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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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具体科学与哲学研究对象之比较

哲学是人类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知识进行概括、总结和反思的一门学问。具体科学揭示的是自然、社会和思维某一具体领域的规律和奥秘，哲学则对其进行概括和升华，从中抽象出最一般的本质和最普遍的规律。

这一段话把具体科学与哲学作了比较，主要从研究对象这一方面进行了比较。其中，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具体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世界的某一具体领域和方面。如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自然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思维科学是研究人类思维活动规律和形式的科学，其研究对象是人的思维。

二、误区

在正误判断上，同学们往往认为具体科学与哲学有着共同的研究领域，即二者的研究领域有重合的地方。

在进行论证时，同学们往往是这样分析这个命题的：具体科学与哲学有着共同的研究领域，不言而喻就是具体科学与哲学在研究对象上有着相同的研究领域，有重复的地方。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具体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世界的某一具体领域和方面。如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思维科学是研究人类思维活动规律和形式的科学，其研究对象是人的思维。因此，二者有着共同的研究领域，其可以是自然界，也可以是人类社会，还可以是人的思维。

三、如何走出这一认识误区

1.“具体科学与哲学有着共同的研究领域”这一认识错误的实质

从上述的解析过程中可以看出，同学们犯错的实质是把哲学的研究对象与具体科学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看作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把哲学的研究对象――整个世界看作整体，把具体科学的研究对象――世界的某一具体领域和方面看作部分。根据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可以得出：整体是由部分构成的，部分是整体中的部分。因此，可以得出哲学的研究对象包含着具体科学的研究对象，也就是具体科学与哲学有着共同的研究领域。

从这一错误认识出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整体从数量上看它是一，部分从数量上看它是多，由此哲学与具体科学有着至少三个相同的研究领域：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

但由此就可理解为哲学的研究对象为多，而不是一，这样哲学就变为具体科学之和了。显然，这是一个错误的结论。

2.科学分析，走出误区

（1）具体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世界某一特殊的领域和方面。我们可以在它们各自的研究对象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它们的研究任务分别是什么。具体科学的研究任务是揭示世界某一特殊领域的特殊规律。这些领域十分广泛，大致分为自然科学领域、社会科学领域和思维科学领域。具体科学一般有比较明确的分工，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如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对象）是自然界，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对象）是人类社会，思维科学的研究领域（对象）是人的思维。

（2）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世界。其研究任务是揭示整个世界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显然，哲学的研究对象与具体科学相比具有一般概括性和抽象性，因为其研究任务是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是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正因为哲学是探究这种普遍的、一般的规律的科学，所以哲学往往是建立在具体科学基础之上的，是对具体科学的总结、概括、抽象。从这个角度来看，哲学具有“反思”的特性，是对具体知识的“再认识”、“再反思”。

黑格尔曾经用“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中起飞”来说明哲学具有“反思”的特点。在黄昏中起飞的猫头鹰，可以看到整个白天所发生的一切，可以追寻其他鸟儿在白天自由翱翔的足迹。在他看来，如果把“认识”和“思想”比作鸟儿在蓝天中翱翔，那么在夜幕降临时起飞的猫头鹰（哲学）的使命，就是认识“思想”，认识“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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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研究视域中，更多的是强调恩格斯对理论全面而系统的贡献；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在恩格斯对理论体系的贡献中，更为突出的恐怕不是那些具体结论与设想，而是他所坚持的基本原则。这就是，第一，强调离开了历史辩证法的哲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科学基础，科学社会主义便无“科学性”可言。第二，强调哲学不是一种抽象的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哲学(杜林)，也不是一种狭义的仅仅关注人生问题的道德哲学、爱的哲学(费尔巴哈)，而是一种科学的历史的思维方法。

首先，晚年恩格斯提出并解决了一个重大而基本的理论问题：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够从“空想走向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究竟怎样才是可能的?他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科学社会主义之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其科学性在内容上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形式上则表现为对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改造。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奠基于近代英国和法国的机械论与经验论的唯物主义，而是建立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之上。

在恩格斯看来，近代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及其变种(不可知论)不可能产生出科学社会主义。从表面上看，它们是合乎常识的科学，但实际上是一种孤立僵化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常识在日常应用的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人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碰到极为惊人的变故”。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即知性的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依对象的性质而展开的各个领域中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迟早都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出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很难赞同这种观点：只有英语国家的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唯物主义，才是通向科学的康庄大道，起源于英法经验论的唯物主义，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的历史就是从德国的理想主义走向英国的经验主义的过程。我们认为，的科学生命力恰恰在于它是一种总体的历史科学。我们如果要全面地把握今天复杂多变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就必须依靠从总体联系出发的辩证与历史的唯物主义方法，而不是那种“从个别经验事实出发”、“从El常生活的常识出发”或“从专业知识出发”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其次，晚年恩格斯提出的另外一个重大而基本的问题是：与哲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哲学”?答案也很明确而简单，有自己的哲学，但主要不是一种哲学体系，而是一种科学的历史的思维方法。

从历史上来看，关于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先后被提出过三次。第一次是由恩格斯在l9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出的。当时德国古典哲学已经终结，西方进入一个以“反认识论”和“不可知论”为标志的“后黑格尔”的哲学时代，而则在这个时候蓬勃发展，与哲学之间的关系于是就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的问题。第二次则出现在2O世纪初第二国际的理论破产之际，以列宁为首的苏联为一方，以卢卡奇等人为首的西方为另一方，重新提出了被第二国际理论家所遗忘的的“哲学向度”问题。第三次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直到今天，当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瓦解之后，与哲学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的“哲学”究竟是什么?这又成了一个基本问题。这场争论已经进行了20多年，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个重要的工作还需要我们做。

这就是重新研究恩格斯晚年所提问题的原初意义，这也是我们今天对理论体系进行创新的出发点。恩格斯实际上指出了，理解与哲学之关系的关键，就在于从本质上区别知识论的、本体论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与辩证法的、历史的科学方法这两种哲学形态。哲学的革命意义与当代意义均在于此。在这一点上，恩格斯还提出过一个着名的说法：“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科学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我们不要误以为这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方案，恩格斯的这个说法与黑格尔将哲学表述成为一门科学的观点具有相似性。黑格尔说每一门真正的科学必然是哲学的；而恩格斯则说要把哲学变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要求，二者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都是要克服具体科学与凌驾于具体科学之上的哲学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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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科内教材内容的整合

（1）框题内教材内容的整合。在教学实践中，要熟悉课本内容，敢于调整教学内容，按教学内容内在联系大胆调整，让学生更易于接受。如在《关于世界关的学说》这一框题教学过程中，我对教材的内容作了一个先后秩序的小调整：课本原来先介绍什么是世界观，然后是什么是哲学，哲学与世界观的关系（包括联系与区别）。但我教学中是介绍完世界观后，接着讲授什么是方法论，顺势也把“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体现世界观，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的关系讲了。我觉得这样学生更容易理解并记忆相关内容。因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关系密不可分。回头再讲哲学与世界观的关系，讲清世界观与哲学的关系，“哲学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观点就自然水落石出，非常清晰了。另外，这节课对另一个知识点“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也作了个小调整：先介绍具体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对哲学发展有推动作用；然后再讲授哲学是具体科学的总结和概括和反思，因而对具体科学具有指导作用。另教材中部分哲学原理与相应方法论并不对应，尽管世界观和方法论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毕竟二者还是有着严格区别的。我们不能让学生把世界观与方法论混为一谈。应该让学生把不同的世界观与相应的方法论对照着学习。如教材讲“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后，再集中讲方法论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方法”。我认为，虽然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矛盾的重要方面与次要方面，尽管同属于两点论和重点论，但二者还是有着严格区别的，它们有自己相应的方法论。在这节课，我是做了调整和补充：把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原理对应抓主要矛盾，统筹兼顾的方法论先讲，然后再讲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原理要求抓本质，不可忽视支流，最后才讲两点论和重点论。因为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这两个原理及其方法论是学生最容易混淆的，我们应该让学生能区分。

（2）框题间教材内容的整合。新教材是以生活逻辑为基础进行编写。以生活逻辑为主取代过去的理论逻辑为主，这一新课标的理念在平时的教学上我们应该按要求认真落实。但在日常的教学中，我们又要灵活处理好生活逻辑与理论逻辑的关系。首先，我们不难发现有的框题内容偏多，一课时讲不完；有的上一框题的部分内容与下一框题的部分内容是紧密相连的，此时我觉得应灵活调整教学进度和内容。如在《第九课 矛盾》的第一框《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有两个问题，一是矛盾的同一必性和斗争性，二是矛盾的普遍性的特殊性；教学内容既是重点又是难点，内容偏多，一课时难以完成。同时矛盾的普遍性的特殊性与下一框《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看问题》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紧密相关的，所以可以把“矛盾的普遍性的特殊性”这一问题与下一框《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看问题》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起讲，而《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看问题》的“主次矛盾和矛盾主次方面”则单独用一课时讲。

（3）课与课之间教材内容的整合。新课改理念下教学活动要求教师视教材为学习资料，在遵循教材处理“源于教材，以不拘泥于教材，要灵活地、创造性地使用教材，不能成为教材的奴隶”的总原则前提下，主张因地制宜，因生制宜地对教材资源进行合理整合和有效利用。为此，我在重新审视教材的基础上作了大胆的探索和尝试。如讲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是“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哲学讲的“物质”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但我们教材没有在这里介绍什么是物质和意识，因而不利于学生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为了让学生更好的理解哲学的基本问题，我在教学过程中对这个知识点作了处理，就是把第四课第一框题中“物质和物质具体形态”的内容提前到这课来讲。通过列举“水果和苹果、香蕉、西瓜”、“动物和猫、狗、牛羊”等的关系，让学生通过具体的例子来理解哲学抽象的物质概念和具体物质形态的关系。这一处理，既有利于吸引学生的兴趣，又有利于形象、生动的理解抽象的知识点。

2.科际间教学资源的整合

所谓科际资源整合，主要是指利用政治与语文、历史、地理等科目的密切关联来提高政治教学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教学质量。

（1）政治学科与语文学科的资源整合。在政治课教学中，经常使用语文知识，如经常使用文学修辞语言，有利于把抽象的道理具体化、把深奥的哲理通俗化、把晦涩的理论形象化，以烘托课堂的气氛。如我讲到崇高理想的作用时，用“指南针”“发动机”“风帆”“灯塔”“路标”来形容，这是比喻法。讲“理想”时，我针对班上少数同学提出的“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的观点，我朗诵了著名诗人流沙河的现代诗《理想》。在教学中，若能适度加入唐诗、宋词、文言、警句、成语、俗语等文学鉴赏，并把文学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巧妙地融为一体，能提高审美情趣，烘托课堂气氛，增强感染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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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首次明确提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1]以此为依据，我国现行教科书将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具体内容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何者是本原，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哲学派别的根本标准；另一方面是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划分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标准。可见，在哲学的理论体系中，哲学基本问题具有硬性的规范性作用，它是划分哲学派别的重要标准，影响着哲学其他问题的解决方向和方法。鉴于如此重要的地位，哲学基本问题一直是我国哲学界争论的重要问题。

一、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争论及其理由

哲学不是教条，需要不断的丰富和完善，所以对哲学要采取既坚持又发展的态度。但是。改革和发展哲学绝不是将其正确的、本质的东西抛弃，而是在结合实践的基础上辨明是非、修正错误、不断完善。

近年来，我国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出现了不少争论，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有几个方面的问题。传统观点认为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包含两个方面，即思维与存在何者为第一性问题和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哲学界对传统僵化的教科书体系批判的深入，有些学者认为原有哲学基本问题两个方面的内容没有充分的反映哲学能动性和革命性特点。因此。哲学基本问题的这两个方面不够全面，还应包含其他方面的内容。例如有学者提出“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三个方面[2]其理由是：其一，如果哲学基本问题中不加上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只坚持存在对思维的制约作用，不承认人在客观世界面前的能动作用，也就是只坚持人能认识客观世界，而不承认人在认识的指导下，通过实践能动的改造世界，这就使哲学基本问题无法体现辩证法思想，必然陷入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其二，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本体论、认识论讲的都是怎样认识世界的问题，都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因此，原有的两个方面没有强调改造世界，突出实践的作用；其三，将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即实践论方面，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三个方面能为认识提供手段，从而提高主体的认识能力和思维能力，使我们能更好的认识世界。在此基础上，有人提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之一。

第二种观点是思维与存在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但其具体形式会不断变化。面对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质疑，有学者提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3]因为，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具有的“唯一性”是由它的对象决定的，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哲学存在于多种多样的具体理论中，但这些具体的哲学理论是在“统一性”基础上表现出“多样性”。哲学的对象决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哲学不是“超越”、“批判”了哲学基本问题，而是合理的解决了这一问题；也有学者提出，要用“历史的观点”[4]对待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即在总体上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全部哲学史的基本问题”，但在不同历史时期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即在远古时代表现为灵魂与肉体的关系问题、在古代哲学中表现为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在中世纪表现为神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在近代哲学中表现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第三种观点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不是永恒的哲学基本问题，只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因为哲学从属于现代哲学，因此，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例如，有学者提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实践问题”。[5]认为我们必须把哲学与哲学的具体类型区分开来，哲学是唯一的，与它对应的问题是哲学的元问题，即什么是哲学的问题。哲学有许许多多的具体类型，所谓“哲学基本问题”不是对应哲学而言的，而是对应于具体的哲学类型而言，有一种哲学类型，就有一个哲学基本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黑格尔等为代表的知识论哲学类型的基本问题，现代哲学从根本上超越了知识论哲学传统，马克思哲学从属于现代西方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所以它的哲学基本问题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实践问题。此外，也有些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将“实践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合规律性与和目的性的关系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和“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

第四种观点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已经过时了。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随着马克思实现哲学的伟大变革和哲学的产生，哲学基本问题被终结了或被超越了，马克思哲学不再是什么思维存在何为第一性，有无同一性、主客体之间的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例如有学者提出“人的实践和人道评价的关系问题或实践和人道的双向批判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6]

可见，上述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这些观点大多是针对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针对教科书中传统的解释模式以或明或暗的方式提出。笔者认为对待哲学基本问题，不仅要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发展它，而且要回到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那里，去挖掘马克思本人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些思想，特别是其思考哲学基本问题时的思维方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继承和发展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

二、我国哲学界在解决哲学基本问题时思维方式的缺失

哲学是从总体上研究人与世界的关系，而人与世界最本质的关系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因此，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它存在于一切时代的哲学之中。因为，人作为实践的存在物，一方面，面对的是外在客观的世界，这就促使人从自己的需要出发，按照某种思维方式认识客观世界及其规律。另一方面人有把自己的精神属性赋予客观世界以改变世界，这就必然发生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所以正确的回答两者的关系是人在处理人与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它不是任何哲学家臆造出来的，也不是任何哲学家可以回避和否定的。所 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贯穿全部哲学史的一条线，它规定和制约着解决其他一切哲学问题的基本方向。虽然，有人认为哲学研究不能采取帖标签的方式，不能把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即哲学阵营的划分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唯一活动内容，但是我们不能否认面对如此繁杂的古今中外的哲学思想，抓住哲学基本问题这条线索有利于考察其发展轨迹和脉络。

马克思能够实现哲学的伟大变革，并不在于它超越或终结了哲学基本问题．而是从实践出发科学的、合理的解决了这一问题。在传统观点看来，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来看，一是思维与存在何者是世界本原的问题，二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但仅有这两个方面还不足于体现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特性。因为马克思的哲学不是要去引导人们从事抽象的理论研究，而是要以改造世界为己任，“哲学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因此，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应该成为哲学基本问题内容的第三个方面。此外，将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三个方面，还能够揭示思维与存在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即它们的辩证关系，这就科学的回答了世界是怎样存在的问题。因此，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也是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之一。但是，哲学基本问题要体现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本性，就不能将视野仅仅局限在抽象的层面来探讨思维与存在的一般关系及其所包含的内容。因为，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类实践活动，随着人类实践活动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及哲学研究的深入，我们还可以在抽象的层面上揭示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所包含的更多的内容，会出现哲学基本问题内容的第四个方面，第五个方面甚至更多，这就会使我们在抽象层面上就哲学基本问题一般的关系及其内容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之中，不能真正的引导人们改变世界。因此，我们不应该将视野局限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一般层面上来探讨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包含多少方面，而是应该由抽象上升到具体，返回到马克思哲学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去，依据马克思哲学的内在规定，去寻找哲学基本问题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具体的存在形式或表现形态。

随着近年来我国哲学界对现代西方哲学了解和研究的深入，有些人从现代西方哲学的视角来重新阐释哲学基本问题，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不再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似乎这样哲学基本问题就不会“过时”或“落伍”。实质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是恩格斯在总结全部哲学史的基础上提出．它只是一般的结果。这也就是说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哲学基本问题具有永恒性，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形态或形式。在这不同的具体形态或形式下面。思维与存在关系的一般性仍然保持着。在当前的一些学者看来，恩格斯或传统教科书体系中的哲学基本问题不能够体现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批判性，忽视现实的、具体的人，进而从现代西方哲学的视角出发，在早期的马克思哲学著作中寻找理论支撑来建立哲学基本问题的新形态或形式。我认为这一做法值得商榷，因为，马克思能够实现哲学的伟大变革。在于科学合理的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更重要的在于他也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因此，把握马克思的哲学思维方式是我们全面合理的理解哲学基本问题的重要前提。

三、马克思以实践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哲学基本问题

首先应当明确，马克思在论哲学基本问题时，是以实践的思维方式来人思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的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8]

从马克思的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以往的哲学家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解决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上的不同缺点。黑格尔强调思维对存在的能动性、主观对客观的改造。以此强调思维与存在的辨证关系。但是“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世界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9]从对思维内容的理解上看，马克思和黑格尔正好相反，在马克思看来思维内容是移人人的头脑而被改造过的感性的东西，即物质的东西。所以马克思说他只是“抽象的发展了”思维的能动性。费尔巴哈反对黑格尔抽象的思辨，推崇感性直观，反映在哲学基本问题中也就是强调思维要通过“直观”的方式认识存在，但是“在对感性世界的直观中，他不可避免的碰到与他的意识和他的感觉相矛盾的东西，这些东西扰乱了他所假定的感性世界的一切部分的和谐，特别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其原因就在于费尔巴哈仅将理论活动看作实践活动，将真正的人的活动，即物质实践活动，看作是“卑污的犹太人活动”，所以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1]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因此，单纯的通过依靠感觉的直观方式虽然突出了“存在”的感性特征，即客观现实性，但却抹煞了思维的能动性。可见，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哲学的问题在于思维与存在的能动性与感性基础统一不起来。在此问题根源在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处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时所采取的思维方式就是从思维和存在的两极对立出发，用一极去统一另一极的思维方式，没能很好的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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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生活世界哲学危机回归路径

    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凝聚着哲学家所捕捉到的该时代人类对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自我意识,都贯穿着哲学家用以说明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独特解释原则和概念框架,都熔铸着哲学家用以关照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价值观念、审美意义和终极关怀。因此,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是黑格尔所说的“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都是马克思所说的“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哲学所把握到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来源于何处?我认为这种时代精神的精华来源于哲学对时代性的“生活世界”的“意义”的理论把握。

    一

    “生活世界”的思想是由胡塞尔在其着作《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哲学引论》提出的。他认为,生活世界是一个永远事先给予的、永远事先存在的世界,我们属于它。另一位哲学家伽·达玛则认为,生活世界是与主体性相关的世界,是由直接经验构成的周围世界,是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基础和根源。海德格尔则认为,生活世界是一个具有生存论旨趣和诗意性质的“日常共在世界”,它向人敞开并构成了人的本真的生存方式。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有三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即人与自然事物关系构成的“客观世界”、人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构成的“社会世界”、人与自我的关系构成的“主观世界”,他认为三者分别对应着关于自然事物的知识及其对人的意义。国内学者倪梁康先生一方面认为生活世界是自然态度中的世界,另一方面又认为生活世界是奠基性、直观性、主观的世界。张祥龙认为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并非指现成在先的“社会环境”、“人文背景”或“历史条件”,而是将具有绝对自明性的意向结构中的构成域加以普遍化的结果。可以看出 “生活世界”的概念,绝不是指“生活环境”也不是指“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而是指对人生有意义的,且人生在其中的世界,是人生的过程、生活着人的心物统一的世界。“生活世界”既是一个实体的世界,又是一个关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人是能动的主体,人不依附于自然、社会、他人,或者其他某些外在的力量。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向“人”的回归。哲学所要回归的生活世界是一个包含着人文意蕴的意义的世界,是一个意义积淀的文化与历史的世界。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就是对生活世界的“意义”的把握,这一“意义”包含了时代主题、人生目的、意义、人们对人生与世界的理解等。

    二

    哲学为什么要回归生活世界呢?这是由于哲学所面临的危机决定的。

    首先,哲学有其自身的特性,在哲学产生的初期,作为一门寻根究底、追本溯源之学,从它诞生之日起便试图寻找一种万物都由他构成,最初从它产生、消灭后又复归于它的终极存在,便致力于揭示世界的真理,“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提供一切知识的基础”,在这一时期,哲学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科,但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各门具体科学逐渐从哲学中分离出去,成为独立的学科,哲学则变的支离破碎,科学的发展,世界变的透明简单,不再是那种神秘的、诗意的具有神性的世界,科学不管从宏观还是微观上几乎解释了世界的各个方面,这样哲学的研究领域越来越窄,研究也越来越没有说服力。于是,一些哲学家试图把哲学科学化,努力去证明哲学也是一门科学,比如,现代哲学中出现的“科学主义思潮”就试图以实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改造哲学,把哲学从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变成从属于科学的“关于科学的哲学”,即把哲学变成科学的附庸。但哲学和科学研究的对象、思维方式、语言体系都是不同的,哲学无法科学化。佳佳网

    其次,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工具理性的扩张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在工具理性的世界图景中,世界是外在于人的,人与外部世界被割裂开来,世界只是在功利的意义上被理解,人的世界变成了“物的世界”,世界的丰富性、鲜活性被遮蔽,因此,要反思和消解工具理性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必须回归被物化的工具理性所遮蔽的生活世界。

    再次,任何哲学的根基都存在于人的存在状态之中。旧哲学的局限性不仅在于用有限的思维去把握无限的存在者,更为重要的是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对世界的某种关系绝对化,把人的某种属性抽象出来,转变为彼岸世界的自律性实体。这就使哲学脱离开它的真实基础,即人的存在,相反,成为外在力量对人进行统治的理论。所以,克服旧哲学的缺陷,唯一的途径就是使外在力量向人复归,使哲学由彼岸的天国向人的生活世界复归。旧哲学的抽象本体论的性质,使哲学的研究对象始终定位在彼岸世界的超验存在,或自然的必然性,或上帝,或理性,这就使哲学脱离了生活世界,以一种虚幻的想象的方式去闭门构造现实,从而把哲学史变成神或类神的历史,把哲学思维变成宗教或准宗教的意识,这又必然带来哲学研究内容的非现实化。这种非现实化的哲学越来越远离人,远离现实、远离人所处的生活世界。

    三

    哲学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向生活世界的回归:

    首先,哲学不应只是解释世界的理论,更重要的是给出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服务于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因此,哲学应少构造抽象思辨的哲学体系,多关注时代和社会实践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注重以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带动和促进哲学理论的创新。面对当今世界存在的非正义与不平等、贫富悬殊、文化矛盾和道德危机等威胁人类文明与历史进步的全球性问题,哲学应关注这些问题并来克服与解决这些重大问题,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建立民族间相互合作、富有理智、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提供新的理论智慧与创造性的新意义,这是哲学的历史使命和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这就需要大力发展应用哲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哲学界就开始了建立应用哲学的尝试,其主要意图就是要使哲学直接面对社会现实问题,在应用哲学的研究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经济哲学,强调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主张对社会经济运动开展哲学研究。但是,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哲学并不是一门提供日常生活技巧的学问,哲学作为一种把对智慧的追求作为自己目标的学问,它所追求智慧是人类全体的“大智慧”,它所关心的应该是整个人类的命运,它要为人们生存提供安身立命之本,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意义”的支持,为人们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园。

    其次,在思维方式上哲学也需要改变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传统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用认识物的方式去认识人,否认人的创造性、超越性,瓦解了人的生命的多重矛盾性,其最大的缺失是造成人的失落、人的物化,这就要求我们从生活的人出发,以人的方式来理解人。旧哲学作为人的本质的虚幻、颠倒的反映,其根源存在于现实之中,颠倒了的世界才产生了颠倒了的哲学,所以,只有批判非人的现实,“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才能铲除旧哲学的根基,使哲学真正成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按着这样思路,人的现实存在就是人的活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这样,马克思就最终走上了用实践尤其是人的生产劳动去说明人的存在和历史发展的道路。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确立,为人转向真实生活世界找到了现实的基础和道路,为哲学把握生动鲜活的人的具体本性开创了更加宽广的理论视野,正是通过这种思维方式人才从抽象走向具体、从分裂走向完整、从虚幻走向现实。这种思维方式给哲学指出了一条重新回到人类实际生活世界中去的途径和方向,也为哲学的自我更新提供动力。

    再次,从哲学所应用的表达世界的语言看,近代哲学出现“语言学转向”,即要求哲学在建立关于人类的“认识”及其所表达的“世界”理论之前必须先有关于“语言”的理论,“没有语言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为无效”。语言是人自己的存在方式,人是一种历史文化的存在,语言则是存储历史文化的“水库”。人作为历史文化的存在,不是人去占有语言,而是人被作为历史文化“水库”的语言所占有,人从属于历史也就从属于语言。人只有从属于语言才能实现人的自我理解和相互理解。语言总是从生活当中产生的,语言是人的生活世界的表征,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游戏就是一种生活形式,“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在罗素看来,语言和世界具有相同的结构,我们可以借助于分析语言的结构来把握世界的结构,哲学的“语言转向”其实就是转向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从人们在生活世界中所创造的语言入手来分析人们的生活世界,当然这种语言必须有坚实的实践论基础,只有从实践出发的语言才具有真正的逻辑性和人文性,才能真正地实现向生活世界的回归。佳佳网

    哲学只有回归到人们的生活世界之中,去亲近人,亲近人们的生活,去思考人们在这个时代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可能遇到的问题,哲学才真正体现出它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特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3]倪梁康.现象学概念通释[M].上海:三联书店,1999.

    [4]俞吾金.实践论释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篇6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最根本的理论特征。的具体结论和问题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在总体上是无法超越的，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会过时。我们不但要研究马克思究竟“说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马克思是“怎么说出来的”，研究马克思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种种结论。因为时代已经变迁，我们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拘泥于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和具体语境。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的方法论依然蓬勃地活在现代社会里，是现代社会客观存在的一支强劲的影响力和支配力，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加强经典文本的研究。经典文本尽管不可能给我们直接提供针对现代社会发展现实情境的理论，但它提供了蕴涵着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宝藏。脱离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哲学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要全面而透彻地解读创始人的著作，把哲学的本真与其他人所理解的哲学区别开来，挖掘那些蕴涵在哲学经典著作中极具价值却未具体展开的论述，澄清以往甚至现在被误读的思想。展开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坚持历史性原则。杜绝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文本对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文本研究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贯彻历史性原则。对于我们而言，要想真正按照历史性原则研究马克思文本，就要通晓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阿尔都塞提出，要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回到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具体语境中去，研究马克思如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襁褓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的科学的视野，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而不能内在目的论式地研究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观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贴到马克思身上。在理论研究的进程中，存在过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粘贴现象”，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误解和扭曲。只有坚持历史性原则，尽力杜绝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文本，我们才能避免走进理论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问题对话一视域融合”的解读模式

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处境概念，即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因此，诠释学处境的作用就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面对流传物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一种正确的问题视域。”赢得“问题视域”是在更普遍性意义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释者必须重视“问题视域”的存在，努力赢得问题视域，融汇自己的问题视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问题视域，实现与马克思文本的对话，诠释出文本的鲜活意义，开拓理论有效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领域。显然，“问题对话——视域融合”解读模式比起极具针对性、指向性的带着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的文本解读拥有较为宽广的视界、较为宏大的问题容量和因此产生的较高的回答社会实践提问的效率，这对于我们成功应对当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二、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将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

有人认为传统的文本和在当代已失去了理论价值，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与当代实践有机统一的关系。背弃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放弃了的指导，使社会主义事业终归瓦解。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选择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作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们继承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建构了中国化的的新形态，我们的事业才获得成功。

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其基本精神是回归现实生活，哲学的创新更要以回归现实生活为依据。不断地制造“新”名词、“新”概念不是哲学的创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现实、深刻反思中国问题才是哲学创新的根本出路。我们应当从正在研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出发，对经典文本进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阐释和新的运用。离开了现实问题的关注，对经典文本进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释，并把自己的诠释说成“真正的”、“正宗的”，这不是真正的所倡导的作风。

文本研究的对象是文本的理论，但研究的指向却是现实的实践。文本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哪些问题需要密切关注、迫切说明是由时代的主题、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决定的。我们主张在研究当代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问题中，通过对崭新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现当代科学成就的提炼，实现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哲学只有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凝炼出富于建设性、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的互动中成功地发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论，由于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解读者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大不一样。哲学理论的深刻内涵往往会通过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与调整而得到进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视野和视角的调整和切换，主要依据是对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哲学的创新，不仅要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应该胸怀世界，充分考虑到当代世界的变化、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以及国外哲学和西方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问题，促进哲学与其他哲学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吸纳人类新的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推进我们的研究。

三、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

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关于加强哲学研究的主张：其一，主张加强对经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其二，主张面向当代社会实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凸现哲学的当代性。这两种主张都是形而上学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分别看成纯文本的学理探讨和无根的现实关切，背离了两方面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导致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诱发新的本本主义，丧失哲学应有的现实精神。只有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哲学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实际，才能对现存的众多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对哲学作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成果来，从而实现哲学的创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之间合理的互动，寻求二者之间平衡点，把“回到马克思”与“回到现实中来”结合起来，是推进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途径。

四、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原则

(一)坚持哲学的开放性

哲学的开放性是针对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哲学的各形态之间、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说的。坚持哲学的开放性就必须走出哲学，又返回哲学，进而发展哲学。的发展不仅应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基础，而且应当在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对立与互动中发展。之所以能与自由主义实现对立与互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识形态，除了它具有的维护特定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辩护功能(价值—信仰层面)以外，它还具有知识的功能(认知一解释层面)与实施(目标一策略层面)的功能，从而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强化哲学的现实品质

哲学研究克服危机、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恢复哲学与现实的本真关系。哲学研究不能脱离现实，不应逃避政治。哲学研究不要成为那种徘徊于概念和范畴问的纯逻辑推演式的学问，也不能沦为那种对现实生活世界漠不关心的、踏上纯粹思想自我构造道路的文字游戏。必须突破那种对学术的纯形式主义理解，特别是要扫除将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现实对立的陋识，注重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现实、特别是从全球化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获取真正的资源，才能实现哲学创新。脱离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思想的闪电”偏离“人民园地”，哲学就不可能永葆其生命的活力。真正的哲学不是游离于现实之外的遐想，它是在思维中被把握住的它的时代，哲学研究则是时代的使命和工作。哲学对于现实是一种要投入更要超越的关系，假如我们能够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这样那样的新问题作出有力的回答，并对实践予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我们的哲学就一定能走出窘境。

(三)勿失批判精神

哲学的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是不可分离的，前者拓展理论的论域，使理论更具现实针对性，更深刻更具群众基础；后者则是合规律性与目的性的统一，使现实世界与思维世界进一步通达。理论批判是实践批判的指针和导向，科学的正确的理论掌握群众源自理论批判；实践的批判是理论批判的继续与深化。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没有实践批判的理论批判是空洞的批判，没有理论批判的实践批判是无根的批判。批判不能滞留于理论层面，必须推进到实践的批判。没有自我批判的实践批判和理论批判是不彻底的批判。理论批判、实践批判和自我批判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分别赋予哲学革命性、现实性和发展性的品格。科学的批判本身就是建设，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创造新的世界”，坚持哲学的批判性，才能使哲学走出困境。

摘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是最重要的理论品质。完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是哲学的辩证本性和实践品格的要求。的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要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将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结合起来，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哲学创新要注意开放性和批判性的原则。

篇7

一、的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最根本的理论特征。的具体结论和问题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在总体上是无法超越的，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会过时。我们不但要研究马克思究竟“说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马克思是“怎么说出来的”，研究马克思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种种结论。因为时代已经变迁，我们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拘泥于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和具体语境。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的方法论依然蓬勃地活在现代社会里，是现代社会客观存在的一支强劲的影响力和支配力，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加强经典文本的研究。经典文本尽管不可能给我们直接提供针对现代社会发展现实情境的理论，但它提供了蕴涵着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宝藏。脱离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哲学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要全面而透彻地解读创始人的著作，把哲学的本真与其他人所理解的哲学区别开来，挖掘那些蕴涵在哲学经典著作中极具价值却未具体展开的论述，澄清以往甚至现在被误读的思想。展开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坚持历史性原则。杜绝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文本对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文本研究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贯彻历史性原则。对于我们而言，要想真正按照历史性原则研究马克思文本，就要通晓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阿尔都塞提出，要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回到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具体语境中去，研究马克思如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襁褓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的科学的视野，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而不能内在目的论式地研究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观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贴到马克思身上。在理论研究的进程中，存在过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粘贴现象”，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误解和扭曲。只有坚持历史性原则，尽力杜绝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文本，我们才能避免走进理论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问题对话一视域融合”的解读模式

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处境概念，即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因此，诠释学处境的作用就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面对流传物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一种正确的问题视域。”赢得“问题视域”是在更普遍性意义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释者必须重视“问题视域”的存在，努力赢得问题视域，融汇自己的问题视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问题视域，实现与马克思文本的对话，诠释出文本的鲜活意义，开拓理论有效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领域。显然，“问题对话——视域融合”解读模式比起极具针对性、指向性的带着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的文本解读拥有较为宽广的视界、较为宏大的问题容量和因此产生的较高的回答社会实践提问的效率，这对于我们成功应对当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二、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将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

有人认为传统的文本和在当代已失去了理论价值，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与当代实践有机统一的关系。背弃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放弃了的指导，使社会主义事业终归瓦解。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选择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作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们继承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建构了中国化的的新形态，我们的事业才获得成功。

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其基本精神是回归现实生活，哲学的创新更要以回归现实生活为依据。不断地制造“新”名词、“新”概念不是哲学的创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现实、深刻反思中国问题才是哲学创新的根本出路。我们应当从正在研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出发，对经典文本进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阐释和新的运用。离开了现实问题的关注，对经典文本进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释，并把自己的诠释说成“真正的”、“正宗的”，这不是真正的所倡导的作风。

文本研究的对象是文本的理论，但研究的指向却是现实的实践。文本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哪些问题需要密切关注、迫切说明是由时代的主题、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决定的。我们主张在研究当代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问题中，通过对崭新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现当代科学成就的提炼，实现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哲学只有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凝炼出富于建设性、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的互动中成功地发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论，由于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解读者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大不一样。哲学理论的深刻内涵往往会通过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与调整而得到进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视野和视角的调整和切换，主要依据是对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哲学的创新，不仅要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应该胸怀世界，充分考虑到当代世界的变化、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以及国外哲学和西方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问题，促进哲学与其他哲学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吸纳人类新的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推进我们的研究。

三、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

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关于加强哲学研究的主张：其一，主张加强对经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其二，主张面向当代社会实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凸现哲学的当代性。这两种主张都是形而上学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分别看成纯文本的学理探讨和无根的现实关切，背离了两方面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导致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诱发新的本本主义，丧失哲学应有的现实精神。只有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哲学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实际，才能对现存的众多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对哲学作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成果来，从而实现哲学的创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之间合理的互动，寻求二者之间平衡点，把“回到马克思”与“回到现实中来”结合起来，是推进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途径。

四、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原则

(一)坚持哲学的开放性

哲学的开放性是针对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哲学的各形态之间、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说的。坚持哲学的开放性就必须走出哲学，又返回哲学，进而发展哲学。的发展不仅应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基础，而且应当在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对立与互动中发展。之所以能与自由主义实现对立与互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识形态，除了它具有的维护特定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辩护功能(价值—信仰层面)以外，它还具有知识的功能(认知一解释层面)与实施(目标一策略层面)的功能，从而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强化哲学的现实品质

哲学研究克服危机、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恢复哲学与现实的本真关系。哲学研究不能脱离现实，不应逃避政治。哲学研究不要成为那种徘徊于概念和范畴问的纯逻辑推演式的学问，也不能沦为那种对现实生活世界漠不关心的、踏上纯粹思想自我构造道路的文字游戏。必须突破那种对学术的纯形式主义理解，特别是要扫除将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现实对立的陋识，注重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现实、特别是从全球化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获取真正的资源，才能实现哲学创新。脱离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思想的闪电”偏离“人民园地”，哲学就不可能永葆其生命的活力。真正的哲学不是游离于现实之外的遐想，它是在思维中被把握住的它的时代，哲学研究则是时代的使命和工作。哲学对于现实是一种要投入更要超越的关系，假如我们能够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这样那样的新问题作出有力的回答，并对实践予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我们的哲学就一定能走出窘境。

篇8

〔关键词〕 诠释学，科学，实践，科学哲学，后经验主义

〔中图分类号〕N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4）01-0048-04

〔收稿日期〕 2013-11-23

〔作者简介〕 杨秀菊（1981-），女，辽宁营口人，太原科技大学哲学研究所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

亚里士多德曾经就实践智慧和应用科学作出区分并进行了详细论述，这种区分使我们明辨了科学技术的应用与实践智慧。哲学也旗帜鲜明地指出，实践是行为主体所特有的对象性活动，只有在人类繁衍和实践同步的基础上，人们才可以深刻与全面地把握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以及世界的物质性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纵观科学发展历史，近、现代科学的发展特征表现出忽视实践智慧的趋势，以实践智慧为本质内容的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几乎丧失其科学合理性，而诠释学作为精神科学独立的方法论也面临着消失殆尽的危险。于此，伽达默尔提出了重新恢复以实践理性为核心的精神科学模式。之后，越来越多科学哲学家们认识到，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诠释学不仅适用于精神科学，也完全可以适用于自然科学。

一、实践的科学诠释学的思想溯源

德语中诠释学Hermeneutik一词的词尾ik本身就含有方法与实践的意思，而在早期的诠释学中，特别是在神学与法学领域，诠释学更多地是指向理解、解释与应用，诠释的技艺就是一项实践的活动。

19世纪，狄尔泰的诠释学思想着重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他将人的生存特征描述为“在生命中存在”（Darinnensein im Leben），意旨生命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被动的客体，是生命意欲与生命关系的复合体。由于人类与生命之间的关系是内在的，生命是联系人类与世界的内在纽带。因此，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看作是一种实践关系，〔1 〕 （P31 ）狄尔泰的诠释学观点探讨了科学与实践生活的关系，认为理解是从人的实践关怀中产生的。

之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进行的关于此在的诠释学分析更是直接针对人类日常实践的，他认为只有在日常实践意义上的科学实践才是诠释学的。人们在世之存在的方式体现了对世界和对人类自身的解释，在对科学进行的一系列探索中，人们从对人类日常实践和科学研究的解释中领悟到在世之存在的方式。因此，科学研究中解释实际应用的意义与实践应用本身都是诠释学的。从本体论的角度上来看，实践与应用具有同一性。

继海德格尔之后，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更是对实践的诠释学分析做出了详细的说明，其实践的诠释学观点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基础上，但是由于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对普遍知识和具体应用做出明显的区分，所以造成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一种对立，这种对立使伽达默尔感到困惑，也由此催生了他对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做出诠释学的反思。更重要的是，他从道德行为现象中的实践智慧角度出发，分析论述了适合于科学的诠释学之实践智慧与实践理性。

伽达默尔阐述到实践哲学的对象不仅是那些永恒变化的境况以及那种因其规则性和普遍性而被上升到知识高度的行为模式，而且这种有关典型结构的可传授的知识具有所谓的真正知识的特征，即它可以被反复运用于具体的境况之中（技术或技能的情况也如此）。因此，实践哲学当然是一种“科学”，是一种可传授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然而，它又是一种只有当某些条件具备时才可以成其为科学的科学。它要求学习者和传授者都与实践有着同样稳定的关系。就这一点而言，它与那种适用于技术领域的专门知识反而有某些相似之处。根据他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出伽达默尔关于实践与应用的分析也将二者处于同一层面之上，伽达默尔认为浪漫主义学派的诠释学观点包含的理解与解释的内在统一忽视了应用技巧，而应用与理解和解释一样，同属于诠释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且诠释学就是理解、解释与应用三种要素构成的，缺一不可，诠释学也只有在理解和解释及应用的统一中才具有重要意义，诠释学中关于应用的重要问题也是由理解和解释的互通与共融所引发的。所以，伽达默尔称之为交往实践技艺的诠释学，是与古代对本质沉思的理论相互对立的，诠释学是代表着高度技巧的实践。〔2 〕 （P4 ）

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思想可以说是诠释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从伽达默尔开始，诠释学产生了一个重大转向，即从哲学诠释学到科学诠释学的转向。科学诠释学顺延了伽达默尔实践的诠释学思想，并且详细地分析了诠释学在当代科学研究进程中的具体应用。

除了伽达默尔实践的诠释学思想基础，实践的科学诠释学思想形成还得归功于约瑟夫·劳斯。劳斯认为，在具体科学研究中科学概念和科学理论只有作为社会实践和物质实践的组成部分才是可以理解的。并且，人们经常忘却科学研究的实质就是一种实践活动，且这种“实践的技能和操作对于其自身所实现的成果而言是决定性的”。〔3 〕也就是说，科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突出表现为对科学实践的重视，它将科学活动视作人类实践活动，而人类实践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或环境下进行的。首先，人类日常生活实践是科学理论的形成与进行科学实验的基本条件，其背景预设构成科学活动的基本要素；其次，科学活动依靠科学共同体的实践智慧从而合理地实现科学研究。〔4 〕 （P169 ）

由此看来，在整个科学研究中，理解是以人类实践经验为基础而发生的，研究者摒除不了纯粹无我的主体状态，实践的科学诠释学也不是数学形式上的理论科学，为了彻底把握实践的科学诠释学思想，必须从与科学完全对立的语境中脱离出来，这种科学必须出自实践本身，并且通过意义概括得到的意识再重返实践中去。只有将诠释学应用于整个科学研究与社会实践中，科学才能更好地履行其社会功能。

二、实践的科学诠释学的表征

之所以提倡将诠释学作为方法论基础适用在具体的科学实践中，是考虑到当代的科学哲学家们“将太多的注意力集中于科学狭隘的思想方面——科学理论及其所需的思维程式、引导我们去相信它的各种证据以及它所提供的思想上的满足。” 〔5 〕 （P35 ）事实上，科学哲学家们理应意识到，科学研究单纯用任何一门单独学科所做出论断都是片面的。特别在复杂性科学兴起之后，仅靠传统理论的研究与逻辑证明是远远不够的，而科学诠释学强调的自我理解就是把科学蕴含在文化与历史现象之中，在科学历史与科学社会学角度对科学实践及其过程做诠释学的分析。

首先，实践的科学诠释学应用最先体现在科学研究的基础环节——科学观察与科学发现阶段中。因为实践性的知识通常被认为是原初经验的获得方式，以知觉为主的实践性经验的获得与积累更是在整个科学进程，特别是科学观察与发现的阶段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科学诠释学的角度来看，知觉本身就具有诠释学的特征，通过知觉等实践方式逐步积累起来的“客观性知识”荷载着文化与实践的双重因素。从研究者自身的感官限制、教育背景、认识旨趣、科学素养、心理结构等个体性因素到政治、经济因素等社会性因素，无一不对研究者的研究工作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而科学诠释学基于上述因素的思考正好能够补充以往人们对非客观性因素的忽视，基于科学整体基础上的诠释学的分析可以很好地帮助人们理解科学及其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为人们提供了更宽阔的思考领域。

其次，实践的科学诠释学应用体现在科学理论的生成中。例如几何学的观念化和形式化就是通过古埃及人的测量实践积累而最终形成的。古埃及人懂得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应用简单的几何原理，他们运用一些朴素的手段来测量土地及金字塔与神庙等建筑，正是这种看似日常的重复性的测量活动构成了几何学的实践过程。在远古时代，从这种实用的经验中衍生出来的科学活动虽然没有呈现精密化的形态，却也不同程度地显现出实践的科学诠释学特征。因为科学研究通过数学的计量与几何证明等方式与观察实验、分析的方法及实践的具体操作同样重要，特别是带有猜想性质的对客观规律的把握具有思想的纯粹性特征。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实践性知识与客观性知识这两种知识形态的话，实践性知识必优于客观性知识，因为不仅由于客观性知识大多都是从实践中得来的，而且科学的客观性知识仅以客观性为研究主旨和前提，而实践性知识则加入了主观能动性作为考量的因素。科学的客观性知识本质特征是主客体之间的对立，把研究主体人为地划归在所考察的客体的对立面，从而避免其对所考察客体产生的影响而使其失去客观性；而实践性知识则重视主客体之间的关联，因为它不以静态知识获得为目的，而将知识置于历史条件下动态的、变化的环境中，以此来考察主、客体之间的关联。特别是有关自然与生命世界的体系愈发完善，科学进步的无限制与无终止性势必产生更加精确、完善的新科学体系，这样，自然科学便不能囿于对传统科学研究中观察与理论之间关系的经验性的描述，而应该将科学研究的重中之重放到日趋严密、科学的与合理的解释及随之而来的科学实践的具体应用上来。

除此之外，实践的科学诠释学应用还体现在语言的分析上。脱离了科学诠释学的语言分析角度，人们也无法严格甄别日常生活实践与科学研究实践二者在推动科学进步中所起到的作用，特别是在具体的科学实践中“难以把其意义来自经验的观察术语与猜测性的理论术语区分开来。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这些术语不是作为孤立的单位（如观察术语可与自然实体相对应），而是作为更大的语言学框架中的要素而具有意义的。既然观察脱离它所从属的更大的概念和命题框架就没有实践意义，那么就根本不可能去分析构成科学知识得以建立的根本基础的不同类型的事实陈述。” 〔6 〕

所以，无论是科学研究的基础阶段，还是科学理论的形成、发展与应用的阶段，我们都可以从科学诠释学的角度来审视整个科学发展的历程。科学诠释学就是在历史和社会等多重角度对科学主义绝对真理的批驳，从而把科学认识置于人类活动的基础之上，以此来“努力恢复至今被忽略了的科学哲学的‘规范’功能”。〔7 〕

三、实践的科学诠释学的特征

我们知道，早期的诠释学是作为一门关于文本理解和解释的技艺，以一种学科的形式出现的，之后诠释学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直到海德格尔本体论分析与伽达默尔基于诠释学应用基础的哲学诠释学的思考，诠释学进入了实践哲学的发展阶段。而建立在科学与诠释学双重基础上的科学诠释学的建立，就是要表明科学诠释学不仅仅是科学研究中关于理解与解释的论述，更多地是强调科学诠释学在科学实践的基础上关于理解与解释的辩证统一。即科学诠释学的实践界域同哲学诠释学一样，都将人类的全部生活世界作为整个研究对象，摆脱了早期诠释学发展忽视实践基础这样一种缺陷。

首先，关于科学诠释学对综合理论与实践认识做出的双重分析，是分别建立在科学实践的基础上和诠释学的实践基础上的。也就是说，科学真理的获得既不是逻辑上前后相关的系统，也不是作为因果关系线性发展的结果，而是一组物质与认识的实践，科学的实践也表现出了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特性，并且，理性的科学分析只有从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转向一种实践结构，才能在协调理性与非理性因素关系的基础上，获得知识的进步与飞跃。〔5 〕 （P35 ） 从这个角度来讲，科学诠释学具有科学、诠释学的双重实践基础。

其次，从科学诠释学的角度出发来反思科学实践，科学实践具有开放性、社会性特征。这是由于科学实践是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科学共同体之间的协作与交流，人类所处的外在环境、社会制度、信仰等因素都会影响或干预科学实践活动；另外，科学实验的产物具有社会性，即科学研究不是独立的、抽象的逻辑推理与演算，而是科学团体之间关于科学的相关因素的协同一致；再者，科学研究者实践活动的主观意旨具有社会性，即科学研究者从事的科学活动不是盲目的，而是由认知旨趣与个人兴趣所导向；最后，科学实践的主体具有社会性。综上所述，科学诠释学不仅具有实践性的理论特征，甚至可以这样说，实践性就是科学诠释学的基础特征。

第三，实践的科学诠释学有着广泛的理论支撑。越来越多的学派论点与学者思想中都蕴含了科学诠释学的关于实践性特征的因素，尽管他们对科学研究中关于实践的重要性的表述方式不尽相同。例如，新实验主义者对实践的肯定将研究重点从理论转移到具体的科学操作之中。伊恩·哈金（Ian Hacking）就曾经在《表征与干预》一书中强调了实验的基础性地位，并通过对隐含在实验结构中的实践性特征的论述，呼吁从表征走向介入、从理论走向实验。与此同时，富兰克林（A.Franklin）、伽利森（P.Cratison）、古丁（D.Gooding）以及梅奥（D.Mayo）、巴滕斯（N.Batens）、范·本德格姆（Vdal Bendegem）、罗伯特·阿克曼（R.Ackermann）等人，也都深入科学实践的具体形态，进一步推进了新实验主义的研究。〔8 〕可以说，新实验主义者对实验实践的关注，反映出科学实践本身就是一项复杂的人类参与的活动，特别是哈金批判了传统逻辑经验主义将实验数据完全独立于科学理论、科学理论的构成以实验表象为基础的经验主义实验观、以及汉森提出的“观察渗透理论”观点。哈金认为实验不只是局限在观察的范围内通过实验操作得出数据，而是涉及操作过程中各种技能。另外，由于很多实验先于理论，所以，观察渗透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没有很好地概括理论和实验之间的本质关系。也就是说，传统的理论与实验的截然二分是片面的，人们应该着眼于寻找特殊的实验实践，使其能够促生观察报告获得合法性与可靠性。

如果立足于科学诠释学的观点来分析，科学是作为一个整体将科学使之可知的事物带入人类生存的背景之中，实践的科学诠释学任务不仅要解释适用科学的程序，还要在科学应用之前提供一种合理的说明。〔9 〕 （P93，137 ）不仅如此，科学的诠释学反思也是从对科学进行操作的具体实践中归结出来的，并且依靠实践的帮助，人们才可以更好地理解与把握近代科学关于概念、技术等因素在自我理解过程中产生的诸多困扰。

总体来讲，在科学诠释学的视野下，“科学研究是一种寻视性的活动，它发生在技能、实践和工具（包括理论模型）的实践性背景下，而不是发生在系统化的理论背景下。” 〔5 〕 （P101 ）科学诠释学的主张是科学哲学前进的方向，它对科学所做的一切发生在他控性的网络互涉中。所以，对科学进行诠释学的解读除了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之外，也必须全力避免诠释学作为方法论的普遍使用而过于宽泛。就像劳斯对其进行的科学的文化研究一样，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涵盖有关实践的种种探索——通过这种探索使我们对科学的理解具体化，使之维系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并向新的文化情境转译和扩展”， 〔5 〕 （P320 ）正是由于诠释学与实践的交织使科学、诠释学及其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明朗化，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反思已经表现出诠释学维度的恢复与传统诠释学的汇合。〔10 〕 （P40 ）

总之，无论科学家们如何避免，科学及科学研究都要在不同程度上受多种因素的制约，科学亟待得到一个源自文化的、社会的、伦理道德的功能性的规训。这种规训得以实现的角度，即从实践的科学诠释学角度去审视科学。同时，科学诠释学的观点也理应避免对科学进行研究分析中的过分自负，务必要意识到在实践的——经验的事实基础上上升到科学理论是一个循环往复的系统，尽管像兴趣、直观性、社会因素等非客观性因素在整个科学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无法捍动各学科客观知识的本体论预设在整个科学研究系统中的核心地位，过分追求科学研究中的非逻辑性与主观因素的作用，人类繁衍千百年来所形成的科学体系将成为空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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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醒民.科学事实和实验检验〔J〕.社会科学战线，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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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吴 彤.郑金连.新实验主义：观点、问题与发展〔J〕.学术月刊，2007（12）.

篇9

    哲学和科学具有矛盾两重性关系,全部问题都在于对这种关系做出辩证理解与界说。从一般或笼统的意义上说,即从哲学和科学的一般特征与联系上说,哲学当然也是科学的一个部类,也是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系统中的一个重要部门。然而,这种认识还属于一般认识,它只表明二者所具有的某种普遍的共同特征,而没有深入体现二者的不同本质及其区别。如果从哲学和科学的特定含义或不同的特殊本质来看,哲学和科学的确定区别就显示出来,哲学就不再是科学的一个部类。也就是说,哲学并不是实证性的科学系统即“实证科学”系统的一个部门,而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实证科学的具有思辨性与超验性特征的特殊的逻辑思维体系。在一般或笼统的意义上说,哲学也是科学,但在特定或严格的意义上说,哲学就不是科学。由于哲学和科学分别具有自身的特殊本质,二者之间也就具有确定的本质区别。由此,在严格的意义上,我们也只能说,哲学不是科学,哲学就是哲学,而科学也不是哲学,科学就是科学。当然,这样的界说又有“同义反复”之嫌。因此,我们又需考虑如何在界说二者关系时能把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既反映二者的一般联系又体现二者本质区别的界说。在这种“矛盾”的意义上,我们就只能“辩证”地说:“哲学既是一门科学,又不是一门科学。”在这里,“辩证思维”真正体现出一种“矛盾的两重性”,即体现出一种对矛盾双方的复杂关系及其具体含义进行全面性认识的特征。这种辩证综合的全面性认识在于: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哲学就是科学”。在这里,“科学”的含义就是指“知识体系”而不是指“实证科学”。这一界说,主要是就“哲学”与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的一般关系而言。在这种一般性认识中,哲学作为一门“学科”还被包含在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之中,由此哲学也就成为“科学”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哲学又不是科学”。在这里,“科学”的含义就不再是指一般“知识体系”而是指“实证科学”。因此,这一界说主要是着眼于“哲学”与作为“实证科学”的“科学”的本质区别。在这一界说或认识中,哲学作为“思辨的”学科或学说已不再等同于“实证性”科学而被包含在“科学”之中,由此,哲学也就不再是“科学”的一部分。事实上,说“哲学既是科学又不是科学”,无非是说,哲学作为一门特殊的思辨的学科也被一般包含在“知识体系”中,因而哲学即是“科学”,但同时,哲学作为一门特殊的思辨的学科又与作为“实证科学”的“科学”具有本质区别,因而哲学又不是“科学”,而是超越于“科学”体系之上。显然,当我们说哲学“既是科学”时,这里的“科学”是指“知识体系”(可将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界定为“大科学”),而当我们说哲学“又不是科学”时,这里的“科学”则是指“实证科学”(也可将作为“实证科学”的科学界定为“小科学”)。由此,“哲学”就是一种“大科学”意义上的科学而并不是“小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换言之,也只有在“科学”的广义即非严格意义上,哲学才可被视为一门科学,而在“科学”的狭义即严格意义上,哲学就不是科学或不应被视为一门科学。因此,“哲学既是科学又不是科学”的命题就包含着理性思维的辩证矛盾,并体现出“辩证逻辑”的本质特征。在这一命题中,第一个“科学”概念和第二个“科学”概念具有不同含义,前者是指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即“知识体系”),而后者是指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即“实证科学”)。如果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命题或界说就有偷换概念之嫌,或者有违反“不矛盾律”、“同一律”之嫌。然而,若从辩证逻辑的角度来考察,上述命题就完全合理,并且也不违反逻辑思维的规律或理性推论的规则。显然,由于“科学”本身具有两重含义或意义,因而说科学是“知识体系”与说科学是“实证科学”就都没有错,也因此,在上述命题中同时引入“科学”的两重含义或意义而加以综合的辩证界说也就没有错,相反,这种界说或界定恰好能揭示概念的矛盾本性,从而体现出辩证思维的本质特征。在这里,如果固守“形式逻辑”的“非思辨”的形式化思维规则(如“同一律”、“不矛盾律”及“排中律”等),那就只能是在“哲学”自身的本质上界定哲学,从而只能得出“哲学就是哲学”的命题,这显然属于“同义反复”。此外,还有两种情况,一是在“科学”的狭义上界定二者关系而得出“哲学不是科学”的命题,二是在“科学”的广义上界定二者关系而得出“哲学就是科学”的命题。然而,“哲学不是科学”或“哲学就是科学”的命题显然都有简单化的“片面界定”的缺陷,同时,两个命题也形成外在对立。由此,上述三种界定都没有真实地、全面地反映哲学和科学的辩证关系。因此,也只有提出“哲学既是科学又不是科学”的命题并加以辩证的解说,才能真实地、全面地揭示与把握二者关系。还应看到,在辩证逻辑的概念、判断与推理中,包含辩证矛盾不仅无法避免,而且还完全必要,矛盾的两重性思维也正是“思辨的”哲学思维亦即“辩证逻辑”的一种形式、一种方法、一种规则。上述“哲学既是科学又不是科学”(以及“哲学是一门特殊的思辨的科学”)的命题,也同样具有思维的确定性,不过这种确定性已扬弃了单纯的形式规定性而表现为具有真实内容的辩证的矛盾性。在这里,“辩证思维”或“思辨”已把一般和特殊、属和种、相同和相异、相对和绝对、广义和狭义等等事物的区别或矛盾揭示出来,从而也就在一般联系中深入揭示出研究对象的本质区别。事实上,也只有辩证逻辑的这种矛盾性思维才能真实地、全面地反映哲学和科学的真实关系,进而深入认识二者关系的历史演变。辩证思维所揭示的哲学和科学的“辩证关系”的“逻辑”也必然与二者关系“实际演进”的“历史”具有统一性。由此,在二者关系上体现的“逻辑”与“历史”的矛盾也就可望在辩证思维中达到统一。

    哲学只能是一门“思辨的科学”而不可能是一门实证科学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把哲学看做一门科学的意义仅是指哲学本身也构成一门学科亦即“思辨的科学”,因而也可被包括在科学的“知识体系”中。然而,哲学作为“思辨的科学”(亦即“思辨哲学”)仍与“实证科学”具有本质区别。从“科学”本身的角度来看,“科学”也呈现出两种形态:一种是在科学的严格意义上存在的“实证科学”,另一种是在科学与哲学关系上呈现的“思辨科学”。在这里,也应注意把“科学”的这两种形态区别开来,即把“科学”的严格意义(“实证科学”意义,这是科学的一种内在本质)与“科学”的非严格意义(“思辨科学”意义,这是科学与哲学的一种外在关联)区别开来。事实上,“思辨科学”概念中的“科学”也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而只是指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亦即“哲学”本身)。因此,界定“哲学”是一门“思辨的科学”的最终意义也仍在于把握哲学的本质特征及其与科学的区别。因此,对哲学本性及其与科学区别的辩证认识就可深化为下述命题:“哲学只能是一门特殊的思辨的科学,而不可能是一门实证的科学。”这一命题主要包含下述含义:首先,“思辨”是哲学的本质特征或特殊本质,亦即是哲学(作为一个“种”概念)的特定本质。在这里,“科学”概念也是在一般广义上使用,即指一种“知识体系”,在此意义上,“科学”(作为一个“属”概念)就可包含“哲学”。因此,说哲学是一门特殊的“思辨的科学”,不过是说,“哲学”作为一门思辨的学科是可以被包括在广义的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系统中的。即使这样把哲学界定为一门“思辨的科学”,也并没有把“哲学”和严格意义的“科学”混同起来,“哲学”作为一门特殊的“思辨的科学”仍具有与一般狭义的“科学”亦即“实证科学”的本质区别。事实上,要把哲学与科学既相联系又相区别开来,除了说“哲学是一门特殊的思辨的科学”之外,并没有别的方法。在西方哲学史上,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也都把哲学视为一门特殊的从事概念推演的纯粹思辨性的科学或学科,而他们界定哲学的本意或要旨也正在于要把哲学同一切经验科学或实证科学区别开来。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最初的科学分类思想,其中哲学(他称为神学或第一哲学)就已具有研究“存在”的超验、思辨的特性,哲学作为“本体之学”或“形而上学”就已和数学、物理学等专门的科学区别开来。[2](P57、P222)康德则更明确地认定哲学应是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或一种“纯粹理性的思辨科学”[3](P168)。其后,黑格尔进一步把哲学界定为“思辨哲学”或“思辨的科学”而与具有认识的相对性与局限性的“实证科学”或“经验科学”[4](P9、P58)区别开来。依据这些哲学家对哲学本质的理解与界说,我们也完全可以把哲学界定为一门特殊的“思辨的科学”或“思辨哲学”。其次,“实证”是科学的本质特征并由此与哲学区别开来。诚然,科学活动也要运用一定的理性思维或逻辑推论,也要对经验材料进行一定的理论概括或总结,然而,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却并非思辨或纯粹的逻辑推论,而是必须依靠经验观察与实验,而科学的理性思维或推论也要以现实事物为对象,要以对现实世界的经验观察为基础。因此,科学也就总是具有一定的“对象性”、“经验性”,或者说,科学最终还是以经验观察为基础或依据,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经验性与实证性的基本特征。诚如黑格尔所说:“一切科学方法总是基于直接的事实,给予的材料,或权宜的假设。在这两种情形之下,都不能满足必然性的形式。所以,凡是志在弥补这种缺陷以达到真正必然性的知识的反思,就是思辨的思维,亦即真正的哲学思维。”[4](P48)由于哲学和科学在研究方法或认识方式上的特征恰好相反,因而二者在推进人类认识上也就具有“互异互补”的性质。再次,认识哲学与科学关系的要旨还在于把二者区别开来,而此种区别的本质又在于哲学具有“超科学性”。诚然,哲学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哲学的“科学性”也仅是哲学的一种属性,哲学还具有一定的“人学性”乃至“神学性”(历史上的哲学总具有与宗教的密切联系),然而,哲学的根本特性却并非“科学性”或“人学性”,或者说,哲学既非“科学”亦非“人学”,哲学就是哲学,哲学的根本特性是“思辨性”,哲学乃是一门特殊的从事理性思维与逻辑论证的思辨的学科。哲学的思辨性或其理性批判与反思的形上本质,构成了哲学的“超科学性”,并最终将自身与科学区别开来。

篇10

在论及科学哲学的现展时，我们显然不能够忽视种种来自外部的冲击或推动，特别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以下简记为ssk)与科学哲学传统立场的对立以及后现代主义对于“科学主义”的批判等，一些学者更因此提出了种种的“转向说”或“取代说”。我们应当如何去看待这些主张?由各种相关研究我们可以获得哪些启示?什么又是科学哲学工作者在当代的使命?以下就围绕这样三个问题对此作出具体论述。

一、ssk为什么会如此之快地走向衰退?

前几年在科学哲学领域中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个提法：“科学哲学的社会转向”。这一主张的提出当然与ssk在20世纪80年代的兴起直接有关，更清楚地表明了后者对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的严重冲击。由于爱丁堡学派是ssk的主要代表，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曾有机会在英国进行为期1年的学术访问，因此在一段时期内就有这样的想法，即是为错失了从一开始就与爱丁堡学派直接接触这样一个机会深感遗憾。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笔者的思想也发生了一定变化，特别是，自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一些新的发展更引起了笔者的极大关注：在经历了初期的迅速发展以后，ssk内部可以说很快就出现了分化，甚至更有不少直接的“叛逆者”，这也就是所谓的“后ssk”；进而，也正由于有不少原先在这一方向上工作的学者都倾向于跳出这一阵营并采取新的不同立场，因此，从整体上说，ssk的影响就已从其巅峰衰落下来。如果将原先在ssk这一方向上工作的学者看成一个学派的话，我们就应认真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一学派为什么会如此之快地走向衰退?或者说，如果ssk的工作可以被看成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或领域，那么，这一方向或领域又为什么会如此之快地走向衰退?由于ssk与传统的科学哲学的直接对立，因此，上述问题就直接关系到科学哲学的未来发展，另外，我们并可由此而获得关于如何开展理论研究、特别是确定研究方向的有益启示。

为了清楚地说明问题，在此可以与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作一简单比较：尽管后者的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同样经历了一定的曲折和低谷，但科学哲学的发展历史已近百年，不仅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方向，更积累起了不少重要的理论成果，特别是，尽管曾出现过种种的“转向说”或“取代说”，但最终为大多数人所遗忘的恰又正是那些似乎红极一时、并将完全取代科学哲学的时髦学说或主张。从而，即使是作为理论研究的一个案例，ssk的迅速衰落也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具体地说，笔者以为，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即是由ssk本身的性质直接决定的，对此可以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众所周知，ssk研究的一个基本目标，即是将社会学的分析视角、概念体系与研究方法等，直接应用到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这样一个新的研究对象。由于上述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移植”的性质，因此，作为直接的开端，ssk学者就曾花费很大力量对自身工作的合理性(可能性与必要性)进行了论证。例如，这显然就是布鲁尔(d.bloor)等人所倡导的“对称性原则”与“等价性原则”的一个主要作用。另外，也正因为这主要是一种“移植”的工作，从而就不仅相对于纯粹的创造难度较小，而且就像诸多类似的工作(如将系统论应用于人文学科乃至艺术创造)，在开展初期往往也会出现一个高产期，更可对那些一直在相关领域(在此指科学)中工作的人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甚至产生震撼的效果。但是，如果这种工作始终停留于对现成理论工具的直接应用，却缺乏新的创造性工作，所说的发展势头很快就会出现衰退。

就ssk而言，我们还应特别强调这样一点，即其主要结论的预设性。对此，例如由所谓的“强纲领”就可清楚地看出，即是认为就科学知识的产生而言，社会的因素是首要的和充分的。然而，即使我们暂时不去考虑这一结论的片面性和绝对性，这种预设性无疑也将极大地抑制乃至彻底扼杀人们的研究热情，因为，如果最终结论是事先已经规定好了的，所有的研究显然就不可能具有很大的意义，而无非只是在已有的论据之上加上了一个新的案例。

第二，我们当然不应反对由学科外部积极地去吸取各种有益成分以促进本学科的发展，包括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问题、新的概念体系等。例如，在数学哲学与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中所曾出现过的积极互动，就可被看成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具体地说，数学哲学在20世纪初期曾为科学哲学的发展提供了直接的范例与重要的动力；另外，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科学哲学则又取代数学哲学在两者中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但是，这又是数学哲学与科学哲学积极互动的关键所在，即在积极引进外部成分的同时，相关学科必须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不然的话，就可能造成本学科的消亡。显然，由以上角度我们也就可以更为深刻地去理解ssk衰退的必然性，因为，按照所谓“强纲领”在科学与其他文化形式之间不存在任何重要的区别，这样，科学的特殊性就完全被取消了，但这事实上也就从根本上取消了任何以科学作为直接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意义，后者就包括ssk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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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清楚地说明问题，在此还可以拉图尔(b.latour)后来的工作为例来进行分析。具体地说，对于ssk基本立场的背离正是拉图尔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所开展的各项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而且，与其他一些后ssk学者不同，拉图尔更将自己的主要工作由科学转向了社会学与一般哲学，即是力图实现“社会学的重建”与“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但是，因为对于科学的具体考察正是拉图尔在后一方面工作的直接基础，因此，由仔细的考察就可看出，如果拉图尔始终停留于科学与其他文化形式的一致性，而不是更加注重如何能由科学的考察去发展已有的理论，也即更加集中于科学的特殊性，就根本不可能在社会学与一般哲学上做出任何创造性的工作。

第三，以下的常见论点显然也与上面的分析有着直接联系：为了促进一门学科的发展，我们必须作好由“外推”向“内生”的转化，这也就是指：就一个学科的深入发展而言，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外部的推动，而必须找出学科内部的相关生长点。

为了清楚地说明什么是这里所说的“内部生长点”，仍可通过与科学哲学历史发展的对照来进行分析。具体地说，尽管科学哲学的早期发展明显地表现出了数学哲学的影响(例如由“基础主义的科学哲学”这一术语的使用就可清楚地看出)，但是，科学哲学又始终坚持了自身相对于数学哲学的特殊性，特别是提出了本学科相对独立的研究问题。再者，如果说由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我们可以区分出不同的阶段或时期，那么，研究问题的转移又正是区分不同阶段或时期的一个主要标志，特别是，基本问题上多种不同观点的存在，甚至在相互间的剧烈对抗与冲突，更可被看成科学哲学兴旺发达的标志；与此相反，正如不少学者(如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等)所指出的，研究问题的枯竭，包括观点的高度一致，则就意味着发展的中止。由此可见，这也就是ssk研究的一个严重弊病，即是基本研究问题的缺乏。我们甚至可以说：缺乏相对独立的研究问题以及基本立场的高度一致，从一开始就决定了ssk的研究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更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专门学科。

第四，笔者以为，无论就ssk或是任何以科学作为直接对象的专门研究而言，又都应当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自身的研究对实际科学活动究竟有什么作用?更为一般地说，这也就是指，我们即应很好解决自身在这一方面的合理定位。然而，这又正是ssk乃至所谓的“后ssk”(以及“科学论”，sciencestudies)的一个明显不足之处，即是在这一方面缺乏应有的自觉性，从而就未能对实际科学活动产生较为重要的影响。显然，这事实上也是科学哲学研究所应特别重视的一个问题。对此我们将在以下联系后ssk与科学哲学的当代重建作出进一步的论述。

二、什么是后ssk为我们提供的有益启示?

以下并非关于后ssk的全面综述，而只是希望通过这一方面若干工作的具体分析，引出关于深入开展科学哲学研究的若干启示。具体地说，这正是中国学者在从事科学哲学研究时所经常采取的一个立场，即是往往立足于对立观点的分析批判与辩证整合，这也就是指，在论及西方的相关研究时，我们常常集中于对立双方(如早期的逻辑主义与历史主义、新近的ssk与传统科学哲学等)的主要特征与局限性，并以双方的必要整合作为自身的基本主张或最终立场，但在后一方面却又往往缺乏实质性的工作，甚至都未能深入地去思考究竟如何才能实现所说的整合。

上述的基本立场并没有错，但是，如果始终缺乏后继的工作，这显然就不能被看成真正的创造性研究；而且，从长远的角度看，这种主张又很可能蜕化为空洞的教条，而如果我们更以追踪国外的最新发展去完全取代对科学哲学基本问题的直接研究，则必然地会落到这样的下场，即貌似高明但事实上却只是永远跟在别人后面指手画脚，而未能对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贡献。也正是从上述角度去分析，笔者以为，作为后ssk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皮克林(a.picketing)的相关工作(以下将主要集中于皮克林的专著《实践的冲撞》)就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因为，这正是皮克林在这一方面的一个基本立场，即是认为应对ssk与传统科学哲学研究这两者实现适当的整合，而且，与空洞的论述不同，皮克林更在这一方向上做出了切实努力，并具体建构起了一定的理论体系，从而就在一定程度上真正实现了对立双方的适当整合(除皮克林的《实践的冲撞》以外，著名数学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i.lakatos)所倡导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也可看成对立面——在此指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科学方法论与库恩的科学哲学思想——适当整合的又一实例)。另外，还应提及的是，除了新的理论体系的建构以外，皮克林也始终没有忘记科学哲学的各个基本问题，如科学对象的实在性问题，科学发展的合理性问题等，并就以此作为检验其创造性工作理论意义的重要手段，从而明显地表现出了“问题引领”这样一个特征。具体地说，以下就是皮克林实现对立面整合的实际途径：如果说通常的分析主要集中于对立双方的不同点，那么，皮克林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同时也对ssk与传统科学哲学研究的共同点进行了分析，即是清楚地指明了这样一点：尽管存在直接的对立，但在更高的抽象层面上这两者又具有相同的性质——按照皮克林的术语，这就是指，它们事实上都可被看成属于“表征主义”(在笔者看来，“本质主义”或许是一个更为合适的词语)的范畴；进而，又正是这种关于两者共同点的分析为他同时超越对立双方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用皮克林的话来说，这也就是指，我们应当由所说的“表征主义”转向“操作主义”：由于后者同时包括了所谓的“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因此，所说的转变就是对于ssk与传统科学哲学的一个适当整合。

为了清楚地说明上述工作的特征与意义，在此还可与所谓的“寻找中间道路”这一常见提法作一简单对照。由于辩证思维的影响，除哲学以外，我们在其他各个研究领域也可经常听到“寻找中间道路”这样一种主张，即是认为与各种片面性的立场(如环境伦理学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教育领域中的“教师中心”与“学生中心”等)相对立，我们应当力求在对立面之间实现适当的平衡。然而，正如上面所提及的，尽管后一立场在理论上没有什么错，但从发展的角度看则又显然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将原先的对立双方看成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上的两个极端，那么，仅仅着眼于“寻找中间道路”就很可能使我们始终停留于与对立双方的同一水平，并未能通过“超越”真正上升到新的更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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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ssk与后ssk的对立而言，我们还可特别提及这样一点：皮克林在相关的论文中曾明确提出，我们应从ssk(the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这一术语之中去掉k与第一个s这样两个字母。显然，前一主张即可被看成集中地表明了在后ssk与ssk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区别：如果说ssk主要局限于社会学的研究框架，那么，后ssk就已摆脱了这样一种束缚并更加重视研究工作的跨学科性质；另外，“去掉k”则就清楚地表明了皮克林及其他一些后ssk学者所采取的这样一个基本立场，即是认为应当大力提倡所谓的“实践转向”。例如，就正是通过转向实践，皮克林发展起了自己的一整套概念体系，包括力量的冲撞、阻抗与适应、突现、开放性终结等，而这又正是后者的一个主要特征，即是其中同时包含了多种不同的力量，包括社会力量与自然力量等，以及对科学活动复杂性(异质性)与不确定性的突出强调。

应当强调的是，对实践活动的高度重视并可被看成一个更为普遍的整体趋势，更有一个不断发展、逐步深化的过程。例如，这一方向上的一些早期工作主要地都可被看成具有填补空白的性质，即是集中于科学实践活动中先前常常为研究者们所忽视的一些环节或成分，如实验室活动、科学仪器的性质与功能等，而且，其主要内容往往也只是关于科学史上某些具体案例的“经验性研究”；然而，随着研究的开展，理论分析在相关的研究中逐渐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性质也已由原先的自我辩护(包括清楚地指明“实践转向”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转而表现出了越来越强的批判性和反思性，特别是，由对“实践转向”的积极倡导转而对“理论优位”这一传统的研究定位进行了深入批判。

也正因为此，这些工作对促进科学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包括努力提高我国科学哲学的研究水准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关于“理论优位”的批判即可被看成清楚地指明了传统科学哲学在定位上的局限性，从而也就从一个角度十分清楚地表明了积极从事科学哲学当代重建的必要性。当然，在作出上述肯定的同时，我们也应清楚地看到后ssk与其他一些相关工作的局限性。例如，由于主要集中于理论性的思考与争论，包括如何能对ssk与传统科学哲学作出必要整合并实现整体性的超越，因此，这就是这些工作的一个普遍弊病，即是往往都未能对如何才能更好发挥相关研究对于实际科学活动的促进作用作出认真分析，甚至都未能清楚地指明什么应是自身在这一方面的合理定位。更有甚者，由于过分强调了科学实践活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后ssk及其他一些研究就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这样的困境，即是作为科学的分析似乎只能提供事后的解释，而不可能对实际科学活动起到任何的积极作用——然而，正如上面所已提及的，这事实上也就取消了自身工作的基本意义。

由此可见，这也就是科学哲学的当代重建所应首先解决的一个问题，即如何去合理地去解决自身相对于实际科学活动的定位，从而也就可能真正发挥应有的促进作用。例如，在笔者看来，由“理论优位”的批判我们就可引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是应当更为深入地去认识与处理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这正是关于实践活动(包括科学实践与其他各种专业实践)更为恰当的一个定位，即是应当由“理论指导下自觉实践”过渡到“反思性实践”。

三、科学哲学的当代重建

由ssk到后ssk的发展表明，简单提倡“科学哲学的社会转向”并不恰当，就科学哲学的未来发展而言，我们更应坚持如下的基本立场：我们既不应随意地去倡导任何一种转向，乃至认为应当用某种新的研究完全取代科学哲学，也不应完全无视外部的相关研究，而应积极吸取其中的合理成分与启发因素，并以此为背景更为深入地去开展新的研究。这也就是这里所说的“科学哲学的当代重建”的主要涵义。以下再对这方面的工作提出若干具体意见。

第一，由“外推式发展”向“内生式发展”的必要转变。与科学哲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情况不同，自80年代以来外部的冲击应当被看成促进科学哲学深入发展最为重要的因素。正因为此，就科学哲学的当代重建而言，我们也就应当首先强调由“外推式发展”向“内生式发展”的必要转变，这就是指，我们不仅应当充分吸取来自外部的各种有益成分与促进因素，更应认真挖掘科学哲学的内在生成点。为了清楚地说明“由内到外”的转变可能性，在此可提及这样一个事实：来自外部的冲击并非与科学哲学自身的发展毫不相干，恰恰相反，正是科学哲学为此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例如，这就正如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基切尔(p.kitcher)所指出的，以下几种直接源自科学哲学现代研究的思想构成了“科学的社会与文化批判”的直接出发点：(1)观察的理论负载；(2)证据对理论的不确定性；(3)信念的多样性；(4)“行动者范畴”与历史的写作。因为，这些成果清楚地表明了科学活动的不确定性，从而也就为人们在科学研究中引入其他一种成分(特别是社会和文化的成分)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其次，由于种种的“转向说”与“取代说”构成了科学哲学当代重建的重要背景，我们又应特别强调科学哲学研究的哲学性质，或者说，这就应被看成“由内到外”转变的主要涵义之一。具体地说，这正是科学哲学当代重建的关键所在，即应当清楚界定科学哲学研究的各个基本范畴，包括基于外部的冲击而引入的一些新范畴。例如，如果说传统的科学哲学主要集中于以下一些范畴：逻辑与历史、理性与非理性、证伪与证实、理论与事实、科学革命与常规科学、(显性的)知识与(隐性的)范式、个体与群体，等等。那么，这就是ssk与其他相关研究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即是应当通过引入一些新的范畴以更为深入地揭示科学的性质：建构与反映、(知识的)普遍性与情境相关性、(知识的)价值中立与价值负载、实在论与相对主义、理论与实践，等等。值得指出的是，这也正是哲学思维的一个基本特征，即具有明显的多元性与不连续性，特别是，哲学的发展往往就表现为用新的不同范畴去把握对象，也即主要表现为揭示出了更多的方面或内涵，从而积极引入新的范畴就是哲学思维的一个具体体现。

最后，又如上面所提及的，相对独立的基本问题的存在正是一个学科独立性的主要标志。从而，这也就是科学哲学当代重建的一个重要内容，即是应当突出科学哲学的各个基本问题。具体地说，基本问题不仅清楚地表明了科学哲学研究的哲学性质，也集中体现了研究工作的基础性与连续性，这就是指，科学哲学不会因一个接一个的“转向”丧失自我，并演变成纯粹“跟风式”的时尚。当然，作为问题的另一方面，我们又应高度重视如何能以新的发展，包括外部的相关研究为背景积极地去开展新的研究，包括引入新的研究问题，后者即可被看成很好体现了研究工作的发展性与前沿(先进)性，并直接关系到我们能否突破已有的局限性而上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例如，当前我们就应特别重视科学理论与科学实践活动这两者关系的分析，包括更为清楚地去界定“反思性实践”这样一种关于科学实践的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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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加强科学哲学研究的反思性与开放性。上面的分析显然表明：这是科学哲学当代重建的关键所在，即是应当努力突破传统科学哲学研究的封闭性。下面再围绕科学观的问题对此作出进一步的论述。

首先，如果说这正是科学哲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研究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即应努力实现由静态科学观向动态科学观的必要转变，那么，ssk等方面的研究则就表明，我们应从更为广泛的角度去揭示科学的性质。例如，除去前面所提及的“科学的实践观念”外，我们又应特别重视“科学的文化观念”，而这事实上也可被看成ssk以及后现代主义这一更为广泛的文化思潮给予我们的一个直接启示。具体地说，作为“科学文化”的分析，我们不仅应当将分析的着眼点由“科学共同体”转移到一般民众，也应注意从正反两个方面去认识科学的文化功能，这也就是指，我们不仅应当充分肯定科学在这一方面的积极作用，也应注意分析与防止其可能的消极影响。

其次，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去分析，这显然也可被看成科学哲学研究开放性的一个基本涵义，即在坚持研究工作哲学性质的同时，我们也应十分重视科学哲学与其他方面研究的相互渗透与必要互补。例如，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研究的必要互补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与此相类似，对于科学哲学与ssk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可作出如下概括：没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科学哲学是不真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是误导的。

再者，以上关于传统科学哲学“理论优位”及其可能的消极影响的论述显然表明：深入反思(更为一般地说，就是批判与自我批判)正是科学哲学当代重建的必要前提。例如，正如上面所提及的，这是“科学的文化价值”的一个基本涵义：科学对于一般民众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与整体性的科学观念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由于科学哲学家也是现代社会的普通一员，他们更由于工作的性质与科学处于长期的“亲密接触”之中，其中有不少人本身就是科学家出身，或在后一方面受过系统训练，从而也就必然地受到了科学文化的巨大影响。显然，从这一角度去分析，我们也就应当不断增强自身在这一方面的自觉性，特别是，即是应当深入地认识与克服“科学主义”对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影响(对此可称为科学哲学研究中的“科学主义传统”)。例如，尽管不同的科学哲学家曾提出过多种不同的科学发展模式，如波普尔的“问题一猜想一反驳一新的问题……”库恩的“前科学一常规科学一反常与危机一科学革命一新的常规科学……”等等，但所有这些工作又都体现了这样一种价值取向，即是对规律性、确定性的刻意追求，从而，这事实上也就可以被看成科学哲学领域中“科学主义传统”的一个重要表现。

最后，“反思性实践”同样也可被看成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适当定位，这就是指，科学哲学工作者应当高度重视对自身工作的认真总结与反思，从而才可能通过克服缺点与新的探究不断取得新的进步。我们在此应特别强调超越具体研究问题，并从更高层面也即在“元科学哲学”层面上进行总结与反思的重要性，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为深刻地认识已有工作的局限性，并有可能为进一步的工作指明努力的方向。例如，上述关于传统科学哲学研究“理论优位”的立场以及关于“科学主义”传统的反思等，就都可以被看成这一方面的实例。

由于所说的“开放性”与“反思性”都可被看成从不同角度表明了传统科学哲学研究的局限性，因此，这也就更为清楚地表明了这样一点，就科学哲学的当代重建而言，我们既应明确反对各种“取消说”或“转向说”，同时又应积极吸取ssk及其他相关研究中的合理成分与积极因素，包括从更高层面对传统科学哲学研究的基本立场与研究传统等作出自觉反思与批判。

第三，大力加强与实际科学活动的联系。前面已经提及，这正是ssk、后ssk与其他一些研究的一个共同弊病：由于这些研究主要都反映了一种理论兴趣，从而就未能对实际科学活动产生重要影响，甚至都未能给予后一问题足够的重视。当然，这事实上也是科学哲学在当前所面临的又一主要危险，即是由于高度的专业化而造成了与实际科学活动的严重分离。从而，这就是科学哲学当代重建的又一重要目标，即应充分发挥科学哲学于实际科学活动的促进作用。应当强调的是，这并非是指科学哲学对于实际科学活动具有很强的规范性作用，恰恰相反，科学哲学应由传统的“规范性立场”转向“启发性立场”，也即应当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促进实际科学工作者对自身工作的深入反思，从而也就可能通过新的努力不断达到新的更高水准——这事实上也就是前面所提及的“反思性实践者”的一个基本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