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和国有经济的关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民经济和国有经济的关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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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建议

一、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革历程

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从“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模式”转向“国民经济账户体系”模式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目的在于消除陈旧核算体系下存在的诸多弊端，其内容主要包括：核算内容不完整、生产范围过于狭窄、核算方法缺乏创新等等。其中，提出并使用过两种模式相互混合的形式，随着国际形式的转变和苏联的解体，各国国民经济核算模式开始并确立使用国民经济账户体系模式，我国于1992年确立了新核算体系，并预计用5年的时间实现新旧核算体制的全面转型。而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改革工程，根本不可能在转变的过程中一帆风顺。同时事实表明，新核算体系不管是在方案设计和实施的同时，依旧存在许多不同的问题。

在1996年召开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会”首次学术研讨会上，参会人员就曾对我国国民核算体系改革的方案和策略两个问题展开了新一轮的讨论，主要论题之一是：早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模式转体是否应该一步到位？这一问题又涉及了三点：一是核算体系的方案设计是否要一步到位？二是核算体系的目标模式是否一步到位？最后是已有方案实施是否一步到位？当时与会讨论者认为，确立“目标模式”一步到位是有利于核算改革的，因为这样可以使大家都有明确的目标，其方案鉴于方案本身存在一定的弊端，所以采取的方式也比较灵活。但是方案的实施应该是逐步试点、逐步摸索。

时至今日，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仍然还在不断进行中。当前情况下已不再是围绕何种目标模式的选择了，而是如何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核算体制，实现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在保护环境和维护生态平衡的前提下，从而促使我国经济增长。因此，我国的经济和核算研究的工作人员们仍在不懈地努力着。

二、有关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存在的不足

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主要指标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通过市场化产出来具体衡量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在目前的生产总值中，只能单一的看出经济产出量或经济效益的情况，经济核算仅仅只反映了经济的运营，没有显示出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的采用以及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由于，自然资源和生态平衡是一个国家综合经济的组成部分，它的缺席无法表现出一个国家的经济情况。因此，目前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凸显了它的不足，并表现在：

1.忽略经济发展与生态资源损耗的关系。

国内生产总值的生产计算公式为：

国内生产总值=各部门（总产出-中间消耗）之和

经济活动开发使用自然资源，生产总值却只核算了经济活动对其资源的开采成本，而忽略了自然资源本身应有的价值，使得自然资源呈现低价或无价。其结果是抬高了当前时期经济活动所产出的价值。

2.忽略经济发展降低了生态环境的成本。

经济活动无论处于那种角度都会对环境造成污染损害，导致环境质量的普遍降低，这包括了环境劣质化成本和环境修复保护的支出两方面。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一方面没有算入环境退化的成本（环境污染的代价）；另一方面将环境保护的支出用作于生产活动之中，两者相加便增加了国内生产总值。综上所述导致的结果是污染物排放越多，生产总值越高；环境保护支出越多，生产总值也越大。高估国内生产总值不仅导致自然资源的无计划过渡采伐消耗和加大对环境的污染，也导致了不可再生资源不断缺少和生态环境的逐步恶化，因而使人类生存的条件受到严重影响，为经济发展埋下严重隐患。

3.忽略反映自然资源的耗损和折旧。

按照目前的国民经济核算方式，机器、厂房、库房等设备在成产性固定财产必须要按照一定的年限进行折旧计算，并从产品销售中提取相应的折旧费，以及对自然资源的补偿。只有自然资源的耗损得到了合理的补偿，使之形成资源的良性循环发展，人类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但是，自然资源并没有相应的计价，因而也无所谓折旧或消耗，因此也没有在国民经济收入中得到反映。因此资源的削弱长久性，使经济发展出现了资源空心的现象，既隐藏的危机。

三、有关国民经济改革的几点建议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研究和实际运营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全社会坚持不懈的努力与配合。根据我国目前情况，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良好的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损耗核算基础。

建立良好的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损耗核算基础，首先要建立按时对环境调查的制度，通过对环境污染的调查，从而不断确立对其环境污染和损耗的经济估算方法；其次要按照国家相关单位提供的环保支出表，从而对各事业单位进行环保支出调查，以解决内部环境污染的治理还原成本；再次是按照国家提供的相关资料收集相关数据，并根据收集调查的数据进行各种环境污染所致的经济损失核算。

2.优化国民经济的理论研究。

由于经济发展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造成的损耗在国民经济核算中难以进行，推行健康环保的国民生产总值核算体系，就必须大力开展研究工作，借鉴国外已有的科研成果和实际经验，全面地结合我国基本实情，进行对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研究，从而推进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不断完善和创新，进而在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配合下，不断总结已有的实践经验，为创新理论和制定全面合理的核算体系提供可靠依据。

3.不断加强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工作。

根据国内生产总值的生产计算公式可以看出，国民生产总值即是在国民生产总值基础上除去创造生产总值所损耗自然资源的价值，再除去生产总值造成环境污染的治理保护成本。也就是说，国民生产总值是创造健康绿色国民生产总值的基本前提。因此，我们有必要做好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工作，并保证其审核制度的严格实施，以加强对国民经济核算的监督管理。

4.建立相关的法律制度。

基于国民经济核算所涉及的方面较为宽泛，为了保证其有效数据的真实性，需要各阶层的核算资料，这就要求必须制定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相适应的法律规章制度，才能保证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健康发展和正常运行。

5.各相关部门的核算要与国民经济的核算相吻合。

随着近几年我国的核算实践数据显示，各相关部门的核算统计往往跟不上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革，不管是在方法上、制度上、还是内容上都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别，从而无法满足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的要求。由于各种核算制度不相协调，导致了核算方法和内容的差异，所以在进行国民经济核算的同时要着重于对专业核算资料进行研究、计算和论证。同时一方面在各专业核算制度的订立和修改中，做到不断缩小差异，实现各相关单位和专业与国民经济核算相衔接。另一方面则不断加强各专业的核算制度改革，对不同的核算制度进行合理研究，从而找出与之不同的关键，并绘制出相关的数据转换表。

6.建立不同核算方法相结合的统计体系，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提供有力保证

我国目前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从根本上还严重依赖于逐级汇总的统计报表形式，虽然这种方式比较稳定可行，但在某种角度上却又缺乏灵活感，难以为宏观经济核算提供及时的、有效的相关资料，因此，改革我国现行的统计调查体系，必须大力推广抽样调查的方法，并积极地运用抽样调查的方法调查社会现象。同时，科学地运用多种调查方法相结合，从而进一步改善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作者单位：周口市社区服务中心）

参考文献：

[1]杨灿.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的回顾与思考[J].统计研究，2001，（11）：7-11.

[2]王树林.改革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理论探讨[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1，（1）：26-30.

[3]何琳.我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问题初探[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0，22（5）：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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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控制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命脉。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国有企业要适应国家发展和市场竞争的需要，就要不断进行战略性的经济调整和改革，以促进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加强国内国企经济的调整需要从国有企业的布局和企业的组织结构两个方面进行合理的规范和改革，以促进国有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国有企业 经济调整 目标 内容 探究

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在我国的国有经济中，国家对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都进行了较为严格的控制，如国防性和公益性的行业。而对一些一般的营利性竞争行业，国家则采用较为松弛的管理和控制，甚至不参与企业管理。因此，国内国企进行的经济调整也要根据国家对不同国有经济的要求和控制程度，以更好地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国有企业自身竞争力的提高提供保障。

一、加强国有企业的合理布局

我国国有经济的分布范围较为广泛，涉及到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要加强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经济调整，就需要从不同的行业和领域对国有企业进行合理的布局。

1、国家要对关乎整个社会稳定和安全的行业领域采用独资和垄断的方式，以确保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一个国家进行国内一切改革和发展的基础。因此，国家要加强对一些重要国有经济领域的控制，如国防军事工业、航空航天业、金融业和广播新闻影视业等重要的领域和一些较为特殊的农业领域，这些行业领域都是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条件，需要国家实行绝对的垄断和控制。

2、在国有经济的范围中，对于一些对国家和社会影响较大的行业领域，国家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掌控和投资。如国有经济中的铁路运输、航空、城市电力、通讯和石油开采等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领域，国家不能进行完全的垄断支配，而是要运用我国的法律和国家的行政手段对其进行部分的干涉和管理。

3、国家要加大对重点国有企业的投资和支持力度，对于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支柱性产业要充分发挥技术和人力等各方面的支持作用。国家可对国有经济中的一些大型企业加大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提高对大型企业集团的支持数量，促进国家经济实力和企业竞争能力的提高。

4、高新技术产业是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产业，对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积极地推动作用。高新技术产业包括的范围较为广泛，主要有海洋工程和新能源、新材料的开发和运用等，是社会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国家要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待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为社会和国家带来的巨大利益，不断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力度。

5、国家要加大对国有大企业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等各个方面的支持和投资力度，增加大企业的数量，而对国有小企业则让其自由竞争和发展。如在电子、机械化工等大型产业的发展中，国家适当地加大投入可以使企业扩大规模，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为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带去更多的资源和服务。而对于家具、食品和纺织等制造产业和领域，国家要适当地减少对其的控制和参与，让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中进行自由竞争，以优胜劣汰的方式实现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

6、保持国有企业各自的特色，促进自身优势的发挥。我国国有企业合理布局的目标是鼓励不同地区充分发挥自己的区域资源优势，促进各地区特色经济的发展，以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由于历史和地理位置的原因，我国各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在东部的沿海地区，因为地理位置的优势，开放程度高，与外界的交流较为密切。在这些区域，国家可加大对新兴技术产业的投资，鼓励和支持该地区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研发。

同时，在我国的中部地区，由于经济相对落后，国家可注重对其进行矿产、能源资源的开发，加强对这些地区交通和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建设，充分发挥中部地区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优势，促进中部地区区域特色经济的发展。对于西部地区，国家要实行政策上的倾斜和支持，促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以东部地区的先富带动西部地区的发展，缩小地域贫富差距，促进各地区的协调共同发展。

二、积极构建合理的国有企业组织结构

构建合理的国有企业组织结构就是指在经济体系的改革和发展中，要保证大小企业的合理比例，保持中小企业占大成分的比例。在国有经济调整中，国家要不断增加国有大企业的经济规模，促进大规模企业数量的增加，同时还要保持中小企业的数量，提高它们的市场竞争力。我国国有企业的经济调整要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作出适时地调整，积极促进国有企业合理组织结构的构建，从而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目标。

调整和优化国有企业的布局和组织结构，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促进国企经济调整的重要方式和手段。随着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促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是增强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的基本保障，也是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其发展状况直接关系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和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强弱。因此，在进行国有企业的经济调整过程中，国家要根据企业的自身特点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涉及不同行业领域的国有经济要采取不同的掌控政策，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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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进民退；适度规模；国有企业改革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10-0013-05

随着以“抓大放小”为主的国有企业改革基本结束，国有经济经营绩效逐渐提高，所有制结构战略性调整也由数量调整向质量提高转变。从总体趋势看，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虽然仍在下降，但与之前相比下降速度明显放缓。不仅如此，个别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竞争力逐渐提高，在竞争中占据较为有利的局势，从而开始扩大经营规模与范围。国有经济的这一演变过程大体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即1978年至上世纪90年代初和90年代至今。前一阶段，国有经济比重虽然逐渐下降，但一直居于主体地位，后一阶段国有经济比重持续下降后逐渐趋于稳定。2009年，国有和国有控股经济的生产总值约下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3，而国有和国有控股经济以外的民营经济大约上升到2/3。在经济增量方面，前者约下降20%～30%，后者约上升到70%～80%。国有经济整体上的不断收缩和个别国有企业的扩张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经济结构中，公有制经济比重不断下降和非公有制经济份额越来越大的现实正在动摇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基础；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国有企业所占比重仍然太高，所占用资源过大，不符合建立高效率的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究其原因在于，我国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缺乏对定量目标的描述与参照标准，从而引起对所有制结构调整的怀疑和争论。

近年来，学术界对国有经济与国有企业的争论集中在三个主要问题上：“国进民退”是否存在？“国进民退”是否有危害？国有经济是否越少越好？这些问题不能简单定论，需要深入思考。

一、“国进民退”是否存在？

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成就逐渐扩大与国有企业经营绩效大幅度提高，使个别企业从战略收缩逐渐转向战略扩张，并正在实现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总体布局，这一变化被称为“国进民退”。

虽然这种变化并没有改变以国有经济退出为主的改革趋势，但还是引起了广泛关注与激烈争论。“国进民退”的案例背景各有不同，表现为部分国有企业不断扩张，但民营企业发展更快；国有企业“有进有退”，一些国有企业退出没有竞争优势的领域。而有些案例是不合理的，如利用资金优势制造“地王”；而有的案例是合理的，如投资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有些案例考虑到特殊的环境条件，很难做出倾向性判断，如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对“国进民退”案例的判断，还与学者的立场有关，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出现争论也是正常现象。

实际上学术界关注“国进民退”问题的关键并不是看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比重增加了多少，更多的是看国有经济扩张的方式是否遵循市场化行为。但现实生活中，人们看到更多的不是遵循市场规则的“国进”，而是通过非市场手段进行的国有经济的“强行”进入和民营经济的被迫“退出”。这种国有化政策，首先打击了按市场规则经营的民营经济，不利于形成多种所有制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其次，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官商”结合的症结，不利于构建廉洁服务的政府，也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现实。再次，国有化并不一定能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可见，以转型升级为初衷进行的整顿或规范市场行为，由于采取措施不当，造成了人们对“国进”的误解和反感。

基于此，在当前市场经济逐渐完善的背景下，无论是“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都不应该成为关注的焦点。之所以关注，主要是因为国有经济的“进”、“退”方式在有些地方、有些行业还存在非市场的政府越位行为。因此，当前国有经济改革面临的重要问题是要抛弃原有“行政命令”式的经济管理思维，构建尊重市场规律、按照市场规则行事的服务型政府，真正形成“公有”与“非公有”经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二、“国进民退”是否具有危害？

部分学者认为“国进民退”对我国经济存在巨大危害，认为国有经济存在行政垄断，破坏市场竞争，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国有经济效率低下，不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国有经济职工收入高于非国有经济，不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国有经济存在的目的在于弥补市场失灵，因此应该退出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的存在容易滋生腐败以及发达国家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比重较低等。

实际上，国有经济存在的所谓“巨大危害”与国有经济的产权性质并没有直接关系，即使全部都是私有经济，这些问题依然可能存在，并且可能更严重。

第一，关于垄断问题。垄断本身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即市场上能够随意调节价格与供给（不能同时调节）的经济主体。由此可见，垄断与市场力量、市场行为密切相关，而与产权性质无关。也就是说，即可能存在公有或国有的垄断，也可能发生私有制的垄断。而从全球看，由于对垄断的厌恶传统与“反垄断法”的广泛存在，完全垄断如同完全竞争市场一样很难找到合适的案例，绝大多数属于寡头垄断。但如果从产权性质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垄断更普遍。当前，所谓的“行政垄断”的根源在政府，而不在企业的产权。即使将国有企业全部私有化，只要政府依然掌握大量资源或者政府行政权力可以自由支配资源，那么行政垄断就必然存在，只不过行政垄断转向私有企业而不是国有企业。因此，国有经济不是行政垄断存在的根源，而要解决行政垄断（且不论行政垄断是否一定有危害），根本途径是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支配资源的数量和能力，这显然与国有经济无关。

第二，关于国有经济效率问题。国有企业的产生并不是因为其微观经营绩效高于私有企业，更多的是出于安全、现代化等因素。因此，以经营绩效来苛责国有企业本身并不合理。此外，就国有企业微观效率低下的原因而言（如委托——问题、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等），在当前公司制企业中也普遍存在，只不过这些企业通过“激励相容”机制有效避免或降低了这种无效率的产生。实际上，就企业生产效率而言，我国的国有企业并不比发达国家低。因此，当前改变国有企业微观经营绩效的关键是国有企业改革，即建立一整套有效的激励机制，而不是彻底将国有企业私有化。此外，只要国有企业生产利润不为负，也就是说不是绝对的浪费社会资源，那么国有企业的存在就会增进整体社会福利。

第三，国有经济与收入分配。国有企业改革就是要打破原有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通过拉开收入差距调动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之所以国有企业收入问题成为关注焦点，并被指为拉大收入差距的原因，缘于近年来国有企业改革效果逐渐显现，国有经济不断壮大，盈利能力大幅增强，部分国有企业职工收入高于其他企业职工收入。但国有企业职工收入高并不应该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这部分高出的收入是否合理。在某种程度上，国有与非国有经济收入差距不是国有企业职工收入太高了，而是非国有经济职工收入过低了。二者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所在行业决定的。国有经济往往集中在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而非国有经济绝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这种技术构成的差异必然导致二者之间存在一定收入差距。基于此，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反映的是行业差距，而缩小国有经济比重并不会改变行业状况，不能缩小行业差距。另外，我国收入差距扩大有多方面原因，既包括城乡收入差距、地区差距，也包括行业差距以及初次分配结构失衡等，其中收入差距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依然是城乡收入差距，占总体收入差距的40%～60%；最值得关注的是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逐年下降，相应的资本与税收收入占比过高。可见，近年来行业收入差距中的国有企业职工收入有所上升是拉大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之一，但减少国有经济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善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从当前的具体情况看，所谓的国有经济拉大收入差距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行业收入差距对收入差距具有拉大作用。而要缩小行业收入差距，就要打碎行业壁垒，促进资本与劳动力等要素在行业间的自由流动，从而拉平行业间的要素回报率，降低行业收入差距。竞争者特别是民营竞争者的存在，有利于市场经济与所有制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在国有经济收入分配问题中，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应该是国有经济利润分配机制的构建。因此，解决国有企业拉大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可以通过进一步完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确立国有经济利润分配制度来实现，而不是通过私有化国有经济才能实现。

第四，国有经济分布领域。首先应该指明，广泛流行的所谓应将国有经济限制在公共产品供给领域和弥补市场失灵是很模糊的判断。因为公共产品是严格按照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定义的理论概念。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限制，除国防、司法等属于纯公共产品外，绝大多数经济领域的所谓“公共产品”都是准公共产品。不仅如此，即使是准公共产品随着技术进步与时间的推移其范围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相应的市场失灵也是不断变化的，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法律等制度的完善，市场失灵的领域不断转换，而且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之间还存在中间状态，这种中间状态也不能通过政府或国有经济来弥补。因此，用公共产品或市场失灵等作为国有经济分布领域的判断标准既不具有操作性，也不具有科学性。此外，在实践中，发达国家也没有按照公共产品界定国有经济的分布。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国有经济并非仅仅局限于公共品领域，而是广泛分布在不同领域。尽管公共品供给是国有经济的主要领域，但绝大多数国家都根据本国具体情况，在不同的竞争性产业领域保持国有企业。在主要的能源资源（如水力发电、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邮政电信系统、主要的运输系统（铁路、航空）以及金融等“战略性”领域依然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发达国家发展国有经济的初衷并不是要弥补市场失灵，更多的是为了实现经济现代化、经济安全以及快速发展等目标。由此，虽然弥补市场失灵和提供公共产品可以成为国有经济存在的依据之一，但绝不应该是限制国有经济领域分布的唯一标准。国有经济在哪个领域存在，判断标准是多重的，应根据具体经济、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变化进行调整。就当前而言，发展依然是我国最主要的目标。因此，凡是有利于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国有经济就应该存在，凡是不损害市场秩序、不浪费社会资源、不损害社会整体福利的国有企业就没有退出市场的理由。

第五，腐败是通过公共权力攫取个人利益的行为，与所有制结构没有直接关系。从1995年开始，由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公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排名中，中国排位总体上处于逐渐下降的趋势，而这一区间恰恰是国有经济大幅下降的时期，由此可见，国有经济下降并不能遏制我国腐败问题。即使将国有经济全部私有化，行政权力寻租现象也不会被根除。相反，可能会愈演愈烈。因为私有经济一切以经济利益出发的特征必然驱使其与行政权力结盟，攫取巨额利润。从横向看，2012年中国在清廉指数中排在第80位，金砖国家中南非和巴西比中国略好，排在第69位，印度和俄罗斯比中国更差，分别排在第94和第133位，发达国家中意大利比中国略好，排在第74位，而希腊排在第94位，和印度相当。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私有制国家，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显然都比中国低，而排位比较靠前的德国（13）、新加坡（5）、瑞典（4）、芬兰（1）、新西兰（1）等国家的国有经济比重相应都比较高。可见，腐败的严重程度实际上与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并没有多少关系，而与一国的政治传统和法制化程度密切相关。因此，认为国有经济存在容易滋生腐败既没有揭示腐败产生的本质，也不符合各国发展的现实，更不可能通过减少国有经济改变腐败问题。

总之，对国有经济的种种批评实际上与国有经济产权性质并没有直接关系，即使将国有经济全部私有化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所谓的国有经济存在的危害。而要彻底解决问题无疑需要继续沿着市场化方向深化改革，打破各种行政障碍，促进要素流动与民营经济发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国有经济整体质量与生产效率，建立健全国有经济监督与审核机制，改善国有经济形象；确定国有经济进出不同领域的判定标准，规范国有经济与政府行为，严格按照市场要求进行经济活动，完善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环境；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约束政府行为，建立健全法制监督权力的运行机制，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三、国有经济越少越好吗？

改革开放至今，一直没有对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进行量的规定，这也是学术界对国有经济规模变化发出不同声音的原因之一。不仅如此，国有经济改革长期沿着“国退”方向发展。这就给人一种印象，即国有经济改革只能“退”不能“讲”。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看，国有经济在特定的发展阶段应该存在一个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适度规模。二战后，发达国家特别是OECD国家先后经历了国有化和私有化浪潮，使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变化，但总体看，大多数OECD国家都保持相当规模的国有经济，这些国有企业控制着国家的重要领域，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据统计，在国有经济发展的高峰期间，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产值在GDP中比重分别为法国24%（1985年）、英国19%（1979年）、意大利20%（1979年）、德国13%（西德，1979）。与此同时，国有经济在非洲占20%、在亚洲占12%、在拉丁美洲占10%，在一些中东和东欧国家中，国有部门的产值至今仍占GDP的20%～40%。之所以国有经济能迅速发展，主要是因为国有经济被赋予了多重目标，如对私有企业的国有化更多的是服从国家利益（战争需要）、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多重社会目标（就业、公平和社会稳定）的需要，而并非被理论界归结为潜在的市场失灵，如自然垄断、公共物品、福利物品以及外部性等或单纯的以效率目标或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由于国有经济的多重目标最终拖累了其效率发挥，从而拉大了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有经济的效率差距，这成为上世纪80年代私有化浪潮的主要依据。虽然私有化浪潮后，发达国家国有经济规模有所缩小，但仍保有相当比例，且地位更加显著。除英国和美国国有经济规模较小（1%左右）外，芬兰、法国、意大利等国家依然保持着较大比重的国有企业。其中，芬兰仅国有独资企业资产价值就占该国GDP的80%，而瑞典、意大利、法国、韩国、土耳其、捷克、新西兰和荷兰等国家国有企业资产占GDP的比重维持在15%～35%之间。从产出看，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国有企业营业额占GDP的10%～15%，而芬兰国有企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45%。上面所列举的各国数据只涉及了相关国家部分国有企业的情况，显然如果将所有国有企业都计算在内OECD国家国有企业规模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小，相反维持相当高的比重。从所有权结构看，OECD国家平均一半以上的国有企业是国有独资的，20%是国有控股的，也就是说近3/4的国有企业完全或者大部分由国家控制或所有。从国有经济分布的领域看，OECD国家的国有企业分布依然广泛，并不仅仅局限于公共品领域。绝大多数国家都根据国情，在不同的竞争性产业领域保持着国有企业。在主要的能源资源（如水力发电、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邮政电信系统、主要的运输系统（铁路、航空）以及金融等“战略性”领域依然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

根据测算，2008年我国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资产、就业与GDP产出的结构分别为52：48、24.2：75.8、30：70。其中，公有制经济比重比2004年分别降低13、25.5和7个百分点。鉴于国有经济是目前我国公有制经济（第二、三产业）的主体，因此可以粗略认为国有经济资产规模大体占国民经济的一半，而就业和产出占四分之一弱。从盈利能力看，近年来国有企业利润大幅度提高，2008年为1.33万亿元，2009年为1.3万亿元，2010年为1.98万亿元，2011年为2.25万亿元，2012年为2.19万亿元。持续增长的利润与经济增长长期保持在7%以上，充分说明我国国有经济规模总体上与国民经济相适应。当前，不应再执着于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在相对规模上的变化，而应该将改革主要转向促进国有与非国有经济经营效率与内部管理的质量上来。

四、结论

首先，随着市场经济逐渐完善，只要是符合市场规则进行的“国退民进”和“国进民退”都是正常的经济活动，不应该成为关注的焦点。相反，无论是“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只要这一过程是违反市场规则或存在破坏市场规则的行为，我们不仅要关注，更重要的杜绝和依法制裁这些行为，真正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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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有经济 经济发展方式 战略新兴产业 主导作用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我国社会发展已经进入转型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是关键。国有经济作为我国经济的中坚力量，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过程中，应该勇担重任、敢于作为，成为引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导力量。

国有经济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

国有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既有一般的经济作用，也有转型中的特殊作用。

一般作用。国有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起主导性作用。首先，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上。目前，关系国家安全、重要公共产品供给、自然垄断的行业以及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和支柱产业都控制在国有经济领域，而这些行业关系到社会的基本运行和经济的平稳发展，因此可以说国有经济把握着我国的经济命脉。其次，国有经济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对社会资源配置进行调控和管理，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经济自身的调控功能是按照经济规律发挥“看不见的手”的基础性作用，而国有经济则是通过制订计划、产业政策、财政和货币政策、法律规制以及行政手段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国有经济的宏观调控主要作用是掌舵社会经济整体的发展方向，对市场的总供给和需求有所控制，弥补非国有经济功能上的不足。比如，国有金融机构可通过货币、信贷、利率等金融手段政策对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进行调控。在遭遇金融危机时，国有银行通过金额巨大的投资来刺激社会经济发展，从而起到宏观调控的作用。国有经济的宏观调控对于保证国家经济稳定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特殊作用。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也随时代不同而有所变化，因此在我国经济发展转型期，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又有了新的变化，它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一是带动作用。我国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二者虽然都在经济体制范围内，但国有经济还担负着一定的社会责任，而这种责任又是由国家赋予的，在某些特殊时期，国有经济的社会责任功能是高于其盈利性的经济目标的。在社会经济转型期，各方面处于不稳定状态，此时国有经济更要起到身先士卒的带头作用，对新的经济发展形式进行大胆尝试，并以先试先行的经验刺激社会经济发展。2001年至2008年间，我国国有经济对社会固定资产的投资从17606.97亿元上涨到53024.32亿元，逐步加大的投资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较好的带动作用。在历次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我国国有经济都保持了较为稳健的状态，这为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发挥了极大作用。在金融危机中，国有企业还担负着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责任，将国民经济从金融危机的低谷逐步带向稳定和复苏，从而保证了我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打击下，仍能保持稳健的发展势头。

二是辐射作用。国有经济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始终保持主导地位，能够对我国其他性质企业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应该利用国有经济这一特性，积极发挥国有经济的影响力，使之对其他性质企业产生辐射作用，促进社会其它性质企业在国有经济的影响下主动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国有经济的这种辐射作用已经被各级政府充分重视，比如地区省市在进行招商引资时极力邀请国企，并希望利用国企的实力、影响力和辐射力来带动地方企业的发展和转型。

国有经济发挥主导性作用的优势

首先，国有经济实力雄厚，为其主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物质基础。在中国企业500强之中，国有企业占据了大多数，在2013年的中国500强企业名单中，国有企业有310家，占到了总量的62%，其在资产总额与营业收入上也占据了绝对优势。这表明我国的国有企业始终把握着国民经济命脉，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主导性作用，能够在关键领域发挥自身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因此其在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生产方式等方面能够对其他企业起到带动作用，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载体。

其次，国有经济作为创新的主体，引领科技发展，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近年来，国有企业加大对科技研究的投资力度，据统计，2011年我国规模以上的国有企业中设立研发机构的占比11.6%，其中研究与发展的经费投入为467.8亿元，比2009年增长了近41.4%，而且国企的研发投入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要高于私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大量的科研投入也为国有企业带来了丰厚的科研成果，截至2011年年底，我国国有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专利21.4万项，成为科技创新的主导力量，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提供了科技动力支持。

最后，国有企业在“走出去”战略中发挥主导作用，起到领军作用。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要想在国际竞争中保持发展实力，必须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参与海外市场与资源的开拓与开发。目前，我国的国有企业是海外投资的主力，据《201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截至2011年年底，在中国非金融类对外投资存量中，国有独资企业占63%。其投资方向逐步从单一的能源、资源开采领域走向多元。这种走出去战略，不仅为中国发展提供了能源和资源，还带动中国技术、劳力、设备等走入国际市场，为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国有经济发挥主导性作用的难点

我国的国有经济在政府支持下迅速发展，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以及社会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有经济旧有体制下存在的问题日益凸显，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进行调整和改革，才能使其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国有产权的政府及其问题。国有制作为公共产权的国家制度，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国有经济是以强制性国家政权为依托的关系，并不需要得到作为初始委托人的全民授权；二是人在获得委托权后，其不仅具有公共财产的控制权，还具有剩余索取权，而且这种委托关系的维护是以剩余索取权不可转让为必要条件的，而初始委托人则是通过国家再分配渠道来获取国有资产收益的其他剩余收益；三是由于国家概念的抽象性，政府成为公共产权的行使者，政府在逻辑上成为国家的选择，相应地，公共财产的控制权和剩余收益分配权由等级制来界定；四是政府进行公共产权的运作，其最大目标并不一定是利润的最大化，目标具有多元性。

我国国有产权的委托问题在于委托人与人之间效用函数不一致以及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巨大成本。作为初始委托人的全民，期望在国有资产的运作下带来自身福利的最大化。而政府作为人，其目标却具有双重性：一是要促使租金最大化，完全产权结构竞争与合作的规则；二是要实现社会总产出的最大化，在确定规则的情况下降低交易成本，最终达到税收增加的目标。但这双重目标在实践过程中却存在着动机冲突，政府要想实现社会总产出量的最大化，必然要实现产权的高效率，这使得政府具有改善产权结构的动机，但当政府要想实现租金最大化的第一个目标时，其必须通过歧视性的政策来维护低效率的产权结构。由此可见，初始委托人的目标与政府这个委托人之间存在冲突，导致最终结果是生产资源被低效率配置，初始委托人的利益受到损害。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模式的弊端。庞大的国有资产使国家不得不建立一个纵向授权系统来完成对国有资产的管理，而且为了保证国有资产正常运作，国家必须建立一定的监督机制，但目前我国的国有资产监督系统并没有解决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的政企不分的问题。

在委托关系中，委托人在满足委托约束条件的前提下，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且委托人本身是风险的中性者，具有监督人的积极性，委托人可以行使退出权以此来转让剩余索取权，从而起到惩罚人违约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目前我国的国有资产监督机制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国有资产的出资人角色并不明确。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可以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产出资人权利，与此同时，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和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设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这些法律规定没有明确出资人角色，且在具体的运作中，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与其他政府部门并无本质区别。二是委托者与者在国有资产运作中的效用函数不一致，导致国资委的行为异化。作为委托人的政府，其目的是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而国资委作为人，除了担负起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责任外，还要考虑部门利益，包括权力、地位、声望以及规模等。制度设计的矛盾与缺失，使得我国的国有资产监督体系中出现了“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三是目前国有资产中委托人与人之间仍然具有行政上下级关系，难以形成真正的监督和约束。

国有企业治理机制的弊端。现实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普遍存在委托问题，但国有企业自身的特殊性使之在委托中面临更加复杂和特殊的问题。在国有企业的委托关系中，委托人一般为政府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但其在法律上有定位不清、权限边界模糊的问题，这容易导致出现两种状况：一种是委托人对国有资产处理并没有足够重视，从而出现管理上的缺位；另一种恰恰相反，委托人过度重视国有资产管理，出现委托人对人干预过多甚至侵犯人的越位问题。此外，在国有资产的治理上还存在委托人与人信息不对等的问题，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对企业的信息掌握得更加全面，而委托人获得国有资产的信息往往是间接的，其获得的信息内容也具有片面性，甚至会出现人故意向委托人隐瞒国有企业信息的情况。而人往往利用自身具有的授权与信息优势，产生在管理经营中的渎职等机会主义行为，甚至为了自身获取更多利益而侵蚀国有资产。

发挥国有经济主导性作用的建议

正确处理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存在利益博弈。地方官员升迁与当地经济政绩挂钩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激励地方积极推进经济建设。大量的投资是实现地方GDP增长的最简单直接的方式，但这种发展是粗放的，实践中阻碍了社会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新时期，国家鼓励推动经济、自然与社会协调发展，必然期望国有企业在实现发展方式转型方面有所作为，这就导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经济发展方式上存在利益分歧。要改变这一状况，可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减少政府以奖励方式推动地方政府进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行为，代之以完善政府监管机制，最大程度压缩权力寻租空间，减少地方政府在国有企业运营中的非生产；二是严惩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国有企业，增加国有企业保持传统发展方式的成本，优胜劣汰，促使国有企业尽快转变发展方式。

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制。为促使国有资产更好地主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建立严密而有效的国有资产监督机制，要需要考虑到国有资产的特征、运用方式与目标等，实现差异化监督。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针对各种不同类型的国有资产制定相应的监管条例，细化监管法律法规，使其具有可操作性，形成一套完整的国有资产监督体系，实现国有资产监督的法制化、规范化和系统化。其次，明确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改变以往政企不分的状况，使市场在国有资产的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帮助国有企业适应市场规律，防止国有资产陷入权力寻租而受到侵犯。再次，解决国有资产监管中的监管权分割问题，逐步探索建立一套能够覆盖所有国有资产的监督体系。最后，将国有资产的监管从实物形态向价值形态转变。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原本以实物为监管方式的国有资产监管已经不能适应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形势需要，因而要以监管资本为主，加强对国有资产资本的管理，这也就意味着要改革国有资本的授权经营体制。根据当前的发展形势，可逐步推行“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生产经营企业”三级管理模式。要发挥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主导作用，首先要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这将为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提供基本条件。国有企业担负的重要社会责任，决定了国有资本的运营投资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国有资本投入行业关系着国家安全与国民经济发展命脉，要重点发展具有前瞻性的战略产业、支持科技进步、保护生态环境等，这些行业都需要国有企业进行生产方式的转变和升级。

推动国有经济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技术创新的转化平台，代表着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其技术的创新与转化能够给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带来深刻变革。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和渗透性，其产业发展能够带动相关基础产业研究的技术突破，进而扩散到相关行业，引起整个产业的技术革新，这必将淘汰传统生产方式，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至关重要的，但其作为一种新的产业发展方式，也存在资金不足、技术不完善、市场不成熟等情况，面对这些问题，需要国有资产给予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大力支持，使国有企业发挥其自身影响力和控制力，促进战略新兴产业稳定快速发展，主导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早在2009年国家就提出要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意见，国有企业纷纷将新的发展目标转移到节能环保、新材料、生物能源等方面，但在几年的战略转型过程中，国有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逐渐暴露出体制弊端，而且国有企业的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电子元件制造、通信设备、医药制药等方面，造成重复性投资生产，导致资源浪费。因此，有序推动国有经济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首先，国有企业向新兴产业集中时需要科学地选择行业，防止重复建设和投入；其次，要提高国有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是其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支持，也关系着国家经济增长的持续与稳定，影响着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实力。最后，要在国有企业建立完善的考核机制，向新兴产业转移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实现预期效益，国有企业应建立一套适应战略新兴产业的考核模式，提高国有企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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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经济在湖北的国民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九省通衢的区位条件和得天独厚的资源赋存，使湖北成为国家投资的重点地区之一。湖北国有经济的发展围绕国家重点项目的布点展开，在人均GDP水平较低的基础上，较早进入了重工业阶段。国家长期高强度、大规模的投资，奠定了湖北国有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也使湖北成为了工农业大省。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湖北国有经济进入到调整和拓展的新阶段，特别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结构性矛盾取代总量不足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后，湖北省加大了结构调整力度，产业结构转换速度明显加快，企业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也得到了一定改善，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贡献逐步提高。但面对实际，着眼未来，推进湖北国有经济的战略性发展，促进结构优化升级，全面增强湖北国有经济的整体竞争力，需要对现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有深入的认识。

二、对湖北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的分析

（1）国有经济布局逐步优化，但整体素质不高

经过多年努力，湖北省国有经济正在步入一个新的阶段：①大型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亟待突破，全省85户国有大中型企业，已有80户进行了公司制改造；②中小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局面已经形成，2003年全省85%的国有中小企业已经改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占18.17%，国有资产已基本上从县市国有工业中退出；③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取得进展，部分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领域，并向支柱产业、高科技产业转移，使产业结构逐步得到优化。

但是，国有经济战线过长，整体素质不高：①行业遍及各个门类。省属企业国有资产遍布各个门类，其中，工业企业占48.6%、建筑企业占9.62%、商贸企业占5.9%、交通运输业占21.7%、文化产业占5.3%、宾馆酒店业占1.9%、其它企业占13.1%。②国有工业比重过高。同全国及沿海省市相比，湖北省国有工业总体规模占工业的比重明显偏高。2002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完成的现价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60.4%，而全国平均40.8%，浙江为13.6%，广东为19.3%，江苏为22.8%，福建为26.2%，湖北省国有工业比重明显高于上述省市。③国有工业战线过长，重点不突出。湖北省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有1997户，涉及到39个工业大类，300多个中类和1000多个小类，总资产达到5832亿元。无论从产业分布、地区分布或企业规模看，湖北省的国有工业都存在战线过长、数量太多、力量分散等问题，覆盖几乎所有工业和不同规模的工业企业。④国有工业产业结构仍处于低度水准。国有工业产业整体素质不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国有工业中，有接近一半的企业分布在进入门槛相对较低的13个大类企业中，如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纺织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造品制造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等，这些企业的共同特点是技术含量不高，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程度有限，市场竞争比较激烈，由于体制问题，社会负担以及历史包袱过重等问题，这些行业中相当部分的国有企业经营效果都不理想。其次是国有工业中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过低，不能对工业结构的集中化起有效的主导和带动作用。

（2）国有企业组织规模不断优化，但规模不经济仍突出

经过近年实施改制改造，兼并重组等战略性调整，国有企业组织规模不断优化。全省255户省属企业中，总资产超过5亿元的有14户，超过50亿元的有5户，超过100亿元的有2户。国有企业规模不经济的问题有较大程度改善，但问题仍然突出。

①大企业发展不足。大企业多原本是湖北省工业经济的一大特色，但改革开放后，大企业数量在全国排名明显下滑。2002年，国家公布的100家特大型企业中，湖北仅有东汽和武钢两家入围。2002年，湖北平均每个大型企业创造的现价工业总产值只有5.73亿元，分别只及江苏和广东的80.6%和82.9%。

②大多数行业集中度低。汽车工业除东汽、神龙外，其余整车企业生产能力均不足万辆。钢铁工业除武钢、冶钢、鄂钢具备一定规模外，其他15家地方企业平均产量不到5万吨，且产品品种严重趋同。水泥工业除华新、葛洲坝、光化在30万吨以上外，其他大部分在10万吨左右。化肥工业除湖北化肥厂、宜化、大峪口、黄麦岭、双环集团外，其他50多家企业均未达到最低经济规模。

③企业之间的社会化分工、专业化协作水平不高，大企业难以发挥规模优势，中小型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不够。

④规模效益差。由于国有企业分布于过多的产业与行业，盘子虽然大，但单个企业资本却较小，无法实现规模经济。在一些规模经济要求高的行业，企业规模小而分散，多数企业没有达到合理的规模经济。以汽车制造业为例，该行业有126家国有企业，只有东汽、神龙等两家企业产值超过40亿元，就是这两家企业的年产量与国内同行业相比也相差甚远。如果按汽车行业规模经济产量来衡量，差距更是巨大。世界公认的汽车生产最小合理规模为年产15万辆，而湖北省所有汽车生产企业总加起来的年产量也仅有18.1万辆。此外一些规模经济效益不明显的国有中小型企业，不少企业缺乏特色，专业化协作程序低，未能开放搞活，竞争力弱。

⑤国有企业带动力不够。国有工业在一些主要行业中，缺少顶尖企业，大企业的规模也不够大，特别是缺少特大型、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对行业具有很大牵动作用的企业。作为全省排头兵的大企业同其他省相比，差距较大。如武钢销售收入只及宝钢的67.9%，鞍钢的81.4%；东汽只及上海大众的45.1%、一汽的50.4%；武烟只有红塔集团的11.6%。

（3）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明显好转

近年国有企业经过纵深改革，国有企业运行质量和经济效益明显好转。继近两年经济效益创历史新高后，国有企业经济又有新的突破。2004年第一季度，全省国有及控股企业实现销售收入、利润分别为649.53亿元、55.1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1.86%、25%。

三、湖北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调整的思路

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应主要围绕两方面来展开：一是积极稳妥地加快推进国有经济结构调整，着力提高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特别是国有控制企业的竞争力；二是加快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建立和完善“管人、管事、管资产”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具体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提高国有经济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国有经济要根据行业性质和特点、国有企业的规模和竞争力，选择性地控制战略行业、主导重要行业、参与基础行业、退出一般行业。

国有经济应该垄断或高度控制的战略行业。一是关系国家安全的行业，包括关系国防安全的行业，如武器弹药制造、航天航空工业、核工业等行业；关系政治安全的行业，主要有教育、文化艺术业、广播电影电视业、邮政通讯业等；关系经济安全的行业，如金融业、保险业等。二是提供重要公益的行业。这些行业有一定的营利能力，但其公益性的性质要求其不能以营利为目标，要求国有经济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如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公共设施服务业（市内交通、园林绿化、环境卫生、风景名胜区管理等）、社会福利保障业、综合技术服务业（气象、地震预报、测绘环境保护等）、地质勘查、水利管理等。三是具有自然垄断性的行业。主要有各类运输（铁路、公路、管道、河道）干线、机场、港口、电网、自来水、煤气、电力等行业。这些行业一般具有较高的自然垄断性，进入壁垒高，需要的投资一般较大，但收益也较稳定。这些行业与人民生活和社会生产紧密相关，公益性色彩也较强，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可选择性小，价格又容易被控制。因此，这些应主要由国有经济垄断或控股经营，以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利益。四是珍稀自然资源采掘业。如贵重稀有金属和非金属以及具有放射性和剧毒等的矿产资源开采业。这些行业或因资源稀缺但对经济和科技发展有重要影响，或对人民生命和自然环境极具危险性，应主要由国有经济控制经营。五是重要战略物资或特殊物资行业。如粮食、化肥、烟草、盐业等。这些行业与人民生活和生命健康关系密切，同时也是国家重要的税收来源，应主要由国有经济控制经营。

国有经济应保持一定控制力的重要行业。一是重要的资源性产业。除应由国家高度控制的自然资源外，其他重要的自然资源如煤炭、石油天然气、铁、有色金属等矿产的开采，森林养护与采伐等行业。二是高新技术产业。微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仪器仪表、生物医药、核能利用、新材料等具有国际先进技术水平、应用前景广阔、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较大影响的产业，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仍需国家通过扶持相关行业有影响的大型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形式来实施。

国有经济可以参与的基础产业。主要包括制造业中对资金和技术要求较高的重加工业，如装备工业、黑色和有色金属冶炼、汽车及其配件制造业、化学工业、石油加工、医药工业、造纸工业、大型批发零售贸易业、大型房地产业等。由于国家已对这些行业投入了大量资金，行业的排头兵基本上都是国有控制企业，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在这些行业保持国有经济一定的控制力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根据其竞争能力，或进或退。如果国有企业具有较强的竞争势力，且效益好，则应该继续发展，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如果既有的国有企业缺乏竞争力，则应该尽快退出。国有经济要逐步退出，国有资本逐步从绝对控股向相对控股转化。

国有经济应加快退出的一般性行业。进入壁垒较低，规模优势不明显的一般竞争性行业，制造业中的纺织服装业、皮革产品制造业、食品加工与制造业、文化体育用品制造业、家具制造业、印刷业、橡胶制品及塑料制品制造业、日用化学品制造业、中低档建材制造业、金属产品制造业、农业机械、日用电器制造业、小家电及其他加工工业，服务业中的商品零售业、除国家专卖之外的批发业、仓储及配送业、餐饮业、公路运输业、宾馆、旅行社、文化娱乐业、律师及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服务、中介及信息咨询服务业等，国有经济应尽快退出。

第二，构建国有资本有进有退、能进能退、有序流动的体制和机制。增强国有资产的流动性是实现国有资产有效进退、有序流动的前提条件。建立科学合理的国有资产评价体系和价值管理体系，建立和完善产权市场，降低国有资产进退的交易成本和流通成本，提高透明度。建立以经济效益为主，政策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结合的国有资本投资和营运的标准和业绩考核体系，为国有经济的进退提供客观标准。建立科学的产业政策体系和国民经济运行评价体系，为国有经济的进退提供决策依据，发挥国有资产的宏观调控功能。

第三，积极稳妥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构建和完善以公有制为基础，国资、民资、外资共融共进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公有制经济实现形式多样化的基础上，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形成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建立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产权，健全产权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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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评价中存在问题

为了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完整和不断增值，提高国有资产运营效益，增加资本积累，发展经济，国家有关部门在1994年颁布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试行办法》中规定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指标为：

根据这一指标与“1”的关系判断保值增值情况，等于1为保值，大于1即为增值。该指标的特点是简便易行，可以前面反映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情况，直观的显示国有资产运行状况。这对加强国有资产管理重要的现实意义。但这一指标过于简单、笼统，不能详细反映国有资产运营的内部情况，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1．指标站在宏观的角度考核国有资产的总量，而没有对国有资产的结构加以考虑。这给人一种假象：认为，考核期末的国有资产价值同期初相等，即为保值：大于期初，即为增值。在实际工作中，保住资产的总量就是保值了，资产总量增加了就是增值了，甚至认为企业不亏损就是保值，盈利就是增值，似乎保值是增值的前提，增值就一定保值了。然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不能局限于总量上，还应注意国有资产结构上的保值增值。

简单的说，国有资产分为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和无形资产。市场运作中，具体的形式会不断的转化。固定资产在使用中会有损耗，这部分损耗的价值转移到其生产的产品中去，产品或形成企业的存货，或实现销售，成为货币资金。其结果都是固定资产的价值转化流动资产的价值。使国有资产的结构发生变化。因此，即使国有资产的总量增加了，其结构的变动可能导致其中的某一部分减少了，即没有实现结构上的保值。因此，增值了不一定意味着保值了。

2．由于没有对国有资产进行结构细分，该指标也没有考虑到各类资产的损耗。例如，固定资产会有折旧，目前我国企业考虑到市场风险与固定资产本身的特性，普遍采用加速的折旧方法，计提折旧准备，以便实现固定资产价值的补偿；而无形资产一般也要按年限平均摊销价值，计入管理费用；流动资产会发生减值。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指标应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才更具有实践意义。

3．指标没有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任何社会都普遍存在着通货膨胀的因素，这是经济运行的必然，也是经济的需要。如果不考虑物价指数的变动，就会导致利润的虚增，而且会使企业无法在原有规模持续经营，这样固定资产保值增值的指标将失去评价意义。

4．指标没有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货币是具有时间价值的，不同时点上等量的货币，其价值是不等的。作为各种形式存在的资产也都如此。一项资产闲置不用，其机会成本就是将这一资产转化为货币，存在银行中，这样可以获得的利息。因此，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就是要将银行利率考考虑进去。

二、评价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新思路

在现实和具体的经济活动中，不同国有资产的功能与使命各不相同，因此，对其增值的界定与考核也必然不一样。所以，对现实经济活动中国有资产的增值问题，不能用一个统一的和不变的指标来笼统的评价国有资产的增值能力与增值程度。但从科学评价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角度出发，国有资产增值，应该包括四个方面的含义。

1．资产结构改善。由于国有经济有其特殊的产业适应性，如果选择不科学，就使得一些国有资产配置在国有经济难以发挥有效作用的产业面上，必然导致国有资产的结构不合理，从而导致国有资产的低效配置，弱化国有经济控制力和国有资产增值力。所以，国有资产必须要在经济发展变化过程中真正选择和确定关键领域、命脉部门和战略产业，而不是固定的不分轻重的守住一个领地，无视产业结构的变化升级与产业中心的转移。

2．资产关系对称。产权关系对资产的质量与功能都是影响重大的因素，国有资产中的产权关系，应该在权责利险等方面，表现出对等关系，不能让现在广泛存在的权责利险关系不对称的现象继续影响国有资产增值动力的形成与强化。

3．资产质量提高。对于一般的资产质量而言，主要是考察其在市场关系中的竞争力，在发展过程中的竞争力，在发展过程中的生命力。国有资产要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形成和发挥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不是依靠超经济力量，而是依靠自身所在的产业地位和所在产业的资产质量，所以，资产质量提高了，就等于控制的力度增强了。能够发挥更多的低质量资产所不能发挥的功能，这也等于国有资产增值了。

4．资产功能增强。国有资产的功能增强，主要是指在国民经济中能够真正的重要部门、关键领域和战略产业中占据支配和主宰地位，并使自己所支配的领域要能够较好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运用市场经济机制，在开放的竞争环境中表现出生机与活力，并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争取以示范和榜样的力量来确保发挥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这样，才真正意味着国有资产的功能增强了，同时也意味着国有资产增值了。

三、提高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新对策

从企业资产运营的角度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着重应该把握这样几个环节:一是国有资产的实物磨损在价值上必须给予足够补偿,依据厂房、设备、工具等的生命周期提取折旧费。二是国有资产的精神磨损在价值上也必须给予足够补偿。不论是技术进步引起的原设备贬值,还是新式设备投入竞争,都会造成资产的正常缩水,因此提取折旧时必须考虑精神磨损的因素,只有加大折旧比例才能补偿损耗以求保值。三是要管好用好技改投资和基建投资。从市场前景预测,项目可行性论证,投入产出效益分析,资产负债结构等多方面把握投资决策的方向和节奏。在简单再生产的基础上稳步实现扩大再生产,确保新项目按期投产并实现预期盈利目标,以实现资产保值增值。四是搞好资本运营,谨慎地推进低成本扩张。根据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客观可能,抓住有利时机,运用联合、兼并、收购、出售股权、变现闲置资产等手段,优化资产结构和扩大资产规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常用办法。国有企业在这方面理应有所作为。五是不仅要搞好实物资产的保值增值,也要搞好无形资产的保值增值,千方百计树立自己的品牌形象,提高企业在公众中的信誉和知名度。这也是促进资产保值增值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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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所有制制度　创新　可持续发展

1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国有经济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但还存在国有经济低速低效运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国有资产流失等严重问题。究其原因，是僵化的国企体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需要，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如企业办社会、国有资本剥离、大量冗员分流等无法得到及时、迅速地解决。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命脉，国有企业改革一定要把握原则性。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是要把有限的国有资本集中起来，投入到真正需要国有经济进入和加强的领域和行业。同时，国有经济管理方式必须从国家管理国有企业转变到经营国有资本，大量竞争性领域交与非国有经济来投资、经营和发展。

1.1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

第一，要把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同所有制结构调整结合起来，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对于国有大中型企业，除了涉及国家安全、自然垄断、有重大社会效益的，如基础设施、国防设施、基础产业、高新技术及支柱产业的重大骨干企业，国有经济要坚决控制。其他都以混合所有制经济予以积极推动。国有独资企业，也要面向市场、适应市场，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竞争土体。尽管竞争性行业的非公有制经济有了较快发展，但从传统计划经济承接下来国有经济面面俱到的配置格局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应该退出的没有退出，应该重点发展的也没有得到重点支持。

第二，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大力发展股份制，通过国家控股和参股影响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加大国有资本的功能，提高国有经济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要积极引进国内外技术、管理、资金实力强，有市场，信誉高的战略投资者参与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改革，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制资本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支持具备条件的国有大型企业通过规范改制、实现境内外上市，有条件的实现主营业务整体上市。支持和引导国有大中型上市公司积极进行股权分置改革，提高公司的整体质量：要以推进国有投资公司董事会试点为重点，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逐步形成出资人、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各负其责，协调运作，有效制衡的机制。提高国有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坚持不懈地推进企业技术创新和资源节约。

1.2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有资产管理、运营和监督体系

建立多个独立的互相竞争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有效运用国有资本，使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公司作为法人以竞价投标方式竞争国有资本经营权，并独立承担风险。一旦获得权，就可以直接投资持股，取得利润，以投入的资本额为限，为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加强政府对投资公司经营状况的监管，建立充分、客观公正和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要利用会计师、证券分析师、资产评估师对公司投资决策、经营状况、市场竞争力、发展前景作出负责任的评价与判断，据此对公司职工实行奖励和惩罚。

1.3推进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资源配置整体效应

第一，继续“抓大”。要着力培育实力雄厚、竞争力强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发挥其在资本营运、技术创新、市场开拓等方面的优势，成为国有经济支柱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力量，推动国有资本向三个方向集中。即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具有竞争优势的行业和未来可以形成主导产业的领域，具有较高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

第二，继续“放小”。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结构，采取多种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股份合作制和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的步伐。积极扶持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企业，使它们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同大企业建立密切的协作关系，提高生产社会化水平。要培育中小企业服务体系，为中小企业提供信息咨询、市场开拓、筹资融资、贷款担保、技术支持、人才培训等服务。

2　继续深化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

2.1明确界定产权，建立集体企业产权制度

包括六个方面。一是准确界定产权。产权清晰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特征之一，准确合理地界定产权，是建立科学产权制度的前提和基础。二是科学评估资产。资产评估是集体资产增值和保值的基本保证。为了科学地评估资产，要坚持准确、科学和合理评估原则，如实反映资产客观情况，既维护所有者权益，又不损害经营者、劳动者的积极性及其权益；正确处理单项资产评估与总体资产评估的关系；正确处理有形资产评估与无形资产评估的关系。三是搞活产权流通。企业产权转让渠道畅通，可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资产利润率，实现企业内部产权转让和外部转让。四是改革集体资产管理体制。政府部门对集体企业的行政管理与集体企业的经营管理要分开；集体资产出资者所有权与集体企业法人财产权要分开；努力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产权主体明确、产权关系明晰、产权转让灵活、资产结构优化的集体资产管理新体制。五是加快集体资产管理立法。六是完善城镇集体企业产权制度实现形式。根据目前城镇集体企业产权制度现状，以采用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较为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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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中国家国有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振兴民族经济，推动本国工业化，掀起了两次国有化。第一次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它是紧随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而出现的，主要矛头对着殖民企业和殖民地的经济管理企业，包括海关、银行、税务机构，以及原殖民者拥有的足以垄断或操纵国计民生的大企业。这次国有化实际上是民族解放运动在经济领域的继续。第二次在20世纪70年代，这是在中东产油国收回石油资源的斗争取得胜利的鼓舞下，发展中国家掀起了收回自然资源的潮流。在这一潮流中，一些国家把实际操纵本国经济关键部门的外资企业收归国有，并使一些矿山资源和农渔业资源回到本国手中。

除了通过国有化没收、征收、赎买外资企业，使之变为国有企业外，更主要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由政府投资兴建了一大批重点企业和重要基础设施，并逐渐使其成为国有经济的骨干力量。

在拉美一些独立比较早、工业化起步也比较早的发展中国家，战前国有经济就有了一定基础。战后，这些国家再度大力推行国有化政策，使国家资本的范围和规模进一步扩大。例如，在战后不到10年的时间内，阿根廷工业部门的国有企业就从466家猛增到1478家。国内资本很快就在交通运输、金融、战略物资和基础工业等重要部门占据主导地位。到了20世纪70年代，阿根廷国有企业的营业额占全国营业总额的比重，钢铁工业为37%，造船业为45%，石油化工业为82%，电力、煤气、电话为95%。（注：肖海泉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61）巴西在独立以后也大力发展国家资本，特别是把国有经济的经营重点主要放在投资大、建设时间长、收益慢而私人无力经营的重工业和农业部门，以及公用事业、交通运输业。据巴西《视野》杂志公布的调查材料，1984年巴西最大的200家企业中，国有企业为81家，其总资产占200家大企业全部资产的74.2%，其纯收入占200家大企业全部纯收入的56.3%。

在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中，印度、韩国的国有经济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是很突出的。早在印度独立之初，印度国家计划委员会就提出了一个全国性的经济计划。该计划认为，在工业化进程中，应强调自力更生和实行以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混合经济，国家应当拥有和控制所有关键工业、基础设施和其他公用事业，同时也适当扶植私营经济的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已垄断了铁路、航空运输、港口设施、邮电、军工、保险、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部门，并在钢铁、有色金属、基础化工、机床、重型机械银行等部门居于主导地位。国有资本在全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60年代初的10.9%，增加到80年代中期的20%以上。“一五”计划期间，印度工业年均增长率为5.6%，“二五”计划期间为7.1%，“三五”期间为10.2%。（注：肖海泉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61）如此递增的工业增长速度，与国有经济部门的不断发展壮大是分不开的。

国有经济在韩国工业化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在韩国，通常把由政府投资创办并由政府委派官员管理的企业称作公营企业。1960年以前，韩国的公营企业主要局限于公用事业方面：如盐等基本生活必要品和人参、烟等实行专卖的高价值消费品以及银行业。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公营企业不仅数量上增加得很快，而且上述经营界限逐渐消失。政府开始在它认为合适的任何地区建立公营企业，只要它认为这些企业对拉动韩国经济增长和扩大韩国出口能力来说是必要的并且不适合私营企业来经营。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韩国只有52家公营企业，但到70年代中期，公营企业的数目增加到116家，在总投资中的比重也增加到33.7%。（注：［韩］宋丙洛.韩国经济的崛起.商务印书馆.1994:128）这些企业主要集中于钢铁、石油、化工、汽车、造船、航运等领域。

战后，许多非洲国家独立并从殖民主义者手中夺回经济自后，开始按照自己的愿望和各国的具体情况，限制外国垄断资本的非法活动，对受国外资本控制的部门和企业有步骤地实行国有化，其中阿尔及利亚、埃及等国家做得尤为突出。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初就将某些外资企业收归国有，20世纪60年代中期布迈丁上台后，加快了国有化进程，多次将外资企业收归国有。与此同时，还创办了不少国有企业。到1974年底，在工业生产中，国有企业已控制了水电的96%、采矿的93%、碳化氢的78%，加工制造业的69%（其中冶金、机械工业82.7%，建材工业87.4%，化工57.9%，食品工业75.6%，木材和造纸工业64.3%，纺织工业34.1%，皮革制品32.4%）。（注：谈世中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34）

埃及从1953年起，开始对原有较大的工业企业、商业企业、银行、运输企业和进出口贸易实行国有化；1956年对苏伊士运河公司实行国有化；同年10月对英、法资产实行冻结；1961年对棉花出口公司全部实行国有化，对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实行限制政策；1962年政府已控制了95%的工业、全部银行和保险业以及重要的矿业、贸易运输和公用事业。不过，在许多非洲国家主要通过对外资实行国有化的办法来建立和发展本国国有经济的情况下，也有一些国家如科特迪瓦为避免中断同西方国家特别是同原宗主国法国的联系，失去销售市场和资金来源，没有对外资实行国有化，而是通过政府投资的办法来发展国有经济。政府投资主要集中于和国计民生紧密相关的部门和企业，以及发展国民经济必需的基础设施部门，如交通运输、港口、码头、电力、水利、公用设施等，国有企业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同时，政府还通过掌握多数大中型企业的一部分股份，引导这些企业围绕着政府制定的发展战略进行投资和生产。

二、国有经济所发挥的作用

从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实践看，各发展中国家国有经济的发展，对于促进这些国家的工业化以及振兴、发展它们的民族经济起了巨大作用。

首先，发展中国家国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适应了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争取经济独立的愿望。发展中国家独立之时，外国垄断资本尽管有所削弱，但仍控制着其经济命脉，严重阻碍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落后的封建地主经济和分散的小农经济，还是软弱的私人民族资本，都不是外国垄断资本的对手。如果还是按照早期市场经济的原则，听任它们去和外国垄断资本开展自由竞争，无异于开门揖盗，自招祸患。因此，必须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剥夺外国资本的特权，收回被外国公司控制的国民经济重要部门和重点企业，同时大力扶植和发展国有企业，才能为争取经济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创造良好的前提条件。

其次，发展国有经济有利于奠定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建立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战前，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基础设施落后，经济结构极不合理。因此，要发展民族经济就需要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进行资本积累，把数量有限且分散在个人手中的资金集中起来，由国家按照经济发展战略的要求，有重点、有规划地进行国家投资。特别是交通运输、电力、电讯、公用事业等基础设施及关键性的经济部门，耗资大，建设周期长，资金回收慢，力量单薄的私人资本无力也无兴趣问津，但这些部门又是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所必须的，只有依靠国家的力量，由政府投资兴办，才能逐步建立起来，从而为工业化奠定物质技术基础。例如，拉美国家几乎所有的铁路、邮电、水运、航空都由国家经营；90%以上的电力企业由国家投资建设和经营。可见，国有经济成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自立和经济起飞的基础。

第三，国有经济的发展为整个社会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带动了其他经济成分的发展。由于国有经济的建立提供了交通运输、通讯、动力等基础设施，增强了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填补了国内一些关键性经济部门，特别是建立了那些耗资多、收益慢但为其他部门的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工程项目，从而大大改善了整个国家的供给结构和供给能力，排除了其他经济成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所遇到的“瓶颈”，改善了整个国家的投资环境和条件，为私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和有力支持；另一方面，国家投资也创造了大量的社会需求，扩大了国内市场，刺激了私人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四，国有企业是推动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主力军。技术进步是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得以生存的活力之源，也是促进民族工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摆脱对工业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依赖，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得以蓬勃发展的根本力量之所在。从战后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来看，国有企业在推动技术进步方面往往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国有企业一般拥有比较充裕的资金、比较广泛的与政府部门及科研单位的联系，便于组织、协调各方面力量，开展大型、重点科研项目的攻关活动。许多新技术的发明、新产品的开发，往往是由国有企业作为先导，取得突破后，再向全社会推广。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在推动技术进步，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方面往往扮演着生力军的作用。

第五，国有经济在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尤其是一些发展中的大国，区域差异往往很大。由于落后地区投资环境差，投资风险大，私人资本大多不愿前往。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过有计划、有重点地在落后地区投资创办国有企业的办法，来促进这些地区的工业发展，以达到改善工业布局，使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目的。如巴西政府为了开发落后地区，除了采取财政、税收政策，给落后地区以财力支持外，还根据落后地区的资源状况及原工业基础，有计划地投资建立新的工业基地。如1974～1979年的第二个全国发展计划规定在东北部投资近1000亿克鲁塞罗，建立石油化工中心、化肥中心、五金机械和电器机械联合企业，还加强了传统工业的纺织、成衣、皮革、制鞋等企业，使东北部的工业迅速发展起来，被称为“东北部的圣保罗”。（注：程极明.大国经济发展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161）

第六，国有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克服市场机制的缺陷，维护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战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这种经济制度下，经济运行主要是依靠市场机制发挥调节作用。不过，市场机制虽然具有合理配置资源、自发调节供求以及激励竞争的功效，但如果完全听凭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即使这种市场机制已相当完善，也无法达到发展中国家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因为，在市场自发过程中所实现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往往偏低，不能保证整个经济发展达到社会所希望的速度；市场机制主要依赖于价格、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但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它只反映私人利益、私人成本，而难以全面反映社会的利益；市场机制在强调效率的同时往往忽视收入分配的公正性，这在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会造成收入分配的更大不均等，另一方面又会导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严重畸形化。正是由于市场机制存在着上述缺陷和不足，客观上要求国家对经济运行进行必要的干预和调控。但是，要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控，国家就必须掌握一定的经济实力，并能对一些关键性的重大经济活动作出直接的决策。显然，要作到这一点，必须在一定领域中建立和发展一定规模的国有经济。

三、国有经济的主要弊端

国有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虽然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实践证明，国有经济也有许多局限性。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和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国有经济的弊端日益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高度垄断，限制市场竞争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通过国有经济实现对整个经济生活的干预，国家资本往往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或重要的经济部门。因而，国有经济具有高度的垄断性。这种垄断性在反对外国垄断资本、维护国家经济的斗争中，以及在保障社会经济的稳定运行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垄断性也产生了许多负作用：第一，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只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才能作到优胜劣汰，才能促进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可是，由于国有经济的垄断，限制了私人企业和国营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尽管国家主观上企图推动私人资本发展，实际上却限制了私人资本的发展。第二，在社会经济的运行中，国家最重要的职能是宏观调控职能，即制定市场游戏规则，调节社会总供求，引导投资方向，调整产业结构等等。可是，国家行政机关直接掌管生产资料，垄断许多关键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必然引起国家宏观管理职能的畸变，使其不能很好地去履行其应该履行的职能。

2.产权不清，腐败之风盛行

国有资产的产权归属，虽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宪法上被宣布为全体国民所有，可是，这一原则却无法在经济运行过程的各个环节加以贯彻。这是因为，尽管具有公民身份的社会成员在名义上都是社会财产的所有者，但在实际上，由于全民财产不可分割和在传统体制下不可交易、转让的属性，使得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不可能拥有一份可以明确辨认、并通过支配或出卖等方式实现的所有权。所以，在一些国家严重的场合，名为“全体国民所有”的资产，实际上变成“谁都不所有”的资产，成为越来越疏远人民群众、甚至成为凌驾于人民群众监督之上的一种物质力量。原来意义上的产权以及它所反映的经济关系在这里已经非常淡化了，这就是经济学上常讲到的“产权虚置”现象。由于产权虚置，再加上发展中国家资产阶级民主和法制不健全，因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中、营私舞弊之风盛行也就不足为怪了。

3.政企不分，企业经营目标重叠

国家作为政权机构和经济社会组织，是由一系列具有不同性格的、有多元的政治经济目标的组织所构成的复合体。作为全体国民的资产的所有权代表，国家负有管理全部国有资产的职能；作为政权机构，国家负有组织整个社会生活的职能；而作为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国家又具有控制和调节全社会经济运转的职能。此外，国家作为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还负有国防、外交等方面的职能。在实行国家所有制的情况下，由于政企不分，国家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实体所具有的上述多项功能必然通过各种不同渠道和多个组织机构去控制、影响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以实现上述功能，从而形成多元化的企业经营目标。例如，国家的劳动就业部门可能把增加就业看作是国有企业的一个重要任务，因而在产业的配置上，更倾向于多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财政部门则把上缴尽可能多的税收作为国有企业的主要任务；而负责社会福利和协调地区经济发展的部门则可能把稳定物价、收入再分配和援助落后地区看作是国有企业的主要功能。此外，还有些发展中国家从政治角度考虑其他一些政治目标，如摆脱外国制约以实现经济独立和赶超战略等。

由于政企不分所造成的上述企业经营目标的重叠，势必严重影响到国有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使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力不从心，无所适从。

4.管理混乱，企业经营效益低下

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国家资本控股的企业采取国有国营的制度。在这种管理制度下，各级经济管理组织之间，以及各级经济领导者和管理者之间没有明确、具体的责、权、利的界定，对他们缺乏经济、行政、法律等方面的硬约束，领导者作出错误的经济决策或管理失职而给经济带来损失，都可以不负任何责任，照旧做领导工作，甚至还能担任更高一级的领导职务；而工作做出了很大成绩，经济取得了很大效益，也缺乏必要的经济利益方面的奖励。另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实行国有化以及创办和经营国有企业的过程中，缺乏具备一定素质的经济领导者和管理者。被委派去管理国有企业的官员，或者根本不懂经济工作，不懂经济发展规律，缺乏必要的经济管理知识和生产技能，或者官僚思想严重，办事作风浮夸，不深入实际，不调查研究，动辄就轻率地作出某种决策。可想而知，这种决策很少有不失误的。所以，国有企业管理不善，亏损严重，在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并成为其越来越沉重的财政负担。例如，1979年，印度的145个国营企业中，有1/3是亏损的。土耳其公共企业在1977～1979年期间平均净亏损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9%，经过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才使1981年的利润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0.1%。墨西哥国营企业（国家石油公司除外）1970年所获利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3%，1980年的净亏损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2%。塞内加尔的国营企业在70年代中期尚有赢利，但在1977～1978年出现了赤字，1979～1980年亏损企业达42家（1980年共有国营企业68家）。坦桑尼亚412个国营企业中，赢利者仅9个。据世界银行测算，如果发展中国家国营企业的收益提高5%，成本降低5%，由此产生的财富，在土耳其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或年税收的10%；在坦桑尼亚约等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5%，或全部卫生经费；在马里等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2%，或2/3的教育经费。（注：世界银行.1983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75）

四、对国有经济的整顿和改造

面对国有经济的严峻形势，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着手对国有企业进行整顿和私有化改造。智利首开发展中国家私有化之先河。1973皮诺切特就任总统后，根本改变了阿连德政府的国有化政策，将国有企业有计划地出售给私人。1974～1980年间，智利出售了130家企业，价值超过5亿美元。到80年代末，除大铜矿外，智利其他国有企业已基本上实现私有化。这些政策的实施，调动了私人经济的积极性，使企业的经营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劳动生产率得到显著提高。在智利的带领和影响下，其他拉美国家也先后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70年代后期，阿根廷政府在《阿根廷经济复兴与发展规划》中提出，要把部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属于基础设施、基础工业等重要部门的某些国有企业，如国家煤气公司、国家电力公司、邮政、电讯等实行“私有化”，即部分私有化，而将属于非关键部门的国有企业全部转让给私人经营。

如果说，在20世纪70年代，实行私有化的还限于智利、阿根廷等少数拉美国家的话，那么，到了8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国有企业的经营亏损状况进一步加重，国家财政收支进一步恶化，国有企业的改造问题不得不尖锐地被摆上政府的议事日程。这一时期，一些发展中国家外债负担沉重，也成为促使这些国家推行私有化政策的主要因素。因为外债中的相当部分是国有企业所欠的，有的国有企业欠外债达几十亿美元之多。将这些企业出售给外国公司，不仅可连债务一起摆脱掉，而且出售企业的收入还可用作政府的其他开支。另外，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私有化也起到了诱导和促进的作用。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对各国经济调整方案的建议中，提出1981～1987年期间直接贷款的1/4和政策性贷款的1/10用于扶持和促进有竞争力和效率高的私营部门的发展，对私有化表现出明显的鼓励倾向。

正是在上述因素的促使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股席卷整个发展中世界的私有化浪潮。1981～1989年间，巴西政府宣布，通过拍卖和合并等方式对84家中小国营企业实行私有化。1991年付诸实施的全国非国有化计划，又将钢铁、石化、电力、银行及铁路等65家企业列入私有化名单，其中包括巴西最大的钢铁企业——国家钢铁公司。这些企业的拍卖收入达170亿美元之多，明显改善了国家财政收支状况。（注：卢韦等.走向21世纪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81）阿根廷在私有化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础上，于1991年进一步宣布国营企业全盘私有化，其中包括两个电视台的私有化，并批准出售电话公司、国际航空公司、国家石油公司的某些部分。

在亚洲，除东亚地区的私有化取得较大进展外，原先仿效苏联模式，国有经济规模较大、发展较快的南亚各国的私有化也进展很快。1991年，印度拉奥政府上台后，相继推出减少公营垄断企业、提高私营企业资本的最高限额、提高合资企业中外资股份比例等措施。巴基斯坦的谢里夫于1990年执政后，制定了一系列鼓励私营企业发展的措施，将100家国有工业企业列入私有化计划，这些企业涉及化工、工程、汽车制造和食品饮料等。斯里兰卡也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完成了对国有电信公司、石油公司、轮胎及橡胶公司、公共汽车公司的股份制改造。1992年政府用于国有企业结构调整、股份制改造的资金为7.5亿卢比，而出售国有企业股份的收入则达32亿卢比，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注：卢韦等.走向21世纪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82）

在非洲，原先相当一部分推行非资本主义道路和大力提倡国有化运动的国家如埃及、阿尔及利亚、加纳、坦桑尼亚等，也纷纷加入非国有化和促进私营经济发展的行列。坦桑尼亚、刚果于20世纪80年代初全面整顿和改造国有企业，将其关、停、并、转，逐渐减少补贴，实行自负盈亏。扎伊尔在保持国家对能源、交通、水电等关键性企业的控制权的同时，将其他国营工商企业转为公私合营或完全私营。多哥从1983年开始实行私有化计划，截至1987年底，已出售5家国有企业，并出售另外2家企业的大部股份，此外政府还关闭了11家国有企业。

20年纪80年代起席卷发展中国家的这股“非国有化”浪潮，是国有经济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事实也证明，许多国家实施的非国有化措施确实收到了一定效果。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发展中国家在整顿、改造国有企业时走极端，把“私有化”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一些本该由政府经营的关键性的部门被私有化了，甚至一些不该让外资控制的企业也被出售给了外国公司。如上所述，国有企业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正是这些局限性，妨碍了其经营效率的提高。但是，决定一个企业效率高低的因素很多，不仅仅在于其公有还是私有。私营企业由于管理不善而效率低下，最终导致破产的事例屡见不鲜；而国有企业由于制度合理，管理科学，从而成为经营典范的也并非一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列昂惕夫指出，不可能所有部门都由私人经营，有些部门改为私营只会降低效率。例如，台湾早年发展钢铁工业，原希望民间企业家来办钢铁厂，但没有人愿意办或有能力办。后来，不得不由政府来办，建立了台湾人至今还引以为骄傲的“中国钢铁公司”。因此，在整顿和改造国有经济成分时，出路不只是私有化，更重要的是理顺产权关系，改革治理结构，提高管理水平。从各国的经验来看，凡投资巨大、回收期长、有一定风险，且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一些垄断性部门如供电、供水、电讯、铁路等以及钢铁、石油化工等基础工业部门，宜由国家投资兴办，以支撑、引导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并在实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发挥重要作用；至于一般竞争性行业和领域，国有经济应适当退出，为私营经济的发展开拓空间。同时，应重视改革和完善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如：建立专门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变多头分散行使所有权为集中统一行使所有权；建立国有企业自我调节、自我约束的机制，如通过国有民营以及承包制、租赁制等形式，将经营者的物质利益与国有资产的增值联系起来；建立公平和效率相统一的收入分配机制，等等。事实证明，发展中国家只要通过努力，将上述几方面关系处理好了，就可以提高国有经济的效率，使其在工业化过程中发挥应有作用。

当前，我国正按照十五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长期以来，我国尽管实行计划经济，然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国有经济的发展方面有着大致相同的经历，也面临着许多相似的问题，比如，国有经济分布过宽、布局不合理，以及国有企业整体素质不高等等。因此，认真学习、借鉴其他发展中国家整顿、改造国有经济的经验，对于搞好我国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促进我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2002.08.08“”版权所有

【参考文献】

1.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出版社.1989

2.约翰·科迪等.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政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

3.巫宁耕.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4.肖海泉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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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顶层设计 明确改革目标

5年前实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5年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改革深化的经济环境与社会背景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及其管理不应是权宜之计，要立足于眼前，着眼于长远。要放到中国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视野中去思考，围绕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近期目标与中长期目标设计改革思路：应着眼于提高国有经济效率与国有企业竞争力；不断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规模，及时调整预算的支出方向与支出方式。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更多意味着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的提高。因此，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控功能的发挥应当重点着眼于高效率、高质量和结构优化的国有经济布局的构建，而非单纯提高国有经济比重。与国有企业尤其是一些大型垄断行业企业已成为“无所不能及”的强势市场竞争主体和“经济独立王国”相伴而生的，是国有企业对主营业务发展、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国际竞争力提升等关键、核心问题的忽视甚至漠视。一大批“大而不强”、“大而无技术创新能力”、“大而无国际竞争能力”的国有企业已经或正在成为国有经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成为部分产业、行业产能过剩的罪魁祸首。因此，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当重点支持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竞争力提升，坚决制止并反对国有企业的盲目跨界扩张，推动国有企业实现“由大到强”的转变。只有当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规模与国民经济规模、国有经济规模、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总额相适应时，其政策效应才能凸显。因此，国有资本预算管理改革要从提高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年度收入入手，做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年度规模，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近期及中长期目标的实现创造条件。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目标可区分为近期与中长期目标，近期目标要与中长期目标相互协调。

近期目标：推动国企改革深化与国有经济布局优化调整。首先，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要着眼于国企改革的深化，面对一度陷入停滞的现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当成为国企改革尤其是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推手，通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手段和方式的创新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继续深化。其次，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要着眼于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要求经济结构必须做根本性调整，国有经济结构的调整更是重点和难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当通过收支结构和方向的不断调整，国有资本有效进退机制和科学投资机制的建立，推动国有经济结构的布局优化。

中长期目标：支持经济可持续增长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其一，要着眼于支持经济可持续增长。应当打破所有制界限，变“取之国企用之国企”的简单支出模式为“取之国企用之国民经济”的模式，真正实现国有经济与其他类经济形式的平衡、协调发展，继而真正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增长。其二，应当着眼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基于国有资本“全民所有”的所有权属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当适当关注民生问题，通过合理的弥补公共财政和社保基金缺口等机制建设助推部分社会问题的解决，为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支持。

制定大预算规划 实现收入规模较快增长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改革的深化，除了要明确基本思路，重要的是如何具体推进。必须要着眼于打破部门利益及某些国企已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掣肘，突破只搞年度预算的做法，关注国有资本的经济社会效应，以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国有经济与国有企业发展的引导，重视国有资本经营中长期“大预算规划”及概算编制，适时创新经营预算管理手段。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宏观调控职能，主要体现为对国有资本的有机整合和对国有资本再分配的合理引导。因此，应当打破国有资本经营年度预算的局限性，编制时间跨度相对较长、作用发挥相对持续、更具方向性和指导性的国有资本经营中长期预算。从预算编制的时间跨度上看，可与“国家五年发展规划”相一致，即以五年作为周期单位编制国有资本经营中长期预算，当然，也可以不受“国家五年发展规划”的限制，研究并编制5-10年的中长期预算；从预算编制的内容上看，应当与经济周期以及中长期国家经济发展规划相一致，围绕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目标定位和作用发挥，重点对中长期内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收入范围、构成、规模增长、支出方向和重点、支出规模及其细化内容等作出总体性规划、明确实施步骤并设计具体的量化指标；从预算编制的方法上看，可以采取逐年滚动的编制方法，并在收支内容结构上与年度预算趋于一致，把中长期预算和年度预算密切结合起来。

逐步实现与公共财政预算的合理对接。探索并建立公共财政预算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之间的对接机制，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成为国企改革深化进程中的主要成本提供者，这是解决目前针对国企支出安排交叉重复与公共财政支出缺口并存矛盾的有效途径。可以依托国有资本经营中长期预算对二者对接的计划、实施步骤、对接方法进行总体设计，并将其具体量化到国有资本经营年度预算中加以执行。

多策并举实现收入规模的较快增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规模，必须与国有经济总量、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总额相适应。不断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征收的范围、大幅度提高国企红利征收比例，可以把国有资本经营年度预算收入规模从300亿-800亿提到1200亿-1500亿。如果国有资本经营年度预算收入规模达不到3000亿-5000亿，就难以实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国有经济与国有企业发展的引导及调控。

不断扩大预算征收范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征收范围的扩大，既包括横向涵盖的企业范围，也包括纵向同一企业中征收所延伸到的下级公司的范围。首先，应在横向上逐步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征收覆盖的企业范围，最终实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全覆盖。其次，应在纵向上逐步拓展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征收的范围。具体而言，就是从现在只向中央直接管理的一级企业收取扩大到向国有企业下属的独立核算的一级子公司或二级子公司收取。

分类并有重点地提高红利征收比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红利征收比例的提高应当保持在合理区间范围内，且应分类别、分阶段地逐步提高。应重点提高资源类国有企业中盈利能力、垄断程度较高的一些企业的红利征收比例。即在未来5-10年内可以把资源类国有企业的红利征收比例逐步提高到35%-45%的范围；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红利征收比例可提高到25%-35%的范围；军工和科研企业的特殊职能决定了其红利征收比例不可太高，最多提高到15%。

依托资本市场盘活国有资产存量。与超过20万亿的国资存量相比，不到1000亿的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规模明显太小。盘活巨额国有资产存量，是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规模最直接、最快捷的方法之一。一方面可以依托发展相对成熟的证券市场实现部分国有股的减持变现；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产权交易市场出售处置部分闲置、运行效率低下或待处置的存量资产。

确定减持计划逐年增加变现收入。将部分国有股权在证券市场上予以出售变现，也是提高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规模直接而有效的方法。为了顺利推动国有股减持而增加变现收入，应当编制一个5-10年的国有资本变现中长期预算，对国有股的减持进行全面规划并设计出量化标准，明确国有股减持的领域、行业、具体减持比例以及预计达到的变现收入规模。为了确保变现预算的实现和变现收入的逐年增加，还应当把国有资本变现中长期预算中的国有股减持计划具体分解和细化到每个年度预算中，并根据对每个年度预算的实际执行情况的评估适当调整中长期预算。

明确支出方向 实现直接、间接支出有机结合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要更加重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支出方向把握与支出方向优化。应该着眼于国家产业政策与国有经济结构调整规划，打破原有的支出限制，扩大支出范围，明确支出方向和重点。同时，还应该就预算支出中的资本性支出进行创新探索，依托国有资本间接支出设立各类产业基金，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方式。

明确支出方向与重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当通过合理引导国有资本流向，支持国家产业政策的落实和国有经济布局的优化调整。从支出方向上看，应当打破所有制和地域界限，着重支持国家产业政策重点扶持的如军工、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和国有经济优先布局的领域与行业。坚决避免国有资本流入国家明确国有资本退出的领域、落后产业、产能过剩行业等。未来还应逐步增加在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民生领域的其他相关支出。从支出的重点项目上看，应重点加大对企业兼并重组、技术创新、节能减排、竞争力提升等相关项目的支出规模和扶持力度。支出模式实现从“取之国企用之国企”向“取之国企用之企业竞争力提升”、“取之国企用之国民经济”、“取之国企用之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转变。

实现直接支出与间接支出的有机结合。国有资本的间接支出，主要表现为设立多家产业发展基金和重组重整基金。国有资本既可以依靠其特有的优势吸引大量社会资本和国外资本共同参与出资，成立跨所有制形式的各类产业发展基金，也可以通过中央与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共同出资形式设立跨级次、跨区域的产业发展基金。国有资本间接支出设立的多家基金通过有效的资本运作可以发挥国有资本“四两拨千斤”的杠杆效应。考虑到目前的实际情况，间接支出方式不可能完全替代直接支出，直接支出在短期内仍然是主要支出方式。从中长期看，应该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目标定位为导向，合理确定直接支出与间接支出的比例结构，从而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

实现预算管理双挂钩 加快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

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国有企业发展的关系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该能够引导并推动国企进行产权多元化改革。国企尤其央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停滞，不仅会无限加大国企尤其央企的审计成本与监督成本，而且会使一些已经发展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国企成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障碍。因此，要通过创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手段，引导并推动国企尤其央企加快产权多元化改革。

把国有资本红利征收比例调整与国企尤其央企产权多元化改革挂钩。国有资本红利征收比例的调整直接影响到国有企业的资本和股权结构，应按照国有经济的发展目标，编制5-10年的国有资本经营中长期预算，有计划、分步骤地确定国有资本的退出领域和退出时间。在明确退出的领域，可以大幅提高红利征收比例，通过这种方式有计划地收回国有资本，稀释国有股权占比，适时引入其他各类形式的优质资本进入，推动实现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多样化。如果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提高征收比例仍然未能完成退出任务，可以再通过产权交易市场出售剩余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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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3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挂牌成立，颁布实施《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以来，标志着管理196户中央企业近7万亿国有资产的管理机构开始运行。历经八年多的发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从2002年的7.13万亿元增加到现在的28万亿元，营业收入从3.36万亿元增加到20.2万亿元。截止2011年12月31日，央企户数已减至117家。而2011年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央企业已有38家上榜。同时，在“十一五”期间，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上缴税金和税后净利润等主要经营指标均实现了翻番，年均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达到115%。

2011年，中央企业“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围绕“做强做优、世界一流”的核心目标，大力实施“一五三”战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促进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推动具备条件的国有大型企业实现整体上市，不具备整体上市条件的国有大型企业要加快股权多元化改革。但是，今天的改革，却引起了人们的质疑，究竟国企该何去何从，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二、两点思考

（一）政府与国有企业关系的思考

1.问题提出

仿佛政府天生就与国有企业剪不断、理还乱。这不禁让民营企业等非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总是向国有企业投以羡慕的眼光。究竟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又是什么？这不禁令人发问。

2.问题解决

正如党的第十四届三中全会指出的：我国的国企改革，就是要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使每一个微观国有企业，成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适应市场经济充分竞争环境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那么，国有企业的股东就应该是全体国民，全体国民授权政府，政府再授权各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一行使出资人权利。其中，各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投入的资本为法律依据，享有出资人权益，负有限责任。

通过国资委这一特设机构，从根本上切割国有企业与各级政府组成部门之间的隶属关系和利益纠葛，使国有企业还原为纯粹的“企业”。同时督促国有企业与其他所有企业一样照章纳税，税后利润视情况定额度上缴专门账户，用于全民福利保障或部分直接向全民分红。由此建立一种全民所有、全民共享、全民监督、全民支持的最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并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公有制形式。

因此，正如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所说：“根据‘十二五’规划纲要，未来几年我国将继续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健全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机制，促进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与此同时，推动具备条件的国有大型企业实现整体上市，不具备整体上市条件的国有大型企业则要加快股权多元化改革，对有必要保持国有独资的国有大型企业要加快公司制改革，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通过这种方式，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还原国有企业的“企业”属性，强化其“全民所有”的功能、价值和意义，推进国企改革走向市场，走向科学。

（二）国有企业经营范围的思考

1.问题提出

一直以来，国有企业掌握着国民经济命脉，甚至在某些领域以寡头垄断的形式进行着经营，看着国有企业高额的利润和优裕的工资福利，广大人民对此不断发问，国企是不是应该完全参与市场竞争，不应该通过垄断资源、垄断政策等攫取高额利润。面对这样的疑问，我们不禁思考，国有企业是否应该打破固有经营范围，更广泛地参与市场竞争，亦或是国有企业只需要在公共服务领域存在，市场经济要求国有企业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呢？

2.问题解决

笔者认为，这应该从我国具体的国情出发来思考。我国现在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此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国企改革实践中，通过抓大放小和战略重组战略，把国有经济收缩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领域，收缩在重要基础设施、重要资源和公共服务领域，并让出了绝大部分的市场容量和空间，让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充分竞争和发展。同时，通过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力争使之成为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微观实体。这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国有企业经营范围的问题。

现如今，通过2012年《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中可以明确看出：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鼓励、引导民间资本进行重组联合和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完善扶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财税金融政策，支持中小型企业上市融资，继续推进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深化流通体制改革。这一系列政策的制定，可以看出政府对于加大国企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决心，已经从根本上破除了国有企业垄断的地位，在激烈的市场化竞争中，唯有能力者才能胜出。

三、总结

通过国企改革的两点思考，可以看出：国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仅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保障条件，而且全面拉动、促进了其他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因此，我们应该继续加快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以使中国的经济能更好更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光明日报.关注国企系列报道之一：国企怎么样?光明日报，2012-04-17.

[2] 赵正勇.论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问题.改革与开放，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