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与语言的共性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文字与语言的共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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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语文教学实践中，较普遍的现象是未能将着力点放在基础教育的工具上――语言文字教学上，因而成了提高语文教学效率的一大困扰。现在，我们已认识到了小学语文教学必须对学生进行语言文字的训练。而且这还是至关重要的。但光有认识还不够，我们在教学实践中还必须加强语言文字教学。然而语文教学如何回归到它的工具性、基础性上来呢？如何从课文内容分析模式回归到以语言教学为主这方面来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难题。以下就这个问题我谈谈个人的几点浅见。

首先，应是教学观念上要真正转变、更新。

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语文学科是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因此语文教学还负有向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发展智力，培训良好的学习习惯等任务；其他学科也有这些任务，是各学科共有的任务。但语文教学就显得尤其重要，而且“特有任务”和“共有任务”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在教学过程中，二者关系处理得当则有利于加强语言文字的训练；所以要敢于摆脱困扰教学效率提高的以灌输为主的课文内容分析，精讲巧练，讲练评相结合，着力于语言文字教学的新模式，新模式的建立其目标应在于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使学生能更快更好地掌握语文工具，为其他学科的学习打好基础。必须真正切实地把语言文字教学和读写听说能力、思维能力的培养训练有机结合起来并落到实处。

其次，要研究和梳理语言文字教学的基本内容，探索和总结语文教学的基本规律。

布鲁姆强调，基础教学的任何学科，基础知识是重要的教学目标。语言基础知识包括教学大纲所规定的字词的音、形、义、标点符号，词法和句法即汉语语言的构造形式及其规律、修辞和语言逻辑等。掌握这些知识的目的在于更自觉更熟练地运用语言这一工具，以便更好地为其他学科服务。所以，语言基础知识教学不能单纯的、孤立的机械地进行，只有充分利用课文――活的语言环境进行教学，才有可能使学生牢固掌握语言基础知识和形成语言能力。否则只能令学生讨厌，引导学生钻进死胡同。

同时语言文字教学的另一个基本的重要内容是汉语言的表达形式和表达方法。在不同的语境中又会有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和方法。这样的例 子在教材中比比皆是。如“把”字句与“被”字句的强调侧重点不同；反问与陈述句等强调语气不同；把两个句子合成一个兼语句；礼貌用语的训练等。我们汉语绝大多数的字既表形又表音、表义。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有些字的音义就有变化。所以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上的一切情景都有可能成为语境。而语境是语言教学中最活跃的因素，是教学中语言因素的挖掘、分析和语言训练的主要内容。此外 ，语言能力如感知能力，理解能力，组织与表达能力等，都是语文教学的主要内容。所以加强语言教学，加强语言因素分析，到底应提取哪些因素，如何梳理归类，语文教学中关于语言能力水平的序列和层次如何理解和分类，这些都有待探讨。虽然大纲提出了大方向，但何理解，如何落实到每一课时中去，如何使大纲的要求再细仔化，更易操作，更好地为学生服务，这些便成为有待探讨的问题。

第三，要在突出语言文字教学的前提下处理好语文教学与德育、美育等的关系。

语文课是语言课，是语言工具课。不能把语文课上成治政课，也不能把语文课上成文学课。语文课要在突出语言工具性和基础性的教学过程中渗透道德教育，结合审美教育。也就是说，要因文悟道。寓鉴赏、审美教育于语言教学之中，对某些范文作分析评鉴，让学生感受美，体验美，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情操。但必须强调，这些都是在语言教学过程之中进行的，是潜移默化的，不是孤立的，更非牵强的，或随意延伸的。

第四，要改进教法，加强语言文字训练。

掌握语言文字工具主要不是依靠教师讲，而是有赖于学生实地操作训练，在训练中掌握运用语言的技能技巧。因此，必须改变过去由教师讲授为主的方法，要真正体会以学生为学习主体，教师起主导的作用。叶老早就提出：“知识是教不尽的，工具拿在手里，必须不断地用心地使用才能练成熟练技能的。在我国传统的语文教学中，重吟诵，重语感，重表达，提倡“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提倡多读多写等等。这其中的精髓是让学生自己学习，自己感受，在练中掌握技能。而在我们的实践中，但凡效果较好的语文课，加强诵读和语言训练是个重要原因。所以我们应继承并发展这些至今应行之有效的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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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城市问题相继出现。与此同时，为了降低碳排放量，切实改善城市空气质量和居民生活环境，缓解交通拥堵带来的诸多不便，公共自行车租赁服务项目应运而生。本文力图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走访、访谈等调研方法，探索成都市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新模式。

关键词：公共自行车租赁服务 ；成都市；红旗超市

一、自行车租赁服务概述

目前，公共自行车租赁服务系统在国内外都有所发展，其中，国内主要代表城市为杭州，国外则为法国里昂、加拿大多伦多等。综合国内外情况，可以看出，公共自行车网点多分布在人口密集的市中心城区。从租借方式来看，使用者多需要通过身份认证与押金办理借车卡等进行。此外，在很多城市，单次租借的前一个小时可以免费骑行，这也体现出该服务系统的公益性。从运营方式看，该系统多由政府主导、企业运作，运营经费来自政府补贴以及网点处广告收入。从自行车的维护看，各国多采用摄像头监控、专人监管、定期检查、更换新锁等外力促进维护。相比国外，目前国内的公共自行车租赁服务系统发展尚不成熟，信息化、智能化程度不高，公共自行车租用方法较为单一等。此外，国外针对公共自行车设计专门线路，并要求自行车租用者严格遵守的规定，尽管方便了公共自行车的监管，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服务市民的便利程度。

二、成都市公共自行车租赁服务系统问题分析

2009年12月，成都市交通运输委员会（下简称“市交委”）首次将公共自行车租赁服务系统引入成都市高新区并进行试点。目前，该系统由成都市公共交通集团公司（下简称“市公交公司”）全权建设和营运。发展到现在，无论是租赁网点的普及范围还是自行车的投放数量，均有较大的提高。但其运营管理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为调研、分析成都市公共自行租赁车服务系统现状和探究新模式，本次调研分别对成都市市交委工程处、成都市公交集团公司、公共自行车使用者、成都市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红旗连锁超市”）等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

（一）推广、宣传工作不到位

根据调研数据，成都市民众对本市公共自行车服务租赁系统的了解情况，将近73%的市民对该系统不太了解。

（二）公共自行车的使用存在诸多问题

1.收费制度有待改善

就现有自行车租赁模式看，57%的人认为现有模式办理自行车租赁缴纳的押金（300元）太高，不太合理；就租赁所收取的费用看，仅有14.2%的人认为收费合理。广大市民仍希望调整收费制度结构（即调整时长限制），通过优惠政策，鼓励成都市居民使用自行车。

2.缺乏维护与使用效率低

（1）缺乏维护

对于在租车还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租车点没有车可以借了（33.3%），自行车已损坏（25%），租车系统出现故障（8.3%），还车时车位已满（8.3），占74.9%。其中，自行车出现损坏、租车系统故障等属于系统维护问题，需要加派专门人员进行。

（2）使用效率较低

对于公共自行车的使用率问题，仅有14.28%的人群使用过公共自行车，可见公共自行车的使用率并不算高，自行车还有大量闲置现象，并未得到充分利用。这一点与被调研人群对该系统不太了解的情况有关。

（三）租赁网点分布不合理

就目前的租赁网点而言， 仅8.3%的人是比较熟悉的，而对于目前租赁点的设置问题，仅28%认为目前各个租赁点的位置是合理的。网点分布不合理，会导致用户不能及时快捷的租用自行车。

（四）管理方面存在问题

1.使用准入门槛过高

据部分市民反映，目前成都市的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仅服务于社区居民，而对于他这类刚刚由农业户口转为城镇居民户口的居民，则因没有房产证不能证明自己属于该社区而无法办理租借手续。

2.调度有待改进。据市七中李姓老师反映（详见访谈记录2），该区经常在高峰时段出现“一车难租”或是“一位（停车位）难求”的状况，公共自行车的调度力度仍有欠缺。

三、新模式探索——“成都模式”

结合问卷二所广泛了解的居民民意（高达80.24%的被访居民认为公共自行车的设置非常有必要，48%的被访居民看好该服务系统发展，但对目前的系统表示不满意）以及与红旗连锁超市员工进行的访谈，调研小组提出以下方案。

（一）模式分析

该模式主要分为成都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红旗连锁超市、成都市公共交通集团公司三方，其主要职责如下：

1.成都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从职责方面看，成都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具有“编制全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和城乡交通运输专项规划；制定全市交通运输行业基础设施项目近期建设、维护和年度投资计划并监督执行；负责全市交通运输行业重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查和评估”等职能，因而在“成都模式”的构建过程中，应负有指导和投资建设（特别是启动资金和先期投入资金）等义务。

2.红旗连锁超市

始建于2000年的红旗连锁超市，发展至今已有十三年，目前在四川省内已开设1200余家连锁超市，拥有三座现代化的物流配送中心，实力非常雄厚。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建设与运行涉及到网点设置 、办卡、租车、用车、还车、维护、意外情况处理等七大模块。而在该模式中，红旗连锁超市主要负责运营管理方面的工作。

3.成都市公共交通集团公司

始建于1952年的成都市公共交通集团公司，是一个以城市地面公共交通客运主业为依托，集市内公共汽车、出租汽车、公共自行车、汽车修理、汽车租赁、场站建设及管理、公交广告、物资销售、旅游服务、物业管理、驾驶培训为一体的国有大型公益性公交企业集团。

在该系统中，该公司主要负责公共自行车租赁服务系统的站点租借系统的建设、维护和系统运营的监督工作。

（二）“成都模式”的效益分析

“成都模式”可从租赁效益、广告效益、环境效益等方面进行分析（见图7），通过创新运营方式，增加广告效益，补贴该系统的经营开支，平衡运营收支。

（1）租赁效益

公共自行车租赁费用收入是公共自行车租赁服务系统运营所获得的最基本的收入来源。但由于公共自行车本身半公共产品性质，这一部分收入相对于整个系统构建、运营和维护所需的资金而言，数量尚微。

（2）广告效益

公共自行车租赁服务系统中可用于广告招标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租赁站点宣传栏、租赁站点电子屏（如果设有电子屏）和自行车车身等。由于该类广告可24小时展示，易吸引受众注意，广告效果鲜明。

而由广告获得的收入可作为公共自行车租赁服务系统运营的辅助资金，以弥补公共自行车租赁费用相对于系统运营、管理不足的情况。

（3）环境效益

公共自行车具有体积小、使用灵活的特点，使之成为解决现有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的有力工具。随着私家车限行和油价的不断上涨，以及居民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公共自行车出行作为一种既环保又有利于市民身体健康的出行方式，必将为广大居民所采用。（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Department of Planning， 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 CYCLE PARKING IN TOWN CENTRES： Does The Nether Lands Offer Design Solutions for Oxford and Britain in General[Z].2007.

[2]杨菊华.社会统计分析与数据处理技术：STATA软件的应用[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03

[3]齐明山.行政学导论 [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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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电子文件;档案;管理系统;模型

Abstract：In this paper， for the study of electronic document management and delivery system， based on real， complete， credible and consistent system functions as a target， and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contents of the network environmental planning， metadata top-level design， digital security， authentication， data packet structure， etc.， Proposed a more complete， electronic document management and transmission model of "heterogeneous" background.

Keywords： Electronic documents;Archives;Management Systems;Model

1 前言

电子文件管理系统是保障电子文件安全有效管理及长期归档保存的解决方案。随着海量电子文件的出现，很多单位已经开始进行电子文件管理系统的实践，但究其本质，大多仍未达到“可信”标准，如系统不支持元数据捕获及管理、元数据方案及结构不完整、文件缺乏必要的签署和认证、数据格式不规范无法长期存用等，这种似是而非的电子文件管理系统，仍在“可信”二字上有较长道路要走。

本文主要针对业务系统、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异构”现状，提出一套电子文件从传输到集中的处置模型。在建模过程中，我们对系统功能目标、管理及传输网络、元数据方案、数字认证、文档封装等内容进行系统的研究，全面保障电子文件的真实可信。

2 可信的电子文件管理及传输平台功能目标

2.1 真实。电子文件真实性是指形成于特定环境的电子文件经过传输、处置、利用、迁移等环节之后文件的内容、结构和背景等基本构成要素没有发生变化，管理过程清晰可见。这个真实性体现在电子文件管理的三个阶段（业务系统、电子文件管理系统、数字档案馆），都应有相应的评价机制来保障该份电子文件在不同封装状态、不同处置环境下的管理及保存状态，且该评价贯穿电子文件形成、管理到利用。

全程管理及前端控制理论要求我们，一是要设计尽可能系统、完整的元数据项目，包含文件实体、形成背景、处置主体及处置行为等多方面内容;二是元数据规划要探入系统设计前端，要符合国家、地区及行业有关规范及要求;三是为了辅证公文的可信，系统中应有必要的权限管理与控制、操作日志、审计机制、数字保真、“留痕”等功能，可帮助我们监控管理行为并处置非法行为。

图1 电子文件真实保障示意图

2.2 完整。完整性是指电子文件及其元数据完整，它和真实性一起为电子文件的“可信”创造了条件。影响电子文件完整性的因素主要包括电子文件管理系统捕获机制是否完备、元数据方案是否规范、电子文件归档流程是否正确、电子文件物理及逻辑状态是否清晰等。

从系统功能看，系统首先应有灵活完善的收集机制，可以让我们的管理系统介入业务系统上游，对系统外及手工归档的各类电子文件及数字副本进行收集，通过规章力量和系统功能来保障所有办理完毕、具有保存价值的文件能实时或定期反映到电子文件管理系统之中;其次，电子文件管理的全过程要按照既定的元数据方案主动地捕获或手工登记文件形成、处置和利用等元数据，这是电子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且与电子文件紧密联系在一起才能证明该份电子文件的法定身份;最后要充分建立和维护好元数据与文件本身的联系，保证电子文件与各类元数据、文档存储路径及格式信息等能牢固捆绑并封装在一起。

2.3 可用。可用性是指电子文件的内容能始终可读并能长期保存，它包括内容可用和形式可用两个方面。内容可用是指电子文件中所包含的二进制信息和字符编码标准无误。系统可通过元数据捕获和记录来注册电子文件编码格式、字符集和版本序号、管理软件名称、版本号、制作及转换信息等特定内容，当我们面对保存或迁移需求时，可便捷地为读取或还原该文件提供良好的现实环境或仿真环境。

形式可用是指电子文件的格式和存储载体要符合管理规范。电子文件管理及传输系统应遵从《电子文件归档及管理规范》等标准，将通用电子文件格式（JPG、MP3、TXT/RTF、AVI等）纳入系统审查机制，并允许非标格式在系统内进行转换，保证管理端、传输端、利用端电子文件长久可用。对于流式文档，如DOC、TXT等格式，我们提倡采用版式文档进行转码，削弱硬件设备、平台差异对文件原貌的影响。

2.4 一致。电子文件管理系统应具有相应的检测及约束机制，可以在系统管理及维护中通过内嵌的检测体系衡量系统是否达到既定效果，从而维护电子文件真实、完整、有效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致。换言之，文件管理系统应当具备自评估功能，能动态地对文件是否符合既定规划和标准进行评估，且该结果可以表单或系统警报的方式反馈至系统使用者或管理员。

它包括，系统能够对电子文件及元数据的捕获率作出完整性评估，尤其是对数据属性为非空值的数据进行检测，从而判断背景、结构、内容、管理过程是否完整;能够对文件存储格式作出标准化评估，非标准格式的由系统进行注册并作提示和预警[1]，并转换为标准格式;能够深入封装、签署、认证、保真等环节，通过电子文件属性判断、元数据监测、病毒检测，作出真实性、有效性评估。评估完成后系统将形成评估报告，从而协助我们作出利于电子文件保存的判断，更好地发挥电子文件的价值（图2）。

图2 电子文件管理系统一致性检验及约束图

3 可信的电子文件管理系统模型构建

3.1 网络拓扑模型。网络是电子文件管理的底层物理环境，这个环境不好，电子文件的真实性、完整性就易遭受严重的威胁。综合考虑电子文件管理系统的用户分布和功能诉求，我们认为有必要对ERMS所处网域进行功能划分、分级管理，这既是对电子文件的管理特点的尊重与维护，也符合电子文件管理安全性要求。

电子文件随着其生命周期的推进，将依次经历三个物理网络（图3），在这三个网络中，电子文件的价值及处置主体（系统）是不同的。我们可采取关键网物理分离、网域内在线管理、网域间双线传输的形式来规范及约束电子文件的管理，确保电子文件的安全。

首个网络在电子文件形成机关内部，它通过物理网关及软硬件防火墙与广域网隔离，规避外界及内部不良影响，电子文件只能在局域网业务系统内进行登录和处置;第二个网络是资源收集或移交的关键，即业务系统中的电子文件及其元数据经过XML封装和数字证书加密保真后，以脱机拷贝的形式，进入到政务内网或机要网进行处理;第三个网络是电子文件接收方或管理方（档案馆、室、文件中心等）的专用网络，该网络直接与政务内网或机要网相连，可提供数据库、格式转换、封装、备份、WEB管理、全文浏览、流媒体点播等服务。

图3 电子文件生命周期内网络保障分布图

3.2 元数据方案模型。元数据，是用来描述数据的内容、结构及背景的信息，它可以反映数据管理的整个过程，应用在电子文件及电子档案的管理上，可以用来证实文件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一致性。

我们目前关于电子文件元数据研究的较为成熟的成果有ISO 15489、ISO 23081、DA/T46-2009等。综合考虑电子档案载体形态、电子文件管理特点、国家及地方管理特色，本文以ISO 23081中提出的法规四元组的顶层框架模型为基础[2]，结合《文书类电子文件元数据方案》（DA/T46-2009），将反映电子文件与各类信息的关系描述、政策法规依据、职能活动描述等列入元数据采集范围[3]。我们在元数据方案中定义了实体、业务、责任、法规及关系等五个元数据属类，并在封装时将其转成以文件为中心的扁平化结构。在整个元数据方案中，除反映文件本身自然属性的实体元数据稳定不变之外，其他各类元数据都是随管理过程的深入而动态变化（图4）。

五个属类中，实体元数据用于了解电子文件的来源、属性及生成环境;责任元数据是落实责任对象、评价电子文件法定性的重要依据;业务元数据是重现文件管理过程的重要信息;关系元数据是揭示材料间相互联系、进行信息联动的有力支撑;法规元数据是控制、约束业务行为与职能授权的规则。这些元数据直接为电子文件三个阶段的管理提供了数据记录及验证支持。

图4 元数据方案顶层设计图

3.3 文档封装模型。元数据封装是指按元数据方案的结构将编码数据及元数据整合为一个文档，并用数字证书对需保真部分作摘要和签名。封装技术的直接优势在于它以纯文本、小体积的形式对文件背景、内容和关系进行了完整的自我描述。综合考虑BS、ERMS、TDR三个管理阶段的管理要求，其封装模型呈现出以下特点。

其一，封装的过程性。它的封装不是一次成型。电子文件的管理及利用有灵活的分段封装机制，即电子文件可以允许多次解析和封装，BS系统中以结构状态、形成背景及处置行为为主封装出SIP包（提交数据包），ERMS系统中以实体、验证及其管理行为为主封装AIP包（存档数据包），TDR系统则以实体、认证为主封装DIP包（分发数据包），三者基于同一种封装及解析算法，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但封装及解析又具有相对独立性。

其二，封装结构的半封闭式。它的部分取值来自对文档及生成环境的自动摄取，这些文档及背景元数据是静态的，提取后不可篡改，因而可保障电子文件的真实性;还有部分数据来自管理过程中的人工著录和记录，它是动态的，它可随管理活动的深入而增加，呈现出横向稳定、纵向增加、不可逆转的特点，连续的动态数据可佐证电子文件生成及管理过程、帮助解读各项职能及业务行为、明确及判断相关权限。

配合系统日志、审计机制，我们可以判断电子文件形成、归档及保存全过程是否合规合法，文件是否可信（图5）。

图5 元数据封包结构图

3.4 数字认证模型。通过电子政务或电子商务平台制作和传输的电子文件，要杜绝业务流程中的篡改、丢失、攻击等问题，保障电子公文的真实有效，就必须借助于一定的验证技术。数字签名技术（PKI）就是其中一种，它利用某种密码运算生成一系列符号及代码组成的电子密码进行签名，来代替书写签名或印章，主要用于鉴定签名人身份以及确保电子数据完整、真实，技术成熟、可靠性强。

传统的“小作坊”式的两两认证只局限于处于同一编码环境下的文件传输双方，认证范围较窄，一旦脱离这个系统，势必又要重新开始认证，周而复始，浪费资源。鉴于ERMS系统中的电子文件都形成于合法的社会组织，所以，我们主张充分引入国家认可的认证机构及已有的认证资源，统一数字认证编码算法，在全国（全省）范围内建立一个完整的数字认证体系。当前可应用于立档单位与同级综合档案馆之间电子档案交接，待认证资源高度统一后，则可用于复杂的数字档案馆间档案共享与协作、档案交流与交换。

其原理及流程如下，CA作为国家承认并备案的第三方认证中心，负责向领用单位颁发证书，并通过根证书的离线或在线验证来证实其所颁发证书的有效，建立起发证单位与领证单位的信任;领证单位得到的这份证书主要用于信息及数据的加密，我们称为密钥，与之相对应的公钥在网上在线，公私两个密钥是非对称结构，接收加密数据包的单位在收到密文后，利用数字证书当中的公钥，确认算法，从而将其还原成明文，完成解码。

4 结论

网络环境是电子文件管理系统所处的外界环境，是摒除网络不稳定因素，保障网络及信息安全的根本所在;元数据方案是保障电子文件真实可信的关键因素，是确保电子文件真实可信的第一道屏障;文档封装是元数据的组织及解析形式，是各类验证及评价的数据及结构基础;数字认证是确保文件来源及信息真实可信的有力支撑。可信平台的构建一定要妥善处理好以上四者的关系，不可偏废。相信随着管理体制的不断完善、国内标准的不断、安全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应用，未来的电子文件管理系统会越来越成熟。

参考文献：

[1]李泽锋.基于OAIS的可信电子文件管理系统的体系构建[J].情报杂志，2010（8）：136.

[2]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23081-1信息与文件-文件管理过程-文件元数据第一部分：原则[S]， 2006：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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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政策；债务融资；会计稳健性

文章编号：1003-6636（2013）02-0055-08；中图分类号：F230；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会计稳健性（Conservatism），即会计谨慎性（Prudence），指在不确定的条件下， 需要运用判断作出必要估计时包含的一定程度的审慎， 比如资产或收益不可高估，负债或费用不可低估（IASB，2008）。早在中世纪，会计稳健性作为一项计量原则，在商业活动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14世纪早期，Henley在其著作《家政》中建议从事庄园账目审计的人员保持“忠诚和谨慎”。Bliss（1924）[1]最早完整给出稳健性的定义，他将稳健性表述为“预见所有可能的损失，但不预期任何不确定的收益”。我国2006年2月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对稳健性的定义如下：稳健性要求企业对交易或者事项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时保持应有的谨慎，不应高估资产或者收益、低估负债或者费用。Watts（2003）[2]认为，稳健性是会计政策的基本特征之一，其起源就是为了满足企业债权人对会计报告可靠性的需要。有关会计稳健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会计稳健性存在性研究；第二，会计稳健性形成动因的研究；第三，会计稳健性计量方法的研究；第四，会计稳健性经济后果的研究。在我国，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且我国经济尚处于新兴与转轨时期，在此背景下，对会计稳健性动因及经济后果的研究显得很重要。有关稳健性形成动因的研究，Watts（2003）[3]294根据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将稳健性形成的原因归为四个方面：契约、股东诉讼、管制及税收，其中契约因素对稳健性的需求正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焦点，尤其是债务契约。

货币政策是各国政府干预和调节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Gertler and Gilchrist（1994）[4]指出当货币政策发生变化时，企业面临的宏观经济环境随之发生变化，企业、债权人及股东的行为也将发生变化。本文将进一步丰富宏观经济政策① ①宏观经济政策包括经济周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对外经济政策、汇率政策、产业政策、信贷政策等。与微观企业行为② ②微观企业行为包括公司治理、商业模式、财务管理、会计政策、内部控制、税务筹划、融资活动及投资活动等。关系的研究，借鉴宏观经济政策研究的成果，在微观层面上分析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观传导机制。[5]选取宏观经济政策如货币政策研究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是学术界探讨得比较少的领域，本文意在探究宏观经济政策之货币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之会计政策即会计稳健性的关系，之所以将货币政策、债务融资与会计稳健性放在一起进行研究，是基于这样的设想即当货币政策进入紧缩期时，往往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企业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经营困难的可能性也将提高。此时，一方面企业增加银行信贷，另一方面银行对企业未来的盈利及偿债能力更加难以判断，导致放贷意愿减弱。在此情况下，企业为了获取银行贷款，会选择更加稳健的会计政策，向银行传递自身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的信号。[5]52可见，在货币政策紧缩期，作为债权人的银行和作为债务人的企业之间存在信贷方面的博弈，而这种博弈导致了企业会计稳健性的选择。

二、文献回顾、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饶品贵，姜国华（2011）[6]56采用Khan and Watts（2009）[7]136公司层面会计稳健性模型验证了货币政策紧缩阶段，企业会计稳健性更高。货币经济学研究证据表明货币政策在对实体经济的作用上存在非对称性，即扩张性货币政策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乏力，而紧缩性货币政策对遏制经济过热效果显著。[8]基于此，学者们较多研究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本文也不例外。就理论分析而言，货币政策紧缩期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企业将会面临更大不确定性，且使投资者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增加，促使企业采用更加稳健的会计政策；另一方面，银根紧缩将使得企业的借款成本增加，而稳健性高的企业其借款成本较低（Ahmed，2002）。[9]融资成本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在货币政策紧缩期企业愿采取更稳健的会计政策以降低其融资成本。综上，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货币政策紧缩期企业会选择更稳健的会计政策。

Watts（2003）[3]294指出契约特别是债务契约① ①债务契约指债权人与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债权人会通过在债务合约中加入一些限制性条款，如要求企业的盈利能力、资产负债率比重、利息保障倍数等达到一定水平，限制现金股利发放等，以此限制企业对债权人的不利行为。是会计稳健性产生的最主要原

因。债务融资是借贷双方的契约行为，当债务方债务比例比较高的时候，债权方就更有约束债务方的动力。当债务比例越高时，作为举债方的企业面临破产的风险增加，此时债权人越发关注债务人的履约情况，对盈利能力的关注让位于对偿债能力的关注，从而迫使企业采用更稳健的会计政策。Khan and Watts（2009）[7]137研究表明债务比例高则会计稳健性强。春，孙林岩（2006）[10]实证研究表明银行债务比例上升，则会计稳健性增强。徐昕，沈红波（2010）[11]通过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表明银行贷款比例与会计稳健性显著正相关。饶品贵，姜国华（2011）[6]64采用Khan and Watts会计稳健性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债务多的企业其会计稳健性更高。但赵春光（2004）[12]认为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是制度和监管造成的，上市公司并未自愿提高会计稳健性；他还认为在我国债务主要来自国有商业银行，受行政制约，而不受债务契约限制，所以，债务因素在中国并不能引起自愿的会计谨慎要求。孙铮、刘凤委、李增泉（2005）[13]认为在我国债权人法律保护意识不够健全，以政府干预为主的声誉机制是企业贷款行为的主要外部履约机制。声誉较好的企业因具有“政治关系”往往能够获得更多贷款，即获得更多银行信贷的企业往往是那些有“政治关系”、有较好声誉的企业。因此，银行可能会对贷款金额较大的企业进行债务约束的力度降低，这样反而对会计稳健性的要求降低了，从而导致债务人在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放松了自身谨慎性会计选择。综上，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2：债务人债务比例越高，其会计稳健性反而降低。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选择及变量定义

1.应计-现金流模型

纵观会计稳健性的度量方法，国外使用比较多的是盈余-股票回报模型（Basu，1997） 和应计-现金流模型（Ball和Shivakumar，2005），这两种方法在国内有关会计稳健性实证研究中也广为采用。不过，我国证券市场在2007年至2011年间波动较大，使得我国上市公司的股票回报率波动较大，特别是在2008、2009年间，比如大盘上证综合指数从2007年的最高点612404跌至2008年的最低点166493，后又反弹至2009年的最高点347801，又到2010年最低点231974，后至2011年的最高点306746，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的股价均剧烈波动，因此使用盈余-股票回报模型可能会带来偏差。另外，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时间不长，还不是很完善，特别在2005年9月股权分置改革全面推行的背景下，股票的价格掺杂着诸多噪音，不能及时有效的反映企业的好消息和坏消息，即Basu计量模型未必适应当前的中国资本市场，因此，综上两方面的原因，本文采用应计-现金流模型，即：

Acci，t=α0+α1CFOi，t+α2DCFOi，t+α3CFOi，t×DCFOi，t+εi，t

ACCt，t表示i公司t期的应计项除以期初总资产，其值等于t期营业利润② ②根据夏立军（2003）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采用线下项目前总应计项更能有效揭示盈余管理，因此这里在计算总应计项时使用营业利润，而不是净利润。减t期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CFOi，t表示i公司t期经营现金净流量除以期初总资产。DCFOi，t为虚拟变量，当CFOi，t小于0时，DCFOi，t取1，反之取0。CFOi，t*DCFOi，t为交互项目，表示应计项目对负经营现金净流量的关系。εi，t为i公司t年残差项。Ball and Shivakumar（2005）[14]认为应计项目在该模型中主要起到两个作用：一是减少现金流的“噪音”；二是对未实现的收益和损失进行不对称的确认。基于第一个作用，应计项目与现金流间呈负相关关系，α1预期为负；第二个作用表明损失比收益更能及时得到反应，或者说坏消息（负经营现金流）在应计项目中得到及时反映，若α3系数显著为正，则应计项目与负经营现金流间的正相关性会更强，该模型不但能够检验应计项目减少经营现金流的“噪音”，而且能够验证会计稳健性的存在性。模型中的α1为“好消息”的反应系数，α1+α3为“坏消息”的反应系数，若α3显著为正，则α1+α3大于α1，表示应计项更及时反应“坏消息”，且α3系数越大，则会计稳健性越强。

2修正Jones模型

Healy（1985）[15]根据应计项是否容易受企业管理人员主观判断的影响将应计项区分为操控性应计项和非操控性应计项，基于此，本文对Ball和Shivakumar（2005）的应计-现金流模型进行修改，即将应计项区分为操控性应计项和非操控性应计项，而操控性应计项正是学术界对盈余管理度量采用比较多的指标，这样首先便将论题转到对盈余管理度量模型的选择上来。国内外学术界衡量盈余管理程度的模型使用比较多的是修正Jones模型，夏立军（2003）[16]认为分行业估计并采用线下项目① ①以营业利润为界限，将营业利润之上的项目称为线上项目，它们被认为大都是经常性的；营业利润之下的项目称为线下项目，它们被认为大都是偶然性的。线下项目前总应计项=营业利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包括线下项目总应计项=净利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前总应计利润作为因变量估计特征参数的截面Jones模型最能够有效揭示出盈余管理。刘大志（2011）[17]通过实证检验的方法验证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中采用分年度、分行业的修正Jones模型最能有效度量盈余管理。Subramanyam（1996）[18]通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截面Jones模型和修正截面Jones模型比时间序列模型更能有效揭示盈余管理行为。因此本文在求解盈余管理程度时建立修正Jones模型，并分年度、分行业求解，模型如下：

GTAi，tAi，t-1=a11Ai，t-1+α2ΔREVi，t-ΔRECi，tAi，t-1+α3PPEi，tAi，t-1+εi，t

NDAi，tAi，t-1=α11Ai，t-1+α2ΔREVi，t-ΔRECi，tAi，t-1+α3PPEi，tAi，t-1

DAi，t=GTAi，t/Ai，t-1-NDAi，t/Ai，t-1

GTAi，t 为i公司t年总应计项，其值等于营业利润减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Ai，t-1为i公司t-1年总资产；REVi，t为i公司t年的营业收入变化量；RECi，t为i公司t年应收账款净额变化量；PPEi，t为i公司t年的固定资产价值② ②因我国2006年2月15日的新《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资产负债表对固定资产金额的披露只披露净值，因此基于数据的可获取性，Jones模型及其修正模型中的固定资产价值均取净值。；NDAi，t为i公司t年非操控性应计项目；DAi，t为i公司t年操控性应计项目。α1，α2，α3为行业特征参数；εi，t为i公司t年残差。

在对修正Jones模型进行行业分类时，行业分类标准按照中国证监会2001年4月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该《指引》将上市公司分13大类，因考虑到C类制造业数量众多，基于此，本文对制造业按照二级代码进一步分类，考虑到需要的C2样本数量过少（2008-2011年各年度均少于10），因此将其合并到C9其他制造业中；L类传播与文化产业样本量过少（各年度均小于10），直接将该类剔除，经过这样处理后共分19个行业。综合后面样本选择中的剔除原则，各年样本具体分布情况见表1。

3修正的应计现金流模型

本文实证研究部分基本思路是采用Ball和Shivakumar（2005）的应计-现金流模型，但将该模型中的应计项分为操控性应计项和非操控性应计项，为了验证我国资本市场中会计稳健性的存在性及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在应计-现金流原始模型的基础上另外增加包含操控性应计项和非操控性应计项的模型，另外为了检验前面提出的研究假设是否成立，因此模型的建立阐述如下：

（1）货币政策与会计稳健性之模型建立

为了检验假设1，并检验我国资本市场中会计稳健性形成的原因，特分别建立模型1、模型2和模型3：

Acci，t=α0+α1CFOi，t+α2DCFOi，t+α3CFOi，t×DCFOi，t+α4MPTC+α5MPTC×CFO×DCFO+αx（x=6，7，…，24）INDUSTRy（y=1，2，…，19）+αm（m=25，26，27，28）YEARn（n=2008-2011）+εi，t

①

OperAcci，t=α0+α1CFOi，t+α2DCFOi，t+α3CFOi，t×DCFOi，t+α4MPTC+α5MPTC×CFO×DCFO+αx（x=6，7，…，24）INDUSTRy（y=1，2，…，19）+αm（m=25，26，27，28）YEARn（n=2008-2011）+εi，t

②

NoperAcci，t=α0+α1CFOi，t+α2DCFOi，t+α3CFOi，t×DCFOi，t+α4MPTC+α5MPTC×CFO×DCFO+αx（x=6，7，…，24）INDUSTRy（y=1，2，…，19）+αm（m=25，26，27，28）YEARn（n=2008-2011）+εi，t

③

2008年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央行9月份开始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表明该年央行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金融危机波及国内，经济发展出现不景气局面，该年央行继续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2010年国内经济开始慢慢复苏，央行利用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发展，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表明该年央行执行的是紧缩性货币政策。2011年虽然央行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但是该年11月又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因此严格意义上，2011年不能认为是从紧的货币政策。因此，2008年至2011年4年间，2010年为货币政策紧缩期① ①货币政策紧缩期的判断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数据。。

在模型1、模型2和模型3中，OperAcci，t为操控性应计项，NoperAcci，t为非操控性应计项。MPTC货币政策紧缩期的虚拟变量，若在2010年，MPTC取1，否则取0。MPTC*CFOt*DCFOt为MPTC与CFOt*DCFOt的交互项，α5表示在货币政策紧缩阶段，会计盈余对“坏消息”反应系数的增量，若该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货币政策紧缩阶段，应计项对“坏消息”的反应更为及时，即说明会计稳健性更强。若假设1成立，该模型中的系数α5显著为正，表明货币政策紧缩期要求会计稳健性越强。考虑到不同的行业、不同年份，会计稳健性可能差别较大或存在差异，所以模型中加入年度变量YEARn和行业变量INDUSTRy，变量含义：若样本为当年度取1，其余年度取0；样本为某行业时取1，其余行业为0。3个模型中的其余变量定义同前文介绍的应计-现金流模型一致。

（2）债务融资与会计稳健性之模型建立

为了检验假设2，并验证我国资本市场中会计稳健性形成的原因，特分别建立模型4、模型5和模型6：

Acci，t=α0+α1CFOi，t+α2DCFOi，t+α3CFOi，t×DCFOi，t+α4LOAN+α5LOAN×CFO×DCFO+αx（x=6，7，…，24）INDUSTRy（y=1，2，…，19）+αm（m=25，26，27，28）Yearn（n=2008-2011）+εi，t

④

OperAcci，t=α0+α1CFOi，t+α2DCFOi，t+α3CFOi，t×DCFOi，t+α4LOAN+α5LOAN×CFO×DCFO+αx（x=6，7，…，24）INDUSTRy（y=1，2，…，19）+αm（m=25，26，27，28）Yearn（n=2008-2011）+εi，t

⑤

NoperAcci，t=α0+α1CFOi，t+α2DCFOi，t+α3CFOi，t×DCFOi，t+α4LOAN+α5LOAN×CFO×DCFO+αx（x=6，7，…，24）INDUSTRy（y=1，2，…，19）+αm（m=25，26，27，28）Yearn（n=2008-2011）+εi，t

⑥

模型4、模型5和模型6中，LOAN为资产负债率，其值等于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之比，用来表示企业总体负债水平，LOAN*CFOt*DCFOt为交互项，α5表示贷款比例提高时，应计项对“坏消息”反应系数的增量，若该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贷款比例提高时，应计项对“坏消息”的反应更为及时，即说明会计稳健性更强。相反，该系数显著为负，则表明负债比例越高，则会计稳健性反而降低了。模型中控制变量分别为年度变量YEARn和行业变量INDUSTRy，其含义：若样本为当年度取1，其余年度取0；样本为某行业时取1，其余行业为0。模型中其余变量的定义同前文介绍的应计-现金流模型。

（二）样本选择

2006年2月15日国家财政部颁布新的《企业会计准则》，要求所有上市公司于2007年1月1日执行新的《企业会计准则》，新准则与旧准则有很大不同，考虑到选取的模型中需要上期资产指标，为了使数据具有可比性，因此本文拟选择2008年-2011年共4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在样本筛选过程中，对如下样本进行剔除：（1）因金融行业的性质和采用的会计准则与其他行业有很大的差异，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2）由于首次发行股票公司当年的会计盈余和其他年份有很大的差异，剔除当年IPO公司；（3）为了使数据更具有可比性，因此剔除ST类公司；（4）剔除ACC及CFO异常值的样本，具体做法是剔除了其最大及最小部分1%的样本；（5）剔除数据不全的公司。并综合前文行业分类情况，最后选取样本公司分布如下：2008年1022个样本，2009年1105个样本，2010年1176个样本，2011年834个样本，共4137个样本。所用财务数据及上市公司基本资料均来自国泰安CSMAR中国证券市场研究数据库，本文模型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多元回归。

四、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模型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见表2。由表2统计结果显示，ACC的均值为-00004，说明就平均而言，样本公司获得了负的应计项目，最小值、最大值分别为-07152、13002，表明不同公司间的应计项目差别较大；OperAcc均值为00782，说明就平均而言，样本公司的操控性应计项为正值，最小值、最大值分别为803216×10-6、12617，表明不同样本公司操控性应计项差别较大。NoperAcc均值为-00785，说明就平均而言，样本公司的非操控性应计项为负值，最小值、最大值分别为-14062、03223，表明不同公司间的非操控性应计项有一定差异。CFO均值为00593，说明就平均而言样本公司获得了正的经营净现金流量，最小值、最大值分别为-07321、10747，表明不同公司间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差别较大，DCFO均值为02219，该变量为虚拟变量，说明有2219%的样本公司经营现金净流量为负；MPTC为货币政策紧缩期的虚拟变量，其均值为02843，表明有2843%的样本公司处于货币政策紧缩期；LOAN均值为04926，说明多数样本公司资产负债率处于1∶2，最小值、最大值分别为00071、12624，表明不同公司间的资产负债率差别较大。

（二）多元回归结果与分析

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回归结果见表3，现将各模型回归结果分析如下：1模型1回归结果中，CFO系数显著为负，与应计-现金流原始模型一致，验证了应计项抵减经营现金流“噪音”的作用，但是CFO*DCFO交互项系数却显著为负，与应计-现金流模型矛盾；2模型2回归结果中，CFO系数显著为正，该结论与应计-现金流模型的符号相反，且CFO*DCFO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与应计-现金流模型矛盾；3模型3回归结果中，CFO的系数显著为负，验证了应计项（确切的说是应计项中的非操控性应计项）抵减经营现金流“噪音”的作用，且CFO*DCFO交互项系数在1%显著水平为正，进一步验证了应计项更及时确认“坏消息”，即我国资本市场中会计稳健性得到检验。根据模型3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会计稳健性是存在的，不过稳健性既不是应计项造成的，也不是操控性应计项产生的，而根源于非操控性应计项。这一结论的原因在于应计项（非操控性应计项）能够及时确认经济损益，但主要是出于对未来情况的预测，而非操控性应计项主要是对公司未来损益的预测，因此，非操控性应计项更能够体现及时确认经济损益的作用。基于此，继续分析模型3的回归结果：在模型3的回归结果中，在验证我国上市公司中会计稳健性存在的前提下，MPTC*CFO*DCFO交互项系数为00467，且在1%显著水平上为正，表明在货币政策紧缩阶段，应计项对“坏消息”的反应更为及时，即说明会计稳健性更强，假设1得到检验。

模型4、模型5和模型6回归结果见表4，各模型回归结果分析如下：1模型4回归结果中，CFO系数显著为负，验证了应计项抵减经营现金流“噪音”的作用，但CFO*DCFO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与应计-现金流模型矛盾；2模型5回归结果中，CFO系数显著为正，且CFO*DCFO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均与应计-现金流模型矛盾；3模型6回归结果中，CFO系数显著为负，验证了应计项抵减经营现金流“噪音”的作用，且CFO*DCFO交互项系数在1%显著水平上为正，表明应计项对“坏消息”的反应更为及时，进一步验证了我国资本市场中会计稳健性是存在的，不过其是由非操控性应计现造成的。而且在模型6的回归结果中，LOAN*CFO*DCFO交互项系数在5%显著水平上为负，说明非操控性应计项对“坏消息”的反应系数增量为负增量，表明负债比例越高，使非操控性应计项确认“坏消息”（负经营现金流）没有确认“好消息”及时，则会计稳健性反而降低了。这一回归结果验证了假设2的正确性。

五、敏感性测试

为了使研究结论更可靠、更真实，现对模型进行敏感性测试。前面已经分年度、分行业通过Jones模型求解了操控性应计项、非操控性应计项，但在实证研究中采用了面板数据检验假设1和假设2。结果也验证了我国上市公司中会计稳健性的存在，并证实了假设1和假设2的正确性。但在敏感性测试中将采用截面数据即分年度对2008-2011年各年数据分别进行多元回归，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前面已经通过模型3和模型6验证了会计稳健性的存在性，且产生于非操控性应计项，此外也验证了假设1和假设2的正确性。在敏感性测试中主要就是进一步检验模型3和模型6回归结果的真实性，因此这里选择3和模型6作敏感性分析（其实对模型1、模型2、模型4和模型5选取截面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其结果与前面结论是一致的，因篇幅关系，该部分内容省略）。现将模型6的回归结果列于表5：

现对表5分析如下：12008—2011年各年度CFO的系数均在1%显著水平上为负，验证了应计项（非操控性应计项）抵减经营现金流“噪音”的作用；22008—2011年各年度，CFO*DCFO交互项系数均在1%显著水平上为正，验证了应计项（非操控性应计项）更能及时确认“坏消息”（负经营现金流），即检验了我国资本市场中会计稳健性的存在性。而且CFO*DCFO交互项系数从2008年到2011年依次为03536、03643、05963和05162，这一回归结果说明我国会计稳健性不但是存在的，而且2007年1月1日上市公司执行新会计准则后，会计稳健性总体逐年在增加，不过在2010年交互项系数为05963，在4个年度中是最大的，不但大于2008年、2009年的，而且大于2011年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的原因就在于2010年为货币政策紧缩期，这一回归结果无疑进一步证实在货币政策紧缩期，会计政策更加稳健；32008—2011年各年度，除2009年LOAN*CFO*DCFO交互项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外，其余3年中LOAN*CFO*DCFO交互项系数均在1%或5%显著水平上为负，这进一步验证了负债比例越高，使得非操控性应计项更加不能及时确认“坏消息”（负经营现金流），即会计稳健性反而降低了。以上进行的敏感性测试，不但进一步证实了我国会计稳健性的存在性，且是非操控性应计项造成的，而且回归结果有力地检验了假设1和假设2的正确性。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2008—201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通过Ball和Shivakumar（2005）的应计-现金流修正模型实证检验了货币政策、债务融资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相关性。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政策具有稳健性，且稳健性根源于应计项中的非操控性应计项；货币政策紧缩期因企业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潜在的风险增加，在此情况下，企业将会采取更加稳健的会计政策。根据Watts（2003）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稳健性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债务契约、股东诉讼、管制及税收，而且其认为债务契约是会计稳健性形成的最主要原因，但本文实证研究结论并未验证Watts的说法，而是得出相反的结论：债务比例越高、会计稳健性却降低了。也许正如赵春光（2004）所言：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盈余稳健性是制度和监管造成的；我国债务融资受行政制约，而不受债务契约限制，债务契约在中国并不能引起自愿的谨慎要求。

本文从宏观经济角度并结合债务融资研究其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基于该视角研究会计稳健性，研读现有文献发现并不多见，且选取的样本为新的《企业会计准则》颁布后的上市公司数据，无疑更具有现实意义。可以考虑从宏观经济角度研究会计稳健性，此为本文启示一；在实证研究上，为了避免股价波动的影响，对稳健性的计量没有采用Basu模型（盈余/股票回报模型），而是采用了Ball和Shivakumar（2005）的应计-现金流计量模型，目的是探索该模型在我国资本市场中的应用。但具体使用该模型时应将应计项区分为操控性应计项和非操控性应计项，此为启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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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etary Policy， Bebt Financing and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Research：Based on

the Empirical Evidence of Ashares’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WANG Me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Zhejiang Industry Polytechnic College，Shaoxing，Zhijiang，312000，China）

篇5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视觉语言；文化符号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全球化扩张，其产品必然涌向世界各地。与此同时，跨国广告业也必然追随其客户进行跨区域、跨国界的广告经营和运作，广告国际化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广告国际化，或称广告全球化，是指在世界各地市场上通过采用基本一致的广告传播方式，实现全球市场的营销战略。这种全球化的广告给生产和经销厂商以及广告业者都带来了明显的利益，例如降低了广告成本，树立了品牌和企业形象，提高了迅速推广产品基本概念的能力，简化了市场和促销计划的协调控制程序，等等。

此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文化一体化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多元文化将长期存在。跨国广告的运作不能不考虑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从文稿、符号意义、文化象征、诉求主题、视觉形象，到广告经营策略、人才组合与培训、管理模式、公共关系建构都有一个与各地本土社会文化相适应的问题。因此，广告的国际化进程中也包含了本土化过程，广告的跨国传播也就是跨文化传播，国际化和本土化双向趋势是广告跨文化传播的主要特征。

如何处理好看似矛盾实则相关的国际化和本土化问题乃是实现广告跨文化传播的关键。本文将就平面广告的跨文化传播问题略做探讨。

一、文化符号

在世界文化多元的背景下，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文化差异，文化符号有的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区域特征;另一方面，长久以来通过思想的相互交流和文化的相互影响，也形成了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认同，现代科技提高了媒体的传播能力和覆盖范围，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出现了更多超国界，超民族的“世界性文化符号”。

20世纪90年代，受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在中国年轻人中出现了一些张扬个性和自由的个人主义文化符号。因此，平面广告在传播中，就曾运用这些“世界性文化符号”进行跨文化传播。因为这种‘世界性文化符号’具有共通性，它可以跨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中国大量出现的以自由和个性为主题的‘Me(我)广告’，如‘我选择，我喜欢’(安踏运动鞋)，‘我有我可以’(佳得乐饮料)，`I’mlovingit’(麦当劳)等等，便是这种文化的具体表现”。可见，在跨国广告中，充分利用这些“世界性文化符号”，能收到良好的跨文化传播效果。

但是，在人类整个文化符号系统中，目前“世界性文化符号”只占一小部分。“区域性文化符号”仍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跨国公司在广告运作中，更应重视不同文化背景下受众不同的文化要求、文化特征、文化价值观，并把这种文化特质渗透到广告传播的各个环节。运用目标受众所熟悉的视觉文化符号。因为只有受众所熟悉，易于接受的文化符号才能达到与受众的沟通，得到受众心理认同，引起受众的共鸣，进而传达广告资讯，达到商品销售目的。这也是目前平面广告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策略。

跨国广告公司在中国进行跨文化传播中，可充分利用带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视觉文化符号，如长城，黄河，剪纸，对联，福娃，门神，红灯笼等等。在这方面，可口可乐，麦当劳无疑成为跨文化传播的典范。在日本市场运作的跨国广告公司，尽量顺应和利用日本人的文化特质。如在促销计划中适应日本人的“送礼和娱乐”两大主要消费习惯;在诉求方式中采用“柔性销售”代替西方式的“硬性销售”;在形象符号运用中充分考虑到日本传统赋予数字、植物、动物的独特符号意义。在香港运作的跨国广告公司，洞悉了香港人在“东—西方”、“传统—现代”的两极文化价值认同方面的中间形态和心理情感困境，在广告诉求中顺应并且强化了对香港本土的依恋与认同。在台湾的跨国广告公司“不仅懂得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以及日本对于台湾的生活一审美方式的影响，而且对于现代台湾人的生存境况相当关注，诸如政治敏感度、性向选择、社会治安、儿童健康、新新人类等主题均成为广告创意表现的内容”。作为全球品牌的跨国公司，如果不顾国家与地区市场的文化差异，而固执地以本民族文化观念为背景进行广告宣传，必将遭受滑铁卢，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毕竟，丰田汽车“霸道”广告的教训，对任何一家跨国公司和为其服务的广告公司来说都是值得警醒的。

二、视觉符号

谈到平面广告跨文化传播，不能不说到“视觉语言”。当今社会已经进人视觉时代，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被光怪陆离的形象海洋所淹没。可以说我们的社会已经成为“图像社会”，成为“视觉文化”主导的社会。因此，在平面广告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广告如何适应这个“读图时代”的发展是成败的关键。事实告诉我们，广告信息只有依靠和公众进行视觉语言的传播和沟通，才可能达到传播效果，从而促进商品销售。

平面广告是二度空间的广告形式，文字、图形、色彩是广告视觉语言的三大构成要素。平面广告的视觉传达也由此分为文字传达、图形传达和色彩传达。平面广告在进行视觉传达过程中必然要创造性地、艺术性地运用视觉符号和符号系统来构成广告视觉语言进行跨文化传播。因此广告视觉符号的选择和运用成为广告沟通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

(一)图形

在当代视觉文化的背景下，除了广义的“文化符号”外，图形语言无疑成为广告跨文化传播中最为重要的视觉文化符号。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人，其生理构造和大脑神经的连接关系都相同，所以人类的视觉感知方式和感知结果都是一样的，因此图形语言必然成为全世界的共同语言。我们可以不知道英语VICTORY的含义，但当同伴向你伸出两个手指(成“V”型)你就会领会这是在祝你成功。在由文字，图形，色彩三种基本传达要素所共同建立的平面广告中，图形是诸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在跨文化广告传播中，图形有“世界语”之称，它不分国家，民族，男女老少，文化深浅，语言差异，普遍被人所看懂，不同程度地了解其中的含义。好的图形设计可以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透过视觉语言进行沟通理解，可以跨越地域，民族的界限以及语言的障碍和文化的差异进行交流。究其原因，图形具有语言的本质性能，是具有说明性和说服力的语言形式。同时，图形比文字更形象，更具体，更直接，这正是图形传达优于文字传达的一个方面。它超越了地域和国家的界限，无须翻译，却能实现“一图顶万言”的传播效能。

然而，我们也须看到，图形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同样具有“共通性”和“区域性”特点，它在广告传播中必须符合前面论述的“文化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的规范，即发掘图形语言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共性”和“个性”。

(二)文字

在跨文化广告传播中，广告的视觉符号除了图形外，还有文字和色彩两个基本的视觉要素。平面广告在跨文化广告传播中，对文字传达和色彩传达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在当今“读图时代”，文字对广告信息的传达功能大打折扣，图像担负起传播信息的主要作用;然而，毕竟没有达到取代文字的地步，在许多情况下，单凭图形人们仍然不易了解广告信息。因此，往往需要加上文字说明，才能赋予图片意义，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从而产生良好的理解和记忆。广告在面对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的受众时，笔者认为，“文字图形化”，即文字具有图形表征特点，将成为平面广告跨文化交流的主要传播策略。正如前面论述的那样，在当今视觉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在跨国广告公司对受众所在地语言文化掌握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广告只有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才能达到理想的广告传播效果。与此同时，随着各种文化的广泛交流和跨国广告公司对广告受众所在地文化的进一步了解，文字传达可以充分借鉴和发掘当地的语言文化宝库，达到更好的融入受众心理的目的，引起受众的共鸣，从而取得广告跨文化传播的良好效果。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便是丰田汽车在中国传播的广告语“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它借用了中国传统的俗语“车到山前必有路”，巧妙的进行嫁接、组合，达到了意想不到的传播效果。正如图形传达所具有的“世界性”和“民族性”辨证关系一样，文字传达也可以不涉及到某民族的文化特征，也不迎合某一特定的文化区域内受众的审美情趣和接受习惯，发掘人类的共性，如在人类的生理感觉上做文章。一代广告大师雷斯为M&M巧克力糖果创造的广告语“只溶在口，不溶在手”几十年来在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发，其威力依然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究其原因是因为此广告几乎没有涉及到某民族的文化特征，也没有迎合某一特定的文化区域内受众的审美情趣和接受习惯，它只是从人的生理角度出发来说明自己独特的销售说辞。而这种“只溶在口，不溶在手”的美妙感觉正是全世界的消费者都需要的。

(三)色彩

色彩的运用在平面广告跨文化传播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平面广告的视觉传达设计中，色彩往往是一种先声夺人的传达要素，就远观效果而言，色彩传达更优于图形传达和文字传达。

色彩是一种感情的语言，而且是一种表达力很强的语言，它总是与一定的情绪相联系，并且这种联系对于人类来说具有一定的共性。如红色象征热烈、活泼、浪漫和火热，黄色象征光明和希望，绿色象征和平和朝气，蓝色象征宁静，智慧和深远。很多跨国的高科技企业总是用蓝色作为对外广告宣传的主色调，以此来彰显其“蓝色智慧”，并且随着产品的扩展而走出国门，迈向世界。可口可乐的红色伴随着可口可乐走向世界，征服了无数年轻人。因此在广告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应该把握人类的对色彩感觉上的共性，然而这种“共性”只是相对的，它并不能掩盖“共性”下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不同的国家、民族对于色彩有着不同的爱好和忌讳，如红色让我们联想到喜庆、吉祥、生命和幸福，对红色的崇拜是中华先古图腾时代的独尊一色;然而，在西方红色却让人联想到圣餐、祭奠和危险等。日本人忌绿色，视其为不吉祥;而在西亚一些国家，绿色却受到普遍欢迎。因此，通过文化参与了解当地的文化差异，迎合当地受众的价值观念和接受心理，充分尊重其及风俗习惯，才能取得良好的跨文化广告传播效果。

三、结语

篇6

一、强化感悟积累

感悟是学习主体直接面对语言作品密咏恬吟,体味玩索,触发联想,产生顿悟。它不是单纯知识的感知,而是对文字符号所负载的内容、文字组合的方式方法、文字符号所渗透的情感韵味等做综合的感知和领会。必须让学生直接面对具有生命活力的课文,结识它,喜爱它,沉浸其中,有所体会,有所感悟,主体的生命与课文的生命发生碰撞,主体的心灵与作者的心灵彼此相通,文意、文情、文脉、文式一起积淀为主体的语感,从而形成主体的语言能力,提高语文素质。

二、活化知识教学

知识是构筑素质的基础,素质教育反对单纯的知识灌输,而不排斥知识教学。语文课中涉及到的知识有:一是语文基础知识,含陈述性和程序性两种,陈述性知识即有关“是什么”的知识,程序性知识,即有关“怎么做”的知识。二是课文语言所负载的生活、科技、政治、历史等知识。三是调控自身的注意、记忆和思维的过程,有关如何学好语文的知识,即策略性知识。

三、注重交际训练

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文活动就是交际本身。口语则更直接快速高效地传递信息,是交际能力高低的主要标志。尤其是高效率化、高社交化和高信息化的现代社会,对口头交际提出更高要求。因而口头交际能力便是语文素质的重要内容。课内口语培养的主要途径:明理让学生重说;悟法让学生能说;设境让学生乐说;学技让学生善说。

四、养成听说读写习惯

习惯是一种长期养成的比较固定的、不易改变的、自动化的行为和动作的特殊倾向。吕叔湘先生说过:“学习语文不是学习一套知识,而是学一种技能。”因而习惯的培养对于提高语文素质具有特殊的意义。语文学科降低了培养与其他学科相同的一般的如预习、听课、笔记、作业的学习习惯,除观察、记忆、思维等习惯外,尤其要注重培养语文学习和运用的特殊习惯,即良好的听说读写习惯。听话要养成专心、择要的习惯,说话要养成有序、得体的习惯,书写要养成规范、整洁、美观的习惯。

篇7

文本解读的过程实质是师生不断接近、探寻、领悟文本中原有的哈姆雷特的过程，也是师生个性化解读文本，不断产生新的哈姆雷特的过程。因此，文本是教师、学生、作者、编者之间的一道桥梁，读者通过与文本的对话，对文本进行有创意的解读。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个性化阅读是《语文课程标准》中阅读教学的一个重要理念。依据课程目标的个性化阅读指导，文本解读必须正确处理一个哈姆雷特与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关系。一个哈姆雷特是共性的，这种共性就是文本的原意和原有价值取向，这种文本所表达的共性是文本作者（也可能包括教材编写者）在特定生活情境中语用的结晶，凝聚着作者的文思和情结，涵盖着语文知识和技能，决不只是语言技巧和文字材料的简单堆砌，它不仅贯穿着作者的生活体验和情感倾向，还有作者对生活的感悟和语用经验。在文本解读的过程中，无论是教者，还是学生，都只能不断走近文本中原有的哈姆雷特，不可能与共性的哈姆雷特达到完全共鸣、完全感悟的境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里的一千个哈姆雷特是有个性色彩的，是读者的一种个性化阅读体验。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学生、教师同文本及文本作者（也可能包括教材编写者）展开对话，这种对话是既有理解文本原有之象，也有因为阅历、动机、思维、能力、眼光等的不同，对文本做出不同的解读。因此，阅读教学既要引导学生探寻文本意义，还要引导学生进行个性化阅读。只有在不断解读，接近文本中原有的哈姆雷特的同时，学生才会以儿童的眼光全面审视，才会有独特的情感体验，也才会有一个个新的哈姆雷特出现。

文本的创意解读有哪些策略呢？

一、 贴近作者，更要贴近儿童

贴近作者的心去解读文本――把自己当做作者。沈从文先生在介绍写作经验时说，要“贴着人物写”。因为作者只有尊重人物，体贴人物，才能将人物写好。那么，反过来，读者只有做作者的贴心人，才能体会到作者的出发点和写作背景，才能深入解读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思想感情。“如果我就是作者，我为什么会这样写？我想告诉人们什么？”这些都是我们在解读文本时应该问一问自己的话题。

贴近儿童的视野去解读文本

――把自己当做孩子。孩子的眼睛是清澈的，这种清澈会过滤掉老成的经验，还原儿童的世界。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伟大的人是童心未泯的人，教师应该用一颗“童心”去面对文本。站在儿童的立场，以孩子的心去体验，多读出一些“为什么”。上海特级教师万永富教学《麻雀》一课时，贴近儿童的视野阅读文本，引导儿童进行有创意的解读。

生：这只老麻雀一定是母的吗？会不会是公的？

生：我想，可能是爸爸，如果不是公的，它不会这样勇敢。

师：妈妈保护孩子就不会勇敢吗？

生：妈妈为了保护孩子是会拼命的！我看可能是麻雀妈妈。

师：我们幼小的时候，常常是妈妈带着还是爸爸带着？

生：我们小时候总是和妈妈在一起的，妈妈给我们喂奶，爸爸外出打工。我想麻雀也是一样的。

生：总是妈妈养护孩子，养护小麻雀的当然是麻雀妈妈。麻雀妈妈为了保护小麻雀，舍得拼命。这就是母爱的力量。

生：应该是麻雀妈妈。

师：同学们说得真好，联系生活把书读活了。看来应该是麻雀妈妈了。

当学生对老麻雀的身份意见不一时，教师以一颗童心，及时引导，有创意地将学生引到课文“歌颂母爱”这一主旨。万老师点拨不多，但十分巧妙地引导学生探究了文本价值。

文本的解读就是要立足儿童基点、了解儿童习惯、尊重儿童个性、发展儿童能力。对文本的解读要注重诵读全文，熟读精思，整体把握；要注重强化文字符号与生活图像的转换机制，唤醒语言文字所描绘的具体形象，使学生入境动情；要注重以丰富多彩的听说读写实践活动，激发学习热情，使语言文字变得生动可感，让学生走进文本深处；要注重“学贵有疑”，尊重和培养学生的质疑精神，鼓励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引导学生深入研讨、理解和体悟文本的核心价值同时，展开有创意的文本解读。

二、 关注预设，更要关注生成

文本解读的预设与生成是统一的，预设是生成的基础，生成是预设的检验和升华，又是下一次预设的起点。文本解读的预设，首先，需要正确地解读文本的信息。包括：思想情感――正确理解隐藏于文本内容之中的思想，包括作者和文本本身具有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语言内容――正确了解文本所表现的客观事物；语言形式――正确把握文本遣词造句、构段成篇及表情达意方面的方法、特点。其次，准确地解读文本的教学目标。包括学段目标――准确把握文本在本学段教学中所承载的课程教学目标；单元要求――准确把握文本在本单元所承担的具体教学任务；课时任务――准确拟定本节课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充分预设体现了对文本的尊重，体现了文本解读的计划性和目的性，体现了对文本中隐藏着的、具有共性的哈姆雷特的充分解读。同时，文本解读的生成更是体现对学生的尊重，生成也体现教学的动态性和开放性。文本解读的生成实质是对文本有创意的解读，即强调读出个体的感受。通过引领学生精读文本，找准学生与文本语言情感的共鸣点，如品词析句入情、凸显形象动情、体验生活悟情、诵读课文抒情等，“一石激起千层浪”，拨动学生的心弦，引发强烈的共鸣，在学生与文本、作者、教者之间产生巨大的“磁场”，使文本解读成为学生体验情感、融汇情感、释放情感、升华情感的过程。

例如，我在教学《泊船瓜洲》体会诗歌情感时，同学们都说表达了对故乡的深切思念，一位同学提出异议：“王安石是江西临川人，诗中所写的三个地方都不是他的故乡，又怎能说表达他对故乡的思念？”我表扬了他独立思考的精神，并把问题交给学生。另一位同学为他作了解答：“王安石的故乡的确在临川，但他父亲在南京做过官，最后在南京去世，所以王安石也把南京看作自己的故乡。南京故称钟山，因此这里的故乡即为钟山。”可意想不到的是，又一位同学站起来，他拿着一本古诗词资料，说：“这上面说王安石的故乡在京口。”又是一个新见解。孰是孰非呢？我让他们再反复读诗句。仍然是第一位同学站起来说：“我明白了，王安石的故乡的确在钟山，因为如果在京口，他只要说‘京口瓜洲一水间’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引出‘钟山只隔数重山’呢？”教室里响起一阵掌声。

篇8

【关键词】汉英对比；宏观对比；微观对比

0 引言

比较与对比是语言接触、文化接触后人对语言、文化的一种认知方式。赵元任也曾说过：“所谓语言学理论，实际上就是语言的比较，就是世界各民族语言综合比较分析研究得出的结论。”（引自潘文国，1997）语言中的比较，可以在同一语言中进行，也可以在不同语言中进行；可以是共时的，也可以是历时的。对比语言学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可以上诉到19世纪上半叶的洪堡特，但对比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在20世纪以后形成。其有着欧洲与美国两个源头。汉英语作为两种不同语系中的语言，都拥有众多母语说话者。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语言接触不可避免。因此，语言比较不可避免。也正是因为比较，产生了我国第一部汉语语法《马氏文通》以及黎锦熙的《新著国文语法》、《中国文法要略》、赵元任的《中国话的文法》和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及《中国语法理论》（连淑能，1993）。汉英对比研究可以“……促进人们对所对比语言的研究，并为语际翻译、语言教学和双语词典的编撰提供理论上的指导。”（潘文国，1997）潘先生的《汉英语对比纲要》尽管不是新书，但是对其做一评介，让读者了解汉英语的异同是不无益处的。

1 该书主要内容

全书从什么是比较语言学和对比语言学开始。“比较语言学”也叫“比较语法”，“它的主要职责是进行历时的研究，为一些亲属语言建立一个共同的母语”；而“对比语言学则更多的被称作对比分析……，它进行的主要是共时的研究，通过比较不同语言间在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等方面的异同，来寻求语言的变换、对应及干扰等关系，为语言教学、语际翻译及本族语的研究服务。”紧接着，潘先生就进行对比研究的原因及意义做了分析，并指出了进行对比研究的方法及途径：“一个中心，两种途径，三种角度，四项条件”。

在第二章中，潘先生探求对比研究的哲学基础：语言是一种世界观，并在本章结尾明示了语言是一种世界观对对比研究的意义。

人们都说不懂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同样，不懂历史的研究者是茫然的研究者，他的研究是没希望的。潘先生在接下来的两章内介绍了汉英语的历史及汉英语的研究历史。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以后，推行“书同文”政策，统一了语言文字，促进语言的规范化。之后，汉语经历了三次大的语言融合，大致分为四个时期：上古期（南北朝以前）、中古期（南北朝―宋）、近古期（金、元―清）、现代期（“五・ 四” 以后）。而英语及其民族的形成与其被侵略的历史紧密相连，大致可以分为：古英语时期（500-1066）、中古英语时期（1066-1500）、现代英语时期（1500-）。由于它们自身的历史原因，在发展中汉语表现出独立性与稳定性，而英语则表现出开放性和剧变性。我们也不难看出，汉语的历史比英语的历史悠久得多。但是在语法研究上，汉语远远滞后于英语。潘先生在书中把英语语法的研究分为五个时期。而中国的真正的语法研究是从1898年的《马氏文通》开始，比1568年第一部英语语法书晚了几百年，而且中国的语法研究一直没有脱离西方语法研究的框框，受到了西方语法的束缚。

什么是特征？潘先生在下面的第五章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特征是比较出来的，是一个相对概念，必须从本质着手。通过对比汉英两种语言，他把汉英语的特征概括为两条：汉语语法是隐性的，英语语法是显性；汉语语法是柔性的，英语语法是刚性的。原因大概是汉语是语义型语言而英语是形态型语言；汉语是音足型语言，而英语是形足型语言。

如果前面几个章节是对汉英语言进行宏观上分析，潘先生在第六、七、八、九、十章中便是从微观处着眼来观察了。当然我这里谈及的宏观与微观与其在书中提到的略有不同。

在讨论汉英语法的基本单位的时候，潘先生首先提及了音韵，区分了语音学与音韵学的不同，认为语音学重生理性和物理性，是人类的共性，而音韵学是为民族所特有的，并且比较了汉英两种语言在音韵上的不同。同时，潘先生也把汉英文字进行了对比，认为“拼音文字走的是一条间接的道路，从概念先到语音再到文字，因此语音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在这种体系里，文字只能是‘符号的符号’；而汉字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以形写意，从概念直接到文字。在这种体系里，文字就是语言的符号，文字的研究就是语言学的研究。”另外，汉英两种语言到底何为“本位”的问题也在书中得到了阐述：汉语的字本位与英语的词本位。

在讨论了汉英语法的基本结构后，潘先生又从宏观的角度来讨论汉英句子。首先，什么是句子？潘先生对比了对汉英句子的不同理解。我国古人有音句、义句的区别。英语是树式结构语言而汉语是竹式结构语言。英语是主语―谓语型语言，汉语是话题―说明型语言。

在宏观讨论完句子后，潘先生又分别从微观和宏观的角度来讨论语序。在微观角度方面，他又从构词法层面、短语层面、小句层面、句子层面方面做了一定的对比，但是他也意识到微观研究的不足：1）很难形成真正的对比，2）容易忽视动态的比较，3）前提的未经证明性。微观的语序对比尽管有意义，但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对两种语言语序的认识。因为汉语是一种语义型语言，音足型语言，而英语是一种形态型语言，形足型语言，在宏观上，汉语与英语受到一些规律的支配。汉语重逻辑，英语重形态。汉语遵守音韵律，英语遵守贴近律。逻辑律包括时间上的先后律，空间上的大小律，心理上的轻重律，事理上的因果律。他也强调说汉语重逻辑律并不是说其他语言不重视逻辑，英语也重视逻辑，只不过以形态的形式表现出来罢了。另外，汉语的语序也是灵活的，有时并不一定和逻辑顺序一致。如果说打破英语逻辑顺序的是形态，那打破汉语的逻辑顺序的便是汉语的音韵和节奏特点。而影响英语语序的除了形态之外，还有“临近原则”。

随着语言的发展，英语越来越由综合型语言演变成分析型语言，这样英语在形态上变得越来越简单。为了弥补这个损失，英语借助了虚词，因此在虚词的使用上也表现出刚性。而汉语是语义型语言，虚词的使用则是语义虚化的产物和填补语义空缺的语音手段，因此在使用上也表现出弹性和柔性。不过在进一步讨论虚词之前，潘先生首先明确了各时期对虚词的界定，也出现了不同的术语，因此在这些术语的使用上是值得注意的，不能混用，不然会贻笑大方。同时，他也指出了汉语虚词另外的表现形式―格式。

如果说上面的是从字、词、短语、小句、句子的角度来讨论，那么第十一章，潘先生上升到篇章的角度来谈论汉英对比。汉语重意合，英语重形合。当然两者有时可以倒过来，这里谈论的仅仅是大部分情况。

在第十二章，潘先生从语言使用者的心理角度来解释汉英的不同。汉语是语义型语言，重悟性，英语是形态型语言，重理性推理。而悟性的特点是参与意识，理性是距离意识。这样就有了汉英两种语言的主题意识与客体意识的差别。另外，汉英的区别也有整体意识和个体意识的差别。

在第十三章中，潘先生对汉英对比一百年历史做了一个梳理，也是对全书的总结。

总之，要对比汉英两种语言，必须抓住一点的是：汉语是语义型语言而英语是形态型语言；汉语是音足型语言，而英语是形足型语言。把握了这点，也就把握住了基本。

2 评价

《汉英语对比纲要》的正如其书名那样，对汉英的异同进行了提纲挈领，从较高的层面来看待语言的同与异，好比一台摄像机，往前推，能看到每一个景物的点点滴滴，往后拉，能看到事物的全景。这样看待事物就会更空灵，会更理性，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既有宏观的把握，也有微观的拿捏。全书章节的安排首先从宏观上对汉英对比进行阐述，使读者对汉英语有整体的把握，然后按照语法单位的大小进行微观观察，宏观里面也有微观，微观里面也有宏观，逻辑紧密，浑然一体。

全书既有对前人理论的继承，也有独到的见解。潘先生认为，在语言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上，宏观更为重要。这为后来研究指明了一个方向，特别是对普通语言学研究。现在的年轻学者在做语言学研究的时候，往往只会抓住某种语言现象进行研究，从而给出某种程度上的解释，但脱离于语言系统大框架的解释是牵强的，甚至与整个语言系统是相抵触的。当然，这个不是说微观研究不重要甚至要不得，而是说我们应该重视宏观研究。我们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中国缺乏像乔姆斯基、韩礼德等这样的语言大家，就是我们缺乏这种对语言的宏观把握和宏观构造，结果导致我们对语言的微观研究都是在西方语法体系下的零碎研究，对汉语的研究也是在西方语法体系下的附会。从1898年中国第一部汉语语法书《马氏文通》到现在，汉语始终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语法解读，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打破陈规一切重来的勇气去宏观构造一个新的语法体系。因此，在我们的日常语言研究中，我们要重视语言的宏观研究。潘先生从哲学的发展角度来看待语言其实也是为了达到这种登高望远的效果。潘先生认为语言是一种世界观的观点也与其哲学、语言心理学是一致的，也是对语言的一种宏观把握。另外，将音韵和文字的对比提高到十分重要的高度是潘先生的贡献。

《汉英语对比纲要》着重论述的是汉英语的不同。汉英语中其实存在大量的共性的东西，这个应该是汉英对比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其研究成果对普通语言学的理论研究以及语言教学过程中的正迁移应该是有益处的。因此，除了宏观上把握语言的相异之处外，我们还可以从共性方面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篇9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的修改集中指向于语言文字的学习与运用，突出了语言文字在语文教学中的地位。因此，我们提出，语文教学要重在培养学生对语言的敏感力，对语言的控制力，重点突出“语言重组”。语言重组是常用的培养学生语言的策略之一，主要是让学生通过语言的重新组合、合理搭配、形式变化来表达自己的理解和认识，提升阅读能力。

如何进行语言重组教学呢？我们认为，开展形式多样的语言实践活动显得尤为重要。语言实践活动的方式可以关注内容，也可以关注情感，更需要探析语言内在的奥秘，从而形成较高的语文素养。

一、寻找内容之间的原点

概括内容属于大篇幅文字的重组。如何做到高效呢？这需要我们深入思考。课文内容之间往往是有联系的，关注彼此之间有共性的内容，进行语言文字的重组，这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手段。新课程以“主题”划分单元，打破了以“语言训练点”为重点的格局，这就需要教师们在教学中深度解读教材，做到深入浅出，从而有效地进行整篇或段落的重组。

在执教四年级“动物”一组课文时，很多教师喜欢开展对比教学。如《白鹅》和《白公鹅》，作家不同，描写方式不同，但是两只鹅在特点上有通性。我们采用对比法，很快就概括出了主要内容。有些文章结构明朗，段落相似，比如《鲸》一课。教学中，我们引导学生发现写作手法、结构特点，以此为重点，开展概括练习，学生很快就对语段进行了重组，概括出了主要内容。

关注内容之间的原点，要考虑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每个阶段学生对内容的解读会有区别。如何将长段的文字进行重组，变成简短的文字呢？教师要做到有所侧重。低段要侧重模仿，高段要注意运用。既要关注语言重组的方法，也要关注语言重组之后的内容。在长期的练习之后，学生对文字的概括能力才能提高。

二、发现情感之间的基点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要依据我国的国情，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依据语文学科的特性，突出人文熏陶。但是任何文章人文情感的传达都需要语言形式为手段。因此，在关注文章的语言和情感时，要发现彼此之间共生共息的关系，并进一步破解语言形式，在重组中建构情感要素。

比如，在执教《再见了，亲人》时，如何让学生明晰叙事和抒情互溶的写作思路呢？引领学生去发现叙述的人称很重要。文中采用志愿军的口吻（第二人称）来表达朝鲜人民和志愿军的深情厚谊。对此，我们可以引导学生进一步思考：为何采用志愿军的口吻写，而不直接叙述？试着让学生重组文字，变换人称，用直接描述的形式来说说。学生就会发现，这样写是不能表现出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刻骨铭心的情谊的。再次读课文，学生会发现，用战士的口吻讲，叙事和抒情可以紧密结合起来，可以使当时送别的情景与过去的生死与共结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利用语言重组，关注了写作手法，突破了情感理解的障碍。

三、洞悉语言表达的亮点

文本里语言和语言之间是有关联的，特别是在字、词、篇等语言形式上既有区别，又有共性，我们在语言重组中要关注这些语言元素，开展语言训练。

例如，六年级下册《和田的维吾尔》中写道：“谁能想象那黄灿灿、香喷喷的烤肉是在土堡似的土囊（馕）坑里烤熟的！谁又能想到维吾尔人著名的日常食品——囊（馕），也是在土囊（馕）中烤成的！”这一组反问句，对于六年级的学生来说，理解上不难。但是，为什么文中不用“？”而用“！”呢？学生心中会产生疑问。如果直接询问，学生也不能说出个所以然来。因此，我们先让学生进行语言重组，改成陈述句，反复诵读后，就会发现，对于维吾尔人来说，土地是功不可没的。然后，再让学生讨论陈述句改成感叹句，后面加上“！”，又有什么感觉。第二次重组，教师把问题抛给学生，学生就会乐此不疲地参与讨论，聚焦语言形式，发现语言内涵。在语言重组的训练中，学生会发现，这样的语言形式，除了说明维吾尔人在土地上的奇特做法外，还传达出他们对土地深深的热爱。

如此训练，学生下次再接触到其他文本的时候，当理解上有障碍时，就会以语言重组为突破口，关注语言形式，进而感悟含义深刻的句子。

四、突破学习方法的盲点

学生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会逐渐学会一种或多种学习方法。每种方法都以语言训练为载体，以语言活动为外显。因此，交流学习方法，整合学习方法，也是值得推荐的。

比如，在学习“人物描写”一组课文时，教师们往往喜欢以小嘎子的语言和动作、神态为教学突破口，以重点句段为主，一边赏析语言表现手法，一边感悟小嘎子的人物性格。这样做的结果是，一课只一得，学生掌握的仅仅是人物形象，而没有学习到方法。如果我们在每次学习之后，引导学生回顾学习方法，并进行交流，对学生的终身学习将很有帮助。研究中，我尝试在学生学习了直接描写和间接描写之后，运用“关注语段——圈画词语——感悟赏析——朗读内化”的学习过程，让学生尝试在外貌描写、语言描写、神态描写、环境描写等具体的描写方法中举一反三，从而逐渐疏通写作方法和学习方法彼此之间的通道。

篇10

作文难，难作文。作文，是让语文老师和学生们共同头疼的“老大难”。对于作文难的原因，于溟慧老师在书的开首就进行了全面而精准的概括：一无“源”；二无“言”；三无“法”；四无“趣”；五无“量”。

正因为这五“无”，导致了作文课上教师没内容可教，学生没有内容可写：教师在作文教学中的无章与无法，学生写作过程的无趣与无量，最终导致了作文教学的高耗低效。尽管进入21世纪后，国家制定了新的课程标准，对习作教学也作了相关的设置，但是由于课程标准宏观、纲领的特性，仍是“目标不明，序列不清”，这就导致老师们在作文教学过程中的盲目性与随意性。要想解决师生对于作文难的问题，要想提升作文教学的有效度，确定明确的目标，构建合理的练习序列就成了小学作文教学亟需解决的问题。

《三阶作文》这本书，正是通过“词语意识”“细节意识”“独我意识”三个阶梯，解决了作文时面临的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于老师按照小学低、中、高三段的特点，将作文教学的内容进行了界定和划分，为学生学什么、老师教什么，都提供了充实而便于操作的内容。

如果将作文比作一座大厦的话，建筑这座大厦最基本的材料就是沙子和砖石。在低年级，于老师着重培养学生的“词语意识”，正是要解决建筑作文大厦时所需的基础与最基本的原料问题。当学生积累了写小学阶段各类作文时可能需要的、足够的词汇后，到用语言来表达思想和情感时，就不会有“无米下锅”的尴尬。说到作文中的“无米下锅”，人们习惯上指的是写作者没有内容可写。其实，想表达时，找不到或没有合适的词语来表达，也属于“无米下锅”的表现；没有将思想、情感转化成书面文字的能力，同样属于“无米下锅”的表现。

在“细节意识”这个环节上，于老师着眼于解决作文中“生动与具体”的问题。让作文能达到生动与具体，就必然涉及到一个“量”的问题，而这个“量”又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文章篇幅的问题，另一是由思想转化成文字这一行为次数的多寡与熟练程度。不足百字的“文章”，是没有生动、具体可言的；没有经历相当数量把思想转化为文字表达的练习、没有写出大量书面文字的过程，文章本身也是难以达到生动具体的。无论是习作还是作文，和创作是密不可分的，而“创”就是在经历无数次实践打磨之后达到或临近于炉火纯青时的自由状态。文章的技法，在《语文课程标准》颁布后，几乎成为语文老师不敢碰及的内容，而在“细节意识”这一环节，于老师却渗透了各种各样的作文技法。传统作文教学，对作文技法的内容，一般只是生硬、枯燥地介绍一番，这种为教而教的讲解，往往缺乏针对性，至于学生在作文中是否会用、能否用得上，是没有相关跟进和监控措施的，因而造成“讲”和“用”两张皮的现象。在于老师的《三阶作文》中，是将“讲”和“用”结合起来，讲这方面的技法，就让学生练习这个“点”上的技法，看学生在写作时能否运用这种技法、体现这方面的内容。因为教学有了明确的指向性，作文的评价就有了着眼点，评价的过程就不再是无的之矢的“中心明确、结构完整”的笼统。“讲”和“用”的情况得到了跟进和反馈，教者就可对整个教学过程实行有效的监控、补充、提升。在作文教学中，不进行有效地渗透相关的作文技法，只能让作文教学沦为一种学习者靠禀赋自悟自得的过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作文教学上就有了“学生会写作文不是老师教出来”的论调。

“独我意识”，是于老师在解决“生动具体”这个问题之后，来解决写作中的“个性”问题。它追求一个“创”，实现一个“新”。写作，是一种复杂的脑力劳动，是一种精神创造，一个“创”宣示其不可复制的特性。生活中的每一个人不是复制出来的，生活的经历、思想的认识、情感的变化等等，造就了一个个情感世界独特各异的人，而文章就是这种情感世界的文字化，因此必然是共性基础上的个性化。纯共性的文字表达是没有思想价值可言的，而纯个性的文字是不会引起读者共鸣的。只有在共性基础上的个性，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才能流传于世。

就是借助这三个“阶梯”，于老师科学而合理地解决了作文教学内容的问题，让学生在各阶段都有所学，让老师在各阶段都有所教，更有所关注，不仅解决了作文教学中“教什么”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作文教学“怎样教”的问题，让教者做到了心中“有本有纲”，教学过程才能运筹帷幄，使学者学有所循、学有所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