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的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自然科学的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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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统一；基础；调整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02004902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问题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那么何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简单地说，统一就是两者一致或者两者构成一个整体。从后者来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起显然构成了人类对整个世界的一个完整的互补的认识体系。于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统一应该更多的是指两者的一致性问题。那么两者应该在什么基础上或什么意义上一致呢？人们主要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等方面去判断它们是否一致。由于人们选择统一的基础和角度不同，因而在一致性问题上存在着很多争议。不过，如果我们愿意调整统一的视角和基础，那么两者的统一问题就会容易得多。

1影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统一的主要因素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能否统一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统一，受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有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人们的价值观等。首先，从研究对象看，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对象的共性使得它们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容易具有共性，研究对象的差异性又决定了它们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性。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来看，一般认为这两者有很大的区别，即自然界是无意识无目的、没有自觉能动性，而人类社会则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具有自觉能动性的特征。相应地，人们认为自然科学可以进行数学化和逻辑化的研究，因而其可预测性和规律性强。而社会科学的可预测性和规律性则要差得多，甚至有人认为它们不具有可预测性和可重复性。如果把社会科学再划分为人文科学和狭义的社会科学两部分，那么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区别就更大了，而这个区别根源于人与自然的所谓本质上的区别，而狭义的社会科学已经较多地采用了数学和实证等自然科学常用的方法，这种方法的相似性源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某些方面的相似性。简而言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部类的区分实质上来自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两大部分的区分，而人文科学和狭义的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区分则反映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既有共性又有个性。

其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还与人们的价值观有关。这表现在：一方面，自然界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也不是完全一致，有的甚至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比如，自然界内部的动物界、植物界和无机界之间就不同，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去说研究自然界的各个学科之间有什么不一致。另一方面，自然界，特别是动物界与人类在许多方面具有相似性，然而由于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包括动物界在内的自然界却被人类认为是低等级的，从而与人类分隔开，相应地，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分别。比如，生物学、医学和兽医学之间本应该存在很多相同点，而我们总是人为地分开它们。相反，现在由于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生物种类日益减少，这将直接威胁人类的生存环境和资源，于是导致了所谓生态伦理和环境伦理等学科的出现。而这些交叉性新学科的出现不仅说明了人类与自然的一致性，而且说明了学科本身的创立也是基于人类的需要和某种价值观。所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能否统一在许多方面是由人类自身的价值观或需要决定的。

第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还与方法论有关系。对相同的对象根据不同的研究方法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甚至会形成不同的学科，如西医和中医、理论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西医和中医虽然同属于医学，但是至今还时有相互排斥的情况，这也许是由于不同的范式所导致的。而人文科学和狭义的社会科学虽然它们的研究对象都是人，但是它们研究的是人的不同方面，因而具体的研究对象实际上是不一样的。而因对象的不同而导致的方法论的不同那就另当别论了。

2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应建立在多层次多角度的基础上

在某种意义上说，两者统一的难度实质是统一标准严重不一致，有的主张以方法论为标准，有的主张以科学语言为标准，有的主张以可预测为标准等等，但是无论以哪一种为标准，都难以统一两大科学。因为这种统一往往或者以自然科学单方面的特点为标准片面地评判社会科学，或者以社会科学的标准去片面地评判自然科学。实际上，两者在这些方面确实存在着各自的特点，而且都有各自的理由。因此，我们应该尊重而不是回避或者无视它们各自的特点。那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应该在什么基础上进行统一呢？笔者认为两大学科的统一应该是一个多层次的多视角的统一，是一个多样性的统一。下面笔者将主要从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观等三个方面进行说明。（本体论层次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科学理论层次即方法论、科学语言等、还有应用层次）

（1）在本体论层次上主张弱自然主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所以难以统一，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人们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存在根本的区别。笔者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固然存在区别，但是这个区别不能被无限夸大，以至影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如前文所说，大多数的意见认为自然界是无意识无目的，而人类社会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人自己单方面的看法，我们并没有征求动物界的看法。常言道，“狗眼看人低。”但是谁能保证不会出现“人眼看狗低”的现象呢？事实上，至少在高等动物中，少数动物的社会化水平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人类却单方面地贬低它们为群体性。这种人类种族优越论的预设实际上是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思想的一种表现。人类把本来浑然一体的世界人为地分割成两个决然对立的部分，并以此为基础把人类的认识也相应地划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部分。如果人类出于认识的需要，对世界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这本来是人的认识活动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不能把认识中的二分反过来当作本体论的二分。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和人是一个有机体的思想，水而更高超，它们可以为两大科学的统一提供坚强的本体论基础。

如果我们愿意调整自己的本体论的看法，那么相应地在认识论中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二分法就只有相对的意义，而且所谓对自然界应该采取说明的方法，而对人类活动的意义必须采取解释或理解的方法，这看法的基础也就不再牢固。

（2）从科学方法论来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各自内部的特征也不是完全一致或一成不变的，这既为两大科学的潜在统一提供了有利条件，又说明这种统一只能是多样性基础上的历史的动态的统一。首先，从历史上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只是到一定发展阶段后才分开，而在分开之前它们已混在一起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特别是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辩证哲学思想至今仍然是中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说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是可以一致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分主要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而现在不仅社会科学越来越多地运用所谓自然科学的方法，而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交叉性学科，这更是它们直接统一的例证。随着时间的延续，这种相互渗透性也许会更多。其次，自然界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特征也有不太一致的方面，因而才有有机物和无机物、动物和植物、生物和非生物、人类和非人类等的区分。相应地，物理学和生物学存在着很多不一致的特征。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否定自然科学内部的统一。同理，我们也不应该否定物理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三者之间具有统一性，但是这是一个有差别的多样性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不需要把人类社会完全还原为生物的强自然主义。

（3）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实需要来看，也需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虽然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狭义的社会科学自分开以来，各自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是人类发展科学的最高目的是为了服务于人类自身。当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与自然产生着日益严重的冲突，这固然是人类实践的结果，但是也与片面的自然科学观有一定的关系。而生态伦理学、医学伦理学和科学发展观等学科和思想的出现说明了人类已经开始在思想观念和实践活动层面上对两大科学进行整合。如果说近代工业革命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分门别类地迅速发展及其与传统社会科学的分野，那么如今工业发展及其被滥用的恶果又促进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

3统一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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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古代西方科学 思辨性 博物学

毋庸置疑，古代西方科学的发展处于一种相对停滞的状态，在这种状况下，科学并不是以一种独立的面目出现，而是散乱的分布于哲学、博物学以及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但尽管如此，对古代西方科学的知识存在形式及其发展进行分析，无疑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

一、思辨的科学与科学的思辨性

科学是什么，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科学是现实的还是非现实的，对这样一些问题，并非要做出立场清晰的选择才意味着正确，事实上，这些不同争论恰恰反应和描述了科学的不同特质和侧面。而在其中，理性尤其是思辨是科学所绝对不可避免的方面，然后即使是面对理性本身，仍然面临着一些争论。这些争论会将思考更加引向深入。

现在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在中世纪结束之前，科学是从属于哲学或者神学的一部分，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并不能概括出同时期科学的全部特性。或许从知识的角度来说，这一时期的科学仅仅就表现为一种知识，还没有出现其它方面科学的特性。

既然如此，对于中世纪之前科学的分析，我们首先还是基于作为一种知识的判断，这样，对于科学的存在我们就可以大体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作为哲学的科学，这一部分科学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以及在后来的中世纪神学中，是从属于哲学或者神学的一部分。这主要是由于西方思辨理性的主客二分思想所形成，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思维视角主要是面向自然而非主要是人本身，这就必然包含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解释而非纯粹的先天的结论。与此同时，这种包含在哲学中的科学已经形成或者被主流哲学所认可，并非高枕无忧，在哲学体系中，仍然会受到思辨本身的检验或者其他哲学流派的否定和排斥。

也就是说，中世纪结束之前包含在哲学中的科学会受到思辨的考验，但应该予以确认的是，这种考验与检验只是出于形而上的思辨领域，并非是这些科学知识是否正确或者其现实作用如何。因为形而上的哲学在现实面前是超验的，当然包含在哲学中的科学也具有如此的特征。因此，哲学形态的科学所面临的考验就只能是哲学自洽和自身发展的考验。因为古代西方的科学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的，而理性自身是不断发展的，由此也带动西方哲学的发展。这样形而上的思辨哲学本来引起形而上的特性而具有相对封闭的性质，但思辨理性的演化发展却总在超验的哲学中不断推动思维及哲学本身的发展，因此，从历史上看，哲学思想总会因时代的不同而在不断变化，哲学语言与片段也总处于不断的分化组合中。这样作为哲学一部分的科学或者哲学形态的科学也处于不断的选择之中。

在相当程度上，中世纪之前的哲学的发展并不导致科学的相应发展，当然之所以科学得不到发展并不能完全归结于哲学或者神学束缚的原因，人们的认识能力水平限制，社会需求不足，科学与现实的互动关联缺乏是主要原因。当然，除了在知识体系上哲学对科学的束缚之外，另外最为主要的表现是哲学体系，尤其是中世纪神学对社会思想的控制和由此形成的强大的社会治理有关。不过中世纪仍然会被认为是精神与人文发展的时代，科学与人文是人类知识财富不可缺少的两部分，犹如鸟之双翼。而在今天，这两方面似乎在某些方面有所缺失和存在着矛盾的方面。

二、博物学的发展与古代科学

对于古代自然科学的存在，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存在于博物学中。博物学是一门非常古老的学科，几乎与哲学一样同时期产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博物学与哲学，同时也与后来的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了极其复杂的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博物学与后来的近代自然科学有着完全不同的研究传统，近现代自然科学是建立在实证与实验的传统之上，科学知识有着严密的逻辑联系，是系统的理性论证的结果。近代自然科学是理性的产物，而这种理性可以称之为工具理性。博物学则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理性，它是基于对大自然宏观观察和分类的结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博物学也是对大自然的一种认识，是采用叙述的语言，对大自然的植物、动物和矿物的种类、分布、形成和生态进行系统描述。

如此，博物学研究传统同思辨理性和近代自然科学所具有的数理研究传统是不同的。相对于近代自然科学，博物学意义上的科学内容更加广泛，更加丰富，更加感性具体，而近代自然科学更加理性，更加深刻，更加抽象；博物学意义上的科学与人的主体观察，与人的存在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近代自然科学则主要基于人的理性思索，随着科学的发展，又主要同日益巨大的科学研究团体，同巨大的、精密的实验装置联系在一起；博物学意义上的科学体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和谐，把人也纳入到了整个自然系统之中，体现的是一种生态的、系统论、整体论的思想，而近代自然科学则体现为一种对自然的征服和改变，所以与博物学意义上的科学相比，近代自然科学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一种充满霸权意识的科学，它具有与社会统治体系相结合的倾向。所以从上述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博物学意义上的科学是属于人的科学，而近代自然科学，则是人属于科学。因为高度理性化的近代自然科学，由于其严密的逻辑论证，在相当大程度上，已经不是有人能够左右，相反由于近代自然科学对于自然物性的激发，出现了科技异化的现象，近代自然科学是由人创造的，却反过来又称为奴役人、统治人的一种异己的力量。

博物学意义上的科学一方面受到了思辨理性的指引，因为博物学是对自然界万事万物的整体观察与概括，离不开一定的整体思想和分类思想，所以博物学在一定程度上接住了思辨理性的一些结论，自身同哲学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同时博物学有在相当大程度上游离于哲学之外，在一定层面构成了哲学的边缘知识，甚至脱离哲学，成为形而下的社会现实与世俗知识，这样，这种系统的知识就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某种实用性和工具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人类生活的发展与进步。

关于博物学，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古代也具有较为显著的博物学传统，这一传统到魏晋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博物学家，如陆玑、张华、郭璞等人，经过他们的整理研究，形成了较为系统和完整的名物学、本草学、地志学、农学等等，这些知识具有非常强的知识累积的特征和实用性、志异性特点，对后世影响较大。而博物学之所以在中国能够有较大的发展，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重感性直观，轻逻辑理性思维是密不可分的。

而在西方，建立在理性思维和严密的逻辑基础上的近代自然科学兴起以后，博物学意义上的科学在近代初期也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但随着近代自然科学迅速发展和在社会体制及社会意识领域话语霸权的建立，博物学这种与现代自然科学研究传统完全不同的知识形态很快就衰落了，甚至在科学发展视野中几近完全消失。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今天的科学知识中，天文学、生物学、地质地理学、气象学甚至人类学等等学科的相当部分基础知识仍然具有博物学传统，其基础知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早期的博物学知识。

三、古代技术中的科学及其内在发展

在古代西方科学知识的存在形式中，非常重要的还包括古代技术中的科学，这事实上代表了科学发展的另外一种传统――工匠传统。当然在科学发展过程中所谓的学院传统和工匠传统，事实上，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两者几乎是完全割裂的，直到近代自然科学兴起以后，科学与技术才逐渐形成密切的联系，而科学研究的学院传统与工匠传统才呈现出越来越密切的联系。

科学甚至也包括技术本身隐含在工匠的技艺和经验中，以各类产品的方式体现出来，这是一种自然状态的科学，之所以以“自然”标注这种科学形式，这是因为，潜含在工匠经验与生产过程中的这种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以系统化的知识形态以显性的方式存在，而是以默会知识的形式存在，这样这种科学知识也包括技术本身因为这种原因的存在，就不可能以自觉和自我发展的形式存在，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知识不具有记忆性和自我积累性，因而，仅仅靠师徒之间的口耳相传和生产者个人的领悟能力及实践，这是很难在知识上具有累积性，同时由于生产者知识程度往往较低，所以也很难在生产中不断反思，并且使知识不断系统化和显性化。

对于工匠传统所形成的这种知识，东西方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差别，但就水平来说，从历史总体上看，东方显然在某些方面由于西方，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容否认，生产经验从总体上看是在不断进步的，但这种进展极为缓慢，其所包含的科学水平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可以进行的历史纵向比较。而就生产的工艺水平来说，在很多局部和方面，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每一个时代都似乎能达到自己的高峰，但并不完全具有历史上的更新，甚至几千年以前的工艺水平对于现时代的人来看仍然可能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峰。

在近代自然科学出现并起起以前，不同时代的工艺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流传遗失和文化选择等等方面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具有前后之间的继承性和启示性，但依据近现代自然科学的视野，我们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执着于寻找历史进步的依据，如所谓工艺水平的提高，材料的选择与更新，以及现存历史工具与事物的内在分析，得出一个结论证明科学在进步，在这里我们无可否认的是历史在进步，但此种意义上的科学进步显然具有较强的辉格解释学色彩。当然在这里最不容否认的是工匠技艺和生产本身的服务于社会生产与生活的目的和功用，有助于人们战胜自然、战胜各种灾害和疾病，使人类更好的生存和发展下去，这是生产技艺最值得肯定的地方，这些知识也进入到了现代科学的范畴之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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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哲学复兴的背景

然而，随着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和科学哲学、自然观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形而上学的幽灵是无法驱除的。在自然科学方面，相对论否定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而以时空四维连续统以及物质消弭于几何结构的观念代之，量子论在微观领域引入了不确定性和概率，修正了牛顿—拉普拉斯完全决定论的自然观，表明规律在宏观上具有必然性，在微观层次，具有偶然性；热力学引入了物理过程的不可逆性，表明了时间的方向性；系统科学探索复杂性，强调自然界的整体性，反对将整体还原为部分之和，这与牛顿自然观强调自然的简单性，原子构成性形成对照；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论和超循环、混沌学探索从混沌到有序的自组织过程，表明了自然过程的生成性。就自然科学内部重建其形而上学基础而言，生命科学强调层次性，坚持用物理化学的方法研究生命大分子，但反对将有机体还原为纯粹的物理化学过程。生态危机与生态学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人类与其生存的环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任一环节的缺失或破坏，都将危及人类自身。传统的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认识模式，在理论上，受到了现代物理学的挑战，现代物理学把人、把观测者引入到认识自然的背景、乃至图景中，而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认识模式在实际中误导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自然当作其征服和掠夺的对象。从而受到了自然界的报复，人们在痛定思痛后认识到，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主张人与自然和谐有序的思想是一种大智慧，是我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准则。

在科学哲学的研究中，人们发现科学理论有一个本体论的承诺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表明，我们的自然图景，是作为人的认识又包含了对人的认识，是内在于自然的对自然的认识，是一种本体论的框架又具有认识论的本性、根源和局限性。认识主体由于本身也是客体的一部分，也参与客体的显现，也规定着客体的基本特征，因而与客体本质上不可截然区分。认识的这种人类学特征和内在特征，也决定了传统科学追求终极主体地位和绝对客观性的不可能性。科学哲学作为哲学最首要的任务是，追究科学的存在论基础，科学在近代的支配性，科学的有效性全系于此。对此的遗忘已引起科学整体上的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年来，国内自然哲学的研究重新热了起来。

二、关于自然哲学的研究对象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相对独立而又确定的研究对象，自然哲学当然也不例外，在自然科学昌明的今天，那么自然哲学的研究对象又是什么呢？

吴国盛认为，自然哲学有两种含义，第一，指一门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领域，这个学科是哲学的分支学科，是第二哲学；第二指某种哲学理论形态或哲学思考的某种趋势和倾向，这个意义上的自然哲学不是第二哲学，而是第一哲学，如谢林的自然哲学。他本人主张第一哲学，认为不必以自然科学的目标和价值取向为自己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哲学不再是求知的事业，它不再创造关于实在的知识体系，而是透过知识与文明的厚厚积淀层，追寻人类之根、生命之源、宇宙之本。自然哲学不再是关于外在自然的概念体系和知识体系，而是在技术时代意欲追根溯源，正本清源的沉思者的事业。

李章印认为自然哲学的复兴需要转换“范式”——从对象到家园，旧自然哲学，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牛顿的自然哲学，还是黑格尔的自然哲学，都是把自然作为外在的对象来把握，也可以说作为存在者来认识，然而，以存在者为对象的认识早已成为科学的专利，近代以来科学的发展和进步使得思考存在者的哲学成为多余的了。作为第一哲学的新自然哲学不能象作为第二哲学的旧自然哲学那样，以自然物为对象，也不能把自然本身作为对象。那么，以思考自然本身为己任的自然哲学，怎么能不把自然作为对象呢？哲学不能局限于对象性的科学认识，在对象性思维以外，还有人与自然的另外的关系，在这另外的关系中，人不是作为主体，自然也就不是作为客体，从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不是主客关系或对象性关系。非对象性的关系就是“天人合一”的关系，就是人融入自然之中来领悟自然，就是人把自然作为家园。这种家园是人的寄托和归宿，心灵对这种家园的追寻、认可、领悟和回归就是自然哲学的事情。

胡新和认为新的自然哲学必须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立足于二者互相规定、包容、依赖的关系来构筑自然观念和图景，也必须不仅涵盖人类对自然的理论认识，更关注人类对自然的实践活动，为制定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行为准则提供框架和背景；在认识上，人类作为自然中的特殊（具有智能）的一员而与之构成对话者的关系，这种对话关系，提供了人类认识自然的一种新的视野、新的模式；在实践中，人类与自然则是共生共荣，互相依赖的伙伴和朋友。

三、关于历史上的形而上学理论

张华夏认为历史上的形而上学也即自然哲学，是指研究存在的性质及其变化的知识领域，根据其所用的表达方式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我们大体上可以区分出四种形而上学：（1）模糊形而上学，其特点是用模糊不清的概念和语言来表达本体论的问题，因而它的语言是违反清晰的逻辑语法的。（2）思辨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是关于存在的最高概括，严格经验主义的方法失效，此种形而上学强调思维的自由创造与想象。这种想象性的普遍化有经验根据，同时受逻辑一贯和系统协调的约束。（3）分析的形而上学或语言定向的形而上学。由于语言系统本身包含有某种本体论的承诺和本体论的预设，因此，通过语言分析，我们能够得出有关世界的一般性的特征。通过语言分析来研究本体论，我们称作语言定向的形而上学，它是分析哲学的一个新的分支。（4）综合的形而上学。通过概括各门系统科学，建立系统哲学，首先是系统本体论，系统本体论的产生，不是直接思辨的产物，也不是一门自然科学概念的推广，而是通过系统科学找到跨学科的共同语言，来建立描述一般物质、一般系统、一般事物的理论模型，运用这个模型综合各种自然科学描述物质世界的一般特征及其一般进化图式。所以我们可以将这种新的形而上学叫做综合的科学的形而上学。拉兹洛的广义综合进化论和邦格的系统世界观主要属于这种形而上学，是一种更加接近数学自然科学方法的形而上学。

张华夏主张拒斥作为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的思辨的而又模糊的形而上学，赞成思辨的但却清晰的形而上学，赞成分析的以及综合的形而上学，后面三种形而上学的发展和整合，便是当代新形而上学或当代新自然哲学的兴起。

四、国内自然哲学研究中提出的部分理论观点

金吾伦提出了生成哲学。象系统整体论那样的整体论虽然力图摆脱以实体主义为基础的构成论，但仍带有构成论的色彩。系统只是放大了的实体，基础还在要素的分离与结合。整体论不同于构成论的地方只是，前者考虑到了要素间的联系与相互作用，后者忽略或不考虑这些联系与相互作用。但那些要素却是实存的。生成论与此不同，它强调那些要素是生成的，把“生成”概念提到最本质的地位。没有生成就没有要素。其自然科学依据是：（1）宇宙是生成的；（2）粒子也是生成的；（3）定律也有从无到有的过程。生成论的最基本概念是生成，最本质特征是动态性和整体性。这两个基本特征由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1）潜在性；（2）显现性；（3）全域相关性；（4）随机性；（5）自我同一性。生成论认为宇宙及宇宙间的一切都是一个生成过程；这个生成过程是整合的，即从潜存到显现过程中将相关因素都整合在其中，从而生成具有个体性的新事物。生子论是生成论的精髓，生子是生成的因子。它是瞬时持续的，空间是非定域的。生子不是物质，不是能量，不是精神，但它能转化成物质和能量。生子具有自主性和自组织性。这种自主性和自组织性是宇宙自身所具有的，且是演变的。生子与原子的区别在于：（1）原子是实存的，生子则是潜存的；（2）原子是空间上定域的，它在空间中通过某种作用力而运动，生子是非定域的，它能自己运动。（3）原子运动的改变要靠外力，它自己不会发生变化；（4）事物的变化是由组成它们的原子分离和结合的结果；生子自身具有内在的能力，事物的变化是由生子的生成、转化的结果；（5）原子是机械论的，生子是有机性的，由原子构成的是一只机械大钟，生子则组成一个有机整体。

宇宙万物及我们人类自身处在不断的生成，演化过程中，这个生成过程的机制大致为：潜在的道实在具有双重结构，生子就在其中孕育。用物理学语言说，它是对称的，尚未破缺，生子的形成就是生成的开始。生子不是实体，它在时序上先于实体。它可以生成实体。当全局存在在一定条件下“凝聚”到某一点时，实体生成了，生子就转成实体。

朱葆伟认为20世纪科学中发生的一个根本性变化，是用机体的模型取代机械的模型作为理解和解释世界的基础，并广泛采用了“关系—功能”分析方法。上述变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使得一种广义的“价值”成为把万事万物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体的组织因素和自我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量进入世界科学图景乃至一些学科的基本概念、假设和问题中，这直接影响了哲学价值论的研究。但所有这些不能为价值研究中的自然主义提供充分的支持。有机论科学图景的深刻启发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可以容纳目的性、自主性、能动性、选择、反馈等关于活动的机制和逻辑的启发性概念框架。这一概念框架更为接近人的活动的实际，但不足以完整描述人的活动的实际，借助于它，我们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人类实践的机制和逻辑。“可能性空间中的选择”和“反馈”这两个范畴的引入是十分重要的。正是活动和活动结果的相互作用、反馈循环，使得活动系统参与到所在的世界中，通过活动本身不断地为自己开辟新的可能性，也通过反馈—放大机制不断地为自身确立存在的条件和根据。这一活动结构中展示了一种类似于艾根“超循环”的特殊逻辑，也即“活动实践的逻辑”。在这里，活动本身成为实在的要素，成为可能向现实、偶然向必然，以及实然向应然、未来、理想推移、转化的必要环节：对于活动——参与者来说，现实实在不仅是以往活动的结果和制约我们现实选择的可能性空间，而且是要联系于不确定的未来，联系于我们的目的和价值观念才能获得确定的意义；另一方面，未来不是给定的，人的活动、实践参与在现在向未来的推移过程中实在地起着作用，它使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并纳入合乎目的、需要和理解的轨道，理想、价值、规范等也就在此而联系于现实事实，转化为现实事实，这种逻辑的另一个基本内容，是两个在逻辑上相互独立的因素求真和趋善自我确立，又相互生发、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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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国际化；海归学者

中图分类号：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8)10-0009-08

一、引言

目前，国内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与国际接轨，加强经济学理论和思维的国际化。正因如此，各院校都在竭尽所能地引进海归学者，由海归学者来主导经济学的改革：不但在教学上极力推崇原版教材，而且在理论研究上更加迷信英文文章，推崇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数理化倾向，从而加速了当前这种庸俗的实证主义思潮(朱富强，2008)。当然，不可否认，由于近百年来中国在学术科研上的积累已经远远落后于欧美诸国，因此，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引入对根除中国传统经济学中的僵化思维确实可以产生显著的积极作用。但问题是，当今中国学术与欧美相差的最大之处并不在于明示式的知识和形式上的规范，而在于国内学术风气的扭曲以及学术理念的消逝。因为，前者是比较容易进行移植的，而后者则依赖于一系列的社会条件。事实上，制约当前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障碍不在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知识被隔绝，也不在于西方学术上的“形式规范”没有有效建立起来；相反，根本上在于整个学术制度和学术风气已经变坏，很多学者已经完全漠视其应有的学术理念和社会责任。因此，如果学术上要与国际接轨，则首先需要学习国外的学术精神和借鉴其学术制度。然而，当前那些所谓的“国际接轨”又接得怎样呢?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当前学术界中的国际化改革几乎都是一些极具功利心态的人士所发动的，且主要是那些经济学出身的副校长、校长助理或者院长所积极推动或参与的。其结果是，经济学的国际接轨基本上是停留在形式和规范上，偏重于教的内容，而那种真正的学术精神却被无情地抛弃了。例如，目前国内一些主要大学就模仿欧美而作出这样的规定：导师应该对研究生支付生活津贴，从而变相迫使研究生跟随导师从事课题研究，而那些没有课题的导师则丧失带研究生的资格。显然，这种改革完全没有考虑到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差异。试想：当前的那些课题又有多少是理论型的，研究生们有几个具有理论研究的能力?而且，仅仅粗涉教材的研究生们又对社会现象了解多少呢?一般地，社会科学的学习首先要夯实深厚的理论基础，在缺乏广博知识的基础上就从事所谓的课题研究，这是非常荒谬的。因此，当前的这些功利性改革将彻底搞垮中国的基础理论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基础学科。事实上，正是由于以自然科学的思维来对待社会科学，造成了社会科学中基础理论研究的窒息，并制造了一批到处夸夸其谈的新闻“学者”，从而较大程度地扭曲了学术风气。

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形式主义的接轨?为什么经济学领域国际化的呼声比其他社会科学远为强烈?其原因在于，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比其他社会科学更为严重，这导致经济学存在着强烈的自然科学化倾向。波普尔(1998)指出：“在大多数有关方法论的讨论中，严重的错误都产生于对物理学方法的某些极为普通的错误理解。尤其是，我认为他们产生于对物理学理论的逻辑形式、检验方法和观察与实践的逻辑功能的一种错误理解”。事实上，正是承袭这种自然主义思维，在将研究对象限制在物质资源配置的私人领域之后，新古典经济学就把自然科学视为模仿的对象，把经济学当作自然科学来研究，把经济学理论视为可以普遍利用的技术生产力(如边际递减规律)。显然，当前国内“主流”经济学者由于受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思维的熏陶，基本上已经皈依在自然科学的“石榴裙”下。为此，他们强调经济学的科学化和客观化，极力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思维来框定经济学，把某些自然科学研究的特有方法和学术要求简单地搬用到社会科学领域。然而，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果真如此接近吗?显然，要对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取向有一个明确的认识，首先要比较一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特点。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经济学学科特性的考察来对当前的接轨形式和内容进行反思。

二、自然科学理论研究和发展的一般特点

一般说，自然科学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人对自然界的探索，并呈现出两个基本特征：一方面，自然界是由所有的时间和空间中都相对不变的一个物理上的一致体系所支配，即自然现象是相对稳定的，因而自然规律在任何地点或时间都是有效的。另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界的认知是随着工具的发明以及理性的提高而逐渐深入的，且往往只有在有关研究视角、分析工具或者物理机理等方面取得一定重大突破以后，才会开启一个新的认知领域，并导致研究范式的转变和科学的革命。基于这两个特征，自然科学的研究也有其独特性。

(1)自然科学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基本层次，即基础理论和综合应用。其中，基础理论研究主要是在一系列的概念体系的基础上构建出自然现象背后的规律，而这种规律在特定的时空下是稳定的，并可以通过猜想一反驳机制不断完善和发展。因此，人类在每个历史阶段上所获得的认识和研究成果将成为自然科学不断走向更成熟、更正确的阶梯，这是自然科学理论发展中的连续性和进步性。综合应用研究则是把迄今为止的理论研究中最为“进步”的认识用于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并通过实践来检验基础理论的正确性。显然，这种研究实际上是把理论成果转化为实际效益，因而自然科学的应用研究特别关注理论研究的前沿成果，关注理论的适用性和效益性。

(2)在新的科学革命没有出现之前的很长时期内，主流的自然科学原理往往都会获得广泛的共识。其原因在于，尽管任何科学理论都具有主观性，但自然科学位置的客观性要求人际不变性，在可重复性和还原性的基础上具有可检验性。因此，自然科学中很少出现不同的派别，很少出现众体系林立的状况。即使有不同的体系，也主要是集中在那些还未得到检验的猜测性假说上。相应地，自然科学领域中绝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样两大领域：一是基于常规范式下对一些细节问题作微小的理论修补和发展，从而对自然界的探索具有非常强烈的继承性。二是在掌握了现有的知识原理之后，结合具体自然环境作些应用性研究，从而很注重实验室的日常检验。而且，由于自然现象本身具有稳定性以及自然科学的实验是可控的，因此，这种对基础理论的变通性应用往往是可行的。故需要关注相应领域的最新进展。

(3)自然科学领域中那些异端的猜测性假说一旦得到证实，往往会导致整个理论体系的根本性变革。因为，自然科学具有很强的“统一性”，整个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往往都是建立在共同的假设基础之上。所以，自然领域中任何思维的重大发现，或者对一些原来留存的疑难点取得了明显突破，往往都会颠覆整个理论前提，从而大大促进整个自然科学的理论发展，乃至研究范式的转变。而且，即使那些狭隘的领域偶尔出现无法消除和解决的反常现象，也会动摇常规范式。例如，迈克耳逊一莫雷实验就动摇了整个“经典”物理学的基础，并对狭义相对论的创立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因如此，尽管自然科学领域的日常科研往往是基于现有理论和常规范式进行一些局部的探索或作一些具体的应用性研究，但是，最高水平的自然科学研究却是对某些理论难题的攻克，或者通过各种实验对新假说进行验证，这也是波普尔所谓的证伪工作。显然，试图通过对一些难关的攻克引发理论的革命，也就是自然科学的基础性理论研究。这些工作是自然科学领域的最高殿堂，因而从事这种研究的往往都是那些具有异常禀赋的天才人物。

(4)自然科学领域的理论进展主要体现在最新研究论文上，而并不热衷于系统性专著的撰写。因为，在自然科学领域发生理论突破之前，自然科学研究往往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常规范式，这种常规范式下的基本规律以及理论体系对业内人而言往往是不言而喻的。因此，自然科学研究者的主要工作是基于对一些特定难题的探究或者应用中的细枝末节的发现，或者是一个具体应用的条件或流程设计。相应地，自然科学研究者的科研成果也主要体现在对这些细枝末节上的新观点或新发现所撰写的一些论文上，而一般不会热衷于撰写整体性的理论著作，除非他希望重新编一套吸收最新成果或者更适合教学逻辑的教材。事实上，在常规范式主导的漫长时期内，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著作往往都呈现出大同小异的教材体式。因为，写进自然科学教材的理论基本上都是已经得到检验或者学界认可的，主要是总结和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而缺乏撰写者本人研究成果的个性差异。尽管在新理论和范式的提出和推广过程中，也会因存在一些认知上的差异而出现稍有不同的教材体系。

(5)自然科学中开创性专著的出现往往具有非凡意义，甚至可能会导致科学范式或研究纲领的变革。其原因在于，自然科学的科学知识往往具有共同性，只有当自然科学理论在逻辑或实践上遇到了严重的危机，并由此而取得了新的重大科研突破后，从而需要对自然科学理论体系进行重新阐述时，才有必要撰写一部新的专著。同时，一旦对事物之间的作用机理或者内在物质产生新的认识，并得到了检验，那么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对传统理论的否定，从而会对传统理论体系产生颠覆性影响。事实上，往往只有那些相关领域的大师，特别是那些取得理论突破的研究者，才会撰写一部新的理论专著。那些对自然科学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如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霍金等人，都曾撰写过具有全新体系的巨著。而且，他们的著作基本上都改变了人类对自然世界的认知，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

(6)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往往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应用的稳定性，因而其研究成果往往传播较快。这是因为有理论的客体特性和传播的主体动力两方面因素。就自然科学理论的客体特性而言，自然规律仅仅依赖于普遍的自然环境，这与人和社会的因素相对无关。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本身也具有较强的普遍性，以致自然规律一旦被发现之后，就可以迅速被传播、验证和应用。就理论研究者传播的主体动力而言，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激励往往有“锦标赛”的特点，科学的桂冠集中戴在那些最早发现规律或取得突破的学者身上；相反，即使其他人在自然科学领域也独自取得了突破性的理论进展，但如果国际上的类似研究已经在先，那么他那“独自”的研究也往往变得毫无价值。因此，自然科学领域往往会出现为冠名权或谁先谁后的争夺，有的甚至成为永远无法揭示的公案。同时，这也是为什么自然科学的研究需要关注前沿的原因，每个顶尖学者都希望尽可能地利用他人的研究而成为第一个最终发现“圣杯”的人。

(7)自然科学的综合应用往往具有丰厚的“研究红利”，因而其研究成果往往会受到刻意的保护或隐藏。这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方面，由于自然规律及其理论的普遍性，以及理论和应用之间往往又存在时滞。因此，那些以追求利益为目的的研究者往往会有意识地隐藏自己的发现，那些应用性的理论研究尤其如此。另一方面，由于自然科学的应用研究具有很强的获利性。如一些专利、发明等都是实实在在的，都可以直接从市场上为个人或者所在单位、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社会利益。因此，每个发明者、团体都比较注重对一些应用性研究成果的保护，国际上也制定了相应的专利制度和保密制度等。

综上所述，自然科学具有强烈的客观性、中立性和普遍性，因而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需要关注前沿，要与国际接轨。因为，就可行性方面而言，基础理论往往难以在短期内获得市场利益，而长时期的隐藏或保护会限制人类知识的发展。所以，国际上往往规定基础理论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只是社会对那些发现者提供一定的奖励回报。因此，为了争夺优先发现权，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往往是公开的，甚至一些应用性研究为了获得优先发明权也会尽早公开其研究成果。就必要性方面而言，自然科学的研究效益体现在最新科学技术的应用上，而基础理论研究则是应用性研究的基础。可见，自然科学的研究切忌闭门造车，需要时刻追随相关研究的国际前沿。

三、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和发展的一般特点

尽管社会科学研究也可分为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两个基本层次，但由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存在不同的特点，因此，两者的研究思维和方式在本质上也存在不同。事实上，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类社会以及由人造成的社会现象，这比自然现象更复杂、更多变，不但难以发觉固定不变的社会规律，而且也体现了人类的行动影响。所以。社会科学理论不仅具有强烈的主观性，而且，也缺乏自然科学那种一元单线的发展路径，往往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认知轨迹。正因如此，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1)社会现象的影响因素不但复杂多变。而且具有整体性，故社会科学研究需要非常广博的知识。其实，社会科学是相对较晚才出现的学科，相对于之前出现的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而言。它的理论研究最具体、最复杂，与社会实践的关系也最直接，并需要利用所有其他学科的一切成果。因此，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之理论研究，它往往具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经济学的理论不是建立在抽象的纯粹假设之上，而是源于人类社会的日用人伦，需要挖掘现象背后的事物本质。显然，揭示较自然现象更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往往需要更为广博的知识，而本

质认识又往往依赖于大量的个人知识及其独特视角。二是经济学常常把自然科学中所发现的物质法则当作论据的事实来接受。而不是专注于技术性问题。可见，经济学中的技术性手段如线性规划、对策论、统计理论等，都是数学家或其他自然科学家发现的，这方面的难题攻关本身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2)由于社会科学本身具有强烈的实用性，导致绝大多数经济学者热衷于应用对策的研究，试图把人类在自然科学或其他领域中所发现的规律、公理以及所积累的理论知识应用于人类社会的实践。当然，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在如何借鉴自然科学理论方面，却与自然科学的应用性研究存在根本性区别：自然科学的应用研究由于存在可控实验而能够直接使用自然科学理论中发现的原理，而社会科学的应用研究仅仅把自然规律视为假设性条件，由此假设得出的命题只有在那些没有考虑的因素不发生作用时才是正确的。然而。由于这些因素的探究是解释和预测真实世界所不可缺少的前提，因此，社会科学的应用特别要注意这些具体复杂的影响因素。即使在使用物质资源配置这类属于私人范畴的理论时，也必须关注具体的条件，因为社会科学中没有任何问题是纯粹私人性的。从某种程度上讲，社会科学的应用对策研究是一门艺术，它考虑的是如何恰当选择已有的理论问题。这就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要对具体对象进行详细的描述，从而便于选择相适应的理论。二是要有广博的知识，从而使得理论选择集更为丰富。

(3)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也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两者的研究特点和要求存在很大的不同。一是基于数理逻辑的功能性研究。这是基于特定假设前提的纯粹“象牙塔式”研究，其任务是推理不同条件变化下的结果反应，或者寻找更适宜互动模型和检验工具。显然，这类研究的成果具有强烈的抽象性。尽管它能够对人类实践或制度变革提供启发，但却完全不能直接加以应用。而且，从事这类攻关性研究的学者大多是出身于自然科学，他们并不具有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的知识。二是基于内在机理的因果性研究。其首要任务在于，对具体社会现象的深刻理解、本质的揭示以及事物之间因果关系的剖析。可见，由于社会现象本身是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导致这类研究需要非常广泛的共同知识和个人知识。同时，由于对本质的探究体现了个人的认知和立场，从而使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个体性。

(4)社会科学的理论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个体性，因而难以像自然科学那样达成普遍的共识或形成“真理性”的知识。事实上，社会科学本身是一个“为己之学”，其学习和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增进个人的认知。在个人获得真正的认知后，再通过教授方式来提高他人的认识。所以，社会科学领域的那些大学者们一生都在努力地“活到老、学到老”，以不断增进自己的认知水平。在此基础上，他们撰写出系统性的理论著作。同时，由于社会科学领域的认知本质上是个人性的，时空对社会事物的认识来说并不很重要。因此，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进展往往非常缓慢，没有自然科学理论那样的直线式的“进步”。特别是，尽管他人的研究或思想可以启发自己的思维，但要将人类积累的知识应用到实践或者加以时代的检验，还是要通过个体的理解和消化这一环节。

(5)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知识具有强烈的连续性和反复性，因而“为往圣继绝学”在社会科学中体现得尤为强烈，它要求注重历史文献的梳理。其实，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知识首先来源于人类实践，来源于人们的日用人伦，而人类社会发展本身存在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因此，体现经验事实的社会科学领域的绝大多数观点、理论以及相应的研究思维往往都已为前人所提及，即人们对社会科学理论的认知往往会出现一种回溯或返祖现象，并将这种认识传授给后来者。当然，由于受时代背景、知识积累以及个人认知的限制，前人的论述往往比较粗糙，后人的主要任务是在经典文献的基础上，对理论体系进行完善和发展，而不是以求新求变的态度不断地推出所谓的新理论。因此，社会科学家并不是要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促进理论的革新或发展，而是要通过详细剖析前人理论的特点及其适应的社会背景，并结合后来的实践对之进行深化、发展，从而更好地指导时下的社会实践。

(6)由于社会科学理论本身具有时空性，对社会现象的认知都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的产物。因此，其理论发展不是直线性的。事实上，任何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都是建立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之下，而引导假定之间本身又是不可通约的。所以，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之分：不能说后来的知识比以前的更为进步了，而只能说认识更为精微或深化了。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方面，同一社会现象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所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截然不同的，不同主体基于不同的视角所产生的认识也差异很大。所以，不同时代、甚至同一时代的人对同一社会现象的认知都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以致社会科学领域很难产生普遍认同的基本原理，无法形成真正的共识。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即使在特定时期的一定范围内形成了特定范式，但这种范式也往往无法维持很久；相反，在任何时代都会出现相差迥异的各种观点，乃至不同流派。而且，社会科学本身就是在不同体系、不同范式以及不同观点的争论、交流和折中下得到发展的。

(7)社会科学的研究贵在把经验事实和人类理想结合起来，从而构建“极高明而到中庸”的理论体系。这与偏重于“极高明”的自然科学理论不同。其实，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根本上是要提高对真实世界的认知，包括现状、本质等方面，从而影响人类社会的个体或集体行动。因此．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来讲，社会科学都与基于某一特定狭隘领域进行攻关的自然科学不同。一般说，社会科学研究注重的不是寻求某种技术性的突破，无法在对一些基本常识都无知的情况下就对某些“社会难题”进行所谓的“攻克”；相反，它需要在系统地梳理前人知识和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自己对社会更全面的认知，需要能够解释和处理具体的社会现实。同时，由于社会现象本身是不可分割的，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不应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局限于撰写某些基于具体疑难的论文；相反，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伟大学者往往更立志于撰写巨著，形成自己的认知体系，并希望将之传授于后来者。 综上所述，社会科学具有强烈的主观性、规范性和本土性。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不能简单地照搬和移植其他时空下的学说。其实，社会现象是复杂多变的，而社会科学理论则往往具有抽象性，它无法直接加以应用。同时，那些具体的研究成果本身往往具有较强的特殊性和专用性，它的使用效果依赖于特殊的社会环境和特殊的行为习惯，因而也不能简单地搬用。可见，社会科学理论本身就内含了一般抽象性和具体专用性的双重特征。这使得社会科学理论呈现出一种较强的公共性：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往往是公开的．既没有专利，也不用保密。相应地，由

于社会科学理论本身来源于特定的经验事实而不具有普遍性，导致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传播也呈现出双重特性：一方面，它的传播不但不会受到人为的限制，反而会受到鼓励。因为。社会科学认知上的一致性便于建立更好的协作关系．这也是为什么社会科学的思想往往更容易传播的原因。另一方面，南于不同环境下对社会现象的理解不同．导致社会科学的思想传播又往往比较困难。这种困难主要表现为受到接受者的接受能力和应用能力的限制。

四、国际化程度并非是衡量经济学水平的核心标尺

上面的分析表明，社会科学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一方面，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相对稳定的自然世界，不仅自然界中的各因素可以进行隔离，而且人类主体也可以与自然世界这一认知客体隔离开来。因此，自然科学所建立的理论体系是先验性的，它依赖于脱离人类生活经验的工具理性。并试图建立一个不断进步的真理体系。相应地，自然科学的成就往往是通用的，因而比较容易与国际接轨，也需要与国际接轨。由于自然现象本身就是普遍性的，因此，通过国际接轨，便于更好地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把握前沿，站在他人的肩膀上进行攻关。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不确定的具体社会现实，不但各种社会因素无法进行隔离，而且也无法将人类主体从生活世界这一认知客体隔离开来。所以，社会科学所建立的理论体系是经验性的，其内容往往是针对其所处的环境、地区乃至国家而言的，其根本性作用也正是体现在对周围乃至本国的社会现象的认识上。相应地，社会科学的成就往往具有特定的时空性。因而往往难以与国际接轨，也不必须与国际接轨。事实上，由于社会现象比自然现象要复杂得多，没有任何实际问题可以单独地根据经济前提来决定，即使是其性质最接近的纯粹经济问题。因此，社会科学研究不是基于对某些具有普遍性的疑难问题的攻克。

自然科学往往可以基于脱离经验事实的逻辑推理把特殊上升为一般，从而发展出一般性的定律；而社会科学的理论则必须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之上，必须对那些独一无二的事件进行直观的理解，对事件发生的利益、倾向及其他相关的特殊因素进行情景化的理解。基于社会科学的这种特性，在本质上它并不要求在所谓国际一流杂志上发表文章，而是能够基于独自的社会和知识背景为某一问题或现象提供一种思路，它注重的是不断提高研究者自身的真正认知，并转化为自身的行动。只有这样，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才有意义，社会科学的应用研究才有价值。相应地，尽管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可以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学者所提出来的研究方法、研究结论，但是，必须清楚，西方社会科学的具体理论和观点大多数是建立在其自身的社会背景之下。如果简单地将这些理论应用到中国，则往往只会产生刻舟求剑、邯郸学步的效果。这也正是经济学所具有的独特性、本土性和人文性的特征(朱富强，2008)。而且，由于社会现象要比自然现象复杂得多，对社会现象的任何理解都往往是基于特定的视角。因此，要对社会现象有更全面的认知，也必须尽可能地吸收他人的知识，而不是极端地开辟一条更为狭窄的道路。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进步不在于不断革新和创造发明，而在于对前人思想的梳理。所以，社会科学强调的是一种求学风气以及对人性的培育(朱富强，2008)。

显然，经济学更类似于社会科学。因为，经济学根本上是要剖析人们行为的机理，从而提高人们的福利。这就要关注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面对自然物时如何行动，如何最大化地使用物；二是人面对他人或社会时如何行动，如何充分运用人的理性来实现社会需求的最大化。前一个内容可以借鉴自然科学的知识，但是，自然物的配置并不是孤立的，必然会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后一个内容实质上是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内容，需要分析具体环境下人的行为方式和偏好。从根本上说，社会现象都必然会涉及到后一个内容，因而需要认真研究内在经济现象中的“人”的因素，使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非常强的本土性(朱富强，2008)。特别是，经济学作为一门致用之学，更加强调其研究成果对与该研究有直接关联的人所具有的启发意义。所以，如果是国内学者研究美国问题或许更应该首先在美国发表。但是，如果研究中国问题的文章也强行要在国外杂志上发表，显得多此一举了。同时，由于自然科学知识具有时间上的累积性，因此，除非面临着范式的革命，现代的自然科学家一般都可以从已经被证明为真实和科学的发现中直接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知识。但是，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历史发展却充满各种难以判断的意见和观点。而且，在一个阶段已经被证明错误或者荒谬的理论在某一个适宜的阶段又可能被重新发现并奉为真理，所以，经济学知识并不是以严格的累积形态取得进展的(王曙光，2004)。

因此，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更重要的是对经典文献的梳理，而不是偏重于所谓的“前沿”研究。熊彼特(1991)就指出，经济学领域的“有些成果被中途遗忘或搁置数百年之久。这要比物理学中更屡见不鲜。我们会遇到一些简直令人吃惊的事例。研究经济学史的经济学家，常常会碰到很有启发性的间接以及有用的教益，这与同样情况下的物理学家很不一样：因为后者一般可以相信，在他的先辈们从事的工作中，几乎没有湮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也正因如此，社会“科学分析不单纯是逻辑上前后一贯的一种过程，从某些初步观念开始，然后按照直线的方式往上面增添内容。它不是单纯地对一个客体实体的逐渐地发现――例如，像刚果盆地的发现那样。它毋宁说是与我们自己和我们前辈人头脑里创造的东西的一直永无休止的搏斗；同时，如果它有所‘前进’的话，那是一种正交叉的方式前进的；它的前进不是受逻辑的支配，而是受新思想、新观察或新需要的冲击以及新一代人的偏好与气质支配。因此，任何企图表述‘科学现状’的论述实际上是在表述为历史所规定的方法、问题与结果，只有对照其所产生的历史背景来考察才有意义”。

然而，不幸的是，基于西方社会的自然主义思维，国内经济学界却极力将社会科学混同于自然科学，不但舍弃对学术的系统梳理，而且相反地专注于非常狭隘的所谓“前沿”论文；不但不注重全面的知识综合并形成自己的真正认知，而且相反地像自然科学一样，强调攻克某些“难题”，或者像一般性的自然科学工作者那样，通过照搬一些基本定理来从事日常的应用性研究。多迪默(2002)写道：“与硬科学中的同事们一样，一位经济学家也可以从现有的知识体系中借来某些东西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先是按照严格的句法规则建立起一些理论模型，然后，再对这些模型求解。而且，从原则上来说，这些计算工作是可以通过计算机来完成的。在进行这项工作时，这位经济学家拥有数据资料，他用这些数据资料来检验具体的假说。他建立经验模型来估价在外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影响，或者经济政策的变化带来的影响。这

种常规的科学实践活动把经济学家变成了工程师”。欧美经济学界是如此，中国经济学界就更是如此。

国内经济学知识积累本来就非常匮乏，真正有价值的经济思想更少。而且，经济学本身就是基于西方文化及其行为机理之上，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框架下，中国人根本无法在思想领域有所作为，因而只能在形式上加以仿效。同时，在以数理形式为衡量标准的情况下，那些理工科出身的人就占有明显的优势，他们成为中、西方经济学沟通或接轨的“桥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前国内经济学界涌入了越来越多的理工科出身的人。一个普遍的事实就是，现在那些研究生导师在招收研究生时，一般都更倾向于数学专业的而不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显然，这些学者的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更为匮乏，因而也根本无法在思想上有所作为，甚至对思想毫无兴趣。为此，这些学者往往会将主要精力用于对某些数学模型的改造和应用上，而不是真正弄清楚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内在机理。所以，中国经济学界会出现这样的怪现象：许多对社会科学乃至经济学基本常识一窍不通的人在搞社会科学领域所谓的前沿研究，并成为学术的引导者及政策的制定者。

当前，这些人主导了中国经济学界，他们必然会努力将经济学拉向自然科学，从而大肆主张与国际接轨，理由是物理学或数学就是这样。特别是，为了显示自己研究的前沿性和国际性，他们会刻意地通过种种途径与国际“学者”合作发表文章。但殊不知，当前形成的这种学术研究分工体系具有鲜明的“殖民”性质：国内学者提供有关中国情况的数据，西方学者作出计量分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学术永远是处于“打下手”的角色。更为严重的是，即使从人类社会的角度看，这种分析真的能够促进理论的发展而获得更真实的社会理解，抑或取得实际的分工效益?鲁迅先生曾说过，写文艺作品专靠别人提供的材料是不行的，更何况进行社会科学的研究。

其实，正如多马(2001)指出：“优秀者都愿意自己研究。”他们都愿意自己提出思想而让合作伙伴撰写研究成果，而不愿意简单地承担数据收集和处理工作。但在目前流行的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展开的合作中，往往是由中国学者提供数据和进行数据分析，而西方学者对研究结论进行解释。试问，这种合作方式能够体现国内学者的何种学术水平?而且，在当前这种国际合作中，西方学者甚至像国内学者的研究一样，根本不关心这些数据是如何得来以及是否可靠正确，更不考虑其他的社会环境以及可能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外学者寻找中国的合作者，绝大多数还是出于评职称或其他功利主义的考虑。因为，这样的研究更便于他们发表一些文章，毕竟西方学者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了解少之又少，对中国人提供的数据更难进行考证。正因如此，目前在国外杂志上所发表的一些有关中国问题的论文甚至比中国人的研究还要肤浅得多，它们大多是概念上或者形式上的。

正是由于国内对国际刊物发表文章的盲目推崇和鼓噪，激励着人们努力通过各种途径寻找与国外学者合作，而不是静下心来对思想作些实实在在的梳理。这种风气也进一步助长了数理和实证的分析倾向。因为，这种文章显然更容易合作，也更容易发表。但是，对这种学术的鼓励，却误导了理论的真正发展，因而无法取得真正的社会科学的进步。德鲁克(2000)曾写道：“如果，乔之所以晋升是因为他擅长玩弄政治，人人都会知道。他们会对自己说，‘好吧，这就是公司里的晋升之道’。他们会瞧不起上司，因为他们强迫人人都变成了政客，结果是他们要么离开要么自己也变成政客。”目前学术界正是如此。其实，社会科学需要的是精心思考，而不是机械搬用。钱穆(2004)强调，“如何像以前的禅宗般，把西方的新人生观综合上中国人的性格和观念，而转身像宋明理学家般把西方人融合到自己身上来”，这就是我们现代学者的任务。但是，我们的学者却在做急功近利之事，我们的制度更是为这种功利行为提供激励。余英时(2004)写道：“一般倾慕西方文化的人在取舍抑扬之际也缺乏真知灼见，他们往往对自己还没有十分弄清楚的东西，已迫不及待地要用之于社会政治和社会改造方面。这种轻率而又轻薄的态度不但与西方‘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而且也和中国人所一向讲究的为学须分本末人己的传统大相径庭。”

五、简短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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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自然科学教学自主学习实验

长期以来，我国在中学教育中偏重于理科性质的学科，因此，自然科学学科作为一门基础的自然学科在中学教育中受到了足够的重视。传统教学模式在以往的中学教育中固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提高学生的中考成绩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素质教育的实施和新课改的实施，旧的教学模式弊端日益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传统的教学模式是我们熟知的填鸭式教学，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在这种教学模式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受到压制，一切都是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因此，此种教学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也许可以很好的掌握教材上要求的内容，在考试总可以取得很好的成绩，但是在自主创新方面却有很大的缺陷，甚至没有任何创新能力可言，以至于在高中学习中出现很大的困难。

针对传统教学模式的缺陷和不足，自主学习的提出无疑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自主学习顾名思义，就是以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通过独立的分析、探索、实践、质疑、创造等方法来实现学习目标。自主学习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是学习的主人，教师的教学是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提供保证，因此，自主学习能够培养学生的积极探索创新的精神，是一种与传统模式相对应的一种现代学习和教学模式。

那么如何才能更好的开展自主学习？

首先，在中学自然科学教学中要改变教学理念

在传统教学理念中，教师是主体，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知识，在自主学习中要改变这种理念，要坚持学生是主体，学生是学习的中心的思想和理念，改变以往教师为主学生为辅的现象。自主学习中要清楚的认识到教师的职责在于“引路”，为学生的个性发展、长远发展奠定基础。改在教学设计中“教师如何教”为“学生如何学”，在教学的过程中，改变以往侧重于结果的做法。在自主学习中不仅要使学生能够学会运用知识还要能够使学生体会学习的过程，即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自主学习中，学习是一个探索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接受知识，教师要从根本上克服满堂灌，包办代替的现象，提倡精讲精练、充分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调动学生的参与性、增强学生的创造欲、放手让学生自己决定探索的方向和问题，选择自主的方法，独立地进行探索，最终达到教学目的，完成教学任务。

其次，探讨的新的课堂模式和教学手段

尽管我们在推行素质教育，但是学生最终还是要面临升学考试，所以在中学教学中还要有着教学的主线，考试大纲无疑就是在教学中所要坚持的标准，这就要求在教学中，要做到灵活遵循课程大纲，忠于考试大纲但又不能死守考试大纲，在具体的教学中把教学和学生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教学中的低起点、高标准真正的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同时还要为学生的升学考试打下良好的基础。

把握教学主线的同时还要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传统的自然科学教学方法以教师讲解为主，教学方法单一。自主学习中，由于教师和学生的角色和地位发生了转变，教师由传授变为引导，这就要求在课堂实施的过程中，教学方法也要随之而转变。自然科学是一门研究自然界组成和发展规律率的科学，所以相对于文科而言极具抽象性，这就增加了学生再学习中的困难，针对这一特征，教师在课堂实施的过程中要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提供丰富的素材和感性认知材料，使得学生能够更好的接受和理解抽象的自然科学概念。所以，在实施自然科学课堂教学时，要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力求课堂形式的多样化，为学生的自主学习创造良好的条件。

要想真正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我认为在课堂实施的过程中要从以下一个方面入手：

1．创设学习情境，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会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是学生学会自主学习的前提，每个人都有发现些问题的能力，但是由于认识和知识的局限，并不是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具备发现自然科学的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就需要教师在实施课堂教学时加以引导。

在教学设计中，教师要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并结合学生的实际设置一些有启发意义的问题，引导学生进行思考，激发学生求知欲望，唤起学生思维的能动性，同时教师还要在课堂实施的过程中，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并引导学生自己解决问题。在学生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教师起到的是示范和引导的作用，即给学生提供寻找问题的角度、提出问题的方法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质疑、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学生自主的解决自己发现的问题，即可以获得知识还可以体会其中乐趣，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宽自己获得知识的途径。

2．在试验课中给学生更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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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主义的定义一直众说纷纭，国内学者经常引用《韦伯斯特新国际英语词典》中对科学主义的定义，主张将自然科学方法推广应用至所有领域，并认为只有运用自然科学方法才能有效获取知识。韦氏定义具有权威性，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很难完全遵循这一定义，而且韦氏定义本身存在片面性，并没有完全概括科学主义的内容。鉴于此，人们从不同角度出发，形成了对科学主义的三种看法：其一，人类知识的典范就是自然科学知识，它必然是正确的，且应该得到广泛推广及应用，以解决人们面临的所有难题；其二，自然科学方法适用于一切领域，且只有通过自然科学方法才能高效获取知识，这也是韦氏词典中重点强调的；其三，一切领域都应遵循科学精神。这是我国国内科学主义研究的现状。而国外学者对科学主义定义的认识也各不相同。约翰韦莫斯认为，可以把唯科学主义看作是一种信仰，并认为只有通过现代科学及现代科学方法，才能获得能够适用于任何现实的科学知识。还有人认为，科学主义既是一种科学观，又是一种文化观，是一种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信仰，自然科学因其权威性、有效性、严肃性成为人类最有价值或是唯一有价值的知识。综上可知，自然科学是唯一真正的科学知识，是最具权威性的世界观，高于其他一切生活诠释，并且只有通过自然科学方法才能高效获取科学知识。科学主义方法论的精髓是理性分析，即把对象分解还原至最小部分，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各部分间的逻辑因果关系。运用科学方法应遵循四个基本原则：第一，经验原则，这是进行观察、假设以及实验并再次观察的客观需要；第二，数量原则，数量方法是获得精确测量的必要手段；第三，机械性原则，科学方法通常采用抽象化形式表示对象的因果关系，而要实现此目的，就不得不对反复出现的行为进行意义明确，并在此基础上将其总结为普遍规律或者方程式，用以描述和解释这些行为；第四，科学促进进步原则，这是科学家普遍认同的理论，将其视作一种精神，是探索意识中固有的原则。

二、科学主义教育观

科学主义教育观在科学主义基础上发展而来。有学者主张用达尔文进化论审视教育，认为世界万物都处于一种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状态中，世界上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人性，当然也就不存在永远不变的教育目的和教育本质，因此，教育应更多地将人性和社会变化纳入考虑范围，教育内容应更加贴近实际社会生活。科学主义教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于欧美各国。科学主义教育将对人的智力以及潜能发掘作为教学目标，并认为尽可能满足社会和国家需要是教育应有的功能。科学主义教育观在教学内容上主张科学教育，而科学教育的成分又以自然科学知识为主，这就使学校在开设课程上出现重理轻文现象。在教学方法上又以迅速高效地获取知识作为选择标准，教学研究也过分依赖自然科学方法，使科学主义教育侧重对实用知识的学习，注重提高学生认知水平，提倡用科学方法进行教育研究。另外，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万能的，强调科学技术在改善人们物质生活方面的重要作用，看重事物的工具价值。因而，如果对科学主义所推崇的这种工具价值观不予批判，就很可能会使科学技术被错误利用。

三、科学主义教育观的特征

（一）科学主义教育内容的唯科学性

科学主义坚持，科学知识是客观确定的，不因人的意志而转移，是一种超越人的客观存在，而人性就是个体的科学理性体现，人存在的作用就是充分运用理性认识探索客观存在的科学知识。在探索过程中，人应避免受其价值理性和非理性的影响，保持一种价值中立状态，同时人应充分相信并服从由理性认识探索而来的科学知识。在科学主义教育观中，人应具有科学理性，其存在意义在于认识及服从规律，人的思想和行为也存在客观规律，是一种能够计算的确定因素。基于此，科学主义教育观的教学内容以学习科学知识为主，尤以自然科学知识为重，以突出知识的实用价值。

（二）科学主义教育方法的计划性

采用自然科学方法对事物进行分析时，首先，应隔离对象并进行分析，假定对象处于一种理想化状态；其次，简化对象后，利用数学公式将其明确表达出来，即将对象数量化；再次，对象最优化，自然科学方法论认为，一切规律反映的都是一种最优状态，而不是对现实状态的一种反映；最后，步骤程序化，具体实施时应严格依据制定的步骤执行，中间不允许出现任何差错。科学主义强调方法的标准性、定量性、最优化以及程序化。科学主义教育观同样主张，在开展学校教育活动过程中采取自然科学方法。这种方法一般是将学校教育分为多个层面，并制定相应目标，通过收集数据以及定量分析，得出不同计划方案，综合考虑比较后，选出最优方案。由此可见，科学主义教育观的教学方法具有很强的计划性。

（三）科学主义教育观追求工作效率最大化

科学主义教育观认为，人是具有科学理性的，采用自然科学方法进行教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在于运用定量化、程序化、理想化等方法选择最佳教学方案，以实现教育工作效率最大化。因为效率的本质就是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追求效率也就是追求最大化标准，而学校要想提高其教育工作效率，就应减少教学活动中存在的一些“无用功”，进行教育成本核算，并确立量化标准。如教师工作效率量表、学生进步量表等。通过这些量化标准，促进学校教育工作效率的有效提升。（四）教育组织结构的单一科层制科学主义的组织结构采用单一科层制。韦伯指出，科层制就是在理基础上建立的一套权力机构。这与科学主义的思想一致。科学主义教育观认为，教育的唯一组织结构就是科层制，无论是学校行政还是教学管理，都应建立一个由上至下的权力层次结构，如校长-副校长-年级主任-教师-学生的层次结构，同时，学校还应建立严格的管理规范，如学生守则、教师手册等。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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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历史方法；经济学；科学性

一、判断经济学是不是科学的标准

判断一门学科是否是科学，首先应确定一个“科学”的衡量标准。这种标准的依据不在于该学科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而应遵循以下三点原则：一是是否以揭示研究对象的内在规律性为目的。二是在研究的过程中，是否运用了一种合理有效的方法。熊彼特强调“一门科学是任何一种知识，它发展了寻找事实和解释或者推理(分析)的专门技巧”。三是是否有一种科学的理念和精神。显然，这种判断标准避免了由于选择尺度的狭隘而将诸多科学性的东西排斥在科学大门之外的尴尬。就经济学而言，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并且采用唯物辩证法、科学的抽象法、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等。在西方经济学看来，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对稀缺性的资源进行配置的学问，采用的方法有：经济模型、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静态及比较静态和动态的方法、边际分析的方法、均衡分析的方法及数学分析的方法等。

科学的判断一门学科是否科学，依据的重要判断标准是该学科的方法论必须科学。一般来讲，经济学的研究和认识过程是：先从实际出发，从经济史实和现实经济问题出发，在掌握大量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基础上抽象出概念和命题，然后再用范畴和概念去说明、解释和预测经济事实。这表明，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从特殊到一般再到特殊，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认识论方法贯穿了经济学确立的各方面。就此方法论而言，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同样符合科学标准。

二、为什么要强调历史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19世纪末，奥地利学派创始人门格尔和德国历史学派代表施莫勒进行了一场持久的经济学方法论之争。由于历史学派方法论的缺陷，以后的主流经济学在演绎主义方法论的影响下走上一条公理化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在经济学——这样一门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的学科的探讨上丢弃历史分析的方法。

(一)主流经济学过度演绎推理的做法不科学。在一些人看来，历史的东西往往存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尴尬局面，而基于公理推断的东西则存在逻辑上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客观地讲，经济学采用演绎推理的方法，并辅之以数学化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向自然科学的一种靠拢。但如果以为像自然科学一样在少数公理的基础上构建起逻辑大厦，就意味着经济学自动走向科学殿堂的想法未免太天真。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即公理本身是否就存在统一性或不存在认识和理解上的不同呢?按照尼采的看法，所谓的公理实质上是一种没有办法通过进一步推理证明的无条件的命令，公理本身也是一种信仰，即相信公理是“真”的。对信仰而言，在抽象的意义上，很难判断孰优孰劣、谁是谁非。既然公理本质上是一种信仰，而信仰显然会随时间、地点和任务不同而不同。因此，建立在公理即信仰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大厦就会表现出不同的外观和内在结构。在怀尔斯看来，“‘公理’成了‘神圣命题’的代名词。公理的存在可以使我们不顾事实建立起庞大的演绎结构，这已经成了经济学根深蒂固的传统”。事实上，脱离具体历史条件而抽象出来的经济学公理，如理性经济人等在现实环境中也遇到质疑。这种抽象演绎的结果不仅无助于经济学科学性形象的树立，相反还损害经济学的科学性。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对经济学基本理念的信仰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巨大差异。亚当·斯密教条地认为，在完全自由放任的政策下，经济生活会自动趋于最优状态，不会存在经济过剩和失业。而1929一1933年的经济危机彻底打碎了人们对市场机制的信仰，转而寻求政府干预。而凯恩斯以后的宏观经济学学派林立，或者说对同一经济现象有不同的理论学说，究其原因恐怕是其信仰“失之毫厘”所致。

(二)宏观经济学的诸多成果得益于历史分析的方法。宏观经济学的目标有四个：通货膨胀、就业或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显而易见，这四个方面的研究对象，如长期的经济波动，均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历史数据和历史事实。即使在微观经济学的问题中，同样也无法回避时间序列的探讨。由此可见，目前主流经济学中抽象演绎法所作的努力，即通过形式上的数理化来完成对经济学的科学化改造并不能摆脱历史数据的支撑。

(三)任何学科成就的取得都是建立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经济学也不例外。在熊彼特看来，“不管哪个学术领域，任何时期存在的问题和使用的方法都包含过去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工作的成就，而且仍然带有当时留下的创痕。”“任何规定时间的任何科学状况都隐含它过去的历史背景，如果不把这个隐含的历史明摆出来，就不能圆满地表述这种科学的状况。”从目前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思路看，首先都是进行文献综述，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可以说，经济学中任何一个问题的提出与解决，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都不是哪一家一派可以独立完成的，而是一个不断的、连续的过程，也就是说是个历史过程。这一点在政治经济学的建立过程中体现的尤为充分。

(四)经济学中的许多概念、范畴和定理必须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才能加以正确的理解。恩格斯认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在《资本论》中，诸如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劳动力商品等概念，马克思都反复强调是个历史范畴，从而对庸俗政治经济学家进行批驳。同时，这些概念的许多规定性也只有放在历史的背景中才能加以理解。如，货币形式的发展、货币的本质及货币的功能等问题。

(五)在一定意义上看，历史的方法是经济学其他研究方法的基础。一是发展的观点认为事物总是处于运动的状态中，这与历史主义强调的原则是吻合的，即“一切事物都不是永恒、绝对的存在，而是历史的暂时产物，它在历史中产生、发展，也必将在历史中消亡。事物就是它的历史过程本身。”二是科学的抽象法认为，必须对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进行充分的考察才有可能把握住其中的规律。要做到这一点，除要求在一个时间截面上尽可能掌握事物不同的特征，更需要对事物的特征进行时间序列上的追踪考察。只有经过事物特征的反复显现，才有可能抓住背后隐藏的规律性。

虽然历史的方法在自然科学和经济学中都非常重要，但必须承认，由于学科的限制，历史方法发挥的作用在不同学科中存在较大差异。这导致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经济学的科学性似乎有所削弱。自然科学的成果经过历史的积累，很容易被后人认可和运用，因为自然过程是反复发生的。但经济学的历史发展却不具备完全可复制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充满了各种新的、不同的意见与观点。结果是，经济学无法以严格的累积的形态取得进展，经济学说史上就出现了形形的理论反复。一种理论和观念总是以真理或谬误的姿态在不同的时期交替出现，这在近代以来的宏观经济学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在当代尤其是中国，之所以很多人认为唯自然科学才是科学，是因为自然科学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是直接和明显的，相比较而言，社会科学的作用则是间接的、长期的。时间的跨度有时甚至要经过一两代人，所以经济学的成果不易为人所观察和掌握，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往往要在理论成果产生多年后才被授予。但经济学的科学性并不会因此而受到损害，相反说明经济学的特殊性更需要用历史的观点去考察。

三、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是一部借鉴自然科学方法与理念的历史

从对历史的回顾中发现，无论是有意借鉴还是异曲同工，自然科学的理念及有效的分析工具，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中都得到体现，这使经济学日益成为最接近于自然科学的“硬社会科学”。

在西方，经济学的出现以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的《经济论》为标志。为能把握住观察对象的规律，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发明了数，认为万物即数；万事万物的差别实质上是数排列组合的差别。在中世纪的欧洲，经济学一度成为封建神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并无科学性可言。随着文艺复兴和自然科学的兴起，经济学也迎来了科学的黎明。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②，即古典政治经济学才称得上是真正科学的经济学。从理论观点和贡献来看，古典经济学认为，商品经济是天生的平等派，不管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无论富商巨贾，抑或小商小贩，在进行商品交换时，都必须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没有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力存在。显然，这一商品经济的基本理念是受天文学革命的影响。在传统的封建等级制中，人有天生的高低贵贱之分，皇族乃上天的代表，即天子。但天文学革命却发现：整个自然界并非是上帝早已安排好的等级结构体，各天体之间是作用与被作用的关系。这一信号传递到人类社会，其含义就是：人与人之间不是生而不平等，而是生而平等的。进一步把该思想反映在经济生活中，就是等价交换的原则。当然，此时可能有来自传统的追问，即如果没有旧有封建等级制度的管理秩序，那么靠什么来维持社会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的运转呢?在亚当·斯密看来，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会推动资本主义这架精巧的机器一直运转下去，永不停歇。这正如牛顿的力学所揭示的原理：万事万物为何运动有序?因为一切都是“力”的作用。将亚当·斯密以后的经济学与牛顿的物理学作比较，很多的地方都会发现对事物处理方法的相似性。

就当时化学取得的成果而言，主要集中在：表面上千差万别的物本质并无区别，都是原子所组成，差别惟一在于原子数量的不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及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劳动价值论都认为，不同的使用价值和商品表面上看起来各不一样，但却都是劳动的产物。在马克思看来，质上不同的使用价值在量上能够比较，是因为它们都凝结有抽象劳动，即价值。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生命体被当成一个系统来加以对待。而系统研究方法在经济学中早已被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从魁奈的经济表到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以及当代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产业结构、地区结构等问题，都把经济生活当成一个整体在进行研究。

现代主流经济学对数学的运用更是无处不在。马克思曾说过，只有当一门学科使用了数学时才成为真正的科学。数学使以往古典经济学带有哲学思辨式的思想通过数学方式的表达而显得更为精确，使经济政策的实施也更具可操作性。可以这样讲，正是对数学这顶自然科学皇冠的摘取，才使经济学取得了社会科学皇后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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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趣》一文作为近代中国史学研究科学化历程中里程碑式的标志性文章，对近代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旨趣》一文也是傅斯年回国初期对史学研究方法进行深入思考后所形成的主要成果，属于研究傅斯年史学思想的基本史料。21世纪初，随着国内近代学术史、学科史研究的高涨和傅斯年热的兴起，该文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无独有偶，史学研究中的热点也渗透于高考试题之中，上海2012年高考历史试题中就有一道与此文相关的题目，具体如下：

以下每小题3分，共15分，每一选项的分值可能为0、1、1、3分。选出最佳一项，多选不得分。

34.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指出：“能利用各地各时的直接材料，……材料愈扩充，学问愈进步……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对于上述观点理解最恰当的是

A.傅斯年突出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B.傅斯年主张在史学研究中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

C.傅斯年认为历史学应该涵盖各种学科

D.傅斯年重史学的客观性而不重史家的主观取向

（评分规则：A.1分，B.1分，C.0分，D.3分）

该题为最佳选择题，即在四个选项中，除错误和最佳两个选项外，还设两个虽有一定正确性，但是又不够准确、深刻、全面或有其他缺陷的选项，此类试题试图更加精确地表现和显示考生的实际水平，提高试题的鉴别力[1]。题目中的材料节选自傅斯年撰写的《旨趣》一文，旨在考查学生的材料阅读和分析能力，以及对史学研究中客观性和主观性相互关系的认识。平心而论，此题题型新颖、贴近学术热点、选材眼光独到，关注史学研究中的基本问题，不失为一道好题。另外，对于教师在讲评试卷时如何引导学生对材料进行整体性理解，此题尤有启发性。

依据题目设问要求，“对于上述观点理解最恰当的是？”首先，C选项比较容易排除，在试题所给的材料中，傅斯年虽然提到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多种学科，但这些学科只是作为研究历史学语言学的工具，并不能由此得出历史学涵盖各种学科的结论。实际上，C选项的结论是由于过度推理而得出的。在剩下的三个选项中，哪一个又是最佳选项，却不易判断，需要深入思考和仔细鉴别。

作为一道考查学生材料阅读和分析能力的题目，试题中提供的材料是解题过程中首要的信息载体，同时也是关键的信息来源。观察试题所示材料中两次出现的省略号可知，材料虽来源于傅斯年的《旨趣》一文，但却经过了命题人的剪裁取舍，最终以单一片段的形式呈现出来。试题中涉及的这些材料，在《旨趣》原文中分别出现在其论述历史学语言学进步与否的三个标准以及文末所提的三个口号中。完整阅读原材料，有助于教师在试卷分析时更好地理解傅斯年的思想，从而指导学生做出最佳选择。原文具体如下（作者对试题中引用的部分以黑体强调）：

（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能利用各地各时的直接材料，大如地方志书，小如私人的日记，远如石器时代的发掘，近如某个洋行的贸易册，去把史事无论巨者或细者，单者或综合者，条理出来，是科学的本事。[2] （p.73）

（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材料愈扩充，学问愈进步，利用了档案，然后可以订史，利用了别国的记载，然后可以考四裔史事。[2] （pp.74～75）

（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又如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学科的方法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2] （pp.75～76）

……我们高呼：

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

三、我们要科学地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2] （p.82）

在上述材料中，傅斯年所表达的思想依次为：历史学语言学研究要依据直接材料，材料的扩充能推动学问的进步；地理学等自然科学能为历史学研究提供工具；要在历史学语言学研究中去除主观，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成和生物学等自然科学一样具有客观性的学科。

现在再来分析A、B、D三个选项。先看A选项的结论，试题中的材料：“能利用各地各时的直接材料……材料愈扩充、学问愈进步”，明确地反映出傅斯年认为史料的扩充对历史学科的未来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的观点。所以，能够得出A选项中的结论。其实，傅斯年在《旨趣》一文的开篇中，即表达了“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做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2] （p.70）的思想，简而言之，即“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傅斯年本人也因此赢得了史料学派“旗手”和“舵手”的大名[3] （p.227）。

那么B选项认为傅斯年主张在史学研究中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有无依据？分析试题中所呈现的材料：“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其虽略去了原文中的前一部分，即“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学科的方法汇集”，但依然可以得出傅斯年主张史学研究中应运用诸如地质学等自然科学方法这一结论。如何理解傅斯年的这一主张？对傅斯年素有研究的学者李泉的观点值得参考：“利用自然科学之工具”研究历史，包含有两层意思：其一，将自然科学的知识直接运用于史学研究，解决历史问题。其二，将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引入史学领域，加以改造，使之成为史学方法[4] （pp.162～163）。

最后再看D选项能否成立？试题所引用的材料中有：“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仔细分析材料中所提到的“生物学地质学”等自然学科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不难发现，其研究过程中具有鲜明客观性（在意识之外、不依赖主观意识而存在的属性），而研究者个人的情趣、好恶等主观取向对研究工作的影响相对较少。众所周知，在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中，不论研究者属于哪个阶层、带有何种价值取向，但他在研究过程中所依据的材料、采用的方法却带有广泛的普遍性、必须遵循内在的学科规则。傅斯年主张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自然科学一样，实际上即主张历史学语言学的研究工作要遵循自然科学所遵循的法则，即重客观性而不重研究者的主观取向。所以，D选项也能成立。此外，跳出试题所给材料，根据前引《旨趣》一文傅斯年高呼的三条口号，可以明确发现傅斯年的主张，即历史学语言学应远离主观，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学科同样具备客观性，从而使科学的东方学在中国建立。这进一步印证了“傅斯年重史学的客观性而不重史家的主观取向”这一结论，同时也是《旨趣》一文的主旨所在。

既然三个选项都能成立，哪一个选项才是符合题目要求的最佳选项？这就需要我们对材料进行整体性理解。所谓整体性理解是指在多角度多层次分析理解的基础上，对材料进行全面、准确、深刻的理解。其基本做法为：首先，通读全部材料，依据作者所采用的论证方法对材料进行分层、并逐一概括出各层论述中作者所表达的局部结论；其次，分析每个局部结论的内在联系、从中找出一致性；最后，理清结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从中发掘最终指向，实现对材料的全面把握、准确理解，并得出符合材料本意的结论。若只阅读了材料的部分内容，或只抓住某一个方面去分析和解读，即使所得的结论新意迭出，并且能够成立，却也只是局部结论、片面结论，并不能全面完整的反映材料的主旨。

对试题材料作整体性理解，便能看出傅斯年分别从研究过程中依据的材料、采用的方法，以及学科发展方向三个方面来论说自己理想的历史学语言学。首先，在研究依据方面，傅斯年提出了史学研究者要以史料为出发点，尽力剔除研究者个人的主观因素，不做超出史料之外的发挥和解释，也就是：“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材料之内使它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2] （p.79）其次，在方法采用上，傅斯年表达了研究者在史学研究中要严格遵循科学方法的思想，一方面要将自然科学的知识直接运用于史学研究，促进历史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要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史学领域，加以改造，使之成为科学的史学研究方法，从而增加史学的客观性，减少史学的主观性。最终，傅斯年提出，在史学发展方向上，要让历史学具备自然科学的特征——重客观性轻主观性，成为具有科学性的学科。总体来看，傅斯年的整个论述过程，都是紧扣史学研究中“应该重客观性而轻史家的主观取向”的这一核心观点来展开，三个论证层次在这一观点具有一致性。在逻辑上，论证的三个层次呈现出层层递进、逐步深入的关系，最终落脚于史学研究中“应该重客观性而轻史家的主观取向”这一归宿点。在A、B、D三个能够成立的选项中，只有D选项比较全面、准确、深刻地反映试题材料蕴含的思想，同时也充分地体现了对材料的整体性理解。与D选项相较，A、B两个选项仅是由依据材料或采用方法等单一层次形成的结论，没有全面利用题目所呈现的材料，也没有深入挖掘不同层次的内在关系，最终没有实现对材料的整体性理解，故而形成的结论缺乏深刻性和全面性。

古人虽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但却须知，身处其中的所见所得并非庐山全貌。如何识得庐山真面目？须要跳出庐山，置身山外更高山，进行整体把握，全面审视。这种方法，用在材料分析理解中，就是整体性理解。而2012年上海高考第34题正是一道注重对材料的整体性理解能力的考查的题目。

【作者简介】焦鹏，男，1979年生，中学二级教师，西安市西光中学历史教师，从事中学历史教学和研究。

参考文献：

[1]聂幼犁.最佳选择题要按常规出牌（上）[J].历史教学，2012（5）.

[2]傅斯年.出入史门[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篇9

关键词：社会科学方法论；康德；新康德主义；韦伯

自从苏格拉底提出探求真理的“辩证法”方法以来，方法论就一直是哲学认识论的重大问题，不过，近代以前的哲学家大都是方法论上的统一论者，他们认为人类无论研究自然、研究人、还是研究社会，其研究方法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都是方法论上的一元论者，他们无法想象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会有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研究方法。近代以后，一元论受到挑战，这种挑战源自两个背景，一个是科学方面的，另一个则源自哲学。从科学方面说，近代自然科学的崛起和胜利，使得科学方法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但同时也出现了对这种科学方法的反弹，特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也日益凸现；从哲学方面看，近代认识论的特有论说，特别是其有关事实与价值的观点从哲学层面催生了社会科学方法论学说的产生。当然，这两个方面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本文撇开了科学方面，仅从哲学方面作一些粗略的探讨。从哲学方面说，始于莱布尼茨、休谟等人的知识分类说以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区别的观点是为社会科学方法论之源起。

一、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源起

哲学家们很早就对各门科学知识进行过分类，比如，亚里士多德就把各门科学分为理论的、实践的和制造的三大类，但它并未促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诞生，这主要是因为，（1）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知识分类说大都是基于研究对象的；（2）这种分类并未触及价值判断的特殊性问题；（3）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哲学家都是方法论上的一元论者，即都认为各门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宏观上和根本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自莱布尼茨以来，近代哲学家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古代的独特的知识分类说，正是这种知识分类说以及相关的价值判断问题成为了社会科学方法论得以成立的前提。

与古代的知识分类说不同，近代的知识分类说不是基于研究对象的不同，而是基于一种判断、一种知识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的不同，莱布尼茨率先提出了这种知识论，他说：“有两种真理：推理的真理和事实的真理。推理的真理是必然的，它们的反面是不可能的，事实的真理是偶然的，它们的反面是可能的。”①莱布尼茨的“两种真理论”意味着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和真理，一种是推理的、必然的知识，这种知识只需要依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即可证明为真，而且必然为真，另一种是事实的、偶然的知识，这种知识则需要借助外在的经验观察才能确定真假，而且这种真只具有或然性。

休谟则提出了与莱布尼茨几乎完全一致的知识分类理论，休谟说，科学知识或者是关于观念关系的知识，如数学和逻辑等形式科学。但与莱布尼茨不同的是，休谟知识分类说的本义是要明确科学知识的定义和范围，以表明什么是科学，什么是非科学，从而把一切非科学的东西从科学领域中清除出去。为此，他更进一步提出了将“是”与“应当”、“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作出严格区分的观点，即人们不可能从“是”推出“应当”来，“是”的判断（事实判断）与“应当”的判断（价值判断）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判断，因此，必须严格区分作为科学研究的事实领域与作为道德研究的价值领域（相当于现在的社会科学）。这样，休谟不仅进一步确定了基于判断之真理性的知识分类说，而且凸现了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一个核心问题——价值问题。

莱布尼茨和休谟的上述观点在康德哲学中得到进一步的明确和深化，康德将知识分为先天分析知识、后天综合知识以及康德所独创的先天综合知识三大类，前两种知识分别对应于莱布尼茨和休谟的观念关系的必然知识和事实关系的或然知识，由于康德认识论的原意是如何证成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因此在这三种知识中，康德本人更重视第三种知识即先天综合知识，整部《纯粹理性批判》可以说都是对先天综合知识的论证，然而出乎康德意料的是，他的认识论中的前两种知识，先天分析知识和后天综合知识却得到了后世哲学家更多的认同和研究。

另一方面，康德的认识论有一个与休谟相同的目的，即为科学定性和划界，他是通过对人类理性认识能力的分析来进行论证的，康德一方面论证了科学（康德把它叫做“理论理性”）的价值和意义，在经验的范围内，科学真理（理论理性）具有普遍必然性，但若超出了经验的范围则科学（理论理性）必然陷入二律背反，成为一种先验幻象，这说明科学（理论理性）及科学真理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在科学的范围之外还有一片广阔的领域，这就是价值世界（康德把它叫做“实践理性”），康德与休谟一样，敏锐地触及到了科学的有限性和价值问题，但与休谟排拒价值世界不同，康德认为正是因为科学（理论理性）的有限性使得价值（实践理性）成为必要和可能，此所谓“扬弃知识，以便为信仰留下位置。”②在康德哲学中，在科学（理论理性）的范围之外是广阔的价值（实践理性）的领域，而且与科学（理论理性）的经验性、必然性相对应，人类的价值（实践理性）领域则是超验的、自由的王国，其重要性甚至在科学（理论理性）之上。因之，康德不只是区分了科学和价值，而且从哲学上对这两大领域都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研究，此举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意义极为重大，因为，在康德之前，人们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区别虽然早有认识，但这种区别 “并没有从基础上以哲学的方式建立起来。人们一般认为，一切知识都有共同的理论基础和哲学基础。由于自然科学的成就，特别是逻辑、数学和物理学知识的确定性，这些科学的规范、原则和哲学基础似乎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一切科学知识的准则。就认识论而言，康德并没有超出这样一种观念。但是，康德的伟大之处在于为人的行为的可能性留出了一块自由的畛域。哲学所要证明的，不仅包括人们达到对于自然的普遍必然的认识的可能性，而且还包括人们意志自由的可能性，也就是独立于自然法则的自由法则的可能性。康德的这一观点虽然尚未涉及文化科学的各种具体学科，也未涉及文化科学一般方法论问题，但是为一切主张文化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思想提供了最基本的哲学根据，这就是人的行为的自由本性，人的行为以及由这种行为构成的社会的历史性。”③

综上所述，莱布尼茨以来的认识论有两个重要的观点，1，基于知识的形式特征（与经验有关还是无关）和真理性（必然真理还是或然真理）的近代特有的知识分类说，这种知识分类说将知识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与经验无关的、具有必然性的逻辑——数学知识，另一类是与经验有关的、只有或然性的经验知识；2，与这种知识分类说密切相关的“价值论”，休谟和康德都区分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在科学领域之外划出了一片价值的领域，“价值论”特别强调了与逻辑和事实判断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不同，价值判断是主体的和主观的领域。近代认识论的第一个观点将包含了价值判断的社会科学排除在自然科学之外，不管作出这种分类的哲学家的主观意图如何，它在客观上确认了存在着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社会研究，导致了社会科学的独立存在。第二个观点以“价值”统摄社会科学，这不仅点出了社会科学的根本特征，而且对“价值判断”的分析讨论日后也成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命题，因此近代认识论的这两个观点事实上构筑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前提。

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奠基

康德等人区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观点是社会科学方法论得以建立的起点，也是一个获得今日学术界广泛认同的观点，但进一步而言，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事实与价值之分？特别是应该如何看待包含价值判断的社会科学？则又是一个引发了广泛争议的问题，由是而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潮，因而康德之后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思想是沿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路径发展的，一种是主张社会科学科学化的实证主义，另一种是主张社会科学特殊性的历史主义，两种思潮都建基于休谟和康德的理论之上。

广义的实证主义包括圣西门、孔德、密尔、斯宾塞、马赫及逻辑实证主义等一系列人物和思潮，作为一种具有强烈科学主义倾向的哲学思潮，实证主义继承了休谟和康德哲学中有关只有逻辑和经验研究（自然科学）才是科学，价值判断并非科学的著名观点，从这一基本理念出发，实证主义认为，价值判断和社会科学或者根本就不是科学，或者必须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进行整合和分析。而自然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除了研究对象上的原因以外，研究方法上的优越性是一个关键因素，这种优越性使得自然科学的原则、规范和方法应该而且事实上是一切知识的准则，因此，社会科学要成为科学，只有使用统一的自然科学方法来分析和研究，实证主义与古代哲学家一样是方法论上的统一论者，认为只要是真正正确的、科学的方法就既可以认识自然，也可以认识人和社会。实证主义并未承认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社会科学研究有何特殊性，但实证主义仍对社会科学方法论有以下几项贡献：1、实证主义专门探讨了科学研究（包括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2、实证主义强烈主张社会科学应与自然科学一样具有经验性和科学性；3、具备了科学性的社会科学同时也应该是客观的、价值中立的。

对社会科学方法论作出了更大贡献的是新康德主义，这主要建基于这样的事实，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自然事实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社会事实之间存在着重大的、甚至是本质上的差异。相对于无目的、无意识的自然事实而言，社会事实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和意向性，因为社会事实都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人类行为的主观性、能动性、选择性和价值性都是客观的自然事实所不具备的。而且由于这种区别，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些最基本的方法，如实验法等实际上也无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加以运用。所以，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除了运用与自然科学相同的一些方法以外，也应该存在不同于自然研究的、社会研究的特定方法，也即有一种所谓“社会科学的逻辑”，新康德主义正是从这里出发，肇始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

首先是狄尔泰，狄尔泰一生的伟大抱负是完成所谓“历史理性批判”，他对历史和历史科学的独到见解开启了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真正建构。他先从存在论的角度区分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狄尔泰看来，以历史事物和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科学与以自然事物和现象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有着原则区别，自然科学以外在的物理世界为研究对象，而人文科学则以人的内在生命、人的精神世界为研究对象，自然的物理世界本身没有意义，或者其意义需要人去赋予，而人类生活则是有意义的，由于这种区别，因此，从研究方法上说，“在自然科学中，任何对规律性的认识只有通过可计量的东西才有可能，……在精神科学中，每一抽象原理归根到底都是通过与精神生活的联系获得自己的论证，而这种联系是在体验和理解中获得的。”④这就是说自然科学通过感觉、思维等外在的认识方式来进行，它是用因果关系描述和解释的科学，而人文科学则应通过人的精神活动内在地去领会，它是用将心比心式的心灵交互来体验的理解的科学。“社会事实是被人们从内部理解的。我们可以根据对我们自己状态的观察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它们在我们之中再现。我们理解它们，就可以通过爱和憎，通过我们激情的变换，而使历史世界再现。”⑤

与狄尔泰从存在论角度研究人文科学的特殊性不同，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代表人物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则主要从方法论的角度来探讨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社会科学）的区别。 文德尔班认为，由于自然“规律”是始终存在、反复出现、不断起作用的东西，因而自然科学使用普遍化的方法，目的在于寻找自然界的“规律”、“齐一性”、“共相”、“不变的形式”， 它是“制定规律”的科学。而历史“事件”则只有一次性、个别性和独特性，因而社会历史科学则使用个别化的方法，目的在于把某一过去的事件栩栩如生地再现于当前的观念之中， 它是“描述特征”的科学。

李凯尔特进一步从质料和形式两个方面区分了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所谓“质料的分类原则”即从研究对象上来划分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李凯尔特认为自然是那些从自身中生长起来的、自生自长的东西的总和。文化则或者是人们按照预定的目的生产出来的。在这里，价值是区分自然和文化的标准，而所谓价值就是独特性，一切自然的东西都是普遍的、重复的，因而没有价值，都不能从价值的观点加以考察。反之，一切文化产物之所以具有价值，在于它们的独特性，它们的一次性发生过程。⑥

与“质料的分类原则”相比，李凯尔特更强调“形式的分类原则”， 即从研究方法上来对科学进行分类。从研究方法上说，自然科学是试图从事物的普遍因素中形成普遍概念，因此，它必须采取“普遍化的方法”。文化科学所面对的是特殊的、一次性的研究对象，因此，它就只能采用“个别化的方法”。当我们从普遍性的观点来观察现实时，现实就是自然；当我们从个别性和特殊性的观点来观察现实时，现实就是历史和文化。

新康德主义从康德关于自然领域和自由领域相区别的观念出发，论证了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之相互区别在存在论（狄尔泰）和方法论（李凯尔特）上的内在根据，指出了历史事实和文化现象与自然事实相比所具有的诸多特殊性，如价值性、个别性等，第一次明确地从学科类型上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文化科学）区分开来。同时，新康德主义还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比如：狄尔泰对“意义”的分析、对神入型理解的阐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对“价值”的强调、对个别化方法的探讨等等，这些成就一方面正式开启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另一方面，其中的许多观点后来都成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原则。

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确立

如果说新康德主义开启了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的话，那么，20世纪德国最伟大的思想家韦伯则把这种研究向纵深推进，并最终确立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框架和研究原则。

韦伯的方法论思想异常丰富，涉及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几乎所有的关键问题，首先是如何界定社会科学，划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界限，在这一点上，韦伯基本上接受了新康德主义的观点，认为社会科学应从存在论和方法论两个方面加以界定，社会科学既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更由于有着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而有其独特性。

其次，如何看待价值问题。自休谟、康德以来，“价值”乃是不同于“事实”的另一种判断和另一个领域，是社会科学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新康德主义更是以价值论为中心来建构人文社会科学，无论是韦伯时代还是在现代，价值问题都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问题，韦伯在价值问题上的观点是一方面强调价值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反对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反对用寻找“规律”等来取代社会科学在对象和方法上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反对德国唯心主义，坚持社会科学也是一门客观的经验科学，不赞成用直觉等含混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具体而言，韦伯的基本主张是试图将“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在方法论上统一起来。

韦伯认为社会科学首先是“价值关联”的，这表现为价值是社会科学形成的先决条件，也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区别所在，同时，“价值关联”也表明社会科学家必定是在一定的价值观念的背景下去从事研究的，研究课题的选择和目标的确定与研究者的信仰、利益和偏见等密切相关。因此，价值关联既是建立社会科学的前提，又是解释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兴趣的根据，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价值分析则是价值关联的具体化，它具体地揭示了文化意义之所在，它们是经验分析必不可少的前提，但还不是经验科学本身。

如果说“价值关联”是社会科学得以确立的基本前提的话，那么，“价值中立”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它向社会科学提出了一个客观性的要求，这种要求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要求是一致的。区分事实分析和价值判断，将价值判断从科学认识中剔除出去，这个由休谟率先提出的原则在韦伯手上得到了明确而系统地阐述。

韦伯认为，前述价值关联的有效性只限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确立，它不能代替对实在所作的科学分析。韦伯一方面通过一些具体事例，如对当时流行的工团主义理论和信念的分析阐述了科学与价值的分野，另一方面，在《“价值中立”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意义》和《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等文中进一步从理论上证明“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这种观点是正确的。”⑦因之，“价值中立”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论原则表达了三种规范，（1）必须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区分开来，（2）价值判断无法取代科学认识，（3）科学知识也无法得出有关价值的结论。“价值中立”表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必须追求真理，必须满足客观性要求，学者不是先知，教师不是宣传家，讲台不是布道所，韦伯反复强调的这个原则如今已成为社会科学界大多数人的共识。

韦伯“价值中立”说的另一个意蕴是社会科学的价值论域没有事实领域那样的客观真理，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真理，无法在终极的意义上比较高下，价值论域是“诸神彼此之间永无休止的斗争。⑧真、善、美是无法统一的，正所谓“一事物之所以为神圣，不但不因其为不美所妨碍，而且唯其不美，方成其为神圣……一事物之所以为美，不但不因其有不善之处所妨碍，而且唯其有不善之处，方成其为美……一事物之可以为真，不但不因其为不美、不神圣、不善所妨碍，而且唯其为不美、不神圣、不善，方可成其为真……”⑨因此，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和终极信仰都是平等的，哪一个都无权宣称具有绝对的正确性和优先性，禀持不同价值信念的人均应相互理解和宽容。

韦伯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另一个贡献是提出了“理解”和“理想类型”两个研究范式。韦伯认为，“理解”或是合理性的，即逻辑的或数学的理解；或是神入的，即对他人心理和行为的重新体验。韦伯着重分析了神入性理解。神入性理解的必要性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如价值观念、终极目标、激情行为及所有的非理都很难用逻辑的方法来解释，而只能作神入式的理解。神入性理解的可能性在于在大致相同的环境下，人们会产生大致相同的内心活动，因此人们可以通过分析在被理解者所处的情景中将会出现的内心活动来类推他人的内心活动。当然，由于这种神入性理解不具备合理性理解的逻辑明晰、普遍性和规范性，因而其正确性和有效性始终是有争议的，不过，正如安德列斯基所说，尽管神入性理解有种种局限，但若无神入性理解，社会秩序在几秒钟内就会崩溃，因而它是无法从社会科学中排除出去的。⑩

“理想类型”是韦伯提出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个范式，韦伯认为，由于研究者面对的社会事实纷繁复杂，要做出接近真实的研究颇为不易，因此需要建构一套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概念系统，它是从历史事件中抽取和归纳出来的一种概念构架，是为了透视实在的因果关系而构造的非实在的因果关系，这就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理想类型”。韦伯的“理想类型”论以及韦伯在他自己的研究中提出的几种“理想类型”：如新教伦理、科层制、三种统治形式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显示了巨大的力量，成为人们广泛使用的一种研究方法。

因休谟和康德提出事实和价值的分野而肇其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到韦伯时代已完成了初步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已经建立起来，并被广泛地运用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比如，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分离在今天已是学术界的共识，也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分类标准，经济学据此就有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分。又如，根据价值中立的研究原则，现代社会科学家都力求避免用价值判断来代替科学的实证研究，以求得研究结果的客观公正。另外，价值与事实的不同还表现在价值判断并没有事实判断那样的客观性，各种价值具有不可公度性，而社会科学研究又无法回避价值判断，因此在价值问题上，社会科学家要坚决反对和摒弃唯我独尊的沙文主义，坚持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和平等对话的原则。

总括本文，从休谟到康德、从新康德主义到韦伯，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由是得以建立。

引文注释

① 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M].商务印书馆，1975：488.

② 杨祖陶，邓晓芒编译.康德三大批判精粹[M].人民出版社，2001：59.

③ 韩水法.韦伯.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8：37-38.

④ 转引自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人民出版社，2000：125.

⑤ 转引自韩水法.韦伯[M].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8：40.

⑥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M].商务印书馆，1986：20.

⑦ 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杨富斌译.华夏出版社，1999：100.

⑧ 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杨富斌译.华夏出版社，1999：28.

⑨ 转引自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255.

篇10

关键词：创新意识；自然科学；教学模式；质疑能力

G434

随着我国特殊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特殊教育学校逐渐以聋生为中心设置学习科目，加大了对自然科学等辅助课程的重视程度，强调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培养聋生创新意识。但受到传统教学模式、聋生本身学习特点的影响[1]，聋生创新意识和能力仍有待提升，教师应及时转变自身在教学课堂的角色，放手让聋生探索，在实践中激发聋生学习兴趣，促使聋生主动学习，从而提高聋生创新能力。

一、加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联系，激发聋生创新意识。

自然科学与其他专业课程相比，实践性与趣味性更强，旨在培养聋生对自然的兴趣，鼓励聋生主动探索自然科学现象，因此，教师应重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联系，及时转变自身教学观念与手段[2]，尊重聋生课堂主体性地位，激发聋生创新意识，带领聋生积极主动地探索科学知识领域。如在学习“地球的水”时，教师可以通过用纯净水、自来水、河水（湖水）等聋生较为熟悉的东西导入，在展示之前，教师可先问同学们：“同学们，每天你们都要喝什么？”、“喝得最多的是什么？”当聋生回答出“水”之后，再进入正式的学习。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让聋生通过触摸等方式感知水的存在，将理论性较强的“水”转化为可感知的事物，加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联系，使得聋生意识到生活中“水”的重要性，并带领聋生思考“生活中还有哪些途径能够应用到水？”、“我们应该如何保护水资源？”等问题，以此激发聋生创新意识。需要注意的是，教师在展示新知识点时，应综合考虑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聋生特点等方面的问题，从聋生熟悉的现实生活出发，促使聋生在学习过程中明白“自然”知识来源于现实生活，消除聋生对于自然科学学习的陌生感和排斥感。

二、鼓励聋生大胆思考科学问题，营造良好创新氛围。

在自然科学的课堂上，聋生才是主体，因此为培养聋生良好的创新意识，教师应鼓励聋生主动学习思考科学问题，为聋生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使得聋生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中放飞想象[3]，进一步提高聋生质疑能力。如在学习“凸透镜成像”时，教师可通过猜谜语的方式导入：“圆圈长个把，圈里镶水晶，透冰看蚊子，就像看蜻蜓”，以类似的方式集中聋生注意力，带领聋生全身心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当聋生打开思维后，教师可借助问题式教学方式，设置以下几种不同难度的问题，引导聋生学习凸透镜的作用：（1）基础题：用眼睛看自然课本上的一幅图片，再用放大镜观察这幅图片，请问同学们，两次观察获得的信息有什么不同？（2）提高题：如果将放大镜放在阳光下，并将纸放在放大镜焦点处，纸会起火，请问同学们这是为什么？（3）思考题：将蜡烛、放大镜、纸板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你能在光屏上发现凸透镜的秘密么？请将你的发现记录下来。根据聋生认知水平，设置三个阶梯制问题，激发聋生探索欲望，主动让聋生在浓厚的教学氛围中创新，提高创新教育的有效性。

三、丰富自然科学课堂教学活动，培养聋生创新意识。

丰富自然科学课堂教学活动，需要教师根据聋生特点，充分考虑聋生个性特征与教学目标，合理运用新型教学方式[4]，激发聋生学习兴趣的同时，培养其创新意识，在自然科学中，教师可通过创设情境的方式，为聋生创建有特色的情境，引导聋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如在学习“神奇的指南针”时，教师能借助多媒体教学设备，为聋生创设以下教学情境：古代的侠客都有自己擅长的兵器，从最初到青铜兵器到后来的铁制兵器，越来越结实，但有一种“宝刀”确是铁制兵器的天敌，其他铁制兵器不敢轻易地靠上它，一旦靠上它，兵器就会被它吸住，请问同学们，你们知道其中的奥秘么？通过此种方式，导入“磁铁”这一自然知识点，为聋生展示指南针的原理。在创设情境的过程中，教师应及时培养聋生良好创新意识，注意聋生的参与情况，提升情境创设的有效性。

四、培养聋生良好动手操作能力，提高聋生创新水平。

培养聋生良好动手操作能力，需要教师根据自然科学的课程特点，丰富聋生自然科学教学实验，进一步提升聋生创新水平。需要注意的是，聋生操作能力的培养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教师应重视开展课后实践活动，在实践中树立聋生创新意识。如在学习“电路”时，教师可借助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布置制作手电筒的任务，促使聋生在动手过程中理解电路和电路连接的基础知识。在制作过程中，教师可适时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当聋生遇到问题时，及时点播聋生，提高其整体创新水平。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小学自然科学课程学习过程中，培养聋生创新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学校和教师必须加大对其的重视程度，共同努力，综合提升聋生创新能力。基于学校的角度来看，其应根据小学课堂的教学特点，科学选择自然教材，自然实验应实践性强，具有探索意义；基于教师的角度分析，其应加强实践与理论之间的联系，鼓励聋生大胆质疑自然教材，营造出良好的创新氛围，通过丰富自然课堂教学活动等方式，培养聋生良好动手操作能力，提升其整体创新水平。

参考文献：

[1]李刚树.试谈通过小学科学教育促进聋生的全面发展[J].南北桥，2016，34（1）：28.

[2]李振勇.小学科学实验教学中如何培养聋生创新能力[J].小学科学（教师版），2016，23（3）：182.

[3]吴占跃.小学科学W科如何培养聋生的创新意识[J].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电子刊），2015，32（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