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评论范文
时间：2023-10-25 17:33:15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民经济评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价值链；项目评估；战略价值链分析；国民经济效应
1价值链和战略价值链分析方法
1.1价值链的概念
价值链——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在《竞争优势》一书中指出：企业的每一项生产经营活动都是创造价值的活动。企业的一切互不相同但又互相关联的生产经营活动，形成了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这项动态过程称为价值链（ValueChain）。
主要活动：（1）输入后勤——包括购买原材料、动力、燃料、部件等，对这些采购品进行接收、储存和分配、检查等管理。
（2）制造——将原材料转化为产成品的过程。
（3）输出后勤——将产成品转移到顾客手中的过程。
（4）营销——让顾客了解自己的产品或服务，涉及营销部门的全部活动。
（5）服务——提高或维持产品或服务的价值，涉及给顾客提供诸如装配、零部件、修理、维护保养、技术支持等活动及顾客投诉活动等。
辅助活动：（1）人力资源管理——包括人力资源的招聘、培训、开发和报酬等的管理；员工关系管理；培养员工的知识创新能力。
（2）研究与开发——产品研究与发展、流程改进、设备设计、计算机软件开发、电子交流系统开发、计算机辅助设计等。
（3）综合管理——财务会计、法律事务、安全保卫、构筑战略联盟以及与战略伙伴的关系管理等。
1.2战略价值链分析方法的概念
战略价值链分析方法，是通过对公司价值链成本的战略分析，明确企业的长期成本竞争态势的一种方法。
战略价值链分析，是从行业价值链、企业战略价值链和竞争对手战略价值链等三方面进行的。
（1）通过行业战略价值链的分析，可以了解企业在行业战略价值链中的位置、现状与前景、企业与上下游（供应商与分销商和顾客）的战略价值链关系，把握企业的成本态势。
（2）通过企业内部战略价值链的分析，可以了解单元战略价值链上的成本与效益，确定增值与不增值的链结和重构优化的成本竞争优势的价值链。
（3）通过与竞争对手战略价值链的比较分析，了解竞争对手战略价值链，根据自身情况，确定相应的有竞争力的成本战略。
1.3行业价值链的分析
价值链分析的具体步骤有：
(1)确定行业价值链的构成要素。
行业价值链涉及企业自身价值链、上游供应商价值链和下游经销商价值链和用户价值链。
行业价值链的的全过程可用图表示如下：
供应商价值链——企业自身价值链——经销商价值链机用户价值链
行业价值链的构成会因行业的特点而有所不同。
制造行业的价值链：金属矿山金属冶炼公司机械制造厂批发商零售商消费者
服务业企业的价值链与制造业的价值链也有所不同。
(2)明确各构成要素的位置、成本和增值情况，调整或优化价值链结构。
在了解本企业目前在行业价值链中位置的基础上，需要对价值链成本和增值情况进行估算，研究是否可以利用上下游价值链进一步降低成本，整合价值链中的有关构成要素，以取得成本竞争优势。
1.4企业内部价值链的分析
企业内部价值链的分析，就是了解本企业内部价值链的构成要素（单元价值链），确定对成本与增值是否有影响的基本价值链，以发现并消除容易带来高成本和不增值的链结（构成要素），从战略上调整和重构具有相对成本较低地位的、优化的企业内部价值链。
如果企业内部价值链上所有活动的累计成本小于竞争对手时，就具有了竞争的优势。
优化企业价值链的工作：适时生产系统、零库存、全面质量管理或零缺陷管理、“外包”有些活动、改造流程、提高劳动生产率、引进节约成本的技术、简化产品设计、精简高成本活动的营运流程等。
2.投资项目的国民经济效益分析
2.1投资项目国民经济效益分析的必要性和原理
为了实现社会经济目标，需要短期内建设数目众多的项目，但受资源的约束，不可能百业俱兴。所以，最佳配置资源就成为最大可能的实现社会经济目标的关键所在。进行项目经济评价，直接目的是为了比较方案，筛选项目，最终是为了最佳配置和有效利用投资资源。
国民经济效益分析的基本原理是费用——效益分析。费用——效益分析是从国家和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全面地、综合地分析和评价工程项目的一种科学方法。它是通过用影子价格、影子汇率计算项目未来的经济效益和费用，并按照社会折现率进行折现，继而计算出一系列经济指标，并根据“以最小费用去的最大效益”的基本要求作出分析和判断。
费用和效益的范围比财务效益分析中的成本和效益要广泛的多。项目的费用是因项目建设而使国民经济所付出的代价，包括项目本身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所付出的代价，包括内部费用和外部费用两类。内部费用是指用影子价格计算的项目投入物的经济价值。外部费用是指社会为项目付出了代价，项目本身并不需要支付的那部分费用，即由于项目存在而使项目以外的主体所造成的全部损失。与之相应的，内部效益是指项目产出物用影子价格计算的经济价值。外部效益是指项目为社会所作的贡献，而项目本身并未得益的那部分效益，即由于项目存在而使项目以外的主体所享有的利益。
2.2内部与外部效益的鉴别与计量
内部效益包括三种形式：（1）项目投产后增加社会总供给量，是指由此而增加的国内最终消费品或中间产品。（2）项目投产后减少了其他相同的或类似企业的产量所带来的效益。（3）增加出口或减少近口所带来的效益。
外部效益包括两种形式：（1）技术培训和技术推广。在一个地区建设一个技术先进的项目，会培养和造就数量众多的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这些人才所带来的效益，大部分为本项目所吸收，但因为人才的流动、技术的交流，这些人才能给该地区，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好处。（2）给上、下游企业带来的效益。项目的前联合后廉的效果，即项目对上、下游企业产生的效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①项目投产后，使上下游企业闲置的生产能力得以充分利用而增加的净效益。②项目投产后使上下游企业的生产规模达到了规模经济。特别是上游企业，因为为了满足虽有入物所增加的需要，不得不增加改种产品的供给，从而使其增加生产规模，达到规模经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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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大军，王立国.项目评估［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篇2
【关键词】信息技术产业 国民经济 带动作用
一、引言
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中国的经济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增长态势，与国民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出现了通货紧缩型的经济增长状况，也离不开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信息技术产业不仅能产生巨大的财富价值，而且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对产业结构的升级，改造了传统产业的信息化历程。所以，本文探讨信息技术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信息技术产业的界定
研究信息技术产业，主要有两个问题，第一就是信息技术产业的内涵，即信息技术产业包含的内容，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的信息技术产业的界定比较狭隘，仅以计算机硬件和软件技术，在80年代之后，随着通信与计算机的融合，使得通信技术也被列为信息技术产业的组成部分。现在，信息技术产业包含的更广泛，还有广播电视技术。不同的政府和研究学者为信息技术产业的界定有着差异，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且被大家认可的范围界定，本文仅以通信、计算机、电视广播技术及他们的衍生产业。
信息技术产业不仅包含了制造业，也包含服务业，所以目前国民经济关于信息技术产业的数据有些是支离破碎的，因此有些数据可能带有片面性。
三、信息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信息技术产业对名义GDP的影响
自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信息技术产业一直是我国国民经济中比较活跃的产业之一，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据有关数据显示，从1992-2000年，信息技术产业的份额，在名义GDP的占比从1.84%，上升到了6.08，数额从489亿元，一直扩大到了5438亿元，可见数额的变化对于国民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信息技术产业占名义GDP的增长率为4.2%，这就充分说明了我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同时已经成为经济的主力军。可以说，信息技术产业与国民经济是同步发展，又相互影响的关系。
（二）信息技术产业对实际GDP的影响
虽然上述内容讲了信息技术产业是名义GDP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但是还是无法反映对实际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实际经济的发展在互联网的影响下已经呈现了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为了更加准确的表现出信息技术产业对实际经济到底有多少贡献，我们可以在名义GDP的影响上进行估算。但是，全部找出各个产业的影响因素在所能找到的数据不太现实，只能通过平减系数来体现。通过研究信息技术产业的平减系数，本文发现1997年后对通货紧缩的严峻形势并没有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信息技术产业的高速发展是国民经济平稳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可以说信息技术产业对国民经济进行了特殊的经济贡献，信息产业的整体价格下降，必将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
四、信息技术产业对国民经济结构的作用
（一）信息技术对产业发展的影响
信息技术产业不单指信息的应用，它还广泛的应用到了其他产业，尤其是改造了传统的产业模式，使传统产业能够发挥活力，进入到有市场竞争的平台，加快了工作效率，节约了企业成本。据统计，我国铁路运输系统采用了计算机管理以后，运力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提升了15%，安全问题也下降了不少，事故的发生减少了68.9%，对于我国的经济财产和人身安全起到保障作用。信息技术的发展还带动了服务业的升级，尤其是软件服务行业的兴起，不仅冲击了传统的服务模式，还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经济领域，扩大了传统经济产业的服务范围，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快速转型。此外，信息技术的发展还推动了原有贸易的方式的转变，最为突出的就是电子商务的发展，极大的带动了我国的经济，现在很多的企业也都开始探索电子商务的营销模式，改善了传统物流的缺陷，为促进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平台。
（二）信息技术产业对企业的影响
信息技术产业对企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极大的降低了企业的经营成本。互联网的潜力是非常大的，从企业的生产一直到企业的销售，应用在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而且目前企业使用计算机是如此的频繁，网络效应的发挥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验证，不仅为企业的采购减少了沟通成本，还开发了新型的销售模式。第二，缩短了产品开发的周期，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信息在网络上得到了较好的传播，传统产品也加速了升级过程，新产品的开发和使用能够得到很好的宣传。第三，促进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发生了本质的改变，企业从决策方式到经营管理方式都因互联网的参与进行了很大的调整。
五、结语
综上所述，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无论是对名义的GDP，还是对实际经济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通过经济结构的发展模式就可以得到较好的验证，信息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和企业也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有特殊的贡献作用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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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叶勇，龙跃.靳俊喜.信息产业对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及政策研究――以重庆为例[M].四川：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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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理论经济学；归纳法；演绎法；抽象；历史
一、门格尔的经济学方法论
卡尔门格尔1871年出版了他的经济学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之后他并没有趁热打铁继续研究，而是在1873年出版了他的《经济学方法论探究》，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德国在方法论这一道路上，越走越远：“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方法论的探究才确实是对于学科的发展来说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这种情况可能出现在这样一个知识领域，在这里，人们已经遗忘了经由对于研究对象之性质的认识而获得的有关研究目标的准确感觉。人们对于该学科的次要问题赋予了过大，甚至是决定性的意义。有一个势力强大的学派所支持的错误的方法论原则已完全掌控了局面，人们用片面的标准来判断该知识领域的一切研究活动”。他认为，错误的方法论，将导致学科的进步受到阻碍。澄清方法论问题确实是取得科学研究进步的前提。
门格尔认为，将政治经济学，或者哪怕是理论经济学视为一门有关“国民经济的规律”的科学，不完全正确，更非特殊的历史科学。他将经济领域分为三大类科学：第一是有关经济的历史性科学即历史学和统计学；第二是理论性经济学；第三是国民经济的实用性科学。因此，他将国民经济学理解为上面的统合形成的整体，即有关国民经济的理论-实用科学的总和。认为理论经济学研究经济现象的一般规律，历史和统计学研究经济现象的个别规律，应用经济学主要研究经济政策。这三者分别从各自不同的方向研究经济学的不同领域，既不能互相混淆――即不能用历史的方法或者应用去研究理论经济学，也不能互相否定取代――三种方法各有用处。
在上述基础上，门格尔将理论性研究取向又分为两种――经验的――实在的取向和理论研究的精确取向。其中，经验的实在的取向指的是归纳法，而理论研究的精确取向主要指的是演绎的方法。门格尔否认归纳法具有严格的科学性，“亚里士多德正确的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不承认归纳具有严格的科学性。然而，即使是由培根大大的完善了的归纳方法，也只能够略提高一下经由上述途径所获知之规律的绝对性的程度而已，却永远无法提供绝对的保障。”他认为理论研究中的实在主义思想流派的研究结果，永远不可能是有关现象的严格精确的规律，只有实在的类型和经验型规律。他推崇运用精确取向即演绎法研究理论经济学――探究经济的最原初、最基本的因素，确定相关现象的测量办法，探究更复杂的经济现象从这些最简单的要素中生成的规律。但是门格尔并非完全用演绎法替代归纳法，他认为理论性研究之精确取向和实在主义取向都是正当的，“精确经济学就其本质而言，是要让我们掌握有关通过分析或抽象而设想出来的经济性世界的规律，而经验的――实在的经济学则要使我们认识到现实的人类经济现象相续、并存的规律性”。综上所述，门格尔之所以猛烈的批判德国历史学派，只是因为想要强调历史的方法不是唯一，演绎法也很重要，“即使是我们可以设想出来的具有最强烈实在主义特征的理论性研究取向，也必须靠抽象才能进行下去。因此，试图使现实存在的现象之类型和典型关系每一次都涉及到该现象之“完整的经验实在”的抱负，是完全有悖于以现实为基础呈现出来的理论性研究的性质的”。 门格尔致力于“精确的”经济学规律的研究，坚持经济学具有科学性质。
二、罗雪尔的经济学方法论
威廉罗雪尔的《历史主义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是其在哥廷根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及政治理论史的讲稿，这本《讲义大纲》，被称为“历史学派宣言”，是德国历史学派的主要代表文献，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阿希莱在1894年将该书的序言及序论部分译成英文时，在英译本序中称它为“1843年罗雪尔的纲领”。由于罗雪尔第一个把萨维尼在法学研究中的历史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中来，为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故而罗雪尔就成了德国旧历史学派的创始人。
他在序言中说道：“熟习这门科学的专家如翻阅本书，将不致忽略贯串全书并成为它的基础的独特而严密的方法――历史的方法。”强调他的目的只在于建立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体系。罗雪尔是一名代表当时期德国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大学教授，因此罗雪尔本人和他所代表的整个历史学派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学方法也就必然充满了妥协的内容，也可以说是一种折中主义的思想。而罗雪尔的庞大的国民经济学体系，正是这种折中主义的标本。在他的这本《历史大纲》著作中，我们无法寻找到一丝经典经济学理论中的关于价值、货币、利润、工资、地租等方面的理论，因为他将他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他的历史的方法上。他将过去的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分为两大类，分别是“哲学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前者他认为是哲学家在抛去了一切关于时间和空间规定的基础上，去尽可能抽象地去寻求概念或者理论的体系；而后者则是历史学家尽可能忠实地描写现实生活，寻求与人类进化有关的记述。他认为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在于指出：为何以及如何逐渐发生“从合理的变为不合理的”、“从幸福的变为有害的”。他认为后者，也就是这种历史的方法，只要不完全陷入错误的路径，永远都是具有客观真理性的，就好像那些研究记录生物学动态的生物学家一样，只不过实践家不是通过直接的命令去获得真理，而是通过一种对过去发生的现实进行一种政治学的上升，达成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受益。历史方法的最高目的在于以科学的形式将人类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留给后代。罗雪尔对历史的方法的道路正确性有充分的自信。
三、方法论的争论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这场在德国发生的关于方法论的争论，已过去近两个世纪，在我认为，门格尔获得了胜利。很多人对门格尔有误解，认为门格尔完全否定历史的方法，独尊演绎法，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事实上在对德国历史学派进行批判时，门格尔并未否定这种经验的实在的研究方法的正当性，他反对的是德国历史学派只重视对历史现象的记录而抛弃了对其精确性取向的研究。他首先强调的是对于经济学研究我们需要不同的方法，同时也强调基于精确研究取向的演绎法对理论经济学是根本的和重要的。现如今，西方经济学大行其道，其本质就是使用的假设演绎法，而制度经济学继承的则是历史学派的历史的方法。门格尔告诉我们，对于不同的问题，研究不同的学科，就要用不同的相应的方法。（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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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马颖.简论威廉・罗雪尔的经济发展理论[J].经济评论，1995，01：70-76.
篇4
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时间尚短，至今未经历一个真正完整的周期，缺乏调控经验也是难免的。建议重视国际范围内房地产市场客观规律的研究，把宏观调控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合理的房价变动趋势线（经济规律）的确认，意义重大。它是我们针对“住宅价格涨幅”进行宏观调控的基础；是我们未来确定调控方向、把握调控力度的依据；它不仅体现着经济规律，也应是引导民众对住房价格“政治上满意”①与否的归依。
调控目标的设定一定要符合经济规律，切不可给社会以不符合经济规律的承诺，让民众产生不切实际的期待。
二、深化改革，解决造成我国房地产市场问题的“深层次的体制性、机制性矛盾”
我国房地产市场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矛盾焦点（“国民经济的毒瘤、癌症”）并非偶然，它折射、反映出的是宏观经济体制中的“深层次体制性、机制性矛盾”。我们认为只有认真面对和解决“症结”――土地供给持续约束住房供给增长，宽松的货币环境和低利率管制持续激励住房需求，――才能使房地产价格涨幅出现“市场内生的回落”（而不是“外部强制的回落”），使我国房地产市场真正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此外，加大反腐力度、约束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垄断性行业（国企）自建、分配福利住房的行为，均会有助于增进民众在政治上的满意度。
三、调控者应关注：住宅（居住）需求注定是当前及未来中国经济最大的内需，住宅生产和居住服务部门是实实在在的实体经济组成部分
根据OECD国家数据，居住需求是中高收入国家最大的内部需求。这也预示着，居住需求将在不久后成为我国最大的内部需求。事实上，如将住宅生产、居住服务需求独立进行统计，现在已经是中国最大的、切实的内需之一，而且显著带动着一系列生产资料、消费资料的需求增长；它是中国经济转向依赖内需增长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基础性、成长空间巨大的内需组成部分；住宅生产和居住服务部门是实实在在的实体经济部门。
因此，我国应坚持市场化方向，努力完善房地产市场环境，消除发展障碍，促进其健康发展。
四、中国房地产市场未来巨大的增长空间，是解决当前房价问题最有利的条件，也为目前选择房价回落方式提供了空间
2003―2011年只是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时间区段”。当前出现的“房价上涨过快”问题，是快速城市化阶段容易伴生出现的价格波动，而非一旦“破裂”就会导致国民经济一蹶不振的“泡沫”。这是一个基本判断。
中国房地产市场未来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潜力，加之“房价收入弹性约等于1”的房价变动客观规律，是解决我国当前房价问题的最有利的条件，也为目前选择房价回落方式提供了空间。
我们可以在“以行政强制手段迫其迅速回落”的方式，和“通过利率调节节制价格涨幅，伴随人均收入增长平稳吸收”的方式之间进行选择。前者可能“大快人心”，但势必付出国民经济增速向下波动的代价；而后者“不能立竿见影地彰显调控效果”，但有助于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我们倾向于选择后者。
五、建议切实参考我国的“低保”制度建设思路，重新筹划适合我国国情，具有可持续性的住房保障制度
首先，住房保障制度应坚持我国“低保”的设计思路，要坚持“低标准、广覆盖”的保障原则，坚持“保基本”的原则，不能将之泛化为普遍、普惠的社会福利。
其次，“住房保障”本质上是一项社会义举。住房保障是全社会对部分无力参与竞争者（老弱病残障）和竞争中的失败者（因失业、破产等原因陷于贫困状态）提供的居所救助，本质上是一种由社会成员出资、政府代为操作的社会义举。必须确保保障资源使用的公正性，要确实用在最需要救助的贫困家庭和人群。保障资源的规模，最终由出资人长期的承受能力和承受意愿决定。
第三，保障的水平，不应以接受救助者满意为依据；而是量入为出，并接受出资人代表的审计。从保障制度的逻辑上讲，应被征求意见的是出资人，应由出资人代表审计保障房的设计水平是否达标或超标（法定标准），审计善款是否得到了最有效的使用，是否分配到了法定目标救助对象。
目前, 社会上对房地产市场议论纷纷，极端的判断是：“房地产市场已经是国民经济的毒瘤、癌症”。可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但实际上，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未来成长性毫无问题。虽然眼前面对巨大的困难，我们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未来仍充满信心。
因为，中国一定会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中国人民生活持续改善的希望在于市场化改革；中国人民持续改善住房条件的希望在于房地产市场化改革。中国人民不会忘记计划经济时代短缺的苦难，不会忘记福利住房制度下的“全民蜗居”。忘记历史，就意味着重蹈覆辙。
篇5
摘要：长期以来，金融都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增长，对国民经济增长起到了极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二者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据此，简要分析了金融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指出了我国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总结出了以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对策。
关键词：金融；核心；经济增长
随着改革开放大帷幕的拉开，我国国民经济在近几十年里一直处于持续增长的状态，这一显著变化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相关领域的关注，并对其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相关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和不同范围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尽管研究出的结论不尽相同，但是他们有一个观点是一致的，那就是金融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因此，弄清金融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找出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解决措施，才能在极大程度上促进我国金融发展，推动我国经济增长。
1金融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众所周知，金融发展和国民经济增长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国家只有具备完善的金融体系，才能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一个良好的金融体系能有效降低我国经济活动中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减少经济活动中的资金投入，为我国各项投资决策和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先决条件，使我国国民经济长期处于持续增长的状态，实现经济利用率最大化目标。1997年Le－vine提出了相关理念，按照他提出的理念对金融的基本功能进行划分，可以将其划分为五方面内容，具体为：经济活动规划、资源配置、动员储蓄、商品和劳务交互、监督财务人员，金融的五项基本功能都能通过经济活动实现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优化和完善经济活动的开展，从而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金融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具体如下。
1．1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
经济活动的资本追根溯源来源于居民储蓄，我国金融体系的主要功能就是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储蓄资源为金融体系提供了经济基础，为金融服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需要收取相应的报酬。金融活动效率越高，居民储蓄中的信息和交易成本就越低，将居民储蓄在银行中的资产转化为流动资产，利用到国家金融活动中，能够促进我国经济活动的顺利开展，实现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从根本上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的全面增长和可持续增长。
1．2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在我国金融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优化和完善的金融体系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信息优势，实现经济活动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使资源配置能在经济活动中充分发挥作用。在此过程中，金融体系通过收集信息，客观公正地评估投资项目，采用分散风险的方式提高经济活动的收益，重视经济活动创新，不断提高经济活动的创意意识和技术创新，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提高了我国经济增长率。
1．3影响我国的储蓄率
从一定层面来说，金融发展会影响我国的储蓄率，使之升高或降低。金融发展对我国储蓄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分担风险、影响借贷和影响利率三方面，金融市场可以分担部分收益率风险，为一些家庭提供借贷服务，并对其产生流动性约束，金融发展影响下的利率存在一定的波动性，因此，金融发展对储蓄率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进而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增长。
2我国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体制和金融体系一直在进行不断地优化和改革，并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绩，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金融发展中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具体如下。
2．1金融体系不健全
在我国金融发展中，国家和政府部门对国营企业的重视程度较高，对民营企业的重视程度较低，因此，我国的金融体系大多是为国有企业服务的，同时也颁布了相关政策对国有企业的发展给予大力支持，但是对民营企业则采取了各种限制政策，贷款利率高、贷款总额少都会导致民营企业融资困难，从而阻碍了市场经济的自由流动，无法实现金融发展带动经济增长的目标。
2．2资源价格不合理
目前，我国金融抑制现象严重，出现该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金融资源价格不合理，金融抑制的主要特点是利率管制，当国家和政府部门制定的金融利率和金融市场利率存在差异时，利率就无法发挥反映金融市场资金状况的作用。我国制定金融利率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抑制通货膨胀，合理调节利益分配，在这种非经济手段的影响下，资本使用效率和回报率会被严重降低，不利于经济增长。
2．3银行改革不彻底
在我国现有的金融体系中，国有商业银行占据着主导地位，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作用和影响下，国有银行的整体盈利水平低下，金融资产质量较差，再加上国有银行只对国有企业发放贷款，无法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金融体系发展的需求，严重阻碍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
2．4融资渠道过于集中
近几年来，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一直受到严重的抑制和阻碍，金融融资渠道过于集中，金融市场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国有金融机构高度垄断货币市场，导致我国金融资源的循环利用率低下，再加上金融市场在发展的过程中，缺乏公正有效的竞争机制，金融市场的自发调节性较差，这就导致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不符合时代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
3以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对策
3．1建立健全的金融体系
要想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健全金融体系，打破传统金融市场中的垄断体系，彻底改变国家和政府部门“重国营，轻民营”这种传统落后的思想观念，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制定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为民营企业发展放宽政策，给予强有力的贷款政策支持，为我国金融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健康的环境，从根本上促进金融发展，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率。
3．2合理控制资源价格
我国在对金融市场进行管控的过程中，过度的金融抑制会严重影响金融市场的发展，打破动态经济发展的平衡。因此，国家只有合理控制金融资源价格，重视并加强利率市场的优化改革，实现金融市场自发性调节的目标，才能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市场结构，优化金融体系，使我国金融市场的利率和市场的结构调节保持高度统一，使金融市场的资源价格更合理，促进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
3．3推动银行的深化改革
要想完善金融发展，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国家和政府部门应该对此高度重视起来，积极主动投身到国有银行深化改革中，根据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充分利用合理的股份制和上市契机，对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进行优化和调整，提高国有银行工作人员的创新意识，整合银行工作人员的整体业务流程，适当地引入竞争机制，以经营效益作为国有银行发展的终极目标，实现银行业务经营的合理转变，从根本上提高国有银行的整体盈利水平和金融资产质量。
3．4拓宽金融市场融资渠道
长期以来，我国证券市场的功能定位都存在一定的偏差，不符合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发展的需求，再加上证券市场化程度低下，金融市场的金融资源无法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要想完善金融市场的构建，必须打破金融市场传统的垄断观念，拓宽金融市场的融资渠道，实现金融市场资金的自由流动，提高资金利用率，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充分合理利用金融资本，使金融市场具备良好的自发调节功能，提高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率，为国家的发展创造和积累更多的财富，推动我国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4总结
经济是国家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弄清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在金融发展中通过提高投资资源的利用率和生产效率，来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率，通过利用水平较高的金融发展，加强对金融投资项目的监督和控制，实现项目资金向有效投资者转移的目标，从根本上实现我国金融的自由化和开放化。由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要想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金融市场自由化和资源配置合理化为基础，才能使我国经济增长率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
参考文献
［1］杨凤华．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相互作用关系的一般分析［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1）．
［2］李广智，周沫，周宗安．金融发展的指标体系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J］．金融发展研究，2012，（08）．
［3］陈雄兵，吕勇斌．金融发展指数的构成要素及其国际比较［J］．改革，2012，（08）．
篇6
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主要课程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新闻理论、传播学、新闻心理学、社会学、计算机网络、新闻图片摄影、电视采访与写作、电视新闻摄像、电视新闻编辑、电视新闻节目及编排、摄录设备操作训练实践、电视编辑技艺实践、电视采访、写作技能与写作训练实践、计算机操作应用等，以及各校的主要特色课程和实践环节。
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就业前景
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我国的信息产业也处于“信息爆炸”的国际大趋势之中。当前，信息产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作为信息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传媒产业，呈现生机与活力。
无论从传媒产业的影响力还是重要性方面看，传媒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个支柱产业;同时，新闻传媒产业的发展，形成对相关人才的大量需求。而且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人才的需求处于上升趋势。
当前，信息产业、新闻传媒产业已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和层次(包括地市级和乡镇)，地市级的新闻传媒单位和厂矿企业中从事新闻传媒工作的应用型、操作型的人才非常短缺，培养的新闻传播工作的人才远远不能满足行业对人才的需求。
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培养要求
1.具备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2.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人际沟通能力以及开拓精神;
3.具备较强的文字、口头表达能力以及社会活动能力;
4.具备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以及摄影、摄像、后期制作能力;
5.掌握新闻采编与制作基本理论知识，具有与本专业相关的多学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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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报道说,奥巴马2月3日向参议院议员发表讲话。在谈及贸易协定时,奥巴马透露,他将向中国等国家“持续施压”,但他同时强调不愿对中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并警告那样做“将会使自我孤立,无助于打开当地市场的做法是错误的”。
相关评论:这是最近一段时间,在人权问题、谷歌问题、对售案以及议题等多个方面爆发争端以来,奥巴马又提到美中贸易和人民币汇率问题。如此看来,奥巴马所谓的“美中关系从未像现在这样对二者共同的未来如此重要”完全是一句空谈,其访华期间发表的《联合声明》也如同废纸一张。此时,不知这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是否心中有愧。
比尔・盖茨说了一句公道话
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日前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对于近期谷歌中国事件,盖茨认为需要让互联网在中国成长发展,成为言论自由的引擎。他强调,要在某一个国家经营业务,就必须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
相关评论:盖茨的话,无疑是掴了美国某些人一巴掌。盖茨这句公道话,源于互联网管理乃是国际通例。就美国而言,“9・11”后出台的《爱国者法案》,鲜明的特征就是对通讯和网络进行严格管制,不经许可,美国执法机关就能监视公民通讯。中美之间对互联网自由的看法差别,是长期以来文化观念差别的延续,只能通过沟通来促进谅解,利用这个议题大做文章只能加剧冲突。
林元和:40岁后再买房
“一旦和银行签约,就成了房奴,见了领导一点意见也不能有,只能哼哼哈哈。为啥?就怕被炒鱿鱼。如果是租房子,每个月只要2000多元,还能有7000多元剩余,可以提高生活质量,可以旅游,见了领导也可以争论争论。40岁以后,攒够了钱再买房,多好。”近日,广东省政协的分组讨论上,政协委员、佛山市委书记林元和建议40岁前租房40岁后买房,得到不少委员的响应。
相关评论:40岁以前的人租房,40岁以后的人买房――林书记的建议实际上提出的是一个理性购房的问题。如果反向思考,无非也就是在批评年轻人的不自量力。但是,如果这样可行,更多40岁以下且又缺乏财力购房的人,多么迫切希望林书记们能够“送佛送到西”――先帮忙说服自己的丈母娘!
李荣融:
国企搞不好也会退出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1月31日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表示,市场经济要维护的是优胜劣汰,国有企业搞不好也会退出的。采访中,李荣融并不讳言国有企业的垄断问题,但他认为石油石化有一个开放的过程,并指出石油石化也承担了国有大企业的责任。在2008年,中石化、中石油因为进口的油同国内成品油的差价而补贴掉1,680亿元。
相关评论:“国企搞不好也会退出”,听着让人感觉看到了中国国企的希望。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号称亚洲最赚钱的企业却是靠着补贴过日子,怪哉!
樊纲:中国通胀问题和资产泡沫压力“令人担忧”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樊纲2月1日称,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和资产泡沫压力令人担忧,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不会轻易大涨,资产泡沫是真正应担忧的问题。樊纲表示,中国是本轮危机中全球复苏最早、最快的国家,目前流动性过剩是个问题。流动性管理应该成为抑制资产泡沫的工具之一。
相关评论:纵观国际历史,宽松的政策是滋生资产泡沫的温床。这或许可以为我们下一步如何控制资产泡沫风险提供镜鉴。
任志强:房地产打下来,GDP就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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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双边投资协定国民待遇重构
在国际投资法领域，投资待遇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近年来，国民待遇在多边和双边投资协定中被广泛采用，代表了国际投资法领域的最新发展趋势。甚至有学者主张，国民待遇已经成为外资待遇的一般准则。
据统计，迄至2005年底，我国已经与117个国家缔结了“双边投资协定”（BITs）。1目前，我国正在积极与一些国家进行缔结BITs的谈判或修订原有的BITs.从我国BITs的实践来看，我国对外资待遇所采用的标准主要有最惠国待遇、公平与公正待遇以及国民待遇。其中，只有17个BITs规定了国民待遇，而这17个BITs中有关国民待遇的定义、适用对象、适用标准等的具体措辞并不一致。
一、我国BITs中国民待遇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有关国民待遇的规定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迄今为止，中国签订的117个BITs中，只有17定了国民待遇，其他的都只规定公平公正待遇和最惠国待遇。这种现状与当今国际投资法领域投资自由化的发展趋势完全不相适应，也与我国作为世界上吸收国际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的经济大国地位极不相称，不利于内外资在平等基础上进行公平竞争。诚然，是否接受国民待遇以及在什么程度上接受国民待遇属于一国国内法管辖事项，必须根据本国国情作出适当的选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不接受或是有条件地接受国民待遇是鉴于我国当时的国情考虑，是正确的。但是，经过20多年吸收外资的实践和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就是说，国情已经变了。既然国情变化了，那么政策也必须跟着改变。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以及经济国际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这种事实上有限的国民待遇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逐步取消对外资准入的种种限制，实行全面的国民待遇原则，是客观经济形势的必然要求，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世界各国投资立法发展的必然趋势。
首先，国民待遇原则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越来越被世界各国所接受，已经成为一般国际投资法领域的一般待遇准则。苏丹喀士穆大学教授，国际法专家哈里尔曾对15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335个BITs进行研究发现，有307个给予公平待遇，101个给予最惠国待遇，9个给予国民待遇，196个同时给予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实际上已有205个协定包含有国民待遇条款，占总协定的61.2％。11997年，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1CSID）对51个发展中国家外资立法的调查表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31个）给外资以国民待遇，而这些国家又都是推行或正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如亚洲的韩国、菲律宾、也门；欧洲的保加利亚、匈牙利、南斯拉夫；南美的阿根廷、哥伦比亚、巴拉圭及非洲的埃及、喀麦隆等国。2
再者，从中国已经签订的BITs来看，尽管其中只有少数规定了国民待遇3，且对国民待遇有不同程度的限制，但由于几乎所有的双边投资协定都规定了最惠国待遇，根据最惠国待遇的“多边自动传导效应”，凡是与我国签订了BITs的国家的投资者都能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而享受与之相同的一定程度的国民待遇。1既然未规定国民待遇的第三国可以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而获得国民待遇，为什么不直接对该第三国也适用国民待遇呢？
第三，从国际法的角度看，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并且已签署包括TRIMs协议在内的乌拉圭最终协议文件，而国民待遇是TRIMs的基本原则之一。TRIMs明文禁止对贸易产生限制和扭曲的有限国民待遇。
所有这些都表明，我国BITs中的国民待遇制度，远远落后于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我国必须及时更新过时的BITs条款，与WTO全面接轨，取消对国民待遇的种种限制，全面接受和实施国民待遇。
（二）内资待遇标准的不一致导致国民待遇不确定
我们知道，外资国民待遇是一个相对概念，给予外资国民待遇需以内资待遇为标准和参照。但问题是，迄今为止，我国内资的待遇千差万别。全民企业与民营企业、个体私营企业之间，在市场准入、经营权利、要素供给、融资方式、进出口权、税收政策、法律保护、司法救济等方面就存在较大的差别2.这种现实的存在造成我国给予外资国民待遇的主观随意性和自由裁量性，导致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无客观参照标准。如在“不低于本国国民享受的待遇”规定中，本国国民的待遇没有统一的标准规定。因此直接导致给予外资待遇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缺位，法律条款适用阙如，要么出现盲目给予外资以不适当的优惠规定和政策；要么规定不合理的外资准入限制或待遇标准。
（三）条约规定与事实不符，国民待遇名不符实
我国的外资政策不可能超越发展中国家带有普遍性的“鼓励与限制并存”政策的阶段。尽管我国在所签订的一些BITs中规定或承诺了在投资领域给予外国投资者国民待遇，但由于法律和政策的导向作用，形成了事实上的“超国民待遇”和“次国民待遇”的倾向。1“超国民待遇”主要表现在所得税优惠、进出口优惠两个方面，除此之外，我国在出口退税、进口货物免税、经营管理自、人员招聘、资金筹措等方面给予了外商投资企业许多优惠政策，其中有些优惠政策在近年的涉外法制改革过程中已与国内企业逐渐趋同，但时至今日外商投资企业仍享有不少优越于内资企业的待遇。“次国民待遇”主要表现在实行投资审查制，限制外资投向、投资期、投资规模以及出资比例，有限制的股权参与和共同管理，限制产品内销，规定国产化比率或国内采购比例，等等。2在外资企业用汇中，我国现行外资法虽没有明确规定“贸易平衡”，但隐含有以出口创汇为先决条件才能支付外汇的外汇收支平衡要求。也就说，在准入后的运营阶段，外资往往享受诸多优惠政策，而在外资准入阶段，又往往对外资设业进行种种限制。
虽然对外资实行优惠政策并不违背国民待遇的宗旨，但是“超国民待遇”不利于公平竞争，削弱了我国内资企业的竞争能力，影响民族经济的健康发展。“次国民待遇”又阻碍外资进入，因为跨国公司往往以长远利益及占领市场为目标，优惠政策难以左右其投资决策，然而各种限制性政策却可能构成了一道法律屏障影响欧美资本及跨国公司的进入。而且，我国对外资的有些限制性规定违背了我国在国际多边或双边协定中所作的承诺，是应该予以取消的。
（四）国民待遇的具体措辞和适用范围参差不齐，冲突较大
从我国多个BITs中国民待遇条款的具体措辞来看，对于不同的国家，国民待遇的标准和范围是不同的，有时甚至相差甚大。这一方面是基于对等原则的考虑，另一方面，不如说是我国政府当局基于当时历史情势理性选择的结果。
关于我国BITs中有关国民待遇条款的具体措辞，相当复杂，主要有以下五类3：
第一类：缔约一方应“尽可能”或“尽量”根据其法律和法规对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实行国民待遇。如中英投资协定、中冰投资协定。使用“尽可能”这样的措辞，显然我国并未承担给予缔约另一方投资者以国民待遇的义务。这类型的投资协定保障性最差。
第二类：为标准条款，其条文规定：缔约一方应“根据其法律和法规”对缔约的另一方投资者实行国民待遇。如中泰协定（1985年）。此类规定成为中国对外签订的投资保护协议中关于国民待遇规定标准条款，缔约各方仍保留了对国民待遇的控制权。
第三类：在正文中规定了国民待遇原则，但在附件中又对其加以实质性的限制。如中日协议及其议定书，该议定书对协议中规定的国民待遇作了如下限制，即“缔约一方，根据其法律和法规，为了公共秩序、国家安全或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在实际需要时，给予缔约另一方国民和公司的差别待遇，不应视为低于该缔约一方国民和公司所享受的待遇”。
第四类：中国保证至少按现状给外资国民待遇，不再增加对外资新的限制措施，并承诺今后随着条件的不断成熟，逐步取消对国民待遇的有关限制。此类规定已出现在2001年1月中国与塞浦路斯签订的投资保护协议之中。如中塞投资协议。此类国民待遇制订的背景是，随着国际投资自由化趋势的出现，先进国家及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如拉丁美洲国家），不断要求中国给予其投资者无条件的国民待遇。当然，中国不可能满足这些国家的过度要求，但是，在这一问题上作出适当让步，“冻结”对国民待遇的现行限制，也是必要的，同时，此类的承诺与中国在WTO谈判中承诺的逐步对外资实施国民待遇的政策是一致的。
第五类：明确规定“缔约一方将对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实行国民待遇”。对国民待遇未加任何限制。如中韩协议，中国完全接受了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的国际条约义务。但是，这可能只是中国签署双边投资协定实践中的一个失误1.事实上，完全的不加任何限制的国民待遇，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是不可能的。而且，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还不可能对外资实行无条件的国民待遇标准。
我国BITs对于国民待遇的适用范围主要是从两方面进行限定的：投资和投资者。只有符合这两个方面的双重标准，即只有合格投资者的合格投资才能享受国民待遇。
对于自然人投资者的国民标准，有的BITs采用的是国籍标准，有的是住所标准；对于公司等法人投资者，除较常采用的住所地标准和注册地标准之外，有的BITs中采用了管理中心所在地标准和主要营业地标准等。另外，有的国家还采用资本控制学说，或者在定义条款里利用单独条款扩大投资者的范围，把任何一国投资者拥有实质利益的第三国公司也包括在内，可以享受或者在一定事项上享受条约规定的国民待遇。如中韩协定（1992）和中日协定。
我国BITs对于国民待遇具体适用对象——“投资”的规定并不十分一致，概括起来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只适用于“投资”，范围最窄，如中冰协定（1994）；二是适用于“投资”及“与投资有关的业务活动”，如中德协定；三是适用于“投资”、“收益”及其与“投资有关的活动”，如中韩协定。
由上可知，在我国BITs中实行的国民待遇是有差别的国民待遇。这种多样性的关于国民待遇的规定，势必导致条约执行结果的不一致和不确定。而且，与美国、瑞士等先进国家详细而严谨的BITs相比，我国BITs的条款少而内容概括，可操作性和执行性较差。我国BITs一般只包括概括性的9条条款，最长的也不过16条，有关公国民待遇的规定非常的概括和抽象，没有规定判断的标准，容易导致执行结果的不确定性。再加上不同BITs中有关国民待遇的具体措辞还不一致，有时甚至是前后相互冲突，难免导致协定执行的结果缺乏同一性和一致性。这也充分体现和暴露了我国外资政策的不连续。
二、重构我国BITs中国民待遇制度的思考
（一）扩大“投资者”的范围
尽量统一对“投资者”定义的解释，进一步扩大“投资者”的范围。统一本国公司认定的标准，可以考虑以准据法和住所地混合说为主、兼采控制说。BITs中采取“资本控制说”作为确定投资者的一种标准，可能使投资者范围发生扩大。例如，位于第三国而由一方缔约国（甲国）国民控制的企业向另一方缔约国（乙国）投资时将被视为甲国投资者；又如，在对方缔约国（东道国）设立的企业，如果由投资国国民所控制，该企业可以被视为投资国投资者。而且，我国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已经有采取“资本控制说”的先例，如中瑞（典）协定、中法协定、中芬协定等。1从条约的具体规定看，有的由我国单方承认对方缔约国采取“资本控制说”确定投资者，有的对等采取“资本控制说”确定投资者。我国既是世界上吸引外资的大国，又是海外投资大国，在日后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时，可根据对方缔约国要求，适当考虑采取“资本控制说”，这样可以扩大对代表我国利益投资的投资者的保护，从而维护我国蕴含在这些投资者中的国家利益。
（二）制定统一的内外资投资待遇标准
长期以来，我国采取内、外资分别立法的“双轨制”模式，导致事实上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和“次国民待遇”，既不利于吸引外资又不利于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壮大。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逐步清理、取消、修改国内法规中针对外资不平等国民待遇的文件和规定，尽快统一内外资投资待遇标准，明确外资国民待遇的标准、适用范围和例外保留事项，减少冲突。一方面，尽快修改现行外资法中“次国民待遇”的规定，减少对外资准入的种种限制，取消当地成分要求、出口实绩要求等运营阶段的限制；另一方面，修改现行外资法中“超国民待遇”的规定，淡化优惠。比如，可以考虑将原有的三部外商投资企业法合并，有关外商投资企业法中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经营管理活动等事项直接适用《公司法》的有关规定；税收方面，取消单独对外商投资企业课税的税种，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与国内企业所得税法合并为一个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1
其次，必须统一内资的法律地位和待遇标准，为国民待遇原则的实施创造良好环境。我国现行内资法律法规，内容庞杂繁复，体系不统一，适用的对象和范围界定不一致。2调整并理顺内资法及其政策，统一国家资本、集体资本、私人资本的法律地位和待遇标准，意义与作用甚大。一是有利于国内不同投资主体享有平等的待遇标准和公平的法律地位，使其能在公平的法律和政策环境中参与国际国内竞争；二是有利于给外资国民待遇的适用提供统一的参照和具体的标准，为制定外资国民待遇的标准提供法律法规和政策平台；三是有利于落实和贯彻我国BITs和加入WTO所作的法律法规及政策透明度的承诺。
（三）慎重对待准入阶段的国民待遇
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通过签订和履行诸多的BITs，中国已经事实上给予了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在中国进行经营活动时的国民待遇。但对于投资准入阶段的国民待遇，中国始终坚持必须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由国内法逐步推进。准入阶段国民待遇能否实行实际反映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尖锐对立，这种对立实际上是如何在尊重发展中国家对外资的管辖权与发达国家主张的对外资的保护两者之间实现平衡与协调。1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国民待遇在投资领域的全面实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甚至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尤其现在正处在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既需要大量外国投资的进入以弥补国内资金的不足，同时基于国内产业的状况又有必要对外资施加限制，对国内民族工业进行适当的保护。因此，一方面，我国必须适应国际投资自由化的发展趋势，提高外资的待遇标准，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另一方面，对于准入阶段国民待遇的实行则应该持一种冷静和慎重的态度，不应盲目追随国际投资法的自由化趋势，更不应该与其它发展中国家进行盲目攀比，而应根据我国国情从引进外资的长远目标来谨慎对待外资立法的自由化，采取“渐进式”模式逐步推进。
（四）清理、更新旧BITs，建立我国BITs新范本
我国大量的BITs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签署的，那时候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时期，有些规定不可避免地带有计划经济的痕迹，内容陈旧过时，跟不上时展的要求；有的BITs条款之间以及BITs之间相互矛盾和冲突；有的BITs内容与新一代BITs内容不一致；有的内容与WTO有关原则不符。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我国吸引外资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提高，经济实力也大大增强，对外投资已初具规模，原有的BITs越来越不能满足现实发展的需要，清理和更新过时的BITs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因此，必须尽快组织人手，全面清理我国的BITs，逐一审查，废除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规定，修改相互矛盾和冲突的规定，增加反映现实发展需要的相关规定，然后由政府出面重新与有关国家谈判并签署新的BITs.
在建立BITs新范本方面，我国应向美国学习。建立BITs范本并随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断更新，以供不同时期的政府代表与不同国家谈判并签署。它对于保持BITs投资政策的稳定、连续和一致是非常有用的。我国应在修改原有BITs模式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内容完整、投资政策连续一致、前瞻性强的BITs新范本，并按我国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每5年或10年更新一次。这样，不仅能在相当程度上保持我国双边投资立法的稳定性，又能保持其时代性和适应性，使之不断完善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卢炯星。《中国外商投资法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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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玉梅。《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4]汤树梅。《国际投资法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5]杜新丽。中外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法律问题研究。《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J].1998，（3）。
[6]刘笋。浅析BIT作用的有限性及对BIT促成习惯国际法规则论的反对论。《法制与社会发展》[J].2001，（5）。
[7]刘笋。双边投资条约的晚近发展及其影响浅析——以美式双边投资条约为研究对象。《湖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J].2002，（12）。
[8]单文华。外资国民待遇及其实施条件。《中国社会科学》[J].1998，（5）。
[9]韩亮。20世纪90年代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发展及评价。《法学评论》[J].2001，（2）。
[10]UNCTD，WorldInvestmentReport2004TheShiftTowardsServices，UnitedNationsNewYorkandGeneva，2004.
[11]JorgeFPerez－Lopez＆MatiasFTravieso－Diaz，TheContributionofBITstoCuba‘sForeignInvestmentProgram，LawandPolicyinInternationalBusiness，Washington：Spring2001，Vol.32，Iss.3，P529.
[12]PeterEgger＆MichaelPfaffermayr，TheImpactofBilateralInvestmentTreaties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JournalofComparativeEconomies，SanDiego：Dec.2004Vol.32，Iss.4，P788.
＊中山大学法学院硕士，现任广州中医药大学经管学院助教，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
1根据商务部条法司公布的双边投资协定资料并结合笔者搜到的其他资料进行统计得出数据。
1朱延福：《试论外资国民待遇的参照对象与法律安排》，《东岳论丛》2000年第6期。
2《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评论——外国投资法杂志》，1992年英文版，总第7卷第2号，第436页。
3在1999年年底以前，中国与92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其中只有8个明确列有国民待遇条款，分别是日本、捷克斯洛伐克、西班牙、冰岛、摩洛哥、南斯拉夫、沙特阿拉伯。但进入21世纪后，中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几乎都承诺不低于现状的国民待遇。
1王玉梅：《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页。但是，关于国民待遇与最惠国待遇的关系问题，有的学者认为这两种待遇不能自动相互享有，只有当条约中有将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结合使用时，即签订包括这两种待遇制度的条款，以便两种待遇中无论哪种待遇更优惠，本国投资者均可享有较优惠的待遇的时候，两者才可以相互享有。参见张庆霖：《外商投资国民待遇若干问题之辨析》，载于《法学评论》1998年第1期（总第87期），第94－99页。我国有不少双边投资协定有将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结合使用，择其优者而用之，例如中日协定、中圭（亚拉）协定等等。
2朱延福：《试论外资国民待遇的参照对象与法律安排》，《东岳论丛》2000年第6期。
1王玉梅：《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63－164页。也有学者认为“超国民待遇”和“次国民待遇”的提法很不恰当，在国民待遇制度中根本就不存在超国民待遇与次国民待遇的问题，详细论述参见张庆霖：《外商投资国民待遇若干问题之辨析》，载于《法学评论》1998年第1期（总第87期），第94－99页。
2王玉梅：《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63－164页。
3[中国台湾]易建明：《大陆与东协签署投资保障协定、自由贸易协定之研究：以直接投资条款内容与现状为题》，资料来源：au.edu.tw/ox_view/edu/fe/gife/2004/PDF/D3/D3－3.pdf.
1王玉梅：《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页。关于此问题的详细论述，参见徐崇利《试论我国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标准的问题》；单文华《外资国民待遇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载于陈安主编的《国际经济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183页，第247－248页。笔者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即使签订条约偶有失误，对外资的国民待遇未加任何限制，也不能得出外资就享有与内资完全一致的、绝对相同的待遇。因为，根据国际法的一般原理，条约的解释应首先从文本本意出发，除此之外，还要受国际惯例的约束。既然国际法一贯的实践表明，没有任何一格国家对外国投资者的国民待遇是完全不受任何限制的，那么外国投资者就无权根据该协议而要求无限制的国民待遇。
1分别参见中瑞（典）双边投资协定第1条第2款、中法双边投资协定第1条第3款（2）、中芬双边投资协定第1条第2款。
1卢炯星主编：《中国外商投资法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
篇9
抑制通胀
宏观经济学是以国民经济总过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着重考察和说明国民收入、就业水平、价格水平等经济总量是如何决定和波动的。这是一门涉及面很广的学科，内容极其丰富。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我们需要了解的是一些基本概念和基础内容。比如近期讨论火热的通货膨胀和加息。
通货膨胀最初指因纸币发行量超过商品流通中的实际需要量而引起的货币贬值现象。在现代经济学中，指的是整体物价水平上升，反义为通货紧缩。对于一个国家，当通胀率过高，为了稳定物价，势必要采取相应的通货紧缩政策，反之亦然。
拿什么来衡量通胀呢?消费者物价指数CPI(con sumer Price－Index)通常是作为观察通胀水平的重要指标。CPI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当CPI上涨的时候，说明我们手中的货币的购买力开始下降，如果不通过各种投资行为使得手中的货币增值，那么资产就会不断地贬值。储蓄是最基本的投资行为，通过利息使资本增值。但是如果利率低于CPI，就说明资产增值的速度低于货币购买力贬值的速度，实际上，个人的资产还是在贬值，这也被称作是“实际负利率”。因此，当CPI增长过快的时候，国家就可能通过加息来保持储蓄的实际正利率，同时贷款利率的增加也会减少贷款的规模。这样，流入银行的资金会增加，流出银行的资金会减少，整个国家的资金流动性就会降低。
与股市负相关
我们经常会听到“要加息了，股市和基金要跌了”，这样的说法有道理吗?利率对于股市的变动确实有着直接的影响，从长期来看，一般来说，利率上升时，股市会有下跌，反之亦然。大致有以下几点原因。
篇10
关键词：增值税增值税转型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
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使得我国税制结构的主体税种——增值税的转型研究已经进入了成熟的阶段。在增值税转型研究中更多的是从增值税有利于促进投资和消除重复征税的角度进行的，对于增值税转型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增长考虑得似乎不够。
一、增值税转型对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影响
增值税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在于消除重复征税，有利于促进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发展，有利于实现市场机制下的税收中性。但是，增值税抵扣制度的不同，造成投资者的实际税收负担有所不同，进而影响到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最终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增长。
以下表的计算为例，来分析不同类型的增值税的实际税收负担水平。（表见《扬州大学税务完学报》2001年第2期第20页）
从上表可以看出，尽管国内生产总值一样，法定税率一样，年折旧额、年存货增加额和年固定资产增加额都一样，但由于增值税的类型不一样，造成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不一样。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年存货增加与年固定资产增加额之和等于年投资增加额。相比较而言，消费型增值税投资越多，实际税收负担率越低，投资越少实际税收负担率越高，投资增加对增值税税收负担影响的程度最高。生产型增值税投资越多，实际税收负担率越高，投资越少实际税收负担率越低，投资增加对增值税税收负担影响的程度最低。收入型增值税因投资的改变而造成的税收负担水平处于中央。这样随着投资的变化，当投资增加或减少时，税收负担率不同，从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投资与实际税收负担率之间的关系可用投资税收弹性来说明，主要表示税收水平的变化对投资的影响；经济增长与税收负担率之间的关系可用税收收入弹性来说明，主要表示随着经济的增长，税收收入将怎样变化。
设投资增加额I=VP+FP，VP=mI，则FP=（1-m）I，m为流动资产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边际消费倾向为C，按照乘数理论，国民收入增加额GDP=I/（1-C），（这里不考虑引致税收的问题）税收增加额为T，投资税收弹性EI=I/T×T/I，税收收入弹性EGDP=T/GDP×GDP/T。按此定义计算各种类型增值税的投资税收弹性和收入税收弹性如下表。（表见《扬州大学税务完学报》2001年第2期第21页）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投资增加相同的时候，投资税收弹性E生产型＜E收入型＜E消费型，说明消费型增值税对投资的刺激程度最高。投资税收弹性受投资结构的影响（投资结构上，m越小说明固定资产投资越大），相对于三种类型的增值税来说，m越小，E消费型>E收入型>E生产型，当m增大时，生产型增值税的刺激作用也逐渐增大，消费型增值税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基本不受投资结构的影响，收入型增值税受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影响。在这里，也可以看出，随着投资的增加，经济在迅速增长，税收收入也在增加，但是，增加的幅度T低于国民收入的增加幅度GDP。因为EGDP消费型＜EGDP收入型＜EGDP生产型，说明消费型增值税的税收收入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增加的幅度最低。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从总量上看，各种类型的增值税都有促进投资增加的作用，消费型增值税推进投资增长的作用最大，而且特别有利于促进固定资产的投资，生产型增值税促进投资增长的作用最小，而且仅有利于存货投资的增加。增值税转型形成对投资需求的拉动效应,其现实意义是增值税尽快转型能较好地适应当今世界科技发展迅速、资本有机构成加快的投资发展趋势。
从对行业投资的刺激上看，消费型增值税特别有利于促进资本密集型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存货投资多）投资的增长膨胀，生产型增值税仅仅有利于促进劳动密集型行业投资。这说明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既有利于促进投资增长和科技进步，又有利于促进劳动力就业，这对于我国解决温饱问题以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业问题的解决也是有益的。增值税转型形成对经济结构的调整效应。
从经济周期的角度看，在经济出现逐步下降的时候，消费型增值税的推进投资的作用，可以起到保护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经济增长旺盛的时候，消费型增值税的实施，对投资的促进作用有可能加剧通货膨胀的程度。实际上，在资本有机构成越来越高的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愈快，固定资产投资愈多，消费型增值税也就越刺激投资的膨胀。增值税转型形成对通货膨胀的刺激效应。为了保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我们不能不对消费型增值税刺激投资膨胀的影响予以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研究。
从国家取得收入的角度上看，消费型增值税的税收收入具有较强的累退性，有可能造成国家收入的下降和宏观调控能力的削弱。增值税转型形成对税收的累退效应。
总之，增值税转型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但是在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方面，需要我们做出谨慎的研究。
二、增值税转型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
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物价的基本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首先在于对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目标优先度的选择。在调控的目标上，实行“保持物价稳定优先，兼顾经济增长”目标，把物价稳定放在第一位，以物价稳定促进供求结构的合理化，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理由是：
1．在处理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我们可以从台湾和韩国的宏观调控目标的策略选择上进行借鉴。台湾、韩国的经济发展实践证明：只有坚持物价稳定，才能促进经济增长。而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又证明：一味的坚持经济增长，甚至以牺牲物价币值稳定来换取经济增长的目标，其结果只能是陷入通货膨胀的泥沼不能自拔，经济也陷入停滞状况（邱崇明《发展中国家（地区）通货膨胀比较研究》）。持续多年的高经济增长已经使我国的经济走上了新的台阶。经济增长的目标不应永远处于我国的宏观调控首要目标位置。据世界银行计算，从1979年-1995年，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为9.1%。我国近年来的增长率大体上也维持在8%以上，这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实现了较高的增长水平。在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把经济的稳定发展放在首要地位，否则，就有可能欲速则不达。
2．物价的不稳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大敌。通货紧缩会引起经济的衰退，通货膨胀也会影响经济的发展。通常人们认为，物价指数保持在3%-5%之间，是能够为人们所接受的，也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在我国近年来的物价指数连年下跌的情况下，应考虑我国的物价指数恢复至1%-3%的水平，阻止物价下跌的趋势。而当物价指数恢复至合理水平时，就应该保证物价的稳定以防通货膨胀的发生。
目前我国的物价指数基本维持在3%左右，正是经济发展的良好时期。税收政策调控经济的目标也应该确定为促进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把物价稳定放在第一位。
第二，我国物价不稳定的根本原因是国民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从供求结构和总量方面看,引起物价不稳定的原因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货币供应,二是供求结构和供求总量。从货币供应的角度看，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一直维持较高的水平。据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提供的有关资料表明：由于国家采用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方法拉动经济，近年来货币的供应量不断增加，M1基本上维持在18%左右。这已经远远超过了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事实上中央银行在扩大货币供应量的政策上也是有所顾忌，采取的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求得拉动经济增长和物价的上升，但效果并不明显。这说明我国的通货紧缩的趋势并不是货币供应量的缩小造成的。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的第二含义（姜启渭《对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双重含义问题的再探讨》，《经济评论》1999.6）：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社会总劳动按社会需要的比例应该分配到某一生产部门的劳动时间，是这个劳动量决定这个部门的总价值。而用这个部门的生产的商品总量来分摊这个总劳动、总价值，就得出单位商品的劳动量和价值量。这说明某个产业部门商品的价值与社会总劳动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有关，分配的标准是社会的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在现实经济中，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存在着生产效率高的部门，也存在着生产效率低的部门，它们之间的商品交换会因生产效率高低的变化引起社会总劳动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的变化，从而引起各个部门商品价值的变化，进而因商品交换引起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化。
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呈现出正相关的态势。然而近几年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之间的关系耐人寻味。一方面经济表现出较高的增长，另一方面，物价指数却连年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有人甚至对国内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其实原因就在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产业结构已经不能顺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90年代后期，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国内消费品市场短缺时代结束，我国长期存在的需求拉动型价格上涨不复存在；在产品短缺时代，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关注的主要是产量，成本和质量是次要的，企业的增长方式是以规模扩张的粗放型经营，在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过渡的历程中，无效的大量供给造成了存货和库存的积压，形成了物价下跌。二是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产业结构与我国相近的周边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对我国的大宗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构成威胁，我国产品价格下跌是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合理反映。所以国民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是影响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原因。
第三，有人认为我国的失业率较高证明我国的资源没有充分利用，因而提出拉动需求的经济增长策略是缺乏依据的。我国是一个人口和劳动力大国，没有实现充分就业并不能说明经济增长的潜力没有发挥，在改革的前20年中，基础设施和农业发展的滞后一直是我国的经济增长的瓶颈，这一基本形势不能搞错，一味运用扩张政策拉动需求实现所谓的"充分就业"，就会造成通货膨胀永无宁日的发生。从1998年以来，我国在宏观经济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的财政、货币政策，包括实行利率放开、扩大货币供应量、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放开对银行信贷额度的控制、采取政府增加公债的办法启动内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经济出现回升，物价也由负增长转为正数，2000年达到了0.3%左右。于是许多人据此判断，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平稳发展的新拐点。我认为，这一切可能都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在我国，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办法是有局限性的。单纯依靠这种政策，可以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但很难保证有效率的长期经济增长，说不定会造成新的通货膨胀。1．我国政府预算的债务依存度已经很大，靠财政赤字进行的投资力度不可能再有大的增加，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也不可能长期建立在靠政府投资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2．政府投资的效率难于提高也是一个客观的现实，而且政府投资有可能产生某种"挤出效应"，减少民间的有效投资，为了弥补增大的财政开支有可能增加加大税收的压力，会抑制民间扩大投资的积极性；3．即使是政府投资有利于改变供求结构的一部分，但能够促进自动地创造有效需求的有效供给并不能有效地增加，从而不能形成长期的经济增长。因此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除了实行扩张性的需求政策（当然包括税收政策）外，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供给方面"去，特别是解决“供给的结构”，以有效的供给促进需求的增长,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第四，为了达到调整供给结构，实现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的目的，保证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我认为应该实行“有增有减、增减结合，保持税负不变”的税收政策组合。所谓“有增有减、增减结合，保持税负不变”的税收政策组合，就是在税收政策调节的目标上应坚持促进供给结构优化，保证物价稳定第一位目标的实现。为此：
（一）在税收负担的水平上保持不变，以适应当前财政收入紧张的形势和产业结构优化的需要。从我国的税收负担总水平看，虽然预算内的税收总额占GDP的比重较低，1996年已经下降到10.07%；考虑到我国的税外收费的特殊情况，就我国具有税收和准税收的政府税外收费的总规模来看，呈现出居高不下的态势。从1987年到1996年基本上都维持在24-25%左右；就税收本质的来源与国民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看，我国目前的剩余价值总量占GDP的比重一般为31-33%左右，也就是说宽口径的税收负担已经占到剩余价值总量的60%左右，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留给企业和个人一定的收入要比40%更高，才有利于企业和个人的发展和生活的提高，但显然国家拿走的部分不应该超过剩余价值的总量，也就是说税收的规模不应该超过GDP的31-33%；就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税收规模比较来看，有资料表明（曾国祥、刘佐主编《税收学》，中国税务出版社出版），在人均GDP约为8625美元以上的22个高收入国家中，其平均税收负担率为36.6%，平均非税负担率为5％，合计总体税负为41.6%；在人均GDP695美元以下的5个低收入国家中平均税收负担率为18.2%，平均非税负担率3.7,合计21.9%。因此从整体税负上讲，我国的总体税负不宜增加。换一个角度说，我国的财政形势也决定了我国目前的总体税负不能减少，否则就有可能造成新的财政困难。
（二）在税制结构上保持以消费型增值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加强二级商品税制的调节功能的发挥；在税种、税率、税收有增有减，增减结合。目的是在充分发挥消费型增值税刺激投资增长的同时，运用二级商品税制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以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促进经济的增长。
1．尽快建立以消费型增值税为主体，充分运用二级商品税制调节功能的税制结构。
建立以消费型增值税为主体，充分运用二级商品税制调节功能的税制结构，一方面是促进供求结构的合理化的要求。尽快实现增值税的转型，从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既有利于有机构成不同的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和产业结构优化，又有利于鼓励企业进一步增加投资需求；而二级商品税制特别是消费税，既为投资的增加提供了资本供应，又在增值税转型的同时，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调节。另一方面也是研究实现增值税转型的同时，有可能出现通货膨胀的要求。据有关研究人士预测：2000年在现有范围内进行增值税转型，将有284.39亿元的税式支出〖ZW(4〗陆炜、杨震《中国增值税转型可行行实证分析》，《税务研究》2000年11期。〖ZW)〗，因此实行转型对于刺激投资有一个门槛效应。这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是有利的。但是实行消费型增值税还有一个引致税收的问题。由于实际税负的下降，对投资膨胀的利益驱动是十分巨大的。通过二级商品税制的调节作用，可以实现“供给会自动的创造需求”的目标。为此，在利用增值税转型间接减税的同时，必须十分重视二级商品税制的研究。具体思路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对高档消费品和高档消费行为提高税率，增加高消费人群对全国财政的贡献，对某些已经不属于高消费的产品和行为减低税率或停止开征消费税，既有利于增大消费税的调节力度，又有利于增加高素质劳动的供给和储蓄的增加。例如将高尔夫球、保龄球、桑拿按摩、高级美容、娱乐性射击等高消费服务项目以及高档音箱、高档摄像器材、高级滋补品、一次性筷子等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取消对普通化妆品、护肤护发品、汽车轮胎、散装啤酒等项目的征税；以适应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方向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第二、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提高资源税的税率。如对水资源和森林资源课征资源税有利于促进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方面转化。
第三、继续保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重新开征权。
第四、土地增值税作为一个单一的限制房产开发和消费的税种，应在当前的情况下，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一样，及时停征，但保留土地增值税的重新开征权。保留土地增值税和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重新开征权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税收政策的相机抉择的机制。
第五、为了保持增值税的税收中性的主体地位，在增值税转型的同时，缩小营业税的开征范围，将大部分由营业税调节的范围，转为征收增值税。
2．促进供给，调节社会公平，促进供求平衡
在调节供求结构的同时，还要注意实现总供求的平衡，以有效的总供给实现有效的总需求。为此，一是增加对个人所得、收入财产的调节税种。如尽快开征遗产税，开征的目的既调节了收入，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又有利于鼓励人们加快消费，促进需求增长。在当前我国物价指数较低的情况下，还可以实现物价指数的上升，起到稳定物价的作用。二是减少企业所得税的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投资的增加，有利于促进供给增加，促进经济增长。三是加强农村费税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水平，促进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3．在出口退税和税收优惠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