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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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是功能完备的综合性经济体系，其活动涉及到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各环节，一、二、三产业各部门。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层次和基本细胞，县域经济的强弱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兴衰。

县域经济与城市经济都是区域经济。县域经济的基础是区域内的自然资源，而城市经济的发展主要靠资金、技术和人才。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为了加快国民经济工业化和城市化，长期采取了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经济政策。县域经济为城市经济提供了巨大的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资源，城市经济在县域经济的摇篮中发育、成长。

非公有制经济： 是相对于公有制经济而产生的一个名词。它是我国现阶段除了公有制经济形式以外的所有经济结构形式。非公有制经济主要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

个体经济，是由劳动者个人或家庭占有生产资料，从事个体劳动和经营的所有制形式。它是以劳动者自己劳动为基础，劳动成果直接归劳动者所有和支配。他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种重要的非公有制经济。

私营经济，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和雇用劳动为基础，以取得利润为目的的所有制形式。它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种重要的非公有制经济。

外资经济，是中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吸引外资建立起来的所有制形式。它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中的境外资本部分，以及外商独资企业。它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种重要的非公有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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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绿色国民经济核算; 绿色GDP;可持续发展

一、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与绿色GDP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被人类的接受,自然资源和环境问题受到全世界的普遍关注。以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出发点,将自然资源与环境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绿化”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绿色国民经济经济核算、构建绿色国民经济分析方法体系就成为研究热点。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即是在现有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上,考虑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将经济活动中的自然资源耗减成本与环境污染代价予以扣除,进行资源、环境、经济综合核算,描述经济系统与资源环境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可持续发展的分析、决策和评价提供依据。为进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而确定的一整套理论方法即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又称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联合国有关文献使用的概念是System of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缩写为SEEA)。

如同GDP是传统国民经济核算(SNA)的核心指标,绿色GDP则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绿色GDP是在对现行SNA中GDP进行修正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目前学术界对绿色GDP尚无一个权威的定义,但各种定义的根本原则是一致的,即它们都是在考虑了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资源的损耗和环境的破坏的基础上对GDP进行修正来定义绿色GDP。目前,国内较为一致的观点是:绿色GDP是在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基础上,扣除经济发展所引起的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损失代价后得到的一个总量指标,它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考虑了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以后的经济活动之最终成果。绿色GDP实质上代表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绿色GDP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高,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保护和谐度越高,反之亦然。

在人们对绿色GDP的种种争议中,有四种观点值得特别关注,即绿色GDP万能论、绿色GDP迫切论、绿色GDP简单易行论和绿色GDP无用论。绿色GDP万能论的持有者认为绿色GDP是完美的、是万能的,他们把目前经济建设中产生的问题,归结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欠缺,认为只要进行了绿色GDP核算,就可以解决环境问题,就可以转变目前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绿色GDP迫切论的持有者主张应尽快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并以其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首要指标,在短期内迅速以此来衡量经济运行情况和政府的能力。绿色GDP简单易行论的持有者认为绿色GDP这个指标能否计算只是资金投入的问题,只要政府肯投钱、研究人员肯出力,环境成本和资源损耗就能得到合理的量化。与绿色GDP万能论相反,绿色GDP无用论持有者认为绿色GDP没有什么用处,没有必要核算,根本不是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统计指标,对绿色GDP持有抵制的态度。

笔者认为,绿色GDP是在GDP的基础上考虑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是一种兼顾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保护的指标。其反映的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追求的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是效率与速度的协调发展。从全世界的角度看,对绿色GDP进行了近40年的不懈探索,我国对绿色GDP的关注与研究也有20多年的历史,这本身就说明绿色GDP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必要性。此外,不少人把绿色GDP核算等同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认为只要有了绿色GDP就可以反映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实际上,就像GDP是国民经济核算的产物一样,绿色GDP来自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绿色GDP核算离不开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因此,应当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绿色GDP,即不能人为地夸大其作用,盲目崇拜,也不能消极地认为其无用甚至抵制,既不能轻言简单,也不能急于求成,应当充分认识到这是一个相当艰巨而又复杂的过程,需要不断地探索,不断完善其理论基础,积极稳妥地推进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发展。

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状况

(一)国外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联合国、各国政府、著名国际研究机构和学者一直为构建以“绿色GDP”为核心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着艰辛的探索。197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首先提出了“生态需求指标(ERI)”,试图利用该指标定量测算与反映经济增长对于资源环境的压力之间的对应关系。1972年托宾(James Tobin)和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提出净经济福利指标(Net Economic Welfare),将家务劳动价值、地下经济创造价值、闲暇以及环境成本考虑到GDP核算中。1973年日本政府提出净国民福利指标(Net National Welfare),主要是将环境污染列入考虑之中。1989年卢佩托等(Rober Repetoo)提出国内生产净值(Net Domestic Product,简称NDP),重点考虑了自然资源的耗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1990年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戴利(Herman Daly)和科布(John B. Cobb)提出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并于1994年进行修改,该指标考虑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因素所造成的成本损失。1995年9月,世界银行首次向全球公布了用“扩展的财富”指标作为衡量全球或区域发展的新指标,“扩展的财富”由“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4大组要素构成。同年,世界银行提出了“真实储蓄率”(Genuine Saving)指标,真实储蓄率是从国内总储蓄中扣除人造资本、自然资源和环境折旧,它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财富与发展水平的动态变化提供了更加有力的评判依据。

近年来,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在许多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西蒙等人(Simon,2000)的《绿色国民核算》就综合反映了绿色核算的最新成果。他从国民账户的历史出发,提出了绿色国民核算的方法、模型、构造与应用等。哈特维克(Hartwick,2000)的《国民经济核算与资本》分析了纳入环境资本后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账户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和经济方法的改进。巴特尔穆茨等人(Bartelmus,1998)的《环境核算的理论与实践》分析了国际收入与财富在资源环境方面的应用,提出了关于资源环境核算的框架、理论与方法。马肯亚等人(Markandya,1999)在《欧洲绿色国民核算――四国案例研究》中,根据荷兰、英国、德国、意大利四国绿色核算实践,对自然资源和污染物排放量的核算进行了研究。在上述理论推动和联合国、欧盟、世界银行、经合组织及多国政府的不懈努力下,目前已逐步形成若干重要的核算体系,包括:联合国等的《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缩写为SEEA)、美国亨利・佩斯金(Henry Peskin)教授的应用于菲律宾的《环境与自然核算项目》(缩写为ENRAP)、欧盟统计局的《欧洲环境的经济信息收集体系》(缩写为SERIEE )、荷兰统计局的《包括环境账户的国民核算矩阵体系》(缩写为NAMEA )。相比之下,当前比较权威的是SEEA核算体系。SEEA体系是惟一获得国际权威性机构认可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其统计上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且其卫星账户与总量指标相协调,该体系的编制方法已被20多个国家或地区采用。目前SEEA已经有了1993- SEEA , 2000-SEEA和2003-SEEA共3个出版物,它们分别标志着SEEA发展的不同阶段。1993- SEEA提供的是理论框架,2000-SEEA提供的是操作指南,2003-SEEA则是实践经验的总结,SEEA已从理论走向实践。但就目前来看,SEEA仍然处于研究过程中,其中一些内容至今还存在争论,有待于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随着对环境与资源问题的日益重视和对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核算方法研究的不断完善,一些国家在资源与环境核算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尝试。挪威、芬兰、德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瑞典、澳大利亚、日本、前苏联、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菲律宾、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印尼海地、萨尔瓦多、泰国、巴西等20多个国家的政府或研究机构开展了自然资源核算或环境核算理论、方法的研究与实施方案的探索和试验,目前探索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国家的数量呈上升趋势。

(二)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

我国关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的研究起步略晚,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目前,中国的环境资源核算研究大多分为环境污染损失核算研究和资源核算研究两个方面。对中国环境污染经济损失最早也比较全面的研究是过孝民、张慧勤于1984年开始主持的《公元2000年中国环境预测与对策研究》。该项研究在计量方法、数据处理、结果表述方面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被冠以“过――张模型”,该模型重在对污染损失的计量。1988年由李金昌主持进行了《自然资源核算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课题研究,侧重探索将自然资源环境核算纳入国民经济体系的理论与方法。20世纪90年代初由金鉴明主持的“中国典型生态区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研究,在生态损失的计量研究上取得了进展,使得人们对中国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有了一个大致的量化概念。

从国内的各学术研究机构来看,1988年受国际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展了“自然资源核算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课题研究,首次尝试进行了关于自然资源核算的研究。1996-1999年,北京大学研究小组应用投入产出技术,提出可持续发展下的绿色核算,即对资源、环境、经济的综合核算,重点对核算模式、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探讨。2000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设计了以绿色GDP为核心指标的核算体系,并以北京市为对象,系统地进行了1997年的环境质量和资源资产的经济价值和绿色GDP测算,得出在扣除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带来的损失后,北京市的绿色GDP为当年核算GDP的74.9% 。

在政府层面上,开展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的部门主要是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保总局,做了大量的研究实践工作。2004年3月国家统计局与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启动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简称绿色CDP核算)研究》项目,开展环境污染核算研究工作,初步建立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并于2005年在北京、天津、重庆、河北、辽宁、浙江、安徽、广东、海南、四川10个省市启动了以环境核算和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为内容的绿色GDP试点工作。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框架是依据《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和《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而建立的。《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侧重于对资源的核算,同时兼顾了环保支出与环境成本,主要对资源耗减价值核算、环境退化价值核算和资源管理与环境保护支出核算进行研究。《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侧重于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实物量与价值量核算以及环境保护成本的核算。基于环境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是一份可以为全国及局部地区进行环境核算提供具体指导的框架性指南,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在上述两个核算体系框架的基础上,完整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分为自然资源耗减成本核算和环境退化成本核算两部分,其中环境退化成本包括环境污染损失和生态破坏损失。自然资源耗减成本核算具体包括耕地资源、矿物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等五大类;环境污染损失具体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固体污染等三大类。

2006年9月,国家统计局与国家环保总局联手首次正式了《中国绿色GDP核算报告2004》。报告指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 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该报告是第一份基于全国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的环境污染核算报告,是迄今为止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最新、最权威的研究结果,标志着中国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不过,由于部门局限和技术限制,此次核算未包含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中的生态破坏成本,只是计算了部分环境污染损失,一个完整的绿色GDP还需要更为艰苦的工作。

考察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国外的研究起步较早,理论较为完善,国内的研究尚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有待在指标体系的构建和配套机制的完善上加强研究和规范。二是国外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成果尽管丰富,但相当多的指标体系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在具体的实施上需要有所发展。三是从指标构建来看,各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内容虽不相同,但指标构建方向都是社会、环境、经济可持续发展体系。四是核算方法总体上讲侧重于实物核算,价值核算由于涉及内容的复杂性,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核算方法的多种多样,导致了计算结果难以统一,相互间的可比性差。五是从目前国际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经验和效果看,虽然在具体核算项目选择、定价方法和评价有效性方面各有千秋,但普遍存在具体核算过程的实现和核算精度受数据资料基础约束的问题,而且往往编算范围越宽泛,这种影响越突出。总体来看,由于绿色GDP在数据获取和核算方法上存在很多困难,目前国际上还没有形成一套国际公认的绿色GDP核算制度,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计算出完整的绿色GDP数据。目前,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仍然是一个充满探索、实验的研究领域。

三、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面临的问题

(一)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研究还需进一步加强

目前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基本上处于对国际成果的跟踪状态,还不能全面、系统地把握整个SEEA(2003)所提供的理论与方法。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和《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初步构筑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框架与基础,但它们对实际数据测算工作的理论支持和指导程度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面临很多技术挑战

一是资源环境的产权划分难以实现。除了已探明、确定归属的自然资源,大量的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的产权归属确定十分困难。二是资源环境的定价较为困难。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关键点就是资源和环境的价值计量,资源和环境大多数无法从市场价格中寻找参照,而目前所提出的各种估算方法还难以形成统一的、举世公认的标准。三是资源环境损失与经济发展缺乏同步性。通常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直接环境损失人们往往能够计算,但却很难预料到间接的后果和长期的损失。四是按地域扣减资源环境损失很难实现。由于环境污染具有“开放性”,当环境损耗跨地区时,无法确定该损耗的具体归属。

(三)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数据基础薄弱

资源和环境的统计指标体系和调查渠道还不健全,资源耗减和环境退化的核算资料主要靠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广泛设立网络式检测站点直接进行测量来取得原始数据,这就使得有些资料难以全面采集,有些数据的采集成本非常昂贵,数据的可得性和准确性存在很大的缺陷。

(四)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制度安排基本空白

一是环境法规、统计法规的不完善,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有关的环境统计规划、统计制度和统计标准还未出台,导致统计的不完整和不精确。二是评价标准的不完善,资源环境核算本身就极具复杂性,而我国还没有建立针对资源环境核算的工作规程、制定评价和评审的标准。

四、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完善和发展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研究和实践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合作与努力。

(一)加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完善资源环境成本的核算方法

加强对森林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等地上资源耗减的估价方法研究,实现宏观耗减核算与微观企业耗减核算工作一体化。目前对环境损失的估价方法都具有很强的个案性和特殊性,应进一步探讨模型化、标准化的评估方法。加强对生态成本计量和评估研究,使其研究成果能够应用到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实践领域中。

(二)建立绿色会计制度,完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微观基础

会计核算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微观基础,借鉴国外经验,加速我国绿色会计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建立科学合理、系统完整并符合国情的企业绿色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建立完整的绿色会计信息系统和企业绿色报告信息披露制度,设计与制定具有操作性的绿色会计准则。

(三)建立环境资源核算指标体系和数据采集系统

从反映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环境污染等角度建立起一套科学、完整的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统一统计调查方法,完善统计报表制度,对核算口径、核算方法、数据质量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和标准,相关部门建立必要的数据信息交换机制,为后续研究和核算工作的开展提供技术和数据保证。

(四)加强合作与交流

搭建相关部门统一的工作平台,下设若干核算专题小组,在统一协调部署下,共同制定工作方案和目标,负责组织试点和实施工作。继续加强国际合作,从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统计能力等实际情况出发,借鉴国外的经验,采用适合我国实际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法。

综上所述,我国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任重道远,应坚持科学性、理论性、前瞻性和适用性原则,以联合国SEEA2003为指南,加快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研究和制度建设,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主要参考文献】

[1] 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研究课题组.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第一版本)[S].2004.

[2] 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研究课题组.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第一版本)[S].2004.

[3] 潘岳,等.建立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国际研讨会论文集[A].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

[4] 朱启贵.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论[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5] 吴优.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发展及其思考[J].统计研究,2005(9).

[6] 耿建新,等.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框架及其评价[J].城市发展研究,2006(4).

[7] 王金南,等.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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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民经济核算理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马克思再生产理论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现已全面实施国际上统一的的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即SNA体系，这意味着我国统计制度改革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与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和根本性的转变。与过去单纯的物质产品平衡体系即MPS体系相比较，SNA体系最大的优点是扩大了核算范围，把由原来的物质生产部门扩大到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使我国在国民经济核算方面实现了与世界的全面接轨。但是由于SNA体系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理论依据与我国原有核算体系的理论依据相冲突。随着SNA体系在我国的全面实施，理论界对我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理论依据到底是什么展开了讨论，这也促使我们必须对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基础进行重新思考和认识。

在当今的理论界存在着这样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劳动价值论是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真理，SNA核算体系和劳动价值论是对立的，劳动价值论不能作为SNA体系的理论基础。SNA核算体系对劳动价值论所作的拓展是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坚持这种观点的人其实没有充分理解理论体系，把看成是一种狭隘的理论体系，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同时也削弱了劳动价值论在现实社会生产中的作用。

另一种观点认为：新的社会发展现实面前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SNA核算体系的理论基础应该是建立在西方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或要素价值论基础上的。然而，SNA核算体系较比MPS核算体系，只是在生产性劳动的范围上做了拓宽，将第三产业、服务行业都纳入到生产性劳动的范围，成为价值创造的源泉，这里只是涉及生产性劳动范围大小的问题，并不能说明效用价值论或是要素价值论在起作用。第三产业是否创造价值和资本、土地、自然力等能否创造价值不是一回事。SNA制度的合理性并非一定就能说明效用价值论或是要素价值论是正确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SNA体系可以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得到合理的解释和说明，只不过要对传统劳动价值论进行深化和扩展。传统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物质生产部门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服务行业属于非物质生产部门，不创造价值，它的收入来源于对物质生产部门所创造的价值的再分配，因此把服务行业排除在了价值创造源泉之外。

面对理论界的争议，其实我们只需要从新在认识一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不难发现真理在那里。MPS核算体系的终结虽然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清楚的看到，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科学的揭示了商品价值的决定因素，商品价值形成和增值关系，并为国民经济核算提供了衡量经济活动成果的基本方法，它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基础理论地位是不可动摇的，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揭示了商品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其基本原理对于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民经济运行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1.劳动价值论科学的论证了商品价值的转移、增值和可核算性

马克思指出：“只要使用价值是有目的地用来生产新的使用价值，制造被用掉的使用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就成为制造新的使用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部分劳动时间从被用掉的生产资料转移到新产品上去。”这清楚说明了劳动消耗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商品价值具有可转移性。明确各种商品价值的形成和转移关系，是进行国民经济核算的前提。

经济学对价值增值有两种定义，一种是广义增值，就是在生产资料价值的基础上通过活劳动创造新价值的过程。增加值相对于生产资料价值来说，就是产品价值减去生产资料价值的差额，具体表现为工资与利润之和。另一种是狭义增值又称价值增值，是在生产资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的基础上通过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具体表为利润。而SNA中的增加值指的是广义的价值增值结果。根据商品价值具有的可增值性，设立一定的价值指标来记录在核算范围内消耗的生产要素价值和增加值，并从全部产品价值中扣除那些在核算范围之外形成并作为投入在核算范围内被消耗的产品价值，得到的增值部分就是在核算范围内形成的新价值，能够反映核算范围内的经济活动成果。

SNA核算体系中明确规定：“数量只有对单一的同质产品才可相加。不同产品的数量是不可公度的，也是不能相加的”。“价值用统一的货币单位表示，并且在不同产品中是可以公度和相加的”。这说明不同商品的数量不可公度，但是它们的价值可以公度。这与马克思对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数量特征分析结论完全吻合。马克思认为，商品价值的可公度性是由劳动的可公度性决定的，而马克思又把劳动视为人的生命活动，“一个人在24小时的自然日内只能支出一定量的生命力”。不论劳动的形式是什么样的，都要消耗人的生命力，那么所用掉的时间总会大于零。这是人们为生产各种商品并由自身所付出的最一般的代价，而且要在交换中得到等价补偿，从而实现各自的利益。尽管不同商品生产者的劳动存在个性差异，但是他们所消耗的生命时间具有共性，可以统一用时间单位来度量。

2.劳动价值论为国民经济核算提供了基本的方法和指标

在对商品价值结构的分析中，劳动价值论已经蕴涵了国民经济核算基本方法和指标：一般商品的价值由生产资料价值、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构成，其中生产资料价值包括固定资产价值和原材料价值。根据这种价值结构，从全部商品（包括服务）价值中减去原材料等中间消耗价值，剩余部分就是国内生产总值；从国内生产总值中减去固定资产折旧，剩余部分就是国内生产净值，即核算范围内全体劳动者的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从价值结构看，SNA中的国内生产净值相当于MPS中的国民收入。只要把MPS中的国民收入核算范围从物质生产部门扩展到第三产业，它在数量上就等于SNA中的国内生产净值。同国内生产总值相比，国内生产净值或国民收入能够更准确地反映经济活动成果，应当成为国民经济核算的中心指标。商品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决定，而劳动价值论又构成国民经济核算基础，所以社会劳动和价值总量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一致性的。但在现实中，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劳动质量是有差异的，不同国家的劳动质量也不一样。这种差异会直接影响价值总量。现行国民经济核算方法默认劳动质量提高引起的价值总量增长，但是对不同年份劳动总量的统计一般不进行质量折算，所以价值总量增长率和劳动总量增长率往往不一致。只要全面分析劳动质量和数量变化对价值总量的贡献，就能看到它们的一致变化，即社会劳动总量和价值总量长期保持同步增长。

3.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为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揭示了商品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其基本原理对于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民经济运行仍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1）正确处理了外延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的关系

社会再生产的类型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的。社会主义再生产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两种类型。在建立社会主义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技术欠发达，在扩大再生产上往往采取外延扩大的形式，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经济落后的面貌，这样的外延扩大再生产为我国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的外延扩大再生产却始终未能得到改善，片面的搞外延扩大再生产，忽视了内涵扩大再生产，没有及时的由外延向内涵上转变，使我国成为典型的外延型扩大再生产的国家。为了全面提高社会再生产的经济效益，我国很快从“粗放型”的外延扩大再生产转向“集约型”的内涵扩大再生产，使内涵型的扩大再生产占据主导地位。按照内涵扩大再生产的要求，我们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

（2）正确处理好了社会两大平衡关系及调整了产业结构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原理，揭示了社会资本运行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必须处理好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的比例平衡关系。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具体运用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关系原理，实质上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农、轻、重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将农业和轻工业划分为第Ⅱ部类，将重工业划分为第Ⅰ部类，由于第Ⅰ部类是生产生产资料的，第Ⅱ部类是生产消费资料的，因此，除了两大部类内部各自需要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满足本部类内部交换外，第Ⅰ部类社会生产者所需消费资料，第Ⅱ部类社会生产这所需生产资料，则需要通过两大部类之间的相互交还才能得到满足。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两大部类的平衡条件是：Ⅰ（V+M）=Ⅱ（C），也就是说，第Ⅰ部类所创造的新价值应等于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在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两大部类所需达到的平衡条件是：Ⅰ（V+M）>Ⅱ（C），也就是说，第Ⅰ部类所生产的新价值必须大于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只有农业发展了才能为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此基础上的社会经济才能顺利的向前发展。因此，在经济建设中，必须做好规划，统筹资金的分配比例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在理论上将社会生产划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我们是按照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第三产业（服务业）来划分和组织生产的。由于第一和第三产业其最终产品主要是提供消费资料，而工业主要是提供生产资料，因此三次产业的比例关系基本上反映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所以，要使经济运行平稳高效就应协调好三大部门产业结构。根据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必须着力加强第一产业，调整和提高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上做到：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农业种植结构；加快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产业结构要逐步走向高端化，要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在三次产业中所占的比重；在深度结构上要使产业走向高加工化，不断提高高附加值加工工业在工业中所占的比重；在技术结构上要走向高新技术化，不断增强高新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这样才能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3）合理说明了积累，消费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社会主义条件下扩大再生产同样需要“积累”。社会主义社会总产品的收入被称为国民收入，其最终用途可分为积累和消费两部分。积累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消费则是用于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二者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综合性比例关系。因此，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也是社会进步所必需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积累的源泉来自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为社会创造的剩余产品价值。消费是满足劳动者各种需求所必需的，只有劳动者的需求得到了满足，才能提高其生产的积极性，创造出更多的国民收入，从而达到积累和消费的总量均增加的目的。从实质上说，积累和消费又是即对立又统一的。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如果用于积累的部分过多，势必导致消费部分相应减少，二者此消彼长。但积累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二者的根本目的又是一致的。积累率和消费率均取决于生产力水平和国民收入总量的大小。因此在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背景下，更要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合理地安排好二者的比例关系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李金华.核算理论发展与泛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形成[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3-23（3）

[2]朱启贵.科学发展观与国民经济核算创新[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1）

[3]曹立村，黄冠群.发展观演变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历史变迁[J].求索，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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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国际指南; 比较

 1947年,联合国发表了第一个国民经济核算的报告,1951年,出版了第一个官方的国际指南。此后,又出版了多个国际指南,这些国际指南便影响着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与实践,二次大战以后的时期可以称之为“国际指南的时代”。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国际指南进行比较研究,将有助于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与实践活动的不断进步。

一、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三代国际指南

按照时间顺序,我们可以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划分为以下三代国际指南。第一代国际指南:即1951年和1952年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指南和1953年联合国的指南;第二代国际指南:即1968年联合国指南(1968年sna),1970年欧洲的指南(1970年esa)以及1969年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1969年mps);第三代国际指南:即1993年由各国际组织合作完成的指南(1993年sna)和1995年欧洲的指南(1995年esa)。由于mps在国民经济核算的实践中已不存在,下文中将不再涉及这一体系。

1.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第一代国际指南。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第一代国际指南发端于1947年出版的联合国报告。这一报告主要由斯通撰写的附录构成。尽管这一报告代表了联合国,但这一体系是以“货币交易占支配地位的先进工业化经济模式为基础的”①。

应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前身)的请求,斯通指导完成了一份国际指南。这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第一个国际指南,它主要用于马歇尔援助计划。1951年,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出版了《简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1947年的报告相比较,这是一个简化的体系,只区分了往来账户和资本账户,部门的数目只有3个(即政府、企业和住户),对部门也没有进行任何的细分。

1952年,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出版了《标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取代《简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一新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指南考虑了在贯彻简明体系中的经验,包括了更多的账户,但与1947年联合国的报告相比,仍显得非常简单。

在斯通的领导下,1953年联合国发表了一份新的指南———《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及附表》,这一报告第一次使用了“sna”这一名称。这一份指南与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标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非常相似。与1947年联合国报告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指南不同的是,1953年的联合国指南还打算用于发展中国家。这一区别反映在生产范围的扩展上,即1953年联合国指南也包括了某些非市场产出。1956年,联合国在对1953年版本做了少量修订后重新出版了这一报告。

2.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第二代国际指南。

1968年,联合国出版了一个经过全面修订,更加详细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一体系的主要作者是艾德诺夫和斯通。1968年的报告在如何使用这一体系上采用了更加灵活的观点:即各个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各自使用该体系的优先次序。针对发展中国家,特别设计了一章包括对有关内容优先次序的建议和某些特定的有用分类,如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区分及现代和传统生产模式的区分。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联合国出版了一系列补充指南。这些指南阐明了1968年sna没有包括的若干问题,如资产负债表及调节账户,收入分配,不变价格和有形资产等。

1970年,欧洲共同体出版了其国民经济核算的第一个指南,这个指南在概念上与1968年sna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性,但其更多地考虑了欧洲的具体情况,如该体系包括了就业的概念,并且反映了法国国民经济核算实践的某些内容。

3.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第三代国际指南。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第三代国际指南产生于10年以前,即经修订1993年得到核准的sna和经修订1995年得到核准的esa。1993年sna的主要作者是瓦诺利和希尔。这一新的指南包括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核算结构并提出了考虑到不同数据需求和不同国家环境的灵活性的重要性。基于以下原因,1993年sna被认为第一个真正实现了国民经济核算标准的国际化。首先,1993年sna是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洲共同体等国际组织合作下共同完成的,这为更好地协调某些相关指南的概念提供了可能,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收支手册》、《政府金融统计手册》和欧洲共同体的1995年esa的协调。其次,mps作为国民经济核算的实践活动已不复存在,所有东欧国家已向市场经济转型并采用1993年sna和1995年esa。

值得注意的是1995年esa已成为欧洲共同体政府法规的一部分,即成为法定文件。这与所有的其他国际指南均有所不同,像1970年sea和1993年sna,只是对各国推荐使用,而非强制执行。

考虑到欧洲共同体的许多重要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如进入欧洲货币联盟的标准等,需用于行政管理,1995年esa内含着法律的特征也是必须的。这要求1995年esa更加准确,同时也要求各成员国必须更加严格地执行这一文件。

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三代国际指南的比较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三代国际指南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本文选择核算目的、概念解释、观察和推算、核算体系的灵活性、核算结构和部门分类5个方面进行比较。

1. 核算目的。

在联合国1947年的报告里,对国民经济核算的目的给予了较多的关注。报告中指出:“认识到怎样将国民收入与其构成的交易及其他交易的总量联系起来是必要的,现代调查起源于试图对某一概括性总量的测定,目前已将重点放在构成交易的结构和这些交易的相互关系上。”②因而,国际经济总量的估计在1947年联合国报告里只是所关心的问题之一。与此相比较,概括性总量的测定在1953年sna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指南里似乎成了惟一的目的。这可以由其部门核算证明:它们是以非常特殊的方式记录的,是为了直接获得国民经济总量。

1968年sna、1970年esa则接受了与1947年联合国报告类似的方法。例如,1968年sna指出:“为了分析和政策两个方面的许多目的,仅仅利用这些总量是不够的,还需要比较详细地探索一个经济体系的许多方面。探索的结果,现在已经建立了经济模型,在这些模型中主要的总量被进一步地细分或分解。”③

1993年sna和1995年esa也强调了指南的多重目的特性,如:“本体系主要是提供了不同层次的汇总数据以满足对经济行为和造成重大失衡现象的因素如对通货膨胀和失业感兴趣的分析人员、政策制定人员的需要。

系不得不是一种折衷的选择,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各种类型用户的利益,因而也就不可能极为理想地适用于任一孤立的目的。”④

2. 概念的解释。

1947年联合国报告及1993年sna,均对国民经济核算的有关概念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二者被认为是从逻辑和基本原理上介绍了国民经济核算。1995年esa、1953年sna、1968年sna、1970年esa对国民经济核算的记账规则更多地采用了系统列举的方法,在这些国际指南中,对国民经济核算相关概念的讨论是极为少见的。尽管在1968年sna里,某些议题也进行了很好的讨论,如核算体系的结构、投入产出表等,在1995年esa导论中,也讨论了核算体系的结构和一些基本概念。然而,1968年sna修订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对于国民经济核算的多数使用者特别是初学者,这种讲解的方式是难以接近的”⑤,而在1993年sna中,“关键性的概念是通过基本原理而不是列举的方式定义的”⑥。基于这一观点,1995年esa也只能被视为1993年sna的补充。

3. 观察和推算。

所有的国际指南都认为,多数流量的估价可以很容易进行观察而有些流量只能进行推算。这可以使用实物收入和自有住房服务为例子说明。在1947年联合国的报告中就注意到了推算的问题:“表中的项目可以划分为现金项目和推算项目两类,前者反映的是市场交易,后者则是在缺乏市场交易条件下所做出的计算。对于后者的估计要找到一共同的可接受的基础是困难的,只能尽可能将这种实物项目单独进行表示。”⑦1993年sna和1995年esa在补充分类中明确体现了推算项目和其他项目的区分。

1968年sna则强调了区分哪些是可以观察和计量的,哪些是可以根据某些理论和惯例来推论的重要性。“因为为了得到对分析有用的东西而需要处理数据时,就有可能进行到这样的程度,即得到的结果已不再是数据。例如一种商品的供给可以根据这样的假定分配给使用者,即每个使用者都按照一个共同的比例从国内生产和进口方面取得的它的供给。这同观察不同的使用者实际上使用的国内生产和进口的比例结果将大不相同,这会给人以非常错误的印象。在处理数据时几乎永远是需要假定的,不过我们应该认识到,如果这些假定起着主要作用,所得的结果就不再是一项观察,而是一项推论。同时,进行观察的主要目的是使我们能够做出推论,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把两者混淆起来。”⑧1993年sna和1995年esa也接受了类似的观点。

 

4. 核算体系的灵活性。

根据1947年的报告,国民经济核算的国际指南应该是一个灵活的文件。由于国民经济核算的惯例没有考虑到世界上或所有特定使用者的制度差异,所以灵活性是必须的。例如,它明确表达了“在运用这一核算体系时常常有必要加以扩充以适应不同国家的特定环境”⑨。而且,“经验表明在大量测定中某些交易处理时引起不同意见是不可避免的,这归结为不同国家的制度差异。”⑩

在第一代和第二代国际指南中,则缺乏关于国民经济核算概念与特定环境相互关系的讨论。1993年sna又回到了1947年联合国报告的基本原理上:“新体系有两个内在的重要的灵活性。第一个是分类的灵活应用,其基础是对交易者、交易和资产分类的层次结构,该结构对不同数据来源和不同国家的其他特定环境具有良好的适应性……第二个灵活性……它将新体系结构拓宽到所谓附属账户,该附属账户使用了可以替代中心框架的产品和收入概念。对有关环境的附属账户的描述就是体现这种灵活性的一个明显例子。”11

5. 核算结构和部门分类。

国际指南在核算结构和部门分类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947年的报告设计了一套详细和完整的核算体系,包括了24个账户和5个部门。在第一代国际指南中,像1953年sna,提倡一个更加简捷的核算体系。该体系只包括有限的几个账户和部门。第二代的1968年sna和1970年esa则使用了与1947年报告中数目类似的账户和部门。在1993年sna和1995年esa中,账户的使用数量有了较大的增加。例如,对收入使用的描述,1968年sna使用了一个账户,而1993年sna使用了6个账户。

在1947年联合国报告和第一代国际指南中,部门分类是完全功能化的,例如,住户部门仅包含消费者职能而不包括像自我服务活动这样的生产者职能。在1968年sna和1970年esa中,生产账户是功能化的,而收入账户和其他账户则是机构化的。在1993年sna和1995年esa中,所有部门都是机构化的。

1968年sna的一个新特点就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使用了矩阵的方法,这一矩阵概括性地描述了各个账户及主要分类,它将供给表、使用表及部门账户连为一体。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矩阵比1968年sna描述的账户体系更加完整,在矩阵中,展示了资产负债表和重估价账户,尽管在1968年sna中它们并没有得到充分讨论。在1993年sna和1995年esa中,矩阵只是国民经济核算描述可供选择的方式之一,其他的形式还有平衡表(“t”账户)、图示法及方程法。

 [注]

①②⑦⑨⑩un,1947,measurement of national incom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accounts.studies and reports on statistical methods no. 7 (un,geneva),p24,p18。

③⑧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m].闵庆金等.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p9-p10,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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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黄金矿山；地质探矿；特点

近些年，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巨大的提高，我国经济体系受世界的影响越来越严重，所以，如何维护我国经济体系的稳定，增强我国经济抗风险能力，维护我国国民经济稳定发展，成为了关键。而因为黄金自身的特性，决定了它能够成为维护我国经济稳定的重要战略资源；此外，人们对于自身财产保值的观念和理财能力的日益增强，使得黄金市场蓬勃发展。这些都增加了黄金的需求量。但是，黄金矿山的探测是十分困难的，并且它的投资建设的性能较其它的矿产都低。所以其探矿任务很是艰巨，在确定其位置并建成后仍需要进一步探测，减轻开采的作业量。

一、黄金矿山地质探矿特点

1.1地质探矿任务的艰巨性。黄金量的需求是促进黄金矿山地质探矿的决定性因素，随着黄金市场的需求量日益增加，原有的黄金储备已经不能满足黄金市场所需，但是我国存在的很多小型金矿在建设投产时都缺少正式的探测数据报告。所以，在建完投产后还要接着进行地质探矿阶段的探测工作，这些都给矿山开采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同时，黄金矿山在扩大生产规模方时还要有完备的地质探矿数据来编制报告。所以这些都增加了地质探矿的艰巨性。

1.2地质探矿任务的紧迫性。由于黄金形成的条件比较苛刻，所以，形成的黄金矿山矿脉一般较小，可供开采的年限较少，黄金矿脉从发现建设到采完封坑，小型金矿一般仅为10年左右，大型的也超不过20年，只有很少的超大型矿脉才能够长时间采掘。而我国黄金采矿大多为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后开始采掘，到当今已经进入后期开采阶段寻找新的黄金矿脉已成为必然趋势。因此，地质探矿工作的任务就变得十分紧迫，必须加快新矿脉的探寻工作，来保证黄金市场上黄金的供应量。这不仅关系到国家经济环境的稳定，也关系到工人的就业问题。

1.3加强地质探矿工作，增加黄金储存量的可能性。虽说相同规模的黄金矿脉，但也会因为黄金矿脉的走向和布局不同，而导致金矿挖掘难度不同和产金量的不同。因为矿脉的复杂性，地质探矿工作经过一两次的探测并不能全部探明矿脉的情况。有极大的可能会丢失一些矿体。但是，近些年来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为矿脉探测提供了更多的技术手段和设备，使得探矿的技术水平和知识架构不断完善，给新矿脉的探寻提供支持，并且给旧矿脉查找未探明矿体提供依据。极大的增加黄金储量的可能性。

1.4地质探矿手段和优势。地下开采探矿手段主要为深坑和坑内钻探，由于坑内钻探灵活可360度钻进而被广泛采用，除了用于坑道井探矿外，并可用于指导坑道掘进。（1）控制矿体走向变化多实用穿脉坑道，薄矿体较多采用脉内巷道。控制矿体沿倾向变化多采用天井、上山或副穿如图1、图2。（2）坑内钻探：在脉外阶段平巷中，向上、下或水平钻孔布置。如图3。

此外其优越性在于①已探明的黄金数目，在今后两年内就可以采掘使用。若因为急需要求，在探明当年就可以采掘，使得金矿内的黄金矿产变成实际黄金量，不会出现资金积压的现象，有很好的效力。②在新探明的矿脉数量可以给旧矿脉改建提供依据，还可以利用已有采矿设备，降低建设和采矿成本。③提升矿量储存的掌控能力。④地质探矿范围因为在金矿脉周边进行，能够很好地节省成本。

二、探矿作业方法

探矿作业方法的好坏直接决定着矿山的日常生产和收益的提升，探矿作业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相应的矿体范围，这需要充分了解矿体圈定的依据和要求，掌握矿体的圈定方法，下面以砂金矿单个工程矿体边界确定为例。

具体步骤为。（1）根据截穿矿脉放入采样数据，预先取大于等于边界品味为圈定矿体面积，矿体顶面和底面边界为矿体边界线。（2）计算圈定矿体样本的平均品位和厚度值。计算结果高于最低工业品位时，真值厚度大于最小开采厚度时，可划归为工业矿体，取定界线即可采边线，反之不是；但当品质较高而厚度值不大于最小可采厚度时，其两项指标相乘值达到指标时可圈为矿体。（3）当计算值都小于最低规范值时，可去掉顶、底面几个品位值小的样品，重新计算，满足条件后，圈定矿体为工业矿体。此外，在黄金矿山地质探矿进行前要充分收集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因为只有充裕黄金储量的矿山才能够实现较好的经济效益。

三、改进黄金矿山地质探矿的方法分析

下面本文就对改进黄金矿山地质探矿的有效措施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以便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提高其探测方法，进而能够更好地进行探矿，推动我国探矿事业的健康发展。

3.1完善黄金矿山地质探矿结构系统。地矿探测队伍必须要根据矿脉特点进行搭配，还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构建地矿探测队的主要目的在于。（1）对金矿的采掘活动进行相应的监察和提供技术支撑。（2）发掘新的矿脉资源以实现矿脉生命周期延长的目标。这些过程必须进行相应的数据收集分析，为今后工作服务，所以必须完善矿山地质探矿结构系统

3.2改变对黄金矿山地质探矿工作的认知偏见。现今大部分企业都是为了利益而采掘，大矿开发而小矿丢弃。并且将绝大多数工作都交由专业的队伍，而忽视了自身的能动l生。并且由于传统观念作用，只是顾着眼前开采方便，却没有做长期规划，还有相关领导对地质探矿的重要程度认识不足。所以，必须改变人们对这项工作的偏见。

3.3积极研发推广适合黄金矿山探矿的中小型设备。机械化设备的完善是促进金矿生产的决定性因素。现今我国金矿采掘的机械化水准没有一套适用与金矿发掘的结构体系，并且远落后于其他矿山。为了提高机械水平，就必须从中小型设备的革新人手，研制出适合探矿采掘的设备体系，早日实现一体化生产。

3.4扩充计算机在矿业生产系统中的使用面。近年来的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给地质探矿技术运用计算机技术提供了可能。对于地质探测后的采掘在运用远程操控技术和自动化技术提供了条件。同时，对于金矿企业来说，他们可以利用计算机建立一套完整的黄金信息数据库，这能够及大地促进企业对黄金的管理，提高工作和办公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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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有企业；激励措施；员工

中图分类号：F27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1-00-01

一、引言

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企业经过市场经济改革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支柱力量。然而由于发展速度过快，很大一部分企业在人才激励制度问题上存在着不足之处。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构建，社会经济的发展进度体现出新态势、新特征与新标准，导致其在激励制度中的存在问题更加明显[1]。

二、企业员工激励措施的存在问题

1.目前阶段，我国已经处在改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与加速推进社会企业改革的发展时期，然而我国企业员工的激励制度存在不足之处，结构体系具有单一的特点，缺少中长期阶段的激励方式，法律机制无法健全，企业员工相应的薪酬制度显得不够合理，企业员工的人力资本无法充分有效地根据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进行实际分配，使得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创造力与工作热情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短期阶段的行为会严重地损害到企业的经济利益，导致企业资产出现流失现象，或者员工离职导致人才流失。

2.产生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在于企业无法满足员工的实际需求。需求是人们社会活动的内在原因与依据，只有得到一定程度的物质利益，才可以使人的物质达到实现与满足的目的，同时可以有条件地进行各项具体的社会活动。然而对于制定物质的激励措施环节，我国对于企业员工的具体分配方式，基本上仍然是计划经济制度下对于工资机制的直接延续，员工经济收入与其所承担的责任与风险无法一一对应，与社会经营的资产规模与经济效益没有联系，这些是无法符合企业员工的实际物质需求标准，进而会导致腐败或者人才流失的现象，促使企业资产受到严重的损害，这样会直接限制着企业的健康快速发展进程[2]。

3.企业员工的实质精神需求得到实现与满足以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进一步要求。对于精神激励环节，社会的企业内部会受到官僚制度的限制，企业缺乏良好形式的企业文化，缺少对企业员工形成的凝结力与号召力，无法对企业员工实现精神上的极大激励。大部分企业员工的经营绩效与贡献精神，在各种情况下无法得到社会应有的肯定，其合法权利与人格地位无法得到有效可靠的保证，他们有部分有关改善宏观经济调控与组织经济发展的具体意见，无法及时地反映到党委与政府的相关部门。

三、健全员工激励措施，提升企业经济效益

1.在激励人才培养体系的发展过程中，社会企业的管理部门应当将人才价值化的观念执行到各项具体的工作过程当中，体现出对于企业员工维持不变的职业尊重，构建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相互结合、以物质激励作为主导方向的激励制度。在完善企业员工的薪酬制度，实行收入和资产操作规模和社会经济效益达到双挂钩的目的。提升企业员工收入的合理性规定管理，促进经营业绩的不断进步，企业员工在收入环节上应当给予一定程度的奖励。企业应当建立员工竞争制度、通过贡献度提升薪酬，向高端技术发展倾斜、向贡献度发展倾斜的有效合理分配制度，突破人人有份的传统惯例，而且严格根据工作的质量考核评价来达到分配目的[3]。

2.企业仍然需要改变对固定工资占有主体地位的有限局面，降低工资收入中的固定比例，提升企业员工收入中绩效奖金的比例，充分调动企业员工的工作主动积极性。与此同时企业管理环节应当应用信息科学技术构建全套完整的员工薪酬机制结构，对于员工的薪酬发放标准应当进行严格的记录，记录企业中各个员工的入职、转正、转岗与离职的薪酬薪资发放明细信息数据，从而有利于分析决策，制定各种新兴的薪酬薪资制度。同时对于各个行业领域的企业员工薪酬制度进行横向对比、分析与总结，促进企业员工的薪酬制度显得更加合理有效化。

3.在完善精神激励制度方面，企业主要的管理部门需要对工作成绩明显、贡献程度突出的员工进行适当地提拔。每个年度对于通过评选制度所产生的优秀员工，应当授予“优秀企业职员”与“劳动模范”等各种荣誉称号，全面、合理、有效地激励和认可是促进人才释放效益的主导力量。同时企业的主要管理部门应当充分借助信息化网络技术平台，为各个优秀的企业员工完成相应的个人电子档案，记录着企业员工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收获和疑惑、智能和情感、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充分展示出他们的成果、经历与梦想，再促进企业员工的激励，同时给其他工作人员带来一定的鼓舞[4]。

4.企业应当具备良好形式的组织机制与企业文化才可以大力提升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主动性与热情。科学、公平、合理的组织机制可以让员工清晰地认识到正面积极的工作行为可以接受相应的奖励，促使企业激励制度达到有章可循的目的。社会企业还应当为员工提供一个宽敞舒畅、独立自主与公正公开的实际工作环境，从而充分发挥出企业员工的积极主动性。例如根据具体任务的标准要求，给予员工适当的权利，允许员工能够灵活地确定工作场所、时间与方式，提供其具体工作工程中所需要的人员、资金与精神支持等各种实际资源需求。

四、结束语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产生适应性变化，企业无法满足全部的员工的各种实际需求需要，对于一个有发展潜力的社会企业，应当充分研究能够满足企业员工的工作需求、怎样更好地满足员工的活动需要，构建长期与短期阶段激励相互配合的有效激励制度。

参考文献：

[1]朱迪飞，蓝子良，周少华.华为员工激励机制对我国民营企业的启示[J].商品与质量，2012，5（09）：78-52.

[2]徐红云.浅谈民营企业的员工激励机制[J].中国经贸，2011，7（14）：4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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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生态农业;经济;策略

一、农业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

农业经济本身离不开生态环境的保障，二者只有协调交互发展才能够助力区域经济腾飞。目前我国农业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土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效率还十分低下，生态保护工作还不够深入合理，这些都成为制约农业经济协调发展的障碍。当然生态农业经济具有自身的特征，农业生态与农业经济在局限性和开放性兼容的背景下，高效协调路径方案，夯实农业经济运行结构，明确生态农业的属性和规律，全面贯彻和落实技术保障机制，是发展生态农业的基础;明确农业发展方向，统筹监督技术要点和管理，实施经济共同体全方位监督和管控，维护经济运行管理的有机性是发展生态农业的根本保障。

二、生态农业经济发展现状与趋势

农业经济是立国之根本，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宏观指引下，有效贯彻生态可再生资源的开发理念，不仅符合时展的必然趋势，而且能够提供了完善的交流平台，带来多样化和优质的农业产品，有效发挥协调理念的最佳效应，为地区农业资源的深度利用转化奠定坚实的基础。未来只有积极发展生态农业，调整和优化现有的农业经济结构，才可以为社会输送更多的绿色安全性有机农产品。未来“农户+公司”将会越来越多，绿色无公害贸易一体化发展格局将会更加茁壮，农民会深切感受到加工、销售、贸易培育发展带来的实处。国家对于农业生态化监管会逐渐科学，质量监督、检查的跟进，生态农产品监督体系日趋成熟。积极发展生态农业既会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又符合政策和环保的要求，为此是利国利民且大快人心的好事。

三、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农业经济发展策略研究

(一)完善生态农业系统提升农业生产力当地政府要重塑农业发展的理念，普及农业可持续发展观，掌握和探究生态学和自然的基本规律，借助现代化技术推进农业结构的调整。同时宏观统筹指导打造农业产业链，在环境承载的限度内，有机兼容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使农民因地制宜创新生态技术和产品，将种植、生长、采摘与自然生态和谐共生。

(二)发展和优化农产品利用招商引资的手段，拓宽农业生态道路。借助环保产业升级发展的东风，将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有机融合，在有利条件的配合下，有效整合农业市场，提升农业整体利益。在发展和优化农产品的进程中，一定要因地制宜，拓宽产品内涵和外延的同时，同时坚守生态底线，顺应自然发展的规律，防止短期利益驱使导致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三)改进农村社会生态体制生态农业经济发展的征途中，政府需要引入和培养农业储备人才，开发和销售环保产品，降低农业生产的成本，采取各种措施维护生态农业发展市场，培养农业储备人才，改进农村社会服务体制，提高农业科学技术手段以及农业人才的薪资和福利。此外，监测和监督环境污染治理，宣传生态农业技术的重要性，打击劣质生态农产品。

(四)健全生态旅游服务体系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加强农业劳动力素质培养，鼓励生产绿色健康食品，拓宽农产品的销儒渠道。结合乡村旅游业发展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响应国家生态农业的优惠政策，构建合理、鲜活的生态农业。此外利用多种宣传方式加强生态文明教育，精准定位旅游业特色，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为农产品销售增加渠道来源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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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力企业内部控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1.1 股权结构不合理 电力企业的股权成分由国家股、法人股、社会股组成，国家股、国有法人股占有绝对控股地位，而社会投资力量不大。政府无力进行管理，通过委托的方式将部分股东权利教给人――企业经理人员管理，在缺乏相应的鼓励和约束机制的情况下，企业管理者的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会进一步膨胀，形成了企业内部的控制监管不力的现象。

1.2 法人治理不完善 同时，受计划经济的长期影响，电力企业的管理者们在经营管理上还停留在行政管理的概念中，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观念，适应新时期新形势下的变化，全面地实施公司制改革；董事会成员受精力、素质、专业水平的限制，不能独立地代表股东利益发挥枢纽作用；监事会是企业内部的管理层，缺少独立性和必要的监督手段和技能，无法履行监督职能，只能成为摆设。

1.3 缺乏市场风险意识 电力行业的自然垄断功能和政企合一的管理模式，使其严重缺乏市场竞争下的风险意识和效益意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电力体制改革的进行，行业内的竞争局面日已形成，经营风险逐日上升，缺乏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隐患。

1.4 内控管理不到位 电力企业没有较强的内部控制意识，尚未形成完善科学的内部控制制度和标准体系，其管理、实施、检查、评价等工作缺乏权威的管理指导依据，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并没有落到实处，只是用来应付上级部门的检查和审计，各项措施流于形式，使管理制度缺乏应有的刚性和严肃性。

1.5 信息流通不畅 电力企业的运营和管理离不开全面、及时、准确的信息，建立良好的信息管理系统，可以让企业第一时间了解内部运营状况，采取有效管理措施。然而，受企业内部管理机制的限制，缺少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企业在计算机网络信息的建立应用上还有一定的差距，内部各系统中仍存在条块分割管理，使相应的信息流通不畅，影响到企业的运作效率。

2 强化管理、提高内控的改进措施

2.1 产权结构的改革是建立企业内控的根基 电力企业产权改革的方向是打破行业垄断，实行厂网分离，建立以资产为纽带，以股份制形式组合地方电力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实现地方电力企业的产权改革。通过产权结构的调整，将经营权和所有权合一，企业的委托更明晰，所有者变具体，各项监督监管就会直接得力，能够使经营者按照所有者的要求做事，建立和执行内部控制制度。

2.2 规范法人治理结构明确各级管理职能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就必须建立职责清晰、相互制约的管理制度，明确股东、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相应责任。通过各级决策部门、管理部门、监督部门的协调运转、相互制约实现有效的内部控制管理。股东应强化对企业的监督管理；董事会应在人员配备和机构组织上保持独立性，防止人员重叠和管理弱化，积极推行独立董事会制度，强化其管理职能；监事会应完善组织机构和监督机制，调整人员的构成，有效监督企业管理的经营业绩和管理水平，通过对财务报告、盈利水平、决策方针等执行情况的检查，维护企业权益。

2.3 强化风险管理意识 电力企业应首先直面市场，建立风险意识，保持企业的良好发展势头。企业应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管理风险评估，对公司的财务状况构建风险预警程序，通过有效的风险监控系统、处理系统、评估系统、控制系统，强化企业的内外风险管理，对新涉足领域和创新业务也要提高风险评估意识，同时，公司内部各监督机构应发挥有效作用，加强检查、评估，及时排除风险隐患，确保企业的风险管理处于良好的控制状态。

2.4 严密的内控管理体系，强化执行力 企业内部控制管理应包括内部管理的基本规范，实施目标、原则、内容和方法，并有相应的检查、考核、督促等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具体实施步骤，程序和检验监督，通过对企业各项工作进行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使之形成一个完整的运作体系，真正起到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内部管理的协调、控制、促进作用。电力企业已经开始尝试着实行二项责任制、六大资产经营责任制，就是加强内控管理的良好例证。

2.5 完善的信息系统 电力企业信息系统的建立应包括充分且全面的财务信息、经营管理决策需要的数据信息、外部市场的动态信息等。通过涵盖企业内部全部经营活动的信息记录系统，可以顺畅地建立起有效沟通交流的桥梁，让企业员工可以清楚了解企业执行的管理政策和经营程序，传达给有关人员相应的工作信息。拥有良好的信息管理系统可以大大省略了管理负担和重复劳动，更使组织中的每个成员清楚自己的工作职责和具体任务，加快了工作效率，促进了多向沟通，实现企业最大化的信息共享形式。

2.6 强化内外监督管理作用 电力企业应加强公司内部治理功能，通过内部审计缓解问题，弥补外审的不足，完善内部审计制度，通过对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等财务审计加强对公司经营的管理审计，进一步堵塞漏洞、提高经济效益，发挥管理作用。电力企业的外部监督单位应合理分工、确立岗位责任制，加强信息沟通，通过有效的检查和监督，加大执法力度，切实履行好各项责任，为企业的正常运行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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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林业和现代林业一直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近些年来社会发展加快、人口快速增长、物质需要成倍增长，导致自然界的森林资源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因此，在提倡可持续发展的今天，传统林业也必须进行调整和改变，不能持续先发展后治理的老办法，必须要坚持经济和生态环境共同和谐可持续发展。同时，现代林业建立在标准林的基础上，应注重林业生态环境保护，试图在林业生态发展和林业经济发展中找到平衡，使社会发展和国民经济建设走上又好又快的道路。现从以下几方面简单论述林业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建设的关系。

1保护林业生态环境的意义

1.1现实意义

在我国社会和国民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生态环境呈几何速度恶化，自然生态系统被污染和严重过度索取，大量自然资源都面临着短缺和后续乏力，其中林业资源也是其中之一。按常理来说，作为可再生资源的林业，只要统筹科学、开发合理，是可以持续为我国经济建设做出贡献的。但是，我国森林产业的现实状况是：森林生态系统退化速度比建设速度快，局部好转，总体恶化，林业生态环境建设的本文由收集整理主体缺位、供体错位，载体即林地和林木发展跟不上经济发展需求。林业生态环境恶化造成了每年数百亿的经济损失，传统的林业经济模式已经无法适用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改变势在必行。

林业主要以森林为主要资源，森林是一种复杂的复合生态体系，是地球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是人类氧气的制造者和二氧化碳的净化器，也是生态链中重要的一环。

林业是所有生态建设的主体，同时其又可以是规模巨大的生态经济循环系统，林业生产的物质产品绝大部分都是可降解再生的绿色能源，在节能减排目标中具有不可估量、不能替代的重大意义和作用。林业又是生态文化的源泉。必须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树立正确的森林经营理念，体现在人与环境、资源与生态、经济与自然的协调和统一的发展，通过科学、政策、技术和不断进步的管理措施，通过不断地适应寻找到适合我国社会自身发展情况的道路，以期达到林业资源的多方面发展、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1.2经济意义

森林是大陆生态系统的主要环节，也是林业经济的最重要载体。培育健康的森林生态系统是林业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建设的最主要目标。完整平衡的森林生态系统不仅能够持续提供生态效益也能持续提供经济效益。被破坏的退化的森林不仅在物质生产能力上明显衰退，森林的其他效益功能也必然相应减少。我国现有森林生产力只相当于其潜在生产力的1/3，这是国内林业产业界内的共识，因此恢复、开发和提高森林生产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也是必要的。此外，林业生态环境可以支持复合经济体系的发展，可以帮助建设和发展多样化的经济结构，在成熟健康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备的林业生态体系和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是共生的，如果片面强调任何一方面的效益，都会使林业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建设失去推动力与生命力。因此，完全可以在建设功能性完整的林业生态体系的同时，形成以林业资源为依托、以商品林基地为龙头、以林业商品产业和绿色旅游产业为一体的林业产业体系，建设如木材、林果、花卉、草坪等产品的深加工产业，逐步形成比较发达、系统和绿色的林业产业。

2林业生态保护建设发展的亮点

一是发挥林业的经济功能。生态优先并非不考虑经济功能，只有发挥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才有物质基础；应分清国

家对天然林和人工林管理的政策界线，切实保护天然林资源，按照森林经营的技术要求合理利用人工林；遵循林木生长的自然规律，科学合理地采伐利用，让林业在发挥生态、社会效益的同时，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二是提高林农的积极性。林业产权制度改革后，林业部门划定采伐区域、数额，企业与林农实现“订单林业”，减少了企业的灰色支出，使林农

直接受益，可有效提高森林加工企业和林农植树造林的积极性。三是建立林业要素市场。林业要素市场建成后，通过林权有序、规范流转，可以盘活林木林地资产，解决森林资源经营周期长、效益兑现慢、生产风险大的问题，提高林农的生产积极性，促进林业规模经营、集约经营。通过林权证抵贷款，解决林农发展林业资金不足的问题，促进了社会闲散资金与银行资金流向林业，加快推进林业产业化进程。

3保护林业生态环境产生的新经济建设点和经济增长点

传统林业只将注意力集中在森林所能提供的最主要资源——木材上面，但是林业资源可以提供远比木材更多的产 品，能够对经济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以下是3种主要经济增长形式。

3.1促进森林旅游业的发展

森林旅游业的发展是林业生态环境最主要的贡献。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日常生活中的休闲娱乐也开始日益重视，森林旅游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也是扩大内需、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途径，并且正在我国迅速生成和增长。完善的森林资源是森林旅游的基础，森林旅游业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可以发展出主要如森林公园、交通运输、餐饮、商贸、旅行社、娱乐等多种依托森林资源的经济体。此外，还可发展各种层次的辅助服务机构和组织，这些都是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多方支点。

3.2促进林业副产品产业的开发

林业资源除了能够提供木材之外还能提供很多林副产品，如动物、林果、花卉、次生动植物资源。根据不同地区的林业资源特色，可以建立不同的副产品产业，最主要的有野生动物资源产业、林果深化加工产业、次生动植物开发产业等。深化开发林业资源的副产品可以为经济建设提供更多的选择和机遇。

3.3使林业生态环境保护形成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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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旅游卫星账户；发展；方法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7)07－0011－08

旅游卫星账户(Tourism Satellite Account)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各国普遍认可的、科学的旅游统计系统，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出基于旅游卫星账户的经济分析。中国的旅游卫星账户肇始于2003年到2005年的江苏省区域旅游卫星账户的编制。2005年，浙江省也编制了自己的区域旅游卫星账户。现在，部分旅游城市正在探索性地讨论编制城市旅游卫星账户的可能性。

本文将着重理清旅游卫星账户发展的脉络，说明旅游卫星账户的核心方法，初步讨论编制区域和城市旅游卫星账户需要考虑的问题。

1　旅游卫星账户的发展

在加世纪最后的20年，旅游卫星账户从一个学术概念发展成为现实的旅游统计系统。在这个过程中，三个国际性组织和一个国家对旅游卫星账户的发展贡献良多，他们是世界旅游组织(UNWTO)、经济合作组织(OECD)、欧盟统计处(Eurostat)和加拿大。

旅游卫星账户的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概念发展阶段、探索阶段以及融合与深化阶段。下面将分阶段记述旅游卫星账户的重要文献和研究成果。

1．1　概念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

关于旅游卫星账户概念的讨论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这之前，旅游统计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旅游本身的定义方面。1963年联合国召开的国际旅行与旅游大会最终确定了国际通行的定义，包括国际游客(visitor)、国际旅游者(tourist)和国际一日游游客(same-day visitor)。三者之间的联系是，国际游客包含国际旅游者和国际一日游游客。其定义如下：

国际游客指离开其惯常居住地到别国，并不以赚取酬劳为目的的任何人。国际游客包括国际旅游者和一日游游客(当时称短途游客，excursionists)。国际旅游者指在别国至少停留24小时以上的国际游客，目的包括休闲、商务、家庭、公务、会议(UNWTO，1981:5)。

在1978年，联合国出版了《国际旅游统计临时手册》。1963年确立的这些基础概念都被采纳，从而奠定了旅游统计的基础。1994年世界旅游组织确立的关于旅游的定义系统，也是在这些定义的基础上产生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旅游组织就在推动旅游卫星账户发展方面扮演了积极的角色。1983年，世界旅游组织就发表了一个报告，强调旅游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性，以及它与经济、社会的相互影响和依赖。报告建议将旅游作为一个产业直接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个建议并没有被联合国采纳，原因在于，旅游产业被普遍认为是不同于传统产业的特殊产业。但是这个报告宣告了旅游统计发展的新方向，它论证了旅游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重要性，强调旅游统计要与国家统计系统相衔接。

忒勒特(Teillet，1988)在1988年讨论了通过修改国民经济账户体系评估特殊行业的可能性。他专题讨论了与旅游相似的教育行业。他强调国民经济账户体系需要显示各种行业的资金流动情况，以便为管理提供依据。同时，他建议卫星账户应包含一些非货币数据，例如产业的就业规模、固定资产等。虽然他没有直接去讨论旅游卫星账户，但这些观点对旅游卫星账户都有直接指导意义。

1．2探索阶段：20世纪90年代

宣告这一阶段开始的标志是加拿大旅游卫星账户的草案和经合组织的旅游经济账户手册。另外．还有一个事件对旅游卫星账户有重大影响，它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93(SNA’93)的颁布。

1991年世界旅游组织在渥太华召开了一个题为“旅行与旅游统计”的国际会议。世界旅游组织强调，旅游信息系统必须与国民经济账户体系相结合，旅游卫星账户是旅游信息系统发展的现实途径。同时，与会代表同意，国际通行的“旅游”的定义必须符合如下标准：1．全世界通用，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2．定义应简单、明确；3．严格地以满足统计的需要为目标；4．与现行的国际标准和分类相一致，这里就是与国民经济账户体系以及国际工业分类体系相一致；5．定义应简单而且可测量(UN&UNWTO，1994:3)。

在1991年以前，经合组织、世界旅游组织、法国、加拿大都了与旅游卫星账户相关的报告。这些报告有两个特点：1．都建立在投入产出表框架的基础上；2．都局限于旅游特征产业方面，即仅研究饭店、旅行社等直接与旅游相关的产业。法国被认为是建立了第一个旅游卫星账户体系的国家，但是，法国并没有向世界公布法国旅游卫星账户的结构、内容和结果。因而，加拿大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旅游卫星账户的者(Lapierre，et al，1991)。

从1987年开始，加拿大国家旅游数据工作委员会(The National Task Force on Tourism Data)要求加拿大统计局发展加拿大旅游卫星账户。加拿大统计局于1991年在渥太华会议上宣读了小组研究报告，掀开了旅游卫星账户的新一页，题目是“卫星账户与旅游信息系统”。这被认为是第一部对外公布的国家旅游卫星账户(Smith，2000)。

1993年，联合国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93版(sNA’93)。在这个体系构架内，所有的独立产业都是从供给的角度加以定义的，即生产相同产品或者提供相同服务企业的总和被定义为一个产业。例如，农业企业都生产农产品，那么凡是生产农产品的企业都属于农业生产部门；民航业提供民用航空运输服务。然后再以投入产出矩阵为框架，具体描绘了各种产品对生产情况以及在各个产业部门之问的资金流动情况。

可是，从供给的角度，旅游企业并不生产同一种产品或同一种服务。饭店总体上提供以住宿为核心的服务，旅行社提供的是一种综合服务，旅游车船公司则向旅游者提供交通运输服务，等等。显然，所谓旅游企业提供的服务并不相同。因此，在SNA’93的体系内，旅游不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

SNA’93考虑到了旅游业的特殊情况，它建议了两种方法来测度旅游业。一种方法是，修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每个与旅游相关的产业和产品下都细分出旅游子目录，然后分别做相应的评估。例如，在航空业、交通业等行业下都分出旅游子目录，分别统计后进行累加。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将旅游列入 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可以直观地看到旅游在各产业中的比重；然而这种方法破坏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完整性，改变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基本结构。另一种方法是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结构体系，专门评估旅游产业的规模。后一种方法被普遍认为是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因为它对整个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不做任何修改，同时运用其中的相关数据，实现对旅游产业规模的评估。使用后一种方法，形成的建立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上的附属体系，就称为卫星账户。

因而，旅游卫星账户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有着同构的特点，卫星账户是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补充与完善。正是卫星账户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这种亲缘关系，使得卫星账户的结果可以拿来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结果进行比较；具体地说，有了旅游卫星账户，旅游产业就可以同农业、建筑业、制造业以及服务业等其他产业进行比较，明确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具置。旅游卫星账户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补充账户的方式被写入SNA’93。这成为旅游卫星账户发展的强心剂，从此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都投入到旅游卫星账户的研究和探索中来。

1994年世界旅游组织出版了《旅游统计建议》(Recommendations on Tourism Statistics)以及《旅游活动国际标准分类》(The Standard InternationalClassification of Tourism Activities，简称SICTA)。前一，个文件是对1991年渥太华会议以后在旅游相关定义方面研究成果的总结，正式提出了一整套国际通用的定义。这一定义系统一直沿用至今(UN &UNWTO，1994)。

1999年，作为对多年研究探索的初步总结，世界旅游组织出版了《世界旅游组织旅游卫星账户：概念性框架》(UNWTO Tourism Satellite Account(TSA)：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经合组织也大大推动了旅游卫星账户体系的发展。经合组织在这方面的尝试始于1991年。该组织了旅游经济账户手册(Manual on TourismEconomic Accounts)，并在成员内部推行。旅游经济账户(Tourism Economic Accounts，简称TEA)是最早的度量一个国家的旅游产业规模的系统之一。这个系统与后来的旅游卫星账户的主要区别在于，旅游经济账户局限于所谓的旅游特征产业，即与旅游有直接关系的产业，如饭店、旅行社、民航、交通等。而旅游卫星账户则还要考虑到所有与旅游者消费有关的产业，如汽油、服装等的零售、文化消费等等，并不局限在传统认为的旅游特征产业。同时，经合组织始终坚持从服务于政策咨询的角度完善这一系统。

从1997年开始，经合组织开始建议其成员国从旅游经济账户系统向旅游卫星账户系统转变。经合组织接受了旅游卫星账户的合理性和可行性。1999年经合组织旅游委员会自行编制完成了新版本的旅游卫星账户以及旅游就业测算方法，并在2000年出版了《经合组织旅游测算方法》(Measuring the Role 0f Tourism in OECD Economies)。这个手册说明了经合组织推荐的旅游卫星账户的方法以及16个成员国在编制旅游卫星账户方面的经验，这些国家包括走在世界前列的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英国、美国、西班牙，等等(OECD，2000)。

欧盟统计局也很关注旅游卫星账户的发展。它更关注旅游统计方法与地区经济发展的结合。1995年，欧盟统计局也作了专项研究，讨论旅游的产出和供给在一个具体区域的平衡问题。

正是以上三个国际组织最终促成了旅游卫星账户方法的融合。

就国家而言，对旅游卫星账户贡献最大的是加拿大。加拿大1991年对外公布了第一个国家旅游卫星账户的构想，1994年对外公布了第一个国家旅游卫星账户的结果。这向全世界宣布旅游卫星账户从一个概念发展成为一个切实可行的统计系统。加拿大还发展出了一套适合旅游卫星账户需要的数据收集体系，即旅游者调查体系，国际游客和国内游客在一个游程中停留的所有省、市都被记录下来，在各个地区的旅游花费也被记录下来，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不重叠的数据体系。同时，在国家旅游卫星账户的基础上，加拿大还为各省编制了省级区域旅游卫星账户。所有这些事实，使加拿大成为旅游卫星账户的先驱。

1．3 融合与深化阶段：1999年以后至今

费彻林1999年在讨论卫星账户的方法时表达了他对旅游卫星账户发展现状的担忧。世界旅游组织和经合组织都在发展自己的国家旅游卫星账户体系，同时这两个国际组织都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但是“不能保证这两个组织能够在方法上达成共识”，似乎旅游卫星账户方法上的分歧不可避免(Frechtling，1999)。

然而，就在同一年，世界旅游组织就在法国尼斯召开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国际大会，会议的主题是“量度旅游的经济影响”。会上，三大国际组织――世界旅游组织、经合组织、欧盟统计局同意成立一个专门工作组，来平衡各方面的需求，形成一个国际通行的旅游卫星账户体系。两年以后，也就是2001年，世界旅游组织和加拿大旅游局在温哥华召开另一次国际会议，了三个组织共同的研究成果：《旅游卫星账户：推荐方法框架》(Tourism Satellite Account：Recommended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简称TSA：RMF)，这是现在最通行的旅游卫星账户版本。

这一文本标志着旅游卫星账户方法上的融合，一个全球统一的旅游卫星账户系统得以形成。

现将所有与旅游卫星账户有关的重要文献罗列如下(见表1)。

在2001年以后，旅游卫星账户的编制成为研究和讨论的重点，对旅游卫星账户的研究也更趋深化。例如，具体讨论数据的收集(Frechtling，2005；Smith，2000)、编制的过程与经验(shanna&Olsen，2005；Fleetwood，2005)。对旅游卫星账户研究的另一方面的深化是旅游卫星账户的区域化。例如，加拿大、法国就在国家旅游卫星账户的基础上编制了省旅游卫星账户。

最近的一次国际会议是2005年10月在巴西召开的，题目是“旅游卫星账户：理解旅游和设计战略”。很多国家在会上交流了编制国家级旅游卫星账户的经验，同时也提出一些新的研究课题，例如琼斯教授在2005年就谈到了区域旅游卫星账户的发展和特殊问题(Jones，2005)。

1．4 WTYC与国家卫星账户体系

一个颇具争议的系统是世界旅行与旅游协会(WTTC)于1993年颁布的国家卫星账户体系(theNational Satellite Account，简称NSA)。世界旅行与旅 游协会是以世界最大旅行商的CEO为成员形成的国际组织。重要的航空公司、旅行商、酒店集团等的CEO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因而，这个组织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国家卫星账户体系设立的目标是测度“旅行和旅游行业”对经济的贡献率。虽然，这个系统也叫卫星账户，但是它和通常意思的卫星账户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国家卫星账户测度的是“旅行和旅游行业”，而旅游卫星账户测度的是旅游产业。其次，国家卫星账户以美国的数据为基础，以国家间的消费指数为桥梁，推算出各个国家的相应数据；而旅游卫星账户以投入产出表为基本结构，以当地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另外，在旅游消费等关键概念的认定上，也有较大区别(WTTC/WEFA，1993；WTTC/WEFA，1996)。史密斯教授曾经从概念、结构、方法、数据来源四个方面系统论述了这两种方法间的区别(smith，1997)。

通常，国家卫星账户体系关于旅行与旅游行业对经济贡献率的结论比旅游卫星账户得出的结论大很多，有的甚至是几倍的差距。学术界普遍认为，旅行与旅游协会关于旅行与旅游行业规模、就业规模的测算，与旅游卫星账户相比，在方法上存在缺陷，结论上夸大事实(smith，1997；Hansen&Jensen。1996)。

但是，世界旅行与旅游协会在旅游卫星账户探索的初期，对旅游统计系统提出了非常好的构想，在研究上是有贡献的。某些观点也被世界旅游组织采纳了。例如，SUV的消费是否应算入旅游者消费，这一问题就是世界旅行与旅游协会提出的(WTTC/WEFA，1993；WTTC/WEFA，1996)。

2　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旅游卫星账户在江苏省的实践

2．1 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中国的旅游卫星账户正在经历本土化的过程。在讨论旅游卫星账户本土化之前，先要讨论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发展历程。总体上说，中国的统计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1952年至1984年。这一阶段采用的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即MPS体系。它源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前苏联，是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的历史产物。它适应了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要，为我国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科学的计划经济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阶段为1985年至1992年。在当时我国国民经济的管理是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主导思想的背景下，这一时期，MPS和SNA两种核算体系共存。国民经济核算工作既要考虑有计划指令为主导方面所需要的指标体系，又要兼顾有市场调节为辅所需要的数据资料，以适应我国经济体制的发展变化过程，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党政决策部门的需要。在这一阶段，我国统计工作者与经济、理论、教育工作者密切合作，研制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把两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相互转换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1992年》，并付诸实施，较好地解决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换时期的核算问题。第三阶段为1993年至今。为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取消了MPS，建立与联合国新SNA接轨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新版本。从1993年起，国家统计局对1992年《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进行重大修改，探索建立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新版本。因而，我国现行的统计制度本质上是源于SNA’93(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李强，2001)。

在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个大背景下，发展旅游卫星账户在我国成为可能。

2．2　江苏省区域旅游卫星账户

2001年在江苏省旅游局的主持下，开始了旅游卫星账户在中国划时代意义的实践。2002年9月，工作组完成了《江苏旅游卫星账户体系构建》，系统提出了江苏区域旅游卫星账户的构想。2002年江苏省旅游局代表李明耀在世界旅游组织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上宣读了《关于构建中国江苏旅游卫星账户体系初步设想》的研究成果。这是中国第一次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正在进行的区域旅游卫星账户的实践。2003年，江苏省旅游局委托西安交大签订合同，委托其进行区域旅游卫星账户研究。2003年9月形成了《江苏旅游卫星账户构成数据机构调查方案》，并报江苏省统计局审批后实施。同年江苏省旅游局请江苏省社会经济调查队进行了有关江苏旅游卫星账户结构性抽样调查。2004年9月在国家旅游局和国家统计局的联合主持下，江苏省旅游卫星账户通过评审(江苏省旅游局，2006a；江苏省旅游局，2006b)。

江苏省的区域旅游卫星账户的研发是在我国还没有全国旅游卫星账户的基础上进行的。他们能够依据的资料是世界旅游组织推荐的方法框架，世界上60多个国家建立国家旅游卫星账户的经验，以及加拿大、西班牙、英国少数几个建立了区域旅游卫星账户国家的研究经验。其重大难点在于，区域旅游卫星账户需要在一个开放的区域内研究旅游统计与评估。这也是区域旅游卫星账户与国家旅游卫星账户的巨大区别。

江苏省的区域旅游卫星账户是中国第一个旅游卫星账户的实践，同时也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区域旅游卫星账户之一。它为世界提供了一个中国样本，为中国提供了旅游卫星账户的成功示范，为国家旅游卫星账户和其他省级区域旅游卫星账户的开发提供了经验。

在此以后，浙江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都相应编制了旅游卫星账户，分别在区域旅游卫星账户的编制方面做了新的尝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区域旅游卫星账户在中国的实践。个别城市，如苏州、大连、成都、秦皇岛等都在尝试进行城市旅游卫星账户的编制。区域和城市旅游卫星账户在中国的发展需以后作专门的论述。

旅游卫星账户不仅是一种统计制度，更是一种分析方法。在区域旅游卫星账户建立之后，如何运用旅游卫星账户，如何选择分析方法成为一个课题。

3　旅游卫星账户方法

旅游卫星账户的方法简要地可以从定义群、投入产出模型和卫星账户报表来说明。

3．1 定义

旅游卫星账户是一种统计制度，它必须以科学的定义系统为基础。旅游卫星账户的定义都是建立在世界旅游组织定义体系的基础上。世界旅游组织1995年出版了《旅游统计的概念、定义与分类》(Concepts，Definitions and Classifications for TourismStatistics)，系统定义了旅游，并将旅游分为入境旅游、出境旅游和国内游。

旅游活动包括“人们离开惯常环境并停留在一个地方，连续不超过1年，以休闲、商务和其他目的为目的的活动”，这个定义有四重意思：首先，旅游被定义为一种活动，不是一个产业，这是因为旅游是从需求的角度来定义的；其次，旅游活动需要离开其惯常环境并停留在目的地；再次，旅游活动有个时间限 制，连续不超过1年；最后，旅游不仅包括以休闲为目的的活动，以商务为目的的活动也包括在内。

在这个定义中，惯常环境最难定义，各国也有不同的标准。2002年加拿大和西班牙就此专门成立了工作组，对世界上39个国家的情况进行了调研。他们发现，20个国家以距离作为标准，如加拿大旅行超过80公里才被认为是旅游，澳大利亚是40公里，美国是100公里。有13个国家以访问频率作为标准，瑞士和波兰认为，每周都去一次的地方都属于惯常环境。6个国家采用其他标准，如提前计划的旅行就是旅游，或者将过夜客人都认为是旅游者，或者在节假日的出行都被认为是旅游。也有些国家采用了综合标准，如芬兰认为，离开惯常居住的50公里，并且不是每周都去的目的地的旅行才是旅游。

我国现有对旅游的标准是，离开惯常居住地10公里，路上花费6小时。

入境旅游、出境旅游和国内旅游是被普遍认知的定义，这成为组织旅游卫星账户的一个依据。同时，在此基础上，又产生了新的一组定义：国际旅游(International Tourism)、国民旅游(National Tourism)和域内旅游(Intemal Tourism)。国际旅游包括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它用来描绘国际收支平衡情况；国民旅游包括出境旅游和国内旅游，它说明国内居民的旅游活动；域内旅游包括入境旅游和国内旅游，它描绘旅游者在一个区域的总花费。旅游卫星账户主要分析域内旅游数据，即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出境旅游虽然在卫星账户中有反映，但主要是数据形式，没有形成有意义的经济分析结论。

3．2　投入产出模型

投入产出模型是一种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它是SNA’93的基本框架，同样是旅游卫星账户的基本框架。其基本假设是投入和产出有着平衡关系。

投入表描述不同行业对不同产品的购买行为，就是描述不同产品因消费而在不同行业间的流动。产出表描述不同行业对不同产品的生产行为。

旅游行业的特点是，从消费的角度，旅游企业既向旅游者提品，也向非旅游者提品，如酒店为旅游者提供服务，也为当地居民提供服务；从生产的角度，旅游企业生产旅游产品，其他行业也为旅游者提品。这样就需要在投入产出表中分门别类地进行汇总。

旅游卫星账户中，投入表的数据来自有针对性的旅游消费调查，产出表的数据来自统计部门的商业调查。有了这两种数据，并在投入产出模型的框架内组织起来，就是旅游卫星账户的数据基础。

3．3　报　表

世界旅游组织的推荐方法框架(TSA：RMF)中的10个表和经合组织手册中的16个表没有本质区别。区别大体是三点，第一，经合组织的卫星账户没有入境、出境、国内旅游的分类；第二，经合组织用一张表专门描述旅游者的特点；第三，经合组织的卫星账户分别用当前价格和基准价格来描述需求与供给情况。

下面以世界旅游组织推荐的10个表来简单说明旅游卫星账户表间的关系。10个表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以投入产出模型组织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数据。表1到表4从需求的角度分别描述入境旅游、出境旅游和国内旅游的消费情况，并由表4做域内旅游的汇总；表5从供给的角度描绘旅游业；表6得出旅游卫星账户最重要的结论――旅游增加值(Tourism Value Added)。第二部分是旅游卫星账户的结论部分，包括表6到表10，分别描述旅游增加值、旅游就业、旅游业固定资产、旅游集团消费(指政府为促销发展旅游进行的消费)和一些非金钱指标。

TSA：RMF推荐的旅游卫星账户10个表的关系如图2所示。

3．4　核心指标

《旅游卫星账户：推荐方法框架》(TSA：RMF)推荐了4个核心经济指标，域内旅游花费(InternalTourism Consumption)、旅游产业增加值(Value Addedof Tourism Industries，简称VATI)、旅游增加值(Tourism Value Added，简称TVA)和旅游GDP(Tourism GDP，简称TGDP)(OECD，et al，2001)。

域内旅游花费是入境旅游花费和国内旅游花费的总和。旅游对当地国民经济的贡献是由域内旅游花费拉动的。因而，这是旅游卫星账户首要的核心指标。

另外三个核心指标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

旅游行业增加值是所有旅游企业一定期间内创造的增加值的总和。这一数值不去考虑旅游企业的产品或者服务是提供给了旅游者，还是提供给了非旅游者。提供给非旅游者的产品和服务其实不是旅游产生的增加值。旅游行业的总产出减去中间花费，得到旅游行业增加值。

旅游增加值是指由于域内旅游花费而引起的增加值，它可能是旅游行业创造的，也可能是与旅游相关联的其他行业创造的。它通过累加所有旅游者消费的产品和服务引发的增加值得到。

旅游行业既向旅游者提品和服务，也向非旅游者提品和服务。旅游者消费的产品和服务被定义为旅游消费品，非旅游者消费的产品和服务被定义为非旅游消费品。旅游领域的复杂性在于，旅游行业既生产旅游消费品，也生产非旅游消费品；旅游者既消费旅游行业生产的旅游消费品，也消费非旅游行业生产的旅游消费品。因而旅游消费对旅游行业产生的GDP有贡献，对其他行业产生的GDP也会有贡献。这是旅游统计、旅游贡献率的评估难于其他行业的原因所在。

旅游GDP可以简单地解释为因域内旅游花费而生成的GDP。GDP是一个增加值的概念。它是一个区域内、一定时间段内，所有当地生产者创造的增加值的总和，再加上相应的税收，减掉政府返还的补贴。从这个定义看出，GDP是由当地的生产者创造的；旅游GDP则是由当地的域内旅游花费创造的。前者是从供给角度衡量GDP，后者则从需求的角度创造了旅游GDP这一新概念。

旅游业增加值、旅游增加值和旅游GDP三者的异同可以总结为表2。

4　旅游卫星账户的发展――区域、城市旅游卫星账户

从1999年开始，旅游卫星账户进入了融合与深化的发展阶段。2001年，国家级旅游卫星账户方法的融合已经完成。2001年以后，旅游卫星账户的发展主要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方法本身的细化，表现为对信息收集方法、旅游卫星账户本身结构的讨论；一个是旅游卫星账户的区域化，甚至城市化(江苏省旅游局，2006a；江苏省旅游局，2006b；浙江省旅游局，2006；潘建民等，2005)。

区域旅游卫星账户或者城市旅游卫星账户都要着重解决几个问题：

第一，建立区域或者城市旅游卫星账户是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的建立为前提。因为对于卫星账户而言，编制旅游业相关的投入产出表是必不可少的。在我国，大多数省定期编制投入产出表；而在城市一级，大多数城市没有编制。所以，编制区域或者城市旅游卫星账户前需要进行编制的可行性研究。

第二，区域或者城市旅游卫星账户的建立，不但要考虑如何为政府争取资金、争取政策、管理市场、引导企业服务，更要为地方的旅游业经营者、投资者服务。这就需要在旅游卫星账户的内容和结构方面提出适合区域和城市需要的、比国家级旅游卫星账户更加灵活的方法和结构，最终形成以旅游卫星账户为核心的新的旅游信息体系。

第三，区域或者城市旅游卫星账户的设立需要考虑整个旅游信息系统的提升。从统计数据的采集、数据的汇总与分类到卫星账户的编制，都要求以旅游卫星账户的新方法为基础，按照其要求进行调整，甚至创新。而旅游卫星账户编制完成以后，基于此的经济分析也会成为旅游研究的重大课题。

5　结　论

国家旅游局和国家统计局已经将国家级旅游卫星账户的开发列为近两年工作的重点，部分省也在开展区域旅游卫星账户的实践。一些城市已经就建立城市旅游卫星账户进行了调研。这为旅游卫星账户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