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引发债务危机范文
时间:2023-10-26 17:3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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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摘要:万解秋教授认为,欧债危机是金融危机的延续,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经济体制和结构的失衡,低效率的经济运行和增长动力的衰退,难以用国家债务来填补,当然也不可能用发行货币来解决,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债务危机是这种经济衰退危机的必然表现,而仅仅想通过债务发行和货币投放就能解决问题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它有可能招致更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危机,这也是我们现在所应该引以为戒的。白永秀教授认为,欧债危机从深层原因来看,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效率与公平、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责任与权利之间矛盾激化的必然产物。钱津研究员认为欧洲债务危机不是市场化的信用危机,而是政府信用的危机。传统的陈旧的货币理论直接导致了经济相对脆弱的一些欧洲国家在遭遇到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自家政府财务的危机。从本质上看,欧洲债务危机是一个货币理论亟需转换和推进的问题。余斌研究员则认为,欧债危机不同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危机,它更多地是一场人为的危机。他进一步指出,如果中国大量持有欧债,那么欧盟和德法金融寡头必然会以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如设置人权话题等手段在合适的时机迫使中国同样贬值所持有的欧债,借机掠夺中国人民。
关键词:债务危机;金融危机;欧洲联盟;实体经济;虚拟经济
中图分类号:F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3-0010-12
一、债务危机起因金融危机
欧债危机的爆发看起来是一场国家的债务危机,从希腊、意大利等国的债务曝险,到欧盟主要成员国的债务比重超越警戒线引发债务评级下调,显示的是一场可能的债务违约和债务危机。现在这场危机还在继续延宕过程中,影响波及可能进一步扩大,这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为什么在全球经济最核心的欧元区国家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债务危机。
在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欧洲经济和金融市场时,货币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看起来是关键因素,金融市场剧烈波动产生的冲击波杀伤了融资过度、金融体系脆弱的国家,出现了像冰岛、爱尔兰这样的陷入危机的经济体。因为金融市场的扩张过度和过分的杠杆融资而导致金融体系脆弱部分曝险,一部分金融机构受到了影响,这显然与债务性质结构无关。
金融危机的冲击首先体现为对于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是否稳健的影响,当时主要的观察认识认为金融市场衍生品的杠杆化交易失控和银行类机构资产的过度市场交易是主要原因,其他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资产受到了影响,货币体系和货币政策并没有陷入危机,主要国家的货币体系和政策是健康稳定的。这些国家的财政体系也是健康安全的。在应对金融市场动荡时,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充分发挥了财政的最大能力对金融机构实施救援,主要国家的财政预算支出水平和赤字规模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升。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财政政策,当然也是应该的,一些国家的财政甚至超越了自身的承载能力实施扩张和经济拉动,甚至还带动或强制其他金融机构实施扩张和提高支出水平,以应对经济下滑。这在学术界不同流派看来,是对于“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或自由市场经济机制的一次彻底批判和否定。
那么,在一个健康稳定的财政体制和货币体制下,金融体系的危机爆发可能吗?它仅仅可能是局部性的吗?这个问题似乎有点难以理解,金融市场的交易和融资活动与一国的财政体系活动和货币体系的活动可以完全地切割分离吗?这样的问题看起来并不清楚,在学术和政策实际运作层面并没有很多关注。在金融危机爆发初期,美国的财政体系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危机,货币政策体系也显得稳健安全,利率、汇率和通货膨胀水平都是在稳定水平状态下运行,金融危机在当时显得像是个别银行和证券机构的信用危机。在应对流动性收缩和金融机构稳健时,美国政府冲在最前面,其采用了特种预算工具筹集资金,并给予了危机金融机构大幅度的资本输入,而美联储并未作出过多反应,维持了基本的货币供应和利率水平,只是在2009年以后当经济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和就业率下降以后,才推出了扩张性的货币供应政策,即QE1和QE2。
欧洲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在金融危机冲击的初期,也体现出了一种有限的金融机构信用或支付危机,对于经济财政支出最多是一种间接的负面影响。金融危机并未影响到货币体系的稳定,欧元体系的货币政策是稳定健康的。它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于今天的欧债危机来说,它似乎与金融危机的爆发有着某种联系,但作为财政工具的债务危机又似乎与货币政策体系没有直接的联系。
这种假设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被多数人所接受,也就是欧债危机是债务问题,是欧盟内部经济发展和财政支出水平失调所带来的后果,如果是这样的话,债务危机也就是一国的财政信用危机,与欧元货币政策体系没有直接关系。我们必须要问,这样的假设合理吗?金融危机条件下出现的债务危机与欧元货币政策体系究竟有何关系。
当我们深入地看一下欧元货币政策体系的结构影响,才能发现欧元体系内部财政体系的功能,它们二者其实是被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的,财政支出体系与统一的非的货币政策体系被结合到一起时,它们的运作就已经潜伏了财政扩张和债务失控的危机,而国际金融危机就是此次欧元区债务危机爆发的导火线。因此,欧债危机,看似并非货币体系的危机,实际上真正是货币政策体系矛盾危机的集中爆发。我们这种分析假设的基本前提就是欧元货币体系隐含着内在的矛盾,财政体系的矛盾是一种突破口,债务危机在国际金融危机来袭中已经是无可避免的结局。
二、货币政策体系矛盾的财政表现
欧元作为欧盟统一货币始于1999年,它的产生肩负着特殊的使命与职能。它既是欧洲统一经济体的流通货币和支付工具,也成为欧元区的储备货币和外汇支付工具。欧元一诞生,就取代了欧洲各国原有流通的货币,并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与美元、日元、英镑在国际结算中竞争,而且成为仅次于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欧元的流通也形成了欧盟统一的货币政策,对于欧盟各国的经济发展和财政体系运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欧元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与美元竞争国际储备货币中获得了较高的市场份额,使欧洲央行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利益。同时,在欧元区内部,统一的货币也带来了积极的作用和利益,对于资本流通、货物贸易和劳动力就业等带来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欧元体系从诞生起就带来了它的不稳定性,它隐含的矛盾冲突在市场条件形成时就必然爆发出来。
第一,欧元作为一种区域性的货币是欧元区国家的货币,它的出现是建立在欧洲经济一体化和市场统一开放条件下的,17个国家形成的货币区大约有3.3亿人口,12万亿美元的GDP总量,人口规模已超过美国,GDP总量为美国的80%。欧元一出现就被认为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和市场条件,欧洲各国经济文化社会和意识形态高度接近,经济市场化发展的水平差异较小,对于经济合作和联合市场化竞争的意愿十分强烈,因而在政治上的阻力也较小,大多数西欧国家都积极加入了欧元区,一些东欧国家也积极要求加入欧元体系,这也使欧元一度被多数人看好,甚至认为在未来10多年以后极有可能取代美元成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欧元作为货币体系涉及到了诸多国家的权利和利益,在其中如果出现严重的利益冲突,货币体系的运行就会出现危机,尤其是在各国的经济利益诉求难以达成一致而又没有一种强制性的行政力量加以控制时,矛盾就会爆发,货币政策体系就难以去左右国家的财政行动,更不可能去控制各国的政治决策。而欧元被大多数人看好的原因就是因为欧洲的经济一体化和一定程度的政治联合行动,没有被看出其中可能存在的严重分裂隐患,也就是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政治结构和权力分配控制的不同,它们所获得的来自欧元体系的利益可能是不同的。而当面临市场冲击时他们所受到的冲击程度也是不同的,极有可能出现人们不愿看到的组合:最小的获益者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最大的受益者则成为最小的受害者。而十分不幸的是,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出现的欧债危机,正是这种结果。
第二,在各国纷纷放弃而加入欧元货币体系时,并没有考虑到这种可能的结果,显然也低估了这种可能性,也可能是在短期利益驱使下去搭便车,获得一些免费的经济利益。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一些南欧和东欧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会极尽努力直至修改财政数据力图加入这一体系。这种利益是什么,我们简而言之,就是在货币体系层面有可能的储备货币利益,竞争型的储备货币份额可能是发行和货币国际化流通获得实际的铸币税收入,而且统一的欧元变得更有竞争性,对于那些经济地位较为弱小的国家来说,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和对于美元的储备性依赖也会大大降低。而从经济层面上说,区域性货币减少了汇率波动带来的贸易摩擦,对于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会产生积极的效应,这在理论上也被归结为存在着一种最优的“区域货币配置效应”。
现在我们从实际状况看,金融危机的冲击粉碎了这种美丽的梦想,欧元区不得不回到严酷的现实中来。这个现实就是,欧元区货币的运作需要付出极高的运行成本,利益矛盾冲突积累又可能使得区域货币体系分崩离析,财政和债务危机的爆发是货币体系矛盾的直接体现。
第三,已有研究已经揭示了大量的问题和原因,指出了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的内在联系。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本是一国经济调控的重要杠杆,区域货币体系的形成已经统一了货币政策,各国也就只有财政政策可以作为调节支出的工具了,欧元区成立时已经意识到财政支出规模和预算赤字有可能危及欧元体系的稳定,已经对各国的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规定了上限,但财政支出具有更高的含义,这一要求的提出没有强制的法律或行政约束,这为金融危机后的财政扩张和失控留下了隐患。
财政支出失控和债务危机爆发的诱发原因可以分为下列两个方面:一是从经济结构差异和政治决策冲突方面看,财政支出功能失控必然引发债务危机。欧元体系的17国在进入统一货币政策以后,各自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竞争能力以及市场产品的发展前景差异极大,它们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阵营。第一阵营即欧盟的领头羊德国和法国,其具有极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和产品竞争力,劳动生产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人均GDP在35 000美元以上;第二阵营为意大利、荷兰、比利时、挪威、瑞典、芬兰等国家,经济结构较为优势,有较高的竞争力,人均GDP为25 000~45 000美元;第三阵营为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爱尔兰、冰岛等国,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人均GDP大致为20 000~30 000美元,劳动生产率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较低。这样的结构差异导致经济政策协调的困难。统一的利率、汇率和货币供应政策必然导致不同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的企业在市场上具有不同的竞争力,并出现强者愈强、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的财政收入和预算支出能力会受到更大的制约,赤字政策和财政状况的恶化形成恶性循环。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欧猪五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比重已经达到了危机临界状态,而且背负的债务包袱越来越重。二是从危机应对决策过程看,财政政策失控导致的债务危机是金融危机的扩展爆发,金融危机引发了债务危机的爆发,其中具有内在的联系。
欧元区国家具有较为近似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但其国内的政治结构、治理方法、社会文化影响还是有着较大差异,劳动生产率和产品创新能力较低的国家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包袱,福利主义盛行,出于政党利益要求而对于财政约束松弛,导致债台高筑。其中欧猪五国的当年赤字占GDP比重在2006年为1%左右,到2011年已经达到13%以上;累计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70%上升到120%以上,其中希腊已经达到180%以上,其他国家也达到了100%以上,大幅度超出了欧盟规定的安全警戒线。
在此次金融危机爆发时,出现了人们对于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对于用国家干预来影响市场的凯恩斯主义抱有幻想,学术上也出现了否定市场机制推崇国家干预的思潮,这正好迎合了激进主义思潮的国家干预控制的理念,在欧债危机爆发过程中,这种思潮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应对金融危机和信用收缩的主要政策,这些国家的财政纷纷采取了空前的扩张和救援行动,对于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亏损进行补贴,增加公共项目的支出,甚至直接补贴消费者以拉动市场,应对危机事实上是在扩张支出刺激经济,这完全符合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原则,新凯恩斯主义者也主张财政扩张。
但随后我们看到的是狂热扩张后的严峻局面,欧元区各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比重迅速上升,欧猪五国的财政赤字比重已经上升到15%左右,累计债务比重超过了GDP的1倍以上,更为严重的是债务在2009年以后,已经进入偿还期而财政已经失去了偿还能力,债务危机已经是一触即发。巨额的财政支出并没有带来就业和经济的增长,反而引发了严重的国内通货膨胀和失业增长,局面已经恶化到经济的负增长和高达20%左右的失业率,青年人的失业率已经达到50%以上,应对失业经济衰退和面对债务危机已是欧元区国家的两难处境。很明显,在财政扩张和收缩这条道路上根本就找不到出路。破产清算也许是唯一结局,这也意味着财政扩张主义的破产,连带着欧元货币体系的破产。
三、欧债危机的不同解读与启示
欧债危机的爆发已是事实,但如何看待其爆发却出现了不同的解读。这对于分析其影响冲击和经验借鉴也存在分歧。一种分析结论认为欧债危机就是一国的债务危机,是一国财政扩张和赤字预算导致收支失衡而引起的债务清偿危机,按此结论,可以认为是一种财政危机解读,这与货币金融危机没有直接关系,应对危机的方法就是收缩支出,恢复财政平衡,包括实施国际救援和债务重组。这一解读单纯化看待债务危机的爆发,无法解答为何在欧元体系国家中同时爆发债务危机,也不能解释为何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财政扩张行动后会爆发债务危机。另一种解读是将欧债危机看成是一种欧元区的货币危机,金融危机在欧元区的爆发冲击转化为了债务危机。在欧元货币政策体系内,各国已经失去了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调整的措施,也就是失去了货币贬值避免经济衰退的手段,转而只能使用财政杠杆扩大预算支出来避免经济的过分收缩,财政支出的失衡引发了一部分经济弱势国家的债务危机。按此解读,金融危机引发的信用收缩和经济衰退只要应用货币贬值就可能解决,这是自欺欺人的观点,因为那些经历债务危机折磨的国家,岂不是轻轻松松就可以渡过难关了吗?从实际看,一个国家用自贬货币的方法是嫁祸于人,也不能自救,因为这必然会引发其他国家的货币报复性贬值,这样的货币汇率战根本不能解救一国经济的衰退危机,而且混乱的国际经济贸易关系必定会阻碍经济的复苏。
欧债危机是金融危机的延续,但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经济体制和结构的失衡,低效率的经济运行和增长动力的衰退,难以用国家债务来填补,当然也不可能用发行货币来解决,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债务危机是这种经济衰退危机的必然表现,而仅仅想通过债务发行和货币投放就能解决问题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它有可能招致更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危机,这也是我们现在所应该引以为戒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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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白光裕,庄芮.从债务危机看欧洲一体化的两大缺陷[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11,(11).
篇2
关键词:债务危机 财政赤字 公共债务
近期,美国的债务问题尤为引人注目。2011年4月18日,标准普尔将美国主权信用的前景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1年4月11日的《世界经济展望》中警告称,美国的债务问题可能削弱全球金融体系稳定性。美国财政部称,到2011年5月16日,美国已经达到法定的14.29万亿美元债务上限。若国会在8月2日之前不提高举债上限,美国可能出现债务违约。美国债务危机似乎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刻。美国是否真的会爆发债务危机,美国债务问题的前景究竟如何,我们还需要进行仔细的梳理。
一、美国公共债务现状概览
经济危机爆发后,为了使美国经济尽快地从危机中恢复,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计划,导致美国政府公共债务快速攀升。根据美国财政部数据,2009财年美国财政赤字1.42万亿美元,为gdp的9.9%;国债余额超过12万亿美元,为gdp的84%。2010财年美国财政赤字达到1.29万亿美元,占gdp的8.9%,国债余额超过13.4万亿美元,占gdp的92%。2011财年美国财政赤字预计将达1.65万亿美元,债务总额早在5月16日就已经达到14.29万亿美元上限。图1显示从2000年开始,美国国债的gdp占比不断攀升,至今已经突破二战以来的最高点,且仍有加速上涨之势。
与此同时,投资者对于美国政府主权债务违约的担忧也在升温。在信用衍生产品市场,美国信用违约掉期合同的价格近期在不断攀升。图2是美国政府债的一年、五年、十年期cds的交易价格曲线。2011年5月以来,美国一年、五年和十年期的cds价格均呈快速上升趋势,特别是一年期cds,价格已经翻了一番。
二、美国债务问题前景分析
尽管美国已经触及债务“天花板”,美国国会至今尚未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致,但目前美国发生债务违约的可能性较小。其原因可从经济和政治角度分别加以考虑:
(一)经济原因
1、美国拥有健全的财政、货币政策体系
目前,学者们对于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原因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大家普遍认为欧盟统一的货币政策和成员国各自为政的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是爆发欧债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美国拥有健全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体系,在应对危机中,财政和货币政策可以相互配合,发挥更好的效果。为应对危机造成的经济下滑,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措施,包括减免个人所得税、提高固定资产投资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扣除标准以及提高新能源、节能减排、交通等方面的税收优惠等措施。同时增加公共支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设备完善以及新能源技术研发、失业补贴等。为配合上述财政政策,美联储实行了一系列扩张性货币政策,其中包括降低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及贴现率等低利率政策和为市场直接注入流动性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债务规模接近上限的情况下,美联储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提高债券价格,降低收益率,另一方面利用通货膨胀减轻美国政府的债务负担,可谓“一石二鸟”。
2、美国的债务结构风险并不突出
如果从债务绝对规模角度看来, 美国无疑是全球第一。但是如果我们考察相对债务规模,即政府净债务占gdp的比重(称为净债务率),会发现美国的债务并不比其他国家更突出。日本的净债务比率远远超过美国, 但日本并未发生危机, 甚至日本公债一直被认为是稳健的。在债务危机爆发前,爱尔兰净债务率为20%;希腊为110%,然而这两个国家却都爆发了债务危机。可见净债务率并不能成为一国是否爆发债务危机的决定性因素, 政府对债务品种和期限的合理安排以及融资能力更为重要。
而在外资占总债务的比重方面, 美国也并非如想象的那么糟糕。 目前, 美国未到期国债中,由国内机构和个人持有的占比高达58.5%,海外私人投资者持有的占比为7.5%,海外官方持有的占比为36%,这一占比远低于多数新兴市场国家。
3、美元仍然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
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在积极推进外汇储备多元化,降低美元计价资产的比例。但到目前为止,美元依然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其核心地位并未改变。美国政府发行的美元通过不平衡的贸易结构流到海外市场,世界各国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持有大量美元,需要有一个投资场所。且这类投资者并不追求投资回报率而是更看重投资的安全性。放眼全球,美国的国债市场是它们最好的选择,既有足够的容纳量、也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这客观上创造了对美国国债的强劲需求,为弥补巨额美国债务提供了资金支持。这也是美国巨额债务可以维持的重要理由之一。
(二)政治原因
目前对债务问题的讨论除了经济方面的考虑之外,政治因素也占很大比重。美国2012大选临近,民主、共和两党都想利用债务问题为各自增加砝码。这也使得美国国会迟迟无法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致。然而,美国国会两党谁也不想背上触发“债务危机”的黑锅,只是想透过彼此的施压与博弈赢得更多的政治得分而已,并且处于保证和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考虑,相信两党会在提高美国政府的举债上限问题上达成一致。
虽然美国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很小,但美国的债务问题却不容忽视。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债务问题,就必须增收节支以削减财政赤字。从目前看,美国政府在财政增收和节支方面都难有很大作为。对于增加收入,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增税。目前美国经济尚未完全恢复元气,失业率居高不下,在此时增税对经济恢复无疑是雪上加霜。至于节约开支,造成美国财政赤字的两大主因是庞大的社保开支和军费开支。社保开支涉及广大选民切身利益,被美国政治人物认为是不可触碰的“红线”。美国2012年大选即将临近,奥巴马政府绝不会在这个时候收缩社保开支。同时,未来20年内,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一代人即将退休,政府用于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的资金将急剧膨胀。而美国军费开支则历来受到利益集团和政治寡头的保护,短期内大幅削减几无可能。
结 语
尽管全球经济正在逐步从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恢复,但美国债务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很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并导致经济重回衰退。我们应密切关注其动向,未雨绸缪,做好准备以应对可能发生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刘东亮.美国会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吗? [j]中国外汇,2011,(2):48-49
篇3
截至2011年,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日本总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达230%。而最近20多年以来,日本债务规模越来越大,国债利率却始终较低。与爆发债务危机的一些欧洲国家不同,日本95%的国债是国内的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持有,许多人因此认为,日本的债务问题仍将处于可控的状态。
但金融市场的历史一再告诉人们,不可持续的事情一定不可持续。从长期看,日本的债务问题必将恶化。尤其是近两三年日本经济出现了一些转折性变化。冰上的裂痕已经出现,未来数年日本爆发债务危机的概率将显著提高。
从“日本第一”到“日本债务第一”
日本曾经是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从1955年到1970年,日本实际GDP年均速度达9.7%,并于1968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日本经济奇迹”。在日本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其对债务问题一直非常慎重。
1947年,“二战”刚刚结束,日本就颁布了《公共财政法》,规定政府支出不能通过公共债券和借款进行融资,只有为大型公共工程建设融资的时候,经过议会批准,才能发行建设债券。
在这之后将近20年的时间里,日本从来没有动用债券工具对财政进行融资。1965年出现了经济衰退之后,日本政府才首次发行赤字融资债券,但规模受到严格控制。到1970年,日本的债务规模占GDP之比仍不到10%。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使日本经济第一次经历了负增长,随之而来的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使得日本政府开始将赤字融资债券作为融资的常规手段,同时也增加了建设债券的规模。但直到1982年日本的债务占GDP的比重才第一次超过国际公认的债务健康线60%。
1990年之后,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和股票市场泡沫崩溃,日本经济进入了“失去的20年”。“日本第一”的雄心逐渐被消磨殆尽,20年之后,日本变成了全世界债务第一。据IMF公布的数据,1990年日本的总债务占GDP的比例为68.04%,到2000年已经上升为142.06%,2010年更是攀升至220%。
日本的债务规模增长速度如此之快,主要是因为:第一,财政支出急剧扩大,导致政府不得不举债度日。为刺激经济增长,日本政府采取增加公共投资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支出总额从1980年约4万亿日元增加到2000年约8.5万亿日元。在这段时期,日本的财政扩张政策还多次出现反复。当经济稍有起色,日本政府又急于回到财政平衡。好比一个疗程尚未结束,就匆忙停止服药,结果再次生病,治疗起来更加困难。
第二,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使得日本政府入不敷出。这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增长停滞导致税收收入减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日本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错误地推行了减税政策,以为这样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日本税收于1992年达到最高,此后呈下滑趋势,至2000年税收收入只相当于最高时期的80%。到2010财年,日本的个人所得税收入只有1990财年的60%,公司所得税收入只有1990年的三分之一。
第三,随着债务的累积,利息支出越来越大,使得日本政府为了还旧债,就不得不发新债。1980年,日本所需偿还的利息总额约为4400亿日元,到2012年已经上升将近1万亿日元。按照著名经济学家罗高夫(Rogoff)的研究,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一旦超过90%的门槛,由于利息支出不断扩大,债务压力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债务规模很难再进行压缩。
第四,随着日本人口的老龄化,社会保障支出不断增长。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日本老龄化现象逐渐严重,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1980年的9.1%快速上升至2005年的20.2%。日本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预算日益增加,1980年到2000年20年间翻了1倍有余,至17万亿日元。至2011年日本社会保障支出预算已经接近30万亿日元。
日本政府并非没有注意到债务规模的膨胀,也不是没有采取过措施控制债务规模。1996年开始,桥本龙太郎政府曾经将消费税率从3%提高到5%,终止收入税率优惠政策,提高医疗保险中民众负担金额,以及减少公共支出等。
到1997年11月,日本决定开始实施《财政结构改革法》,希望到2003财年能够将政府债务占GDP比重降至60%;将政府赤字占GDP比重降至3%。但由于1997年日本经济出现衰退,随后又爆发了东亚金融危机,新上任的小渊惠三首相继续实施减少税收和增加公共开支的刺激手段,原本通过的改革法令终成一纸空文。2001年上台的小泉政府成立了“经济和财政政策委员会”,并推出了日本经济结构改革纲领。
2002年到2008年,日本财政状况和债务压力略有改善。2006年到2008年,日本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被控制在2%左右,一般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稳定在170%左右。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恶化引发世界经济衰退,日本的债务占GDP比重再度急剧膨胀至180%以上(除社会保障基金和短期借款)。
日本债务之谜
截至2011年,日本的一般政府债务规模在发达国家中位居首位,达211.7%。衡量日本财政健康状况的另一指标是净债务规模,2011年日本政府净债务占GDP的规模也高达127.6%,仅低于负债累累并深陷危机的希腊。
虽然日本债务规模已达到世界第一,但日本国债利率一直降低,这使得日本可以一直以较低成本借债,并在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同时避免了债务危机。
按照一般的逻辑,随着债务规模的扩大,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政府将不得不提高债券的收益率,本次欧债危机中希腊、葡萄牙等国收益率迅速攀升就是典型案例。对大多数国家的研究也显示,即使考虑初始债务、通货通膨及其他因素,债务水平上升也将导致债券收益率显著提高。
但是,2000年以来,虽然日本政府债务水平一直在升高,政府财政赤字状况也没有改善迹象,其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直处于2%以下,甚至还在不断下降。到2012年5月,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跌破0.9%。这被学术界称为“日本债务之谜”。
对此学术界也提出了几种解释:
第一,与深陷债务危机的南欧诸国不同,日本国债95%都由国内机构和个人持有,不容易受到外部信心波动的影响。日本国债的国内持有率远远高于欧美国家。国外投资者持有日本国债的比例从2008年9月的7.9%下降到2010年12月的不足5%。
与此同时,日本国债几乎全部以日元计价,即使真的还债无力,日本政府还可以开动印钞机进行融资。Reinhart和Rogoff在他们关于金融危机历史的著名研究中曾指出,从全世界主要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国内债务的违约频率都远远小于对国外债务,自1800年以来后者已经发生过近200次。
篇4
近期,美国的债务问题尤为引人注目。2011年4月18日,标准普尔将美国主权信用的前景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1年4月11日的《世界经济展望》中警告称,美国的债务问题可能削弱全球金融体系稳定性。美国财政部称,到2011年5月16日,美国已经达到法定的14.29万亿美元债务上限。若国会在8月2日之前不提高举债上限,美国可能出现债务违约。美国债务危机似乎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刻。美国是否真的会爆发债务危机,美国债务问题的前景究竟如何,我们还需要进行仔细的梳理。
一、美国公共债务现状概览
经济危机爆发后,为了使美国经济尽快地从危机中恢复,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计划,导致美国政府公共债务快速攀升。根据美国财政部数据,2009财年美国财政赤字1.42万亿美元,为GDP的9.9%;国债余额超过12万亿美元,为GDP的84%。2010财年美国财政赤字达到1.29万亿美元,占GDP的8.9%,国债余额超过13.4万亿美元,占GDP的92%。2011财年美国财政赤字预计将达1.65万亿美元,债务总额早在5月16日就已经达到14.29万亿美元上限。图1显示从2000年开始,美国国债的GDP占比不断攀升,至今已经突破二战以来的最高点,且仍有加速上涨之势。
与此同时,投资者对于美国政府主权债务违约的担忧也在升温。在信用衍生产品市场,美国信用违约掉期合同的价格近期在不断攀升。图2是美国政府债的一年、五年、十年期CDS的交易价格曲线。2011年5月以来,美国一年、五年和十年期的CDS价格均呈快速上升趋势,特别是一年期CDS,价格已经翻了一番。
二、美国债务问题前景分析
尽管美国已经触及债务“天花板”,美国国会至今尚未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致,但目前美国发生债务违约的可能性较小。其原因可从经济和政治角度分别加以考虑:
(一)经济原因
1、美国拥有健全的财政、货币政策体系
目前,学者们对于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原因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大家普遍认为欧盟统一的货币政策和成员国各自为政的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是爆发欧债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美国拥有健全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体系,在应对危机中,财政和货币政策可以相互配合,发挥更好的效果。为应对危机造成的经济下滑,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措施,包括减免个人所得税、提高固定资产投资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扣除标准以及提高新能源、节能减排、交通等方面的税收优惠等措施。同时增加公共支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设备完善以及新能源技术研发、失业补贴等。为配合上述财政政策,美联储实行了一系列扩张性货币政策,其中包括降低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及贴现率等低利率政策和为市场直接注入流动性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债务规模接近上限的情况下,美联储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提高债券价格,降低收益率,另一方面利用通货膨胀减轻美国政府的债务负担,可谓“一石二鸟”。
2、美国的债务结构风险并不突出
如果从债务绝对规模角度看来, 美国无疑是全球第一。但是如果我们考察相对债务规模,即政府净债务占GDP的比重(称为净债务率),会发现美国的债务并不比其他国家更突出。日本的净债务比率远远超过美国, 但日本并未发生危机, 甚至日本公债一直被认为是稳健的。在债务危机爆发前,爱尔兰净债务率为20%;希腊为110%,然而这两个国家却都爆发了债务危机。可见净债务率并不能成为一国是否爆发债务危机的决定性因素, 政府对债务品种和期限的合理安排以及融资能力更为重要。
而在外资占总债务的比重方面, 美国也并非如想象的那么糟糕。 目前, 美国未到期国债中,由国内机构和个人持有的占比高达58.5%,海外私人投资者持有的占比为7.5%,海外官方持有的占比为36%,这一占比远低于多数新兴市场国家。
3、美元仍然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
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在积极推进外汇储备多元化,降低美元计价资产的比例。但到目前为止,美元依然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其核心地位并未改变。美国政府发行的美元通过不平衡的贸易结构流到海外市场,世界各国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持有大量美元,需要有一个投资场所。且这类投资者并不追求投资回报率而是更看重投资的安全性。放眼全球,美国的国债市场是它们最好的选择,既有足够的容纳量、也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这客观上创造了对美国国债的强劲需求,为弥补巨额美国债务提供了资金支持。这也是美国巨额债务可以维持的重要理由之一。
(二)政治原因
目前对债务问题的讨论除了经济方面的考虑之外,政治因素也占很大比重。美国2012大选临近,民主、共和两党都想利用债务问题为各自增加砝码。这也使得美国国会迟迟无法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致。然而,美国国会两党谁也不想背上触发“债务危机”的黑锅,只是想透过彼此的施压与博弈赢得更多的政治得分而已,并且处于保证和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考虑,相信两党会在提高美国政府的举债上限问题上达成一致。
虽然美国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很小,但美国的债务问题却不容忽视。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债务问题,就必须增收节支以削减财政赤字。从目前看,美国政府在财政增收和节支方面都难有很大作为。对于增加收入,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增税。目前美国经济尚未完全恢复元气,失业率居高不下,在此时增税对经济恢复无疑是雪上加霜。至于节约开支,造成美国财政赤字的两大主因是庞大的社保开支和军费开支。社保开支涉及广大选民切身利益,被美国政治人物认为是不可触碰的“红线”。美国2012年大选即将临近,奥巴马政府绝不会在这个时候收缩社保开支。同时,未来20年内,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一代人即将退休,政府用于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的资金将急剧膨胀。而美国军费开支则历来受到利益集团和政治寡头的保护,短期内大幅削减几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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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传染;机制;欧债危机
引言
“龙舌兰效应”、“亚洲流感”、“俄罗斯病毒”……熟悉金融危机史的人对这样的词汇一定不会陌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金融自由化的不断深化,可以说,近代全球金融的发展史亦可称之为一部金融危机史。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在危机肆意传染和蔓延之前,就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其对本国经济的破坏力将是毁灭性的,甚至可能影响政局的稳定。因此,如果可以对金融危机的传染机制有一个理论上的准确把握,将对我们在实践中减缓危机的传递甚至是有效隔离和防范起到良好的指导作用,以尽可能减少危机所带来的损失。
一、金融危机传染的理论依据
对于金融危机传染性的系统性研究最初始于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早期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者寥寥可数并且研究的焦点也主要集中于讨论传染性是否存在的问题上。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各国间经济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在此大背景下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这一问题逐渐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经过二十年左右时间的发展,现在对于金融危机的传染性已经很少有人怀疑了,目前学术界对于金融危机传染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探讨金融危机传染的原因或是传染渠道,二是对金融危机传染机制的研究,三是在金融危机已经发生的前提下进行相关的实证研究。
所谓“金融危机传染”,即A国发生的金融危机而导致B国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这里需要强调的重点是B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或者前提是A国的金融危机。至于金融危机的传染渠道,理论界普遍认可的主要有以下三种渠道——贸易传染渠道、金融传染渠道和预期传染渠道。
(一)贸易传染渠道
贸易传染机制常常被认为是金融危机的主要传染渠道之一,是指一国在发生危机之后通过贸易渠道将其传染给与之有密切贸易往来的国家,进而导致该国爆发危机。若发生危机的两国为贸易伙伴,则传染的机制表现为:A国因爆发危机而引起本国货币贬值,这一方面会引起其伙伴国B价格水平下降,进而引发对本国货币需求减少而对外汇需求增大,引发货币危机;另一方面则会引起B国的贸易赤字,进而使其成为投机者攻击的对象,遭受危机的毒害。若两国在贸易上为竞争对手,则A国由于货币的贬值而提升了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进而导致B国出口下降,B国被迫承担危机带来的损失。比如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这一传染过程的典型案例。
(二)金融传染渠道
这一传染渠道可以从直接金融联系和外国投资者流动性需求两个角度来解释金融危机的传染性,其中,直接金融联系通过不同国家股票、汇率和债务之间的联系来解释金融危机的传染性,而外国投资者流动性需求则是用货币需求变化来解释的。
1、股票和汇率传染渠道的作用机理:当一国经济情况恶化而导致其股票市场价格下跌甚至崩溃时,将会导致投资该国市场的投资者蒙受巨大损失,这必然导致资本大量逃离该国市场。与此同时,投资者也会一方面大量抛售其在其他市场上的证券以便快速赎回,另一方面逐步调整自己的投资组合范围,往往减少甚至暂时完全不将与危机国情况类似国家的资产证券组合纳入自己的投资范围。这样,由于股票市场的一个“弹回效应”,危机便在不同国家传染开来。
2、债务传染渠道的作用机理:不断弱化的通货诱导了大量资金涌向安全的地方,从而导致即使原本合理的借款者也走向了破产。进而导致市场失去信心,投资增长放缓甚至终止,债务不断紧缩。危机就这样不断传播开来。
3、投资者流动性需求传染途径:金融市场的国际化使得许多投资者将资金投向于不同国家,当一国发生危机后,投资者面临资金短缺,为了收回资金,不得不出售其在其他国家的资产,这将导致危机从一国蔓延至另一国。此外,当一个国家发生通货危机时,金融中介机构为了向投资者提供本国通货而不得不调整对其他市场的形势预期,这将导致整个市场的信心发生变化,转而使这些国家发生危机。
(三)预期传染渠道
预期传染是指由于对市场形势的预期、信心发生变化所引发的危机蔓延。由于这类传染与经济基本面因素无关,因而也被称为纯传染(pure contagion),主要包括羊群效应、政治预期传染和文化相似预期传染等。纯传染作用机制的关键是:市场上的投资者由于某国发生金融危机,而导致对与之情况相类似国家的形式判断和心理预期发生变化,进而造成投资者信心危机以及投资者情绪改变。这种“类似”可以是宏观经济基础或经济政策相似,可以是文化背景及发展史相似,甚至可以是地理位置或文化背景相似。这些相似之处都会被投资者视为是具有共同特征的某一类国家,并认为这将导致它们在经济政策上趋于一致,从而形成危机传染的影响因素。
除此之外,外部中介组织对危机的评级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外部中介组织对危机发生国的信用评级的下调,不仅会影响投资者对该国本身经济形势的判断,甚至会影响其对类似国家的经济预期,从而引起市场恐慌,进一步加剧危机的传播蔓延。
二、金融危机传染在欧债危机中的作用
通过对上述相关理论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贯穿此次欧债危机的始终——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蔓延导致欧洲国家经济疲软,进而引发希腊债务危机;再到希腊债务危机爆发所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和意大利纷纷“倒下”,危机从欧元区国家(希腊、葡萄牙、爱尔兰)传染至核心国家(意大利、西班牙);不仅如此,欧债危机还有进一步向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以及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传染的趋势。那么,此次危机的传染机理具体是怎样的呢?下面将分别从危机传染的三个渠道进行分析。
(一)贸易渠道
美国是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重要贸易伙伴国,其经济衰退将会直接降低对别国的进口需求,进而影响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另外,美元贬值也会损害其他国家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因而,发生欧债危机的这些国家必然难以幸免,进而产生一系列诱发其爆发债务危机的因素。
接着,就发生债务危机的五国来讲,由于除了意大利以外,其他几国都属于经济外向程度较低的“南方国家”,国民经济主要依赖一些周期性过强的行业,如旅游业、航运业,产业结构过于单一。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较大,普遍都在60%以上,工业和农业比重较小。由于劳动生产率偏低,基本上都是德法等欧元区核心国家的传统出口国,而且,由于它们同属统一货币区,不存在由于某国爆发危机而引起的汇率恶化问题,因而在贸易渠道中无论是作为“贸易伙伴国”还是“贸易竞争国”,其传染效应都较弱。
然而,欧盟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仍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重要贸易出口国。因而,欧债危机以后,整个欧洲市场的对外贸易需求迅速萎缩,大大增加了危机通过贸易渠道传染到欧元区以外国家的风险。
(二)金融渠道
美国CDO市场的崩溃导致美国国内金融机构大量倒闭,而欧洲很多银行都持有美国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的相关证券,由此也遭受了巨大打击,蒙受了巨额的损失。这些亏损将导致整个欧洲的金融业在短期内出现大幅资金缺口,为了达到《巴塞尔协议》关于最低资本金充足率和保证金的要求,这些机构必将大幅收缩对其他国家的贷款,由此而产生的连带效应会造成全球银行业资金的紧缩,从而将危机进一步传导到其他国家。
(三)预期传染渠道
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可以说是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最为重要的支撑因素。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创新以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也大大加剧了金融系统的风险。据统计,外汇市场日交易为2万亿美元,投机性资本占总资本97%以上,这更加剧了心理预期的风险。金融市场变得情绪化,一旦出现某种诱发因素,就可能造成整个市场的恐慌。
而由于欧元区在地理、政治以及经济政策上的相似性,一旦区域内的某一国发生危机,市场上的投资者出于经验判断,就会认为与该国经济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投资风险大大增加,从而作出减少在这些地区投资的决策,最终导致危机在区域内的蔓延。除此之外,欧债危机催生的投资者风险偏好转移、避险情绪加重等,也会传染到各国的国内资本市场。
同时,外部评级机构在此次欧债危机中的“推动”作用也不容小觑。回顾一下欧债危机蔓延的整个历程,不难发现正是由于评级机构对希腊信用评级的下调触发了此次危机。紧随其后,外部中介机构对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等国信用评级的纷纷下调,又进一步“推动”了债务危机的传播蔓延。由此可见,外部评级机构在危机的传染过程中可谓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催化了市场上的恐慌情绪进一步扩大和蔓延。
三、总结
通过本文的分析研究可知,金融危机传染问题是由多个矛盾不断交织扩散的呈“螺旋交互式”的动态演变过程。因此,通过对其传染机制以及渠道进行深入研究,对我们在实践中减缓危机的传递甚至是有效隔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可以针对危机传染的不同渠道,有针对的采取措施,以便使危机所带来的损失最小化,最大限度的降低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比如,我国可以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减轻对对外出口的依赖程度,从而降低通过贸易渠道被传染的风险。
参考文献
[1]黄飞鸣.金融危机跨国传染的实证检验——以美国金融危机为例[J].投资研究,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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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爆发的金融危机对欧洲,尤其是欧元区国家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此次冲击可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8年9月到2009年4月),金融危机迅速向欧洲大陆蔓延,主要表现为部分金融企业最先受到危机冲击,然后,开始蔓延到实体经济,造成欧元区经济全面下滑,而经济结构中金融比例较高的英国、冰岛和爱尔兰首当其冲,对外资依赖重、部分转型未遂的中东欧国家则深陷债务危机之中,各成员国政府纷纷出台政策进行应对。第二阶段(2009年5月到2009年9月),欧洲各国急速出手的救市计划及欧洲央行刺激政策初见成效,欧元区经济在2009年下半年开始逐步企稳,第三季度延续了第二季度的良好态势。根据Eurostat的数据,欧元区2009年第三季度GDP实现0.4%的增长,而这也是连续5个季度衰退以来的首次增长。2009年末2010年初,金融危机对欧洲,尤其是欧元区的影响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一方面,在中国等新兴国家引领下,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复苏基本已成定局,全球经济似乎已经逐渐摆脱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荼毒,即使在总体经济情况不佳的欧洲,也出现了正增长。根据德国六大著名经济研究所之一的慕尼黑伊福所(Ifo)的预测,2009第四季度和2010年第一季度欧元区的GDP将分别增长0.3%和0.2%。另一方面,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及相关经济学家反复告诫危机并未全面过去,还未到刺激性举措全面退出的时刻,提醒各国关注危机反复的可能性。而与之相佐证是综观目前欧元区国家总体状况,危机的结构性后遗症开始逐渐显现,复苏出现阴影。具体表现为:
希腊等“欧猪诸国”债务问题具有爆炸性自2009年10月起希腊就陷入了国家性债务危机中,希腊政府对外宣布其2009年的财政赤字预计将达到GDP的12.7%,而公共债务将占到GDP的113%,均远远超过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所规定的3%和60%的上限。因而从去年12月开始,全球三大评级机构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相继调低该国的信用评级。受此影响,希腊10年期国债相对欧洲基准利率、德国国债利率的溢价已达3.7%,为欧元区创立以来的最大值,而希腊债券的违约担保成本也创下370个基点的高位纪录。评级下降意味着政府债券投资风险上升,融资成本将会显著增加,并且一些持有政府债券的希腊金融机构也将受到影响,进而危及金融体系的稳定。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希腊的债务危机并非是简单的个案,除希腊外,爱尔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的财政状况也捉襟见肘,并被戏称为“欧猪四国”(PIGS)。西班牙已经同希腊一样被下调了信用评级,葡萄牙2009年的预算赤字预计将从2008年占GDP的2.8%跃升至8%,而爱尔兰的财政赤字在2008年就达到了GDP的7.2%,这也是6年来爱尔兰政府首次出现赤字。此外,意大利也深陷信用危机的泥潭。
区内各国经济状况喜忧参半,各国参差不齐,且存在普遍隐患一方面,包括德、法在内的大部分国家总体经济情况趋稳向好;另一方面,相较其他主要经济体,欧洲国家目前突出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财政赤字、公共债务普遍超标。欧盟委员会的秋季报告表明,欧元区2009年的政府预算赤字已经从2008年的2%膨胀到了6.4%,而且这一数字有可能在2010年上升到6.9%。若现行的政策不变,2010年欧元区16国的政府债务将占到总的GDP的84.0%,有近一半国家的公共财政存在无法持续的风险。二是失业率居高不下,成为无增长就业。2009年11月份的欧元区失业率已经上升至10%,第三季度的就业人数与同期相比下降了2.1%。成员国中劳动力市场恶化最为严重的是西班牙,其国内整体失业率竟高达19.4%。
区内经济政策协调遭遇两难选择,给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出了个大的难题 因为目前使用单一货币的欧元区各国经济景气周期的不同步,出现了典型的、自欧元区成立以来一直争论的不对称冲击问题。如欧洲央行继续实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德、法等逐渐回归正常的经济运行的国家来说,有可能出现严重通胀,甚或滞胀;而现在就实施退出刺激政策则可能使因债务危机等而身陷危机、财政手段严重受限、急待援助的希腊等国难以步出危机,进而影响与之同处欧元区的其他国家经济,使复苏夭折。
就债务危机的后果来看,希腊的债务总量并不大,且希腊在欧洲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和地位也不足以威胁到整个地区的经济稳定。然而,对于希腊问题的处理不当,则将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在被下调了评级后,希腊的偿债能力进一步下降,一旦希腊政府宣布破产,不仅其最大的债务国德国将蒙受巨大损失,还会使得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爱尔兰这些国家的状况更为艰难,甚至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这当然是欧央行所不愿意看到的。而以目前希腊的财政状况来看,希腊政府显然无法靠自身力量偿还所有债务。一种解决方法是希腊退出欧元区,放弃欧元,选择更为廉价的货币来还债。这无论对于欧元区还是希腊自身来说都是一个下下之策。另一种方法就是寻求欧盟或者他国的援助。由于希腊的信用评级被降为“BBB+”,则从2011年开始希腊国债将不能再作为向欧洲央行贷款的抵押品。当然欧央行可以继续保持其现在的信贷质量门槛,以使得希腊能够通过欧央行进行融资,但这势必会引起爱尔兰这些同样受到债务拖累的国家的不满与抗议。
此前,德国曾表示愿意同欧元区各国一起为希腊分担债务,但没有得到欧盟的认可。因为欧盟担心一旦此次希腊开了由富国替弱国还债的先河,会使得其他欧元区国家纷纷效仿,从而产生吃“大锅饭”的心态,将债务推给欧盟。而如果希腊寻求国际组织如IMF的援助,又会极大地影响市场对于欧元的信心。因此无论哪种选择对于欧元区的复苏都将产生不利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欧盟迟迟没有采取行动而主张希腊通过自身力量解决当前的危机的原因。不久前,希腊政府也公布了新的财政预算方案。根据这套方案,希腊政府将通过削减公共支出、改革税收体系和推动支柱经济产业发展,将2010年的财政赤字降低4个百分点,并在2012年底前将赤字规模削减至2.8%。但鉴于目前希腊的整体经济环境和本身薄弱的经济基础,实现这一目标势必困难重重。而最新欧盟峰会达成的一致援助协议事实表明,欧盟意识到这不是个别国家的内部问题,而是同一条船上的乘客,要各自负责,但前提是不能让航船沉没。
后危机时代欧元区经济疲软表现的内在根源
此次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发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既有本身制度安排的结构性弱点,又有临时性国别个案的缘故。
制度安排的结构性软肋及后果欧元区国家大多属于福利国家,二战以来形成了一整套费用高昂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最突出的后果是福利支出负担相对较重。根据Eurostat的数据,欧元区国家用于社会保障的公共支出占到了GDP的18.7%,而美国的这项数据仅为6.9%,日本为12%。另外,与此同源的过度劳工保护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僵化,使用工成本高、效率低。在全球化、老龄化冲击下,经济增长缓慢、财政支出居高不下,推高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
另外,当时为了在不同国家引进单一货币,要求相关国家在货币及相关领域实施趋同举措,由此制定的《稳定与增长公约》给出了包括财政赤字和债务标准分别不能超过3%和60%的标准,这是维持欧元单一货币在不同国别通用和稳定的基本条件,在此基础上各国上交货币,其后果是当各国经济景气状况不一致时,各国本身无法运用独立的货币政策,而欧央行的政策则会进退维谷、难以兼顾两端;同时,各国在调节经济时也少了货币政策工具而更加倚重财政政策,赤字和债务负担超标现象很普遍,包括德法等核心国家在内均无幸免。
此外,债务危机还暴露出欧元区内因为欧元而捆绑在一起的诸多国家近十年来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不平衡现象愈发严重。这种不平衡一方面是指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另一方面是指成员国间竞争力的差异正在加大。深陷债务问题的几个国家近几年中普遍积累了大量的经常项目赤字,尤其爱尔兰、西班牙和希腊,相对于其他欧元国家拥有更高的经济增长,但也存在过高的通货膨胀和大量的房地产泡沫。2007年,爱尔兰金融部门的产出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0.6%,而欧元区国家的平均水平仅为5%。当资金运转出现问题时,这一系列的不平衡不仅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受到的冲击更大,也容易导致劳动力市场的迅速恶化。根据欧盟委员会的估计,希腊经常账户赤字去年要占到GDP总额的8.8%,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这项比率分别为5.4%和10.2%,与此相对的是德国有着相当于GDP总额4%的经常账户盈余,而卢森堡盈余比率更是高达11.6%。而且大部分价格和成本竞争力指标都显示,在金融危机和经济复苏早期阶段各国的差异可能会进一步拉大。这无疑会对欧元区的长期发展和成员国间的协调带来更大的考验。
临时性原因 金融危机的冲击是造成欧元区国家财政状况骤然恶化的导火索。危机导致的财富缩水使得政府自身收益减少,而为了刺激经济、稳定需求和向金融市场注资,又不得不加大公共开支、减少税收,从而造成了财政赤字的大幅攀升。由于欧洲经济复苏步伐缓慢,经济的不景气加上债务高企,前景不被看好而引发债务危机也就不足为奇了。
相关国家本身的沉疴希腊等国家的经济结构、运行状况、行政效率等本身存在先天不足和后天的失调。早在2004希腊政府就承认,当初加入欧元区时,为了满足欧元区严格的趋同条件,他们就曾在财政赤字数据上动过手脚。而加入欧元区后,希腊的财政状况也屡屡无法达到《稳定与增长公约》所要求的标准。存在财政问题的何止希腊一家,僵化的福利制度、缺乏稳定的增长动力,使得欧元区国家一直背负着沉重的财政负担。不堪重负的养老金体系和不断恶化的劳动力市场使得欧洲国家政府爆发债务危机的风险普遍很高,次贷危机的冲击无非是加快了这一进程而已。
总之,欧元区本身制度安排的软肋以及形成的内部结构性弱点在金融危机这样一个临时外部性因素的冲击下,形成了压倒欧元区成员国中差生的最后一根稻草。
欧洲经济发展展望及对中欧经济关系的影响
综观欧洲,尤其是欧元区经济现状,尽管从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出现了好转迹象。然而,依然脆弱的金融市场和银行系统,高居不下的失业率,不断恶化的政府财政状况,给欧洲经济的复苏造成了诸多的不确定因素。据估计,欧元区国家的公共债务将在2014年达到GDP的100%。同其他经济体相比,欧元区各国总体的救市力度相对较小,经济刺激规模也不大,对于提升国内需求所产生的作用不明显。更重要的是,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长缺乏活力,深层次的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相对于其他国家更加根深蒂固。而去年年底在以希腊为代表的欧元区成员国中爆发的债务危机,更是给急于摆脱危机阴影的欧洲经济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影响到了欧洲整体的退出策略的实施,欧洲经济也将不可避免地进入到一个长时间的调整和低迷中。
篇7
欧洲麻烦大了!
肇始于美国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显然加剧了欧元区国家由来已久的债务问题。由于放弃了独立的货币政策,欧元区国家只能求助于赤字财政以应对危机对经济的负面冲击。一方面是危机期间经济衰退和财政收入的下降,另一方面则是大幅的财政支出(包括失业救济和各种养老金等),欧元区国家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大幅飙升。债务危机引发欧元信用危机
数据显示,2009年欧元区国家总体财政赤字和总体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分别达到6.3%和78.7%,均远超1997年《增长与稳定公约》规定的3%和60%的上限这一欧元区准入和维持的基本财政门槛。这其中,又以希腊的债务问题尤为突出。2009年,希腊的财政赤字占到该国GDP的13.6%,公共债务水平与GDP的比率则高达124%。
因此,当希腊政府于2009年10月初宣布其2009年的财政赤字预计会这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2.7%,公共债务将这到GDP的113%时,国际评级机构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迅速做出反应,相继调低了希腊的信用评级,并引发国际市场对欧洲债务危机可能蔓延的担忧。随后,葡萄牙、西班牙的评级陆续被调低,希腊信用的评级甚至被调降为垃圾级。
接二连三的降级充分表明希腊债务危机已传染至其他欧元区国家,并进一步引发市场有关欧洲可能发生金融危机、欧元区将面临历史性倒退的担忧。考虑到身陷债务危机的欧元区国家在短期中无法显著改善偿债能力,投资者甚至认为希腊等国家的违约最终难以避免。而债务危机国对支出削减措施的依赖,又引发投资者对欧元区国家经济增长的担忧。
自4月中旬以来,欧洲主要股市均经历了程度不同的下跌,经历评级下调的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的股市更是遭受重创。与此同时,债务国发债融资的成本也显著上升,国债收益率和针对国债的信用违约互换(CDS)利差均大幅提高。在欧洲银行同业拆借市场,短期拆借利率水平已经达到甚至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的水平。
然而,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市场对债务危机的担忧严重影响了对欧元前景的信心。乔治・索罗斯认为,欧元面临的考验超过希腊危机;更悲观的市场分析师则担心流通8年之久的欧元有可能走向消亡(或流通范围大幅缩小);折中的观点认为不排除欧元兑美元1:1的可能性。市场充斥着做空欧元的理由和行动。基金忙于调整自己的投资头寸,增加欧元(资产)的净空单;持有较多外汇储备的国家则考虑或者试图减少欧元储备资产。与之相应,则是欧元自1月中旬起开始走软,至5月28日,欧元兑美元汇率的下跌幅度已高这15.82%。在此期间,虽然欧盟、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多次出台重大救助措施,却未改变欧元下行之颓势,充分反映了市场并没有因为欧元区债务危机的暂时往缓解而重拾对欧元的信心。欧元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机。
欧元中期难有强劲表现
为抒缓债务危机,5月10日,欧盟与IMF共同出台了总额高达7500亿欧元的救助机制。不仅如此,严格执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欧洲央行更是罕见地做出直接购买债务国政府和私人债券的量化宽松政策。
至此,以希腊问题为核心的欧元区债务危机得到暂时性缓解。从这一点来看,预计近期欧元汇率将保持震荡横盘的趋势;即便继续下行,步调也很可能是缓慢温和的。然而,欧元区债务问题积重难返,完全消除债务风险显然需要更长时间和更多的努力;欧元区经济结构面临的困难重重,中期增长前景黯淡;在欧洲中央银行的调控下,欧元将在较长时期维持低利率政策。这三个因素共同决定了欧元也将在一段较长时期难有强劲表现。
第一,欧元区债务问题的完全解决绝非一目之功,甚至还有可能继续恶化。理论上说,解决公共债务问题的途径无非有三:通过货币的对外和对内贬值,削减债务水平的真实价值;降低公共支出水平;增加公共收入。理论如是,但纵观今日之欧元区国家,甚至都难以满足上述条件之一二。由于无法行使独立的货币政策,且作为货币政策执行机构的欧洲央行将严格控制通胀作为核心目标,因而欧元区国家无法通过货币贬值来削减债务水平。同时,希腊等国减少公共支出的计划不仅处处受阻,而且难度极大。2月24日,希腊200万民众举行了该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罢工,抗议政府紧急削减财政支出的措施。而根据IMF的相关研究,为了在2030年将政府债务水平降至GDP60%的安全线以下,希腊财政收支的必要调整幅度在第一个10年高达9%,并在接下来的10年中仍要维持68%的调整幅度。
从中期来看,欧元区国家公共收入的增加举步维艰。这是因为,一方面,如后文所述的原因,欧元区中期经济增长前景黯淡;另一方面,欧洲国家的税负已处于全球最高水平行列,因而进一步提高税率的措施显然行不通。此外,债务危机还可能进一步蔓延至其他饱受债务问题困扰的欧元区国家意大利和爱尔兰等。
第二,欧洲经济面临的问题严重,中期增长前景晦暗不明。短期中,债务国政府快速降低其财政赤字水平、减少公共支出的努力与提振经济的愿望以及入口老龄化的现实相矛盾。统一的货币政策又使得各国难以通过灵活的利率和货币发行手段刺激信贷和实体经济。届时,希腊经济很可能面临既无财政支持又无货币政策支持的困境。且由于债务问题的解决非一朝一夕之功,欧元区国家债务的堆积和国债收益率的攀升,反过来又给债务偿还和经济复苏带来压力。而欧洲所面临的难题将成为其经济增长最为核心的制约因素:欧洲全球最高的福利水平,在客观上鼓励了及时和超前享受并抑制了劳动生产与创造。而老龄化问题和限制移民则意味着较长时期内劳动力投入的不足。
第三,出于减轻欧元区国家的债务负担和提振欧元区经济的目的,欧洲央行将在更长的时期中维持低利率政策,且不排除进一步实施量化宽松的措施。市场普遍预计,欧洲央行至少在2010年不会加息。在这种情况下,欧元区的利率水平与世界其他地区利率之间的差距将被进一步拉大,欧元和欧元资产的吸引力进一步下降。
总之,债务问题积重难返和欧元区经济增长困难重重严重挫伤了市场对欧元的信心。国际市场对欧元(资产)的需求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做空欧元变得前所未有地流行起来。而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息差的拉大,进一步降低了欧元和欧元资产的吸引力。由于这些问题均无望在短期中得到妥善解决,因而决定
了欧元在中期也难有较好表现。
“群魔乱舞”的时代
国际货币体系盘根错节,牵一发动全身。由于欧元在美元指数中的占比高达57%,欧元走弱直接利好美元。事实上,自希腊爆出债务问题以来,美指已从2009年底74.18的低点上升至s月28日收盘时的86.71。从市场行为的角度来看,作为全球第二大储备货币的欧元出现危机,人们自然会对美元和美元资产的避险需求急剧增加,从而引发美元走强。不过也要看到,虽然近期美元走强,但是从中期来看,美元肯定会再次步入下行周期。一方面,美元战略性贬值符合美国自身利益――提振出口以及变相违约减轻美国债务负担;另一方面,美元“自毁长城”的后果显现,货币体系“巴尔干化”之潮流风起云涌。长期中,只要美国没有占领新科技制高点并找到新经济增长点,并且滥发货币的行径不能有根本性改善,美元必将消匿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舞台。
而欧元区债务问题的爆发,直接引起了投资者对债务危机蔓延和其他国家债务问题的担忧,并进一步引发有着高公共债务水平的英国和日本的货币一英镑和日元一兑美元汇率在4月中旬以来的不同程度的下挫。而且,英国、日本等与欧元区有着密切的经贸往来,欧元区经济的下行将直接对英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考虑到近年来英国和日本经济一直不景气且深受2008年金融危机之害,欧元区危机给英国和日本带来的负面影响无异于雪上加霜。
由于高额债务已使得英国和日本的财政政策空间较小,因此预计为提振经济同时避免债务问题进一步引爆信用危机,拥有独立货币政策的英国和日本将主要采取货币扩张的措施,包括中央银行直接购买财政部发行的国债,继续维持低利率水平等。这种货币贬值与低利率与糟糕的经济前景一起,又将会大幅减少国际市场对英镑和日元资产的需求。或迟或早,英镑和日元可能面临一个持续的贬值期。况且英镑和日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占比皆不足3%,与美元、欧元分别占比64%和28%相比实力相差悬殊,因此即使欧元区的危机进一步扩大,国际避险资金对英镑和日元的需求也不会有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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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全世界都认为经济危机即将探底或者已经探底时,2009年11月25日,阿联酋之迪拜酋长国政府宣布,将重组旗下最大的国有控股投资公司迪拜世界,公司所欠约600亿美元的债务将至少延期六个月偿还,其中包括迪拜世界下属地产巨头纳西勒公司即将于12月到期的35亿美元伊斯兰债券。房地产泡沫、过度的金融投机行为、缺乏约束的金融业引发的危机,导致美国经济泡沫破灭;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迪拜。而由于房地产业造成的迪拜债务危机又能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启示,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
一、迪拜经济的崛起
迪拜是7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面积第二大的酋长国,位于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湾的咽喉地带,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上世纪60年代末,石油的勘探开启了迪拜现代经济的发展历程,石油财富的积累自拜得以在20世纪70-80年代大力开展基础建设。但由于石油储量并不丰富,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迪拜开始致力于多样化发展。凭借其开放的经济政策、良好的地理位置,经过短短30年的发展,迪拜已经成为中东和非洲地区的交通中心、信息中心、展览中心和商品分拨中心。与此同时,迪拜还将出口所获得的石油美元存在国外进行房地产和证券投资。对冲基金、衍生产品市场等为石油美元提供了良好的渠道,其财富基金积极参与跨国投资,曾获得丰厚的收益。 迪拜经济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政府在1998年开始推出的房地产振兴计划。政府的刺激计划使得迪拜房价从2004年至今翻了4倍。通过投资房产和基础建设,迪拜吸引了大量的国际游资,推动了旅游业、高端房地产业、金融业的发 展,也推动了迪拜经济的二次繁荣。
二、迪拜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剖析
1、政府政策导向性失误导致房地 产市场泡沫严重 由于迪拜的石油资源开采到2010后即告枯竭,迪拜当局意识到仅仅依靠有限的石油资源难以继续经济增长,因此,迪拜政府迅速进行了经济结构的调整,采取多元化的经济发展策略。迪拜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把自由贸易区与旅游业相结合。作为自由贸易免税区,它吸引了无数人来迪拜投资和消费。自2001年起,迪拜政府旗下的国有企业也开始在世界各地开展大型项目建设,涉及领域包括房地产开发、港口贸易等等。同时,迪拜政府还在国内大力推行发展房地产的经济政策,使得迪拜在短时间内成为拥有世界地标最多的国家。正是因为政府的政策导向性作用,迪拜的国有企业纷纷投资房地产业。在过去四年多的时间里,迪拜以建设中东地区物流、休闲和金融枢纽为目标,推动了3000亿美元规模的建设项目。在此过程中,迪拜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债务不断增加,债务总量达到了近800亿美元。 这种急于求成的赶超心理、追求经济的超常规发展,造成迪拜政府政策导向出现失误。受政府政策导向的影响。迪拜经济发展过分依赖于房地产业、过分依赖于房地产市场房价地价的炒作,引起国际热钱大量涌入,导致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而最终破灭。
2、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结构失衡 根据调查显示,迪拜GDP的增长主要依靠房地产业和旅游业,以虚拟经济为核心的发展模式造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比例失衡。2001年以来,地产业年均发展速度达到了37.4%;2003年起,迪拜旅游业的收入已经超越了石油收入,占到GDP的10%以上。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代表实体经济的石油产业只占迪拜GDP的6%而代表虚拟经济的地产业则占20%。 为了进一步刺激经济繁荣,迪拜政府自2002年起允许外国人持有房地产。同时,迪拜以建设中东地区物流、奢侈旅游和中东金融枢纽为目标,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并积极推进3000亿美元规模的建设项目。 虽然虚拟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迪拜房地产的投机需求,但也为迪拜的债务危机埋下了不可避免的隐患。迪拜石油资源并不丰富,它无法像其他海湾地区的国家那样,通过出口石油来得到持续固定的收益。这个很小的经济体,却借用了大量资金来支撑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其负债规模与经济规模的比例之大在世界上是很少见的。尽管银行通过信贷扩张、增加流动性来缓解借款者的压力,但这些措施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损害,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由于迪拜在过去数年里所依赖的发展道路是不可持续的,它无法保证迪拜从这种发展模式中获得足够且持久的利润。因此,迪拜的发展模式从一开始就注定难以维系,而且必然崩溃。
3、过分依赖外资难以抵御外部冲击 迪拜以虚拟经济为主的发展模式,大大降低了抵抗外部风险的能力。加之迪拜国内基础货币储蓄并不多,为了大力发展房地产和旅游业,只能依赖外部贷款。在国际经济环境大好时,国际投资者看好迪拜,于是大量热钱纷纷涌入。目前该国债务总量为800亿美元,大大超过国际警戒线水平。其中,政府或政府担保的外债236亿美元,占其GDP的30%左右。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投资者信心下降,国际投资大幅减少,力口上全球信贷紧缩政策,导致迪拜资本流入急剧萎缩。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统计,2008年由于商业银行收紧信贷,大量资本流出阿联酋,导致其资本账户出现550亿美元的赤字。同时,由于迪拜货币迪拉姆与美元实行固定汇率,美元贬值预期的增强进一步加剧了迪拜的资本外逃,资金链严重断裂。为了偿还到期债务,迪拜政府不得不多次增发债券。这种政府过度举债的风险极有可能引发财政危机,影响社会稳定,更无法支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显然,迪拜危机爆发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旁地产的过度膨胀,但其本质原因是迪拜的发展模式出现问题。
三、迪拜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1、合理调整产业结构,抑制房地产泡沫 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2009年到现在,经济复苏的特征是包括股市、楼市这类虚拟经济先于实体经济复苏,而且房地产可以说是非理性的复苏,而在庞大的刺激经济计划中,对房地产的投资更为惊人。据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9年第二季度)》显示,2009年上半年7.4万亿元天最信贷的具体流向为:基础设施行业中长期贷款新增1.6万亿元。同比多增1.1万亿元,占全部中长期贷款51.6%。在房地产救中国的论调下,2009年,中国房地产市翰匝来了自己最火爆的一年,二手房交易量是过去三年的总和,各地房价大幅飙升,差不多都创了历史新高。房地产业毫无疑问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但是地方财政对于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程度太高,单纯依赖卖地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无法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一旦土地使用资源匮乏,城市的发展将会陷入动力不足的局面进而导致经济危机甚至社会危机。
著名经济学家泽尔腾先生认为,目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隐忧是房地产市场存在大量泡沫。无独有偶,根据相关机构对房地产行业进行调查后得出结论,中国大城市的房屋空置率已经远远超过10%的国际警戒线。房地产市场存在泡沫,这是一个不容回擗的事实,律续7年桌,中国的瞎价大幅上升,沅沅脱离了民众的购买水平。如果中国不从迪拜身上吸取教训,不能够充分认识到GDP过分依赖房地产业的弊端,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合理布局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那么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下+迪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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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美国;债务危机;影响;启示
一. 美国债务问题的演变过程
最早的美国债务起源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当时独立战争其间由于经费的紧张,美国发行了大量的“大陆币”和战争券来筹集资金,于是在美国政府建立的初期便背负了7500万美元的战争债,这也是美国最早的国债。随后,美国一直实行“平衡预算”的财政政策,因此,美国发行的国债不是很多。但是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确立了美元的强势地位,使美国“平衡预算”的财政政策开始转变,美国政府开始发行大量的国债,连年的财政赤字使美国由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世界最大的债务国。
美国债务危机的演变过程,从头到尾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美国由债权国向债务国的转变阶段。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此期间,美国经历了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时期的辉煌到美元不再同黄金挂钩的尴尬,但这并没有动摇世界各国把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想法。据统计,1971年到1984年之间,美国的国债总额一直小于GDP,但是美国的国际净债券在不断的下降,一直到1985年年底,美国海外资产总额为9534亿美元,而外国在美国的净资产为10598亿美元,外国在美国的净资产超过美国的海外资产,美国成为了净债务国。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1年。期间以1993年为分界点,1993年之前美国国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攀升,据统计,该比例从1986年的39.5%上升到1993年的49.3%,上升的最主要原因是由于美国海湾战争中巨额的战争经费和政府实行的减税政策,使美国的财政赤字不断的扩大,政府不得不靠发行大量的外债来解决财政问题。但在1993年克林顿上台初期,平衡预算可以视为其财政政策的主要特征,克林顿政府通过增加投资和实施经济转型来增加财政收入,同时实行削减国防预算和政府开支来减少财政支出。克林顿政府地财政政策使美国由财政赤字逐年减少,并且在1998年出现了近30年来罕见的财政盈余。
第三阶段,2001年以后,美国开始出现了经济问题。2001年以来美国经历了网络泡沫,“9.11”事件以及“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些大量的战争经费使美国不得不靠发行国债来解决这些问题,美国的财政赤字开始迅速膨胀,美国国债总额逐年上升,由2001年的33196亿美元升至次贷危机爆发前的50351亿美元。网络经济泡沫的破灭以及战争筹款使美国的财政赤字持续累积。次贷危机爆发后,为了挽救美国的金融业,美国政府实行了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计划,使本已经十分沉重的美国国债进一步恶化,截止到2011年5月,美国已经达到债务上限,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担忧。
二.美国债务问题对经济的影响
次贷危机爆发后,对世界各国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当世界各国都积极努力走向经济复苏的道路的同时,爆发的欧债危机使发达经济主体的债务面临着巨大的信用危机,与此同时美国债务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信用评级的下调,使美债问题愈演愈烈,不仅给其国内造成较大冲击,也影响着全球经济的复苏:
第一,美国债务问题延缓了经济复苏的进程。实际上,为了政府通过强有力的经济刺激计划去修正一个有问题的经济体只能是减轻这种痛苦,并不能完全消除,如果政策运用不当,很可能导致经济陷入更深的泥潭。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美国在2008年10月和2010年11月启动了两次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美国国内的流动性基础货币规模迅速扩大,从而造成美元大幅贬值,通货膨胀的压力逐渐显示出来,美国的经济现实势必将推迟美国经济的复苏。
第二,美国债务问题的加剧或引发全球经济“二次危机”。美元作为世界性的主要储备货币,美国信用评级一直处于最高水平,美元及美债被投资者认为是最安全的避险资产之一。随着美国国债逼近并超过法定的债务上限,美债违约一触即发,虽然美国最终提高了债务上限,但投资者对美债市场的担忧远没有消除,如果投资者一旦减持或抛售美元债券,或许会引发全球经济“二次危机”。
第三,经济复苏前景更加令人担忧。二战结束以后,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美国经济的好坏影响着全球的经济,在欧债危机还未散尽,美债又达到债务上限,之前的金融危机只是金融机构的危机,但是现在已经上升到了国家的债务危机,而且就连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也出现了债务违约的风险,经济复苏前景更加扑朔迷离。
三.新一轮全球债务危机背景下的我国对策建议
国家债务危机正在经历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转变,从拉美债务危机到迪拜债务危机,现在已经发展到了欧洲这个发达的经济体,美债危机的爆发犹如雪上加霜,使全球债务危机继续延伸,面对美债危机,作为美债最大的持有国,我国必须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
首先整中国的外汇战略及贸易结构,实现多元化的外汇储备结构。多年的贸易顺差使我国赚取了大量的外汇,而这其中大部分又以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重新流回美国,大量的美元储备也正在被美国的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逐渐吞噬。那么,调整中国的外汇战略,实现多元化的外汇储备结构势在必行。我们应当丰富外汇币种的储备,增持欧元,日元和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实现外汇储备的多元化,同时也应主动调整贸易结构,积极开拓新兴发展中国家,不断扩大在这些国家中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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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正以不可遏制的趋势逐步推进。1992年意大利里拉和英国英镑受到冲击,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5年英国巴林银行投机失手造成银行倒闭,以及1997年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都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之后发生的。这充分说明,在以金融资本国际化为突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金融风险比过去任何历史时期都加大加重了,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存在着金融风险,只不过是发展中国家的风险更为严重一点罢了。我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能够免受波及,并不表明我国金融行业就是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一叶稳如泰山的安全之舟。据有关人士分析,我国之所以能避开金融危机的灾难,其中有两个原因不可忽视,一是金融体系尚未完全开放,保护了不甚健全的金融监管体系;二是银行拥有大量储蓄资金,抵销了银行体制存在的严重问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然而,我国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会不断走向开放,金融体系迟早会完全开放,这也会导致居民投资观念发生根本性变化,投资选择自由度逐步加大,因而直接影响我国银行体系运行。可见,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的今天,如何建立和健全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的机制,不断提高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亟须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一、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及其对金融安全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因素,在19世纪中晚期就已出现,当时经济、贸易、投资甚至人员的跨国、跨地区活动就相当频繁。不过,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尔后的“经济大萧条”的出现,刚刚兴起的经济全球化被迫中断。二战后,经济全球化重新发展,特别是70年代初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带来了全球资本市场的新生,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广泛而迅速的发展。
正在进行中的经济全球化已呈现出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世界贸易重新展现自由化的新趋势。如果说过去贸易自由化主要是通过交易国双边协定来实现的话,那么,今天贸易自由化则是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构来进行的。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特别是信息科学技术促使全球范围内全方位、多层次的信息网络的逐步形成,世界各国的国内市场被逐步联结成为统一的世界市场。加上被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所控制的国际性组织,在驱动经贸自由化方面不断给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如加快开放国内市场、修改某些贸易规则等,这也不仅使关税壁垒大大调低,而且也使非关税壁垒大大削减。这也不仅使物质产品贸易进一步向自由化发展,而且将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也纳入了贸易自由化的框架内。即使目前有许多国家为了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展开竞争的需要,设置了“绿色壁垒”的贸易障碍,但它还是不能阻止世界贸易越来越自由化的发展趋势。
第二、在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加的同时,金融资本进一步国际化。战后,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主要表现为产业资本的国际化,即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快猛。据有关资料统计,1970年全年投资额为400亿美元,80年代末迅速增长到1700亿美元,如今每年世界的平均投资额为2000亿美元。[1]不仅发达国家之间跨国界兴建厂矿、兼并企业已蔚然成风,而且新兴工业化国家也开始对发达国家投资,比如韩国最近几年来在西欧、北美的投资呈上升势头。当前,在对外直接投资继续保持高于同期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同时,金融投资即在证券、股票市场上的投资更趋活跃。据有关资料显示,全球金融资本的交易额1980年为5万亿美元,1992年增加到35万亿美元,预计到2000年将达到83万亿美元,相当于经合组织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之和的3倍。[2]
第三、跨国公司成为贸易、资本等经济因素流动的重要桥梁,是当代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组织力量。跨国公司,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开始产生,二战后得到了迅猛发展。截止1995年,全世界共有跨国公司3 9万家,在国外的子公司达27万家,遍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销售总额达到6万亿美元,其中最大的跨国公司销售达千亿美元以上。[3]目前跨国公司主要集中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它们拥有世界生产总值的1/3,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70%,世界贸易额的2/3,世界高新技术的80%。更为重要的是,跨国公司正以其资金、技术、管理和高科技的优势,不断扩充其发展规模,日益支配和控制许多发展中国的部分产业、市场甚至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经济全球化日益强劲的发展趋势,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对国际金融具有积极的影响。它有利于经济资源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从而推动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可以借调整换本国产业结构,引进一批先进技术,获取较多的经济信息,吸收大量外资,加快本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它对各个主权国家的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在这方面,发达国家尚且如此,发展中国家就更不用说了。归纳起来,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安全的消极影响主要有:
第一、削弱一国经济主权,冲击国家金融监管的调控能力。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随着国内市场逐步与世界市场接轨,民族国家调控本国经济的作用和能力日益缩减。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之上的国际金融市场,不仅使资本能够以光一样的速度从世界某地转移到世界他地,而且将国际金融融合成“网络金融”。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国家或地区稍不谨慎发生某方面失误,都会威胁到其金融安全。一旦某一个金融机构出现危机极容易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引起连锁反应,引发全局性、系统性的金融风暴,并可能导致整个经济、社会生活及至政治动荡。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危机之后,势必会向被少数发达国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救助。国际经济组织在对这些国家进行“援助”或贷款的同时,必定提出诸多十分苛刻的条件,比如调低经济增长速度、削减财政预算、取消对农产品的补贴、实行国企私有化、提高利率、降低进口关税、大幅度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放宽对外商投资或持股的限制、关闭或兼并部分金融机构,等等。显然,国际经济组织的“援助”,集中体现了少数发达国家的意志,使受援国出让或丧失了相当大一部分经济主权,削弱了这些国家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
第二、贸易条件日趋恶化,国际支付能力下降、引发债务危机。经济全球化是在国际经济旧秩序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获得政治独立后实行的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而且绝大多数初级产品是面向欧美日发达国家的市场。在冷战结束后日益激烈的经济、科技竞争中,发展中国家科技基础薄弱,在研究开发中投入不足,加之自主研究开发成本越来越高,知识和技术更新越来越快,创新能力越来越集中到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从而导致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剪刀差”越来越大。此外,国际贸易的一些新规则对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不利,从而导致贸易条件恶化。金融与贸易密切相关,逆差逐步扩大,外汇收入大减,外债负担加重,导致本国货币币值不稳定,从而引起资本大量外流。这样就使发展中国家无力偿还债务,信用制度崩溃,最终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战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债务危机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是影响这些国家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外一些学者研究结果显示,多数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一年贸易条件明显恶化。[4]
第三、国际金融市场自由而开放,金融投机便捷而频繁。资本所追逐的就是利润的最大化。世界资本市场的形成,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套利交易机会。在汇率不变的条件下,投资者能够无风险地获得高额利润。70年代初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国际金融市场开始变得动荡不安。随着发达国家将竞争重点转向金融领域,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愈演愈烈。英、美、德、法、日等发达国家相继取消对资本进出口的管制,对金融市场实行自由、开放的政策。在发达国家的压力下,许多“新兴工业国家”也纷纷推进金融改革,金融市场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进程显著加快,国际资本市场骤然扩大,资本流量急增。特别是金融工具不断衍生和创新,使股票、债券、期货、期权、外汇等各种传统的或派生的金融资产交易额正以惊人的速度迅速膨胀,并在绝对数上成倍地超过了相应的实际社会财富。这既能给全球投资带来更多便利,又会形成大量游资。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游资高达7 2万亿美元。如此高额的游资必然对一国金融市场形成巨大的冲击力。而且,国际垄断资本为了追求最大利润,已经不再满足于商品贸易的盈利了。还投机于国际金融市场。如果发展中国家自身存在问题,就会被投机资本冲击成功,酿成金融危机。需要指出的是,投机资本的冲击往往体现少数发达国家的政治意图,是为其全球战略利益服务的,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要制裁某些“不听话”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比冲击其金融更隐蔽、更致命的了。
二、确保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保持金融安全的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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