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商业银行管理办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城市商业银行管理办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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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司治理；三会四权；股权结构；信息披露；股权激励

中图分类号：F832.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8）01-0040-03

本文通过对相关法律法规等制度的分析，来探讨我国城市商业银行上市带来的公司治理结构优化效应。

一、城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现状

1、股权结构不合理。

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不合理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股权结构的过度集中。据统计，地方政府在城市商业银行中的平均持股为32%，最高的达到60%，中小股东由于持股比例较低，根本没有话语权。二是大股东主体虚拟。由于大股东为地方政府，缺乏一个真正明确的、以利润为目标的股东主体，因此，很容易形成对经营者监督不力、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成本高企等公司治理问题。

2、“三会四权”形同虚设。

根据《城市合作银行管理规定》第二条规定，城市商业银行（前称城市合作银行）是股份有限公司形式的商业银行，根据本《规定》，每个城市商业银行内部都建立了所谓的“三会四权（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经营管理者）”的治理架构。但是，由于股权结构的不合理，政府干预和内部人控制的现象时有发生，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股东大会往往流于形式，难以对中小股东进行保护；董事会基本上是通过听取行长报告来对银行重大事项进行审议，并不直接进行决策；由于行长是政府任命，常常出现董事会和监事会对高级管理人员无法制约的局面。从当前城市商业银行的普遍情况来看，其内部的三会四权的治理架构可以说是形同虚设。

3、信息披露不完善。

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绝大部分尚不具备上市的条件，并且相关信息并不需要进行公开披露和接受公众监督，因此在信息披露工作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没有解决。许多城市商业银行年报在内容和格式上存在不规范现象，对会计报表附注不够重视，有的甚至没有，在风险方面尤其是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披露非常少，信息披露存在巨大“缺口”。

我国城市商业银行除了存在上述公司治理问题以外，还存在激励机制不足、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外部监督不足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除了在于城市商业银行产生时的先天性条件不足外，还与城市商业银行面临的制度基础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了解和完善其公司治理的制度性基础，对于改善城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城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制度基础分析

1、关于股权结构。

《城市合作银行管理规定》第23条规定“城市合作银行股本由当地企业、个体工商户、城市居民和地方财政入股资金构成。其中，地方财政为最大股东，其入股比率不得超过城市合作银行股本总额的30%”。根据规定，城市商业银行的最大股东为地方财政，即地方政府，其他出资人除城市信用社原有的个体工商户、城市居民(两者加起来占股本的比例都很小) 外，实际运作中基本上都是当地国有企业。也就是说，国有成份占有绝对多数，而且出资人出于同一座城市。在这种股权结构下，地方政府表现出较强的金融控制力，从而使城市商业银行依附于地方政府，变成地方政府的准行政部门，导致盲目投资和金融风险积累。同时，由于地方政府作为大股东，这一虚拟主体对剩余索取权的追逐要求无形中被软化，因此，很难对城市商业银行的董事会、经营班子形成约束机制，“三会四权”的制衡职能严重弱化。

应该说2002年后，随着民营资本进入城市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的股权主体突破了地域的限制，股权结构开始逐渐分散，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地方政府的股权比例出现明显下降，民营资本参股比例有所提高。但是，随着民营资本投资比例增加并取得实际控制权后，在城市商业银行内外部制约机制原本就不到位的情况下，民营资本急功近利的逐利性特征显现出来，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治理问题开始凸现。

2、关于外资参股。

关于外资参股国内城市商业银行，《城市合作银行管理规定》第23条规定的入股主体，仅仅包括当地企业、个体工商户、城市居民和地方财政，明确排除了外资参股的可能。在1994年的《关于向金融机构投资入股的暂行规定》也明确禁止外资、合资金融机构和企业向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应该说，这是和当时中国金融环境相适应的，但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外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和企业向中资金融机构逐渐有所开放。2003年颁布的《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第8条和第9条规定单个境外金融机构向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20%，多个境外金融机构对非上市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合计不得超过25%。

随着对外资和合资金融机构入股中资商业银行的开放不断推进，许多城市商业银行逐渐被外来资本所关注。外资金融机构入股城市商业银行在带来股权结构多元化的同时，还在董事会层面强化了制衡关系。从上海银行、南京银行、西安商业银行和济南商业银行外资入股城市商业银行的情况来看，各行均为外资方提供董事会席位，增加外资话语权，强化双方合作与技术协助，对城市商业银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但是，由于所占股权比例和董事会席位有限，外资金融机构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十分有限，很难起到点石为金的效果。

3、关于信息披露和外部监督。

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了《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对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原则、内容、方式和程序作出了整体规范，规定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主要内容包括财务会计报告、各类风险管理状况、公司治理、年度重大事项等信息。2004年银监会下发了《关于规范股份制商业银行年度报告内容的通知》，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年度报告应当披露的内容提出了更为详细的要求，包括主要财务信息、风险管理状况、股东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公司治理和重大事项六个方面，涵盖了商业银行经营发展的整体状况。自2004年11月起，银监会多次下发文件、通知，针对城市商业银行信息披露试点工作中的不足进一步分类明确了要求。

城市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相关制度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城市商业银行审慎经营，加强自我约束，但由于所披露信息的关注主体主要是监管机构和股东等利益相关者，而且披露信息的详细程度还有待于加强，因此，很难对管理层形成有效的外部监督压力。从目前来看，由于城市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受众群体十分有限，很难受到市场公众的监督，因此，其外部监督主要来自于监管部门的监督。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规定，城市商业银行应接受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管理、监督和稽核，并依法接受审计机关的监督。

4、关于股权激励。

关于商业银行的股权激励问题，目前的商业银行法律法规并没有相关的条款或规定，对银行高管实施股权激励和薪酬制度改革，虽然许多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都在进行尝试，但也只有部分上市银行才获得批准。在一些城市商业银行形成之初，有部分员工持有公司股票，这种员工持股与资本形成过程有关，严格意义上不属于股权激励的范畴，确切地说是员工持股。在公司资本形成过程中，员工和外部投资者出资取得股权，与通过股权激励获得股权有本质上的不同。而且，这种形式形成的部分员工持有公司股票的状况，能否在公司未来发展中体现效率优先和兼顾公平的原则，是否能提高公司治理效率，还不能确定。

三、推进城市商业银行上市，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推进符合条件的城市商业银行加快上市步伐，有效改善城商银行股权结构、信息披露和监督机制，以及完善公司高管激励体系，对于城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1、有助于优化公司股权结构，改善内部监督约束机制。

从我国城市商业银行股权结构来看，在上市前体现出相对集中的股权结构，虽然经历了2002年以来的增资扩股热潮，但股权结构集中的特征依然明显，而且体现出地方色彩。城市商业银行通过上市公开募集股份，根据《证券法》和《公司法》关于股票发行上市制度，投资主体范围得到广泛扩展，国内外战略投资者的介入将使公司股权结构得到优化，对公司治理结构改善起到重要作用。《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第9条规定“单个境外金融机构向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20%；多个境外金融机构对非上市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合计达到或超过25%的，对该非上市金融机构按照外资金融机构实施监督管理。多个境外金融机构对上市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合计达到或超过25%的，对该上市金融机构仍按照中资金融机构实施监督管理”。根据本条规定，城市商业银行上市后，境外金融机构通过资本市场向上市城市商业银行的股权投资比例将突破25%的限制，从而有利于境外机构加大股权投资比例，增加其在公司经营管理中的话语权，有利于强化治理结构的内部制衡机制，提高治理效率。

2、有助于改善信息披露，强化外部监督。

虽然监管机构对城市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规范不断强化，但由于关心信息披露的利益主体仍然不够公众化和普遍化，因此，城市商业银行在上市前进行的信息披露并不能引起公众的注意和关心，信息披露不规范的情况仍然得不到纠正。而城市商业银行作为崭新的市场主体上市后，这将会极大强化公司的信息披露的规范性和全面性，并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上市后，城市商业银行除了要遵循银行监管机构的《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关于规范股份制商业银行年度报告内容的通知》和相关财务制度，还要遵循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因此，将大大提高其披露质量和水平。

3、有助于建立有效的管理层长期激励机制。

2005年12月，中国证监会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第2条规定，股权激励是指上市公司以本公司股票为标的，对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员工进行的长期性激励，并对激励对象、数量、股票期权、信息披露、监管和处罚做出了详细规定。2006年9月，国资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作出了详细规定，包括股权激励方式、激励对象、激励条件、授予数量、授予价格及其确定的方式、行权时间限制或解锁期限、申报、考核和管理等具体内容。城市商业银行上市前，由于缺乏相关法律基础，很难对管理层的薪酬制度和激励政策作出重大突破。两个试行办法的出台，为城市商业银行上市后开展长期股权激励，完善经理人长期激励机制提供了法律依据。

参考文献：

[1]王廷科,张旭阳.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及其改革问题研究[J].财贸经济，2002;1

[2]谭 震.完善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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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我国银行业的改革和发展，适应加入WT0新形势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央银行的监管工作，提高监管水平和效率，2001年7月和2002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按照“坚持改革、合理分工、管监分离、集中监管”的原则，先后两次对人民银行内部监管机构设置和职责分工进行了调整。这是人民银行实行新的管理体制以来的一次重大改革，形成了“管监分离、集中监管”的新的监管体制模式，这种模式，对进一步提高人民银行监管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中心支行、县支行的金融监管工作提出了严峻挑战，必须尽快转变监管理念。

一、转变监管理念，理清监管思路，明确监管重点，积极适应新形势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要求

针对“管监分离、集中监管”体制给基层人民银行金融监管工作带来的挑战和压力，基层人民银行应尽快转变监管理念，确立全新的监管思路和重点：即以创建金融安全区，全面提升社会信用度为中心，突出抓好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通过强化监管和扶持措施，督促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加快改革和发展的步伐，全面完成上级行下达的不良贷款下降、增加盈利或扭亏增盈目标；创新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金融行政性管理措施，进一步加强对其经营管理情况的调研力度，促进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依法合规经营；继续加大金融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在经济发展中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保持金融稳定。从这两次监管机构设置和职责分工的调整可以看出，分行、金融监管办事处监管职责更加明确，而且要大量充实监管力量，这就预示着下一步基层央行面临的监管任务会更加艰巨，对监管工作的质量要求会更高。因此，基层人民银行要进一步加强对新监管体制下强化监管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坚决摒弃无事可做、无所作为的消极思想观念，教育广大干部职工把思想认识统一到总行党委的决策上来，围绕上述监管思路和重点，搞好工作衔接，理顺工作关系，保证新监管体制的顺利运行和优势的发挥。

二、完善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行政管理的操作程序和管理责任制，创新行政管理手段和措施

一是上级行应尽快制订下发新监管体制下基层人民银行加强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行政管理的实施方案。原监管体制下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机构年检、高级管理人员考核内容，已难以适应新形势下加强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管理的需要，操作难度较大。应将有赖于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获取考核依据的内容进行调整，如经营合规性调整为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合规性，使调整后的内容，既符合银行管理工作的特点，又便于基层人民银行的实施操作。在此基础上，基层央行修订完善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行政管理责任制，明确银行管理部门监管人员的管理职责及奖惩办法，层层签订责任书，奖罚兑现，督促监管人员认真履行银行管理职责。同时根据监管机构、监管职责调整后的实际，及时对年度责任目标绩效考核办法的有关内容进行修订、补充，保证对机关监管科室和县(市)支行年终考核工作的顺利实施。二是疏通基层国有商业银行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信息传输渠道。在新的行政管理操作考核办法未出台之前，基层人民银行应按照《金融机构管理规定》、《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和机构年检、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指标规定，要求辖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定期向当地人民银行报送有关资料，同时采取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高级管理人员座谈、高级管理人员定期汇报等措施，采集有关国有商业银行机构、高级管理人员考核的信息，为科学、持续进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管理提供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基层人民银行要定期对采集的信息资料进行分析、评价和咨询，分析研究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通过召开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管理例会、下达通报或整改通知书等方式，对有问题的机构督促其整改。

三、建立管监分离、集中监管协调联动机制

由于新监管体制下基层人民银行仍负有向分行或金融监管办事处监管部门及时反映发现的辖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违规问题的职责，因此要注重分行银行管理处与分行、金融监管办事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监管部门，分行、金融监管办事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监管部门与中心支行银行管理部门之间监管信息的协调沟通，避免“管”、“监”脱节现象的发生。一方面，基层人民银行要加强辖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经营风险的调研活动。对辖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贯彻国家金融法律法规情况和影响金融发展的不安定因素进行及时调查研究，全面掌握经营风险发生的原因和负面效应。同时认真落实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重大事项、违规违法事件及处理情况的监测报告制度，把及时向当地人民银行报告重大事项作为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进行行政管理的重要内容，进一步明确各级监管人员的责任，落实好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对重大事项迟报、误报、漏报、瞒报等现象，对其有关主要负责人进行严肃查处，并准确及时向分行或金融监管办事处监管部门做好情况反映，便于分行或金融监管办事处及时运用现场检查手段，采取得力措施化解风险隐患。另一方面，分行或金融监管办事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监管部门定期对有关辖区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中发现的违规行为，也要及时向分行银行管理部门和有关基层人民银行进行通报，便于基层人民银行更有效地对辖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机构、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管理，缩短行政管理的时滞性。

四、以降低不良贷款、扭亏增盈和提高资本充足率为重点，继续加大对中小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增强经营实力和抗御风险能力

一是全力推进城市商业银行经营机制改革。指导城市商业银行以支行改建为突破口，借鉴外地城市商业银行经验管理的先进经验，争取政府有效支持，推动城市商业银行经营机制的全面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大力推行主要负责人公开竞聘选拔，严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考试关和审查关，全面落实工效挂钩，形成高效的人事、分配机制和业务创新机制，促进城市商业银行稳健规范运作。督促城市商业银行继续降低不良贷款，开展增资扩股，提高资本充足率，扩大中间业务，努力增加收入和盈利。二是扎实推进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发展。紧紧抓住分行开展县级农村信用社一级法人改革试点的有利时机，以扎实的工作态度，通过强化监管，规范各项业务操作，加大电子化建设步伐，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保持好农信社的良好发展势头。继续督促农村信用社以清收盘活不良贷款为重点，加大收贷收息力度，切实运用好人民银行支农再贷款，努力增加利息收入，实现扭亏增盈。通过采取一社一策，清收盘活、增收节支、压缩非生息资产、拓展中间业务等方式，切实做好高风险社的转化工作。三是以规范管理、稳健经营为目标，重点监管股份制商业银行经营的合规性，严肃查处存款业务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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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率政策

我国利率改革的方式是明确的,即渐进、有序,原则上遵循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农村、后城市,先大额、后小额的步骤。但是中国目前还没有明确全面实现利率市场化的时间表。利率市场的起步较晚,从1996年开放同业拆借利率开始,此后又开放了银行间债券利率。2000年开放了外币利率(小额外币存款除外),2004年存款利率管上限,贷款利率管下限的格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至今也尚未形成基准利率体系,自然也没有简单的金融衍生工具,如期权和期货。这使得中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存在差距。

2.商业银行的跨区域经营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的中小商业银行,即城市商业银行不能跨区域经营。《城市商业银行暂行管理办法》第6条规定,城市商业银行在地级以城市设定,一个城市只能设立一家城市商业银行;第二条规定,城市商业银行主要为本市中小企业和居民提供金融服务。

分析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城市商业银行是清理整顿城市信用社、化解地方金融风险的产物。与此同时还承担了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特别是支持中小企业的重担。城市商业银行人员素质较低、经营管理水平不高、风险高度集中。这是监管政策明文规定城市商业银行不允许跨区经营的背景。

随着我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的推进,城商行风险管理水平不断提高,许多城商行提出了拓展发展空间、实现跨区域发展的要求。对此,银监会与相关部门进行了认真研究并达成共识,城市商业银行完全可以走出城市。2009年4月,银监会调整了中小商业银行的准入政策。规定中小商业银行的机构发展不再受数量指标控制,不再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设立分行和支行设定统一的营运资金要求,从而实现了基本上统一监管标准,实施同质同类监管。

3.混业经营

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最初期,我国金融业并不是分业经营的。当时,商业银行可以设立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比如,交通银行和太平洋保险就是连在一起的。但是,由于后来金融业出现了一些混乱情况,当时一种主流的看法认为这些混乱来自于混业经营,因此就逐渐把金融业务切分开来;同时在立法上加以保证,形成了一种比较严格的分业经营体制。1995年通过并于2003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43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进一步完善银行业监管法律体系的相关思路

我们正处于一个金融市场迅速创新、竞争不断加剧的年代。这对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和银行业法规建设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监管部门应当审时度势,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明确相关政策法律改革调整思路,进一步完善银行业监管法律体系。

完善调整金融市场主体关系的主导性法律制度。首当其冲的即是对我国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相关法律制度的调整。这些年,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银行业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不仅为国有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剥离不良资产,也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在风险控制、财务管理、薪酬激励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但由于进行市场主体制度设计过程中主要按照政府意志展开改革,而未按照私法原理明确主体权利与义务,导致体制和机制等深层次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改革在许多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未来几年,法律需要在商业银行产权制度、出资人制度、股东权利与义务、股东行为约束、法人治理结构等方面,在深刻理清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作出科学明晰的规定,在私法层面明确银行在市场中的商事主体地位,保护其自治权利,维护市场对于市场主体的选择和对于金融资源的配置。

建设开放性市场准入制度,培育多层次金融市场主体。银行业是有限持牌的行业,我国银行业实行严格的准入制度,这是完全必要和合理的。但过高的准入门槛也容易导致市场垄断,我国现有金融机构之间在服务方式上、组织构架上、经营模式上、服务对象上、产品设计上、业务流程上都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同质化情况严重,供给动力不足。因此,如何实现经济的平等性是今后中国银行业法律制度完善的重要方面。作为国际政府管理的长期趋势,放松管制对于银行业发展至关重要。一方面,金融机构的丰富可以使优质资本进入银行业,提高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实力;另一方面,各类金融机构可以提供不同的产品,实现服务多样化,从而解决金融市场供需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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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商业银行 穆斯林 金融服务

一、我国城市商业银行概况

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历程,可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前期,当时全国各级城市由当地政府出面成立了成千上万个城市信用社,基本上是县区一级政府一家城市信用社,从管理上把城市信用社视同同级政府的第二财政。1995年国务院决定在大中城市组建地方股份制性质的城市商业银行,以通过经营来解决储户存款的兑付及维护地方的经济乃至社会稳定。

根据银监会最新公布的数据:截止2008年底,全国共有城市商业银行136家。从业人员15万人;截止2008年第四季度,城市商业银行合计资产总额41319.7亿元, 负债总额38650.9亿元。十余年来,城市商业银行保持了稳健发展的良好势头,并凭借相对灵活的机制进入市场,优化了银行业资源配置,已经成为我国银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大多数城市商业银行面临着不良贷款率高、资本金不足、盈利模式单一等问题。所以,城市商业银行体制改革成为目前亟待开展的工作。

二、兰州银行及穆斯林支行简介

兰州银行原名兰州市商业银行,成立于1997年6月,是甘肃省境内第一家具有法人地位的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是在原兰州市56家城市信用社基础上进行股份制改造和资产重组,由地方财政、企业法人和自然人入股发起设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2008年6月,兰州市商业银行更名为兰州银行,现下属1家营业部、3家分行(酒泉分行、天水分行、敦煌分行)、81家支行。到2008年5月末,全行资产总额达到298.22亿元,是成立初期的7.6倍;各项存款余额达到261.07亿元,是成立初期的8.9倍,占兰州市金融机构存款份额的14%,位居全市金融机构第三;各项贷款余额达到186.52亿元,是成立初期的9.5倍,占兰州市贷款市场份额的13%,位居全市金融机构第三。。其旗下的穆斯林支行前身是兰州市穆斯林城市信用合作社,于1994年在兰州市城关区萃英门挂牌成立。1997年,经过股份制改革,兰州银行穆斯林支行正式成立。

三、兰州银行穆斯林支行的经验分析

第一、得天独厚的金融生态环境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在一定意义上就意味着和谐、统一的社会经济生活。兰州银行穆斯林支行的成立,一方面与当地的社会、人口构成有着紧密的联系。兰州市地处我国几何中心位置,为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自治区)的交通枢纽,自古以来就是西北各族人民经济、文化交流的重镇。兰州市内生活着51个少数民族,人口近12.5万人,占全市总人口314万的3.99%。其中回族等信仰伊斯兰教的10个少数民族约11万人,占兰州市少数民族人口的82.44%。

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特殊的经济、文化背景也是兰州市商业银行穆斯林支行顺利发展的重要原因。穆斯林以伊斯兰教义作为其日常生活的准则。伊斯兰教也具有很强的涉世性,积极关注现世生活和幸福。即追求两世吉庆。这种观念鼓励广大穆斯林在现实生活中积极参与各种行业的经营,为谋求现世幸福而大力发展经济。因此,经商也成为各穆斯林民族悠久的传统之一。历史上在甘肃乃至整个西部地区,民族经济在地方经济的发展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近几年来,在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国内经济飞速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兰州市的穆斯林经济也呈现出上升趋势,形成了以清真餐饮业为主、养殖业、运输业、清真食品加工业、民族用品制造加工业并举的格局。日趋繁荣的民族经济给金融业带来了无限的商机,穆斯林支行应运而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第二,从实际出发,明确市场定位

科学的市场定位,既是继续充分发挥城市商业银行的比较优势,应对越来越严峻的竞争形势,培育核心竞争力的需要,又是促进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现实要求。甘肃省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济不发达的现状,严重制约了省内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一方面,中小企业由于缺乏资金支持导致发展滞后。另一方面,银行与中小企业双方缺乏彼此之间的了解和沟通渠道,造成信息不对称,从而使银行对中小企业的了解支持有限,结果资金这一问题成了广大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

穆斯林支行把少数民族企业和商户整体纳入特定的服务范畴,将少数民族商家作为特定的目标客户群,建立一整套量身定做的服务去感召和吸引这些客户,赢得了竞争的主动权。在十余年的经营中,穆斯林支行立足于服务地方经济,利用与当地少数民族经济的交融性,敏锐捕捉经济新的增长点,扩大自身金融资源的支配范围;定位于为穆斯林民营企业服务,充分发挥从业人员本土化、与客户地域联系密切、熟悉客户资信与经营状况、容易对地方中小企业进行监督等优势,促进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的提高;定位于为社区发展服务,充分发挥地缘优势,从而促进兰州银行差异化战略的实施,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和市场影响力。

第三、重视内部管理和风险控制建设

我国城市商业银行改革的根本最终要体现在内部管理水平和风险控制建设上。

首先,建立市场化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人力资本和银行经营资本实现优化配置。穆斯林支行的所有员工都实行了聘用制,根据工作表现签订聘用合同,一年一签,逐步建立“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用人机制。

其次,借鉴现代银行管理经验,建立和完善风险控制管理体系,在规范进行贷款五级分类的基础上探索更严格的风险识别和拨备提取制度,实行经济资本管理,强化资本对风险和效益约束,实现稳健经营。穆斯林支行制定了《兰州银行穆斯林支行信贷管理办法》,实行审贷分离、岗位制约制度,由不同经营层次的不同人员承担,实现相互支持和制约。按照“横向平行制约”原则,设立信贷调查岗和信贷管理岗,前者承担信贷业务的开发、受理、调查、评估和审批后信贷业务的经营管理,后者主要承担信贷业务的审查和整体风险的控制。成立贷款审批小组,建立集体审批贷款制度。

参考文献:

[1]春风化雨助腾飞――兰州市商业银行穆斯林支行.甘肃金融.2005,(4)

[2]雷 科.对我国城市商业银行改革和发展的思考――兼论湖北省宜昌市商业银行的发展.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培训学院学报.2005,(2)

[3]郑敏思.伊斯兰教的经济思想探析.商丘师范学院学报.第23卷(5)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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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发展态势：增长放缓，压力显现

2008年，城市商业银行群体仍保持了快速发展势头，资产、存款和贷款都实现了快速发展，财务状况持续得到改善。值得注意的是，受宏观经济下滑的影响，与2007年相比，城市商业银行的增长势头有所放缓。由于绝大多数城市商业银行仍然集中在单一城市开展业务，不同地方的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态势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但总体下滑趋势已经显现。笔者预测，这一趋势在2009年仍将延续。

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但增速放缓

2008年，城市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增速超过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其他类金融机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第三季度末，城市商业银行资产总额达3.9万亿元，增长25.8%；负债总额达3.7万亿元，增长25.2%；在全国银行业总资产和总负债中的占比均从6.4%提升到6.5%。同期，国有银行资产增长11.1%，负债增长10.9%；股份制商业银行资产增长21.5%，负债增长20.7%；其他类金融机构资产增长25.5%，负债增长24.2%。城市商业银行的快速发展除了受益于宏观经济的快速发展外，更大程度上是近年来地方政府加大对当地城商行的支持以及城商行加大重组改革力度的结果。

需要注意的是，与2007年相比，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势头有所放缓。2007年末城商行总资产和负债的增速分别为28.8%、27.5%，到2008年第三季度末，分别下降到25.8%和25.2%。当然，由于城市商业银行的单一城市制经营特征，不同地域的城商行发展态势有所不同。但纵观2008年前三季度仍然延续快速发展势头，一季度达到峰值，随后呈现出明显的回落趋势。经济回落对城商行的影响正逐渐显现。

财务状况持续改善，不良率继续下降

2008年，部分历史问题较重、不良率较高的城商行纷纷加快了重组改造步伐，如广州商行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正在实施增资扩股；万州市商业银行被重组为三峡银行，不良贷款率由30%下降到3.2%；城商行的财务状况持续改善。得益于快速发展势头和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城商行的不良贷款率继续实现“双降”。截至2008年9月末，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500.8亿元，比年初减少10.7亿元，不良贷款率2.54%，比年初下降0.5个百分点，低于全国5.49%的平均水平。从图中也可看出，2006年以来，城商行不良贷款率保持逐季下降态势。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城商行不良贷款季度减少额呈明显的下降趋势。表明城商行控制不良贷款的压力正在加大。

主要发展特征及动向：跑马圈地加速，特色定位初显

“跑马圈地”，跨区域发展掀起

近年来，随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城市商业银行异地分支机构管理办法》以及《关于允许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县域设立分支机构有关事项的通知》等政策法规的出台实施，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发展的市场准入条件进一步明确，相关支持政策进一步清晰。而上海银行等银行对跨区域发展的率先探索也为城商行群体实施跨区域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在此情况下，2008年城商行迎来跨区域发展，一批监管评级在三级以上的城商行加快“跑马圈地”步伐，纷纷在省外、省内、县域等区域设立分支机构。这成为2008年城商行发展中的最大亮点。据笔者统计，2008年共有29家城商行设立了47家分行（含正在筹建的分行及香港代表处）。

引入“战投”，目标转向国内

城市商业银行一直是外资金融机构青睐的入股对象。出于引入外资金融机构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和丰富的金融产品的考虑，近年来城市商业银行对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一直保持较高的热情。2008年，城商行继续延续这一趋势，先后有郑州市商业银行、吉林银行、长沙市商业银行、烟台市商业银行以及营口银行等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需要特别关注的是，2008年城商行在引入战略投资者方面出现一个明显变化，即引资对象从以往单纯的境外金融机构转向“境内、外金融机构并重，并优先选择境内金融机构”。当年，九江市商业银行、莱商银行、廊坊市商业银行分别引入兴业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京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没有选择境外金融机构。笔者认为，经过多年的探索，城商行在引入战略投资者方面日渐成熟，城商行更多地从“对等性、适用性、兼容性、有效对接”等方面选择战略投资者。而在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将会有更多的城商行将目标转向国内，选择国内金融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

深化定位，努力培育中小企业服务特色

中小企业业务是城商行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业务。城商行自成立伊始就与中小企业渊源颇深。但近年来随着各类商业银行纷纷进军中小企业市场，加大对中小企业业务的开拓力度，城商行的中小企业业务优势正在逐渐丧失。这既有外部竞争环境日益激烈的因素，更大程度上则是城商行内部的原因。2008年，城商行明显加大了对中小企业业务的投入，努力将“坚持中小”的市场定位做深做透，涌现出不少有特色的产品和服务。比如吉林银行推出的小额商铺抵押贷款，杭州银行合作推出的小企业集合信托债权基金，深圳平安银行推出的“供应链融资W计划”，宁波银行推出的“透易容”，北京银行推出的“现金优管家”等等，更有多家银行推出并实施中小企业战略，努力打造中小企业特色银行。

差异化竞争，从“市民银行”转向“社区零售银行”

2008年，城商行业务发展中的另一大特点就是从“市民银行”转向“社区零售银行”。城商行前几年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市民银行”和“中小企业银行”的差异化定位。但随着外资银行的大量进入，特别是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向零售银行转型，并纷纷推出服务于高端客户的私人银行业务，城商行“市民银行”定位的差异化及由此具有的优势不再明显。城商行需要进一步细分市场，特别是发挥在当地城市网点多、与地方经济和社会各方面关系密切的优势，寻找新定位。而社区零售银行面向社区居民和小企业，蕴含巨大的市场需求，同时也能充分发挥城商行的传统优势，并与同业形成差异化竞争。正是在此背景下，“社区零售银行”被越来越多的城商行所推崇。吉林银行在对长春市200个社区进行调研的基础上，选择6个社区进行试点，启动“社区银行”和民生金融计划；北京银行在全市推出20家社区银行，全面实施社区银行战略；大庆市商业银行试点的“社区银行”除正常金融业务外，还为社区居民提供理财讲座、代送鲜花等非常规服务。

发展转型，以理财为突破口

如何改变过度依赖存贷款利差的收入结构，实施发展转型，是包括城商行在内的中国银行业近年来一直探索的课题。与国有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相比，城商行在网络和技术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因而在现有中间业务品种中，更多依靠与基金公司、信托公司合作，专业技术要求相对较低的理财业务就成为城商行发展转型的突破口。而城商行在债券业务方面的优势也为其大力发展理财业务提供了支撑。2008年，城商行理财业务实现快速发展，特别是上海银行、北京银行等大型城商行在理财业务上取得突破，跻身“全国商业银行理财排行榜”前列。除了理财产品的种类和数量，城商行还着力培育理财品牌，提升服务品质。如上海银行的“慧通理财”、杭州银行的“幸福理财”、北京银行的“心喜理财”等。

挺进县域，抢抓农村改革新机遇

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拉开了农村全面改革的序幕，也为银行业开辟了新的市场。早在前两年，部分外资银行就通过设立村镇银行的形式布局农村市场，城商行也是进军农村金融市场的先行者。截至2007年末，在全国124家城商行中，有72家城商行共设立了347家县域支行。伴随农村改革的春风，2008年，城商行进一步加快挺进县域，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共有15家城商行设立30家县域支行。与此同时，城商行还积极通过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途径全面开拓农村金融市场，预计全年由城商行发起设立的村镇银行达到14家。

上市遇阻，增资扩股进行时

受资本市场低迷和有关政策尚未出台的影响，2007年城商行发展中最大亮点的上市工作在2008年遇阻搁浅。到本文完成为止，仍未有一家银行的上市申请被审核通过。当然，这并不能阻挡城商行的上市热情及相关工作的开展。在上市进程遇阻放缓的情况下，城商行必须通过其他渠道补充资本金以维持快速发展势头。大范围展开增资扩股成为2008年城商行发展中的一大亮点。据不完全统计，全年共有28家城商行完成和正在实施增资扩股。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城商行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势头。

城信社改革提速，城商行“大扩容”

上世纪九十年代，城商行大范围组建时保留了一批城市信用社。经过近几年的改制、重组，截至2007年末仍有42家。这部分城信社，出路只有两条：要么改制为城商行，要么被收购兼并。当然，城信社转制为城商行必须满足一定的监管要求。随着地方政府对地方金融资源的日益重视，城信社改制步伐明显加快。2008年，共有17家城信社转制为城商行，从而使城商行的数量进一步上升。

压力和困境：经营环境恶化，风险压力凸现

2008年，在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城商行快速发展势头背后隐藏的压力和困境逐渐显现。特别是城商行固有的特征和劣势与宏观调控效应叠加，使得城商行具有更强的政策敏感性和经济下滑敏感性，更多地感受到压力和困境。而2008年上半年部分中小城商行出现的流动性压力和下半年出现的不良贷款反弹则为城商行敲响了警钟。

“坚持中小市场定位”与“中小企业风险凸现”叠加

“坚持中小”是城商行成立伊始就确立的市场定位。这一定位充分发挥了城商行的比较优势，使城商行在与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竞争中实现差异化，从而推动了城商行的快速发展。2008年年初以来，受原材料价格上升、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提高以及出口下滑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不少中小企业陷入经营困境，甚至破产倒闭，中小企业信用风险急剧上升。这使得定位于此且中小企业贷款占比较高的城商行深受打击。如今年上半年，临沂市商业银行累计形成不良贷款162笔，金额31025万元；其中，中小企业户数占比95%，金额占比74.7%。毫无疑问，经济下行周期中中小企业信用风险上升速度要快于大型企业，城商行来自市场定位的压力骤然加大。

“风控能力不强”与“信用风险加大”叠加

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和经济周期有明显的相关关系，每一次经济调整几乎都伴随不良贷款不同程度的反弹。今年以来的经济下滑已让银行业感受到日益加大的信用风险。根据银监会的统计数据，9月末，主要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6.01%，继续实现双降；但国有银行、农村金融机构以及外资银行的不良贷款额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增加，而农村金融机构和外资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也出现上升。虽然，城商行群体继续保持不良双降，但降幅大幅缩小，表明面临较大的资产质量压力。这种压力远超过其他类型商业银行。原因除了前面提到的经营地域限制外，还包括城商行较低的风险控制能力。与其他商业银行相比，城商行无论是风险管理架构、风险管理技术、还是风险管理人员，都存在不小差距。而城商行近几年持续高于同业的增长速度也为其埋下不少风险隐患。更重要的是改革重组后的城商行虽然财务状况有了极大改善，但尚未经过一轮完整经济周期的检验。财务状况的改善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宏观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下滑导致的信用风险上升给城商行带来的压力不容小视。而宁波银行的数据进一步印证了笔者的判断，宁波银行三季度报告显示，其不良贷款率从年初的0.36%上升到9月末的0.63%，几乎翻一倍；不良贷款也由年初的12.9亿元上升到29.8亿元。

“资产负债管理水平不高”与“流动性收紧”叠加

为抑制经济过热和物价过快上涨势头，自2007年以来，人民银行先后1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达到17.5%的历史最高水平。与此同时，人民银行还加大公开市场操作，通过发行央票和特别国债回收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在从紧货币政策多渠道收紧流动性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压力显现。特别是那些中小城商行的流动性压力更大，有的银行的流动性指标曾一度逼近25%的警戒线，超额准备金比率也降到1%左右的历史最低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大多数城商行的资产负债管理尚处于起步阶段，对资产规模扩张的重视超过对资产负债匹配的安排。这在流动性过剩时期并无太大问题，一旦流动性收紧，由于信贷增长具有一定的惯性，负债的增长更多地具有自发性，加之城商行在资金市场的融资能力相对较弱，流动性问题自然显现。经过了紧缩性货币政策带来的流动性压力后，城商行亟需加强资产负债管理。

2009年展望：在挑战中寻找机遇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将远远超过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因此，2009年中国经济将面临较大幅度的调整。城商行也将面临自成立以来最大的考验――经济周期波动性。虽然中央及各地政府出台的大手笔扩大内需和投资的举措将在很大程度上减缓经济的下滑幅度，并为商业银行带来商机，但对定位于中小企业且经营地域受到限制的城商行来说，面临的挑战多过潜在机遇。

发展转型的挑战

2007年资本市场的火爆和2008年因信贷管制催生的信贷理财产品的热销，让急于发展转型的城商行看到了希望。特别是近年来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为国内银行实施发展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但2009年经济的下滑和资本市场的持续低迷也将给城商行发展转型带来巨大挑战。极有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利息收入占比回升，中间业务特别是新型业务品种的发展陷入困境。如何破解这一困境将是影响城商行长远发展的战略性问题。

坚持和深化市场定位的挑战

从银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2009年既面临困境和问题，又存在机遇和市场。机遇和市场更多地来自中央和各地政府的扩大投资、拉动内需的举措。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投资及由此带动的衍生投资和项目大多为基础设施、公共事业以及重大产业项目。显然，这与城商行一直以来“坚持中小”的市场定位存在较大差距。当然，这些巨额投资也会带动相关产业中的中小企业的发展，但在全球经济衰退和国内经济下滑的大背景下，中小企业面临更多的是挑战。大量投资需要巨额信贷配套资金，这为商业银行提供了巨大商机。出于业务发展的压力，面对大项目、大客户，城商行如何与其市场定位进行平衡和抉择，这确实是个问题。

跨区域发展的挑战

如果没有政策上的调整，2009年城商行在跨区域发展方面仍将保持快速扩张势头。值得注意的是，经过近两年的跨区域布局，城商行跨区域发展面临的问题正在逐渐显现，并将在2009年更为明显。这些问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跨区域发展布局雷同问题。从目前已拥有三家以上（含三家）异地分行的城商行来看，其跨区域布局高度一致，基本上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经济区域。无疑，这三大经济区域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市场机会最大,但竞争也更为激烈。二是跨区域后对异地分支机构的管控问题。长期以来，城商行一直实行总支行管理模式，且管理幅度在同一城市。跨区域发展后，管理幅度加大，从单一城市扩展到多个城市，如何确保对分支机构的有效管控，对人才、技术、经验都相对欠缺的城商行是个不小的挑战。三是跨区域后总行对异地分行的支撑问题。这包括人力资源、风险管理、信息技术、战略研究以及市场营销等方面。如果总行不能为异地分行提供有力、充分的支撑，总行的控制力就会打折扣。

产品创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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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用专项贷款的方式无法取得实效，有关方面无法保证这些贷款按时足额贷给中小企业。目前每年高达35%的中小企业破产，一些银行内部人士表示，贷款给中小企业风险高成本高，没有必要冒那个险。在信贷紧缩的情况下，房地产、地方政府项目全部缺钱，挪用挤占2000亿元信贷资金的情况恐怕难以避免，有关部门难道对2000亿元贷款项目逐个追查？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我国银行各司其职，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服务对象是大项目、大公司，而地区性的城市商业银行才是民营中小企业的服务主体，他们有一整套针对中小企业的风险控制系统。目前中小商业银行现金流虽然紧张，但不放贷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前期放贷增加，存贷比到达75%的上限，没有能力继续放贷。信贷紧缩必然导致利率上涨，浙江不少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普遍上调30%至40%。如果是担保贷款，还要加上担保机构2%至3%的担保费率。

因此，只有给地区商业银行增加信贷权力，以及符合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机构特定监管手段，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小企业贷款难的现状。

相比而言，建立小额信贷试点公司是个倾向于市场的可喜进步。2008年7月14日，浙江省金融办、浙江省工商局、浙江银监局、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联合了《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办法首次通过制度正式承认了民间贷款机构的合法地位，详细规定了申请成立小额贷款公司所需具备的各项要件，同时明确了工商部门规范小额贷款公司经营行为的各项职能。

建立小额信贷试点公司，目的是催生民间贷款力量，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但是建立小额信贷试点是破冰之旅，仍然受到条条框框的严格束缚。

首先是不能充分发挥民间资金的作用。按照温州出台的试点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上限分别是2亿元和1亿元，整个温州只有16家。以此计算，实质上“转正”小额贷款公司的温州民间资本一年不会超过30亿元，而目前温州民间资本已远超6000亿元。两者相差悬殊，小额信贷试点目前只具有象征作用。

其次是小额信贷试点的市场化尝试受到行政力量的严格钳制。股东持股比例、利率受限，绝对不允许吸储，主发起人的持股比例超过20%。按照试点规定：小额贷款公司资金来源必须是自有资金，而且只贷不存，贷款利率上限不高于国家基准利率的4倍，不得向股东发放贷款，甚至要求小额贷款公司主要经营层必须具备金融机构管理经验。

有关方面显然是想达到三个目的：一是利用民间资本的力量解决制造企业的燃眉之急；二是防范民间资本的风险，避免重蹈南昌商业银行等被民营大股东掏空的覆辙；三是试行小额信贷试点，打开未来市场化之路，同时避免与国有商业银行争夺资源。

一项措施想面面俱到十分困难，资本逐利而走，市场会根据资金风险、信贷松紧为资金定价，而不会根据一纸命令行事。可以想象，如果资金继续趋紧，那么，利率仍然会在高位徘徊。由于小额信贷试点排除了政策与法律风险，因此利率会适当下降，但这对于中小企业而言，仍是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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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本监管；资本约束；银行风险承担

一、资本监管对银行资本与风险行为影响的理论研究

近年来，国外有关资本要求对银行行为影响的理论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1. 基于资产组合的方法，分析资本约束下银行的投资组合选择；2. 强调面临道德风险问题的银行动机；3. 最近考虑到逆向选择、银行性质差异等问题的一些理论框架的应用。理论界一致认为，资本充足率监管会在近期导致贷款规模的下降，以及市场贷款利率的上升。而在更长的期限里，资本充足率监管可能会提高银行的资本比率，信贷规模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但对于资本充足率监管对银行的边际选择会有何种影响，理论界尚未达成一致。国内学者的理论研究也可以归于以上几个方向，得到的结论也不一致。

1、资本约束对资产组合（银行风险行为）的影响

在资本约束对资产组合影响的研究中，最突出的是Kahane (1977)，Koehn和 Santomero(1980)，以及Kim和Santomero(1988)的分析。Kahane，Koehn 和Santomero考虑的是一个均方差资产组合选择模型。他们认为，假如一家银行完全不厌恶风险，在面临更高的资本要求时，它会选择更高风险的资产组合。因此，他们的分析认为，资本要求对银行体系整体稳定性的影响，取决于银行体系内风险厌恶的分布状况。而Kahane(1977)认为，资本充足率监管不能降低银行资产组合的整体风险，除非银行的资产组合的构成也受到监管。Kim和Santomero(1988)用风险加权资产扩展了前面的研究，他们认为，只要风险权重设置得当，这种方法是可行的。

当代模型在研究银行根据资本要求对资产负债表所做出的调整时，主要集中于基于风险的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效果，而且通常都包含了动态的因素。例如，Estrella(2004)拓展了一个理论上的框架，允许银行调整其负债结构。模型里的银行面临着新巴塞尔协议三大支柱的约束，并且银行所做出的是“阶段性”的决策。Blum(1999)则运用跨期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存在基于风险的资本要求时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他发现，假如在两期都以资本要求来约束银行，则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效果不确定。Milne(2002)认为，资本充足率监管带来的激励效应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因为大多数文献都假定资本要求是一种事前的约束。而通过强化监管惩罚，可以减少银行承担风险的行为。Yilmaz(2009)建立了一个动态模型来分析银行的资本决定，以及这一决定对银行违约风险及贷款的影响。研究表明，基于风险的资本要求同时改变了银行资产负债表中资产和负债的构成。

近年来，国内也有学者研究资本监管与中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风险承担及银行破产概率的影响。学者们以在险资本效应的理论分析为基础，认为中国在引入《巴塞尔协议》有关资本充足监管的制度以后，资本约束迫使银行以自身资本承担损失，可以强化对信贷扩张的资本约束效应(赵锡军，王胜邦，2006) ，有利于提高商业银行的风险意识，避免银行规模的片面扩张，从而维持银行体系的稳定(马蔚华，2005；于立勇，曹凤岐，2005) 。但研究这一现实问题的文献对于资本充足监管能否有效促使中国商业银行提高资本充足水平和降低资产风险，并没有一致的结论(吴栋，周建平，2006；朱建武，2006) 。

2、资本监管与银行的道德风险问题

有关银行资本的理论越来越关注及道德风险问题对银行的资本选择及资产负债表的影响。显然，当银行受到资本要求的约束时，监管者决定的资本与市场资本并不相等。Cooper和Ross(2002)关注的是负债，他们使用基本的DD两期消费模型，来评估银行在易于遭受流动性危机和银行挤兑的环境下，存款保险和资本充足率监管的相互作用。他们认为，相对于存款水平足够高的资本要求，可以让银行选择更安全的资产，从而减轻存款人面临的道德风险问题。Dowd(2000) 引入了一个提供资本并收取流动性保险费的第三方，重新评估了先前DD模型有关设置存款保险的提议。他认为维持足够的资本缓冲，实际上可以完全解决Diamond和Rajan所强调的金融脆弱性问题。Marini(2003)在Dowd分析的基础上，也主张在市场上筹集资本的银行不会经历破产危机。他们两人的主张表明，由市场决定的银行资本水平可以替代监管和金融安全网。

3、考虑到逆向选择、银行异质性的理论研究

最近也有一些学者探讨了逆向选择问题会如何影响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效果，以及在资本充足率监管环境下，银行间的差异会如何影响市场产出，市场调整反过来会如何影响各类银行对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反应。Thakor(1996)关注的是银行在面临逆向选择的可能性时，对未来的借款人加以筛选的意义。他同时考虑了存在一家垄断银行和许多的代表性银行的两种情形。Morrison和White(2005)探讨了监管当局的筛选能力对最优资本要求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发现，假如监督成本足够低，未加监管（没有市场准入限制）的银行体系可能会有效率（只有拥有监督项目能力的健全人才会开办银行）。因此，假如监督成本超过了符合效率的临界值时，监管当局可以凭借资本充足要求，通过筛选和颁发许可证来限制准入，以及（或者）对银行的审计，从而有可能增进效率。

因为现实中的银行管理能力和利用各类技术的能力各异，所以有学者在研究中注意到了银行的异质性。Kopecky和VanHoose (2006)考虑了一部分银行监督贷款，以防范道德风险，而另一部分银行不对贷款加以监督的情形。他们的研究发现，当资本要求突然完全或部分对银行体系加以约束时，信贷规模会收缩，但是进行最优选择以监督贷款的银行的均衡份额也会下降。因此，从净效应上来看，总体贷款质量可能提升，也可能下降。Boot和Marinc (2006)考察了不同银行在监督技术方面花费大量投资的情形。他们的研究发现，资本充足率监管对总体贷款质量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曹艳华(2009)以中国商业银行2004～2007年的年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实施对中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对于不同性质的商业银行而言，资本充足监管压力对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不具有显著性影响；当资本充足率小于8%时，监管惩罚压力会显著降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资产风险；而城市商业银行不论其资本状况如何，资产风险都显著降低，同时城市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表现出一定的内生稳定性。

二、资本监管对银行资本与风险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正因为理论研究没有得到一致结论，一些学者转而从实证的角度，探讨资本充足率监管对银行资本与风险行为的影响。Shrieves和Dahl(1992) 建立联立方程模型，从实证的角度分析巴塞尔协议监管下银行资本与风险行为的关系。他们的研究结论表明，银行资本和资产风险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银行提高资本的同时会增加对风险资产的投资，从而减弱了资本要求的政策效果。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Jacques和Nigro (1997) 对巴塞尔协议实施初期的美国银行业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基于风险的资本充足要求能够有效地增加商业银行资本和降低其资产风险。Godlewski (2005) 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研究表明，巴塞尔协议有助于银行体系的健康发展，没有发现银行资本与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Jablecki(2009)研究了1988年巴塞尔协议对银行行为和货币政策的影响。研究认为，巴塞尔协议在迫使所有G10国家的商业银行保持更高的资本比率方面是成功的。然而试验研究也表明，至少在美国银行，巴塞尔协议也激励银行求助于监管资本套利技术，特别是资产证券化。Roy(2008)使用联立方程和跨国经验数据，来考察1988年巴塞尔协议通过后，来自G10国家中6个国家的银行如何调整其资本及风险加权资产。研究表明，只有在美国资本比率较低的银行才会更快增加其资本，然而并未以不同比率调险加权资产。此外，市场约束似乎起到了关键作用，表明市场压力是20世纪90年代银行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

国内学者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的尝试。蔡永革(2008)运用14家商业银行的实际数据，就《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实施对中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和资产风险水平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目前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的提升，主要得益于政府注资等外部行为，同时，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压力也不能解释近年来商业银行资产风险水平的变化。钱海刚等(2009)对中国14家上市银行2006～2007年的混合数据回归分析后发现，中国上市银行资本充足监管的有效性并不明显。而吴俊等(2008) 的研究发现：在资本充足监管的强制约束下，中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变动与风险变动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最低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能够有效地提高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水平，但对银行的资产风险变动没有显著的影响；银行规模有助银行提高资本和规避风险，但盈利水平对资本变动的影响不显著。杨瑾等(2010)对资本充足监管的收益和成本进行了函数分析，并基于中国四大商业银行的数据做了实证研究，认为资本充足率监管对四大商业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影响不确定。同时其实证分析还发现，不存在适用于所有银行的统一的最佳资本充足率和最佳的资本结构。

三、对资本监管的亲周期性的研究

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外学者纷纷开始关注巴塞尔协议的亲周期性。如Andersen(2011)认为，当前的新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监管框架的目的，是使银行的资本要求对资产的潜在风险更为敏感，这样一来，就有可能让银行部门的行为更具有顺周期性。因此，他应用了一个相对来说足够长的详细时间序列数据和一个比以前的研究更全面的模型体系进行了分析。然而他的研究也发现，假如风险权重是基于足够长的观测期（包括经济不景气时期）来确定，就可以有效遏制新巴塞尔协议资本要求的亲周期性。

国内也有不少学者研究巴塞尔协议（或是资本监管）的亲周期性，并提出了建立逆周期资本监管制度的一些建议。如张宗新等（2011）通过对2001~2009年国内上市银行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发现我国商业银行具有稳定的资本缓冲计提顺周期行为，但信贷活动并不具有明显的亲周期性特征，表明监管部门的资本监管政策总体上已经渐进有效；完善逆周期的资本监管机制应成为中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必要内容。

参考文献：

[1]Andersen, Henrik, 2011. Procyclical implications of Basel II: can the cyclicality of capital requirements be contained? 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 vol(7), issue 3, 138-154.

[2]Dowd, Kevin, 2000. Bank capital adequacy versus deposit insur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 17, 7-15.

[3]Estrella, Arturo, 2004. Bank capital and risk: Is voluntary disclosure enough? 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 26, 145-160.

[4]Kahane, Yehuda, 1977. Capital adequacy and the regulation of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1, 207-218.

[5]Kim, Daesik and Santomero, Anthony, 1988. Risk in banking and capital regulation. Journal of Finance 43, 1219-1233.

[6]Kopecky, Kenneth and VanHoose, David, 2006. Capital regulation, heterogeneous monitoring costs, and aggregate loan quality.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30, 2235-2255.

[7]Shrieves, Ronald E. and Dahl, Drew ,199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 and capital in commercial banks．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16( 2) , 439-457．

[8]Yilmaz, Ensar, 2009.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regulation.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49, 760-771.

[9]蔡允革：《资本充足率监管对中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和资产风险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西部金融》2008年第10期，第25~27页。

[10]曹艳华：《资本充足率监管压力下的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基于不同性质商业银行（2004~2 007）的比较研究》，《金融论坛》2009年第5期，第45～50页。

[11]钱海刚，王常雄等：《中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监管有效性分析――以上市银行为例》，《金融理论与实践》2009年第4期，第52～56页。

[12]吴栋，周建平：《资本要求和商业银行行为：中国大中型商业银行的实证分析》，《金融研究》2006年第8期，第144～153页。

[13]吴俊，张宗益等：《资本充足率监管下的银行资本与风险行为――《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实施后的实证分析》，《财经论丛》2008年第2期，第36～42页。

[14]杨瑾，霍天翔等：《资本充足率监管有效性的成本收益分析――基于中国四大商业银行的实证研究》，《财经问题研究》2010年第1期，第75～80页。

[15]于立勇，曹凤岐：《论新巴塞尔协议与中国银行资本率水平》，《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年第1期，第30～37页。

[16]赵锡军，王胜邦：《《新资本协议》对商业银行信贷运行的影响――兼论其宏观经济效应》，《国际金融研究》2006年第2期，第36-42页。

篇8

关键词：商业银行；经济资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12－0043－05中图分类号：F832.21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apital management in Chinese commercial banks at first, and then analyzes the different practice of capital management in these commercial banks. On this base, the paper gives the guidance to improve capital management. The concrete contents are including the improvement of capital management,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operation management team of high quality and an capital evaluation system,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al framework and business process reconstruction (BPR), and accumulation data so to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of rating models.

Key Words: Commercial Banks； Economic Capital； Credit Risk； Market Risk； Operational Risk

一、引言

从现代银行的经营理念来看，银行表面上是经营货币，但实质上是经营风险，银行是经营风险的特殊企业。正是基于对银行资本与风险之间关系的理解，在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领域出现了经济资本的概念，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银行经营管理体系。然而经济资本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目前看来，国外先进商业银行在此方面已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而国内商业银行尚处于经济资本管理的初级探索阶段，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及部分股份制银行所采用的经济资本管理体系也只是最简单的做法，与国外先进银行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经济资本管理是新形势下我国商业银行生存与发展的根本要求。因此，本文认为对我国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的经验进行归纳和比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经济资本实施的思路，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我国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的历史沿革

1990年代之前，中国商业银行基本没有资本管理。1995年颁布的《商业银行法》规定了中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必须达到8%，但是，我国商业银行长期以来有国有信用的隐性支撑，普遍存在资本概念的缺失，并不重视资本管理。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中国的金融企业也开始了要同国外优秀的金融企业的同台竞争。按照1988年《巴塞尔协议》，商业银行经营必须符合8%的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规定，所以商业银行一边学习西方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理论和经验，一边补充资本金，并开始了资本的管理。

2004年2月23日，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同年6月23日巴塞尔委员会了《新资本协议》，实际上，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是根据中国商业银行实际情况，以1988年资本协议的资本计量为基础，借鉴新资本协议的思想制定的。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从监管的角度提出了商业银行必须对资本进行规划和管理，商业银行开始重视资本的管理，并开始借鉴国外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体系和方法。其间，国家也对国有商业银行注资或者发行次级债补充资本金。

2005年10月中国建设银行上市，开始了国有银行上市的安排，也标志着国有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的改善，中国商业银行真正开始以企业法人的身份承担风险和经营风险并取得收益。中国银监会也明确提出到2010年有条件的银行要基本实施新资本协议。如何更好地适应股东的要求，为股东和投资者带来增加值，实现银行业务持续、稳定的增长，实现风险和收益的平衡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商业银行一方面加强风险的管理，研究并尝试建立全面风险管理的制度，一方面完善业务流程，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营销体制，适应市场的竞争，再一方面强化绩效考核，尝试引入经济资本的概念，建立资本约束下的业绩评价体系。

三、我国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的经验

尽管我国现阶段并没有实行新资本协议, 但以资本约束为核心的风险管理理念已为很多商业银行所接受。中国银监会明确鼓励商业银行逐步确立以经济资本为风险管理的核心。目前, 部分国内银行（如工、农、中、建以及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如招行）已将经济资本作为一个重要管理工具，开始进行研究、探索和逐步引入经济资本管理方法。

（一）建设银行

建行是国内最早推行经济资本管理的国有商业银行，该行于2002 年初步建立起经济资本分配办法，但主要是对各分行经济资本的事后计量，不具备资源配置和预算管理功能。2004 年建行出台了《经济资本预算管理暂行办法》，以确定的年度经济资本增长率目标和经济资本回报率目标为年度预算的逻辑起点，据此确定和分配增量经济资本额度，再安排年度业务计划和其他财务收支计划。在确定全行经济资本总额和当年经济资本增量的基础上，测算全年可扩张的风险资产数量。然后根据资产性质和资产损失特征的不同，采用不同的分配系数，在不同区域、行业、产品和企业间分配经济资本，引导各级行调整业务和产品结构。同时规定各级行占用经济资本的期望回报率必须达到13%，试图据此硬化约束，推动各级行权衡效益和风险，改善资源配置和经营绩效。总之，中国建设银行的经济资本计量范围涵盖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资本性占用四个方面，其经济资本计量和配置结果以经济增加值为主要依据，并以经济增加值作为绩效评价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工商银行

工行于2006 年在全行范围内实施经济资本配置方案，初步形成了经济资本管理框架。该行借鉴银监会《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标准法，结合现阶段信息基础和管理现状，通过内部系数法计量信用风险经济资本，通过银监会标准法计量市场风险经济资本，通过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基本指标法计量操作风险经济资本。由于计量口径的差异，信用风险经济资本需要通过监管资本转换系数与监管资本数据保持平衡。工行的经济资本配置计划是资本充足率控制计划在系统内部的分解，根据一定的分配原则将经济资本计划向各级分行、业务部门配置，同时根据经济资本的实际分配额，通过经济资本总量结构、分配系数和回报系数进行转换，提供业务发展、风险控制和财务收支等计划的参考值。

（三）农业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于2005年年初制定并下发《中国农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暂行办法》，力图以此加大业务调整力度。农行设计了“内部系数法”计量经济资本。该办法以农行现有信息系统的会计和统计项目为基础进行了业务（资产）分类，参照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和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风险权重，结合农行的政策导向和实际的资产风险状况，对每类业务（资产）确定不同的“经济资本系数”，即资本需求比率，据此在各类业务（资产）中分割经济资本。

（四）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2004年引入了经济资本的概念，2005 年《中国银行经济资本配置管理办法（2005 年版）》，经济资本计量对象只涵盖信用风险，将经济资本管理同信贷计划管理流程相衔接；经济资本指标考核由指导性过渡到指令性，并成为绩效考核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行以预期收益率作为资产组合管理的核心指标，该指标分为度量和优化两个阶段，在度量阶段，根据资产组合在地区、行业、产品、客户分布状况，度量一年之内各维度资产组合产生的净利息收入与占用监管资本之比；在优化阶段，以风险暴露的增长额和监管资本的增长额作为约束条件，对下一阶段经风险调整的预期收益率进行优化，在全行整体优化的基础上设定地区、行业、产品和客户的风险限额，以此约束各级机构、各类业务按照全行最优结果扩展业务。该指标最大的特点在于根据全行监管资本虚拟分割结果，把它作为各级机构业务发展的硬约束，制约了各级机构的盲目授信行为；同时在业务的当期收益中扣减了风险成本，风险暴露的滞后性在当期业绩度量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有利于建立自我约束，稳健发展的风险管理机制。

（五）其他商业银行

在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中，招商银行、浙商银行等也开始意识到转变传统的经营管理手段的必要性，并试图建立经济资本管理体系。

2006年招商银行出台《全行经济资本管理方案》，提出经济资本管理的基本原则为：总量控制、全面管理、战略主导、回报约束、区域调节、结构优化。根据年度经济资本总额，确定风险资产增长规模和业务计划安排。按照市场价格和股东期望确定经济资本回报率，要求占用经济资本必须达到最低回报要求。在经济资本计量中考虑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经济资本计量采用系数法，以该行战略调整为重点，对重点业务、重点产品、重点客户在经济资本分配和风险资产系数上适当优惠，并根据区域进行调节；市场风险根据VaR的3倍计算。结合业务发展计划和可供分配经济资本总额进行配置。根据经济资本成本计算EVA，并以之为基础，开展绩效考核和收入分配。

浙商银行于2006 年开始在全行全面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建立以经济增加值和经济资本回报率为核心内容的绩效考核体系，彻底摒弃了存贷款任务考核等做法，在同行中率先迈出坚实的一步，并为今后提高资产风险定价能力打下了坚实基础。浙商银行主要针对信用风险的经济资本计量进行了细致的规范，在设计和实施经济资本管理时，更多地实行了多因素综合计量的思路。一是风险计量范围涵盖全行表内外所有业务；二是设立多维经济资本风险系数标准；三是按系数法逐笔计量各项业务占用的经济资本。

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开始研究经济资本的计量方法和管理体系。石家庄市商业银行结合自身的现状和实际，制订了经济资本计量分配办法。根据银行最低资本充足率为8%的监管规定，设定全行在经营过程中需分配的经济资本总量，计算公式为：全行经济资本总量=信用风险分配经济资本+市场风险分配经济资本+操作风险分配经济资本。信用风险的计量主要采用标准法和初级的内部评级法相结合的方法。市场风险计量采用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 2004年第2号令) 中规定的标准法。操作风险的计量和经济资本分配采用基本指标法。

四、我国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的特点

我国商业银行实行经济资本管理有以下特点：

（一）以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为基本依据。新巴塞尔协议经过几年的讨论，2004年6月，尽管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协议，但由于它反映了国际先进银行管理水平，同时也由于它的成员在国际经济、金融格局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使得它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包括发达国家和许多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内的国家和地区纷纷援引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相应的调整本国相关的金融法律、政策、措施。2004年2月，我国银监会颁布《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也借鉴了新巴塞尔协议的精神，从此资本约束和经济资本的理念得到国内各大商业银行的重视，并开始建立自身的经济资本管理体系。

（二）将经济资本管理作为全面风险管理的工具。虽然我国商业银行在进行经济资本管理时要么涵盖三大风险，要么主要是指信用风险（如中国银行、浙商银行、光大银行）。但它们在管理总则中，都认为经济资本管理的内容基本涵盖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三大风险。

（三）充分发挥资本作为风险约束边界的作用。根据新巴塞尔协议，银行承担的风险应当严格限定在自身资本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议提出了针对信用风险的资本要求，1996年的资本协议修正案进一步提出了对市场风险的资本要求，2006年实施的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将资本要求又进一步扩大到操作风险。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明确区分“监管资本”与“经济资本”，规定经济资本是银行承担非预期损失的度量，使我国各商业银行的认识进一步提高，部分商业银行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

（四）重视资本约束，同时重视资本回报。其中，“约束”是条件，“回报”是结果。我国各银行都充分认识到，必须长期保持合理的资本充足水平和资本回报，才能决定规模扩张的边界和业务发展的方向。资本回报的水平构成了商业银行业绩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进行经济资本管理的趋向相同。通过我国主要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实践的分析可以知道，他们在未来经济资本管理的以下几点认识相同：（1）国内银行界把资本管理与风险管理作为有机的整体来看待。（2）国内银行界尊重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但并不迷信资本充足率，大部分商业银行期望保持较高的资本水平。（3）开始意识到应将账面资本、监管资本与经济资本结合起来统筹进行银行资本的全面管理。（4）经济资本管理的核心是经济资本计量、配置与应用，即如何合理、有效地计量配置有限的经济资本资源与如何对经济资本的使用结果进行考核。（5）应用风险调整后资本收益率(Risk-adjusted Performance Rate of Return，简称RAROC)和经济增加值(Economic Value Added，简称EVA)作为评价经济资本回报率的核心指标，能更加真实地反应我国商业银行的收益水平。

五、我国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存在的缺陷

从我国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的实践中可以看出，对于现阶段的中国商业银行来说，经济资本管理体系还远远没有成熟，总结起来，主要存在以下不足：

（一）计量和配置的模型建设处于初级阶段。突出表现在经济资本计量与分配公式远没成熟，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基本上都采用“系数法”，可以说还是处于标准法的思想体系时期，并不能建立高级计量评级模型计量PD、LGD，进而得到非预期损失和经济资本，因此在精确度方面也是不符合真正的内部评级法要求的。

（二）进行经济资本管理的范围有待于进一步扩大。新巴塞尔协议着重研究了银行所面临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及操作性风险，经济资本所覆盖的主要是这三类风险。国外银行依据其丰富的管理经验，将经济资本的涵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利率风险和商业风险（例如荷兰银行），而我国银行的经济资本要么涵盖三大风险，要么主要是指信用风险（如中国银行、浙商银行）。甚至对信用风险，国外商业银行已经开始分别计量基于交易对手的信用价差风险和违约风险。可以认为，为了提升经济资本管理的效果，目前国内银行实行经济资本管理的范围――风险计量的范围还有待扩大。

（三）进行经济资本管理的基础薄弱。经济资本管理基础的工作是建立符合业务实际的风险计量的模型，由于当前国内商业银行缺乏风险管理专家、金融计量人才，而且银行内部关于贷款质量的数据库不系统、不完整，因此就无法直接使用各种计量模型来进行参数估计等，只能采用简单的系数法来计算经济资本，但这也是我国商业银行在技术能力不足，数据积累有限情形下的无奈之策。

（四）进行经济资本管理的体系不够完善。经济资本管理体系的总体目标是通过经济资本管理，使银行业务风险的增长与资本承受能力相适应，风险增长与收益增长相协调。这个总目标又可进一步细化为两个具体目标：第一，保证银行的资本能够达到监管要求和自身需要，它涉及银行经济资本的计量、监测，最终用以解决经济资本的数量约束问题；第二，充分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创造更高的业绩价值，它涉及对现有经济资本的配置以及业绩考核，用以解决经济资本的质量约束问题。而从上面我国商业银行目前经济资本管理的实践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它们在这两方面的建设都不完善。

所以总体而言, 当前国内各家商业银行虽然均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经济资本管理的方法，但是应用的范围有待扩大，应用的程度有待加深，应用的技术水平仍有待于提高，经济资本的管理体系需要完善。

六、深化我国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的思路

国外商业银行的实践证明，经济资本引入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后，将极大地促进银行经营模式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一是在管理模式上，关注风险和收益的平衡，更加科学地构建运营机制、考核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管理的精细化水平有了提高的技术基础；二是在业务增长上，重视多元化的业务增长模式，重视业务的持续增长，业务增长和股东利益最大化有了一致性的评价基础；三是管理结果同监管部门的监管理念融为一体，更有利于树立公众的信心。目前，国内各商业银行正在陆续进行改革，包括经营理念、管理模式、发展模式等，希望借鉴经济资本的管理思路解决问题。但是，完善经济资本管理体系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在宏观层面需要监管部门的支持与引导，在微观领域需要各家商业银行逐步完善风险管理机制，加快经济资本管理体系的建设。因此本文认为，我国商业银行可以在学习借鉴国际先进银行经济资本管理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从以下几方面深化经济资本管理。

（一）在银行内部强化经济资本管理理念，树立经济资本管理文化。意识的深化和文化的形成是长期的，也是最根本的。因此，要使银行上至管理层，下至一线营销人员都清醒地认识到，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的目的不单是规避风险，而是要依靠先进的风险度量和配置技术，承担那些能够管理好、并能够对其给予充分补偿的风险，从而提高银行股本价值，让股东获得高额的资本回报。同时，经济资本的管理应该是一个专业化的体系，我国商业银行要走出一条资本节约型的发展新路，就必须在银行内部强化以经济资本为核心的经营管理理念。这样，银行才能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协调风险与发展的平衡，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二）积极构建高素质的现代银行运营管理团队。我国商业银行要顺利进行战略调整，就应吸收和培养一大批业务精湛、经验丰富、素质过硬并精通现代银行运营规律的高素质人才，由他们组成商业银行运营管理的团队。同时，还应加大资本和风险管理方面专业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力度，采用多种方式吸引风险资本管理方面的人才，提高资本管理、风险管理岗位人员的素质，使一批真正理解风险管理意义，熟悉经济资本计量、配置的专家能在经济资本管理战略框架内加快推进商业银行实施经济资本管理。

（三）建立科学的经济资本考核体系。随着发行次级债、引进战略投资者和上市，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但是，随着业务的发展，商业银行如果依然单纯追求总量而忽略结构优化，不从根本上改变单纯依靠规模特别是信用规模扩张的增长方式，就必然会导致资本金的急剧消耗，陷入资本金不足的困境。因此，能否建立符合监管规定和本行发展战略的经济资本考核体系，是商业银行走出一条资本节约型发展道路的关键所在。由此，商业银行考核体系中需要包括：一类以经济增加值、风险调整后资本收益率为核心的贡献能力考核指标；一类以分支行市场占有率、营业收入总量、税后利润为核心的竞争能力考核指标。对贡献能力考核指标，先确定不同区域或类别的经营单位的目标值，考核时，将实际值与目标值进行比较，将超过目标值贡献的一部分用于内部激励，这种“自我供给”的激励措施，有利于促进资本绩效的提高。对发展能力考核指标，按照区域同业水平比较确定。这样就可以鼓励分支行向风险权重低、流动性强、资本占用少的项目发展，并关注在区域内的市场竞争能力，从而有利于全行上下增强风险、效益、发展意识，促进资产结构的优化整合和市场竞争能力的提高。

（四）进行银行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再造。经济资本管理体系正如一套先进的管理软件，商业银行的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必须与之适应，才能发挥作用。所以商业银行要以获取在成本、质量、反应速度等方面显著性的改变为目的，对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进行再造。由于经济资本管理的基础是风险管理，国内商业银行一方面形成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明确分离业务营销与风险管理两条线；另一方面，运用制度经济学的契约理论推进银行组织架构的再造，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形成更好地面对市场、面对客户并拥有强大后台支撑的矩阵式结构。另外，我国商业银行的管理层应当根据自身的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明确其发展战略，制定与之相匹配的经济资本约束和配置的战略目标，在制度上落实整个经济资本配置和管理的方法和流程，从经济资本的预算、配置、监控以及绩效考核机制等各方面对不同部门和岗位的职责做出相应的具体要求，使得实际工作有章可循，把银行的经济资本配置政策体现在实际业务过程中。

（五）完善基础数据建设，加快内部评级模型开发。内部评级法中的初级法要求具备5年以上的历史数据，高级法要求具备7年以上的历史数据。显然，在目前的条件下，我国商业银行尚不具备建立高级计量模型所需的数据基础；对新巴赛尔资本协议中提到的很多内部评级方法和风险计量模型，我国商业银行也不完全具备实施条件。所以，商业银行应尽快完善经济资本管理的重要基础：不断完善内部评级体系，提高评级覆盖率和准确性，优化各类评级模型。内部评级体系和风险计量模型的应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数据积累与信息处理系统的完善。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应尽快实现各层业务数据和管理信息的集中，积累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损失数据，建立操作风险损失数据库，逐步建立起全面综合的数据系统；同时，应不断熟悉和掌握各种先进的风险管理模型，找到国际先进理论和方法与我国银行实际情况的结合点，选择并形成适合我国商业银行现状的经济资本计量和配置的方法。

经济资本管理已经成为现代商业银行先进的管理体系，对我国商业银行而言，要办成真正的市场化的商业银行，提高竞争力，就必须借鉴国际上先进商业银行实施经济资本管理的经验，根据中国的发展实际，不断创造条件加快推进。

参考文献：

[1]Andre F.Perold.Capital Allocation Financial Firms[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ial.Summer 2005.Volume 17,Number3.110-118

[2]陈静.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J].南方金融,2008,(1):60-62.

[3]秦媛.城市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Commercial Accounting, 2008,(2):35-36.

[4]邓凯成.资本约束下的银行经济资本管理与经营转型[D].中央财经大学博士论文,2008:17-26.

[5]夏小东.中国银行业经济资本管理的实施途径―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获得的启示[J].金融论坛,2007,(7):5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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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性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的SWOT分析

为了比较清楚地反映地方性商业银行的信用卡业务发展情况，本文采用SWOT分析工具对此问题进行描述。

1、优势

（1）地源性优势。首先，地方性商业银行往往有地方政府的扶持，它们和每一个政府机构、事业单位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些优质的客户群体是其业务发展的基石；其次，地方性商业银行牢牢扎根于地方经济，因而对于地区经济的动态十分清楚，利于其业务布局和风险防范；最后，地方性商业银行有着地方群众地支持，其品牌在当地具有一定的认可度和支持度。

（2）时效优势。地方性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规模相对较小，发卡区域较为集中，信息传递链较短，信息反映和决策速度相对较快，从而使其获得时效优势。这个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客户需求的快速反映，业务审批时限短以及新产品、新业务可以快速研发、开展并占有市场。

（3）经营灵活。地方性商业银行的信用卡业务体量较小，便于业务重心地灵活转变和决策地执行。经营管理的灵活性有利于其迅速把握市场需求进行产品创新，或是迅速开展适应市场需求的业务。这也有利于地方性商业银行的信用卡业务发展出差异化优势。

2、劣势

（1）经营费用有限，系统支撑不足。地方性商业银行普遍存在经营费用较少的情况。众所周知，信用卡业务的前期投入较大，地方性商业银行投入费用相对较少直接导致了业务网络系统建设的局限性，为以后业务的发展埋下隐患。例如，绝大多数地方性商业银行皆采用了银联发卡系统，那么，当其开展业务创新时，就必须和银联商量系统参数的修改和设置（银联不一定能满足银行的需求），这增加了银行开展新业务的成本、时间及成功的不确定性等。此外，地方性商业银行的促销力度也经营费用而受限。

（2）风险控制手段欠缺。信用卡的风险主要是通过大规模发卡，利用大数定律原理分散风险。地方性商业银行往往没有足够大的规模和地域来分散风险，所以对于地方性商业银行，风险控制是其非常重要的核心经营能力。而现实是，地方银行一是缺乏有经验的信用卡从业人员，二是没有独立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三是缺乏完善的风险管理系统，绝大多数的风险手段是通过向有经验的银行引进，或是将个人贷款的模式照搬，这对银行信用卡业务的长远发展非常不利。

（3）区域限制。绝大多数地方性商业银行业务区域主要是分支机构所在地，这不但意味着客户群的减少，也代表着为客户提供的服务存在局限性。而区域的限制也增加了银行的区域风险。

3、机遇

（1）国家政策支持。近两年来，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和管理办法，为信用卡业务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如《征信业务管理条例》的正式实施，为信用卡产业全面深入有效地应用个人信息提供了有力支撑；《金融企业呆账核销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版）》为银行信用卡发展减轻了包袱。

（2）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包括市场上出现了专业的个人资信信息收集的机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日趋完善；政府加强了对诚信的宣传，加重了对“老赖”的处罚等。

（3）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推动信用卡创新。如利用计算机、摄像头远程发卡，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还款、缴费，利用微信、手机等为客户提供快捷服务等。

4、威胁

（1）非银行类“信用卡”的出现。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企业混业经营成为了新趋势。对于信用卡业务，出现了许多非银行机构的竞争者。如京东的“白条”，支付宝的“花呗”，以及一些小贷公司为个人提供的信用贷款等，既分流了客户，也为信用卡的管理带来挑战（如发卡行无法准确掌握客户的负债情况等）。

（2）行业内存在超额核发信用卡额度的情况。许多银行为了吸引客户，或获得超额利润，积极为客户核发大额信用卡，从而增加了客户的信用风险，也不利于信用卡行业的健康发展。

（3）互联网的应用和业务创新，带来了风险管理新问题。如个人信息泄露，非法中介欺诈，更易于套现交易等。更主要的是，银行自身业务支撑系统往往没有串联，不同金融产品的客户信息与信用卡业务系统没有真正无缝连接，在大数据时代，电商、信息企业对客户信息的掌握可能反而比银行更详尽，银行内部信息系统的改进迫在眉睫。

二、地方性商业银行发展策略分析

1. 以客户为中心，提供差异化产品和服务

（1）区域特色。地方性商业银行应该充分挖掘区域经济的特点，区域客户的独特需求，充分利用政府的支持，自身区域的品牌特色，作出针对性产品，获得差异化优势。

（2）加速产品创新。主要是通过先行者优势获得超额收益。地方性商业银行因其自身经营的灵活性，能迅速地对市场作出反映，在产品创新及推展上，具备一定的优势。地方性商业银行的产品创新应该更注重细节变动带来的客户需求满足，以避免过多的前期投入和系统的过多改动。如还款期限创新、业务风险政策的创新等等。其次，客户创新更应该注重新产品能很好的为客户创造价值。除了免息周期，信用卡还能为客户带来什么利益，是产品创新的核心。

（3）个性化服务。地方性商业银行的发卡规模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对客户提供区别服务，对于不同的客户群体（通过风险级别、需求或行业等进行区分），提供不同的服务。这种服务包括收费、风险管理手段、审批额度等，避免“一刀切”。服务的差异化，有利于地方性商业银行管理水平的提高和收益的增加。

2.借力移动互联技术，促进业务发展

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为地方性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它可以降低发卡成本，缩短发卡流程，使得地方性商业银行发卡时效快的优势不再明显。故而，地方性商业银行更应利用移动互联技术，提升服务水平，降低成本。如发卡无纸化，移动终端提供服务等。更甚者，利用自身优势，建立三方平台，对信用卡资本、信用卡产品和信用卡周边进行“众筹”和“分销”。

3.信用卡与传统金融产品相结合

地方性商业银行因自身有限的人力、物力，在对客户营销金融产品时，更应树立大金融的观念，为客户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包，而非单一的金融产品。而信用卡应该是这个金融服务包的主要产品之一。这样既增加了客户对银行的忠诚度，也有利于银行客户管理和风险控制。深入挖掘存量客户，以客户为中心，既是地方性商业银行的发展战略，也是信用卡业务发展的根本战略之一。

4.建立风险管理机制，完善风险管理系统

“以良好的风险管理技术，使风险和收益相匹配，使有限的贷款资源和消费者巨大的信贷需求相匹配，从而达到稀缺信贷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信用卡经营效益的最大化，这是银行和信用卡公司最重要的核心经营能力之一”。地方性商业银行更应该加强对风险管理机制的建立，因为这是一切业务发展的基础。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完善的管理信息系统，可以促使地方性商业银行完善信用卡业务的价值链，通过风险管理系统支撑其新业务或高风险业务的发展，同时，风险系统数据的反馈也有利于银行更为准确的进行市场定位和确定目标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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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契约理论;国有股;治理结构;股权结构

一、中国银行体系改革回顾

自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银行业也一直在进行改革。就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历程而言,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1993年,是专业银行的改革阶段,一元银行体系变为二元银行体系。中央银行仍然使用中国人民银行的名称,原中国人民银行承担的商业业务分给陆续成立的四大国有专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以及中国银行。第二阶段为1994~2003年,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改革阶段,通过设立政策性银行和颁布《商业银行法》,专业银行转变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由三家政策性银行①负责管四大国有银行提供政策性贷款的职能。第三阶段起源于2003年底,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入股份制商业银行改革阶段,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作为股改试点,由国家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对两者进行有偿注资,积极推动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并上市,最终为中国工商银行以及中国农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提供宝贵经验。银监会设定的国有银行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将国有商业银行逐步建设成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股份制商业银行”②。目前中国有十家股份制商业银行③,以前地方的城市信用社也相继合并成立了90家城市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都采用股份制所有权结构,并被限制在本地区内开展业务。至此,一个开放竞争性的银行体系初步建立起来了,它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央银行,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支柱,以股份制商业银行为增长引擎,以地方商业银行和外资开放式银行为补充。

对现有银行业的改革,中国政府官员的观点是:各银行应该在坚持国有的前提下,通过内部改革提高自身效益。他们认为,国有银行的主要问题是管理不严,只要进行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提高内部管理水平,加强外部监管措施就可以解决问题。他们把改革的具体步骤分为三个阶段:商业化经营、公司化和上市。即按照国有经营公司的要求,建立起现代企业管理组织结构,成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在此之后,再将有条件的银行改革成股份制商业银行,最后使符合条件的银行上市。目前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基本是沿着这条道路在前行。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虽是积极的举措(从契约理论的角度看,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至少能将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下放到具体的个人,避免了全民所有制下个体的“搭便车”行为带来的监督失效),但若在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局面下进行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其改革是缺乏实质性内容的。借鉴韩国和日本银行业改革的经验,两国很早就实行了股份制,但两国银行业在政府主导下的改革均未能摆脱“强政府”的干预,不良贷款大幅攀升,效益低下,最终引发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经济十多年萎靡不振。因此,对中国现有的改革模式寄予过高希望是缺乏经验根据的。但韩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积极利用外资较为成功地完成了银行业改革,面对2006年底外资银行的全面进入,我们是否应该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呢?回答是肯定的。参照韩国引进外资的成功经验,笔者从契约理论的角度入手分析认为,在目前国内资本市场不健全、外部治理相对缺失的情况下,中国银行业可以采用日德治理结构模式,放松对外资持股的比例限制,在坚持国有股控股的前提下扩大外资持股比例,通过合理的股权配置来调整银行的治理结构,提高国内银行业的竞争力;之后再全面开放国内银行业,形成中方控股与外商独资银行的激烈竞争格局。

二、契约理论视角下国内银行业的公司治理现状

契约理论的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企业的本质是一组契约。企业是各种要素所有者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形成的契约网络。因此,从广义上讲,一个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就是通过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作为一种“状态依存”,使两者达到最大可能对应的一种契约制度的安排,始终保证让企业的最大利益相关者监督和控制企业,获取企业的剩余索取权,真正提高企业的效率。广义上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实际解决了一个企业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经营者的选择问题,即如何将真正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推选到经营管理层的位置;另一个就是成员的激励问题,企业作为团队领队如何对企业成员进行激励,避免企业参与方作出如偷懒及其他的一些损人利己的行为。但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是以合理的股权结构为基础的,因为股权直接对应着企业的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中国的股份制银行应通过合理分配其股权,从而建立起真正有效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

中国银行业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已经形成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的银行体系,国有银行与非国有及地方商业银行并存,一个开放竞争的银行体系已初步建立。特别是国家向中国银行及中国建设银行注资,推动其股份制改革,国家在改革国内银行业使其向现代公司治理转变上迈出了重要一步。现在中国银行及中国建设银行已成功在中国香港上市。但中国的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虽建立了现代企业的公司架构,设有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但是它们绝大多数仍是国有股占控股地位,或者国家是大股东,或者成立时有政府或政府部门背景,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在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局面下充其量只是个“空壳子”,无法使董事会、监事会真正代表股东的利益,监管经营管理层以及保证将最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推选到经理的位置。因为只要是国有股占有绝对控股地位,中国的银行业就具有一般国有企业的“通病”——作为国有产权的真正主体(全体人民)是缺位的,国有产权是由政府来代表全体人民行使所有权。

中国的银行业是典型的科层组织的管理结构。初始委托人(全体人民)将所有权委托给中央政府,再由中央政府将所有权委托给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国资委),由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对总行进行管理,总行下设有分行、二级分行以及支行,形成了初始委托人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总行分行二级分行支行的一条委托链条。在这条链条上,上至国有银行,下至地方商业银行,由于国有股占有绝对控股地位,银行的控制权实际掌握在各级地方政府官员的手中。而银行的剩余索取权属于国家(全体人民),地方政府官员至少从法律意义上说不是剩余索取权的获得者。因此,中国的银行业在国有股绝对控股的情况下,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是分离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分离必然导致“廉价的投票权”的产生,拥有控制权的人不必为自己的“投票”负责,也与自己的收益无关。这不但无助于将最有企业家才能的人推举到经理者的位置,还为政府官员的“寻租”活动创造了机会。当获取职位后的控制权收益和货币收益足够大时,就有可能诱使没有经营才能的人通过贿赂政府官员取得经营者的职位。

同时,中国银行业的治理结构在以国有股为主导的条件下,对高级管理层和员工的激励上也难于摆脱政府的干预。现如今,中国银行的高级经营管理人员的选拔、任用仍采取行政化的方式,其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任命比照党政干部管理办法执行,高级经营人员的选拔任用较多受到行政上的干预。普通员工的薪酬也与业绩相关度不明显。在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局面下,对银行相关人员的激励基本上是失效的。

三、对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建议

按照WTO承诺,中国将在2006年底全面开放国内的银行业,中国将逐步取消外资银行办理和经营人民币与外汇业务的地域和客户限制,取消所有现存的对外资银行所有权、经营和设立形式进行限制的非审慎性措施,此时的外资银行已和国内银行业处在同一的竞争“起跑线”。中国银行业作为一个关系金融安全和经济稳定的行业,其效率的提高已迫在眉睫,对其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也势在必行。

中国银行业在过去的改革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改革都是在国有股占有绝对控股地位的框架下进行的。前文已经分析,在国有股占有控股地位下,政府在银行业的日常经营活动中行政干预过多,会导致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分离以及对银行经营管理人员和员工的激励失效。“政府为了满足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战略(比如出口导向、资本积累导向)”或“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战略”④,为获取最大的商业利润,最大化股东的价值,商业银行一定程度上背负了过多的国家政治负担。因此,笔者认为,目前状态下,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应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局面,合理地配置股权结构,建立起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使得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对应,提高银行业的效率。

在治理结构模式上可以归结为两种:英美模式和日德模式。英美模式的特点是股权高度分散,即使大股东的持股比例通常也只有银行总股本的1%。股东更多关注的是股票的资本利得,而无意于公司的内部治理,流动性很强。英美模式的有效性依赖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和完善的法制环境和严格、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所有公司信息都将反映在股票的价格上,股东在有充分的知情权后采用“以脚投票”方式来对公司的管理层形成约束。日德模式则股份集中,股份绝大多数集中在少数几个股东手中。由于公司经营状况的好坏与大股东的利益有直接的关联,大股东有充分的动力与能力监管公司的高级管理层。在中国资本市场较不发达、法制建设不健全的条件下,笔者认为,在治理结构模式上应采用日德模式,积极引入外资战略投资者,增大外资银行在国内银行业的持股比例,同时发展民营经济,让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到银行业治理结构的改革中来。

1.放松外资银行在国内银行业持股比例的限制,增大外资银行的持股比例。国家对外资在中国银行中持股数量作了硬性的限制,规定单个外资银行持股不能超过14.9%,合计持股不能超过24.9%。这种不鼓励和限制性的措施,不利于外资银行推动国内银行业的改革。应在保证国有股控股地位的前提下,扩大外资控股比例,同时,国有股则代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监督外资股份。外资银行在经营管理、金融产品创新、风险的预警和控制上都有更为先进的水平,同时,目前国内银行业的盈利基本上是基于存贷之间的利率差,金融产品创新及表外业务不发达,扩大外资银行的持股股比例也势必会带来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当然,要使扩大持股比例的外资银行机构真正服务于国内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大局,银监会以及代表国有股份监督外资股份的监管人的监管水平也急需提高。

2.充分发展民营经济,让民营企业成为大股东,参与国内银行业的治理。民营经济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但中国民营企业毕竟还没“长大”,让民营企业成为银行的大股东还有待时日。民营企业产权清晰,以获取利润为最大目标,由民营企业参与国内银行业的治理,形成外资控股、国有股、民营企业股份“三足鼎立”之势,这样银行业的内部治理结构才能真正形成权、责、利的对应。民营企业入股成为大股东也能使银行在经营上体现民营企业的战略,便于民营企业融资,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有学者力主发展民营银行,笔者认为,在外资银行及国有银行面前,民营银行是毫无优势可言的,因为银行日常经营依靠的就是信用,而民营银行的信用在一定程度上缺乏保障,发展民营银行不如让民营企业入股成为大股东。

3.待时机成熟,全面开放国内银行业。

四、结论

中国的银行业如今进行的改革是在国有股一股独大的框架下进行的股份制改革。在国有股占控股地位的前提下,必然导致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分离。银行业的经营难于摆脱强政府的干预,导致银行业经营的低效。银行业的股份制改造,虽能将剩余索取权下放,形成多元的产权主体,但在国有股占控股的条件下控制权并没有随之下放。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1)在坚持国有股的控股地位的前提下,扩大外资银行持股比例,国有股代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监督外资银行的经营行为。(2)发展民营经济,让民营企业参与到国内银行业的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造中来。(3)在中国目前资本市场相对落后、法制建设相对不完善的情况下,采用日德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在国有股控股的前提下,形成国有股、外资银行、民营企业三大股东相互制衡,从而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使中国的“商业”银行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待条件成熟时再全面开放国内的银行业。

[注释]

①三家政策性银行为: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②见:《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及相关监管指引》。

③十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分别为: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对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华夏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兴业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④王一江,田国强:《不良资产处理、股份制改造与外资战略》。

[参考文献]

[1]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2]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王一江,田国强.中国银行业:改革两难与外资作用[J].比较,20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