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与实体经济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绿色金融与实体经济，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为优化我国外向型经济实体的组织资源，要从实体内部和价值链上的国企联盟两方面入手：

（一）我国外向型经济实体内部的优化途径从资源角度来看，一方面要逐步培养职员的环境保护意识，另一方面要逐渐升级生产设备。以家族为产权管理的外向型经济实体企业，出于发展考虑更需要优化自身的资源。家族企业管理封闭，融资渠道狭窄，很难支撑企业设备的升级换代，无法扩大再生产，必须根据金融学理论进行融资。

（二）与价值链上其它国企联盟的优化途径发达国家为保护其自身利益而建立绿色壁垒，同时增加了我国的商品出口的难度。此时，我们需要考虑在外向型经济实体与其价值链上其它的国企之间建立起联盟关系，从而形成一体化企业。但是，无论是“企业联盟”，还是“企业一体化”，都需要从金融学角度来考虑资金融通的问题。根据以上分析，无论是从内部优化还是与企业联盟的方面来讲，都需要资金的融通。因此，都需要运用金融学理论，带入到实际应用中去。

二、金融学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

（一）我国外向型经济实体内部优化的金融学应用我国的外向企业型经济实体通常是家族式企业管理，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资金大多利润化，且直接受到企业经营状况的影响，在资金和技术上很难支持企业设备的升级改造。因此，资金融通就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很好的方案。为了既满足企业的融资需要，又鼓励企业保护环境，就要对商业银行进行分类总结，使得更多的商业银行成为企业融资的主体部分。

（二）我国外向型经济实体外部优化的金融学应用通过企业与其它国企的联盟或是企业集团的一体化，都能够成功避免国际贸易中的绿色壁垒问题。前者需要借鉴国外企业的核心技术，后者则需要购买符合国企控股权的股票数量来实现。简而言之，无论是国际产业的内部还是外部，我国企业的外包都需要垫付一定的生产费用。例如，我国在收购国外企业时，应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条件，以免出现自身企业财务状况愈来愈糟糕的情况。因此，我们要从金融学的角度出发，将我国的企业结构优化并完善国内的融资渠道。

三、对策思考

1、发展隐形非关税壁垒目前，我国实施的绿色壁垒措施大多由政府颁布，种类繁多，干预性强。但是有些显性非关税壁垒的出现，极易引起贸易冲突。为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大多不直接干涉出口，而是采取隐性关税壁垒政策，在国内设立法律及卫生要求等，将损失降到最小。

2、针对出口构建系统的绿色壁垒针对绿色壁垒，不同部门采取的措施不同，在某种程度上相互的关联性很小，相应的配套方案不足，而且没有相应的法律条款的支持，因此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我国需要大力完善隐性非关税壁垒，明确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全面实施非关税措施并加强绿色壁垒的建设。

3、同步限制国内生产和消费在WTO规定中有非歧视原则，即在对外和对内时在产品的水平应保证大体一致，否则就会怀疑是贸易限制，并非保护环境。例如之前在我国发生的限制焦炭出口的案例中，就被要求在限制出口同时，还要减少国内的消费量。因此，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如果限制某一产品的出口时，还要制定相应的措施尽可能减少国内市场的消费，做到“内外平等”。

四、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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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如何促进社会责任与企业管理的融合？

答：在当前商业环境下，因为企业规模、管理水平等差异，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建设面临着许多现实的挑战。首先，很多企业并没有厘清社会责任管理的目标、愿景和内涵，中、基层员工对社会责任的认知模糊，大量的责任工作停留在自发行为，履行社会责任的绩效水平较低。第二，真正确立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的企业并不多，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多为兼职，专业能力欠缺，加快培养沟通能力强、专业素质高的专业人才，是深入开展社会责任工作的重中之重。第三，企业社会责任涉及的利益相关方非常广泛，不管是编制责任报告，还是搭建指标体系，都需要各方的密切配合，在高层级管理中形成有效的跨部门协调机制，并推动常态化、专职化管理，是深化社会责任工作的关键。同时，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最大的动力还是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维，要将社会责任视为企业创新发展的重大机遇。

问：网上店铺应如何与实体店融合共生？

答：电子商务是一种创新了的实体经济、升级版的实体经济，电子商务的基础还是实体。电子商务冲击的，是传统的企业发展模式，而不是实体经济本身。把这两者视为对立，肯定无法享受到互联网经济创新发展的成果。电子商务的创新体现在，它是用现代信息技术对传统实体经济改造、提升、融合，从而改变企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形态，成为企业加强资源整合和开拓国内外市场的重要手段。这种新经济模式必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强大动力，实体企业都该好好研究，跟进新经济发展的步伐。

问：如何更好地发展实体经济？

答：实体经济是经济社会稳定的基础保障，对提供就业岗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经济发展“稳中求进”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实体经济做强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才谈得上质量和效益的提升，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认为，一方面要通过放开市场准入、拓宽投资空间、减轻实体经济负担等方式，为实体经济创造良好的运营环境，让人们对做实业更有信心。另一方面，要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金融监管水平，鼓励投资，打击投机，使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问：企业应该如何做好生态文明建设？

答：生态文明建设仅仅靠政府是不够的，企业作为主要的社会经济组织应该主动承担建设“美丽中国”的责任，以切实行动在技术改造、节能减排、提高资源利用水平、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下功夫，实现低碳管理、绿色发展。企业要把生态文明和绿色经济纳入发展战略中，把生态责任意识渗透企业的各个流程中，从技术改造、产品设计、生产包装、物流运输、营销服务等各个方面，实现全过程的“绿色管理”，为社会提供“环境友好型”的绿色产品。同时，要打造绿色供应链或价值链，将环境责任往供应链的上下游延伸。

问：您认为怎样才算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

答：企业家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经营者和管理者。更重要的是要有企业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创新、创业的企业家精神。具体看，有三条很重要：

首先充满热忱。从创业到现在，我都坚持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10个小时，一直保持工作的激情和热忱。其次，顽强精神。所谓顽强，并不是顽固，它是一种下决心要取得结果的精神。最后，重视人才。企业最好的资产是人，企业领导者的美德在于挑选好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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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支持循环经济发展情况分析

（一）青海省金融业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现状近年来，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不断加大对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园区信贷支持力度，且信贷增长对试验园区经济拉动作用十分明显。据统计，2012年，仅海西州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循环经济试验园区企业投放贷款299亿元，占全年信贷投放量的95%以上。（二）青海省金融业支持循环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1.融资渠道狭窄，金融机构间接融资压力大。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园区受所处地理位置及青海省金融业整体环境影响，尽管形成了由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地方性银行等组成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但金融基础仍较为薄弱。鉴于园区内企业自筹资金能力有限，融资方式仍以各银行业金融机构间接融资为主。区域资本市场尚不发达、新兴融资工具使用不充分、外部风险投资意愿不足、融资担保公司能力的有限，园区内仅有的3家上市企业在股市低迷的状态下进行股权融资难度较大，这些因素无形中加剧了金融机构间接融资压力，加之企业过度依赖间接融资，形成“多个和尚没水吃”的局面。2.信息不对称，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在当前柴达木试验园区信用体系建设初期阶段，个别企业诚信意识较淡薄，在经营过程中信息披露不充分、质量差，导致金融机构对其发展前景、项目预期收益、风险程度难以作出准确判断，加之项目开发多属于中长期贷款，不可预测的风险点较多，短期内难以测控回报率，出于规避风险的本能和基层机构授权授信的约束，金融机构在授信过程中要么保持观望态度，要么集中偏好大型企业和短期贷款，从而造成金融机构的商业性本质与循环经济企业长期资金需求之间的矛盾。3.金融创新不足，未能满足中小循环型企业融资需求。许多新兴绿色中小企业相较于传统企业而言，科技含量高，生产链长，投资回报期长，在发展过程中“不走寻常路”。然而延续传统经营理念的金融机构，开放程度不高，缺乏对知识产权、高新技术、科技产业等方面的认识，缺少高端专业人才，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提供传统金融产品和服务，导致金融机构创新不足与循环经济产业金融需求之间的矛盾。4.民间资本游离，制约民间投资进入的积极性。由于金融领域的准入限制，导致数量庞大的民间资本④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据统计，截至2012年末，我国M2余额为97.42万亿元，刷新货币发行量增长的世界记录，M2总量供应的快速增长也反映了我国仍以间接融资为主，民间资本不能有效进入实体经济，催化了民间资本逐利本性的显现。尽管国务院于2010年出台了“新36条”，银监会于2012年出台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若干意见》，但是由于政策落实的滞后性，投资渠道不畅通，导致民间投资实体经济热情有余而行动不足，民间资本仍大量闲置，或是进入到一些易引发通涨的领域。

金融业支持青海省循环经济发展的有效策略探究

（一）丰富企业直接融资渠道1.加速青海省基础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我国自1990年沪深两市开办至今，已形成了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三板市场、产权交易市场、股权交易市场、中小企业股份转让市场等多种股份交易平台。青海省政府部门要充分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借鉴美国资本市场中OTCBB、粉红单市场及地方性柜台交易场所⑤模式，开拓基础层次资本市场，充分运用股份交易平台，培育可上市循环企业资源，扶持有条件的循环型企业优先上市参与资本市场融资。2.充分利用国家倾斜政策和专项资金，整合地方政府财政资金投入，依托青海省丰富的矿产、光能、风能、野生动物等清洁能源资源，本着“区域小循环”到“全省大循环”建设目标，以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的投资环境，提供适宜的投资优惠政策，推出循环经济产业领域优质项目，吸引风险投资（VC）、私募股权投资（PE）、外商投资、民间投资投向有前景的高科技项目，支持中小循环性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例如，微软、苹果等国际著名的科技创新企业都曾因PE的“雪中送炭”而度过发展关键期。（二）加快绿色金融体系建设步伐金融机构的社会效应具有很强的引导、调节作用。近年来，绿色金融这一概念被广泛提及，其意为支持环境保护与改善、能源有效利用与开发，引导社会经济资源分配，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金融活动。目前，青海省已确定将格尔木市打造成“金融生态模范市”，应以此为出发点，丰富金融市场种类和层次，提升金融机构竞争力，制定“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等业务实施细则，积极参与碳金融交易市场活动，充分发挥非银行业金融机构、信用担保机构、融资担保机构作用，构建环保部门、一行三会、舆论媒体等多方监管的多层次监管网络体系，对“绿色金融”实施有效监管，全程监督并实施披露循环型企业在生产经营环节中重要信息，从而不断强化循环经济的公共性和外部性。（三）加强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1.金融机构要强化社会责任意识，把握宏观政策导向，建立灵活、科学的信贷管理机制，及时了解国家节能和环保标准的变化，将节能减排标准纳入授信评级体系，将企业是否遵循“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低污染”作为授信的重要参考指标，加大对绿色产业、绿色消费的信贷支持，在贷款评估和审查中，实行“环保一票否决制”。2.借鉴国外及发达省份先进经验，立足于青海省循环经济发展实际，科学合理地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开辟绿色信贷通道，降低绿色中小企业信贷门槛，拓宽抵押担保范围，积极研发绿色抵押、排污权抵押、知识产权抵押、节能减排项目贷款等金融产品和以环境为基础的金融衍生品。3.金融机构要充分发挥剂功效，大力支持循环经济产业、低碳生活方式，促进产品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与环境相容。同时加强专业人才培养。柴达木循环经济产业涉及盐湖化工、油气化工、煤化工、有色冶金、特色生物、新能源开发等多个领域，这就对金融机构人才素质提出了新要求。金融机构应大力培养专业理财、订制融资方案等客户多元化需求的复合型人才。

单位：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青海监管局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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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如果提到北京的金融业，你可能首先会想到西城区的金融街。的确，金融已成为西城的代表符号，而北京金融却不是西城一区所能涵盖的。首钢搬迁后，石景山的这张“旧名片”也换了“新颜”。原来，随着首都产业结构的调整，石景山区积极转型，确立了文化娱乐休闲区的发展定位，于是很多依靠创意立足的中小企业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文化创意产业便成了石景山区新的主打牌。而“金融”与“石景山”正在此时悄然产生了“化学反应”。

2006年至2012年，石景山区的第三产业增加值从69亿元增长至214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从31%增长为62%。截至2012年，石景山区集聚文化创意企业3000余家，网元盛唐、搜狐畅游等一大批业界龙头企业纷纷入驻。

文化、科技企业发展势头迅猛，但要想进入资本市场融资，还需政府部门建立资金扶持政策作为保障。2006年10月，交通银行北京分行与多家机构共同合作，率先将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推向北京市场，企业可以把商标、专利权等无形资产作为质押物向银行申请贷款，这种新型融资模式给许多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及时雨”。文化科技联手，金融势在必行，石景山由“钢”转“金”同样势在必行。于是，金融业便成为石景山区“十二五”期间重点发展的产业。

石景山的产业转型，是北京在建设国际化大都市进程中转型的一部分。石景山建设所涉及的文化创意等相关领域都被列入现代服务业范畴，这也是北京未来重点发展的方向。而在这个过程中，金融业态作为最核心的要素，不仅自身是现代服务业的组成部分，同时也能为科技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领域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和保障。

嘉宾观点

观点1：天时地利助力北京打造金融中心城市

杨涛：北京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目前的条件已相对成熟。在常人的惯性思维模式中，认为上海发展成为金融中心城市，更为理所应当。但体现在一些具体的指标上，可能与大家的想法不是完全一致。第一，因为各大银行的总部都设立在北京，北京的资金聚集能力优于上海。此外，北京现有的金融监管政策优势也较为明显。第二，北京的金融深化程度好于上海。所谓金融深化程度是指企业利用金融市场进行融资的能力。众所周知，大型国有企业大多在北京设立，这些企业更容易利用股市、债权进行融资。相比之下，北京更具有优势。一方面由于北京的总部经济特征明显，大型企业以及金融机构的总部都在北京设立；另一方面因为北京既是金融决策中心，又是金融监管中心，同时还是金融信息中心。这些条件是北京金融业得以发展的基础。综上所述，北京建设金融中心城市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观点2：数字既是信息又是财富

杨涛：著名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在谈到中国经济发展时评价道：“中国的经济社会是缺乏数目字管理的社会。中国想要真正走向现代化，最根本的是要运用数字和信息，进入一个现代化管理的社会。”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数字信息对于未来社会的管理、调控以及决策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金融业本身来说，数字既是信息，又是财富。一方面，我们所了解的金融产品、金融机构等，只有更多地披露自身的数据信息，才能够有效地在市场进行定价，进而更有效地保护投资者；另一方面，就现代社会而言，金融业的整体发展是建立在信息产业健康发展的基础上的。所以信息对于金融业来说，不仅是外在的条件，同时也是未来金融创新的核心元素，是构成金融业改革和创新最重要的一部分财富。

观点3：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杨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概念在美国次贷危机反思中提出，并在我国金融政策及研究领域屡次出现。其含义是金融作为虚拟经济，不能成为金融业自身的游戏，而最终要落到服务实体经济，更具体地就是要落到服务于企业和个人。从国家战略层面的需求来说，金融服务企业就是要更好地助推中小企业的发展，利于具有一定特色的北京科技企业的创新，并在资金层面给予企业融资及风险分担方面的支持。金融服务个人就是要利于满足居民进行财富管理的需求，尤其是在其面临通胀压力或是经济波动的情况下，提高居民个人财产性收入。如果更微观些，银行的中间业务要进一步提高对居民服务的便利程度。如使居民更方便、快捷地在日常生活中利用银行设施进行转账、汇款、存取款等。以上都是金融业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具体体现，它能够切实地改变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观点4：金融需要走下神坛

朱煦：金融业曾一度在世人的眼中被高高供起。事实上，金融业与实体经济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两者很难割裂开来，所以金融需要走下神坛。因为金融一旦离开实体经济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金融业健康稳定的发展才能惠及实体经济和金融服务业本身，而实体经济的蓬勃向上同样会反哺金融业。两者之间是一种良性的互动。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最近几年，金融业与实体经济两者互惠互利的发展成果也十分喜人。另外，提倡全民学习金融知识，既要培养良好的金融理念，也要培养良好的风险观念以及自身权利保护的责任意识。只有如此，金融业的发展才会有良好的社会氛围和理性空间。以上两点是值得全社会来关注的。

观点5：金融业发展契合“三个北京”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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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12日至14日，吉林大学经济学院以杜莉教授主持的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绿色经济实现路径——中国碳金融交易机制研究”为依托，召开了“碳金融与绿色经济发展学术会议”。南开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北京环境交易所、中央党校、西南财经大学、大连理工大学、郑州大学、吉林省社科基金规划办、吉林财经大学以及吉林大学的6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就追溯碳金融的理论基础及推动中国碳金融交易的发展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广泛讨论。

一、碳金融交易理论基础追溯

理论是对规律的总结与归纳。吉林财经大学宋冬林教授提出不能架空碳金融交易，需要密切关注碳金融对传统理论的传承与扩展。南开大学逄锦聚教授指出，适应实践发展和时代需求，开展碳金融研究是理论研究的重大责任。吉林大学杜莉教授认为，碳金融交易机制既承接了产权理论、功能金融理论、金融监管理论的现有内涵，又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上述理论的外延。

结合传统的价值理论，逄锦聚教授对碳排放交易标的的商品属性进行了认定。价值理论将商品定义为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商品的基本属性是使用价值和价值。逄锦聚教授认为，碳排放额的减少来源于技术改进，而技术进步离不开劳动，故碳排放额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劳动产品，一旦用于交换，便具有商品属性。碳交易表面上交易的是碳排放额度，实质上交换的是碳减排的技术以及协同的一系列复杂的人类劳动，故碳排放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其使用价值体现在可用于碳减排活动，其价值体现为凝结在碳排放额度中的人类一般劳动。

北京环境交易所周丞认为，碳是政府授信并在特定市场具有流转功能的商品，可以视为一种广义的货币。碳市场以产权理论作为依托，是科斯定理与现代金融的完美结合，产权的正确界定对于减少环境问题，避免公地悲剧具有重要意义。西南财经大学蒋南平教授将碳金融与低碳经济的理论根源追溯到的绿色发展观和以生态危机理论、双重危机理论为代表的西方生态主义，从指导实践的角度，强调准确界定低碳经济与绿色发展内涵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二、碳金融的实践进展

1.碳市场的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源于系统工程学，意旨自高端开始的总体构想。碳市场的顶层设计涵盖了基本制度设计、发展路径及评价体系等各个环节，顶层设计的合理程度决定了碳市场的运行效率甚至成败。

中央党校郭兆晖将碳市场的构建路径划分为三个基本模式：以欧盟为代表的自上而下的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自下而上的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混合的模式。周丞与郭兆晖均认为中国比较适合以日本为蓝本，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混合的构建模式，积极发挥“干中学”的作用，推动中国碳市场的建设和完善。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工业化的攻坚阶段，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即刻构建全国范围的碳减排体系的条件尚不成熟。郭兆晖建议以三年作为一个区间，逐步由区域性碳市场向全国性碳市场过渡。关于碳市场的基本制度设计，郭兆晖认为，不仅要考虑环境有效性与成本有效性，也要关注产业接受性、行政可行性以及政策的公平性。建议由国务院确定履约期长度、排放上限、交易对象、管制行业，由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负责配额分配、管理与抽查等供给机制的设计，构建一个囊括政府部门、常规金融机构、经纪商、交易所、法律服务机构、研究咨询机构、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制度体系，并建立本土化的新型经济评价体系。

关于碳交易的机制设计，周丞认为应采用总量交易模式。首先，应创新总量设置模式，选择某年为基准年，将基准年之前已经运营的设施排放的温室气体设为存量，基准年之后的为增量。以存量作为总量控制的目标（Cap），效仿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期初采用历史排放法对排放总量进行分配，随后逐步转向拍卖方式。增量采用高基准线，规定若干年后，将部分增量转化为存量，进入控制和交易；其次，设计碳市场的柔性机制，包括允许配额无条件储备，允许低效机制、履约期以三年作为基准、建立碳价格“安全阀”机制、建立配额储备库、不允许配额借贷等；再次，设计碳泄漏规避机制，即通过扩大管制区域范围、细化机制设计、输入产品纳入管制、降低境外产品需求等措施，减少碳泄漏；最后，设计碳市场的测量、报告、核查（MRV）机制。

2.碳市场及碳金融交易的实践

中国碳市场交易已初步试水。周丞先生以北京环境交易所为例，介绍了中国碳交易平台建设的实践活动。目前，北京环境交易所主要有三大业务线：一是由CDM、VER与“双特（特定行业特定区域）试点”所构成的多层次碳交易业务；二是节能量与排污权交易业务；三是由节能环保技术投融资、低碳转型服务组成的低碳发展业务。

当前，国际市场较为活跃的碳金融活动主要包括碳信贷、碳基金、碳保险、碳期货、碳期权、与碳相关的金融中介服务等等。中国受制于碳市场起步晚、金融体系相对薄弱等因素，碳金融活动以绿色信贷为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曾刚副研究员归纳总结了国外绿色信贷抗拒、规避、积极、可持续发展四个阶段，介绍了赤道原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口信贷与环保指南、德国与日本先行国家的经验，梳理了中国.自1995年至今绿色信贷的发展历程，总结了中国金融机构在绿色信贷开展过程中暴露的财政税收激励政策缺位、技术标准与风险评价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并从制度完善、产品创新等角度为绿色信贷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政策建议。郑州大学武魏巍副教授从期货等衍生产品的角度切入，总结了国际现行碳交易平台期货、期权运作的经验，通过对比瑞典城市马尔默与中国大庆，深刻剖析了中国推出碳期货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对中国碳期货的前景进行了展望。吉林财经大学刘吉舫教授介绍了绿色保险的产生和发展历程，从理念培养、标准确立、产品创新等层面，对中国绿色保险的开展提供了建议。

为推进碳交易及碳金融的进一步发展，西南财经大学蒋南平教授、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陈柳钦教授均提出要建立珍惜、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理念，即推动思想环保、理念环保。此外，蒋南平教授建议尽快制定中国乃至全球的自然资源、能源消耗及补偿标准，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关系与社会束缚，避免资本对自然资源统治力所造成的生态破坏，应该将科技作为重要手段，加速生态修复和清洁发展。陈柳钦教授建议在产业布局过程中，要从网络、空间的视角着眼，避免思维和落脚点的单一性和局限性。

3.碳金融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助推

结合会议主题，与会专家普遍认为，碳金融对碳市场发展乃至绿色经济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陈柳钦教授认为经济决定金融，金融是经济的核心，提出“给金融一个支点，金融一定能撬动低碳经济发展”的论断。蒋南平教授认为借助碳交易体系与发达国家争夺国际碳市场份额，通过广泛意义的碳排放权全球营销，来捍卫国家利益具有必要性。周丞指出碳金融作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实现低碳经济、推动节能减排与可持续发展的市场化工具和抓手，能够为政府提供税费体系之外的转移支付手段，促进实现淘汰落后产能、引导GDP高质量增长、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区域转移等政策意图的实现。武魏巍副教授重点从碳期货的视角，归纳了碳金融对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碳经济效益、增强碳交易话语权、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的重要意义。

关于“金融是现代经济核心”的论点，逄锦聚教授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金融确实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不宜夸大金融的功能，应更多关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匹配，避免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的过度繁荣。杜莉教授认为应充分发挥金融对低碳经济的助推，而风险防控机制亦是碳金融交易机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4.关于碳金融交易机制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碳金融交易作为一个前沿研究领域，其进一步研究处于探索阶段。关于研究队伍的搭建与合作模式，逢锦聚教授提出了“反木桶原理”，即研究团队中，首席专家的科研与管理水平，决定了该科研团队研究成果的层次和质量。杜莉教授指出，宜采用合理分工，责、权、利相匹配的模式，真正做到任务到人、经费到卡，充分调动团队成员的积极性，发挥协同作用，挖掘科研协作的潜力。

关于碳金融交易机制研究体系的架构，杜莉提出应将金融思维与传统的经济理论相结合，从供给机制、需求机制、价格机制、风险防控机制以及效率与溢出效应评估五个相互衔接、互相影响的环节切人，避免现有单一研究的片面性和局限性。针对杜莉教授提出的架构，曾刚副研究员进一步强调了供给机制在碳市场构建中的关键地位，认为碳市场的特殊属性，决定了供给机制是碳金融交易机制的核心，配额总量的设置、分配模式的设计、管制对象的选择、碳金融产品的创新与选择对市场需求、价格、风险甚至运行效率与溢出效应均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供给机制的科学与合理程度决定了碳金融体系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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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需求导向，就是要从根本上转变经营理念，把支持实体经济的观念植入商业银行战略、制度、流程、企业文化等。要使银行家们充分认识到，脱离了实体经济的自我繁荣最终将使银行业成为无源之水。回归需求导向，就是要深入、细致地做好实体经济的需求调查、分析、整理、挖掘工作，就是要深入研究实体经济的运行规律，科学把握实体经济各种经济主体、各行业产业、各种业态、各种商业模式的运行特点，并对实体经济的需求作出回应。回归需求导向，就是要放弃自我繁荣的倾向，合理配置资源，通过技术、机制的安排将有限的信贷资金精确地使用到最能够产生效用的领域。从另一方面看，实体经济本身的发展对于银行业支持实体经济问题至关重要。如果实体经济不振，整个经济处于投机气氛浓重的情况下，银行业自然就要处于两难之中，如果支持经济则很少能够找到合适的对象，特别是一些地方金融机构如果整个地区都是一些投机企业，则难免受到影响。如果不支持则银行业机构本身很难获得发展。这也说明实体经济的发展是银行业发展的坚实基础。因此，银行业支持实体经济的问题不只是银行业自身的问题，也是整个经济的问题。应该从各个层面鼓励企业家、个体创业人员专注于事业，精耕细作。

顺应调整、升级要求，确保支持实体经济方向的正确性

银行业支持实体经济就要准确把握实体经济发展方向，注意实体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方向，并以此确定支持对象，确保支持方向的正确性。

首先，要准确把握产业结构的调整。将国家产业政策支持的战略性新型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文化产业列为重点支持对象。支持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支持企业的技术改造、产业链的延伸、先进工艺的采用。需要商业银行有效整合投资、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社会金融资源，融合股权与债权，推进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创新，切入直接融资金融服务链，构建新型银企合作关系，为技术创新、产业转型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

其次，要支持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对于符合绿色经济、节能减排降耗、环境保护的产业要大力支持，比如，有机绿色农业项目、清洁生产型工业项目等。重点支持列入国家重点节能技术推广目录的企业项目、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循环经济技术项目、重点污染源治理项目以及市场效益好、自主创新能力强的节能减排企业。在实体经济发展进程中有保有压，部分落后行业等需要尽快淘汰，尤其是高耗能、高污染、产能高度过剩且没有市场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的行业，要尽快退出。

第三，要支持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符合改善民生的产业。商贸流通行业、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一些与百姓生活密切的商圈、综合市场、供应链、产业链应大力支持。能够带动农牧民增收的龙头企业应该大力支持。积极推进消费金融，高度重视并加快互联网、移动支付等新技术，新服务渠道的运用，促进向消费型经济转型。

第四，竭力支持符合科学发展的企业和产业。政府盲目追求GDP而进行的一些经济活动比如造城运动需要慎重对待，对于政府经济主体盲目多元化经营、脱离主业的经营行为需要慎重对待，对于经济主体的投机行为不予支持，对于一些不符合发展方向的低水平重复项目应坚决退出。

第五，要主动调整业务结构和客户结构，将有限的信贷资源从大型企业、国企向民营、中小及小微企业倾斜，从经济发达地区向其他地区均衡，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稳定就业，推动产业梯度转移和区域协调发展。第六，根据实体经济转型的方向设计金融服务模式，努力融入价值链，实体经济提供高附加值、低成本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转型方向保持一致，共融共生，共同发展。

实现科学定价，确保银行业与实体经济的利益分配关系的公平性

去年以来针对商业银行暴利行业的讨论甚嚣尘上，这与商业银行产品、服务的定价是密不可分的。实际上确实有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定价过高，大有竭泽而渔之嫌。根据目前的市场结构与态势，多数地区资金紧缺，特别是小微企业。考虑到国家对于银行机构准入的限制，这种局面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商业银行定价偏高，客户也能够接受。实际上应该从更加长远的角度看，如果银行的利益过多，则实体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影响，而且也不利于银行业的整体声誉和形象。因此，商业银行要通过完善贷款利率和金融服务的定价机制，通过更加精细的风险定价技术，结合企业成长周期、行业特点、区域集群情况、信用状况、盈利水平等准确为产品和服务定价，努力处理好与实体经济的利益分配关系。即使是在谈判地位优越的情况下，也应该合理定价，避免损害实体经济的长远发展。鼓励商业银行通过精细化的管理降低自身运行成本，鼓励商业银行提高风险管理水平，通过成本管理、风险管理的精细化、科学化，提高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风险定价重要参数），保持商业银行产品、服务价格的较低水平。

完善风险管理，确保支持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

在强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过程中，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能以增加金融风险、扩大金融风险为代价，所以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提高管理风险能力，确保支持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首先，应着力注意研究转型期经济运行特点及相应的授信风险特点。银行业金融机构应该深入研究实体经济运行的政策风险、市场风险、行业风险，深入了解行业、企业的具体特点，把握规律，提升专业化经营水平，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稳健性。避免出现系统性风险、区域性风险。注重研究小微企业贷款风险的特点。各商业银行在实践中已经总结出了针对小微企业的风险管理办法。应在此基础上继续挖掘，深入研究。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努力提升专业化能力，有效控制转型期产业升级的行业风险、宏观调控的政策风险、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其次，银行业金融机构应该不断创新风险管控的理论、模式、技术等，从风险识别、计量与监测、风险处置等环节推进精细化管理，努力降低风险水平，实现银行业与实体经济的和谐共生，共同发展。

加强银行业自身的创新与转型，确保支持实体经济效果的可靠性

从商业银行的现状看，经营理念、市场定位、经营水平还不能够适应支持实体经济的需要。加上实体经济不断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商业银行自身加快创新和转型步伐，确保支持实体经济效果的可靠性。

首先，要进行融资方式和信贷产品方面的创新。要对实体经济的需求进行分析和挖掘，在此基础上围绕实体经济的需求，设计商业银行产品或融资方案，使产品或融资方案的结构和要素与支持对象的业态特征、现金流结构、信用资源、资产负债表高度契合。

其次，紧密关注实体经济性形势的变化，关注新的业态的出现，新的商业模式的出现，关注新的需求出现，并有针对性地开展产品和授信模式的创新。

第三，通过与同业的合作，为实体经济提供多元化的服务。与基金、租赁公司、投资银行、保险企业等合作推出跨行业的综合金融服务，积极地拓展像债券承销、资产交易、委托、股权融资、私人银行、基金托管等金融资产服务业务，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第四，通过创新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多增值型、延伸型服务。提供专业化的资金管理服务、延伸性的增值链服务、个性化的顾问咨询等，全面满足处于创业、成长、转型等经济主体的需求，满足不同层次的实体经济的多元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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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

我国在这一轮美国次贷危机中也受到不小的影响，但是略小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国际金融危机在通过各种途径冲击我国的实体经济，主要表现在俩个方面：一个是我国在海外的投资严重缩水，一个是国内资本市场下跌，房地产等支柱企业不景气，外国热钱流出等。具体的说：

（一）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我国深层次矛盾凸显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同时也积累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这次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引爆点的国际金融危机更加重了我国深层次矛盾凸显。首先，我国是出口导向型国家，商品生产属于劳动密集型，但是从长远的发展来看，这样的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本次经济危机的爆发就严重打击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致使很多中小型出口企业纷纷倒闭，主要集中在玩具和纺织等领域。另外，很多国家制定新的环境标准，使得我们国家的出口产品遇到了绿色贸易壁垒，威胁了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我们国家的经济必须转变这种以依赖资源的消耗，以破坏环境和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经济模式，不然谈不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外我国经济还缺乏有效的引导拉动消费增长的机制。一个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市场的资金从中国撤离，国内市场感到压力并且投资信心不足，导致民营资本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引导，另外，虽然经济不断发展，但是城乡差异依然很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提高不多，农村的消费市场没有很好的得到启动，而城市居民虽然收入提升，但是随着房价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开支不断的加大，城市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抑制。

（二）我国经济结构不平衡，金融发展滞后，致使经济危机发展迅速，没能很好的起到导向的作用

我国因为在外国有上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随着这次金融危机的缩水而缩水，此外我国国内找不到优质的投资项目使得外汇储备无法投资，而由国外直接引进的投资项目又要支付巨大资金给海外投资人，这就导致了国内金融市场发展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处于劣势，国内的商业银行因自身存在很大金融风险，在为非金融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方面也受到一定制约。国内金融市场在发展大方向上呈现滞后和不景气的现状。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重点

国际金融危机为我国经济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使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目前居民存在金融机构中的大量存款没有得到有效利用，资本充足，劳动力过剩，因此需要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及时调整和完善，建立良好的并适合中国市场的经济运行机制，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使我国经济找到新的增长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一）转变贸易模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改变原有贸易增长模式，使其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调整贸易政策及发展思路，从全局出发，协调进出口关系，对进出口商品结构进行调整优化，使贸易更具竞争力，实现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树立一批有竞争实力的在国际上能叫的响的大的民族品牌，增加产品自身的科技含量和付加值，提高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引进外资方面要调整引进政策，重视技术含量，优化外资服务，以此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整合优化。在加工贸易方面要制定长期的发展规划，延伸其产业链，加速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同时实施绿色贸易增长战略，创新绿色产业发展战略，制定相关政策，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推进产品的环境标志制度，实行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并鼓励企业注重环保技术，研发绿色产品，开拓绿色环保的新市场。

（二）建立并完善我国经济体系中有效扩大内需的制度和相关配套政策

国内需求是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点，因此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消费拉动和投资驱动是扩大内需的两个要素，二者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在国内经济增长上起到了重作用。实现有效的扩大内需一方面要扩大投资，要加大投资力度，实行积极、相应宽松的财政及倾向政策，制定有效的扩大内需措施，优化产业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尤其是要加强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如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的“民生领域”的投资以及如节能减排等的企业技术项目改造的投资。另一方面要刺激消费，重点是提高城镇居民、农民及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强化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减轻农民各项负担，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加大农业生产农村建设的财政补贴和农业产业化的扶持力度，完善农村养老和医疗体制改革。

（三）加强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

国际金融危机是并不是全球经济化的终结，市场经济制度和金融自由化仍然是国际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方向。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们认识到，国际社会经济要在国际货币体系重构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方面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我国做为国际社会中重要的一员，也要在经济危机中吸取经验教训，审视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及劣势，加大金融改革开放的力度，实现金融政策的主动性、预见性及可控性。同时要在交易机制、市场结构上加强对金融的监管，创新金融产品及金融衍生产品，扩展资本市场规模，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改善金融结构，化解金融风险。深入推进交易机制市场化改革，深化融资融券等制度的改革及有效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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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近40年，已经积累起雄厚的社会资本、民间资金，为什么这些资本不愿意流入实体经济领域？自然与虚拟经济领域更容易赚钱有关。中国的金融领域存在着过度的非正当垄断，应当尽快加以消除，这就需要金融改革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此，笔者有以下建议。

第一，明确树立金融为实体经济发展和升级换代服务这样的基本共识和理念。

第二，中国金融体系的多样化改革势在必行。所谓多样化就是要充分消除垄断因素，使竞争中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充分表现在市场上，形成各种金融产品对应各种融资需要的无缝连接体系。在这种多样性里，要特别注意中国的直接融资要进一步得到发展。比如股市，大家意识到它要发展，但是这些年来我们也吃了不少苦。债市早就应该得到更好的发展，但是做起来也举步维艰，它涉及更复杂的问题，比如企业债的刚性兑付特征具体表现在如果出现了还本付息的风险问题后，并不能按照市场上简单的破产清算原则进行了结，结果以后发债的批准环节就越来越谨慎。类似于此的这些特别制约因素都阻碍着金融产品的多样化发展。

第三，现商业性金融的多样化，一定要可持续地推进政策性金融的多样化。现在大家都在谈论的普惠金融、绿色金融、草根金融和过去反复探索的开发性金融，这些背后都少不了政策性金融机制作为后盾。这意味着，商业金融轨道旁边还运行着政策轨道。双轨运行，就要处理如何避免设租寻租的问题，避免在中国双轨同时运行可能带来的“乌烟瘴气”的局面。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形成健康的、全景图式的金融体系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科技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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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推进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典型做法

去年以来，大连农商银行按照市政府关于推进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重要部署，围绕监管部门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工作要求，强化责任意识，发挥主观动能，加快自身改革转型，提升支持新旧动能转换能力，持续不断地为全市转型升级、动能转换注入强大动力，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连城支行在大连农商行高新管辖行的领导下，展开了全方位的业务营销工作，搭乘着新旧动能转换的列车，为我行业务全面开花打好攻坚战。

一、优化资源配置，践行地方银行社会责任。

作为全省扎根基层，服务三农，服务小微企业的支农银行，助力全市经济发展责任意识，紧跟全市战略布局，用活信贷资源，加大对新医药、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增贷支持，加快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等过剩产能行业去存量，逐步压降安全不达标、异地授信、关联担保等潜在风险，加大对个人住房、综合消费、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补短板，促进信贷资金“腾笼换鸟”。2018年4月以来，我行定期开展对辖区企业地毯式走访，累计走访企业达30余户，重点走访了先进制造业、医养健康、高端物流行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企业，较为全面的了解了企业的经营范围、产业结构及填制资金需求问卷调查表。

二、加快金融创新，着力助推新旧动能转换

立足金融行业实际，结合现代金融业务新旧动能转换要求，扎实做好以下改革试点。一方面，调整优化组织架构，根据金融发展形势和业务流程优化需要，我行融合大零售营销模式，加快推行我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智易购购物平台、互联网等新业务、新产品，加快与金融互联网+融合，积极应对现代金融发展挑战，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同时，结合我行现有品种多样的信贷产品，搭建与小微企业的资源优化，为优质小微企业量身定制特色业务品种。加强与小微企业信用促进会合作，创新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方式，着力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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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碳交易市场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6－2000年，第二阶段从2001年至今。在第一阶段，碳交易主要发生在非京都市场，即自愿市场或零售市场。交易数量呈现不规则的波动，没有明显的规律。年最大交易量是在1996年，约4000万吨二氧化碳;而年最小交易量是在2000年，约1400万吨二氧化碳。在第二阶段，碳交易由非京都市场向京都市场倾斜。非京都市场包括自愿实施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强制实施的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温室气体减排体系(GGAS)和零售市场。京都市场主要是由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CDM市场和JI市场组成。出现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在于，减缓气候变化的国际责任已达成共识，京都规则越来越受到重视。目前，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区域碳市场，交易量和交易额均居全球首位，欧元也成为全球碳金融市场上主要计价结算货币。国际碳市场的交易情况如表2。

我国碳交易市场发展现状

我国碳交易市场从清洁发展机制开始启蒙，通过自发进行自愿减排交易，开始摸索一条中国建立碳交易市场的道路，但是目前还处在萌芽阶段。2008年，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能源环境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相继建立。目前中国已经有几十家以“碳交易”为内容的交易所建立。这些交易所开始尝试中国的自愿碳交易，以企业自发的行为来推动中国碳交易市场建立。2011年底，中国政府明确表示要建立总量控制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虽然近年来，我国自愿碳交易量和交易额有所突破，但仍只在全球碳市场中占很小的比例。为了更好地服务“绿色”项目，适应企业、项目的特殊性，为其提供资金支持，促进开发低碳产品企业的发展，我国当前的碳基金主要以“绿色信贷”为主，这也是目前这些项目资金的主要来源，它们发展的进程依赖于这些碳金融产品的实施力度。而这些碳金融产品的实施情况，又会受到当时的经济环境和国家政策的影响，进而影响到这些项目的开发。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和国内复杂经济形势影响，近年来，我国一直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央行从2011年开始连续11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4次提高存贷款利率。目前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为21%，贷款基准利率高达6．31%，不断提高的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使银行的可贷资金大量减少，同时还严格控制贷款规模、贷款比例，使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难度加大，严重影响到开发低碳项目的企业资金规模，进而影响到处于起步阶段的低碳产业的发展。目前，国内针对碳基金的研究在国内已引起一定的重视，一些学者通过对国外碳基金的研究，认为碳基金是碳汇基金的简称，它是一些国际金融组织为推动国际碳交易活动，实施一些合适的项目推动全球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和增强碳吸收汇的行动而专门设立的融资渠道，碳基金具有基金专用性的基本特征(支玲等，2009)。碳基金，国际上通常指清洁发展机制下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的专门资金。碳基金是国际碳市场投融资的重要工具和主要交易主体之一(黄孝华，2010)。碳基金的基础在于碳排放权的交易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碳金融市场。支玲等(2009)在对中国绿色碳基金的研究中，提出了绿色碳基金的六个渠道:国家出资、吸收国外资金、企业投资、个人出资、征收温室气体排放税和发行生态彩票。这虽然是针对林业领域的碳基金做的研究，但对具有相同性质的碳基金也是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雷立钧，梁智超(2010)通过对商业银行较高管理水平和透明度等优势的分析，认为商业银行应该主动创建碳基金。此外，一些媒体也对碳基金的筹资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章升东等(2007)通过对世界银行碳基金的研究，认为世界银行碳基金扮演的是一个中介服务的角色，世界银行利用其自身影响力，吸引了相当数量的资金和项目，并作为委托方，成功地连接了买方和卖方。黄孝华(2010)则主要是从个体碳基金的微观层面对碳基金运行机制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碳基金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组织的契约机制、项目的决策机制、风险的控制机制和资本的退出机制。崔利平(2007)就认为我国发展低碳基金需结合我国目前节能与环保基础条件比较薄弱的国情，使其既具有投资CDM功能，又有投资节能与环保产业的功能。鄢德春(2010)以对世界银行碳基金运作模式的研究提出我国发展政策性碳基金应主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第一，发起设立系列碳基金满足不同地区和产业部门的需要;第二，为可持续发展和促进技术转让提供激励机制;第三，针对金融机构的能力建设，打造卖方金融产业链。但鲜有学者结合中国货币政策变动带来的冲击来探索新型碳基金的构建，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新型的碳基金，这种碳基金是建立在高通胀和紧缩的货币政策背景下，在国家的支持和银行、企业的参与下，结合地方发展特色的一种新型资金融通模式，减小货币政策对资金信贷的影响，保障低碳产业的资金来源，解决低碳产业发展的资金不足问题，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

货币政策变化对碳基金发展的影响

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其调控作用可谓是举足轻重。宽松的货币政策是通过增加货币供给来拉动总需求，促进经济增长。而紧缩性货币政策则通过削减货币供给增长以降低总需求。2007年以来，我国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下滑到2010年为应对流动性过剩带来的物价上涨，再到2012年初为“保增长”之目标，政策当局频频调整货币政策的方向和力度。特别是在金融危机、货币政策持续收紧、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等压力下，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加剧以及民间融资利率的攀升，中小企业“倒闭潮”意欲来袭的背景下，再度引发了货币政策松紧的争议。同样的，我国碳基金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会受货币政策的影响。第一，实体经济投资环境的恶化。由于我国碳交易市场发展仍不够成熟，基础薄弱，其表现在碳基金储备明显不足，而且碳金融是以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环境效益为导向，支持低碳产业的长远发展，短期来说并不能取得良好的回报。碳基金的发展必须依托强有力的实体经济基础。然而受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影响，我国经济当前面临着投资环境的恶化和产能过剩两大问题。紧缩的货币政策被认为是投资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实体经济发展不振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我国碳基金的发展。第二，我国商业银行信贷结构的不合理。由于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始终是追求利润最大化，金融机构对待碳金融的态度还不够“积极”，在中央银行要求收紧银根的情况下，我国的商业银行更加倾向于把贷款发放给国企和央企，很少将资金用来发展低碳经济。第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影响了碳基金发展。在凯恩斯的利率传导机制中，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影响着市场利率水平，从而影响着企业的投资水平，而最终影响到总产出水平。还有在信贷传导机制中，在我国国家实际上控制着大多数的信贷资源，由于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企业的问题使得金融资源的配置达不到帕累托最优，从而这些因素都在影响碳基金的发展。

新型碳基金的构建设想

目前国际上建立的碳基金是在大的经济环境下产生的，尚没有根据国家实施的货币政策而建立的与之相匹配的碳基金。本文构想的新型碳基金考虑了目前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以及国家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对我国银行信贷规模和比例的影响，特别是“绿色信贷”的实施受到限制而提出来的，以解决低碳产业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减小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影响，保障低碳产业的资金来源，促进低碳产业的开发和资源利用率的提高，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同时，本文在考虑到政策建议的时效性的同时，也涉及到了碳基金这一新兴业务对促进低碳产业的长远发展的深化建设。该种碳基金的融资机制是采用政府出资设立、银行与企业参与并考虑地方发展特色的方式进行融资的，也符合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一)融资机制碳基金的资金来源决定了碳基金的组织形式和主要目标，也是基金类型区分的主要依据。目前根据资金来源不同可分为国家碳基金、企业碳基金、银行碳基金、碳汇投资基金等。由于政府是发展碳基金的主体，银行和企业是重要的参与者，因此新兴碳基金应更好融合各方利益，三方按合理比例出资。同时，要适当考虑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和货币政策的变化，采取更为灵活的出资方式，可采用政府主导、银行与企业参与并兼顾我国各地区低碳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逐步引进市场机制。(二)监管机制我国碳基金项目刚刚起步，是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基金的分支之一，实施时间不算长，发展低碳经济进入我国比发达国家晚，碳金融的发展也较为缓慢，碳基金作为金融创新，想要不断地发展与壮大为低碳产业更好的服务，离不开法律法规的支持。因此，我国必须建立一套严格的管理方法和制度，确保碳基金得到合理、有效地利用。一是碳基金获取资金前必须提交相关的工作计划和优先领域说明，通过政府审批后方能付诸实施。二是需要制定碳基金定期执行情况报告，每年对其进行一次全面评估，并向有关政府部门汇报。三是碳基金管理成员要求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成员的组成来自政府部门、企业界和学术界，以此来保证管理层在各方面的声音，这不仅确保政府基金运营效率，同时保持监督。(三)评估机制对碳基金实施的项目固定或增加的二氧化碳量进行有效的监测是检验碳基金是否达到预期目的的重要依据。新型碳基金评估应从经济成本等角度，对低碳项目发展前景进行短期、中长期的综合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