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案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中外文化交流案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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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保税政策保驾护航

作为全国仅有的两个国家级对外文化贸易基地之一，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一直致力于打造亚洲最大的艺术品交易市场，推动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与繁荣。自2012年3月文化保税区正式揭牌以来，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管委会联合北京海关，以高效快捷的工作效率，为保税区内相关企业提供了综合、立体的全方位支持。而“境内关外”的政策，使得企业负担大大降低，能够集中更多的精力及资金专注于经营和发展，为中西方文化艺术交流及文化产业的发展铸就了一条“绿色通道”。此次欧文风范艺术中心的保税展览顺利开幕，与天竺综保区和天竺海关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建设北京“欧洲艺术基地”

作为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首家入驻的文化保税单位，欧文风范积极响应国家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要求，率先入驻保税区泰达科技园，打造园区内首座艺术中心。此次展览涵盖了家具、钟表、雕塑、油画和工艺品共五大类约300件古董艺术品。同时，艺术中心兼具仓储、修复等功能，亦可作为保税区今后的文化交流场所，举办各种活动以及讲座。

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欧文风范在努力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同时，也不断加强与国内高校的合作，努力培养文化产业领域的高端人才。欧文风范正与国内古典艺术品相关领域的高校商谈具体合作事宜，利用自身资源牵线国内外高校与机构合作，并将艺术中心设立为高校教学和实习基地。

欧文风范成保税区耀眼明珠

欧文风范是国内第一家落户保税区经营欧洲经典艺术的公司，在综保区和海关的大力支持下，如今已发展成为保税区文化产业的一颗耀眼明珠。短短半年时间里，欧文风范率先开启了国内文化保税活动的先河，举办了文化保税有史以来的第一单保税拍卖活动，拉开了保税区内艺术品交易的序幕，同时也为今后保税区文化产业活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走出了关键的一步。

4月下旬，在天竺综合保税区的大力支持下，欧文风范又与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在国家大剧院合作举办了“协奏在时间深处――18、19世纪法国沙龙文化及艺术珍品展”，共接待观众约2.5万余人，近百家媒体对展览进行了报道，社会各界反响热烈。此次展览不仅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将欧洲文艺复兴之后思想解放带来的创新艺术作品带到了中国，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也为中国在保护和开发自己的历史文化方面提供了借鉴。此次展览为今后中国了解世界、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以及向世界宣传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很好的案例。

篇2

1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研究背景及现状

丝绸之路是世界最早开通的连接亚、欧、非3大洲的交通大动脉，也是一条最古老、最辉煌的人类“文化大运河”。但正式命名其为“丝绸之路”则是在19世纪70年代，由德国历史地理学家RICH-THOFENFVR［1］首次提出，他将古代中国从长安经西域到希腊、罗马的陆上交通网络称为“丝绸之路”(即德语“dieSeidenstrasse”)，其著作被译成英文版本后，“丝绸之路”(TheSilkRoad)这一代称被广泛使用。“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延伸，最早由国学大师饶宗颐［2］提及。

在汉语中，“丝绸”一词是“由含蚕丝纤维织成的纺织品的总称”，而英文中的“silk”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囊括了“蚕丝纤维”“丝线”“丝绸面料”及最后的“蚕丝面料制成品”。作为商品或者流通货币的“silk”(丝绸纺织品)，在经由海、陆丝绸之路的运输、交换、行销之后，大多会被进一步加工处理，最终成为穿在人身上的服饰，是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人们从物质流通到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广义的“服饰”意指装扮身体所用具体可见物品的总称，包含穿衣服、佩戴饰品、美容化妆等。丝路沿线各国的服饰艺术交流，不仅是简单的物质交换和艺术借鉴，其背后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动因，体现出一定区域族群内的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集中了科技、文化、艺术、经济、政治等诸多因素。将中国服饰文化的发展史置于丝绸之路视域下进行观察，可以清晰发现:正是由于丝路沿线各国在历史上频繁密切的服饰文化交流互动，促使中国服饰文化在传承、发展、演化的过程中能够不断地吸收大量优秀的异质文化因子，使中国服饰在形制、款式、面料、纹样等方面都呈现了不同以往的新面貌。因此，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丝绸之路服饰艺术交流”是丝路研究和中国服装史论研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课题。

由于以往诸多条件的限制，中国服装史多注重对本土服装的断代研究、民族区域性研究和个案分析，普遍缺乏国际化的视野和跨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体系。自“TheSilkRoad”的概念提出以来，世界范围内关于“丝绸之路”的综合研究已成显学，国内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更是方兴未艾。尤其自2013年“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等建设战略构想提出以来，国内外社会对于丝绸之路的关注度直线攀升，学界也迎来了丝路文化艺术研究的新机遇与新热潮。

笔者检索了中国知网有关论文篇目(截至2018年9月10日):共有丝绸之路各类综合研究成果论文信息24781条(1972—2018);丝绸之路文化研究成果2107条(1985—2018);丝绸之路交流研究成果518条;丝绸之路艺术研究成果193条(1981—2018，1981年前未见);丝绸之路纺织研究成果81条(1997—2018);丝绸之路艺术交流研究成果10条(1997—2018);而丝绸之路服饰艺术相关研究成果仅有5条(2011—2018)。尽管以上统计存在一定误差，但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目前关于丝绸之路的各类研究成果虽多，而针对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专门研究尚未引起国内专家学者的广泛重视。

2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相关文献综述

通过梳理丝绸之路相关研究成果中提及“服饰”和“文化艺术交流”的内容可知，自20世纪以来中外学界有关丝绸之路服饰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个两个阶段。1)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研究的铺垫阶段，其又可细分为两个时期:①20世纪60年代以前，这一时期主要是完成对丝绸之路概论性、整体性的研究，其特点是较为全面但深度有限，而以服饰为视角的研究成果鲜有发表;②20世纪60—80年代，这一时期的丝路研究向着纵深方向拓展，出现了更多断代史类研究和专题、案例研究成果，以服饰为视角的研究成果发表量开始持续上升，服饰的国际化交流研究开始被学界注意，比较性研究类的成果开始陆续出现。2)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研究的崛起阶段，其时间为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近30年，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相关基础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迎来了全新的学术契机，研究成果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2．1早期丝路历史研究成果中有关服饰和对外交流的部分

100多年以来，中国、德国、法国、瑞典、日本、俄国、英国、美国、印度等国家的专家学者陆续对丝绸之路进行研究，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切入，共同拓展着丝路研究的国际视野。早期有关丝绸之路或者中外文化交流、文化比较的研究论著中，一些学者对丝绸之路的服饰给予了篇幅不等的关注，为研究丝绸之路中外服饰文化交流进行了铺垫。

自1877年RICHTHOFENFV提出“丝绸之路”以后，西方掀起了一股发掘中亚腹地地理历史的探险热。RICHTHOFENFV的学生、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率先对“丝绸之路”沿途诸国，特别是对中国新疆、西藏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并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著作《丝绸之路》。英国籍匈牙利探险家、地理历史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自19世纪末开始，先后在印度、克什米尔、伊朗、叙利亚、阿富汗及中国新疆、甘肃等进行了4次考古探险考察，重点研究了丝绸之路葱岭古道一线，出版的《古代和田》《西域考古图记》等详细记述了他的探险考察研究成果，其中《西域考古图记》［3］第22章翻译了斯坦因发现藏经洞绘画、刺绣、织物等的详细记录;第24章记录了千佛洞的织物。法国的东方学家保罗·伯希和，于1906年开始前往新疆喀什、图木舒克、阿库尔、克孜尔等地对佛寺和石窟进行考古发掘，其间发现了大批健陀罗艺术品及古梵文、龟兹文写本;1908年掠走敦煌藏经洞出土文书、珍贵绘画3000多卷，还有大量纺织刺绣艺术品，拍摄了数千卷文献照片。保罗·伯希和一生著作等身，所出版的《马可·波罗行记注》《伯希和考古文献》等，即便是对当下学者开展古丝绸之路服饰文化交流研究仍具有极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1975年，日本学者加藤九祚和前岛信次联合编写了《丝绸之路事典》，是亚洲学术史上较早的丝路研究著作。此后的中国学界也陆续出版了多部丝绸之路古代资料汇编类文献，例如张星烺［4］集中梳理了17世纪中叶(明末)以前中外史籍中涉及中国与欧洲、非洲、亚洲西部、中亚、印度半岛等地往来互动的珍贵文献史料，并对其中部分地名和史实加以详述考释，书里汇集了诸多介绍域外国度服饰风土人情的史料。此外，吴丰培编纂的《丝绸之路资料汇钞》、牟实库主编的《丝绸之路文献叙录》等，均收录了与服饰相关的资料。

早期“丝绸之路与对外交流”的专题研究成果中，也有很多对研究丝路服饰文化交流具有极大参考价值的信息。向达［5］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概述中国与欧洲各国的交通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等［6］编辑出版的图集有详细的文物介绍，图版质量较好;冯作民［7］对罗马与东方进行纺织服饰贸易交流的详情进行了介绍;日本学者书上诚之助［8］对日本古典服用狩狮纹的丝路源流展开详述考证;沈光耀［9］在著作中介绍了丝绸之路海上与陆地贸易线路的形成及变迁，分析了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贸易国的经贸关系，对于了解丝路贸易历史背景有重要意义;常任侠［10］介绍了香料和装饰艺术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史。此外，周一良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编委会编写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缪良云的《中国历代丝绸纹样》等，均有论述中外服饰交流背景、轨迹及艺术表现的内容。另外，还有许多零星发表的学术论文，如日本学者高桥健自的《古代遗物所见大陆文化的输入》、陈竺同的《汉魏以来异域色料输入考》、李均祥的《中日羽衣传说之比较》等，对体现丝路服饰文化交流的案例进行了论证分析。

1987年以前有关丝绸之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陆上丝绸之路范畴。1987年为了强调中西相遇时所产生的复杂文化交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对“丝绸之路”进行国际性的全面研究，启动了“对话之路:丝绸之路整体性研究”项目，激发了全世界对丝绸之路的兴趣，也标志着丝路研究进入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新阶段。国内随即出版了一大批相关研究成果，如彭德清［11］、庄为玑等［12］、姜培玉［13］、吴家诗［14］及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15］、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6］等学者和单位出版的专著，对古代丝绸之路中外服饰交流的海上传播路径及情况展开概述性、整体性的研究。

2．2近30年来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相关研究成果

中国服饰文化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呈现出不同特点，其所体现的文化对外交流、设计创新等都与中国本土文化软实力建设发展有着密切联系。近30年来，以服饰为视角的丝绸之路文化交融研究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特点。

2．2．1通论性研究。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建设推动了中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交流，且无论从内涵还是从外延上都远超其本意。近30年来，学界有许多关于丝绸之路的通论性研究，其中有一些涉及到服饰文化的部分。

《中国丝绸之路交通史》梳理了丝绸之路公路交通网道的历史文献记述，以及各个时期交通与经济的因果、主从关系的变化情况，对研究服饰文化交流的地理路径提供参考［17］。李明伟［18］从丝路贸易史的角度展示了先秦、两汉至明清时期中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向和多向交流的相关史实，为研究丝绸之路的纺织服饰商贸活动以及由参与这些活动的外国商人所带来的异域服饰文明提供了直观素材。

还有一些中外学者在其专著中介绍了部分丝路沿线服饰史料的相关历史记载情况。例如:杨蕤［19］以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为研究对象，统计了中外历史文献所载中国五代、宋、辽时期诸蕃的朝贡情况和朝廷的回赐情况，对唐、五代、宋时期丝路所贡物品及外来物种进行统计及对照分析，其中涉及大量服饰品;薛爱华［20］引据古代汉文典籍，列举了唐代舶来服装及纺织材料、用以制作服饰品的宝石和金属、丝绸染料和化妆颜彩。服饰艺术交流的研究不同于概念假设和逻辑推演的纯理论研究，它是以具体服饰品对象为物质依托，建立在多方、多样、多层次交互的外延之上，从研究方法到学术视域都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学科交叉性与综合性。对此，刘瑜［21］指出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研究宜分作3个层次进行推进:①从服饰的物质性角度出发，考察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及地区具体的服饰款式、造型、设计、工艺等特点;②研究人与服饰共同构成的服饰穿着体系，包括人穿戴、搭配服饰的方式，以及服饰对人体的表现和规训等;③从服饰的社会性角度出发，着重研究各种体现服饰艺术交融的服饰现象与政治、经济、宗教、环境、生产力、艺术审美等社会因素的相关性。

这些通论性的研究成果，向人们展示出丝路沿线的异质服饰文化之间具有相互理解、吸纳、互鉴、衍生及创造发展的可能性。开展丝路服饰文化交流的系统性研究，旨在探求丝绸之路视域下，服饰装扮这一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行为方式，如何通过这条古代世界东西方之间最为重要的贸易和文化交流通道，在不同的地域、民族、宗教等条件下相互交流和影响;及“服饰”这一具体艺术形式在丝绸之路所涉的民族、国家、地域之间的异同和关联。

2．2．2专题性研究。丝绸之路服饰艺术的交流融合具有多向性和流动性。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服饰交流通过款式互仿、纹样互鉴、工艺互促、文化互融，互通有无，生成了一系列缤纷且独特的艺术表达形式。一些学者对体现在服饰上的综合艺术表达形式进行了专题性研究。

丝绸之路敦煌服饰艺术一直是学界持续关注的研究热点，是世界范围内敦煌学研究的分支。笔者在中国知网中检索“敦煌服饰”，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多达405条。西北边陲的敦煌莫高窟，地处中原王朝与西域少数民族政权的中间地带，自古就是丝路上重要的商品贸易和文化集散地，历史上此地居民和往来人员的国别及民族成分十分复杂，敦煌本地服饰艺术与外来文化的交融十分明显。

敦煌莫高窟拥有从北朝至宋元时期的壁画、文书、帛画等文化珍宝，其中包含着丰富而珍贵的服饰图像和文字史料。卢秀文等［22-23］对敦煌壁画中体现文化交流的服饰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分析。郑炳林等［24］从少数民族服饰角度对敦煌地区的少数民族、统治过敦煌的少数民族和在敦煌营建过石窟的少数民族的服饰形象进行了专题研究，所整理的服饰图像及资料主要涉及匈奴、吐蕃、回鹘、鲜卑、党项、蒙古6个少数民族。2016年敦煌研究院出版了总计26卷的《敦煌石窟艺术全集》，其中第23卷“服饰画卷”按照供养人服饰、世俗人服饰、佛国人物服饰3大类，对敦煌石窟的服饰图像进行了整理和研究［25］;同类书籍还有敦煌研究院的樊锦诗、谭禅雪编著的《中世纪服饰》。

7—14世纪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帝国之一。唐朝与海外有官方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70余个，与宋元帝国有交往的国家和地区有140多个，针对这一时期丝绸之路中外服饰文化交融的专题研究热点较多。7—8世纪，是中国唐代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最为兴盛的时期，异域风潮推动了中原服饰审美及款式结构等的变革，引领了当时的服饰风潮。针对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文献主要有:王若诗［26］从《全唐诗》的角度切入，通过研读唐诗中对当时服饰的描述，分析了唐代在丝绸之路影响下发生的诸如胡服盛行、时世装对胡服元素的吸收、异域舞蹈服饰的流行及民间服饰潮流变迁、新服装材料的引入等服饰新变。马勒JG［27］在其著作中较为充分地利用了世界各地发现的具有所谓西方人(胡人)特征的唐代塑像，并结合绘画以及文献记载，对塑像的类型、特征、年代、族属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其中涵盖了大量胡人服饰信息，对于研究唐时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及当时胡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服饰形象有较高参考价值。

10—14世纪，宋元服饰对胡服元素进一步加以改造，建立起中原服饰体系的新样式。张飚雪［28］认为胡服元素在宋代已经逐渐融入了宋人汉族服饰文化之中，部分胡服元素还成为朝廷官服的组成部分或者融入官服服饰设计之中;宋代服饰之中的上领、靴鞋、幞头、銙带均为经过宋人吸收创新之后形成的汉化胡服。李咏［29］针对民族文化交流对宋代服饰演变产生的影响及相关的知识内容进行了分析研究。13—14世纪朝鲜半岛高丽时期与蒙元王朝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金文淑［30］论述了高丽时期服装中的蒙元元素，讨论了这些服装在款式和称谓上对当今韩国常服的影响。位于伏尔加、顿河流域北高加索地区的游牧贵族墓葬中出土了一批13—14世纪中叶的服饰和丝织品，兹维思达纳·道蒂［31］对这一地区出土的服饰品、纺织品进行了组织结构分析，发现所出土的织物运用了中国传统的丝织工艺，认为其代表了蒙古时期较高级的丝织工艺水平。

当某种服饰符号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时，其会逐渐升级成一种社会服饰现象，而每一种服饰现象又可以被分解为具体实物、行为表现。学界对丝路沿线所出现的服饰现象也有很多专题性研究成果，如对希腊化时期丝路服饰流行“希腊风”现象的专题研究。几个世纪以来，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不断受到希腊风格东传的深刻影响，形成了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独特希腊风艺术，并在纺织服饰品、壁画和造像雕像方面都有体现。艺术史家称公元前323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去世到公元前30年罗马征服托勒密王朝为“希腊化时期”，也是马其顿希腊文明的“东方化”时期。这一时期希腊艺术文明沿着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在北非和西亚广泛传播。李京泽［32］指出，“亚历山大的东征开启了‘希腊化’时代，为古波斯与古希腊百年来的缠斗划上句号，但却是东西方文明下一轮更强烈的碰撞与交流的开始”。王蕴锦［33］对阿富汗希伯尔罕“黄金之丘”(Tillyayepe)出土的一系列服饰配件进行了研究，认为其属于希腊化晚期，所出土的日月星辰金垂饰、龙形飞翼双马神守护国王金垂饰、格里芬混合中国狮虎造型的金扣饰等黄金饰品体现了中国、波斯、西亚、中亚草原等的多元艺术要素，显示了当时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技术手段和审美，并反映出深层次的传统民族文化信仰之间的交流。

被希腊化的西亚人给印度西北部一小块边界地区带来了希腊式佛教艺术，在犍陀罗地区许多服饰都留存有模仿希腊罗马式样的痕迹。希腊文化随犍陀罗艺术继续向东传播，最远一直传播到新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城邦诸国，且在同时期的中国佛教壁画、雕塑中也有体现。早在19世纪末，西方探险家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城就发现了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希腊风格壁画和艺术品。陈晓露［34］、赵艳［35］、满盈盈［36］等对“丝绸之路佛教服饰的希腊化”这一专题展开较为详细的分析论证。

17—18世纪欧洲服饰流行“中国风”的现象，当时的欧洲服饰艺术表达呈现出对于中国文化极大的好奇和向往。修·昂纳［37］针对这一现象考察了从中世纪至18世纪西方艺术家和工匠对东方的认识以及他们的表达方式。王洪斌［38］从全球史视角出发，以东方奢侈品为代表的物质文化“西进”现象为切入点，对东方文明在英国文明转型发展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进行了分析。王洪斌认为来自东方的丝绸等奢侈品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大量运输进入英国市场，逐渐为英国人所接受，改变了英国人的服饰观念，由此掀起的“中国热”对英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在纺织和服装制造等行业。IMPEYO［39］认为“中国风产生于欧洲人对东方的幻想，对相关物品的收藏始于好奇心，后来才逐渐转变为对美的关注”。迈克尔·苏利文［40］指出:“对18世纪欧洲艺术品味的研究已经表明，当时欧洲人受到中国艺术的影响比他们自己意识到的要深刻得多。”袁宣萍［41］对这一服饰现象以及体现当时中国风与巴洛克、洛可可服饰纹样设计相融合的典型实例进行了分析，指出欧洲人利用中国元素进行服饰表面装饰以追求异国情调的表达，但缺乏对这些元素的深层研究。

透过对这些专题研究成果的深入考察，能够深切感受到丝路服饰艺术互联互通、和而不同的文化共生精神。

2．2．3案例性研究。除了上述专题性的研究成果外，还有一些研究是从服饰品的物质性角度切入，结合文献记载与新的考古发现，考察并分析某一具体服饰品上所体现的丝路文化互动。

韩香［42］以波斯锦与锁子甲为例，指出这两样物品均产自西亚波斯一带，是随着中西交通丝绸之路的展开，传播并且影响到内地的服饰文化。陈习刚［43］以唐代胡腾舞者“葡萄长带”的服饰装扮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葡萄长带”的丝路源流及与宗教间的关系等。赵胤宰［44］通过高句丽的“鸟羽冠”捕捉其与丝绸之路的交流信息。古代朝鲜半岛国家的冠饰材料在沿着丝绸之路的古代遗迹中多有发现，赵胤宰认为高句丽的“鸟羽冠”为研究服饰史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线索，“鸟羽冠”作为证明当时朝鲜半岛和丝绸之路之间联系的证据，透过它可以了解到丝绸之路沿线各地区和古代朝鲜半岛之间的交流情况。茅惠伟等［45］针对丝路沿线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多次出现的百衲织物进行研究，采用文献结合实物的方法，从形制与类别、材质与技艺、起源与蕴意、流变与兼容4个方面，对丝路沿线考古出土、民间使用、文献记载和博物馆收藏的各种百衲织物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百衲织物很可能是在东西方各自独立的文化体系下产生的，但随着丝绸之路的延伸和文化交流的深入，丝路沿线各文明有了复杂联系，各自独立的百纳织物共同朝着形式美的方向发展，最终成为丝路织物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阿米·海勒［46］通过对拉萨大昭寺藏银瓶上的人物服饰、纹样以及工艺进行探讨，认为其是吐蕃王朝时期(但在松赞干布统治期之后)藏族艺术家融合西亚、中亚及唐朝的多种艺术风格而制作的杰出作品。

这些服饰品案例看似细小琐碎、零星四散、相互独立，但若将其置于丝绸之路文化视域下进行考察，就能够发现其产生、流行与演变都有着内在的关联。这些已发表的案例性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实验性探索，提供了多种可以借鉴的研究路径和论证体例，为进一步研究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打开了新的视野。

3以往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从国内外已发表的服装史论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对于“丝绸之路”上“silk”的关注更多集中在“蚕丝原材料”和“丝绸纺织品”上，而对“丝绸服饰品”的关注度则相对较弱，基础研究呈现出“重纺织、轻服饰”的现象;同时，较之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于陆上丝路服饰艺术交流的研究成果远超海上丝绸之路，系统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与服饰文化交流”的学术成果鲜见，基础研究总体上呈现出“重陆丝、轻海丝”的现象。

如文中第2节所述，目前国内外学界以“服饰”为视角的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研究成果多以论文的形式散点出现，或者穿插在其他学科研究论著的间隙被提及、带过。这些成果为开展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深度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学术基础和理论支持，但迄今为止，尚缺少图文并茂、逻辑严谨、学理性强的丝绸之路服装史论综合研究体例，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这一研究领域中比较系统化的服装史专著暂付阙如。丝路沿线许多国家可以用于服饰研究的出土和传世的服饰实物、雕塑、典籍、古代绘画等珍贵资料还没有被充分的挖掘和利用，许多独具丝路特色的服饰文化交流路径和交融历程等尚且眉目不清，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梳理和完善。

近年来，丝绸之路艺术研究已经上升为中国社科类新一轮的学术研究热点，这一领域未来或将形成新型交叉学科———“丝绸之路艺术学”。而中国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起始和途经国和现代世界范围内“一带一路”框架体系建设的发起国，有望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并开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艺术学研究新领域。

立足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未来学界对以服饰为视角的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研究有往更纵深方向拓展的趋势。例如以图文互鉴的方式重新发现历史信息间的有机联系并对其进行服装学学理阐释，开展以图像、图解和图示的方式补充国内外现有文字和实物资料的图志研究等。通过广泛搜集国内外相关图、文及实物资料，发掘体现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服饰艺术相互交流与相互影响的各类服饰品与服饰现象并对其进行系统整理及剖析，加强国际间相关的学术交流，逐步建立起丝绸之路服饰艺术研究资料数据库，逐步开展按照服饰艺术门类进行的系统化比较研究，逐步勾画出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历史图志。

4结语

篇3

[关键词]出访艺术团 扁平化管理 案例分析

一、中华文化大乐园艺术团的基本情况

根据国务院侨办文化司的相关资料，“中华文化大乐园”是国务院侨办直属高校华侨大学首创的一种教学培训活动，是国务院海外中国事务办公室及中国海外交流协会继“中国寻根之旅”系列夏、冬令营后，推出的又一旨在开展海外华裔青年了解中国文化的品牌活动。国务院侨办每年邀请超过3万多名华裔青少年到中国寻根，但对于数以百万计的华裔青年来说，是杯水车薪，更多的儿童或者受限于年龄，或因节日或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错失了来华的寻根机会。所以“中国文化大乐园”提倡走出国门，上门服务华人华侨，把中国文化的优秀节目送到他们的家门口。每一届的中国文化大乐园活动时长为3至5周，从形式和本质上属于短期汉语教学模式，是一种在游戏和快乐中学习文化的一种教学手段，充分利用他们的假期，采取多种教学形式，使学生沉浸在中文语言环境中学习，以快乐学习的方式为东南亚华裔青少年提供一个学习中华语言文化、了解中国的机会，这种教学，通过东南亚华人欢迎年轻人灵活的教学模式。通过大量的调研和教学经验证明这种寓教于乐的“乐园式“教学方式，是最容易让当地的华裔青少年接受和认可的，教学培训的效果也非常好。

文化司负责人表示，“这项活动以中华文化为主题，根据海外华裔青少年的特点和需要，采取组派国内优秀教师赴海外举办中华文化夏令营的形式，通过开设汉语知识、中华武术、民族音乐、民族舞蹈、中书法、绘画、传统手工艺等课程，达到“五个一”的基本教学目标，即学会一首歌、一支舞、一套拳、一幅画、一件手工艺品。”[1]2012年国务院侨办进一步调整办营方案，扩大办营规模，共组派274名教师分赴15个国家、31个城市办营。2013年，“中华文化大乐园”增加了韩国、新西兰、斐济、西班牙、法国5个国家，自2011年推出该活动以来，共有20多个国家的3万多名营员参营。

二、中华文化大乐园出访交流管理的特点

自从国务院侨办牵头组织了针对海外华裔青少年学习中国文化的“中华大乐园”（简称“乐园”活动）活动平台以来，宣传、弘扬中华文化的力量日益壮大，参与乐园活动的各级政府官员、高校教师、艺术家、学生等个人、团队也越来越多，活动开展红红火火，中华文化弘扬推广活动的形势蒸蒸日上。但是在越来越频繁的文化交流活动中，作为活动的主办方、承办方以及开展活动的各级管理部门和工作人员却面临着协调、管理的压力，甚至这些管理的工作压力不亚于身处一线进行培训交流的工作人员。“中华大乐园”活动作为国家文化事业的一部分，有其固有的特点，一方面它是一种海外文化交流培训活动，需要漂洋过海带国外进行参演；另一方面乐园活动带有比较强的文化宣传推广的以为，要在短期内让青少年熟悉了解某一项中华传统文化，例如武术、舞蹈等；最后是乐园活动的培训对象具有特殊性，他们几乎都是华裔后代，他们从祖辈、父辈那里多少了解一点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信息量很少，容易受到歪曲宣传的影响，甚至有一部分青少年厌恶、抗拒中华传统文化。从以上的特点可知。乐园活动虽然是一项文化事业管理的范畴，但在实际的交流管理中有着许多关系需要协调、研究。其在文化推广交流中的管理经验和不足值得相关人员进行研究。

（一）扁平化管理――乐园活动值得借鉴的管理方式

“所谓‘扁平化管理’是从现代教育管理的角度出发，它就是一种通过减少管理的层次和流程，精兵简政，建立一个高效干练、紧凑的管理组织机构或是工作队伍。扁平化管理的主要特征就是用最少的人在最快的时间把工作做到最好的效果。”[2]美国管理学家德鲁克在较早时期就运用了一个交响乐团的例子来说明组织的“扁平化”特征，“指出：几百名音乐家能够与他们的首席执行官一起演奏，是因为大家共同使用着同一张总谱。这张总谱就是一个流程，所有的音乐家拿到它就知道该在何时干何事。组织的扁平化管理也需要每一个岗位拿到一张管理流程的“总谱”，不管换了谁拿到流程图就知道自己该干什么。”[3]从乐园活动这个活动组织来说，他也有比较明显的扁平化管理特征：

1.乐园活动只需要少量的国家行政官员跟进组织，做到了简政

文化艺术领域历来是展示国家形象及文化魅力的最佳舞台，我国也非常中是文化领域的推广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是最早并一直保留至今的政府部门之一，负责管理全国文化艺术事业，每年文化部下设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以及其他省市级各部门都会组织不同形式的艺术团到境外汇演，到国外大力弘扬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展现中国当代的艺术水平和人文精神。乐园活动作为向海外华裔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主要平台之一，文化部自然也非常重视，从中央到地方分别有文化部、侨办、教育厅、民政局、教育局、各高校等管理这个活动开展，但是在真正进入实施阶段的时候，只有少量的省市级的侨办会在项应收的时间管理活动的进展工作，其余时间都是表演艺术家，参演师生等在准备活动的开展，即使到了国外具体开展的时候，国内的相关政府部门也很少全程陪同督查活动开展，艺术家们落地生根，积极联系各方资源组织开展活动，一次，乐园活动大致符合管理学上扁平化管理的相关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是精兵简政、高质高效的典范。就拿广东省来说，

2.乐园活动选拔的参演培训人员素质高、能力强，做到了精兵

在扁平化管理中，要想取得好的工作效果，对工作人员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当相关人员特别是一线岗位的员工某方面素质达不到要求时，整个工作的效果会大打折扣。“所以扁平化的管理一定是要求素质高、能力强、业务精的员工，而且要求他们在各种变化着的团队中高效工作，形成一个人才资源的有效聚合只有这样，才是高效优质的团队。”[4]乐园活动的工作人员的筛选有着严格的标准，有充分的制度保障。因其工作的特殊性（如前所述），乐园活动所选择的艺术家都是在各自领域有着良好口碑和成绩的，他们也是奉献在各条战线上的一线人员，他们有艺术家、中小学教师、武术家、语言学专家等。有他们组成的工作队伍营造了良好的工作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组建跨部门团队、特殊任务团队时，队员之间就会缩短磨合时间，迅速整合并具有很强的应变力和聚合力。

3.乐园活动工作人员善于利用当地的各种资源，做到了“落地生根”

由于活动的特殊性，每个工作人员的都是背井离乡，远离祖国肩负着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的重任到海外传道授艺、答疑解惑，异国他乡的的环境以及各种始料未及的突况都在考验着工作人员。因地域、交通等各方原因在祖国内地支援有限优先的情况下，乐园的队员们始终积极联系各方资源保障活动的顺利进行。在生活方面：积极联系当地的华人华侨组织予以适当的帮助，一般情况下当地都会主动帮忙，为队员们排除各种生活上的困难，例如饮食习惯、生活起居、语言指导、当地的民俗禁忌的告知向导等，这在很大程度上为队员们的工作排除了很多障碍，是活动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在工作方面，也得到了当地的许多支持，例如组织学生开营办班，就需要让当地协助我们按年龄或是兴趣等进行分班招生，让更多的人可以面对面学习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在组织玩会表演时，更加需要积极联系当地的相关部门做好统筹安排的一些工作，例如邀请观众、联系场地、组织后勤保障等等，这些都需要队员们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交际能力去不断沟通协调才能达成好的效果，此刻的乐园队员们不是一个士兵，而是一个将军，不管走到哪里都能建立自己的战斗部队完成任务，“落地生根”，甚至是“落地扎根”。

结语

中华文化大乐园作为文化产业的一个具体活动形式，很难窥一斑知全豹，文化产业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研究的方向还有很多，因此希望本研究的进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文化产业管理研究领域，促进研究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以期为跨国艺术交流团队的管理提供指引和参考，从而为传播中华文化，繁荣中外文化交流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闫伍夫.扁平化管理与金字塔式管理区别[J].商业经济.2008（10）；

〔2〕钟青.美中实验学校2012“中华文化大乐园”开始招生[J].海外华文教育动态.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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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援外短期教育培训是在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展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方式。本文通过对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国际气象短期培训实证研究，运用相关分析方法，探索提高培训质量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援外培训；质量；途径；气象

一、培训质量评估与统计分析

学员对培训质量的认同度是援外教育培训的生命线，是决定承办单位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问卷调查是对教育培训进行评估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强化实证、定性分析与定量评估的有机融合，其分析结果对于教育培训评估工作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可以促进培训单位查找问题、积极整改，提高教育培训质量。本研究通过对2013年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世界气象组织南京区域培训中心承办的多个气象类国际培训班100位学员的问卷调查，分析对于学员总体评价具有重要影响的项目内容。问卷调查表是以商务部2012年12月下发的《对外援助培训项目学员评估表》为基础，主要包括“教学组织实施”、“生活管理服务”、“培训效果评价”三大板块，具体为：“课堂内容安排”、“课堂授课数量适宜度”、“课程难易程度”、“授课教师水平”、“翻译水平”、“教材或讲义质量”、“参观考察与项目主题的联系”、“参观考察或实习活动安排”、“教室和教学设备”、“住宿条件”、“接送机与伙食安排”、“开班结业典礼安排”、“文化体验与课余活动安排”、“中方工作人员的态度”、“中方工作人员的组织能力”、“中方工作人员的外语沟通能力”、“项目时间长短”、“本项目对您今后工作的帮助”、“本项目对中国与贵国在相关领域合作的促进作用”“、对项目总体评价”等20个方面。问卷调查表参考李克特5级量表形式设计，每项评分为1~5分，共五个等级。为了更好地发现学员重点关注的培训方面，将问卷中的前19项与最后一项“对项目总体评价”做相关分析。相关分析就是分析两个变量观测值变化的一致性程度，或理解为衡量两组随机变量之间相互依赖的内在密切程度之统计方法[1]。采用皮尔逊（Pearson）简单相关分析[2]，经计算相关系数及双尾t显著性检验，发现“课堂内容安排”、“课堂授课数量适宜度”、“本项目对您今后工作的帮助”、“参观考察与项目主题的联系”以及“翻译水平”这五个方面与“对项目总体评价”间的相关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879、0.742、0.639、0.637、0.609。除上述方面外“，中方工作人员的态度”、“项目时间长短”、“本项目对中国与贵国在相关领域合作的促进作用”、“课程难易程度”、“接送机与伙食安排”、“授课教师水平”这六项与总体评价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52、0.549、0.543、0.541、0.536、0.5，均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但相关系数值不高，相关程度较弱。

二、提高培训质量对策探析

（一）因材施教，加强教学质量管理

1.根据培训需求，合理设置教学内容。

从上述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学员对“课程内容安排”、“课堂授课数量适宜度”等教学环节具有较高的关注度。培训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教育训练，达到提升个人工作能力与水平的目的，故培训相比于普通大学教育更具有职业倾向性。在具体培训过程中，一方面传授能够帮助学员解决所在国（地区）实际问题的理论知识；另一方面还要引入我国自主研发的气象水文业务系统平台，推广我国的先进技术与经验，使学员借鉴我国气象水文部门实际业务工作中的成功案例，将其本地化运用到所在国（地区）实际工作中。

2.尊重文化差异，不断提高教师交流沟通能力。

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教师的教学水平。以上述统计结果为例，对于“教学水平”打分为“比较满意”的（4分）学员人数占总人数56%，比例刚刚过半，这说明我们的教学水平还是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通过相关分析发现，“授课教师水平”与“翻译水平”之间存在0.609的相关系数（通过1%显著性检验）。全英文授课的培训，其教学水平高低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教师的英语表达能力。目前，任课教师中具有海外学术背景的比例不是太高，其英语表达水平与跨文化交流能力存在一定的“短板”，这也是制约教学质量的瓶颈问题。在组织实施教学过程中，要求教师处理好文化差异对个体认知的影响，规避刻板、偏见、歧视等跨文化心理障碍[3]。在课堂上充分运用好言语沟通与非言语沟通，加强师生间的交流。在课堂授课方式上，主动运用多媒体技术视觉优势弥补外语表达能力的不足。在师生互动方面，鼓励学员主动提问，将工作实践中的问题在课堂上进行讨论，互相启迪，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提高培训实用性。对于科学有效的培训方式，培训实施单位应进行概括总结后加以推广，尤其是向初次参加援外培训授课的年轻教师介绍培训内容的侧重点、授课方式的特殊性以及其他注意事项。

3.以实际问题为导向，增强培训有效性、扩大培训效益。

在授课组织方式上，积极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组织多种形式的讨论环节，充分展示来自不同国家（地区）在气象水文领域的发展成就以及分享防灾减灾方面的经验。通过课堂讨论以及课后相互交流，充分发挥隐性教育的优势。学员也乐于接受这种讨论方式，进行轻松、自由、平等的交流，从而达到较好的培训效果。由于培训教学更加注重职业导向性，以提高工作技能为教学重心，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国际气象培训高度重视实践教学。立足本校大气科学实验教学基地，同气象业务部门、气象仪器生产厂商共建实习基地，使学员获悉该领域较为先进的业务流程与技术实施方法。同时，借助实习实践平台，中国企业也可以向学员所在国推荐“中国制造”产品，扩大和延伸培训效应。

（二）强化管理服务意识，提高管理服务水平

1.努力获取各方支持，保障管理服务工作。

援外短期培训项目承办单位，应加强与各级政府援外主管部门、外事管理部门、相关企事业单位的联络。广泛宣传援外培训事业的重要性，主动融入国家援外培训事业，积极争取各类社会资源为培训工作提供政策指导、资金保证、智力支持、服务保障。通过多渠道、全方位的努力，整合各方资源，为援外培训管理服务工作提供外部保障。

2.加强管理服务人员外语培训，提高其跨文化交流服务水平。

通过上述统计结果发现，学员对于援外短期培训项目承办单位的管理服务水平也有很高的关注度。第二部分对“中方工作人员的态度”与“中方工作人员的外语沟通能力”两者之间进行相关分析发现，其相关系数为0.647（通过1%显著性检验）。由此可以看出，外语沟通能力不仅在教学过程中而且在生活服务过程中，都是影响学员对培训总体印象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关于管理服务工作人员的外语培训，要制定符合实际应用需求的英语听说培训计划，还要对管理服务从业人员进行跨文化交流技能的培训，使其理解中外文化差异，做到服务得体、到位[4]。、意识形态、文化风俗等诸多因素的中外文化差异性是语言文化交流的重要注意事项，在外事管理服务工作中要掌握分寸，做到礼仪到位而又不卑不亢，热情接待而又谨言慎行，交流活动丰富而又适度得体规范。培训管理服务人员对不同类型的培训学员主体，要基于面向对象的方法针对性地采取沟通、服务方式，从而与学员间建立互信、友好的关系。

3.引入竞争机制，促进管理服务水平的提高。

在选择服务单位方面，要引入“鲇鱼效应”，采取竞争激励机制，督促服务单位提高援外事业的责任感、使命感，按时、高效地贯彻执行培训项目中的各项要求和任务，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共同创造出适合外国学员的培训大环境。援外教育培训事业是对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窗口。每一位从事外事管理服务人员，其一言一行代表国家和单位的对外形象。每一个参与援外服务的单位都要强化责任意识，不断提高本单位工作人员对援外教育培训事业政治意义的深刻认识，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的综合业务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出色地完成国家援外教育培训任务。

4.加强人文关怀，注重情感交流的延伸。

以培训为载体，为国家外交战略培养一批知华、亲华、友华人士是贯穿我国援外教育培训事业的一条主线。笑容是无国界的，一个微笑、一次握手、一声祝福体现了管理服务人员的热心和诚心。懂得尊重、开诚布公、倾听意见和互相理解能够将情感的交流融入到文化认同中，对建立双方长期友谊具有积极的正能量效应。加强学员在结束培训后的跟踪联络工作，是拓展培训效应的一项重要工作。按照不同培训课程的分类，分别建立QQ群、网站、微信公众号等一批网络交流平台，使学员作为友谊的使者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华文化魅力。

作者：王勇 范勇 单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世界气象组织南京区域培训中心

参考文献：

[1]张奇，等.SPSSforWindows—在心理学与教育学中的应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吴先华，等.气象经济学[M].北京：气象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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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民族音乐；对外汉语教学；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2）18-009-02

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与交流的日益扩大，对外汉语教育事业目前正处在一个蓬勃发展的兴旺阶段。众多研究者从语言、文化、教学法等多个角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理论探索，试图找到一条适合大多数留学生学习的方法。作为一名音乐教育工作者，本文将从中国民族音乐入手，从其蕴藏的丰富文化资源中发掘能够对外汉语教学服务的核心要素。

笔者曾在铜陵三中任音乐教师一职，这是一所安徽省示范性高中，学校自2001年起引进AFS国际文化交流项目，同时与英国圣查德中学和德国维兰德中学成为友好姊妹学校，并定期互派师生学习交流。来我校的留学生在这一年的交流学习中，除了要融入中国学生的班级学习基础文化课程外，还将接触到学校为他们精心开设的有关中国民族文化的课程，如汉语、书法、历史、太极拳、中国民族音乐等，作为民乐专业的音乐教师，这给予了我一个与留学生之间交流的机会。在这几年的教学过程中，我发现，大部分留学生目前对中国音乐的了解还停留在对个别流行歌星的认识上，程度稍好的学生能够哼唱部分流行歌曲，而对中国传统的音乐文化所知甚少。这一方面固然与个人兴趣有关，当然也反映了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对音乐教育特别是传统民族音乐的忽视。本文首先介绍音乐教育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性，其次从多个方面阐述如何将中国民族音乐更好地传播给留学生，让他们在享受中国音乐的同时了解中华文化。

一、语言教学与文化赏析的二重性

伍国栋先生（2002）曾指出“音乐艺术作为一种综合性艺术文化，在音乐基础教育的传授和学习实施过程中，会显现出它在内容结构上包含着若干内容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文化层面，这些内容不同的文化层面，需要音乐基础教育工作者站在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侧面去加以解释、认知和实践，这样才有可能使其教学与学习质量得到根本的改善。”我们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也要充分认识到音乐教育并不只是文化传播的一种载体，而是能够帮助留学生更好地发音吐字，提高听力，掌握语法；更能够让他们对中华文化产生浓厚兴趣

1、语言基本功与音乐教育

语言与音乐的关系非常密切。音乐中的要素有节奏、音高和音色，而汉语中的停顿、声调、声韵与此基本相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留学生经常对声调掌握不够扎实，造成发音偏误现象众多。蒋以亮（1999）就曾尝试用五线谱进行声调教学，让学生用鼻音哼五线谱上标出的四声的音,哼高平音与低平音时,尽量拉长。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低平”等发音困难，具有一定的新意。我们在教学中也可以利用歌词朗朗上口的特点让学生掌握词汇和语法，将学习过的生词用熟悉的旋律进行演唱，让学生寓教于乐的掌握新知识；在听力教学中可以选取“中国风”歌曲，使留学生能够在听赏过程中感受到我国博大精深的诗词文化和源远流长的历史。总之，音乐因素的引入对留学生语言基本功的训练大有裨益，在各个层面都能够发挥其不同作用。

2、文化沟通力与音乐教育

留学生面对内容丰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时经常感到无所适从，但如能从中遴选出便于理解，适合交流且极具特色的文化典型，不但会消除这种文化隔膜，而且会让留学生直接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纽带。具体到音乐元素时我们除了向学生介绍当代流行音乐，还要让他们接触和了解中国传统的民族器乐，让留学生感受到古今中外不同的音乐类型及风格差异。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只有通过民族的文化精髓才能让留学生体会到民族特征。欣赏完音乐作品后，让学生各抒己见，在沟通和交流中产生音乐的共鸣。

二、理论教学与实践尝试的多维性

当今时代，中国民族音乐的影响力，已远远超出了中国的范围，华人的范围，而成为世界的音乐语言。要将中国音乐更好地传播给外国学生，除了教会他们演唱简单的中国歌曲以外，还可以通过乐器练习，让他们感受民族器乐的魅力。在音乐教学中方法众多，笔者在这一部分将结合自己的专业特点和教学实践，主要介绍中国民族器乐及代表作品如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实现最优效果。

1、以赏为魂，重在领悟

中国民族音乐文化丰富多彩，民族音乐的宝库中有数百种的说唱音乐、浩若烟海的民歌以及各式各样的民族器乐。在向留学生传播时，我们只需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乐器及音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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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IO教育模式有助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实现实践性语言人才的培养目标。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对外汉语专业的培养目标是:本专业注重汉英(或另一种外语或少数民族语言)双语教学，培养具有较扎实的汉语和英语基础，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及中外文化有全面的了解，有进一步培养潜能的高层次对外汉语专门人才以及能在国内外有关部门、各类学校、新闻出版、文化管理和企事业单位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及中外文化交流相关的实践型语言学高级人才。从大部分高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及就业方向来看，教学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对外汉语专业的核心能力。对外汉语专业虽非师范专业，毕业后却要走向教育岗位，因而教学实践能力是衡量其专业技能的标准之一。CDIO教育模式突出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强调学生在“做”和“用”的过程中运用理论知识，提高实践能力，符合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突出教学实践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培养目标要求。教学实践能力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应具备的职业技能之一，但从调查的情况及海外实习基地反馈的信息来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实习生和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毕业生，教学实践能力还不是很强，如教学设计不合理，不能根据留学生的特点进行多样化的活动设计，通常还是采用教中国学生的思维、方法和技巧来进行对外汉语教学，导致课堂组织不力，留学生缺乏学习兴趣。教学评价和教学反思能力较差也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在实习和教学中常出现的问题，学生思考力、创造力和自我意识需加强培养。因而重视实践教学，夯实基础，加强改革是提高实践能力刻不容缓的举措。实践证明，教师就像医生和飞行员一样，其教学技能是可以经过科学的、严格的专门训练得以提高的。CDIO教学模式强调在用中学，在真实的情境中提高学生动手实践的能力的理念，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学生理论和实践脱节的现象，通过设计、训练和实施，提高其教学实践能力。

2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教学实践能力培养的CDIO分析

在CDIO教育模式的指导下，要提高汉语国际教育学生的教学实践能力，实现做中学，用中学，需从专业课程设置、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实践环节等方面建立完整的体系。构思(Conceive)和设计(Design)环节主要体现在课堂教学上，根据学生教学实践能力的相关需求突出重点教学内容，建立教学类的核心课程群，帮助学生明晰所学内容在学科知识体系中的位置，找到完善自身知识框架的方向和途径。在教学方式上，转变教学观念，提倡探究式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实验课环节主要体现“实现(Implement)”环节的验证。汉语国际教育系的大部分实验内容是并入在相关课程内的，任课教师同时也是该课实验课教师，能针对课程要求和学生缺少实际动手能力的现状，安排丰富的实验内容，尽量让学生亲自动手和全身心投入进来;运作(Operate)环节主要体现在微格训练上，模拟的课堂环境让教学设计得以实现，通过重放录像和教师的评价学生能得到相应的反馈，对授课效果的分析最有助于其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和灵活运用，真正地体现了在实践中学真知。而实验过程中，小组的活动和讨论使学生体验团队协作和互信互助的意义。建立并完善多元且连续的实践体系，是提高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教学实践能力的根本途径。在教学实践活动过程中由学生独立完成教学设计、撰写教案，教学实施并进行教学反思，体现CDIO教学模式的构思、设计、实现和运作完整的程序，真正让学生在“做中学”、在“用中学”，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课堂、校园、校外实习基地、社会等多层次实践系统的建立，突出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教学实践能力培养的持续性和多元化。

3CDIO教育模式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教学实践能力的培养途径

根据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特点，结合其特定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我们尝试着用CDIO的理念指导学生教学实践能力的培养，围绕课程设置改革和实践教学环节的设计提出相应的培养途径。

3.1围绕教学实践能力的培养进行集成化课程设置根据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突出教学实践能力的培养，进行集成化的课程设置。CDIO的理念强调教学大纲的设计与培养目标的确定应与对学生素质和能力的要求逐项挂钩，为了突出教学实践能力，在课程设置上进行改革。在掌握基本汉语语言和文学知识的基础上，按照学期先后开设相应的教育教学类课程，教育学、对外汉语教学概论、教法研究、微格教学等课程连成一个系统，按照对外汉语的教学过程的来组织教、学、做，突出课程之间关联性，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并在每门课程上突出重点的实践训练内容。如对外汉语教学概论突出训练学生教学设计的能力，教法研究侧重语言要素教学和言语技能训练技巧，微格教学重在提高基本教学技能，目标一致却又有所侧重。其他的课程如英语交际口语、计算机基础、办公自动化等课程也需从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角度尝试进行课堂实践，着重突出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的提高。

3.2视频案例教学与微格教学相结合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教学实践能力的培养过程中，视频案例教学与微格教学相结合，融理论学习、教学观摩、设计、实践于一体，形成系统化的教学，体现了CDIO的“做中学”的教学理念。视频案例教学是课堂实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依附在教学类课程当中实践教学。它是基于一定的教学设计理论，借助先进的摄制、编辑技术，将课堂教学活动、教学反思、专家的评价等进行整合而制作出来的，为案例教学提供多元化环境。［6］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真正进入留学生课堂的观摩和实践相对较少。而视频案例教学是真正的课堂，也能从总体上展示教学技能并包含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在理论教学的基础上结合视频案例教学，边播放边分析边评价，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微格教学是提高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教学实践能力的有效方式之一。微格教学将复杂的教学行为细分并逐项进行分析研究和训练，受训者在模拟的环境中进行教学，并通过从记录中观察教学技能的应用、教学内容的表达以及交流方法的优劣，获得自己教学行为的直接反馈，加强了他们对教材、课堂教学的处理能力。［7］微格训练中要严格按照正常的课堂程序，备课、教案、课件、板书等缺一不可，在完成教学环节后要撰写教学后记，对自己的教学进行反思。微格教学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上的应用能快速地提高学生的基本教学技能和教学设计的能力。这两种方式的结合做到了把理论运用于实践，在实践中巩固理论，也弥补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实践时间和实践机会较少的缺点，提高的教学实践能力和综合能力。

3.3完善教学实践体系，提倡与留学生“结对子”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建立完善的实践体系，是提高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教学实践能力的根本途径。课堂实践环节系统主要是教学实践课的安排，包括以上提到的在理论教学的同时进行视频案例教学和微格教学，也包括一些专业实践课和技能实践课，这些环节使学生获得比较扎实的职业基本技能。其次，充分利用本校的留学生和外教，深入留学生课堂，进行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与留学生或外教结成“一对一”的对子，保证至少一个学期的一对一教学和辅导工作，并安排一定数量的留学生汉语课堂教学实习环节，让学生都得到全方位的锻炼。除了校园这个实践环境外，有条件的高校可在政府部门的协调下，开展国际教育合作项目，拓展海外实习基地，并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利用“交换生”和选派实习生、志愿者的方式，选送一批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出国为海外学员教授汉语，提高教学能力和跨文化适应能力。另一方面，进入中小学、双语学校或者幼儿园进行教学实习，也是锻炼学生教学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以听课为主的教育见习活动，能进一步熟悉教育环境，了解学校、教师和学生、教学过程以及师生之间的关系。而走上讲台上课进行教学，不仅可以训练目的语的口语表达，更重要的是能真正实践所学的理论和教学技能，为提高教学实践能力和形成教学风格做好了积极的准备。

3.4成立对外汉语教学兴趣小组，以点带面提高学生教学实践能力课外活动中，组织成立对外汉语教学兴趣小组。选派专业教师或优秀的国际汉语教师进行专业指导，通过开展教学技能比赛，板书比赛，说课比赛、沙龙等活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变“要我学”为“我要学”，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和语言表达能力。兴趣小组平时可与校内的留学生进行文化联谊活动，对留学生进行文化讲座，既锻炼了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又提高了团结协作精神和自主学习的能力。兴趣小组活动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带动作用，以点带面，提高整个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整体的教学实践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

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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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 现代汉语 教学

一、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现代汉语教学的现状

（一）现代汉语教改的重要性

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改革一直很受重视。陈黎明、温欣荣在《新时期以来现代汉语教学改革研究综述》中将其分为四个阶段：以教材编写为重点阶段，以教学内容调整为重点阶段，以教学方法改革为重点阶段，以课程体系建设为重点阶段。[1]

为了更好地达成教学目标，现代汉语教学需要宏观的指导，也需要教学手段的改进。现代汉语课程包括语言知识的传授和语言能力的培养两个方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要培养应用型人才，要求本专业的现代汉语课程更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语言研究（包括教学）能力和语言应用能力。

（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现代汉语课程缺乏相应的学科独立性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课程对传统学科汉语言文学的课程较为依赖，包括现代汉语在内的许多课程在教师、教材和教学方法等多方面的学科独立性都需要逐步建立。

现代汉语课程之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是语言分析应用的基础学科，是培养实践能力的重要渠道。传统的教材和教学方法是对现代汉语基础知识和理论的传授，侧重的是学生认知能力的发展。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现代汉语可以理解为语言应用类学科，要求学生必须具有初步的语言研究能力。

（三）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现代汉语课程应该创建全新的教学模式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现代汉语课程教学模式改革要立足于现代汉语作为理论课程的现实，探讨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只有这样，该课程才能更好地实现知识的学以致用，更加契合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

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现代汉语课程教与学的思考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以培养实践性人才目标，实践与应用在教和学两个方面都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采取多种多样的教学方式加强学生学科知识理论的宽度和深度

现代汉语这门课程的教学任务是系统讲授现代汉语的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加强基本技能的训练，培养和提高学生理解、分析和运用现代汉语的能力[2]，为学生从事对外汉语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奠定基础。这一教学目标适应的是汉语言文学类专业对现代汉语课程的要求。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要求学生掌握汉语言文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具备从事语言或文化研究的基本能力；培养具有较扎实的汉语基础，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及中外文化交流相关工作的应用型语言学高级人才。由此可见，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现代汉语课程更加突出了实践性，同时提出了对学生语言研究能力的培养。[3]

在知识讲授过程中，引入多家观点进行对比，促使学生对现代汉语理论深入思考；在延伸阅读中将其他版本教材作为参考资料，全面了解现代汉语的知识系统；利用现代汉语相关的公开课等网络资源，拓宽专业学生的学术视野，并引导学生对不同的观点进行思考。

（二）引入语言现实“活水”来丰富课堂

对外汉语教学人才走上工作岗位后会随时面临并需要解决种种动态的语言问题，这些问题很难在现代汉语或者中小学语文教学中找到答案。在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模式中，我们既要注重知识的传授，也要注重帮助学生更好地消化已吸收的营养不断地消化，提高学生对语言的观察、分析及研究能力。

语言相关的理论是静态的，动态的语言现实则是语言相关知识和理论的源头活水。社会生活语言异彩纷呈，新词新语往往成为年轻一代的标签；留学生的洋腔洋调和语用偏误往往出人意料，也是学生以后要面对的现实。把这些语言现象引入课堂，可以使课堂教学更有针对性、更接地气。

（三）设置语言实践环节

前面两个方面是从教的角度来对现代汉语课程进行的改革，而从学的角度，学生要对身边的语言现象进行调查，培养独立的语言分析和研究能力。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要提高自身对语言生活的敏感度，对现实中出现的语言现象能够进行正确的解读、解释和教学。要达到这一目标，现代汉语课程设置中的语言实践环节应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三、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现代汉语课程教学模式的构建

明确而独立的学科意识是规范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现代汉语课程教学模式的前提。在该专业的教学大纲中，“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及中外文化交流相关工作的实践型语言学高级人才”是对该学科的性质界定。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现代汉语课程教学模式也是以专业培养目标为基础的。我们认为，该模式应具有点面结合、动静结合、内外结合的特点。

（一）点面结合，合理设置教学内容，尝试范例性教学

现代汉语教学中，应不断拓宽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增加知识与理论的深度与广度。黄廖本《现代汉语》教材是对外汉语教学内容的重要来源，胡裕树、张斌等人主编的教材以及其他的前沿学术成果也应当加以关注。我们把教材和课堂教学要点作为该专业学生获得知识提高能力的“中介”，用这一“中介”引导学生去认识、分析、理解事物，然后进行反思、评判和建构。

“范例性”指的是把教材当作一种范例，在学生的认知发展、知识建构的过程中作为引玉之砖，不强迫学生完全同意教材的内容，而是用案例或范例提供一种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教师可以把教材和补充材料作为分析语料和思考问题的范例，着重体会其如何归纳、总结、批判、辨析等。

（二）动静结合，围绕语言现实，展开形象化教学

现代汉语理论属于静态的描写，而我们培养的学生要做到对汉语知识的动态应用。理论来源于对语言现实的整理和归纳分析，而语言现实又是变动不居的。对语言现实的关注，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一种重要方法。这里的语言现实包括两个方面，第一，社会生活语言；第二，对外汉语教学中有代表性的语言实例。

现代汉语知识和理论源于生活，理论教学却容易与生活语言脱节，导致教学改革的效果不够明显。生活语言是现代汉语的源头活水，形象化教学是用具体、生动、形象、易解的语言事实、生活现象去解释现代汉语的抽象理论，[4]化虚为实，化深为浅，从而做到理论来之于实践，回归于实践，达到理论和实践的至臻结合。现实语言正是现代汉语课程直接面对的研究对象。语言现实的引入，可以加强现代汉语课程与语言生活、与留学生汉语学习现实的联系，提高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效果。

（三）课堂教学与课外生活相结合，实践贯穿于教学中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教师必须具有初步的语言研究能力。学生语言分析与研究能力的获得，要吸收众多知识、众多理论的营养，同时需要不断地消化所吸收的营养。教师应重视实践性教学，指导学生参与生活语料调查，进行语言资料收集与研究，加强对比分析，并加大实践环节在平时考核中的分量。

语言实践与现代汉语教学相结合，可以提高学生学习该科目的兴趣，逐步培养学生的学术研究意识和初步的语言研究能力，更加契合专业应用型实践性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

四、结语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现代汉语教学模式应与时俱进，反映现实的需求和时代的变化。“点面结合、动静结合、内外结合”不只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迫切需求，也是所有专业学科教育教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陈黎明，温欣荣.新时期以来现代汉语教学改革研究综述[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4）：98-101.

[2]郭莉琳.发挥地方方言优势，提高《现代汉语》课程教学质量的

探索[J].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4，（2）：83-84.

[3]郭智辉.谈对外汉语专业的现代汉语教材建设[J].现代语文（语

言研究版），2007，（12）：92-94.

[4]张华莉.浅谈现代汉语课程的形象化教学[J].高等函授学报（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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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务英语专业；中国文化

[中图分类号]H3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5）11-0051-3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5.04.013

1 . 引言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迅速发展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广泛融入国际社会，与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全球一体化的同时带来了各国文化的交流，培养具有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专门的国际商务知识和技能、宽阔的国际视野、较高的组织、思维和创新能力以及人文素养，熟悉中外文化和对外交往礼仪，能参与国际商务竞争与合作的应用型、复合型商务英语专业人才是商务英语专业的培养目标。在商务英语专业的教学过程中，除了努力提高学生的英语基础知识之外，同时也要提高学生中国文化方面的综合素养，将传统文化融入到外语文化教学中来，从而增强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2 . 中国文化融入商务英语专业教学的必要性

2 . 1 熟悉中国文化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语言是跨文化交际活动的载体，充当着两种文化的使者。外语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对中西两种文化的传播和交流。然而，“中国文化失语症”这一现象在英语教学中也十分普遍。现在的学生谈到西方的“圣诞节”或“情人节”时滔滔不绝，当谈及自己国家的历史和传统习俗的话题时如“元宵节”（Lantern Festival）、“端午节”（Dragon Boat Festival）等，却因不知如何用英语表达而面露难色。商务英语专业作为英语专业的一个分支，长期以来都只是强调英语语言知识的输入，强调英语与商务的结合，而忽略了对中国文化涵养的关注（谭莉，2015）。这种文化缺失，势必会阻碍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发展，甚至在商务活动中会产生误解和歧义，从而削弱学生英语学习的自信心。

2 . 2 熟悉中国文化有助于提高学生英语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中国文化能够为语言学习提供丰富多彩的素材和活生生的语境，而外语学习则是表达中国文化的有效手段（王佳棋，2009）。商务英语专业培养的是能用英语进行诸如商务、旅游、外贸等商贸活动的复合型人才，在教学中，仅仅把英语知识和商务技能相结合并不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如果把语言教学、商务活动和学生熟悉的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必然会极大地激发学生主动自觉学习英语的兴趣。学生在表达他们所熟悉的与中国文化相关的素材中，会感到愿意张嘴并有话可说，学生的中国文化素养和自身的英语水平决定了商务沟通的成败与否。所以，提高学生的中国文化素养符合当代社会多元化的人才需求。

2 . 3 熟悉中国文化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传播中国优秀文化

成功的英语学习是实现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进而把优秀的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英语学习者要成功地表达中国文化，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理解和积累；二是具有足够的英语词汇量和娴熟的翻译能力。随着“孔子学院”等对外汉语教学在世界上的日益盛行，高校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生在进行商务活动中，也应该架起中西文化沟通的桥梁，使世界通过我们更加了解中国的璀璨文化，这既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也符合世界渴望了解中国的需要。

3 . 将中国文化融入商务英语专业教学的有效途径

3 . 1 强化教师和学生树立跨文化交际和文化平等交流的双向意识

外语教师是英语知识的直接传播者，他们的教学理念、中国文化底蕴及教学方式方法等情况将很大程度上影响学生的中国文化知识的输入。目前，广大外语教师的中国文化素养令人堪忧，在教学中重语言基础知识的学习，轻语言运用能力培养的现象普遍存在。要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首先外语教师要不断强化自身的文化修养，提高自己对双重文化平等交流的意识以及用外语准确表达母语文化的能力。其次，外语教师在课堂上可以设计虚拟的文化交际活动，在活动中将中西文化进行对比讲授，同时辅助中国文化的准确英语表达或描述，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参与课堂活动时必将得到极大的激发，从而促进其对中西文化的深入理解。只有外语教师的中国文化素养提升了，才能更好地引导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学习。

外语教师应让学习者真正明白，强调单方面地追捧西方文化，忽视母语文化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种误解。良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理解目的语文化与英语学习者的母语文化的能力，包括察觉和处理两种文化差异的能力，而不是丢弃自己已有的社会文化身份，假扮是英语母语者（Kramsch， 2006： 81）。”外语学习者应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心态，平等对待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碰撞，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跨文化交际的精髓所在。

3 . 2 增加中国文化在英语教材和课程设置上的比重

英语教材是当前英语教学的主要载体，是学生获取文化知识的主要途径，合理的教材内容和构思对学生的文化学习成效至关重要。纵观我国大学英语教材，反映中国文化内容的课文比例较小。大部分的教材引进的都是国外原版的语言和文化材料，选录的都是西方的评论、故事及其他体裁的篇章（周艳艳，2014）。这些教材只满足了学生了解西方社会的需求，却未能满足我国英语学习者跨文化交际的全部需求。因此，在教材建设中，应该重新考虑教材的文化定位，合理配置教材中各种文化含量的比例，适当增加中国文学和反映中国特色文化内容的英文材料是必需也是必要的。在题材选择上，可以选入经典中国文学译文和中国作家写中国文化的素材，比如：四大名著的英文译本中的篇章、语言大师林语堂的英文作品《生活的艺术》等等。这些作品在选入教材时，可以采用全英文式的，也可以采用汉英对照式。在文章的视角选取上，可以选择外国人看中国的题材或者中国人在国外的文化碰撞案列。

由于教学大纲指挥棒的作用，英语教学课程设置偏重语言训练，对文化知识的课程注意不够，致使学生知识面偏窄。在商务英语课程设置中，介绍中国文化传统课程的选修课是非常必要的，这些课程可涉及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中国历史、中国文化通史、古代诗词及名著赏析、对外汉语教学等课程，应体现哲学、历史、宗教、社会、教育、文化、艺术等中国文化内容，从而提高学生的中国文化素养和人文涵养。这种良好的中国文化学习氛围，为学生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英语教材和课程设置中引入中国文化可以增加教学的实用性，有利于加强跨文化比较，通过母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对比分析，在加深对本族文化理解的基础上，增加对目的语文化的宽容和理解，使跨文化交际能力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加强。这不仅有助于学生对母语文化的理解和对外来文化的宽容、理解和尊重，弥补中国学生主体文化知识的不足，而且有助于抵御英美文化的冲击，保持中国文化身份，真正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李娅琳，2009）。

3 . 3 丰富中国文化的教学手段和内容，完善教学评估体系

在教学手段方面，英语教师应采取灵活多变的策略，采用多媒体自主学习、专题讨论、文化案例分析等方法，充分挖掘教材的内容和文化知识内涵，在课堂教学中将语言训练和文化学习结合起来，将西方文化和东方文明融会贯通。在教学方法上，教师应设计多样化的课前预习任务和课堂活动，在听说读写译等语言技能的训练中将目的语文化和中国文化背景知识的传授关联起来。教师可以通过图片、视频等视听辅助材料，也可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和网络等资源，将多种文化的知识和碰撞更形象具体地展现给学生，同时让学生分组讨论与文化交流相关的社会热点问题，让学生在讨论中更好地理解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对人的影响。从教学内容上，可以适度采用融合母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阅读、听说等材料，适当补充中国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汉英民俗文化对比、阅读文学、历史名著的英译等，融趣味性与知识性为一体，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引导学生了解本民族文化的传统及各种表现形式，结合母语文化已知的文化图式，培养学生的文化多面性和对中西文化的鉴别能力。教师可以通过举办文化讲座、开展第二课堂、完善网络课程、推荐中国经典名著英译本或英语国家介绍中国文化的书籍和文章等方法提高学生掌握中国文化并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锻炼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增强他们跨文化交流的意识和实践能力。

鉴于考试对教学内容的反拨作用，中国文化课程的考核应该被列为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生考试测评的重要指标。同时，还应在其他课程的测试中增加对中国特色文化的英语表达考核，使得母语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得到足够的体现。期末考核的方式可以灵活多样，可采用闭卷考试加学期小论文的方式，也可以鼓励学生在课下写或者说有关母语文化方面的内容或者参与文化对比的辩论、短剧小品演出等活动，并把学生的表现作为平时成绩考核的一部分，这样加入相关检测试题，学生在备考过程中系统复习、反复训练、不断强化，中国文化素养必然会得到提高。

4 . 结语

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广大英语教师应不断提高自己的中西方文化知识储备和中国文化素养，将中国文化元素融入到英语课程教学的每个环节中，实现目的语文化和母语文化教学的兼容并蓄，同时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的中西方文化观和文化平等交流意识，培养学生的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商务英语专业学生在习得英语语言文化知识与商务知识的同时，也要注重培养中国文化敏感性，熟悉并推广本土文化，提高中国文化素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英语在国际交流中的沟通交流作用，使其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工具。

参考文献

Kramsch， C. Language and Culture[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81.

李娅琳.我国外语教学中本土文化失语现象分析[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9（6）：108-110.

谭莉.商务英语专业中国文化课程教学探究[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3）：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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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交际环境；跨文化交际；跨文化意识

一、交际环境、跨文化交际概念

交际(communic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语eommonis一词，commonis是common的意思。它是一个动态多变的编译码过程，当交际者依附于言语或非言语符号时，就产生了交际。有效的交际只有在发出信号的人和接受信息的人共享统一或相近的语码的系统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也就是说交往双方使用同一种语言说话。但是因为交际行为是社会行为，它必然发生在社会之中，它受制于文化、心理等多种因素，并受交际环境(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所以只共享同一语言系统还不够，交际双方对其他相关因素的理解和掌握也十分必要。交际环境分广义和狭义两种，义的交际环境指交际的现场环境和国家、时代、民族、文化等大背景以及目的、对象、内容、时间、地点等近的语外环境，狭义的交际环境指上下文。交际环境对语言运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规定了言语的含义；规定了言语的表达方式，如语气、口气、词语色彩等；有助于突出语言表达效果。说话者如果不注意交际环境，话语就不会协调，难以达到交际效果。

跨文化交际指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所发生的相互作用。从心理学角度讲，信息的编码、译码是由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进行的交际就是跨文化交际。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交际双方都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交际或沟通成功。但愿望和现实是有距离的。《中外文化差异与经贸合作》一书的作者唐菊裳认为：在跨文化的交际过程中，交流比语言的范围更广，它涉及到参与交流者的文化背景问题，而文化背景的范围又是十分宽广和复杂的，大至人们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小至人们的言谈举止、风俗习惯都是文化背景的重要内容，都会影响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在这种条件下，有时即使同一种行为，不同文化环境中人们对于它的理解也是不同的。比如在电影《刮痧》中，小丹尼斯闹肚发烧，在家的爷爷因为看不懂药品上的英文说明，便用中国民间流传的刮痧疗法给丹尼斯治病。但是第二天爷爷不幸出事，而这时小丹尼的头被嗑破，父亲许大同送小丹尼斯去医院急诊。认真的美国大夫在给孩子做全面检查的时候，发现了孩子后背刮痧时留下的紫痕，以为孩子是受到了虐待，直接打电话报了警。儿童福利院更是认定许大同有暴力倾向，在医院当场禁止大同夫妇接近儿子，并试图以法律手段剥夺其对孩子的监护权。又比如，在电视剧《迷失洛杉矶》中，孙子旺在Peter家照看他的“孙子”，小孩玩的皮球滚到了一片草地上，孙子旺就跑过去捡球。谁知竞跑到了邻居家的草地上。邻居却认为他不经允许进入到自家草地，严重侵犯了自己隐私权，感到非常愤怒差一点起诉孙子旺，后来经过调节而幸免于一件官司。而孙子旺却感到委屈不理解，认为自己就是为了捡一个球而踩到了他的草地而已。这两次失败的跨文化交际事件说明：交际是一个双向过程，交际双方必须结合交际环境，才能对对方的行为或语言作出适当的评价和反应。

二、交际环境、跨文化交际与外语教学的关系

交际环境、跨文化交际与外语教学三者紧密联系，相互影响又相互促进。语言是社会交际的一种工具，交际环境(社会文化知识)是构成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文化中交际有依赖于它所处的交际环境。这里所说的交际环境包括宽泛的交际环境和具体的交际环境：宽泛的交际环境指的是文化、民族心理、物理(城市建筑和所处环境)等各方面因素；具体的交际环境指的是交际情景、角色关系、人际关系等因素。这些环境因素影响着跨文化交际双方的交际质量，为避免跨文化交际中出现故障，交际双方必须具备上述社会知识；反过来，随着世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广泛开展，人们对于交际环境认识愈来愈深刻，人们对于交际环境的差异的敏感性和宽容性也随之增加，所以在跨文化交际中所表现出来的交际策略也日益灵活。外语教学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知识文化，二是交际文化。外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是要使不仅学生是掌握知识文化，．而且又要掌握交际文化，即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为最终目的。因此，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应当从文化的角度去教语言，并作为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用图1来表示三者的关系如下：

由此看出，交际环境、跨文化交际与外语教学密不可分。交际环境影响着跨文化交际的效果，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发现交际故障并能及时补救的能力)的提高得益于对交际环境的认识。交际是双向的过程，只有具有交际对方的背景知识，才有可能达到交际的目的。所以外语教学应与交际环境(社会知识)相结合，把交际环境(社会知识)作为外语教学的必要组成部分。外语教学中应重视跨文化意识的培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已经成为外语界的共识。现阶段高职高专“够用”原则和“用为主、应用为目的”的教学目标要求：外语教学要突出外语的实用性，着力培养学生的外语实际运用能力和涉外交际能力，突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但是也有人认为，要实现跨文化交际，只要很好地掌握交往对方的语言就行。笔者以为这有失偏颇。由于交际双方对文化环境或情景因素缺乏共识，或是由于双方在这两方面存在差异，也就是说，交际双方缺乏有效的交际环境，因而在交际时可能出现诸如政治、文化、宗教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和障碍，从而导致跨文化交际的失败。因此，跨文化交际必须依赖交际环境。 　三、注重交际环境、跨文化交际。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

在外语教学中，必须注重交际环境、跨文化交际和外语教学之间的关系，帮助学生查清造成语言表面形态差异的深层原因，从而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和能力。

(一)利用课堂，充分挖掘和利用教材内容，注重英语国家文化的导入

利用课堂，创设交际环境。课堂教学中，教师应一方面充分利用课本知识和练习，掌握语言知识的基础上，为学生提供更多的相关英语国家文化、习俗知识的介绍。比如在讲解雪莱的名诗OdetotheWestWind中，这时就要比较theWestWind(西风)和汉语中“东风”之意。这要从中国和西方国家所处地理环境说起：中国西面环山，东部临海，从那吹来的和风叫东风，东风象征新的生机和希望，它在中国文化中代表着“warm”和“hope”。而“西风(thewestwind)”往往给人以凄凉、忧伤的感觉；但英语国家(英国)西临大西洋，东接欧洲大陆，所处地带为海洋性气候带来自大西洋的“西风(thewestwind)”是温和逸人的。所以这些国家对它的理解与中国人对“东风(theeastwind)”的理解亦如出一辙。这样分析不仅使学生获得了交际必须的语言基础知识，并且逐步认识中西方文化差异，从而培养跨文化意识。另一方面应尽可能多地开展交际活动，让学生扮演角色，进行日常的英语交际活动，让学生在这些活动中体会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从而增加跨文化交际的敏感性和文化差异的宽容性。如讲到大学英语精读(TheSampler)一文中，在介绍完中国的春节sprigFestival和西方的(Christmsa)之后，让学生分角色扮演文中的人物，通过这种活泼的教学形式，让学生深刻地感受到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

(二)拓宽阅读面，掌握阅读方法

学生毕业后能够到国外并生活在当地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都要留在国内，他们了解英美社会主要靠间接地阅读有关资料。学习者可以在平时有意拓宽阅读面，阅读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和报刊等。然而关键在于如何阅读。如果读文学作品只是为了了解故事情节，阅读报刊只是了解国外一些新闻动态，那就所得甚少了。改变这种状态需要师生两方面的努力：从教师方面来说，要引导学生在读文学作品、报刊时留心和积累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材料；从学生方面来说，在阅读原版外国材料时，应从作者所在国家人们的思维模式人手，有意识地注意了解跨文化交际知识和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并注意收集有关材料。

(三)举办各种英语活动，创设“准交际环境”

如邀请外国朋友或外教举办英语讲座，介绍国外风俗文化，特别是其中与中国不同的文化习俗；举行英语演讲比赛、英语小品比赛、圣诞晚会等活动；举办国外节日(圣诞节、万圣节)让亲身学生感受国外文化，增强跨文化意识。

(四)培养学生实际社会生活的跨文化意识和交际能力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工作也逐渐涉人与外国交往的范围。因此，外语教学中不仅要传授给学生书本上的语言基础知识，也要涉及实际生活，如文秘、医学等方面内容。教师要注重英语的实用性，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讲解这方面的知识。教师可以先通过案例讲解，让学生分组讨论并写出报告，然后根据所学内容，设置具体社会交际场景。比如讲解Myifrstjob时，为学生提供英语求职信的格式，并让学生模拟写出英语求职信，最后模拟求职场合，告诉学生在接受外国(特别是美国)老板的面试时，要直截了当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要求。一向被国人推崇的拐弯抹角式的提问方式，往往会使对方觉得你不够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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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世界》杂志创办于2001年2月，是经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公开发行的专业类期刊。经过多年的努力，杂志的内容得到了业界众多知名专家及众多餐饮品牌企业的鼎力支持，赢得了一批又一批的读者，目前已成为餐饮业内公认的具有一定影响力和专业特色的刊物……。所有成果都是我们辛勤付出的回报，也更增加了我们对这份事业的决心和毅力。15年来，我们伴随杂志一起成长，如今，我们仍坚守初心，在创新、共赢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专注聚焦餐饮行业

自创刊以来，《餐饮世界》一直以助力餐饮企业健康发展、提高民众食品安全意识为己任；我们努力宣传营养健康知识、倡导科学生活新理念。

我们始终坚持第一时间为读者报道。2011年是餐饮界不平凡，也是不平静的一年。新兴餐饮模式进化升级，众多食品安全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餐饮世界》本着媒体人的专业精神，为读者提供全面、准确、权威的行业热点，为餐饮业者提供行业的第一手信息资料。策划制作了一系列“网络团购2.0升级进行时”、中国餐饮业的“戴尔模式”、“食品安全重于天”、“权威‘十一五’以来餐饮业经营数据案例分析”、“外卖新领地争夺战”等大型专题。

《餐饮世界》又始终坚持以国际化的视角、实用性的呈现方式，对行业热点进行深度分析和解读深度报道。制作了“中餐海外发展启示录”、“激励机制，绕不开的思考题”、“为食品安全撑起一片天”、“排队的秘密”等大型专题。报道各类餐饮企业600多家，采访餐饮业者300多位，涵盖正餐、快餐、西餐、自助、团膳、火锅等多种业态，涉及各地行业协会领导、餐企总裁、厨师、经理人、院校教师等各类人群。

近年来，《餐饮世界》一直努力拓宽采访渠道、丰富报道形式。借助遍布国内外的多种信息渠道，充分发扬纸媒的优势，精心打磨，为读者呈现更加新鲜、更有深度的内容，不仅丰富了读者的国际视野，也为中餐同世界的交流创建了沟通的窗口。

2011年9月，《餐饮世界》特别制作了“中国（银川）清真美食旅游文化节专题报道”；2012年9月，《餐饮世界》推出首本主题专刊――“清真餐饮”特辑，对国内清真餐饮行业现状、产业政策、优秀清真餐饮企业进行了综合性报道，并以此奠定了以企业为主体、地区为主线、文化为内涵、专题为主要形式对地方餐饮进行报道的基调，并由此拉开了《餐饮世界》全国“地方行”系列报道的序幕。

2013年4月，《餐饮世界》走进中原文化的发源地――河南，得到当地餐饮企业的热烈欢迎和大力配合。河南专辑的问世，不仅让中原饮食文化获得了更多瞩目，也让《餐饮世界》与当地企业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在此之后，《餐饮世界》又先后多次走进山东、陕西、宁夏、湖南、内蒙古、上海、重庆、烟台等省市，接触并采访了一批优秀的餐饮企业，制作了数十期地方专辑，真正做到了深入、深度、深刻聚焦餐饮行业报道的目标。

在“地方行”的基础上，《餐饮世界》又迈出了“海外行”的步伐。依托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强大的海外会员网络，对海外中餐代表国家――新加坡、荷兰两国的代表性中餐企业进行了专题报道，打通了国内外中餐沟通了解、交流互鉴的又一渠道。

传扬中国餐饮文化事业

《餐饮世界》杂志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餐饮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不仅服务于餐饮企业更在中餐厨艺交流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四年一届并且被誉为“中餐奥林匹克”的中国烹饪世界大赛，从1992年在上海举办第一届以来，就一直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大赛已经走过中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荷兰等地并已连续举办八届，已经成为全球中国烹饪的顶级赛事。大赛不仅是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也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更是展示中餐高超烹饪技艺的大舞台。通过这项国际中餐烹饪赛事，世界各国的中餐同仁加深了友谊，增进了交流，分享了技艺，大赛的经历已成为他们职业生涯中难忘的回忆和宝贵的财富。

在赛事的整体报道中，《餐饮世界》杂志派出编辑摄影师团队与参赛团队共同前往，无论在场上还是场下，都在与参赛团队甚至评审团进行沟通，了解他们的感想，挖掘他们的人物性格，赛后对获奖团体再次进行采访沟通并做出了深度报道，得到了参赛团队的一致好评。

2012年11月16日至18日，美丽的花园城市新加坡迎来了世界13个国家和地区、200多位优秀中餐业厨师组成的53支代表队。由世界中国烹饪联合会（World Association of Chinese Cuisine）主办、新加坡餐饮业协会承办的第七届中国烹饪世界大赛在美食天堂新加坡顺利举办。经过3天紧张激烈的对决，身怀绝技的各国中餐大师们烹制出精美的前菜、主菜、面点等规定作品，围绕个人、团体和展台三个类别的大奖展开争夺。大赛成为全球中餐界提升水平、切磋技艺的良好平台，因而受到国内外媒体的空前关注。据统计，当时有超过200 家媒体对本次大赛进行了报道。《餐饮世界》杂志作为官方合作媒体对整个赛事做了全面深度的跟踪报道，对新加坡的国际地位、渐进式经济、东方化文化、可信的社会以及卓越的追求做了很客观的阐述及描述，让读者可以从国家城市出发，进一步了解大赛的气质与地位。最终，上海市东湖集团公司、北京大学、新加坡金山集团等6家单位一路过关斩将，荣获团体特金奖。陈渊方、李修俊、邱伟杰等18位选手分获三类比赛的特金奖，《餐饮世界》杂志对获奖团体分别做了采访，并展示了获奖作品。

从新加坡第七届中国烹饪世界大赛顺利结束之后，大家就对四年后的荷兰大赛开始期待，参赛团队气势如虹，整装待发。在比赛开始之前，《餐饮世界》杂志对此次在荷兰鹿特丹进行的第八届中国烹饪世界大赛做了一些数字整理。荷兰是海外华人华侨的重要汇聚地，中餐市场发达。到目前不完全统计中餐馆有2000余家。近年来，中荷两国高层互访频繁、经贸合作迅速发展，人文交流不断深入。2016年，中国烹饪世界大赛在荷兰举办，就是希望以技艺比拼、美食交流为媒介，推动全球中餐繁荣发展、促进中荷民间友好往来。本届大赛有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8支代表队近200多位选手同台竞技，展现了世界中餐发展的最高水平。最终《餐饮世界》杂志对获得团队奖项的部分队伍进行了采访，受到了这些代表的积极配合。益海嘉里餐饮发展（扬州大学）参赛队、全聚德代表队、中粮福临门代表队、新东方餐饮协会荷兰女子创意队、花舍咖餐代表队、新华教育集团新东方烹饪教育都是本届大赛很有代表性的队伍，他们积极备战，用实力说话，展现了中国味道的国际表达。

《餐饮世界》杂志还将一如既往跟随中国烹饪世界大赛的步伐，挖掘大赛精神，展现参赛选手魅力，为中国餐饮在国际上的发展与地位的提升做出积极主动的响应与支持，将弘扬中华饮食文化的责任和使命永远放在肩头和心上。

搭建立体化传播渠道 拓展多元化主题活动

经过多年积淀，《餐饮世界》杂志已成为业内公认的期刊类权威读物，单期发行量最高达到6万册，读者群体稳定且高端，但我们仍保持着开放学习心态，善加利用新媒体的传播方式，构建立体化传播渠道。先后推出电子刊、手机杂志等数字化内容，并开辟了微博、微信两个线上运营平台，作为纸版杂志的补充。其中，微信公众号单条最高阅读量超过业内同类媒体平均水平。

此外，杂志与中国知网、中邮阅读、龙源数据库、博看网、读览天下等大型电子杂志平台合作，通过提供电子书在线阅读和有偿下载，为读者提供了更多选择，也扩大了受众群体和发行渠道。

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不仅是杂志与读者、与合作伙伴互动交流的最佳方式，也是让内容升华为价值的有效途径。

自2005年以来，《餐饮世界》杂志连续多年发起中国餐饮业年度“十大人物”和“十佳企业”评选活动，不仅集中推出一大批行业模范与标杆企业，也获得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参与和认同，已成为杂志社乃至行业的一项品牌项目。

全国餐饮业信息化评选活动是杂志社在餐饮信息化领域开展的一项层次高、权威性强的评选活动，举办至今得到全国上百家软硬件供应商的积极响应和参与。

2013年，杂志社依托强大的读者资源，策划并发起成立了《餐饮世界》企业家俱乐部，旨在搭建餐饮业沟通平台，推动餐饮业资金和项目交流，营造行业内国际化的交流环境。俱乐部成立后，陆续举办了“传承、守道、弘扬――官府菜论坛”“六亿人的午餐――中国团膳的未来发展之路沙龙”、“会员制营销――餐饮CRM专场研讨会”、“羽您同行――餐饮羽坛争霸赛”等异彩纷呈的各类活动，不仅将餐饮生态链条上的各路企业串联起来，也格外关注餐饮人行业之外的文化娱乐层面的诉求。

除此之外，杂志社也一直以弘扬饮食文化、促进烹饪技艺交流为己任，开展了餐饮专业学术论文评选活动，在院校间搭建起一个学术交流平台。

勇于创新服务形式

近几年，随着媒体形态的不断更迭，传统的传声筒式的媒体将被淘汰，纸媒转型升级迫在眉睫。《餐饮世界》杂志也一直在创新服务形式上寻求突破，实现从单一的展示、宣传功能逐渐向多维度的综合平台转变。

自2013年起，餐饮世界与宁夏回族自治区旅游局展开了深入且多样的合作，不仅有常规的内容报道，也尝试开展餐旅项目咨询和项目推介等服务，增强自身的政府服务能力和竞争力。

依托于良好的平台影响力和优质资源，杂志社多次为国内优质商业地产项目、大型美食节庆活动量身打造主题论坛、招商招展、项目对接会、实地考察等活动，在跨界服务、定制服务上进行了有益探索。如与3个城市的6家房地产企业合作，在招商、规划方面提供咨询服务和解决方案，打造专场招商会，与3家投资机构就项目投融资、财富管理、支付渠道等进行合作。

为供应商伙伴制作文创产品，如为山西太原江南餐饮集团合作打造企业文化专刊，为某茶油品牌制作视频光盘和教学画册，利用杂志的行业经验为品牌寻找最合适的切入点，邀请国内知名大厨针对产品专门研制菜品，捆绑营销，收效甚广。

此外，作为世界中餐业联合会的唯一官方会刊，《餐饮世界》杂志不仅是世界中餐联展示和宣传的窗口，也是其服务会员、促进交流、宣传政策、反映行业诉求的平台。《餐饮世界》不仅对每位新入会的会员进行报道，后续也对会员单位的大事件、重点活动进行跟踪，增加了世界中餐联服务的“厚度”，进一步加强了协会与会员间的感情。

2016年，《餐饮世界》与天士力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开拓新的服务模式上做出新的探索和尝试。

深化品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