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主导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主导，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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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体性原则，即从国有经济的整体出发，搞好搞活国有经济。

对国有经济实施战略性调整与改组的目标，就是要收缩战线、集中精力、保证重点，从整体上搞好搞活国有经济，而不是要搞活每一个国有企业。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活每一个国有企业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因此，国有经济调整与改组途径的选择。政策措施的制定与实施，都要体现整体性原则。要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立足存量资产的调整，把优化国有资产分布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同优化投资结构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国有经济必需进入的领域，依托新的体制和机制，以更大力度发展国有经济，在国有经济不必进入的领域，坚决地退出来。加大改革力度，推动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促进国有企业优胜劣汰机制的建立和整体素质的提高。

二、主导性原则，即有利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不是不要国有经济，而是要去其枝叶，壮其主干；不是削减国有资本的绝对量，而是把有限的国有资本集中到那些急需发展的领域，集中到那些关系到国家战略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行业，以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及其特定功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产业的控制和发展；对竞争性产业中非国有经济力量的控制和引导；对整个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物质环境所产生的带动作用。此外，国有经济还承担着一些体现制度特征和国家利益的特定功能，这包括：保证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贯彻实施；在那些关系国家竞争力的高风险领域进行投资，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能力；促进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等。对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应有利于上述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发挥和特定功能的实现。

三、规模化原则，即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的规模水平。

国有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的实力，是一国经济实力的体现和象征。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就是要在放开放活国有小企业的同时，收缩战线，扶持重点，培育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有大企业和企业集团，改善国家对国有经济的管理，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因而在实施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过程中，要坚持规模化原则，要有利于国有经济规模水平的提高。

四、流动性原则，即有利于促进国有经济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

资本的生命在于运动。但是，由于国有经济存量资产在归属方面的部门化、地区化和管理方面的实物化，致使国有资产难变现、难流动、难重组。国有经济不能随市场态势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调整，国有资产存量难以通过流动和重组得到优化，这既影响国有经济的效益，也影响国有经济功能的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成功与否的关键，就在于其资产能否顺利地流动。因此，对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必须遵循流动性原则，要有利于打破条块分割，实现国有资产的价值化管理，促进国有资产存量能够随市场态势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不断流动和重组。

五、创新原则，即有利于建立一个促进国有经济调整的新机制。

国有经济布局不合理，是多方面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对其进行调整，不能仅着眼于改变现有的不合理状态，而应在这一过程中，用市场经济的办法建立一个促进国有经济不断调整和优化的新机制。通过新机制的建立，推动企业的优胜劣汰，使优势企业能够迅速扩张，劣势企业能够及时被兼并和破产；通过新机制的建立，使国有经济能够及时进入必需进入的领域，及时退出不必进入的领域。因此，对存量国有资产的调整，必须遵循创新的原则，着眼于新机制的建立，使增量国有资产的进入，不是对不合理的存量布局进一步强化，而是一开始就依托新的机制，具有自我调整和优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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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有经济及国有经济控制力概念

普遍认为现代政府在经济管理方面具有这些职能：维持经济稳定和增长、实现物价平稳和充分就业、推进收入公平分配。为了实现这些经济职能，政府被赋予一些控制经济的权力和实施这些权力的条件。控制在这里的含义是完全技术性的。它是指给定社会和经济结构，政府根据其效用函数，确定政策目标，即经济系统要达到的状态变量。通过改变控制变量的值来改变经济系统的状态，从而实现其政策目标。因而，控制力就是指政府通过改变控制变量来改变状态变量，从而达到政策目标时的时滞和实际逼近程度。当政府采用一些政策使某些目标很快很好的实现时，可以将之定义为控制力大，反之则小。

研究国有经济控制力问题，必须从国有经济的概念谈起。一般认为，国有经济是指资产归国家所有的经济成分，按目前的统计分类，应当包括国有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和其他企业中的国有成份。

国有经济控制力的概念，首先是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来的。报告指出：“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据此认为，“国有经济控制力”是指国有经济以多种方式参与国民经济中方向性的、具有产业主导地位的行业和领域，通过控制支柱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中的骨干企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进行引导的调节能力，通过控制国防、战略性物资生产部门、高科技领域等部门，保障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通过控制社会公共部门，保证社会稳定的保障能力的总和，着重体现为国有经济控制的企业和事业单位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程度，具体体现在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调节能力和保障能力。

二、影响国有经济控制力的主要问题

我国国有经济与其他国家的国有经济相比，具有自己独特的一面。作为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要为维护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权稳定服务，这就决定了我国国有经济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分布范围和比重要高于其他国家。

1、国有经济布局合理性问题。国有经济布局合理与否，决定国有资本能否在市场经济中充分发挥作用。目前，我国国有经济的分布特点是“点多、面广、线长”，尤其是国有资本仍大量分散于自身并不具备明显优势的一般竞争行业和中小型企业，使有限的国有资本不能被有效集中使用，严重削弱国有经济的素质和竞争力。同时，行业中的“过度拥挤”，不利于国有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并最终影响国有经济控制力的发挥。除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骨干企业外，国有资本还广泛分布于一些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竞争比较激烈的加工工业和一般业。据统计，我国608个工业小类中，国有企业涉足604类占99.3％，大中型国有企业涉足533类占87.7％。就是一些竞争性的加工工业和一般竞争行业，国有经济的比重仍然偏高，如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3个门类中，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均超过50％；冶金工业国有化程度超过60％，汽车工业国有化程度超过70％。

2、国有控制企业的经营绩效问题。国有控制企业是国有经济的主体，担负着许多的社会功能，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像其他经济类型企业那样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我国国有经济广泛存在于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在一般竞争性行业中有大量的国有控制企业存在。在这些行业，国有控制企业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参与竞争，它们在行业内的地位和控制力与其经营绩效密切相关。即使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国有控制企业的运营也要讲求一定的经济效益，如果国有控制企业因经营无方导致长期巨额亏损或者政策性亏损超出了它产生的社会效益，再谈控制力也就失去意义。国有企业经济效率相对较低，整体素质差，竞争力弱。2002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净资产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净资产的比例为66.8％，但其销售收入和利润总额所占比例仅分别为43.7％和45.5％，净资产收益率只有6.63％，远低于其他所有制企业；总资产贡献率为8.71％，不仅远低于集体企业和外资企业，而且低于规模以上企业平均水平0.7个百分点。国有企业比重大、利润高的六个行业(石油、烟草、钢铁、交通设备、电子和通讯、发电)，除烟草外，非国有企业总资产贡献率都显著高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平均高近2个百分点。

3、国家控制经济的手段和方式变化。国家对经济实行控制的手段和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通过发挥国有经济的作用对国民经济进行直接控制只是其中的一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运用法律（法规）手段等间接方式来调控经济将会被越来越多地采用。这样，对国有经济控制力的要求将会相应降低。因此，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对国有经济的发展及其控制力的变化有着很大的影响。

三、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的有效途径

国有经济通过结构调整，进一步加强重点领域，是提高国有资产整体质量，保持国有经济适度的控制力，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是积极稳妥地加快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保持必要的数量和比重。改善和提高国有经济控制力，需要保持必要数量的国有经济。没有一定的数量和比重，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支撑、引导和带动作用就无从谈起。国有经济这种必要的数量和比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总量中保持必要的规模和比重；二是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国有经济应继续处于支配地位；三是在不同地区国有经济所占比重有所差别，但应保持一定的规模。为此，一要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机制。二要充分发挥国有大企业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中的作用，加快培育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主业突出、核心能力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支持具备条件的国有大型企业通过重组上市等多种途径，加快发展主业，增强竞争力，扩大影响力和带动力。三要建立健全国有企业优胜劣汰机制，加大国家对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的支持力度，通过市场机制淘汰效率低、失去竞争力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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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控制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命脉。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国有企业要适应国家发展和市场竞争的需要，就要不断进行战略性的经济调整和改革，以促进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加强国内国企经济的调整需要从国有企业的布局和企业的组织结构两个方面进行合理的规范和改革，以促进国有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国有企业 经济调整 目标 内容 探究

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在我国的国有经济中，国家对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都进行了较为严格的控制，如国防性和公益性的行业。而对一些一般的营利性竞争行业，国家则采用较为松弛的管理和控制，甚至不参与企业管理。因此，国内国企进行的经济调整也要根据国家对不同国有经济的要求和控制程度，以更好地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国有企业自身竞争力的提高提供保障。

一、加强国有企业的合理布局

我国国有经济的分布范围较为广泛，涉及到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要加强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经济调整，就需要从不同的行业和领域对国有企业进行合理的布局。

1、国家要对关乎整个社会稳定和安全的行业领域采用独资和垄断的方式，以确保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一个国家进行国内一切改革和发展的基础。因此，国家要加强对一些重要国有经济领域的控制，如国防军事工业、航空航天业、金融业和广播新闻影视业等重要的领域和一些较为特殊的农业领域，这些行业领域都是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条件，需要国家实行绝对的垄断和控制。

2、在国有经济的范围中，对于一些对国家和社会影响较大的行业领域，国家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掌控和投资。如国有经济中的铁路运输、航空、城市电力、通讯和石油开采等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领域，国家不能进行完全的垄断支配，而是要运用我国的法律和国家的行政手段对其进行部分的干涉和管理。

3、国家要加大对重点国有企业的投资和支持力度，对于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支柱性产业要充分发挥技术和人力等各方面的支持作用。国家可对国有经济中的一些大型企业加大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提高对大型企业集团的支持数量，促进国家经济实力和企业竞争能力的提高。

4、高新技术产业是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产业，对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积极地推动作用。高新技术产业包括的范围较为广泛，主要有海洋工程和新能源、新材料的开发和运用等，是社会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国家要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待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为社会和国家带来的巨大利益，不断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力度。

5、国家要加大对国有大企业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等各个方面的支持和投资力度，增加大企业的数量，而对国有小企业则让其自由竞争和发展。如在电子、机械化工等大型产业的发展中，国家适当地加大投入可以使企业扩大规模，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为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带去更多的资源和服务。而对于家具、食品和纺织等制造产业和领域，国家要适当地减少对其的控制和参与，让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中进行自由竞争，以优胜劣汰的方式实现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

6、保持国有企业各自的特色，促进自身优势的发挥。我国国有企业合理布局的目标是鼓励不同地区充分发挥自己的区域资源优势，促进各地区特色经济的发展，以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由于历史和地理位置的原因，我国各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在东部的沿海地区，因为地理位置的优势，开放程度高，与外界的交流较为密切。在这些区域，国家可加大对新兴技术产业的投资，鼓励和支持该地区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研发。

同时，在我国的中部地区，由于经济相对落后，国家可注重对其进行矿产、能源资源的开发，加强对这些地区交通和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建设，充分发挥中部地区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优势，促进中部地区区域特色经济的发展。对于西部地区，国家要实行政策上的倾斜和支持，促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以东部地区的先富带动西部地区的发展，缩小地域贫富差距，促进各地区的协调共同发展。

二、积极构建合理的国有企业组织结构

构建合理的国有企业组织结构就是指在经济体系的改革和发展中，要保证大小企业的合理比例，保持中小企业占大成分的比例。在国有经济调整中，国家要不断增加国有大企业的经济规模，促进大规模企业数量的增加，同时还要保持中小企业的数量，提高它们的市场竞争力。我国国有企业的经济调整要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作出适时地调整，积极促进国有企业合理组织结构的构建，从而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目标。

调整和优化国有企业的布局和组织结构，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促进国企经济调整的重要方式和手段。随着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促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是增强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的基本保障，也是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其发展状况直接关系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和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强弱。因此，在进行国有企业的经济调整过程中，国家要根据企业的自身特点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涉及不同行业领域的国有经济要采取不同的掌控政策，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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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新制度代替旧制度需要经历一个时间段，这就是诺斯等人所称的制度变迁的时滞（戴维斯和诺斯，1971）。中国金融制度变迁作为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的一部分，其与经济体制其他组成部分相比的超长时滞，已经影响到了经济转型的整体绩效。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戈德史密斯（1969）和麦金农(1973)等人采用实证方法，证明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存在紧密联系。肖（1973）从分析金融中介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角度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金融深化”的概念。King和Levine（1993a,b,c）分析了80个国家1960-1989年的经济数据。他们发现在经济和金融之间存在的高度相关性。同时发现证据证明金融发展水平是未来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指示器。Levine(1997)从金融体系降低交易费用的角度，论证了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国内学者谈儒勇（2000）、武剑（2000）、韩廷春（2002）、周立（2003）等也从实证角度验证了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密切关系。

尽管中国与西方国家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密切关系方面存在一致性，但是中国的金融制度却与与西方国家以产权保护为核心的市场化金融制度有很大不同。“二重结构”下的国家金融控制，和金融资源配置的所有制歧视，至今仍然是中国正式金融制度的两大基本特征（张杰 1998）。中国金融制度的所有制歧视，其程度远远超过了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和消费品交换领域的正式制度，不仅限制了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影响了整体经济绩效，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非正式金融规模的扩大（Allen,Qian和Qian，2000）。脱离了国家监管的非正式金融活动，尽管为民营经济提供了一定的金融支持，但其完全自由的市场化运作，也增加了国家金融体系的风险（钟伟、巴曙松等，2004）。

张杰（1998）、林波(2000)在诺斯（1981）的国家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了中国金融制度变迁中的国家模型与效用函数，他们都将能否实现国家效用最大化作为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在转轨时期，即得利益集团与新生力量之间对市场规则制定权的竞争，已经影响到了国家的决策（比如近期国家对某些过热行业违规民营企业的查处，以及新的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出台，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国家决策正在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国家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决策行为，使之能更好地协调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因此，在现有国家理论的基础上加入利益集团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中国金融制度的变迁进程，以及为加速中国金融制度的变迁提出对策。

二、中国经济民营化与金融制度变迁的滞后性

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的快速增长成为中国经济近年来最大的亮点。但是，由于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滞后性，使得非国有经济获得的金融支持与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极不协调。由此派生出了非正式金融体系的发展和正式金融体系中的金融资源浪费问题。中国人民银行赣州市中心支行课题组（2001）已经使用赣州地区的经验性数据，分析了金融制度变迁的滞后性给非国有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将在本文的第一部分进一步采用全国的数据对此进行全面分析。

（一）中国经济民营化与正式金融体系的所有制歧视

1.中国经济的民营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放宽非国有经济可进入领域，鼓励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数字，2003年我国非国有经济工业增加值达到21637亿元，占全部工业增加值比重的52.7%。如果加上第一、第三产业中的非国有经济增加值，则非国有经济比重将超过国有经济，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推动力量。图一列出了1985-2002年间，非国有经济在我国工业部门中的地位和比重。

正是由于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因此有人提出了中国经济“民营化”的说法（陈雨露等，2004）。我们认为，尽管从结构上看，国有经济仍然掌握着国民经济的核心部门，不过从国有与非国有经济的比重来看，现在提出中国经济具有民营化趋势并不为过。今年1-7月，全国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7116亿元，其中非国有部门完成投资11406亿元，占42.1%。实际上，非国有部门强劲的投资增长，已经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图二展示了1985-2002年非国有经济投资增长情况。

图二描述了1985年以来非国有经济投资总量及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变化情况。自1993年前后起，非国有经济开始迅速增长，并在2002年达到了总投资的56.6%，超过了国有部门，成为我国投资增长的第一推动力量。

2．中国的金融抑制和所有制歧视

长期以来，中国金融体系承担着某种财政功能，特别是对国有经济的财政补贴功能（张杰，1998；周立、胡鞍钢，2001）。这一点，在改革后所以尤显重要，主要原因在于国家为了保证改革过程中的体制内稳定，而不得不对国有部门提供持续的补贴（张军，1997）。因此，国家直接控制下的金融体系，将金融资源的绝大部分配置给了国有部门。尽管国有部门的产出效率和产出总量，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都在不断下降。

正式金融体系对于国有经济部门的偏向，构成了中国式的金融抑制。但与赫尔曼等人（1996）提出的金融抑制目标完全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对于金融市场的直接干预，是为了实现社会稳定，而不是培育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加之政府、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由于问题而引发的大量X低效率，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根据周业安（1999）的估算，1992-1997年间，由于金融抑制而形成的贷款损失高达12512.66亿元，总资金漏损达25795.83亿元。两项之和相当于2003年我国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22.6%。

图三描绘了以国有工业为代表的国有经济总量增长趋势，及同时期国有经济所获得的信贷资金支持。从图中可以看到，1995年以前，国有经济在充足的信贷资金支持下，保持了稳定增长趋势。但从1995年后，国有经济的增长幅度开始放缓，而与此同时国有部门所获得的信贷资金总量却没有同步放缓，而是继续迅速增长。由此反映出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的资源非市场化配置和国有部门资金使用效率低的问题。

国家对国有经济的金融支持，是以对非国有经济的所有制歧视为代价完成的。金融体系对非国有经济的歧视表现为限制非国有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进入信贷市场，限制非国有企业进入证券市场融资，以保证金融资源对国有部门的集中供给。非国有部门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所获得的信贷资金支持的比较，可以很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据统计，金融机构对非国有部门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例在1993年达到21%的高点以后，即一路下滑，到2002年这一比例已经降到13.3%的历史低点（图四）。

将图一、二、三综合比较，不难看出我国非国有部门的经济贡献及其所获金融支持之间的巨大差异。而且直至目前，金融体系对于非国有部门的歧视，仍然没有根本性改变。

（二）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滞后与非正式金融安排

1．中国金融制度的滞后性

中国金融体系从原来的人民银行单独行使全国金融职能，发展到现在的以人民银行为中央银行，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政策性银行与商业性银行相分离的多元化银行体系和初具规模的证券市场体系，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而且自始至终，国家始终保持着对金融体系的控制。

最初，国家主要通过对人民银行来控制全国的金融资源；1983年前后，经济的强劲增长和金融资源规模的迅速扩大，使得国家仅通过人民银行已经不能十分有效地控制全国的金融资源，于是陆续成立或恢复了工、农、中、建四家国有银行，这四家银行分别代表国家负责不同领域金融资源的筹集、管理和分配，资源的最终支配者仍然是国家；1994年，国家成立了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并提出国有专业银行要向商业银行转化。但这里面的一个隐含的前提是，国有银行的商业化不能妨碍国家对金融资源的直接控制，显然国有银行的商业化目标与国家对金融体系的功能定位存在本质冲突，而这实际上也成为国有银行商业化进程缓慢的一个主要原因。时至今日，掌握着全国70%金融资源的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仍然在进行之中，尽管国家已经制定了国有银行股权多元化方案和具体的改革时间表，但是如果国家不肯放弃对金融资源的直接控制，改革的效果如何仍难以预料。

从证券市场发展进程来看，中国证券市场自建立之初的目标就非常明确：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筹集资金。实际上是国家从单纯追求对国有经济的货币性支持转向寻求货币性金融支持和证券性支持并存，以缓解国有银行过度集中的金融风险（张杰1998）。因此，证券市场与银行体系的功能几乎完全一样，即为国有经济提供金融支持。从图三可以发现，近10年来，国有经济所获得的信贷支持呈快速增长趋势，这一趋势至今仍然没有减弱。而且国家对国有经济的金融支持显然与国有经济的效率无关。总体上看，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落后于其他经济领域的改革，金融市场的市场化程度，也低于其他要素和消费品市场。其核心表现就是前文所述的金融资源配置与国民经济部门贡献的非对称性，也就是金融体系的所有制歧视；以及由此派生的利率的非市场化决定。

2．中国非正式金融安排

非市场的组织形式常常随着市场的缺失而出现（Arrow,1963）。在缺乏正式金融体系支持的情况下，中国非国有经济若要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就必须借助于非正式金融安排。非正式金融安排通常是指在正式金融体系之外发生的，不受监管机关监管的金融交易。实际上，多年来我国各类型经济部门投资的主要部分都来自于内部积累和非正式金融安排（表一）。

从表一可以发现，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是企业自筹和其他资金。贷款在企业融资中的比例基本维持在20%左右的水平。显然，即便对于高利润行业而言，企业在短时间内靠自我积累凑足60-70%的投资资金，也是比较困难的。而且那样会大大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因此企业必须通过自我积累和银行信贷以外的渠道，筹措投资资金。更直接的数据来自于2002年中国第五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根据调查的结果，中国私营企业的启动资金中有18.75%来自民间借贷，即非正式的金融安排。农业和商业积累资金占38.41，银行贷款仅占13.85%。

史晋川等（1997）证明，民间金融比国有金融制度更适合于体制外产出增长的金融需要。Allen、Qian和Qian（2002）也利用官方统计数据发现并分析了中国非正式金融体系的存在，他们认为这种基于个人信任的非正式金融安排应该与正式金融体系一道得到发展。Montiel （1993）对一些欠发达国家的研究发现，在这些国家中非正规金融大约占其金融市场总量的33%到75%。在一些国家中，非正规金融已超越商业银行而处于主导地位。非正规金融的规模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金融抑制的程度，随着金融抑制的减弱和消失，非正规金融的规模也会逐步缩小。杜朝运（2001）分析了中国农村的非正式金融安排，他认为非正规金融只能是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必然要被对应于基础制度的正规金融所取代。

非正规金融游离于正式金融体制之外，不受监管机关限制管理，完全依靠个人信誉维系。这种近乎原始的金融活动注定要被现代化的正式金融体系所代替。

至于对应于非国有经济部门的非正式金融安排，实际上是中国金融制度变迁滞后性的另一方面表现，它的规模也会随着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加速而缩小。

三、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利益集团理论解释

（一） 对于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已有解释

中国经济改革始于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政府控制着改革的总体方向和进程。原因是政府拥有相对于其他利益集团的绝对政治权力优势和资源配置权利优势（杨瑞龙，1993，1998；张宇燕 何帆，1997；）。因此有人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当然也包括金融制度的改革）取决于政府及其核心领导者的偏好及效用最大化（胡汝银，1992）。金融制度变迁方面，张杰（1998）在金融制度变迁国家决定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以诺斯的国家理论为基础的国家效用函数，其核心内容体现了国家追求金融资源支配权的偏好及相对应的约束。林波（2000）进一步扩展了国家效用函数，增加了金融安全和金融资源使用效率等新的内生变量。

对于中国经济和金融改革由国家主导的观点，很早就有人提出异议。周其仁

（1994）、杨小凯（1998）、张军（1999）、光（1999）、周业安（2000）均依循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理论传统，将中国改革进程解释为政府对于制定外生规则的逐步退出，和内生规则对于外生规则的决定性地位逐步确立。杜恂诚（2000，2002）从经济史的角度，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方法比较了我国近代史上市场自发的金融制度变迁和政府主导下金融制度变迁两种路径，从而展示了自由金融市场在制度变迁方面的优势。段银弟（2003）运用制度经济学原理，对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和方向进行了描述。当然，基于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滞后特征，目前中国金融制度的变迁仍然是政府在起决定性作用。但是显然政府已经不是金融制度变迁方向和进程的唯一力量。

陆磊（2000）的研究证明，目前我国金融体系中少数国有机构垄断金融市场的格局，成为形成独立利益集团的必要条件。利益集团掌握着足以影响政府决策的资源，并以此寻求自身利益。失去制约和监督的利益集团活动，会对金融市场和消费者利益造成负面影响。

（二） 中国金融制度变迁滞后性的利益集团因素

1．中国金融制度结构的耐久性

在张杰（1998）提出的国家直接控制金融资源支持国有经济增长的要求已

逐步放松的情况下，金融制度体系却并没有及时响应和发生积极转变，非国有部门融资困难的状况没有根本性改变。金融制度变迁仍明显滞后于与其相联接的投融资制度、企业产权制度的变迁。根据诺斯（1990）、青木（2000）等人的观点，整体性制度安排能够经受住环境的变化，而表现出耐久性，最重要的原因是制度按照维持现状的方式根据参与人的政治权力和技能赋值，使现行制度下的即得利益者能够拥有维持现状的资源和能力。此外，制度化和参与人能力发展的反馈机制也进一步强化了制度的耐久性。中国渐进改革中形成的即得利益集团，具有阻碍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动机和能力，而这无疑大大减缓中国的改革进程（Sachs 胡永泰 杨小凯，2003）。

2．中国的“政治银行家”集团与“政治企业家”集团

根据奥尔森（1965）和斯蒂格勒（1971）的研究，产业监管制度主要是为特定利益集团服务，而不是为公众服务的。如果利益集团的规模足够小，那么集团就有充分的激励去影响政策制定者，以制定有利于自己的监管制度。正如陆磊（2000）的研究所发现的，中国金融市场由少数金融机构垄断，这些机构完全可以组成独立的利益集团，并采取行动影响政策制定者，使其制定的制度更有利于该集团。

中国的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多重目标，以及其所存在的严重的委托―问题，使其领导者具有“政治银行家”（罗金生，2002）和“政治企业家”特质。

二者的效用函数具有很大相似性，既追求货币收益（与银行和企业效益挂钩的个人收入）也追求非货币收益（权力、政治支持、社会声誉等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银行家所承担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对国有经济的金融支持，国家对银行自身效益指标要求相对弱化。因此按照上级指令分配金融资源，成为政治银行家的核心任务，任务完成情况决定了其非货币收益的多少。而在金融资源分配过程中的个人非正规货币收益，也决定了政治银行家的货币收益总量。在青木（2000）的分析框架下，由旧体制长期培养出来的政治银行家，已经习惯于旧金融制度下国有银行的角色定位和个人利益分配结构，其个人知识和技能的发展，也与这种定位和利益分配结构相适应。政治银行家成为旧制度的坚定捍卫者。当政治银行家群体目标一致，掌握了足以影响政策制定者决策的资源，并且规模足够小的时候，就有可能形成政治银行家集团，共同行动以阻碍金融制度向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变迁。

作为国有企业领导者的政治企业家，已经习惯了现行金融制度下金融机构对国有企业长期的无效率金融资源供给。金融制度任何市场化变迁，都会改变有利于国有企业的金融资源配置格局。因此政治企业家也有充分动机形成一致行动，影响政治决策。只不过由于政治企业家群体规模较大，难以控制广泛的“搭便车”现象，因此政治企业家不易形成有效率的利益集团。不过，随着国有企业数量的逐步减少和大型国有企业集团管理权限的集中，这一群体也开始具备了形成利益集团的必要条件。

政治银行家集团和政治企业家集团目标一致，利益趋同，具备形成一致行动的基本条件。而且这两大集团拥有足够的资源和政治影响力，以继续保持现有的金融制度框架。而以非国有企业为代表的新兴利益集团，其经济和政治实力，都无法与政治银行家集团和政治企业家集团相抗衡。因此，在新金融制度的制定过程中，往往会对既得利益集团体现出一定的倾向性。这就是我们所揭示的中国金融制度变迁滞后性的利益集团因素。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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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经济在湖北的国民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九省通衢的区位条件和得天独厚的资源赋存，使湖北成为国家投资的重点地区之一。湖北国有经济的发展围绕国家重点项目的布点展开，在人均GDP水平较低的基础上，较早进入了重工业阶段。国家长期高强度、大规模的投资，奠定了湖北国有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也使湖北成为了工农业大省。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湖北国有经济进入到调整和拓展的新阶段，特别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结构性矛盾取代总量不足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后，湖北省加大了结构调整力度，产业结构转换速度明显加快，企业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也得到了一定改善，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贡献逐步提高。但面对实际，着眼未来，推进湖北国有经济的战略性发展，促进结构优化升级，全面增强湖北国有经济的整体竞争力，需要对现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有深入的认识。

二、对湖北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的分析

（1）国有经济布局逐步优化，但整体素质不高

经过多年努力，湖北省国有经济正在步入一个新的阶段：①大型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亟待突破，全省85户国有大中型企业，已有80户进行了公司制改造；②中小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局面已经形成，2003年全省85%的国有中小企业已经改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占18.17%，国有资产已基本上从县市国有工业中退出；③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取得进展，部分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领域，并向支柱产业、高科技产业转移，使产业结构逐步得到优化。

但是，国有经济战线过长，整体素质不高：①行业遍及各个门类。省属企业国有资产遍布各个门类，其中，工业企业占48.6%、建筑企业占9.62%、商贸企业占5.9%、交通运输业占21.7%、文化产业占5.3%、宾馆酒店业占1.9%、其它企业占13.1%。②国有工业比重过高。同全国及沿海省市相比，湖北省国有工业总体规模占工业的比重明显偏高。2002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完成的现价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60.4%，而全国平均40.8%，浙江为13.6%，广东为19.3%，江苏为22.8%，福建为26.2%，湖北省国有工业比重明显高于上述省市。③国有工业战线过长，重点不突出。湖北省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有1997户，涉及到39个工业大类，300多个中类和1000多个小类，总资产达到5832亿元。无论从产业分布、地区分布或企业规模看，湖北省的国有工业都存在战线过长、数量太多、力量分散等问题，覆盖几乎所有工业和不同规模的工业企业。④国有工业产业结构仍处于低度水准。国有工业产业整体素质不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国有工业中，有接近一半的企业分布在进入门槛相对较低的13个大类企业中，如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纺织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造品制造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等，这些企业的共同特点是技术含量不高，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程度有限，市场竞争比较激烈，由于体制问题，社会负担以及历史包袱过重等问题，这些行业中相当部分的国有企业经营效果都不理想。其次是国有工业中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过低，不能对工业结构的集中化起有效的主导和带动作用。

（2）国有企业组织规模不断优化，但规模不经济仍突出

经过近年实施改制改造，兼并重组等战略性调整，国有企业组织规模不断优化。全省255户省属企业中，总资产超过5亿元的有14户，超过50亿元的有5户，超过100亿元的有2户。国有企业规模不经济的问题有较大程度改善，但问题仍然突出。

①大企业发展不足。大企业多原本是湖北省工业经济的一大特色，但改革开放后，大企业数量在全国排名明显下滑。2002年，国家公布的100家特大型企业中，湖北仅有东汽和武钢两家入围。2002年，湖北平均每个大型企业创造的现价工业总产值只有5.73亿元，分别只及江苏和广东的80.6%和82.9%。

②大多数行业集中度低。汽车工业除东汽、神龙外，其余整车企业生产能力均不足万辆。钢铁工业除武钢、冶钢、鄂钢具备一定规模外，其他15家地方企业平均产量不到5万吨，且产品品种严重趋同。水泥工业除华新、葛洲坝、光化在30万吨以上外，其他大部分在10万吨左右。化肥工业除湖北化肥厂、宜化、大峪口、黄麦岭、双环集团外，其他50多家企业均未达到最低经济规模。

③企业之间的社会化分工、专业化协作水平不高，大企业难以发挥规模优势，中小型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不够。

④规模效益差。由于国有企业分布于过多的产业与行业，盘子虽然大，但单个企业资本却较小，无法实现规模经济。在一些规模经济要求高的行业，企业规模小而分散，多数企业没有达到合理的规模经济。以汽车制造业为例，该行业有126家国有企业，只有东汽、神龙等两家企业产值超过40亿元，就是这两家企业的年产量与国内同行业相比也相差甚远。如果按汽车行业规模经济产量来衡量，差距更是巨大。世界公认的汽车生产最小合理规模为年产15万辆，而湖北省所有汽车生产企业总加起来的年产量也仅有18.1万辆。此外一些规模经济效益不明显的国有中小型企业，不少企业缺乏特色，专业化协作程序低，未能开放搞活，竞争力弱。

⑤国有企业带动力不够。国有工业在一些主要行业中，缺少顶尖企业，大企业的规模也不够大，特别是缺少特大型、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对行业具有很大牵动作用的企业。作为全省排头兵的大企业同其他省相比，差距较大。如武钢销售收入只及宝钢的67.9%，鞍钢的81.4%；东汽只及上海大众的45.1%、一汽的50.4%；武烟只有红塔集团的11.6%。

（3）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明显好转

近年国有企业经过纵深改革，国有企业运行质量和经济效益明显好转。继近两年经济效益创历史新高后，国有企业经济又有新的突破。2004年第一季度，全省国有及控股企业实现销售收入、利润分别为649.53亿元、55.1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1.86%、25%。

三、湖北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调整的思路

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应主要围绕两方面来展开：一是积极稳妥地加快推进国有经济结构调整，着力提高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特别是国有控制企业的竞争力；二是加快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建立和完善“管人、管事、管资产”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具体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提高国有经济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国有经济要根据行业性质和特点、国有企业的规模和竞争力，选择性地控制战略行业、主导重要行业、参与基础行业、退出一般行业。

国有经济应该垄断或高度控制的战略行业。一是关系国家安全的行业，包括关系国防安全的行业，如武器弹药制造、航天航空工业、核工业等行业；关系政治安全的行业，主要有教育、文化艺术业、广播电影电视业、邮政通讯业等；关系经济安全的行业，如金融业、保险业等。二是提供重要公益的行业。这些行业有一定的营利能力，但其公益性的性质要求其不能以营利为目标，要求国有经济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如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公共设施服务业（市内交通、园林绿化、环境卫生、风景名胜区管理等）、社会福利保障业、综合技术服务业（气象、地震预报、测绘环境保护等）、地质勘查、水利管理等。三是具有自然垄断性的行业。主要有各类运输（铁路、公路、管道、河道）干线、机场、港口、电网、自来水、煤气、电力等行业。这些行业一般具有较高的自然垄断性，进入壁垒高，需要的投资一般较大，但收益也较稳定。这些行业与人民生活和社会生产紧密相关，公益性色彩也较强，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可选择性小，价格又容易被控制。因此，这些应主要由国有经济垄断或控股经营，以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利益。四是珍稀自然资源采掘业。如贵重稀有金属和非金属以及具有放射性和剧毒等的矿产资源开采业。这些行业或因资源稀缺但对经济和科技发展有重要影响，或对人民生命和自然环境极具危险性，应主要由国有经济控制经营。五是重要战略物资或特殊物资行业。如粮食、化肥、烟草、盐业等。这些行业与人民生活和生命健康关系密切，同时也是国家重要的税收来源，应主要由国有经济控制经营。

国有经济应保持一定控制力的重要行业。一是重要的资源性产业。除应由国家高度控制的自然资源外，其他重要的自然资源如煤炭、石油天然气、铁、有色金属等矿产的开采，森林养护与采伐等行业。二是高新技术产业。微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仪器仪表、生物医药、核能利用、新材料等具有国际先进技术水平、应用前景广阔、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较大影响的产业，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仍需国家通过扶持相关行业有影响的大型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形式来实施。

国有经济可以参与的基础产业。主要包括制造业中对资金和技术要求较高的重加工业，如装备工业、黑色和有色金属冶炼、汽车及其配件制造业、化学工业、石油加工、医药工业、造纸工业、大型批发零售贸易业、大型房地产业等。由于国家已对这些行业投入了大量资金，行业的排头兵基本上都是国有控制企业，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在这些行业保持国有经济一定的控制力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根据其竞争能力，或进或退。如果国有企业具有较强的竞争势力，且效益好，则应该继续发展，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如果既有的国有企业缺乏竞争力，则应该尽快退出。国有经济要逐步退出，国有资本逐步从绝对控股向相对控股转化。

国有经济应加快退出的一般性行业。进入壁垒较低，规模优势不明显的一般竞争性行业，制造业中的纺织服装业、皮革产品制造业、食品加工与制造业、文化体育用品制造业、家具制造业、印刷业、橡胶制品及塑料制品制造业、日用化学品制造业、中低档建材制造业、金属产品制造业、农业机械、日用电器制造业、小家电及其他加工工业，服务业中的商品零售业、除国家专卖之外的批发业、仓储及配送业、餐饮业、公路运输业、宾馆、旅行社、文化娱乐业、律师及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服务、中介及信息咨询服务业等，国有经济应尽快退出。

第二，构建国有资本有进有退、能进能退、有序流动的体制和机制。增强国有资产的流动性是实现国有资产有效进退、有序流动的前提条件。建立科学合理的国有资产评价体系和价值管理体系，建立和完善产权市场，降低国有资产进退的交易成本和流通成本，提高透明度。建立以经济效益为主，政策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结合的国有资本投资和营运的标准和业绩考核体系，为国有经济的进退提供客观标准。建立科学的产业政策体系和国民经济运行评价体系，为国有经济的进退提供决策依据，发挥国有资产的宏观调控功能。

第三，积极稳妥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构建和完善以公有制为基础，国资、民资、外资共融共进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公有制经济实现形式多样化的基础上，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形成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建立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产权，健全产权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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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劳动就业

经济增长是和结构转变相联系的，它包括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转变、工业化、人口与就业结构的转变及城市化等内容，它意味着在需求结构和贸易结构变动的驱使下，劳动、资本等要素不断向高生产率、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和区域流动。本文从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和人口的城乡及区域结构等三个维度，分析我国经济20多年来的结构调整，这种变革与调整已经带来了经济总量的扩张、经济效率的提高、运行机制的改变和愈来愈典型市场经济的特征。在这一进程中，就业增加也是在结构改善和配置效率提高的基础上实现的。

一、所有制结构变动与非国有经济高速发展

我国经济的发展与所有制结构的调整相伴随，原来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一个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轮廓已经显现在我们面前。

（一）国民产出的所有制结构

从国民经济总体角度分析，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1997年，我国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为74772亿元，其中，非公有经济实现18096亿元，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为24．2％，而公有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占75．8％。这是根据新标准计算的，即公有制经济中包含了混合经济中的公有成分。如果按照旧有口径计算，那么非公有成分大约在32．9％，公有经济的比重大约为67．1％。很明显，在国民产出中，公有经济的比重还比较高，但在商品流通等竞争性强、对非国有经济的禁入较松的第三产业，公有经济的比重下降较快（见表1）。

由于GDP的所有制结构在统计上有一定的难度，我们以工业生产的所有制结构为例，来分析近20年来我国经济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见表2）。

1．国有工业份额不断下降1978年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为77．6％，1990年为54．6％，1999年为28．5％。20世纪80年代（以下均指20世纪）平均每年下降2个百分点，而90年代平均每年下降3个百分点，下降速度有所加快。

2．集体工业份额有所上升由1978年的22．2％上升到1990年的35．6％和1999年的38．5％，平均每年上升0．8个百分点。集体经济的增长，主要依托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有经济比重下降导致的公有经济地位相对下降，同时也使公有经济的内部结构和运行机制发生了变化，并且为进一步的产权改革铺平了道路。

3．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增长包括个体私营经济、外资和港澳台经济、以股份制为主的混合经济从无到有，尤其是90年代后，这一类型经济占有的份额明显上升，从1990年的9．8％上升到1999年的33％，年均递增2．5个百分点。

（二）资本投入的所有制结构

从资本金和资产角度分析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我们以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为例（见表3）。1999年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经济实收资本占全国的比重为61．5％，集体经济比重为8．5％，两者之和为70％，占有全部工业资本金的2／3。而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和港澳台投资经济的资本金比重分别为7．6％、15．4％和12．4％，这三类经济的资本金占全部独立核算工业的比重为35％。从资产结构来看，1999年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资产结构与资本金结构基本相同，公有制经济中的国有和集体经济的资产比重分别为68．8％和9．0％。由于加上了混合经济中的国有控股部分，公有制经济的资产比重被放大了。这说明了两点：（1）尽管我国经济日趋多元化，但公有经济仍然占有主导地位；（2）与产出相比较，公有经济占用的资产达77．8％，但提供的产值（1999年国有工业21．4％，集体工业18．3％，合计39．7％）相对较少，说明公有经济的要素生产率较非公有企业要低。

最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是私营企业，一方面是新建企业不断增加，同时集体企业改制后有一大部分转制为私营企业和私有的有限责任公司。统计表明，至1999年底，我国登记的私营企业近150．1万家，私营企业投资者322．4万人，拥有注册资本近万亿元人民币，聘用员工2021．5万人。

（三）从业人员员的所有制结构

由于我国目前的官方统计资料中尚无按所有制结构分类的国民生产总值和资产总值等统计数据，但有从业人员的所有制结构数据。考虑到我国的乡村劳动者中既有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也有纯农业生产人员，还有大量兼业者。这里我们将农户经济作单独处理，既不列入集体经济，也不列入个体私营经济。从表4的数据，可大致看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就业结构变化的基本特征。

1．国有经济从业人员低速增长，非国有经济从业人员增长较快1978—1999年，国有经济从业人员由1978年的7451万人增加到1998年的8572万人，增长15．0％，年均增长0．7％。而同期除农户经济外的非国有经济从业人员由4875万人增加到24504万人，增长了403％，年均增长19．2％。

2．集体经济从业人员增长较快，其中乡镇企业从业人员高速增长全部集体经济从业人员由1978年的4875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14416万人，增长了近2倍，年均增长9．3％。其中，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则由2827万人增长到12704万人，增长了3．5倍，年均增长高达16．7％，由于大批集体企业改制，乡镇集体企业的从业人员从1998年开始下降。

3．私营个体经济从无到有，并呈现较快的增长速度特别是90年代以来，由于政策环境的改善，为私营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1990—1999年，城乡个体私营经济的从业人员由2285万人，增加到8263万人，增长了2．62倍，年均增长29．1％。

4．混合经济的从业人员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和股份制经济的飞速发展，从业人员不断增加，从业人员由1990年的154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1825万人，增长了10．9倍，年均增长120．6％。

5．农户经济的从业人员缓慢增长90年代中期后呈绝对下降趋势，1978—1985年，年均增长1．16％；1985—1990年，年均增长0．7％；1990—1995年，年均增长0．07％，1995—1999年，从业人员绝对数开始下降，4年间共减少263万人。

从就业增加量来看，也反映了这一趋势。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尤其是90年代以来，非公有经济单位已经成为吸收劳动就业的主要部门。国家统计局的初步测算，2000年城镇从业人员为21274万人，比上年增加260万人。其中，城镇单位职工11613万人，比上年减少518万人。在城镇单位职工中，在岗职工人数11259万人，比上年减少515万人。可见，在城镇从业人员中，市场化就业人员有9661万人，只占45％。若加上下岗职工，2000年城镇计划就业的职工人数比上年减少了1033万人，国有部门已不是增加就业的主渠道。

从上述的产出结构、资产结构、就业结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在所有制改革上已取得了重大成就，非国有经济的比重明显上升，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也在多样化，各种混合制经济正不断壮大。这一变革的经济成果，一是中国经济的生产效率、组织效率和配置效率得以提高；二是产出的增长有了多元化主体的推动，竞争更为激烈。

二、产业结构变动与就业结构的失衡

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是一国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前提。1978年以来，我国的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仍有一些不尽合理之处。

（一）三次产业的产出结构变动

从三次产业所提供的GDP角度来看，产业结构正趋合理，但工业的比重过高。一、二、三产业的产出比从1978年的28．1：48．2：23．7，变化为1999年的17．7：49．3：33．0。第一产业的产出份额持续下降，21年间下降了10．4个百分点，平均每两年下降0．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产出持续份额上升，21年间上升了9．3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的份额基本没有变化。但期间有一个现象需要注意，那就是从1981年—1991年，第二产业份额有过一段快速下降的时期，到1991年达到41．6％的最低份额，后来又重新回升。因此可以说，80年代的增长是三次产业平稳增长的结果，而在90年代的经济增长是由二、三产业的发展来支撑的，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经济的发展一直是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并由此造成两大结果：（1）我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机电、化工、冶金、纺织、轻工、家电等主要制造行业，从产量、技术到质量都已趋于成熟，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已达到极限，以往依赖工业的增长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格局会发生变化；（2）相对于其它产业，工业的发展是超前的，因此也就造成了工业企业的过度竞争和工业产品的供给过剩。从国民产出增长的贡献份额来看，工业和建筑业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主体，这说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尚未结束，但已进入中后期。

（二）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变动

相对于产业结构的变动而言，就业结构的调整较慢，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业而引发的低收入和低消费，成为制约工业与服务业进一步发展的结构性因素。从1978年到1999年，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从70．5：17．3：12．2变化到50．1：23．0：26．9，第一产业下降了20．4％，年均下降1％；第二产业上升了5．7％，年均上升0．25％；第三产业上升了14．7％，年均上升0．7％。由于农业人口基数大，尽管22年间有2亿多农民转移出来，农业从业人员在整个90年代减少了近3000万，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仍然是最低的。过去的21年，第三产业成为吸收就业的主要部门，从业人员增加了近1．5亿。1999年，一、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分别为0．35、2．14、1．23，同年，一、二、三产业的人均创造的GDP分别为4190元、23535元和13975元，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只相当于工业和服务业的约1／6和1／3。如果在以后的10年中，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提高到平均水平（比较劳动生产率为1），就意味着现有农业从业人员中的2／3，即23576万人需要从农业中转移出来，而且这还是一个静态的数字。但与此同时，也就意味着可以再增加38000亿元的国民产出及相应的消费及投资需求。可见，我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既任重道远，又极具潜力。

有了三次产业在GDP和从业人员方面的比例结构数据，就可以进行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分析。表5表明，20多年来，三次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差异在缩小，1978年，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分别为第一产业的7倍和5倍，到1999年已下降到6倍和3倍。这说明三次产业的劳动力配置正趋于合理。在90年代，农业产出的增长缓慢使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由80年代的上升转为下降，而第三产业由于从业人员的不断增加，其比较劳动生产率也在持续下降。

由于第三产业是90年代以来就业增加的主要部门，我们来分析其内部结构。表6表明，从1978年到1999年，增长较快的有交通通信、商贸餐饮、金融保险、社会服务等行业。由于各单位有正规在编职工和非正规职工的区别，大量的临时工被纳入其它行业，因此各行业就业人数的增长能代表其就业吸纳能力。

（三）就业的城乡结构变动快于人口的城乡分布变动

由于户籍制度、经济发展路径等因素的限制，我国的城镇化发展非常缓慢。改革开放前的1952—1978年的26年间，城镇人口的比重从12．5％上升到17．9％，年均上升0．02％；改革开放后的1978—1999年的21年间，城镇人口的比重从17．9％上升到30．9％，年均上升0．6％，有所加快。但至1999年，农村人口比重仍高出农业产出占整体的比重52个百分点。城市化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现状，不仅严重影响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严重制约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且加重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扭曲，更进一步造成产出与最终消费需求之间的失衡。

篇7

“十一五”期间，国有企业改革和结构调整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实现国有企业更快更好地发展，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必须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全局，优化布局结构，创新体制机制，推进技术进步，不断提高国有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有待进一步调整优化。“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发展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公司大集团。这就要求国有企业要继续以市场为导向，通过重组合并和自身结构优化，大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注重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国有经济战线过长、布局分散、退出通道不畅等结构性矛盾会更加突出，大力推进国有经济布局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仍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

――国有企业的机制体制还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过20多年的探索和努力，国有企业已经基本成为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但仍有许多国有企业在体制和机制上还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如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内部机制不活、市场应变能力不强等问题，都亟待在深化改革中继续加以解决。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崛起和外资的全面进入，围绕资源、市场、技术、人才等方面的竞争更加激烈，国有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态势更加严峻，只有加快改革才能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

――国有企业的历史包袱和社会负担还没有完全解决。解除国有企业的历史包袱和社会负担，既是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深化改革的必要条件。只要国有企业还背着这些包袱和负担，就不可能成为完全的市场主体，就不可能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而且，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国有企业的重组改制上市、内部机制的转换等项改革，都与解决其社会及历史负担有关。这方面的改革进行得越彻底，其他各项改革越有条件推进。解决国有企业的社会和历史负担，不仅仅涉及到改革成本的支付来源，还要求政府职能转变、社区管理等方面的改革同步推进，因此，这是一项综合性强难度大的系统工程。

篇8

【正文】

经济增长是和结构转变相联系的，它包括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转变、工业化、人口与就业结构的转变及城市化等内容，它意味着在需求结构和贸易结构变动的驱使下，劳动、资本等要素不断向高生产率、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和区域流动。本文从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和人口的城乡及区域结构等三个角度，分析我国经济20多年来的结构调整，这种变革与调整已经带来了经济总量的扩张、经济效率的提高、运行机制的改变和愈来愈典型市场经济的特征。在这一进程中，就业增加也是在结构改善和配置效率提高的基础上实现的。

一、所有制结构变动与非国有经济高速发展

我国经济的发展与所有制结构的调整相伴随，原来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一个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轮廓已经显现在我们面前。

（一）国民产出的所有制结构

从国民经济总体角度分析，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1997年，我国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为74772亿元，其中，非公有经济实现18096亿元，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为24．2％，而公有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占75．8％。这是根据新标准计算的，即公有制经济中包含了混合经济中的公有成分。如果按照旧有口径计算，那么非公有成分大约在32．9％，公有经济的比重大约为67．1％。很明显，在国民产出中，公有经济的比重还比较高，但在商品流通等竞争性强、对非国有经济的禁入较松的第三产业，公有经济的比重下降较快。（数据来源：许宪春 《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为什么会定期发生变动》科技部发展司《科技统计报告》1998年第20期。）

由于GDP的所有制结构在统计上有一定的难度，我们以工业生产的所有制结构为例，来分析近20年来我国经济所有制结构的变化。

1．国有工业份额不断下降

1978年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为77．6％，1990年为54．6％，1999年为28．5％。20世纪80年代（以下均指20世纪）平均每年下降2个百分点，而90年代平均每年下降3个百分点，下降速度有所加快。

2．集体工业份额有所上升

由1978年的22．2％上升到1990年的35．6％和1999年的38．5％，平均每年上升0．8个百分点。集体经济的增长，主要依托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有经济比重下降导致的公有经济地位相对下降，同时也使公有经济的内部结构和运行机制发生了变化，并且为进一步的产权改革铺平了道路。

3．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增长

包括个体私营经济、外资和港澳台经济、以股份制为主的混合经济从无到有，尤其是90年代后，这一类型经济占有的份额明显上升，从1990年的9．8％上升到1999年的33％，年均递增2．5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第58页）

（二）资本投入的所有制结构

从资本金和资产角度分析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我们以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为例。1999年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经济实收资本占全国的比重为61．5％，集体经济比重为8．5％，两者之和为70％，占有全部工业资本金的2／3。而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和港澳台投资经济的资本金比重分别为7．6％、15．4％和12．4％，这三类经济的资本金占全部独立核算工业的比重为35％。从资产结构来看，1999年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资产结构与资本金结构基本相同，公有制经济中的国有和集体经济的资产比重分别为68．8％和9．0％。由于加上了混合经济中的国有控股部分，公有制经济的资产比重被放大了。这说明了两点：（1）尽管我国经济日趋多元化，但公有经济仍然占有主导地位；（2）与产出相比较，公有经济占用的资产达77．8％，但提供的产值（1999年国有工业21．4％，集体工业18．3％，合计39．7％）相对较少，说明公有经济的要素生产率较非公有企业要低。

最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是私营企业，一方面是新建企业不断增加，同时集体企业改制后有一大部分转制为私营企业和私有的有限责任公司。统计表明，至1999年底，我国登记的私营企业近150．1万家，私营企业投资者322．4万人，拥有注册资本近万亿元人民币，聘用员工2021．5万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国际比较》）

（三）从业人员的所有制结构

由于我国目前的官方统计资料中尚无按所有制结构分类的国民生产总值和资产总值等统计数据，但有从业人员的所有制结构数据。考虑到我国的乡村劳动者中既有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也有纯农业生产人员，还有大量兼业者。这里我们将农户经济作单独处理，既不列入集体经济，也不列入个体私营经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就业结构变化的基本特征如下：国有经济从业人员低速增长，非国有经济从业人员增长较快；集体经济从业人员增长较快，其中乡镇企业从业人员高速增长；私营个体经济从无到有，并呈现较快的增长速度；

混合经济的从业人员快速增长；农户经济的从业人员缓慢增长。

（数据来源：倪红日 《关于我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研究》）

从上述的产出结构、资产结构、就业结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在所有制改革上已取得了重大成就，非国有经济的比重明显上升，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也在多样化，各种混合制经济正不断壮大。这一变革的经济成果，一是中国经济的生产效率、组织效率和配置效率得以提高；二是产出的增长有了多元化主体的推动，竞争更为激烈。

二、产业结构变动与就业结构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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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有企业；分类管理；统一监管；资本化

30多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体制机制上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当前面临着国际经济形势和国内竞争市场的变化，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不仅是必须的，而且非常紧迫。要从国有企业改革顶层设计出发，宏观改革和微观改革兼顾，市场机制和行政指导结合，立足国内面向国际，促进国有企业向关系战略领域和国计民生领域集中，壮大国有企业国际竞争实力。

一、国有企业改革出现的新情况

1.国有资产管理机制有待完善

根据现行《国资法》，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通过授权非国资委部门的方式，可以承担国有资本出资人代表的职能。同时，在非金融国有资产领域外，国有资产也已基本建立了以国务院国资委、省市国资委为主要出资人，财政部门、审计和纪检部门相结合的管理机制。但是在经过近几年发展，出现了一些有碍管理机制发挥作用的情况：一是部分国有企业仍处于行政垄断行业，政企不分，同时行驶出资人、行业管理者和经营管理企业的角色；二是对国有企业仍采用行政级别管理，市场化机制不足；三是国资委体系对国有资产管理覆盖不完整，除了国有金融资产外，国资委体系一直未能完成对全国国有资产的管理，特别是近年来成立的城投平台、中央及各地职能部门归属的国有资产，脱离了国资委管理体系，成为新的政企不分平台。

2.国有经济布局有待进一步市场化

国有企业改革的初衷是解决经营困境，提高经营效益，方向是壮大国有经济力量，确立国有经济在国家经济中的战略性地位。通过多轮国有企业改革，目前国有经济已经在我国经济战略领域、重要基础设施及支柱产业占有重要地位，从中小企业层面逐步退出，战线大大收缩，布局结构得到优化，但是国有经济布局存在着行业仍过于宽泛，占据了社会经济资源，进入已高度市场化竞争行业，挤占民营企业发展空间；同时，在涉及安全、战略性、基础性、垄断性和公益性领域，国有经济实力不足，控制力和影响力不够突出，社会责任未能体现。如何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布局，如何提高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如何提升国有经济对社会的公益贡献，都是摆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另一个难题。

3.国有企业竞争力需更突出

经过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等措施，国有企业在竞争中发展壮大，在部分领域已成为行业领导企业。2012年，国有企业上榜《财富》世界500强已经增至54家。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国有企业的实际竞争力，与国内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具有较为雄厚的资本，较高的信用和融资能力，以及聚集了高学历人才，具有很强的竞争实力。但是国有企业代表的是国家竞争能力，名列世界500强的这些国有企业主要都是中石化、中石油等垄断型国有企业，以及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金融企业，从利润率指标及人均产值看，比世界500强平均水平要低一大截。说明目前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大，而不在强，在参与国际竞争中，无论是在管理水平、经营能力、技术创新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距。

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系统化建议

结合上述分析国有企业改革的现状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已经不再只是对企业的改革，而是上升到国有资产、国有经济竞争力的问题。下面笔者将从国有企业定位、实施分类监管为基础，以最终提升国有资产的竞争力、影响力和控制力为目标，从监管、布局、机制等方面提出深化改革的建议。

（一）重新定位国有企业，实施国有资产分类管理

1.划分公益性和竞争性国有企业

随着前几轮国有企业改革积累的经验，下一步要将国有企业进行重新定位，不再将国有企业简单视为市场经济自负盈亏的主体，也不简单视为国有经济体制的专属企业，而是划分为公益性国有企业和竞争性国有企业。其中公益性国有企业在中央企业主要是石化、电网、通信、航空等资源性或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企业，在地方省市则主要是供水、供气、公共交通等公共服务企业。其他企业全归属于竞争性国有企业，按市场经济规律，注重国有资产资本化，推进公众公司改革，以国有资本带动企业和产业发展。

2.实施分类精细化监管

以国有企业分类为基础，实施分类监管，可以进一步提高国企管理水平的需要，并据此建立更为科学、更为符合企业实际的考核、奖励以及分配制度。针对不同类型的国企，可以采取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参照芬兰、瑞典等西欧国家，对公益性国有企业和竞争性国有企业，分别主要考核成本和考核利润；参考马来西亚，由不同机构分别管理公益性企业和竞争性企业，前者采取政策性控制，后者以营利性为管理目的。

在我国，公益性国有企业可按企业所在行业特点，实施一企一法进行精细化管理；对于竞争性行业，则以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控制范围及盈利能力为管理重点，不再干预企业决策及内部事务，简政放权。

（二）支持国家经济战略，调整国有企业布局

对内，在我国强调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大背景下，国有企业的发展要以支持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转型为重心，积极服务于国家调整、优化经济结构的战略导向。对外，我国要继续融入世界经济，争取在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资源定价中争夺话语权，国有企业要承担我国企业国际化的重任，不断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围绕“做强做优世界一流”的目标，深化改革。

在未来国有企业布局调整上，重点往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性领域、国民经济命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城乡公益性基础设施、重要自然战略资源、部分特殊支柱行业和重点高新技术行业倾斜。其他领域全部开放给民间资本按市场经济规律自由发展，并且适当限制国有企业向竞争性领域过度发展，防止部分国有企业借助已有雄厚资本阻碍市场竞争。为此，需要对国有企业进行梳理，合并企业主业，促使向未来重点行业布局发展，制止向非主业领域发展。

（三）继续国有企业改革，提升国有经济实力

1.分类实施国有企业改革

不同类别的国有企业，将实施不同的改革路径。公益性国企兼顾社会服务和企业发展双重目标，企业的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必要时需要承受政策性亏损，在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尤其是在外部经济环境发生剧烈波动或发生突发性事件时。因此公益性国有企业要建立有针对性的出资人管理制度，实施稳定的内部用人、薪酬和人事任命制度改革；在行业监管上，要对产品价格、服务标准、成本控制、行业限制等实施管理，防止出现损坏公共利益的情况，可以学习香港地铁公司管理模式；在与政府关系上，要给予规范的政策安排，甚至通过立法确定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政策性补贴等。

竞争性国企对提升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规模经济要求很高的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改革的重点是依托资本市场，通过整体上市等手段，进行公众公司改革。这类企业的运行和管理机制全部市场化，完全作为独立市场竞争主体，独立承担经济法律责任和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政府仅作为市场秩序维护者和出资人参与对企业的管理，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并无差别。

2.科学改制国有企业

按照“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有国有企业实施公司化改制，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依据分类的国有企业定位，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架构、重大责任追究机制，深化内部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国有产权交易监控平台，强化国有资本预算制度和监督机制。对于竞争性的国有大企业，以建设新型国际化公司为目标，实施股权多元化改革，通过整体上市、投资基金、开放股权合作等形式，积极推动国有资产资本化，完全按照资本市场的要求和规则运作，促使国有资产就彻底资本化，与社会资本紧密结合，共同提升国有企业的国际化水平，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企业。

三、结语

总而言之，在适应新经济形势，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国有企业改革应该继续深化，并提升至国有资产系统整合的高度，加快国有资产资本化，利用境内外资本市场，推动优势国有企业发展壮大。按照分类管理和集中统一监管的思路，充分调动国有资产，精细化管理和培育国有企业力量，更好履行国有资产的公益性、战略性、先导性作用，共同创造国有经济更加美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1]郭跃进.诚信贬值：中国企业面临的严峻挑战[J].经济管理，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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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中国家国有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振兴民族经济，推动本国工业化，掀起了两次国有化。第一次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它是紧随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而出现的，主要矛头对着殖民企业和殖民地的经济管理企业，包括海关、银行、税务机构，以及原殖民者拥有的足以垄断或操纵国计民生的大企业。这次国有化实际上是民族解放运动在经济领域的继续。第二次在20世纪70年代，这是在中东产油国收回石油资源的斗争取得胜利的鼓舞下，发展中国家掀起了收回自然资源的潮流。在这一潮流中，一些国家把实际操纵本国经济关键部门的外资企业收归国有，并使一些矿山资源和农渔业资源回到本国手中。

除了通过国有化没收、征收、赎买外资企业，使之变为国有企业外，更主要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由政府投资兴建了一大批重点企业和重要基础设施，并逐渐使其成为国有经济的骨干力量。

在拉美一些独立比较早、工业化起步也比较早的发展中国家，战前国有经济就有了一定基础。战后，这些国家再度大力推行国有化政策，使国家资本的范围和规模进一步扩大。例如，在战后不到10年的时间内，阿根廷工业部门的国有企业就从466家猛增到1478家。国内资本很快就在交通运输、金融、战略物资和基础工业等重要部门占据主导地位。到了20世纪70年代，阿根廷国有企业的营业额占全国营业总额的比重，钢铁工业为37％，造船业为45％，石油化工业为82％，电力、煤气、电话为95％。（注：肖海泉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61）巴西在独立以后也大力发展国家资本，特别是把国有经济的经营重点主要放在投资大、建设时间长、收益慢而私人无力经营的重工业和农业部门，以及公用事业、交通运输业。据巴西《视野》杂志公布的调查材料，1984年巴西最大的200家企业中，国有企业为81家，其总资产占200家大企业全部资产的74.2％，其纯收入占200家大企业全部纯收入的56.3％。

在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中，印度、韩国的国有经济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是很突出的。早在印度独立之初，印度国家计划委员会就提出了一个全国性的经济计划。该计划认为，在工业化进程中，应强调自力更生和实行以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混合经济，国家应当拥有和控制所有关键工业、基础设施和其他公用事业，同时也适当扶植私营经济的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已垄断了铁路、航空运输、港口设施、邮电、军工、保险、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部门，并在钢铁、有色金属、基础化工、机床、重型机械银行等部门居于主导地位。国有资本在全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60年代初的10.9％，增加到80年代中期的20％以上。“一五”计划期间，印度工业年均增长率为5.6％，“二五”计划期间为7.1％，“三五”期间为10.2％。（注：肖海泉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61）如此递增的工业增长速度，与国有经济部门的不断发展壮大是分不开的。

国有经济在韩国工业化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在韩国，通常把由政府投资创办并由政府委派官员管理的企业称作公营企业。1960年以前，韩国的公营企业主要局限于公用事业方面：如盐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和人参、烟等实行专卖的高价值消费品以及银行业。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公营企业不仅数量上增加得很快，而且上述经营界限逐渐消失。政府开始在它认为合适的任何地区建立公营企业，只要它认为这些企业对拉动韩国经济增长和扩大韩国出口能力来说是必要的并且不适合私营企业来经营。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韩国只有52家公营企业，但到70年代中期，公营企业的数目增加到116家，在总投资中的比重也增加到33.7％。（注：［韩］宋丙洛.韩国经济的崛起.商务印书馆.1994：128）这些企业主要集中于钢铁、石油、化工、汽车、造船、航运等领域。

战后，许多非洲国家独立并从殖民主义者手中夺回经济自后，开始按照自己的愿望和各国的具体情况，限制外国垄断资本的非法活动，对受国外资本控制的部门和企业有步骤地实行国有化，其中阿尔及利亚、埃及等国家做得尤为突出。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初就将某些外资企业收归国有，20世纪60年代中期布迈丁上台后，加快了国有化进程，多次将外资企业收归国有。与此同时，还创办了不少国有企业。到1974年底，在工业生产中，国有企业已控制了水电的96％、采矿的93％、碳化氢的78％，加工制造业的69％（其中冶金、机械工业82.7％，建材工业87.4％，化工57.9％，食品工业75.6％，木材和造纸工业64.3％，纺织工业34.1％，皮革制品32.4％）。（注：谈世中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34）

埃及从1953年起，开始对原有较大的工业企业、商业企业、银行、运输企业和进出口贸易实行国有化；1956年对苏伊士运河公司实行国有化；同年10月对英、法资产实行冻结；1961年对棉花出口公司全部实行国有化，对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实行限制政策；1962年政府已控制了95％的工业、全部银行和保险业以及重要的矿业、贸易运输和公用事业。不过，在许多非洲国家主要通过对外资实行国有化的办法来建立和发展本国国有经济的情况下，也有一些国家如科特迪瓦为避免中断同西方国家特别是同原宗主国法国的联系，失去销售市场和资金来源，没有对外资实行国有化，而是通过政府投资的办法来发展国有经济。政府投资主要集中于和国计民生紧密相关的部门和企业，以及发展国民经济必需的基础设施部门，如交通运输、港口、码头、电力、水利、公用设施等，国有企业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同时，政府还通过掌握多数大中型企业的一部分股份，引导这些企业围绕着政府制定的发展战略进行投资和生产。

二、国有经济所发挥的作用

从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实践看，各发展中国家国有经济的发展，对于促进这些国家的工业化以及振兴、发展它们的民族经济起了巨大作用。

首先，发展中国家国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适应了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争取经济独立的愿望。发展中国家独立之时，外国垄断资本尽管有所削弱，但仍控制着其经济命脉，严重阻碍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落后的封建地主经济和分散的小农经济，还是软弱的私人民族资本，都不是外国垄断资本的对手。如果还是按照早期市场经济的原则，听任它们去和外国垄断资本开展自由竞争，无异于开门揖盗，自招祸患。因此，必须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剥夺外国资本的特权，收回被外国公司控制的国民经济重要部门和重点企业，同时大力扶植和发展国有企业，才能为争取经济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创造良好的前提条件。

其次，发展国有经济有利于奠定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建立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战前，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基础设施落后，经济结构极不合理。因此，要发展民族经济就需要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进行资本积累，把数量有限且分散在个人手中的资金集中起来，由国家按照经济发展战略的要求，有重点、有规划地进行国家投资。特别是交通运输、电力、电讯、公用事业等基础设施及关键性的经济部门，耗资大，建设周期长，资金回收慢，力量单薄的私人资本无力也无兴趣问津，但这些部门又是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所必须的，只有依靠国家的力量，由政府投资兴办，才能逐步建立起来，从而为工业化奠定物质技术基础。例如，拉美国家几乎所有的铁路、邮电、水运、航空都由国家经营；90％以上的电力企业由国家投资建设和经营。可见，国有经济成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自立和经济起飞的基础。

第三，国有经济的发展为整个社会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带动了其他经济成分的发展。由于国有经济的建立提供了交通运输、通讯、动力等基础设施，增强了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填补了国内一些关键性经济部门，特别是建立了那些耗资多、收益慢但为其他部门的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工程项目，从而大大改善了整个国家的供给结构和供给能力，排除了其他经济成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所遇到的“瓶颈”，改善了整个国家的投资环境和条件，为私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和有力支持；另一方面，国家投资也创造了大量的社会需求，扩大了国内市场，刺激了私人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四，国有企业是推动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主力军。技术进步是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得以生存的活力之源，也是促进民族工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摆脱对工业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依赖，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得以蓬勃发展的根本力量之所在。从战后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来看，国有企业在推动技术进步方面往往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国有企业一般拥有比较充裕的资金、比较广泛的与政府部门及科研单位的联系，便于组织、协调各方面力量，开展大型、重点科研项目的攻关活动。许多新技术的发明、新产品的开发，往往是由国有企业作为先导，取得突破后，再向全社会推广。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在推动技术进步，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方面往往扮演着生力军的作用。

第五，国有经济在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尤其是一些发展中的大国，区域差异往往很大。由于落后地区投资环境差，投资风险大，私人资本大多不愿前往。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过有计划、有重点地在落后地区投资创办国有企业的办法，来促进这些地区的工业发展，以达到改善工业布局，使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目的。如巴西政府为了开发落后地区，除了采取财政、税收政策，给落后地区以财力支持外，还根据落后地区的资源状况及原工业基础，有计划地投资建立新的工业基地。如1974～1979年的第二个全国发展计划规定在东北部投资近1000亿克鲁塞罗，建立石油化工中心、化肥中心、五金机械和电器机械联合企业，还加强了传统工业的纺织、成衣、皮革、制鞋等企业，使东北部的工业迅速发展起来，被称为“东北部的圣保罗”。（注：程极明.大国经济发展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161）

第六，国有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克服市场机制的缺陷，维护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战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这种经济制度下，经济运行主要是依靠市场机制发挥调节作用。不过，市场机制虽然具有合理配置资源、自发调节供求以及激励竞争的功效，但如果完全听凭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即使这种市场机制已相当完善，也无法达到发展中国家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因为，在市场自发过程中所实现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往往偏低，不能保证整个经济发展达到社会所希望的速度；市场机制主要依赖于价格、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但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它只反映私人利益、私人成本，而难以全面反映社会的利益；市场机制在强调效率的同时往往忽视收入分配的公正性，这在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会造成收入分配的更大不均等，另一方面又会导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严重畸形化。正是由于市场机制存在着上述缺陷和不足，客观上要求国家对经济运行进行必要的干预和调控。但是，要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控，国家就必须掌握一定的经济实力，并能对一些关键性的重大经济活动作出直接的决策。显然，要作到这一点，必须在一定领域中建立和发展一定规模的国有经济。

三、国有经济的主要弊端

国有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虽然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实践证明，国有经济也有许多局限性。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和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国有经济的弊端日益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高度垄断，限制市场竞争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通过国有经济实现对整个经济生活的干预，国家资本往往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或重要的经济部门。因而，国有经济具有高度的垄断性。这种垄断性在反对外国垄断资本、维护国家经济的斗争中，以及在保障社会经济的稳定运行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垄断性也产生了许多负作用：第一，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只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才能作到优胜劣汰，才能促进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可是，由于国有经济的垄断，限制了私人企业和国营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尽管国家主观上企图推动私人资本发展，实际上却限制了私人资本的发展。第二，在社会经济的运行中，国家最重要的职能是宏观调控职能，即制定市场游戏规则，调节社会总供求，引导投资方向，调整产业结构等等。可是，国家行政机关直接掌管生产资料，垄断许多关键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必然引起国家宏观管理职能的畸变，使其不能很好地去履行其应该履行的职能。

2.产权不清，腐败之风盛行

国有资产的产权归属，虽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宪法上被宣布为全体国民所有，可是，这一原则却无法在经济运行过程的各个环节加以贯彻。这是因为，尽管具有公民身份的社会成员在名义上都是社会财产的所有者，但在实际上，由于全民财产不可分割和在传统体制下不可交易、转让的属性，使得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不可能拥有一份可以明确辨认、并通过支配或出卖等方式实现的所有权。所以，在一些国家严重的场合，名为“全体国民所有”的资产，实际上变成“谁都不所有”的资产，成为越来越疏远人民群众、甚至成为凌驾于人民群众监督之上的一种物质力量。原来意义上的产权以及它所反映的经济关系在这里已经非常淡化了，这就是经济学上常讲到的“产权虚置”现象。由于产权虚置，再加上发展中国家资产阶级民主和法制不健全，因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中、营私舞弊之风盛行也就不足为怪了。

3.政企不分，企业经营目标重叠

国家作为政权机构和经济社会组织，是由一系列具有不同性格的、有多元的政治经济目标的组织所构成的复合体。作为全体国民的资产的所有权代表，国家负有管理全部国有资产的职能；作为政权机构，国家负有组织整个社会生活的职能；而作为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国家又具有控制和调节全社会经济运转的职能。此外，国家作为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还负有国防、外交等方面的职能。在实行国家所有制的情况下，由于政企不分，国家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实体所具有的上述多项功能必然通过各种不同渠道和多个组织机构去控制、影响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以实现上述功能，从而形成多元化的企业经营目标。例如，国家的劳动就业部门可能把增加就业看作是国有企业的一个重要任务，因而在产业的配置上，更倾向于多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财政部门则把上缴尽可能多的税收作为国有企业的主要任务；而负责社会福利和协调地区经济发展的部门则可能把稳定物价、收入再分配和援助落后地区看作是国有企业的主要功能。此外，还有些发展中国家从政治角度考虑其他一些政治目标，如摆脱外国制约以实现经济独立和赶超战略等。

由于政企不分所造成的上述企业经营目标的重叠，势必严重影响到国有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使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力不从心，无所适从。

4.管理混乱，企业经营效益低下

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国家资本控股的企业采取国有国营的制度。在这种管理制度下，各级经济管理组织之间，以及各级经济领导者和管理者之间没有明确、具体的责、权、利的界定，对他们缺乏经济、行政、法律等方面的硬约束，领导者作出错误的经济决策或管理失职而给经济带来损失，都可以不负任何责任，照旧做领导工作，甚至还能担任更高一级的领导职务；而工作做出了很大成绩，经济取得了很大效益，也缺乏必要的经济利益方面的奖励。另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实行国有化以及创办和经营国有企业的过程中，缺乏具备一定素质的经济领导者和管理者。被委派去管理国有企业的官员，或者根本不懂经济工作，不懂经济发展规律，缺乏必要的经济管理知识和生产技能，或者官僚思想严重，办事作风浮夸，不深入实际，不调查研究，动辄就轻率地作出某种决策。可想而知，这种决策很少有不失误的。所以，国有企业管理不善，亏损严重，在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并成为其越来越沉重的财政负担。例如，1979年，印度的145个国营企业中，有1／3是亏损的。土耳其公共企业在1977～1979年期间平均净亏损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9％，经过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才使1981年的利润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0.1％。墨西哥国营企业（国家石油公司除外）1970年所获利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3％，1980年的净亏损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2％。塞内加尔的国营企业在70年代中期尚有赢利，但在1977～1978年出现了赤字，1979～1980年亏损企业达42家（1980年共有国营企业68家）。坦桑尼亚412个国营企业中，赢利者仅9个。据世界银行测算，如果发展中国家国营企业的收益提高5％，成本降低5％，由此产生的财富，在土耳其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或年税收的10％；在坦桑尼亚约等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5％，或全部卫生经费；在马里等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2％，或2／3的教育经费。（注：世界银行.1983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75）

四、对国有经济的整顿和改造

面对国有经济的严峻形势，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着手对国有企业进行整顿和私有化改造。智利首开发展中国家私有化之先河。1973皮诺切特就任总统后，根本改变了阿连德政府的国有化政策，将国有企业有计划地出售给私人。1974～1980年间，智利出售了130家企业，价值超过5亿美元。到80年代末，除大铜矿外，智利其他国有企业已基本上实现私有化。这些政策的实施，调动了私人经济的积极性，使企业的经营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劳动生产率得到显著提高。在智利的带领和影响下，其他拉美国家也先后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70年代后期，阿根廷政府在《阿根廷经济复兴与发展规划》中提出，要把部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属于基础设施、基础工业等重要部门的某些国有企业，如国家煤气公司、国家电力公司、邮政、电讯等实行“私有化”，即部分私有化，而将属于非关键部门的国有企业全部转让给私人经营。

如果说，在20世纪70年代，实行私有化的还限于智利、阿根廷等少数拉美国家的话，那么，到了8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国有企业的经营亏损状况进一步加重，国家财政收支进一步恶化，国有企业的改造问题不得不尖锐地被摆上政府的议事日程。这一时期，一些发展中国家外债负担沉重，也成为促使这些国家推行私有化政策的主要因素。因为外债中的相当部分是国有企业所欠的，有的国有企业欠外债达几十亿美元之多。将这些企业出售给外国公司，不仅可连债务一起摆脱掉，而且出售企业的收入还可用作政府的其他开支。另外，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私有化也起到了诱导和促进的作用。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对各国经济调整方案的建议中，提出1981～1987年期间直接贷款的1／4和政策性贷款的1／10用于扶持和促进有竞争力和效率高的私营部门的发展，对私有化表现出明显的鼓励倾向。

正是在上述因素的促使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股席卷整个发展中世界的私有化浪潮。1981～1989年间，巴西政府宣布，通过拍卖和合并等方式对84家中小国营企业实行私有化。1991年付诸实施的全国非国有化计划，又将钢铁、石化、电力、银行及铁路等65家企业列入私有化名单，其中包括巴西最大的钢铁企业——国家钢铁公司。这些企业的拍卖收入达170亿美元之多，明显改善了国家财政收支状况。（注：卢韦等.走向21世纪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81）阿根廷在私有化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础上，于1991年进一步宣布国营企业全盘私有化，其中包括两个电视台的私有化，并批准出售电话公司、国际航空公司、国家石油公司的某些部分。

在亚洲，除东亚地区的私有化取得较大进展外，原先仿效苏联模式，国有经济规模较大、发展较快的南亚各国的私有化也进展很快。1991年，印度拉奥政府上台后，相继推出减少公营垄断企业、提高私营企业资本的最高限额、提高合资企业中外资股份比例等措施。巴基斯坦的谢里夫于1990年执政后，制定了一系列鼓励私营企业发展的措施，将100家国有工业企业列入私有化计划，这些企业涉及化工、工程、汽车制造和食品饮料等。斯里兰卡也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完成了对国有电信公司、石油公司、轮胎及橡胶公司、公共汽车公司的股份制改造。1992年政府用于国有企业结构调整、股份制改造的资金为7.5亿卢比，而出售国有企业股份的收入则达32亿卢比，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注：卢韦等.走向21世纪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82）

在非洲，原先相当一部分推行非资本主义道路和大力提倡国有化运动的国家如埃及、阿尔及利亚、加纳、坦桑尼亚等，也纷纷加入非国有化和促进私营经济发展的行列。坦桑尼亚、刚果于20世纪80年代初全面整顿和改造国有企业，将其关、停、并、转，逐渐减少补贴，实行自负盈亏。扎伊尔在保持国家对能源、交通、水电等关键性企业的控制权的同时，将其他国营工商企业转为公私合营或完全私营。多哥从1983年开始实行私有化计划，截至1987年底，已出售5家国有企业，并出售另外2家企业的大部股份，此外政府还关闭了11家国有企业。

20世纪80年代起席卷发展中国家的这股“非国有化”浪潮，是国有经济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事实也证明，许多国家实施的非国有化措施确实收到了一定效果。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发展中国家在整顿、改造国有企业时走极端，把“私有化”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一些本该由政府经营的关键性的部门被私有化了，甚至一些不该让外资控制的企业也被出售给了外国公司。如上所述，国有企业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正是这些局限性，妨碍了其经营效率的提高。但是，决定一个企业效率高低的因素很多，不仅仅在于其公有还是私有。私营企业由于管理不善而效率低下，最终导致破产的事例屡见不鲜；而国有企业由于制度合理，管理科学，从而成为经营典范的也并非一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列昂惕夫指出，不可能所有部门都由私人经营，有些部门改为私营只会降低效率。例如，台湾早年发展钢铁工业，原希望民间企业家来办钢铁厂，但没有人愿意办或有能力办。后来，不得不由政府来办，建立了台湾人至今还引以为骄傲的“中国钢铁公司”。因此，在整顿和改造国有经济成分时，出路不只是私有化，更重要的是理顺产权关系，改革治理结构，提高管理水平。从各国的经验来看，凡投资巨大、回收期长、有一定风险，且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一些垄断性部门如供电、供水、电讯、铁路等以及钢铁、石油化工等基础工业部门，宜由国家投资兴办，以支撑、引导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并在实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发挥重要作用；至于一般竞争性行业和领域，国有经济应适当退出，为私营经济的发展开拓空间。同时，应重视改革和完善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如：建立专门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变多头分散行使所有权为集中统一行使所有权；建立国有企业自我调节、自我约束的机制，如通过国有民营以及承包制、租赁制等形式，将经营者的物质利益与国有资产的增值联系起来；建立公平和效率相统一的收入分配机制，等等。事实证明，发展中国家只要通过努力，将上述几方面关系处理好了，就可以提高国有经济的效率，使其在工业化过程中发挥应有作用。

当前，我国正按照十五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长期以来，我国尽管实行计划经济，然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国有经济的发展方面有着大致相同的经历，也面临着许多相似的问题，比如，国有经济分布过宽、布局不合理，以及国有企业整体素质不高等等。因此，认真学习、借鉴其他发展中国家整顿、改造国有经济的经验，对于搞好我国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促进我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出版社.1989

2.约翰·科迪等.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政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

3.巫宁耕.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4.肖海泉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