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内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律援助的内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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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刑事 法律援助 律师队伍

作者简介：李霞，青岛市黄岛区法律援助中心。

法律援助是国家对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或不能完全支付法律费用的公民给予免收费或者由当事人分担部分费用的法律帮助，以维护法律赋予公民的权益得以平等实现的一项司法保障制度。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宪法依据来源于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现代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核心，本质上是以国家力量来保障公民平等的实现法律赋予的权利。从权利义务的关系角度来讲，现代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理论依据是：一方面，为社会的贫弱公民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是国家应负的责任；另一方面，从国家获得刑事法律援助是社会贫弱公民的权利。但实际运行中，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不少问题，急需完善。具体来说：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制度设置上的问题有立法层次过低，指导思想不明确、不统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意义重大，但目前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立法明显对其认识不足，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特殊性，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刑事诉讼机制中，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处于当然的弱势地位，二是由于刑事诉讼事关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的财产权、自由权甚至于生命等重要权利，因此，对其在诉讼中的权益有重要保障作用的辩护律师，更应予以充分保障；受援条件中的经济困难标准不够具体且实际适用的标准不符合当前社会实际，援助的覆盖面窄，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的有待规范和提高；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在实践中存在问题有责任主体不明确而引起很多负面效应，审判阶段法律援助人员介入案件的时间过迟；刑事法律援助需求量与供给能力之间差距较大，刑事法律律师发展很不平衡；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刑事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不高，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和办案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刑事法律援助经费紧张，缺乏物质保障基础，严重阻碍其发展等。

针对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现实状况，本文从以下几点对策做出完善性分析。

一、构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体系

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保障刑事法律顺利实施的重要方式，对于整个刑事法治程序的推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健全立法体系则是推进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关键环节。目前比较系统完整的规定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状况的法律只有《刑事诉讼法》和《法律援助条例》，其余的规定都散见于相关的政府规章当中，因而法律援助依旧存在着体系单一，规定的原则过于模糊、粗略，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丛立法构建的角度来看，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补充和完善。

首先，从理论上应重新界定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内涵。目前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只规定其内容为提供刑事辩护或，其中以辩护为主。辩护权固然是刑事诉讼当事人权利的一个最需要保护的权利，但是诸如调查取证权、申请鉴定权等权利也需要得到重视。现实中有些案件的进行需要依赖于一定的科学技术鉴定，而有些科学技术鉴定的费用相当昂贵，严重超出了当事人的预付能力，这就可能导致当事人的权利得不到保护，或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可见，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内涵过于狭窄，限制了其在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其概念应重新界定为：刑事法律援助，就是在刑事诉讼中，为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客观原因而无法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当事人，提供、辩护、鉴定、取证等无偿法律服务的制度。如果这么界定，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内涵将得到扩充，而其立法及制度建设也需要重新作出相应调整。

其次，将法律援助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入宪。由于我国宪法并未规定公民享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所以无论是低位阶的立法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缺乏纲领性指导文件。唯有将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入宪，才能使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有存在的前提和根据，也才能保证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实践中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在将权利入宪以后，还要加大对这项权利的宣传力度，使广大公民真正了解其享有这项权利，并理解其权利的内容和行使方式。刑事法律援助有了强大的法律依据并被人们深刻理解后，必将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与普遍实施。

最后，提高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立法层次并加快立法步伐。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实践中出现种种问题，这与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层次不无关系，这也表明我们要加快法律援助立法步伐，尤其是将法律援助制度单独立法。从总体上来说，应该建立上到宪法规定，中到单行刑事法律援助立法和相关法律规定，下到地方法规、规章以及特定地方的变通执行规定的一整套的法律援助立法。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部科学的单行法律援助立法。只有完善了立法，我国刑事法律援助才有可能真正得到贯彻落实，进而推进我国法治进程，也才能真正有效保障人权，使司法公正成为使然。

二、构建完善的刑事法律援助机制

首先，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资金供给保障制度。资金不足是阻碍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一个巨大障碍，这造成了很多案件的当事人得不到应得的刑事法律援助。目前，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的经费仅仅是靠政府的财政拨款和很少的民间机构的捐赠，而且同国外的很多国家相比，我国的政府财政拨款要比同期的很多国家低很多。法律援助资金状况反应了各外国政府对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视。当然，现阶段的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完全由国家和各级政府财政承担法律援助的全部开支，既不实际又是不可能的。而大力吸收民间资金和国外资金赞助、发行福利彩票、通过经营使原有法律援助资金合法增值等方法都可以有助于解决我国刑事法律援助资金的问题。同时，我国还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成功实践来保障刑事法律援助的经费来源。例如，西欧的德国、瑞典、芬兰等国广泛使用的以法律援助保险来解决法律援助经费的方法不失为一种可鉴之举。 其次，整合刑事法律援助资源，导入激励机制。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责任主要是由社会律师承担的，虽然律师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有一定的补贴，但是这种补贴是按案件数量发放，这就无法满足不同的案件对办案资金的不同需求。对于较复杂的案件，如果承担刑事法律援助的律师尽职尽责的完成援助任务的话，很可能不仅得不到任何收益，甚至还要倒贴，而且办理刑事案件还有一定的风险。这就导致了执业律师对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没有兴趣。如果对律师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产生的费用进行实报实销的同时还能给予律师适当的补贴，使刑事法律援助能以市场机制运作，将会大大改善我国现在律师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积极性不高的问题。

最后，重新构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质量防控体系。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法律援助机构一方面是法律援助案件的实施者；另一方面，还要通过检查法律援助人员在结案后提交的法律文书副本或复印件等材料以实现对法律援助人员进行监督。法律援助机构目前既是管理者，又是部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实施者，这样就导致了职责设置的混乱，由自己监督自己，那么其监督的质量就不想而知了。笔者建议，具体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全部交由公职律师或委托社会律师办理，而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专门负责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审查和监督工作。这样就既有利于实现有力的监督，又可以使各个主题职责分明，利于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开展。

三、建立和完善旨在解决我国刑事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突出问题的制度

我国目前的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刑事法律援助并不完善，所以供需矛盾突出。目前，我国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方法是制定较高的行事法律援助标准，控制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数量。这种规定，并不能解决这一矛盾，而且从设计这一制度的初衷来讲，这种规定也是违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价值目标，这将不利于法治的发展。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且建立符合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科学界定经济困难援助标准，改变套用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做法，采用所得税征收起点的标准。制定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经济困难标准，不仅要考虑政府的可承受能力，还需要考虑社会对刑事法律援助的需求量，并力求在两者之间实现平衡。国家设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目的是要促进司法公正、维护人人平等的权利，而目前我国实际采用的经济困难援助标准是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由于这个水平实在太低，根本满足不了社会需求，所以导致了很多处于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上但却迫切需要刑事法律援助的贫弱公民得不到国家的刑事法律援助，这严重违背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初衷，使其价值目标难以充分实现。目前采用国家个人或企业所得税征收起点的标准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做法。因为这一标准不仅可随经济社会的发展而适时调整，而且与党和国家调节收入差距的政策目标相一致。

第二，建立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庭前审查机制，实现刑事法律援助效益的最大化，由于调整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经济困难受援标准，实行个人和企业所得税征收起点标准以后，会使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数量大增，超出我国当前的承受能力，那么就需要制定其它的相应制度予以适当控制，减少数量，使没有必要提供援助的案件排除在受援范围之外，具体做法是，建立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庭前审查机制以审查并决定对某些案件是否提供刑事法律援助，一方面，参照死刑复核制度的价值理念，适当放宽刑事法律援助提供标准，另一方面也适当从严，对于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单独使用附加刑的案件，由于我国目前国情所限，则原则上不提供刑事法律援助，但是也必须严格规定其适用标准，实践中可由立法机关对其标准进行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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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知识产权；法律援助；维权形式

由于我国知识产权制度方面刚刚起步实行时间尚短，再加上知识产权制度复杂专业性强，其内涵和概念晦涩难懂，不少公众对于这一领域了解甚少，对于知识产权的自我保护意识十分薄弱，运用知识产权保护自己的能力也很欠缺。这种现状对于我国实行市场经济的形势十分不利。开展知识产权法律援助，能够有效的缓解社会上这种普遍存在的维护自身知识产权意识薄弱的问题。使公众知识产权得到保护，对于市场经济也是一种贡献。以法律手段对于知识产权权益人的权益进行维护，能够有效促进我国的法治社会建设。减少公众知识产权权益的损害。

一、法律援助和知识产权法律援助概念的区分。

法律援助不等于知识产权法律援助，人们容易混淆二者的概念。法律援助是援助在法律诉讼等方面经济困难的自然人，表现形式为事后进行援助。指在发生事项后，当事人进行主动申请援助诉讼或者法律援助机构对于当事人法律诉讼进行主动援助。免费服务的范围仅是法律咨询和诉讼服务。律师办案补贴由财政支出。而知识产权法律援助与之不同。知识产权是近年来新提出的概念，是为了保护权益人对于知识产业创新所有权而提出的。知识产权法律援助的表现形式既有事后援助，也有事前援助。知识产权法律援助是为了保护创新拥有收益权并且鼓励创新。利用法律的手段，保护权益人知识创新。知识产权法律援助贯穿于创新的整个过程，包括知识产业的创新、研发、产品与市场化阶段等。

二、知识产权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

（一）了解援助人的权利和义务

1、权利

对于申请人的不合理要求或者发现受援人以不正当途径获得法律援助，违反法律援助协议的，可以向援助机构申请取消对该受援人的法律援助，并且可以向受援人提出返还期间提供的法律援助的相应费用。

2、义务

（1）服务人员如没有正当理由不得对于申请人所申请的援助事项进行拒绝、拖延、中途放弃、甚至终止法律援助。（2）一旦承办申请人提出的援助事项，不得在协议允许的规定范围之外私自收取当事人的其他服务费用或者通过各种途径牟取不正当利益。（3）不得因不向当事人收取费用而有意降低服务质量或减少服务内容。若因服务质量不到位而给当事人造成损失，损失费用由法律援助机构按照协议和规定进行赔偿。（4）对于申请人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有关援助组织应根据情况尽快给予答复。（5）除没有分配任务的以外，每个服务人员每年至少承办一例法律事项。

（二）受援人的权利和义务

1、权利

（1）有权询问案情发展进度和情况（2）在有事实根据的前提下对未履行职责的援助承办者，可以提出换人。（3）对于有利害冲突的援助审批者，可申请回避。

2、义务

（1）若申请人因接受法律援助而获得较大利益时，应根据相关协议规定相应的付给法律援助机构全部或部分补偿费用。（2）同一申请人针对同一特定事项向不同法律援助机构提出援助申请的，由最先通过申请的机构进行法律援助服务，若针对同一事项申请人向不同援助机构获得两次或两次以上法律援助服务的，应缴纳全部相关费用。并不享受减免、免收的特殊待遇。（3）受援人应积极配合援助机构的工作，以取得良好效果。

（三）完善知识产权法律援助制度

1、明确分工和责任主体

我国法律援助有三个主体部门，政府监管、律师协会参与协助、律师实施援助。当前已把法律援助划分为政府职责。说明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援助以向规范化合理化迈进。知识产权法律援助目的在于保护创新和鼓励创新。有公共服务的性质，因此知识产权法律援助应交由政府管理。政府任务下达至法律援助机构，再把具体任务分配到具体援助人员手上。通过制定相关条例规定明确各个单位的权利和义务。切实推进知识产权法律援助向规范化发展。

2、保障经费给予

因法律援助对于受援人是免费提供的，因此为了保证知识产权法律援助工作顺利开展，财政需要给与相应的受理经费。但大多数地区法律援助经费没有列入当地财政支出项目，再加上知识产权法律援助经费来源单一，经费问题得不到保障。建议采取相应法律措施保护法律援助机构的经费来源。并且针对具体情况以正当形式增加援助机构内部收入，例如通过援助机构而使受援人取得较大利益时（受援人获得经济赔偿），按规定向受援人要求补缴一定比例的办案费用。以减少财政支出。调动该机构服务的积极性。

三、探究实行知识产权法律援助的意义

近年来公众对于自身的知识产权维护意识还很薄弱。实行知识产权法律援助有利于推动法治社会建设，提高公众对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加深公众对知识产权的认识。同时也可以有效地保护因经济状况有特殊困难而无法维护自身知识产权的自然人的合法权益。有效地推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激发公众创造热情。促进社会发展，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也有极大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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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实证的分析研究，我们认为当前基层法律援助与有偿的法律服务相比较，最大的问题是办案质量得不到应有的保证。另外，法律援助作为一项以国家名义进行的扶贫济困工程，在司法领域缺乏强有力的制度回应，因而常常面临司法救济不力的困惑。要摆脱基层法律援助目前的困惑，我们的努力的方向应该是确保“质量”和“公正”。规制法律援助管理机构以使其恪守本职法律援助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必须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才能正常地运转，加强管理是法律援助制度的应有之义。目前，就世界范围来看，对法律援助进行管理的基本模式有四种：一是由独立的委员会管理，如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二是由律师协会管理，如加拿大安大略省；三是由政府管理，如加拿大的爱德华王子岛；四是由法院在管理，如美国的一些州。[1]根据我国《法律援助条例》第四条的规定，我国法律援助的管理采用的是政府管理模式。我国的《法律援助条例》尽管对法律援助的管理模式作出了明确规定，但对于法律援助管理机构工作人员是否可以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没有作出规定，这为管理机构工作人员承办案件找到了制度上的漏洞，某些区县的司法行政部门甚至还给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下达了援助指标，（1）一些从未受过专业训练的内勤人员也被要求每年完成一件到两件法律援助案件的。这种管办不分的做法，不仅导致我国目前的法律援助管理机构管理失位，法援失范，而且造成大量低劣的援助案件充斥其中，不规范的法律援助和低劣的法律援助案件不断蚕食着法律援助事业的社会信誉，加强法律援助的管理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加强法律援助的管理，首先要做到管办分离，管理人员要从办案中解脱出来。从国外的情况来看，无论采取何种模式，管理人员都不能直接承办法律援助案件。[2]在我国，法律援助管办分离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只有管办分离，管理者才能有时间和精力对法律援助申请进行实质审查，改变目前仅对相关的困难证明只作形式审查的弊端，将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用在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身上；只有管办分离，管理者才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加强制度建设，使案件的受理、指派、投诉、结果评议等各个环节做到有章可循；只有管办分离，管理者才有时间和精力对案件的办理过程进行有效监督，避免承办人员私下与受援者勾兑，把法律援助办成了风险；只有管办分离，才能在案件承办人员遇到威胁、面对不公时，能随时出面组织协调。总之，只有管办分离，才能使法律援助管理机构回复到管理者与服务者的角色中来。摒弃强制援助、强化监督，确保法律援助的办案质量法律援助要实现其价值目标需要高品质的法律服务，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做保障。笔者认为，当前急需建立的制度有两项：一是用人制度，二是监督制度。用人制度关键要解决的是法律援助案件由谁来承办。我国《律师法》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律师应尽的一项社会义务，（2）但实践证明这种强制性的做法并不理想，不少律师敷衍了事，办案质量无法保证，不仅损害当事人的利益，还损害了法律援助的整体形象。低质量的办案结果不断累积甚至会动摇整个法律援助的社会根基。因此，法律援助需要的不仅仅是具有相应知识和能力的人，更需要愿意为之付出的人，他们必须以自愿申请的方式加入进来。采取自愿方式组建法援队伍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律师界案源分配不均，二、三线城市，特别是区县存在相当数量工作量不饱的律师，除律师外，我国还存在相当数量的法律工作者；此外，工会、妇联、残联、老年协会等社会组织均配备了维权人员，法律援助人力资源不会短缺。要保证法律援助的质量，还需要有行之有效的监督制度。这种监督必须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法律援助管理机构的监督。法律援助管理机构的监督可以通过个案跟踪、案件结果评议和电话回访等方式进行监督；二是受援者监督。法律援助管理机构应该安排专人负责接受、处理受援者的投诉，为外部监督创造条件。法律援助的质量是法律援助的生命，只有保证法律援助的质量，法律援助制度的设立目标才不会落空，法律援助才有实际意义，否则法律援助将徒有其名。

由于目前许多人的法律意识不强，缺乏对法律的敬畏，对法律援助者的威胁、伤害时有发生。这些情况的发生又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使得不少法律援助者敬业精神大打折扣，甚至敷衍应对。在法律援助过程中，案件承办人员的人身和财产往往面临着两种风险：意外事故和人为的故意伤害。在现有体制下，妇联、残联、工会等社会组织成员，在法律援助过程中人身和财产遭受损失自然由单位承担，但对于作为自由职业者的律师和法律工作者，他们在法律援助过程中人身和财产遭受损失由谁埋单？在从事法律援助的队伍中，社会律师和法律工作者是法律援助的主力军，这个问题不解决将严重影响我国法律援助的社会效果，阻碍我国法律援助的健康发展。笔者认为，要解决非公职人员从事法律援助的后顾之忧，必须将其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进行规划：（1）组成相对固定的专业法律援助团队。非公职人员加入到法律援助专业团队中来，必须依申请加入，并与法律援助管理机构签订从业合同，由法律援助管理机构实行档案管理。（2）开设一种专门针对法律援助人员的第三者责任险。这种专门针对法律援助从业人员的第三者责任险，应该是一种政府主导下的介于商业保险与政策性保险之间的一种新型的保险，由司法行政部门代表政府做投保人，法律援助人员为被保险人，由被保险人指定的亲属为受益人，这种保险要求费率低、赔付高、受害人具有直接请求权。（3）努力改善法律援助工作者的从业环境。法律援助从业环境长期得不到改善的阻力，主要来源于企业，尤其是一些地方的纳税大户，表现得非常强势。为此，要改善法律援助工作者的从业环境，需要在两方面做出改变：一是将工商管理部门纳入到法律援助中来。劳动争议在法律援助案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法律援助者所受到的威胁和伤害主要来自企业，如果企业对法律援助者进行威胁、伤害，经法律援助管理机构查实，工商管理部门应将其纳入“污点”企业，在企业年检、注册等方面予以惩戒。二是将人大、政协纳入到法律援助中来。人大、政协不仅要监督工商管理部门对“污点”企业惩戒的落实情况，而且要防止和清理“污点”企业负责人进入人大和政协。唯有如此，社会协力，改善法援环境，解决法援从业人员的后顾之忧，不仅可以提高他们从业的荣誉感，而且心情舒畅、轻装上阵，做出更多的法律援助精品案例，使法律援助真正成为民生工程、阳光工程，真正造福那些需要法律援助的百姓。）法院应当对法律援助积极回应，促进法律援助功能的充分发挥一个成功的法律援助案件，由两个环节组成：一是高质量的法律服务，二是高效公正的司法裁判，在这两个环节当中，受援者更关注的是司法的高效和公正，因此法律援助司法不能缺位，法院理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法律援助进行回应：1.完善现行的诉讼费减免审批制度。符合法律援助的家庭其基本特征是经济困难，法律援助帮他们免除了聘请律师或法律工作者的费用，但不能帮他们免除案件受理费。从落实司法便民的角度考虑，笔者建议：经司法行政部门审查批准的民事法律援助案件，当事人申请缓交诉讼费的，法院不再审查；当事人申请减交、免交诉讼费的，由司法行政部门法律援助管理机构提出书面意见，司法行政部门的意见是人民法院是否给予当事人减交、免交诉讼费的依据。以上建议如果能够得到贯彻落实，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解决了当事人诉累的问题，落实了司法便民的原则；二是有利于将司法行政部门主导的法律援助与法院系统的司法救助很好地衔接起来，避免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出现打架的情况；三是有助于加强法律援助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的责任感，在审查是否给予法律援助时严格把关。2.着力解决裁判的公正与效率。我们将法律援助提高到“民生工程”的高度，这里事先预设了一个前提，即法院不仅是公正的，而且是有效率的，通过法律援助可以使受援者获得及时的公正裁决。如果通过法律援助迟迟不能获得公正的裁判，这充其量只能算是注了水的“民生工程”。

现实的确如此：冗长的诉讼程序慢慢地侵蚀着受援者对公正判决的期盼，在漫长的等待中逐渐失去信心，尽快拿到钱的渴望最终战胜了对公正的追求，最后只好接受对方苛刻的调解方案。在劳动争议案件中这种情况表现的尤为突出，对于外来务工人员，几乎成了不二的选择。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确立民事法律援助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把民事纠纷引入司法程序吗？民事法律援助不仅要帮助贫困的家庭打官司，引导他们理性维权，而且还要帮助他们尽快地获得公正的裁判———“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法律援助唯有“公正+高效”才能不辜负法律援助是“民生工程”的美誉。如果法律援助最终不能输出正义，或者经过漫长的等待后才能获得公正的裁判，对于那些急需拿到钱的贫困家庭，他们会把法律援助看成是对自己的一种忽悠，甚至误认为这是一个陷阱，从而丧失对法治的信心。现今一些人宁愿舍弃免费的法律服务也要去上访，或者采取过激的行为私力解决，这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们的警觉吗？事实上，民事法律援助也只能帮贫困家庭打官司，受援者想要的“快”和“公正”只有通过法院才能获得，由此可见，法律援助是一项系统工程：法律援助管理机构负责申请的受理和律师的指派，律师负责提供法律服务，法院负责案件能够获得及时且公正的处理。要将法律援助打造成真正意义上的“民生工程”，没有人民法院的回应，只能是一厢情愿，民事法律援助存在的所有意义均取决于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应秉承司法为民的理念，尽快在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快”与“公正”方面按照民事法律援助的目的要求，创设新的制度，积极作出回应。为此，笔者建议：确立民事法律援助案件法官个人负责制和完善责任追究制以确保案件的公正；设立法律援助专门法庭和缩短审理期限以提高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效率。3.确立民事法律援助案件移送执行制度。执行并非判决的自然延伸，它们是民事诉讼中两个彼此独立的程序，分属于法院两个不同的部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了在义务人拒绝履行的情况下，启动执行程序的途径是当事人的申请执行和审判员的移送执行。审判员移送执行的情形立法只规定了少数几类案件，申请执行是执行中的常态。申请执行不仅需要履行一定的程序，而且需要预交一定的费用，如果执行不能，这种预先支付就成了打水漂。因此，申请执行不仅繁琐，而且带有风险。如果法律援助案件采用申请执行，一种可能的结果是不仅没有取得应有的赔偿，反而失去已有的财产，是困难家庭雪上加霜，采用这样的执行模式无疑是与法律援助制度抬杠。摒弃申请执行，将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执行纳入移送执行之列，并将其制度化，必将大大地提高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效性。判决是对公正的昭示，执行是对公正的落实，公正的判决只是一种可实现的公正，执行的落实才是公正的真正实现。执行的落空意味着民事判决书无异于一张废纸，民事法律援助所付出的努力将化为乌有。因此，归根结底，民事法律援助所蕴涵的所有社会意义均凝结在“执行”二字之上。

法律援助是一项高尚的工作，保护弱势群体，维护社会正义是世界各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根本信条。最近几年，随着社会各界对弱势群体生存状况的日益关注，注重民生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律援助作为一项“民生工程”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然而注重数量而忽视质量，注重形式而忽视内涵建设的倾向由来已久，造成法律援助工作低标准、缺后劲；加之人民法院缺乏必要的制度回应，造成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各唱各的调，使得法律援助应有的社会功能得不到发挥，社会声誉得不到应有的提升，弱势群体转而求助的趋势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业内人士应静下心来认真思考，建立起有效的制度，使其真正成为一项为贫困人口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获得公正裁判的名副其实的“民生工程”。

作者：骆庆国 唐玲 单位：萍乡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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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规范化就是建立一套符合法律援助职能要求和工作特点的标准体系或长效机制，确保法律援助各项业务都按照既定的机制要求进行，避免主观随意性，追求运行程序的规范性。它具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法定性。从规范化的依据看，法律援助的基本依据是国家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法律援助规范化建设应以法律法规为依据，依法履行法律援助的职责。二是系统性。从规范化的内容看,涉及法律援助的方方面面,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从机构定位、人员队伍、业务开展、内部管理到经费保障等方面,这些内容都是相互联系的,构成一个有机系统。规范对象的系统性决定了规范化的系统性。三是制度性。从规范化建设的过程来看，法律援助工作的基本依据是法律法规，但在具体运行过程中，要通过制定和运用一整套严格、明确、标准的制度和操作程序来保障法律援助的有效实施。

二、地级市法律援助规范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机构定位比较混乱

地级市法律援助机构目前有三类性质：行政性质、参公管理的事业单位性质、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性质。从浙江省的情况看，行政性质的占大多数，浙江共11个地级市，其中行政性质的有10个，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1个，即杭州。从全国范围看，法律援助机构从事业性质向行政性质转变的逐渐增加。同时在机构体系上，又有以下几种模式：一是“两块牌子、两套班子”混合编制的模式，例如北京。二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行政模式，例如温州。三是“一块牌子、一套班子”的行政模式，例如嘉兴。四是“一块牌子、一套班子”参公事业模式，例如杭州。

（二）业务管理各自为政

虽然国务院和地方的《法律援助条例》对法律援助的范围、申请和审查、法律援助实施作了规定，但从调研情况看，这些规定还比较原则，缺少细化的操作标准，从而出现业务管理不规范的问题，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法律援助的行政管理上缺乏统一标准。例如一些地区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对法律援助范围的理解存在偏差、咨询接待行为不规范、审查批准随意性大、数据报送口径不统一、案卷归档缺乏统一标准、援助机构对案件监督不到位等。二是援助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没有统一的质量标准。《法律援助条例》仅对此作了原则性规定，司法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规定》虽然作了进一步的规定，但仍缺少细化的操作标准。在实践中，由于案件补贴标准低等原因，很大一部分援助案件是由执业年限较短的年轻律师办理。这些律师缺乏经验，遇到业务问题缺少可以遵循的规范；还有一些援助律师，虽然有办案经验，但不履行必要的程序，使办案质量大打折扣，亟需建立一套统一的案件质量标准。三是工作站建设缺乏明确标准。近年来，各地法律援助机构为最大限度方便群众申请法律援助，建立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案件受理体系，在乡镇（街道）和相关行业部门都建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各工作站建设程度和业务水平参差不齐，工作站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相对滞后，制约了工作站作用的发挥。

（三）经费保障差异较大

目前我国法律援助实行的是地方财政保障的经费模式，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全国各地区法律援助经费保障差异较大，不仅东西部有较大差别，即使是东部沿海各地级市的经费保障也有不少差距，各城市之间案件补贴标准差距较大，且总体补贴标准过低，与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

三、杭州市法律援助规范化建设探索

近年来杭州市法律援助中心致力于规范化建设，通过实施“六化”，即工作流程标准化、业务管理网络化、案件指派规范化、内部管理精细化、质量监督常态化、工作站建设统一化，促使杭州法律援助“量质齐优”。

（一）工作流程标准化

为解决法律援助工作流程不一致问题，杭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在总结近年来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杭州市法律援助工作标准（试行）》（以下简称《标准》）。《标准》共分9章174节，近6万字，涵盖了法律咨询、援助案件申请、受理、审批、办理、结案、评估到费用发放整个工作流程，明确了各个环节的职责、任务、程序、方法、完成期限及质量要求，不仅对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的行政管理工作进行了规范，还对法律援助律师承办各类法律援助案件进行了规范和指引，既有利于支持律师办案，也有利于案件质量监督管理。以同行评估为例，共有11个程序要点，其中的指标体系再作进一步细化，分列一级指标10项，民事、行政案件细分指标27项和刑事案件24项。《标准》关于法律援助的各个环节，用简洁的文字说明每个阶段做什么、怎么做，使从事法律援助的工作人员对具体工作流程了然于胸，从而避免出现以往工作人员无所适从的状况。

（二）业务管理网络化

为缓解案件激增带来的管理压力,进一步方便当事人申请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规范法律援助各项工作，实现申请便捷、审批简捷、服务快捷的法律援助目标，自2013年起，杭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在全市范围内推广法律援助网上办公系统。该系统分为内网外网两个通道。法律援助申请或者咨询者可以通过外网登陆，工作人员通过内网反馈、指派案件、发送电子文书，律师通过外网专门账户进入，下载文书，反馈工作进展，通知辩护单位通过外网专门账户进入，查看工作进展。法律援助网上办公系统集咨询、申请、指派、监督、统计、检索、工作协作等功能于一体，有效规范了法律援助的业务工作，提高法律援助案件的办案质量和效率。

（三）案件指派规范化

为了确保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质量，形成相对固定的法律。援助服务资源，规范法律援助案件的指派工作，杭州市法律援助中心积极筹建全市法律援助资源库。资源库按照“自愿申请、择优录用、优先分配、动态管理”的原则，积极吸收法律理论及实务专家、优秀律师事务所和优秀律师参加。通过公开招募、自愿报名和筛选录用等步骤，最终确定了27家律师事务所和259名律师为杭州市法律援助资源库首批志愿律师事务所和志愿律师。259名志愿律师平均执业年限7.9年，既有从业20年以上的资深律师，也有刑辩、医疗、专利等领域的专家律师。志愿律师按专业特长分为刑事、民事（行政）两大类，再按律师事务所名称、律师个人姓氏笔画排序。法律援助中心受理案件在资源库志愿律师名册中依排序指派。

（四）内部管理精细化

为厘清各岗位工作职责，落实好各项具体工作责任，逐步实现市法律援助中心内部岗位管理的标准化和精细化，中心制订了《杭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工作清单》。《工作清单》将中心各岗位的职责进行了细致的罗列，使每个岗位“干什么”一目了然。为进一步解决每件事“怎么干”的问题，中心又制定了《杭州市法律援助中心管理清单》，内容涵盖主任办公会议、会务组织、培训管理、日常考勤、信息管理、固定资产管理等27项。《管理清单》对每个管理事项进行了细致的罗列和说明，一方面细化了责任，做到职能清晰、职责明确，另一方面为客观准确考量工作奠定了基础。

（五）质量监督常态化

为保障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杭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建立起“全程跟踪、旁听庭审、征求意见、质量评估”常态化的质量监管体系。每个法律援助案件从申请、审批、指派、承办、结案、归档都有专人负责监督，实行“全程跟踪”监督。通过随机抽查、大案要案重点关注等方式，认真开展“旁听庭审”工作，及时记录律师在法庭上辩护、质证等情况，并作为案件质量评估的依据。建立当事人和法官的“征求意见”机制，通过电话回访、发放意见表等方式，向受援人和法官了解律师在会见、阅卷、庭审等阶段的工作表现。开展“案件质量评估”试点，制订《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标准》，组成评估专家组，通过随机抽取的方式，对一定数量的法律援助案件进行质量评估，作为全市案件质量监督的重要依据。

（六）工作站建设统一化

结合全市行业部门法律援助工作站实际发展情况，市法律援助中心重点开展全市行业部门法律援助工作站规范化创建活动，制定了《杭州市行业部门法律援助工作站建设标准》和《杭州市行业部门法律援助工作站考评细则》，通过创建活动做到全市行业部门法律援助工作站“五个统一”，即:统一名称、统一标识标牌、统一工作职责、统一服务标准、统一评价模式，并确保行业部门工作站的规范运作达到“十项标准”，即：依照程序设立，外观整齐统一，基本设施齐全，队伍建设到位，工作职责明确，工作内容有量，业务制度规范，运行机制正常，亮点特色明显，社会影响较好。

四、加强地级市法律援助机构规范化建设的若干思考

为进一步推进地级市法律援助机构的规范化建设，应逐步实现六个统一：机构性质统一、质量标准统一、管理软件统一、工作站建设标准统一、经费保障统一、内部管理制度统一。

（一）机构性质统一

地级市法律援助机构应认定为何种性质？从职责承担、事业单位改革趋势和国外法律援助发展趋势来看，应逐步统一为行政性质的机构，定编制、定职能、定岗位、定人员。如此定性的原因在于三方面的考量：一是从职责承担考量。法律援助机构承担的主要是受理、审查、指派以及指导、协调、监督的职责。这些都是行政职责。按照依法行政的原则，理应由行政机构承担。二是从事业单位改革趋势考量。《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按照社会功能将现有事业单位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从事生产经营和从事公益服务三个类别。对承担行政职能的，逐步将其行政职能划归行政机构或转为行政机构”，因此，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性质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在此次事业单位改革大潮中，逐步转为行政机构。三是从国外法律援助发展趋势考量。考察英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在法律援助的管理上都强化了政府的管理责任。从律师协会到独立的公共机构再到政府内设机构的变化，可以看出西方发达国家法律援助管理的行政化趋势。其目的在于加强政府的监管职责，防止法律援助经费被滥用，提高法律援助的工作效率和质量。在机构体系上，借鉴国外的做法，结合我们的实际，建议地级市法律援助机构采取“一块牌子，一套班子”的机构模式，取消同一层级法律援助管理机构和法律援助机构的区分。在具体职能设置上，应考虑如何在不同层级的法律援助机构之间划分事权。在职能定位上，同一层级的法律援助机构要统一职能设置，地级市法律援助机构具体负责法律援助申请的受理、审查、指派，支付费用以及对区县级法律援助机构的业务指导，区别于省级机构制定政策为主的职责，较区县级机构又多了业务指导的职责。

（二）质量标准统一

从现实情况看，现有的质量评价标准往往侧重于办案人员的服务态度和形式程序的完整性,比如办理法律援助手续是否及时；会见、阅卷、开庭是否及时；是否与受援人及时沟通意见及办案进展情况；对受援人的权利是否及时履行了告知义务；各种法律文书的制作质量等。至于涉及案件实质内容的评判和监督，还较欠缺。下一步制定统一的质量标准，既要考虑形式和程序的完整性也要涵盖实质指标，主要指法律服务技能的细化指标。其中，形式、程序性指标包括（：1）会见受援人及提供咨询情况；（2）阅卷情况；（3）法律文书制作情况；（4）告知与报告义务履行情况；（5）办案效率；（6）服务态度等。实质性指标主要指法律技能、与当事人打交道的技能、与法庭的互动、与对方的互动，具体包括（：1）辩护或的观点是否正确；（2）适用法律是否正确；（3）辩护或意见是否被采纳；（4）是否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受援人的合法权益；（5）决定案件胜负的关键证据是否取到；（6）受援人的诉讼风险是否得到控制；（7）庭审中的表现情况；（8）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9）当事人评价和相关机构反馈意见等。

（三）管理软件统一

目前，不少地区的法律援助机构都开发并应用了法律援助的网上办公系统，但是在实践中，由于管理软件不是按照统一的技术标准开发，不同机构之间管理软件中的数据无法交换、衔接。因此，应逐步建立和推行全国统一的业务管理软件。首先，要成立一个专门的开发小组，其中既要有精通法律援助业务的人员，也要有信息技术方面的专家。他们应对法律援助业务有深刻的理解，对网络信息的前沿技术比较熟悉。第二，管理软件系统的开发要进行需求分析，但是指望一次性把需求交代清楚，而后全盘托付给软件开发商的想法是不现实的。提出需求一方必须以不同的用户身份进入系统，对各项功能反复演示，测试数据的关联性和准确性。第三，要让基层的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参与测试，听取他们的意见，在不同地区试行的基础上再正式投入运行。当然建立、应用完善的全国统一的业务管理软件不是一蹴而就的，可能需要一年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因此，在统一的管理软件应用前，一个比较现实的办法是，制定统一的技术规范，让有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按照统一的技术标准开发管理软件，并在本行政区域内联网运行。

（四）工作站建设标准统一

法律援助工作站建设要在发挥其实际作用上着力，这就需要对工作站的设立、职责、人员、经费、制度等关键性因素进行规范，避免其徒有虚名。一是设立程序统一。工作站一般按照“行政级别对应、统一布局、按需设置”的原则设立。具体包括两方面要求：一要有设立需求。即管理和服务的对象为法律援助的工作对象，对法律援助的需求量较大。二要按程序设立。所在行业部门向同级法律援助机构提出书面申请，法律援助机构自收到书面申请后进行书面及实地审查，作出是否同意的批复。二是工作职责明确。设在乡镇街道和行业部门的工作站在职能设置上或有不同，但从基本职能上看，应有较为统一的标准。工作站主要负责接待群众的来访、来电、来信，解答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负责接受申请并进行初审，并按规定转送援助机构；及时向主管行业部门和本级法律援助机构报告工作情况等。三是人员配备合理。为保障工作站有效开展工作，工作站应当配备具有法律专业大专以上学历的专职和兼职工作人员若干名，有条件的地方应聘请一支相对固定的法律工作者队伍为主要依靠力量。四是业务制度健全。有值班接待制度、服务承诺制度、首问责任制度、数据统计制度等各项内部运行机制，以确保工作站规范、有序运行。

（五）经费保障统一

建议探索分级拨款的经费保障模式，减少因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导致经费保障的巨大差距。进一步探索费用分担制，解决财政负担沉重的问题。具体举措如下：一是探索分级拨款经费保障模式。由于法律援助经费由地方财政保障，因此会出现经济发达地区的法律援助经费多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经费少的情况，这不利于资源的公平分配。考察国外经费管理模式，不少国家采用了分级拨款的方式，例如英国，其法律援助的全部经费几乎都来自中央财政，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经费完全由中央财政承担。地方财政有少量投入，用于社区服务。在加拿大，有联邦政府和省政府拨款，是两级政府拨款。参考国外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建议进一步探索分级拨款的经费保障方式，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法律援助经费保障，其中中央财政主要用于支付刑事法律援助经费，地方政府财政拨款主要支付民事及其他的法律援助经费，包括法律援助机构的办公经费。二是探索法律援助费用当事人分担制度。费用分担制度有利于提高法律援助经费的有效使用率，使有限的法律资源能让更多困难群众享用，从而促进法律援助范围的扩大，同时也能有效解决财政负担沉重的问题，有利于实现经费保障的统一。费用分担一般限于民事、行政领域的法律援助；就刑事法律援助而言，世界各国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一般都由国家承担费用。

（六）内部管理制度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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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学习雷锋活动主题，大力弘扬雷锋精神，深入挖掘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切实提升学雷锋活动的时代价值，引导党员干部进一步学习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推动政法干部核心价值观教育，促进学雷锋活动的时代化、常态化，引导司法行政干警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做新时代雷锋精神的传播者、弘扬者和践行者，努力在司法行政系统形成践行雷锋精神、争当先进模范的生动局面。

组 长:（党支部书记）

副组长:（副局长、县普法办专职副主任）

成 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行政班，办公室主任由吴新萍兼任，工作人员由杨丽、王娟娟、甘艳琼组成，负责具体工作的开展。

（一）开展雷锋精神深入人心宣传活动。在系统内开展“雷锋歌曲大家唱”活动，每名干部学唱《学习雷锋好榜样》，掀起学雷锋活动的热潮。同时，充分利用板报、标语等载体，大力宣传雷锋精神。

（二）开展“弘扬雷锋精神、开展志愿服务”主题日活动。组织机关干部、律师、法律工作者和公证员开展政策法律义务咨询等服务活动。通过设点宣传、发放宣传单等形式，结合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旗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大力宣传《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不断提高群众的文明素质与道德修养。同时，广泛开展文明礼仪知识的道德实践活动，通过动员干部职工、法律服务工作者积极投身义务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等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进一步弘扬宣传雷锋精神。

（三）开展送温暖献爱心学雷锋志愿服务行动。积极组织开展民生服务周活动，在开展“民生服务周”活动期间，每名机关干部职工必须联系4户基层群众，至少要帮助群众解决一件力所能及的生产或生活困难，努力为困难群众排忧解难。

（四）开展“窗口”行业学雷锋志愿者优质服务行动。律师、法援、基层法律服务、公证等“窗口”单位，要进一步强化从业人员的道德意识和诚信观念，并以志愿服务的形式，把学习雷锋精神融入日常工作中，抓规范、抓示范、抓监督、树新风，开展雷锋式示范窗口、雷锋式服务明星等志愿服务活动，把法律援助中心、公证处、律师事务所等窗口单位建成全系统传播雷锋精神的窗口，不断提高群众对服务的满意率。

（五）开展针对农民工和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工作。充分利用法制宣传日、节假日等重大节日开展妇女、农民工专项法律援助宣传活动，通过开展法律援助现场咨询、以案说法、法制讲座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宣传效果。开通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做到“应援尽援”、“应援优援”，同时积极探索为其提供及时便捷服务的途径，进一步增强法律援助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真正实现法律援助帮贫扶弱目标。

（六）开展美化城市植树活动。以“3 .12”植树节为契机，结合文明单位创建工作，组织动员干部职工积极开展义务植树行动。

（七）推进学雷锋活动常态化，注重活动效果。要做到统一组织和自发行动相结合，志愿服务和业务工作相结合，不搞形式，不走过场。每年3月5日(如为法定节假日可提前至前一个工作日)为学雷锋主题活动日，结合自身职能特点，积极开展各类学雷锋主题活动;同时，要探索形成一批特色项目，定期开展志愿服务，使学雷锋活动常态化、长期化。通过学雷锋活动，使群众得到真正的帮助，使参与活动的干警、法律服务工作者感悟崇高精神，提升价值追求，锤炼高贵品格，展示良好形象。要及时总结工作经验和做法，积极推荐上报先进典型。每年向县文明办推荐“学雷锋十佳好人好事”评选活动，总结、推广基层工作经验，宣传表彰在学雷锋活动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引导和激励司法行政干警、法律服务工作者自

觉践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基本道德规范，形成践行雷锋精神、争当先进模范的生动局面，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好氛围。（一）强化组织，明确责任。要充分认识开展“学雷锋”活动的时代意义，把学雷锋活动纳入全年计划、纳入司法行政机关精神文明建设范畴，纳入推动科学发展全局，作为当前重大活动和重要任务，制定切实可行的活动方案、注重协调、狠抓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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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限，指案件的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向法院提交证据的责任期限，在规定的期限内，当事人必须向法院提供证据材料，如果在此期限内未提供，则认为当事人放弃对证据举证的权利。简单的理解就是当事人提供证据的一个期限。而当事人在一定的期限内未向法院提交证据，要承担相应的诉讼后果。而对于当事人未在此期限提供证据材料的，法院在审理中不再对逾期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未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判案的依据。但是各方当事人均同意的情况下，法院应当对逾期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

我国民事诉讼在三大诉讼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自然人与自然人、法人与法人、法人与自然人等平等主体之间解决纠纷的主要方式之一。诉讼过程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还原案件的事实，但是如何还原案件事实，让根本不了解双方当事人的法官了解案情呢？这就需要双方当事人拿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成立，自《民事诉讼法》第一次颁布以来，在该法中制定了部分举证的规则，但是并没有系统的全面将证据的举证方式以及期限规定出来。在2002年4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至今，司法实践当中出现了不同的理解和适用，使得证据的随时提出主义和举证期限制度的矛盾愈演愈烈。

二、 举证期限适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举证期限制度颁布至今整十年了，十年来由于当事人缺乏基础的法律知识、每个法院对证据要求不统一、二审法院或者再审程序中是否可以申请鉴定存在不同认识、对“新证据”理解不同、诉讼各方当事人举证期限起算日期不一致等问题导致对举证规则制度认识上的误区阻碍举证期限的实施。

笔者是在律师事务所从事法律工作十余年的人员，多年的一线工作，笔者发现《举证规则》的颁布增加了诉讼参与人举证责任，可是作为案件的当事人根本不知道如何主张自己证据，就算知道了如何主张自己的证据，也不知在什么时候主张自己的证据。这时作为专业从事法律工作的律师作用就体现的淋漓尽致了。

《举证规则》的颁布初期，法院审判人员是皆大欢喜的，但是审判人员按照《举证规则》实施后产生了很多问题，发现《举证规则》在审判实践中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与该规则起草之处的宗旨和初衷有一定的差距。主要体现在超过举证期限所提交的证据失权的合理性造成了多方的分歧。《举证规则》设计的初衷是为了更有效更公正的审理案件，保障程序的公正才能得到实体的公正，既提升了诉讼的效率，又能得到一个公正的判决文书，可以提升法院在国民对司法的认识，从而使得法院的公信力有所提高。但是在审判过程中往往出现证据失权后当事人对判决书不服，通过各种方式向各级党委、人大申诉，这些单位也非常不理解法院的做法，总是无理的要求法院按照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作出判决，这样导致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不知是否该适用举证期限。

三、 民事诉讼程序中律师强制制度的完善保障举证期限制度的实施

（一）法律援助体系的建设。

法律援助是政府设立一个法律援助机构，由法律援助机构从事法律援助的行为。其中根据2007年颁布的《律师法》和相关的《法律援助条例》中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有法律援助提供支持。律师应当根据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向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需要法律援助的人员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保障其合法的权益。但是符合民事法律援助的条件只有六部分内容，包括：（1）请求国家赔偿；（2）请求给予社会保障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3）请求发给抚血金、救济金；（4）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5）请求支付劳动报酬；（6）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笔者认为，只有以上六种法律援助范围在一定范围限制了律师的主动积极性。应当将法律援助的范围扩大，笔者认为只要是因经济困难，没有能力支付费用的当事人均有条件申请法律援助。同时加强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在强制律师的同时强制律师每年在的案件中设定一定比例的法律援助案件。

（二）律师强制。

在我国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从该规定不难看出，律师是熟知法律的专业工作人员。在全世界律师制度的发展是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司法进步和民主的标志。有了律师这个职业之后，该职业对人类社会的驱动、对社会秩序的构建、对社会正义的维护、对民主政治的建立都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

律师本身是作为委托人的人出现在诉讼程序中，委托人和律师之间是人和的产物，由于委托人对律师信任才建立了委托关系。在目前我国国民相对文化素质教低、法律意识淡薄的前提下，通过强制律师制度的实施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可以通过律师向当事人传授法律知识；其次可以通过律师用专业的法律知识分析案情，给当事人选择一个更利于当事人权益保护的方式，如直接达成和解、调解。最后随着律师强制制度的事实全面提高我国国民的法律素养。

律师参与诉讼有利于保障司法的公正。我国公民针对法律的的变化无法全面详细的了解，建立强制律师制度，由熟知法律的律师代为当事人参与诉讼，利用自己全面了解熟知的法律协助当事人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律师作为委托人的人，在适用法律的同时同样是监督法院的审判工作。法院审理案件由于各方当事人的均为熟知我国法律的律师，在作出裁判时就需要更加慎重。从而达到让各方当事人满意的结果，可以提高司法在我国公民的权威性。

作为法国、日本、德国在律师强制的制度是比较健全的。比如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54条第1款规定：“除法律规定能进行裁判上行为的人以外，非律师不能作诉讼人。”豍《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414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仅允许由一名经法律授予资格的自然人或法人诉讼。”豎德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78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在州法院必须由初级法院或州法院所许可的律师，在所有上级审法院必须由受诉法院所许可的律师作为诉讼人代为诉讼。”豏在荷兰法院是在普通民商事案件以及二审程序中实行的是律师强制制度。虽然美国没有明确规定律师的强制制度，但是在美国法律中规定：“除小额诉讼请求案件之外，在现代诉讼中，为当事人呈述案情的职能由律师行使。”豐上述国家的法律规定均可参照和借鉴。但是加强律师强制制度的同时，要加强律师队伍自身的建设。鉴于我国公民目前收入不均衡，对律师法律援助制度要制定的更加完善。

公民法律意识的强化是推动律师地位的前提。由于我国长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使得律师在政府机关甚至公民心中的地位很低，古代律师被称之为“诉棍”。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加入WTO后对西方律师职业的认识，现代已经认识到曾经对律师的人与保护人权、追求公平、公正的法治观念不协调。律师这个职业目前也开始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和认可。但是观念的改变是远远不够的，要有法律作为强有力的保障。但是律师毕竟是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的，法律也要限制律师在进入讼诉前的某些调查，不过这些限制可以在进入诉讼程序后，经法院审核后由法院以调查令方式再赋予律师的调查权利，这样就更好的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律师作为政法队伍的组成部分之一，对律师的培养和管理是至关重要的。据统计，我国目前有律师事务所两万余家，执业律师20多万。但是其中一半以上的律师事务所均在十人以下，在三十人以下的律师事务所占90%之多，特别是在一些中小城市基本都是20人以下的小型律师事务所。这些小型基本为松散型管理，其中分为提成制和管理费包干制度，形成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之间只是一种单纯的挂靠关系，律师事务所做不到有效的对律师进行管理。根据法律规定，律师事务所统一受理案件接受委托，指派本所委托人的行为。往往都是律师个人想尽一切办法取得当事人的信任，形成了当事人认同律师不认同律师事务所的现状。

设立律师强制制度，充分发挥律师事务所的管理职能，真正实现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统一指派律师的方式，增加律师事务所的收入，成立相应的培养的机构，在有资金保障的前提可以聘请资深律师、法官、检察官、法学教授对律师进行培训，增强律师队伍的整体法律素养。

西方国家对律师工作的监督不仅仅是律师协会，还有法官。法官对律师的案件进行全方面的监督，其中不仅对律师执业过程中是否有违规行为，还对运用法律进行监督，以上两种行为法官均有权利向律师协会提出意见，律师协会针对法官提出的意见进行核实，情况属实会让律师接受继续学习等惩罚措施。从而整体提高司法队伍的法律素养。

2002年律师资格考试改为全国司法考试制度，该司法考试是选拔法官、检察官、公证员和律师的毕竟资格考试，也就是说司法考试充分的肯定了律师是和检察官、法官是同样的法律职业者。

由于我国目前对律师工作保障的体系不够健全，导致大量有资格从事律师工作的青年放弃选择律师作为职业，目前我国律师在没有一定保障的前提下，从事律师队伍人数已经达到20万人，如果能保障律师队伍收入的均衡发展，进入律师队伍执业人数将会大大提高，这样从律师人数和执业素养的角度上都能保障律师强制制度的实施。每个案件的审判者、人都是法律的精英，可以大大提高司法的效率节省司法资源，保证案件公正的审判。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法学院）

注释：

白绿铉.日本新民事诉讼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

罗洁珍.法国新民事诉讼法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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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础数据情况

我所现有人员为17人，其中执业律师6人，实习律师7人，其它行政和辅助人员4人，为所内新购置电脑三台，打印机一台，完善了办公自动化条件，提高法律服务水平.

全年共完成各项工作统计为：

1、义务法律咨询人数200人。

2、法律援助案件6件。

3、律师业务专题培训班4人次。

4、担任法律顾问3家。

5、刑、民、经案件办理53件。

6、非诉讼法律事务5件。

二、加强学习，规范执业行为

全所律师积极参加县司法局组织的各项学习和警示教育，所内制定了学习计划，并有学习记录，律师个人有学习笔记、体会、所内对此学习阶段进行了总结，该所及每位律师均按县司法局下发的活动方案做了每个阶段的工作。

通过学习使每位律师真正领会学习和教育的深刻内涵，坚定了律师工作的政治方向;领会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建设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结合xx对政法队伍建设的基本要求，提高了每位律师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

通过学习使律师的服务意识明显提高、执业行为规范、精神面貌明显改观、整体形象明显提升、群众投诉率为零、无违纪现象。

三、建立健全和完善各项制度

我们始终把制度建设作为规范律师行为、强化律师事务所管理的重要手段。建立科学、民主、法治化的管理体系是当今律师事务所发展的需要，我所着重完善了建所初始制定的规章制度。比如，一是利益冲突审查制度，进一步规范了律师行为，防止因执业利益冲突而给当事人带来损失，影响律师诚信形象。二是律师服务质量反馈制度，实行一案一卡，把律师执业的诚信情况置于当事人的监督之下。三是投诉查处制度，使全所律师人人自觉讲信用，用诚实守信规范自己的行为。四是学习制度，坚持每月一次政治业务学习，引导律师正确处理竞争和协助、效率和公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当好法律卫士，维护法律尊严，提高了律师的整体素质。

在所内日常工作中，做到了律师之间、律师与主任之间、律师与本所之间的信息沟通，凡是涉及律师队伍工作的一切重点问题，涉及所内事务的重大问题，涉及法律服务的重大问题，我所都及时向律师们进行了通报，使律师们及时掌握全市律师行业动态和律师工作的动态，做到耳聪目明，强化了队伍建设和业务建设，法律服务质量有所提高。

四、严格律师收费管理

我所认真执行《律师事务所收费管理暂行办法》，把收费标准公示上墙。严禁律师私收费用，委托人与事务所之间财务往来都必须当事人、所领导及财务人员、承办律师当面谈清，并向委托人或当事人出示收费标准，开具正式发票，接受委托人、社会监督，从而有效地避免了律师在执业过程中不正当的行为和不必要的事件发生，增强了收费透明度。

五、做好对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工作和积极组织和参与公益活动

我所一直把做好对群众法律援助工作，特别是对做好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工作作为落实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我所在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和咨询工作，解答当事人咨询过程中，耐心细致、咨询者非常满意，做到了全部免费咨询。

年内多次与学校社区等机构联合，组织和参与了对学生和群众的普法活动和安全教育，深受广大学生的人民群众的欢迎，取得了不错的社会效果，树立了人民律师为人民的良好形象。

六、存在的问题

1、在乡、镇、村服务的规范管理上还不够详细，与乡、镇、村的联系，应制度化和经常化。

2、业务面拓宽不够，特别是传统业务以外的非诉讼领域未得到有利的开发。

3、卷宗的装订不够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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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庭暴力的概念

在我国，2001年4月28日以前，家庭暴力一直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受到人们的关注。随着《新婚姻法》的出台，“禁止家庭暴力”第一次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条文中，这意味着“家庭暴力”将作为一个明确的法律概念，步入法律调整的范围。其内涵在2001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的第一条中做出了完整的表述，“婚姻法中所称的‘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其他手段，给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

二、家庭暴力的现状及危害

(一)家庭暴力的现状

据调查，20世纪全世界有25％～50％的妇女曾受到过丈夫或男友的虐待，而在一些国家，这个比例高达75％。1990年，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在全国21个省进行了“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调查”。结果表明，在许多家庭里存在暴力现象：有0.9％的女性经常挨丈夫打，8.2％的女性有时挨丈夫打。近几年来，家庭暴力现象日益严重。”从1996年到2002年间，据黑龙江省妇联对全省家庭暴力上访情况的调查显示，全省因家庭暴力而上访的案件占当年上访总量的20％以上。目前，全国妇联最新调查显示，三成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这其中90％的受害者是妇女。

(二)家庭暴力的危害

首先，家庭暴力侵害了妇女的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受虐妇女一般会表现出焦虑、抑郁、有自杀倾向，失去自尊自信，甚至产生以暴制暴的攻击，影响家庭和谐。

其次，家庭暴力严重地危害社会安定，阻碍了社会发展和进步。那些受家庭暴力的人，在其生命、人格、名誉等这些最基本的权利被暴力所侵害、所剥夺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生产、发展中去呢?家庭暴力不仅严重地侵害了这部分人的人身权利，还影。向了他们参与社会活动、生产的积极性，间接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再次，家庭暴力严重伤害了儿童的身心健康。有统计表明，60％以上的人在对配偶实施暴力的同时，也经常对子女实施暴力。专家指出，见到家庭暴力和受到身体虐待的孩子会变得性情忧郁、懦弱或残暴。另外，这些孩子长大后大多也有家庭暴力行为，违法犯罪的比例较高。

最后，家庭暴力成为女性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对妇女持续的暴力，是导致妇女严重刑事犯罪的重要根源之一，她们因长期受到肉体和精神的折磨，得不到宣泄和缓冲而做出过激行为，走向疯狂报复的极端。

三、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对策

(一)完善立法。制定一部适用于全国的预防与制止家庭暴力的法规

由于我国开展反家庭暴力的时间很短，有着独特的国情，而且我国有关家庭暴力的现行法规还存在漏洞与缺失，不利于司法操作及社会实践。因此，我国应在今后的立法规划中，将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纳入其中，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制止和惩治家庭暴力的行动中做到有法可依，在全国范围内起到统一的威慑作用。笔者认为，未来的反家庭暴力法应当是一部社会法，应当比现有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更具操作性。在这部法中，应该规定国家及地方设立反家庭暴力专门机构及公安、教育、行政及其他政府部门的反家庭暴力的职责及程序；规定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投诉站、预防和咨询中心：规定家庭暴力受害人可申请保护令，并对施暴者进行矫治处分等。

(二)严格执法和司法

随着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家庭暴力问题日益严重。单靠妇联的说服、教育、调解等非强制手段已很难奏效，充分发挥公、检、法、司机机关职能是做好反家庭暴力工作的重要保障。执法人员要转变观念，各司其职，依法办事；公安机关要认真做好接待工作，确保受害妇女投诉有门：“110”要及时出警并作出相应处理，把好第一道防线；人民检察院对逮捕或移送审查的家庭暴力案件，应依法批准逮捕或提起公诉，并实施法律监督：人民法院对因家庭暴力而离婚的案件，应查清事实，公正审理，依法判处离婚，同时判处施暴者承担民事责任；司法行政机关要加强法制宣传，增强公民法制观念，积极发挥基层人民调解组织的重要作用，及时化解家庭矛盾，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

(三)设立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专门机构，以及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

由于家庭暴力有其特殊性，因此，笔者认为可以通过政府部门建立防止家庭暴力的网络，如设立专门的家庭法庭，专门审理家庭暴力案件。此外，还应建立一些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目前，法律援助的对象主要是刑事审判中因经济困难而不能聘请律师的被告人6而家庭暴力的受害人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法律援助对象，所以应建立各种针对不同受害者的专门法律援助机害者的专门法律援助机构，从而更好地维护家庭暴力受害人的利益。

(四)提高和加强对妇女自身素质教育工作

全面提高妇女素质，要培养其“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增强妇女的独立人格意识，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坚持男女平等原则，充分发挥“半边天”作用。同时，我国应立足现实，加大对家庭暴力的宣传活动，提高妇女的维权意识，不要使自身弱点成为家庭暴力的导火线，当自身权利受到伤害时，要勇敢地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

总之，家庭暴力是一种社会问题，制止家庭暴力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运用各种手段，齐抓共管，综合治理，才能有效地预防和惩治。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睦、安宁、团结的家庭关系，不仅是每个家庭成员幸福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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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善多元化的社会协调机制，健全具有特色的创稳维稳体系

1.积极转变稳定观念。实施“百家阳光屋”计划，依托村（社区）人民调解室，统筹资源，打造100个集矛盾化解、法律咨询、法制宣传、特殊人群管理、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等服务百姓民生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法治“阳光屋”。围绕矛盾纠纷发生发展的轨迹，强化信息获取能力，适时调整工作的重点内容、重点方向和服务形式，增强工作的前瞻性和主动性。完善三调联动工作体系，全面推进网格化排查，进一步健全矛盾纠纷分级预警报告、分级处置制度和重大矛盾纠纷快报、直报、零报告制度。

2.发挥人民调解基础作用。积极推动基层司法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强化司法专项编制实名制管理，解决好基层司法行政管理体制不顺、人员老化、队伍不稳的问题。向司法所派出基层人民调解协调员，进一步加强组织建设、业务建设。深化省级优秀司法所创建活动，创建1家省级优秀司法所。推行基层司法所公共服务规范，健全基层司法所长效管理机制，明确服务项目、服务质量和监督评估的具体标准。拓展调解组织覆盖面，制定调解组织进“两新组织”实施意见。开展调解业务菜单式培训，放大“娄城老娘舅”、“闵阿姨”调解品牌。探索建立疑难案件流动调委会和巡回调解室，完善第三方介入化解社会矛盾机制，提升调解结果的公平性和认可度。

3.推进矫正社会化。开展社区矫正“规范化建设巩固年”活动。建立健全融社区矫正、心理矫治、阳光就业、公共法律服务于一体的特殊人群服务平台。加强对矫正社团与社会帮教的指导扶持力度，提升司法行政开发利用社会资源的能力。完善社区服刑人员集中教育和社区服务制度，定向定量定时定期开展集中教育和社区服务。全面落实《关于对就业困难刑释解教人员实行积极就业政策的实施意见》等安置政策，健全完善配套制度，提升社会安置积极性。

二、树立享受法律新理念，培育全民普惠的公共法律服务均等化体系

4.培育法律消费理念。激活“法律消费”意识，培养正确的宪法和法律观，变公民被动消极的守法意识为主动积极的用法意识，使全体公民习惯于法律生活方式，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开放法律服务市场，年内引进优秀律师事务所2-3家，成长型优秀律师8-10人。实施“强所”战略，做大法律服务总量、做优法律服务质量，为提高全社会法律消费水平提供基础保障。推动优质法律资源下沉，着力加强弱势群体法律服务工作，开展农民工特色化法律援助，坚持平等的法律消费观，有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5.助推依法行政。努力发挥市政府法律事务专家咨询委员会、经济社会发展法律服务团、服务社会管理创新优秀青年律师团三支队伍的作用，充实名律师库，着力推进政府及其部门的法律顾问工作，充分发挥法律咨询、决策建议和论证等作用，协助政府运用法律手段调节经济关系、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

6.实现“法律体检”常态化。积极应对当前国内外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突出企业法律服务工作，合理调整法律服务资源在规模企业和小微企业间的分配，帮助企业规避生产经营中的法律风险。发挥“六五”普法讲师团作用，开展企业高管法律风险培训，增强事先防范、规避风险能力。创新“法律体检”形式，组织全市法律服务人员采取电话问诊、现场把脉等多种形式，筑牢企业法律风险“防火墙”。

7.增加公共法律服务产品供给。强化法律消费指引，以法律消费手册、法律生活手册等引导群众。加大政府购买扶持力度，大胆实践公共法律服务产品市场化运作，将《太阳》杂志、公益律师服务岗位、法治文艺团队公开推向市场。建立“光明万家”法律服务联系卡制度，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不同人群的实际，了解法律服务需求，开展菜单式服务，建立评价体系。完善“一村一顾问”和城市社区“律师工作站（室）”建设。

三、满足人民群众需要，形成富有特色的娄东法治文化体系

8.创新考核评价机制。争创“六五”普法中期全国先进。大力实施“法治文化建设提升年”活动。争创全省第二批法治文化示范点。力争年内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达标率达到25％以上，争创省级1个、市级2个以上诚信守法企业。组织开展中期考核，切实将考评转化为推动法制宣传教育的有力杠杆，全面推动“六五”普法规划的落实。重点考核各镇区、各部门围绕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开展“法律六进”活动所取得的成效。重点建设浏河梅花草堂、城厢伟阳社区和双凤三个法治文化公园，沙溪法治文化广场和璜泾法治文化广场二期工程，实现法治文化阵地全覆盖。

9.创新领导干部及公务员学法用法述法评价体系。全面实施人大、非人大任命领导干部任职前法律知识考试制度。积极开展服务转型升级、农业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等专项法律宣传和服务活动，切实发挥领导干部、公务员在推动依法治国方略中的龙头带动作用，不断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理事务、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和水平。

10.创新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方式方法和内容体系。切实抓好中小学生及大学生的法制宣传教育，开展优秀法治教案评比，在学校广泛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治思维，树立法治信仰，推动青少年自觉学法守法尊法。组织“太阳宝贝”系列活动，推出法治文化套餐，努力促进青少年早期规则意识的养成。

11.创新法治文化建设推进机制。培育和扶持专业法治文艺团队，提升市场化运作机制。强化“六五”普法宣传资料的数字化包装，提升“太阳”品牌，形成包括法治动漫DVD、法治游戏、法治微电影在内的数字产品库。

12.创新协调联动机制。提高法治文化活动社会参与度，完善普法社会协同机制。融合各镇区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活动和各部门的普法宣传日，丰富“政社互动”内涵，协调开展“与太阳同行”千人法治征文、诚信守法百佳企业创建和农民工万人学法比赛等活动，举办第二届市法治文化艺术节。

四、强化发展软实力，打造底蕴丰厚的文化司法体系

13.重点打造法律服务行业诚信文化。推动公证律师文化建设，推广《金太律师》做法，引导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所做大做强；高度重视质量管理，改革诚信质量制度，建立成熟的质量管理体系，形成精干高效的专业化队伍；拓展法律服务渠道，建设市公共法律服务网，以优秀的法律服务行业文化促进法律服务市场繁荣发展。

14.强化公益文化建设。继续倡导“法为上、和为贵、调为先、让为贤”为主要内涵的调解文化，坚持以温馨和谐氛围感染群众、朴实无华的方式贴近群众、典型调解案例引导群众，有效提升调解质效。探索公益服务岗位建设，公开招募全社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人士，组建法律志愿者队伍，积极引导社会资源参与公益性法律服务活动。加强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文化建设，打响“光彩人生”品牌，驱动蒙尘的人生重新焕发光彩。

15.积极培育窗口文化。推广璜泾镇、浏河镇经验，建设市镇两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围绕基础建设出精品、文化活动出成果、制度建设有特色的目标，创建优质服务窗口。开展“岗位形象设计”活动，个性打造《服务岗位形象标准》，强化监督考核，将形象设计执行情况与绩效考核相结合,规范服务行为，展示窗口靓丽风采。开通司法行政服务热线，打造集法律咨询、法律援助、人民调解、律师、公证、普法、社区矫正、安置帮教等于一体的服务百姓“一线通”。

16.建设“智慧司法”。整合司法行政内部资源和五大平台，探索法律服务咨询平台与城乡社区综合服务平台的主动接驳，按照管理高效、服务便捷的要求建设“智慧司法”信息指挥系统；积极开展网络视频调解、专家远程会诊等服务，全面提高数字化背景下的司法行政履职尽责能力。设计制作“光辉”品牌视觉识别系统，提升影响力。强化文化建设智力支持，聘请文化司法顾问，利用社会文化设施、文化资源，提升司法行政综合实力。

五、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构建多主体多层次的法律保障体系

17.坚持司法行政工作的人民性。实现司法行政工作的“五大延伸”，即：向服务“三农”工作延伸、向服务城市低收入人群延伸、向服务社会弱势群体延伸、向服务关系群众利益的重点领域延伸、向服务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工作延伸。突出做好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宣传，突出对特定群体和社会弱势群体权益保护，光辉、情满娄江。扩大法律援助惠及面，常住人口法律援助案件和辩护率达到万分之八以上。积极研究落实修订后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全面规范履行法律援助职责。开展省级法律援助示范窗口建设，创建基层示范法律援助工作站。建立健全法律援助、司法救助、执行救助与社会救助相衔接的制度。建立法律援助办案质量监督评估体系。

18.持续推进惠民实事工程建设。重点建设“光辉工程”品牌锻造、法制宣传教育中心、青少年帮教爱心基地、服务现代化“光辉”行动、法律服务志愿者队伍、专业调解服务队等市级实事项目和城厢镇社区矫正心理咨询中心、浏河镇闵阿姨调解沙龙、浮桥镇小微企业联合调委会、双凤镇阳光帮教帮扶工作站、新区新人法治俱乐部二期、沙溪镇法治文化广场、璜泾镇法治文化广场二期等镇级实事项目。确定每月10日为司法“光辉日”，组织全市司法行政人员、法律工作者和法律志愿者、娄城老娘舅、人民调解员深入村（社区）开展惠民服务，替民代言、为民维权。

19.进一步加大资金和服务投入。统筹社会多方力量,形成以司法行政为主导、专业法律服务机构为支撑、全社会具备法律专业知识志愿者为补充的多主体联动的法律保障网络，建立覆盖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多层次法律保障体系,确保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六、拓展服务功能，完善内容丰富的社会协同体系

20.加强行业协会能力建设。将2013年确定为行业协会管理能力提升年，支持律师协会、法律工作者协会和娄城老娘舅联合会等组织履行自律职能，支持律师协会开展换届选举工作。深化法律服务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提升行业自律能力。强化法律服务行业党建工作，创建2家“五好党支部”，1家“标兵党支部”。积极创建省级规范化法律服务所。建立法律服务机构政治指导员制度，提高律师事务所管理委员会中党员比例，支持各党支部在局党总支领导下参与律师事务所日常管理，发挥党员律师在律师事务所管理中的作用。

21.加大协同力量扶持力度。建立派遣律师制度，为政府重大决策、重点建设项目和新引进投资企业推荐优秀律师，拓展律师执业的领域和平台；实行人民调解个案补贴制度，提高人民调解员参与矛盾纠纷化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出台青年律师培养扶助计划，将扶持重点向从业2年以下，年收入在5万元以下收入低、案源少的青年律师倾斜，加大培育力度，加快优秀青年律师成长步伐。

22.努力提升社会协同水平。继续积极培育新型社会组织，汇聚“阳光生活使者”群体，拓展一切社会资源，共同做好司法行政工作。完善律师参与领导接访、值班制度，加强与义工联等知名社会组织的合作，以“光辉岗”建设为切入点，进一步扩大覆盖面。

七、形成融合发展机制，造就一支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司法行政干警队伍

23.讲大局，在主动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中不断转变作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精神，重点加强领导干部的学习培训，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警全面准确领会和贯彻党的十精神。深入推进“党建创新工程”，全面加强司法行政系统党的建设。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争创勤廉示范单位，健全完善具有系统特点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打造“清廉从警、和谐兴业”的廉政文化品牌，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进一步深化政务公开工作，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确定并组织实施法律服务“繁荣港实事项目”。突出为重要地区、重大项目和重点企业开展法律服务，主动为构建城乡一体新格局、建设美丽宜居新家园、增进社会建设和谐度提供法律支持。

24.重诚信，在加快发展中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开展三星级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的评选活动，大力推动律师依靠个人资源接案，向律所形成品牌、专业优势接案转变；大力推动律师事务所个体运行向团队运行转变。加强监管，坚决打击扰乱市场秩序的法律职业掮客和“司法黄牛”。强化公证队伍建设和案件质量监管，力争每件公证都办成“铁证”。建立法律服务行业纪律检查监督体系，打造“阳光法务”。加强公证处建设，解决公证员结构性缺员问题和办公条件等影响公证处的现象。深入推进公证法制化、规范化、信息化建设，加大人员培训和培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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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活动内涵。让主持人和节目嘉宾走出直播间，办看得见的广播，是专业频率服务听众、扩大影响力的重要举措。《百姓热线》周末版《百姓与法》是九江新闻广播与九江市司法局共同推出的一档空中律师咨询及普法的栏目，每期有一位九江市优秀的律师走进直播室。我们利用这一人力资源优势，组织了《百姓与法》进社区的活动，为社区居民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法律援助。活动当天居民参与非常踊跃，来自九江市各大律师事务所的7名律师现场发放了《九江普法》四百多份，接受近百名群众的咨询，提供法律援助30多起。

九江新闻广播已连续三年在3月12日的植树节组织听众以家庭为单位参与植树活动，为增添新绿、再造秀美山川尽一份力。为增加活动内涵，我们为每个家庭准备了一个心愿瓶，让人们在种下一棵见证亲情、爱情的小树时，埋下一个写有自己心愿的心愿瓶。由于在植树的过程中赋予了新的内涵，活动得到许多家庭的响应。如今，家庭植树节活动已成为九江新闻广播的品牌活动。

选准活动对象。九江新闻广播已连续多年在春节前联合城市的流动形象大使――广大出租车司机开展春节诚信车活动。针对每到春节这一特殊时期，部分出租车擅自涨价现象，我们联合“的哥”、“的姐”倡导诚信服务，为构建和谐社会奉献一份力量。每年都有200名司机参与到活动中来，车上张贴春节诚信车标识，向社会及广大市民公开承诺：诚实守信、安全高效，不欺客、不宰客、不擅自提价。2008年九江遭遇到严重的冰雪灾害期间，出租车是百姓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我们开展的诚信车活动为社会的稳定、加强行业自律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得到了出租车主管部门的高度认可，受到了广大市民的欢迎，同时活动也为出租车司机展示良好的形象提供了一个平台。

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我们举办了禁毒宣传车张贴活动，在出租车车身外和公交车内张贴“珍爱生命 远离”等宣传标语及举报电话，既起到宣传、警示、震慑的作用，又在群众中起到动员参与禁毒行动作用。策划这类活动主要依托的是我们广播受众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机群体，他们了解广播、热爱广播，所以活动能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和响应。该活动也树立了媒体担当社会责任感的良好形象。

找准活动商家。活动成功举办的首要前提就是寻求赞助商家。有些活动组织开展需要投入少则几万元，多则十几万元甚至更多，高额的投入是广播自身无法承受的，因此，策划活动必须是参与活动的人员与商家的消费群相吻合。2006年6月，我们举办“动感91.6”郑源见面会，邀请手机铃声下载排行榜第一的歌曲《一万个理由》的演唱者郑源及歌手赵默、刘冲来浔演唱。2007年10月，举办了“青春动力，我最响亮”，邀请超女许飞、叶一茜及人气歌星东来东往来浔。这些歌手深受年轻观众的欢迎，活动得到了本地移动和电信公司的赞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