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和哲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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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有生命的存在者———诸如植物、动物和人———都有灵魂。灵魂有营养、感觉、沉思的功能，这些功能属于灵魂的不同部分。植物灵魂只具有营养的部分，动物灵魂既具有营养部分也具有感觉部分，而人的灵魂则同时拥有所有这三个部分。换句话说，人不仅能汲取营养、保持生长、繁殖后代、感知刺激，而且能进行理性活动。一些大脑发达的动物(比如猩猩、海豚)有时也会做出计算和推理的行为，但我们却无法说理性选择是它们的生活方式。在整个生命过程中运用自己的理性，是人区别于其他生命的本质所在。亚里士多德论证说，人的幸福必然和这种人之为人的特殊能力有关。作为人类，我们要活得好，就要在生命过程中良好地运用理性，而良好地运用理性离不开践行美德。一个卓越地从事理性活动的人就是拥有美德的人。因此，“幸福就在于灵魂理性部分根据美德(virtue)进行的活动”。值得强调的是，美德不应像财富、健康之类的善那样被理解成促进幸福的工具和手段。财富对于幸福的实现来说是重要的，不是因为它本身值得欲求，而是因为它有助于我们践行慷慨这样的美德。吝啬鬼拥有再多的财富，也不会感到幸福。实际上，践行美德本身就是幸福生活的核心部分和应有之义，我们不可能脱离各种美德来设想一个幸福完美的人生。从这条思想路线可以看出，古代伦理学导向对美德的追求。亚里士多德的美德清单涵盖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它包含了一些明显具有道德含义的美德(如公正)，但更多的美德在今天看来很难纳入道德领域(如勇敢、慷慨、节制等)。在肉体快乐的满足方面(主要指饮食和性)保持节制，是良好生活的体现。但我们不太可能说一个酗酒的人有道德上的缺陷，这个人不会仅仅因为酗酒而感到良心上的不安(由于酗酒做出伤害他人的事情则是另一回事)。类似地，我们也不会因为花钱小气或生活奢侈而批评人们道德上存在不足。

二、伦理和道德的差异

就词源来讲，“伦理”一词起源于希腊文的ethilos，“道德”一词起源于拉丁文的moralis。正如威廉姆斯所指出的，这两个词都和行为倾向或习俗有关，但侧重点略有不同:ethilos强调个人品格方面的含义，moralis强调社会期待的意义。与之对应，在问题层面可以这样来表述两者的差异:伦理问题关注的是人应当如何生活，道德问题则聚焦于人应当如何与他人共同生活。显然，道德问题比伦理问题的范围狭窄得多。基于这些认识，我们可以更加详细地阐述两者的差异。(1)伦理评价的主要对象是个人的品格，道德评价的对象是个人行动和社会制度;伦理学考察的是个人的生活方式，而道德哲学探讨的是人应当如何行动，或者说行动所依据的规则和制度的证成性。富有美德地去行动(actingvirtuously)和做一个合乎美德的行动(doingavirtuousaction)不是一回事。某人在特定情境下做了一件合乎美德的事情，充其量只是说他做了一件有美德的人在那种情境下会做的事，而这不意味着他本人就拥有美德。训练有素的士兵不顾一切向敌军阵地发起冲锋，可能只是因为他们知道督战队已经充分准备，违抗军令者必将死路一条，而并非因为他们有多勇敢。拥有一种美德，与其说是要求做出某种特定类型的行动，不如说成为某种特定类型的人。在这个意义上，伦理学以行动者为中心。与之形成对照，道德哲学以行动为中心。各种规范的道德理论———无论是功利主义还是康德主义———都给出或暗示了某种判断行为对错的标准。道德理论从道德直觉开始，通过考察前反思状态下人们做出如何正当行动的判断的方式以及判断的相关根据，提炼出高阶的道德原则。构造道德理论的哲学家往往对所谓的“道德困境”感兴趣，若一种理论所提供的原则能够与我们在这个困境下所做出的关于如何行动的直觉判断处于一种“反思的平衡”，它就被认为是有吸引力的。

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制度也是道德讨论的重要主题。众所周知，罗尔斯的《正义论》发表以后，对社会制度的道德评价问题越来越为当代哲学家所重视。布莱恩•巴瑞(BrianBarry)评论说:“罗尔斯认真对待了这个观念:正义的主题是他所说的‘社会基本结构’，就此而言他是重要的，就算他在其他方面没有获得什么成就……罗尔斯将社会结构的观念纳入到他的理论中，意味着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时代的来临。”此外，早期的功利主义者———例如边沁和密尔———也都非常关心社会制度的道德问题，这些哲学家试图将功利原则当做评价和改革社会制度的标准。他们不仅是道德理论家，也是社会改革的倡导者。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哲学是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2)评价对象和关注重点的差异，导致伦理和道德采取两套具有不同特征的概念体系。借用威廉姆斯的术语，伦理概念(例如勇敢、怯懦、忠诚、背叛、仁慈、残忍)是“厚实的”;而道德概念(例如正当、错误)是单薄的。这里的差异不只表现在概念的数量和丰富性上，要点是，不同于纯粹用于评价的道德概念，伦理概念“表达了价值与事实的统一”，不但是“引导行动的”(action－guiding)，而且是“受世界引导的”(world－guided)。也就是说，伦理概念不仅包含了对特定行动者的评价、提供行动的理由，而且反映了社会世界中的行动者的行动方式。

“这个同学学习勤奋”、“她拾金不昧”、“他见义勇为”，这些话既是一种赞扬，也是一种描述。(3)古代伦理学的出发点是个人幸福，因而不难理解，它具有一个偏私性(partiality)的维度。我们注意到，在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美德中，有一些和爱、友谊相关，这些美德要求我们对与自己处于特殊关系的人给予特别的关注，在与他们的互动中采取更加亲密的情感态度和行动方式。美满的家庭、深厚的友谊，是幸福人生的重要部分。缺少这些特殊的情感纽带，会阻碍人性的完善。如果一个人以对待陌生人的方式对待自己的父母、子女、爱人，那么可想而知，他将失去生活中很多美好的东西，这样的人生必定是有缺陷的。有人认为，古代伦理学把美德建立在行动者的福祉之上，归根到底是一种利己主义(ego-ism)。这个看法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很明显，一些幸福生活所要求的美德(如正义)，表达了对他人利益的直接关注，体现了一种平等待人的要求。其次，更关为键的是，这种观点错误地将追求幸福与追求自利等同起来。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幸福在于卓越地从事理性活动，在于践行美德。幸福是一种活动和生活方式，而不是利益满足的特定状态。不是所有自我利益的满足对于获得幸福都是必要的。在很大程度上，与幸福相关的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诸如美德)可以通过习惯、教化来获得。过一个好的生活、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意味着能够辨别出哪些利益值得追求，哪些不值得追求，从而有所为，有所不为。幸福是可以达到的，追求自利则永远没有尽头。总之，一种形式上以行动者为中心、包含偏私性维度的伦理学与利己主义不是一回事。道德具有完全的不偏不倚性(impartiali-ty)。采取一个道德的观点，意味着平等地考虑所有人的利益，而不是把自己和自己关心的人的利益放在一个特殊的位置。超越自我中心的视角，把他人的利益纳入考虑，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是道德能力的重要体现。任何道德上可辩护的行动和制度，都要在某种意义上满足不偏不倚的要求，体现对人的平等尊重。当然，对于不偏不倚的解释是开放的。通过何种方式、在哪些方面展现不偏不倚，是个可以争论的问题。然而，不偏不倚性是道德观点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不偏不倚的观点本身不能等同于道德的观点，将这两个概念交替使用严格说来是错误的。说一个选择是不偏不倚的，就是说这个选择没有受到不相干因素的影响。很多可以称之为不偏不倚的行为，其实与道德没什么关系。比如说，一位公司总裁想从众多候选者中挑选一名销售总监，在这个过程中，他着眼于候选者的专业素养和为公司创造财富的潜力，而不考虑性别、年龄、出身等因素。这时他展示出来的不偏不倚，完全是基于理性的自我利益的考量，与道德无关。(4)美德的实践超出了对规则的遵守。要践行美德，我们首先需要搞清楚两点:在何种环境中，运用美德是合适的;什么样的行动能最恰到好处地展现美德。以勇敢为例，勇敢可以这样来界定:在面临困难、阻碍和危险的时候，守护或追求对自己重要的东西。然而，这样一条规则本身并不告诉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应当表现出勇敢;什么样的东西值得我们勇敢地守护;以何种方式去行动足以显示勇敢;何种程度上的坚持和守护是恰当的。这里，判断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而且，判断具有伦理意义，一旦判断出错，就偏离了伦理要求，行动者就不能被认为是拥有美德。在一场世界杯决赛中，某个球员遭到侵犯后公然对对方犯规球员施加报复，结果被红牌直接罚下，导致本队处于极其不利的局面。这时我们会说这个球员鲁莽，而不是勇敢。在特定情形下知道如何下判断，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智慧”。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智慧是一种理智美德。没有理智美德，任何品格美德(virtuesofcharacter)都不可能得到践行①。在大部分情况下，道德对判断力的要求稍低一些。道德主要是受规则支配的，它以规则的形式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事情是应当做的，什么样的事情不应当做，例如，“应当信守诺言”，“不应伤害无辜”。在多数情况下，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就在于遵守道德规则，这些规则足以告诉我们如何行动是正当的。判断在道德生活中发挥的空间相对有限，当然，只要涉及将一般规则运用于具体情境，就要求我们做出判断。我答应一个朋友今天把钱还给他，至于白天还是晚上还，我会根据实际情况做出选择。不过，这两种选择没有道德上的好坏之分。这里涉及的判断不具有道德意义，而只是基于方便的考虑。不过，一旦出现道德困境，判断的作用就得以鲜明地体现。这时，各种道德规则向我们提出相互冲突的要求，我们无法直接根据一条单一的规则做出一个道德上正当的行动。有人会说，我们可以诉诸高阶的道德原则(如功利原则、普遍化原则)来解决冲突。但问题是，道德原则不止一个，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指向不同的行动。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发挥判断力，审时度势，决定运用何种道德原则。如果在道德困境中做出合理决策是可能的，那么道德判断必不可少。

三、历史语境和问题意识

众所周知，自安斯康姆(G．E．M．Ans-combe)的经典论文“现代道德哲学”发表以来，对现代道德哲学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批评者指出:现代的道德理论由于专注于道德原则，低估了判断在实践生活中的巨大作用;忽视了行动者，理由和动机之间存在分裂，缺少一个有力的对道德动机的解释;过于突出不偏不倚的道德要求，夸大对其他伦理考量的优先性，进而可能对个人的完整性(integrity)造成损害。伴随着这些批评的是美德伦理学的复兴，一些哲学家要求恢复伦理问题的权威，重新将“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问题提上日程，以此作为实践哲学的起点，进而将道德要求建立在好生活或人的幸福的基础之上。不可否认，我们能够从美德伦理学那里获得不少富有启发性的洞见。它提示我们注意伦理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强调道德之外的伦理价值具有独立的、不可还原的意义和重要性，不能仅仅根据道德义务来理解伦理生活的全部;提供了一个看上去有吸引力的对道德动机的解释。追求幸福是人的本性使然，有良好教养的人的道德行为是顺其本性，是自然之事。正义和幸福不可能发生冲突，不存在为正义牺牲幸福的事情，只可能因为拒绝正义而失去幸福。这些见解促使我们反思道德哲学的限度，但不足以说服我们放弃它的问题意识和特殊关切。那些批评或许切中了某些道德理论版本的要害，但不等于说对道德理论的规划本身构成致命的打击。道德哲学之所以有很多在批评者看来缺乏吸引力的特征，是因为它的问题意识就与伦理学有很大不同。那么，为什么实践哲学的问题意识会发生转变呢?根据一些西方学者的分析，哲学问题———尤其是实践哲学的问题———具有历史敏感性。哲学问题不仅起源于哲学家的思辨兴趣和好奇心，而且和特定的历史语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伦理问题到道德问题的转向，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历史语境决定了我们今天的问题意识和思考方向，决定了我们讨论问题的主导概念。查尔斯•拉莫(CharlesLarmore)指出，社会生活的异质性、多元化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即便是通情达理的人们，经过自由开放的讨论，也很难就生活的目的和意义达成共识。关于“什么是美好生活或值得一过的生活”，人们不可避免地存在合理的分歧(reasona-bledisagreement)。拉莫写道:“我们越是谈论生活的意义，我们越有可能产生分歧。”

这种分歧将长期存在，除非动用国家权力强制推行一种好生活的观点，压制其他观点。究竟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会产生合理的分歧?显然，追求相互冲突的自我利益、论理水平的参差不齐导致的只是不合理的分歧，而合理的分歧已经假定产生分歧的人们是通情达理的，他们能够将他人的利益纳入考虑，而且具备基本的论理能力。造成合理分歧的原因，与其说是个人素质的缺陷，不如说是生活经验的差异。我们的人生理想或好生活的观念，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生活经验塑造的。现代社会有纷繁复杂的劳动分工，有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和群体，人们的生活经验极为不同，导致对价值的选择以及不同价值在生活计划中的排序很难取得一致。而从他们各自的背景和经验来看，他们对优良生活的种种理解都并非毫无道理。古代哲学家的视野中不存在合理分歧的情形。按我们现在的标准，希腊城邦是个高度同质的小型社会。亚里士多德假定，所有具备理性能力的人们经过反思，都能接受一种特定的好生活的观念。他的伦理学就试图寻求这种好生活的观念，展示美好人生的理想，并据此解释各种美德的价值。在合理分歧已成为现代社会基本事实的今天，如果仍然坚持亚里士多德的假定，就会显得不切实际和盲目乐观。鉴于合理分歧已成为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关于如何生活、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无法容纳一个一般而普遍的哲学理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植根于特殊的历史和传统，取决于个体和共同体的自我理解。现代哲学家们通常避免主张某种所谓最好的生活形式，取而代之的态度是在各种相互冲突的美好生活观念之间保持中立。

对他们来说，更加紧迫而有意义的问题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哪些行动是正当的、可允许的，哪些行动是不正当的、应该严格禁止的;我们的制度设计如何体现对所有人的平等尊重，从而让所有人有机会追求他们各自心目中的幸福生活，成为他们自己想成为的那种人?此外，宗教背景也提供了我们理解实践哲学如何从伦理问题转向道德问题的一个角度。罗尔斯在《道德哲学史讲演录》中对这方面做了富有启发性的阐述。根据罗尔斯，在伦理学产生之时，古希腊宗教是关于公共社会实践的公民宗教，一种公民节日和公共庆典的宗教。只要一个人以合乎社会期待的方式承认并参与那些仪式，他就是值得信任的社会成员和公民同伴，至于他实际上心里相信什么则无关紧要。对诸神不敬的公民将受到惩罚，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没有信仰，还不如说是因为他们明确表示不愿意参与公共的公民实践。城邦的公民宗教是维持社会凝聚力的重要因素，但它不包含指引个人如何生活的至善理念。因此，当古代哲学家决定将荷马理想当做一种过时的生活方式加以批判时，他们无法从公民宗教那里获取资源，只有将至善或幸福的问题当做自己的主题加以研究。于是，伦理问题占据了实践哲学的中心位置。罗尔斯指出，不同于古希腊的公民宗教，中世纪基督教明确表达了至善的理念，指出人只有凭借教会教导的那种真正的信仰，感悟天启并直觉上帝的意志，才能获得救赎，得到幸福。同时，基督教也是扩张性的，主张它的权威不受地域限制，从而超越了某个特定的共同体。宗教改革之后中世纪基督教分裂成一些彼此竞争的救赎性和扩张性的宗教，这些宗教争相主张承担救赎的使命。宗教改革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宗教战争，这样严重的冲突是古希腊人没有经历过的。自然而然，实践哲学的核心问题不再是如何追求至善的生活方式，而是如何与那些和自己有着不同宗教观点、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生活。事实上，宗教改革不仅促进了宗教的多元主义，而且还孕育了其他各种形式的多元主义。不难理解，宗教改革构成了现代道德哲学产生的重要背景。

总之，根据拉莫和罗尔斯的论述，我们可以从历史语境(社会生活异质性、合理分歧的事实、宗教改革)出发，解释古代伦理学向现代道德哲学的转变:关注的焦点从“人应当如何生活”转向“人应当如何与那些与自己拥有不同生活观念的人共同生活”，从寻求好生活的理想转向调节一般人际关系、制约个人行动的道德规则以及支配社会制度的正义原则。现代道德哲学的一个基本假定是:无论个人对于好生活的理解是什么，他的行为都必须受到道德规则的限制。无论是道德规则，还是正义原则，都不能建立在某一种特定的好生活的观念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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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哲学基础　规范会计理论　实证会计理论　实证主义　证伪主义

一、有关的几个概念

1.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研究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实质是要研究会计方法论的基础，即会计领域认识论的基础。一般来说，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或哲学意义上的会计方法论，是从哲学角度对会计实践和会计理论进行审视。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会计学方法论的最高层次，也是最抽象的层次，对会计理论的发展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会计学的哲学方法论是从会计理论的价值观、真理观的角度所考察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会计的实践活动或者说对会计理论研究对象的哲学思考、如何认识会计学的真理性和科学性、不同的哲学方法论决定会计学者对会计理论的功能价值取向和从事会计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和动机的认识不同。

2.规范会计理论和实证会计理论。规范会计理论是一套关于会计“应该是什么”的系统知识体系，旨在通过一系列基本会计原则、会计准则的规范要求，从逻辑高度上概括或指明最优会计实务是什么，进而指导会计实务，实现会计实务的规范化。它一般包括采用归纳法形成的描述性理论和采用演绎法形成的指导性理论。

实证会计理论则是一套关于会计“是什么”的系统知识体系，旨在揭示出会计现象层面的规律，从而为解释现行会计实务和预测未来会计实务提供理论依据。

二、当代哲学观点的评述

1.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19世纪20年代末，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孔德提出了实证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第一个打起了“科学的哲学”这个旗帜。孔德的实证哲学标榜实证精神，认为实证的知识是“现实的、有用的、确实的、相对的、正确的、建设的”。实证哲学是一种向人们提供实在、有用、建设性的作为人类知识的“最高属性”的知识的哲学，实证哲学的任务在于考察各科学的规律以及它们所利用的方法，并对它们加以综合，以便揭示一般规律和方法。实证主义者象休谟等人认为全部哲学都应以经验为基础，但这种经验应是按照实证自然科学的要求获得的，才能为科学所检验，从而才具有科学的意义和价值。之后，马赫主义发展了孔德的实证主义，形成了第二代实证主义，其重要观点是提出了以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为基础的思维原则；后来实证主义又历经逻辑原子主义的发展，达到了实证主义的高峰———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原子主义认为了解任何主题的实质途径是分析，对某一事物不断进行分析，直至无可分析为止，那时所剩下的就是逻辑原子即构成事物的观念，用已知的实体的构造来代替未知实体的推论，是逻辑原子主义认识事物的主要观点。逻辑实证主义又叫逻辑经验主义，他们主张采用科学语言、数理逻辑和分析方法来建立哲学。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工具是现代逻辑，方法是剖析语言，原则是证实原则。他们要用这些原则来拒斥传统研究中超越经验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坚持只有数学和经验科学的命题才有意义，而形而上学是无意义的。从实证主义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在实证主义的演变过程中，其目标即揭示世界的规律一直都没改变，其基本原则证实原则即所提出的规律需要经过经验证实的原则也一直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开始是“分析”，后来又加入逻辑规则。虽然实证主义强烈反对形而上学的演绎主义，即反对从没有实际经验内涵的先验概念出发来逻辑推理出相应的理论的做法，但是，它并不是彻底否定演绎主义，用实证主义基本思想从经验中得出理论这一过程往往要借助于演绎主义的精髓———演绎规则。实用主义发源于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并在美国风行几十年，其代表人物有皮尔士、詹姆士、杜威等。在实用主义哲学中，经验概念是基本概念，一切认识来源于经验，以经验为限度，以经验为准。实用主义按其鼻祖皮尔士的话来说，它主要是一种信念，一种提出假设的方法，即通过探索，摆脱怀疑状态，达到确定信念。探索过程就是由怀疑到确定信念的过程。故它与实证主义是不同的。

2.证伪主义。科学哲学观以波普的证伪主义学说为分界，这之前是实证主义，之后是历史主义和科学实在论，证伪主义之后的科学哲学观侧重于历史考察的方法和构建理论方法的多样性的研究。证伪主义是对实证主义一定程度上的否定，也是对传统归纳法一定程度上进行批判而得出的科学哲学观。证伪主义认为，全称命题不能从单称命题的堆积中推出，通过归纳做出的结论总可能是错的。因而所有理论实质上仅仅只是一种假说，其中必然潜藏错误，总有一天会遭到实践的反驳或证伪。正是这种证伪，使科学的理论不断前进，证伪并不是科学理论的缺点，恰恰是科学的理论与非科学的理论的根本区别所在。证伪主义否定了理论来自经验观察归纳的可能，而主张理论来自“自由创造、自由猜测、自由想象”，从观察到理论之间除了自由创造外，没有其它逻辑通路，这些创造往往由已有理论与新理论或新的经验之间矛盾激发。据此，波普提出的“科学知识的证伪主义模式”可以表述为：P1TTEEP2……，其中P1代表原来的问题，TT代表猜测假设，即试探性结论，EE代表排除错误，对TT反驳（证伪、否证），P2代表新问题，该模式被称为以猜测和假设来解决问题的一般模式。这一模式反映了科学活动中理论和经验的相互作用：理论总是在经验的检验中不断改变自己的形态，真理总是在同谬误的交替循环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真值。拉卡托斯则把伪证主义区分为素朴的和精致的。素朴证伪主义是经验证伪，精致证伪主义则是用更进步的理论来证伪原来的理论。波普的证伪主义是素朴的证伪主义，拉卡托斯的方法论则是从波普的素朴证伪主义演变而来的精致证伪主义。拉卡托斯在《证伪和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指出，“对于素朴的证伪主义来说，理论是被一个与它冲突的观察陈述所证伪的；对于精致证伪主义来说，证伪的不是‘观察陈述’，而是一个比它更进步的理论。”波普的“科学知识证伪主义模式”第一次强调了人类的创造本能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环节的重要性，能动的猜想在科学理论发展中占有主导地位，一切观察和实验都为一定思想所渗透，成为更加自觉的有目的的探索。实际上，从证伪主义的思想中我们不难发现，证伪主义继承了实证主义的主要原则———证实原则，虽然证伪主义一再强调假说来自自由创造，但是它却否定不了实际观察的经验或问题对自由创造的激发作用，因而留下了经验主义的痕迹。另一方面，证伪主义强调了科学理论发展的动态轨迹，而实证主义只是反映了科学理论提出的静态过程。

三、规范会计理论和实证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

1.基本哲学思想。从规范会计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规范会计理论的研究方法体现出早期的演绎主义和后来的实证主义的思想。面对20世纪30年代会计实务放任自流的混乱局面，规范会计理论企图从会计活动的规则中寻找“优良”的会计实务和概括理论概念，建立会计应当是什么的系统知识，以指导和规范会计实务。因此会计理论研究中必然蕴涵了会计“应当是什么”的值判断问题。具体说来就是会计理论研究要立足于对现有会计环境（包括经济、法律、道德等诸多方面因素）、会计惯例及报表使用者偏好的分析，从中抽象出一定的目标和价值判断，提出一套科学合理的衡量会计活动的标准，据此制定会计准则和分析处理会计问题，形成整套的会计规范理论。由此可见，规范会计理论是根据会计学者的个人经验所确定的会计目标和价值判断这些先验概念为起点，利用演绎规则展开推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会计业务的日趋复杂，为解决实务问题，强化会计理论结构的内在的逻辑性，规范会计理论又吸收了实证主义的思想，在对现实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加入逻辑规则，利用数理逻辑的工具进行分析和论证，最终目的还是要揭示出会计实践活动自身的规律，以指导和规范会计实务的发展。规范会计理论中的理性思维部分是不可被证伪的，但它是在经验认识的基础上，通过创造性的逻辑推理所证实的，因而是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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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如何正确认识现实世界一直是哲学研究讨论的重要课题之一。早期的哲学思想具有静态、抽象等显著特征，比如认为整体由部分组成，人们可以通过认识部分来认识整体。其在哲学方法上表现为典型的机械论、还原论和形式逻辑。

随着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逐渐深入，发现早期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日益显示出局限性。仍以整体与部分这对古老的哲学范畴为例，线性叠加原理显然忽视了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实际上，“随便堆放在一起的材料并不必然构成一所房子”（亚里士多德，1990）。可见，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可忽视，世界并非是线性叠加的。要深刻认识现实世界的非线性特征，有必要借助新的哲学思维和方法。分形理论的产生正好为现代哲学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

分形理论（fractal theory）产生20世纪70年代，其与耗散结构（dissipative structures）、混沌理论（chaos theory）一起被认为是该时期科学史上的三大重要发现。分形理论最初被应用于水文观测、海岸线勘测等自然科学领域，其后逐渐延伸到数理化、生物医学、地质与地理学、天文学、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等诸多领域，近年来已渗入到经济学、金融学、绘画、电影等社会科学领域。美国著名科学家约翰·惠勒指出：“可以相信，明天谁不熟悉分形，谁就不能被认为是科学上的文化人”。

本文首先介绍了古代哲学中的还原论观点，指出线性科学的局限与不足；其次介绍了分形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并用实例来展示分形几何的魅力；然后详细介绍了分形理论在我国的发展现状；最后阐述了分形理论在资本市场研究方面的若干成果。

还原论与线性科学

（一）还原论的产生及意义

1951年，奎因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中，首次使用了还原论（reductionism）一词。以科学哲学方法来定义，还原论是一种旨在将复杂性分解为更为简单的组成部分以研究其本质与规律的认识复杂性的方法。此后，牛顿进一步发展了还原论思想。牛顿力学拆整为零的做法，对整个古典科学起了示范作用，也使还原论成为近代科学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原则。

还原论在科学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以线性叠加原理为基础，将复杂的、整体的系统还原为简单的、部分的子系统来研究，通过分析部分的性质、规律来认识整体的性质、规律。不仅如此，还原论还直接影响了人们对物质可分性的理解，如古希腊的原子论、印度的“四因说”、中国的“五行说”。即使是结构主义的理论也能隐见还原论的影子。

（二）线性科学的产生和发展

1687年，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近代科学的诞生，也奠定了线性科学发展的基础。

线性科学研究的主要是线性的、可解析表达的、平衡态的、规则的、确定的、可逆的、可用逻辑分析的对象。在方法论上，往往把一些复杂系统分解为几个简单化的子系统，分门别类地去研究。从哲学思想上说，线性科学方法是一种典型的抓主要矛盾、忽略次要矛盾的问题处理方法。牛顿第二定律认为力是产生加速度的唯一原因，加速度是力作用的结果，因果关系一目了然。

线性科学理论和方法在几百年的历史中，一直左右着近现代科学的发展。直到20世纪中期，随着新的理论和技术手段的出现，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看法才发生了新的变化。

20世纪40年代后期，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先后产生；20世纪70年代，混沌理论、分形理论和耗散理论相继问世。当代科学逐渐从简单转向复杂，从线性转向非线性。科学的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分形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一）分形理论的产生

美籍法国数学家b.b.mandelbrot于1967年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英国的海岸线有多长》的著名论文，标志着分形学科正式诞生。1977年，mandelbrot发表了《分形：形、机遇和维数》的专著，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分形几何的思想、内容、意义和方法，将分形理论推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82年，mandelbrot又出版了另一部专著《自然界的分形几何学》，分形理论至此初步成形。

mandelbrot将分形定义为局部和整体按某种方式相似的集合，这是目前关于分形定义普遍被接受的说法。然而，该定义并不明确。一般认为，某集合f是分形集，一般要求具有以下性质：f具有精细的结构，即在任意小的尺度下，它总是有复杂的结构；f是不规整的，其整体与局部都无法用传统的欧氏几何来描述；f通常有自相似性，这种自相似可以是形状上或统计意义上的；一般地，f的某种定义之下的分形维数大于它的拓扑维数；在大多数情形下，f可能由迭代过程产生。

（二）分形理论特征及实例

分形理论研究的对象通常具有难以用欧式几何描述其形态的客体，具有标度不变性（对称性）（invariant scale）和自相似性（self-similarity）等显著特征，体现了自然的造化之神奇和艺术之美。

标度不变性指事物的局部与整体虽然不同，但经过拉伸、压缩等操作后，不仅相似而且可以重叠。标度不变性表明系统中的每一元素都反映或含有整个系统的性质和信息，从而可以通过认识部分来认识整体。

自相似性是分形理论的核心，指某种结构或过程的特征从不同的空间尺度或时间尺度来看都是相似的，或者某系统或结构的局域性质或局域结构与整体类似。对于有规则分形，这种自相似性表现为无穷嵌套；对于无规则分形，这种自相似性表现为统计的自相似性，在无标度空间中表现出自相似性。雪花、晶体，以及人体的小肠，都具有高度的自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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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几个有规则的分形图形：

冯科克曲线（van koch’s curve）是瑞典数学家赫尔奇·冯·科克在1904年创造的。具体生成的方法是：把等边三角形的每一条边三等份，去掉中间的三分之一，在被去掉线段处向外做出两边为此线段三分之一的尖角；重复这一过程以至无穷。其形状类似雪花，又名雪花曲线。冯科克曲线具有独特的数学性质：处处连续，但处处不可微；长度无限，面积为零（见图1）。

希尔宾斯基三角形（sierpinski pyramid）由正三角形不断去掉中间占四分之一面积的正三角形得到。可以证明，希尔宾斯基三角形的面积也为零（见图2）。

康托尔集（cantor set）生成方法为：从单位区间[0，1]出发，三等分并去掉中段，得e1，将e1两个区间继续三等分并去中段得e2，以此类推，所得极限集合为cantor集。其由德国数学家格奥尔格·康托尔在1883年引入。康托尔集的一个典型性质是点数无限，但长度为零（见图3）。

（三）分形理论产生的意义

分形理论的产生，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在深刻理解整体与局部的辩证关系方面，分形理论与还原论的方法和实质并不相同，前者是对后者的有力补充和突破（李后强，1993；李后强、汪富泉，1992；王世进，2006）。

还原论认为，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部分包含在整体之中；部分相加可以构成整体，整体大于部分。微积分中求不规则图形的面积就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不过，还原论将部分转化为整体的过程是机械的、静态的，这是还原论的局限性。

分形理论认为，部分以与整体相似的方式存在于整体之中，部分可以反映整体。同时，分形理论提供了部分到整体的生成规律、形成方式。分形理论体系中的有限和无限关系是建立在数学理论基础上的，并非简单的哲学思辨。它融进了整体方法、非线性方法、非解析方法、概率论方法等，正确地理解了数学的可分割和物理的可分割、思维的可分割与物质可分割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

综上可知，在分析事物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时，还原论是基于线性研究的，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分形论为研究复杂问题提供了一种工具，在认识论上进步到非线性层次，从更深的层面揭示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进一步深化了科学哲学中的普遍联系和世界统一性原理。

分形理论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经过40多年的发展，分形理论已成为非线性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分支之一。

分形理论在国外的研究于20世纪末就有重大突破，并且已将理论成果付诸实践中。好莱坞影片《星球大战》中，就使用了分形技术。

我国的分形理论研究在最近20多年才开始。1989年4月，中科院国际材料物理中心为推动分形理论研究而特别举办了分形学习班。曾任该中心主任的龙期威教授关于“分形和固体断裂”的研究在当时处于国际先进行列，并完成了两本比较有影响力的专著：《金属中的分形与复杂性》（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金属的力学性质：原子观点、分形和连续介质方法》（与英国n.hmarch合著，英文）。

1989年7月，由四川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组织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分形理论及应用学术讨论会”。其后，第二届和第三届会议分别于1991年11月在武汉华中理工大学、1993年10月在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召开。第四届会议于2011年底在东北大学召开。该研讨会为分形理论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科研支持方面，1991底，中国国家攀登计划（“八五”计划：1991-1995）首次启动了“非线性科学”研究项目。199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指南中，首次列出“分形理论及其应用”的研究内容，此后每年都资助若干有关项目的研究。

综合来看，分形理论在我国发展的特点是起步晚、发展快、理论与应用并举。大家自始就比较重视理论基础和实际应用相结合。重庆大学的孙隶华教授等研究了“分形理论在制造决策模型实验数据建模中的应用”；北京科技大学的吕志民等研究了“分形维数及其在滚动轴承故障诊断中的应用”，将分形维数作为识别滚动轴承故障的特征量；上海交通大学的汪慰军研究的“关联维数在大型机组故障诊断中的应用”，提出了将分形理论用于故障诊断的技术路线及基本计算方法。

分形理论应用于资本市场研究综述

分形理论除应用于自然科学领域外，近年来也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实际上，在公司财务和资本市场研究方面，已有学者试图用分形理论重构市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获得一些投资绩效测算和评估的新方法和新结论。

（一）分形市场理论形成与辨析

分形（fractal）一词源于拉丁语“fractus”，意为“碎化、分裂”等。peters（1991；1994）首次将分形应用于资本市场，通过分析有效市场假说在理论和实践中的不足，突破了有效市场理论的独立、线性、正态、静态等假定，是分形理论在金融市场中的直接应用。

国内学者樊智等（2002）在系统回顾emh的内涵并指出其存在不足的基础上，将分形理论引入到金融市场效率研究领域中，分析了分形时间序列的经济涵义并提出分形市场理论的意义。黄诒蓉等（2006）认为emh无法解释资本市场具有的实际特性，指出分形市场假说框架下的分形结构特征更能有效地解释资本市场的实际特性，分形方法是认识资本市场的有效非线性工具。

（二）分形理论在资本市场的应用

分形理论在资本市场中的应用尚处于初级阶段，目前形成的研究成果并不系统。

国外学者triki mohamed bilel&selmi nadhem（2009）以g7股票市场数据为样本，采用分形检验与修正r/s分析法研究发现，股票市场具有正的长记忆性；siow-hooi tan， lee-lee chong， peik-foong yeap（2010）以1985年1月-2009年12月马来西亚股票牛熊市场数据，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在早期—尤其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股票市场具有长记忆性，可以一定的概率对股票价格进行预测。

转贴于

国内学者宋加旺（2005）介绍了分形市场理论在我国资本市场的应用，运用r/s与修正r/s方法实证发现我国资本市场具有长记忆性的分形特征，并分析了其成因。胡彦梅等（2006）运用修正r/s方法分析检验我国沪深股市日收益序列的长记忆性，发现两市的日收益序列均无长记忆，但深圳成指日收益序列的记忆长度比上证综指日收益序列的记忆长度要长。李宇海（2009）运用r/s方法来研究我国证券市场分形特征，发现我国股市的趋势周期成分具有56个月左右的非周期性循环；季节成分中记忆性可覆盖约10个月；短期波动成分中记忆性可覆盖3.3个月。王鹏等（2009）把分形理论引入到我国债券市场中，实证结果显示我国交易所债券市场的价格变动是以分数布朗运动方式进行的，呈现出典型的特征指数2<α的稳定帕累托分布，说明分形特征广泛存在于我国交易所债券市场各时间标度下的收益中。

（三）分形市场理论的发展

在早期的分形理论产生后，也有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了不断完善和发展，获得了一些新的成果。比如在多重分形理论研究方面，苑莹等（2010）从资本市场的多重分形结构、资本市场多重分形特性及多重分形在资本市场风险管理中的应用3个方面，重点分析了资本市场中多重分形理论的研究进展，指出了多重分形理论在该领域所面临的困难与不足，并展望了该研究的发展方向，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此外，许林等（2011）在分析及修正r/s分析法的基础上，首次把多重分形r/s分析法引入到基金投资风格领域，通过计算6种风格资产指数在不同时间标度下的收益率序列hurst指数与平均循环长度来挖掘风格漂移及轮换规律，为基金经理及投资者在不同的股市风格行情下构建适度风格漂移投资策略提供了决策参考与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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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普遍伦理成立的前提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这句出自《易传》的古老格言，似乎也可以用作对当今的普遍伦理的讨论和制定的准确描述。现实世界中文化与价值的存在形态无疑是"殊途"和"百虑"，而我们坚信似乎可以从丰富多彩的价值与信念形态中，通过对话、沟通与归纳，找到一个可以"同归"和"一致"的价值与规范，从而实现"道通为一"的价值预期。1997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伦理计划"（universalethicsproject）讨论并著手起草并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宗教议会（ParliamentoftheWorld''''sReligions）上提出的《世界伦理宣言》（"DeclarationtowardaGlobalEthic"），对"世界伦理"作了如下界定："所谓''''世界伦理''''，我们并不是指一个世界性的意识形态，或者一个''''单一的统一宗教''''超越所有现存的诸宗教，更不是指其中一个宗教宰制所有其他宗教。我们心目中的世界伦理是指，''''有约束力的价值、不可取消的标准，以及个人态度的基础共识''''。没有这样的对于世界伦理的基础共识，迟早每个社团会被混乱或专制所威胁，而个人也会绝望。"

然而，上述预设的观念也并非不可置疑：即使我们不必从世界观（对世界本来状况的力求客观的描述）和价值论（多样性中应该具有终级的统一性）上怀疑在"分殊"的多样性中存在"理一"的统一性，我们有必要去寻找和制定出一个作为指导人类的最低限度共识的普遍的伦理价值和规范吗？在一个国家、民族、种族等团体内部，尚且因为种种因素导致价值的差异甚或冲突，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和把握要求整个人类作为一个统一的主体来认同和遵循一些共同的价值和信念吗？人类当然不是一个个孤立生活的个体，但人类在交往中所形成的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念以及各种价值观念的融合，大体上是延续一种自发的过程（或以各自发展、或以平缓渗透、或激烈冲突的方式融合），在我们当今的时代，我们把这一过程变成一个自觉的（有意识地交流、讨论和制定）的过程，其根据又焉在？这一自觉过程是人类文明或进步的一种表现吗？以上种种疑问，都在置疑着普遍伦理成立的前提是什么。

对于普遍伦理成立的前提，学术界的朋友们多从普遍伦理成立的可能性方面加以讨论，理由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人际交往的全球化。自从十四、十五世纪开始的地理大发现把地球上的几块大陆联系在一起开始，地球上的各个文明就不再是平行地独立发展，而是处于一个相互联系和影响的过程之中。随着交通的便利、信息社会的来临，地球村逐渐形成，人类日益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二是经济的全球化。交通、信息技术和设施的飞速发展为全球化提供了物质手段，经济和贸易则为全球化提供了巨大的需要和推动。三是资本与文化扩张的全球化。在伴随着资本扩张的同时，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和价值观也作为成功和文明的典范而向全球进行扩张。

这些关于普遍伦理何以可能的讨论，并不能给普遍伦理提供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前提。人际交往的全球化和经济的全球化，虽然可以促地建立普世价值，而是时刻带着回应、化解全球性危机的问题意识而展开的。普遍伦理的讨论和制定不应该只是简单地去寻找全球各个文明或文化系统中都存在并被参与这种讨论的对话者所肯定的共同价值，而是从全球文化中寻找资源，并通过广泛的参与而共享资源，共同求解并通过行动来化解日益加重的全球性问题，引导人类走出困境。由此，我们再对普遍伦理的普世性加以重新的理解，普世的含义不局限于普遍的认同（作为文化传统在过去的认同和作为现代文化的构成部分为当代所认同），而是在于对治普遍性问题的规则与方法的普遍性。正如许多中国学者所强调的，它应起到"底线伦理"的作用。

基于上述考虑，普遍伦理的内容应该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建立对话机制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例如平等、宽容、有效）。认同问题同样至关重要，没有平等的对话就没有广泛的参与，没有广泛的参与和普遍的认同，普遍伦理就失去了其普遍性品格。二是向全球各方文化系统中寻找有益的资源。这些资源未必是普遍具有的或同样受到各个文化系统所重视的。三是在前两者的基础上，还要有新构思、新见解、新解释、新创造。普遍伦理不能只是对已有文明成果的综合，它本身也应当是对已有文明成果的一种超越。可以说，普遍伦理是人类运用共同的智慧来对人类所创造的文明进行自我治疗，对于一些缺少这些文明要素的文化体系来说，它必须是带有伦理的强制性的。

二、普遍伦理与东亚文化

在普遍伦理的讨论与制定过程中，以何种价值和理念作为普遍伦理的内容，是一个并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人类文明本身的病症在普遍伦理的形成过程中，同样起着病态的制约作用。近代以来世界文化格局中形成的西方中心主义，在普遍伦理的重要讨论中都引起非西方文化界的反拨。然而，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凭借着西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领先地位，在某种意义上一直扮演着全球范围内的普世文化的角色。现代化，在很长时间被习惯性地理解为西方化，至今这种理解仍有相当影响。西方文化，在当今世界的文化格局中，仍然作为强势文化而发挥着作用。在此种情况下，包括东亚文化在内的非西方文化，如何在普遍伦理的制定中发挥作用，其发挥作用的理据又何在，东亚文化有无参与的理由与机会？这些问题无论是对于东亚文化，还是对于普遍伦理，都是极有意义的。

东亚文化参与普遍伦理的形成，不能无视西方文化属于强势文化这一事实。西方社会由于其发展的领先性，使得西方国家在人类发展的路途中居于"领头羊"的地位。可以说，西方发达国家所思考的问题，既是西方国家自身的问题，同样也是人类共同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后发展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早晚都会遇到。后发展国家所思考的问题，则不具有此种普遍性，它只是相对于该国自身、或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或发展更为落后的国家才有一定的普遍意义。西方文化也具有类似的性质。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却提供了历史机遇，将使这一状况有可能从根本上加以改观。

首先，这里所遇到的问题是全球性的，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都必须对此问题作出回应，都必须思考问题的化解之道。

其次，当前的全球性问题，正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所引发的严重后果之一，可以说，西方文化作为"领头羊"，它所带领的道路存在着问题，这只"领头羊"成了"迷途的羔羊"。历史是无法改变的，人类不可能再退回去重新选择。但人类还有机会再次选择。人类向哪里去，如何才能走出困境，哪里才是光明之域，人们仍在求索之中。由此产生的对于单一发展模式以及单一文化价值的怀疑是必然的。人们现在不得不把眼光放得更加宽广、更加长远。

共同的问题，使得全球各方不得不居于同一起跑线上，首次平等地探讨求解的良方。在全球性问题面前，全球化趋势不仅不能取消各个民族文化存在的根据，而且还恰恰凸显了文化多元主义的意义。丰富多彩的各种文化不仅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而且还可以避免单一价值与单一发展模式造成的缺少参照而积重难返的弊病。

东亚各国先后经历或者正在经历一个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过程，东亚的经济成就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我们期望，东亚的文化也能够为世界做出贡献。东亚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具有古老的文明和悠久的历史传统。东亚曾经创造了世界上最辉煌的文明成果。东亚的古人曾经为人类文化做出了了不起的贡献，现代的东亚人也应当发挥文化创造活力，为人类做出更多的贡献。

为世界文化做贡献，既是能力的问题，同时也是机遇的问题。近代以来的东亚社会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在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东亚所解决的问题对于世界来说并不具备普遍意义。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为东亚提供了这样一个参与机会。这个机会是难得的，也是易逝的。面临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和发展危机，西方文化也在进行自身的反思，并借鉴其它文化资源，求索化解之道。西方文化一旦完成它的转型和调适，由于它仍然保持着的强势地位，它不会再给西方以外的文化以任何机会。

对于非西方文化来说，这个机会意味着什么？它的意义在于促进人类顺利化解全球性问题所带来的生存和发展困境，在于为人类在现在和未来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做出健康、合理的选择，更在于使非西方文化由世界文化的边缘参与到世界文化体系中去，并有可能超出价值批判的范围而从全球文化生态上改变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片面状况。

三、普遍伦理与和立、和达原理

东亚能为普遍伦理提供什么？在诸多讨论中，东亚文化强调和谐的思想得到了广泛重视。东亚文化有着重和的深厚传统，如儒教、道教的"天人合一"观念，朝鲜半岛传统文化中的"风流精神"。

东亚的和谐精神若想成为世界性的思想，还必须有成功的东亚经验。东亚自身若不能和谐，那么东亚的和谐文化在世界上就没有说服力。二十世纪的东亚是不和谐的，其主要根源在于日本给这地区域带来的灾难。在中日双边的国际研讨中，日本学者强调东亚在21世纪能否和谐，关键在于中国。我当时提出，21世纪的东亚能否和谐，关键在于日本。中国的强大与开放、合作，固然可以为世界作出表率，而且还可以作为东亚和平的有力保障，但更重要的是，日本必须正确对待历史，认真反省自己的文化，"有过勿惮改"，以及"不贰过"

，不要再次成为东亚的祸水。日本必须学会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民族，学会和他的邻居和平共处。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而日本当前的文化与政治却离和平渐行渐远，爱好和平和饱受日本侵略灾难的人们都不能不保持警惕。中国的学者应当通过更多的中日间文化的交流和对话，向日本民族宣扬和谐观念和责任意识。

在普遍伦理的讨论中，佛教的基本戒律、孔子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都被当作普遍伦理的基本原则或基本内容。在最近的讨论中，孔子的"忠恕之道"与普遍伦理的关系，也受到了高度的重视。

何谓"忠恕之道"，在学术理解上存在着分歧。一种观点是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忠"，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作"恕"。另一种观点是将二者皆理解为"恕道"。我本人赞同后一种观点。因为"忠"是"尽己"，"恕"为"推己"，而上述两句均是推己。前者是推己及人，后者是推己自返。如何理解忠恕，并不是最为根本的问题。问题的紧要处在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否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道德金规一样，作为普遍伦理的原则之一。有的学者认为"忠恕之道"（在第一种理解的意义上）是普遍适用的道德准则，有的学者则对"己所欲，要施于人"表示了审慎的态度。

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注意到了"立人"与"达人"在实践上可能的后果。前者把孟子的"爱人者，人恒爱之"作为普遍真理，期望"立人"、"达人"与自立、自达之间的良性互动。后者的担忧也不无道理，"立人"、"达人"背后涉及到价值观的问题，在差异的价值观中，"立人"、"达人"带给他人的可能恰恰是损害，而且还容易为"强加于人"制造冠冕堂皇的借口。这里恰好有一个与普遍伦理相关的例子可作注脚。在制定普遍伦理的讨论中，基督教希望与人分享上帝之爱、伊期兰教希望与人分享真主之爱，所导致的价值观尖锐冲突状况。那么，在同一价值观内，"立人"、"达人"是否可以成立呢？这里还存在着个人意愿的问题。比如"博施济众"，不可不谓之"立人"、"达人"，但近代著名学者严复的反对理由仍然值得我们注意："尝谓济人之道，莫贵于使之自立……""立人"、"达人"应当以不妨碍人之"自立"为前提，亦即需要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约束性原则，才能不会"强加于人"，不妨碍他人的自由。

如何在消极限制之中发挥其积极意义，张立文教授的和合学对此有一新的富有创造性的解释，即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解释为"己欲立而让人立，己欲达而让人达"，反对在"己立"、"己达"时否定他人"立"、"达"的权利。这一建立在多元主义基础上的解释，对于化解人类面临的五大冲突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探讨上述原则与普遍伦理的关系时，我们应注意到普遍伦理成立的前提。普遍伦理是针对全球性问题而成为必要的，它的主要任务是促进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并帮助人类从此困境中走出。那么"立人"、"达人"作为道德原则，其是否可作为普遍原理，与此息息相关。一方面，我们看到在此原则下，少数文化和价值观片面扩张，以及在国际政治中的滥用所造成的许多严重后果。另一方面，对于促进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而言，仅从消极限制的方面入手又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并不能肯定，现有文明成果中已经拥有了解决问题所需要的内容，因而并非仅仅找出这些存在于每个文化体系中的普遍原则和普遍内容就足够了。我们也不能肯定，那些并不普遍存在于所有文化体系中的合理内容不能普遍化，况且多元化的世界文化本身就为各个文化系统之间相互补充提供着可能。此外，由于价值观的差异以及个人偏好的差异，"己所欲"未必就是值得肯定的、积极的事物，"己所不欲"也未必就是值得否定、消极的事物。更为重要的，"立人"、"达人"的原则，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样，在适用于公共事务时都有其局限性，二者适用于"私德"领域，而不完全适用于"公德领域。"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不可缺之具也。"在私德领域，我们可以用"将心比心"的方法，从"己所欲"与"己所不欲"出发的推度来帮助我们进行道德的选择。由于全球性问题所造成的危害是全球性的，全球性问题属于公德的论域，它排斥以个人偏好为出发点，这也就意味着，每个人相对于针对全球性问题而制定的必要的普遍伦理而言，无论是你"所欲"还是"所不欲"，都必须遵循普遍伦理的原则和规范，否则你便是不道德的，因为相反的行为必须损害他人的生存和发展，而谁都没有这个权利。

【主要参考资料】

1．〔德〕孔汉思、库舍尔编/何光沪译：《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6月版。

2．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哲学发展报告1999》，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

3．张立文：《和合学概论》（上、下），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4．刘述先：《儒家思想意涵之现代阐释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筹备处，2000年3月。

5．汤一介：《孔子思想与"全球伦理"问题》，《中国哲学史（季刊）》，2000年第4期。

6．牟钟鉴：《儒家仁学与普遍伦理》，载《民族哲学与宗教（1999）》，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8月版。

7．牛京辉、李伦：《全球性问题与普遍伦理》，《光明日报》，1998年11月27日

8．亚文编辑委员会编：《亚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进全球文明的接触、交流、对话、融合，但并不使这一全球价值观的变迁过程由自发走向自为。伴随着资本扩张而来的文化扩张，更使普遍伦理的成立面临着挑战，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主导下的普遍伦理更引起是"谁之普遍伦理"的诘问。如果仅仅从全球化方面来考虑，普遍伦理本身显得可有可无而并不非常必要，普遍伦理的意义也将模糊不清。

篇5

一、社会心理学发展的整合趋向

从社会心理学诞生之日起，以罗斯为代表的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和以麦独孤为代表的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后来又出现了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等。社会心理学不同研究取向有各自不同的基本特点。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试图从个人的人格结构中求得对人类社会行为的解释，强调个体变量的重要性；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通过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社会化等“塑造嬉体”的因素来研究人们的社会互动，并进而达到对人类行为本质的解释，强调社会呀群体变量的重要性；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是从因素入手探索有关人类行为的解释，强调文化变量的重要性。但是，俱、社会、文化是紧密联系而不可分割的，彼此之间的互动是持续不断的。要充分准确地描绘人的社会行为，单一的研究取向是难以实现的，必须建立一种综合的研究取向才有可能。从本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开始，欲图将社会心理学的不同研究取向加以整合的努力得以具体实施，尽管许多人做了大量工作，但学科间的联姻却未能获得预想的成功。最近20多年，不同研究取向的论争再度兴起，当理智战胜了感情之后，开始迈上了整合之路。更为重要的是，近几年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为实现不同研究取向的整合奠定了现实的基础。

从国内外社会心理学多种研究取向的整合发展和现状启示中，我们认为，社会行为心理学是关于社会、文化和人格及派生物地位、角色和自我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塑的造的综合应用社会科学，是从心理层面上对于人类社会行为的流行性反应的总体把握。从学科性质上讲，它既不是心理学的分支，也不是社会学的分支，而是在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文化人类学、行为科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基础上形成的一门独立的事合社会心理学。它是在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等母体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一门具有边缘性质的独立学科。正如南京大学周晓虹博士所言：“我们只有从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以至生物学的多维视野出发，才能获得对人类社会行煌完整解释”。从社会心理学的起源上看，它是在母体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边缘学科，是母体学科在解释人类行为及春与社会、文化、人格的关系时彼此接近、相互渗透的结果。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理论体系来看，它虽然是在母体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它既不是某一学科的附属物，又不是多种学科的简单的拼凑和混合，而是多种学科的整合，具有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全新的性质和特点。因此，社会心理学应独立地着力于社会行为心理的整合研究。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第一次提出了整合社会心理学，其研究对象分为三层次或三个单元：第一层次为宏观层次，又叫社会主体单元，其基本概念是社会、文化和人格，认为社会行为是这三个因素的函数，其公式为B（S）＝f（S.C.P）；第二层次为中观层闪，又叫个人主体单元，其核心概念是地位、角色、自我，认为个人行为是这三个因素的函数，其公式为B(I)＝f(S.R.S)；第三个层次为微观层次，其操作概念是目的、工具和态度，又叫行为主体单元，认为任何作为社会行动的行为都是这三因素的函数，其公式为B(A)＝f(O.M.A)。夏学銮教授“三层次九因素”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关系，在水平层次上的任何一个主体单元的行为都必须考虑行动的三个参照系数的综合作用。总之，它们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整合在一起的。

从“三层次九因素整合说”中可以盾出，社会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社会行为的内在心理律的整合及个体作用、群体互动、社会影响的整合是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关节点。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是人类社会性质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社会心理是社会行为的内在过程，而社会行为则是社会心理的外在表现。社会心理整合研究是指社会行为流行性反应的内在心理一般本性和一般规律的研究；社会行为整合研究是指现实生活中人们直接关注的流行性心理反应的外在行为特征研究。社会心理的维度是我们所熟知的，而社会行为的维度则往往有所忽视。目前，社会心理研究所有社会学化和社会行为研究有心理学化的整合趋势。社会行为心理学既要探计内在的社会心理学过程，又要研究外在的社会行为规律，以避免行为主义忽视行为内在心理过程，而认知论学派忽视心理过程外显行为的偏向。

二、社会行为心理不足合的切入点

中国社会近10年来，社会心理学进入重建与复兴阶段，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各界对社会心理学知识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又不知傣何下手方能切合实际研究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当混乱的时期”因为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社会行为也是千姿百态的，对社会行的总体把握不仅涉及到对鞭一般存在的把握，而且必然要涉及到对其各种存在样态及方式的把握，面对五光十色的多种多样的社会行为，应该从哪里入手呢？最适宜的入手处或生长点哪里?

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发现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生活中存在大量社会流行的社会行为心理问题，并认为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行为科学的研究能够为这些总是提供依据和答案，因而开始了社会行为心理与现实社会问题结合上的研究。一般来说，具体的社会生活实践和现实生活的信息资源，限定了研究的切入点或理论的生长点。就此而言，当代中国的社会行为心理研究的最适宜的切入点只能是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的热点问题。社会行为心理热点问题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反映，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行为心理热点问题也是社会行为的心理的重点问题，这些行为关系到社会主义改革的进程和前途。社会行为心理热点同时也是社会行为心理的难点和焦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些尖锐的社会矛盾，是很敏感、很尖锐的社会焦点问题，解决起来也往往难度不小。社会聚群行为是种种社会行为心理的起始点和矛焦点，也是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整合研究的着力点。

社会心理学是对社会生活和处于热烈社会生活聚焦点上的人们所思所虑、所作所为的本质的思考，社会心理学一开始就是为解决与现实生活有关的社会心理问题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以后的每一步发展都直接从社会生活的急需中获得了无限的动力。显然，这门学科具有很强的应用性。例如，20年代“霍桑试验”中士气与生产效率的提出，是为了解决当时工业生产之急需；30年代舆论、流言、种族和价值冲突等主题，是为适应世界经济的萧条和社会的动荡不安之需要；40年代信仰、态度、民族性格等主题，是应第二次世界大战这需要；而五六十年代以后社会相对稳定和平发展，许多具有明显应用性的分支学科相继出现，既繁荣了社会心理学本身，又使它在社会生活需要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天，不仅在欧美国家，而且在日本、俄罗斯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心理学这门应用科学的社会职能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都越来越大。有人统计，这10多年中《全国新书目》上刊有社会心理学方面的书有数百种，其中90％以上都与应用于社会生活有关。并且社会心理学应用成果相当大的一部分已经或正在转化为直接的社会生产力。

三、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着力点

大量的有关研究表明，社会互动是人的社会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人们在对称性和非对称性的社会互动中，形成种种群众行为、大众行为、集群行为。也就是不受通常行为规范所指导的、自发的、无组织的、无结构的群体行为方式。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聚群行为。聚群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聚群行为的内在心理律对社会发展和人们社会行为的健康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积极的社会聚群与人们积极的社会观念和社会行为之间正相关，而消极的社会聚群（矛偏行为）与人们社会观念的偏颇和社会行为的偏离也有正相关。特别是当代中国青年有一种比西方更重视同辈凝聚的矛群意识，在这种社会心理环境下，社会变革过程中的社会热点问题，往往在聚群面对面的互动中会越聚越热，热到一定程度就会将问题自然聚焦，聚焦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施放出来。由此看来，聚群和赤心理的发展存在着两种可能性，既可能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力，也可能成为社会变昔的掏力。所以，假公济私在生生的聚群行为心理入手，探寻研究社会行为心理现象和规律，是整合社会心理学具有生命力的着力点。

布鲁姆（H. G. Blumer）1946年曾把集合体分为四种：集群、大众、公众和社会运动团体。后来，布罗温（R. W. Rrumer0又把集群分为两种：暴众和听众。这种分类依照无组织群体的有机程度和无组织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地全划分的，有利于人们对无序群体的理解和把握，对聚群行为的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

大众与聚群有联系也有区别。这两类群体都是一种无组织群体的集合现象。在大众传媒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生活中，以大众面貌出现的无组织群体将越来越多，越来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越来越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值得引起重视的群体现象。它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人数和接触方式上。大众是散布在广大社会范围内、接触大众传播媒体为数众多的一群人，大众对社会生活的了解接触是间接的，是通过大众媒体发生作用的。聚群是以视野所及、耳闻所达的一群人，相互之间的接触是直接的，通过感官和躯体感知群体中的人与事。大众和聚群都是无组织群体，具有自发性、散漫性、情绪性、无责任性等。

国外将聚群行为称为collective benhavior，也就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大众集合现象。原苏联社会心理学家安德列耶娃把它称为“非集体行为”（或译为“集体外行为”），而我国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文献上，一般译为“集体行为”。中国人民大学沙莲香教授称为在公共场合或社会活动中出现的集群现象。兰州大学曹孟勤教授等认为，译为集体行为不妥，称为“群体行为”失之过宽，没有限制，称为“非集体行为”也不妥，因“集体外行为”并非个体行为。因此，人道我这种偶然聚在一起无组织的一群人的行为为集群行为。我们认为“聚群行为”这个概念更能全面地动态地表达无组织的、自发偶然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的激烈行为特征。

社会心理学认为，趋群性是人类的本性之一，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趋向于合群。社会生产方式越发达，生活方式越先进，各类人员的趋群意识和结群倾向就越强烈。面对社会的巨大变革和发展，社会聚群现象 普遍存在的、经常发生的，发生的原因、情况和结果也是多种多样的。这种随意性、自发的、无拘无束的聚群现象无所不在。它的启动原因之一是出于人们最基本的交换信息需要。这一需要最原始的生物学价值是减少对周围环境的不确定性，从而及时调整自身的行为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聚群者希冀在集合中寻找到共鸣点，并力图补充缺陷，达到志趣相投、知能互补。不仅如此，而且聚群行为心理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聚群已由过去的单一性发展到多学科广泛交叉，层次日益增多，品位日益提高，形式日趋复杂。因此，从社会心理学角度优化整合聚群心理与聚群行为发生、发展的过程特征和规律，即聚群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聚群行为的内在心理律，探求对积极聚群行为的鼓励、强化，以及寻求对偏离聚群行为的预测、预防和调控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正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1986年10月3日给沙莲香教授的信中所强调的：“在现代科学技术九大部门之一的行为科学部门中，社会心理是一门重要学科。而行为乘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聚群心理是聚群行为的内在条件和依据，聚群行为是聚群心理的外在表现。一般情况下，聚群需要形成聚群动机，聚群动机驱使聚群行为。“因为一切行为的基础和根据都是心理现象的规律，同样一切心理的外在表现都构成某种行为”。人的行为无一不是由动机所引导、维持和导向，而动机又是以人的需要为基础的。一个人的行为是这样发生的，一个聚群集合行为也是在相互一系列心理活动的支配下发生的。聚群心理是聚群行为的内中动力，聚群行为是聚群心理的外在表现。可见，个人行为与聚群行为都是一种动机性的心理行为。所不同的就是聚群行为中有大部分人只能模糊地意识到这种需要和动机，而简单的幼稚认同就应声而起，被动地或奇特地介入进去了。

四、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交互点

社会行为心理学主要研究个人心理与社会心理、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社会行为与社会聚群行为活动等三大领域。当代社会行为心理学是研究社会行为的内在体验和外在表现发展变化过程及其规律的整合科学。整合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三大层面的内容，即社会环境、文化心理、人格信仰、角色地位之间相互作用的宏观社会文化行为心理整翕支；社会认知、社会情感、社会意志、社会态度之间相互作用的中观社会行为心理整合层；亲和行为、互动行为、聚群行为、规范行为之间相互作用的微观社会聚群行为心理整合层；这三大层面内容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整合构成了当代社会行为心理研究的有机整体，力图发挥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三者的“杂交”优势，克服不足，建立共性与个性、世界化与本土化相统一的社会心理学。

在个人与社会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所关注的社会文化与亚文化因素的影响，文化心理的积淀，对社会成员人格信仰、角色地位等社会行为产生的影响，以及人格与角色待社会和赤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社会环境与文化心理的建构。

在个人与个人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所关心的个人之间的相互认知、情感、意志、态度等怎样在社会认同层面，人际关系层面，人际沟通层面相互作用产生的角色地位与社会行为，以及后者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前者。

在群体与个人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关注从群体到个体又从个体到群体的影响过程，在群体合作、竞争、冲突、调适等对称性社会互动和模仿、暗示、感染等非对称性社会互动中，如何影响人们的亲和行为和规范行为，以及人个行为又如何作用于群体行为。

在各体与群体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主要研究社会与社会、群体与群体、文化与文化之间，在聚群行为、群众行为、大众行为、偏离行为、规范行为相互作用过程中，如何鼓励强化规范行为心理和优化整合聚群行为心理，为适应跨世纪社会的现代化而加快人的行为素质的现代化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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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高龄妇科患者的手术后，患者却往往由于既往史、手术及麻醉的刺激、术后电解质变化、术后使用止血药、术后疼痛、术后活动等问题引起心脑血管并发症从而影响预后。因此，要从重视术前访视、病情观察、疼痛的护理、输液管理、意识的观察、生活护理等方面加强高龄患者的围术期护理，对积极预防及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心脑血管并发症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妇科 高龄患者 术后 心脑血管 意外 护理

随着医疗诊治水平的提高，高龄妇科患者的手术比率逐年上升[1]。然而由于高龄患者心理及生理的特殊性，尽管手术很成功，患者却往往由于心脑血管并发症的出现而影响预后。因此，加强高龄患者的围术期护理，对积极预防及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心脑血管并发症有重要意义。

1 老年患者的生理特点

老年患者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动脉粥样硬化、心肌肥厚、心肌缺血：手术期间心理上的焦虑，术后切口的疼痛刺激导致交感神经兴奋引起血压升高；术中失血、术后禁食也可加重心肌缺血。老年人血流滞缓、血管内膜不同程度损伤、高血脂等三大因素导致血液处于高凝状态。术后止血药的应用使血小板的数量、黏合力增加易形成血管内血栓。老年人应激能力低下，调节能力降低，应激反应加强，易导致神经系统兴奋，表现为精神意识的改变。老年人肉类摄入减少，存在不同程度的贫血、低蛋白血症，易导致肺水肿和循环系统功能失调。

2 老年人临床表现不典型

人类没有按照单一的时间表的衰老过程。尽管老年人存在心肌肥厚、血管硬化、大脑萎缩，但不同人身上的变化速度是不一样的[2]。当一个器官衰竭时可能另一个器官功能仍然很好。对于老年人疾病的临床症状不典型可能表现为精神状态的改变、脱水、食欲下降、胃肠道症状、功能的丧失、头晕和二便失禁。若发现以上症状，深入调查是必要的，以确认引起的原因。不仅要进行常规的检查还要包括意识功能、营养状况的检查。

3 引起并发症的相关因素

3.1 既往史 高血压、高血脂、心律失常、心房纤颤是心肌梗死的危险因素。高血压是脑出血的危险因素[3]。

3.2 手术及麻醉的刺激 老年人对手术的耐受性不如年轻人。围术期的焦虑易导致心动过速、血压升高、心肌需氧增加，供氧和需氧失衡，易出现心肌缺血、缺氧。术中的血容量不足也可加重心肌缺血。

3.3 术后电解质变化 老年人肌肉萎缩，体内可交换钾的总量减少。围术期禁食、清洁灌肠及术中失血、术后禁食，导致离子紊乱，诱发室颤。

3.4 术后疼痛 疼痛会引起机体明显的应激反应，如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出汗等。继之刺激交感神经兴奋诱发冠状动脉痉挛、心肌缺血和血栓形成。

3.5 术后使用止血药 止血药能使血小板数量增加、黏合力增加。静点止血药后易形成血栓。中老年肥胖的妇科患者施行盆腔手术是深静脉栓塞的高危人群[4]。因此，术后应提醒医生尽量减少止血药的使用天数。

3.6 术后活动注意方法 术后卧床时间长，运动能力减弱，老年人缺乏手术相关知识，切口疼痛的影响，术后离床活动少。这使术后变化时易产生性低血压，因眩晕而跌倒，易导致头部创伤，而以硬膜下出血最为常见[5]。因此，起床速度宜缓，感到无头晕时由家属或护士协助扶起后再行走。

4 加强高龄患者的围术期护理

4.1 重视术前访视 传统的护理方式只重视疾病本身，忽视患者心理因素对疾病的影响。现代护理注重对患者进行个体化、整体化护理。根据文化背景、性格、气质、需求的不同实施相应护理，注重治疗方案个体化。术前由麻醉医生和责任护士共同进行，访视内容包括术后患者在哪里苏醒、静脉滴注情况、监护情况及其他干预情况[6]。同时患者也希望获得有关术后护理的信息，这些措施可以增强患者对医护人员的信心，提高患者的满意度。

4.2 病情观察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医疗仪器有了更大的发展，使病情观察更细化，可同时观察血压、脉搏、心电、血氧饱和度，改变以前只能单一观察血压、脉搏的局限。通过监护得到的数据反映病情的变化，为医生的治疗提供可靠依据，也使护士从重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能够深入病房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掌握术前基础血压做对照，术后监护72 h，同时要充分给氧2天，24 h内恢复术前心血管用药。同时控制输液量、输液速度，切忌短时间内输入大量液体。

4.3 疼痛的护理 现代护理认为疼痛已成为继体温、脉搏、呼吸、血压四大生命体征之后的“第五生命体征”。免于疼痛是患者的权利，应打破传统按需给药的观念。按时给药可使疼痛在未开始时或刚开始时得到控制。镇痛泵的使用使患者可以自控药物剂量，达到满意的镇痛效果。但老年人胃肠功能较差，手术应激时交感神经兴奋，肠蠕动减慢，往往引起术后便秘。止痛泵的影响不能忽视[7]，它虽缓解术后疼痛，但对平滑肌起抑制作用，可导致肠蠕动减慢和尿潴留，因此，对术后疼痛较轻的患者应尽量缩短止痛泵的使用。

4.4 输液管理 老年人白蛋白合成减少，妇科患者术前不规则阴道流血，继发贫血，基本处于水肿的前期状态。大量输液使血容量迅速增加，产生高血压、心功能不全及肺水肿。应做中心静脉压监测调节输液速度和量，根据丢失液体量给予个性化补液，未达到预期尿量的及时给予利尿剂，严格出入量的观察。由于补液的药物是高浓度、高营养液，加之老年人血管脆化极易引起静脉炎，所以选择静脉应选择粗大、血流速度快的血管。

4.5 意识的观察 由于老年人疾病症状不典型，运用整体护理程序，通过交谈可判断患者判断力、定向力及是否有谵妄存在。

4.6 生活护理 重视术后第一次下床，避免产生性低血压使老人眩晕而跌倒。第一次排便时护士应陪伴在旁指导，排便困难时及时给灌肠剂，避免用力排便导致心脏负荷加大引起心脑血管意外。第一次进食时做好口腔清洁，少量多餐并认真询问有无口渴、头晕、心慌等不适。

5 小结

对老年患者的护理，应打破传统的针对疾病进行护理的模式。现代护理除结合先进的医疗仪器，还要注重心理因素对疾病的影响。对患者进行动态评估，评估的内容将精神意识、疼痛也作为重点。健康教育不仅针对患者，同时也针对家属，应取得家属的配合，使患者处于接受治疗的最佳心理、生理状态。

参考文献

［1］ 王月铃，佘淑琴，鲍立君，等.老年患者妇科手术的安全性分析.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3，24（3）：293-294.

［2］ 张雷，高竹林，廖小青，等.老年病人不典型的临床表现.国外医学・护理学分册，2005，24（11）：661-663.

［3］ 陈邦基，戴淑.脑血管意外诱因分析.中国临床药理学与治疗学，2002，7（4）：367-368.

［4］ 马明娜，茹淑铃，彭战捷，等.预防妇科术后下肢深静脉栓塞研究现状.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03，19（11）：1-2.

［5］ 陈莉萍，王桂娣.8例妇科高龄患者术后并发心脑血管意外的原因及防治.中华护理杂志，2006，41（5）：425-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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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图式理论 微课教学 汉语初学者 汉字教学 综合应用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08C-0119-03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华学习汉语，国外学习汉语的学生也在逐年增加，“汉语热”随之升温。现如今，对外汉语教学得到了蓬勃发展，师资队伍在壮大，教学科研也有了不小的发展。但是，对外汉语汉字教学却依然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一、汉语初学者汉字教学中面临的问题

（一）汉语初学者汉字构形意识薄弱。经笔者调查，很多外国学生，尤其是初学者（本文中的“汉语初学者”是指将汉语作为外语学习的初学者――笔者注），他们往往会使用拼音，也可以用汉语简单地进行交际，有的还可以说出一些语法，可对于汉字，却让不少外国学生望而却步，特别是非汉字圈的学生。不少外国学生认为，只要会交际就可以了，他们没有认识到汉字对于汉语学习的重要性，自然也就难以形成汉字构形意识。

另外，有些外国学生虽然知道汉字的重要性，但对于汉字却不知如何着手，甚至可以说是一头雾水。由于汉字是方块字，不同于拉丁字母和阿拉伯数字。郭圣林（2008）提到，有的中级阶段的留学生把“命”的“卩”部件写成字母“p”。段婧（2012）提到，有留学生把“笑”的“”写成“kk”。由此可见，外国学生存在着汉字构形意识薄弱的问题，有些学生还没有掌握基本的汉字常识。

（二）汉语初学者汉字构形意识形成较慢。李娟（2000）指出，中国小学生在一年级时已经萌生了正字法意识，到小学五年级基本达到成人水平。鹿士义（2002）指出，留学生到中级阶段才萌生汉字构形意识，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江新（2003）认为，初学汉语的美国留学生半年时间可以建立较明显的汉字构形意识，但仅限于上下结构的汉字。王建勤（2005）认为，外国学生虽然具有成人意识，但汉字意识的萌发似乎晚于中国小学生，其汉字构形意识的萌发需要中国小学生两倍以上的汉字量。由此可见，外国学生汉字构形意识形成较慢。

二、微课教学与图式理论在汉语初学者汉字教学中的作用

（一）微课教学在汉语初学者汉字教学中的作用。根据胡铁生（2013）提到的，“微课是以微型教学视频为主要载体，针对某个学科知识点（如重点、难点、考点）等或教学环节（如学习活动、主题、实验、任务等）而设计开发的一种情景化、支持多种学习方式的新型在线网络视频课程”。我们认为可以将微课引入到初学者的汉字教学中，以此解决汉字构形意识薄弱且形成较慢的问题。总的说来，微课教学对初学者汉字构形意识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解决时间难题。虽然有些大学专门开设了汉字课，但根据易洪川（1998）提到的“至于通过独立开课的课堂教学掌握《汉字等级大纲》所列全部汉字，听说也有人这么主张，但实行起来，恐怕会有教学策略、教学安排等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不大现实”；又根据王汉卫（2007）提到的调查，“71.8%的学生对汉字课普遍反映不太满意”，其原因包括乏味、枯燥等，由此可见单独设立汉字课的可行度不高。而如果在精读课内教授汉字，由于精读课承载了听、说、读、写、语法、练习等内容，其关注汉字的时间势必会减少。由于汉字学习对于初学者而言本身就是一个“大头”，所需的时间必须得到保证，所以在精读课内教授汉字的效果也不是很理想，难以让学生形成较强的汉字构形意识。但汉字微课教学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通过应用微课教学，我们不再只局限于课堂。而是可以把汉字教学的部分时间分配到课外，也有利于学生的自学。运用微课“短小精悍”和“移动学习”的特点，以此保证学生可以用部分课外时间来学习汉字，形成汉字构形意识。由此解决时间难题，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解决系统化问题。朱志平（2002）指出，“在没有开设汉字课的教学部门，学生是在学习汉语的同时‘顺便’学习汉字的，学生学到的汉字是一盘散沙，根本谈不上规律的掌握。”而开设专门的汉字课因为教学策略、教学安排以及时间等问题可行性并不高。通过应用微课教学，可以把汉字的基本常识按学习的先后顺序分为几个主题。根据主题一一设置微课。由于微课一般限制在10分钟内。我们可以根据规律将汉字基本常识的几个主题细化，保证了系统性。同时微课教学可以设置教学反馈环节。通过课后的微课学习，学生可以将自己的问题反映在设置有讨论及学习反馈的微课的媒介（如网站、APP等）上，教师可以一一回复，同时也有利于其他有类似问题的学生参考，以此更好保障汉字教学的系统化进程。

3.解决趣味性问题。不少外国学生表示汉字对于他们学习汉语而言是个大难题。汉字课的教学容易显得枯燥乏味。根据何博（2014）中提到的微课具有“短小精悍”和“形式灵活、多样化”的特点，可以很好地解决汉字教学乏味的问题。由于微课教学一般只讲解一个知识点，限制在10分钟内。这样容易确保学生注意力集中，也不易感到枯燥。另外结合微课教学方式灵活多样的特点，我们可以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使汉字教学趣味化。

（二）图式理论对汉语初学者汉字学习的作用。图式理论应用原理是由学习者把储存在记忆中的信息（对过去经验的反映或积极组织）作用于新信息，并把这些新信息丰富到知识库中。也就是说图式中每个组成成分构成一个空档，当图式的空档被学习者所接受的具体信息填充，图式应用便实现了（周相利2002）。

简而言之，图式是由先前经验（相互关联的知识）建成框架，它可以处理新信息；图式理论的应用原理是通过先前经验（相互关联的知识）建成的框架，然后将新信息融入框架并进行处理，从而形成新的经验。

将图式理论引用到汉字教学中，有利于学生在尚未系统学习汉语前用较短的时间掌握汉字构形的基本知识，也就是形成了图式。随着图式的激活与运用，学生可以自学汉字。这样一来，既可以减小精读课教授汉字的压力，同时也能让学生在遇到已学汉字时，运用图式进行巩固；遇到新汉字时，则可以运用已有的图式（即已学的汉字基本常识）来分析汉字。这样势必能提高他们对汉字学习的兴趣，增强他们学习汉字的效果，达到加强并加快学生汉字构形意识形成的目的。

三、图式理论与微课教学在汉语初学者汉字教学设计中的结合应用

（一）图式的选择。运用图式理论促进汉语初学者汉字构形意识的形成，其关键在于汉字图式的建立、激活和应用。王建勤（2005）认为汉字构形意识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汉字组字单元的意识，其表现为能对汉字局部特征进行分析和加工；二是对汉字组字单元之间组合规则的意识，其表现为能对汉字结构、类型、部件位置等信息进行认知和加工。

汉字的“形”主要包括笔画、笔顺、部件、结构等方面。由于我们探讨的核心是如何在外国学生尚未系统汉语学习前有效快速地促成他们汉字构形意识的形成，以达到为他们今后自学汉字奠定基础的目的。根据朱志平等（1999）的调查，“对汉字基本笔画，也即书写元素的概念输入与书写训练，是减少学生汉字偏误的有效方法之一”，由此可见笔画教学不能少。但因为初学者在尚未学习汉语前并不能较好地区分部件和笔画，为了减轻学生负担，提高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促进其汉字构形意识的形成，我们在此不做部件的教学研讨。综上所述，我们拟从结构图式、笔画图式、笔顺图式（囊括位置、组合等信息）几方面进行汉字微课教学设计。

刘婷雁（2013）通过实验发现，“在非汉字文化圈被试中，初级水平被试掌握了较强的汉字部件位置意识，但他们的汉字部件意识和汉字部件组合规则意识都还较弱较模糊”。也就是说，学生在学习汉字时，对于汉字部件位置的意识早于其他。汉字的部件位置属于汉字结构方面的信息。因此，我们认为，在运用图式理论促使汉语初学者汉字构形意识形成中，应先建立结构图式，其次是建立笔画图式，最后是笔顺图式。

（二）图式建立的微课教学设计。由于人的注意力集中的时间有限，根据实践，为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积极性，汉字结构、笔画、笔顺图式建立的微课教学设计应分别都控制在6-9分钟之内。

微课能够解决时间难题，其“短小精悍”方便实现碎片化、移动式学习。因此图式建立的微课教学主要适用于课外。占用学生为数不多的时间，高效构建学生汉字构形意识。学生可以利用微课随时随地学习，也可以反复学习。

图式建立的微课教学设计，应抓住汉字结构、笔画、笔顺的基本特点，忽略一些出现频率较少的例外情况。设计主要采用学生在之前或接下来的学习中常会碰到或使用到的汉字进行分析讲解，以此有利于强化学生汉字构形意识，并为后面的图式激活和应用奠定基础。除此以外，图式建立微课教学设计还可以适当使用学生母语进行辅助讲解。

教学设计主要采用录制PPT和视频的形式。PPT的设计力求简单、清晰、一目了然。运用浅显易懂的方式，突出汉字结构、笔画、笔顺的特点和规律，易于学生掌握。同时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汉字构形意识，同一知识点可以采用多种不同的方式进行反复讲解，配合动画、利用色彩对比，加强趣味性，快速、高效构建学生的汉字构形意识。

（三）图式激活和应用的微课教学设计。为了确保学生的学习效率，汉字结构、笔画、笔顺图式的激活和应用的微课教学设计同样应分别控制在6-9分钟之内。图式激活和应用的微课教学可以课后或课中开展。

为了强化图式，并达到激活和应用图式的效果，我们可以辅以相关练习。根据由浅入深的学习规律，我们设计的练习难度应逐级增加。图式激活应先于图式应用。例如，在设计结构图式练习时，我们可以先展示在结构图式建立时使用过的汉字，让学生进行结构拆分。这是激活阶段。接下来我们再展示学生未曾接触过的汉字，要求进行结构拆分或重组，以此达到图式应用的目的，最终促成学生能够更好地自学汉字。

为增强学习的趣味性，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图式激活和应用的微课教学设计可多采取游戏、动画的方式。课中的教学设计可以安排学生现场做题或做游戏进行体验；课后的教学设计则可以采用电脑、手机游戏通关的模式，让学生在“玩游戏”的同时达到激活、应用图式的目的。

除此以外，图式应用的最后阶段应为综合考察阶段。即教师在分别进行结构、笔画、笔顺图式建立、激活和应用的教学后应设计三者的综合练习，考查学生的汉字构形意识构建情况。为更好地服务个体，教师可以利用大数据，针对不同学生容易犯错的不同的知识点进行个体强化训练，达到“因材施教”的效果。

（四）讨论区的微课教学设计。每一堂汉字微课教学都应设有讨论区，主要用于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在讨论区学生与教师沟通板块，学生可以将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的问题发到讨论区，教师在某一固定时间一一进行解答。同时教师还可以（下转第129页）（上接第120页）定期对问题进行归类，方便有类似问题的学生在短时间内找到答案。另外，教师也可根据学生提问的大数据，及时修改汉字图式建立、激活、应用的微课教学设计，更好地为学生形成汉字意识、能够自学汉字服务。

讨论区学生与学生的沟通板块，主要服务于学生间相互交流。学生与学生之间通过相互学习经验、相互鼓励、相互促进，增强对汉字学习的信心，也为更好地学习汉字提供便捷条件。

【参考文献】

[1]郭圣林.汉字的笔画特点与外国学生汉字笔画的偏误[J].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8（4）

[2]段婧.部件在非汉字文化圈留学生汉字教学中的应用[D].沈阳：辽宁大学，2012

[3]王建勤.外国学生汉字构形意识发展模拟研究[J].世界汉语教学，2005（4）

[4]陈贤纯.外语阅读教学与心理学[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143

[5]周相利.图式理论在听力理解中的应用[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10）

[6]朱志平.汉字构形学说与对外汉字教学[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2（4）

[7]易洪川，等.从基本字表的研制看汉字学与汉字教学[J].语言文字应用，1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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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刘婷雁.汉语学习者汉字构形意识的发展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11）

[10]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77

[11]邢福义.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20

[12]何博.基于混合学习的微课教学应用研究[J].中国教育信息化，2014（20）

【基金项目】广西警察学院2016年教育教学改革课题“公安院校短期外警培训汉语微课教学的研究与实践”（2016JGA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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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尿毒症是一种常见的疾病，是指患者的肾脏功能几乎纤维化，导致患者的肾脏功能丧失了功能[1]，在临床上表现为失眠、食欲不振、虚弱、记忆力减退、恶心呕吐、呼吸深长，患者的水、电解质、酸解平衡度出现了紊乱。近些年来其患病率已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并且愈来愈年轻化，不但严重危害了患者的生理健康，而且给身心方面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肾脏功能损害，需要引起患者以及家属的重视，及时的到医院就医治疗，减少患者的肾脏功能危重症。目前在临床上采取血液透析进行治疗，以维持患者的生命，但是血液透析带来了伤害，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本文选取我院30例尿毒症血液透析患者采用综合护理干预，护理取得了满意的临床效果，现在将临床护理过程形成报告，过程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研究主要选取2015年3月---2016年3月本院收治的尿毒症血液透析患者60例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两组，即研究组与对照组各30例。所有患者均是符合尿毒症血液透析的临床诊断标准；所有的患者和家属均了解本研究的目的，均可以完成本次研究，不会中途放弃护理，突然离院。其中对比组中女性患者13例，男性患者17例，年龄30--76岁，年龄平均（37.1±5.3）岁。研究组男性患者18例，女性患者12例，年龄33--78岁，年龄平均（38.9±5.1）岁。两组患者年龄、病程等基本资料没有太大的差别，在治疗结果上可以相互比较。

1.2护理方法

1.2.1常规护理

对照组患者在入院后，护理人员按照实际的治疗情况与患者的身体状况，对其进行常规护理工作，主要内容有：定期进行健康指导、检查患者的身体、饮食护理等。

1.2.2综合护理方法

观察组在对照组患者的基础上实施综合护理干预，具体护理方法与护理内容如下。

（1）心理护理方法。护理人员要加强培养患者对抗病症的信心，积极并主动向患者解释相关的检查项目，指导患者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的事项与问题。护理人员应该要陪同患者进行身体的各项检查，并主动的为患者进行讲解，使患者能够以一种积极与乐观的精神面貌去参与检查。护理人员可以制定宣传册，并为患者发放宣传材料，告知患者关于尿毒症血液透析病症的病发原因、护理方法，让患者能够详细了解。大部分的患者会担心，故内心容易产生一些负面情绪，如情绪起伏较大、紧张、抑郁、焦虑等，护理人员应该及时并耐心地进行劝导，善于倾听，认真解答患者的疑难疑问，并要使用关心与得体的语气。

（2）生活与饮食指导。首先，护理人员要引导患者养成健康与正确的饮食习惯，改善以前的不良习惯，并根据患者的实际工作情况及生活水平，帮助其制定健康的饮食计划与营养搭配方案。饮食需要既能保证热量和营养充足，又需要对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有一定的限制。帮患者制定科学、合理、心理的饮食计划，确保患者营养均衡，让患者多进食高蛋白、高维生素的食物，尽量以易消化的清淡饮食为主，多样化饮食，保证患者的营养充足。让患者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避免暴饮暴食，少量多餐。其次，护理人员可以指导患者进行适当的锻炼和运动，以此促进患者身体内部的新陈代谢，有效缓解患者的不良情绪。

（3）重视家庭和社会的支持。加强家属以及社会的支持，对患者的治疗启动了促进作用，因为患者经过了长时间的治疗，加上费用较高，家属和亲友们应该给予更多的支持，减少患者的心理负担，并且鼓励患者积极面对，多参与社区活动，增强患者的生活信心。

1.3观察治疗

两组患者给予了不同的护理措施，观察患者的焦虑、抑郁状况，对比患者的依从性。

1.4统计学方法

统计与分析数据，应用SPSS16.0与SPSS19.0软件来处理数据，用X?检验差距。P>0.05代表差异不显著，无统计学意义，反之P

1.5评定方法

显效：患者在治疗的过程中，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况减轻，能够严格按照医嘱进行。有效：患者在治疗的过程中，患者的抑郁和焦虑状况有所改善，有时并不会按照医嘱进行，需要护理人员督促。无效：患者在治疗的过程中，患者的焦虑状况和抑郁状况并未改善，并出现了不遵照医嘱出现了抵制的情况。评定标准：根据患者的护理前和护理后的护理效果进行评分，以及对护理的满意度进行评分。

2.结果

所有的患者都进行了护理，其中30例患者及家属采取了综合护理，分析两组患者的护理疗效，发现研究组的护理效果明显优于对比组。研究组患者的SAS、SDS评分分别为（50.5±3.2），（50.9±4.1），对比组患者的SAS、SDS评分分别为（56.3±3.2），（57.9±4.2）。研究组患者中仅仅出现了2例患者不依从，而对比组则出现了9例患者不依从，研究组患者的SAS、SDS评分以及依从性明显低于对比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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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不安腿综合征；血液透析；升阳散火汤；阴火；阳三针

DOI：10.3969/j.issn.1005-5304.2017.06.032

中图分类号：R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04（2017）06-0119-02

Abstract： Restless legs syndrome is one of the common complications of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At present， there is no exact efficacy of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Deficiency of spleen and kidney， and deficiency of qi and blood are the TCM pathogenesis for this syndrome. LI Dong-yuan's theory of “Yin Fire” based on deficiency of spleen and stomach， down in the kidney， and clear Yang not rising. The creation of Shengyang Sanhuo Decoction can enrich Yang Dao and scatter Yin Fire. Yang three needles can warm yang， tonify qi and invigorate the kidney， and has a “yang from yin” therapeutic effect.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of medicine and acupuncture is consistent with the pathogenesis of restless legs syndrome in hemodialysis patients. It can provide new ideas and new targets for optimization of TCM treatment， and provide “low cost， simple and effective” treatment mode for primary hospitals.

Key words： restless legs syndrome； hemodialysis； Shengyang Sanhuo Decoction； Yin Fire； yang three needle

不安腿综合征（restless legs syndrome，RLS）是维持性血液透析的常见并发症之一，其临床特征是发生于下肢的一种自发且难以忍受的异常感觉，通常呈对称性，患者常自觉下肢深部有蠕动感、麻木感、瘙痒感、烧灼感、撕裂感或刺痛等不适，尤于夜间卧床时症状变得强烈且半夜后达到高峰，导致严重的睡眠障碍。笔者基于“阴火”理论，以升阳散火汤配合梅花针治疗RLS，获得满意疗效，兹介绍如下。

1 病机

RLS无确切中医命名，可参考“足”“厥”“血痹”等辨证，《灵枢・百病始生》有“厥气生足”“足生胫寒，胫寒则血脉凝涩”的论述。另外，《内经》

尚有“胫酸”“髓酸”等，均指小腿酸软无力，且伴胀痛、热等不适感，静而尤甚，动则减轻，与本病表现类似。《伤寒杂病论》描述的“血痹”“痉病”“腿挛急”等亦与本病的表现相似。《内科摘要》“夜间少寐，足内酸热。若酿久不寐，腿内亦然，且兼腿内筋似有抽缩意，致二腿左右频移，展转不安，必至倦极方寐”的论述更酷似本病。临床上慢性肾脏病患者往往伴随RLS，其病本在脾肾虚衰、气血不足，标在风、寒、湿、痰、瘀诸邪留阻血脉，为本虚标实之证。

2 “阴火”理论与升阳散火汤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云：“壮火食气，气食少火，少火生气，壮火散气。”李东垣认为，内伤的发病机理主要是元气与阴火互相制约的关系失调。《脾胃论》曰：“元气不足，而心火独盛，心火者，阴火也，起于下焦，其系于心，心不主令，相火代之。相火，下焦包络之火，元气之贼也。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可见，阴火与元气是互相对立统一的，元气充沛，则阴火敛藏于下焦，发挥其正常生理功能，即“气食少火，少火生气”；元气不足，则阴火离位，妄动为害，所谓“壮火食气，壮火散气”。阴火亢盛与否取决于元气，而元气的充盛又取决于脾胃。因而《脾胃论》认为：“脾胃气虚，则下流于肾，阴火得以乘其土位。”提出“阴火”是脾胃气虚导致清阳不升，荣气下流于肾，挤占相火，使之上乘土位而成。

针对脾胃气虚、清阳下陷、阴火上冲的病机，李东垣提出“阴火”理论，并根据“内伤脾胃、百病由生”，以“唯以辛甘温之剂，补其中而升其阳，甘寒以泻其火”原则，创立了补中升阳散火的用药法度。

若阴火过于亢盛，则宜适当运用散火或泻火的方法降泄火势，保护元气，使胃气升发，代表方有散火解热之升阳散火汤。升阳与益气相配成辛甘温发散之剂，发越脾土之郁遏，使郁者伸而阴火散，亦是“急食辛以润之，开腠理，致津液，通气也”（《素问・脏气法时论篇》）的方法。全方使清气得升，阳道充盛，浮热自解。《医方集解》阐释该方曰：“柴胡以发少阳之火为君；升、葛以发阳明之火，羌、防以发太阳之火，独活以发少阴之火为臣；此皆味薄气轻，上行之药，所以升举其阳，使三焦畅遂，而火邪皆散矣。人参、甘草益脾土而泻热，芍药泻脾火而敛阴，且酸敛甘缓，散中有收，不致有损阴气为佐使也。”诚如李东垣所谓：“泻阴火以诸风药，升发阳气，以滋肝胆之用，是令阳气升，上出于阴分，未用辛甘温药，接其升药，使火发散于阳分，而令走九窍也。”

3 梅花针疗法与“阳三针”

梅花针疗法是在中医经络及藏象理论指导下，从整体观念出发，辨证论治，根据不同手法，叩打一定皮肤部位进行治疗的一种方法。其治病主要以经络学说之皮部理论为依据，采用梅花针叩打体表一定部位、穴位或阳性反应区，针感可随着刺激部位的不同而驱动和促使相应区域的经脉之气循行，感传至希望达到的脏腑、筋肉、关节，起到调整脏腑、疏通经络、调和气血、平衡阴阳作用。

阳三针是靳三针中具有升阳作用的一组穴位[1]。其中关元主持一身元气，气海主一身之阳气，肾俞以补肾、固肾为主。关元又称丹田，为任脉经穴，在脐下三寸，是人体元阴元阳之交关处。关元为手太阳小肠经的募穴，且为足三阴经的交会穴，能统治足三阴、小肠、任脉诸经病证。《灵枢・五音五味》有“冲脉、任脉皆起于胞中……为经络之海”，《针灸大成》“关元，脐下三寸，小肠之募，足三阴、任脉之会……主积冷虚乏，脐下绞痛，渐入阴中，发作无时。冷气结块病，寒气入腹痛……月经不通……灸关元”，《类经图翼》载“足三阴，阳明，任脉之会”。

气海在脐下一寸五分，任脉气所发，故针之可调任脉气血。《针灸资生经》云：“气海者，盖人之元气所生也。”气海可调理一身气机而行血，且气属阳，故对阳气不足、生气乏源所导致的虚寒性疾患具有温阳益气、扶正固本、培元补虚之功效。

肾俞位于膀胱经上，膀胱经的循行与肾、督}关系密切，膀胱经“抵腰中，入循膂，络肾，属膀胱……”，督脉分支“别绕臀至少阴，与巨阳（足太阳）中络者合少阴上股内后廉，贯脊属肾”，督脉与任脉、冲脉同起于胞中，一源三岐。针刺肾俞可补肾，理气行血。

从以上“阳三针”关元、气海、肾俞三穴的走向分析可以推断，足三阴由关元走任脉，通过气海汇聚于肾俞，再外输膀胱经，从而达到阴由阳出的目的。这与“阴火”学说指导下的升阳散火汤病机一致。

4 典型病例

患者，男，68岁，2014年9月12日就诊。行规律血液透析6年。半年前自觉双下肢深部有蠕动、瘙痒感，尤以夜间为甚，入睡困难、睡眠浅，食欲不振，情绪容易激动、发怒，下肢经常不自主活动，自觉疲惫、乏力明显，大便秘结、三五日一行，舌淡黯、体胖大，苔白腻，脉沉细。经充分透析并应用血液灌流及血液滤过等，未见明显好转。曾予安眠药、抗焦虑药治疗，未见改善。辨证：脾肾气虚，清阳不升。治法：健脾补中，升阳散火。予升阳散火汤（中药配方颗粒）：柴胡15 g，升麻10 g，葛根30 g，羌活15 g，防风15 g，独活15 g，炙甘草6 g，甘草6 g，党参30 g，白芍30 g。14剂，每日1剂，每日2次，开水冲服。2周后复诊，双下肢瘙痒、不适感较前改善，下肢不自主活动有所减少，食欲好转，睡眠稍有改善，乏力感也有所减轻。继服原方，予梅花针叩刺关元、气海、肾俞，每次10 min，每周3次。药针并治4周后再次复诊，双下肢瘙痒、不适感、不自主活动表现较前改善明显，纳可，睡觉明显好转，情绪稳定，大便二三日一行。守法治疗3个月后，患者双下肢瘙痒感及不自主活动基本改善，睡觉改善明显，大便一二日一行。

参考文献：

[1] 袁青.靳三针法[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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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法伦理学 法律 道德

  一、 法伦理学的历史形态和学科属性

    法伦理学是从法学与伦理学的结合点上发展起来的一门边缘交叉学科，是法学与伦理学两大学科相互渗透、融合的产物。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存在，经历了一个由混沌到缺失再到分立的历史过程。

    近代以前，法伦理学没有独立的存在形态。它与整个法学一起，被包容在哲学伦理学这一大的门类之内。由于古希腊、罗马的法律制度较为发达，尤其是古罗马法律制度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基本的社会结构，从而成为人们感知的对象和思想者反思的对象。最早、最系统地对法律作出反思的是当时最为发达的哲学伦理学。在最早的伦理学著作中，我们就可找到一些法学里所谓的最具挑战性的、永恒的主题，如法与利益、正义的问题，人治与法治、守法的道德基础和政治基础，道德的法律强制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给后人留下了丰富而又深刻的道德思考，这些思考不只是伦理学的财富，也深刻影响了西方法哲学的发展。

    中世纪尽管黑暗，但中世纪的思想家门并未停止对法律的道德思考，我们在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中就能读到有关论述。而到了中世纪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重新发展，罗马法的复兴，对法律的道德思考巳不只是思想家的内心激动，而是通过注释法学派、评论法学派、人文法学派的几个阶段的发展，从理论到实践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巨大变革。可以说，从人类最初对法律这一社会现象进行思考到近代的康德、黑格尔的法哲学，寻求法律的正义都是哲学伦理学的一个最主要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法律的道德思考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一直就没停止过。

    19世纪中叶以后，现实社会对法律的确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证主义哲学的出现也给法律的思考提供了新的视角。而这些随着职业法学家的出现，开始了摒弃对法律的道德思考。由于专业的原因，他们开始从道德的视角转到法学的视角，从关注法律与社会的外在方面转到关注法律的内在构成，为了保证对法的客观科学的分析，他们排斥了价值因素。按赫费的说法，这段时期在法和国家科学中盛行的是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而这两者对道德观持不信任态度，在有些地方甚至明确地拒绝道德观。随着哲学与法的国家科学的分离，也出现了法和国家科学与伦理学的分离，从而使法和国家伦理学也消失了。（赫费：《政治的正义性》，庞学诠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另一方面，那些曾经包容万物的哲学家们由于把法理论的任务推给了法学家，自己也如释重负，注意的兴趣转移到诠释学、现象学和科学哲学等领域，最多是因为研究的需要和兴趣稍微注意一下法的研究，如此说来，法学家们故意地在研究法律时抑制住自己的道德冲动，而哲学家们则把道德的冲动指向了除法以外的领域，法律与伦理的关联思考无可置疑地被淡化和遗忘了，这一切，在从奥斯丁开始的学者们那里，如萨维尼、凯尔森、哈特等，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这是一个对法律的道德思考相对匮乏的阶段。但这一阶段却为法伦理学的独立存在创造了前提条件，因为没有分立的法学学科，就不可能出现法学与伦理学的交叉渗透，只有它们彼此独立才能彼此交融。

    近入二十世纪，西方社会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社会利益结构重新组合，社会立法大量出现，一种谋求客观描述法律的社会运行状况的法学产生，即法社会学，但这种要求价值中立的学科同样排斥追求应该的法律，并不能提供对法律的道德批判武器。事实上，直到二战后人类在遭受了由自己带来的巨大灾难后，尤其是在这种灾难往往又是在法律的幌子下发生的时候，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才又引起人们的关注。1971年罗氏将其20多年的思考整理成《正义论》一书出版，基于伦理、法律、经济、制度、社会的综合研究，他创立了一种权利伦理学体系。

    《正义论》应该说就是一部法伦理学的著作，而且因其采用了现代的论证方法，如决策和博弈理论，使得关于法律正义的讨论达到了一定的历史深度，从而开辟了法伦理学的新天地。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使得对法律正义的伦理学讨论重新活跃起来。可以说，这一阶段的法伦理学研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无论是法学家、伦理学家或政治学家甚至经济学家，如德沃金、富勒、波斯纳、哈贝马斯、布坎南等，都就相关主题出版和发表了大量著作和文章。可见，自二战以来，法伦理学的发展在西方巳经具备了蓬勃发展的独立姿态。

    那么，作为独立的法伦理学到底是属于法学还是伦理学？法学学者一般把法伦理学归入理论法学。而伦理学学者则把法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认为应用伦理学是解决问题的学问。这些问题是社会发展进程中新涌现的，前所未有的，或者说历史上巳存在的事物现在具有了新的性质和内涵，所以在社会的某个领域里有什么道德难题，就有这个领域的应用伦理学，医学伦理、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等等就是试图对各自领域中涌现出的紧迫的伦理道德问题寻找答案而兴盛起来的学科，法伦理学当然就是解决法律领域中的道德难题的学问。其实，无论把法伦理学归属于法哲学，还是归属于伦理学，都是合理的。因为它在本质上就是一门横跨法学和伦理学两大领域的交叉学科，并以法学和伦理学为其共同的学术渊源。

    法伦理学固有的边缘交叉学科属性使其最终不会满足于单纯的学科身份，而同时具有法学和伦理学的学科属性。这是因为它有其自身独立的研究对象。我们可以把法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大概分三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关于法律的存在的前提的道德批判，也是法律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强制制度存在的道德合理性证明。法伦理学没有也不可能回避伦理准则的论证这个前提性问题。此类问题是法理学所一般不予证明的，只是作为不言而喻的前提，所以，对法律存在的前提批判是法伦理学所需要研究而处于法学视野之外的。如人类为什么要有法律？法律作为对人的自由的一种限制为什么是善的？法律是人制定的，但什么人、通过什么方式制定的法律才具有道德的合理性？司法机关为什么可以剥夺人的自由和生命？它的道德正当性在哪里？我们应当守法吗？可见，法伦理学研究的第一个层面问题，可成为法律之上的问题，意即是在人的存在的大背景下，对法律正当性的形而上的思考。

    第二层次是内涵于法律制度中的道德问题和现象。这也是法学所要研究的对象，即法律中的正义问题。如法律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怎样才是正义的？司法工作者应具有什么样的德性？立法和司法要遵守什么样的程序才能保证实体正义的实现？程序的内在价值是什么？如何对社会成员进行法制教育？这一层次的内容是法学本来所具有的，尽管分析实证主义法学试图排斥法学研究中的任何价值内容，以保证法学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但事实上对法律这样一种人所创造的并以此来促进人性实现和社会进步的社会现象的研究，是无法排斥道德等价值内容的，相反，它还是法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由此，法伦理研究对象的这一层次同样可以成为法学理论研究的对象。这一层面的问题是法律中的问题，意即研究的是实体法中的道德问题。

    法伦理研究对象的第三层次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所产生的重大的具有道德歧义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给人类存在的各种关系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由于这些问题都是涉及重大利益的社会问题，它就不只是一个道德要解决的问题，还是一个法律要解决的问题。但问题在于，传统的道德理论和规范体系系无法提供一个合理的理论解释和现实的解决方案，建立在传统道德体系上的法律制度自然也无法适应这种变化，并做出相应的理论变革和现实对策。当道德还尚难对一种新的关系做出善恶的判断时，如何要求法律来对这种关系进行调整呢？在这里，道德和法律纠缠在一起，一个道德上尚有争议却又必须有法律来解决的问题，只有靠法学和伦理学的并肩作战了。这些问题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如通过试管婴儿、体外受精这些新技术手段的道德争论，通过对安乐死、库等新概念的拒斥与接纳，给关于生命的立法提出新的课题，等等都属此层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