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的艺术价值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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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傣族孔雀舞 德宏 旅游价值 开发

中图分类号：F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4-0183-02

11世纪中叶后，傣族、德昂族和陇川的阿昌族先后信仰佛教。孔雀在佛经中被视为吉祥鸟、神鸟，是佛的化身。佛寺建筑上雕塑了各种孔雀造型，佛龛、佛座、壁画、彩联上也刻绘着孔雀，供桌上插着孔雀翎，摆着千姿百态的孔雀工艺品。同时，孔雀还走出佛寺，进入了民间日常生活：德宏傣家奘房的栏杆上雕刻的是孔雀，门上贴的是孔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牛车上插的是孔雀的模型。德宏民族风情独特，民族文化资源丰富，被国内外誉为“孔雀之乡”、“歌舞之乡”。

一、德宏傣族孔雀舞的价值

1.德宏傣族孔雀舞的主要特点。孔雀舞，傣语称“戛洛勇”,它是傣家人最喜爱的有着古老传统的广场表演性舞蹈，广泛流传于傣族聚居区。其中，尤以瑞丽跳的孔雀舞较为精彩，也较为普及，几乎每个村寨都有跳孔雀舞的高手，甚至还有以跳孔雀舞为生的职业艺人。这种孔雀舞，主要模仿孔雀飞奔下山，漫步森林，饮泉嬉水，追逐嬉戏以及拖翅、晒翅、展翅、开屏、飞翔等动作。孔雀舞分道具孔雀舞和徒手孔雀舞两大类。过去只限男性跳，女性跳孔雀舞是解放以后才逐渐开始的。道具孔雀舞，俗称“架子孔雀舞”，孔雀道具比较宽大，制作工艺精细，色彩艳丽，形象逼真。舞者头戴王子金盔和王子面具，腰系用细竹、彩绸制作的、可以张合的孔雀翅膀和长长的孔雀尾。道具孔雀舞有单人舞、双人舞和三人以上表演的有故事情节的孔雀舞。徒手孔雀舞分两种，即单人孔雀舞和双人孔雀舞。

2.傣族孔雀舞是傣族人民热爱的传统文艺活动。孔雀具有高贵优雅、温和从容的性情，与傣家人的民族性格相吻合，又是佛祖的使者，所以孔雀成为傣族心目中神圣吉祥、幸福美好的象征，凡节日喜庆都要跳孔雀舞。孔雀舞是代表傣族民间舞蹈艺术的最高水平的舞蹈，它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逐步形成一种独立于宗教之外的、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表演性舞蹈。它以独特优美的身段、节奏明快的舞步、变化多端的手形、灵活传情的眼神，给人以美的享受，美的熏陶，孔雀舞已经成为整个傣族的艺术形象，是傣族人民热爱的传统文艺活动。毛相是傣族农民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第一位傣族民间舞蹈家，傣族第一代专业舞蹈工作者。他表演的孔雀舞以独特的风格见长，舞姿优美、动作灵活、形象逼真、出神入化，被誉为俊美的“雄孔雀”，从瑞丽江畔跳到省城、跳到北京、跳出国门。1957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他与同事白文芬表演的《双人孔雀舞》荣获银奖，成为中国孔雀舞表演的艺术大师；1961年应邀参加中国友好代表团随出访缅甸演出，被称为“传递和平与友谊的金孔雀”。

3.傣族孔雀舞传承的价值与旅游的关系。孔雀舞是中国傣族民间最负盛名的传统舞蹈，是傣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具有维系民族团结的意义，其代表性使它成为傣族最有文化认同感的舞蹈。在傣族人民的心目中，孔雀是美丽、智慧、幸福、吉祥的象征，而孔雀舞内在感情含蓄，舞姿富于雕塑性，同一个舞姿和步伐，不同的手型动作，就有不同的美感和意境。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傣族孔雀舞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国家已经开始倡导非物质文化的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不能用金钱和数字加以衡量，但却可以在旅游的推动下，对原生态民族舞蹈民族文化加以保护，以表演的方式加以忠实记录和有效保存。

二、傣族孔雀舞传承与旅游开发

1.宏傣族孔雀舞传承所面临的困境。约相，是享誉傣族地区与缅北的农民舞蹈家，人称“孔雀王”。孔雀舞诞生在瑞丽，20世纪50年代瑞丽民间舞蹈家毛相将孔雀舞跳到国内外，打出了知名品牌，约相是其传人。约相跳孔雀舞一跳就是四十多年，从小寨子跳到大城市，从国内跳向国际大舞台，荣获了若干大奖和称号，2002 年云南省文化厅、民族事务委员会授予他“云南省民族民间高级舞蹈师”称号。约相和旺腊两人2008 年获得云南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傣族孔雀舞传承人， 为了传承和弘扬孔雀舞，他将孔雀舞传授给儿孙，开创了一家“三代同台”献艺，实行有偿服务的新局面。同时他还在村里组建了“孔雀演出团”，率领年轻人外出表演，一般一场的收入是二三百元，使喊萨成为孔雀舞旅游胜地。旺腊在瑞丽广场创办了小孔雀艺术培训班，在家中传承孔雀舞，重大节日小孔雀才能参与到旅游活动中演出。方桂英的表演使人惊叹，她创作表演的傣族舞蹈《孔雀比朗》，生动地反映了改革开放形势下傣族人民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舞蹈动作优柔流畅，运用了许多傣族舞蹈中的高难度动作，她是民间超凡脱俗的“孔雀”。方桂英在自己家中开餐馆，自己跳孔雀舞来促进旅游开发。三位60多岁的傣族孔雀舞传承人都面临者年龄较大、缺乏核心的传承人接替的困境，德宏目前没有一家规模很大的孔雀舞传习馆和展示孔雀舞的展览馆。

2.建立合理的旅游开发机制。中国・德宏2011国际泼水狂欢节孔雀舞专场晚会暨民族团结嘎秧舞会在芒市广场隆重举行。孔雀舞专场晚会上，伴着雄浑的锣声和象脚鼓声，独舞、架子孔雀舞、双人孔雀舞、集体孔雀舞、孔雀拳、孔雀棍等一一登场亮相。独舞轻盈优美，模拟孔雀的优美造型惟妙惟肖，令观众沉醉其中；架子孔雀舞活泼热情，一双双孔雀翅膀时舒时展，时分时合，时而展翅腾飞，让人欢呼雀跃；双人孔雀舞表演欢快流畅，雄孔雀和雌孔雀互相应和，同飞共舞，让人心情舒畅；孔雀棍和孔雀拳刚健中带着柔美，孔雀舞舞蹈动作融入到了棍和拳中，让人感受了别样的孔雀。活动的举办，对宣传推荐德宏浓郁民族风情文化、独具特色旅游文化，进一步提升德宏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建立合理的旅游开发机制，推动当地旅游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3.傣族孔雀舞旅游开发的原则。在进行旅游开发时，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原则，一方面，在孔雀舞资源禀赋条件好的少数民族区域，选择一些特色鲜明、品质高的傣族村寨进行重点开发。另一方面，傣族孔雀舞的开发要抓住傣族民族根与魂，结合现代创作意识，实现民族舞蹈的完美舞台呈现，从基本的原生态民族舞素材汲取养料，以民族文化本体核心审美意象为主体，使舞蹈的审美体验得以升华。“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在开发过程中，必须尊重资源自身所固有的特征，保证不变形不走样，不做迎合时尚的拔高工作;而对于来自资源内在的自然变化也必须予以尊重，不硬性阻止。在开发的深度和广度上要保持恰当的分寸，在深度上，要深入研究、准确把握傣族孔雀舞资源的文化意蕴和审美追求。

三、傣族孔雀舞旅游开发的构想

1.保护性开发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孔雀舞区域景观。严格说来，目前，把少数民族舞蹈作为一种旅游资源来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少数民族区域景观应是风景和风情有机交融的地域空间综合体，但许多少数民族区域景观“情”“景”分离现象十分严重:游客只见“竹林深处有傣家”，却未必能一睹身着孔雀舞服装的傣族同胞。而在风景中一旦缺失了与之相协调的人的身影，风情也就无从谈起。缺少了自然性，民族风情在有意无意之间被直接商品化了:化为歌舞，化为各种投游客所好的习俗表演（更有甚者，穿此一民族衣服，跳彼一民族舞蹈）。显然，在如此风情展示中，中国的少数民族舞蹈虽有登台亮相的机会，但却未能实现其应有的旅游价值:或作为歌舞表演的舞台装，而屈居附庸的位置；或被淹没于习俗演示的动作行为中，也同样被忽视，我们是否能够营造一个自然的民族风情实景，以显示其孔雀舞的价值?

2.满足外来游客体验式参与跳舞。德宏芒市崃们傣家风情村尝试将孔雀舞在客人用晚餐时表演，客人既是参与过程又是消费过程，具有获得感官享受和满足高级需要的双重功能，它以技术的习练和模仿为起点、形式，以文化的理解和感悟为目标、内容，对旅游主客体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种场所可以单独设立，也可以于正规作坊中开辟一角，以达到人才、技术共享的目的。该场所在外观造型、内外空间处理和装饰陈设等方面应充分体现民族特色，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中，若能得到孔雀舞老艺人的亲传亲授，一定会增强游客旅游体验的乐趣，传播孔雀舞文化。

3.发挥导游信息传输中介功能。在各种不同场景和情境中，适时传输关于少数民族孔雀舞蹈的各方面知识，在感性和理性的结合中，使游客各取所需，从中受益。从孔雀舞形式美到整体美特征的阐发，再到民族―地域特色、宗教―习俗特色和民族审美情趣等深层文化内涵之美的揭示，以满足游客不同层次、不同侧面旅游审美的需要。在以旅游体验为主的环节，以相关实用信息的传输为主，告知游客具体孔雀舞的年龄、性别和其他各方面的社会特征，讲述必要的有关孔雀舞的发展历史、发展趋势以及孔雀舞服装工艺、穿着技巧等，以满足游客求知、求实的需要。

四、结语

中国少数民族孔雀舞资源独具特色又动态变化，洞悉其稳定态的质，追踪其微妙变化的量，只有这样，才能合理有效地开发资源。孔雀舞体验是一种综合性的体验，在这种体验过程中旅游者可以在与人交往中品味多彩人生，可以在积极模仿他种角色的过程中发现和发展自我，也可以在旅游消费过程中享受世俗之乐。总之，中国少数民族孔雀舞的旅游价值独具特色，开发潜力很大，市场前景也比较广阔，同时，研究和开发工作也任重道远。当务之急是要认真分析评估其旅游价值，制定科学合理的开发原则,探索具体现实的开发途径。

参考文献：

[1]情满怀歌盛世――记傣族农民方桂英[N].德宏团结报,2004-12-29.

[2]汤耶碧.傣族舞蹈艺术[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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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辽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特征；价值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6）06-0072-05

辽西，从人文地理学上的角度考察，是指“燕山山地以北，西拉木伦河以南，医巫闾山以西和七老图山以东的区域”[1]。从现有的行政区划考察，辽西地区是指辽河平原以西与河北省、接壤的辽宁省西部地区，共包括锦州、朝阳、阜新、盘锦、葫芦岛五市。因本文研究对象具有较强的区域文化特质，因此，这里的“辽西”采用的是人文地理学区域概念。

辽西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地域特色凸显，内涵丰富厚重等特征。这里有标志着物种发轫的“古生物化石群”①、具有人类非凡意义的鸽子洞古人类遗址、标志着万年文明起步的查海文化遗址、有中华文明曙光之称的红山文化遗址。同时，较之辽海文化的其他区域，这里有着更为鲜明的民族特色，有着数量大、品类多、高价值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辽西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遗产，是漫长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是对区域文化、社会发展、人文精神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化遗存，且有着鲜明的特征和独特价值。其主要特征如下：

一、辽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所承载的历史深远而厚重

在4000年至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西辽河、大辽河流域居住的原始人群是汉族的先民，他们创造的红山文化奠定了辽西地区汉文化的底色。在随后的漫长历史进程中，辽西成为少数民族异常活跃的舞台，他们在这里生存、争夺、迁徙，在创造本族文化的同时，也不断地改造着文化板块的结构和元素，使辽西成为民族融合特征明显、少数民族特质不断凸显的文化区域。

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山戎、东胡是辽西最为活跃的少数民族。山戎包括多个大小不同的部落实体，史称“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史记》卷100，“匈奴列传”）。公元前7世纪，山戎被齐击败溃散，后返回原地，因这一部分山戎居住在匈奴东，被称为东胡，“山戎、东胡实为一族，时代不同，名称遂异”[2]。东汉、魏晋时期，乌桓、鲜卑两族自内蒙古草原东北部南下进入辽西地区。乌桓原为东胡的一部分，史载：“乌桓者，本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后汉书》卷120，“乌桓传”）它曾长期臣服于强大的匈奴，居住在大兴安岭南端。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三战击溃匈奴后，乌桓摆脱了沉重的奴役和控制，南迁至辽西的老哈河流域。公元1世纪，随着乌桓的入塞，鲜卑的一支――东部鲜卑也大批南迁至辽西地区。西晋末年，鲜卑族进入空前活跃和繁盛时期，慕容鲜卑以辽西为基地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北燕政权，三燕政权以龙城（今朝阳地区）为都城或留都经营辽西地区，前后共计80年，创造了厚重的“三燕文化”。契丹隶属于宇文鲜卑部，公元4世纪分布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公元5世纪进入辽西腹地，为避高句丽和活动在漠北的柔然人之扰，部分契丹人入居白狼水（今大凌河）以东地区。经过长期的发展和壮大，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16年在龙化州（今内蒙古赤峰地区）正式建立契丹政权。后以辽西为中心，以东北为基地，几度征伐，契丹统治者占领了北部中国，并创造了影响深远的契丹文化。女真族的先人，曾世代居住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和长白山麓一带，女真部落，长期为辽所控制。公元1114年，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举兵反辽，并于1117年至1120年间，攻占了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及其腹地，将辽西纳入了其统治区域。至1215年蒙古军队占领辽西，女真人统治辽西近100年，进一步改变了该区域地域文化的诸多要素。蒙古族原居额尔古纳河下游的大兴安岭山林地带。铁木真统一蒙古诸部落后，四处征伐。1214年，木华黎率蒙古军队南下，于次年基本控制了辽西地区。由于上述政治及地缘因素，辽西成为蒙古族的重要生活区域，蒙古族人长期与汉、满、朝鲜、锡伯等民族杂居，不但发展和丰富着自身的文化，也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为辽西地区留下了诸多高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

二、辽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具有丰富性和融合性特征

辽西地域文化有着“走廊”和“熔炉”两个鲜明的特性，它既是联接东北与中原地区的主要交通廊道，也是民族迁徙和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诸多民族在此流转和共存，并且在文化交流中不断的得到融合。辽西走廊既是交通孔道，也是民族文化廊道，它不但是“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3]，也是堪与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南岭走廊相比的重要历史――民族走廊。起源于辽西的民族主要有古商族、孤竹、山戎、东胡、徒河、俞人、库莫奚、契丹等，在辽西迁徙流转或长期生存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匈奴、乌桓、鲜卑、吐谷浑、高句丽、粟末H、女真、蒙古、锡伯族等。且诸多民族长期同时并存，深度融合。隋唐时期，汉、高句丽、契丹、库莫奚、粟末H等民族在辽西混居。辽金元时期，在辽西杂居的民族有汉、契丹、库莫奚、女真、高句丽、蒙古等民族。辽西多民族文化的聚合，主要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第一个层面是少数民族之间的聚合。在历史上，这些民族最原始的碰撞状态是血腥的攻略和残酷的战争，只有他们被置于同一政权统治下时，才进入暂时的相对稳定期。这时，他们采取通好、通商、通婚等方式进行交流。暴力也好，温和也罢，无论何种方式，充盈其中的总是民族间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第二个层面是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聚合。在远古时期，辽西就有了汉文化的积淀，成为汉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开始了少数民族和汉文化的交融。自夏、商起，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的驱动下，辽西少数民族与汉族在碰撞中不断走向融合。在上述环境下产生并留存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数量多，品类丰富，具有承接历史和民族融合的文化内蕴。

辽西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堪称丰富，主要有以下七类，一是古人类活动遗迹，包括山戎、东胡、徒河等游牧民族的徒河城、紫蒙城，乌桓、鲜卑民族的龙城、徒河新城、新昌黎、棘城等城址，契丹、女真、蒙古民族的宜州、懿州、显州、广宁府、乾州、辽上京、辽中京遗址等城址，朝阳西三家辽代村落、喀左南公营子王爷府、赤峰的喀喇沁蒙古亲王府等遗址。二是陵墓等建筑遗产，包括北票喇嘛洞鲜卑贵族墓、北票北燕宰相冯素弗夫妇墓、葫芦岛大卧铺辽金画像石墓、凌源石羊石虎辽代古墓遗址、建平辽墓、医巫闾山辽代皇陵墓群、阜新辽名将古墓群、辽代萧氏古墓群、喀喇沁蒙古右翼王陵、赤峰辽祖州、祖陵遗址等。三是寺庙，包括义县奉国寺、阜新瑞应寺、普安寺、阜蒙县佑安寺、德惠寺、彰武圣经寺、北票惠宁寺、凌源万祥寺、赤峰召庙、福慧寺、寺、龙泉寺等。四是摩崖造像，主要包括阜新海棠山摩崖造像、彰武千佛山摩崖造像等。五是古塔，主要包括朝阳北塔、南塔、锦州广济寺塔、广胜寺塔、阜新闾州辽塔、东塔山塔、凌峰塔、葫芦岛前卫斜塔、大塔、塔子沟塔、赤峰中京大明塔等。六是出土实物，主要有朝阳出土的慕容鲜卑族的金步摇、梯形棺、鸭型玻璃注、七宝塔、龙凤罐、阜新出土的绿釉鸡冠壶、滑石狮、鎏金铜牌饰、白釉黑彩童子灯、钧釉碗、青花玉壶春瓶、各代的墓志铭等。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有阜新东蒙短调民歌、蒙古勒津乌力格尔、蒙古勒津婚礼、蒙古勒津安代、蒙古勒津好来宝、蒙古勒津刺绣、蒙古勒津马头琴音乐、瑞应寺庙会、喀左东蒙民间故事、吉祥寺扎布、兴城满族秧歌、赤峰阿日奔苏木婚礼、蒙古族勒勒车制作技艺、蒙古族服饰图案、敖汉传说故事等。

由于多民族频繁流徙承继，民族间不断融合，辽西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呈现出强烈的融合性特征。朝阳的北塔，在政权更替与历史传承中实现了佛教与各民族及各民族间的文化融合。北塔的修建，经历了三燕、北魏、隋、唐、辽五个历史时期。北塔所在的位置，是慕容鲜卑修建的和龙宫，北魏在和龙宫基础上创建了土木结构阁楼式塔――思燕佛图；隋代在思燕佛图的基础上修建了方形空洞式十五级密檐砖塔；唐代对此塔进行了装饰和修缮；辽代对北塔进行了两次重修，使其成为一座有着宽大台座、须弥座和塔身雕饰复杂的十三级叠涩密檐式密宗佛塔。今日的北塔，仅从结构上，就能领略到多重文化叠加的神韵，沿廊道可清晰地目睹雕有龙、虎、朱雀等图案的三燕时期的宫殿柱础石，北魏时期“思燕佛图”的夯土台基，隋塔遗迹，唐塔砖砌塔基和辽塔砖砌塔基，五朝遗迹并存一塔，堪称奇迹。朝阳周边隋唐时期的鲁善都墓等出土的“深目高鼻的胡商俑、满载行李的骆驼、昂首嘶鸣的战马、浓眉大眼面施粉彩的H俑”[4]，体现了契丹、库莫奚、H、汉族文化及异域文化的相互渗透及融合。位于赤峰宁城县的辽中京遗址，是辽鼎盛时期的标志。城市的整体规划、街道布局、建筑风格，在吸收汉族城市营建模式的同时，充分考虑了契丹族的传统居住习俗和草原生活特点，被誉为“契丹族创造性的吸收汉文化的典范之作”[5]。号称藏传佛教国庙之一的瑞应寺，具有蒙、汉、藏、满等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色。阜新、朝阳、赤峰地区的辽代契丹族古墓众多，古墓中出土的画像石是以中国图案画为特点的石雕艺术品。这些画像石采用的是汉族人的雕刻方法，画像石具备了中国画的特点，以线条作为主要表现手法，是装饰画和线雕、浮雕相结合的产物。画像石的题材是反映契丹人的生活状态、思想意识、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内容，整体构图既表达了契丹人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融进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精髓，深刻体现出汉文化对契丹人的影响和浸润。海棠山摩崖造像，是辽传佛教文化的重要标志和象征。它是由活佛请来和当地的蒙古族能工巧匠，巧妙构思，精心雕刻而成的，是“藏传佛教美术与清代阜新地域蒙古民间艺术深刻融合的代表，充分显示出蒙古族工匠精湛高超的雕刻技艺及其强烈的民族审美取向”[6]。

三、辽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可辨识性特征

辽西诸多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尽管是在文化传承、民族融合与文化融合中形成的，却丝毫无法遮蔽各民族文化遗产的独特文化内涵和精神气质，它们有着强烈的可辨识性特征。

这些文化遗产，都渗透着各民族所具有的独特文化内涵和精神气质，包括价值取向、情感表达、审美情趣等。

三燕鲜卑遗存相对于三燕文化，契丹遗存相对于辽文化，蒙古勒津及藏传佛教遗存相对于辽西蒙古族文化，都是重要的辨识体和核心价值承载体。创造了三燕文化的慕容鲜卑是一个有着开拓、创造精神和艺术特质的民族。他们在公元3-4世纪首创了双马镫，后来通过高句丽人，慕容鲜卑的马具系统应用到整个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使骑射文化发生了质的飞越，对骑兵的发展和战争的作用十分巨大。北票冯素弗墓出土的两件木芯包鎏金铜皮的马镫以及铁马甲等马具[7]，北票房身北沟八号墓、朝阳袁台子壁画墓、朝阳十二台乡砖厂一号墓等出土的包括衔镳、鞍、镫等主要构件的马具[8]，就是这一创造的明证。冯素弗墓出土的梯形棺，前大后小，前宽后窄，前高后低。梯形棺为慕容鲜卑人最先使用，并逐渐影响中原，到唐代，在全国流行。朝阳多处鲜卑墓出土的金步摇冠饰，“在双塔区他拉皋镇的木营子鲜卑墓、朝阳县柳城乡袁台子三号墓、王坟山一号墓、西营子乡田草沟一号墓、北票市章营子乡房身二号墓、八家子乡喇嘛洞三燕墓、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中都出土金步摇冠饰”[9]。形制各异，设计精巧，结构繁复，纹饰美轮美奂。此外还有冠饰、金牌饰、金扣、金钗、银钗、金戒指、指环、手镯等饰品。三燕的马具同样制作精良，在工艺和装饰上流行铜鎏金、镂孔技术，鎏金包片正面多錾刻各种纹饰，如龟背纹、三肢纹、蟠龙纹、兴龙纹、舞龙纹、单凤纹、对凤纹、鹿首凤纹、羊首凤纹、人首凤纹等。这些华贵的饰品和马具体现了慕容鲜卑人的审美追求和艺术特质。鲜卑民族是草原文化的承继者，他们的艺术承接了匈奴人的造型风格，融入了自身的宗教观和艺术观，极力推崇外部自然力，崇拜神兽。同时，纹饰中龙纹的大量出现，也表明慕容鲜卑的审美观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

开放、流动、进取、兼容并蓄，是辽文化的基本特征，崇山自由、奔放，是契丹人的民族性格，粗犷豪放、稚拙朴素，是辽代的重要美学特征。上述种种，在辽西的契丹族文化遗存中都有着强烈的体现。鸡冠壶是契丹的特色器物，也是中国陶瓷史上的瑰丽奇葩，鸡冠壶的形制和纹样多次发生变化，由扁身单孔式，到扁身双孔式、扁身环梁式、圆身环梁式、矮身环梁式，壶身的纹饰、色彩等多次发生变化，鸡冠壶的产生和演变，是辽代陶瓷精美化的一部分，折射出契丹族因时而动，吸收时代精神与异质文化，充实本民族文化，发展新文化的进取、开放情怀。契丹人钟情于绿草、清水、蓝天、白云，喜爱各种来自大自然的纹饰，在以藏于阜新市博物馆的三彩摩羯壶为代表的三彩器上，以黄、绿、白三色为主流，多应用了水波、葵花、、牡丹、蝴蝶等来自大自然的纹饰，充分体现了契丹人崇尚自然和自由、奔放的民族性格。契丹人有着独特的审美情趣，如鸡冠壶压印的线条粗犷、跳脱，体现着游牧民族的艺术风格。赤峰、朝阳、阜新等地墓葬遗存的壁画，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鲜明的民族特点。早期的辽墓壁画，如赤峰克什克腾旗二八地辽墓中的《放牧图》和《契丹住地生活小景》以及喀喇沁旗娄子店辽墓中的《游牧生活图》等[10]多以契丹游牧生活为题材，用笔简约，线条明快，色彩简单，格调清新，这是契丹文化青春期的主基调。中、晚期的辽墓壁画，如赤峰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中的《宴饮图》等[11]，多以契丹贵族的宴饮、出行、归来为题材，在人物和动物造型上更趋写实和准确，构图略显繁复，色彩较之早期更显鲜艳和绚丽，这既有处于繁盛期及衰退期的契丹文化心态的反映，也有汉文化影响的印记。尽管早期和中、晚期题材、风格有异，但在辽墓壁画中，契丹民族豪放、质朴的美学追求却贯穿始终。

勇猛善战、刚毅劲健、崇尚自然、适度内敛，是蒙古族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是蒙古族的性格特质。他们的审美观充满着杂糅性，即糅合着阳光崇高和宁静和谐的审美因子，阳光崇高是蒙古族传统的审美观和价值观，经过藏传佛教的改造，蒙古族的精神世界开始趋向宁静和谐。以蒙古勒津文化和藏传佛教遗址为核心的辽西地区蒙古族文化遗存群，是蒙古族文化精神的集中投射点。辽西的蒙古族，源自多个部落，尤以聚居阜新的蒙古勒津部发展最为强劲，他们在狩猎、游牧和农耕生活中，创造了东蒙短调民歌、胡仁乌力格尔、安代、好来宝、民间器乐曲等非物质文化。东蒙短调民歌利用四胡、马头琴、扬琴、管、竹笛、笙、九音锣等乐器伴奏，节拍鲜明，曲调流畅，旋律风格多样，或微风拂柳，或万马奔腾，或深沉委婉，或情趣横生。歌中常出现虎豹、骏马、雄鹰、羊羔、苍松翠柏等体现蒙古族精神的元素。安代是把歌、舞、踏融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形式，音乐、装饰、造型均体现出热情奔放、朴实刚劲、节奏明快的特点。蒙古勒津民间器乐曲，既有蒙古族固有的高阔、辽远、粗犷、豪放的风格，也有着清邈、肃穆、庄重的宗教韵味。作为蒙古族聚居区，阜新又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内联东北各地，外通蒙古族其他聚居区，而被选为藏传佛教东传的基地。一时间，阜新庙宇林立，建于1699年的瑞应寺是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寺庙，民间有“喇嘛寺（即瑞应寺）有名喇嘛三千六，无名喇嘛赛牛毛”之说，“瑞应寺成为当时东蒙地区宗教、医学、文学、艺术的中心”[12]。瑞应寺所包含的文化体系博大精深，不仅包括习俗、礼仪、典章制度、建筑艺术、造型艺术、唐卡佛画等外部文化表现，还有语言文字、历史、哲学、医学、逻辑、美术、音乐舞蹈、天文历法等。如其中的“查玛舞”、“经箱乐”、“哲理论辩”等传承至今，成为融合了藏传佛教文化、蒙古族传统文化、汉民族文化的宝贵文化遗产。这个文化体系的最高价值理念是教育喇嘛实现人生慈悲利众精神，倡导破除自私欲望，为众生效劳、谋福，才能成就佛果。这种理念所寄寓的宗教情怀联通的是人们的精神世界。可以说，瑞应寺所承载的文化与理念，就是那个时代蒙古族民众的灵魂主宰和精神归宿，是蒙古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特色浓郁的辽西历史文化遗产，对于今人及来者，均有着重要的价值，通过挖掘这些文化遗存，以及人们与文化遗存之间的主客体建构，会产生重要的历史文化认知、艺术濡染、精神提升及助推经济发展等作用，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能强化人们对辽西历史文化的认知

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断地强化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认知，认为“文化遗产在让人们了解自己是谁，来自何方以及生活的意义等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3]。辽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遗迹、遗物和文化承载体，它必然会被打上时代的印记，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告诉人们，先人是在什么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下，以什么样的方式面对生存的困境，应对自然与社会的挑战，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环境中创造着历史，发展着自身，改变着世界。这些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丰富信息，与各阶段的历史文献相互印证，不断强化人们对辽西历史文化的认知。

二是丰富时代的艺术世界，提升人们的精神世界

辽西少数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包含着种类繁多、价值丰厚的艺术作品，主要有建筑、石窟、壁画、陶瓷艺术、摩崖造像、装饰、音乐、舞蹈等。通过对上述艺术品的发掘、保护、展示和艺术性阐释，会不断地丰富着时代的艺术世界。除了具有审美、愉悦、欣赏和史料价值外，历史文化遗产还是民族精神的载体，“历史文化遗产体现了各个国家和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共同心理结构、意识形态、生活习俗等特点，从一定意义上说，历史文化遗产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象征”[14]。辽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所承载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升人们的精神世界有着重要价值。

三是参与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建构，助推地方经济发展

历史文化遗产是发展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重要资源，文化遗产保护服务和景区游览服务是现代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业是与文化产业关联度较高的行业。因此，充分保护、整合和开发辽西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在发挥它的游览、观光功能的基础上，通过挖掘它的文化价值，联通图书出版、影视制作、文艺表演、旅游商品制销等产业，能够有效地参与地方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建构。同时，上述产业的繁盛，还会带动餐饮、交通、旅店业、娱乐等相关行业的繁荣，有力助推地方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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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A].徐基.关于鲜卑慕容部遗迹的初步考察[C].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朝阳袁台子壁画墓[J].文物，1984，6；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发掘简报[J].文物，197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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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项春松.辽宁昭乌达盟地区发现的辽墓绘画资料》[J].文物，1979，6.

[12]刘国友.阜新通史[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6：237.

篇3

1)加大政府保护力度，地处冀南地区的城市要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安排专业人员负责普查，全面了解和掌握该地区建筑文化遗产资源的类型、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综合评估分析建筑遗产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和开发等工作;2)要重视文化遗产要素与自然要素的相互作用，扩大保护空间范围，形成系列遗产及文化旅游线路;3)加大法律保护，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加大对损毁或破坏文化遗产行为的处罚和制裁力度;4)做好民间宣传工作，提高民众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让民众深入了解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清楚若损毁或破坏文化遗产需要承担的严重后果。

2建筑文化遗产景观化的途径是科学利用

建筑文化遗产是一个地区重要的景观资源，如何利用建筑文化遗产，发挥其景观资源特性是实现其景观和艺术价值的关键。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是相互依存的，没有保护，利用只能是“无源之水”，只保护不利用就失去了保护的目的。前面提到冀南地区建筑文化遗产保护要充分考虑对其进行综合价值评估，利用亦是如此，根据价值评估，确定该如何保护和利用建筑文化遗产。对于一些民居院落、古城和古村落，可以采取保护性利用。如广府古城，是战国时期赵国毛遂的封地，同时也是杨氏太极拳和武氏太极拳的发祥地，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古城保存着比较完整的明清时期的方形城池格局，护城河环绕四周，古城内外历史文化遗存众多，如杨露禅故居、武禹襄故居、杨露禅墓地、黑龙潭、毛遂墓、弘济桥、隋代运兵洞、甘露寺、广生寺、赵斌太极园、傅仲文纪念祠等。古城内有大量保存完整的明、清时期的古民居院落，青砖灰瓦保持了传统民居风貌;街道格局保持了明嘉靖年间的原貌。除此之外，广府古城周边有着独特的湿地风貌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永年县通过制定保护与开发规划，以古城修复为基础、以太极文化为龙头、以生态园区建设为方向，对广府的明清古城资源、太极文化资源和生态资源进行整合，充分发挥了各种资源的优势，极大地促进了古城的保护与开发，很好地实现了这些建筑文化遗产的景观化利用，体现了其拥有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因此，做好城市的保护与开发规划，有效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整合文化遗产景观资源及周边环境，是实现建筑文化遗产景观化的重要途径。

3建筑文化遗产景观化的原则是尊重历史

篇4

关键词：枣庄；鼓儿词；艺术价值；发展前景

鼓儿词，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民间曲艺。它起源于枣庄市市中区一带，流行于山东南部邹县、滕县等周边地区。鼓儿词音乐的伴奏乐器是一面扁形书鼓和木质手板，由一人演唱，演唱者左手持手板，右手用一顶端弯曲的竹条敲击鼓面，左右手相互配合进行说唱，鼓儿词音乐在语言上主要是以鲁南地区的方言为基础，曲目内容多为惩恶扬善、褒忠贬奸的忠烈传统故事或历史传说等。枣庄地区鼓儿词的唱腔音乐，是以吟咏诗词的腔调与当地流行的《李翠莲宝卷》的[翠莲调]相结合发展演变而来，同时又吸收了渔鼓、花鼓、拉魂腔等某些民间音乐的旋律和润腔方法而逐渐形成的。鼓儿词的唱腔音乐结构属于板腔体，主要有[起板]、[平腔]、[杨腔]、[快扎板]等。在演唱时先由[起腔]以散板或中慢速无眼板起唱，下接平腔，有时在其中插入[扬腔]或[快扎板]，最后以[落腔]结束。①鼓儿词作为一种优秀的传统曲艺形式，其艺术价值自然丰富和广泛，笔者主要从鼓儿词的音乐价值和社会价值入手，对枣庄地区鼓儿词音乐的艺术价值进行简要分析。

1 鼓儿词的音乐价值

（1）对当地传统曲艺研究的价值。鼓儿词作为枣庄地区富有特色的民间曲艺，无疑是对当地传统曲艺的一个重要分支。对鼓儿词的深入研究，有利于分析当地传统曲艺的历史发展脉络，风格特点，语言特色，为研究当地传统曲艺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2）对于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促进作用。民族音乐学是一门实践性和实证性很强的应用性学科。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需要我们进行实地采风和丰富的现场资料和现场经验。鼓儿词同时也为广大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者提供了这样的机会，研究鼓儿词的曲种，名称及名称来源，剧目曲目、唱腔、伴奏、演唱风格、艺术流派等，对于丰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理论，有着积极地促进作用。

（3）为现代音乐创作提供丰富的营养。现代音乐的许多音乐作品都不是架空而来的，而是充分的吸收了许多地方和不同民族的富有特色的音乐素材。如王建民教授创作的系列二胡狂想曲，借鉴吸收了云南多个少数民族、湖南花鼓戏，内蒙古少数民族音乐的素材。鼓儿词同样也可以为现代创作提供音乐素材，将鼓儿词的音乐特色经过提取和创新，使现代音乐作品更加多姿多彩。

（4）有利于建设具有特色性的音乐学学科。利用高校的资源优势，在有特色民间音乐的地方高校建立起学习了解鼓儿词的课程。笔者认为可以在枣庄学院、菏泽学院等一些鲁西南地区的高校内的音乐系建立起一些地方特色音乐专业课程，利用学生们的专业优势进行认识和学习，让鼓儿词进入高校课堂，也让未来的一线音乐教育工作者更好的认识这种民间传统乐曲艺，逐步建立起具有地方品牌的音乐学科，这也更加有利于发挥不同高校的区域文化优势。重视民间音乐教育，让音乐从民间到课堂，这种音乐研究的方式的也会带来积极地成果。

2 鼓儿词的社会价值

音乐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产物，在新时代文化繁荣的背景下，各种不同音乐形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今天。我们更加应该注重深入挖掘枣庄鼓儿词音乐的社会价值，充分思考鼓儿词音乐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促进作用。近几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掘工作。政府可以将鼓儿词这样的优秀民间曲艺或音乐、美术等资源整合起来，积极向外推广。我国每两年举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正是许多像鼓儿词的优秀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挥他们各自社会价值的最好展示。枣庄地区的鼓儿词音乐同样也可以发挥自身的社会价值，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例如，鼓儿词音乐在地方旅游产业中得到充分的重视、开发、利用和合理的配置后，用鼓儿词音乐打造旅游城市的独特形象，形成像“苏州弹词”“京韵大鼓”一样的品牌效应，枣庄市一方面深入挖掘鼓儿词这样的传统文化，形成旅游产品上的卖点，同时也提升了旅游城市的文化内涵。文化方面，鼓儿词音乐也有其文化传承和历史研究方面的重要价值。注重鼓儿词音乐的传承，实际上对于中国传统音乐，民族精神都有着潜移默化的建设作用。正如吴文科先生所说：“曲艺有着融涵万象，吐纳百川的艺术传统。许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对于正史歪曲，在曲艺一人的口头和曲本的故事中得到矫正和传扬；而许多古老的音乐曲牌和曲调，也籍唱曲艺术的世代流传而得以保存，深入人心。”鼓儿词音乐是鲁南地区人民在独特的地理位置、文化历史环境中，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曲艺形式，演唱内容多来源于现实生活，更容易激起老百姓的共鸣，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同时鼓儿词音乐也能为当地的民俗学、语言学、社会学等社会学科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佐证。鼓儿词在说唱时所用的唱腔，语言，说唱内容等都与当地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息息相关。民俗学从广义上讲，是研究各个时代、各个民族人民大众生活、文化知识和风俗习惯的科学。②鼓儿词这种民间曲艺的产生，必然和人民大众的生活、文化以及风俗习惯紧密结合。同时，鼓儿词音乐必然要依靠具体的语言和文字进行记载和传播，其说唱过程中的“声”、“韵”也与语言学直接发生联系。而鼓儿词音乐的不断发展和传承，必然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的社会体制产生密切联系，在研究当地社会学的过程中，鼓儿词也能够为其研究提供借鉴和思考。

3 鼓儿词的发展

鼓儿词音乐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传统的艺术形式，在我们思考其艺术价值的同时，也应当的认真思考鼓儿词音乐如何要不断适应新的时代，表现新的生活，满足新的受众激起审美需求的问题。鼓儿词的创新与发展，也是一种挑战。政府文化部门依然要重视传统鼓儿词音乐的发掘、整理工作。同时，艺术创作者也可以将鼓儿词的内容加以改编，积极反映新时代和新生活，可以在诸如节奏、语言等方面进行革新，运用现在人所喜闻乐见的说唱语言，表现和反映现当代人们的精神风貌，并充分利用网络、电视等传播手段进行传播。积极培养鼓儿词音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确保文化记忆和技艺的传承以及延续。鼓儿词这样的传统曲艺，许多艺人年事已高，鼓儿词音乐不能人去艺亡，要做好鼓儿词音乐的传承工作，传统音乐只有传承下来，才能发展出去。

4 结语

总之，思考鼓儿词音乐的文化价值和发展前景，都是我们弘扬曲艺文化，发展曲艺艺术的重要体现。对我们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能够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也能够丰富民族音乐教育内容，传承民族音乐文化。只有认真思考鼓儿词音乐的艺术价值和发展前景，找出最有效的保护地方民间音乐的手段和方法，宝贵的民间音乐才能代代相传下去。

注释：①李群.齐鲁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曲艺[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8.

②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

参考文献：

[1]伍国栋.中国民间音乐[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

[2] 刘明澜.论昆曲的艺术价值[J].中国音乐学，1988（04）.

篇5

关键词:锦州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Abstract:The cultural heritages in Jinzhou Area are characterized by rich varieties, abundant types, wide distribution and unique features. The cultural heritages are endowed with significant historical, artistic and scientific values. They are the results of the working and creation of the people in the past dynasties, therefore concentrate the wisdom, emotion, ideal and desire of them and reflect the unique geographical culture and spiritual tradition in Jinzhou Area. Consequently, to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heritages in Jinzhou Area, evocate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reasonably develop and utilize them are of significant meaning to th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building of Jinzhou Area.

Key words:Jinzhou area;cultural heritage;protection;utilization

中图分类号:G1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0)04-23(6)

作者简介:于富业渤海大学历史系文化遗产开发与管理教研室主任

崔向东渤海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锦州历史悠久,其强烈的历史文化氛围及丰富的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锦州地区不仅有众多的古遗址、古建筑、石窟寺等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拥有传统戏剧、民间美术、民间音乐、传统手工技艺、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在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致使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遭到破坏,以致部分文化遗产丧失其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可见,了解锦州地区独特的地方文脉,对于科学保护锦州地区的文化遗产并应用于东北振兴、“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建设至关重要。

一、锦州地区文化遗产及其特性与价值分析

(一)物质文化遗产

锦州地区文化遗产种类丰富,数量较多,在辽西乃至全省范围内都占有重要席位。本文对目前已知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搜集、整理,统计如下:

1.古遗址类

锦州地区古遗址类文化遗产共计20处,包括省级6处,市级14处。其中省级古遗址类文化遗产包括:大吴台新石器遗址(新石器)、蛇山子汉墓及遗址(汉)、琉璃寺西山遗址(辽)、新立辽代建筑遗址(辽)、镇边堡城址(明)、清柳条边遗址(清);市级古遗址类文化遗产包括:沈家台遗址(旧石器)、小二道河子遗址(新石器)、大荒地新石器遗址(新石器)、四道沟遗址(新石器)、花尔楼商周遗址(青铜时代)、西鸽子洞山春秋遗址(青铜时代)、朝阳寺山商周遗址(青铜时代)、甘家屯遗址(青铜时代)、架子山遗址(青铜时代)、水手营子遗址(青铜时代)、三台子遗址(青铜时代)、松杏明清战场(明、清)、道光廿五遗址(清)、镇远关(清)。

2.古墓葬类

锦州地区古墓葬类文化遗产共计6处,包括省级2处,市级4处。其中省级古墓葬类文化遗产包括:前山十六国墓地(魏晋)、龙岗墓群(辽);市级古墓葬类文化遗产包括:汉贝壳墓群(汉)、门家窝堡墓葬地(汉)、东花汉墓(汉)、张杠墓葬地(辽)。

3.古建筑类

锦州地区古建筑类文化遗产共计18处,包括国家级5处,省级6处,市级7处。其中国家级古建筑类文化遗产包括:广济寺古建筑群(辽至清)、奉国寺(辽)、崇兴寺双塔(辽)、广宁城(明)、北镇庙(明至清);省级古建筑类文化遗产包括:八塔子塔(辽)、广胜寺塔(辽)、班吉塔(辽)、闾山观音阁(清)、北镇鼓楼及城墙(鼓楼建于辽,城墙建于明)、李成梁石碑坊(明);市级古建筑类文化遗产包括:老爷岭圣清宫(唐)、古塔寺砖塔(明)、青塔寺(明)、辽东边墙(明)、辽东长城龟山段(明)、白厂门二台子墩台(明、清)、新立屯关帝庙(清)。

4.石窟寺及石刻类

锦州地区石窟寺及石刻类文化遗产共计6处,包括国家级1处,省级1处,市级4处。其中国家级古建筑类文化遗产包括:万佛堂石窟(北魏);省级石窟寺及石刻类文化遗产包括:新立石刻(辽);市级石窟寺及石刻类文化遗产包括:田园子石刻(辽)、小阁石刻(辽)、蛇盘山多宝塔及摩崖造像(元、清)、乾隆碑(清)。①

5.近代建筑类

锦州地区近代建筑类文化遗产共计4处,包括国家级2处,市级2处。其中国家级近代建筑类文化遗产包括:纪念馆(1959年)、锦州市博物馆(1953年);市级近代建筑类文化遗产包括:张三丰祠(2000年修建)、锦州古塔历史文化公园(1999年修建)。

除此之外,产于锦州义县的一亿三千万年前的鱼化石、三叶虫化石等、北普陀山、青岩寺、笔架山等都是锦州地区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遗产。②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

锦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样,包括民间文学:医巫闾山民间文学(省级,2006年)。民间舞蹈:辽西高跷秧歌(国家级,2006年)、义县社火(国家级,2008年)、义县大榆树堡竹马舞(市级、2007年)、义县双井子旱船舞(市级,2007年)、古塔回民舞狮(市级,2007年)。传统戏剧:辽西木偶戏(国家级,2006年)、锦州皮影戏(省级,2006年)、黑山皮影戏(省级,2007年)。曲艺类:黑山二人转(国家级、2006年)、锦州西城派东北大鼓(国家级,2008年)、陈派评书(省级,2006年)、锦州评书(省级,2007年)。民间美术类:医巫闾山满族剪纸(国家级,2006年)、锦州满族民间刺绣(国家级,2008年)、凌海民间剪纸(市级,2007年)。传统手工技艺类:道光廿五白酒传统酿制技艺(省级,2006年)、沟帮子传统美食制作加工工艺(市级,2007年)。民俗类:医巫闾山狐神信仰习俗(市级,2007年)、满族佟氏家族“拜影”祭祖习俗(市级,2007年)、新立屯关帝庙会(市级,2007年)。③

(三)锦州地区文化遗产的特性

1.民族性

锦州地区的历史是和少数民族联系在一起的,其历史文化遗产民族烙印深刻,历史文化遗产体现了不同民族的文化,锦州地区众多的民族导致该地区文化的多样性,从而构成锦州地区历史文化遗产内容的多样性。如医巫闾山的辽代龙岗墓群、奉国寺、崇兴寺双塔、大广济寺塔等。明末崛起的女真族建立的清,统一了全中国,留有锦州清柳条边遗址等。 辽宁地区不仅留有大量带有民族特色的物质文化遗产,且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特色浓郁,锦州市医巫闾山满族剪纸、古塔回民舞狮……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深深地打上了民族烙印,体现了辽宁地区人民独有的思维方式、情感表达、审美情趣以及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2.地域性

历史文化遗产的地域性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如自然环境、地理位置、文化背景等。从宏观上讲,锦州地区历史文化遗产与其他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相比较具有自身地域性。以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塔为例,“辽西现存古塔64座”,是辽西走廊上一个显著的历史和地理坐标,它们是辽西地区独特的环境、文化传统、,生产和生活水平,以及习俗的反映。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锦州满族民间刺绣与朝阳宏观寺刺绣,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锦州满族民间刺绣,俗称“绣花”,通常是以家织布和各种彩色丝线,以红、黄、蓝、白为主调,用一根细小的钢针参照图案上下穿刺,织绣出各种纹样,有服饰品,如虎头帽、绣裙、绣鞋等;有日用绣品,如荷包、门帘、枕顶等;有喜庆节令绣品,如盖头、嫁衣、戏曲行头等,题材广泛,风格各异。而朝阳宏观寺刺绣以绣佛像为题材,最初由寺内喇嘛兴起,现今刺绣工艺已由佛门居士带到民间,朝阳市章吉营子村已有80余名村民学习和掌握了刺绣佛像工艺。可见,锦州地区文化遗产的地域性十分明显。

3.悠久性

锦州地区悠久的历史可上溯到距今10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在锦州凌海市沈家台镇宋家屯村保存下来的沈家台遗址,是旧石器时代的代表。锦州地区的历史文化遗产随着人类的发展不断延伸,并已深深扎根在锦州地区悠久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之中。

4.继承性

锦州地区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历史的继承性。从物质文化遗产看,锦州地区的遗存从历史上看没有中断,有人类以来锦州地区就有了历史遗痕,并伴随着人类的发展不断的延伸,在人类发展的不同时期留下了与人类历史、文化有关的各种遗存,是人类文明的载体。纵观锦州地区的物质文化遗产就能清楚地看到锦州地区的历史发展。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看,同样具有继承性,它们被世代相传,如医巫闾山民间文学,它囊括了上自虞舜,下至清末的数千年历史,是一部反映古代社会状况的百科全书,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生活等情况,医巫闾山民间文学完全是依靠民间的传承得以流传和保存,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我们赶快去抢救、整理,从而使它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

5.文化融合性

由于少数民族与汉民族杂居相处,加上移民的不断涌入,从而使锦州成为多民族融合的地区,民族的不断融合促进了文化的融合,从而使历史文化遗产带有明显的文化融合性这一特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表现尤为突出,如医巫闾山满族剪纸,它既保留了东北满族的人文特征,具有独特的艺术形式和丰富的萨满文化内涵,又反映了汉民族生产、生活内容,是研究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史料。④

(四)锦州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

从学科研究上看,锦州地区历史文化遗产具有社会学、历史学、美学、人种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民俗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价值。锦州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越高,它的利用价值也越大,我们就越应该努力把它保护好,利用好。

1.经济价值

锦州历史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一是指其本身的经济价值,二是指遗产所说明的历史上经济发展的意义,三是指它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经济价值,大小不一,有的价值连城,无法估算,是国家的无价之宝。谁能说出大广济寺塔值多少钱?所以,我们主要分析文化遗产与历史上某个阶段经济发展的关系和意义,这方面的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可移动文物类和古城遗址类,其中的出土文物对经济价值的研究更为具体。将来能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就是遗产直接的利用价值,但不只是旅游业的收入。

锦州地区历史文化遗产永久的经济价值在于:一是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全世界游人观光,旅游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效益是巨大的,还可带动锦州其他行业的发展。二是可创造良好的投资软环境,吸引外国和内地的资金到锦州投资,加快锦州的现代化经济建设,有助于扩大对外交流和对外开放。三是保护好锦州的文化遗产,可大大增加锦州的知名度,树立起良好的国际形象,从而增加锦州的无形资产,提高锦州产品的附加值,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2.文化价值

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无所不在。在锦州地区,其历史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主要表现在化石文化、佛教文化、民居文化、建筑文化、满族文化、传统饮食文化等。

3.历史价值

锦州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锦州古代居民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创造出的文明物证,是锦州历史的真实记录,记录了锦州历史的发源、发展、变动、大事件,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历史变迁。这里面所蕴涵的种种信息,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共同梳理着锦州历史的脉络。

4.艺术价值

锦州自古就是多元文化的汇聚之地,所以,锦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性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且又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锦州文化遗产的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石窟艺术、建筑艺术等方面。

以上简要分析了锦州历史文化遗产的经济、文化、历史、艺术价值,当然还有其他价值,如纪念价值、教育价值等。由此可以看出锦州历史文化遗产有着多方面的重要的保护价值和利用价值。

二、锦州地区文化遗产的保护

锦州地区文化遗产的保护原则要遵循原真性保护、原整性保护、可持续性保护。其中原真性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基础和核心。对锦州地区物质文化遗产要积极维修,要保存其原先的本来的真实的历史原貌,要保护它所遗留的全部历史信息。整体性就是要保护文化遗产所拥有的全部内容和形式,要从整体上对历史文化遗产加以关注并进行多方面的综合保护。锦州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我们既要重视整个区域文化遗产保护的完整性,同时又要注重“单体”文化遗产保护的完整性。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所以可持续发展原则显得尤为重要。对于锦州地区历史文化遗产而言,一方面我们要使历史文化遗产在发展过程中不被破坏,能够稳定地保存下来传给后代;另一方面,要把历史文化遗产当做可部分修复的资源,在发展过程中用适当的方式进行维护修理,使其能够保留下去。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要积极培养传承人,使锦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保护方案决定于保护原则对于锦州地区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是官方保护。在我国特殊的国情下,领导和政府的重视显得尤为重要,加强锦州地区文化遗产的官方保护力度,明确各部门的职能十分重要。锦州地区各级政府应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由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领导,安排专业人员从事文化遗产的普查、整理、研究、开发工作。管理部门应将文化遗产普查摸底工作作为遗产保护的基础性工作来抓。统一部署,有序进行,在充分利用已有工作成果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门别类制定普查方案,组织开展对文化遗产的现状调查,全面了解和掌握锦州地区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使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方法,对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政府在财政上应给予支持,设立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专项基金,力争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专款专用,积极引导社会资金用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积极筹建具有锦州特色的文化遗产展馆,以展馆的方式对其进行科学保护。

其次是法律保护。我国现行对文化遗产约束的法律条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正在进一步的审议和修改中。对于锦州来说,当务之急是发挥本地区的能动性,参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并颁布文化遗产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强调法律的可操作性、加强法律的保护力度,建立严格的奖惩制度、加大对不法现象的制止、处罚和依法制裁的力度。

再次是教育保护。在保护锦州地区文化遗产过程中,学校教育是教育保护的起始点。一方面,加强小学基础教育。传统文化的教育要从小抓起,循序渐进、潜移默化。锦州市教育管理部门可以编制有关锦州本土文化的儿童读本,从小学开始,加强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教育,培养学生对本地区、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另一方面,重视高等学校教育。锦州地区高等院校应该义不容辞地肩负起保护锦州地区文化遗产的历史重任,结合自己的优势,搭建一个研究与保护的平台,组织专家、学者研究科学的、有效的保护技术与方法。需要强调的是,渤海大学历史系自2006年开设文化遗产开发与管理专业以来,已经建成了文物修复室,招收了近200名本科生,该专业学生基础理论扎实,实践能力较强,先后协助锦州市群众艺术馆、锦州市旅游局、大连市群众艺术馆展开文化遗产普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并取得良好效果。锦州市相关部门完全可以与渤海大学历史系合作,为锦州地区文化遗产的保护贡献力量。

第四是民间保护。民间百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主体,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和不法商人的利诱下,普通百姓往往失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认识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意义和对本民族身份彰显的重要性,一旦有利可图,随意开发、转让、毁坏等现象即层出不穷,使恢复和保护难度增大。因此,锦州市要加强民间保护、成立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间组织,加大宣传力度,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深入人心,形成自发、自觉的保护意识;成立民间艺人协会,常年组织活动,使锦州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演绎、传承和发展。 ⑤

第五是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无形的、流动的,它自己并不能自我保存,其传承载体必然是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渠道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品的直接保护,也有通过保护民间艺人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间接保护,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实施活态保护。锦州市政府可以授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荣誉称号,每年给予其生活补贴,培养年轻学员,为年轻学员设立专项奖学金,鼓励其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知识、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技能。

三、锦州地区文化遗产的利用

锦州地区文化遗产的利用要以文化为基础,始终坚持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相结合,实现锦州地区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三者统一。文化遗产的利用不能脱离文化主题。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要注重深层次文化内涵的挖掘、经济持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持续提高,同时要重现锦州地区的历史风貌,要重点突出其历史文脉,保持其文化特色,发展与锦州地区文化特征紧密联系的旅游产品。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是相互依存的,保护也是发展。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利用的物质前提,脱离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保护的目的并非只是单纯为了保护,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归根究底是为了更好地开发利用。对锦州文化遗产进行开发、利用,可以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恢复,为文化遗产的发展赢得资金,形成保护、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实现社会、经济、环境综合效益。具体的利用对策如下:

第一,全民参与,发挥锦州地区文化遗产社会服务之功用。目前,我国积极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政府部门越来越重视老百姓的业余文化生活。我国“十一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也明确指出实现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将中华优秀文化信息资源进行数字化加工与整合,通过互联网、卫星、光盘等方式,实现优秀文化信息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共建共享。锦州地区文化遗产属于此类,应该对其深挖掘、精加工,服务百姓,服务社会。在节庆期间,锦州市可以凭借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通过巡游、表演等形式加强对本地区文化遗产的宣传与利用,从而实现其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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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重要的文化财富,也是经济建设可以应用的重要资源,我国必须将其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经济制度的改革,主流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被大家所遗忘、破坏。高校美术教育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扬可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因此,高校美术教育有责任完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扬工作。首先,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蕴含着各种不同的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见证了我国的区域性历史文明,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而这正是历史赋予高校美术教育的使命。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民族文化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高校可以承担起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实践活动。再次,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展现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承载了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蕴含了审美情趣、工艺技能、伦理道德和文化知识,有利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和素质、能力。

    二、高校美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和传承所起的作用及其应对策略

    首先,高校美术可以从艺术角度展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考察和研究。散落于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艺术价值上有很大的差异,要想得到价值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定要具备艺术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深入民间进行考察和研究,挖掘和整理出具有实际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过程中,除了利用人的口述和文字的记载之外,还要有绘画、工艺、美术等不同的记录方式,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属于艺术范畴,对其进行研究的人必须是有专业艺术水准的人员,高校美术教育正好可以体现出在这个方面的优势。

    其次,高校美术教育可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对技术、知识、技能的传承,充分体现了人的主体地位和创造能力。但它们多通过口口相传、世代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承,在现代社会的大环境下,很多已经出现了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现阶段,高校美术可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一个载体,成为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一个重要场所。将民间艺人请入高校美术课堂,从而使高校美术专业的学生可以学习和掌握系统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有利于提高高校美术专业学生的文化修养,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有利的氛围,从而培养出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会消亡。

    再次,高校美术可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创新的形式进行传承和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融入现代社会,才能拥有更久的生命力。高校美术教育可以积极地引导学生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创新和改革,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鼓励学生在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的同时对其进行创新,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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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文化价值以及艺术价值的资源转化成为经济价值，转化成为可生产的文化价值，那样所带来的经济价值才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持久的、有深厚基础的传承。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首先它必须具有能与当代社会想融合的契合点，不管是通过创意人还是非遗传承人，只要找到这个契合点，那么这项非遗便具有了可开发的价值，在这其中契合点就是其文化价值，而最后的可开发价值就是最终的经济价值。因此，一整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存活下来，而后才能使经济价值成为可能，比如直接可见的经济收入：如门票、纪念品、手工艺品、音像制品等等，还包括由此所带来的旅游业、餐饮业、服务业等一系列经济收入。所以说在这两者的关系上，能存活下来的价值越大，也就是找到与当代社会的契合点越多，那么潜在的经济价值就越大。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就是它所具有的文化价值的含量，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强调的是人所拥有的相关手工技艺、精神技艺，最重要的特点是活态。所以在追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时，一定要要使它先活下来，其次才能传承、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让创意产业为非遗保护创造更好的条件，使两者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经济开发可以促进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的经济发展，财政收入有所增加后，这些地区就有条件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资金投入，扩大宣传力度，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提供更好的传承、保护创造条件，使其更加安心的从事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工作。这样一来，非遗得以传承，经济效益也有所提高，文化保护和经济开发形成了良性互动。例如韩国，积极发展本土的文化资源与民族特色，无论在电影、电视剧还是综艺节目中，都可以看出他们对传统文化（包括习俗、礼仪、服饰、饮食等）的重视以及传承，以此，韩国也吸引了大批外国游客，创造了大量的经济价值。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多种多样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其中也包括市场开发价值。因此，合理的开发经济价值后发挥它的先施工用，丰富民族文化遗产、传统文化资源，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优势。例如近年来被大家熟知的一些电视节目：《汉字听写大会》、《舌尖上的中国》、《探索发现》、《乡土》、《风华国乐》等等，这些节目既介绍、宣传、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民间文化，使大家对中国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传统文化资源有所认识。这种做法既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取得了经济收入，更重要的是推动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促进了非物质遗产保护的传承和发展，不用专门去教育、学习，人们就会在耳濡目染中收到教育，在无意识中就进行了传承。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法与误区

在如何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上，目前国内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是保护，以博物馆、民俗馆(村)为其归宿；二是活态化保护；三是传承人保护；四是生产性保护、开发性保护、以旅游开发为多，不过生产性保护也许会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在特质的变异，因为真正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是样式本身，而是这一样式下的内质，也就是说并不是最后见到的形成的产品本身，而是其中的过程（如演唱过程、制作过程、书写过程、表演过程等），脱离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本体的开发，就脱离了原有的意义与本质。很多地方所存在的误区，就是在一片空地上从零开始建设一个所谓的文化创意产业区，没有任何文化的聚集与历史的积淀，是如今最常见的文化创意产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伪融合的现象，许多人无中生有出来一个民俗村、文化馆、文化园，巧借非遗名目，实际只为博人眼球，而其真正目的只为盈利。这样一来不但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反而会导致一些不了解其中渊源的部分人对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嗤之以鼻。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只要是传统的就一定是优秀的，经典的，因为真正可以称得上传统文化是需要有灵魂的、有精神的，经过时展的大浪仍然可以留下并被代代相传、让人觉得津津有味的。任何一种艺术如果不能与其他艺术元素融合，终将走向消亡；任何一种艺术如果不能与科学技术融合，终将走向消亡。在所有的文化艺术种类中，哪一种文化艺术种类可以融入当代的科学技术元素，哪一种文化艺术种类就将占据当今文化产业市场中强有力的地位，科学技术的深入，对一门艺术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新的时尚背景下，人们对艺术的欣赏是多元的。而科技与文化艺术结合的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就是印象刘三姐它集漓江山水、广西少数民族文化及中国精英艺术家创作之大成，是全国第一部全新概念的“山水实景演出”。演出集唯一性、艺术性、民族性、视觉性于一身，构建了一个空前壮观的灯光艺术圣殿，从一个新的角度升华了桂林山水。当然，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确实无法融入现代生活，因为它赖以生长的土壤以及环境已经不复存在，将其整理入档入馆，也算对其尊重并尽了一份文化义务。

四、文化创意产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互协调、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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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活态遗产保护方法；遗产价值；保护理论；文化遗产保护

一、文化遗产保护中对价值认识的发展

文化遗产是“从前辈那里继承过来的、现存的并将传至后辈的物质遗物及其无形的特征”…，这些物质遗物或无形特征之所以被称之为“文化遗产”，正是我们发现、珍视并希望保护它们所具有、所携带与所表达的价值，使我们与我们的后代能够享用遗产的价值。遗产价值是我们保护遗产的原因，也决定了我们对遗产采取的措施，直接影响保护决策。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历程之中，我们对遗产价值的认识在不同的社会时期中不断变迁，因此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根据目前遗产保护学界对文化遗产价值的探讨，可以将遗产价值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其一是遗产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即一种客观存在；另一种则为人们赋予遗产的价值，不同时代、不同群体能够感知、理解的遗产价值差异颇大，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其实，在我们将某一物质或无形要素定义为文化遗产的时候，我们即将我们的主观判断“强加”给了它们，即使是遗产固有的客观价值也必须通过人们的主观认识才能够得以发现并加以阐释，因此可以说很难做到对遗产价值完全客观的评判，其中必然带有价值评判者的主观意图。价值评判也取决于评判者所具有的知识结构与个人经历，正如梅森fRandaIl Mason）所说，只有通过对遗产的社会、历史甚至空间背景的理解才能真正理解并定义遗产的价值，价值产生于思想与物质的连接关系之中。对遗产价值的认识受到社会背景、学科发展、哲学思潮以及地域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人们对于遗产及其价值的理解呈现多元的状态。

对遗产价值认识的发展促成了我们对于文化遗产概念与范畴的扩展，从原先的“纪念物、建筑群与遗址”扩大为“文化过程”（culturaI process），即“纪念与创造记忆的过程”，体现了有形遗产与无形文化的交互作用，强调文化的延续过程。从对遗产价值的研究来说，不同时代的学者为遗产价值构建了不同的类型框架（表1）。总体来说，研究者对遗产价值的认识从固有的客观价值慢慢扩展为主观价值与客观价值并重，并将不同群体对遗产的不同认知与利用纳入评估体系，突出遗产的社会与文化意义。同时相对于此前单纯的价值保护，目前更加关注对于遗产价值的阐释，因而在价值展示中不仅仅展示有形的遗产实体，更加强了对遗产蕴含的无形文化的呈现。

在遗产保护理论的发展中，对于遗产价值的关注从使用价值、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保护慢慢转向对于文化价值的阐释之上，突出文化多样性在遗产理解与认识中的重要作用。在方法论方面，转变了“基于物质的保护方法”（materiaI.based approach），形成“基于价值的保护方法”（value―based approach），这也是我国目前文化遗产保护策略的制定准则。然而，由于“保护专家”在价值评估中仍占有“强”话语权，未能体现遗产不同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对于价值认识的多元性，也未能将不同的价值认识加以权重，因而被诟病。

2009年，国际文化财产修复与保护研究中心（ICCROM）提出“活态遗产保护方法”（Living HeritageApp roach，简称LHA），将那些“保持原有功能的遗产”定义为活态遗产，突出核心社区（core communitv）对于遗产价值认识与阐释的重要性，成为一支推动文化价值与延续性的遗产保护理论流派，并初步建立起方法论的框架。

二、十九世纪末以来对活态遗产价值的理论关注

活态遗产保护方法虽然出现很晚，但是对遗产活态价值的关注由来已久。

14世纪以前，对建筑遗产的保护多源于建筑的使用功能。文艺复兴时期，古典艺术受到广泛重视，遗产保护开始关注遗产的艺术价值。18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带来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怀旧之情使人们更多关注遗产携带的历史信息与记忆信息，转而关注遗产的历史价值。19世纪是欧洲现代保护理论与方法孕育、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不同保护学派的分歧正是由于他们对遗产价值认识的差别。然而，即便是关注艺术价值的勒’杜克（Viollet Le Duc）也肯定了遗产功能延续的重要性，提出“保护建筑最好的方式是赋予其使用功能，最好能够使它完全满足需要而不进行任何改变”13l，但对于使用功能延续所具有的文化意义并没有进行更多的讨论。

19世纪末，人们试图解决文物修复（resto ration）与保护（preservation）的争论，首次将过去的建筑作品大致分为已经死去的（dead）与活态的（1ive）两类。克洛凯（Louis CIoquet）将活态纪念物（Jiving monuments）定义为“仍然为社区所使用的建筑”，例如主教堂、宫殿与住房等，使用价值是这种活态纪念物的重要价值，其保护与修复目的在于功能的延续。克洛凯虽然区分出活态的建筑遗产，但对于该类遗产价值的认识与14世纪之前所追求的使用价值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1903年，李格尔在《对文物的现代崇拜：其特点与起源》（The Mode rn Cult of Monuments：Its Character and ltS Origin）一文中区分了“有意为之的文物”（intentionaI monuments）与“历史文物”（historic bu.1dings），前者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建造者创造它时赋予它的纪念性价值，后者从建筑的长久生命中获得了历史价值，这类遗产包括具有艺术与历史价值的建筑。李格尔提出的“有意为之的文物”这一概念意义重大，他从建筑最初的建造目的出发，区分了不同类型的建筑遗产，建造目的的不同可能导致遗产价值的差异，李格尔发现了文化的生命在于文化自身的价值，第一次在理论上强调了遗产具有的文化意义。

李格尔区分了建筑遗产几种不同的价值，如纪念性价值（com memorative va J ue）、历史价值（h isto ricalVaIue）、年代价值（age。value）、使用价值（use―value）以及相对的艺术价值（re Jative art-va Jue）等。他认为历史价值是客观存在，而年代价值突出了对价值的主观评判，融入了文化的阐释。遗产的不同价值之间可能存在冲突，李格尔认为在不同类型的遗产中，其核心价值不同，因此应该采取不同的保护策略。有意为之的文物的核心价值是建造之初由设计建造者赋予的纪念性价值；对于历史文物（类似于克洛凯的“活态纪念物”概念）来说，其历史价值来源于遗产建造之后不断被赋予的使用功能与文化意义，是一种不断发展变化的遗产。较之于克洛凯的分类，李格尔虽然没有使用“活态”一词，但强调历史文物在历史发展中获得的价值，更加突出该类遗产的文化意义。

然而，李格尔的分类方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建筑在建造结束之后的生命历程中，其使用者（而非最初的建造者）可能改变建筑的原有功能与意义，赋予建筑新的价值，造成遗产类型的变化。尤其是某些经历修复、改变原有功能的建筑，从有意为之的文物转变为历史文物，它们可能获得了新的艺术、历史与纪念价值，也获得了新的文化意义。

丹斯拉根（Wim Denslagen）延续了李格尔关于历史建筑的称谓，然而其划分依据与涵盖范畴却有所不同。在《西欧建筑修复：争议与延续》（Architectu ral Restoration in Western Europe：Controversy andContinuitV）一书中，他回顾了自1 8世纪末期到20世纪80年代西欧（英格兰、法国、德国与荷兰等国）对纪念物与历史建筑的保护历史，将李格尔的“历史建筑”进行再次分类，将其中具有卓越美学成就的建筑作品区别于一般历史建筑，前者突出的是艺术价值，而后者关注历史信息以及活态延续。他认为历史建筑的保护应该不同于纪念物与艺术品的修复，后者主要是通过修复来恢复其原先光辉灿烂的面貌，前者应该更关注历史变迁过程，从而仅仅维持建筑现状，并通过人类富有创造力的增建等积极的活动来赋予其活力。丹斯拉根更关注遗产建造之后获得的价值，突出一般历史建筑的发展历程与活态的文化意义。与此类似，厄尔（John Earl）将具有纪念价值与艺术价值的纪念物归入一类，以区别于其他建筑遗产。前者被赋予了象征性意义，或多或少的想要保持永久，或至少应被看作是艺术品。有些建造目的并非纪念性的纪念物建筑，有时也可归入此类，突出遗产在整个生命历程中的意义所在，不同于李格尔对最初建造目的的强调。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人类学对遗产保护的影响广泛显现出来。活态遗产的概念是受文化人类学“活历史”的启发，“活历史”是指“今日还发生着功能的传统”，这有别于前人创造而现在已失去功能的“遗俗”。雅布尔（AIan JabbOUr）阐释了建筑史学与人类学对于文化及遗产保护的不同理解：建筑历史学倾向于用一系列术语来描述建筑连续的时代风格；民俗学者与文化人类学者的研究工作起始于以描述“活态文化模式”（1iving cuItural modeI）的概念来描述文化，倾向于平衡历史与今天的观点，坚持关注“活态文化”（Iiving cultu re），处于当下的人是研究的焦点，过去是现在的背景，文化是活态的、有机的现象，历史是理解现在的重要途径，或者通过现在来对过去进行阐释”…。人类学的研究视角突出遗产的延续性与文化意义以及遗产对特定人群所发挥的文化认同作用，遗产可作为对文化多样性的表达，在不同文化传统中对遗产文化意义有着不同的解读方式。

从世界遗产体系来看，随着人类学主题的深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简称UNESCO）对活态遗产的关注开始于1990年代。1994年的全球战略中提出了“所有活的文化”的概念；同年对《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的修订中，评价世界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标准3认为世界遗产可以作为“活的文化的证据”，标准6认为世界遗产具有“活的传统”的联系；世界遗产体系分别在1984年、1992年新增的遗产类型历史城镇与文化景观均凸显了遗产的活态性。活态遗产虽然未作为一种遗产类型纳入世界遗产研究框架之中，但被视为一种对遗产保护与价值阐释的方式。

对于遗产活态文化价值的关注也体现在1990年代以来的遗产保护理论著作之中，如沙利文（Sha ron Sullivan）认为遗产地最重要的元素是它的精神价值（spi ritual value）以及活态传统创造者所关注的价值。这些理论也肯定了遗产功能延续在文化意义中的作用，关注人与遗产地之间的密切联系，为活态遗产保护方法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活态遗产保护方法的构建

ICCROM于2002―2003年开启了“活态遗产地项目”（Living Heritage Sites Program，简称LHSP）。此前的二十年中，ICCROM有很多项目已关注到遗产中的活态因素，如1 996―2005年的“区域城镇综合保护”

fIntegrated Territorial and Urban Conservation，简称ITUC）项目。LHSP承接ITUC项目，LHA是对这些保护实践的总结，对已有保护理念的修正。

在2009年版《活态遗产保护方法手册》（Living Heritage Approach Handbook）中，活态遗产被定义为“由历史上不同的作者创造并仍在使用的遗址、传统以及实践，或者有核心社区居住在其中或附近的遗产地”，它是“在特定的空间与时间中，对精神与物质需要的表现，这种表现持续影响着社区居民的生活”。活态遗产即仍在使用之中的文化遗产，它的使用功能必须得到延续，它的保护策略侧重保持遗产的延续性。

我们应该认识到，活态遗产所强调的使用价值与14世纪之前人们所关注的使用价值有所不同。14世纪之前所说的使用价值是建筑遗产作为一种独特功能的物理空间；活态遗产的保护对象是囊括有形空间与无形传统的文化整体，强调核心社区与遗产之间的联系，核心社区拥有遗产的使用权与管理权，社区对物质遗产的使用是对地方传统的阐释，通过对空间功能的延续而延续遗产所蕴含的文化意义。活态遗产保护方法实则是将遗产视为文化过程，社区与空间的互动过程构成了遗产本身，也达成了对文化价值的阐释。

活态遗产保护方法是一个基于遗产社区的、自下而上的遗产管理途径，其首要目标是保持核心社区与遗产联系的延续性。遗产社区即与文化遗产具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人群，根据遗产社区与遗产联系的紧密程度可分为核心社区、社区（peripheraI community）与保护专家（conservation professionals）三类（图1）。核心社区是生活在遗产空间中（也可能不居住在其中的文化群体，这一人群与遗产存在直接的、持续的联系，遗产对他们具有特殊的意义，他们是遗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遗产的文化阐释中扮演重要角色。LHA试图通过确保核心社区参与遗产保护与管理来延续他们与遗产的联系，并在保护策略制定中赋予核心社区决定权。遗产的延续性（continuity）既包括功能（function）与空间（space）的延续，也包括了传统关怀（traditional care）与社区参与（community’s presence）的延续，它们共同确保了遗产文化价值的延续。

相对而言，活态遗产的社区在遗产决策中的权重较低，他们是指核心社区与保护专家之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他们与遗产的联系是间接的、非持续的，可能需要通过核心社区与遗产发生联系。遗产保护与管理中应当考虑他们的权益，鼓励他们与遗产建立并维持联系；但在冲突时，他们的利益可能要让位于核心社区。保护专家与遗产的联系也是间接的，他们需要借助核心社区对遗产进行保护。保护专家在活态遗产保护中的作用更多是协调性的与促进性的，他们全面考虑不同社区与遗产的联系，尊重核心社区的文化选择，维护核心社区的利益。

LHA的首要目标是保持遗产的活态性，因此保护不是停止变化，而是对变化进行管理，因为变化是延续过程中必须接受的问题，正是这种变化表达着随着历史而不断发展的文化意义。与基于物质以及基于价值的保护方法相比，LHA强调遗产的延续性，这种延续性更多表现在无形的文化意义与社区的认同之中，而不是物质实体之上。LHA突出核心社区在遗产保护中的能动作用，以核心社区的利益为遗产决策的根本，保护专家仅在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LHA将有形与无形的遗产要素通过核心社区的文化阐释统一起来，物质形态的变化往往被忽视。

在实施层面上，LHA的工作流程进大致可以分为识别、建立合作、调查、评估、决策与行动以及定期检查等几个步骤。在将遗产地识别为活态遗产地之后，必须对遗产的核心社区进行识别并与之建立合作关系，在对遗产的调查、评估与决策之中，核心社区都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他们对遗产的传统管理方式应当予以接受并延续，规划策略也应当将社区未来的发展考虑在内。

从LHA的实践来看，可以应用的遗产类型颇多，包括历史城市、乡土建筑、宗教遗产以及文化景观等等。从已有的实践案例来看，这些遗产地主要集中在东南亚、非洲与拉美国家，LHA也是从这些地区的保护实践而总结、提炼出来的方法论与操作程序。自201 1年起，lCCROM将活态遗产项目更名为“活态遗产――促进以人为中心的保护方法”（Promotingpeople―centered approaches to conservation：LivingHeritage），突出遗产保护与管理中对遗产社区的尊重，也表达了对遗产社区主观能动作用的肯定，希望通过社区参与遗产保护来更好地展示遗产的文化价值。

四、活态遗产保护方法评析与启示

全球化构成了LHA产生的时代背景，人们重视自身所处的生活环境，关注那些脆弱的、受到现代化进程威胁的传统文化，LHA可以说是地方与民族文化复兴的产物。LHA关注本土文化对遗产的阐释，它是基于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地区以及土著居民生活地区的实践总结，表达了非西方世界针对西方主导的现代保护理念的质疑与补充，也是对已有遗产保护理论的反思与改良。

建筑遗产作为过去留传下来的物质遗存，既是我们从理性角度认识过去、记载历史的物证，也承载着我们与祖先的情感联系。自文艺复兴以来，文化遗产保护的推动力都是这种试图与过去发生联系的努力，无论是对历史上某种艺术风格的崇敬，还是对建筑遗产历史信息的尊重，归根到底，是我们想建立与过去的联系，通过发现历史而更好地认识自我，认识现在。后现代主义观点将文化遗产理解为社会建构（sociaI construction）的过程，认为文化遗产的创造从很大程度上说是“源于人们记忆、组织、思考方式与利用过去的意愿，以及物质文化如何作为媒介来达到这一目的，这种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记忆联系对遗产保护理论发展的影响颇深。

试图与过去建立联系的情感可以称为怀旧之情（nostalgia），《牛津英语词典》对nostalgia的解释是“对熟悉环境的强烈向往”或“对过去一段时间的情感渴望或遗憾的记忆”。美国学者博伊姆fSvetIana Boym）区分了两类怀旧之情，一是修复型怀旧（restorative nostalgia），其含义更多取自nostalgia一词前半部分nostos，意为返乡，指重建失去的故乡，修补记忆的缝隙；另一种为反思性怀旧（reflective nostalgia），取自nostalgia词尾algia，表示一种伤痛，一种失去与渴望，因此是一种不完美的记忆过程。第一种怀旧更多表现为群体记忆，记忆激发了民族或地区的热情，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复兴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辉煌的历史纪念物作为民族文化的象征，试图通过恢复代表民族文化的纪念物来建立与增强这种民族自豪感。第二种怀旧更多指向个人的经历与文化记忆，试图将细碎的遗存保留下来，展示那种伤痛的过去，保持废墟状的遗迹面貌。亨廷顿分析了当今全球的现代化进程，认为随着非西方社会权力的增长，本土文化以及植根于历史的习俗、语言、信仰与体制正处于全面复兴之中。在这种地方与民族文化复兴的时代背景下，人们更倾向于修复型怀旧，试图通过对建筑遗产的修复（即改变遗产的物质形态）来重塑民族精神，建立与过去的联系。推动LHA的情感基础正是这种修复型的怀旧之情。因此LHA抛弃了基于物质、基于价值的保护方法中对有形遗产真实性的考量，认可核心社区的复建活动。

文化多样性原则构成了LHA的思想基础。工业化与现代化最初发展于西方世界，工业化带来的巨大变化使欧洲学者们意识到历史传统的重要性，艺术家们用文学作品、绘画等多种形式呼吁人们关注历史建筑。与关注身边的传统的艺术家不同，早期人类学家更愿意到未知的世界中记录那些尚处于“野蛮”与不发达地区的文化与传统，20世纪初人类学者走向田野，记录下工业化侵染之前的“土著”文化。然而这一时期的田野考察受到线性史观、西方中心论影响，带有强烈的达尔文主义色彩。后现代主义思潮出现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科学自诩的学者开始审视其学科的发展历史，尤其体现在艺术与人文社会科学中。西方学者开始批判后殖民主义式的研究方法，反思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关系，将话语权回归至被调查者本身，强调主体问性，强调本土居民对自己文化的文化阐释，赋予本土居民较多的话语权。受该思潮影响，LHA在遗产保护决策中整合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视角，赋权于核心社区，尊重他们的文化选择，将之视为文化多样性的表达，这正是LHA区别于先前保护方法的关键。

LHA不是由西方学术团体推动建立的，非西方的力量在活态遗产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20世纪末，随着第三世界的崛起与民族意识的觉醒，非西方社会的学者以独特的视角揭示着本土文化，为自己的民族传统争取话语权，质疑以欧洲为主导的现代保护理论的普适性。西方世界也逐渐认可了地方传统与文化在遗产保护中的表达，1 999年（（奈良真实性文件》即很好的例证，以东方保护传统扩充、修正西方主导的现代遗产保护理论，遗产保护以促进文化多样性为目标，尊重不同文化对遗产的不同理解，尊重当地社区的文化阐释。LHA产生于非西方世界遗产保护的实践之中，ICCROM搭建起国际交流的平台，西方学者逐认可了LHA的原则与标准。

从遗产类型上来说，LHA应用对象仍以建筑遗产等传统遗产类型为主，但遗产构成不仅限于物质形态的空间，而是将有形的建筑遗产、无形文化特征与社区的能动作用相融合，保护对象即这种活态的文化本身。通过遗产社区的实践来延续文化，几乎完全抛弃了对物质遗产本身变化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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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分布着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合理规划与开发对文化遗产资源的有序利用有着积极的意义。社会建构主义为遗产资源的旅游利用研究提供了一种研究问题的新视角与新方法。本文尝试用社会建构的视角研究泉州文化遗产资源价值的建构情况，探索包括游客在内的社会群体所建构出的泉州文化遗产资源历史文化与旅游利用的价值认同，判断其耦合性，指导泉州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与旅游开发利用。

一、泉州遗产资源价值评价

基于社会建构视角进行遗产资源价值与旅游利用价值的耦合性研究，需要对区域内文化遗产资源价值与其旅游利用价值进行合理评估，以判断在当前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社会群体对文化遗产资源在历史文化层面、旅游利用层面的价值认同。

（一）遗产资源价值评价体系的构建

国家文物局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要求》中提出了对国内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价值评估的要求。在进行文物保护单位价值评估时，应当对包括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在内的遗产资源文物价值以及包括社会影响、文化影响和经济影响在内的社会文化价值进行合理的量化评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要求》也同时提出了文物保护单位的利用评估的主要要素。在进行遗产资源旅游利用价值评估时应当对遗产资源的社会教育效益、旅游经济效益、开放容量情况、交通设施、服务设施与展示设施的使用情况等要素进行合理评估。

根据《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要求》，可以构建泉州文化遗产资源价值评价体系（如表1）。

（二）遗产资源历史文化价值与旅游利用价值评价

根据构建好的评价框架，设计评价问卷。分组抽取评价对象，以是个资源点作为一组评价对象，发放评价问卷给被调查者，回收整理。考虑到受访对象未必完全了解所有的遗产资源点，因此选取个资源点回收评价结果的众数作为评价最终结果进行均值统计分析，用于下一步空间耦合性研究分析。

二、泉州遗产资源价值建构的耦合性分析

通过问卷调查，可以获得泉州文化遗产资源价值建构的评价结果。借助Arcgis 10.2 软件的空间分析工具，应用Kriging插值方法可以模拟生成空间函数，实现空间量化。

（一）泉州文化遗产资源历史文化价值的空间建构评价

从空间插值分析的结果来看，社会群体所建构出的泉州文化遗产资源文物价值与社会文化价值认同较为类似，社会群体普遍认为位于泉州中心城区（鲤城区、丰泽区）的文化遗产资源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与社会文化价值；在洛江北部、南安北部、安溪中部，文物价值的认同较低；除此之外，在洛江北部，文海遗产资源的社会文化价值认同较低。通过对泉州文化遗产资源文物价值与社会文化价值的空间建构评价结果进行叠加分析，可以生成泉州文化遗产资源历史文化价值的空间建构评价图（如图1）。

从图1可以分析出社会群体对泉州行政区域范围内文化遗产资源的历史文化价值的基本评价。包括游客群体在内的社会群体普遍认为，泉州文化遗产资源历史文化价值最高的区域为鲤城区东部、丰泽区中西部、洛江区南部的泉州市中心城区及城区北面的清源山南麓一带，其代表性的文化遗产资源有：开元寺、老君岩石造像、洛阳桥、清净寺、九日山摩崖石刻、伊斯兰教圣墓、通淮关岳庙、泉州府文庙。此外，在南安、晋江交界一带为遗产资源历史文化价值评价较高的区域，代表性的资源点有磁灶窑址、蔡氏古民居、安平桥等。

（二）泉州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利用价值的空间建构评价

通过空间插值分析可以发现，社会群体所建构出的泉州文化遗产资源旅游效益价值、设施配置条件、开放容量认同也具备一定的相似性。包括游客在内的社会群体认为鲤城区、丰泽区的文化遗产资源具有较高的旅游效益价值、设施配置条件与开放容量；南安西部与厦门交界地带具有较高的旅游效益价值认同；永春西部、晋江中部、南安中部有较高的开放容量。而在洛江北部遗产资源的旅游效益价值认同较低；洛江北部、南安北部、惠安中部、德化北部设施配置条件较差；德化、永春、安溪中部开放容量的认同较低。通过对泉州文化遗产资源旅游效益价值、设施配置条件、开放容量的空间建构评价结果进行叠加分析，可以生成泉州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利用价值的空间建构评价图。

从图2可以直观地观察出社会群体对泉州范围内文化遗产资源的旅游利用价值的基本评价。包括游客群体在内的社会群体普遍认为，泉州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利用价值最高的区域为丰泽区北部的清源山一带，辐射范围可延伸至丰泽区全区、鲤城区晋江以东区域、洛江区中南部。其代表性的文化遗产资源有：开元寺、清源山老君岩、碧霄岩、瑞像岩等石刻造像、洛阳桥、清净寺、伊斯兰教圣墓、通淮关岳庙、泉州府文庙、天后宫。

（三）泉州文化z产资源历史文化价值与旅游利用价值耦合性分析

利用Arcgis10.2的地图代数功能，将泉州文化遗产资源的历史文化价值与旅游利用价值的插值分析结果进行栅格叠加计算，将模拟生成的空间坐标线性回归函数进行叠加求差，其空间曲面差值的大小反映了两项指标的耦合性程度。经过栅格计算，采用相等间隔进行重分类，生成泉州文化遗产资源历史文化价值与旅游利用价值耦合性评价图（如图3）。同时，运用像元统计法统计耦合与非耦合区域的栅格个数、计算面积与所占百分比（如表2），判断全区耦合性区域所占据的比例程度。

耐3、表2中可以发现，泉州文化遗产资源历史文化价值与旅游利用价值是相对耦合的。根据研究区内的价值认同拟合判断，有89.70%的区域为价值相对耦合区域；仅有8.95%的区域为旅游利用价值优势区域，1.35%的区域为旅游利用价值偏低区域，即10.30%的区域为非耦合区域。从空间分布来看，非耦合区域的分布十分破碎，旅游利用价值优势区域零散分布于鲤城区和丰泽区北部、洛江区北部、永春中部、惠安东部、南安南部以及安溪、晋江的小部分地区；旅游利用价值偏低区域则主要集中于台商投资区，惠安、安溪、石狮均有小部分分布。该分析结果直观地反映出社会建构的泉州文化遗产资源价值具有较高的耦合性。

三、泉州文化遗产资源保护与旅游利用的路径选择

（一）协同利用导向

根据上文研究区内的价值认同拟合判断，有89.70%的区域为价值相对耦合区域，说明社会群体对此区域内的文化遗产资源的历史文化价值认同与旅游利用价值认同评价的差异性较小，对于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认同的文化遗产资源同样具备较高的旅游利用价值认同。发展该区域内的文化遗产旅游，要利用遗产资源在游客群体心目中已经构建的历史文化价值与旅游利用价值，塑造游客群体中的遗产旅游目的地形象，在做好遗产资源历史文化价值评估的前提下，分级分类，开展不同程度的遗产资源旅游开发利用，优先开发利用价值认同较高的遗产资源，同时做好遗产资源的保护工作。

（二）开发提升导向

通过像元统计，研究区域内有1.35%的区域为旅游利用价值占据优势的区域，说明在这些区域内，社会群体所建构的遗产资源旅游利用价值的认同要远高于其所具备的历史文化价值。说明此类区域内的文化遗产资源即便是不具备特别高的历史文化意义价值，社会群体也有与地理区位、游憩兴趣而普遍看好其所具备的旅游开发潜力，甚至愿意成为其旅游开发利用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因此，在旅游利用价值优势区域，应当大力开展文化遗产资源的旅游开发利用，工作重心应由遗产资源历史文化价值意义的挖掘进一步提升为文化遗产主题旅游产品的打造、旅游环境条件、配套设施的进一步优化与完善。

（三）资源保护导向

篇10

1引言

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曾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从而打通了中国通往西域的陆路，学界称之为“凿空西域”[1]。丝绸之路起点长安（东汉洛阳），经陇右，入河西，出敦煌，分南、北、中三路绵延向西，穿越葱岭（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大月氏、大宛、安息、大秦等。自丝绸之路开通以来，随着中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不断融合和频繁交流，在这5000公里的古道上，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传入到西方，西方的几大文明如埃及文化、希腊文化、印度文化等也源源不断地由这条陆路传入到中国，经过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西方文明交相辉映，源远流长。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这条闻名于世的陆上通道由此而衰落。丝绸之路历史悠久，绵延万里，几番兴衰，但却给我们留下了人类不可多得的文明。丝绸之路虽为商贸之路，但由于其蕴含着极其丰富的中西方文明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故这条路又被世人称之为“文化之路”、“宗教之路”和“文明之路”。1877年德国的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首次将此路命名为“丝绸之路”[2]。21世纪，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战略的引领下，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尤为重要。就丝绸之路中国段而言，这里保存着众多的中西方文化的印迹，它们是人类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为我们了解丝绸之路的历史，弘扬丝绸之路文化，推动丝绸之路文化旅游奠定了基石。2014年，在执行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丝绸之路（中国段）文化遗产资源地理信息系统及文化旅游服务集成技术研发与应用示范”(2012BAH43F06)过程中，我们对丝绸之路中国段重要的文化遗产资源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与研究，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数字化手段，解决在广袤的丝绸之路（中国段）上分布散、数量多、区域跨度大的文化遗产，突破时空、地域的限制，将文化遗产的价值展现给观众，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具有文化旅游特色的展示与体验的创新服务模式，如数字敦煌展示项目。

2丝绸之路文化价值挖掘

丝绸之路中国段是整个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中西方文化的交汇与碰撞，在这条古道上形成了多元异构的文化体系和数不胜数的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就物质文化遗产类别而言，根据文物属性可分为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经调研梳理可知，不可移动文物大致又可分为石窟、古遗址、寺庙和墓葬等。例如以新疆龟兹石窟、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等为代表的大型石窟群，以交河故城遗址、玉门关遗址、未央宫遗址、崤函古道遗址等为代表的具有相当规模的古遗址，以洛阳白马寺、西安大慈恩寺、张掖大佛寺等为代表的古刹名寺，以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群、酒泉丁家闸魏晋墓、乾县乾陵等为代表的不同阶层和民族的古墓葬。可移动文物，例如波斯银币、马踏飞燕、铜车马、唐三彩、绢绣织品等重点文物，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形式独特，材质多样，工艺精湛，揭示了古代社会多彩的文化生活和高超的技术水平。这些举不胜举的文化遗存，在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当中交相辉映，构筑了独特的丝绸之路文化体系，见证了千年丝绸之路的发展史，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为我们全面了解和深入研究丝绸之路的政治、经济、历史、军事、文化和科技等方面提供了十分丰富的、非常珍贵的文明资源。基于丝绸之路中国段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根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丝绸之路（中国段）文化遗产资源地理信息系统及文化旅游服务集成技术研发与应用示范”（2012BAH43F06）的整体规划，结合丝绸之路文化旅游的特点和多种需求，利用现有的数字化成熟技术，按照文化遗产种类和特性，项目组制定了各种文物数字化实施方案，集成研发了数字化专有装备，历时三个月，行程万余里，沿丝绸之路中国段实地采集可移动文物52件、不可移动文化遗产82处的信息，并进行了后期的数据处理，构建了可视的丝绸之路数字文化资源。

3文化旅游展示与体验创新概念

丝绸之路中国段区域跨度大，历史悠久，绵延万里，文化遗产数量多，分布广，部分文化遗产所处的自然环境恶劣，交通不便，通信不畅等，给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和旅游开放造成了许多困难和不便，尤其使众多游客因无法亲临现场参观体验而倍感遗憾。如何让观众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能通过数字技术的多媒体手段，构建虚拟与现实场景，满足不同观众对丝绸之路中国段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精湛艺术等诸方面的沉浸体验和逼真感受的需求，这是本项目“丝绸之路（中国段）文化遗产资源地理信息系统及文化旅游服务集成技术研发与应用示范”（2012BAH43F06）着重探索与实施的一项重大难题。解决这一难题首先需要对文化遗产数字化，经过技术处理、艺术加工、文学描述策划制作适合不同观众需求的数字化作品与节目，例如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的主题电影与球幕节目；在文化遗产地之外举办的“敦煌艺术走出莫高窟———数字敦煌展”；基于地理信息系统通过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等多种手段的展示，客观地解决了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满足了观众了解和体验遗产本体以外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需求，解决了许多观众不能亲临现场参观游览的困惑和遗憾，达到了寓教于乐、传播文化价值的目的。

4创新模式的实现

通过对丝绸之路（中国段）沿线文化遗产的数字化采集与加工处理，目前已获取了大量和丰富的图像、视频、虚拟漫游[3]、三维重建[4]等不同种类的数据。尤其针对丝绸之路中国段沿线佛教艺术代表性的石窟寺完成了深入、全面的数字化工程。丝绸之路著名的石窟有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龟兹石窟等，最有代表性的是敦煌莫高窟。如何将莫高窟的文化精髓高度提炼，使之走出敦煌，汇聚于一地展现给观众，让观众在较好的体验过程中获取更多的文化价值，利用已获得的数字化数据，进行深度加工形成可视化的数字化成果，展陈方式与内容需要整体的顶层设计、精心的组织、合理的安排、主题的突显、完美的策划、巧妙的构思、整体的布局与数字技术的全面支撑，使得展示科技与艺术高度融合而相得益彰。

（1）石窟高保真原型复制。利用三维重建技术，获取精准的洞窟三维空间结构数据，在计算中逆向重建洞窟的原尺寸虚拟模型，搭建1∶1原大的实体模型；将已有的数据经过处理加工，输出二维的高保真壁画复制品，分布有序地装裱在实体模型之中，最终完成洞窟的整体复制。复制的洞窟忠实于原作，使观众步入窟中，仿佛有身临其境的感受。在“敦煌艺术走出莫高窟———数字敦煌展”中复制了莫高窟初唐第220窟和元代第3窟。同时利用图像识别、二维码等技术，通过移动终端设备获取洞窟更多的文化内涵，灵活定制个人的文化体验。如莫高窟第220窟北壁的胡旋舞、乐队等场景利用视频的方式进行深入解读。

（2）彩塑的真实再现。敦煌彩塑是敦煌艺术重要的组成部分，经过多年的数字化探索，获取了一种石窟雕塑三维重建的方法。对莫高窟第332窟佛与菩萨、第259窟禅定佛造像等彩塑三维重建，经过严谨的数据后期处理，利用先进的3D打印技术按等比例的原型输出作品，观众可以近距离地欣赏莫高窟北魏与唐代造像形神兼备、栩栩如生的雕塑艺术魅力。

（3）虚拟体验。通过360°全景虚拟漫游技术，集成视频、音频和高精度图像，对文化遗产资源进行编辑，制作成丰富多彩的虚拟漫游节目，现场制作了敦煌莫高窟每个时期的代表性洞窟共10个，观众可以自行点击交互体验与交互式问答，使观众在虚拟的世界中畅游丝绸之路。

（4）实景远程传输。利用互联网技术，将丝绸之路中国段沿线文化遗产地的自然景观、保存现状、景区特征、天气状况等信息传输至展区，并形成多种角度的直观画面，让观众在特定的场景中得到很好的体验和感受。例如敦煌莫高窟与瓜州榆林窟景区的天气及旅游状况等。

（5）石窟的沉浸式展示。敦煌莫高窟建筑形制大都属于覆斗形藻井，依据这种特点，基于洞窟建筑形制特征搭建覆斗形窟顶模型，利用计算机控制技术、背投影形式、动静结合的艺术手段，将莫高窟不同时代的精美窟顶与藻井有机编程、分时呈现。例如敦煌莫高窟第285窟、第407窟、第329窟等，置于其中，使观众深切感受到高科技技术支撑下的佛教艺术独特魅力。“敦煌艺术走出莫高窟———数字敦煌展”展览通过沉浸式展示、洞窟高保真原型复制、虚拟交互体验、实景远程传输、彩塑真实再现等科技与艺术，以虚拟与现实相结合的形式，全方位、深层次、多视角充分展现博大精深的敦煌石窟艺术和古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形成丝绸之路中国段文化旅游展示与体验的示范点。

5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