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案件办理流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律援助案件办理流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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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断优化体制机制，增强法律/！/援助办案公信力

一是推行疑案研讨制度。对于本辖区内疑难案件、有较大争议、有重大影响的案件，组织司法行政工作人员、经验丰富的社会律师、法律工作者进行研究讨论，今年已组织了2起疑难案件的研讨会议，均取得良好效果。二是完善配合协作机制。继续加强与公检法、鉴定机构、民政等部门和机构的沟通协调，降低援助成本，减少不必要的人力和财力投入，加快援助案件的办理进程。三是实行听庭回访制度。采取电话跟踪、工作人员跟同办案、审查案件归档材料、征求意见反馈、局机关干部和科室主任不定期听庭等多种方式对援助律师办案进度和质量进行跟踪监督，今年共听庭6次。四是建立简易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加强指导全市法律援助工作站法律援助简易民事案件快速办理，切实为群众提高更便利的法律援助服务，今年共办理简易民事法律援助事项12件。

（二）加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充实法律服务力量。

一是加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建设。对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的建设不仅是硬件上的整合提升，更是服务上的不断优化。中心自运行以来，我局积极探索完善一系列工作机制，制定了《中心运行方案》、《中心工作管理手册》，明确了岗位职责，制定了服务标准，实现了中心规范化、流程化管理，探索建立特色鲜明的中心服务文化。二是加强公共法律服务站点建设。今年，我们启动了“公共法律服务示范站（点）”建设，分别在我市东、南、西、北区的中心乡镇，建成__、__、__、__江等4个公共法律服务示范站，结合规范化司法所建设，统一形象标识，设立服务大厅，达到3个接待窗口、1个功能平台的办公场地标准，工作站办公室设司法所，站长由司法所长兼任，由司法所负责日常管理，由律师、法律工作者、法律服务志愿者每月提供不少于两天的值班服务。并在以上4个乡镇和__城区4个街道办事处（__街道__社区、__社区，__街道__桥社区，__街道__社区）建设8个村（社区）公共法律服务示范点，依托村（社区）便民服务点或村（社区委员会），在工作点设立“2个接待窗口”、“1个功能平台”，聘请的村（社区）法律顾问每月提供不少于两天的服务。目前__公共法律服务站已于5月中旬建成使用，工作人员4名，接待群众816人次。其他站点将于6月底全面开建，让老百姓办事更方便，感受到贴心的服务。三是探索公共法律服务社会化模式。由30名社会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组建了中心法律服务专业团队，参与法律咨询窗口值班接待、重大疑难法律服务事项分析研讨、法律援助案件初审和办理，有效提高了中心的咨询接待和办案水平。面向社会公开招募公共法律服务志愿者，组建了200人的“法润三湘”志愿者团队，鼓励与引导志愿者进驻中心、基层站点，协助开展法律咨询、纠纷调解等服务，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我市公共法律服务当中。

（三）深入实施便民工程，提升法律援助服务贡献力

一是扩展援助覆盖面，适应群众需求。为使更多的贫困者得到有效的法律服务，采取多种办法和措施，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扩大接受援助群体。对申请支付劳动报酬、工伤、工亡的案件，实行申请一件，受理一件。同时，拓宽受案范围，将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医患纠纷、家庭暴力、环境污染等案件符合经济困难条件的也纳入了法律援助的范围。二是开展专项法援活动，切实为民服务。通过开展“农民工讨薪”、“关爱妇女儿童法律援助送温情”、“法律援助进高墙”、“法律援助守护夕阳红等专项活动”，着力为农民工、妇女和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老年人等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维护困难群体的合法权益，将法律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三是强力推行便民利民工作举措。为提升窗口工作水平，我们实行接待服务“一个标准”：以人民群众满意为标准；案件受理“二个步骤”：一次告知，二次告知受理；咨询服务“三个清楚”：事实经过问清楚、法律条文用清楚、解决途径

讲清楚；热线电话接听“七个要”：开关电脑系统要准时、接听电话要及时、服务工号要告知、服务用语要规范、服务态度要亲切、解答问题要清楚、预约服务要落实。并实行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度等。（四）开展专项宣传服务，提高法律援助服务亲和力

一是农民工讨薪专项活动。对农民工法律援助扩大范围、减低门槛，优先受理、快速承办，切实保障讨薪法律援助案件的工作效率。2016年集中开展了“农民工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共接待农民工讨薪法律咨询700余人次，办理农民工讨薪案件300余件。二是关爱妇女儿童法律援助送温情活动。对有关妇女儿童的法律援助案件放宽申请条件，优先办理，创新服务。对行动不便、有特殊困难的老弱妇女和未成年人提供上门服务，指派素质高、能力强的女律师和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律师提供法律服务。活动开展至今，共接待妇女法律咨询376人次，办理妇女、未成年人案件288件。三是法律援助守护夕阳红活动。设立老年人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对老年人拓宽申请渠道，简化审查程序，快速办理，尽力用劝导、调解等非诉讼的方式办理涉及老年人的家庭纠纷案件，促进家庭和睦，共接待老年人咨询217人次，办理老年人案件69件。五是加大媒体大宣传力度。每季度组织值班律师就来电来访、法律求助聚焦进行舆情分析、案例剖析，在__电视台适时进行专题了报道，对发现的焦点、难点、热点法律问题及时编写出舆情分析或典型案例，报送相关领导和有关部门，并在媒体刑登，__司法局网站上更新法律援助信息有23条。

（五）推进刑事法援工作，增强法律援助工作协调性

一是法律援助进高墙活动。通过在看守所设置宣传栏、发放宣传资料、公布法律援助中心电话、办案流程以及律师接待咨询等方式，加大对在押人员法律援助的宣传及告知力度。二是组建专业化法律援助队伍。我市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挑选出具有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经验丰富的律师，组建未成年人法律援助业务专业律师团队，确保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三是不定期组织社会律师召开讨论会，加强学习培训，不断提高法律援助人员业务水平和服务群众的工作能力。

（一）部门协作机制有待健全。法律援助是一项社会化的系统工程，司法行政部门做好法律援助工作是责无旁贷的，但财政、民政、工商等部门及工、青、妇等社会团体同样也有相应的工作任务，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共同携手、通力协作才能完成。各部门应支持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中的调查取证工作，对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中查阅、复制档案资料所涉及的相关费用予以减免，共同降低成本，减轻因经费短缺个法律援助工作造成的压力。但目前社会上一些人错误地认为法律援助就是法律援助中心的事，特别是在配合方面不够默契。有时，在开庭的前一天，法院才通知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辩护。律师要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会见，开庭期限又紧，还要到法庭查阅卷宗，复印案卷，法院却要收取高于市场价格的复印费，这种无偿甚至赔本的被动服务，很难保证服务质量，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一些律师工作积极性，直接影响着法律援助工作的健康开展。

（二）案件质量监控机制有待完善。由于对经济效益等因素的考虑和经费的制约，个别法律服务机构、人员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工作中不同程度存在办案敷衍了事、走过场等现象，工作不认真细致的现象，而现有的法律法规中又没有在这方面作出约束性的规定，使得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

1、推动乡镇公共法律服务站建设。通过采取三个“一批”措施（即以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建立一批公共法律服务示范点；动员具备法律服务资质的公职人员，建立一批村、社区法律服务联系点；引导法律服务志愿者驻村（社区）服务，建立一批志愿服务点），使村村都有法律服务点，开辟老百姓在家门口直接获取法律服务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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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责任是国家基于其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地位（抑或权利代表地位）而产生的一种义务和职责。法理上，责任的的含义具有第一性义务和第二性义务的区别，国家责任亦是如此。法律援助的本质在于维护受助者的基本权利，从而实现社会均衡与稳定，从此角度看法律援助应当是一种国家责任。法律援助监督管理中的国家责任具体表现为政府责任。政府是国家权力的执行者，是国家行政机关，是政府责任的直接承担者，《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按照基本法理，该责任同样包括两个层次，其一，政府法律援助监管的第一性义务。这种义务是政府基于其功能而产生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为政府职责（或职权）。具体包括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和推进制度实施。其二，政府实施法律援助的第二性义务。该义务是政府基于其实施法律援助而产生的法律责任，即在法律援助过程中由于政府行政主管机关的过错给法律援助对象造成损失，应当承担的一种法律责任。在完善法律援助监督管理机制过程中，不仅要强调政府的法律援助职责，同时也应当强调对法律援助进行监管所产生的法律责任。法律援助的监督管理是司法行政机关的主要职责，是保障法律援助有效实施的基础。基于以上的分析，在法律援助监管过程中，不仅要强调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管职责，同时也应强调由不利监管所产生的法律责任。

二、法律援助监督管理机制疏议

（一）法律援助监督管理关系

法律援助监督管理关系是司法行政机关与法律援助机构及法律援助人员之间形成的行政管理关系。在该关系中涉及到司法行政机关、法律援助机构及法律援助者三个主体，其中司法行政机关是法律援助的监督管理者，法律援助机构是法律援助的组织实施者，法律援助者是法律援助的具体实施者。法律援助监管的有效性以主体权责分明为前提条件。从行政法律关系的角度看，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主体地位不容置疑，其是法律援助国家责任的直接承担着，直接对法律援助活动进行管理，然而法律援助对于受助者而言体现为某种法律援助服务，从此意义上讲，法律援助机构是履行政府责任的具体实施者，也是法律援助服务的提供者。

法律援助机构是具体组织实施法律援助的主体，确定法律援助机构的性质是司法行政机关落实监管责任的前提。一般而言，法律援助机构是由地方政府依据当地情况设立（或确立）的机构，具体包括两大类。一类是由政府在司法行政机关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这些机构一般属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具有事业编制。另一类是由政府确认的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及法律服务所。前者在监督管理机制中处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角色，这在很大程度上给法律援助的监管带来阻碍，随着事业单位改革，司法行政机关应当进一步加强对于此类法律援助机构的监管，提升法律援助质量。后者在法律援助监管中属于被管理者，但因监管力度不够使部分此类机构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走过场”，严重影响了当事人合法利益及国家法律援助责任的实现。所以，对于性质不同的法律援助机构采取的监管措施也应当有所不同。

（二）法律援助监督管理责任的形式

法理上，要明确该责任的具体内容和形式，首先必须要确定该责任的主体，法律援助监督管理责任是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责，同时也是法律责任，从此角度上讲，法律援助监督管理责任的主体是司法行政机关，责任形式表现为第一性义务（即职责），但同时亦不能忽略司法行政机关在违反第一性义务而产生的第二性义务（即法律责任）。虽然司法行政机关是法律援助监督责任的当然主体，但法律援助的顺利开展还离不开法律援助机构及法律援助具体实施者，从法律援助的性质看，这两者亦应属于法律援助监督管理的责任主体。

理由有三，其一，法律援助机构是组织开展法律援助的机构负责法律援助的申请、受理及指派，在此过程中要保障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就必须使法律援助机构承担监督管理的责任。其二，法律援助机构的自我监管是有必要的。其三，法律援助实施者的自我监管对案件质量的提升起着重要作用。虽然法律援助机构及法律援助实施者也有监管责任，但这种责任形态主要表现为行业责任与综合性法律责任，这与司法行政机关的责任内含有着很大区别。而法律援助实施者监管责任则表现为道德义务和职业法律者责任。由此可见，法律援助监督管理责任的内容与形式具有一定的广泛性，且呈现出多层次的特点，法律援助监管责任的实现途径亦呈现为立体化的机构。

三、法律援助监管中国家责任的实现途径

（一）建立“立体式、多层次”的责任体系

传统意义上，法律援助监管责任主体仅限于司法行政机关，责任层次较为单一，且以第一性义务为主，这种责任机制呈现为单向性特征，难以形成责任联动机制，反而阻碍法律援助的顺利开展。法律援助从实施过程角度看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包括法律援助机构的确立、法律援助申请、审批、指派法律援助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等环节，在这些环节中法律援助监管责任贯穿始终，且直接关系到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质量和受助者的合法权益。基于以上分析，建立系统化的责任体系对于确保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质量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从责任主体的角度看，法律援助监督管理责任具有多层次性。其一，由于责任主体不仅限于司法行政机关，同时包括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机构的监管责任体现为自我管理的义务和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管理的义务，前者是保障法律援助顺利进行的基础。自我管理责任是由法律援助机构的性质与地位决定的，主要体现为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对法律援助申请的受理、审批、案件办理进行自我监督，从而形成“自律性”责任机制。虽然自我监督在一定程度上为法律援助的顺利开展起到积极作用，但如果缺乏必要的外部监管，法律援助的自我监管也必然成为“权力滥用”的屏障，不仅不能起到应有效果，且会在很大程度上弱化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管职责，并给法律援助的有效实施带来阻碍。

于此，法律援助机构的监管责任应当是在司法行政机关监督下的自我管理。从法律逻辑上看，法律援助机构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监管，同时履行监督法律援助者的义务。其二，法律援助者的自我监管责任。法律援助者在接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后，必须按照法律规定承担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义务，该义务是基于援助者身份而产生的法定义务，具有不可弃性。一般而言，法律援助者主要是执业律师，无论其是法律援助中心的专职律师还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都应当承担相应的自我管理的义务。该义务包括接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提供法律咨询、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等。所以基于法律援助监管的不同责任主体，这种监管责任具有明显的层次性。从责任类型的角度看，法律援助监管责任呈现为“立体式”结构。上文提到，监管责任包括了第一性义务与第二性义务，是一种综合责任。“立体式”结构就表现为责任形态的综合性，即不同的责任主体不仅要履行法定义务（或职责）还必须承担由其不法行为所导致的法律责任（否定性评价），并以此作为弥补法律援助受助者损失的依据。

（二）完善经费使用监督机制

法律援助经费是保障法律援助顺利开展的基石，经费的筹集、调拨、使用应当接受司法行政机关和公众监督。从监管责任角度讲，经费使用的监督机制由纵向的行政监督与横向的自我监督与公众监督构成。目前，法律援助经费主要由国家财政负担，实行专款专用，经费支出以法律援助办案经费、补贴等为主，经费的合理使用直接关系到法律援助的质量，所以，对法律援助经费使用进行监管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也是法律援助监管责任的题中之义。完善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监管机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建立单独核算制度。法律援助经费的使用应当建立专用账簿进行单独核算，避免和其他经费混同。第二，建立经费使用公示制度。由于法律援助经费来自国家专项拨款，必须接受司法行政机关与公众的监督。公示内容不仅包括经费使用情况，且有必要对经费来源进行公示，因为法律援助机构的经费不完全限于国家财政拨款。第三，可以建立法律援助基金，由专人进行管理。第四，完善经费使用检查机制。

目前，对经费使用情况进行检查是落实监管责任的主要途径。检查主体一般是司法行政机关，检查方式主要采取抽查，检查内容主要是经费使用情况。虽然经费检查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监管效果，但是由于抽查形式的制约，使检查评价结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采取全面检查的方式很有必要，但全面检查所耗费的行政成本也是较高的。故检查机制应当坚持实质性的同时强调形式的便捷性，基于目前的电子技术，可以建设法律援助经费网络管理系统，通过经费使用信息录入、核对等环节实现对经费使用的监管，由此不仅降低了行政成本，且加强了检查效果。第四，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机构与法律援助者的自我监管。虽然经费的调拨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但经费的使用者是援助机构和援助者，只有进一步加强对机构及其人员的自我约束，才能更有效地提升经费使用效率，才能避免出现经费滥用的情况。

（三）完善案件跟踪机制

法律援助案件跟踪机制是通过建立案件跟踪档案对案件进行监督的一种手段，但目前的法律援助案件跟踪机制较为形式化，没有很好地起到监管效果。案件跟踪机制不仅要建立跟踪档案，且要在档案管理的基础上实现实质监督。具体实施办法如下：其一，细化档案管理工作。案件跟踪档案是对案件办理情况的原始记录，档案项目的设置可以依据法律援助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定，一般包括案件类型、承办人、案卷编号、受理时间等基本情况，除此之外还应当增设关于案件评价或者反馈信息，这样有利于从受助者的角度直接监督办案流程。其二，法律援助者定期报告。法律援助者是实施法律援助的直接责任者，确保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质量是其重要义务。如前所述，建立案件跟踪档案是从监管者自上而下的被动式管理，而定期报告制度则要求承办人必须在规定期限内主动向法律援助机构和受助者报告案件进展情况，以便实时监控案件质量。其三，旁听庭审。法律援助者所办理的案件采取公开审判的，可以指派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和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进行庭审旁听，以此了解承办人办理案件的具体情况，并通过庭审旁听为承办人提出相关意见。

（四）建立案件质量的“量化评价标准”

法律援助案件评价机制是对法律援助案件进行质量评估的量化标准，评价机制的运行能从制度上保障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质量。目前，案件评价机制主要局限于案件办理情况调查、回访等，并没有形成一套较为可行的评价方案。从理论上讲，评价属于价值判断的范畴，是具有主观色彩的一种意识或认知，然而对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评价应当尽可能的排除主观色彩，通过“标准量化”的方式使案件评价值机制更具合理性与客观性。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量化评价化标准”应当涵盖整个案件承办过程，涉及案件受理、案件办理及结案三个环节。在案件受理中，量化评价标准可以包括案件基本情况登记、案件受理依据、案件受理情况、案件受理期限等内容，并设定不同的评估档次。在案件办理中，量化评价标准应当依据不同的案件性质规定不同的量化评价标准。一般而言可以包括法律文书基本情况、证据材料收集情况、会见当事人情况、案情分析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情况、庭审记录情况等，通过较为细化的评价标准对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过程进行全程监督。在结案环节中，量化评价标准可以包括裁判文书基本情况、当事人意见、法律援助者结案总结等。只有建立较为完善的评价标准才能保障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质量。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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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动政府责任落实

1、加大法律援助办案力度。各乡、镇及中心的办案数应随着《省法律援助条例》的实施和法律援助经费的增长而相应增加，在确保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前提下，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办案数量。加强公证、司法鉴定法律援助工作。

2、推动法律援助经费增长。抓住《省法律援助条例》贯彻实施的有力契机，贯彻落实李炳军副省长重要批示精神，不断增加法援经费的财政预算，力争今年我县同级法律援助经费投入不少于市下拨法律援助经费总投入的30%。

二、完善法律援助制度

3、开展公证、司法鉴定法律援助工作制度调研。《省法律援助条例》已将公证、司法鉴定列为法律援助的重要形式，各所、处及服务站要主动与法援中心沟通，研究工作如何衔接，收集沟通后的问题和意见，及时上报县局法援中心。

4、建立健全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制度。完善与公检法等部门的刑事法律援助联席会议制度；健全看守所法律援助工作衔接机制；继续采取措施，认真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律师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确保今年社会律师参与法律援助案件办理比例不少于35%，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办理比例不少于70%。

三、提升法律援助服务能力

5、充分发挥示范服务窗口平台的作用。扩大社会宣传面，提高法律服务质量和水平，完善有关工作制度，强化法援工作管理。把示范服务窗口真正成为服务于我县民生工程的便民、利民窗口。

6、启动法律援助工作站规范化建设。工作站是法律援助的一个重要窗口。各乡、镇分期分批用5年时间，全面完成法律援助工作站规范化建设，从人员、场地、经费、工作流程、工作职责等方面进行全面规范，发挥工作站便民、利民的独特区位优势。

7、加强法律援助联系点工作。重点在队伍方面做工作。积极开展法律援助明白人的培育工作，拟用3年时间，每个联系点建立一支3至6人的法律援助明白人队伍，不断强化基层法律援助工作队伍。

8、启动“远程法律援助进农家”工作。从今年开始，全县每年要选择1至2个有基础、有条件的工作站设立“远程法律援助进农家”互动平台，定期为基层群众提供法律援助宣传、咨询服务，满足群众的法律服务需求。

9、继续实施“法律援助公示牌进万村”工程。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力度，全面完成“法律援助公示牌进万村”工程，实现农村法律援助宣传工作“全覆盖”。

10、开通“12348”法律援助咨询专线,提升服务质量。加强“12348”专线管理，规范“12348”专线服务，创优“12348”专线服务民生品牌。进一步健全完善“12348”法律援助咨询专线舆情分析制度。

四、加强法律援助监督管理

11、加强法律援助队伍教育管理。完善法律援助队伍“层级”培训工作机制，围绕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能力，组织开展法律援助业务技能、管理技能和心理疏导技能培训，提高法律援助人员服务能力和水平。

12、加强法律援助经费监管。严格按照《省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管理办法》要求，用好管好法律援助经费，坚决防止并严肃查处侵占、截留和挪用法律援助经费的行为，确保专款专用，确保资金使用安全。进一步规范办案补贴发放，逐步推行采取转账方式，将办案补贴发放到承办人。

13、强化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管。健全完善旁听、回访等办案质量监督管理机制；不断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将案件质量与年度考核、评先评优和案件补贴挂钩，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中表现优秀人员的宣传表彰力度。依据《省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管与评估办法》和《省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标准》，认真开展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查活动。

五、强化法律援助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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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事检察与法律援助协作机制之特点

2008年市检察院与市司局会签的民事检察与法律援助协作机制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机构建议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诉的19种情形。这19种情形既包括新民诉法规定的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法定事由，又包含符合提出检察建议条件的4种情形。同时，对申诉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规定了兜底条款。

第二，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告知当事人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的8种情形。并对农民工等困难群众因劳动报酬和工伤赔偿的申诉，作出了法律援助机构无需审查经济状况的规定。

第三，明确了检察机关办理法律援助申诉案件和法律援助机构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诉的具体程序、流程和期限。

第四，规范了检察机关办理法律援助申诉案件和法律援助机构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诉案件的4种法律文书和援助文书样式。

在实施该协作机制工作中，市检察院和市司法局根据《重庆市统筹城乡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改革试点方案》的有关要求和内容，及时扩大协作机制适用的范围和对象，将农民土地、林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假冒伪劣产品危害农业生产、医疗交通事故、农民工人身权利纠纷等申诉案件纳入双方协作范围，进一步丰富了《协作意见》的内涵。同时，各级检察机关与司法局以及法律援助中心建立了定期信息交流制度、联络员制度、协作案件登记制度及协助衔接机制等制度，具体保障协作机制的贯彻实施。

二、民行检察与法律援助协作机制的完善

完善民行检察与法律援助协作机制，必须对实践中反映出来的困难和问题，进行归纳疏理，从协作程序、协作方式、协作效果、协作保障措施等方面予以综合施策。

（一）进一步扩大协作机制援助的范围

法律援助的目的就在于保障贫困者能有效、平等地接近司法、参与审判，实现司法公正。因而在确定法律援助范围时应尽可能扩大诉讼案件的法律援助范围，使贫困者的诉讼权利得以实现，我国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范围较为健全，基本体现了“扶贫助弱，维护稳定”的法律援助功能，但在民事及行政诉讼领域却存在范围狭小的问题，应予扩大。实践中处于事实关系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却是最容易被侵犯，而其维权也是最艰难的，将此部分劳动争议案件排除在法律援助之外，显然背离了法律援助扶贫助弱的立法目的。因此建议对劳动争议案件不再限制案件范围，只要经济困难的劳动者申请的劳动争议法律援助案件都应予法律援助。此外，征地拆迁补偿纠纷，因假劣种子、农药、化肥损害赔偿纠纷及工伤、交通、医疗事故或者其他人身伤害事故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事项也应纳入民事法律援助范围，以真正体现法律援助“穷者必援、弱者必帮、残者必助”的服务承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1条的规定，公民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行政给付等八类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如前所言，这些行政行为都有可能侵犯到公民的人身、财产权益，特别是对公民的行政拘留，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更是与公民的人身权益密切不可分。因此，笔者认为，在法律援助立法中，应增加规定，将“认为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人身权益的”行政诉讼案件纳入法律援助案件范围。

（二）应更加重视对特殊群体的法律援助

特殊群体与弱势群众在外延上存在重合，在司法协作实践中强调更加注重对其的法律援助或帮助，是因为经济、文化、生理、社会地位待因素的制约，这些特殊群体在合法权益受侵害时，缺乏自我维权的意识和能力，因而需要诸如协作机制等制度的特别关注。如妇女和残疾人群。妇女由于其生理上的差异，在体力、就业、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能力与男性相比，都存在相当的差距，残疾人群体包括肢体残疾（含聋哑人）和智残人群体，残疾人由于其身体或大脑上的缺陷，显然在社会生活中相对于生理健全的正常人来讲处于绝对弱势的地位。当然，对未成年人、老年人以及农民工等弱势群体也应当予以重视。

（三）运用多种方式，提高协作机制的质效

一要坚持积极运用支持方式帮助弱势群体维权。对于欠薪、工伤等案件，凡符合支持条件的，按照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及时给予支持；对于符合先予执行条件的，视情况向人民法院建议先予执行。二要坚持快速办案机制。全市检察机关要以“快速反应、专人负责、优先办理、务求实效”为工作原则，对于弱势群体追讨欠薪、人身损害赔偿的申诉案件优先办理，优先研究，对于符合抗诉条件的，尽快制作文书提请或提出抗诉，从而保证民工维权申诉案件在检察环节从快办理。三要坚持帮助申请法律援助。检察机关在受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中，对需要法律援助的，在告知申诉人有关诉讼权利的同时，主动告知其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并帮助其联系法律援助中心尽快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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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凸显对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利益的特殊保护

在刑事案件中，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由于身心发育不全、法律知识欠缺以及心理上的恐惧，无力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客观上需要通过法律援助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由律师提供法律援助，代表其参与诉讼活动，维护其合法权益，这将有利于对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利益的特殊保护。

（二）健全我国刑事法律援助体系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衡量一国刑事法治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是刑事法律援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纳入刑事法律援助体系中，不仅有利于扩大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而且也可以实现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立法目的。

（三）切实提高刑事诉讼效率

由于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所掌握的法律知识较少，生活阅历较浅，因而，自身保护意识与保护能力较弱。而法律只规定了未成年被告人享有法律援助的权利，而未对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违背了司法平等和司法公正的基本要求。因此，赋予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均等的享受法律援助的权利,是实现司法平等的必然要求。法律援助律师可以从刑事、民事各个方面为其提供帮助，保障其诉讼权利的充分行使，有利于在司法公正的前提下提高刑事诉讼效率。

二、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之不足

（一）立法缺失

由于犯罪行为对未成年刑事被害人身心危害严重，且未成年人自身缺乏防范意识，其在刑事个案中是典型的弱势群体，因而，国家应当为其提供法律援助，使他们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的保护和救济。而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并未将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列入法律援助的范围之列〔2〕。《法律援助条例》虽然将刑事案件被害人纳入了法律援助范围，但其规定援助的范围、阶段和程序，与一般成年被害人同等适用，未能充分考虑未成年被害人群体的特殊性，而且在申请法律援助的方式上仅仅规定“可以”申请，没有规定强制辩护，这显然不利于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特殊利益的保护。

（二）缺乏有效的资金保障

法律援助经费是法律援助制度最基本的物质基础。我国法律援助经费来源呈现单一性特点，虽然有来自于企业、社会组织的资金援助，但其主要来源仍是政府拨款。这种单一的资金来源模式导致法律援助资金不足，尤其对于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缺乏专项的法律援助基金。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甚至有一些律师反映，在办理完法律援助案件后无法拿到补贴。经费的欠缺严重影响了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

（三）法律援助人员素质偏低

刑事法律援助律师的介入，彰显了国家对于未成年人刑事被害人的重视和保护，对于保障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具有重要意义。专职、稳定且经验丰富的律师队伍是提高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质量的有力保障。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承担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大多是新加入律师队伍的年轻人。他们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很多律师事务所在接受法律援助机构的委托后，选派一些年轻人去办案，目的也仅仅是让他们去熟悉办案流程，培养锻炼新人。由于新加入律师行列，经验不足，相关领域如教育学、心理学等综合知识欠缺，因而严重影响了法律援助的效果。

（四）救济体系不健全

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救济包括国家补偿、公益救济以及心理救助等一系列制度。首先，我国尚未建立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被害人如果不能通过诉讼获得赔偿，也无法获得国家补偿，生活将陷入困境。其次，我国公益救助制度缺乏规范化的管理，法律援助经费来源的单一性限制了法律援助活动的开展。虽然社会上不少爱心人士在得知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的处境后愿意慷慨解囊，然而，由于制度上的缺失，多数未成年刑事被害人难以得到社会公益救助而身处困境。第三，我国欠缺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心理救助制度。由于权利受到侵害，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往往情绪过激，不愿配合援助人员工作。如果有心理咨询师通过心理疏导、心理干预加以关爱，帮助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缓解紧张、害怕等心理，那将有助于他们提高自身的心理调控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而目前这方面工作还很欠缺。

三、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之构建

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在遭受犯罪侵害时，国家应当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新刑事诉讼法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规定了强制法律援助制度，而对于未成年被害人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则缺乏相关规定。因此，我国有必要建立该制度，以实现司法平等。

（一）立法应明确规定未成年刑事被害人需要法律援助

2013年新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22条第2款规定：“对未成年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人提出聘请律师意向，但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诉讼人的，应当帮助其申请法律援助。”这一规定给检察院提出了一项新的要求，就是要帮助未成年被害人申请法律援助，可以说，这是我国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的一大改进。笔者建议，在将来的法律修改中，应当在刑事诉讼法中确立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并将《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2款修改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害人是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服务”。与此同时，再将《律师法》、《法律援助条例》进行相应的修改，从立法上真正确立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对于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的权利实现多角度、全方位保护。

（二）建立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基金

近年来，未成年人遭受犯罪侵害的案件日益增多，笔者认为，为了保证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有必要在法律援助基金中划分出一部分资金，建立专项法律援助基金，专门为保证未成年被害人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提供资金保障，并对需要医疗救助的被害人提供经济帮助。关于专项基金的来源，主要渠道还是应当从政府的财政中拨款，也可以鼓励爱心人士进行捐赠。

（三）不断提升援助人员的法律素质

未成年刑事案件涉及被害人的诸多隐私，因此，在办理这类型案件过程中，忽略任何细节都可能对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这就给法律援助人员的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需要从未成年刑事案件的特点出发，对从事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的人员进行定期培训，提升其各方面综合素质，以适应办理该类型案件的需要。笔者建议，可以建立一支了解未成年人身心特点、拥有一定的辩护经验、致力于未成年人的感化与挽救、专职从事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工作的律师队伍，以对未成年被害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四）法律援助与社会救济相结合

对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利进行保护，需要社会各界的协同合作，对已经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伸出援助之手，有益于改善其身心状况，减少与避免二次被害现象的发生。在进行法律援助的同时，需要进一步完善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救济体系，以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1.建立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司法实践中，未成年刑事被害人一般会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但由于各种原因，被害人通常并不能通过诉讼获得赔偿，导致生活陷入困境。因此，有必要构建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是指国家对一定范围内因犯罪遭受损害而又无法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等途径获得赔偿的未成年被害人及其近亲属，通过法律程序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补偿原则、补偿对象、补偿范围等。

2.建立社会公益救济金。在进行国家补偿的同时，可以吸收社会公益力量对未成年刑事被害人进行救助。有些案件经过媒体报道，不少爱心人士慷慨解囊，伸出援手。然而，由于制度上的缺失，只有经过媒体报道的个别被害人有机会获得来自社会的捐助，众多同样遭遇的被害人由于得不到媒体的宣传身处困境。因此，有必要设立刑事被害人专项救助基金，使得社会公益救助制度化、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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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援助；未成年嫌疑人；诉讼环节；具体操作

新《刑诉法》［1］新增一编为“特别程序”，增加一章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其中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从新法的增编到条款的具体规定，我们不难看出我们国家非常重视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可以说这是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在诉讼中得到公平、公正对待的一项重要举措。“应当”一词我们都知道，就是必须的意思，法律把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作为一项硬性规定，通知是必须的，不通知就是违法的。那么在实践工作中，如何确保这一规定得到贯彻落实，不使其变成一句空话，是我们执法者需要探讨和研究的问题。下面就法律援助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哪些环节需要通知法律援助

按照法条的规定理解，只要是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无论在公、检、法哪个环节，只要没有请辩护人的，办案单位都要为其提供援助。对于法院，很好操作，应当是在收到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之日起。对于检察院，应该是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批准逮捕阶段，一个是审查阶段，在这两个环节收到案件后都要提供援助。对于公安机关来说就比较复杂。因为检察院和法院受理的案件是事先经过一个或两个环节的，一般都是可以作为犯罪处理的。检察院受理的案件经过公安机关侦查认为涉嫌犯罪才提请逮捕或移送审查的，法院受理的案件是经过检察院审查后移送的，这些案件每年来说是有一定的数量限制的，而公安机关是侦查机关，他们所受理的案件很多不能进入下一个诉讼环节，但多数案件是按照刑事案件来立案的，按照法条的要求，公安机关只要是按照刑事案件立案侦查的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都要提供法律援助。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分为几个环节，拘留一般有综合室办理，提请逮捕由法制办审查，移送由预审部门负责，这几个环节都应该提供法律援助。

二、通知法律援助的部门

公、检、法收到案件后，应该明确由哪个部门去通知法律援助的律师和通知的方式。因为既然是未成年人涉嫌犯罪的就要通知，那么就应该规范通知的部门和方式，使得这一司法行为规范和严谨，更有利于操作，谁通知更快捷更便于管理就应该由谁去通知，同时还要考虑一个有利于监督的问题。笔者认为，在法院，立案庭是受理案件部门，这一环节，应该由立案庭去通知法律援助。在检察院，我们在逐步建立案管中心，那么就应该由案管中心去通知。立案庭与案管中心是法院和检察院受理案件的专门部门，不是具体的办案人，其通知具有一定的可监督性，如果由具体办理案件部门去通知，那么就缺少了一层监督，也不规范。对于公安机关来说，有直接取保候审的，有刑事拘留的，有的是派出所办案，有的是刑警队办案，很难明确一个具体的单位，笔者认为，应该统一由法制办负责办理，由具体的办案单位先立为刑事案件，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后交由法制办去通知法律援助，因为法制办是公安机关对外的一个窗口，由法制办通知更为恰当。

三、通知的方式、期限

对于通知的方式，应该由公、检、法、司共同制定统一的“通知法律援助函”，一式三份，一份给法律援助机构，一份入卷，一份存根备查，各单位独立编号，统一管理，有利于“通知法律援助”行为的监督和规范。适用援助函的形式是为了避免口头通知的随意性和不规范性，避免因没有援助、超时间援助等产生的推诿和纠纷。对于通知援助的期限，根据一般法律的习惯，应定为三日之内，法律援助部门在收到通知援助函三日之内，应指派援助的律师并将援助律师的情况通知发函单位，当然通知的越快、指派的越快，对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越有利，这就要求办案单位增强责任心，尽量提高工作效率，尽快通知、尽快指派。

四、建立援助律师专人专案一竿到底的制度

一种新制度的执行和推广，需要各部门共同努力、协调配合，需要我们在工作中不断探索和完善，更需要提前谋划、防患于未然。“通知法律援助”看似简单，但如果具体操作起来会有很多问题出现。比如说公安机关综合室拘留、法制报捕、检察院批捕这几个环节，时间非常短，综合室时间最短，法制报捕的案件有的要求是七天之内，检察院批捕时间《刑诉法》规定也为七天，但部分地区对未成年人涉嫌犯罪批捕时间规定为三天，这几个环节如果收到案件后再通知援助，再得到答复，基本上案件已经到期或超期，援助的律师也不能发挥作用，如果案件到一个环节指派一个律师，那样会造成大量资源的浪费，也不利于对未成年人的援助，更有可能使法律援助变成一种形式主义。

所以应该建立援助律师专人专案一竿到底的制度，也就是最初通知援助后所指派的律师从开始对某一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负责一直到该案件终结，不论在哪个环节终结，该律师即完成援助任务。援助机构应该建立台账，对所指派的律师援助的具体未成年人进行登记，在案件进入下一个环节之后，收到案件的单位向援助机构发出援助函之后，援助机构应通知所指派的律师案件已经进入下一个流程，继续履行援助义务。这样操作可以有效提高效率，减少重新指派律师援助造成的时间上的拖延，而且该律师对案情较熟悉，更有利于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帮助。

对一些特殊问题要特殊解决。比如所指派的律师有特殊情况不能继续履行援助义务，那么负责援助的机构应指派新的律师负责该案件，也要实行一竿到底的方式。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要求更换所指派的律师，在这种情况下，负责办案的单位应核实其提出更换的理由和依据，如果所指派的律师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有利害关系或不能履行援助义务，确实需要更换的，应通知法律援助机构，说明理由，重新指派。需要注意的是，通知援助函作为一种法律文书，应予以附卷备查。

五、法律援助的经费保障

大家都知道，律师分为两种，一种是合伙组成的个体律师事务所，这些律师是自由职业者，一种是司法局负责援助的律师，这些人有固定的工作，他们都有履行法律援助的义务［2］。对自由职业者而言，他们案件需要产生一部分费用，也需要得到一定的报酬，当然这种报酬只是象征性的，并不能和正式一些案件的费用相比，新《刑诉法》要求给所有没有请律师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派律师，那么这个指派的数量相比以前来说是增加很多的，按照以往的惯例只给援助的律师一定费用，但随着援助人数的大幅增长，援助的经费也将大幅提高，这就要求国家提高援助基金的数额，便于鼓励律师参与援助活动。

六、确实保障援助效果

随着新《刑诉法》的实施，对于一些律师较少的地区，每一位律师一年可能提供多次援助活动，这些活动很有可能与其正常的活动发生冲突或影响一些律师的经济收入，造成一些援助律师应付差事，不能确实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为确实保障援助的效果，在确保援助律师得到一部分报酬之外，援助机构应采取一定的措施增强援助律师的责任感，建立相应的考察机制，对援助律师进行考核，对那些不负责任的援助律师给予行业内批评，对那些通知援助而多次不予援助的律师应取消其律师执业资格。作为公、检、法三机关，应为负责援助的律师提供尽可能多的便利，比如会见当事人、复制卷宗材料等，对援助律师应该免收其他费用。

综上，笔者认为，新《刑诉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是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确实保障，体现了我国对人权的重视，这是一种新的尝试，各司法机关应通力合作，各司其责，不推诿，尽快制定一套完整可行的实施细则，使这一规定能够如期的执行。

注释：

［1］2012年3月14日公布，2013年1月1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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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援助现状人权保障

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组织、指导和统一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以保障实现其合法权益，完善国家司法公正机制，健全人权及社会保障机制的一项法律制度。①

法律援助有以下特征：

1、法律援助是国家行为或者是政府行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实施。它体现了国家和政府对公民应尽的义务；

2、法律援助是法律化，制度化的行为，是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3、受援对象为经济困难者、残疾者、弱者，或者经人民法院指定的特殊对象；

4、法律援助机构对受援对象减免法律服务费，法院对受援对象减、免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

5、法律援助的形式，既包括诉讼法律服务，也包括非诉讼法律服务。

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法律援助法规《法律援助条例》，已于2003年9月1日起开始施行，这标志着我国保障贫、弱、残等弱势群体平等实现其合法权益的司法救济机制度的确立。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为贫困群众提供法律援助的同时，突出了为见义勇为行为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重点，率先制定了《成都市见义勇为法律援助暂行办法》，特别是三月份经终审的张德军见义勇为法律援助案件，引起了中央电视台、东方卫视、《南方周末》和社会的高度关注，通过我们卓有成效的法律援助工作，进一步弘扬了社会正气，倡导了社会公平与正义。

一、成都市法律援助的基本概况

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1996年。其下设有20个区县法律援助机构，设立100个法律援助机构乡镇社区站点。成立法律援助中心是国家从司法制度上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对经济特别困难的群众实施司法救济，以体等这一司法原则的最终实现。

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编制10人，隶属于成都市司法局，现有工作人员8名，其中多人工电话咨询等法律服务；指导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援助工作。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还在市妇联、市残联、市总工会、成都大学成立了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市妇人具有律师资格，下设综合科、业务科。其主要职责是：免费受理公民的法律咨询，并经常向社会公众宣传法律知识；为各种法律援助对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开设法律咨询热线，免费为公众提供联、市残联、市总工会、成都大学工作站。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经费由成都市政府预算拨款，并设立法律援助基金，接受社会捐赠。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来已接受了15万余人次的法律咨询，了3000余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了4200余件刑事法律援助案件。

二、成都市法律援助取得的成效

㈠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在成都市司法局的直接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的精神和市委十届四次全委会健身，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落实和树立科学发展观，围绕服务“产业年”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坚持在实践中创新工作和解决问题，切实加强法律援助组织机构建设，积极为农民工、贫困残疾人、下岗职工、妇女儿童等社会贫苦群体提供及时、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成都市援助案件办案数量每年增长近20%，办案质量也不断提高，为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成都作出了积极贡献。

㈡设立社会法律援助组织。都市司法局与成都市工会、妇联、残联组织相互加强沟通和协调下，法律援助中心市总工会、妇联、残联、成都大学四个工作站建立，这些社会团体逐步承担起一定的受理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职能。

㈢“12348”法律服务专线电话的开通，它是以法律咨询作为法律援助的重要形式之一，由成都市执业律师每天义务轮流值班解答咨询，方便了市民咨询法律问题，及时为咨询者提供法律方面的帮助，极大的满足了全市广大群众对法律的需求，受到了市民的良好评价。

㈣发展全市法律援助援助律师队伍，每个区、县法律援助中心不少于3名法律援助律师，使之成为直接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主要力量，还不同程度地吸收红市了一批专业突出、素质较高的人员，增强了法律援助力量，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效率明显上升。

㈤提供法律援助的农民工援助率达到100%，积极开辟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成立农民工法律援助应急服务队和区（市）县法律援助中心工会工作站，对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实行24小时内受理制等，并对农民工经济困难状况一律免于审查，以实现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和“一站式”法律援助便捷措施。

㈥分解法律援助案件总量

（七）扩大宣传，发动全社会力量倾注对法律援助的奉献与爱心，通过开展法律援助爱心活动、成立农民工应急服务队、组织送法下乡律师宣讲团、农民工维权法律援助大型咨询活动等，广泛宣传，扩大影响。

三、成都市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

㈠宣传力度不足

随着成都市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且有大批“外来工”他们的文化素质较低、法律意识淡薄，使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缺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意识，也不知道如何求助于法律援助部门或者法律服务者，于是采取其他非法手段，从而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且，需要援助的弱势群体大多集中在基层，所以法律援助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基层。然而一些县、区法律援助机构对法律援助的宣传力度不够，怕宣传多了，老百姓找上门来，应接不暇，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越不宣传，老百姓就越不了解法律援助，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也就越困难。

㈡相关部门协作配合机制还未真正建立起来。

目前，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相关部门之间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协调配合机制，直接影响了法律援助制度作用的发挥。在法律援助案件所涉费用中，由于诉讼费用以及相关部门收取的调查取证、坚定等所收取的费用相对困难群众的收入来说较高，而法律援助机构又无力承担这些费用，虽免除了法律服务费用，受援人最终因交不起相关费用，或者无法进入司法和仲裁程序，或者得不到相关的证据材料，法律援助的效果大受影响。

㈢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及其需求的矛盾突出

据了解，成都市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在4000件以上，而按成都市现有的1300多名律师每人每年免费办理2件计算，每年最多也只能办2600件，而这当中缺口很大。面对如此庞大的需求量，却不能予以满足。这就需要政府和社会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人力、物力上的投入。

四、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

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其不可避免的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故有必要在实践中逐步加以规范和完善。针对是法律援助的现状，联系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实际，笔者拟对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作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㈠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对法律援助的认识

法律援助既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更是一项群众工作。它直接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报纸、杂志、电台、网络等新闻媒体和通过法律下乡（如可以尝试制发法律援助服务卡，便于群众掌握法律援助知识）、法律咨询（尤其要加强“12348”专线律师值班，拓展法律援助咨询电话服务的领域）等途径，进一步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使法律援助家喻户晓，让需要法律援助的人知道怎么寻求法律保护，让社会弱势群体及时得到法律帮助，以使他们“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难题得到解决，进而使他们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要让关心社会进步，有能力支持法律援助的社会力量来关心和支持法律援助事业；更要使成都市各级领导干部深刻意识到法律援助工作不是可搞不可搞的事情，而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从而真正把法律援助工作纳入党委、人大、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使为困难群众谋利益具体落到实处。

㈡提高弱势群体的法制观念

法律援助的重要对象是在农村生活比较贫困的群众和一些特殊社会群体。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弱者原本不是弱者，但由于他们经济上的贫困、知识和信息的匮乏、权利和义务意识的淡薄、缺少社会人际关系、心理中的劣势、生理发育上的某种残疾以及区域间法律服务资源存在不平衡等主客观因素，才使他们成为弱势群体。特别是由于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他们不知什么可为什么可不为，不知国家鼓励什么限制什么，一切都是凭感情用事，无法用理性的眼光来判断，于是出现了大批“文盲”、“法盲”和“流氓”，更谈不上如何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只有提高弱势群体自身的法制观念，才能使弱者成为强者，这是治本之策。

㈢积极开辟法律援助的人力资源，使众多的社会团体，法学院校参与进来，为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完善的法援体系，包括一个高效的人力资源体系，法援案件的不断增多和复杂对从业者提出考验同时也增加了援助成本，自身制度设定的壁垒也限制部分热忱于法律援助的团体和个人。《条例》颁布以明显的规定吸引有能力从事法律援助团体和个人从事法援工作，面对于制度设计不完善的中国法制教育，过于注重理论，缺乏法律实务经验及社会经验成为被评击的重点，法学教育可否与法援工作相融合，答案是肯定的。"福特基金"在资助中国高校的法律诊所课程中将法学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展具体的法律援助案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美国在其具体实践中获得极大的成功，以导师为业务指导，学生共同解决，并在《美国律师协会关于法学院的批准标准》302条e款中明确规定，法学院就鼓励学生参加提供减免收费的公益性法律服务活动，并为学生提供这样的机会，以制度的形势保证了学学院的实践融入法援体系，其主要的目的（一）向学生教授有效的辩护的技法，职业道德及法律对于穷人的作用（二）在为那些无法得到公正人辩护的同时，批判性的检验的应用法学理论。（三）改革法学教育弊端，并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学生的融入无非是教学与法援的两赢之选，除学生外，有能力的社团组织和个人也是扩宽法援人力资源选择的范围，部分省市下发的法援指导性文件中均提出引入法学院学生和社团意见，却鲜见实施的具体细则。此制度何参照美国英国等成熟的制度，推行导师制和公益性团体有限参加，即法学院的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展援助活动，对于社会团体设定团体设定准入机制，依其水平，章程和法援的需要有限的介入援助工作。

㈣充分发挥个人法律援助的作用

1.凡是有能力以自己……的工作为他人提供法律服务者（如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具有较高法律理论素养和社会实践能力的志愿者），都可以参与到法律援助工作中来，为法律援助事业贡献力量。

2.允许政法机关离退休人员到法律援助机构发挥余热，从事义务性质的法律援助工作。

3.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督法律援助工作，多向他们汇报工作，请他们提出意见、建议。

4.有效发挥基层摄取法律援助联络员、信息员的作用。

㈤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多渠道筹集资金，扩大"节流"的实体程序的设定和利用网络快捷的工作渠道。

人民不断增强的法律援助服务的需要同目前稀缺的法援资源产生矛盾政府的投入不足，大部分法援资金没有列入政府的预算，软、硬件建设相对于滞后。将法律援助纳入财政预算，建立起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是低经费保障机制，充分的保障法援工作的正常开展，相对于增长快但经济基数较小政府收入有限，财政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的压力较重，通过利用常规的筹款方式满足不了法援需要，必须充分开展社会化运作，积极拓展法律援助经费的社会捐渠道，建立公益性的基金会。90年3月北京就已经成立了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会，内设办公室，财务部，集资部、外交部、开展大型法援公益活动筹集资金。

在开源的同时，采取一定保障节流的措施，降低法援的成本1、引导律师鼓励确已构犯罪的被告在法庭上做有罪答辩。法援的目的性决定了追求程序和实体公正的目的性，保障援助对象的合法权益，对业以犯罪的对象鼓励做有罪答辩，减少诉讼环节和调查费用。2、普及网上办公，加强援助网络的营造和以网络为基础的网上法援救助，利用网络的覆盖面和快捷方便援助人员和受援助者的交流和公开法援案件的援助流程。通过程序上的公正高效有序的措施保障弱势群体权利的伸张，实体上的改革同样保证了法援工作的效益及提高资金的利用，盘活法律资源，保证社会运行的稳定及司法公正。

㈥提高法律援助服务水平

法律援助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群众利益，法律援助的服务水平关系到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笔者认为，提高成都市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培养律师良好的素质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成都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在律师管理工作中，应把重点放在律师职业道德、职业纪律教育和责任意识、服务意识教育上，使法律队伍真正成为维护社会正义的力量。

2.规范社会团体、法学院校及其其他民间组织的法律援助行为。这些部门提供法律援助必须经过司法行政部门审批，不使用政府资金，不利用法律援助从事有偿服务，同时接受司法行政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保证法律援助的水平和质量。新晨

3.拓宽法律援助的受援面。笔者建议成都市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在受理法律援助案件时，适当拓宽援助范围，如给予老年人或高龄老人强制刑事辩护的援助，将法院诉讼费的缓、减、免真正纳入统一的法律援助中来，从而使法律规定与法律援助的宗旨真正一致起来。

4.推行法律援助寻访制度。成都市地广人杂，这就需要政府支持和鼓励法律援助人员定期或不定期到指定的服务区寻访，主动调查，主动发掘案件，从而保证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获得最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5.建立法律援助质量监控体系。虽然我国目前尚未建立法律援助质量监控体系，作为西南地区的发达城市，应当发挥西南核心地区的先导作用，尽早建立符合成都市实际的法律援助人员综合质量监控体系，其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持续教育、业绩考察、顾客反馈、质量评估。

法律援助作为一项神圣而伟大的“民心工程”，作为法律界的“希望工程”，作为泽惠人民的“光彩事业”，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成都市法律援助在市党委、市委的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必将日臻完善，其工作也将跨上一个新台阶。

参考文献：

1、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2004年—2006上半年法律援助统计表、工作总结报告

2、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法援简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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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市司法局帮扶对象是**县**镇**村，该村位于**县**镇北约10公里，辖区共8个自然村，全村共1120户，4380人，其中党员54人，村组干部10人。全村总耕地面积18197亩，其中水浇地6797亩，以玉米种植为主。全村农业以农户分散种植。产业主要以农业为主，无村集体企业。行政村无经营性集体资产，村部占地面积约4亩,建筑面积约200m2,无集体经济收入，村级可支配收入主要来源于镇各项工作考核经费，每年约12000元。有大型运营车辆40余辆。计划生育执行很好，没一例超生，**年计划生育率100%。农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90%。全村养老参保率80%。五保户5户11人，低保户278户。农民经济收入以农业和外出务工收入为主，**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000元左右。；村‘三委’班子健全，妇联、团委等配套组织均有设置。村班子能按时组织开展各项工作，较好的完成党委政府安排的各项任务。中宁县司法局对全局38名干部帮扶的徐套乡小湾村的40户贫困户的帮扶工作进行安排部署通过产业带村、项目兴村、资金扶村等不同形式，重点做到“八个一”，即建立一本台账、制定一份计划、解决一批困难、提供一项技术、带强一批产业、带动一批项目、带活一批市场、带建一批设施，切实增强贫困村、贫困户“造血”能力，实现贫困村限期销号，建档立卡人员全部脱贫的目标。**县司法局全县建立了贫困户法援潜在服务对象动态数据库，免除了经济困难审查程序，提高了办事效率；对于一些即时发生或急需提供法律救助的当事人，可以直接与各工作站点联系，实行事前电话申请、事后补办审核等灵活方式，保障当事人都能够快速获得法律帮助，真正实现了应援尽援，把法律援助惠民政策精准地落到实处。

二、立足部门职能，开展法律援助精准扶贫

**市司法局全体人员进村入户。深入每家每户,与农民群众零距离接触、面对面沟通、心贴心交流、实打实服务,真心实意与农民群众交朋友、结亲戚,建立“鱼水情”,积极开展走访调研、政策解读,解决实际问题。截止目前，全市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77件，完成全年600件任务的162.8%。市局本级办结524件，占总量的53.6%；中宁县办结146件，占总量的14.9%；**县办结307件，占总量的31.4％。其中办理中央彩票公益金项目法律援助案件204件，其中沙坡头区49件，占总量的24.0%，中宁46件，占总量的22.6%，**县109件，占总量的53.4%。办结法律援助案件1件。全市法律援助共接待群众来访2986次，12348解答电话咨询1142次.

一是开展政策宣传。深入宣传中央和自治区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特别是今年中央和自治区二号文件精神。加强《宁夏法援援助条例》、《劳动法》、《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知识的宣传，向村民发放《法律援助申请指南》，在全村贫困户普遍开展一次上门入户法治宣传教育，宣传、讲解法律援助的社会意义和申办流程，真正把法律援助民生政策送到老百姓身边。围绕基层群众对法律知识的需要，结合司法行政工作职能，把人民调解、职务犯罪等与工作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送到基层干部手中。深入开展“法律八进”活动，在村部、学校、农村文化广场等场所，集中开展“法律八进”活动，搞好法律知识的宣传咨询活动，向人民群众发放有关书籍和宣传资料，把民法、妇女儿童保障法、婚姻法、继承法等法律条文编印成册送到群众手中，让他们学法、用法、守法。

二是构建法律援助服务圈。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站、点建设，全市县、乡、村三级纵向网络全部健全，各行业、各领域横向的工作站、点也在逐步拓展延伸，真正实现了法律援助零距离、全覆盖，方便了广大群众及时、就近获得法律援助服务。加强对扶贫村法律援助联系点业务指导，对贫困群众进行对接联系，及时了解贫困户法援潜在服务对象，实行事前电话申于一些即时发生或急需提供法请、事后补办审核等灵活方式。普遍的基层法援组织、灵活多样的便民服务载体、创新的工作机制，实现法律援助服务零距离、全覆盖。将务工、医患、劳动报酬、交通事故，人身损害、婚姻家庭、社会保障等作为法律援助受理重点，同时实行老年人法律援助优先制度，对低保户、农民工、妇女、残疾人等符合特定困难条件的群众，简化程序，放宽标准，开通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全力打造高效、便捷、优质的法律援助便民服务窗口，两县一区全面完成规范化便民窗口建设，强化窗口工作纪律，公开工作人员守则、法律服务承诺等制度。窗口工作人员接待群众热情周到，答疑细致准确，实现了法律援助窗口服务建设便民化、规范化、专业化。对农民工因劳动报酬纠纷和工伤赔偿纠纷申请法律援助的，开辟法律援助“绿色通道”，第一季度，现场法律咨询和心理疏导39次330余人次。受理农民工法援案件48件，办结38件，受益354人，挽回经济损失120.4万元。在全市实行法律援助案件“点援制“，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援助服务。

三是规范法援便民制度。组织全市律师、法律工作者一对一担任帮包村法律顾问，对全市贫困户普遍开展一次上门入户法治宣传教育，宣传、讲解法律援助的社会意义和申办流程，真正把法律援助民生政策送到老百姓身边。日常管理中，加强督查，公开举报和投诉电话，自觉接受当事人和社会的监督。建立完善工、青、妇、老、残等部门法律援助工作站、联络点，发挥工作站、点便民利民的区位优势，使法律援助惠及更多贫困群众、贫困地区。加强和改善法律援助机构网络建设、制度建设、工作流程，推进法律服务项目化。从法律援助站点人员管理、便民服务窗口建设、业务运行、内务管理等方面明确工作职责，深化法律服务机构与司法所联系对接机制，形成法律援助中心、工作站、联络点上下贯通的工作体系和法律服务平台，充分发挥了基层法援站贴近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对全市31个镇乡法援站统一站点标识、统一上墙制度、统一工作台账，做到接待有场所、咨询有记录、工作有网络、管理有制度、办案有档案。整合提升“12348”咨询平台服务水平，积极运用网络平台和新兴传播工具推行网上咨询服务，推行延时服务、错时服务、预约服务，拓宽群众申请法律援助渠道，实现法律援助咨询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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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服务工作：积极主动地介入区“三重一大”项目重点工程，精选4名司法干警和8名优秀律师在一名副局长的带领下进驻火花、小山子、三角地等拆迁项目工地，在项目指挥部设立调解室，接受咨询。深入开展法律服务“四万”工程活动，上半年，全区8家律师事务所103名律师共办理各类案件602件，涉及财产标的3210万元,索回赔欠款806万元。共担任法律顾问138家，业务收费381.5万元；受理法律援助事项226件，接待群众3900余人次，接听“12348”法律援助热线472个；办理各类公证256件，其中国内公证221件，涉外公证35件。

人民调解工作：积极配合市局做好彭城和事佬的海选工作，为彭城和事佬节目报送案例，1-5月我们共报送案例5起，播放4起。在公调对接工作中，我们积极配合市局做好调解员的报名，对调解员进行业务指导，为调解员做好服务工作。在人民调解案件及调解组织录入方面，做到了调解案件及时录入，调解人员及时调整，确保内网信息及时，准确。全区各级调解组织共组织矛盾纠纷排查2385次，排查出矛盾纠纷1191起，各级调解组织调解矛盾纠纷1260起，调解成功1252起，调解成功率为99.4%。

法律援助工作：认真组织开展法律援助为民办实事工程活动，落实法律援助便民服务措施，建立“半小时法律援助服务圈”、“律师点援制”、开辟绿色通道，扩大了法律援助覆盖面，实现百姓办事零距离，上半年完成226件法律援助任务。

社会管理工作：进一步落实对刑释解教人员的回归通报制度；严格执行安置帮教政策，加强对刑释解教人员的教育、监督、管理，严格杜绝重新犯罪发生。截止5月底，我区共有在册矫正对象259人，其中管制5人、缓刑171人、假释73人、暂予监外执行人员10人。接收刑满释放人员54人，解除劳教人员2人，其中，帮教56人，社会安置56人，帮教率及安置率均达100%。无一人重新犯罪。有效维护了社会的安全稳定。

法制宣传工作：上半年，我局按照“六五”普法规划的目标要求，结合我区实际，积极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全系统共开展法制宣传咨询活动590余场，出法制宣传专栏400多版，制作各种宣传展板60多面，编印《法律服务便手册》10000册，散发各种宣传材料27000多份。

二、科学民主决策情况

我局不断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实行领导班子重大问题集体讨论决定制度，规定行政决策应当经过调研、征求意见、咨询论证、合法性审查、会议决定和公布结果等程序；实行行政决策纠错和过错责任追究；建立行政决策事实情况后评价。

三、依法行政工作制度建设及落实情况

完善依法行政责任制。从依法行政责任制的建立、要求、实施、监督和保障等几个方面，明确领导和各处室的依法行政责任，规范行政行为，健全约束机制，强化监督管理，落实保障措施，进一步完善了依法行政责任制，并建立起了执法有依据、行为有规范、权力有制约、过程有监督、过错有追究的行政执法责任制度体系。对于群众来访来电、来信来函咨询、投诉的，要求各相关执法部门要严格依照《市法律服务行业投诉管理办法》，热情、耐心接待，做好登记，并妥善保管函件。根据投诉事由，及时组织执法人员调查核实。对于投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通过信函的方式及时告知投诉人，做好说服解释工作。全年无一起投诉案件。

四、规范行政执法情况

梳理规范行政执法制度、依据、程序。进一步完善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监督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建立了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行政执法人员廉政制度、行政执法人员培训考核制度等，以制度保证司法行政工作高效有序地开展，以制度规范执法行为、执业行为、服务秩序和服务质量，提高依法行政水平。通过建章立制，加强法律服务机构内部制度建设，增强其自律能力。加大对法律工作者执业情况明查暗访力度，通过强化行业规范约束，提高行业服务意识、诚信意识和规范意识。

一年来，我局办理的有关业务没有出现错漏情况，没有受到过投诉，也没有做出过行政处罚决定；我局工作人员没有因违法执法被追究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情况；全年未发生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没有报送审查的规范性文件。

五、行政执法责任制落实情况

根据区委、区政府关于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总体部署和全面推行执法责任制的具体要求，我局从强化司法行政执法工作的需要出发，将科室行政执法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执法行为的规范、执法任务的完成以及执法工作的效果等内容纳入考评中，将执法人员职业道德、执法能力、执法行为的规范和执法任务的完成情况纳入考评中。科室的考核每半年进行一次，对执法人员的考核结合公务员绩效考核进行，切实做到权责一致。

六、防范化解社会矛盾情况

上半年，我们以深化矛盾纠纷调解网格化建设为着力点，使调解的触角延伸到辖区的每一个角落，定期对网格调解员进行考核，以案定补，上半年为各级调解员发放误工补助3万余元。定期开展矛盾纠纷排查，除每月的正常排查外，在春节、“两会”等重点时期和敏感时期开展专项矛盾纠纷排查，特别是两会期间，我们坚持了矛盾纠纷排查”零报告“制度，有事报事，无事报平安，较好地维护了辖区的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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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诊所式教学模式 法律诊所 高职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3）10C-

0080-03

诊所式教学模式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各法学院兴起的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这种法律教学模式已成为当今世界法学教育改革的一种趋势。其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笔者认为，在高职高专院校，尤其是法律教学课程中推广诊所式教学模式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必将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诊所式教学模式的含义及特点

诊所式教学模式起源于美国，是一种通过学生参与办理真实案件，培养其实践能力的新型教学模式。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参与法律的实际应用，培养实践能力，缩小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的距离，促进学生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诊所式教学模式以其提供“学习如何从实践中学习”，以及打破法律部门的疆界和固定程式的局限，提高学生综合运用法律规范能力和法学理论水平的独特理念和教育方法，对传统法学教育培养方式和目标提出了挑战，被称之为“新兴的实践性教学模式”。

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诊所式教学模式具有以下特点：

（一）诊所式教学模式更加强调实践能力的培养

法律专业的特点就是应用性特别强，因此法学教育不仅要传授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实践能力。我国传统法学教育的主要目标是使学生掌握法律知识，而诊所式教学模式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运用法律的能力，它弥补了以往教学模式仅以讲授形式灌输知识的不足。通过诊所式教学模式中模拟练习、真正案件等教学方式，学生可以积累实务经验和处理法律事务的技巧。通过与形形的人接触，学生可以提高沟通和语言表达能力，树立处理各种法律事务的自信心，全面提升个人综合素质。

（二）诊所式教学模式在教学内容上更加突出实践性

诊所式教学模式又称为“通过实践学习”，即在教师的监督和指导下，通过学生参与法律程序的实践来进行教学。在传统法律教育中，教师用讲授的方式传授抽象的理论，通过讨论假想的教学案例进行实践教学，学生只能被动接受知识，并用相关知识去分析教学案例，这些教学案例通常是为了让学生消化本章节的知识而编造的，简单且有针对性。学生一旦面对社会现实中的真实案例就会无从下手。诊所式教学模式让学生能够从案件最初的阶段，比如案件的受理、当事人陈述开始，亲身参与案件处理过程中多个方面的实践，学会从专业的角度去审视案件，能够从更深层次去理解并运用法律。

（三）诊所式教学模式中教学方法变得更加多样化

诊所式教学模式与其他教学模式最大的区别是具有新颖性和独特性。除了传统的讲授外，诊所式教学模式还采用多种不同类型的教学方法，主要包括提问式教学法、对谈式教学法、互动式教学法、模拟训练教学法、个案分析教学法等。

（四）诊所式教学模式在教学理念上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诊所式教学模式让学生参与真实案件的处理，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通过帮助当事人解决法律问题，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等手段，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提高对法律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认识程度。这些正是职业法律人必须具备的，而传统法律教育在这方面却显得先天不足。

二、高职高专院校推广诊所式教学模式所面临的问题

（一）对诊所式教学模式认识有偏差

诊所式教学模式与我国传统法学教学模式大相径庭，主要因为两者的理念存在偏差。我国的法学教育强调法律的理论性、逻辑性、概念性和系统性，重理论素养，轻实践训练。教师和学生都已经习惯讲授式的教学方法。大部分的教师认为，学生在校期间只有短短几年，应利用这段时期培养理论研究能力和法律素养，毕业以后还有相当长的时间可以从实践中学习，因此，在校期间应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和理论素质的培养。再加上有些教师对诊所式教学模式了解不够，还有这种新型的教学模式所需的各方面条件尚未完备，很少有教师愿意积极尝试这种教学模式，这样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弱诊所式教学模式的影响力和覆盖面。

（二）法律诊所案源匮乏

诊所式教学模式的推广需要有稳定丰富的案源。诊所式教学模式的目的就是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达到这一目的的方式就是学生必须要办理真实案件。而学生执业的能力和素质得不到社会的认可，诊所式教学模式比较难以找到可以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真实案例，不能形成完整的教学环节，这是难以推广诊所式教学模式的原因之一。

案源匮乏的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学生没有法律执业资格，办案只能以公民的身份，学生也没有执业经验，即使有指导教师参与办案，学生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不收取任何费用，也很少有当事人愿意将关系自己重大利益的案件交给没有执业资格和执业经验的学生去办理。二是不是所有案件都可以由学生来办理，有些案件特别复杂，学生根本没有能力办理，所以必须对案源进行选择。三是诊所式教学模式的宣传力度不够，大家对法律诊所不是很了解，并不知道法律诊所可以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服务，即使需要也不知道向法律诊所寻求法律援助。

如果不用真实案源进行教学，那么诊所式教学模式就会类似于传统的案例教学、模拟法庭，不能达到预期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教学目的，学生也无法在办理真实案件中学习到法律实务技巧，更不用说对学生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因此，案源匮乏是诊所式教学模式推广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三）资金匮乏

诊所式教学模式是一项花销昂贵的教学模式，实施诊所教学需要投入一定资金，资金匮乏成了推广诊所教学的最大困难之一。我国大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主要靠父母供给，让学生来负担诊所教学的经费绝不可能。相对于传统教学而言，诊所教学更难获得学校教育经费的支持。如果完全让学校承担这部分经费，无疑会加重学校教学经费的负担，特别是有些高校教学经费本来就不足，这样将直接影响学校领导支持诊所教学的积极性。我国目前的法律诊所主要依赖美国福特基金会以及中国法学会诊所教育委员会提供的资助，但经费有限，不足以支持法律诊所的长期发展。现在有部分高校设立法律诊所，但是大部分法律诊所因为没有足够而稳定的资金保障，运行情况并不理想。

（四）教师队伍的建设问题突出

要想推广诊所式教学模式，必须要建设好教师队伍，确保师资队伍的质量和数量。美国法律诊所教师队伍的组成，基本上是从法学院原有的教师队伍之外另行聘请有丰富律师实务经验并热爱法学教育工作的人，而且大部分诊所教师是专职的，无须承担法律诊所课程之外的其他法律课程，在职称晋升上也有不同于法学院其他教师晋升职称的评价指标。现在，高职高专院校受人事、编制、职称等制度的制约，法律系不可能另行聘请专职诊所教师，借鉴已设立法律诊所的学校的经验，法律诊所教师基本是从现有的师资队伍中挑选的。这些老师不仅要负担传统课程的讲授任务和科研工作，还要兼顾新开设的法律诊所课程，时间、精力不足，教学质量和效果肯定会大打折扣。

法律诊所教师既需要懂法律理论又要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开展诊所教育之前先制定好教学计划，根据不同的案件和法律事务安排学生参与，确保每个学生能够参与各种类型的案件和法律事务。指导教师要和学生一起参与案件解决，在这个过程中向学生讲授相关的法律理论知识。现在高职高专院校中大部分老师并没有法律执业资格，也没有任何实践经验，只能在课堂上进行理论知识的讲授，没有能力指导学生进行诊所教育，不能适应诊所式教学模式。

法律诊所教育通常以小组形式开展教学，一般每个小组有10个学生和1个指导老师。而在传统的法学教育中，一般进行班级教学，每个班级大约50个学生。因此，相比较传统法律教学方式，诊所式教学模式的推广需要更多的师资力量。

（五）评价体系问题

教学评价一直是教师和学生最关注的问题。在传统法学教育中，考试的成绩是评价学生学习成果最重要的标准，同样也是评价教师的标准之一。学生成绩是一种非常客观的评价方法，但是我们法学科目的考试通常考的就是法律知识的记忆，而对实践能力、分析案情能力和推理案件能力，很难通过这种传统的评价形式来检验。这种评价体系不利于学生综合能力和素质的培养，学生习惯于考前死记硬背应付考试，不注重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质，工作以后很难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来解决实际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而诊所式教学模式很注重培养学生实际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弥补传统教育的不足，但是这种新型的教学模式没有完整的教学评价体系，势必影响到其普遍推广。

三、高职高专院校推广诊所式教学模式的构想

（一）重新审视诊所式教学模式

要想在高职高专院校推广诊所式教学模式，最先要做的是正确认识和深入领会这种新型的教学模式的理念。人们普遍认为诊所式教学模式的理念是以法律职业技能培训为主，希望通过提高实务操作动手能力来提高法律素质，这其实只是对诊所式教学模式理念的片面解读。对法律正义的崇尚，对法律职业的忠诚，对社会责任的高度认识，这才是推行诊所法律教育的理念。所以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诊所式教学模式，深刻领会其理念。如果我们教师仅仅是传授理论知识，不重视对学生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我们的法律教育很难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和支持。所以，我们应加大诊所式教学模式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老师了解和认识这种新型的教学模式，领会到它较之传统教育不同的理念，从而发现它的巨大优势。这样才会有更多的老师愿意积极尝试这种教学模式，为这种教学模式作出努力。

（二）确保案源充足

要想确保稳定、持续的案源，必须要赢得当事人对法律诊所的信任；要想赢得信任，必须建立完善的法律诊所管理制度和提高学生的执业素质和能力。一是多进行模拟训练，包括立案、接待和咨询、调查取证、谈判、法庭辩论等内容。还可以利用音像设备重复模拟训练，以扩大参与面和达到最好的训练效果。二是与法律援助中心合作。高职高专院校可以与法律援助中心密切联系和合作。高校设立的法律诊所可以作为民间的法律援助机构，法律诊所的学生可以向需要接受法律援助的人提供无偿法律服务。这样既可以缓解法律援助中心人力不足而无法满足弱势群体对法律服务需求的问题，又可以给法律诊所提供稳定丰富的案源。三是制定一套完整的法律诊所的管理制度，如比较完善的案件审批制度、法律诊所章程、值班制度、办案工作流程、卷宗归档办法和经费使用办法，可以增加当事人对法律诊所的信任程度。完善的管理制度是高效率和高质量法律服务的保证，只有制定并严格执行完善的管理制度，才能赢得当事人的信任。四是法律实务经验丰富的教师或者律师参与办理案件也可以吸引更多的当事人，这种优质且免费的法律援助服务非常适合那些经济状况不佳的当事人，他们愿意选择法律诊所提供的法律服务。确保案源最重要的保证就是法律诊所的所有成员不断努力换来的良好口碑。

（三）多渠道筹集资金

诊所式教学模式需要比传统教学模式投入更多的资金。法律诊所的建立和日常运行都需一定的资金保障。开拓多种渠道筹集资金才能确保法律诊所的正常运转，可以从学校经费、国家财政、社会支持、社会基金等多方面积极筹集。

一是学校的支持。高校可以将诊所式教学模式的课程纳入学生的培养计划，加大课时和学分的分配力度，确保有稳定的经费来源。另外，学校也可从教学经费或学生活动经费中拨付专款保障诊所式教学模式的推广。

二是政府和相关司法部门的支持。法律诊所为需要提供法律援助的弱势群体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为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因此有理由向政府和相关司法部门争取专项经费用于推广诊所式教学模式和法律诊所的日常开支。同时争取得到政府的照顾政策，许可法律诊所的学生在办理非法律援助案件时收取一定费用，以保障法律诊所的经费来源。

三是社会支持。大力宣传法律诊所的教育理念和公益性质，发挥新闻媒体的力量，让公众认识和了解法律诊所，并认同和支持法律诊所的开办。通过宣传，法律诊所可以接受到社会捐赠，案源也会增加，诊所的经费自然就有保障。

四是社会基金的支持。法律诊所作为民间的法律援助机构，向弱势群体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因此可以向慈善基金申请资助，也可以设立“法律援助专项慈善基金”，接受社会捐助，还可以向国外有关基金会比如美国福特基金会寻求支持。

（四）多举措解决师资问题

诊所式教学模式需要双师型教师作为指导教师，所谓的双师型教师即既是教师又是律师，这样的教师既具有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要普遍推广诊所式教学模式，高职高专院校必须加强师资力量的建设。

一是鼓励教师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法律诊所教育对法学教师提出新的命题，传统的讲授不适合新型教学模式，为了让更多的教师掌握这种新型的教学模式，学校应鼓励教师取得法律职业的执业资格，多参加法律事务工作，从事兼职律师工作，积累法律职业经验和技能。

二是可以从优秀律师或者退休的法官、检察官中引进法律诊所兼职教师。他们有着深厚的法律理论素养和丰富的实务经验，无需进行任何培训，非常适合做法律诊所的教师，他们的加入又可以推动理论与实务的互动交流。

三是学校可以从现有师资队伍中挑选一些有能力且愿意从事诊所教育的教师作为专职的法律诊所教师培养，组建专职的法律诊所指导教师队伍，并保证其待遇、编制和晋升机会与其他专任教师相同。

（五）建立一套独立的评价体系

诊所式教学模式不应该使用传统的法学教学评价体系，建立一套独立的评价体系制度势在必行。诊所式教学模式的教学评价不需要进行考试，要根据其教学目标建立一套独立的评价体系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评价。诊所式教学模式评价的是学生在处理法律实务过程中反映出的处理法律事务的实践能力。评价标准的构成应是复合型的，包括承办案件的结果、当事人的评价及学生通过办案获得的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知识和技能等各种因素。诊所式法学教育可采用学生自我评价、客户评价、学生办案小组内互评、教师评价等多种评价方式。在多种评价方式中，学生自评是很重要的，学生最关心案件的成败，当事人对判决结果是否满意，自己在办理案件中的收获，学生可以根据这些方面对自己的表现进行评价。在这个评价体系中，案件的成败是很重要的，但比这个更重要的是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学生是否积累了办案的思路、方法、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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