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劳动经济学现象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生活中的劳动经济学现象，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伴随社会上对于应用型人才需求的上升，中职院校教育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中职院校的政治经济学课在教学中应该基于生活，以生活中存在的一些x现象等为实例，培养学生实际的实践能力。中职院校中政治经济教学应该按照实际生活中的就业形式为准，对学生进行培养。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比较抽象的学科，在正常的教学活动中学生很难理解老师所讲的政治经济知识点，结合生活实际可以使学生更加生动形象的了解所学知识内容。

 

一、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

 

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顾名思义就是指以生活为基础，贴近生活，将教学活动与实际生活联系在一起，为学生创造一个形象，生动的课堂授课环境。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适用于中职院校的教育活动，中职院校的教育理念就是以社会所需为教育培养目标，面向市场，服务于生活，以就业方向为导向，根据社会和市场所需设置课程，培养人才。而这一点与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不谋而合。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在中职院校的教育中应用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让学生可以学以致用。知识来源于生活，并应用于生活，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在教学中与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使得学生了解知识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与操作，最终再将所学的知识内容运用到实际的工作当中。

 

二、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对于中职政治经济学教学的重要性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很抽象，难以理解的学科，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应用于中职政治经济教学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1.促进中职院校教育模式的创新与改革。长时期受到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很多中职院校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方法比较老旧，显得有些呆板，课堂气氛也很沉闷，再加上政治经济学本身艰涩深奥，难以理解的特点，导致很多学生在政治经济学的课堂教学中出现了负面的情绪。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促进了中职院校政治经济学教学模式的创新与改革，为学生带来了新的、实用的一种教育模式，加深了学生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提升了教学效率。

 

2.提高了学生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最大优点便是结合生活实例，阐述知识观点。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在中职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紧贴社会现实生活，通过对实际生活现象的举例说明，将学生所需要了解的知识，简单明了的呈现在学生面前，提高学生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与认识。

 

3.为社会培养出优秀的政治经济人才。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为我国中职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带来了一剂良方。通过以实际生活中发生的现象为例，贴近生活，以生动方式讲解抽象、枯燥的政治经济学，使学生更容易理解课本的内容。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以生活和社会为政治经济学习的广阔资源，开拓学生的视野，将学生从纯书本理论知识中解脱出来，为我国社会培养优秀的实用性政治经济人才，促进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三、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在中职政治经济学教学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说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适用于中职院校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但是由于具体实施中的各种因素，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1.学生厌学情绪严重。学生能否喜欢政治经济学与学习兴趣有着直接的联系。由于中职院校学生属于初中文化水平，与普通学校的学生相比基础薄弱，理解能力与知识水平都存在着很多的不足，所以在正常的授课中难以集中精力，很容易出现厌学情绪，没有学习的兴趣。虽然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被应用在了中职政治经济学中，但是由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和难点重点比较繁杂且多，而学生又听不懂，从而使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在中职政治经济教学的实施受到了阻碍。

 

2.老师的执行力不够。虽然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被应用到中职教育政治经济学中有着很多实际的作用，也为中职教育提供了很好的教学方法。但是现在很多中职政治经济学老师在课堂上的执行力不够，没有真正的将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运用到课堂教学中，而是依旧沿用传统的教学方法：以理论知识讲解为主。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就是要求老师将课本上的理论知识与实际生活联系在一起，让学生更好的理解老师所讲内容，如果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执行力不够，那么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在中职政治经济学的应用价值就无法体现，导致新的教学理念没有办法顺利的实施。

 

3.老师的专业水平不够。受到学生基础差、政府重视度不够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中职院校教师招聘录用的标准较低，没有达到国家录用教师的标准，使得很多政治经济学教师的专业水平不过关，有些老师甚至不是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只是进行了短期的学习与培训便在讲台上为学生讲课。在这种情况下，影响了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实施。

 

四、基于生活而教教学理念在中职院校实施的有效对策

 

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是适合于现代中职政治经济学的一种新教学方法，为了让其更好的在教学活动中发挥作用，中职院校应该合理解决其中存在的问题。

 

1.合理运用教学理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面对学生基础差的问题，中职院校在政治经济学中运用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时，应该以学生感兴趣的方式进行教育活动，尽可能将所学的理论知识与生活中的事物结合在一起，将理论知识以简单的方式呈现给学生。

 

比如，剩余价值的讲解。假如一个蛋糕店的糕点师一个小时能制作出8个蛋糕，可以卖120元，而糕点师一个小时的工资是15元，那么120-15=105就是一个小时之内的剩余价值。通过这种贴近生活并且简单的例子可以使学生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2.老师应该加强课堂上的执行力。老师是课堂教学中的执行者，想要将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真正的结合到课堂教学中，需要老师严格的执行力。只有老师将知识结合于生活，才能使学生更容易理解所学知识。比如，生产过程三要素：人的劳动，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以伐木工伐木为例：人的劳动是指伐木工在伐木过程中所付出的劳动。劳动对象是在伐木过程中被砍伐的树木。劳动资料是指在伐木过程中伐木工所使用的工具，如电锯等。教师加强课堂执行力有助于引发学生的思考，从而提高学生自主思考能力，将所学知识运用到生活中。

 

3.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针对教师专业水平不过关的问题，中职院校应该加强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的建设，提高教学质量，使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可以准确的应用到政治经济教学中。中职院校要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招聘的要求，如专业必须属于政治经济学领域，学历必须是大专以上等。除此之外中职院校还应该对政治经济学教师进行定期培训，提供进修与学习的机会。例如，到其他高等学府进行学习，与其他中职院校开展研讨会，就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经济学实践进行交流沟通等。

 

中职院校应该贯彻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提高学生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深层次了解，为社会培养实用型人才。

篇2

众包特殊性的理论诠释

1.众包悬赏定价诠释

众包悬赏是在众包任务中，发包方为众包任务悬赏定价，中标者完成众包任务并获得悬赏金的过程。众包活动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众包活动中缺乏任务定价标准，众包悬赏金经常被认为低于市场价格。众包源于企业节约生产或运营成本的目的，通过众包完成企业项目的成本低于企业自己生产的经营成本或者低于外包给企业之外专业机构的成本。在多数情况下，众包中悬赏金低价是企业采取众包策略的一个重要原因。表面上看，诸多众包活动中悬赏金低于市场价格违背了经济规律。因此，透视并找出众包特殊性的理论依据，对深入了解众包商业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1)价格理论。在经济学中，价值所表示的主要是商品的生产费用或劳动成本，其大小用商品在生产、交换和消费时所耗费的货币量来衡量。众包中的商品指的是接包方完成众包任务的结果(一般是智力成果);发包方所定的悬赏金是中标者完成众包任务的劳动凝结以及中介参与完成众包任务所付出的管理劳动凝结的货币表现，在现实生活中体现为价格。在经济活动中，价格是商品的交换价值在流通过程中所取得的转化形式，价格是价值的货币体现。价格决定于需求和供给，当需求大于供给时，价格上涨;反之，价格下降。众包模式下悬赏价格体现了经济学中的价格原理。第一，当众包任务为一般文案策划、Logo设计、网站建设等一般脑力劳动时，众包悬赏金经常低于完成任务的实际价值。此种情况下，每项众包活动一般有多人参与，但最终中标的只有少数人。如果把每项众包任务当成是需求，参加众包的人当成是对需求的供给，那么需求和市场供给是一对多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供给大于需求，体现商品交换价值的价格低于众包所付出劳动的实际价值。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悬赏金低价情况经常出现。第二，当众包任务知识技术含量较高时，众包悬赏价格往往符合所付出劳动的实际价值。例如，众包创新中心(Innocentive)集中了化学、生物等方面的专家帮助企业解决科技创新等问题，这类众包悬赏金往往较高。在此种情况下，虽然每项众包任务需求也可能对应几个完成众包任务的供给，但是完成此类众包任务的供给明显比完成一般众包任务的供给要少很多，完成此类众包任务要求有较高知识科技含量的劳动凝结，而具备此类劳动技能的劳动者不多。在某种条件下，众包任务虽然，但由于任务需要有特殊技能的劳动者才能完成，有时会出现众包任务找不到完成任务的人的情况，这时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就是需求大于供给，悬赏金的价格甚至会高于完成任务付出劳动的实际价值。

(2)价值论。价值论不只局限于经济学中的价值论，经济学中的价值论探讨的是经济学中的价值本质和规律运动;而价值论有着向多学科、跨学科发展的趋势。广义价值论探讨的是关于客观世界各种事物对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意义(即价值)，是关于社会事物之间价值关系的运动与变化规律的科学，探讨的问题是某事值不值得。从广义价值论看，众包悬赏金低于完成众包任务的价值具有一定合理性。广义价值论下，价值不只体现为货币形式，还体现为情感等非货币形式。从参与众包的动机来看，众包不只为获得体现价值的货币(金钱)，众包还使参与众包个人获得心理满足等非货币价值。大众参与众包的动机有金钱和非金钱动机［5］，即满足心理需求、获得名誉、获得积分、娱乐、学习新知识和技能等。众包任务与中标者劳动付出完成众包任务的交换价值不仅体现为货币，还有心理满足等价值，即中标者完成众包任务所需的劳动体现为货币价格和心理满足等非货币价值，所以众包悬赏金只是体现众包任务所付出劳动的货币价值，此价值应该低于众包所付出劳动总价值。按公式表示为V总=V货币+V非货币;V货币＜V总(V总为完成众包任务付出劳动的总价值;V货币为完成众包任务所付出的劳动用货币表现的价值，包括中标者和中介机构所付出劳动的货币表现的价值;V非货币为完成众包任务所付出的劳动用非货币表现的价值)。从经济学中的价格原理和广义价值论可以看出，众包悬赏金经常以低价出现的现象符合经济学价格原理和广义价值论，具有一定理论合理性并继续存在和发展。现实生活所提及的众包悬赏金低，具有不合理性往往指的是众包悬赏金低于把任务外包给专业机构的价格，而非针对深入挖掘悬赏金低价现象的理论基础而得出的结论。

2.众包悬赏金分配制度诠释

目前分配制度有按劳分配、按资分配、按需分配。分配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体现公平正义，既要防止平均主义，也要防止过分悬殊。中国现行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即按照劳动付出的多少来决定获得财富的多少。有部分学者认为，众包商业模式为普通大众提供更公平的就业机会，只要有能力都可以参加众包活动，摒弃了以往按资本分配社会财富等不合理的财富分配制度，实现了按劳分配［6］。但是，众包商业模式并未能真正做到按劳分配、避免悬殊、体现公平。众包活动中，分配财富为悬赏金，其中悬赏金一部分为中介机构所有，另一部分为中标者所有。在无信用问题情况下，中介机构能够顺利地获得悬赏金的部分，而诸多接包方在完成众包任务时都付出了劳动，但只有中标者才能获得悬赏金。在此过程中，中介机构按劳取酬，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而对于参与众包活动的劳动者，他们有更公平的机会获得工作，但付出劳动后只有少部分人可以获得悬赏金的部分，这种分配方式违背了按劳分配的财富分配方式，也挫伤了大部分众包参与者的劳动积极性，显失公平。在现实生活中，类似现象在众包商业模式出现之前已经存在。例如外包，外包是把企业一些非核心业务包给企业之外的专业机构的做法。在外包过程中，企业选定接包方，此过程也是一对多的关系。诸多投标者为了中标都付出了劳动，但最终只有中标者实现交易，获得报酬。在此类情况下，财富分配制度不是遵循按劳分配，而是按交易最终形成来分配社会财富。众包下的这种分配方式确实挫伤了劳动者参与众包的积极性，但也相对适应众包商业模式。参与众包者很多是业余爱好者，他们要么把众包任务当成兼职工作，要么把它视为休闲娱乐活动，也就是说众包的悬赏金一般不会成为众包参与者主要的经济来源，所以显失公平的悬赏金分配制度虽然有失公平，某种程度上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但一般不会因为收入不稳定而构成对众包参与者的生存威胁。#p#分页标题#e#

3.众包用人制度诠释

企业采取众包的动机是节约用人成本，由此作为节约公司运营成本的途径之一。众包模式下，公司短期利用了公司以外的大众资源，而只对中标参与者偿以部分悬赏金，做到了用人不养。另外，很多情况下参与众包的劳动者是用户或者消费者，众包的结果一般较能与市场对接，企业也因此避免了资源的浪费，从另一个层面节约了公司成本。众包活动参与者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企业的被雇佣者，又经常是消费者。众包活动中并不是所有的众包参与者与企业是雇佣关系，只有那些中标的参与者才与企业产生雇佣关系。雇佣关系是指受雇人向雇用人提供劳务，雇用人支付相应报酬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那些参加了众包活动并付出劳动却没有中标的参与者并没有和企业产生雇佣关系。即使是那些中标的参与者也只是企业短期的非固定的被雇佣者，企业和被雇佣者因为众包任务联系起来，众包任务终止，雇佣关系也随即消失。中标参与者在众包活动中只获得全部或部分悬赏金，雇佣企业也并不为他们的其他福利负责。众包下的用人而不养人的特殊性，一方面使企业节约了运作成本，但另一方面也使参与众包者失去社会保障。众包下用人不养的制度对于那些参与众包活动是为了休闲娱乐或获得精神满足的劳动者而言基本不产生负面作用，但却挫伤了那些参与众包活动是为了维持生计、获得社会福利保障的人的劳动积极性。众包模式的产生主流源于企业被节约运营成本驱动，而参与众包者一般也为业余爱好者，他们为兴趣爱好而驱动，这是众包模式得以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重要原因。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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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智、能、情三维目标有机整合

三维教学目标是有机联系的，而情感是首要因素，是激发学生内在学习动机、促进学生思维和认知发展的原动力所在。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情感，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性作用，为学生的学习服务好，搭好脚手架，这就是教师目标意识的转变。

学生是教学的主体，在政治课堂上，我们应该尊重学生的想法和情感，用赏识的眼光去看待学生的每一个观点，去发现其中科学、合理的因素，鼓励学生之间进行交流和方法交换。

例如，在和学生一起学习《树立正确的消费观》时，对于“适度消费”“理性消费”等观点，笔者放手让学生自己讨论，让学生将在生活中的消费意识暴露出来，从而产生矛盾，引发困惑，并由此入手进行分析。最后学生观点趋于一致，消费要“量入为出”，要“避免盲从”，确保消费的可持续性。

学生智、能、情的发展必须要靠学生自身的努力而获得，教师无法代替。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表明，每个学生均是独立的、处于发展中的个体，知识、能力和情感均存在着个体差异，对教师引导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在教学中首先应该将所教班级的学生按照原有的认知和情感水平进行分层，然后再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确保每个学生在政治课上都能获得最大的发展。

二、师、生、书多边互动有效交流

“教材只是个例子！”“学生是教学的主体！”教师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和思维认知水平，从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出发，科学地用好教材，通过教师、学生、教材多边互动，给学生搭好脚手架，促使学生在分析教材和学习教材的内容过程中，实现智、能、情三维教学目标的有效达成。

1.钻研教材内容，克服预设盲目化

我们在教学前应从课程标准出发对教材进行深度研究，思考在形形的经济生活中，与高中生最贴近的是“消费”，而这恰是对新教材进行布局的一个思路。在经济生活的教材中，第一单元《生活与消费》，教学内容从“消费”活动中常见的“商品”“货币”“价格”等入手，学生不知不觉被带入了经济生活与经济学理论的世界，且行且思，逐渐地揭开经济学的神秘面纱。通过对这些经济现象的分析和思考，接近其经济学本质，自主发现经济学基本道理：我们所消费的商品是通过劳动创造出来的，劳动创造价值。这种认知形成后，教材又以此为基础，将学生的目光转向“消费”的源头――“生产”上来，“生产决定消费”，很自然地进入了经济生活第二单元《生产、劳动与经营》，接着第三单元、第四单元。整本教材从学生最为熟悉的经济生活现象――消费出发，由近及远，层层推进，一步步引导学生认识我国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符合学生的认知发展特点，整个教学也具有很强的逻辑性。

2.把握教学的层次感，提高学习的有序性

第一层次，把握全书的总体思路。如经济生活：为什么生产（第一单元）―谁来生产（第二单元）―为谁生产（第三单元）―怎样生产（第四单元）。

第二层次，把握每一单元的思路。以经济生活第一单元为例，第一单元的总思路是“为什么生产”，人类为什么要努力生产？教科书的思路：货币―价格―消费―解决“为谁生产”问题。

第三层次，把握每一课的思路。以经济生活第一单元第一课为例，第一课的核心是介绍“货币理论”――神奇的货币，着重帮助学生理解货币的“神”（神在何处、为什么神）和“奇”（奇在何方、为什么奇）两个问题。货币的“神”主要通过货币的职能来理解，而货币的职能是货币本质的体现，要把握货币的本质则必须了解货币的产生过程。货币的“奇”主要通过货币形态的发展来回答，所以，要从货币的产生和发展这条线索中解开货币之“奇”：一般等价物―贵金属货币―纸币―各种信用工具（包括电子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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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生活；经济效应

经济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不同的习惯、文化观念自觉地驱动着所有人的经济行为，不断影响着大部分人的经济选择，悄悄地改变着整个社会的内部经济运行方向。经济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有时并非源于一种崇高境界的提升，而是源于民族文化的特色及文化教育、传播的模式。

经济学在大部分的情况下被很多人认为是一门研究性非常强的科目，其实它是人们日常行为的一种他角度思考理念。虽然经济学在很多情况下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但在生活中也可以很容易地普及开来。在现实生活中时时处处都有经济学的掠影，经济学的理论也与我们所处的社会生活不断介入。

一、普通生活中所蕴含的经济学

（一）机票降价中的经济学原理

我们在网上订机票的时候很多情况下都会发现有一部分机票是打折的，飞机临起飞前还剩余的座位，机票价钱有时候还会比火车票更加低，在这个时候购票往往是最经济的。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可能认为航空公司把票价订的那么低已经有了损失了。如果我们懂得经济学就会明白，在飞机还有几小时就出发的时候，一班航班的成本基本就已经被确定下来了，如果在这个时候能够把剩余机票销售出去，只会让航空公司取得收入并不会亏损。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看，这已经成为了一场能够让交易双方利益最大化的行为。

（二）促销折扣中的经济学原理

我们逛商场的时候可能经常会发现很多商品正在进行打折促销，或者有些商家会选择送一些低价的赠品去吸引顾客，为自己的商品主动地占取市场份额。例如，在唐山的陶瓷博览会时，很多陶瓷的器具都会低于正常情况下的价格，很多原本标价几百元的商品，在展会现场可能只要几十元就可以买下来。这往往会给消费者一种心理暗示，让他们认为自己用了一个很低的价格却取得了一个价值很高的商品。但是卖方总对自己的商品有一个价值把握，他们往往会选择一个平衡点，把价格与成本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即使让商品低价销售也能取得很大的利润空间，还能充分刺激买方强烈的购买欲望。实际上，卖家把自己商品用低价促销出去之后占领了现有的市场，同时又提高了自己品牌的宣传效果和市场规模，并且在这样的情况下，卖方还可以同时减少库存，降低了资金的风险，使资金回笼和再投资的效率提高，增进自己的运行和经济成长。

二、市场、理财的经济学阐发

（一）经济学角度看市场

当今的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经济型社会，随着产业结构转型与消费升级，市场的主体地位也被不断地突出，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也成为当今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不断推动着市场升级与资本最大化。举例子来说，每个人的日常需求都可以被市场所满足，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都能享受到市场的便利，高收入人群通过自己的智慧赚取高额工资，低收入人群也能通过体力劳动满足自己的日常需求。总体来看，当代社会便是一个人人都买，人人都卖的生活经济学，人们在经济成长中同时扮演了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角色。

（二）收入理财的经济学阐发

物质资本是现代人生活中的必需品，所有人都在思考着如何通过理财获得一些额外的收入。很多国家对于不同的市场都有不同的经济观念，比如美国有些政策就是为了不断扩展本国市场与商品出口，刺激内需而制定的法规。通过这些政策，美国的经济状况一直处于世界前端位置而且保持这一个良好且稳定的发展趋势。而中国的资本实力远远不如美国，究其原因还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基础水平较低，起步较晚。虽然中国拥有世界最多的人口，拥有市场的天然优势，可是一些经济薄弱环节令中国的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中国人民的储备才能较强，储备事业发达，很大的程度上可以获取大量闲置资本，百姓的存款也可以给自己生活带来必定的物资根基保障[3]。

可能很多人对于理财的概念并不清楚。理财的主要形式由收入与利息两个方面组成，如何做到节约资金，如何让生活过得更加精致，这都是我们生活中热议的经济问题。很多情况下，一个家庭总收入减去所有开销额就可以得到这段时期内这个家庭期末的结余资金。经济学上有一个指标叫做恩格尔系数指的就是一个家庭的食品开销占所有开销的比例。假如这个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不高，虽然可以积攒一些积蓄，但是缺少的物质基础就很难让自己的这个家庭经济水平得到提升。因此，一个家庭要增加更多的收入来源，增长家庭总收入，才能拥有更加有品质的生活，满足除了温饱外其他的精神需求，这体现出开源才能够从根本上改善生活状态，当然理性的节流也是必不可少的。对日常收入和开支的规划也正是基础经济学原理的在现实中的体现。

三、生活中的经济效应

（一）马太效应：优秀的人更加优秀

马太效应简述的是一个"穷人愈穷，富人愈富"的经济规律。它的名字源于圣经《新约》中的一则故事："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简单地说，"马太效应"，就是一种续存资金后的资本家掌握一切的现象，它会令资金向本来就拥有大量资金的人获取更多的额外收入，同样也会令缺乏资源的人失去原有的东西[5]。这一则马太效应由來的故事给我们带来的经济学启示就是：某人如果对自己所从事的领域充满自信、并且在这个领域之中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他就能在这些时间与精力的消耗之中取得长远性的提升，通过这个步骤的反复，他就更加可以取得一个令人满意的成果。与之相反，如果一个人在自己的领域没有取得一个良好的效果，并且消极对待，只会让他不断失去自信，最终被超越。这也是学生成绩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果有一个积极的态度，那么这个人往往都够取得一个优秀的成果，得到这个优秀成果之后他便会得到很大的满足感，便会从另一方面鼓励他的热情，从而得到额外的精神与物质鼓励，这样不停地反复下去，就能把马太效应的积极影响表现出来。总而言之，我们学习时的态度，才是决定我们将得到怎样回报的主要因素，我们自身的不同学习习惯，都是最宝贵的经验与资源，通过这些优势品质，便会不断累积优势持续地改变和提高我们自身的能力，才可以让我们处于一个良性循环圈中。

（二）边际效应：分散分配时间，效率更高

在经济原理中，有一种经济效应被称为"边际效应"。它描述的是其他投入固定不变时，连续地增加某一种投入，所新增的产出或收益反而会逐渐减少。也就是说，当增加的投入超过某一水平之后，新增的每一个单位投入换来的产出量会下降[6]。这个经济效应，针对很多想要节约时间达到利益最大化的学习方法来说，关键的意义在于，分配的不同阶段都与最终的结果相关。我们把不同科目的认知，视为是不同的消费时间行为，如果某科目的学习效果已经处于较高层次时，它的边际效益并不高。这样，对于一个理性的学生来说，他的最优做法是放弃对该学科的投入，选择把时间花费到其他科目上，因此，才能获得边际效益的最大化[7]。

我们大部分学生都有学科学习状况不均衡的状况，因此更应该把更多的时间分配到较为弱势的科目上。边际效应告诉我们，不合理的时间配置无法让最终效益达到最优效果。只有通过合适的分配，不对所有学科都投入同样的时间，衡量不同学科的时间配置，会让最终效果和学习效率得到显著提升。

（三）木桶效应：抓住薄弱点，提升全体水平

木桶效应也被叫做短板效应，描述的是一个木桶的木板如果有长有短，这个木桶所容纳的水量就会被最短的木板所束缚，因此短板就变成了木桶盛水量的"制约原因”。将木桶短板替换成长板或令短板变长才能让使此木桶总盛水量提高。在大部分进行经济活动时，总体的效益往往被最薄弱的一个环节所限制，因此在资源配置中要注重薄弱的一环，这样才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8]。对于当前追求总体成绩提升的中学生而言，要把自己的总成绩视为一个木桶的总盛水量，把不同的木板视为不同的学科，因此只有在不同的学科成绩平均并且一起处于上升状态时，所存在的短板效应才能被限制，最终才会促进总水量也就是总体成绩的显著提高。如果单单关注某一科目的成绩状况，但是放弃了其他薄弱学科的关注量，那么总体的成绩不仅不会提升，还会导致较差学科这块短板的继续变得更加糟糕最终令整体成绩也随之无法提高。如果不针对较差的学科做出改变，优秀科目成绩再优越也不会令总成绩出彩。

偏科对于许多中学生来说是很常见的现象，但根据木桶效应，如果因此让薄弱学科放任自流，就会导致连优势学科也无法弥补的总体水平的下降。解决薄弱的环节，才是促使总成绩提升最有效的措施。

（四）经济效应对生活的影响

我们生活中的经济学效应不仅仅是这些，它们总对我们的生活无时无刻产生改变，而这些经济效应，也常常引导着我们做出最优的抉择[。对于一个中学生来说，我们通常在学习自然科学的时候，也应该了解并尝试运用一些简单的经济学规律，这些规律不仅仅能够提升学习效果，拓展我们的视野，能让我们的综合素质得到很大的提升。当我们对于新的情况面对不同抉择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用利益最优化的观点来做出选择。

四、结语

经济学在当代社会已经变成了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关键纽带，而且已经变成商品交换中的决定因素。生活中各处都显示着经济学的理论，不管在学习中，还是我们家庭的基本开销以及关于家庭收入和理财中，大部分都是经济学理论的具体展示，也是经济学的成果。也可以这样说，生活本身便是一本基本经济学原理大全。

经济学自身所有的思考与理念都遵循着不同的规律。从更深层次上来说，经济学不是一堆数据，一组繁杂的数学式子，也不是一种理性思维，甚至不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经济学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种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

参考文献： 

[1]王素娟.透过生活探求经济学真谛——评“大众经济学丛书”[J].金融博览（财富），2011，（06）. 

[2]孺子牛.“美女经济”的经济学诠释[J].黄金时代，2010，（07）. 

[3]姜贵解.提高经济学课堂教学质量的若干思考[J].新一代，2009，（10）. 

[4]赵睿.论新制度下的经济学[J].现代经济信息，2011，（11）. 

[5]王欣健.沉沒成本与决策——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一书有感[J].企业家天地（理论版），2011，（05）. 

[6]姜丽.案例教学法在经济学课堂教学中的应用思考[J].科技信息，2011，（20）. 

[7]栗月静.无形的钩子，海盗经济学[J].看历史，2011，（07）. 

[8]贺青.对《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思考[J].青春岁月，20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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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社会保障； 和谐社会

利益和谐是保证社会和谐的基础，社会保障体系又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制度支撑。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编织一张给软弱者以救助、国民以安全感的社会保障网，对促进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十分重要。

一、和谐的理论

社会保障的产生始终受到经济学理论影响和渗透。历史上很多经济学大师都对社会保障进行过深刻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启示。

1.庇古――收入均等化

1920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赛西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在其边际效用价值学说基础上，出版了最著名代表作《福利经济学》，第一次建立起福利经济学理论体系。根据边际效用递减的作用，如果一个人的欲望不变，他所持有的某种商品越多，那么他对增加单位所获得的效用就越少，因而他对增加的单位愿意支付的货币量（单位价格）也就越少。给穷人增加一单位货币收入和给富人增加一单位货币收入相比，前者的满足程度一般大于后者。国家可以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调节，给低收入阶层进行各种补助和救济，向穷人提供免费教育、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公共交通、降低房价及房租等社会服务，让社会上一切人的收入的边际效用都趋于相当，实现社会成员“收入均等化”，使社会满足总量增加，社会福利随之增大。

2.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是英国经济学家，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认为，就业量决定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决定于消费倾向和投资引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存在的资本相对过剩和严重的失业问题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单单依靠私营经济的市场自动调节，不可能保证社会资源的使用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而必须依靠国家干预经济来提高社会的消费倾向和加强投资引诱，以扩大社会有效需求，注重财政政策的作用，采取“普遍福利”政策，增加国家投资和国家消费，甚至通过赤字财政政策，达到抑制经济危机和充分就业的目的。

3.艾哈德――《大众的福利》

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1897―1977）在德国实施经济改革时，提出了适应“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社会保障观。在其所著《大众的福利》一书中，比较完整的阐述了其社会保障思想：社会保障必须以经济效率、经济激励为前提；社会保障必须依靠劳动者自己的力量，只有当个人负责还嫌不足或者必须停止时，国家和社会的义务才能发挥作用；现代社会保障不能涵盖所有的群众，必须要有限度，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公民由于地位和职业的因素完全可以自立；福利国家的路走不通，主张全体公民的自主选择及自担责任和风险。

4.奥肯――把“馅饼做大些”

亚瑟・奥肯（Arthur Okum，1928―1980）在分析了美国社会存在的贫富悬殊现象后，认为以机会均等促进经济，在有效率的经济中增进平等，当经济“平等”与“效率”双方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无论哪一方牺牲都必须以公平为前提。主张依靠国家对大企业的支持，提高效率，加速经济增长，扩大收入；通过累进所得税、转移支付等措施，由国家对收入再分配过程加以调节，以缓和贫富之间的对立。在这整个经济战略中，提高效率以促进经济增长，乃是全局关键。否则，即使把经济馅饼切得再均等，社会各阶层到时也会为分割这一块小“馅饼”而激化矛盾。

5.贝弗里奇――《社会保险与相关服务报告》

1942年12月，英国社会保险和联合事业部际委员会主席、著名经济学家W・H・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1879―1963）勋爵，从英国获得长久的安全考虑，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向英国政府提交了一份名为《社会保险与相关服务报告》（又称《贝弗里奇报告》）。报告提出了社会保障有三种主要途径， 1945年8月，英国工党执政，贝弗里奇的设计报告得以实施，不仅为英国福利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也对世界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和谐的功能

一个和谐的社会，应当是人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公民权利不断得到保障，综合素质不断得到提升，社会公平不断得到改善的社会。

1.调节收入分配

社会保障作为一种收入分配机制，既是国家提供再分配的一种形式，又是对初次分配留下来的贫富差距进行修正。社会保障对收入再分配的效应主要表现在：一是调节代际收入再分配和代内收入再分配。二是调节同代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再分配。三是调节国民收入再分配。社会保障作为社会自我调节的手段，其作用在于干预社会再生产过程，在一定限度内减弱社会产品分配不均等的现象，给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予以保障。

2.促进社会公平

社会保障作为实现社会公平的一种必须手段和重要方面，是通过下列方式达到其目标的：一是为社会成员提供参与机会公平的保障。二是维持社会成员发展起点公平与过程公平。三努力缩小社会成员发展结果的不公平。当前，看病难，就业难、缴费难、维权难的问题还很突出，要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制度性建设问题。

3.调整社会心理

人从需要到满足的过程，是一个心理变化十分复杂的过程，极易引起心理与环境的失调，这时就需要对这种失调进行调适。社会保障制度正是能够满足人们生存需要而应运而生的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扮演了调适人们心理与环境的角色：给人以满足感，保证了每一个公民有基本的生活条件，力图从根本上消除人与人不平等的现象。给人以安全感、尊重感和价值感。

4.保护生存延续

社会保障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主要功能之一是保护种的繁衍和社会劳动力再生产的正常进行。人对经济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而实现的。数千年的人类发展文明史，都是现役劳动者必然要供养后备的劳动者和退伍的劳动者的循环反复。为了使劳动力和物质资料再生产有计划地协调发展，必须使劳动者在退出劳动年龄的基本生活需要方面得到社会保障，实现生存延续。

5.稳定社会秩序

按照美国著名的功能主义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系统划分的观点，社会保障是社会稳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社会范围内筹集社会保险基金，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再分配方式，使社会成员在横向上彼此互助互济，在纵向上实现不同年龄劳动者的代际赡养、抚育，力求实现收入的“均等化”。这样可以有效地缓和社会矛盾，消除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利于新型道德观念的建立和延续。

三、和谐的举措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公共服务体系能力不强。因此，必须解决好人们在年老、患病、失业、工伤、生育以及生活遇到暂时困难时能够获得物质帮助等问题。

1.扩大就业

各级政府应当积极实施发展经济与促进就业并举的战略，不断提升经济增长的就业容量，缓解劳动力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矛盾。加大对就业困难群体的帮助扶持力度，特别是高度重视“零就业家庭”的就业问题。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培训，加快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素质，培养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多技能、高技能的劳动者。

2.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

社会保险覆盖面是反映社会保障制度实施程度的重要指标。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就是扩大了社会公平。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齐心协力，使社会保险覆盖面迅速扩大。当前，要下大力气把养老、医疗、工伤这三个险种全面覆盖到各种所有制企业和全体职工，不仅做到政策制度全覆盖，而且做到实际参保全覆盖，真正实现全员参保、应保尽保。要针对全社会普遍存在的看病贵、就医难的问题，加快医疗保险的制度改革与完善，使城乡有别的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更加合理。并应特别注意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的各项社会保险权益的落实。

3.发展和谐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是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劳动关系的稳定和谐直接关乎和谐社会的建设。近年来我国劳资冲突不断上升，集体争议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劳动者的权益受到侵犯。为此，要通过加强制度机制建设，保证劳动关系协调和谐。首先，加强劳动关系法律法规体系建设，积极推动《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其次，政府有关部门要探讨建立整套应对劳资冲突的化解系统，加快劳动关系协调制度机制建设。再次，加强劳动争议调解体系和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建设，使和谐劳资关系的建设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第四，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建立健全权责法定、制度配套、监察高效、保障有力、行为规范、廉洁为民的劳动保障监察体制。

4.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的最后的安全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照当地维持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费用，并适当考虑水、电、燃煤（燃气）费用以及未成年人的义务教育费用，并适时进行调整确定。政府民政、劳动保障部门应创造条件，不断探索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国家救济、社会帮扶、劳动自救相结合的低保制度与社会保险制度相互补充的有效途径。

5.提高财政社会保障能力

社会保障属于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要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步伐，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作用，科学安排和使用社会保障资金，完善就业和再就业的财政支撑体系和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使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的保障有重要的物质基础和财力保证。尤其要把全民低保作为社会保障的第一支柱，保证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以解决市场经济下初次分配造成的社会不公，使全体社会成员能够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市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管理中心

参考文献：

[1]邓春玲.经济学说史[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471-488.

篇6

关键词：高等数学；经济分析；应用

中图分类号：G623.5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引言

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学,现在几乎每一个经济学领域都要用到数学。从现代经济学作为一种分析框架来看,参照系的建立和分析工具的发展通常都要借助数学。将经济问题转化为具体的数学模型,可以使分析变得具体,知道利弊得失所在,而且还可以把貌似不同但实质相近的问题连接在一起,从而把研究从初步的想法推向深入的探索。可见,高等数学就是作为一门实证性科学,服务于经济管理的研究。下面将具体给出高等数学在经济分析中的的几点应用。

1数学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

1.1数量经济学在我国迅速发展

它在经济决策中的重要性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在经济管理中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我们已经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研究成果。数量经济学是运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学，归根结底它是一门经济学。我们既要十分重视数学，特别是现代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又要注意防止以数学代替经济学，以数学定理代替经济规律。要让数学分析为经济分析服务，而不是经济分析为数学分析服务。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新旧两种体制交叉过渡的今天，尤其如此。我国现行的数量经济方法主要来自西方.有如引进技术一样，引进西方的数量经济方法也存在一个消化吸收、创新的问题。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运行机制，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济数学模型也不会完全相同。我们的国情和制度有自己的特点，我们的经济数量模型也应该有自己的特色。

1.2函数在经济分析中的运用

在经济活动中，消费者与生产者通过市场来交换商品，消费者与生产者从中各取所需，而这种供需关系正是一种函数关系，一般说来需求量是市场价格的单调减函数，与此相反的供给函数则是一种单调增函数。但是真正经济活动中的函数远没有这样简单，下面就其中几个主要函数进行论述。

1.2.1总成本函数

某种产品的总成本是指生产一定产品所需的全部经济资源成本（包括原料、劳动力、设备等等）总额。用函数表达即：C（x）=C0+C（1x）,其中C0表示固定成本，即必须要支付的费用（如厂房等），C（1x）表示可变成本，如原材料费用等。可以看出总成本函数是增函数，由于规模经济，它最初增长很快然后逐渐慢下来，然后随着资源的逐渐匮乏，函数再次增长起来。

1.2.2需求函数

一般说来，价格的上涨会导致购买量的下降。设p为商品价格，q为需求量，由于需求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如果略去价格之外的其他因素，仅讨论价格和需求的关系的话，则需求函数可以表达为：q=（fp），它是单调减函数。

1.2.3供给函数

与需求相对，一般来说当价格上涨供给量也增加。设p为商品价格，q为供给量，由于需求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如果略去价格之外的其他因素，仅讨论价格和供给的关系的话，则供给函数可以表达为：q=φ（p），它是单调增函数。

1.3概率与数理统计在经济分析中的运用

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经常会有根据几种情况进行决策的状况发生，这就需要我们从各个方面去权衡来选择一个最佳方案，这种现象被称为风险型决策。对于风险型决策，我们通常采取期望值决策的方法。例如，某书商与某出版社准备联合出版一系列图书，书的零售价为每本80元，成本为50元，根据通常的销售情况来看，如若半年后书尚未售完，则该书不得不降价至每本20元，半年前的销售情况如表1所示，根据表1，问该书商出多少本书才能获得最大的利润？解：由已知可得，书商的出版方案有3种，出版150本、160本和170本，分别记为A1、A2、A3，记B1、B2、B3分别为半年内售出150本、160本和170本，那么在A1发生时B1同时发生这种情况的利润称作方案A1的条件利润，如表2所示。可得三种方案的期望利润分别是：

E1=4500×0.3+4500×0.3+4500×0.4=4500（元）

E2=4200×0.3+4800×0.3+4800×0.4=4620（元）

表1某书商半年销售表

表2某书商销售方案

综合上述结果可得出第2种出版方案即出版160本书可以获得最大的利润。

1.4利用微积分进行弹性分析

边际分析所研究的是经济函数的绝对改变量与绝对变化率。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还需要研究经济函数的相对改变量与相对变化率———弹性分析。在经济工作中，弹性分析所研究的是经济函数的相对改变量与相对变化率，它所分析的是一个经济变量变动百分之一会使另一个经济变量变动百分之几？它所反映的是一个经济变量对另一个相关经济变量变化的敏感程度。在经济分析中，弹性分析的应用也非常广泛，许多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现象都要用弹性来解释和分析。通常有“弧弹性”和“点弹性”———弹性系数设。

随着金融市场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高等数学的知识越来越多地渗透到会计、审计、财务管理、市场营销、财政、税务、金融、工商管理等各个经济领域，应用数学作为分析工具的也越来越多，因此，这是经济学进步的一个标志，它使经济学走向定量化、精密化和准确化．在经济学中，对于经济现象、经济运行及其规律的描述与研究，正需要用数学方法、数学思想从而达到它的科学性．在高等数学教学中充分利用数学应用可以避免数学教学从理论到理论，不仅使抽象的数学概念具体化、生动化，更重要的是这种教学方法还有助于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有利于促进教学效果的进一步提高，也是高等数学教学环节中理论联系实际的一种新的有效途径。

2小结

纵观当今的经济学发展，数学特别是高等数学的运用是其精确且深入化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工具，且高数在经济学中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高数模型不可能全面地反映出复杂多变的经济现象，而只能反映出其中一部分关系，但正因为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推动经济学的发展。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位置虽不能妄加评论，但它无疑已经渗透进经济研究的每一个部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吴赣昌.微积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篇7

论文摘要：从经济学中价值论的变迁及其原因分析入手，结合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分析的根本目的的认识，探究了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立的根源所在，提出了对待西方经济学以及坚持和发展经济学的应有态度。

0引言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经济学被简单化为阶级斗争的学说，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简单化的观点则认为，以稀缺资源配置为内容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是真正的现代经济学。那么，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关系?

由于价值论在经济学中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我们的讨论先从价值论的变迁谈起。

1经济学中价值论的变迁

经济学中种种不同的价值理论的分歧和对立，就其主流而言，可以归结为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对立。

劳动价值论不是马克思的创造，而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首创。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人类财富是人们用劳动适应人的需要改造自然得到的。他们的这种观点，由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最早做了系统的表述，其成果是世界公认标志政治经济学正式诞生的名著《国富论》。他在这部书中指出:“每个国家的国民每年的劳动是供给这个国家每年消费的全部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劳动是为购买一切东西付出的初始价格，是原始的购买货币。最初用来购买世界全部财富的不是金或银，而是劳动——但古典经济学家并未严格区分价值和交换价值(价格)，亚当·斯密第一个明确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明确指出，交换价值的大小不取决于使用价值，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劳动是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是他所说的劳动有时是指购买的劳动，也即交换得到的劳动，有时是指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他认为两者是等价的，是无区别的。更为矛盾的是斯密在进一步讨论价值构成时又背离了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人决定，并把工资、利润、地租称为商品价值的三个源泉。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克服了斯密关于价值源泉的二元论局限，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雏形。李嘉图坚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大小，甚至提出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不是实际耗费的个别劳动，而是社会必要劳动。但由于他未能区分劳动与劳动力以及价值与生产价格，所以无法解决等价交换形式下利润的产生与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这两个矛盾，从而导致李嘉图学派的最终破产。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李嘉图的学说，一方面明确指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另一方面正确区分了劳动与劳动力，并使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从而克服了那两个矛盾。

效用价值论是尔后西方经济学对抗劳动价值论的主流。以1871年“边际革命”为界，此前的效用论主要是客观效用论，此后则演变为主观效用论。无论是哪种效用价值论，都是主要从需求方面研究人与物之间关系的经济理论，只能说明人们对财富的主观评价，无法说明财富的来源和增长。客观效用价值论强调的是商品本身的效用(使用价值)，主观效用价值论强调商品价值的本质是人的欲望及满足程度，并且将这种欲望满足程度归结为个人对物品效用的主观评价。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价值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便是由马歇尔完成的主观价值论与客观价值论的融合。在马歇尔的学说中，价值、交换价值、价格都是等同的，因此他的价值论就是价格论。他所说的价值或价格指的是一种均衡的状态，其价值指的是均衡价格。这种理论不区分劳动产品和非劳动产品，把价值等同于供求决定的价格，只承认有价格存在，不承认有不同于价格的价值存在。它认为，就市场经济中商品财富的生产来说，成本是供给后面的原动力，而效用是需求后面的原动力，二者通过供求的波动，共同决定了财富的价格即交换价值。生产成本和边际效用是供求规律的两个构成部分，它们的作用可以和剪刀的双刃相比拟。研究商品财富的价格是受效用支配，还是受生产成本支配的议论等于研究剪刀以上刃裁纸或下刃裁纸的议论。

自马歇尔实现了价值论与价格论的合流，以及主观价值论与客观价值论的合流以后，原先意义上的独立于价格论的价值论便不复存在了，从此价格论的讨论代替了价值论，马歇尔的价值—价格论也就成为此后西方经济学价值—价格论的基础和出发点。20世纪30年代后，垄断竞争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价值—价格理论的提出，进一步强化了马歇尔的价值——价格论、主观价值论与客观价值论双重合流的趋势，形成了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占主流地位的价值—价格论传统。

总之，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关于价值论的认识是这样展开的:先是以劳动价值论为主流，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支持西方经济学长达一世纪之久;而后是效用价值论成为主流，以1871年“边际革命”为边界，此前以客观效用价值论为主流，此后则以主观效用价值论为主流;再后是马歇尔的价值—价格论为主流，即在综合主观、客观效用论的基础上，实现了价格论对价值论的替代;再后便是当代学者在马歇尔价值—价格论基础上的进一步补充和发展。

2价值论变迁的原因

(1)之所以在资本主义第一次产业革命前后的100多年里，以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劳动价值论能够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的主流价值论，最为根本的历史原因在于两方面:

第一，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前后，资本主义制度应不应当替代封建制度，还是有待证明的命题。因此，经济学家必须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即必须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公正。要说明其公正，就要说明它是平等的。为什么平等呢?因为它贯彻的是等价交换的原则，而等价交换的基础就是价值。所以，价值论的讨论便与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义性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那一时代的经济学的热点命题。

第二，资本主义第一次产业革命时代，是自由竞争的时代，资产阶级面临的最主要的敌对力量是封建地主阶级，因而要联合无产阶级共同对抗封建地主阶级，在价值论中就不能不对无产阶级活动的合理性给以部分的承认，这种承认的集中表现就是承认劳动创造价值。但是他们对无产者劳动的正义性的承认仍是有保留的。这从斯密既提出劳动价值论又同时提出了三种收入决定价值论中可以看出。这一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所以提出劳动价值论，根本目的在于证明资本雇佣劳动制度的正义性、合理性。

(2)为什么西方经济学中占主流的价值论，会由劳动价值论转向效用价值论，并进一步以价格论替代价值论呢?

第一，斯密的价值论的双重性。斯密既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又同时提出了三种收人决定价值论，二者的统一在于斯密认为无论是劳动，还是利润、工资、地租三种收人，都是成本，正是这种成本决定并构成商品的价值。不同的是，在历史的不同阶段，构成商品价值的主要成本不同，原始社会的主要成本是劳动，而资本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劳动价值论就要让位于收入决定价值论。显然，斯密的成本(收人)价值论的提出，主要是为了论证资本和地租存在的合法性，根本目的是为资本的存在，为资本存在的合理性、正义性进行论证。

第二，李嘉图学派的破产。李嘉图坚持一元的劳动价值论，指出地租不过是对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剥削，这固然为反封建提供了有力的经济学理论根据，但他的一元劳动价值论也同时意味着否定资本本身的合理性。因为如果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那么资本所获利润也是对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剥削。再加之他解释不了经济现实中价格与价值背离的实际现象，从而导致李嘉图学派的破产。这直接导致了主流价值论从劳动价值论向客观效用价值论的转变。

第三，边际革命使得客观效用价值论的主流价值论地位被取代。原因在于19世纪后期经济危机的反复出现，使得人们不仅怀疑客观效用价值论所主张的生产自然创造需求，因而供求会自然均衡的主张，而且进一步怀疑资本主义制度是否是和谐的、合宜的制度。这就要求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理论上论证。因此，他们对需求问题，对需求与供给的均衡问题便不能不给予特别的关注。相应地，在价值理论的研究上，自然便把人的欲望及欲望的满足程度提到极为重要的位置，甚至归结为价值的本质。目的是要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有价值的，是正义的、合宜的，因为它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人的欲望，并使整个社会经济生活达到和谐均衡的状态。可见，客观效用价值论的主流价值论地位被取代的根本动因也还是出于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的需要。

第四，马歇尔的新古典综合价值论代替边际效用价值论。如前所述，马歇尔的价值论是对客观效用价值论和主观效用价值论的综合。这种综合之所以可能，在于客观效用价值论和主观效用价值论本质上都是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正义性申辩的，其学说的阶级性和使命使之有可能被加以综合。当然，之所以能够被综合，还包括它们在理论的某些共同点和分析方法上的某些共同之处。马歇尔的价值论实际上是均衡价格论，从此当代西方经济学者关注的热点从价值论向价格论转变。深刻的历史原因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牢固地取得了统治地位，更为重要的是要论证如何运用资本主义市场机制才能使经济资源配置更有效。因此，重要的不再是价值命题，不再是讨论资本主义有没有价值，不需要通过论证资本与价值源泉的关系去证明资本的正义和存在的必然。重要的是怎样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从而证明其制度的有效和优越，而这种有效和谐的运行状态，恰恰是被概括为均衡的状态。所以，均衡价格的讨论替代了价值论的讨论。这种替代，实际上是从回答为什么要选择资本主义制度转变为回答怎样运用资本主义制度。

可见，西方经济思想上，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到效用价值论，从客观效用价值论到主观效用价值论，从效用价值论到综合的价值—价格论，其主流地位演变的根本逻辑线索，是遵从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公正性、正义性、有效性、和谐性论证的需要。这是西方经济学为什么研究价值论的根本使命所在。据此，我们可以说，一切经济学，一切经济学家研究价值论，根本目的都在于为其所代表的阶级以及所要求的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和正义性申辩。西方经济学的价值论的使命如此，马克思的价值论使命同样如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价值观上究竟要说明什么

在马克思那里，劳动是商品之间的共性，是交换价值的实体。他从抽象劳动中发现了商品世界的普遍联系，把个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作为把握商品经济基本规律的基本范式。

价值本身呈现着一种经济关系，价值是抽象劳动的凝结，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物质运动，而是社会经济关系的运动。所以，我们哪怕把商品捣个粉碎，也找不到价值的“原子”。所以，商品作为对象不仅是人和物的关系，更是人与人的关系的体现。

《资本论》正文的第一句话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商品的价值形式是深人把握商品世界运行规律的根本。“商品的对象性不同于快嘴桂嫂，你不知道对它怎么办。同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但是如果我们记住，商品只有作为同一的社会单位即人类劳动的表现才具有价值对象性，因而它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那么不用说，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我们实际上也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最后，马克思进一步写道:“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产者把它们的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

马克思的这类论述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是到处可见的。这些论述力图说明，价值本质上决不是生产活动永恒的自然特性，而是社会关系，是围绕劳动这种活动而形成的社会关系。

可见，马克思把价值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历史关系，通过这种归结，马克思在价值观上告诉我们:一方面，价值是劳动创造的，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因此一切不劳而获，无论是通过资本私有还是通过土地私有来占有价值都是对劳动的盘剥。另一方面，马克思在价值观上告诉我们，人类劳动的社会性质采取自发的人本身不能控制的、异化的形式实现，本来是人类劳动生产的，但却表现为人不能支配却反而受其支配的方式，人们劳动要通过间接交换来证明其价值，这本身就是人的经济活动的某种异化，是不合理的。之所以有这种历史的扭曲，是因为存在私有制，在社会分工条件下的私有制割断了人们生产的直接社会联系，人们生产的社会性表现为迂回间接的外在过程，要克服这种异化，最根本的在于消灭私有制，一切与私有制直接相联系的商品价值、货币、交换关系都是一种历史的扭曲，因而从发展趋势上，从人类理想社会的价值取向上，私有制最终是要取消的。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价值观上所昭示的是对商品关系和市场交换的根本否定。

4小结和启示

(1)从经济学中价值论的变迁及原因的分析，以及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分析的根本目的的总结，

使我们看到，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与西方经济学中的价值论的历史使命不同、分析的目的不同，因而是根本对立的。而经济学中不同阵营的对立，重要的不在于其具体分析工具和方法上的差异，而在于其分析背后的价值观的不同，也正因为如此，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其价值理论上形成了尖锐对立。

(2)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西方经济学呢?显然那种认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的、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对于西方经济学我们不能持盲目崇拜、全盘接受的态度。因为，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反映了现代化大生产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它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体现着资本主义经济中当事人特别是资本家阶级特殊的价值观和利益要求。因此，我们对西方经济理论的学习和借鉴，要以为指导，更加全面、及时和深人研究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借鉴和吸收其中合理的和有用的因素，识别和批判其中错误的成份，提高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分析和借鉴的水平。

篇8

关键词：道德 市场经济 逻辑判断 价值判断

虽然部分学者认为市场经济理论并不包含道德考量，但这并不代表市场经济本身就应该与道德无涉，道德虚无论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必须肯定道德对市场经济的促进和保障的作用，但是也不能将道德“神”化、万能化。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的辅助项有：政府、法律和道德。道德在政府和法律调节之后，作为“第三种”调节方式而存在。从积极的视角看道德对于市场经济的作用，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伦理纳入经济理论研究中，丰富其理论的视阈；二是在现实的经济生活形成被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影响经济主体的决策，规范市场经济的秩序。

市场经济理论与道德的关系

实证经济学描述经济中的事实和行为，规范经济学涉及到伦理戒律和价值判断。在亚当·斯密相继出版《国富论》、《道德情操论》后，现实的社会人被理论的分为“经济人”和“道德人”而分别存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诞生又将“经济人”设定为“理性经济人”，其重视工程学和数理化形式的逻辑推演和判断，忽视与人类密切相关的伦理问题及人类的终极目标。实证经济学逐渐取代规范经济学，并试图用封闭的理论范式、繁琐的数学公式和数量模型来诠释现实的丰富的经济存在，致使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经济学却恰恰缺少了对人性的关怀。

在市场经济中假定的“理性经济人”是这样的：他了解自己的偏好，对自己所要达到的目的具有明确的认识，对经济生活中的任何变动，都能做出独立的选择。他的经济行为都是充满理智的，既不会感情用事，也不会盲从，而是精于判断和计算的，其行为是理性的。主流经济学将理性行为定义为：选择的内部一致性和自利的最大化。那么，自利的理性观就意味着对“伦理相关”动机观的无视。在市场经济理论中存在的“理性经济人”从行为的动机和主体的选择上都避免了任何可能涉及的道德判断。所以，从这个视角可以印证市场经济理论本身是与道德无涉的。樊纲在《“不道德”的经济学》中论述到：虽然经济学的分析离不开伦理、道德和价值判断，但是经济学本身要研究的不是道德，经济学家谈道德就是“不务正业”。但是在《平等、公平与经济发展》这篇文章中，樊纲提出了社会公平观及平等、公平概念的新解。他认为效率和公平并不矛盾、平均不等于平等等道德判断，并在最后综合平等和效率多重因素分析出既可以“扶弱济困”又可以防止“养懒汉”、“搭便车”现象出现的“最有效率的收入平等点”。

虽然樊纲一再强调道德是外在于经济学的，但是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是无法真正区分道德到底是外在还是内在于经济的，因为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人是社会人、复杂的人。这就不得不引起笔者的注意和思考：“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虽不与伦理相关，但是那就代表着应该吗？从自利的视角分析行为主体的动机就更加科学吗？“理性的经济人”在现实的经济选择中就不会面临道德选择的两难吗？市场经济理论为什么不能将道德作为内在价值进行研究？面对着这些问题，使得笔者不得不重新审视市场经济理论与道德应该具有的关系。

首先，并没有明确论证能证明与道德无涉的经济学就比将道德纳为参考对象的经济学更适合现实的经济生活。其次，也没有论证可以证明市场经济中行为主体的动机就是单纯的利益。恰恰相反，却有很多论证能证明主体动机的多元性。例如，商品经济的起源是交换的产生，交换的原初动机是满足需要而更好的生活。而在交换之后人类才发现了优势利益。即经济主体行为的动机利益是在满足需要之后被发现的，而如何更好地生活和人为什么而生活正是伦理学的本源。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中，对于当下经济学忽视道德而造成的经济学的贫困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首先，森论述： “经济学与伦理学的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把经

济学科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不过“虽然从表面上看经济学的研究仅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在更深的层次上，经济学的研究还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其他目标的追求有关，包括对更基本目标的评价和增进”。其次，他提出了“伦理相关的动机观”，即“人应该怎样活着”和“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即“关于社会成就的判断”来丰富经济学中人类行为动机的选择。他认为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分离对双方都有损失。最后，他说明“自己的目的不是例举经济学已经取得的成绩和正在进行的研究，而是要提出更高的要求”，那就是经济学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的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学思考而变得更有说服力”。

另外，经济学家茅于轼（1998）认为，道德的是非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逻辑判断，而道德的实践则纯属价值判断。逻辑判断强调基于事实，又符合逻辑，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于其中。他把道德看作一种行为规范和制度安排，将道德视为影响社会经济进程的非正式制度而存在。道德的“公共服务”属性印证了其作为“契约”的特征，体现了个人对社会的承诺；“社会共识”属性则指每个人发自内心的是非判断。所以，如果说是价值判断主体选择的不确定性使经济学排斥道德的考量，那么道德判断中的逻辑判断就完全可以成为经济学讨论的对象，从而被纳入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光（1999）认为樊纲教授把道德问题完全归结为价值判断，而否定了道德是非的逻辑判断，因而得出经济学不讲道德，其片面性就比较明显了”。

将“伦理相关的动机观、社会成就观”以及“理性的道德是非判断”融入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可以丰富经济学的研究视阈，使经济学更贴近现实的生活，现实生活中的人。只有这样经济学作为一门“经邦济世”学问才能更具有人性、更贴进现实。 　市场经济行为与道德的关系

市场经济是一种个人和私有企业制定关于生产和消费的主要决策的经济。价格、市场、盈利与亏损、刺激与奖励的一套制度解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企业使用成本最低的技术，生产利润最高的商品。消费取决于个人如何花费从劳动和财产所有权中获得的工资收入和财产收入的决策。即多数的经济问题由市场来解决的经济决策（萨霍尔森等，1996）。市场经济通过价格和市场体系，无意识地协调着生产和消费的活动。通过一种物品的买者和卖者的相互作用，以决定价格和产量机制。价格引导着公平竞争的市场，促成社会的富裕。

当每个人自私自利地追求他或她的个人利益时，他好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实现公众的最好的福利。正如与其同期的法国思想家孟德维尔《蜜蜂寓言》中的著名命题“私恶即公利”：个人与社会不正如蜜蜂与蜂巢的关系，每一只蜜蜂都辛勤地采蜜，最终必将达到整个蜂巢的丰盈。每个人从自己的私利出发，最后带动社会的公利，不正是由利己到利他的体现。“斯密难题”是伪命题也从这里得到了印证。

另外，市场经济可以促成在诚信基础上的社会分工与合作。由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可以防止资源的浪费。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完全竞争又体现出公平。因此，从这些角度分析，市场经济就应该是道德的经济。虽然个人是从私利出发，但是交易的达成凭借的是互惠和认同，即双方都获得了自我心理能认定的收益，并且这种认同是建立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之上的，否则交易将无法达成。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交换出于哪种情况的需要，交换时支出的价值小于交换所得的价值，而且双方都认为所得大于所失，或者说，交换使双方都得利（茅于轼，1998）。在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道理，那就是：以自利为目的的谈判具有双方同意的均衡点，而以利他为目的的谈判则不存在能使双方都同意的均衡点。所以，在市场经济中的合理利己是正当的。

本文不仅从符合现实的功利主义出发分析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更从道义论和美德论的视角来看待，这就赋予了市场经济更高的道德选择的可能。

第一，道义论中的自律，提出了道德规范对经济生活中行为主体选择的约束性。康德强调的道德自律要求经济主体按照自己的善良意志行事，而不受外在利益的影响和约束。与功利主义效果论不同的是，道义论更重视经济行为主体在经济决策过程中体现出的道德意志及道义倾向。

第二，在道义论中，自由被设定为一切有理性东西的意志所固有

性质。康德（2005）认为：“每个只能按照自由观念行动的东西，在实践方面就是真正自由的”，“我们必须承认每个具有意志的有理性的东西都是自由的，并且依从自由观念而行动”，“理性必须把自身看作是自己原则的创始人，摆脱一切外来的影响”。康德的自由命题，为市场经济领域每一个主体的道德选择的自主性和自由权利提供了依据。即，“赋予主体在秉承道德原则时，依据市场信息变化、情形好坏、环境优劣而自主把握必要的张力和弹性的权利和责任”（刘可风，2004）。

第三，美德论将其视阈固定在能履行行为、具有动机、遵循原则的道德主体上。他试图解决“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其注重知识和理智，并强调两者必须通过实际的训练，养成道德习惯，从而形成美德。美德论在市场经济中的应用体现为：对行为主体的德性形成提供帮助。

在市场经济行为与道德的关系的判定上，功利论注重自利的动机、行为的结果的考察；道义论强调行为的动机、理想和精神生活的价值；美德论关注培养经济主体的德性。可见，在市场经济生活中，市场与伦理是密切相关的。

道德在市场经济中的适度定位

道德要在市场经济中发挥合适的作用就必须克服这样几个误区：一是将市场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定义为无私利他的行为人。在市场经济的领域内以利他为假设前题的交换是没有最终的均衡点的，即，交易无法达成。“大公无私”、“专门利人”在市场经济领域中是不适宜的。二是“绝对平均”不等于公平。对收入的分配有三个环节，以市场为主的“第一次分配”、以政府为主的“第二次分配”和以道德为主的“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主要是弥补前两次分配的空白，主要从个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以捐款形式为主的收入转移方式（厉以宁，1999）。历史证明“绝对平均”不但不会促进公平，反而出现“养懒汉”、“搭便车”的现象，会影响经济的发展。三是道德是有层次的，分为美德境界和行为规范。在市场经济中两者是不可以混为一谈，在经济领域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是后者。

道德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应该真正体现为对个人利益及生存权利的尊重。“利己不损人”作为道德底线，“利人利己”作为双赢的目标，公平、自由的选择权是其最高的要求，这样才更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2000

2.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m].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

3.光.经济学（家）如何讲道德[j].读书，1999（1）

4.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

5.伊曼努尔·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6.刘可风.论市场经济领域中道德的适度定位问题[j].哲学研究，2004（6）

7.厉以宁.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8.樊纲.“不道德”的经济学[j].读书，1998（6）

9.樊纲.平等、公平与经济发展[j].开发导报，2004（6）

篇9

平台经济产生了两个重要颠覆:传统厂商的规模经济被打破，以及厂商的财富密码发生了改变——从流水线变成算法。

从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角度看，需要关注具有大数据的平台是否带来新型的计划经济，平台算法外部性的正负性，以及平台经济应该保持多大的冗余度。

一、平台经济的诞生

2016—2017年，互联网平台企业成为全球经济中最强大、最具创新精神的关键部分。

在互联网平台上，呈现出数字化信息的快速流动与大规模社会化协作，融合互联网经济与实体经济，平台本身成为经济与社会的新主角。

互联网平台呈现出三个重要特征:

一是平台成长到与市场、企业同等重要的位置。

二是整个社会中的主导公司形态从产品型公司转向平台型公司。

三是技术驱动的互联网平台成为经济、社会与生活中新的资源配置与组织方式。

互联网平台连接人们的线上线下生活，由平台企业演化出平台生态或平台经济已是大势所趋。

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从电商平台到行业平台再到平台经济。在平台经济发展的早期，直接面向终端消费者的电商平台率先崛起。

随着互联网与产业融合加深，平台的产业领域不再局限于零售业电商平台，而是趋于多元化发展。例如，出现了众包、共享等诸多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新产业领域。

随着平台进入产业领域越来越丰富，其对产业和产业组织变革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平台逐步由一种商业现象发展为一种经济形态。

中国发展平台经济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中国经济增长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时期，又步入了创新资源全球化阶段。“互联网+”改变了传统的产业链组织方式，正在以平台为核心重组产业生态。

例如，双创活动产生了创客和大量制造资源的连接平台，高端创新创业资源的连接，成为区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

平台经济的崛起为中国制造业弯道超车带来了重要机遇。

由上可知，平台经济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经济现象和政策工具，经济学理论能否给予这些现象自洽的解释，并在政策制定中给予恰当的指引，值得探讨。

二、平台经济的特征

对于平台经济，本文给出的定义就是指依托实体交易场所或虚拟交易空间，吸引产业链上下游相关因素加入，并以促成双方或多方之间进行交易或信息交换为目的的商业模式。

从这一定义中不难发现，平台经济是一种商业模式的革新，而非产品本身的创新。

支撑互联网的技术因素有九个要素，分别为：“技术驱动”：云计算(Cloud)、移动终端(Mobile)、技术表达(APP)；关键环节：数字化(Digitalization)、连接(Connection)、精准匹配(Match)；“人的需求”：社交化(Social)、赋能(Enabler)、生态(Ecosystem)，也可称作互联网平台特性的九宫格。

平台经济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依赖于用户参与。谷歌将用户的搜索行为转换为具有丰富价值的广告，脸书运用在线社交搜集并出售用户的精准画像，而优步则看准用户的交通需求充分调度私人汽车。

平台能调动用户参与生产，也会对用户产生巨大影响。乐观派们强调，以优步为代表的平台能够释放未被充分使用的个人资产的商业价值，而类似于Youtube的平台则将让每一位用户都能成为具有灵活工作时间并从平台得到收益的创业者。

对劳动者和工作任务提供匹配服务的平台可能使劳动力市场更有效率，同时会出现一个工作岗位和价值创造都极度分散化的社会。

平台经济的第二个特征是信息精确匹配。某种类型的交易，如果有很多潜在买家和卖家，如何撮合两个群体达成交易将至关重要，而平台效率也集中体现为撮合效率。

平台经济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其连接一切的特性及其虚拟空间打破时间限制与物理空间距离，使得企业超越区域小市场，面向全国或全球大市场，从针对存量的“头部”发展到拓展增量的“长尾”，从人工操作处理为主发展到工具的技术替代。

平台是连接上下游、供需端或买卖方的第三方或第四方服务，也是从撮合交易、资源配置、开源创新等过程中，通过降低交易费用、分享价值增值收益的经营实体。

平台经济的第三个特征体现为双边市场、交叉网络外部性。

网络外部性有很多类型，但其中一种特别值得关注，即“双边网络外部性”。

“双边网络外部性”意味着，已加入该平台的买家越多，则卖家加入该平台的潜在收益也越高;同样，已加入该平台的卖家越多，则买家加入该平台的潜在收益也越高。

由此，买家和卖家是否加入该平台，乃是一种“鸡生蛋，蛋生鸡”的正反馈过程。而对平台企业而言，如何达到正反馈，流量是基础，如何持续获取流量是打造平台生态圈的关键。

平台经济的第四个特征就是跨界。

随着资源共享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产业内部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产业通过平台实现的跨界融合现象也愈加显著。

新经济格局下，产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打破原有产业边界，产业之间跨界现象显著。

平台型企业通过连接多边群体，整合多方资源，设立规则与机制，满足多边群体的需求，充当连接、整合的角色。传统企业也可利用连接、整合的思维去创造更大的价值。

企业通过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创造更多的价值连接，提升效率，带来增值。企业还可以通过协同上下游伙伴，甚至同业竞争者，一起设计新格局、新规则，为供应方及需求方带来更大增值。此外，企业可通过跨界整合，创造全新的价值。

总之，平台追求的是在环形的、不断循环的、受反馈驱动的过程中，最大化生态系统的总体价值。

对平台企业而言，难以复制的资源是社区及其成员拥有和贡献的资源，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数据是平台企业的首要资产。

平台经济的魅力在于凝聚资源，将传统经济链条式的上中下游组织重构成围绕平台的环形链条。平台将原本冗长的产业链弯曲成了环形，企业端用户通过平台直接触及消费者，节省的各个环节都提高了产业效率。

三、平台经济的颠覆

传统工业经济以行业分工为主要特征，行业之间边界清晰，泾渭分明。

传统企业处在单向、线性价值链的一环，只需面向客户交付产品或服务，充当生产者和交付者的角色。

传统企业考虑的核心是如何低成本、高质量、高效率地交付产品，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

传统企业寻求最大化产品或服务的用户生命周期价值，聚焦整个线性过程的末端。生产过程主要依托线下物理空间，开始围绕一个区域小市场，从贸易销售介入生产制造再进入研发创新形成“产供销人财物”一体化。

一旦一个区域小市场成熟了，通过扩大再生产进行滚动式的横向拓展，这中间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整个过程叫做滚动发展和线性增长。

这个过程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规模经济，主要是供给侧的规模经济。

平台经济的出现改变了这个过程。从封闭的以产定销发展到反向资源配置的敏捷供应，最终实现无边界、无距离、自成长的爆发成长。

需求方越来越个性化，而生产方越来越小批量，所以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反规模效应。供给侧需要弹性生产，需求侧需要用户画像。规模效益主要体现为平台上的大规模信息匹配带来了巨量交易。

以平台经济为核心的经济体与工业时代的经济体大不一样，从厂商的规模经济转移到平台的规模匹配。

在实际操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产品的定价权在转移，大多数厂商只能被动适应平台的要求:降价促销和参与各种购物节。

平台上的大规模信息匹配，还衍生出两个“副产品”。一个是物流仓储，另一个是支付，原因就是这两项业务很容易标准化。物流公司的规模越大效益越好，支付公司也是如此。

从过去生产方的规模经济、需求方的规模经济，演变成平台方控制的支付规模经济和物流仓储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的方式变了，经济活动的重心也跟着发生变化，其中原因就是平台侧的规模经济(包括支付和物流)取代了原来的生产方的规模经济。

传统经济还有两个特征:高摩擦和高耗散。

以服装业为例，如果一个品牌服装的成本是100元，商场的定价大约是12倍，市场的平均倍数为8.9倍。近两年，在互联网的冲击下，大约降到到8倍以下，但终端依然是高定价。在服装行业的供应链中，各环节之间都有交易成本，还有物理空间成本，这就是高摩擦。

所谓高耗散，就是指资源最终的有效利用率。例如，从中东进口石油最后真正由消费者享受的价值(用作动力的石油)可能不足17%，80%左右的资源全部耗散掉了。

因而过去的经济体是高摩擦、高耗散的经济体。这种高摩擦、高耗散经济体的一大特点，就是中间环节多。工业时代把这些环节进行分工及专业化操作，极致就是流水线生产。

工业时代流水线生产方式的出现，使每一个生产岗位都有了标准化和通用性，可以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再加上专业分工的门槛“保护”，就业岗位数量相对稳定，持续期限较长。只要提高一个最普通体力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就能提高生产效率，大规模地产生财富，普通的体力劳动者和厂商的利益是一致的。

平台经济就是要减少这种摩擦和耗散，而减少摩擦和耗散恰好也是平台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减少生产和交易过程中的摩擦和耗散，需要各种技术手段的支撑，数据、知识用于决策，关键在于平台上的算法。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如何分享节约下来的蛋糕，算法发明人和厂商的利益是一致的。

从流水线到算法，财富的密码明显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的背后，意味着资本方的利益正在从与普通大众结盟转向与小众知识精英结盟转变。

四、平台经济学的研究方向

与工业时代相比，互联网时代，数据、算法成为生产要素、财富生成机制的变革，财富的创造机制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平台经济是否能发展为平台经济学?

笔者认为可以鲜明地提出平台经济学，总结这个时代新生力量，对旧的理论进行迭代，有三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一)新计划经济

平台经济是代码和商业的特殊结合，互联网成为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流通中的数字中介，平台必须“标准化”参与者专门从事的各种活动，包括思想、知识、劳动力和其他闲置资产的使用权。

这显然涉及法律和合同所产生的规制，但也是通过分类纳入和排除、分化的代码来实现。例如，在共享经济中，优步要求对司机进行背景调查，以便与使用该服务的乘客之间建立相互信任。

这些标准化的包含、排除和区分对于稳定参与者的期望尤其重要，也是平台进行计划和组织的基础。

平台可以调动参与建设新数字经济流通的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循环是通过平台对元数据进行编码、部署算法处理数据点之间的关系、使用脚本交互协议、配置可视特征和默认值的接口，实现数据、软件和硬件之间的无形链接。

然而，平台不是简单的传播，而是积极引导、制作和编程流通。这种作用似乎看到了“计划经济”的影子，马云甚至认为平台可以产生“新计划经济”。

线下的物理市场是各种各样的、分散的，交易效率并不高。建立在互联网上，特别是移动互联网上的平台有众多交易，成为最有效的市场，所以平台经济是最名副其实的市场经济。

但是，平台积累了大数据资源，通过对此分析，可以预测下一阶段某个物品交易的价格走势，这又是计划经济的典型特征。由此形成“悖论”，值得理论界关注并进行深入研究。

对于一个平台来说，其价格体系是由平台推荐的，或完全由交易双方博弈，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完全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挑战。

(二)算法经济学

谷歌、今日头条、腾讯社交网络、摩拜单车和阿里巴巴等是网络时代有代表性的平台企业，其共同点是都运用了大规模匹配的算法，这一杀手锏堪比工业时代的流水线。

工业时代称为大规模制造，数字经济时代称为大规模匹配，谁能匹配得最优，谁就获得了财富创造的手段。

谷歌和今日头条实现了人与信息的匹配，腾讯社交网络实现了人与人的匹配，摩拜单车实现了人与设备的匹配，阿里巴巴实现了人与商品的匹配。

匹配算法决定了交易的效率，排位的先与后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有重大差别。这种平台的匹配算法带来不同经济效益的现象，笔者将其命名为算法经济学。

在平台的匹配算法中，有一种被称为“竞价排名”，通俗地说，谁给的钱多就把谁排在前面。竞价排名算法给平台带来最大的收入，但是，也会有产生“魏泽西”事件的风险。

因此，算法经济学就是要测量平台算法的正负外部性。从监管的角度看，这才是要抓的重点。需要监管平台算法对整个社会来说，其效应是正是负。

平台匹配算法的效率越高，经济运行越有利，减少耗散、摩擦越多，平台创造的财富越多，但其外部性不能为负。

(三)冗余经济学

过去的经济学是一个“浪费型”经济学。

一个商品，经过物流转十圈，所谓“豆腐卖成肉价钱”，只要参与的每个人都能分到钱，就能计入GDP的总量，但中间环节未必都是有效率的。而平台经济减少摩擦、减少耗散，就意味着这个经济体系更有效率。

生产者和消费者通过平台直接对接，在现实生活中，一级批发、二级批发，甚至实体店都没有了。中间环节的消失意味着就业岗位的消失，平台经济也是减少就业的经济学。

未来十年左右，人工智能技术将广泛应用。人工智能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遇到的减少就业的技术。平台经济加上人工智能，将使一个国家的失业问题雪上加霜，必须未雨绸缪。

对此，笔者设想解决的办法是:在平台各个环节，采用只降低耗散，不降低摩擦的方案，在平台运营中，保持一定水平的“冗余度”。

也就是说，只提升资源的利用率，在工作效率和就业岗位寻求一个平衡，可以称之为“冗余经济学”。

篇10

关键词：新迁移经济学；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适用性

农村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转移是各国经济发展中的普遍现象。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迁移更是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如何理解农村劳动力转移这种行为？许多专家学者对该行为进行了探索与研究，建立了相关的理论或者模型。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新迁移经济学。

一、新迁移经济学分析思路的基本前提

根据stark（1991）的论述，新迁移经济学建立在四个基本前提之上。

1.迁移决策并不是独立的个体行为，而是更多相关的人组成的一个更大的单位——通常是家族或者是家庭的行为。与新古典迁移理论把迁移决策作为独立的个体行为不一样，新迁移经济学将迁移研究的关注点由独立的个人转向了相互依赖的个人。如此以来，家庭内部的一些行为（如汇款行为）就被纳入了迁移理论的研究范围，而且，在分析劳动力市场时，迁移者的行为和绩效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迁移者家庭的偏好和家庭的约束来加以解释。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主要目标不仅仅是预期收入最大化，同时也为了最小化家庭风险。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城乡之间存在工资收入的差异，还存在着其他能够引起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因素，比如，农业部门受到恶劣的气候因素影响，农产品歉收，家庭的农业收入大幅下降，家庭还可以从迁移者那里获得工资性收入（通常是以汇款的方式）以补偿农业歉收的损失。从根本上来说，劳动力的迁移并不像水的流动那样，必然从高处流向低处。在完善且健全的市场体系和金融制度之下，大量的迁移现象将不会发生。新迁移理论指出，在发达国家，家庭的风险通常由保险公司或者政府项目得到保障，但发展中国家还缺乏完善、成熟的保险市场，这使得家庭不得不通过将劳动力配置在不同的市场以分散风险；同时，发达国家拥有相对发达的资本信贷市场，家庭获得投资启动资金的代价较小，可能性较大，而这在发展中国家是不可能或不能轻易实现的。在现实生活中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诸如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问题，比如，居住在偏远落后地区的农村居民无法了解到发达地区某项产业的发展状况，那么，对于这样的家庭来说就有了迁移的欲望。决策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人们总是把自己的收入与一定的群体相比较，由此会产生一定的满足或者失落感。新迁移理论认为，家庭决定其成员的迁移，不只是为了提高其绝对收入，同时，也是为了提高相对于其他家庭的收入，也就是为了减轻在某一参照系内的相对贫困感。人总是有与周围的人作比较的心理，如看到邻居迁移到城市后致富了，自己也就有了迁移的动机。

新迁移经济学试图以上述四个前提为基础解释农村劳动力迁移问题。该理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在更广阔、更复杂、更真实的背景下讨论迁移行为，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其主要思想是：在发展中国家，农户通过家庭成员的迁移，克服了家庭改造、升级生产技术中的两个主要的障碍，即投资资金的匮乏（信贷市场的约束）及风险规避工具的短缺（保险市场的约束）。解释了家庭这样的主体为什么、在什么时候会发现最有利的时机，在若干市场上采取战略性的行为，并在这些市场间进行劳动力分配，使其行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出现。

二、新迁移经济学四大基本前提的合理性及其在我国的适用性

上述新迁移经济学的四大基本前提，与我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一些特点比较吻合。

（一）关于迁移的决策主体

新古典迁移理论或者模型都将迁移者个人作为迁移决策的主体。这种假设前提，往往是不符合现实情况的。新迁移经济学与其他迁移理论不同的关键点就在于它认为迁移决策不是由孤立的个人单独作出的，而是由相互联系的人所构成的较大的单位（如家庭或家户）作出的。不同迁移决策主体的假设，对于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政策的设计和政策的实施效应是有着直接影响的。

在现实中，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转移决策通常是由转移者和非转移者群体（其他家庭成员）联合作出的。而转移的成本和收益是按照转移者和非转移者群体之间隐含的契约安排中所规定的分配规则在二者之间被共担/共享的。例如，家庭转移成员转移需要的车旅费以及生活费都是家庭非转移成员提供的，而转移成员获得收入后常以汇款的方式寄回家。新迁移理论的出发点由独立的人变成相互联系的人，即它将迁移看作是一种“有意识的战略”，而不是一种绝望的或盲目乐观的行动。

将家庭而不是个人置于迁移决策的中心是一个比较新的思路（当然这不一定非得意味着家庭成员全部迁移）。这种理论并不是忽略迁移个体行为，而是把个体迁移行为作为分析的基础置于迁移框架之内。家庭可以被看作是某种“联盟”——一个由面对周围的世界彼此承诺采取统一行动的单位。而家庭成员的迁移可以被看作是家庭生命力的宣示：用空间或范围经济替代限制相互保障能力提高的规模不经济。

由我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过程中的一些特点可知，把相互联系的人（如家庭或家户）作为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的决策主体在我国更具合理性。这些特点包括：第一，在我国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人们普遍有强烈的传统家庭观念。第二，我国农村地区的强化了农户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地位。第三，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与其留在农村地区的家庭之间存在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在一项调查中发现，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当中，82%的人定期给农村家庭汇款，95%的人每年至少回农村家里看望一次（蔡昉，1996）。第四，根据近几年许多新闻媒体的报道，越来越多的参与乡城迁移或转移的农民工在城市地区工作一段时间、有了一定的积蓄、学到相应的知识或技术后，纷纷返回家乡创业。这些特点充分显示了转移到城市的农民个人与其在农村的家庭之间密切的生产生活联系，也证明了农户作为决策主体的正确性。

（二）关于迁移的动机

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仅仅是预期收入最大化吗？对此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在家庭里，人们集体行动以求不仅最大化其预期收入，而且最小化其风险并缓解与除劳动力市场之外的各种各样的市场失败相关联的各种约束（stark and levhari，1982；stark，1984；katz and stark， 1986；lauby and stark，1988；taylor，1986）。如果迁移者仅仅是追求其预期收入最大化，那么，当城市预期工资收入与农村工资水平之间的差异为零时就不存在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

在我国现实中，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城乡之间存在工资收入的差异，还存在着其他能够引起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因素，转移的目的也是为了分散家庭风险，使其风险最小化。正如投资某个项目一样，人力资本的分散投资也是为了规避风险。从严格意义上说，当个体是风险厌恶型时，他通常宁可接受当前某一确定的工资也不愿意接受与当前收入数额相等的一个含不确定的预期收入，于是工资零差异可能带来农民由城市到农村的回流；而当他是风险中性或者偏好时，并且他对闲暇附加了一定的价值，那么，即便城乡工资差异为零，迁移仍有可能。简单地说，给定一个农村部门的工资水平wr和一个更高的城市部门的工资水平wu（假设从事城市部门工作的概率为p），并假设在两个部门中的标准工作时间都是s，更具体地说，假设在农业部门工作s天可获得wr的收入，而在城市部门工作s天则可获得wu，即便pwu-wr=0的情况下，农村部门的闲暇与工资搭配（0，wr）则取决于城市部门的闲暇与工资搭配的状况[（1-p）s，pwu]，从而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迁移就会发生（stark，1982）。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主要目标不仅仅是预期收入最大化，同时也为了最小化家庭风险。

   （三）关于市场制度、金融制度与迁移的关系

新迁移经济学第三个假设前提告诉我们如果市场体系和市场制度是完全的且完善的，大量的迁移现象将不会发生。我国市场制度和金融制度的不完整、不完善是目前经济领域的一个显着特征，这种不完整、不完善对于农村家庭的劳动力使用上、从而对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转移上必然产生一定的影响。具体来看：

1.农作物保险市场

无论什么时候，当一个农户家庭将时间和金钱投入到播种某种作物上时，他们总是寄希望于其投入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以产品的形式得到补偿，他们可以将这些产品卖掉换成现金以购买其所需要的其他物品，也可以将这些产品用于农户家庭的消费。但是由于存在不确定性，比如恶劣的气候因素有可能会导致农产品的减产甚至绝产，从而使得农户家庭面临收入减少甚至难以维持生计的风险。同样地，新的农业技术的引入（诸如高产良种或者新的耕作方式等）也可以改变农户所面临的风险。如果农业技术专家的意见是正确的，使用新的改良种子可以增加农民的产出；如果农业专家的意见是错误的，农户便面临着将来食物或收入不足的风险。在发达国家，这一类的主观和客观风险是通过正规的保险体系来解决的。在这种保险体系下，农业生产者向保险公司或政府机构交一定的费用获得相应的保险，以求在将来农业生产遇到损失时获得相应的补偿。一旦将来在生产过程中农户遇到诸如干旱、洪水、新技术推广失败等风险，保险机构将按照所保险的农作物市场价值赔偿农户的损失，从而确保农户的经济福利不至因此而降低。如果农作物保险无法得到，农户就会倾向于通过将一个或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出去的方式来实现自我保障，以确保在即便出现收成下降的情况下家庭收入不致降低。资本市场

许多农村家庭除了追求现金收入、经营收入最大化外，同时也希望增加其资产的生产率，为此他们首先需要获得用于追加投资的资本。比如，农户会希望灌溉农田、施用化肥、购买良种、购买机械等，但他们可能同时缺乏用于购买这些投入要素的货币。非农民家庭会希望投资于家庭成员的教育或培训、寻求获得资本品用以生产某种能够在消费品市场上销售的商品，但是他们也可能缺乏用于这些方面的投入的货币。在发达国家，投资要么来源于私人储蓄，要么来源于借贷。储蓄也好，借贷也好，都取决于你能否顺利进入一个健康的有效率的银行系统。如果收入有波动，借贷还可以帮助抵御消费风险。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储蓄制度是不稳定的或不发达的，借贷也是很困难的。这或者是因为农户家庭通常缺乏获得贷款的担保，或者是因为借贷资本的短缺，或者是因为银行系统的服务范围有限等。对于低收入的农民家庭来说，唯一的能够获得贷款的渠道通常是来自于当地的高利贷者，这种高利贷由于交易费用高昂而令人望而却步。在这种情况下，迁移再一次被视作获得资本来源的一个有吸引力的渠道，以求通过它积累资本用于改善生产效率、稳定消费水平。因此，处在这种处境中的家庭此时具有很强的将其某个家庭成员转出农业生产领域、迁移至城市地区以增加储蓄并通过往回汇款的方式将资本转移回家庭的强烈动机。期货市场

无论什么时候，一个农户在播种时总是期望所播种的作物在将来收获后会按照一个理想的、足以能够获得养家糊口甚至改善家庭福利状况的收入的价格出售。但是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却始终存在着农作物价格跌至期望水平以下，从而导致家庭歉收的风险。在发达国家里，价格风险是通过期货市场加以控制的。通过期货市场，农户可以按照现在确定下来的价格在将来出售其全部或部分农产品。如果未来价格跌至约定价格以下，则投资者承担损失；如果未来价格升至约定价格以上，则投资者获得盈余。许多发展中国家要么不存在期货市场，要么虽然存在但低收入的农户通常无法进入，在这种情况下，迁移就提供了一种农户自我保险、抵御由农产品未来价格波动而导致的收入风险的机制。社会保障

无论是农民家庭还是非农民家庭，都靠家庭成员的收入维持。如果当地的经济状况恶化、就业率下降，家庭的生活状况就会由于收入的减少而受到威胁。在许多国家里，政府设立了相应的保障体系以保护劳动者及其家庭免遭这种风险。但是在发展中国家里，这种针对失业者和伤病者的保险体系往往是不存在的或不完整的，这同样促使农户家庭将其劳动力转移出农村地区以求实现自我保障。而在我国，农民几乎享受不到真正的社会保障，这一因素对于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转移不可能不产生任何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迁移就使得农民减缓了这一风险。

（四）社会环境与迁移的关系

新迁移理论认为，家庭决定其成员的迁移，不只是为了提高其绝对收入，同时，也为了提高相对于其他家庭的收入，也就是为了减轻在某一参照群体内的相对贫困感。即rd（relative deprivation）动机，即相对剥夺、相对经济地位变化、相对贫困（蔡昉、都阳，2002），以下都称做rd。农村家庭之所以将某个家庭成员送出所在的地方、加入迁移的行列，其目的既是为了增加其绝对收入，也是为了改善家庭的相对收入水平（即相对于其他家庭的收入水平），从而降低其与其他参照群体相比的相对贫困程度（stark，taylor and yitzhaki，1986；stark and yitzhaki，1988；stark and taylor，1989，1991；stark，1991）。以stark为代表的新迁移学者首先提出并完善了农村乡城转移的rd模型。他们认为单位i的效用ui=u（yi，rdi），其中ui表示其效用，yi表示其绝对收入，rdi衡量其因收入低于一定水平而带来的相对失落。由效用对绝对收入、相对贫困的偏导可知，效用随着其绝对收入的增加而增加，随着rd的增加而减少。假设f（y）为累积收入分布， 而h[1 - f（y）]代表一个家庭在y收入水平下由于不能得到稍高于y的收入水平（比如说是y +δ） 而产生的不满足感，那么，该家庭在收入水平y下的相对贫困程度便可概念性地表示为：

rd（y）=h[1-f（x）]dx，令b=yh

在h[1-f（y）]=1-f（y）的特殊情况下，这一表达式等同于以下两项的乘积：收入水平高于y的家庭的比例、这些较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与y之间的平均差距（额）。

rd模型的核心思想就在于收入给个体带来的效用不仅在于绝对收入是多少，也在于该收入在特定参照群体内的位置，即人们总是把自己的收入与特定群体内的他人的收入比较。该思想更贴近中国的实际。

为了进一步理解相对收入这一概念，我们假设富裕家庭的收入有所增加。如果贫困家庭的收入不变，那么贫困家庭的相对贫困程度增加。如果家庭的效用与相对贫困程度呈负相关，那么，即便贫困家庭的绝对收入和迁移后的预期收入保持不变，只要通过其家庭成员的迁移可以改善其在所处参照群体中的相对收入水平，该家庭参与迁移的动机依然会增强。由此可以说，由于其他家庭的收入水平的变化，该家庭参与迁移的概率会增加。制约了贫困家庭增加收入的机会的种种市场失败也会增加迁移对贫困家庭的吸引力，因为此时通过迁移贫困家庭可以改善其相对收入状况。

相对收入（贫困）因素在我国的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过程中也能够找到相应的佐证。在我国的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过程中，虽然农村地区各类家庭的总体收入水平与城市平均收入水平都有着较大的差距，但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参与转移的农民工中，在参与转移前其家庭在农村中处于低收入水平的人占了大多数。这说明迁移与原本农民家庭在农村的相对收入水平是有着相当明显的联系的，也说明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地区转移时在其转移动机中是有着较强的对家庭相对收入水平（或相对贫困状况）的考虑的。

  从上述四个方面的具体分析来看，新迁移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前提与我国农村及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实际情况是基本吻合的。在这些前提下，沿着新迁移经济学的思路来分析我国的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问题，应该说不存在什么难以逾越的理论和逻辑障碍。

三、对待新迁移经济学分析思路应有的态度

在运用一种理论分析我国现实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对它采取科学的态度，既要坚持又要发展的态度。最近几年来，我国劳动力转移势头较猛，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或者模型致力于解释这种行为。而新迁移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也就引起了国内外迁移理论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根据以上新迁移理论与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适用性分析，我们在运用这一理论分析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时，有如下几个方面是需要明确的：

第一，新迁移经济学与新古典迁移理论关键性的区别有两个，一是迁移决策主体的不同，二是迁移动机的不同。其他各方面的差异包括政策含义的不同都是由这两点衍生出来的。其中，迁移动机的假设不同，是导致新迁移经济学区别于其他迁移经济学理论流派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

第二，新迁移经济学在理论前提、相关假设方面与我国国情的高度吻合决定了它对于分析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问题有较强的适用性。但是，它并不是为中国劳动力转移问题提供了具体的分析方法，因此我们在分析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行为时，不能照抄照搬，只能以新迁移经济学提供的分析方法为指导，对我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第三，任何一个经济理论都不能包罗经济世界的全部现象，新迁移经济学也不例外，我们在用新迁移经济理论指导我国的实践时，同时，也要学会借鉴其他迁移理论的科学方面，将此结合起来，用来更好地指导我国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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