1个 百分点。全国原煤产量59733万吨，同比增加9942万吨，增长20％，达到近几年同期最高增 长水平；其中，国有重点煤矿产量33968万吨，增加5254万吨，增长18．3％；国有地方煤矿 12377万吨，增加2947万吨，增长31．2％；乡镇煤矿13387万吨，增加1740万吨，增长14．9 ％。
从市场供需情况分析，上半年，煤炭行业生产快速增长的原因：一是需求增加，为煤炭 增产提供了市场空间。冶金、电力等重点耗煤行业生产增速较高，钢、焦炭产量和火力发电 量分别增长21％、9．5％和10．3％；二是企业供给能力增强。国有煤矿普遍加大了安全生 产投入，增强了生产后劲，产出能力提高；三是部分小煤矿通过验收合格取得“四证”后， 相继恢复了生产，6月份，乡镇煤矿产量同比增长74．3％。
从总体上说，煤炭市场供大于求。由于产量增长过快，煤炭市场总体处于饱和状态，煤 矿存煤已连续第4个月上升。煤炭价格开始走低。3月份以来，华东地区和秦皇岛港市场煤价 格持续下降。
上半年，轻工行业生产、销售同步增长，出口保持一定增幅，呈现出多年少见的快速增 长局面。全行业完成不变价产值10101亿元，同比增长17％，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1．9个百 分点，其中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日用电器制造业分别增长19．6％、21．5％和19．8 ％；产销率96．28％，同比提高0．04个百分点。轻工行业作为对外开放早、开放程度高的 行业，通过合资、合作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生产装备和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特别是家 电行业，具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加入世贸组织进一步拓展了轻工行业向海外市场发 展的空间。上半年，轻工行业出货值增长16．9％，增幅同比提高4．5个百分点，其中 家电增长28．4％。
今年以来，纺织行业抓住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有利时机，努力开拓国际市场，生产、出口 增幅回升。
上半年，全行业完成不变价产值4491亿元，同比增长13．3％，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 4个百分点。主要产品中，纱、布产量分别增长12．3％和9．8％，化纤、服装产量分别增长 22．9％和9％。
加入世贸组织后，西方一些主要贸易国家取消了对我国部分出口纺织产品的配额限制， 为扩大这些产品出口创造了有利条件。
据海关统计，上半年，纺织品服装出口262．5亿美元，同比增长6．8％，增幅比去年同 期提高3．9个百分点。其中纺织品93．7亿美元，增长11．5％；服装168．8亿美元，增长4 ．3％。
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在加入世贸组织后纺织工业发展前景看好，社会投资热情看涨，尤 其是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兴办纺织服装企业非常踊跃。如常州地区近期开办的服装企业达 200多家。纺机进口增长迅速，1月～5月，全国进口无梭织机9776台，增长33％；针织机械1 ．34万台，增长50％以上；缝纫机34．2万台，增长20％；印染机械2184台，增长1倍多。国 内无梭织机、工业缝纫机甚至出现脱销现象。这种形势发展下去，纺织行业市场竞争将更趋 激烈。
烟草行业市场见好
积极调整产品结构，重点企业和名优卷烟生产改变了去年低速徘徊局面，价格稳中有升 ，市场形势见好。
上半年，烟草行业完成不变价产值551亿元，同比增长11．2％，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4 ．2个百分点。全国卷烟产量1917万箱，增长4．5％。
钢材生产增势较猛
上半年，冶金行业完成不变价产值2689亿元，同比增长19．1％，增速和去年同期基本 持平。钢和成品钢材产量分别为8503万吨和9192万吨，增长21．5％和19．8％。钢材进口11 72万吨，增长37．5％；出口35万吨，下降76．3％。钢材生产持续过快增长，加上进口的巨 大压力，国内钢材市场形势不容乐观。
上半年，建材行业完成不变价产值2126亿元，同比增长13．6％，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1 ．2个百分点。主要产品，水泥产量31920万吨，增长12．5％(提高3．6个百分点)；平板玻 璃产量10790万重量箱，增长9．7％(回落6．2个百分点)。其他建材产品中，玻璃纤维纱、 石膏板、建筑陶瓷、水泥制品、加气混凝土制品、石墨等增幅在15％～40％。
当前，建材行业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主要产品产量增长过快，市场供大于求，价格持续低 迷。重点企业水泥出厂混合平均价不到280元/吨；平板玻璃价格不到56元/吨，上半年平均 价格在去年下降16％的基础上又下降了10％，相当一部分企业主动或被动以低于成本的价格 销售产品，1998年那种过度竞争、低价倾销的局面又开始在玻璃行业出现，影响行业整体运营和效益。
有色金属增长趋缓
篇9
2014年，中国实现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1160亿美元，加上中国企业在国（境）外利润再投资和通过第三地的投资，实际对外投资规模在1400亿美元左右，超出中国利用外资约200亿美元。至此，中国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2014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第一目的国，由此而来的资本净输出国的地位，实属不易。它标志着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开始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必将会对世界经济体系的再调整产生深远影响。
向经济强国迈进
在市场广阔、劳动力成本较低、基础设施相对完备、政局稳定等因素的支撑下，中国经济实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自从2011年中国GDP升至世界第二位后，尽管2014年GDP增长率仅为7.4%，创24年以来的新低，但GDP总规模首次突破60万亿元；以美元计，成为继美国之后“10万亿美元俱乐部”的第二个成员，稳居世界第二，也拉大了与第三位日本的距离。从人均来看，初步核算，中国2014年人均GDP达到7400多美元，其中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内蒙古、广东、福建等省区市均迈入“人均1万美元”行列。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是一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分水岭，意味着中国部分地区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也预示着中国整体上正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行列靠近。
虽然中国GDP总量居世界第二，某些省区的人均GDP也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但大多数观察者认为，中国总体上依然属于发展中的经济大国，离经济强国还有不短的路要走。所谓经济强国，其中的一项重要标志是它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拥有较强的国际影响力，成为国际贸易规则、国际金融规则等制定过程中的重要影响者。要具备这样的标志，除了苦练内功，在经济发展、国家治理、科技创新、产业结构等方面强身健体外，还要积极融入到世界经济中，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纵观世界上各经济强国崛起的历史，不难发现，每个经济强国的崛起，无一不与经济的“走出去”有关。与这种“走出去”相伴随的，毫无例外的则是大量的资本输出。英国是19世纪的世界经济强国，也是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大资本输出国；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之首后，一直以来就是头号资本输出大国；日本、德国也是依靠大量的资本输出，带动经济的成长，成为不可忽视的经济强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他国家成为经济强国背后的逻辑，昭示着中国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须走上资本输出之路。
自中国政府在2001年确定“走出去”战略以来，一大批中国企业开始了海外投资进程，涉及的领域除了矿产等资源领域，也逐渐扩展至建筑、房地产、交通运输、旅游、保险等行业。事实上，依当前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也具备了进行大规模资本输出的条件。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外汇储备大国、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第一制造业大国，为推动中国成为资本输出大国提供了便利条件。2014年中国成为资本净输出国，既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使然，更是迈向经济强国的必经之路。这意味着，从今以后，中国在吸引外来投资的同时，也积极地进行对外投资，利用资本输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用好国内与国外两种资源，实现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嬗变。
赢取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优势
凭借人口红利所带来的低成本优势，中国长期以来一直以世界工厂著称，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找不到中国产品的影子，这为实现中国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然而，站在全球价值链的视角，不难发现，中国多数产品只是嵌入到国际产品分工的低附加值环节，创利能力不强。这种为全世界尤其为发达国家打工的现象，在拉动中国近些年来快速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承受着环境污染、资源损耗过大等代价。如果我们继续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徘徊，充其量只能算一个“虚胖的”经济大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中国经济结构正从粗放型增量扩能为主，转向以质量效率型为导向的调整存量、做优增量的深度调整。这自然就预示着，我们需要不断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前行。
在这方面，以资本输出带动产品输出，对于实现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世界制造、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而言，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在跨国投资理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对外投资，一方面，可以把投资国具有比较劣势的产业转移到东道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从而促进贸易和经济福利的增长；另一方面，投资国把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投资到东道国具有比较劣势的产业中，从而获得较高利润。依此观点，中国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人口红利的递减乃至消失所导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在不长的时间里很可能变成劣势产业，获利空间会越来越小。因此，这些产业完全可以在资本输出的带动下，实现跨国转移，并借机促进中国产业的升级换代。同时，中国一些新兴的现代制造业，如高铁、核电，相对其他国家具有比较优势，而且产品附加值高，规模效应十分明显。因此，这类产业通过资本输出，积极参与到东道国相对劣势的产业中，不断扩大我们所具有的比较优势，这不仅有助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优势地位，也有利于消化国内部分过剩的产能。
一般而言，在全球价值链中具有竞争优势，即有望一定程度地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勤劳而不能致富”的问题。美国是当今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其企业往往进行全球布局，建立以本国跨国企业为核心的全球产业链，以资本输出获取外部资源、市场与利润，不断强化诸如航空、信息技术、金融、生物科技等产业的优势地位，长期占据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位置，掌握着全球资源配置和利润分配的权力。尽管当前美国制造业产值已落后中国，但它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优势地位，却使得其人均GDP远高于中国，致富能力也远强于我们。究其原因，这不能不与资本输出所带来的全球产业布局、积极谋求全球价值链的竞争优势密切相关。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中国启动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其目标是让人民币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贸易结算货币、金融投资货币和央行储备货币，使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能够与中国的综合国力相符。要实现这个目的，大规模的资本输出提供了一个可以助力的平台。
美元是当今世界的国际货币，它的国际化过程，实际上就是美元资本输出的过程。进入20世纪后，随着美国经济的崛起，趁着两次世界大战后其他参战国恢复经济而急需资本投入的机会，美国以贷款、援助等形式，如著名的“马歇尔计划”，向欧洲等地投放了大量的美元资本，在国际借贷、国际贸易等国际经济活动中积极推广以美元计价，并借机排挤英镑，最终通过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以此推之，人民币国际化之路，离不开中国大规模资本输出的提携。
篇10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贸易结构科技创新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改革开放以来几经变化，经历了从贬值到升值再到被动贬值的演变，而每一次的变动对我国经济诸多部门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们认为，导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一、人民币汇率趋势情况及人民币升值的原因
人民币2005年7月21日前实行的是盯住美元汇率制。从1994年算起人民币近14年都处于升值趋势中，人民币升值是以人民币汇率下降形式反映出来的，即1美元兑换的人民币金额减少。2008年4月11日，人民币兑美元首破7.0元。人民币升值笔者从两方面来考虑：
1.从经济学上分析
从经济学上讲，可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国家经济的增长。人民币汇率从1994年至2005年7月21日，已近十多年没有进行较大的调整，而这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和国力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2)国外经济机构的评价。国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权威的国际机构和贸易伙伴一直就认为人民币存在不同程度的价值低估。
(3)按照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外汇节余过多本身就表明外币定价过高，本币定价过低，本币有升值压力。
(4)与各国货币升值的比较。近十几年来，世界各主要货币包括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对美元都大幅度升值，只有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一直没有调整，即人民币实际上也跟随美元对其他货币大幅度贬值。
2.从国际政治上分析
人民币汇率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国际政治问题。有学者特别指出，一些西方国家频频呼吁人民币升值，背后还另有原因。有的是出于嫉妒，有的是为了转移国内对当局的指责，有的则是为了争取国内制造业的选票。如西方国家简单地将人民币币值水平与其本国制造业的衰退联系在一起，试图强迫人民币升值。造成美国就业机会减少的因素不是中国，而是全球化竞争的无形之手。
金融霸权作为军事霸权和经济霸权的延伸，美国凭借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随意按照自己的意志强制性地推行其政策，不断获取霸权利润，维护其“金融霸权国”地位。美国通过美元贬值，既能减轻其外债负担，每次美元大幅贬值都能使美国债务减少三分之一，又能刺激其产品的出口，还能转嫁其各种经济危机，成为其对其他国家进行剥削的主要形式。人民币汇率之争的根本目的，就是美国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阻碍中国商品大规模进入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与美国对华反倾销政策一起，构成了布什政府对华经贸政策调整的新内容。
二、剖析人民币升值对贸易结构的总体影响
人民币长期的升值过程必将改变国内资源配置的方向。过去在出口拉动型战略下，国内非贸易部门的发展受到了压制。在本币低估的情况下，非贸易品部分间接的为贸易品部门提供补贴，贸易部门虽然得到了大力的发展，特别是加工贸易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总体来看，整体的贸易顺差处于低水平扩张的状况，大量产业资源流向了低附加值制造业，非贸易品部门的各类资源要素（包括劳动力）面临着向底部竞争的恶性循环，国内消费需求无法有效启动。
人民币升值将降低进口产品价格使得原材料进口依赖性强的企业受益（前提是汇率升值能强过价格上升）。同时，人民币升值也将提升出口产品价格，降低产品国际竞争力。从长期来看，由于企业的成本收益受到影响，其必然将随之进行相应的发展战略调整，进而将对中国对外贸易结构和国内产业结构产生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的产出定位将会逐渐转向国内市场。对于资源和商业终端体系的占有将成为未来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领域。技术引进和设备升级将成为进口的重点目标。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将逐渐成为出口的主导产业。产业上下游整合的力度将加强，增强行业进入壁垒、占领长期优势资源（特别是稀缺资源）、强化战略部署和提高议价能力将成为立足于长期发展企业的优先选择。以下具体列举汇率的变化对石油石化等行业的影响情况：
1.对石油石化的影响
汇率是一个影响石化行业盈利的主要外部因素。石化行业对进出口的依赖性比较强，特别是大宗原材料部分。汇率的变动直接构成对企业利润的影响。由于不同子行业对进出口的依赖程度不同，因此，人民币升值对不同子行业的影响也是有差异的。
从进出口的角度分析，汇率的升高必然会降低进口的门槛和增加出口的难度。对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我国主要是进口，例如合成橡胶和合成树脂，而出口则主要集中在基础化工原料，在这方面的优势是资源，而不是技术。因此，汇率的升值必然更加强化附加值高产品的进口，导致国际产品对国内市场占有的加剧。同时，会更加压榨资源类化工产品的利润空间。
对原油开采业的影响。对于原油开采行业，目前我国进口依赖度比较大，从理论上讲，如果人民币升值1%，进口的原油价格用人民币衡量就会相应降低1%。对国内原油开采业来说，售价也将下降1%，对开采业的影响是不利的。
对炼油行业的影响。对于炼油业，由于人民币升值1%，则原油成本相当于下降1%。而成品油价格的定价机制是区间机制，售价不仅仅与国际定价有关，还与定价机制有关。因此，国内的成品油价格与成本并不联动。
对大宗化工品的影响。对合成树脂、合成橡胶和合成纤维为代表的中游产品来说，目前处于进口大于出口的格局。
对综合类石化公司的影响。对于综合类的石化公司来讲，主要的原料供应来自国外，如原油，而自己的产品主要是满足国内市场，所以汇率上升将获得成本降低的好处，但自己的消费市场可能面临国外低廉产品的冲击。
总之，汇率将通过价格和市场竞争，对石化子行业产生不同的影响，需求将部分抵消价格波动和市场竞争加剧的影响。同时，汇率因素虽是影响因素，但并不是主导影响因素，如果人民币汇率浮动的幅度在5%～10%之间，这样的一个幅度不构成对石化行业的根本性影响。
2.对电力行业的影响
我国电力企业利用外资比例总体很小，部分电力企业利用的外债主要是美元和日元，且多属于长期借款。根据我国现行财务会计制度，汇率变动产生的外币折算差额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在偿还期之前只影响其财务报表，并不影响其实际现金流。若人民币步入升值通道，遭受巨额汇兑损失的电力行业业绩将有较大改观。
3.对信息家电业的影响
对于信息产业而言，大量进口配件的企业从人民币升值受惠。比如笔记本制造业，国产笔记本虽然不是整机从国外进口，但是很多配件都是需要进口的，而这些配件的成本是占整体成本很大部分，所以必然带动笔记本价格的下降。
4.对纺织行业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对纺织行业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视。据研究，人民币每升值1%，纺织行业销售利润率下降2%～6%。如果人民币升值5%～10%，行业利润率下降10%～60%。特别是出口依存度较高的服装行业受损较大。上市公司中的先进企业，因利润率较高，导致成本中可贸易品占比下降，每百元受损的绝对额较大，但利润率下降的幅度较小；加之议价能力较强，因此龙头企业所受升值的负面影响小于全行业。但如果人民币持续升值，企业议价能力下降，如果企业为非龙头企业，议价将受人民币升值较大影响，人民币升值的边际负效应会扩大。
三、人民币升值趋势条件下贸易结构调整的几点设想
1.以竞争优势为导向
中国所具有的静态比较优势主要在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这一优势造就了中国作为低端产品的世界工厂地位。但是人民币的升值趋势愈来愈明显，贸易条件持续恶化、贸易摩擦相继增加等一系列问题越来越突出，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与出口产品结构升级的要求日益迫切，为此，中国需要通过国内改革与发展，超越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约束，创造国际竞争优势。创造国际竞争优势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贸易结构导向的转变，即以资源禀赋为导向转向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另一方面是通过各种创新和交易效率的提高等途径有效的进行由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转化。比较优势是竞争优势的基础，而竞争优势是国际竞争中更具能动性的因素，比较优势只有最终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竞争力。目前中国国内企业和产业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能力较差，中国不少企业和产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缺乏足够的竞争优势。为扭转这种局面，适应人民币升值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需要，中国外贸发展战略认比较优势为导向转向以竞争优势为导向的轨道，实为必然的选择。2.推进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提升对外贸易的竞争优势
由于制度的形式和效率是有差异的，由此产生各国基于制度差异的竞争优势，这实际上是另一种尚未被人们高度重视的特殊竞争优势。在有利于竞争优势持续提升的各种制度安排中，产权得到明晰界定且可得到明确保障以及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正确实施是最有效的。因此应通过制度创新努力构建这样一种环境：有关经济主体对其贡献性努力能盈利且可持续，经济主体所从事的技术含量高、外部效应大、动态规模效应突出的产业能得到政府的适当保护与政策扶持。只有这样，经济主体才会有创新的激励提升自己的竞争优势，这不仅可以使经济主体获得创新利润，而且可以使经济主体从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中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同时也提升了我国的产业竞争优势，从而推动中国贸易结构的升级。
科技创新在提升对外贸易竞争优势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技术创新不仅使创新国在国际贸易中不断保持竞争优势，而且还会使它们得到额外的利润和更多的好处。
3.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推动贸易结构升级
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只会为技术密集型产业提供更好的盈利空间，而目前在中国9个高技术领域中，贸易竞争力较强的只有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生物技术两个领域，其他7个领域的贸易竞争力指数为负数。因此，不断提高高技术产业的比重，促进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推动贸易结构升级，无疑成为今后贸易的发展方向。
为了推进贸易结构升级，在进动中，应通过关税的结构分布所形成的有效保护以增加高技术产品的竞争力，在出动中，应采用鼓励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以提高高技术产品出口面临的名义有效汇率和出口效益。
此外，在对外商逐步实施国民待遇的同时，仍使用一部分优惠政策，引导外资投向高技术领域，同时，增加对低技术产业投资的约束力度，以提高与贸易有关的外国直接投资活动的技术含量，推动贸易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