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的知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自然科学的知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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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前教育 自然科学 课程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3（b）-0043-02

1 学前教育专业生源及专业课程现状

1.1 高师三年制学前教育专业生源现状

随着国家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强，据不完全统计，自2009年以来，全国新建或者升格扩建了至少16所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这类学校招生的种类一般有三类：高中毕业三年制大专（以下简称三年制大专）、初中毕业五年制大专（以下简称五年制大专）、初中毕业三年制中专。本文我们主要讨论的是三年制大专（见表1）。

笔者对八所从2009年至2012年幼儿师专三年制大专生源状况进行了调查。本文列举的是2012年的情况，近三年的情况与2012年相似。如表1所示，理科生计划数比例最高的是2012年首次招生的川北幼专，达200人，占招生总数的45.45%，理科生计划数比例最低的是2011年建校的济南幼专，只有32人，占招生总数的20%。2012年，这八所学校学前教育及相关专业招生计划数为4218人，而理科生为1222人，占28.97%。与文科生相比，总体较少。

目前，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招收的三年制大专生，在高考后，录取的批次都是专科，有一专也有二专，比如，济南幼专就是二专。按照一般高考总分750分为例，各省高考理科的一专分数线到三本分数线大概是400～500分之间，也有部分低于400分。总体来看，生源质量不高。

1.2 高师学前教育专业自然科学课程开设情况

据调查，几乎所有的幼儿师专都对三年制大专开设了和自然科学相关的课程，如表1所示。笔者查阅相关的教材和教学大纲，发现这些课程比较注重的是自然科学的教学法，而对具体的自然科学知识几乎没有。这样的前提是他们已掌握了相关的知识，并已具备一定的科学（自然科学）素养。但正如前文所述，目前高师学前专业的生源比例不够均衡和生源质量还有待提高，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多数幼儿师专开设的相关课程是不够的。

2 充实学前教育专业自然科学课程的必要性

2.1 幼儿教师科学素养水平对幼儿培养至关重要

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3.27%，相当于日本（1991年为3%）、加拿大（1989年为4%）和欧盟（1992年为5%）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这一数据在2001年1.44%，2003年的数据是1.98%，2005年是1.60%，2007年是2.25%，[2]以上数据反映出我国公民整体科学素养水平不高且提升缓慢，而幼儿科学教育则是公民科学素养的早期形成的重要保障，对幼儿培养起到关键作用的幼儿教师科学素养的水平将会直接制约国民整体科学素养水平的提高。

笔者也在学前教育专业任教，在2012年冬季国家英语四、六级考试的时侯（12月22日），有学生（理科生）因害怕世界末日来临，而选择放弃考试。这虽然只是个案，但我们未来的幼儿教师的科学素养水平，从这一愚昧行为中可见一斑。

2.2 适当增加自然科学课程的重要性

在指导幼儿科学活动中，幼儿教师承担着激发幼儿对自然、对科学、对周围世界的兴趣，启迪幼儿心智的任务，对于孩子生活中一些有趣的、有益的生物、物理、化学现象都要能深入浅出地作出适当的、科学的解释。因此，学前教育专业课程的设置要适当增加自然科学方面浅显的与今后幼儿教育工作相关的知识，将自然科学作为基础学科正常开设，这对于拓宽师范生的知识面，开拓视野，提升学生的文化素质，培养高师学前教育专业的师范性有极大的帮助。

3 如何设置学前教育专业自然科学课程

3.1 现行课程设置不利于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

五年制大专和中专的通识课程中包含了自然科学（物理、化学、生物）课程，而三年制大专的课程除了表1所列举的相关课程以外，并无其他自然科学相关课程。那么三年制大专是否可以增设与五年制大专和中专类似的自然科学课程呢？

三年制大专的同学在初中和高中阶段，已经比较完整的学习了自然科学的课程，那么知识的简单重复学习，便没有了意义，这也是为什么在课程里面几乎没有了自然科学。让笔者深有感触的是，各校学前专业现行的教育大纲几乎都可以概括成教心学（教育学、心理学）加技能（美术、音乐、舞蹈等）的模式。比如在教师的教育专业性方面，当前各校学前大专课程主要以教育学、心理学、学科教学法为主，而没有将未来幼儿教师的培养纳入到一个系统化的课程设置体制当中。[3]这样的后果导致学前专业毕业生自然科学知识参差不齐，良莠不一，他们不知道什么该学，什么不该学，学过以后也不知道在实际的工作中怎样传递给幼儿。

3.2 三年制大专需要怎样的自然科学课程

《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指出幼儿教师应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根据现存的实际情况和对未来幼儿教师的要求，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学前专业大专课程必须进行改革。以幼儿园教学的实际需要设置一门以物理、化学、生物等知识为主的综合课程，该课程总体教育实践为60～80个学时为宜。

第二，对实际的教学过程进行改进。山东女子学院董旭花教授主编的《幼儿园科学园（室）：科学探索活动指导117例》中活动54―简易直流电动机模型。[4]该活动目的在于帮助幼儿初显的认识电和磁的相关现象，让他们感到好奇，激发了他们对科学、对自然的热情，同时，也锻炼了幼儿的动手能力。虽然大专生在中学阶段已经学习过此活动中涉及到的物理学知识，但很多的同学没有完全的掌握相关的知识，更谈不上在幼儿教学中运用。在自然科学实际的教学中就可以以通以上类似的活动示例为背景，让未来的幼儿教师自己动手完成活动示例中要求的各项内容，然后对活动示例中所涉及到的相关自然科学知识进行总结和归纳，从而对相关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和巩固，笔者把这种对师范生的教学过程叫做“从运用到知识”法。

第三，现有的自然科学教材不适合当前的教学，应根据实际为该门课程编写专门的教材。该教材的编写应遵循逆推或归纳过程，从幼儿教学的实际出发，归纳出需要学前专业学生掌握的知识和技能。教材的编写可以按照“从运用到知识”法，重点以剖析幼儿科学教学中实际教学活动为主，帮助学生总结和巩固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

4 结语

近几年，全社会都在持续的关注学前教育的发展，国家也陆续出台了幼儿教师培养的相关政策和指导意见。学前教育专业自然科学课程的规范有效开设对幼儿教师科学素养以及对幼儿科学教育水平的提高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希望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学前教育专业研究者和专家共同努力，让我们从幼儿教师培养开始，逐步提升我国公民科学素养水平。

参考文献

[1] 各高校招生就业网[EB/OL].

[2] 2010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R].科学普及出版社，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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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科学生 自然科学素养 自然科学史

【中图分类号】W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7-0168-02

国内高中开始的文理分科和大学的专业教育，使大多文科学生很少接触理、化、生等自然科学的相关知识，导致了文科学生自然科学知识的不足，造成其科学思维与科学精神的缺失，严重制约了文科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当前部分高校在文科学生课程体系中增加了“自然科学基础”类课程，但由于文科学生的理科基础薄弱和个人兴趣等原因，往往不能取得好的效果。

自然科学史是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的学科，是描述和解释自然科学知识产生、发展和系统化进程的历史学科。1917年，自然科学促进会在其年会上认为：“科学史是一种溶剂，它能溶解由学校课程表带来的文学和科学之间人为的壁垒。”[1]在高校文科学生中开展自然科学史教育，对于提高文科学生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培养自然科学素养、培育怀疑与批判精神、创新与开拓思维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但是，目前国内大学文科教育中还极少将“自然科学史”列入教学内容中。探讨“自然科学史”课程的教育目的、意义和方法是当前的重要研究课题。

一、通过自然科学史教育提高文科学生自然科学素养的可能性

科学史作为人类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科学发生和发展历史的一门学问，立足于从历史的角度研究诸多科学事实本身及其相互间的关系[2]。要实现高等教育阶段科学和人文的融合，提高文科学生的科学素养，在高校广泛地开展自然科学史教育是一条重要的途径。这是由自然科学史的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属性决定的。

自然科学史是描述和解释自然科学知识产生、发展和系统化进程的历史学科，包括它的通史、断代史、国别史和部门科学史[3]。从它的含义来看，一方面，虽然它着眼于自然科学，却立足于历史。科学史如同经济史、政治史、文学史和艺术史一样，本质上也是一门历史学科，它属于人文科学研究领域，具有浓厚的历史感[4]。所以自然科学史从本质上说是一门历史学科，历史学科又从属于人文学科，这就决定了自然科学史的人文属性。另一方面，它不是关于社会、经济或人类的历史，它是一部关于自然科学的历史，具有明确的指向性。这决定了它的科学属性。所以说自然科学史具有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属性。

文科学生的思维方法更偏向于形象思维，而自然科学知识的逻辑性相对较强，如果单纯的传授自然科学知识，对于文科学生而言接受起来比较困难。自然科学史简单来说也就是自然科学产生、发展的历史，学生可以在历史的脉络中学习到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培养逻辑思维方法。所以通过自然科学史教育来提高文科学生的自然科学素养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二、在高校中开展自然科学史教育的意义

（一）促进文科学生的全面发展，培养复合型人才

复合型人才指的是那些在各种社会活动中，具有一二门专业知识，且知识面较为广泛，基础较为扎实，在广泛领域内具有较强适应性和较高水平，并以自己创造性劳动在社会中做出某种贡献的人[5]。社会科学的发展与自然科学密切相关，如果文科大学生不了解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不了解科学研究的方法，那么全面发展就无从谈起。在文科学生中开展自然科学史教育，有利于学生知识的全面渗透，不仅使学生了解了科学发展的历史，也提高了科学知识水平，弥补了自身知识单一的缺陷，拓展了其知识面，促进文科学生向复合型人才迈进。

（二）培养文科学生的探索和批判精神

人文学科的知识具有较为稳定的特点，学生学习和应用过程中大多只需要有选择的接受即可。而自然科学知识却是迅速发展变化的，这就需要一代代的人们不断地探索、发现。通过自然科学史的学习，相信文科学生会理解自然科学知识形成和发展规律，学习到科学家们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和科学的批判精神。从学生的整个人生的发展来看，既有利于养成他们以科学精神看待人文社会科学的习惯，也有利于他们形成以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来反思科学技术发展的批判意识[5]。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自身的发展，更为全社会形成良好的学风提供基础。

（三）提高文科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

现代公民要舒适的生活，更要科学理性的生活。这不仅需要专业的知识以从事相关职业，而且需要科学的精神来辨别社会生活中的是非。我国的经济在高速发展，但是公民的科学素养却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一些人由于科学知识缺乏，辨别是非能力不强，从而相信封建迷信，轻者影响自身生活，重则影响社会安定。在文科生中普及自然科学史，有助于学生培养科学精神，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帮助学生更加科学理性的生活，从而带动社会上的科学之风。

三、在高校文科学生中开展自然科学史教育的途径

（一）高校要对文科生的自然科学史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

在大学专业教育的背景下，许多高校只把目光放在了对学生进行专业知识的教育上，而对学生的综合教育关注甚少。这就造成了一些文科学生虽然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但是却对自然科学知识了解甚少，例如不知道“光年”是长度单位等。要改变这一现状就需要高校对文科学生的自然科学史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在西方，很多国家关心学生的科学史教育，为学生开设了科学史课程。美国哈佛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就较为系统地面向各专业的学生开设科学史课程，其科学史的师资队伍也一直保持稳定的增长趋势。在法国的大学教育中，科学史也很受重视[4]。我国高校应该借鉴国外高水平大学的做法，重视文科学生的自然科学史教育，这样才能更有效率地提高文科学生的自然科学素养。

（二）适当改革课程设计体系，增加科学教育比重

大学实行专业教育，这一方面确实有利于学生掌握专业知识，为企业、社会的发展输送各方面所需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这种专业教育却忽视了人才的全面发展。大学的课程安排多是按照本专业需要而设定，课程设置比较单一。例如一个新闻专业的大学生，学校可能为其开设了新闻理论、传播理论、中外新闻史等各种专业课程，但是他们却很难接触到有关高等数学、物理、计算机等各种理科性的知识。大学是一个开放的课堂，应尽力改变课程设置的单一，增加科学教育的比重。例如，一方面可以增加有关自然科学基础的选修课，并且可以选择一到两门作为考试或考察的科目；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学校的科技活动，并且多多鼓励文科学生参与，加强文科和理科学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让学生在大学这个开放的课堂中得到全面发展。

（三）开展丰富多彩的自然科学史讲座

毫无疑问，课程的学习是增加学生知识的重要手段，但是校园中丰富多彩的讲座是学生获得知识的又一条捷径。在高校中开展形式多样的自然科学史讲座，聘请各个自然科学专业的老师，在一定的时间内向学生展现一幅学科发展的精品画卷，这对提高文科学生的自然科学素养具有极大帮助。另外，每个老师都有自己不同的讲课风格，这种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校园讲座有助于提高文科学生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兴趣，使学生在浓厚的兴趣中提高自身的自然科学素养。

（四）开设《自然科学史》课程

选择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质、生物、医学、能源、机械、材料等各个学科的知名教师以联合授课的形式在文科学生中开设《自然科学史》课程，重点讲述各个学科的重要发现、科学思维和历史进程。在课程基础上组织编写针对大学文科教育的《自然科学史》教材，让学生可以在课下巩固所学知识。以课外阅读的形式要求学生阅读一些能够看懂的经典论著，如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伽利略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哈唯的《心血运动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通过课程的系统学习，逐渐培养文科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科学素养，提高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和了解自然科学各个学科的基本知识和重要历史事件，增强综合素质。

四、结语

社会需要综合型人才，高校在着力培养文科学生专业素质的同时，也应把眼光放在提高文科学生的自然科学素养上。通过自然科学史教育提高文科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探索与批判精神、增强辨别是非、正误的科学能力，文理渗透、融合，为社会输送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

参考文献：

[1]邵敏，曹肇基.科学史教育与创新精神的培养[J].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9，（3） ： 43- 45.

[2]魏屹东.科学史研究为什么从内史转向外史.[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11）：27-32.

[3]互动百科：http：//.

[4]李涛，肖恩玉，李志勇.论大学的科学史教育.[J].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2（9）：113-117.

[5]何启贤.略论对文科大学生进行科学教育的意义.[J].管理研究， 2009（7）：17-18.

[6]F. James Rutherford. Fostering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American Science Education？ Science and Education， 2001， 10 （6）.

[7]Roy Macleod， Russell Moseley .Breadth， Depth and Excellence： Sources and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University Science Education in England， 1850-1914. Studies in Science Education， 5（1）， pp.85-106.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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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理学自然科学模式产生与发展的背景

主流心理学(MainstreamPsychology)与科学心理学(ScientificPsychology)同义，即心理学的主流是一种采用了自然科学模式的科学心理学。诸多知识本身与知识之外的原因使得自然科学模式成为心理学研究一直以来的主流。

1．知识背景

哲学和生理学是心理学产生19世纪末的双重知识来源。“心理学虽有一长期的过去，但仅有一短暂的历史”［2］(P2)，在冯特之前的几千年间，心理学长期作为哲学的一个知识门类而没有独立的地位，但哲学却为整个心理学提供了认识－欲求的基本概念体系;笛卡尔以来的近代二元论传统以及实证主义精神同时也为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化做了哲学铺垫。19世纪中期，赫尔姆霍茨、韦伯与费希纳等生理学家首开通过实验和测量研究人类心理的先河，证明了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心理过程的可能性。生理学家的心理研究为心理学的先行者提供了方法－技术模板，直接促进了(实验)心理学的建立。自然科学模式心理学“诞生”以及此后发展的宏观知识氛围是启蒙以降科学理性思维方式的主导地位，即研究主体与客体的本质二分，对客观、一元真理在场的形而上学预设，对研究主题的对象化、客观化处理等。这种思维方式甚至渗透到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经典的社会科学之中，心理学也不能避免。在这种知识氛围和相应的评价标准下，人文科学知识在价值序列上自然处于低位，这也解释了人文科学取向心理学在心理学学科内部的边缘地位。

2．知识社会学因素

知识社会学关注知识的社会性维度，致力于考察知识与学科中的社会、文化、心理、利益等非真理性因素。心理学从整体上采用自然科学模式并非纯粹出于学术理性的考虑，而是在学科内外有着诸多知识社会学因素的参与。从心理学外部的社会背景来讲。社会公众对(自然)科学及科学专家的信奉使得自然科学模式心理学的存在与发展有了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其次，资本主义的兴起即与自然科学在技术领域的应用有关，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对工具、实效知识的普遍高扬使得易于应用的自然科学模式心理学有了较大的发展空间。

至于心理学内部，建制化、专业化、职业化后的学科，会相应产生出相应的科学共同体，科学共同体作为一个权力－利益系统必然寻求扩张垄断与自我辩解，这使得其信念与利益时常高于真理本身:人的心理行为并不等同于客观自然物但却套用了研究客观自然物的研究方式，如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言，“这一错误发端于心理学家们对曾给自然科学带来辉煌成就的机械主义方法论的崇拜”［3］，即非学理的自然科学崇拜与科学共同体的群体协商、默认是自然科学模式在心理学研究中长期合法的保证。二、自然科学模式心理学的理论特征心理学在知识上的最高追求是达到客观普适的、价值中立的真理。而其对真理的理解则攀附了自然科学的标准，因此其效仿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物的主客分离的研究范式来研究人及其心理与行为，这深刻贯穿到了心理学的方方面面。

1．强调研究对象的可观察性

实证主义哲学本身承接了近代经验哲学的传统，与这一经验传统相对应，从早期的内容－构造心理学到随后的行为主义心理学至今日的认知心理学，皆主张研究对象的可观察性，往往为可直接观察性。冯特和铁钦纳强调心理学研究的对象为可内省的内部经验;行为主义心理学则认为心理学应排除无法直接观察的内在意识，而应代以可直接观察的外显行为;当今的认知心理学也保留了行为主义的这一主张，并进一步通过外部行为反应推论内部的认知过程规律。必须提及的是，强调研究对象的可观察性不仅仅关联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与取舍，同时也是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与建构。这一建构在本体层面将人视作动物或机器，将人的心理与行为视作客体、对象甚至是物理事实的存在;在技术实施层面，这一建构直接导致了心理学中的还原主义与元素主义，“心理学研究的根本途径在于将心理分解为一些基本的元素，或将心理、行为归结为低级运动形式如物理、化学、生物过程，然后以元素说明整体的性质，或以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规律说明人及其心理、行为的规律。”［4］

2．实验室实验法及方法中心

自然科学的研究目标通常为对研究对象进行本质观察或发现研究对象间的因果关联，同时这些研究应是可重复、可验证的。为此，诸自然科学在研究方法上需要在实验室中即控制条件下对研究对象进行数量化观察和相应的数学分析。现代心理学“诞生”的标志即是冯特等人采用了这种自然学科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人类心理。自冯特以后，虽然心理学中实验、问卷－测量和观察等方法并存，但实验法(主要为定量的实验室实验法)一直是心理学方法的主流和心理学知识的主要来源。心理学中实验室实验法的要义在于通过脱离日常生活情景，在实验室中对变量进行精心控制，对心理的外部结果———生理和行为进行数学统计分析，以达到因果关系的解释。对科学方法的过度强调也使心理学陷入了方法中心的误区:首先，以方法作为评价心理学科学性和心理学知识客观性的唯一标准，正如卡特尔所言:“心理学除非建立在实验和测量的基础上，否则就不能达到自然科学那样的明确和精密。”［2］(P173)其次，方法的意义高于问题本身的价值，对程序和技术的关注优于对问题价值的关注，除却规定研究对象的可观察性之外，能否对对象施以科学研究也决定了心理学对研究问题的取舍。

3．个体主义

通常认为心理学的分析水平多在微观的个体层面，在个体之外往往最多延伸至家庭，这种角度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心理学在其自然科学模式下却普遍存在着将个体视角走向极端个体主义的误区，即使心理学中的社会心理学也秉持个体主义。所谓个体主义是“强调个体心理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否认或忽视个体心理与社会文化的内在联系，把个体研究同社会文化孤立开来而从个体内部寻求心理或行为的解释。”［5］在心理学中，个体主义和自然科学模式内在契合，造成这种个体主义的直接原因仍然要归结于心理学的自然科学模式，正如叶浩生教授所言:“文化因素、社会影响在实验室中则无法控制和操纵，更无法操作化和量化，为了维护科学研究的可信度和效率，只能弃之不顾。”［6］

4．价值中立的知识立场

价值中立立场的背后是一种客观主义的认识论，其要求在研究中排除所有成见，保持“不偏不倚的中性态度”，如实地观察和描述事物以发现客观普适的真理。不过即使在自然科学中，是否存在着价值中立的客观真理，也成为了一个引起广泛争论的学术议题:库恩范式论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皆怀疑自然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不过心理学科学共同体通常信任自然科学知识的价值中立性，同时认定在心理－行为领域也存在着类似自然科学的不牵涉主观因素的普遍知识或规律。如若采用自然科学式的客观方法来研究人及其心理与行为，并基于数学方式来呈现、分析研究结论，将会避免价值涉入，从而达到希求中的普适真理。即心理学家认定，在自然科学模式指导下其自身的科学活动以及科学活动的结果都因科学方法的带入而得到了价值中立性的保证。

三、单一自然科学模式下心理学的困境与出路

作为心理学主流样态的自然科学模式心理学，对心理学的产生、发展与实际应用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其对科学的信奉优先于对人的关切，不顾人不等同于动物或机器的独特本质，执着于套用上述研究自然物的立场去研究人及其心理与行为，使得心理学成为了一门充满了困境与危机的科学。

1．困境

首先，心理学是研究人自身的一门科学，但人在心理学中的形象至今仍是还原式的动物或机器，“科学心理学将人性降格为单一的自然物的存在，消解了人的独特本质，使得人在心理学中被遗落或消解。”［7］学术界作为一个精英系统，其观点本身就需要超群出众，而心理学研究往往通过复杂的技术程序来验证一个生活智慧中早已存在的观点;执着于方法－技术的心理学用力于枝节、琐碎的问题而没有兴趣也无力建构出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具有真正影响力的理论，在科学心理学100多年的传统中，尚未产生出可以广泛影响周边学术领域的学者和理论。其次，从学科的最高追求———科学性上来讲，心理学并不成功。著名理论心理学家SigmundKoch曾指出，“心理学自一百多年前脱离哲学以来，一直未能成为独立科学，且因受其本身条件限制，心理学将来也永远不可能发展成为独立科学。”［8］最后，心理学过度张扬了科学性，采用缺乏生态效度的实验室实验法而导致了与真实人性和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正如英国心理学家P．凯林在《心理学大曝光———皇帝的新装》中指出的，“科学心理学已经避免去研究那些人类存在的真正问题。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选择了一个自然科学的方法，而这种方法是不能很好地胜任调查这么一种问题的，同时也因为许多实验心理学家通过求助于不人道的客观科学以避免他们的个人冲突。”［9］

同时与科学模式相关联的个体主义立场也无力面对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活现实，有学者对实验社会心理学做出了批评，认为这种实验室实验是“真空中的实验，宏大的社会现实被弯曲为人为的实验室中漠不相关的个体之间虚假的社会互动”。［10］面对六七十年代席卷欧美的学生运动、女权运动和黑人运动，科学心理学家束手无策。此外还需指出的是，学科建制化也给心理学带来了负向的后果。后果之一即是学科封闭，对生活世界和周边学术领域中优质、精彩的心理学资源视而不见。甚至在心理学内部，各分支领域也往往秉持专业化态度，这造成了心理学在内部的分裂。后果之二在政治－伦理层面:正如爱德华•萨义德(EdwardSaid)所言，持专业态度、职业态度的知识分子，将会“无可避免地流向权力和权威，流向权力的要求和特权，流向被权力直接雇佣。”［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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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创新；教育理念；提高；自然科学教学；有效性

1. 引言

在自然科学教学中，有很多教师感觉到教学效率不高，究其原因是教学理念的落后造成的，教师在教学中没有落实好新课改理念，也没有结合初中学生的思维特点、认知水平、生活体验等来设计和开展教学活动，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初中自然科学的教师应该结合当前该课程教学实效性的现状，创新教育理念，通过多种方式实施有效的策略，提升教学的有效性，基于此，本文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进行了如下几方面的探究。

2. 创新教育理念提高自然科学教学的有效性策略

2.1培养学生兴趣，调动学习主动性

爱因斯坦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初中自然科学的教学中，教师要从培养学生的兴趣入手，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学生刚刚接触到初中自然科学课程时，教师首先要向学生介绍这门课所讲的内容及意义是什么，让学生认识到学习这门课程的必要性，在思想上提升认识，其次，要充分结合自然科学的趣味性，来设计课堂教学，使课堂教学内容引起学生的兴趣，提升教学的有效性。

比如，在教学“水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的内容时，我运用设疑的方式激发了学生探究知识的兴趣，在开课导入时，我给学生展示了一张地球的照片说，前苏联的宇航员曾说，从太空中看我们的地球，是蔚蓝色的，称之为“水球”才是更准确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地球上的水是多么丰富，但为什么还要节约用水呢？这样的问题扣住了学生心中的疑问，使他们对接下来的知识探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入了主动探究知识的状态中，另外，教师还设计生活化的教学，使学生感知生活中的自然科学知识，激发学习的兴趣，比如，在学习“电的知识时，我让学生自己统计一下家里有多少电器，用电量每月是多少等，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2.2运用多媒体，提升教学实效性

多媒体具有集图文声画于一体的功能，在初中自然科学教学中，充分运用多媒体教学可以提升教学效率，为实现教学目标，发挥有效的促进作用。首先，在课堂导入重要善于多媒体，以其形象、生动的图文声画，将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个与课堂教学内容紧密相关的教学情境中。

比如，在教学“浮力”的内容时，我在课堂导入的环节，运用多媒体播放了一些关于死海的图片，通过“四海不死”的现象，激发了学生的好奇心，学生在强烈的探究欲望的驱使下，进入了这堂课的学习，提升了教学的有效性。

其次，针对初中自然科学教材信息的局限性，可以在教学的过程中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结合教学信息展示一些相关的资料，帮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教学内容，提升教学的有效性。

比如，我在教学《人的健康与环境》的内容时，结合教材的内容，给学生播放了关于亚健康的病人的一些现象以及相关的常识，为学生理解教材的内容起到了促进作用，另外，多媒体手段在帮助学生理解教学内容的难点中发挥了很大的效力，通过形象化、直观化的演示，使学生对一些相对较难理解的知识，加深了理解。

2.3优化教学模式，发挥学生主体性

，新课改理念下，教师是教学的教学的组织者，引导者、合作者，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运用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的教学模式，通过有效的教学方式的设计，引导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实现教学目标；其次，要为学生自主学习创造条件，最大限度地挖掘学生的潜力，对此，实施小组合作学习模式是行之有效的教学策略之一，我在自然科学的教学中，整合了其他学科小组合作学习模式的成功经验，结合学生的个体特点，合理搭配后，划分了多个学习小组，在组长的带领下，开展了有效的小组合作活动，提升了教学质量，在学生自主探究学习的过程中，我对每一个小组的合作情况作了详细的动态观察，对于出现的问题及时解决，确保了学生探究活动的顺利开展。

比如，在执教“我们居住的地球”的内容时，通过多媒体给学生们展示了一些地球的图片后，我设计了这样的分组讨论题：我们从这些图片的形状证实了地球是圆的，我们中国人也拍了到了从太空看地球的第一张照片，对此，同学们一定还有更多的例子来证明地球是圆的，现在进行分组讨论，比一比看谁的例子多，谁的更有说服力，在学生讨论交流的过程中，我则在巡回中倾听他们的观点，对于一些不正确的观点给予引导，使学生对地球的认识的准确率得到提升。

2.4开展主题活动，拓展教学范围

在初中自然科学教学中，结合教学的内容开展主题活动，拓展教学范围，使学生从更加丰富的学习资源中，获取更加牢固的知识，对此，我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实践，首先，结合将要学习的内容，让学生去搜集一些与之相关的学习材料，使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对将要学习的知识形成了初步的认识，其次，是结合学生的兴趣，开展小组合作学习活动，让学生以自己感兴趣的知识为主题，开展深入的探究学习活动；第三是结合某一方面的知识，组织学生开展社会实践

活动，比如，在教学“生活中的水”的内容时，让学生在生活中开展了调查，由此培养了学生的科学实践能力，培养了自然科学的素养。

3.结语

总之，在初中自然科学教学中，需要我们教师创新理念，密切结合与落实新课改理念，通过培养学习兴趣、利用现代教学手段，优化教学模式，开展主题活动等策略才能实现提升教学有效性的目标，为学生的自然科学素养和综合能力的提升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蔡玲芬.浅析初中自然科学教学的新思路[J].读写算・素质教育论坛，2012，（7）：74-75

篇5

关键词：经济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国际化；海归学者

中图分类号：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8)10-0009-08

一、引言

目前，国内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与国际接轨，加强经济学理论和思维的国际化。正因如此，各院校都在竭尽所能地引进海归学者，由海归学者来主导经济学的改革：不但在教学上极力推崇原版教材，而且在理论研究上更加迷信英文文章，推崇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数理化倾向，从而加速了当前这种庸俗的实证主义思潮(朱富强，2008)。当然，不可否认，由于近百年来中国在学术科研上的积累已经远远落后于欧美诸国，因此，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引入对根除中国传统经济学中的僵化思维确实可以产生显著的积极作用。但问题是，当今中国学术与欧美相差的最大之处并不在于明示式的知识和形式上的规范，而在于国内学术风气的扭曲以及学术理念的消逝。因为，前者是比较容易进行移植的，而后者则依赖于一系列的社会条件。事实上，制约当前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障碍不在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知识被隔绝，也不在于西方学术上的“形式规范”没有有效建立起来；相反，根本上在于整个学术制度和学术风气已经变坏，很多学者已经完全漠视其应有的学术理念和社会责任。因此，如果学术上要与国际接轨，则首先需要学习国外的学术精神和借鉴其学术制度。然而，当前那些所谓的“国际接轨”又接得怎样呢?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当前学术界中的国际化改革几乎都是一些极具功利心态的人士所发动的，且主要是那些经济学出身的副校长、校长助理或者院长所积极推动或参与的。其结果是，经济学的国际接轨基本上是停留在形式和规范上，偏重于教的内容，而那种真正的学术精神却被无情地抛弃了。例如，目前国内一些主要大学就模仿欧美而作出这样的规定：导师应该对研究生支付生活津贴，从而变相迫使研究生跟随导师从事课题研究，而那些没有课题的导师则丧失带研究生的资格。显然，这种改革完全没有考虑到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差异。试想：当前的那些课题又有多少是理论型的，研究生们有几个具有理论研究的能力?而且，仅仅粗涉教材的研究生们又对社会现象了解多少呢?一般地，社会科学的学习首先要夯实深厚的理论基础，在缺乏广博知识的基础上就从事所谓的课题研究，这是非常荒谬的。因此，当前的这些功利性改革将彻底搞垮中国的基础理论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基础学科。事实上，正是由于以自然科学的思维来对待社会科学，造成了社会科学中基础理论研究的窒息，并制造了一批到处夸夸其谈的新闻“学者”，从而较大程度地扭曲了学术风气。

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形式主义的接轨?为什么经济学领域国际化的呼声比其他社会科学远为强烈?其原因在于，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比其他社会科学更为严重，这导致经济学存在着强烈的自然科学化倾向。波普尔(1998)指出：“在大多数有关方法论的讨论中，严重的错误都产生于对物理学方法的某些极为普通的错误理解。尤其是，我认为他们产生于对物理学理论的逻辑形式、检验方法和观察与实践的逻辑功能的一种错误理解”。事实上，正是承袭这种自然主义思维，在将研究对象限制在物质资源配置的私人领域之后，新古典经济学就把自然科学视为模仿的对象，把经济学当作自然科学来研究，把经济学理论视为可以普遍利用的技术生产力(如边际递减规律)。显然，当前国内“主流”经济学者由于受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思维的熏陶，基本上已经皈依在自然科学的“石榴裙”下。为此，他们强调经济学的科学化和客观化，极力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思维来框定经济学，把某些自然科学研究的特有方法和学术要求简单地搬用到社会科学领域。然而，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果真如此接近吗?显然，要对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取向有一个明确的认识，首先要比较一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特点。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经济学学科特性的考察来对当前的接轨形式和内容进行反思。

二、自然科学理论研究和发展的一般特点

一般说，自然科学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人对自然界的探索，并呈现出两个基本特征：一方面，自然界是由所有的时间和空间中都相对不变的一个物理上的一致体系所支配，即自然现象是相对稳定的，因而自然规律在任何地点或时间都是有效的。另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界的认知是随着工具的发明以及理性的提高而逐渐深入的，且往往只有在有关研究视角、分析工具或者物理机理等方面取得一定重大突破以后，才会开启一个新的认知领域，并导致研究范式的转变和科学的革命。基于这两个特征，自然科学的研究也有其独特性。

(1)自然科学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基本层次，即基础理论和综合应用。其中，基础理论研究主要是在一系列的概念体系的基础上构建出自然现象背后的规律，而这种规律在特定的时空下是稳定的，并可以通过猜想一反驳机制不断完善和发展。因此，人类在每个历史阶段上所获得的认识和研究成果将成为自然科学不断走向更成熟、更正确的阶梯，这是自然科学理论发展中的连续性和进步性。综合应用研究则是把迄今为止的理论研究中最为“进步”的认识用于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并通过实践来检验基础理论的正确性。显然，这种研究实际上是把理论成果转化为实际效益，因而自然科学的应用研究特别关注理论研究的前沿成果，关注理论的适用性和效益性。

(2)在新的科学革命没有出现之前的很长时期内，主流的自然科学原理往往都会获得广泛的共识。其原因在于，尽管任何科学理论都具有主观性，但自然科学位置的客观性要求人际不变性，在可重复性和还原性的基础上具有可检验性。因此，自然科学中很少出现不同的派别，很少出现众体系林立的状况。即使有不同的体系，也主要是集中在那些还未得到检验的猜测性假说上。相应地，自然科学领域中绝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样两大领域：一是基于常规范式下对一些细节问题作微小的理论修补和发展，从而对自然界的探索具有非常强烈的继承性。二是在掌握了现有的知识原理之后，结合具体自然环境作些应用性研究，从而很注重实验室的日常检验。而且，由于自然现象本身具有稳定性以及自然科学的实验是可控的，因此，这种对基础理论的变通性应用往往是可行的。故需要关注相应领域的最新进展。

(3)自然科学领域中那些异端的猜测性假说一旦得到证实，往往会导致整个理论体系的根本性变革。因为，自然科学具有很强的“统一性”，整个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往往都是建立在共同的假设基础之上。所以，自然领域中任何思维的重大发现，或者对一些原来留存的疑难点取得了明显突破，往往都会颠覆整个理论前提，从而大大促进整个自然科学的理论发展，乃至研究范式的转变。而且，即使那些狭隘的领域偶尔出现无法消除和解决的反常现象，也会动摇常规范式。例如，迈克耳逊一莫雷实验就动摇了整个“经典”物理学的基础，并对狭义相对论的创立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因如此，尽管自然科学领域的日常科研往往是基于现有理论和常规范式进行一些局部的探索或作一些具体的应用性研究，但是，最高水平的自然科学研究却是对某些理论难题的攻克，或者通过各种实验对新假说进行验证，这也是波普尔所谓的证伪工作。显然，试图通过对一些难关的攻克引发理论的革命，也就是自然科学的基础性理论研究。这些工作是自然科学领域的最高殿堂，因而从事这种研究的往往都是那些具有异常禀赋的天才人物。

(4)自然科学领域的理论进展主要体现在最新研究论文上，而并不热衷于系统性专著的撰写。因为，在自然科学领域发生理论突破之前，自然科学研究往往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常规范式，这种常规范式下的基本规律以及理论体系对业内人而言往往是不言而喻的。因此，自然科学研究者的主要工作是基于对一些特定难题的探究或者应用中的细枝末节的发现，或者是一个具体应用的条件或流程设计。相应地，自然科学研究者的科研成果也主要体现在对这些细枝末节上的新观点或新发现所撰写的一些论文上，而一般不会热衷于撰写整体性的理论著作，除非他希望重新编一套吸收最新成果或者更适合教学逻辑的教材。事实上，在常规范式主导的漫长时期内，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著作往往都呈现出大同小异的教材体式。因为，写进自然科学教材的理论基本上都是已经得到检验或者学界认可的，主要是总结和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而缺乏撰写者本人研究成果的个性差异。尽管在新理论和范式的提出和推广过程中，也会因存在一些认知上的差异而出现稍有不同的教材体系。

(5)自然科学中开创性专著的出现往往具有非凡意义，甚至可能会导致科学范式或研究纲领的变革。其原因在于，自然科学的科学知识往往具有共同性，只有当自然科学理论在逻辑或实践上遇到了严重的危机，并由此而取得了新的重大科研突破后，从而需要对自然科学理论体系进行重新阐述时，才有必要撰写一部新的专著。同时，一旦对事物之间的作用机理或者内在物质产生新的认识，并得到了检验，那么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对传统理论的否定，从而会对传统理论体系产生颠覆性影响。事实上，往往只有那些相关领域的大师，特别是那些取得理论突破的研究者，才会撰写一部新的理论专著。那些对自然科学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如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霍金等人，都曾撰写过具有全新体系的巨著。而且，他们的著作基本上都改变了人类对自然世界的认知，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

(6)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往往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应用的稳定性，因而其研究成果往往传播较快。这是因为有理论的客体特性和传播的主体动力两方面因素。就自然科学理论的客体特性而言，自然规律仅仅依赖于普遍的自然环境，这与人和社会的因素相对无关。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本身也具有较强的普遍性，以致自然规律一旦被发现之后，就可以迅速被传播、验证和应用。就理论研究者传播的主体动力而言，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激励往往有“锦标赛”的特点，科学的桂冠集中戴在那些最早发现规律或取得突破的学者身上；相反，即使其他人在自然科学领域也独自取得了突破性的理论进展，但如果国际上的类似研究已经在先，那么他那“独自”的研究也往往变得毫无价值。因此，自然科学领域往往会出现为冠名权或谁先谁后的争夺，有的甚至成为永远无法揭示的公案。同时，这也是为什么自然科学的研究需要关注前沿的原因，每个顶尖学者都希望尽可能地利用他人的研究而成为第一个最终发现“圣杯”的人。

(7)自然科学的综合应用往往具有丰厚的“研究红利”，因而其研究成果往往会受到刻意的保护或隐藏。这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方面，由于自然规律及其理论的普遍性，以及理论和应用之间往往又存在时滞。因此，那些以追求利益为目的的研究者往往会有意识地隐藏自己的发现，那些应用性的理论研究尤其如此。另一方面，由于自然科学的应用研究具有很强的获利性。如一些专利、发明等都是实实在在的，都可以直接从市场上为个人或者所在单位、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社会利益。因此，每个发明者、团体都比较注重对一些应用性研究成果的保护，国际上也制定了相应的专利制度和保密制度等。

综上所述，自然科学具有强烈的客观性、中立性和普遍性，因而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需要关注前沿，要与国际接轨。因为，就可行性方面而言，基础理论往往难以在短期内获得市场利益，而长时期的隐藏或保护会限制人类知识的发展。所以，国际上往往规定基础理论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只是社会对那些发现者提供一定的奖励回报。因此，为了争夺优先发现权，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往往是公开的，甚至一些应用性研究为了获得优先发明权也会尽早公开其研究成果。就必要性方面而言，自然科学的研究效益体现在最新科学技术的应用上，而基础理论研究则是应用性研究的基础。可见，自然科学的研究切忌闭门造车，需要时刻追随相关研究的国际前沿。

三、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和发展的一般特点

尽管社会科学研究也可分为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两个基本层次，但由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存在不同的特点，因此，两者的研究思维和方式在本质上也存在不同。事实上，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类社会以及由人造成的社会现象，这比自然现象更复杂、更多变，不但难以发觉固定不变的社会规律，而且也体现了人类的行动影响。所以。社会科学理论不仅具有强烈的主观性，而且，也缺乏自然科学那种一元单线的发展路径，往往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认知轨迹。正因如此，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1)社会现象的影响因素不但复杂多变。而且具有整体性，故社会科学研究需要非常广博的知识。其实，社会科学是相对较晚才出现的学科，相对于之前出现的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而言。它的理论研究最具体、最复杂，与社会实践的关系也最直接，并需要利用所有其他学科的一切成果。因此，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之理论研究，它往往具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经济学的理论不是建立在抽象的纯粹假设之上，而是源于人类社会的日用人伦，需要挖掘现象背后的事物本质。显然，揭示较自然现象更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往往需要更为广博的知识，而本

质认识又往往依赖于大量的个人知识及其独特视角。二是经济学常常把自然科学中所发现的物质法则当作论据的事实来接受。而不是专注于技术性问题。可见，经济学中的技术性手段如线性规划、对策论、统计理论等，都是数学家或其他自然科学家发现的，这方面的难题攻关本身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2)由于社会科学本身具有强烈的实用性，导致绝大多数经济学者热衷于应用对策的研究，试图把人类在自然科学或其他领域中所发现的规律、公理以及所积累的理论知识应用于人类社会的实践。当然，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在如何借鉴自然科学理论方面，却与自然科学的应用性研究存在根本性区别：自然科学的应用研究由于存在可控实验而能够直接使用自然科学理论中发现的原理，而社会科学的应用研究仅仅把自然规律视为假设性条件，由此假设得出的命题只有在那些没有考虑的因素不发生作用时才是正确的。然而。由于这些因素的探究是解释和预测真实世界所不可缺少的前提，因此，社会科学的应用特别要注意这些具体复杂的影响因素。即使在使用物质资源配置这类属于私人范畴的理论时，也必须关注具体的条件，因为社会科学中没有任何问题是纯粹私人性的。从某种程度上讲，社会科学的应用对策研究是一门艺术，它考虑的是如何恰当选择已有的理论问题。这就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要对具体对象进行详细的描述，从而便于选择相适应的理论。二是要有广博的知识，从而使得理论选择集更为丰富。

(3)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也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两者的研究特点和要求存在很大的不同。一是基于数理逻辑的功能性研究。这是基于特定假设前提的纯粹“象牙塔式”研究，其任务是推理不同条件变化下的结果反应，或者寻找更适宜互动模型和检验工具。显然，这类研究的成果具有强烈的抽象性。尽管它能够对人类实践或制度变革提供启发，但却完全不能直接加以应用。而且，从事这类攻关性研究的学者大多是出身于自然科学，他们并不具有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的知识。二是基于内在机理的因果性研究。其首要任务在于，对具体社会现象的深刻理解、本质的揭示以及事物之间因果关系的剖析。可见，由于社会现象本身是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导致这类研究需要非常广泛的共同知识和个人知识。同时，由于对本质的探究体现了个人的认知和立场，从而使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个体性。

(4)社会科学的理论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个体性，因而难以像自然科学那样达成普遍的共识或形成“真理性”的知识。事实上，社会科学本身是一个“为己之学”，其学习和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增进个人的认知。在个人获得真正的认知后，再通过教授方式来提高他人的认识。所以，社会科学领域的那些大学者们一生都在努力地“活到老、学到老”，以不断增进自己的认知水平。在此基础上，他们撰写出系统性的理论著作。同时，由于社会科学领域的认知本质上是个人性的，时空对社会事物的认识来说并不很重要。因此，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进展往往非常缓慢，没有自然科学理论那样的直线式的“进步”。特别是，尽管他人的研究或思想可以启发自己的思维，但要将人类积累的知识应用到实践或者加以时代的检验，还是要通过个体的理解和消化这一环节。

(5)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知识具有强烈的连续性和反复性，因而“为往圣继绝学”在社会科学中体现得尤为强烈，它要求注重历史文献的梳理。其实，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知识首先来源于人类实践，来源于人们的日用人伦，而人类社会发展本身存在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因此，体现经验事实的社会科学领域的绝大多数观点、理论以及相应的研究思维往往都已为前人所提及，即人们对社会科学理论的认知往往会出现一种回溯或返祖现象，并将这种认识传授给后来者。当然，由于受时代背景、知识积累以及个人认知的限制，前人的论述往往比较粗糙，后人的主要任务是在经典文献的基础上，对理论体系进行完善和发展，而不是以求新求变的态度不断地推出所谓的新理论。因此，社会科学家并不是要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促进理论的革新或发展，而是要通过详细剖析前人理论的特点及其适应的社会背景，并结合后来的实践对之进行深化、发展，从而更好地指导时下的社会实践。

(6)由于社会科学理论本身具有时空性，对社会现象的认知都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的产物。因此，其理论发展不是直线性的。事实上，任何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都是建立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之下，而引导假定之间本身又是不可通约的。所以，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之分：不能说后来的知识比以前的更为进步了，而只能说认识更为精微或深化了。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方面，同一社会现象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所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截然不同的，不同主体基于不同的视角所产生的认识也差异很大。所以，不同时代、甚至同一时代的人对同一社会现象的认知都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以致社会科学领域很难产生普遍认同的基本原理，无法形成真正的共识。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即使在特定时期的一定范围内形成了特定范式，但这种范式也往往无法维持很久；相反，在任何时代都会出现相差迥异的各种观点，乃至不同流派。而且，社会科学本身就是在不同体系、不同范式以及不同观点的争论、交流和折中下得到发展的。

(7)社会科学的研究贵在把经验事实和人类理想结合起来，从而构建“极高明而到中庸”的理论体系。这与偏重于“极高明”的自然科学理论不同。其实，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根本上是要提高对真实世界的认知，包括现状、本质等方面，从而影响人类社会的个体或集体行动。因此．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来讲，社会科学都与基于某一特定狭隘领域进行攻关的自然科学不同。一般说，社会科学研究注重的不是寻求某种技术性的突破，无法在对一些基本常识都无知的情况下就对某些“社会难题”进行所谓的“攻克”；相反，它需要在系统地梳理前人知识和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自己对社会更全面的认知，需要能够解释和处理具体的社会现实。同时，由于社会现象本身是不可分割的，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不应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局限于撰写某些基于具体疑难的论文；相反，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伟大学者往往更立志于撰写巨著，形成自己的认知体系，并希望将之传授于后来者。 综上所述，社会科学具有强烈的主观性、规范性和本土性。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不能简单地照搬和移植其他时空下的学说。其实，社会现象是复杂多变的，而社会科学理论则往往具有抽象性，它无法直接加以应用。同时，那些具体的研究成果本身往往具有较强的特殊性和专用性，它的使用效果依赖于特殊的社会环境和特殊的行为习惯，因而也不能简单地搬用。可见，社会科学理论本身就内含了一般抽象性和具体专用性的双重特征。这使得社会科学理论呈现出一种较强的公共性：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往往是公开的．既没有专利，也不用保密。相应地，由

于社会科学理论本身来源于特定的经验事实而不具有普遍性，导致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传播也呈现出双重特性：一方面，它的传播不但不会受到人为的限制，反而会受到鼓励。因为。社会科学认知上的一致性便于建立更好的协作关系．这也是为什么社会科学的思想往往更容易传播的原因。另一方面，南于不同环境下对社会现象的理解不同．导致社会科学的思想传播又往往比较困难。这种困难主要表现为受到接受者的接受能力和应用能力的限制。

四、国际化程度并非是衡量经济学水平的核心标尺

上面的分析表明，社会科学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一方面，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相对稳定的自然世界，不仅自然界中的各因素可以进行隔离，而且人类主体也可以与自然世界这一认知客体隔离开来。因此，自然科学所建立的理论体系是先验性的，它依赖于脱离人类生活经验的工具理性。并试图建立一个不断进步的真理体系。相应地，自然科学的成就往往是通用的，因而比较容易与国际接轨，也需要与国际接轨。由于自然现象本身就是普遍性的，因此，通过国际接轨，便于更好地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把握前沿，站在他人的肩膀上进行攻关。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不确定的具体社会现实，不但各种社会因素无法进行隔离，而且也无法将人类主体从生活世界这一认知客体隔离开来。所以，社会科学所建立的理论体系是经验性的，其内容往往是针对其所处的环境、地区乃至国家而言的，其根本性作用也正是体现在对周围乃至本国的社会现象的认识上。相应地，社会科学的成就往往具有特定的时空性。因而往往难以与国际接轨，也不必须与国际接轨。事实上，由于社会现象比自然现象要复杂得多，没有任何实际问题可以单独地根据经济前提来决定，即使是其性质最接近的纯粹经济问题。因此，社会科学研究不是基于对某些具有普遍性的疑难问题的攻克。

自然科学往往可以基于脱离经验事实的逻辑推理把特殊上升为一般，从而发展出一般性的定律；而社会科学的理论则必须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之上，必须对那些独一无二的事件进行直观的理解，对事件发生的利益、倾向及其他相关的特殊因素进行情景化的理解。基于社会科学的这种特性，在本质上它并不要求在所谓国际一流杂志上发表文章，而是能够基于独自的社会和知识背景为某一问题或现象提供一种思路，它注重的是不断提高研究者自身的真正认知，并转化为自身的行动。只有这样，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才有意义，社会科学的应用研究才有价值。相应地，尽管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可以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学者所提出来的研究方法、研究结论，但是，必须清楚，西方社会科学的具体理论和观点大多数是建立在其自身的社会背景之下。如果简单地将这些理论应用到中国，则往往只会产生刻舟求剑、邯郸学步的效果。这也正是经济学所具有的独特性、本土性和人文性的特征(朱富强，2008)。而且，由于社会现象要比自然现象复杂得多，对社会现象的任何理解都往往是基于特定的视角。因此，要对社会现象有更全面的认知，也必须尽可能地吸收他人的知识，而不是极端地开辟一条更为狭窄的道路。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进步不在于不断革新和创造发明，而在于对前人思想的梳理。所以，社会科学强调的是一种求学风气以及对人性的培育(朱富强，2008)。

显然，经济学更类似于社会科学。因为，经济学根本上是要剖析人们行为的机理，从而提高人们的福利。这就要关注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面对自然物时如何行动，如何最大化地使用物；二是人面对他人或社会时如何行动，如何充分运用人的理性来实现社会需求的最大化。前一个内容可以借鉴自然科学的知识，但是，自然物的配置并不是孤立的，必然会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后一个内容实质上是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内容，需要分析具体环境下人的行为方式和偏好。从根本上说，社会现象都必然会涉及到后一个内容，因而需要认真研究内在经济现象中的“人”的因素，使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非常强的本土性(朱富强，2008)。特别是，经济学作为一门致用之学，更加强调其研究成果对与该研究有直接关联的人所具有的启发意义。所以，如果是国内学者研究美国问题或许更应该首先在美国发表。但是，如果研究中国问题的文章也强行要在国外杂志上发表，显得多此一举了。同时，由于自然科学知识具有时间上的累积性，因此，除非面临着范式的革命，现代的自然科学家一般都可以从已经被证明为真实和科学的发现中直接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知识。但是，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历史发展却充满各种难以判断的意见和观点。而且，在一个阶段已经被证明错误或者荒谬的理论在某一个适宜的阶段又可能被重新发现并奉为真理，所以，经济学知识并不是以严格的累积形态取得进展的(王曙光，2004)。

因此，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更重要的是对经典文献的梳理，而不是偏重于所谓的“前沿”研究。熊彼特(1991)就指出，经济学领域的“有些成果被中途遗忘或搁置数百年之久。这要比物理学中更屡见不鲜。我们会遇到一些简直令人吃惊的事例。研究经济学史的经济学家，常常会碰到很有启发性的间接以及有用的教益，这与同样情况下的物理学家很不一样：因为后者一般可以相信，在他的先辈们从事的工作中，几乎没有湮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也正因如此，社会“科学分析不单纯是逻辑上前后一贯的一种过程，从某些初步观念开始，然后按照直线的方式往上面增添内容。它不是单纯地对一个客体实体的逐渐地发现――例如，像刚果盆地的发现那样。它毋宁说是与我们自己和我们前辈人头脑里创造的东西的一直永无休止的搏斗；同时，如果它有所‘前进’的话，那是一种正交叉的方式前进的；它的前进不是受逻辑的支配，而是受新思想、新观察或新需要的冲击以及新一代人的偏好与气质支配。因此，任何企图表述‘科学现状’的论述实际上是在表述为历史所规定的方法、问题与结果，只有对照其所产生的历史背景来考察才有意义”。

然而，不幸的是，基于西方社会的自然主义思维，国内经济学界却极力将社会科学混同于自然科学，不但舍弃对学术的系统梳理，而且相反地专注于非常狭隘的所谓“前沿”论文；不但不注重全面的知识综合并形成自己的真正认知，而且相反地像自然科学一样，强调攻克某些“难题”，或者像一般性的自然科学工作者那样，通过照搬一些基本定理来从事日常的应用性研究。多迪默(2002)写道：“与硬科学中的同事们一样，一位经济学家也可以从现有的知识体系中借来某些东西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先是按照严格的句法规则建立起一些理论模型，然后，再对这些模型求解。而且，从原则上来说，这些计算工作是可以通过计算机来完成的。在进行这项工作时，这位经济学家拥有数据资料，他用这些数据资料来检验具体的假说。他建立经验模型来估价在外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影响，或者经济政策的变化带来的影响。这

种常规的科学实践活动把经济学家变成了工程师”。欧美经济学界是如此，中国经济学界就更是如此。

国内经济学知识积累本来就非常匮乏，真正有价值的经济思想更少。而且，经济学本身就是基于西方文化及其行为机理之上，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框架下，中国人根本无法在思想领域有所作为，因而只能在形式上加以仿效。同时，在以数理形式为衡量标准的情况下，那些理工科出身的人就占有明显的优势，他们成为中、西方经济学沟通或接轨的“桥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前国内经济学界涌入了越来越多的理工科出身的人。一个普遍的事实就是，现在那些研究生导师在招收研究生时，一般都更倾向于数学专业的而不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显然，这些学者的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更为匮乏，因而也根本无法在思想上有所作为，甚至对思想毫无兴趣。为此，这些学者往往会将主要精力用于对某些数学模型的改造和应用上，而不是真正弄清楚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内在机理。所以，中国经济学界会出现这样的怪现象：许多对社会科学乃至经济学基本常识一窍不通的人在搞社会科学领域所谓的前沿研究，并成为学术的引导者及政策的制定者。

当前，这些人主导了中国经济学界，他们必然会努力将经济学拉向自然科学，从而大肆主张与国际接轨，理由是物理学或数学就是这样。特别是，为了显示自己研究的前沿性和国际性，他们会刻意地通过种种途径与国际“学者”合作发表文章。但殊不知，当前形成的这种学术研究分工体系具有鲜明的“殖民”性质：国内学者提供有关中国情况的数据，西方学者作出计量分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学术永远是处于“打下手”的角色。更为严重的是，即使从人类社会的角度看，这种分析真的能够促进理论的发展而获得更真实的社会理解，抑或取得实际的分工效益?鲁迅先生曾说过，写文艺作品专靠别人提供的材料是不行的，更何况进行社会科学的研究。

其实，正如多马(2001)指出：“优秀者都愿意自己研究。”他们都愿意自己提出思想而让合作伙伴撰写研究成果，而不愿意简单地承担数据收集和处理工作。但在目前流行的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展开的合作中，往往是由中国学者提供数据和进行数据分析，而西方学者对研究结论进行解释。试问，这种合作方式能够体现国内学者的何种学术水平?而且，在当前这种国际合作中，西方学者甚至像国内学者的研究一样，根本不关心这些数据是如何得来以及是否可靠正确，更不考虑其他的社会环境以及可能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外学者寻找中国的合作者，绝大多数还是出于评职称或其他功利主义的考虑。因为，这样的研究更便于他们发表一些文章，毕竟西方学者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了解少之又少，对中国人提供的数据更难进行考证。正因如此，目前在国外杂志上所发表的一些有关中国问题的论文甚至比中国人的研究还要肤浅得多，它们大多是概念上或者形式上的。

正是由于国内对国际刊物发表文章的盲目推崇和鼓噪，激励着人们努力通过各种途径寻找与国外学者合作，而不是静下心来对思想作些实实在在的梳理。这种风气也进一步助长了数理和实证的分析倾向。因为，这种文章显然更容易合作，也更容易发表。但是，对这种学术的鼓励，却误导了理论的真正发展，因而无法取得真正的社会科学的进步。德鲁克(2000)曾写道：“如果，乔之所以晋升是因为他擅长玩弄政治，人人都会知道。他们会对自己说，‘好吧，这就是公司里的晋升之道’。他们会瞧不起上司，因为他们强迫人人都变成了政客，结果是他们要么离开要么自己也变成政客。”目前学术界正是如此。其实，社会科学需要的是精心思考，而不是机械搬用。钱穆(2004)强调，“如何像以前的禅宗般，把西方的新人生观综合上中国人的性格和观念，而转身像宋明理学家般把西方人融合到自己身上来”，这就是我们现代学者的任务。但是，我们的学者却在做急功近利之事，我们的制度更是为这种功利行为提供激励。余英时(2004)写道：“一般倾慕西方文化的人在取舍抑扬之际也缺乏真知灼见，他们往往对自己还没有十分弄清楚的东西，已迫不及待地要用之于社会政治和社会改造方面。这种轻率而又轻薄的态度不但与西方‘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而且也和中国人所一向讲究的为学须分本末人己的传统大相径庭。”

五、简短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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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然辩证法；哲学；自然科学；科学哲学；理论

[作者简介]张媛媛，吉林大学学院2010级博士研究生，讲师，吉林长春130012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3）01-0001-04

自然辩证法究竟是什么？是一个学科，是一项事业？还是一个学派，是一种理论？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议，这些争议一方面表明了自然辩证法本身的复杂性及人们对其理解上的差异性，同时也给从事自然辩证法教学和研究的人提供了探索的必要和可能。但在笔者看来，这些争议只是表层问题，其深层问题是：如何理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这才是争议的关键之所在。若认为哲学“凌驾于”科学之上，那是近代哲学的观点；若认为哲学“从属于”科学之下，那是科学哲学的主张；而认为“存在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学科，则是自然辩证法。本文拟对这一认识和理解，从自然辩证法的创立、自然辩证法与科学哲学的关系，以及自然辩证法是存在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理论学科三个方面加以阐释。

一、自然辩证法的产生

自然辩证法的产生，既是自然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更是自然科学和哲学相互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从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在古代，自然科学大都是以自然哲学的形态出现的，其特点是科学和哲学浑然一体，很难区分，习惯上我们将其称为自然哲学。到了近代，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以及近代城市化社会的兴起，为近代科学的诞生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同时自然科学自身也在为争取自己的独立性而斗争。16世纪中叶，一场酝酿已久的科学革命开始了，近代科学就诞生于这场伟大的革命中，其标志是1543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发表的《天体运行论》。而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的建立则是这一时期自然科学领域中最辉煌的成就。虽然在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其他部门如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也有一定的发展，但基本上还是处于襁褓之中。当然，应该承认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使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已经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但是由于生产水平和科技水平的限制，当时科学研究方法（实验、解剖、分析、归纳等）养成的习惯，加上社会的、阶级的原因，使得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不能不打上机械论、形而上学和经验论的烙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宇宙不变”和“物种不变”，代表人物是牛顿和林耐。进入19世纪，自然科学研究的重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以前主要是搜集经验事实转向对事实材料的综合整理，并将经验材料概括抽象为系统的理论。自然科学也相应地由搜集材料阶段过渡到整理材料阶段，由经验阶段发展到理论阶段，这是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们不得不承认它。”与此同时，19世纪自然科学发展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特别是天文学领域的康德一拉普拉斯星云假说，地质学领域赖尔的渐变论，物理学领域的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和电磁理论，化学领域的原子论和元素周期律，生物学领域的细胞学说和进化论，一次又一次地打开了形而上学自然观的缺口，揭示出自然界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客观辩证法。这些都为自然辩证法的产生提供了自然科学的前提。恰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恩格斯则更明确地指出：“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

从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古代的哲学以“知识总汇”的形式而囊括了全部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呈现为一个简单而庞杂的混合体，哲学研究的重心是本体论问题。近代的哲学则发生了“认识论转向”，把认识论问题置于哲学的中心位置，把人们对于认识的理论考察推向了新的阶段。认识论本身的这些问题虽然不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但却受本体论的制约并反过来影响本体论问题的解决。19世纪初，黑格尔批判法国机械唯物主义哲学，集德国古典哲学之大成，提出了系统的辩证法思想，他“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在《自然哲学》中，黑格尔又把自然界看作“是一种由各个阶段组成的体系，其中一个阶段是从另一个阶段必然产生的”，整个自然界的发展过程表现为：无机界向有机界的发展和转化，有机界向生命界的发展和转化。这表明了“自然界自在地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黑格尔是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的人，他的著作是一个广博的辩证法纲要；但是，黑格尔的出发点是错误的，因为他认为“精神、思想、观念是本原的东西，而现实世界只是观念的摹写”。因而在黑格尔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仍然是：“自然界是一个在狭小的循环中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其中有牛顿所说的永恒的天体和林耐所说的不变的有机物种。”所以，恩格斯一再强调：“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

从自然科学和哲学相互关系发展的历史来看。科学和哲学是人类理论思维的两种基本方式，它们是在超越神话和常识的过程中产生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科学以未分化的形态而蕴含在哲学母体之中，哲学则以“知识总汇”的形式而囊括着全部科学。人们常常在“哲学”的意义上使用“科学”这个概念，也在“科学”的意义上使用“哲学”这个概念。然而近代以来科学的迅猛发展和日趋成熟，致使各门科学纷纷从哲学的母体中独立出来，不断地把哲学“驱逐”出其传统的“世袭领地”，自然、社会和思维都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而此时的哲学仍企图以“科学的科学”的姿态而高居于科学之上。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恩格斯指出：“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可见，恩格斯既反对用哲学代替具体科学的“科学之科学”，也反对把哲学“从属于”科学之下、妄图取消哲学的实证主义。

正是19世纪自然科学、哲学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相互关系方面出现的重大进展，为创始人研究和阐述自然界和自然科学的辩证法提供了重要基础，推动了自然辩证法的产生。

二、自然辩证法不同于科学哲学

科学哲学是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哲学学科，它主要研究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科学哲学的产生是自然科学和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获得迅速发展，科学理论层出不穷，尤其是经典物理学的衰落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创立，非欧几何学的发展，代数、算数的公理化以及命题逻辑的符号化等。这些科学上的重大而根本性的变革自然地唤起人们对科学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另外，还有一些哲学家主张要用科学来改造传统哲学。例如，德国著名学者赖欣巴哈在《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中指出：“本书认为，哲学思辨是一种过渡阶段的产物，发生在哲学问题被提出，但还不具备逻辑手段来解答它们的时候。它认为，一种对哲学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不仅现在有，而且一直就有。本书想指出，从这个基础上已经出现了一种科学哲学，这种哲学在我们的时代的科学里已经找到了工具去解决那些在早先只是猜测对象的问题。简言之，写作本书的目的是要指出，哲学已从思辨进展而为科学了。”一般认为，科学哲学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经验主义形成后，才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

作为一门哲学学科，科学哲学是对科学的概念框架的研究，即是对科学的概念框架的批判与反思。科学概念框架是科学理解的工具，是科学家理解他所探索的世界的基本方式，所以科学哲学是一种理解科学的东西。维也纳学派创始人之一、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菲利普·弗兰克指出：“为了不仅了解科学本身，而且也了解科学在我们文明中的地位，以及它同伦理、政治和宗教的关系，我们就需要一个关于概念和定律的统一体，在这体系中，自然科学以及哲学和人文学科都有它们的地位。这样一种体系可以叫做科学的哲学，也就该是科学和人文之间的‘缺少的环节’。”从这种意义上讲，对科学的人文理解，也就是对科学的哲学理解。具体而言，科学哲学就是要探讨科学的性质，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科学发现与科学证明的逻辑，科学概念和科学理论的提出、论证、检验和评价，科学理论的结构、解释和更替，科学发现的模式，科学思维的形式、要素、特点和作用。同时，在进行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过程中，科学哲学也不绝对排斥考察科学的社会本质，不绝对排斥对科学的本体论研究。进而，科学哲学强调，新哲学的出路只能是使其变为像科学那样实证，或以实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改造哲学，把哲学从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变成从属于科学之下的“关于科学的哲学”或“科学性的哲学”。

自然辩证法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我国最早是从1956年开始的。这一年，国务院组织制定了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即“十二年规划”（1956—1967）。在这个既严肃又严谨的规划中，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辩证法规划草案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于“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是在二者之间存在的一门科学。草案说：“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是存在着这样一门科学，正像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一门历史唯物主义一样。这门学科，我们暂定为‘自然辩证法’，因为它是直接继承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进行过的研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规划草案既没有简单地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于哲学，也没有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于自然科学的分支学科，而是定位在两者之间。

从这个规划草案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开展科学技术研究是比较早的。但与西方科学哲学学者不同，我们一直是在“自然辩证法”的名义下从事这项工作的，而且始终强调要以为指导，因为“自然辩证法同有着不可分离的密切联系”。正是基于此，龚育之在1996年就已经把“自然辩证法”描述成了“的科学技术论”。

综上，无论从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哲学的产生、发展，还是从理论框架、学科定位来看，二者都有明显的不同，尽管它们的研究对象有交叉或重叠之处，即都要对科学技术进行研究。因此，不能把自然辩证法等同于科学哲学。

三、自然辩证法是存在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理论学科

自然辩证法既然位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因而使其具有二重性：哲学性与非哲学性（如科学性）。向哲学靠近，它具有哲学性；向科学靠近，它具有科学性。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在自然辩证法这个“大口袋”里只有大约“不到四分之一”偏重于哲学，偏重于对科学的哲学分析，在这个意义上，自然辩证法理应归属于哲学学科。但是，自然辩证法还确实具有科学性，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逻辑与理性特征在自然辩证法中得到充分的体现。那么，自然辩证法与哲学（尤其是哲学）和科学技术之间是何关系呢？我们认为自然辩证法属于哲学与科学技术之间的中间层次，是哲学与科学技术之间联系的桥梁与纽带。哲学、自然辩证法和各门科学技术学科之间是普遍、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因此，一方面，哲学通过自然辩证法为我们认识自然界和进行科研活动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和科学技术方法的革新也通过自然辩证法充实和丰富到哲学理论体系中，使之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因此，自然辩证法具有交叉学科性质。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自然辩证法是以为指导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与相互融合的、广阔的研究领域。”自然辩证法的深入发展，必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汇流，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更深入、更系统地研究自然界、人和人类社会，探索科技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实现人与科技、自然、社会的和谐共存、共荣。我们应该正视并承认“自然辩证法”作为交叉学科的特征，发挥其交叉学科的优势。

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正像于光远所指出的那样：自然辩证法作为一个学科是“具有的特色或色彩的诸科学部门的总称”，带有哲理性质，但“其中包括许多不属于哲学的科学部门”。这不仅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最初创立自然辩证法时，即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观察自然科学，分析自然科学的各种哲学问题，而且还从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自然科学的性质、作用及其发展规律，并写下了许多札记、论文和著作；同时也表现在，随着社会实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也在纵横两个维度上不断深化和扩展，以至其中的许多内容如科学方法论、技术创新论、工程哲学以及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等都是哲学学科涵盖不了的。譬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命题，有人强调它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哲学命题，也有人认为它是一个经济学的命题。”将“自然辩证法”看作哲学的二级学科，势必要用哲学的学科范式规范“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范围和方法，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研究那些不属于哲学的内容，就会被认为“失职”、“不务正业”。哲学学者时常批评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和教学的人“搞得太杂”，“专业性不强”，“研究的很多东西不是哲学”，这种批评意见可以理解，但不完全正确，因为“自然辩证法”中的许多内容确实不属于哲学。勉强地将“自然辩证法”的所有内容都说成是哲学，不仅在学术上不严格，学生也很难认可，同时对从事自然辩证法教学与研究的工作者来说也不是很公平。

而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于理论学科，就可以把那些不属于哲学的内容也包括其中。这不仅尊重了我们的学术传统，也符合我国自然辩证法学科和学术发展的实际；既凸显了本学科的特色，又体现了本学科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正因为如此，在2004年由黄顺基担任主编的《自然辩证法概论》统编教材中对自然辩证法作了如下的表述：“自然辩证法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是自然界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

总之，自然辩证法是存在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理论学科。同时由于自然辩证法目前还是我国高校理工科硕士研究生必修的一门公共理论课。因此，我们强烈呼吁有关部门将自然辩证法纳入到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中，进而使自然辩证法能够在新世纪、在当代中国以至当代世界重振雄风（于光远语）。

[参考文献]

[1]龚育之.自然辩证法在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全国工程硕士政治理论课教材编写组.自然辩证法——在工程中的理论与应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7]黑格尔.自然哲学[M].梁志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8]H·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M].伯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9]F·弗兰克.科学的哲学——科学和哲学之间的纽带[M].许良英，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0]朱凤青.科学哲学：对科学的人文理解[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5，（6）.

[11]自龚育之.科学·哲学·社会[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

[12]张纯成.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与发展方向[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13]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自然辩证法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14]李桂花，肖爱民.“自然辩证法概论”在“理论课”教学中的定位——兼论它与“基本原理概论”、“现代科技革命与”的关系[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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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检索可以有两种途径进行，即字面检索与字义检索。

字面检索，就是指通过输入某个关键词，检索在文本中带有该关键词的专利申请文件，这是大家比较常用的检索方式。

字义检索，就是指对某个意思表达进行检索，得到所有文本中包含该意思表达的专利申请文件。这种检索方式比字面检索的漏检率低，但比较费时费力，而且还涉及到一些专业的专利知识。

3文献检索对科研工作的重要性

总之，文献检索对于进行科研选题（科研过程的起步）、科研项目立项等工作而言是高级“参谋”[5]，可以发现学科最新发展方向，能高效、全面地掌握有效信息，可以有目的地、系统全面地获得某一主题的有用信息，在浩淼的信息海洋中找到自己需要的有用的信息，避免做重复无效的工作，对科学研究提供直接帮助和服务。

参考文献：

[1]肖小溪.科研人员信息素质调研报告[J].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03，（3）：91-95.

[2]孙中泉，王丽文.简析国际三大检索系统与学术论文投稿警示[J].冶金信息导刊，2000，（03）：44-46.

[3]唐伟明.提高科技论文被EI和SCI收录的技巧与方法[J].医学情报工作，2003，24（4）：303-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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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柯林武德；思想；人性科学；历史

中图分类号：K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2-145-02

柯林伍德被誉为是20世纪英语国家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沃尔什称赞他是“历史哲学方面在语言上最为清晰而又最为深刻的作者之一”，国内理论界目前处于对于西方思想的介绍和吸收阶段。对于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思想大多以介绍“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和“历史重演理论"为主。

一、关于柯林武德中心论点

柯林伍德在西方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自从被介绍到国内开始,他的思想便给人以强调主观因素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的印象。《历史的观念》告诉我们柯林武德的中心论点：“哲学是反思的”。因为它的任务不仅是要思维某种客体，而且要思维这一思维着某种客体的思维。因此哲学所关怀的就并非是思想本身，而是思想对客体的关系，它既关怀着客体，又关怀着思想。历史学家的思想固然会对历史认识产生巨大影响，但绝不能因此说历史完全是历史学家主观杜撰出来的东西，无论历史学家是否去撰写历史，历史都是不依赖于历史学家的思想而客观存在的，历史学家的历史认识能否符合客观的历史真实既取决于现实条件的限制，又取决于历史学家本人在现实实践中形成的历史观是否正确。

二、 关于剪刀加浆糊式的历史学

在论述“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个命题之前，柯林武德首先批判了以往的历史学方法，并把它们归为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所谓剪刀加浆糊式的历史学，是指历史学家根据自身的需要，摘录和拼凑各种不同的权威们的证词而建立的历史学。柯林武德认为它根本就不是历史，因为它并没有满足科学的必要条件，只是单纯的摘抄和编排前人的东西，缺乏主动的思维。如果一旦权威的证词相互抵牾，历史学家就无所适从。这种史学从古典时代一直延续至今，19世纪的“批判历史学”并没有改变它的性质，只是把它修补的更加精致和完善。柯林武德号召要在历史学领域里进行一场“培根式”的革命，来清理这两类研究方法给历史学带来的负面影响。他认为弗朗西斯·培根的一句话--自然科学家必须要“质问大自然"—开启了自然科学的新时代，培根认为，科学家必须采取主动，为自己决定他想要知道什么，并在他自己的心灵中以问题的形式总结出这一点；而且还要找到迫使自然做出答案的手段。柯林武德认为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历史学。但柯林武德认为，这种方法完全是参照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所建立的，首先收集历史事实，然后寻找规律，进而建立理论，也就是在已经收集到的事实里外推出可以分辨的模式来，最后把这些模式外推成为一种有关普遍历史的理论。这只是剪刀加浆糊式的历史学的垂死阶段，因为它们无法告诉我们除权威的证词之外的东西，只不过是把现成的情报从一个心灵转运到另一个心灵里,毫无创造性。因此这两种历史学都会被一种新的历史学所取代，这种历史学就是柯林武德所提到的人性的科学，而这一切，又是以他的核心命题“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为切入点的。

三、关于人性科学

柯林武德所谓的人性科学是一门关于人的自我认识的学科。他认为历史学是基于反思所肯定的心灵事实，是心灵科学，精神科学，也是一种人性科学。因为如果没有这种自我认识，那么人们关于其他的事物的认识也是不完整的，各种知识所建立起的基础也是不牢固的。但这种自我认识并不是关于人身体的性质，也不是关于他心灵知识。而是关于他的认识能力与理解力，或是他的思想，或是他的理性的知识。关于如何获得这种知识，自洛克到柯林武德所处时代的哲学家们都有过不同的尝试，但无一例外都失败了。柯林武德认为，他们失败的原因在于“人性科学’’的研究方法被自然科学的类比所歪曲。17、18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突飞猛进，给人们的生活与思维方式带来了极大的改进，因此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到每一种问题上在当时看来都是正确的。长期以来史学研究方法都是在自然科学的荫庇之下成长起来的，史学对自然科学的模仿，使得专业史学家有意无意之间强烈地倾向于以自然科学的思想方法治史，乃至史学有向自然科学看齐的趋势。但事实上，自然科学与人性科学二者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都有着本质的不同，这就要求我们要正确的区分自然科学与人性科学。

四、关于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

柯林武德认为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同属于科学，因而都基于事实，但作为两者对象的事实，性质却大不相同。他说：“一切科学都基于事实，自然科学是基于由观察和实验所肯定的自然事实；历史科学则是基于反思所肯定的心灵事实。” 他认为，同自然科学相比，历史学所要研究的对象是人事，历史也就是人事的历史，自然并没有历史。自然科学家研究自然现象时，没有必要研究自然是在怎么想的，但是历史学家决不会只关心这两个之中的任何一个，而把另一个排除在外，他进行研究的不是单纯的事件，而是行动。人的行动不光包括它的外在表现，重要的是它还包括有行动者的思想和动机。柯林武德说：“自然的过程可以确切地被描述为单纯事件的序列，而历史的过程则不能。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是一个有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因此历史学的对象就不是单纯的历史事件，而是“历程”。历史事件有始有终，但历程却无始无末,它只存在着形式的转化。“历程P 1转化为P 2，但两者之间并没有一条界线标志着P l的结束和P 2的开始，P 1并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结束，它只是改变了形式称为P 2。P 2也并没有开始，它以前就以P 1的形式存在着了……因此，P 1的遗迹不是P 1的死掉的残骸，而是仍然是活生生起作用的Pl本身，只不过是被纳入了另一种形式P 2而已……这就是柯林武德所谓的活着的过去。而这种P的存在，正是思想的载体。”历史与自然科学二者所适用的因果律也有差异，这也是历史难以把握的原因所在，柯林武德依据自己的经验认为，权威在叙述某个过程或思想时，因为某种原因必然会在这个过程或思想的内部各环节留一些空白没有加以描述，但这些空白是包含在权威们关于这个过程和思想的描述之中的，历史学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标准，运用自己的方法准则和他自己对于相关性的信条来填补这段空白。当然史家的发挥是在不影响其真实性的前提下进行添补，此书中柯林武德称之为“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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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辩证法的课程定位及学习的作用

自然辩证法从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角度出发， 研究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揭示了自然和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关系。它是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是构成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门课程不但把科学当作是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揭示其中内在的规律，也研究其紧密相联系的技术，涉及包括哲学、自然科学、科学技术政策等多个领域，是关于自然和对于自然认识和改造的哲学。这样一门课程对大学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学习自然辩证法是为了树立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提高辩证思维能力；了解自然发展的整体图景，从宏观上把握自然发展变化的规律。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是自然辩证法的基础和核心，是自然辩证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整体上、从相互联系中揭示了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规律。通过学习自然辩证法，可以正确认识人类自然观的历史发展过程，明确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科学性，认识到它所揭示的辩证法规律。

学习自然辩证法是为了从总体上了解自然科学，掌握科学技术的地位与作用，促进科技的迅速发展。通过学习自然辩证法，有助于大家把所学的各门具体自然科学知识联系起来，深入到自然科学更本质的问题。这样也助于我们树立辨证唯物主义自然科学观，就能够更好的理解我国科技发展的模式，方针和政策的精神，自觉按照实际情况，正确执行方针，促进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学习自然辩证法是为了系统的掌握自然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的规律，从而有利于提高科学研究的能力。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是从哲学高度对各类具体方法加以综合与概括。这样不仅可以使大家在掌握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之外，增加了关于方法论的理论知识，还可以使大家在观察问题、认识问题、思考问题以及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上，都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新的高度。

二、自然辩证法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自然观的集中体现。“自然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的科学”。它通过对自然科学历史的阐述和对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研究， 深刻揭示了自然科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在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的最新成就进行了极其广泛、深入的研究， 发现了其中的发展规律，进而提出了自然辩证法， 而这种发现又坚定地证实了的科学性。这种证明与被证明的关系是整个这个开放发展体系的重要的实证基础。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实践活动，是在理论指导下展开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的教育， 体现了真理性和阶级性的统一。我国当前发展所面临最大的障碍就是生产力水平较低。只有加大对科技研究的投入力度，率先发展科技，提高科学技术，才能切实提高生产力，增强我国综合国力。通过学习自然辩证法，我们可以更好地掌握科学知识，培养科学理念和科学精神， 从而全面提高我们大学生的素质水平。自然辩证法的教学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部分，因此，学好自然辩证法，掌握其内在规律和方法，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是十分有益的。

三、通过学习自然辩证法对大学生产生的教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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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社会学的发端与形成

启蒙运动将人类整个知识体系划分为两种形态：一类是纯粹知识，即科学技术知识，它具有不受社会因素影响，不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普遍一致性特点；另一类是非纯粹知识，是受社会因素影响和历史条件制约的知识。随着世界科学中心向德国转移，以培根和笛卡儿为代表的科学主义价值观以前所未有的势态迅速移向德国，自然科学知识的优越性亦与日俱增。

“知识社会学”一词源于德文，为哲学及社会学大师舍勒（M·Scheler）所首创。“知识社会学”的先驱是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位大师。首先应该追溯的是马克思。他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2卷，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意识的存在方式，以及对意识说来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这就是知识。知识是意识的唯一行动。……知识是意识的唯一的、对象性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显然，马克思的这一表述是“知识社会决定论”的由来。著名知识社会学家赫克曼（S·J·Hekeman）对此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马克思为知识社会学给出一条基本原理，即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马克思甚至认为，即使是自然科学知识也是由社会目标决定的。不过，此时的马克思意在强调社会需求因素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影响。恩格斯认为，在特定条件下，自然科学知识也要借助于社会及历史因素来解释。这一思想进一步丰富了知识社会学理论，以至于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R·K·Merton）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是知识社会学的风暴中心。在知识社会学理论发展中，狄尔泰强调知识的社会决定作用与环境制约性，韦伯在沿袭马克思“社会决定论”的基础上又补充了精神因素的历史作用，认为社会存在是各种因素整合的产物，当诉诸社会因素对有关知识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时，应积极诉诸精神因素。

不论是实证主义者还是人文主义者，都对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知识二分法”思想加以默认。二者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该不该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照搬到社会科学中来。由于这场争论关系到两种知识形态的孰优孰劣，两种文化的直接冲突，甚至一种文化歧视另一种文化，或用一种文化规范另一种文化的重大问题，故而争论此起彼伏，自知识社会学发端以来就一直存在着。

20世纪初，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具雏形，并形成三大学派，它们分别是：“德意志社会学—哲学学派”、“法兰西迪尔凯姆学派”和“美国芝加哥学派”。从进化论视角看，最有意义的是德国学派，它是知识社会学的源头，对知识社会学有着特殊的贡献。继马克思之后，韦伯广泛研究了知识与社会文化因素的互动关系，认为社会、文化等因素决定知识的内容，反过来，知识的内容也影响社会和文化。狄尔泰则从认识论视角，用解释学理论解释产生知识的“客观因素”。对知识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作出长期努力的是该学派的舍勒。舍勒受的影响，超越了实证主义的传统思维方式，在社会存在与意识的互动关系基础上，认为科学的世界观并不能唯一逼真地描述“绝对客体”。但和单向的社会决定论不同的是，他认为绝对客体的实在范畴基于信念而非物质因素。舍勒试图用绝对主义因素解决相对主义问题，同时又保留“知识二分法”及“知识的社会决定论”，这显然是矛盾的。不过，舍勒的最大功绩在于：他能够洞察出科学家对绝对真理的寻求在本质上只不过是一种表象而已。从当代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观点来看，他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对自然科学知识的至尊地位提出了挑战，对两种文化之间的歧视现象表示出强烈不满。这为日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法兰西迪尔凯姆学派”深受狄德罗思想的影响，在坚持“知识二分法”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尝试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去研究知识的社会决定，他们的着眼点放在知识的起源和概念的演化上，他们的知识社会学又叫“知识发生学”。“美国芝加哥学派”因语言和地理上的障碍而循着自身的路径发展，该学派在遵循实证主义原则的同时，注重考察社会心理对知识形成的重大影响，故被称为“社会心理学学派”。

二、知识社会学的成熟及存在的问题

舍勒虽然为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但他的著作很晚才被译成英文。语言的障碍阻止了他的思想传播及影响范围的扩大。今天我们谈论的知识社会学，就其成熟形态而言，是曼海姆的而不是舍勒的知识社会学。

曼海姆的著作于30年代就被陆续译成英文，其影响波及欧美，知识社会学中心亦随之转向英美。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也源于马克思的“社会决定论”。他强调了知识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试图用因果链将知识与外部世界联结起来，认为知识就其发生学意义而言，不仅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身份及阶级利益，而且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类型之中。曼海姆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接近韦伯和狄尔泰，主张社会科学应具有属于自己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认为解释学是研究社会科学的有效工具，而不必强求使用自然科学方法。

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理论有两个优点：其一是他的提法接近于“反身性原则”，即在知识的社会学考察中，无论是观察者还是被观察者都必须服从社会学家的考察；其二是他表明了构成知识信念的是社会而非个人，主张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重心应该放在社会环境中而不是限于个人的思想，个人是不可能从他自身的经历中形成世界观的，知识是群体互动和社会协商的产物。曼海姆曾试图突破传统的知识划界，打破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长期对峙的局面而代之以相对主义的面孔。用当代科学社会学家马尔凯（M·Mulkey）的话说，曼海姆的相对主义研究纲领接近于科学哲学的后库恩研究，他能克制自己对自然科学知识普遍一致性的盲从。此点在实证主义思潮占据统治地位时期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曼海姆因其相对主义态度而受到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两面夹击，他也承认社会看起来不仅决定人们的观念而且决定人们的思想内容，包括数学思想内容以及至少有那么一部分自然科学思想内容。总之，曼海姆知识社会学有向自然科学领地进行边际扩展的倾向，但其思想仍囿于“知识二分法”传统之中。

30年代后期知识社会学又分化为若干分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分支，一是集中探讨日常知识的社会根源，它导源于现象学传统；二是考察知识与外部社会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它沿袭解释学研究传统。至于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实证主义研究传统在这两个分支中均有程度不同的体现，其中，现象学传统的代表人物舒尔茨受胡塞尔现象学思想影响，他的目标是要为知识社会学研究注入新的研究方法，即社会现象学方法，旨在解释知识的意义构成及充当知识生产之实在的社会建构。此后，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围绕着这两个分支又形成了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阵营，前者倾向于将自然科学知识从社会决定论中分离出来；后者通常被称为“新”，它进一步揭示了社会对知识的决定作用，并将这些知识同其赖以产生的物质存在方式加以对照。这两个阵营分别在美国和英国找到了各自的归宿，美国是实证主义阵地，英国是“新”阵地，前者强调个人因素和历史方法论，后者强调社会因素和环境制约作用。

总之，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留下的问题也不少，首先是两类知识的划界是否合理？划界的标准是否成立？科学知识该不该享有特权？其次是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的歧视现象该不该消除？科学知识该不该免予社会学研究？所有这些问题均留待人们进一步思考。

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

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留下的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它们不仅为社会学家所探讨，而且也为哲学家所思考。晚年的维特根斯坦开始对自然科学知识享有免予社会学研究的特权提出异议，认为科学知识也有其限度，也应该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他进一步指出，知识就其本性而言是社会的，我们与他人互动、加入其他群体不能归于偶然因素，他人与群体是我们认知过程的具体语境，它构成了我们知识信念及知识的全部内容。按此线索，维特根斯坦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奠定了认识论基础，他明确表示了对科学知识普遍一致性的怀疑，这种态度直接危及两类知识的划界标准。他还认为，在科学文化的早期进化阶段，任何信念只要得到社会的认同都可能被人们视为真理而加以接受。正如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布鲁尔所言，维特根斯坦无论是对一般事物的刻画，还是对科学家的悉心描述，甚至对数学家论据的分析，均渗透着社会学特征。

哈贝马斯的批评也极有分量。他试图确立这样的事实：自然科学知识只是知识体系中的一种形态而已，它的存在是为了满足人类某方面利益的需要，人们在发展这种知识时不可能不渗透利益因素。哈贝马斯的意图在于：他想借助对科学知识的利益解释来否定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感情中立假设，而这对于奉行培根主义的科学始于观察，经验事实是建立在客观观察基础之上，科学理论又是建立在经验事实基础之上的归纳方法来说是致命的一击。此外，他还强调解释学和批判的重要性，认为认知主体不可能是被动地、无情感地面对客体，而是有目的地作用于客体，人类的利益动机才是维系科学活动的根本动力。

以上几位大师虽有怀疑主义的批判精神，有启发人们对传统知识社会学遗留下来的问题积极思考的导向作用，但真正实践并致力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是爱丁堡学派。他们在广泛吸收舍勒思想和马克思思想的基础上，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领域做了大量工作。他们一方面通过批判曼海姆知识社会学，尤其是传统的知识划界标准来达到对自然科学和数学等领域知识体系进行社会学考察；同时，他们否认真理的一致性，以超越理性的标准来证明各种理论体系不仅会产生出各自合理合法的论据，而且还会产生出各自合理合法的标准。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广泛汲取当代科学哲学思想尤其是库恩的思想，坚信经验知识是渗透着理论的，而理论又受制于科学共同体所尊奉的特定范式。独立于理论的经验知识是无意义的，所谓的客观观察、感情中立等原则在经验知识生产实践中是很难贯彻到底的。既然如此，“传统二分法”也就失去了认识论基础。由此可见，库恩的历史—相对主义思想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打开了哲学上的缺口。

布鲁尔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制定了“强纲领”，他认为所有知识，不论是经验科学知识，还是数学知识，都应该进行彻底研究，没有什么限制固存于科学知识本身的绝对的、先验的或真理的、客观性的本质之中。“强纲领”的主要内容包括：1.因果性。科学知识社会学注意研究信念及知识所处的不同条件和产生的原因。2.公正性。公平地对待真的与伪的、理性的与非理性的、成功的与失败的信念，两方面都要解释。3.对称性。解释的方式是对称的。4.反身性。它的解释同样适用于社会学本身。布鲁尔的上述思想至少从认识论意义上回答了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留下来的全部问题。

巴恩斯则从解释学维度积极建构其“利益模型”，认为传统知识社会学将数学及自然科学知识拒之于门外是错误的，科学知识也应置于社会学研究之下，服从社会学因果分析。巴恩斯进一步指出，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只能用一种方式来解释：要么作为默祷的产物，这就是无私利性的个人被动面对实在的产物，如笛卡儿主义者所理解的，科学家头脑应脱离科学家本人的情感、生活方式、信念之类的主观因素去观察世界；要么是在特定环境中为具有特殊技巧、特定利益的个人或群体所生产。巴恩斯主张后者，他认为科学理论的评价和接受与否也是在科学家个人偏爱及群体利益追求中得以进行的，科学知识本质上是在个人偏爱与群体利益相协商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产品，是在特定群体利益，有时是在民族利益驱动下得以建构的社会产品。

巴斯卡也积极从事建立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工作。与布鲁尔、巴恩斯有所不同的是，他主张方法论上的相对主义，即对两类知识的划界标准作相对主义理解，既达到对传统的“知识二分法”的批判，又兼顾自然科学知识的特殊性。至此，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终于有了自己的概念基础和理论构架。在该学派的长期努力下，终于实现了由传统知识社会学向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历史性转变。

主要参考文献：

1B·Berger,G·Lucman.SocialConstrutionofReality.1sted.London:landonInc,196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1版．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R·K·Merton.SocialTheory&SocialStructure.1sted.Springfield:IllinoisUniversityPress,1949

5J·K·特纳．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中文1版．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