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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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的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一些文学史涉及到以韩国人为题材的中国现代小说。80年代以后，尤其是中韩建交后，中韩近现代作家的跨界交流与叙事越发受到学界关注，交流文献资料整理、文人的交往与思想传播、双向译介与跨界叙事等也逐渐成为研究焦点，国内外已有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近现代中韩文学交流的文献整理和研究尚缺乏系统性、前沿性和科学性。

一、课题的学术价值

第一、通过重新审视近代以来中韩文学与文化交流的历史经验，为构建东亚文化新秩序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中韩近现代文学的交流经过从传统的文化认同到“尊重他者、互为主体”的文化自觉的历史进程。该选题的研究能够发现近代化过程中的东亚精神和价值，为21世纪的中韩人文交流乃至建构东亚新秩序提供重要的历史经验和启迪。

第二、通过对重要文学史实的全面梳理，拓展多学科文学研究的新领域。近现代中韩文学交流主要体现在跨界交流与叙事作品，系统的文献整理工作将为国内外中国文学研究、世界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拓展出新的研究空间。

第三、通过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研究，深刻阐明跨界叙事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进一步探讨跨文化、跨学科比较文学领域的新理论、新方法，为解决中国比较文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新的依据。

第四、通过近现代中韩文学交流的典型个案研究，全面带动中国与周边文学交流史的研究。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是东亚格局发生剧变之后建立的新的互动与认知，阐发其新的特点和规律、价值和意义，将有助于推动中国文学与周边文学交流研究。

二、本课题内涵的总体问题、研究对象、研究内容

1.总体问题：本课题内涵的的总体问题是：近现代（1840年～1949年）中韩两国文学交流的历史发展和基本的特征、发展规律、历史经验、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等。

2.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是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的文献整理和数据库建设、文人的人际交流与思想传播、作品的互译与影响、文学创作中的双向跨界叙事等几大方面。

3.主要研究内容

（1） 发掘和整理文献

调查和整理记载两国文人交流的信函和日记、两国文学的相互翻译和介绍、文本的传播、两国文学中相互以对方的国家或国民作为题材的作品、两国文学评论家或研究者相互之间的评论或批评等文本。

（2） 建构“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文献数据库”

将建构包括作品原文、作者生平、研究论文、年表等数据材料，并具备作者、关键词、年代等多途径检索功能的文献数据库。

（3） 中韩近现代文人的人际交流与思想的传播研究

通过查阅文献资料，追踪和还原申纬、李尚迪、吴庆锡、李建昌、姜玮、金泽荣、申奎植、朴殷植、申采浩、柳子明、李陆史、李范]等韩国近现代文人与王锡祺、董文焕、康有为、严复、梁启超、黄遵宪、孙文、柳亚子、、、鲁迅、郭沫若、巴金等中国近现代文人的人际交流的过程和特征。同时，全面系统分析来华韩国人的文坛活动与中国文学的交流及其文学成就。通过对两国文人的人际交流与思想传播的分析，探究相互之间的知识、学术、思想等方面的传播，进而阐明交流与思想传播给文学创作带来的影响。

（4） 中韩近现代文学作品的双向译介研究

通过广泛、全面的文献调查，搜集梁启超、鲁迅、、郭沫若、巴金等中国作家的作品及金东仁、李泰俊、李北鸣等韩国作家的作品在中韩两国的译介文本，探究译介者的身份、译介文本所处的语境、译介的目的等，并在此基础上挖掘译介文本作为知识话语、文学话语、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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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科学;数学;数学方法

Abstract: Mathematics regarding science development extremely vital role. Mathematics already entered social sciences each department. In social sciences’ mathematics question， involves to the philosophy and the mathematical relation again understanding. Regarding this question’s research，is helpful in increases to the human sciences knowledge system's overall assurance， is also helpful to the revelation nature and the human society development common rule. This article applies from mathematic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reason， the performance， and significance three aspects carries on the analysis.

Key words: social sciences; mathematics; mathematical method

马克思在100多年前曾经预言:“一门科学只有在其中能成功地运用了数学，才算是真正发展了的。”1980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关于科学研究主要趋势的调查报告也明确指出:目前科研工作的主要特点是各门学科数学化，也就是数学和数学方法在各门学科的研究发展中开始被广泛应用。在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各门学科的数学化成为一个重要趋势，自然地，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应用数学也成为必然。

1 数学应用于社会科学的缘由

1.1 现代化的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要依据定量的精确化

数学是关于量、量的关系和规律的科学，对事物和现象作出精确的定量分析，是数学的重要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今，许多社会科学问题都需要从定量进行分析研究，诸如经济、能源、文化、城市、物资、人口、交通、教育等等。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管理中，为了使研究结果达到一定的精确度和可靠性，这就要求必须提供数量的根据和划分空间范围的界限。而只有作出了定量的精确化的研究，才能够满足现代社会的实践需要。现代化的社会管理需要精确化的定量依据，这是促使数学应用于社会科学最根本的因素。

1.2 现代化的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要确立理论体系的精确化

传统上，社会科学是以模糊性研究为研究模式的，这使得有些概念与命题在阐明事物的规律性时无法定量地、准确地进行，其结果往往模棱两可。因为在某些方面缺乏精确性，因此如何解释、如何运用似乎都有道理，这是不完善性的表现。随着自身理论体系的逐步发展，社会科学已不再单纯地做模糊性研究，而是要求向精确的、完善的科学发展。为达到这一要求，社会科学就必须进行定量化的研究，那么，将数学行之有效地运用其中就是必然的。一般而言，一门科学越是成功地运用数学，它的精确性也就越高，从而也就越完善。因此，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科学，为提高精确性，将数学应用于其是发展的必然。

1.3 数学由研究精确关系向研究模糊关系的转变

数学自身的发展、数学理论体系的逐步完善是数学可以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重要原因。数值一一对应曾是数学的显著特性，但当代数学的发展是由常量向变量、由实数向非实数、由连续向不连续、由考察简单的数量关系向综合分析方法的方向发展。如此，数学与社会科学，这样一门具有多参数、多变量的动态体系和非数值特征的学科的融合已不再是问题。特别是1965年查得创立的模糊数学，为数学应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奠定了更为深厚的基础。

在当代数学发展的众多显著特征之中，由研究精确关系转向研究模糊关系是最具深远意义的。这一特征与社会科学从模糊研究转向精确研究的趋势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传统的数学研究是精确性研究，而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是模糊性研究，这样，两者之间就产生了不可逾越的鸿沟。而今天，数学已经由精确化研究向模糊化研究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为社会科学由模糊研究转向精确研究提供了更为深厚的基础和更为广阔的空间。这样，社会科学与数学这两门原先似乎平行的学科，也渐渐有了相交点，从而可望延伸出一批相关学科，实现理论实践上的重大突破。

1.4 新的数学分支的产生

从精确数学发展到随机数学和模糊数学，从描述连续性的数学发展到描述非连续性的突变理论，在数学自身不断发展、数学理论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新的数学分支随之出现了。概率论、离散数学、数理逻辑、模糊数学、突变理论等一批新的数学分支的产生，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更为便利的工具。

2 数学应用于社会科学的表现

2.1 无处不在的数与形

数学是关于量、量的关系和规律的科学，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世界中的数与形。因为数与形的问题在客观世界中比比皆是，因此，客观世界的各个领域也就都有着数学的存在。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在《大哉数学之为用》一文中精彩地叙述了数学的各种应用:“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速，化工之巧，地球之变，生物之谜，日用之繁等各个方面，无处不有数学的重要贡献。”他指出:“数学是一切科学得力的助手和工具。任何一门科学缺少了数学这一工具便不能确切地刻画出客观事物变化的状态，更不能从已知数据推出未知的数据，因而就减少了科学预见的可能性，或者减弱了科学预见的精确度。”

数与形的问题遍及客观世界的一切领域，作为客观世界重要组成部分的人类社会也不例外。特别是当社会科学由模糊研究转向精确研究，定性描述转向定量描述后，数学应用于社会科学的表现更加突出。诸如数量经济学、经济统计学、心理统计学、教育统计学、人口统计学、数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等新学科的建立，都是数学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具体表现。

2.2 计算机带来的福音

计算机的出现，使数学不仅是一门科学，更成为一种普适性的技术。由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人工计算的简单性，通常认为很多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是不可计算的。计算机的出现与应用，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运算的繁琐性，使人工无法进行的多元回归分析成为可能，从而使众多社会问题得以精确化的计算。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为数学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提供了必要条件，而大量使用计算机来运算，也成为数学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另一个重要表现。

2.3 利用新兴横断学科

20世纪40年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等学科的相互交融渗透产生了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合称“老三论”。“老三论”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广泛的综合性，并带有横向的方法论的特征。它们的发展，为社会科学系统确立结构、建立数学模型注了一臂之力，为我们分析社会现象提供了新方法、开辟了新思路。例如，金观涛在《在历史的表象后》一书中，运用系统论、控制论方法，建立了“中国封建王朝周期性崩溃”的数学模型，通过精确的分析计算，在“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这一一直困扰史学界的问题上作出了富有意义的探索。

3 数学应用于社会科学的意义

3.1 使数学思维越来越广泛地成为一般科学的思维方法

具有严格科学性和独特艺术性的数学不仅是一门科学、一门技术，更是一种思维方法，这是迄今为止人类认识史上最为科学、效用最为显著的一种方法。将数学应用于社会科学，将抽象的数学思维、科学的数学方法应用到解决实际生活中的经济、文化、教育、交通等社会问题，有助于数学思维的方法能被广泛地吸收，有助于数学思维的方法能被更为容易地接受，更有助于数学的思维方法逐渐渗透到其他领域。

3.2 提高社会科学研究的质量和效率，使社会科学更加完善

在未引入数学方法及计算机的使用前，社会科学的研究多是模糊研究、定性研究，甚至某些概念都是人为地、感性地在进行描述。数学应用于社会科学成为可能后，社会科学的研究有了精确化的定量依据，其研究结果的准确性也大大超越以前。而数学模型、新兴理论、计算机的介入，也使得社会科学的研究效率不可再与从前同日而语。

3.3 促进哲学与数学的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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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四项社会责任

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责任，依据其自身发展定位，在以大学的职能为表征的外在向度上，主要包括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学生的教学育人、创新与发现新知识的科学研究、服务包含民族地区在内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三个方面；在以内在地存在于大学的本体价值中、以隐形形式作用于社会的内在向度上，主要指引领少数民族时代精神。

（一）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在教学育人中，应是促进少数民族与包括汉族在内的所有民族在核心就业能力和现代化程度两个向度上同质化民族院校教学育人，面对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指的是“入口”，即他们是主要的招生对象。而从“出口”的角度，并不是说培养目标是让民族院校的毕业生只能服务于少数民族或民族地区，或是只能适应民族地区的生活而不能适应除此之外的其他地区的生活而失去迁徙能力。如果民族院校的培养目标是让自己的毕业生只有在少数民族或民族地区的环境下才具有适应力与竞争力，而失去包括发达地区在内的全国范围内的竞争力与适应力，则是作茧自缚、自我矮化，甚至是为民族问题埋下致命的隐患。

（二）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区分民族文化研究和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型研究，其中应用型研究应追求与其他普通综合性大学的同质化民族文化研究，毕竟只是少数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者的研究，而对于绝大部分学生，尤其是本科生，他们毕业后，要面对的是激烈的就业市场。对于民族文化研究，应当继续保护和传承，继续保持其民族特色。但对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型研究，应当“去少数民族化”，追求与其他普通综合性大学的同质化。对于专门针对民族地区特殊自然、地理、风俗的应用研究，则应该依据解决这些特殊的的问题所需的专业知识走专业化或行业化道路，这本质上也是与普通综合性大学的同质化。

（三）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服务社会，应当在加大应用型研究与普通综合性大学的同质化进程中，追求服务社会能力的同质化在目前，民族院校服务社会的主要对象是民族地区。但服务的主要对象是民族地区，绝不意味着民族院校服务社会的能力只能服务于总体上还很落后的民族地区。民族院校应该具备服务包括发达地区的在内的非民族地区的能力，用能服务全国的能力去服务民族地区，即具备其他普通综合性大学同质化的服务能力。

（四）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应当引领少数民族时代精神在践行教学育人、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三大职能的过程中，为少数民族大学生创造机会接触并深入理解先进的理念与思想，保障少数民族学生享有信仰与世界观的选择权，引领他们在自由选择中形成与当代社会、当代文明相适应的现代化程度的同质化。

二、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在履行社会责任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一）教学育人的学科基础弱民族学科在各个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都居于主导地位，但在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地位也很低。在教育部最新公布的高校重点学科中，一级学科，民族院校是空白；二级学科，只有一所院校拥有。这说明民族院校与国家普通重点高校之间，至少是在学科建设上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1]民族院校的办学特色，首先是民族性。可是对“民族性”应该做进一步深入的解读。本文认为，“民族性”，根本上是坚持把少数民族学生作为主要培养对象，应是促进少数民族与包括汉族在内的所有民族在核心就业能力和现代化程度两个向度上同质化。为此，民族院校应当区分民族文化为核心的基础学科和以培养少数民族具备同质化就业能力的应用型学科。对于后者，本文认为应当去民族化。民族院校的专业，未必非要牵扯民族性。如经济学，未必非得学习民族经济学不可。来自少数民族、民族地区的学生，更需要学习与其他普通综合性大学同质化的课程，获得与普通综合性大学同质化的知识体系、思维体系与专业技能。同样的商学院的教育，如果有北大清华商学院与民族院校商学院的课程可以选择，我们认为民族院校的学生更应该选择前者，甚至如果如果可以接受哈佛商学院的教育，那不是更好吗？难道“民族化”了教育会比这对少数民族学生更好吗？

（二）创新知识的科学研究弱民族院校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高水平大学相比，由于受地域、发展历史、经济以及其他种种因素的制约，在科研竞争意识、科研环境及条件、科研经费投入、科研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等方面都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结构单一，学术积淀不深，限制了学术水平和学科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有重大影响的、原创性的学术成果较少，标志性成果少；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服务的能力还不强；科研的组织化程度不高，科研力量较为分散；科研基础设施总量不足。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出现的大量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都迫切需要民族院校深入进行创新研究，做出解答。少数民族、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和谐社会中遇到的现实问题，都属于其他相应专业的应用型学科范围内的问题，只不过发生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身上。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也应该是从相应专业或技术的角度来寻求解决方案，而不必非要牵扯上民族学不可。这就是说，民族院校要提高服务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根本上是要提高与普通综合性大学同质化的专业能力。

（三）服务社会的能力弱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大量的现实问题不断凸显出来，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去研究现实性问题，并在研究中能提出对策，为党和政府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提供决策服务。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在服务社会中努力进步，也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总的看来，民族院校服务经济社会能力仍然较弱。以2007年民族院校的科研经费投入比例看，在3362.7万元经费中，基础研究是1323.16万元，应用理论研究1686.69万元，应用研究952.87万元。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经费不到三分之一。[1]民族院校服务社会能力的弱，不是由于相关学科民族学特色不够，恰恰相反，是解决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问题的学科能力与专业能力不强，即在服务社会的能力上与普通综合性大学的差异化太大。民族院校服务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绝不是说民族院校服务社会的能力只能服务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恰恰相反，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落后，更呼唤强的服务能力。以弱扶弱，永远孱弱。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就要求民族院校实现跨越式发展，形成不仅仅限于服务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而且还能面向发达地区、面向全中国的服务能力，即在服务社会的能力上追求与普通综合性大学的同质化。前述三项如能达成，少数民族大学生，少数民族的精英分子就将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择业，在祖国的发达地区也能找到建功立业的场所，散居到全国各地，并拥有较好的事业发展的机会，这对民族问题的解决、民族关系的和谐将是至关重要的。

（四）引领少数民族时代精神的气息弱目前，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在争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和引领少数民族时代精神的气息还比较弱。民族院校作为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和精英分子荟萃的场所，承担着传承少数民族文化和批判性地更新和发展少数民族知识、理念的使命，不仅在关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重大判断和决策上，而且在人们尤其是少数民族区分善恶、建立信念和认识真理上，能够代表“社会的良心”，以其新思想、新知识和新文化引导少数民族的时代精神。西方敌对势力在文化上，不断对我国高等教育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企图用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凌驾甚至替代公民认同、国家认同和社会主义认同，要对包括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内的少数民族进行截然相反的精神引领。

三、提升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的建议

（一）在国家政策层面上支持民族院校就业方向根本调整应当鼓励一般的综合性大学的毕业生尤其是高水平的一般综合性大学的毕业生服务民族地区，而同时支持和鼓励民族院校毕业生服务于发达地区。以往我们常常认为民族院校的毕业生主要来自少数民族或少数民族地区，因而应当服务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其实恰恰相反，来自少数民族或民族地区的生源更应当走向发达地区，走向全中国。而总体上仍欠发达的民族地区，更需要包括清华北大复旦在内的顶尖大学的一流毕业生的服务。越是落后，越需要水平高的服务与引导。国家应当在就业政策上给予民族院校政策上的帮扶与支持，尤其针对来自落后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在促进少数民族毕业生在包括发达地区在内的全中国范围的就业方面予以政策性倾斜。当然，国家还需要促进劳动力市场的自由流动，打破造成劳动力市场横向分割的制度，保障少数民族毕业生自由迁徙与择优的能力。

（二）提高民族院校学生就业能力，促进民族院校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同质化。民族院校应当重塑培养目标，应当使得其培养对象尤其是少数民族学生在全国性劳动力市场范围内能和汉族学生具有同等的竞争力。少数民族学生应当具有同汉族学生接近甚至是一致的机会进入到跨国公司管理人员、高精尖技术人员的行列。在全国范围内，而不仅仅限于民族地区范围内，少数民族劳动力的职业结构及其所服务的产业结构接近汉族。[2]作为第一个把国家安全同大学建设联系起来的国家，美国大学的发展也具有国家行为特征，由国家重点支持。[3]在我国具体国情下，民族院校的建设与发展事关国家安全。国家应当加大力度，支持民族院校在教学理念、教师素质、培养模式、硬件建设等方面实现转变与进步。民族院校对学生尤其是本科生培养，应当走应用型的发展方向，且应当与部属普通综合性大学毕业生在知识、技能上具有同等的竞争力。

（三）打造去少数民族化的但又有自身独特核心竞争力的应用型学科群，造就民族院校服务包括发达地区在内的全中国的能力民族院校服务于民族地区，不应当是只能服务于民族地区，更不能以只能服务于民族地区的服务能力去服务民族地区。民族院校中有为数不少的是属于新型的综合性大学。新兴的综合性大学虽然学科门类齐全、学科发展均衡，但往往面临高水平学科不多、学科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田长霖认为，世界上地位上升很快的学校，都是在一、两个领域首先突破。一个学校不可能在很多领域同时达到一流，一定要有先后。要根据学校现有的办学实力和发展潜能，集中力量重点建设关键学科，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否则，就会拖累前进的步伐，减缓发展的速度。对于那些没有发展潜力的学科，要限制其发展，甚至淘汰拖后腿的学科。[4]民族院校根本的问题就是一个字，弱。要改变现状，获得自身独特的核心竞争力，民族院校的领导者就决不能优柔寡断，瞻前顾后，迁就现状，否则就会丧失发展机遇，就要犯历史的错误。走外延式的发展道路一定要慎重，再铺新摊子一定要慎重，上新的学科门类，而应该重视那些与优势学科相关的学科，或者尽量使较弱的学科与优势学科形成交叉学科，从而提高全校学科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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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陈景辉先生商榷

    关键词: 法律与社会科学;中国;全面客观;应然与实然

    内容提要: 法律中社会科学知识的广泛运用破坏了诠释法理学所构筑的“完美“体系。《法律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批判》一文通过方法论的绑定批判,导致了对法律和社会科学的一种非典型性误读。法律和社会科学不是一种学术进路,而是许多进路的粗略总称。其共同特征是,用社会科学(主要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去揭示被传统法学的概念和教义遮蔽的法律背后的问题和逻辑。

    “法律和社会科学”,即用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认知科学等等)的方法研究法律问题,本以为其有效性及合理性早已毋庸置疑。但陈景辉先生的新作《法律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批判》一文(载《政法论坛》2013年第1期,以下简称“陈文”),却基于“所有类型的‘中国概念’均不具备使得中国实践特殊性的主张得以成立的能力、所有描述中国实践的努力必然会运用价值判断、由于应然与实然之间不能相互推导”等三个方面的分析,得出了“法律与社会科学的学术努力,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悲剧”的惊人论断。尽管有辨识能力的读者阅后都会置之一笑,但陈文洋洋洒洒数万言,或多或少,还是可能会给人们(特别是学生)造成一些误会或困扰,故而有必要做出回应和澄清。笔者试图顺着陈景辉先生的三个论据,对这个问题进行简要商榷和分析,并试着理顺一下法学研究(尤其是法理学研究)的可能走向。

    一、“悲剧性”结论的缘起

    陈文开篇便指出,中国法学开始出现了分殊化的讨论,围绕着“法律是什么”的问题,可以笼统地分为两个基本的研究取向:经验主义与规范主义,并通过注释进一步解释了规范主义的两个子类别。随后,陈文便将问题做了转化,把“法律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径路等同于经验主义,而把“规范分析法学”的研究径路等同于规范主义。这种替换和研究方法的划分,巧妙地将法律和社会科学对立起来,并将形式主义的法哲学隐藏在了以规范为主导的部门法大旗之下,“法律与社会科学”瞬间被孤立了。然而,本文所要商榷的对象,恰恰不是所谓“规范主义”(因为规范主义或者教义学本就是法学研究,尤其是部门法研究的主要方式,所以本文对规范主义并不抱有敌意),而是陈文注释中划分的第二个子类别,也就是被隐藏起来的法律形式主义,那些只关注规范分析的法理学者或法哲学家。进而,文章有必要重新界定一下陈文所代表的利益,还原一下问题的本来面目。

    法律形式主义,也称为概念法学、分析法学、诠释法学或者法条主义。在这种法理学路径中,法律是一套独立的、完整的、封闭自治的规则体系,它否认法律与道德的必然联系,认为法律和政治一点瓜葛都没有。法律就是法律,法律是一幅令人赞叹的精致图画。法律要强调权威、修辞和传统,其在社会中的作用被赞美乃至夸大。因此,他们把所描述的东西当成了真实存在的客观实在,形成了关于法律客观实在和政治中立的法学神话之永恒性[1]。司法判决可以从一系列自然、简单、不言自明的概念和规则,通过逻辑推理找到唯一正确的答案。审判过程也被理解成为一种纯粹理性的、演绎性的、从概念出发、用概念评判的过程。这使得墨守成规避免了创新的风险,“一刀切”也省却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麻烦[2]。由此,他们强调法律职业的而不是法律知识的共同体,并严格区分应然和实然。法学家的任务就在于识别法律和分析法律,即“法律是什么”,而“法律应当是什么”这个问题根本不属于法理学的范围[3]。

    法律和社会科学并不是最近几十年间学者的创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理学变革就已经开始打破两者之间的学科藩篱[4]。20世纪以来,人们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螺旋效应,自然科学地位的上升,尤其是心理学和脑科学的发展,使得社会科学兴盛异常。这些学科与法律问题联系起来,且力度增强,学科交叉成为常规,而不是例外。相反,法律人自我解决法律问题的确信却在减弱。随着法学显学地位的形成,学生质量的提升,来自于内部的质疑也越来越多。正因为如此,法律人怎样做出使人信服的解释就成为最大的问题。而霍姆斯“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的论断为这场革命提供了新的智识资源和路径。他在《普通法》进一步解释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需要逻辑,因为一个协调一致的体系需要一个确定的结果;但这并不是全部,时代的要求,主导的道德、政治理论,对公共政策的直觉,甚至法官与公民之间共同的偏见等种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因素,在决定人们所应该服从的法律规则时,比三段论发挥着更大的作用”[5]。随着这些心态的变化,行为科学逐渐升温,开始更多地关注人性,并对人类的本质和道德抱着相对主义的看法,认为国家或个人都可以进行一种经验主义的研究[6]。一系列的进展似乎是对霍姆斯在《法律的道路》中所做预言的阐明和延伸,“理性地研究法律,时下的主宰或许还是白纸黑字的研究者,但未来属于经济学和统计学的研究者”。这种外部性视角,成为分歧的变奏,最终走向了一次真正激进的对形式主义的反叛。

    作为法律形式主义者的唯一必要条件就是,绝对确信自己的前提以及从前提推出结论的方法[7]。继续垄断的地位,续写哈特时代的辉煌,恢复法律的自主性,是这些理论家们共同的愿望。然而,并不是法理学“无王”的时代,导致其风光不再。而是因为他们在理解和解释现代社会方面表现得不怎么样,在指导和预测现代的法律实践方面更是无法胜任。如果在以前,道德哲学家还能起到一点统合世界的作用,那么面对现在价值多元的冲突,对于解决千头万绪、矛盾重重的社会实际问题无异于痴人说梦[3]。法律形式主义者所采取的只能是鸵鸟政策,从概念和逻辑的自洽和精致中寻求些安慰,给出永远正确但永远没有什么用的答案。他们声称理论完美无缺,无懈可击,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只是你们不会用而已,就这样难题留给了司法实务部门。鉴于此,在法学理论中,所有用外部性知识干扰法律逻辑体系自洽的做法,都是不可饶恕的。或者说,只有把它从其他学科,特别诸如道德哲学和经济学这样一些深奥、充满意识形态或两者兼备的学科依赖中解救出来,才能拯救法律[7]。在完成与道德划清界限的任务后,诠释法学将目光转向了“法律和社会科学”。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法律的地位已经在中国确立,以逻辑为主导的法律本体论主题似乎接近穷尽。如果不能找到新的清理对象,继续进行“法”的界定工作,可能面对精致的概念体系,诠释法学自身也没有什么大事可做了。进而,陈文提出“法律与社会科学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悲剧”的论战口号,也就不难理解了。在陈文看来,法律的纯粹性始终是法理学问题的成人礼,证明血缘正统性是一个紧迫的任务。所以陈文并不掩饰自己的野心,声明谋求“不可撼动的优势地位”,“试图通过对法律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进行足够的理论反思,来间接证明规范分析法学的优势地位”[8]。然而,火药味十足并不意味着底气十足,陈文解释说,间接证明不涉及具体问题的实质主张,只为了揭示其方法论上的实质问题。但恰恰是这种前提预设,陈文潜在地回避了两个不利因素:一是形式主义本身将不出场,文章采用单向性的讨论和间接证明的办法,这样便有效避免了暴露形式主义的缺陷;二是陈文中也承认的“‘法律和社会科学’很可能在特定问题的实质主张上是正确的”的问题,用理论反思可以回避具体问题的分析推敲,从而转到了形式主义最为擅长的方法论上面来。

    二、方法论的绑定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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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智囊以智辅政、以智启民，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君王决策的可行性，甚至推动了文明的进化

政治的开明化、规范化以及政治制度的有序化，历朝历代都离不开智囊群体的辅佐

智囊，特指足智多谋、专门出谋划策的人。智囊一词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早有记载，有着悠久的文化传承，长期以来一直为世人瞩目。《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 中记载：“樗里子滑稽多谋，秦人号曰‘智囊’。”《史记・晁错传》记载：“太子家号曰‘智囊’。”唐朝的颜师古注释道：“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橐之盛物也。”这些著述基本道出智囊的含义和特点。

智囊制度及其机构在我国古代早就以初级的形式出现，如门客、养士、谋士、师爷、幕僚、幕宾、言官、谏议大夫以及翰林院等。“战国四君子”之一的孟尝君，有门客三千，为其出谋划策，被后世追溯为中国最早的“智囊团”。唐朝开辟翰林制度，开启政府制度化、规模化使用“智库”之先例，为后世诸政权所承袭。

明朝的时候，言官制度发展至顶峰，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政治地位极为突出。智囊以其丰富的知识、经验和智慧，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甚至直接参与决策，以聪明才智辅佐君王，也影响到历史发展的方向与进程。

凭借在自然地理、天文历算、农经医学、军事谋略等方面的特殊才能，古代智囊以智辅政、以智启民，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君王决策的准确性、科学性与可行性，其中一些著名人物甚至推动着文明的进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战乱年代，每当遇到分裂割据或王朝更替，号称“一身所有皆是智算”的智囊，就会在推进国家统一方面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每当社会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时，雄踞一方、欲得天下者大都比较重视智囊的建议，并充分加以利用，智囊的神机妙算与雄才大略也因此得以充分发挥。

然而，一旦天下平定以后，智囊又时常会受到种种限制而难以发展，唐、宋、元、明、清的王朝更迭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那时的中央集权体制使皇帝一人掌管军事、政治和经济等一切大权，遇到明君则天下太平、百业兴旺；若是遇到个昏君，难以驾驭治国之道，就有可能将政权旁落至如宦官之流，从而使中国社会陷入较为黑暗的时期。因此，政治的开明化、规范化以及政治制度的有序化，历朝历代都离不开智囊群体的辅佐。

古代智囊大多是从爱国爱民的角度来辅佐统治者的，他们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和家国情怀，一直鼓舞和激励着后世有识之士。比如，明朝东林书院原是志同道合者的讲学之所，后因倡导“读书、讲学、爱国”，引起文人学士的普遍响应，成为江南地区人文荟萃之地和议论国事的主要舆论中心，并影响时政改革，颇有智库之型。

此外，历史上的智囊群体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点。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智囊的素质、个性、特点均不一样；同一时代，不同的智囊群体，其个性、素质亦有差异，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点。那些个体素质好、知识面广、结构合理、互相团结、主帅作用大的群体，往往能在政治和军事攻防中处于有利地位，善于利用天时、地利、人和，变不利为有利，战胜对手。

《孙子兵法》曰：“上兵划谋。”兵家讲究以智取胜，不战而屈人之兵。古人亦云：“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可见，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谋略文化传统的国度，这为古典谋略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丰富的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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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理论研究; 教育规律; 教育理论; 教育方法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4-0074-03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一门新兴学科,经过2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到目前为止已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相对明确的研究方法,为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莫定了良好的基础。2006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关于调整增设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将思想政治教育调整为理论一级学科内的二级学科,使这个学科究竟是属于政治学还是教育学的范畴有了明确的定位,也使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者面临着对自己学科内涵和学科定位的重新思考。这种重新思考,需要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得到展现,而研究需要遵循一定的方法论原则。

一、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基石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根本方法和最高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我们在进行理论研究时,要辨证、客观地认识和分析思想政治教育中各种现象和问题,从一定的历史高度去认识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从社会经济生活的角度去探究各种现象和问题的动因和本质,从而在揭示规律的基础上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原则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中有以下内容:第一,正确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客观实在性。人类社会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活动方式,是一种人类社会独有的现象。它不是人们头脑中凭空臆想出来的,而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和产物,是一种客观现实的产物,是人类社会中人们不可或缺的精神需要。从古至今,从东方到西方,无数的先哲一直都在探讨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第二,用发展的理念去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一种发展的理论,是一种鲜活的说服艺术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和其他的学科一样,是一门处在运动和发展中的学科。它的主体和客体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是人的一种生命活动,是一种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主体性活动。它决定了人们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时必须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范畴内,联系特定的历史时期、文化背景、环境和主客观条件等因素进行具体的研究和分析。研究中要避免用僵化、固定的模式去套鲜活的说服艺术。第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要体现实践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学科,是一门应用性的学科,它的理论必须与实践密切结合。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必须与现实的实践问题相结合,要从具体的、现实的可操作层面的问题入手,得出较普遍的结论,以便用结论去指导实践。第四,坚持唯物史观。从经济关系出发去分析上层建筑问题,一切政治现象都根源于社会经济生活。人们在自己生活和生产的社会中,形成了与他们当时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它决定了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必须从经济关系出发去探索自身的诸问题。

二、双服务原则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意义所在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社会活动,带有明显的阶级性。政治性是它的突出特点。自地球上有人类社会以来,它在所有的阶级社会中都普遍存在,它是一种属于意识形态传播的特殊政治教育活动,与一定社会和阶级的意识形态活动密切联系。“它的目的主要在于让一定的社会成员掌握和接受一定的思想观点,形成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其性质上说,是一种意识形态灌输和传播的活动。可以说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教育活动。它不仅是进行道德的教育和培养,也包括思想观念、政治观点、法律观点等的教育。”[1]事实上,所有的国家都存在意识形态的灌输和传播的教育活动,只是灌输和传播的途径因文化、习俗、思维方式的不同而在具体表现形式上不同而已。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不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专利,也不是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的特殊政治教育活动。在西方,所谓的思想“自由”不是任其自由发展,政府同样在发挥意识引导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性质决定了它为政治服务和必须满足政治需要的特点。“政治,说到底,是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根本意志, 服从社会政治需要,就是维护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根本利益。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遵循国家的制度、方针和培养目标,按照一定的原则,坚持以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意识形态为主导进行教育。另外,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在一定阶级、政党或国家机构的领导下,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这是思想政治教育服从政治需要的保证。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的政治性、思想性突出的特点,决定它必定是在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执政党或国家专门机关的掌握之中,并作为维护政治统治的重要手段。”[2]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意识形态很强的学科,它的理论内容必然体现统治阶级的阶级意志和对社会成员的政治意识要求,等等。对它的研究也必然要求遵循服从于社会政治需要,为政治服务的原则。

思想政治教育同时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无法摆脱的一种精神需要。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使社会对人的要求会不断变化,“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人们在思想、品德、行为等各方面总是表现出不够适应、不够成熟,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尤其是青少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对象。”[3]当前人们的生活水平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有了极大提高,人们对精神世界追求的需要在不断增加,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利益矛盾的凸显等问题出现,要求人们具备有处理各种矛盾、协调利益关系、人际沟通,缓解压力追求心理健康、青年人正确处理爱情问题、应用法律知识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缩短进入生人社会的时间并尽快融入陌生环境等多种能力。同时要求人们在自身生活中通过理想信念的树立,为自己的人生寻找精神动力和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和人格魅力,等等。服务于这些要求,为教育客体提供他们满意的精神产品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容之一。“思想政治教育通过理想信念的形成、奋斗目标的激励和人格境界的提升,为人们从事经济工作、业务工作提供持久、强大的精神动力。”[4]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必须体现这一原则。

三、从教育规律探寻教育方法原则是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途径

思想政治教育除了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之外,还具有很强的教育性。即使是政治思想的“灌输”,也要遵循教育的原理和规律。“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在尊重人们自由思考的权利的基础上的思想政治引导,是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有益活动,也是一种思想恪守和思想解放的统一的活动,而不是思想控制或思想专制。”[5]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项充满创新和挑战的工作。它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应关注教育方法的研究,关注一般教育规律的研究,关注传播学理论的研究,关注教育对象的年龄、文化层次、经济地位、是否有和心理特征等具体特点。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概念范畴、主客体关系、思想和行为的关系、教育过程、教育方法、教育者素质、教育管理和领导等理论问题,“着力揭示人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发展的规律和社会意识形态运作的规律,揭示对人们进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揭示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发展的规律。”[6]进一步深入探讨教育要求与受教育者思想品德发展之间保持适度张力的规律、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统一的规律、协调与控制各种影响因素使之同向发挥作用的规律,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规律和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服从和服务于社会发展规律等基本规律,从而建构合理的理论逻辑体系,并切实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服务性等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灌输和传播教育。它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应用学科特点,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是“在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面向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而进行的研究。”[7]目前,最核心、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问题,即积极探索如何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通过有效的途径传播给受教育者,让他们接受和认可并达到“知”与“行”的统一。“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不是从理论层面上去解说方法的依据,或去建构方法论的体系,而在于探索适用于某特定领域和特定问题的有效方法,探索这些方法在特定情况下的有效运用。因此,应用研究中的方法研究与基础研究中的方法研究有所不同。在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中,通常也包括方法的部分,也对方法、途径、载体等作出论述,但这里是从原理的角度来研究方法,主要是确定方法的理论依据,并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体系。应用理论层面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应该结合当代国内外实际,向着更为具体的方向前进。”[8]例如,研究者可以总结自己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方法,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包括跨学科的方法搜集古今中外的思想政治教育典型案例并系统整理,为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有意义的借鉴。

四、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原则是思想政治研究的发展所需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具有政治性、科学性、综合性和应用性的特点。”[9]综合性的特点表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必然会涉猎到广泛的研究领域,必须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的成果来研究和解决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涉及到的学科知识,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行为科学、管理学、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传播学等。由于学科的这种特点,我们不能孤立地进行研究,而应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的知识来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当然,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综合应用多学科的理论知识,绝不是使自己变成大拼盘、大杂烩,而是吸取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用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固有的规律,提炼思想政治教育学特殊的原理、原则、内容和方法,构建独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体系。”[10]

定性和定量分析是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越来越重视的方法论原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应该遵循的原则。所谓定性研究,就是对事物质的方面的分析和研究。矛盾分析法和系统方法是定性分析的重要方法。定量分析,就是对事物量的方面的分析与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既要始终注意社会现象的质,又要始终注意社会现象的量,要把量的分析和质的分析结合起来,并通过量的分析深化对质的认识。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原则,要求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注意几个问题:一是在搜集整理经验材料时,要注意被研究对象的质和量两个方面。认识的规律是不断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循环往复的辩证运动过程。感性认识使人们获得足够丰富和合乎实际的感性经验材料,再“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11]从而实现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感性材料是思考和分析的对象,是形成概念、理论、模型的基础。因此,在搜集经验材料时,要做到心中有数,即“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分析。”[12]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工作者,在进行文献研究、观察、调查、实验等研究工作时,要注意搜集有关量的材料。在进行这种调查工作时,可以利用数理统计和电子计算机作为工具。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从广义上讲,属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范畴,理应学习和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例如,可以把思想政治教育涉及到的教学效果、教育对象的特点等问题设计成调查问卷,然后通过计算机,用数学模型统计出相关量的指数后再进行定性分析等。分析的结果有益于进一步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导向性、针对性和实效性问题。

参考文献

[1][5][6][7][8][9]刘建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J].思想理论教育,2007(7):39,39,40,43,43,42.

[2][4]郑永廷.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规律研究――唯物史观的科学揭示 [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1(1):14,15.

[3][10]张耀灿,郑永廷,刘书林,吴潜涛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94,53.

[11]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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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期刊评价体系 公共领域 主体多元化 公开 公平

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激励和促进作用。最初作为供图书馆或资料室期刊采购参考的核心期刊评价逐渐成为评价科研成果、科研人员能力的重要依据,目前大多数科研部门及高等院校根据的刊物是否是核心期刊以及在核心期刊表中的位次，来判断和评价论文的学术水平，并以此作为确定专业人员职称评审、课题申报等所依据的一项重要指标。也就是说，“核心期刊”全然演变成一种人文科学研究水平的评价尺度，与知识分子的切身利益连在一起。

学术期刊评价体系既有民间研究机构的排行榜，也有大学研究机构的排行榜；有综合榜，也有分类榜。其中较为权威的是1998年南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以下简称CSSCI）。各个期刊都面临着“核心期刊”、“来源期刊”的评价压力，选稿大量按照评价标准来进行，但是期刊评价标准只是便于文献资料统计，就学术价值而言并不够科学合理，如此选稿必然会违背促进学术交流的初衷。

核心期刊虽然数量较少，却包含着丰富的信息，充当着学科信息重要传播者的角色。联系大众媒介，我们应该思考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就是期刊评价何以可能？期刊评价和核心期刊的遴选体系存在多元主体，所以它不能是仅有一个评价标准的私属空间。

一、我国学术期刊评价、核心期刊及其问题

评价，作为一种认识活动，目的在于揭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①。核心期刊遴选是学术期刊评价的一种方式，通过核心期刊表对学术期刊的整体或某个方面排出名次。它有如下特点：

第一，不存在一个绝对权威的期刊排行榜。在核心期刊排行中，参与评价的主体各异，有媒体、大学、研究机构、公司等。但无论何种遴选系统，初衷都无外乎两点：一是为优化图书情报机构馆藏机构提供参考，二是为读者较快地查找、阅读某专业的大多数论文提供方便。不同的只是它们的评价指标、数据和侧重点的差异，但都没有形成绝对主导的权威。

第二，学术期刊评价和遴选越来越倾向市场化。表现为主体多元化、分类个性化和细化，很多评价加入了经济因素。

第三，评价系统中出现的指标取舍、评价过程中的主观与客观取向备受争议。期刊学术评价应该选择哪些指标、不应该选择哪些指标，取舍标准是什么？遴选结果是向公众、向读者和学者呈现出有价值的学术刊物，还是单纯的依据某种评价体系通过数据统计测量出的好期刊？由于“核心期刊”牵涉其学术文章的社会身份认定和价值体现，总会引发公众的广泛议论。

学术期刊评价，包括期刊质量评价和论文学术质量的评价，这种评价无论是对期刊自身还是之于公众而言，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首先，它敦促期刊自身进行反思。“核心期刊评价”是一面镜子，各类学术期刊可以根据其评价标准，反思自身的期刊定位、稿件取舍、与同类期刊差距等问题，进而改进提高。

其次，它为公众，尤其是高校师生学习研究及提供了一个畅通的信息参考渠道。在当下高校科研成果发表过程中，高校师生和期刊社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由于信息不对称，师生投稿有些困惑，“核心期刊评价体系”公布的大量期刊信息为师生提供了很有利的参考，为其科研成果传播提供了一条高效便捷的通道。

诚然，学术期刊的评价体系,尤其是核心期刊评价体系给各类期刊的办刊选稿带来一定的压力，但毕竟每种期刊的办刊宗旨不同，定位不同，学科理念不同，因此并不具太大的可比性，尤其是当这种评头论足影响到期刊的选稿质量（以此来提高期刊本身的影响因子等）时，必然会有公众或者专家对这种评价体系进行责难。

二、学术期刊评价应该是一个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让公民能够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它一方面与国家的公共权力关联，另一方面，它又与市民社会中的普遍个体相关，它由社会个人或者个体组织组成。公共领域的存在使公民在国家与社会完全分离的条件下，顺利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讨论，其特点就在于其公开的批判性。当然，在现代社会里，公共领域因其公开性，其内涵不断的扩大，除了传统的政治领域，还包括社会领域、学术领域，如下图所示：

换句话讲，在现代社会，无论何时何地，公共领域都是可能存在的。评价体系，是公众对有关规范价值的一般性辩论。正是基于以下几方面因素影响，期刊评价或排名应该成为公共领域：

第一，期刊，作为公共交流思想的一种介质，它的公共属性是其学术评价或遴选成为公共领域的决定因素，体现在传播文化内容的社会服务功能方面，应该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既使社会受益，又使个人受益，并体现出公平、公正、参与的属性。

第二，从评价自身来看，学术期刊评价体系是现实存在的。争议或问题的焦点在于遴选系统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科学性的提高更多地取决于指标的选择，数据的收集、统计和分析。而合理性或正当性最重要的就在于它的公开、公平、独立。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保证期刊评价的可进入性。期刊评价不能由一方垄断，应允许各方参与。

第三，从评价主体来看，期刊学术评价或排名是评价者基于排名目的的一种价值判断，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选取的指标如何客观，权重和计算方法如何科学，评价结果都难以抹去评价者自身的价值取向色彩。因此，学术期刊评价或排名不能由一方垄断，应该让多方参与。

三、我国如何构建学术期刊评价的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的组成应包括如下三个要素：公众――有超脱于个人或集团私利之上，亦不受国家或其他政治权力（公共权力）约束的私人自愿组成的，拥有一定规模的“公众”；“公共意见”或“公共舆论”――建立在公共理性基础上的，以批判意识为核心，以对国家权力进行批评与监督、控制为主要特征和目标；公众媒介与公众场所――公众赖以表达、传播自己意见并使之对以国家权力为主体的公共权力形成影响、约束及监督、控制的媒介和场所，代表有报纸、期刊、电视、互联网等。

期刊学术评价体系应引入市场和民间力量，在政府、高校、科研机构对期刊的评估之外，引入第四方的力量，如雇主代表、媒体、公共知识分子等，把评价变成一个开放的体系标准和过程，允许各种力量的参与，对评价结果实行监督。学术期刊评价要演变为一个真正的公共领域，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该公共领域的公众――评价主体多元化，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可以自由参与。由于我国出版的事业性质，政府作为期刊的主管部门和主要资助者，当然有权利、有能力对期刊进行各种评估和考察；同时，期刊评价日益成为一个开放的体系，允许多方参与、监督。媒体、民间机构、学术研究机构甚至个人都可以平等地参与到期刊排行榜中来，评价主体日趋多元。

第二，数据及其来源公开化。媒体、民间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做的学术期刊评价系统，因为较少牵涉自身的关键利益，都倾向于把评价数据及其来源公开。例如CSSCI的各项评价指标就已经明细地公之于众。但是，对于原始数据和权重为什么这样设置、具体的计算方法等，还是所谈不多。在我国目前的核心期刊测定中，有的仅选择几种母本期刊，有的只统计1年的样本数据，不仅数据量很小，而且缺乏代表性、可比性和权威性；在操作方面也不规范，标准不统一，随意性和偶然性很大。

第三，评价结果公开，整个评价过程具有公开、公平、参与、独立的特征。这也是公众舆论的表达手段，在很多时候，它还是公共领域的主体和标志。目前，我国一些高校的学术研究机构等评价主体做的期刊评价结果是完全公开的。公众可以通过各种媒体查询、了解期刊的入选情况，但不可以参与、反馈、发表评论，与遴选系统之间进行信息交流和沟通。整个评估过程从头到尾呈现出一种半封闭式的倾向。

期刊评价，或者说核心期刊排行榜作为一个公共领域，还需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核心期刊排行榜本身并不能决定学术期刊的实力。第二，学术期刊评价和核心期刊排行榜应该以公共利益为先，不能因为金钱或利益的关系而影响评价的结果。否则，排行榜将失去公信力和生命力。第三，核心期刊排行榜作为公共领域，虽然是开放的，但它的准入应该有专业限制。学术期刊是继承、创造和传播高深知识的场所，只能由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或者机构进行评价，不可以随便任人“评头论足”。

健康的公共领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从公共性的角度考察，学术期刊评价应体现公平、公开、参与、独立的原则，做到服务公共利益，做到评价主体多元、指标科学、过程开放、结果公开。随着各学科的繁荣发展，我国学术期刊面临的舆论和政策环境会更加复杂，如何把期刊学术价值的信息全面、准确地传递给公众，使公众在使用期刊时摆脱信息弱势地位，行使知情权，这正是学术期刊评价体系这一公共领域所可以做到的，也是应该做到的。

参考文献

①胡莉芳，《大学评价：一个公共领域――从大学排行榜说起》，《江苏高教》，2009（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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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概念

1.学科。《现代汉语词典》中将“学科”解释为：首先是学校教育教学的科目，是学校教学内容的基本单位，如大学英语和数学；其次是根据学科类别的性质划分的科类，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农学等。在狭义上，“学科”仅被当作“学校教学的科目”，指依据一定的教学理论组织知识和技能的体系，是学校教学内容的基本单位。广义上，“学科”是以一定共性的客体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或分支。学科的概念和内涵是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延伸和拓展的。学科是知识形态、活动形态和组织形态三种形态组成的统一体。学科的知识形态是学科的核心，学科的活动形态是学科的基础，学科的组织形态是学科的表现形式。

2.跨学科（交叉学科）。“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一词最早出现于美国，它是在discipline（学科，训练）的形容词disciplinary基础上加前缀inter（在…之间，跨界）构成的。最早公开使用“跨学科”这一概念的是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心理学家伍德沃思（R·S·Woolworth），他于1926年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上提出这个概念。从字面上说，跨学科的“跨”表示介于传统学科之间或跨出传统学科之外，凡是超越一个已知学科的边界而进行的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的实践活动，均可称为“跨学科”。《英华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把“跨学科”解释为：“涉及两种以上训练的；涉及两门以上学科的”。《英汉辞海》（国防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的解释为：“各学科之间的、多学科的，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参与合作为特征的”。虽然把“Interdisciplinary”译为“跨学科（的）”在学术界已流行多年，但我国大部分英汉辞典都未指明这一点，体现了我国当时跨学科现象其实并不普遍。

20世纪70年代初，国外对“跨学科”的定义是：“跨学科是对那些处于典型学科之间的问题的一种研究”。“跨学科”的引申含义包括由不同学科交叉渗透形成的各种新学科的统称，即我们常说的“交叉科学”。“交叉科学”一词英文为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既“跨学科性科学”。由此可见，“跨学科”和“交叉科学”的英语主要词源是同一的。“跨学科”的另一个引申含义是指一门以研究跨学科规律和方法为基本内容的高层次学科，即“跨学科学”。1985年以前，我国学术界把Interdisciplinary通常译为“跨学科”，1985年以后出现“交叉科学”“交叉学科”等译法。“跨学科”与“交叉学科”之间的差别，可以表述为：交叉学科形成的前提是跨学科研究，但是并非所有的跨学科研究都能够形成新的交叉学科。一般情况下的交叉学科是在同一层次上的两个或者多个学科的交叉融合，是“横向交叉”。不同层次的学科之间的“纵向交叉”一般并不形成交叉学科。“学科交叉”与“交叉学科”两者在内涵上有着特定的联系，都涉及两门或两门以上学科的有机交叉。不同的是，“学科交叉”表现为学科之间动态性的过程；而“交叉学科”则是一个静态的学科集合体，形成交叉学科狭义的途径就是学科交叉。这种交叉发生在学科之内或者学科之间，是一种学科行为。

3.学科群。学科是现代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等教育系统区别于其他系统特有的基本结构。目前，学科群建设已经成为我国高校学科建设引人瞩目的一个亮点，成为高校发展进程中最具有探索性和方向性、最具有突破意义的新动向。一组特色鲜明、具有竞争力的学科群，已成为衡量学校学科建设最显著的标志。学者何刚（2006）认为，“学科群”是指由若干个学科系有机结合而成的跨学科群体，是学术领域的组合，它的发展脉络是：学科点——学科系——学科群。学者凌永明（2000）认为“学科群”是在科学研究从高度分化走向交叉综合的背景下产生的新兴事物，它是为适应社会科学与技术高速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和科学研究向多学科、综合方向发展而形成的学科建设模式。学者吕改玲（2007）提出，“大学的学科群”是指为适应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及经济发展的需要，由若干相关学科围绕某一共同领域（如重大教学项目、重大科研项目等）以一定形式结合而成的学科群体。一般来说，其框架由带头学科——支撑学科——相关学科递进构成。带头学科是学科群建设的龙头，体现了学科群的总体发展。“学科群”是在科学研究从高度分化走向交叉综合的背景下，为了适应社会科学与技术高速发展和人才培养等发展的需要，打破原有学科界限，将相关学科结合以解决单一学科难以解决的问题，围绕某一共同领域或重大项目，学术上相互渗透，技术上互补增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学科群体。

相关构建理论

1.跨学科构建理论。20世纪中叶以后，分科知识体系渐进成熟，新学科的生长点和重大的原始性创新往往出现在不同学科交叉处，于是，多学科、跨学科、交叉学科逐步成为学术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动力，在大学里出现了各种形式的跨学科组织，以适应知识生产变化的需要。借鉴交易费用理论则从知识生产成本的因素论述跨学科组织存在的理由。在跨学科组织出现之前，各专业之间的跨学科协作研究其实是存在的，但是这种协作的成本比较高。跨学科组织的本质，是对跨学科研究的一种制度化安排，能够较好地控制跨学科的交易成本。从组织生态学的观点看，跨学科组织的出现是大学学科生态发展的自然选择。学科的生态环境自动地对学科组织的生存与否做出选择。单学科组织比较难以生存下去，而跨学科组织种群则在不同程度上适应了这种环境。学科生态环境的自然选择就是跨学科组织的本质，跨学科组织也将有其出现、发展、哀退和死亡周期，随着环境的变化将有更为先进的组织来替代它们。

2.学科群构建理论。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赵红洲教授（1985）将学科发展比作采矿时掘进前沿依次推进：即提出科学发现的“采掘模型”，认为“在不同的历史年代，总有一个物质层次中某种运动级别是人们要认识的主要对象，总有一门（或几门）学科是科学发现的当采学科”。因而在处于采掘前沿附近的一批学科，有可能成为生机勃勃的“当采学科”。采掘层次的依次推进，新兴学科随之产生，研究则向物质的更深层次转移。这一理论模型可以较好地解释早期的科学发现，尤其是纵向的、线性的现象。著名学者钱学森将科学分成三种层次结构，从而得出下一层次的科学必须从上一层次的学科中获得发展的动力，同时，下一层次的科学理论的建立与前沿领域的开拓，又反过来加强了上一层次的理论，并为较高层次的理论更新提供了科学的论证依据。美国学者T·库恩对科学发展的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从历史主义的角度将科学发展模式概括为，由一个常规科学传统变为另一个常规科学传统，两个传统之间则是科学革命的插曲，是科学进步的中断，他认为科学发展要经过三个阶段：原始科学阶段、常规科学阶段和科学革命阶段。通过以上三种理论，可以认为学科群的构建理论至少应当包括结构组成、范式转换和功能效应等因素。

相关组织形式

1.跨学科组织形式。关于跨学科组织形式类型，主要有三种划分方式，第一种方式是根据所隶属的管理机构划分：通过学会、协会等学术团体形成的跨学科研究组织；社会上独立或相对独立的跨学科研究组织；各大学的跨学科研究组织。第二种方式是根据大学跨学科组织的内部核心结构对大学内部跨学科组织形式进行划分，包括跨学科课题组（由学者群演化而来，对特定的项目或研究课题感兴趣，并以此为纽带而组建的一种跨学科组织）、跨学科研究中心（承担传统院系不易容纳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研究任务的正式机构）、大学研究院（新型的跨学科组织模式，相对独立于大学内其他研究和教学组织并超越学院层次的开放式跨学科组织）。第三种方式是根据组织虚实结构划分，包括矩阵结构组织（即打破原来的单学科封闭状态，从各种学科中选拔所需人才以项目组的方式组合起来，同时又不打破原来的人员隶属关系，维持原有组织的稳定性）、虚拟结构组织（即围绕特定的研究目标和内容，利用计算机网络和通讯工具，以某一核心组织为依托进行管理，打破地域的限制将参与项目研究的企业和科研机构连接起来，实现系统软硬件、试验检测设备、加工设备、人才等资源的互利共享）。

2.学科群组织形式。对于学科群组织形式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一是王栾井（1997）根据前人经验把学科群组织分为树状型、网络型、行列式型、星团状型、原子团簇状。树状型是以一级学科为主干，延伸出若干二级学科，再由二级学科生成多个“研究方向”，是一种按学科层次组成的分级结构的学科群构建方式。网络型是指学科群在纵向上具有明晰的学科层次，横向上则表现为相关学科、跨学科的有机联结。行列式型是以性质相近的学科组成学院，构成学科群的“列”，统筹教学、科研、科技开发与社会服务，而以重要综合科学研究任务为纽带，组成横向联系的学科群，一般以研究中心为组织形式，构成行列的“行”。星团状型是由核心主干学科、骨干支撑学科、相关学科分层交叉构成学科群，在有实力的核心主干学科带动下，催生和促进群内对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科学进步具有全局性重大影响的相关高新技术学科和应用性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二是王元良（1995）认为学科群有三种形式：实体型，由某种强有力的行政机构把一些学科组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学科群；紧密型，由比较稳定的学术团体组织起来的学科群；松散型，由重大科研课题联系在一起的学科群，这种松散型的学科群以课题为中心。三是梁传杰（2006）通过对以上学科群建设两种组织形式的分析，将学科群的组织形式分为四类：学院实体型、新组实体型、学术团体型和科研凝聚型。学院实体型是依托现有的高校建制对学科群进行建设，是高校实施学科群建设的主体，它主要集中在一个学院的一个一级学科内。新组实体型是根据学科群建设发展的需要，将部分学科从原来的院系建制中剥离出来，重新组建学院、研究所或学科特区等高校两级单位。学术团体型是由比较稳定的学术团体或学术组织将相互关联、联系紧密的学科群组织起来的组织形式。科研凝聚型是通过重大科研项目将相关学科的部分成员汇聚在一起的学科群建设形式。四是赵文华（1998）按不同的集合方式把学科群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从同一母体学科逐渐衍生发展的线性学科群（分支学科群）、相邻或相近学科互动而产生的相关学科群、跨越学科鸿沟的交叉学科群。

从总体研究来看，目前对跨学科和学科群研究探讨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当前在跨学科学研究领域，从宏观层面研究较多，如研究跨学科的资助问题、跨学科的管理及运作、跨学科的教育与成果应用等，而从微观层面去探讨跨学科的本质属性等内容的研究不多。目前文献研究大多是从具体的一个学科群或跨学科，以及高校自身的工作实践进行总结，且大部分集中在工科院校（医学方面学科群居多），但高校已有的学科群和跨学科转化为现实的建设成果仍然较少，没有很好地满足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发展需求。将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跨学科和学科群以及建设过程的实践不断充实到理论研究中来，对研究将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跨学科科研组织已成为科研领域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在我国受到政府和相关机构的高度重视。组建跨学科科研组织，进行跨学科研究，是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跨学科科研组织是一个由来自不同学科的人员组成的复杂系统。在学科割据现象严重的科研机构，研究人员大多归属于某一固定学科建立的学术组织，所以，在我国发展跨学科科研组织面临的问题多且复杂。组建跨学科研究机构是促进跨学科研究的必然要求，积极探索适合跨学科研究的体制和机制更是工作的重点。如何加强科研团队制度建设，如何构建交流的平台，优化管理模式，如何建立合理的评估机制，确立合理可行的评估方法与标准都是今后在跨学科和学科群科研建设方面需要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篇9

关键词：我国； 群众体育； 发展特点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我国群众体育发展特点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为所研究的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1.2.2 逻辑分析法

通过逻辑分析法，解读群众体育发展的现状，了解分析群众体育发展特点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群众体育的性质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群众体育是纯“福利性”事业。而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原有的群众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营模式已不能适应体制转轨和群众体育发展的需要，群众体育应走产业化、社会化的道路。群众体育产业化就是将群众体育中可以划分为产业的部分实行企业化运营，体现了群众体育的营利性。另一方面，将群众体育中不能划分为产业的部分仍由政府统一管理，各种体育基础设施免费供人们使用。所以，群众体育兼有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双重性质。

2.2我国群众体育发展特点分析

2.2.1 从纵向上看我国群众体育表现出不断进步的特点

2.2.1.1锻炼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灵活多样

在改革开放，全球一体化背景下，有全面发展身体素质和提高身体基本活动能力的锻炼、健身健美和端正体型体态的锻炼、娱乐性锻炼、康复性体育锻炼、利用自然的体育锻炼[6]。而群众性的体育锻炼方法，从以徒手项目为主的传统健身方式发展到与西方流行的有氧锻炼相结合，形成了锻炼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灵活多样的锻炼模式。

2.2.1.2参加消费性锻炼的人数明显增多，群众体育产业蓬勃发展

近年来，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和余闲时间结构的改变，人们在闲暇时间内，参加体育锻炼的意识愈加增强。运动健身已成为体育消费市场的热点。“花钱买健康”的观点已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近几年体育俱乐部的蓬勃发展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2.2.1.3农村乡镇，特别是富裕地区的乡镇，群众体育发展迅速

在农村，各地的“农村文化中心”、“文化站”和“青年之家”，都把体育活动作为重要内容，自1986 年到1998年以来，已有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70 %的地市、50 %的县、40 %的乡镇都成立了农民体育协会。特别是近几年，由于国家经济政策向落后农村倾斜，农村群众体育发展更加迅速。

2.2.2 从横向上看我国群众体育表现出一些不足

2.2.2.1体育锻炼的场馆设施供应不足，体育锻炼的组织率较低

2001年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课题组调查结果显示：“没有体育设施在城乡居民中不参加体育锻炼的原因中已由1996年的第4位上升到2000年的第2位。”“场地拥挤，得不到保证”在群众体育活动所面临主要困难的所有7个选项中列第2位。我国群众体育锻炼多数在公园等非体育场所练习，少数是单独或结伴锻炼，即便是集体练习，也是松散管理，来去自由。

2.2.2.2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学校体育相互隔裂

群众体育、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三者相互融合，互为促进，是加快体育运动发展的必然要求。群众体育作为竞技体育的基础，对其也是一种稳定的支持。而目前我国群众进行体育锻炼时，缺少场地与设施，而且，竞技场馆与学校体育场馆很少对外开放。这种互相封闭、相互割裂的体制与现代社会体育的发展很不相称。各自发展的态势也趋于明显。

2.2.2.3群众体育锻炼的指导力量薄弱，健身的科学性不强

加强对群众体育的科学指导，是体育的根本任务之一。社会体育指导员是发展我国体育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对推动社会体育发展有重大意义。目前，社会指导员约10万人，按人口平均每1. 2万多人才有1个指导员，锻炼的科学指导能力仍然较弱。

2.2.2.4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群众体育活动落后

我国尚属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西部落后地区甚至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群众还无法意识到体育锻炼对自身健康的重大意义。致使其体育健身意识淡薄。因此，经济落后的农村，体育的发展速度更加较慢。

3 结论和建议

3.1 结论

3.1.1 群众体育意识不强，虽然体育人口比例在不断地增加，但青少年体育人口不断减少，老年体育人口不断增加。由此可见，体育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

3.1.2 体育产业蓬勃发展，体育旅游方兴未艾，农村乡镇相对富裕的地方，群众体育发展也很迅速，但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群众体育的发展仍然缓慢。

3.1.3 群众体育场地设施正在扩建中，但大多数地区场馆问题仍得不到解决。而且，体育锻炼的组织率较低，且缺少专业的指导人员。

3.1.4 社区体育和群众俱乐部发展很迅速，但相比于其他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

3.2 建议

3.2.1 增加政府对群众体育的财政投入

由于市场经济主体的趋利性和群众体育的公共性，必然导致发展群众体育的重担落在政府的肩膀上。同时，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体育需求多样化和层次性不断提高，这就需要政府加大对群众体育的经济投入以满足群众体育需求，推动群众体育的发展。

3.2.2 转变体育科研的视角和方向

群众体育研究不仅涉及体育社会科学，还与体育自然科学密切相关，从以往的文献中可以看出，群众体育的理论研究多偏重于对群众体育的现状分析研究。所以，在对群众体育现状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同时，还应加大群众体育的应用性研究。

3.2.3 科学指导，规范运作，在深化群众体育改革创新上出精品

面对群众对体育的需求愈加科学化的趋势，提高体育的科学化水平已急不可待。通过国民体质监测和开展科学研究等方式，加强健身指导，为群众提供科学的健身指导方案。使其能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职业状况，选择适当的体育锻炼项目，开展增强群众体质的保健、康复及咨询服务。根据城乡差异，科学安排不同的健身指导方法。

参考文献：

[1]周西宽.体验基本理论教程[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

[2]蒋正华等.中国人口报告[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

篇10

面对现代科技发展的伦理问题，哲学需面对与回应现实问题并作出诠释。而理论上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科技伦理学理论体系，实践上如何强化在全社会弘扬科学文化和科学精神，推动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这是科技伦理学的当代使命。杨怀中教授的新著《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丰富并完善了现代科技伦理学的理论体系，为现代科技发展伦理难题的深入研究拓展了思路。

该著作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分析现代科学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入手，着重研究科技伦理思想的历史嬗变、科技伦理思想的精要、科学技术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等重大问题。通过对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辩证关系的分析，强调科学技术既是一种物质性实践，也是开拓性的社会伦理实验，并从科学技术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向度、科技文化尤其是科学精神的伦理意蕴等视角，深刻揭示了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本质及其表现。在此基础上，研究科技进步与道德建设互动系统及其运行机制，进而提出了当代中国科技伦理建设的若干对策和建议。窃以为，《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一书至少表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其一，凸显问题。哲学研究呈现出的问题意识是哲学在当今时代体现出的最突出的特点。面对现代科技发展呈现的各种现象，作者能准确地发现问题。作者认为，在现代科技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中，凸现出的问题既有科技本身的，也有科技发展产生的负效应，这些问题无不与人有关，并突显出文化的特质。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作者勇于面对问题，强调要走出西方学者提出的 “二难推理”，要面向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难题与传统道德面临的严峻挑战。最后，善于解决问题。在书中，作者提出了科技伦理建设的多维视野及当代中国科技伦理建设的运作策略，这为合理解决当代科技伦理问题提供了参考，对当前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具有一定的意义。

其二，强调实践。本研究内容紧扣时展的脉搏，强调多学科的应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全新的理论与方法来指导科技发展的实践。同时，立足于我国科技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分析了科技伦理思想演进的历史，科学技术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通过对发展历史的考量，为现实的科技伦理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本研究还形成当代中国科技伦理建设的思路，这些思路包括：社会层面的科技可持续发展；伦理视野的科技文化建设；个体层面的科技发展与道德观念等。实践探索上，强调可操作性，以科技发展为视域来探讨伦理环境建设的内容和意义，对当代科技发展与科技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其三，注重创新。对科技与道德的关系，作者认为，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都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科技进步与道德建设是一个双向互动的系统。科技进步促进道德建设，并为道德建设提供物质基础；道德建设又推动科技进步，为科技发展把握前进方向。但是，科技进步与道德建设互动是有条件的，其运行重在建设；对科技在文化中的作用，作者提出科学技术进步是先进文化建设的第一推动力。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必须高度重视建设先进文化、发展先进文化，而要建设先进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就必须高度重视科学技术文化建设，重视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在全社会弘扬科学文化；对科技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作者认为，科学技术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关键，但是科学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科学技术本身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把可持续发展引入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思想中，就是要强调科学技术发展不是为了追求单一的经济增长逻辑，而是把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同人类社会、环境相协调，即通过满足发展系统中的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依存、协调发展来促进整体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其四，把握规律。作者认为，科技伦理学的兴起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回应现代社会发展面临问题的客观需要，当然也成为科学技术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及其学科建设的历史必然。在此理念下，作者进行了一些理论的创新。研究从现代科技伦理问题入手，对科技伦理学的理论进行全面梳理，构建形成了全面系统的科技伦理学理论体系。作者认为科技伦理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它需要研究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作为一种职业伦理学，它需要研究科学技术道德现象；作为应用伦理学，它还需要研究具体科学技术领域中的道德问题。对科技与伦理的内在关系的探讨方面，着重从科学技术的伦理本质、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科技进步与道德建设互动系统及其构建、伦理道德影响科技发展的方式和途径以及科技发展的伦理环境建设等层面展开研究，为科技伦理学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在科技职业活动领域，作者认为，加强科技道德建设就要有科学家与广大科技工作者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要充分发挥科学家和广大科技工作的自律作用；在高科技应用伦理层面，作者探讨了具体科技领域的伦理问题，包括网络伦理、宇航伦理、生命伦理及核伦理等。作者还对高科技引发的伦理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高科技发展受到社会伦理道德的规范和约束，需要对高科技发展进行反思与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