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程度差异范文
时间：2023-10-26 17:30:56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文化程度差异，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本文从霍夫斯塔德所提出的文化的五个维度的角度出发对影响项目进展的文化差异进行分析。霍夫斯塔德是较早使用大量数据分析国别文化差异及价值取向的学者，他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大量的调查，对40个国家的文化价值取向给予相应的定位，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个人主义倾向指数、权利距离指数、不确定性规避指数、女性气质倾向指数以及长期取向指数。霍夫斯塔德的调查研究集中在世界上的40个国家，在每一个维度下将这40个国家进行排序，给出一个值，后面的案例论述中将出现这些值。这五个指数的确定对于研究文化在国际工程承包项目中的影响以及跨文化管理体系建设有着指导作用，本文将就此进行分析。国际工程承包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国际经济合作形式，文化因素是影响其项目进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基于此，以霍夫斯塔德提出的文化的五个维度为视角，分析国际工程承包项目中的文化差异，以期为国际工程承包项目中的跨文化管理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一、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倾向是界定个人与集体关系的一个维度，在个人主义盛行的国家，个人目标高于组织目标，在情感上不会依赖于组织；而在集体主义盛行的国家，个人对于集体有着强烈的归属感，集体目标高于个人目标。这个维度对于国际工程承包项目的影响体现在很多方面，如谈判、本土员工管理等。
不论是整个项目的谈判，还是在设计阶段就设计的澄清谈判抑或是分包工程时与分包商的谈判，个人主义倾向指数的影响都是很明显的。在国际工程承包项目中，承包方需要在东道国建立项目部，项目部存在的时长是由整个项目的工期决定的，一个国际项目部往往要存在1-10年，所以在项目部工作的人员要驻外相当长一段时间，整个项目部的运作也就像一个小公司一样，而且具有公司的大部门职能部门，项目部往往需要招聘一些当地的行政管理以及技术人员，所以在项目部内就会出现本土员工和母国员工的文化差异，那么对于管理者来说，如何管理本土员工，创造和谐的项目部文化氛围成为一个重要的任务，如果处理不善，承包方很容易就会卷入劳工纠纷当中。了解东道国的个人主义倾向能够帮助国际经理人很好地预知文化差异，在遇到冲突时能够合理地解决。在集体主义盛行的国家，员工对于组织上有更多的精神层面的依赖与忠诚，而在个人主义盛行的国家，这种忠诚度更多来自于功利关系。以中国企业承包菲律宾北吕宋铁路项目为例，根据霍夫斯塔德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量表可以得知，菲律宾的集体主义倾向（28）比较明显（1-40里面，数值越高集体主义倾向越强），中国（依照中国香港类推为32）的集体主义倾向更强，所以我们可以得知菲律宾员工对于组织的精神依赖要低于中国员工。相对来说，菲籍员工对于个人生活的看重要高于中国籍员工。这就导致中方经理人要求员工加班的程度及时长要有所区分。北吕宋项目的实例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菲本土员工对于个人时间的看重程度要高于中国籍员工。
二、权利距离
权利距离聚焦于不同国家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程度，高权利距离的国家成员遵从社会的层级制度，自下而上的沟通存在着很大的限制因素。但是低权利距离的国家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层级制度存在反感情绪。
中国建筑（香港）公司与澳大利亚礼顿公司、荷兰宏安公司共同组成联合体承包中国香港的西九龙二期填海工程，就不可避免遇到了在权利距离上的巨大差异，在霍夫斯塔德的权利距离量表中，澳大利亚（40）与荷兰（28）属于权利距离小的国家（1-40中，数值越高权利距离越小），也就是这两个国家成员对于社会阶层和组织阶层的差异会很反感，相反，而香港（8）却尊重社会阶层和组织阶层的差异。这个文化维度上的差异，使得项目进展过程中出现很多的文化冲突。比如，澳方和荷方工程师在接触中方的经理人时，按照本国的文化习惯出发，会觉得和中方经理人就技术问题讨论甚至争执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在他们的母国文化中他们不畏惧与上级的意见相左，但是在中方工程师看来这却是不合时宜的，有的时候甚至使中方经理人感到不舒服，认为对方不尊重他们，进而导致中方经理采取不积极的态度来应对。
不论是项目的施工建设阶段还是项目建成之后的运营阶段，都存在由承包方传授业主方雇佣工人操作流程的情况，在这些阶段也会遇到由于权利距离差异所产生的跨文化交际问题，例如美国工程师（26）在指导菲律宾（1）操作工进行程序操作的时候，在美国工程师解释完之后，会询问其是否真正地了解，由于菲律宾的高权利距离倾向，使得操作工即使在不明白的情况下，也会顺从地回答“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没学会就是否认老师，但这样的文化习惯就会导致操作的失误。
三、不确定性规避
不确定性规避指数是对于不确定和含糊性状况的接受程度。强不确定性规避文化成员通常通过一系列的法律、规章、制度和限制来减少不确定性因素；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成员乐于接受变革和不确定性因素。
以日本公司承包菲律宾轻轨项目（LRT）为例，两国在不确定性规避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根据霍夫斯塔德的不确定性规避量表，日本（4）不喜欢不确定性，而菲律宾（33）不会对不确定性感觉不舒服（1-40中，数值越高说明越能接受不确定性）。不确定性规避弱的国家，例如菲律宾对变更的抵触较小，组织结构性弱，例如，在双方召开技术澄清会议时，日方认为会议的组织结构应该很强，要按照严格的日程安排进行，与会人员职责明确，等级清晰，不允许出现与会议无关的松散进程。但菲方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会议可以在一种轻松的状态下进行，边走边看，遇到日程安排外的东西现场应对解决就可以了，而这些在日方工程师看来确实很难接受的。
四、女性气质倾向
女性气质倾向指数关注对于传统女性的工作角色及男性成功、控制、权力的社会角色模式的认同程度。强女性气质倾向文化对于性别差异的敏感度很高，但弱女性气质倾向文化的成员对于性别差异认同度不高，没有性别差异的歧视。
芬兰贝利国际工程设计和咨询公司，总部在荷兰，但是在中国设有贝利（北京）咨询有限公司，承包过很多中国的工程，例如郑西客运专线项目，在霍夫斯塔德的女性气质倾向量表中，芬兰（35）是少有的几个女性主义倾向较强的国家之一（1-40中，数值越高说明女性主义倾向越强），而中国（依照香港17，台湾27类推，高于芬兰）相对于芬兰来说女性主义倾向较弱，所以在芬兰工作人员和中国本土工作人员的沟通中，会存在着差异。例如，在会议中，芬兰工作人员更加重视决策的群体性，而且在工程的设计咨询中会更加注重人性化的服务理念，而这些都是中国工程设计中所欠缺的。
再次，以中国企业承包菲律宾北吕宋铁路项目为例，给中方设计公司提供设计咨询服务的公司是一个法国咨询公司，根据霍夫斯塔德的量表可以得出，法国（29）的女性气质倾向也要高于中国，于是就出现了咨询公司对于中方设计工作设计缺乏人意识的质疑，多次谈判中法方工程师都要求我们在成本控制范围之内修改设计方案，但这些却不太被中方工程师所接受，所以围绕这一问题的每次谈判战线都会拉得都很长。也相对影响了工程的进展。还有一些日常交往上的文化差异的体现，法方的男性专家有时在见到女性员工时会以互相亲吻脸颊为打招呼的方式，而这些在中国员工看来却很难接受。这种文化差异会造成对双方的误解。
篇2
【关键词】青少年；抑郁；人口学变量
抑郁是困扰中学生的常见心理问题之一，受到心理学与教育学的广泛重视。研究者根据各自的研究假设，研究目的和抑郁现象的不同水平，对于中学生抑郁主要从三个角度来研究，即：（1） 抑郁情绪；（2） 抑郁症状；（3）抑郁性神经症（冯正直等，2005）。中学生的抑郁是指他们对日常生活和学习中的一些不良情境或事件的消极反应，是一种非特定时期的悲伤、不快乐或苦闷的情绪状态（阳德华等，2000）。
本研究对邯郸市高中阶段学生进行对比研究，分析重点高中、普通高中、中专抑郁状态的特点，及其在学校类型、性别、父母文化程度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一、对象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
对邯郸市两所两所重点高中一、二年级学生313名，一所普通高中一、二年级学生304名，中专学校的一、二年级学生301名，共918名进行问卷调查，其中一年级445名，二年级473名；男生404名，女生514名。
（二）研究工具
采用王极盛（1997）编制的标准化的中学生抑郁量表。该量表共20道题目，5点计分，被试根据项目的描述是否符合自身的情况，从 “无”到“严重”，分别记为 1～5 分。分数越高表示抑郁程度越高。
（三）统计分析：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二、结果
（一）中学生抑郁量表测试结果
表1显示，有15.9%的学生抑郁得分高于3分，有可能存在中度程度的抑郁。
（二）高中阶段学生抑郁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抑郁在学校类型、父亲文化程度、母亲文化程度上有显著差异，在性别上经χ2检验显示，不存在性别的差异（χ2性别 =3.28，P =0.915）。具体结果如下：
从表2可见，抑郁存在显著的学校类型差异。多重检验发现，中专学生抑郁得分显著高于重点高中、普通高中学生。
从表3可见，学生的抑郁在父亲文化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多重检验发现，父亲文化程度大专以上的学生抑郁得分显著低于父亲文化程度高中以下的学生。
从表4可见，学生的抑郁在母亲文化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多重检验发现，母亲文化程度高中以上的学生抑郁得分显著低于母亲文化程度初中以下的学生。
三、讨论及结论
中学生抑郁量表测试结果显示，有15.9%的学生有可能存在中等程度的抑郁，说明高中阶段学生心理问题是客观存在的。
本研究显示，青少年抑郁有显著的学校类型差异。中专学生抑郁得分显著高于重点高中、普通高中学生，表明中专生的抑郁水平高于高中学生，这与有关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王玲凤，2006；张晓玲，2004）。中专生大部分是因不能升高中而去就读于中专的学生， 这使他们感到低人一等， 心灰意懒， 容易出现较多的心理问题。他们不但承受着青春期特有的生理和心理的急剧变化， 同时还承受着学习、考试、升学受挫，就业、适应环境等带来的种种压力，心理健康问题可能相对较多。
考察性别差异我们发现男女生在抑郁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与王极盛等（2003）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而冯正直（2005）的研究则认为女生的抑郁程度显著高于男生，这可能与采用的抑郁量表有关。
从总体上来看，父母亲文化程度越高，学生的抑郁程度低，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越好。父母的文化程度对青少年的抑郁有很显著的影响，父母文化程度低的学生有更明显的抑郁倾向（饶燕婷，2004）。文化程度低的父母则多采用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对子女的惩罚也更加严厉，造成孩子的抑郁水平较高，文化程度高的父母往往给予子女更多的尊重、理解，与子女的情感交流更融洽，在使用惩罚、拒绝等消极教育方式时更为慎重。
中专学生抑郁水平显著高于重点高中、普通高中学生；父母文化程度越高，学生抑郁水平越低；抑郁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参考文献：
[1]冯正直，张大均.中学生抑郁症状发展的性别、年龄年级差异[J].中国临床康复，2005，9（36）：32-34.
[2]冯正直，张大均，汪风.中学生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5，4：446-448.
[3]阳德华，王耘，董奇.初中生的抑郁与焦虑：结构与发展特点[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0（3）：12-17
[4]王极盛，邱丙武，赫尔实.中学生抑郁量表的编制与标准化[J].社会心理科学，1997（3）.
[5]王玲凤.中职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和亲子关系[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6， 20（7）：444-448.
[6]张晓玲，沈丽琴，董勇等.中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调查研究[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4，13（4）：457.
[7]王O盛，丁新华.中学生抑郁与其相关因素的综合研究[J].中国学校卫生，2003（4）：336-338.
[8]饶燕婷，张红霞，李晓铭.家庭环境与大学生抑郁和疏离感的关系[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4（1）：70-76.
篇3
关键词:人力资本;民族差异;职业培训
人力资本是个人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行为方式和情感价值观都可能带来重要的影响。特别是现代社会作为知识经济社会,人力资本对个人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不同的民族由于其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民族心理和风俗习惯,其人力资本是否存在差异呢?为此,我们利用广西的调研数据,分析人力资本民族差异状况,为解决人力资本民族差异问题服务。
一、本研究的主要概念和资料来源
(一)主要概念
1.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指人们花费在教育、健康、职业培训、移民和信息获取方面的开支,它与物质资本最大的差别是它不能与其所有者分离。在人力资本中,教育和职业培训是最重要的部分,对于少数民族来说,语言能力也是其重要的人力资本,所以主讲语言和普通话水平也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指标。据此笔者在本研究中把人力资本操作化为文化程度、主讲语言、普通话水平和是否培训四个变量。
2.民族。赵利生认为:“民族是在变动着的社会体系中,以文化区分的,具有自我认同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群体。”[1]根据中国的国情和研究的需要,我们将民族类别分为汉族和少数民族两种类型。
(二)资料来源
本研究运用的是广西的抽样调查资料。广西属于中国的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有1 839万,是少数人口最多的省份,因此比较具有代表性。资料来源于李文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广西不同民族职业流动与就业培训政策的比较研究》的数据库。排除一些缺省的数据,本研究的样本容量为1 143份。其中汉族样本593份,占样本总量的51.9%;少数民族样本550份,占样本总量的48.1%。
二、人力资本民族差异的实证分析
根据我们对文化资本的界定以及操作化指标,我们将从文化程度、主讲语言、普通话水平和是否接受过培训四个方面分析人力资本的民族差异。
(一)文化程度的民族差异
教育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诚如戴维·波普诺所言:“学习(learning)是一生中的社会和个人经历,它将改变一个人的知识、态度和行为。”[2]特别是现代社会,教育对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是人力资本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同的文化程度代表不同的人力资本含量,但是不同民族其文化程度是否相同呢,笔者对样本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见表1:
从表1我们可以发现,样本中汉族的文化程度总体上要高于少数民族,但我们能否认为汉族的文化程度就比少数民族的高呢?这必需进行统计推论,由于民族属于定类变量,文化程度属于定序变量,因此,我们对其进行非参数检验[3]。检验结果表明:汉族的文化程度的平均秩为593.52,少数民族的文化程度的平均秩为548.79,汉族的文化程度的平均秩高于少数民族,并且Sig值为0.015,小于α值0.05,由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文化程度分布存在差异,汉族的文化程度高于少数民族。再从双样本K-S检验看:Sig值为0.097,大于0.05,小于0.1,说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文化程度在0.1的水平上存在显着性差异。
(二)主讲语言的民族差异
语言是人类社会的产物,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它是在劳动中产生的,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在社会生活当中,语言是人们日常联系和交流思想的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进行社会实践的工具,也是继承和发展人类文化知识的工具,因此,作为主讲语言成为了人们的重要的人力资本要素之一。但是每个人的主讲语言是不一样的,汉族一般都把汉语作为自己的主讲语言,但是少数民族的主讲语言分布却有很大的不同,笔者对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在550份少数民族样本中,使用汉语作为主讲语言的有355份,占少数民族样本总数的64.5%;使用本民族语言作为主讲语言的有195份,占样本总数的35.5%。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主讲语言存在着民族差异,主要体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作为主讲语言。
(三)普通话水平的民族差异
在中国,汉族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使用汉语的人数也占很大的比例,甚至汉语还被规定为联合国通用的五种语言文字之一。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与各国各族人民交往的日益增多,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对学习汉语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有的学校和地区还兴起了“汉语热”。在我们国内,我们国内的各少数民族更是把汉语作为国内交往交际的重要工具。因此可以说,普通话水平也成为了个人重要的一种人力资本,但是普通话水平是否存在民族差异呢?我们对样本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见表2:
从表2我们可以发现,样本中汉族的普通话水平总体上要高于少数民族,但我们能否认为汉族的普通话水平就比少数民族的高呢?这必需进行统计推论,由于民族属于定类变量,普通话水平属于定序变量,因此,我们对其进行非参数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汉族和少数民族普通话水平分布的平均秩不同,汉族的普通话水平的平均秩为527.21,少数民族的普通话水平的平均秩为620.29,意味着两者的分布有可能不同,并且Sig值为0.000,小于α值0.05,由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普通话水平存在差异,汉族的普通话水平高于少数民族。再从双样本K-S检验看:Sig值为0.001,小于α值0.05,再次确认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普通话水平存在差异,汉族的普通话水平高于少数民族。
(四)职业培训的民族差异
职业培训是指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根据社会职业岗位的需要和劳动者的从业条件和意愿,按照国家规定的职业资格标准,对劳动者应具备的职业知识和实际技能进行教育和训练的总和。通常是指直接面向就业或再就业市场某一具体岗位或岗位群对人才的能力和素质要求而进行的培训,培训经考试合格,可以按国家规定颁发相应的培训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职业培训包括从业前培训、转业培训、学徒培训、在岗培训、转岗培训及其他职业性培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分为初级、中级、高级职业培训。(《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职业培训是国民教育体系中针对性和实用性最强的职业教育,是中国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生产建设及经营服务结合最为密切,和经济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种教育形式。对于个人来说,它是提高个人职业能力的重要渠道,是否经过职业培训,代表着个人不同的人力资本含量。因此,职业培训是个人重要的人力资本。那么,中国的职业培训状况是否存在民族差异呢?笔者对样本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见表3:
从表3我们可以发现,样本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培训状况十分接近,汉族的培训比例为74.9%,少数民族的培训比例也为74.9%。并且Sig值为0.552,大于α值0.05,这样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培训分布状况不存在差异。
三、结论和对策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少数民族和汉族的人力资本是存在差异的。主要体现在少数民族的文化程度、主讲语言和普通话水平与汉族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在分析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个比较可喜的现象,那就是少数民族和汉族的职业培训不存在差异。表明民族地区的人民政府为少数民族的职业培训做了大量的工作,起到了比较好的效果。今后要在少数民族的文化程度、主讲语言和普通话水平等方面加大投入,改进方法,才能缩小少数民族在人力资本方面与汉族的差距,使少数民族和汉族协调发展,共同构建和谐社会,共享改革开放成果。
感谢李文华教授允许我使用他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广西不同民族职业流动与就业培训政策的比较研究》(04XSH003)的数据库。
参考文献:
[1]赵利生.民族社会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60.
篇4
[关键词] 高血压；妊娠期妇女；危险因素；文化程度；家族史
[中图分类号] R714.24+6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2）06（c）-0185-02妊娠期高血压是妊娠妇女特有的疾病，在我国的发病率约为9.7%，严重时会伴有抽搐、多脏器衰竭，更有甚者可致母婴死亡[1-3]。该病严重威胁着社会及家庭妇女的健康。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病因与发病机制至今尚不清楚。本文分析2011年1月～2012年1月在本院行分娩的120例妊娠期合并高血压患者的临床资料，旨在探讨该病的发病机制，为进一步预防及治疗该病提供基础。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1年1月～2012年1月在本院行分娩的120例妊娠期合并高血压患者作为研究组，年龄（29.3±1.0）岁，身高（162.1±0.5） cm；另选择同期来本院行分娩的正常孕妇100例作为对照组，年龄（28.4±1.7）岁，身高（160.7±0.8） cm。两组在年龄、身高等一般资料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1.2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两组临床资料，记录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文化程度、高血压家族史等。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8.0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其中计量资料数据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对象文化程度的比较
结果显示，研究组大专及以上者占17.5%，低于对照组的40.0%，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12.651，P ＜ 0.05）。提示，文化程度高者患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概率较小。见表1。
表1 两组对象文化程度的比较[n（%）]
2.2 高血压疾病家族史
结果显示，研究组120例中伴高血压家族史者34例（28.3%），对照组100例中伴高血压家族史者2例（2.0%），两组的高血压家族史率比较，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χ2 = 39.687，P ＜ 0.001）。提示有高血压家族史者患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概率十分大。
2.3 妊娠高血压发生的Logistic多因素分析
将研究对象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 0，“高中” = 1，“大专及以上” = 2）、伴高血压家族史（“否” = 0，“是” = 1）逐步引入Logistic回归方程，结果显示，文化程度的OR = 0.529，P = 0.037，伴高血压家族史者的OR = 8.641，P = 0.000。提示，两者与妊娠高血压的发生呈显著的正相关。见表2。
表2 妊娠高血压发生的Logistic多因素分析
3 讨论
由于妊娠期高血压期间，患者的基本生理功能发生变化，全身小血管痉挛，血液对各系统脏器的灌流量较少，较易导致母婴死亡[4-6]。本研究针对妇女文化程度及家族史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大专及以上者占17.5%，低于对照组的40.0%，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12.651，P ＜ 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文化程度的OR = 0.529，P = 0.037，提示，文化程度高者患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概率较小。分析原因可能是该群体文化水平较高，主动学习意识较强，掌握了更多的关于预防保健的知识，能够自觉避免和克服不利妊娠的有害因素，有效减少了该病的发病率。因此可加强三级妇幼保健网，并进行相关预防知识的传授，定期组织相应的体查，早发现、早治疗。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伴高血压家族史者的OR = 8.641，P = 0.000，提示妊娠期合并高血压疾病具有较为明显的家族遗传倾向，因此对该类妊娠妇女应进行重点监护，做好产前各项指标的检测。
[参考文献]
[1] 耿晓丽，王志敏，陈东娜. 影响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发生的相关因素研究[J]. 西南军医，2011，12（4）：636-638.
[2] 王海红，王晓春，周建波，等.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妊娠结局相关因素临床分析[J]. 医学信息：下旬刊，2011，24（2）：111-112.
[3] 舒铭铭，潘兴强，陈友国，等. 妊娠期高血压危险因素的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J]. 浙江临床医学，2011，13（3）：303-305.
[4] 章蕾.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相关因素分析[J]. 医学信息：下旬刊，2010，23（12）：49.
[5] 李香玲，张桦.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相关因素的分析[J]. 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2010，31（9）：1420-1422.
篇5
【关键词】艾滋病；态度；行为状况；调查
【中图分类号】R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484（2013）04-0828-01
为了解并掌握普通居民对艾滋病病人感染者的态度和行为状况，找出普通居民在艾滋病仿制工作中的薄弱环节，我们于2011年10月至2012年1月在曲阜市采取随机抽样方法对抽取的2000名居民进行了艾滋病态度和行为状况的调查研究。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根据曲阜市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人口资料，列出曲阜市村级单位人口数与累计人口数，编制备选抽样单位选定表，采取按容量比例概率抽样方法，在全市抽取40个村级单位，在每个被选村级单位，随机确定第1个调查户，按区域最近法调查50户，在每户以生日最近法抽取1名15-60岁的居民确定为调查对象。
1.2 方法与内容
由调查员入户面对面读出问卷，受访者回答后调查员填写，调查员每天交回当日调查问卷，由督导员检查调查表填写内容，对不符合要求的及时处理或补充调查，调查问卷根据国内外有关文献自行编写〔1〕
1.3 数据处理
全部有效问卷回收后，数据使用EPIData3.02软件录入计算机，经逻辑查错后形成最终数据库，用于数据分析，数据分析在SPSS13.0下进行，显著性检验P值取≤0.05。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调查曲阜市居民2000人，完成问卷1896份，经数据清洗后最终保留有效问卷1819份用于数据分析，占调查样本的90.95%（1819/2000）。其中男939人，女880人；15-30岁795人，36-45岁674人，46-60岁350人；城市452人，农村1367人。
2.2 居民艾滋病基本知识掌握情况
2.2.1 曲阜市居民听说过艾滋病的人群总占有率为93.5%（1700/1819）。其中，城市居民（94.7%）略高于农村居民（93.1%），未发现有统计学意义（X2=1.494，P=0.222）；高文化程度的居民高于低文化程度的居民（X2=37.838，P=0.000）；低年龄组的居民高于高年龄组的居民（X2=45.728，P=0.000）.
2.3 对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的态度
在1700名听说过艾滋病的被调查者中，不同文化程度、不同住址、不同年龄组的居民对感染艾滋病与道德品质是否有关系（X2=173.288、46.015、67.835，P=0.000、0.000、0.000）、是否可以向正常人一样入学或就业（X2=98.595、23.129、30.090，P=0.000、0.000、0.000）、是否该有隐私权（X2=38.951、8.254、11.160，P=0.000、0.004、0.004）、是否需要对其隔离（X2=115.429、10.167、75.606，P=0.000、0.001、0.000）、是否愿意同一个得了艾滋病的同事继续共事（X2=12.097、0.112、4.212，P=0.017、0.738、0.122）等大部分问题上存在显著性差异；总体上城市居民宽松于农村居民，文化程度高的居民宽松于文化程度低的居民，低年龄组的居民宽松于高年龄组的居民。
2.4 居民对艾滋病防范情况
2.4.1 安全套的使用情况 被调查的1819名居民中有25.6%（465/1819的居民）没有过。在1354名有的居民中，41.1%的居民时从不使用安全套，39.5%的偶尔使用，16.2%的大多数时侯使用，仅3.2%的每次都使用。其中高文化程度的居民安全套的使用意识优于低文化程度的居民，城市居民优于农村居民，低年龄组的居民优于高年龄组的居民，差异均具有显著性，（X2=57.688、13.666、121.556，P=0.000、0.000、0.000）。
对最近三次安全套使用情况的调查显示，68.0%（921/1354）的居民一次未使用过，11.9%（161/1354）的使用了1次，9.8%（133/1354）的使用了2次，10.3%（139/1354）的3次都使用，总的安全套使用率为20.8%。不同文化程度，不同住址的居民最近3次安全套的使用情况无显著性差异（X2 = 16.321、7.582，P = 0.177、0.055），不同年龄组居民间差异具有显著性（X2 = 43.684，P = 0.000），低年龄组的居民高于高年龄组的居民。
在797名使用安全套的被调查者中，有47.7%（380/797）的居民使用安全套的原因为避孕，22.1%（176/797）的原因为防病，9.9%（79/797）的原因为提高性生活质量，20.3%（162/797）的原因为其它。其中不同文化程度、不同住址、不同年龄组间居民使用安全套的原因均无显著性差异（X2 = 16.703、3.919、6.432，P = 0.161、0.270、0.377）。
在1311名有过不使用安全套的被调查者中，35.4%（464/1311）的居民时不使用安全套的原因为不需要，17.0%（223/1311）的原因为不好意思去买，20.4%（268/1311）原因为不舒服或不习惯，5.1%（67/1311）的原因为购买不方便，3.8%（50/1311）的原因为太贵，18.2%（239/1311）原因为其它。其中不同文化程度居民不使用安全套的原因无显著性差异（X2 = 27.705，P = 0.117），不同住址和年龄组间居民差异具有显著性（X2 = 16.727、31.421，P = 0.000、0.000）。城市居民更多的选择不舒服或不习惯，农村居民更多的选择不好意思去买，低年龄组的居民更多的选择购买不方便和太贵，高年龄组的居民更多的选择了不需要和不好意思去买。
篇6
项目来源：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编号：201410354006）。
摘要：本研究基于嘉兴地区916位女性农民工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对浙江省女性农民工幸福感状况差异进行分析，得出结论与建议，以期为女性农民工幸福感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女性农民工 幸福感 个体差异
当前，农民工已成为我国城市建设的主要力量，在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女性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群体中的特殊人群，因为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迅猛发展受到用人企业的普遍欢迎，并出现了女性农民工需求旺盛的现象。女性农民工是指户口仍然留在农村、本人在城市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女性，对女性农民工幸福感的研究是对其生活质量的深入了解，也是对其生存与发展状态的进一步关注。
一、女性农民工幸福感基本状况分析
1.女性农民工幸福感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本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嘉兴地区不同行业的女性农民工进行实地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收回954份，其中有效问卷916份。
其中90后、80后、其他年龄的女性农民工分别占19.6%、42%和38.4%；外出务工年限3年以下、3-5年、5-7年、7-10年、10年以上的分别占26.1%、19.3%、14.9%、23.1%和16.6%；婚姻状况为未婚、已婚、离异或分居、其他的分别占27.5%、70.7%、1.1%和0.3%；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分别占12.6%、46.5%、26.4%、13.4%；月收入1500元以下、1501至2000元、2001至2500元、2501至3000元、3001元以上分别占3.9%、19.0%、16.1%、30.6%、30.4%；健康状况很好、较好、一般、差、很差分别占17.5%、38.0%、40.5%、3.9%、0.1%。
2.女性农民工幸福感基本特征分析
（1）女性农民工幸福感水平普遍偏低。调查结果显示，女性农民工幸福感水平的李克特五等级分值均值为3.13。女性农民工幸福感水平均值主要介于2.26-3.25之间，占总样本60.4%，其次介于3.26-4.25间的占28.4%。其中均值低于3.25的占样本数的60.7%，这说明女性农民工幸福感水平普遍偏低。
（2）女性农民工幸福感水平各维度均值总体较低。在女性农民工幸福感水平各维度中，主观幸福感的均值为3.03，文化角色适应均值为3.11，心理健康特征均值为3.12，社会资本均值为3.27。从频率分布来看，主观幸福感均值介于2.26-3.25之间的最多，占总数63.7%，小于3.25的占69.5%，说明大多数女性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相对较低；文化角色适应均值介于2.26-3.25之间的最多，占66.1%，文化角色适应均值小于3.25的占67.2%，表明了多数女性农民工的文化角色适应情况仍然相对较差；心理健康特征均值介于2.26-3.25之间的最多，占64.5%，均值小于3.25的占69.8%，说明总体上大多数女性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特征分数相对较低；社会资本均值介于2.26-3.25之间的最多，占总样本数的50.9%，均值小于3.25的占总样本数的52.9%，说明女性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相对较低。
二、女性农民工幸福感个体差异分析
1.不同务工年限的女性农民工幸福感水平无显著差异
调查显示，女性农民工的幸福感水平并不随着务工年限的增加呈现一定的规律，并且幸福感各维度的均值也不存在一定规律。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只有心理健康程度以及社会资本检验统计量F值所对应的P值小于0.05，幸福感水平、主观幸福感和文化角色适应检验统计量F值所对应的P值均大于0.05。表明：不同务工年限的女性农民工幸福感水平无显著差异，但不同务工年限的女性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和社会资本维度存在显著差异。
2.不同日工作时间的女性农民工幸福感水平无显著差异
调查显示，不同日工作时间的女性农民工幸福感水平存在差异不大，但日工作时间12小时以上的人幸福感水平均值以及各维度的均值明显高于其他样本女性。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幸福感水平、主观幸福感、文化角色适应和心理健康程度检验统计量F值所对应的P值均大于0.05，只有社会资本检验统计量F值所对应的P值小于0.05。可知，不同日工作时间的女性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存在显著差异，但是不同日工作时间的女性农民工幸福感水平差异并无统计学上的意义。
3.不同文化程度的女性农民工幸福感水平无显著差异
小学以下、初中、高中以及大专及以上的女性农民工均值分别为3.14、3.09、3.15和3.20，不存在明显规律，其主观幸福感、心理健康程度以及社会资本的均值也不存在一定规律，但是不同文化程度的女性农民工的文化角色适应均值分别为3.05、3.05、3.15和3.21，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而提高。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幸福感水平、主观幸福感、心理健康程度和社会资本检验统计量F值所对应的P值均大于0.05，只有文化角色适应检验统计量F值所对应的P值小于0.05。表明，不同文化程度的女性农民工的文化角色适应存在显著差异，但是不同文化程度的女性农民工幸福感水平差异无统计学上的意义。
4.不同身体健康状况的女性农民工幸福感水平存在极显著差异
不同身体健康状况的女性农民工幸福感水平均值不同，表现为随着身体健康状态的提升而提高。从幸福感水平各维度来看，不同身体健康状态的女性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文化角色适应、心理健康程度和社会资本也存在差异，且随着身体状况的提升，女性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文化角色适应、心理健康程度和社会资本也逐渐提高。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身体健康状况的女性农民工幸福感水平检验统计量F所对应的P值小于0.01，表明身体健康状况不同，女性农民工的幸福感水平存在极显著差异；在幸福感水平各维度中，各维度检验统计量F值所对应的P值均小于0.01表明身体健康状况不同的女性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文化角色适应、心理健康程度和社会资本均存在极显著的个体差异。
5.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农民工幸福感无显著差异
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农民工幸福感水平的均值不同但差异微小。从幸福感水平各个维度来看，主观幸福感检验统计量F值所对应的P值小于0.05，文化角色适应性、心理健康程度和社会资本的P值大于0.05（见表5）。这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逐渐提升，但对女性农民工的文化角色适应性、心理健康程度和社会资本并没有显著影响，对幸福感水平也无显著影响。
6.不同婚姻状况的女性农民工幸福感存在极显著差异
结果显示，不同婚姻状况的女性农民工幸福感水平均值不同，离异或分居的女性农民工幸福感水平均值为2.83，未婚群体为3.12，已婚群体为3.14，其他群体为3.95。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婚姻状况的女性农民工幸福感水平检验统计量F值所对应的P值为0.006，小于0.01，表明婚姻状况不同，女性农民工在幸福感水平上存在极显著的个体差异。从幸福感各维度来看，主观幸福感、文化角色适应、心理健康程度和社会资本检验统计量F值所对应的P值均小于0.05，表面不同婚姻状况的女性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文化角色适应、心理健康程度和社会资本存在显著差异。
7.不同月收入的女性农民工幸福感水平存在极显著差异
不同月收入的女性农民工幸福感水平均值不同，表现为随着月收入的增加，女性农民工幸福感水平提高。在幸福感各维度中，主观幸福感、文化角色适应、心理健康程度和社会资本均存在差异，表现为随着月收入的增加，总体上女性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文化角色适应、心理健康程度和社会资本业随之提高。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月收入的女性农民工幸福感水平检验统计量F值所对应的P值小于0.01，表明不同月收入的女性农民工幸福感水平存在极显著差异；在就业能力各维度中，主观幸福感、文化角色适应和心理健康程度检验统计量F值所对应的P值小于0.01，但社会资本检验统计量F值所对应的P值大于0.05，表明不同月收入的女性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文化角色适应和心理健康程度存在极显著差异，但社会资本无显著差异。这说明，月收入的增加可以提高女性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文化角色适应和心理健康程度，但对女性农民工社会资本并没有显著影响。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1.女性农民工幸福感水平总体偏低，存在较明显的个体差异不同身体健康状况、不同婚姻状况及不同月收入的女性农民工幸福感水平存在极显著的个体差异，而且随着身体健康状况的提高、婚姻状况的改善及月收入的增长，女性农民工幸福感水平不断提高。但不同务工年限、不同日工作时间、不同文化程度及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农民工幸福感水平无显著个体差异。
2.在幸福感水平各维度中，社会资本均值相对最高
调查结果表现出明显的个体差异：一是女性农民主观幸福感因身体健康状况、年龄、婚姻状况、月收入不同存在极显著的个体差异；二是文化角色适应因文化程度、身体健康状况、婚姻状况、月收入不同存在极显著的个体差异；三是心理健康程度因身体健康状况、月收入不同存在极显著的个体差异；四是社会资本因外出务工年限、身体健康状况、婚姻状况不同存在极显著的个体差异。
由于身体健康状况和婚姻状况是影响女性农民工幸福感水平的重要因素，因而本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是：第一，政府应该采取切实措施保障女性农民工身体健康；第二，政府应加强廉租房和就学制度的完善，为女性农民工实现家庭团聚提供便利。进而提高女性农民工的幸福感水平。
参考文献
[1]姜山,戚晓明,李晓静.改革开放以来对女性农民工研究的理论综述[J].农村经济与科技,2008(19):24-26
[2]田凯.关于农民工城市适应性的调查与思考[J].人口学刊,1996(4):3-7
篇7
1.1对象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新疆某医学院校一至四年级在校本科生595人进行问卷调查，获得完整资料者552名，其中男生191人，女生361人，有效应答率为92.77%。
1.2方法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表评定医学生睡眠情况，PSQI由19个项目构成，每个成分按0～3计分，累计各成分得分即为PSQI总分，总分值在0～21分之间，得分越高表示睡眠质量越差。本研究以PSQI总分>7分为睡眠障碍，PSQI总分≤7为睡眠较好。采用自制睡眠质量影响因素调查表对医学生睡眠质量影响因素进行调查。1.3统计学分析运用EpiData3.01建立统一数据库录入资料，采用Spss16.0软件统计分析。不同性别、年级等睡眠质量比较采用卡方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552名大学生基本情况本次共发放调查表595份，获得完整资料者552份，有效应答率为92.77%。其中男生191人，占34.60%，女生361人，占65.40%；大二学生较少65人，占11.78%，大四学生最多225人，占40.76%；非独生子女417人，占75.50%；非单亲子女500人，占90.60%。
2.2医学院校大学生睡眠质量情况552名医学院校大学生PSQI平均得分为（7.17±3.50）分，最小值为零，最大值为19。被调查的医学生中睡眠质量较好者315人，占57.07%；睡眠障碍者237人，占42.93%。
2.3不同性别医学生睡眠质量比较调查男生191人，睡眠障碍者84人，睡眠障碍发生率43.98%；调查女生361人，睡眠障碍者153人，睡眠障碍发生率42.38%，男、女生睡眠质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130，P>0.05）。
2.4不同年级大学生睡眠质量比较大一、大三学生睡眠障碍发生率较高，各年级大学生的睡眠障碍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6.037，P<0.05）；进一步进行两两比较发现，大一年级睡眠障碍发生率显著高于大二年级（χ2=9.967）和大四年级（χ2=6.43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大三年级睡眠障碍发生率显著高于大二年级（χ2=9.411）和大四年级（χ2=5.60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
2.5是否独生子女睡眠质量比较调查独生子女135人，睡眠障碍51人，睡眠障碍发生率37.78%；非独生子女417人，睡眠障碍186人，睡眠障碍发生率44.60%，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084，P>0.05）。
2.6是否单亲睡眠质量比较调查单亲家庭的医学生52人，睡眠障碍18人，睡眠障碍发生率34.61%；非单亲家庭的医学生500人，睡眠障碍219人，睡眠障碍发生率43.80%，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234，P>0.05）。
2.7不同户籍医学生睡眠质量比较为城市、乡（镇）、农村户籍的医学生睡眠障碍发生率分别为41.76%、42.62%、44.2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237，P>0.05）。
2.8父母亲文化程度对睡眠质量的影响父亲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中学、小学及以下的大学生睡眠障碍发生率分别为40.09%、46.04%、40.00%，父亲文化程度为中学的大学生睡眠障碍发生率最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003，P>0.05）；母亲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中学、小学及以下的大学生睡眠障碍发生率分别为38.02%、42.26%、52.06%，母亲文化程度不同的医学生睡眠障碍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055，P<0.05）；进一步进行两两比较发现，母亲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医学生，与母亲文化程度为中学和大专及以上的医学生睡眠障碍发生率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055，P<0.05）.
3讨论
篇8
1材料与方法
1.1资料来源
监测对象为建筑工人、农业工人和宾馆饭店从业人员三类人员。所有被调查人员均要求户籍不在博湖县本地,且除外旅游、上学、访友、就医、探亲、从军等情况。
1.2方法
通过摸底调查,获取博湖县内流动人口聚集场所或单位的名单,根据流动人口类别分别抽取1~2个场所。每类流动人口至少调查200人。调查开始前对调查员及相关人员进行统一培训,按照自愿、保密的原则,采用统一的调查问卷对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匿名问卷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人口学指标及艾滋病相关知识。同时采集5ml静脉血进行HIV抗体检测。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参照中国艾滋病防治督导与评估框架,计算方法:问卷8道题中,被调查者回答正确6道及以上的人数占监测人数的比例[。
1.3检测方法
HIV抗体初筛采用HIV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试剂盒为厦门英科新创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初筛阳性者再用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ELISA试剂盒复检。两次检测结果均呈阳性的样本送确认实验室使用蛋白免疫印迹试验(WB,上海英旻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试剂盒进行确证。检测均由实验室专业人员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及判定结果。
1.4统计分析
用SPSS22.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用卡方检验进行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人口学特征
本研究共监测746名流动人口,来源:建筑工人276人,占37.0%,农业工人260人,占34.9%,宾馆饭店从业人员210人,占28.1%。男性400人,女性346人,男女比例为1.16∶1;最小年龄14岁,最大年龄70岁,平均(37.9+11.6)岁,年龄分布以40~49岁组人数最多;婚姻状况以已婚为主,共697人,占93.4%;民族以维族为主,共452人,占60.6%;文化程度以小学为主,共447人,占59.9%。
2.2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
此次调查回收有效问卷746份,回答正确6道或以上者402人,艾滋病知晓率为53.9%。不同年龄组、婚姻状况、民族、文化程度和职业艾滋病知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按年龄分组,50~岁年龄组知晓率最低,20~岁年龄组最高;按婚姻状况,已婚组知晓率最高,未婚组最低;按民族分组,汉族组知晓率最高,维族组最低;按文化程度分组,高中及以上学历组知晓率最高,文盲组知晓率最低;按职业分组,建筑工人组知晓率最高,农业工人组知晓率最低(见表1)。
2.3安全套使用情况
在调查的746名流动人口中,最近一年内每次和配偶/固定性伴发生都使用安全套比例和最近一次使用安全套比例,宾馆饭店从业人员均最高,为9.6%和38.5%;农业工人最低,为1.0%和14.6%。最近一年内每次和商业性伴发生都使用安全套比例和最近一次使用安全套比例,宾馆饭店从业人员仍最高,为55.6%和77.8%;农业工人最低,为33.3%和60.0%。不同类别流动人口使用安全套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且同一人群由于发生对象的不同,使用安全套情况的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见表3)。
2.4艾滋病防治知识获取方式
被调查的人员中70.9%以前接受过艾滋病的宣传教育,获得途径包括:电视/广播、报刊/书籍、网络、宣传材料及其他。信息来源所占比例较大的依次为电视/广播(50.4%)、宣传材料(31.0%)、报刊/书籍(13.5%)、网络及其他(5.1%)。2.5血清学检测结果746名监测对象中,HIV抗体确证报告阳性7例,阳性率为0.9%。7例阳性监测对象均为已婚人员,均有婚外异性,其中女性4例、男性3例,男女比例1∶1.33;最小年龄28岁,30~岁年龄组最多,共3例,40~岁组1例、50~岁组2例;所有病例均为已婚;维族最多(6例),汉族1例;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5例,高中及以上2例;感染途径均为异性传播。
3讨论
篇9
本文以农村非生产性公共产品为例，基于对河北省644个农户的需求偏好调查，分析了影响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相关因素。结果表明，农户收入水平、农民的文化程度以及村干部或普通农民身份等因素，对农民的需求产生一定影响，影响程度及方向则因具体的公共产品项目而异。基于调查结果，提出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政策着力点，以期为构建农民需求导向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有益启示。
农村公共产品种类繁多，涉及面较广，为了便于研究，本文主要选取关系农民生活和可持续发展的非生产性公共产品作为调查与研究的对象，主要包括公共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等。
一、数据来源及研究假设
2006年7～9月暑假期间，笔者组织河北农业大学50名学生，对河北省农村展开了一次以新农村建设为主题，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为重点的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并回收问卷648份，实际有效样本644份，覆盖了河北省11个市、42个县（市区）、51个乡镇和54个行政村的644个农户，调查样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根据理性判断和感性认识，本文认为村庄特征、家庭特征和个人特征等变量与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均存在相关性。本文主要对具有数据可得性并可能存在重要影响的典型变量进行验证。
（一）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
根据2005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3236元），结合河北省（3481元）农民收入的实际情况，同时考虑到农民对收入问题调查的敏感性，本文将受访农户划分为高、中、低三种收入水平：低收入（2000元以下）、中等收入（2000～3500元）、高收入（3500元以上）。
（二）受访者文化程度
调查问卷将文化程度细分为没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及中专、大专及以上等5个等次。统计分析时将文化程度划归为三类：一是没上过学，二是小学和初中，三是高中以上。
（三）受访者身份
特指受访者的普通农民和村干部身份。
二、影响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因素的实证调查分析
调查问卷设置“您觉得农民在生活中最需要帮助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一题，设定交通、饮水、教育、看病、环境、养老、治安及其它等8项公共产品作为选项。结果统计的排序方法是赋予各位次降序分值，以各位次被选频次乘以其相应分值，依累加总分由大到小排列。为了更好地观察上述假设因素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影响程度，本文设定需求强度（％）作为衡量农民需求程度大小的标准。需求强度的计量方法是单项需求分值与总需求分值之比。
（一）收入水平与农民需求的位序结构
通过赋值统计，得出三种收入水平农户对非生产性公共产品的需求位序结构和需求强度（见表1）。
由表1可见：（1）三种收入水平的农户均对教育和医疗表现出强烈需求，需求强度基本一致，且远高于其它公共产品的需求强度。这一结果表明，教育和医疗因关系着农民的生存和发展而受到普遍关注，收入水平对此没有显著影响。（2）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对交通、饮水等基本生活条件的需求强度，客观上反映了此类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低收入农户更注重交通，这意味着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农村地区，乡村道路的供给匮乏；三种收入水平农户对饮水方面的需求强度较低且基本一致，表明饮水难问题在调查区域已基本得到解决。（3）公共安全是农民深层次的基本需求，收入水平对农民的安全需求影响较小。（4）收入水平对农民的环境需求产生一定影响。环境问题成为中、高收入农户关注的重点，而低收入农户对此反映相对淡漠，正如一些低收入受访农民所言：“连饭都吃不好，还关心什么环境”。（5）收入水平对农民的养老需求具有正向影响。收入水平越高，由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观念的转变也会较快,对养老问题的关注程度越高。
（二）文化程度对农民需求的影响
不同文化程度的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偏好如下表所示：
表2的统计结果表明：(1) 文化程度对农民的教育和医疗需求影响不明显。不同文化程度农民的教育和医疗需求均位于前两位,需求强度较高。其中没接受过教育的受访者对医疗的需求强度虽然高达32.2％，但这一群体多为50～70岁之间的老年人，求医看病是其面临较多的问题，可以认为医疗的需求差异并非文化程度所致。（2）根据理性判断和感性认识，交通、饮水和治安等作为农民生活的基本条件，需求强度与文化程度不会存在相关性。但调查结果显示，没上过学的受访者对交通和治安的需求强度相对较低。导致此结果的原因主要在于这一群体的年龄特征而非文化程度的差异。（3）文化程度与农民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农民文化程度越高，越注重生存环境和农村可持续发展问题。（4）按照经验判断，文化程度可能导致农民对养老社会保障的需求差异，文化程度越高，由养儿防老向社会养老的观念转变越快，需求强度越大。但调查与预想结果相反，没上过学的受访者因年龄影响而对养老问题关注程度较高，小学和初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受访者的需求强度反而相对较低。
（三）村干部和普通农民的需求偏好比较
在644份有效问卷中包括普通农民家庭540户，村干部104名。调查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1）普通农民和村干部对教育和医疗的需求强度较高，差异不显著。（2）对于交通及饮水问题，村干部的需求略高于普通农民，这与村干部的特殊身份及工作着眼点有一定关系。（3）村干部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高出普通农民3.6个百分点，表明村干部不仅注重眼前利益，更着眼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4）村干部的公共安全需求低于普通农民，需求强度存在一定差异。笔者通过对农民和村干部的个别访谈，认为这种差异的存在与村干部的特殊身份和心理有一定关系。（5）从需求位次和需求强度的差异来看，除环境问题之外，普通农民和村干部的需求偏好基本一致，需求强度差距均不显著。
三、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收入水平、文化程度及身份等因素对农民的教育和医疗需求没有显著影响，农民对教育和医疗的需求强度远高于其它各项公共产品
在新农村建设中，政府应以农民需求强烈且具有普遍性的公共产品为供给重点，将政策的着力点放在发展农村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上，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积极推进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革的进程。
（二）交通、饮水、治安是农民生存所必需的基本公共产品，农民的需求差异客观上反映了当地的供给水平、收入水平、文化程度和身份等因素虽然对农民的需求偏好有一定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
因此，各级政府及村级组织应以农民的需求层次为导向，优先供给农民生存所必需的公共产品，尤其要加大欠发达地区的供给力度。
（三）收入水平、文化程度和身份等因素对农民的环境需求影响显著
基于调查结果以及对现实状况的观察，我们认为农民的环境意识普遍较差，各级政府在将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富裕水平作为政策重点的同时，必须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并通过多种形式的成人教育以及宣传活动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增强其环境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观念。
（四）村干部与普通农民的公共产品需求偏好基本一致，除环境问题之外，各项公共产品需求强度差异较小
篇10
【关键词】外来务工子女；家庭教育；现状；父母文化程度；关系
一、问题提出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迁入到城市内的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相应增多，务工人员的生活状况特别是其子女的教育问题也随之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教育问题涉及到社会的稳定及和谐发展，而外来务工人员作为社会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特殊群体，其生存状态及子女的教育问题更关系到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因此长期以来备受关注。我们以南京一所外来子弟学校为例，以问卷调查的形式了解校内务工子女的生活、学习状况。从调查问卷中我们发现，家庭教育对外来务工子女的学习能力和生活状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研究的目的是如何有针对性地给予外来务工人员有关家庭教育方面的知识，从而有效地提高务工子女的学习能力和成效，促进其更好地发展。
二、对象与方法
本次研究的对象为南京市玄武区一所外来工子弟小学的学生，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各抽两个班的学生做问卷调查，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比较研究。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和个案研究法。文献研究法通过多渠道、多角度搜集资料，对其进行分析和归纳，借鉴其经验，为本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个案研究法则采用问卷调查等方法针对典型案例做细致深入的研究，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外来务工子女的学习现状；家庭环境对外来务工子女教育的影响。本次研究共发放问卷700份，回收675份，有效率96％。
三、结果与分析
（一）外来务工子女之间家庭教育的差异分析
调查问卷涉及的家庭教育包括学习和生活两个方面，每个方面再具体细分为若干标准，希望通过多层面了解外来务工子女家庭教育现状。同时将外来务工子女家庭中父母的文化程度分为高中以上和高中以下两个层次，分别调查其子女在学习和生活两方面的表现，通过卡方检验得出χ2值，评价子女的教育现状在两者之间的统计学意义。从表1中可知，不同文化程度的外来务工父母对子女的学习都较关心，希望下一代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在675份问卷调查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父母259人（38.6％），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父母416人（61.4％），他们都较关注孩子的学习，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父母241人（39.1%）关注孩子学习方法和习惯的培养，215人（38.5%）和孩子经常沟通了解学习情况，212人（40.2%）经常和学校联系，167人（40.7%）通过讲道理教育孩子，164（39.4%）人遇到孩子成绩下降，会冷静分析原因；而对于高中文化程度以下的父母来说，他们也同样注重孩子的学习，375人（60.9％）关注孩子学习方法和习惯的培养，344人（61.5％）在家会经常和孩子沟通，了解学习情况，316人（59.8%）经常和学校联系，243人（59.3％）通过讲道理教育孩子，256人（61％）在孩子成绩下降时，会去寻找原因，而不是通过单纯的打骂来解决。经分析，不同文化程度的父母在关心孩子学习方面并无差异，结果无统计学意义。在家庭环境方面，不同文化程度的父母却有着明显的差异。调查者在家庭氛围、父母关系和学习环境方面做了相关调查，结果显示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父母较少吵架，能给孩子提供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庭环境，240个家庭（39.9%）的孩子切身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只有16个家庭（21.3%）的父母会经常吵架，120个家庭（31.3%）的孩子会经常上网玩游戏、看电影等。与此相对应的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父母，有361个家庭（60.1%）的孩子能感受到家庭温馨，59个家庭（78.7％）的父母经常会吵架，263个家庭（68.7%）的孩子会经常上网玩游戏，缺乏良好的家庭环境。在创造家庭的温馨氛围、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方面，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父母和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父母之间有着较大的差异，χ2值≤0.05，数据分析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文化程度高的父母更注重为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
（二）外来务工子女之间家庭教育结果的差异分析
本研究针对675份问卷调查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父母259人（38.6％），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父母416人（61.4％），其子女家庭教育的结果也做了相关分析。从学校表现和家庭中的表现两个层面分析了不同的家庭教育对子女教育结果的影响。从表2中可看到，父母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孩子当中，191人（39.7%）担任班委，204人（39.3%）希望学业达到大学水平，父母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孩子当中，290人（60.3%）担任班委，315人（60.7%)希望学业达到大学水平，两者相比χ2值>0.05，并无显著差异，结果无统计学意义。234人（40.2%）父母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孩子能做到上课积极发言，240人（40.3%）积极参加校内活动，与父母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孩子相比，χ2值均≤0.05，数据分析具有统计学意义。两者之间具有显著的差异，说明父母文化程度越高，子女在学校的表现越积极，与父母注重孩子自信心的培养有关。而在家庭表现方面，父母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孩子，88人（44.7%）会主动向家长诉说烦恼，寻求帮助，父母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孩子109人（55.3%）选择向家长述说烦恼，两者相比χ2值≤0.05，数据分析具也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文化程度高的父母更关注亲子关系，视子女为朋友，使子女在遇到困难时更愿意和父母倾述，寻求解决办法。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决定了子女的家庭教育环境，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能为子女提供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给予孩子潜移默化的影响，相应的他们在学校的表现也更为积极，更自信，视父母为知己，遇到烦恼会向家长倾诉，寻找解决办法。而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由于不太注重家庭环境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不能给予子女较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因此势必影响子女的成长，使他们缺乏自信，如在积极参加校内活动和积极发言方面表现较差，在家与父母沟通较少。由于不愿将自己的烦恼告诉家长，因此家长鲜有了解孩子的心理动向，使孩子内心孤独无助，不利于其成长。
四、对策和建议
通过本调查研究，可见家庭教育对务工子女的学习状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父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决定了家庭教育的成败。因此，如何提高父母的教育意识和能力是改善务工子女学习现状的重要举措。在诸多举措中，笔者认为重视家校合作是提高家庭教育水平的有利手段，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基础，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有机结合，方可达到培养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目的。家校合作虽已被众多学者认为是提高教育成效的有利途经，但始终未得到有效的贯彻，特别是对于务工子女的教育状况，更是纸上谈兵，未从根本上起到促进学生教育成效的结果。笔者认为可从以下途经简化家校合作方式，从而更有效地提高外来务工人员教育子女的能力，促进下一代的成长。
（一）成立家长学校，全面提高外来务工家长的教育素养
大多数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外来务工人员认为将孩子送到学校后，教育就是学校的事情，和自己无关。针对这种情况，学校可以通过举办家长学校，开展教育讲座，提高家长的综合教育素养，首先使其意识到教育孩子的第一责任来自于父母，并通过家长学校的定期学习掌握更科学的教育方法。另外，针对外来务工人员工作的特殊性，学校应注意选取适当的培训时间，以外来务工人员能理解的方式和语言来帮助其树立正确的家教观念，逐步提高对子女家庭教育的意识和能力，成为其子女良好教育的积极影响因素。
（二）家校沟通，共同关注务工子女的教育环境
问卷分析显示了部分外来务工家庭由于不重视家庭环境对孩子教育的影响，导致孩子学习成效差，缺乏自信。针对此现象，学校应主动和家长建立联系，甚至可通过家访实地考察务工子女们的家庭环境，及时发现问题，与家长多沟通交流，结合学生在校表现提出改善家庭环境的可行性建议。而家长也可通过到校了解孩子的学习、校内表现，及时发现孩子现存的学习和心理问题，和老师多沟通，寻找适合孩子的解决办法。
（三）亲子沟通，掌握子女的心理活动
针对部分务工人员不注重了解子女内心想法，使其遇到困难不愿向父母倾诉的现象，应给予外来务工人员一定的建议，促使其多与子女沟通，了解他们的思想认识，有的放矢，针对问题给予相应的解决办法，并对于困扰子女的问题给予及时的引导和疏通，避免不良情绪的增长，影响孩子的学习和生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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