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主要观点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哲学的主要观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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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产生于19世纪，但又超越了19世纪，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真理只能发展而不能被。哲学的基本观点是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深化的；同时，人们对哲学基本观点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因此，我们应当辩证地理解和把握哲学的基本观点。

哲学的有些基本观点已经成为常识性的观点，像物质统一性、能动反映论、历史决定论以及矛盾论等。对这些基本观点，应结合当代实践的新经验、当代科学的新成果阐释出新内容，显示出哲学的开放性。我们应当把哲学的物质观放到当代科学的背景中去理解，结合量子物理学及其“测不准原理”去阐释物质的客观实在性。正是对“客观实在”的研究，把哲学的物质观同当代科学和哲学共同关心的课题联系了起来，并凸显出哲学物质观的当代意义。我们应当结合“数字化的虚拟”阐释能动的反映论，结合统计决定论阐释历史决定论，结合系统论阐释矛盾论，等等。

有些观点本来就是哲学的基本观点，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原有的哲学教材没有涉及或未加以重视，没有把它们作为哲学的基本观点加以阐释。例如，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以及马克思的交往理论等。历史常常出现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即某个伟大思想家的某些重要观点往往在其身后，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历史运动之后，才充分显示出它们的价值，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哲学的历史命运也是如此。例如，经济全球化运动使马克思世界史理论的价值凸显出来，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又使我们真正理解了以人为本这一哲学的基本观点及其意义。因此，我们应以当代实践为基础，深入解读哲学文本，全面理解哲学的基本观点。

有些观点本来不是哲学的基本观点，在经典作家那里只是有所论述，尚未充分展开、详尽论证，但当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又日益凸显出这些问题，使之成为迫切需要解答的热点、难点问题，如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人与自然的“和解”、非理性因素在认识中的作用、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这样一些问题。对于涉及这样一些问题的观点，我们应以当代实践和科学为基础，深入讨论、充分展开、系统论证，使之成熟完善，上升为哲学的基本观点。

有些观点经典作家并没有提出，而是的后继者依据哲学的方法论分析、研究变化中的实际而提出的新观点。这些观点契合着当代实践中的基本问题，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因而应当成为哲学的基本观点。例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等等。哲学始终关注变化中的实际。因此，哲学教材不应成为脱离现实的纯粹的范畴演绎系统，不能仅仅成为哲学教师之间或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对话，更不能成为学者个人的自言自语，而必须关注变化中的实际，与现实对话，同时依据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来阐释哲学的基本观点。

有些观点本来是哲学的基本观点，至今仍是的基本观点，但随着学科的分化，这些观点已从哲学中分化出去，成为其他学科的重要内容，如阶级、国家和革命的理论已经成为政治学的内容。对于这样一些观点，哲学教材就可以不再把它们作为基本观点加以详尽论述。这主要是为了适应学科的分化，而不是说这些观点不重要。实际上，任何一门学科的内容都要经历一个从不确定到确定、确定以后再不断调整的过程。哲学教材也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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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健词： 人学 实践唯物主义 现实活动

人学研究的兴起是世界哲学的主潮，虽然它在中国起步较晚，但起点较高，受到国内哲学界的广泛关注，已成蓬勃之势，学者们采用全新的眼光去重新审视哲学。人学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它就有理由成为相关领域的典型代表而起作用，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时代精神的结晶，是先进思想的代表。因此，在人文学科领域内它将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如何建设当代的人学仍然是一个必项受重视的前提性的问题，也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我认为，人学的建设必须注重它的实践唯物主义品格，以实践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和方法作为人学建设的指导思想。

一、实践唯物主义是哲学的本质特征

实践概念在马克思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有过重要的论述，马克思是以实践为基础去批判旧唯物主义，建立新唯物主义的。整个的历史观都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头就批评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指出它们的主要缺点是不把事实、现实、感性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在人对自然界的关系的问题上，旧唯物主义哲学仅靠感性的直观不可能了解人对自然界的能动关系，达到人和自然界的真正统一。真正实现这种统一的是人的感性的客观活动，即物质生产劳动(这是人类实践活动的首要的内容)。因此，作为哲学范畴的马克思的实践概念首要的和基本的内容，便是表现人对自然界的能动关系的物质生产活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概念的提出才使马克思决定性地超出了费尔巴哈。他不仅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且根据唯物主义的原则改造了他的辩证法，从而积极地扬弃和克服黑格尔哲学。

实践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意识的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又构成了现存世界中的基本关系，实践是人在现存世界的生活过程中最基本的生存状态，是在实践过程中的人。可以说，实践以缩影的形式映视着现存世界，它蕴含着现存世界的全部秘密，是人类所面临的一切现实矛盾的总根源。因此，哲学从实践出发去反观、透视和理解现存世界，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实践去理解”，而从实践出发理解现存世界的根本点在于从物质实践出发去把握现存世界，把物质生产活动所引起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作为现存世界的基础。由此看来，把哲学规定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这是一个全局性、根本性的定义，它所表明的不是一种要把理论付诸行动的哲学态度，而是指实践的观点是哲学首要和基本的观点，“实践”是哲学的建构原则。实践的唯物主义构成了哲学的本质特征。

二、人学研究的中心内容与实践唯物主义的共同点是现实活动中的人

实践活动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其自身意识的关系，人是实践活动的主体。如前所述，处于实践活动中的人不是抽象物，而是具体的人、现实的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具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首先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人才能开始其实践活动，实践活动中人面对世界首先展开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人对自然的物质生产活动即劳动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第一要素”。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因此，对于来说，实践绝不是从“人的本质”或“人的特性”中引伸出来的人本主义的概念，而是从人的现实存在即他们的现实生活关系中概括出来的概念。它内在包含着人对自然界及人对社会的双向互动关系，实践活动首先是人的感性的物质活动，偏离了这一点，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也不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要求。所以，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即实践的唯物主义观点)，我们必须把人理解为从事实际活动、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实践的人。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从人的活动特别是从人的感性活动、实践出发，才能理解人的现实的存在和人的现实的特性和本质。由于人的各种形式的活动都是人在历史中的行动，它们是历史性的，又是历史地变化的发展的，因而人的存在、人的特性和本质，都不是固定不变、始终如一的，而是随着人的历史性的活动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的。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人学研究与实践的唯物主义有着共同点――现实的人的活动，正是这种活动联结了人学与实践唯物主义的关系，使得人学以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研究人，研究人的现实生产生活活动，研究人的本质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等关于人的学问。在二者的关系上，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要求更具基础性、优先性，这需要从哲学与人学关系的分析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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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马克思的实践观，最是一种思维方式，是哲学的解释原则和看待一切问题的思维逻辑。同时，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是对传统主体概念的否定与解构，超越了传统哲学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实现了主客同一。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实质，以实践这一本体的中介为基础，超越了传统唯物论与唯一心论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

一、实践是一种思维方式

“实践唯物论”、“实践本体论”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都是以实践为核心范畴重新理解哲学的哲学理论，但在对实践范畴的不同理解中却蕴含着值得深入研究的学理上的区别。马克思把人的存在方式理解为实践，并以此为基础来理解以往所有的哲学。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一次提出了实践的概念，实践范畴的提出，标志着哲学天才世界观的诞生。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公开以实践作为“新唯物主义”的建构原则和全部哲学变革的出发点。他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纳入到实践的解释框架中去理解，指出过去旧唯物主义的缺点在于：“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而唯心主义的缺点则是：“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_2J这段话充分表明了马克思是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置于实践这一全新的解释原则之下，从实践的观点出发看待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去理解传统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并且从这一角度阐明了自己的哲学与以往哲学的不同。

马克思不仅从实践观点出发去看待整个哲学史，而且还进一步把所有的理论问题都归结为实践的问题。所以，马克思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J紧接着，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_4J即便是观念的东西，包括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也要从物质实践来予以说明。这样，实践范畴便成为哲学的核心范畴，不仅社会物质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且社会精神生活在本质上也是实践的，所以，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样，实践不仅成为马克思理解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而且也成为马克思理解所有哲学问题的思维方式。与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相比，实践观点作为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也就是哲学对待一切问题的思维逻辑。

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去理解人的社会生活，并以人的实践活动的观点去批判“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这是“实践唯物论”、“实践本体论”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这三种解释模式的共同之处，但是，“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所理解的实践和所强调的实践，是人的实践活动本身，也就是从人的实践活动的特性——诸如实践活动的客观性、历史性、能动性、目的性等出发去解释各种哲学问题。这就是说，在“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这里，实践是一个被描述的对象，是一个实体性的哲学范畴，尚未构成一种哲学意义的解释原则或思维方式。因此，“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既试图把实践作为核心范畴而贯穿于各种哲学问题之中，又无法把实践作为解释原则而重新解释全部哲学问题。与“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不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所理解的实践和所强调的实践，是马克思所说的“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也是把实践观点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来理解人、理解人与实践的关系，从而理解和看待一切哲学问题。正因为是把实践的哲学意义理解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所以，这里的实践既不是一种“实体”范畴，也不是客体意义上的“关系”范畴，而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解释原则。这种解释原则，就是从“现实的个人”即“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出发，去理解和解释全部哲学问题。因此，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是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哲学解释原则的创新，这才是实践观点的真实意蕴。

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内涵

“思维方式是人们思维活动中用以理解、把握和评价客观对象的基本依据和模式”5J。所以，观点仅仅属于哲学理论的个别表现，思维方式才代表哲学家思想的精神实质。理解哲学的思想实质，关键就在于理解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内涵。任何一种哲学，都主要是因它的思维方式而与其他哲学相区别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哲学的精神实质，是否贯彻实践观点这种思维方式，是判定哲学与非哲学原则界限的基本依据。就哲学传统而言，马克思继承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但是他的“新唯物主义”与传统的唯物主义却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就在于马克思提出的实践观点，而不在于他具有的辩证法思想，这是因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也是以实践观点为理论基础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最根本之处就在于对人的本质进行了重新理解，把实践看作人的存在方式，从而实现了从抽象的、虚幻的人到具体的、现实的人的转换。所以，哲学的出发点就“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6J。作为哲学出发点的“现实的个人”与西方传统哲学的“主体”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传统哲学的“主体”概念是以主客二分为前提的，而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实践成为人的存在方式，人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主体，而成为“现实的个人”，从而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达到了主客同一。

近代西方哲学自笛卡尔以来，便形成了主体性哲学的传统。康德在批判地总结传统主体概念的基础上，正式确立了哲学的主体性原则，把主体概念改造、规定为先验主体或主体性。所以，在康德哲学那里，主体就是逻辑主体，是绝对的、先验的自我或意识，而不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者。但是，在康德哲学中，主体概念基本上仅仅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而没有进入存在论的领域。与康德关于主体的概念不同，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明确地提出了“实体在本质上即是主体”的思想_7J，并且进一步指出：“活的实体，只当它是建立自身的运动时，或者说，只当它是自身转化与其自己之间的中介时，它才真正是个现实的存在，或换个说法也一样，它这个存在才真正是主体。”8j在黑格尔的哲学中，主体已经不再是笛卡尔的“我思”，也不是康德的“先验主体”，而是绝对的，“绝对即主体的概念”_9J。主体已经不仅仅是指认识论意义上的自我或意识，而且也是一种存在样式，即一个在对抗过程中实现统一的自我发展过程，可见，黑格尔的主体概念已经真正地进入了存在论的领域。黑格尔坚决反对康德将现象与本体、主体与客体分裂的二元论，在绝对精神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黑格尔实现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但是他却将这个历史过程视为精神自我实现的过程。所以，黑格尔的主体是一个最终超越历史过程的主体，一个“纯粹的概念神话”，黑格尔哲学是一种主体性哲学扩张的极致，是一种“理性的放荡”。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也曾多次使用主体概念，但是后来他更多使用的是“现实的个人”或者“劳动者”，尤其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彻底地把“现实的个人”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这样，马克思就从根本上超越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革新。这是因为“现实的个人”就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所以，马克思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Ll0l。“现实的个人”是对传统主体概念的瓦解与颠覆，是主客同一体，这与海德格尔把人称之为“此在”所具有的意义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与传统单纯的、纯粹的主体概念区别开来，无论是“现实的个人”还是“此在”，都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是一种主客同一体，表达了人就在世界之中，人与世界共在的性质。哲学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真实内涵就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现实的个人”就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就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所以，“现实的个人”就是一个主客同一体。虽然黑格尔强烈反对康德现象与物自体、主体与客体分裂的二元对立，也在努力地解决两者的二元分裂，并且在绝对精神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主客体的统一，但是主客体的统一也是以主客二元对立为前提的，如果没有主客二元对立，又怎么会有二者的统一?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从“现实的个人”或“实践活动”出发，而“现实的个人”表明了人与世界的不可分，两者是同一的，我们不能把人仅仅当作一个纯粹的主体去看待。可见，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已经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一种主客同一的思维模式。

三、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

“思维方式的变化是根本性的变化，每一种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出现，都具有某种解放思想的作用。”_l【J哲学的产生之所以能够引起整个哲学理论观点的革命性变革，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思维方式发生了转换。哲学立足于实践的观点去理解一切哲学问题，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就成为哲学看待一切问题的逻辑原则。所以，与传统哲学相比，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实质。传统的哲学争论集中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上，这被恩格斯称之为“哲学的基本问题”。由于传统哲学不了解能够把思维和存在统一起来的现实中介，所以，近代以来唯物论与唯心论在此问题上争论不休，陷入了一种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而马克思提出的实践观点，正好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中介问题，由此也就超越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两极对立，为哲学的发展开辟了全新的理论视域，并实现了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马克思提出的实践概念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不仅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统一的中介问题，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哲学看待问题的基本观念，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过去，人们看待哲学问题只是从或者物质或者精神的单一基础出发，实践作为人的目的性活动，它的含义则是双重性的。而从物质和精神的统一关系出发，原来哲学中的许多理论观念便都需要改变。所以，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实质就是思维方式的转换，更确切地说，就是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确立。

由于传统哲学以主客二元对立为前提，所以，传统唯物论和唯心论执着于“本原”问题上的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也就造成了思维方式上的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互不相容。黑格尔认为，消解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克服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互不相容，必须诉诸于把它们统一起来的中介环节——概念的世界。虽然黑格尔所找到的中介只是一个抽象的、逻辑的中介环节，并不是一个现实的基础，但是黑格尔“本体中介化”的道路却为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整个西方哲学的革命都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马克思哲学当然也不例外。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整个西方哲学都试图找到某种扬弃自然与精神、客观与主观抽象对立的中介环节，并以这个中介环节作为统一性原理实现一种哲学范式的转换。现代西方哲学找到的中介是“语言”，马克思找到的是“实践”，马克思不仅以实践范畴去扬弃旧哲学中的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抽象对立，而且也把实践活动本身视为人与世界对立统一的根据，用实践的观点去解决全部哲学问题，这就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从对立的两极出发，并以抽象的两极对立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旧唯物论和唯心论，被“本体中介化”的现代西方哲学所取代。“本体中介化”的现代哲学，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排斥绝对确定性的追求。传统哲学从对立的两极去思考自然界与精神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把人的自然属性和精神属性抽象地对立起来，从人的两极存在去寻求人类本质。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从中介出发去思考自然界和精神的关系问题，其实质则是以人的历史活动或生存活动为中介把人的感性存在和精神活动具体地统一起来，从人的社会存在去寻求人类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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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美国教育哲学；发展脉络；学科建设

美国教育哲学是世界教育哲学中的重要分支，对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由于美国教育哲学历经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已经比较成熟，故梳理归纳美国教育哲学的发展脉络，有利于推动我国教育哲学的发展，使其更加适应教育哲学国际性与民族性相结合的时代需求。

一、美国教育哲学的萌芽

对于美国教育哲学缘起的时间，中国学界有几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教育哲学起源于美国高等教育开设的教育哲学课程，即以1832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现为纽约大学）开设“教育哲学讲座”讲授教育学的哲学基础为教育哲学的萌芽。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将《教育哲学》（Philosophy of Education）一书的出版视为美国教育哲学的萌芽。《教育哲学》是德国哲学家洛森克兰兹（J.K.F.Rosenkcranz）所著的《教育学的体系》（P？覿dagogik als System）的英译本，翻译者是美国教育家布莱克特（A.C. Brackett），译本首次出现了教育哲学这一学科名。布莱克特认为该书是对教育学的哲学反思，架构类似于哲学经典《精神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Sprit），因此完全称得上是“教育哲学”。第三种观点认为，教育哲学与教育学没有本质区别，仅是“教育学的别名”[1]，实际上就是教育学或教育原理，“教育哲学”的存在仅仅是翻译造成的误会。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以王坤庆等为代表。他们认为教育哲学真正的萌芽应以《教育哲学教程纲要》的出版为标志，因为该书首次探讨了教育哲学的学科性质并从认识论角度分析了教育本质。此外，还有人将美国教育哲学学会（Philosophy of Education Society in United States）的成立作为美国教育哲学逐步从教育学中独立出来并开始萌芽的标志。1941年2月24日，在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教育哲学家劳普（R.B.Raup）的筹备下，世界上第一个全国性和专业性的教育哲学学会在新泽西州的大西洋城成立，该学会的成立从组织上、制度上保证和促进了美国教育哲学的发展。

1904年，美国教育家霍恩（H.H.Horne）出版了《教育哲学》（Philosophy of Education）一书，提倡用实验科学的观点解释教育。1916年，杜威（J. Dewey）出版了《民主主义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运用实用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入分析了教育的本质、过程、价值和课程、教学方法等问题，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教育哲学体系。这些先驱性的探索为教育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至此，美国教育哲学有了明确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概念、范畴和原理，构建了自己的学科体系，并且已将教育哲学应用于指导教育实践。

二、美国教育哲学的发展

20世纪中期，美国中等教育和师范教育的繁荣极大促进了教育哲学的发展，并开始逐渐修正学科形成之初时存在的一些不规范之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美国一些地区开始将教育哲学定为基础教育课程，从事教育哲学学习和研究的人数也大大增加，还催生了教育哲学学会的专门学术刊物——《教育理论》（Educational Theory），进一步提升了教育哲学在学术界的地位。

但是，在进入冷战时期后，“麦卡锡主义”严重打击了学术界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一些教育哲学家因为政治原因遭到清查。为避免发生政治错误，大批美国教育哲学研究者纷纷转向对教育名词和概念的分析，美国教育哲学开始进入分析教育哲学时期。这一时期，大量教育哲学研究都是关于教育哲学必要性和哲学性问题的讨论，主要是阐释教育哲学的概念以及进行语义分析。美国著名教育家谢夫勒（I. Scheffler）就是分析教育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哲学分析的主要任务是对基本概念和论证方法的澄清”[2]，也就是将分析哲学的方法应用于教育理论，通过对概念、命题的分析来认识教育问题的本质并改革教育实践中陈旧的、不合理的现象。从1960年开始，谢夫勒先后出版了《教育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Education）、《知识的条件——教育认识论导论》（Condition of Knowledge：An Introduction to Epistemology and Education）、《理性与教学》（Reason and Teaching）、《走向分析教育哲学》（Toward an Analytic Philosophy of Education），讨论并深入分析了教育学中一些重要的概念和命题，将形式化的纯分析引入教育哲学，希望通过规范字、词、句的意义和使用，指导并精确分析有关教育政策的辩论。分析教育哲学的兴起解决了传统教育哲学由于概念和语言使用的混乱而造成的思维混乱和理论混乱等问题，纠正了传统教育哲学脱离实际的不良倾向，将教育哲学的语言从玄虚的、思辨的哲学术语拉回到一般课堂教学和教育实践中所使用的语言，促使教育哲学向科学化和实践化前进了一大步。

然而，由于分析教育哲学过分拘泥于语言分析，其逐渐沦为一种形而上学的语言大杂烩，纠结于概念、短语的争论而不以教育哲学研究为最终目的，忽略了对教育实践的指导，舍本求末。再加上分析哲学将日常语言作为辩论充分与否的依据，这本身就是一种在方法论上的“非理性”，使得分析教育哲学没能提供一种普遍适用于不同历史、文化、语言背景下的判断程序。将不同话语体系下的日常语言作为衡量正确与否标准，不仅不可能得出统一结论，平息各个流派之间的争端，还会导致分析过程中价值和道德因素的缺失。分析教育哲学的初衷是通过确定概念在日常语言中的共同意义，为教育实践提供一个共同的基础，但是概念分析中往往是忽略价值和道德因素的。价值、道德的缺失和教育的道德属性无疑是一个悖论，分析教育哲学取消了价值，实际就是取消了教育，这为美国分析教育哲学后来的衰落埋下了种子。

三、美国教育哲学的现状

随着美国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教育改革，2000年前后，世界教育哲学界亦呈现多种流派共同发展的繁荣景象，除了要素主义、永恒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等新传统主义教育哲学以及结构主义、存在主义和分析教育哲学等教育哲学流派外，新兴的批判理论的教育哲学、解构主义教育哲学、人本化教育、公共教育哲学和后现代主义教育哲学亦蓬勃发展。在当代美国教育哲学界中，各个教育哲学思潮相互影响、共同繁荣，其中，后现代主义教育哲学和公共教育哲学产生的影响较为广泛。

后现代主义教育哲学代表人物、美国课程理论专家多尔（W.E. Doll）提出了“四R理论”：丰富性（Richness）、回归性（Recursion）、关联性（Relations）和严密性（Rigor），强调从学生的学习心理和认知过程入手培养其学习能力，主张消除学科之间的界限、进行学科整合，不在课程理论上区分主题或为学科设限，新的教育课程理论应该是包容各种人文学科及人类知识的文化课程。吉诺斯（H.A.Giroux）也认为，现代主义形成的知识界限及其观点在后现代教育中都应该被打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文化工作者、学者、实践家来共同实现教育的目的——造就具有批判能力的公民，建设一个以生态为本的、民主的教育哲学，并传授给学生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经验，帮助公民参与社会讨论，建设一个与自然环境和睦相处的社会文化环境。[3]

同一时期，以索尔蒂斯（J.F.Soltis）为代表人物的公共教育哲学则更加关注教育实践。索尔蒂斯在1982年召开的教育哲学年会上号召，将非职业教育哲学家却从事教育哲学工作的教育工作者、学者纳入教育哲学界，“更广泛和更综合”地理解教育哲学[4]。除了扩大教育哲学知识共同体外，索尔蒂斯还鼓励教育哲学家用通俗易懂的公众语言代替晦涩的哲学行话，形成“公共的教育哲学”[5]。他认为，公共教育哲学家有三个任务：一是要面向公众，将自己的教育哲学观点通过各种媒介推广到大众中去，努力传播教育哲学理论；二是要为教育政策的制订提供理论依据，进而实现教育哲学对教育实践的指导；三是剔除那些过时、错误的教育主张，阐释教育的价值和目的，形成公众意识形态。这些观点使得教育哲学的实践性大大增强，变得更加关注教育实践和教育机构的建设，也为美国教育哲学走上国际教育哲学论坛奠定了基础。

四、美国教育哲学

对中国教育哲学发展和完善的启示

从美国教育哲学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首先，要继续加强教育哲学区域研究，借鉴美国已经相对成熟的教育哲学思想，深入分析和比较现象背后的原因和影响因素，推动我国教育哲学学科体系建设。需要指出的是，借鉴不是简单的移植，在借鉴的同时，我国教育哲学研究理念必须不断更新，不断扩展研究领域，并且根据我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现状，辩证地鉴别、吸收，以实现教育哲学思想的本土化。

其次，我国教育哲学的发展应“跳出专业化”[6]，进一步充实和扩大教育哲学知识共同体，搭建教育哲学和教育实践之间的桥梁。这一方面需要充分发挥专业教育哲学家在敏锐的观察力、深刻的洞察力和长远的预见力等方面的优势，在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反思教育哲学的发展；另一方面需要更好调动学者、官员、学生、教师等社会各方教育主体参与和支持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学术团体的作用，增强教育哲学辐射范围，推动我国教育哲学向深层次整合与分析的方向健康发展。

最后，我国教育哲学界应保持开放的心态，扩大国际交流，与国际接轨。这就需要我国教育哲学家以开阔的胸怀面对多种教育哲学取向或思潮，树立整合的、多元的研究视角，直面教育过程中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对教育哲学的影响与冲击。同时，我们还要敢于竞争，在竞争中挖掘我国教育哲学的民族性和针对性，推进我国教育哲学学科自身建设。

参考文献：

[1]王坤庆.现代教育哲学[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4.

[2]单中惠.当代欧美十大教育思潮述评[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1997（2）：48，49.

[3]魏玲，赵卫平.试论吉罗克斯的后现代教育观——激进教育中的边界教育学[J].外国教育研究，2006（5）：12.

[4]索尔蒂斯.论教育哲学的前景[J].国外社会科学，198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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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哲学基本问题争论的回顾与反思

从“全球化”和“当代世界的哲学”或“世界性的一般哲学”的理论视域出发,完成对“何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追思,首先涉及到对“何为哲学问题”的追问,而对“何为哲学问题”的追问,又必然导致对“何为哲学”的追问。然而,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对于“什么是哲学”的问题,却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不管原因何在,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它都是以本原、本体性的思维方式对宇宙人生的终极价值和终极意义的追问和思考。因此,就其本原意义而言,哲学代表的是一种人所特有的对自身生存根基和生命意义的永不停息的反思和探究活动,通过这种反思和探索,不断提升人的自我意识和生存自觉,是哲学的根本使命[2](P5-7)。那么,何为哲学问题?或者说,什么样的问题才是哲学问题?这是我们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从目前的讨论来看,主要有两种大体相近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哲学问题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哲学研究的对象和主题,二是指哲学家用于哲学研究的方式和范式问题。如果说前者是哲学研究必须面对的社会实践问题、生存和发展问题及其价值和意义问题的话,那么,后者则是哲学自身发展的问题[3](P4-9)。一种观点认为,凡是被哲学家以哲学的方式来讨论的问题才能叫哲学问题,或者某些能够被提升到哲学层面加以探讨的问题才叫哲学问题。所谓哲学层面的问题,即以极致性、超越性的方式关注的关于人的终极问题:人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问题,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终极关怀、终极价值问题。如果说极致性与超越性是哲学思维最根本的特性,那么,这种极致性与超越性则无疑是对生活世界中的现实问题的超越。既然哲学问题是对生活世界中的现实问题的超越,就不能离开现实生活世界中的现实问题关注和思考;既然哲学问题的提出是在极致性和超越性的意义上提出和展开的,就不能忽视哲学问题的普遍性和根本性;既然哲学问题表达着人的内在心灵世界与外部世界的积极互动,就不能忽视哲学问题的体验性和时代性;既然哲学问题的核心问题是对终极价值和意义的追求,那么就不能忽视它的多样性和特殊性[4](P40-44)。

那么,何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众所周知,“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提出的一个具有重大方法论意义的哲学命题和分析工具。他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基本问题“根源于蒙昧时代愚昧无知的观念”,“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的作用”,“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5](P223-224)那么,对此究竟应当作何理解?换句话说,从纷繁复杂、千头万绪的哲学问题中只找出其中的一个问题并把它说成是“基本问题”,这样做的根据充分吗?这个提法的出现是否具有某种偶然性?对此,学术界自有不同的看法,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相互联系的问题的理解上。

第一,何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此而言,主要有三种大同小异的理解和解释:一种观点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那种规定着哲学的研究范围和主题,决定着哲学作为人类精神的最高形式,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客观地存在于哲学史发展的全过程,客观地表现在哲学其它问题的方方面面、与哲学永恒并存的问题;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贯穿于哲学过程的始终,标志着哲学理论的特殊性,表现着哲学这种意识和理论特有的认识方式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哲学基本问题不是每个哲学学说的前提和基础,而是每一哲学学说、每一哲学问题所涉及到的基本关系,是其它哲学问题的最终的指向。哲学基本问题就是“基本的哲学问题”:当我们试图解决在人类的求知活动或评价活动中出现的、对一定的知识体系或价值观念体系得以成立的基本信念前提能否成立及如何成立进行追问而提出有待解决的矛盾、疑难的时候,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前提性问题即用来解决该矛盾、疑难的解释原则自身能否成立及如何成立的问题。

第二,既然哲学是个体的,哲学问题是特殊的和多样的,那么,究竟有没有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哲学基本问题?换句话说,“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不是具有普遍性的哲学的基本问题?恩格斯所说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究竟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还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所谓“全部哲学”,究竟是指欧洲近代哲学,还是指整个欧洲哲学,抑或是指整个的人类哲学。对此,学术界亦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依然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划分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标准。一种观点认为,恩格斯所说的“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指欧洲近代哲学,至多是指欧州哲学的基本问题,至少它不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与此相近的一种观点认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不仅不能囊括整个哲学史,也很难说是哲学史的主要内容。一种观点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否构成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关键要弄清楚“意识”在哲学中所处的“本体论”地位。首先,“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否构成“哲学的基本问题”,取决于该哲学对“意识”的“本体论”地位是否有承诺。只要一种哲学对“意识”的“本体论”地位有承诺,就一定无法回避“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反之,如果一种哲学并不承认“意识”的“本体论”的存在,那么“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不是该“哲学的基本问题”。其次,即便对于“意识”有“本体论”承诺的哲学来说,由于对“意识”的“本体论”承诺不同,“哲学基本问题”不仅在不同的哲学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具有不同的性质。如对于唯心主义哲学和二元论哲学来说,哲学基本问题就是作为实体的高贵精神与作为表象的粗俗之物质之间的关系问题[6](P55-59)。也有观点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但应当包括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亦有观点认为,哲学基本问题不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理性和信仰的关系问题。另外,还有观点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应该是人对世界的关系问题,人对世界的态度问题,也就是“在世结构”问题。所谓“在世结构”问题,也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即天人关系问题[7](P37)。

第三,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论域,即适应范围问题。就此而言,大体有四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只反映了哲学上的“知识论”模式,是哲学的一种特殊的类型———知识论哲学的基本问题。所谓哲学基本问题不是对应于哲学而言的,而是对应于具体的哲学类型而言的,有一种哲学类型,就有一个基本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恩格斯提出哲学基本问题的角度并不是某种具体的类型,而是“全部哲学”。我们在寻求和确定“哲学基本问题”时,必须保持“全部哲学”的视野,而不应当局限于个别类型。既然哲学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同类型,那就应当进一步分析“类型”与“全部哲学”的关系,思考哪一种“类型”的哲学及其“基本问题”更能体现哲学的本真精神,由此进一步确定哪一种“类型”的哲学的“基本问题”具有更普遍、更一般也更深刻的意义,从而可能上升为一般“哲学”的“基本问题”。有论者还指出,恩格斯讲哲学基本问题是从西方哲学史中总结出来的,是否也适应于中国哲学史呢?这个问题需要深入地考察。中国古代哲学所用的概念范畴与西方不同,没有人像黑格尔一样采用“思维与存在”这个表达方式,但中国古代哲学确实也有自己的基本问题或最高问题[8](P37)。一种观点认为,思维对存在、主体对客体的关系问题,就其充分明确的形式而言,只是西方近代哲学的问题。如果硬用唯心论与唯物论来套中国传统哲学和希腊哲学以及西方当代哲学的一切思想流派,也是显然不合适的[9](P37)。

第四,关于思维和存在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意义域”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在以往曾被认为是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最基本也最主要的任务和方法。这种看法和做法给我们的哲学研究工作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和危害。今天,在从这些经历中总结经验教训时,有必要从“意义域”的角度去认识它,以免简单地抛弃它。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只应当应用于对涉及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哲学观点的分析,超出此范围它就失去了原本的科学意义[10](P3-7)。也有观点认为,我们过去一讲到这个问题,毫无疑问地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似乎这是哲学的天经地义。于是我们就得从中国哲学中去莫须有地挖掘“思维”与“存在”是怎样对立,对立以后又怎样统一的那种关系。其实这只是一种误解。我们从哲学发展的全部历史来看,哲学研究的问题很多,哲学的对象在不断变化,哲学主题也在不断转移。我们只能说,哲学思考的问题总是与人、人的生存状态、人的本性追求、人的生活意义等等相关联,至于它以什么为主题,并没有先验性的规定,而是要由人的具体生存条件和历史发展状态决定的。

这是属于哲学这种理论特有的性质,在这点上,哲学与其他所有学科都不同。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就应该从中国的具体历史情况和特有的文化形态出发,按照中国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中国的哲学传统,这样才能真正把握中国哲学的精神,理解中国哲学理论的特有价值。正是基于上面的简单回顾,我们的看法或结论是:(1)哲学基本问题以现实中的哲学问题为基础,其所遭遇的问题不同、论域不同,其基本问题不同。(2)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定阶段所面临的实践问题不同、哲学问题不同,解决的方式不同,其哲学的基本问题不同。(3)同一历史阶段上的哲学“类型”不同,范式不同,其基本问题不同。(4)一种哲学“类型”或“范式”已经形成,其中所蕴涵的哲学基本问题则具有基本的精神定向作用和相对的稳定性。(5)哲学基本问题不是每个哲学学说的前提和基础,而是每一哲学学说、每一哲学问题所涉及到的基本关系,是其它哲学问题最终的指向。尽管哲学基本问题不是哲学家必须先在地回答的问题,而是哲学史家事后概括与总结出来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换句话说,哲学基本问题之所以能够成为每一哲学学说、每一哲学问题所涉及到的基本关系和最终的指向,就是因为任何哲学都是对自己时代问题的回应,其所面对问题的共同性正构成了一些哲学问题的基本性。而这也正是哲学基本问题之所以存在的内在根据。(6)“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但不是所有哲学或“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7)尽管人们对恩格斯关于“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著名论断有各种各样的质疑和理解,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大家都并不否认“哲学基本问题”的存在及其方法论意义。那么,究竟什么是具有普遍性或普遍适用性的“哲学的基本问题”呢?这恰恰也正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和重点研究的问题。

二、哲学基本问题的当代诠释

从“全球化”和“当代世界的哲学”或“世界性的一般哲学”的理论视域来看,我们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之所以能够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首先是因为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以人的生命活动或生命存在为基点,以其对人自身存在的意义的无限追寻为旨归,不仅集中体现了人之为人的生命本性,而且集中反映了哲学之为哲学的反思特性和生命精神。其次,就是因为它不仅涉及到人的存在及其意义问题,而且涉及到事实与价值、科学与人文、现象性生活与超越性理想的关系问题。其三,就是因为它从根本上实现了对单纯的“本体论哲学”和单纯的“意识哲学”的理性超越,不仅充分体现了人与世界的多重关系,而且充分彰显了哲学作为哲学的价值和功能,因而也是每一哲学都必须直接或间接涉及到的最为基本的哲学问题。

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人,所以,哲学又被称为“人学”。哲学关于人的研究以人的存在的终极价值和终极意义的无限追寻为旨归,所以又被称为“意义”之学、“境界”之学或“智慧”之学。哲学研究的人是作为主体的人。主体是人,但人并不都是主体。人作为主体以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为前提。正是由于人的“自我意识”的存在和觉醒,从而使人不仅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而且能够将自己与周围世界的事物区别来,并与自己周围世界的事物形成一种现实的存在关系、认识关系、价值关系、实践关系、交往关系,等等。人与世界的这种关系表明,人不仅内在于这个世界,而且参与了这个世界的大化流行。也正是在这种“参与”中人不仅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而且使人成为了作为主体的人或真正意义上的人[11](P44-48)。但问题是,什么样的人才是作为主体的人或真正意义上的人?如何才能使人成为作为主体的人或真正意义上的人?可以说,这既是哲学作为哲学的神圣使命,也是哲学作为哲学的主要功能。

从形而上学的层面看,作为主体的人,既与本然的存在相对,但同时又是存在的特定形态,作为特定的存在形态,人本身属于这个世界。与人内在于这个世界相应,人的创造活动亦参与了这个世界的演化过程。而人对存在的把握则既涉及事物的内在规定,也关联着事物对人所具有的意义;“是什么”指向事实层面的规定,“意味着什么”则以价值关系及属性为内容。存在的以上二重追问,在本体论上以事实与价值的交融为根据。“是什么”的追问要求在事实层面敞开“存在”,“意味着什么”的提问方式则从人与存在的关系上,将价值确认为存在的题中之义,正是二者的统一,赋予存在以具体而真实的品格[11](P44-48)。与“是什么”和“意味着什么”相关联,对存在的追问,同时又涉及到人的“应然”状态和人与世界关系的“应然”状态。历史地看,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建构,即主体、语言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形成,以其对“存在”的追问为起点。而对“存在”的追问以现存秩序“合理性”为基础,不仅涉及到“是什么”和“意味着什么”,而且涉及到“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如果说对“是什么”的追问,旨在“解释世界”,那么,对“应该是什么”的追问则旨在“改造世界”;而无论是“解释世界”还是“改造世界”,其实都是以人的“应然”存在为标准和尺度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存在”作为人之“在”的根据和意义,即人的存在的“应然”状态,从一开始便获得了哲学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性质和意义,于是,对作为本原、本体、意义和境界的存在之存在的无限追思,不仅构成了哲学形而上学的核心内容,而且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和超越性质的“意义世界”或“境界”。

如果说对终极存在的无限追问根源于人所特有的超越本性的话,那么从其对“人性”和人的存在的“应然”状态的理解出发,完成对终极存在或存在之存在的无限追问,则不仅将人的思维引向了形而上学的领域,而且将人的思维引向了本体论的领域。因此,这里不仅涉及到对“人性”的理解问题,而且涉及到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以及作为存在之根据的存在之存在的理解问题;不仅涉及到作为主体的人对终极存在的体认问题,而且涉及到作为主体的人对这种终极存在的语言表达问题。但问题是,语言能否完全表达人对终极存在的体认和感悟?通过语言能否完全把握人对终极存在的体认和感悟?这不仅涉及到人对终极存在的理解问题,而且也涉及到语言的本质、功能和界限的理解问题,并由此形成不同的本体论和语言观、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不同的范式和形态。从一般意义上说,语言既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也是人之所以具有超越性追求的内在根据。通过语言的发明,人不仅把自己与自己以外的事物区别开来,而且建构了一个人化的世界;通过语言的指称,人不仅认识了自己面前的现象世界,而且在现象世界之上建构了一个只属于人的本体世界或意义世界;通过语言的秩序建构,人不仅给思想以秩序,而且给世界以秩序;通过语言的演绎,人不仅建构起了一个属于人的观念世界,而且成就了人成其为人的超越本性;通过语言的表达,人不仅把自己的思想和观念物化为可以被感知的语言和文字,而且使其所承载的意义得以传承和流播。

因此,从形而上学的层面来,语言既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也是人的存在方式。“说”与“在”的内在统一,不仅赋予语言以哲学的中心的地位,而且赋予了语言以本体论的性质。语言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的表达方式,则不仅是联系主体与存在的桥梁和纽带,而且本身就是哲学形而上学之所以可能的充分必要条件。不仅人的思想和存在注定要受到语言的“纠缠”,而且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形而上学也要受到语言的纠缠。而哲学形而上学之所以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语言的纠缠,就是因为哲学形而上学所追求的“本体”和“意义”必须通过语言的表达和诠释得以澄明;就是因为它不仅直接关系到哲学形而上学的性质、范围,及其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关系问题,而且直接涉及到“可说”和“不可说”的“名言之域”和“非名言之域”及其关系这一哲学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就语言与存在的关系而言,语言既是把握存在的方式,又展现为改变世界的力量;“说”与“在”、解释世界与变革世界本质上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以敞开与变革世界为指向,语言与人的联系呈现于多重方面。作为人把握世界及“在”的方式,语言既以人自身的存在为根据,又内在于人的存在过程。以独语、对话为形式,语言不仅在“个体之维”影响着自我的存在过程及精神世界的形成,而且在“类”的层面上构成了主体间交往和共在、实践过程及生活世界的建构所以可能的前提[11](P44-48)。正因为如此,所以语言作为联系主体和存在的桥梁和纽带所蕴含的“语言问题”或“语言哲学”问题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哲学问题,最早便进入了哲学的论域,不仅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而且甚至获得了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性质和地位。而语言之所以能够最早进入了哲学的论域,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并获得了作为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性质和地位,就是因为:它既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又是人的存在方式;既是广义的存在形态,又是把握存在的形式。正是语言的这种双重品格,使语言从一开始便与人和存在形成了本源性的联系。而无论是古希腊哲学家关于“逻各斯”的讨论,还是先秦哲学关于“道”的言说,其实都是在以不同的方式论说着一个最基本的哲学问题或哲学的基本问题:主体、语言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包括语言能否把握存在?对世界的描述与规范是否彼此分离?语言与人自身之“在”是否相关?

其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具体展开,上述问题的哲学追思,既涉及认识论、逻辑学、语言学、语用学、语义学、符号学、解释学,也指向了实践论、价值论、本体论、形而上学的领域。尽管不同的哲学家在对主体、语言和存在及其关系问题的理解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但都不能或者无法回避对主体、语言和存在及其关系问题的运用和思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既是哲学形而上学之所以可能的内在根据,也是贯穿哲学形而上学始终的本质性的内在问题。而无论是对存在作何解释,通过什么方法进入其所指示的境界:价值世界或意义世界,都必然涉及到语言的表达和理解问题;而无论是表达或理解则不仅与语言有关,而且与对作为主体的人的本性或本质的理解有关。正是从作为主体的人的本性或本质出发,通过对作为主体的人的存在的内在根据和终极意义的形上追思和语言表达,从而构建出了一个既内在于日常生活世界,又超越于日常生活世界的境界:价值世界或意义世界,从而不仅赋予哲学以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性质,而且赋予哲学形而上学以引导作为主体的人有意义的生活,使人成其为人所特有的价值和功能,而这恰恰也正是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之所以能够成为哲学的内在性的本质问题或基本问题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

而依据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或隐或显的回答,我们进而可以将哲学的基本问题归结为主体、语言和存在之间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并具体体现为两个主要的或基本的方面:其一是以三者之间的“同一性”为价值取向、致思趋向、理论和方法的方面;其一是以三者之间的“非同一性”为的价值取向、致思趋向、理论和方法的方面。如果说“同一性”者,是从作为主体的人所特有的本质属性,即“理性”和人类语言(包括名称、概念)所具有的天然的指称功能出发,主张主体、语言和存在之间的“同一性”,而趋向于作为主体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趋向于日常生活世界的秩序建构,趋向于科学,并具有本质主义或逻辑中心主义性质的话,那么,“非同一性”者,则是从作为主体的人所特有的本质属性,即“德性”,以及作为存在之存在的最高本体或终极价值的非实体性出发,认为在主体、语言和存在之间并不具有“同一性”,即在承认语言的指称功能的同时,又对语言的这种指称功能做了形而下的限定。后者在肯定作为存在之存在的最高本体和终极价值的存在及其意义的同时,又强调了作为存在之存在的最高本体和终极价值的非实体性,而更趋向于作为主体的人的生命价值的完美和日常生活价值、意义的提升,更趋向于人文、趋向于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的建构,并具有非本质主义和非逻辑中心主义的性质。所以,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的对立又统一,既是哲学作为哲学的内在根据和哲学之所以区别于科学和宗教及其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的显著特征,也是我们划分不同的哲学派别、范式和形态的基本依据。

篇6

“意识形态”是一种思想形态，他已经存在哲学思想中很长一段时间。在西方，有人说它与利益和阶级的分化同一时间被人们所关注；还有人认为现代意识形态要追溯到培根的“偶像理论”时代；但是更多的人认为现代意识形态哲学要推迟到法国大革命时期。早期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引起当时人们的特别关注，直到马克思哲学的出现才为意识形态哲学奠定了基础。现代性的哲学主要体现在理性和主体性两方面，它充斥着自我意识理念和批判精神。

对意识形态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主要是马克思和曼海姆，虽然他们都没有对意识形态的概念做出明确的解释。但是曼哈姆继承和结合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分析整理后认为，意识形态存在两种独特的可以分离的意义，并通过不同主体来划分特定意识形态观念。曼哈姆认为：“当我们对别人所提出各种观点怀疑是，它所隐含的就是有关意识形态的特定理念。不管别人用何种方式来来掩饰他的本性，都是为自己的利益为目的的。曼哈姆在<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就直接引用了马克思的“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们的意识，而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是对马克思哲学的继承和开创。

带有形而上学的现代意识哲学，由于违背了康德形而上学可能条件的忠告，在20世纪中期遭到怀疑，而且陷入相持的局面。康德主张先验主体，它将客观世界分为现象与自在之物。悬置了上帝，与笛卡尔理论主张刚好相反，这从一方面说是限制了主体的范围；两一方面将主体有借贷主体提升到真正意义的主体上来。康德哲学在总体面貌上表现为积极乐观的思想，它是理性对其自身的自信。树立了相对于现象的权威。他主张“我思”的唯我论，在当时哲学史中掀起了很大的风浪。

在批判传统和谋划科学的形而上学时康德认为形而上学不能是经验，应该用综合方法建立普遍知识体系。，他把命题确定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合法形式。但是现代意识哲学以事实材料和人类具体认识历史方面为依据来谋求形而上学理论。因而在本质上有很大的经验性。所以节学的必然选择就表现为：出发点的具体给予性逻辑地决定与综合方法对立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论体现了现代意识哲学对科学性的追求以及对自然科学的模仿，并没有认真分析内在方法及其有效性的表现形式。自然科学字本质上研究的是关于自然现象的构成规律，因而实证方法是满足他有效性的特定方法。但哲学要求的是具有整体意义的普遍知识，其论断要超越经验对象。所以从特定经验内容出发的哲学史主观独断的普遍性。着从本质上为哲学任意妄断打开了后门。前康德形而上学遭到西方哲学批判最多的就是这种推理。

在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和认识中，海德格尔把现代的主体落实到形而上学中，这在当时也具有一定的独创性。他希望克服康德所建立的意识哲学的不足。海德格尔的哲学表明它所研究的是构成主体的本体基础，是不同于康德的经验主题的。海德格尔放弃了形而上学所提出的要求，而是用一种对“此在”的生存“显现”的逻辑来进行哲学推论用非理性的实践来取性的认识。即便如此，海德格尔并没有真正得走出哲学怪圈，他只是把主体哲学的思维模式颠倒了一下，仍然在主体哲学中迷失了方向。

哲学本身要求对普遍性的追求，它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理论。即他必须从事物的普遍性出发，有自己的逻辑和规则，这样才能更好的金人哲学构建的各个环节。如果从逻辑观点看，现代意识哲学的方法论已在根本上决定了自己走偏了路。因此，现代意识哲学不可能克服后现代主义加于它的无根据、无理念、等形而上学的批判。现代意识哲学把自己推向尴尬的境地。

在西方哲学史中有一种后现代主义哲学，它是在反对现代意识哲学中形成的。从他们对峙中可以看出，现代意识哲学所主张的经验存在也恰恰是后现代主义主要批判的方向。现代意识哲学并没有否定经验存在的不确定性，而后现代主义却要以此为由把现代意识哲学逼迫出局，否定其所主张的经验存在。现代意识哲学与后现代哲学之争，当时主要体现在赫拉克利特与克拉底鲁之争。他们以“你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与“你不能一次踏进同一条河为论证命题进行辩论。这也从反面折射出现在哲学斗争的实质。

后现代主义主要反对意识的现实存在，它对哲学构成了存在合肥站的挑战，诱导哲学发现意识批判主体，是西方哲学思想历史处境的一种提示。意识批判具有一般形而上学的的特点，从他的各个观点和方法论中可以看出一是批判是形而上学的开端，并为自己规定了由纯粹反对观念直接而无独断的发现意识存在的普遍形式的任务。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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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政治教育学院 成都 610000

何 涧

摘要：哲学本质就是实践的、革命的、批判的，实践在哲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主要在于它是哲学区别于其他唯物主义的根本标志，是哲学创新的源泉，是哲学的最终归宿。明确实践在哲学中的重要地位，有助于了解哲学形成过程的科学性，从而正确地使用哲学改造客观世界，造福人类社会。

关键词：哲学; 实践; 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实践是指人们改造世界的物质性活动。我们所面对的物质世界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由此实践也分为生产实践、社会变革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规律的实践。实践具有客观物质性、主观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的特点。

一、实践是哲学区别于一切旧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标志

哲学有两大组成部分，一是辩证唯物主义，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实践的观点既揭示了辩证法这一认识论，又将彻底的唯物主义带进了人类历史社会。

1. 实践是辩证法的观点

马克思曾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到了旧唯物主义的局限，“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没有把现实... 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来理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旧唯物主义虽然承认物质是世界的本原，但仅仅把物质看做直观的客体，认为人只能消极地照镜子式地反映世界，因此它没有对人与物质世界进行积极能动的考察。这种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即静止地、孤立地、片面地看待客观世界。然而实践的存在告诉我们，人除了可以认识世界，同时还可以改造世界。改造客观世界既不否定世界的客观性，又使人的主观思维在客观世界得以实现，同时随着社会条件历史条件的不同，实践也有不同的效果，使主客观之间产生不一样的联系。实践的这些特点启示者必须用运动的、联系的以及全面的观点认识世界，也就是辩证地看待世界。

2. 实践是人类社会的观点

列宁曾经说过，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这一将唯物主义科学地对人类社会进行指导的成果，首先是对人的本质的正确阐释。当时费尔巴哈提出了“人类的各个时期仅仅由于宗教的变迁而彼此区别开来”的论断，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果断的否定。他首先从基本的生产实践领域出发，发现人在生产总是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人一直为转移的生产关系； 其次他从社会变革的实践出发，发现不同阶级之间存在统治与被统治等关系。因此他得出“就现实性来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性，而非个体的抽象性。由于社会历史条件是不断变化的，人的本质也是不断发展的，因此费尔巴哈所说的永恒不变的抽象的人并不存在。

旧唯物主义者忽略了人的实践，将人的本质与客观世界隔离开来，只承认他们各自是直观的客体，最终没有认识到人类社会就是人类实践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也没有认识到人类实践的过程就是人类历史的发展，结果自然观上的机械唯物主义就不可避免要滑进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泥潭。

而哲学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正是通过人的实践这一桥梁，说明了人类社会也是在改造客观世界中逐渐形成的，因此人类社会具有客观性。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正是以人类社会的客观性为基础，马克思之后才找到了人类社会运动的两大客观规律，以此指导新的、更高层次的社会运动的实践。

二、实践是哲学创新的源泉和最终的归宿

实践是哲学创新的源泉主要在于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原因在于，人们通过实践发现客观世界不一样的侧面和特点，结合这些特点，人们又在客观世界中找到其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作用区域而呈现出的规律，因此人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认识——也不断产生和发展。马克思也说过“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 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这一论断充分说明了只有在实践中我们才能充分地认识和发展真理。原理在于，认识是人的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能动的反映，这种反映的正确与否，是以被反映的客观世界为标准的，而实主观认识与客观世界是否相适应必须通过实践过程和效果显现出来。这种原理的意义在于， 世界的客观性是永恒的，只要人还存在一天，人的实践对于现实的改造也是永无止境的，坚持实践的观点才不会局限在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之中，由此形成的认识才能不断获得创新和发展。

实践是哲学的最终归宿主要在于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也就是说，实践是哲学的最终目的。至此，马克思哲学从实践中来，最终又要运用到实践中去。实践充分地证明了哲学最根本的性质，那就是实践性、革命性和批判性。与费尔巴哈将理论看作人类真正活动的错误观点不同，哲学以它极强的革命战斗性，摆脱了过往哲学玄而又玄的脱离实际，极大地促进的客观世界的发展。也因为实践，马克主义哲学指引了全世界许多无产阶级的运动，是勇者的哲学。

三、结语

关于实践的观点贯穿哲学诞生、发展、应用的始终，是哲学最宝贵的精华，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哲学的科学性，更有利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形成知行统一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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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体验哲学是一个全新的哲学理论,其主要观点可概括为3条基本原则: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思维的隐喻性。体验哲学是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对传统哲学观的颠覆,它对一系列语言哲学问题做出了极具说服力的阐释。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 体验哲学 结构主义语言学 转换生成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认知语言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和欧洲兴起的新的语言学科,是认知科学和语言学结合的产物。作为一种全新的语言研究范式,认知语言学对传统语言学理论提出了新的、富有挑战性的观点。哲学是语言学的基石和摇篮,任何语言学流派都有其哲学渊源。认知语言学的认知取向、解释取向、语义取向和共性取向,使它具有不同于传统语言学的强大魅力,这些都首先源于其在哲学观上的突破。那么,作为当今语言学界的领军学科,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它对传统语言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哪些创新性的观点?认知语言学的语言观与西方主流语言学学派的语言观有何差异?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做一尝试性探讨。

一 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体验哲学

在西方哲学研究中,一直贯穿着感性与理性、经验主义与唯理主义的争论,这些对立的观点以不同的形式反映在语言研究中,也反映在语言研究两种对立的研究方法上:一种是通过可观察到的语言用法,从外部对语言进行研究;另一种是把语言看作人的天赋才能的一部分,看作人类理性的表现,从人类心智内部研究语言。

认知语言学是以身体经验为基础来研究人类的心智和认知,既具有经验主义的成分,又具有理性主义的成分。1999年,美国语言哲学家Lakoff和Johnson出版了《体验哲学――基于身体的心智及对西方思想的挑战》一书,批判了在西方流行了多年的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的传统哲学观,如客观主义、形式主义、二元论、天赋论等,创立了一个全新的哲学理论――体验哲学,并明确声明体验哲学是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

体验哲学主要包括3条基本原则: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思维的隐喻性。

1 心智的体验性

心智的体验性认为,我们的范畴、概念、推理和心智,并不是外部现实客观的、镜像的反映,而是由我们的身体经验所形成的。我们大部分推理的最基本形式,依赖于空间关系概念,人的身体、大脑与环境的互动,提供了日常推理的认知基础。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祖先从认识空间和自己开始认识世界,因此空间概念和身体部位是我们形成若干抽象概念的两个主要基础,它们成为人类原始思维的出发点,也是人类最重要的隐喻源。人们在经验和行为中形成了概念和范畴,语义与此同时形成。这就形成了认知语言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在语言和现实之间存在认知和概念这一中间层次,如果不依靠认知结构和范畴知识,就无法接近现实。因此,反映在语言中的现实结构,是人类心智的产物,而人类心智又是身体经验的产物。

2 认知的无意识性

认知的无意识性,是指对我们心智中的所思所想没有直觉的知觉。大脑中的大多数思维活动无法直接知道,试图通过哲学思辨达及人类思维与理解的深处只是一种幻想,有意识的思维只是思维冰山之巅而已。绝大多数的思维是在表层意识之下进行的,人类所有的知识和信念都主要存在于认知无意识的概念系统架构之中,人类的范畴根据原型进行概念化和推理,但不为我们所意识。这种无意识性决定了全部知觉的思维结构。传统英美分析哲学认为,所有思维都是有意识的,通过先于经验的反思就能完全知晓。体验哲学认为这办不到。

3 思维的隐喻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隐喻不是概念性的,而仅仅是词语的非常规性用法。传统的分析哲学也认为概念都是非隐喻性的,可通过弗雷格的系统意义(sense)来确立,或通过抽象符号与独立于心智的世界之间纯粹的、客观的关系来确定,而思维的隐喻观对这一传统哲学观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判。Lakoff和Johnson认为,隐喻的基本作用是从始源域将推理类型影射到目的域,大部分抽象概念是隐喻性的。隐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语言、思维以及哲学中无处不在,不用隐喻来思考经验和推理是很难想象的。隐喻是人类所有思维的特征,普遍存在于全世界的文化和语言之中。隐喻推理使得大部分抽象思维成为可能,哲学也是基于隐喻的。“没有隐喻,哲学家就不可能进行深奥的推理;或者说,没有隐喻就没有哲学。

二 基于体验哲学的认知语言观

认知语言学在对大量语言现象,特别是对隐喻语言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对一些传统的语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再认识,提出了新的见解。

1 语言与客观世界的关系

传统的观点认为,语言符号与客观世界之间是由大脑中的概念相连接,而概念的作用只是一种连接纽带,语言符号与客观世界有对应的关系。认知语言观承认客观世界的现实性及对语言形成的本源作用,但更强调人的认知的参与作用,认为语言不能直接反映客观世界,而是有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介于其间。

2 语言的任意性与象似性

关于语言中形式与意义之间是否存在理据性,争论已久。自索绪尔于1916年发表《普通语言学教程》以来,“任意性”被看作是语言的特性之一。后来的结构主义和乔姆斯基的理论将任意性观念推到了极致,认为不仅单个符号所指和能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其排列组合构成的语言结构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也是任意的。认知语言学对语言的任意性提出了质疑,认为语言的共性说明语言不可能完全是任意创造的,而是受认知环境(包括人的生理环境、认知能力等)和社会环境的制约。尽管语言符号在基本范畴等级上(在不可分析为更小单位的词素上)有一定的任意性,或者有些已经丧失了理据,但是在词、短语或句子层次上,是有动因、有理据的。但其动因和理据不在于语言形式直接反映外部世界的事物,而在于反映人对世界的认知方式,语言形式相对于人的认知结构来说不是任意的。符号与其所表达的意义之间普遍存在着象似性(iconicity)现象。在认知语言学家看来,体现语言结构与人的经验结构照应关系的象似性,要大于语言的任意性。

3 范畴与概念

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传统范畴理论认为,范畴是由客观事物的基本特征决定的,特征是二元的,范畴之间有明确的边界,同一范畴内的成员地位相等。按照传统范畴理论,范畴化是纯粹客观的过程,与范畴化的主体无关。体验哲学认为,范畴、概念主要是人类基于体验之上,经过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形成的。Lakoff曾说“了解我们是如何划分范畴的是理解我们如何思维和行动的核心问题,自然也是理解什么使我们成为人的核心问题”。在范畴化的基础上人类才具有了形成概念的能力,才有了语言符号的意义。范畴的建立使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入,并使人们的知识和经验不断趋于条理化、系统化。范畴的划分是经过认知处理的结果,按照认知语言学的观点。范畴是围绕一个原型(prototype)构成的,原型作为范畴核心的图式化的心理表征,是人们对世界进行范畴化的认知参照点。

三 认知语言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及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关系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心理学基础是行为主义,哲学基础是流行于当时知识界的英美分析哲学(主要是唯物主义经验论和逻辑实证主义)。以乔姆斯基为首的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心理学基础是心智主义,哲学基础是基于笛卡儿哲学(主要是二元论、天赋论)和形式主义哲学之上的混合哲学。在《体验哲学》一书中,Lakoff 和Johnson是把二者都归结为客观主义认知观而加以批判的。确实,跟体验哲学注重“体验”、注重“主、客体的结合”比较起来,英美分析哲学和笛卡儿哲学都割裂了感知和理性的联系,都把主体和客体相分离。这种哲学观上的对立,反映在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上,主要有以下一些表现:

1 与客观主义“主、客体相分离”的哲学观相对应,在对语言的根本看法上,结构主义语言学与转换生成语言学都持有如下基本观点:(1)语言是一个具有完全自主性的自足系统,可以作为一种算法系统来描述,并且其描述不必考虑更为广泛的认知问题;(2)语法尤其是句法不同于词汇和语义,它是独立的语言结构,可以作为自治的体系来描述。语法结构独立性的理由是:语法范畴以形式特征为基础,而不是以语义特征为基础。说话人只要以语法结构为基础就可以对是否合乎规范做出判断,不必考虑语义;(3)如果语义属于语言分析的范围,也只能是用以真值条件为基础的形式逻辑来描述。其理由是:语义学和语用学(语言知识和语言外的知识)可以做出原则上的区别,语义结构完全是组合式的,隐喻和语义引申之类的现象不属于语言描写的范围。

2 与体验哲学“主、客体相结合”的哲学观相对应,在对语言的根本看法上,认知语言学持有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相对的观点。主要表现在:(1)语言能力是人的一般认知能力的一部分,故语言不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其描写必须参照认知过程;(2)语言结构与人类的概念知识、身体经验以及话语的功能有关,并以它们为理据;(3)句法不是一个自足的组成部分,而是与语义、词汇密不可分,即词汇、形态和句法形成一个符号单位的连续统;(4)语义不只是客观的真值条件,还与人的主观认识息息相关。用以真值条件为基础的形式语义学来分析词语的意义是不充分的,其原因有二:一是语义结构的描写与无限的知识系统有关;二是语义结构不但反映了所观察到的情景内容,而且也反映了这个内容是怎样建构和解释的。

可见,不同的哲学基础决定了不同语言学派对语言一些根本问题的看法。正是在“主、客体相结合”的体验哲学观的指导下,认知语言学才通过深刻的反思和再认识,对一些传统的语言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

当然,认知语言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虽然在对语言的根本看法上存在较大分歧,但它们也不是毫无共同之处。其实,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都是重“感性”、重“经验”的,在语言的研究思路上,二者表现出一定的共同倾向,即它们都着眼于通过可观察到的语言用法从外部对语言进行研究。至于认知语言学与转换生成语言学,由于它们都坚持心智主义,反对“物理主义――行为主义”的语言观,在语言研究上就表现出更多的共性。

四 结语

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体验哲学是在批判客观主义和唯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既承认客观世界对认知的第一性作用,也重视人的主观认知机制在范畴化、概念化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功能,认为范畴、概念、推理等心智活动不能独立于客观世界,但也绝对不是对客观世界的简单镜像反映。体验哲学对语言、思维、现实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见解,对范畴、概念、任意性等一系列与语言哲学有关的问题也做出了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注:本文系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社会科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成分’概念在语义研究中的应用”(2008B07)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王寅:《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体验哲学》,《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2期。

[2] 刘正光:《认知语言学的哲学观――认知无意识、体验心智与隐喻思维》,《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 3期。

[3] Lakoff,G.& M.Johnson.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M].New York:Basic Books,1999:543.

[4] 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5] Lakoff,G.Women,Fire,and Dangerous Things: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M].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6.

篇9

直到2008年，武汉科技大学曹诗图教授经过多年的学术积累，出版了《旅游哲学引论》一书，填补了国内旅游学研究学术专着的空白。该书首次对旅游哲学的概念、学科目标、研究对象、学科意义、研究方法等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思考，初步构建起了旅游哲学的理论体系。该书出版后不久，学界便有多篇书评发表，大多给予积极评价。其中，有学者认为该书“将旅游学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旅游研究学术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也有学者在肯定该书“开创性和建设性”意义的基础上，认为该书未能很好构建起“以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为主体的旅游哲学体系”，并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应该说，作为国内第一部旅游哲学研究专着，《旅游哲学引论》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对推动我国旅游哲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着者苦心孤诣、筚路蓝缕之功亦为学界所认同。但学界同时也认识到，旅游哲学研究和理论体系的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和更加深人地探讨。

正是抱着对学术孜孜以求、认真负责的态度，曹诗图教授继续扎根旅游哲学研究领域不断探索，近年来又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其中，由学苑出版社在2013年出版的《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一书便是其中的集大成者。着名学者、世界休闲科学院资深院士马惠娣女士为该书撰写序言，对该书的学术水平和研究价值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个层面的工作恰恰是近30年中国旅游研究最为缺失的东西。能做这样的研究，自然是旅游学界的一桩幸事……希望这部着作能为变革人的旅游观念、旅游行为、旅游目的而推波助力；希望借机让政策制定者、规划设计者、教书育人者、业界经营者、学术研究者、职能管理者有些发反思与批判”。

该书分为7章，共28万余言。第1章“绪论”提纲挈领，统领全书，在评述国内旅游哲学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着重介绍了全书的逻辑思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基本观点。第2章“旅游本体论”是全书的重中之重，作者从旅游哲学的元概念和逻辑起点-一…旅游的概念一一人手，深人探讨了旅游的本质，提出了“旅游是人们以消遣、审美、求知等为主要目的，利用余暇到日常生活和工作环境之外的地方的旅行、游览和逗留的各种身心自由的体验”、“异地身心自由体验是旅游的本质”等重要观点。第3章“旅游价值论”全面分析了旅游所具有的文化功能、美育功能、认知功能、经济功能、德育功能、康体功能、成人成才功能、再生产功能、社会功能等，并从旅游与人、旅游与社会的角度深人分析了旅游的内在价值。第4章“旅游伦理论”分析了不同旅游利益相关者应该遵守的伦理道德与旅游道德，指出了旅游伦理建设的路径。第5章“旅游批判论”引人哲学中的“异化”概念，对国内存在的旅游异化现象进行了“反思与批判”。第6章“旅游矛盾论”提出了“旅游现象是一个矛盾复合体”的观点，指出了旅游现象中的诸多矛盾表象，并对旅游矛盾产生的原因及化解之道进行了分析。第7章“旅游认识论”以哲学的思维方式来分析和解决旅游领域的认识与实践问题，构建起了旅游研究的哲学认识论框架。纵览全书，“旅游本体论”、“旅游价值论”和“旅游认识论”三章是该书的重点，所占篇幅最大，论述也最为充分。

《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以旅游概念为逻辑起点，重新构建了旅游哲学的理论体系。构建旅游哲学理论体系是开展旅游哲学研究最为核心和重要的工作，“关乎整个旅游哲学的系统性和科学性”W。然而，由于学界的旅游哲学研究严重不足，国内外几无可以参照和借鉴的成果，因此按照怎样的逻辑思路和模块来建构旅游哲学理论体系，成为旅游哲学研究的一个全新学术命题。在第一章“导论”中，作者开宗明义，明确提出了“以哲学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旅游概念为逻辑起点，以旅游本质为核心，以旅游的现实问题为研究内容，将旅游学与哲学、社会学、文化学、伦理学、美学等学科有机结合，从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等哲学领域”，系统研究旅游本质等旅游学基本问题，以此来构建旅游哲学体系的逻辑思路(见图1)。

鉴于作者先前出版的《旅游哲学引论》一书所构建的、按8个模块展开的旅游哲学理论体系“有些欠严谨，某些内容安排欠妥当”w,该书对原有的旅游哲学理论体系的“纲”和“目”都进行了较大调整。作者按照“旅游本体论”、“旅游价值论”、“旅游伦理论”、“旅游批判论”、“旅游矛盾论”、“旅游认识论”等6个模块，重新构建起了以“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为基础框架的旅游哲学理论体系。在该书中，作者将《旅游哲学引论》一书中的“旅游本体论”与“旅游本质论”归并为“旅游本体论”。旅游本体论的研究内容回归到旅游哲学的根基--旅游的概念与本质，避免了以前“用价值论的理解代替了本体论的理解”等问题，更加符合哲学意义上“本体论”的内涵。原来的“旅游实践论”和“旅游方法论”归并到“旅游认识论”。还有各个模块的研究内容也经过了较大幅度的删减、补充和调整。经过重新设计后，该书所确立的旅游哲学体系，既合乎了传统哲学的基本框架，又保留了原有理论框架的特色。新的理论体系更加严谨，内容安排也更趋合理。当然，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该理论体系“并不意味着这是哲学视野旅游研究或旅游哲学研究应有的理论框架，或不能简单理解为旅游哲学体系含有这六个相等或并列的层级内容”。该理论体系仅是作者旅游哲学研究的理论探索，为一家之言。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尤其是理论与观点的创新。研究者要创新理论、观点，不能依靠主观臆断，而应该具备“问题意识”等学术素养、丰富的研究经验以及深厚的学术功力，“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经过一系列严谨的学术过程，才能提出经得起学术检验、令人信服的理论与观点。《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包括《旅游哲学引论》）中的一些观点，如作者关于旅游的定义、旅游的本质、旅游的功能、旅游的异化、“旅游亟需从哲学的视角和高度进行研究”等，已经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在学界广泛传播，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反响。在《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中，作者又提出了旅游概念的“圈层理论”、旅游本质的“樊笼理论”、旅游结构的“冰山学说”以及旅游层次或境界的“金字塔理论”。这些理论是作者经过长期思考后，对旅游现象和本质的高度概括，仔细品味，意蕴深远。在观点创新方面,该书将旅游的本质由旅游者的“异地愉悦体验”提升到了旅游者的“异地身心自由体验”的高度，更加切入 旅游本质，颇具海德格尔关于“人诗意地栖居”的哲学韵味。还有该书从文化、美育、认知、德育、康体等多角度对旅游功能的论述，极大地丰富了旅游功能研究。如果用该书所提出的旅游多功能观点去反观国内对旅游经济功能的顶礼膜拜现象，我们很容易发现，仅从经济角度解释旅游功能的做法是何等的狭隘与短浅。又如，作者在论述“旅游与人的精神世界”中，提出“旅游真正价值则在于充盈并提升人的精神世界”的观点，联系到作者还将旅游研究纳人到“人学”的范畴去认知并实践，这说明作者真正洞悉了旅游活动之于旅游主体的最高价值（马惠娣在该书“序言”中对作者关于旅游哲学研究的核心思想“旅游是人的自由境界”这一观点颇为欣赏)。这些观点将会对我国的旅游研究与实践起到警醒的作用，彰显了旅游哲学研究作为“警示平台”的意义。

《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彰显了哲学研究所秉持的“质疑、反思与批判”的学术态度，并将其一以贯之。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旅游哲学对旅游的一切问题都要追本溯源、寻根究底，作一番反省性或前瞻性的思考；它在别人从未发现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对人们通常未加省察和批判就加以接受的一切成见、常识等进行批判性的省察、质疑它的合理性和存在权力”作者在研究中很好地坚持了这种“质疑、反思与批判”的学术态度，在某些章节展现得尤为淋漓尽致。最明显的例子便是第五章“旅游批判论”。作者直面我国旅游领域的异化现象，提出了旅游异化的概念，分析旅游异化的表现并进行反思与批判，构建起了旅游异化研究的分析框架。异化现象广泛存在于旅游的学术研究、发展模式、思想观念、消费者意识和行为、消费环境等各个领域，旅游异化研究正是对“背离旅游本质和旅游业发展初衷”现象的批评与反思。这种批判性的声音在学术界犹如空谷回音，弥足珍贵。另外，作者对旅游概念和本质的研究也体现了这种批判性的学术态度。作者对旅游概念和旅游本质的探讨，正是建立在“批判性地反思国内外学界提出的旅游概念”基础之上的。事实上，《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一书本身也是作者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批判性自省的结果，读者很容易发现作者对先前文章与着作中的某些理论、观点等方面做出的修正、完善与提升。

当然，任何一部学术着作都可能存在不足之处。依笔者浅见，《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在某些地方仍值得进一步强化和改进。首先，该书去掉了《旅游哲学引论》中的“绪论”和“旅游方法论”部分，笔者认为此种做法似有不妥。《旅游哲学引论》的“绪论”部分，论述了旅游哲学的概念、学术缘起、学术价值、研究内容、理论体系、学科性质、学科地位、研究方法等旅游哲学切关宏旨的基础性问题。这些问题关乎旅游哲学这门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应该是一本“教科书”式的旅游哲学着作不可或缺的。同样不可或缺的还有“旅游方法论”部分，因为“旅游研究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属于旅游方法论范畴，是旅游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次，《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部分章节的内容稍显单薄，理论性还不够强，哲学味道也不够浓厚。例如，第六章“旅游矛盾论”所论述的矛盾皆为旅游实践中的具体矛盾，并引用大量实例。虽然这种做法能够让理论分析与旅游实践的联系更为紧密，但似乎削弱了文章的理论性与“哲学”韵味。

然而，瑕不掩瑜，尽管该书在个别篇章和具体研究领域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但从总体上看，该书较之《旅游哲学引论》已经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高”，“弥补了《旅游哲学引论》存在的一些不足与缺憾”。尤其是该书对旅游哲学理论体系以及一些具体问题做出了新的、深刻的思考，提出不少令人耳0一新的观点和理论。《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一书的出版，将进一步地推动我国旅游哲学研究的深人和相关研究学术水平的提高。旅游哲学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学术领域颇为深广，是旅游研究中的最高殿堂。曹诗图教授在此领域精耕十余载，为国内的旅游哲学研究开创了一片新局面，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但从整体而言，国内旅游哲学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笔者不揣浅陋，所阐发的仅是一孔之见，不当之处还敬请各位方家指正。

篇10

绝大部分讨论者认为,哲学的改革有其时代的必然性,主要论据集中在以下几点:

①从理论上说,哲学是一个开放性体系,从来没有结束真理,而只是为认识真理而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哲学只有跟随时代的变化、论证时代的必然、预测时代的趋势,从而对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进行反思和付诸实施,才能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

②世界性新技术革命潮流和国际共产主乂运动在现时代的发展状况向哲学提出丁许多迫切痛要解答的问题。如一系列新兴科学、特别是“老三论”、“新三论”等综合科学的创立和应用,使哲学同各门科学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动。再如国际共运内部已经冲破了原来那种单一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模式,进一步走上民族化、多样化的道路,哲学必须对此过程中出现的大量问题作出新的解释。

③哲学的社会作用锐减。粉碎“”以后,哲学理论研究工作曾一度冲锋在前,成为理论战线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先驱。遗憾的是,哲学理论工作没有能运用思想解放的宝贵成果来审视自己,在历史转变的新时期到来之际开始落伍了。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哲学在很长一段时间似乎被抛到了一个不引人注目的角落.它不再是时代的弄潮儿,几乎成了不知所措,无足轻重的旁观者。

④我们现有哲学研究现状不能令人满意。表现在:哲学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教条主义严重,极大束缚了广大哲学工作者的聪明才智、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战略保守落后,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哲学理论研究的格局陈旧老化,不能反映实践的新要求;哲学理论队伍知识结构单一,信息吞吐能力差,不能及时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成果进行概括和吸取;哲学理论研究的不同学派寥寥无几,缺少不同学派的自由争鸣和探讨。

正是由于这几方面的原因,这些同志认为哲学研究非改革不行,非进行全面改革不行。

关于哲学改革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哲学既是科学,就只存在着如何将它运用好的问题,而不存在着对它进行改革的问题,不能接受“哲学的改革”的提法,正确的提法应是“哲学工作的改革”。

二、哲学理论研究如何改革

关于哲学理论研究如何改革的问题,分岐较多,而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即体系改革论,内容改革论和总体改革论。

体系改革论者认为:体系问题,乃是哲学自身的“本体》或“主体”问题。如果说每个时代的哲学都是它那个时代社会文明的“灵魂”都是以高度抽象的体系蕴握那个时代,那么,今天的哲学改革自然也应从哲学的体系着眼,从总体形态上思考和开辟哲学的创新和繁荣之路。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还认为:哲学改革或现代化问题缘起的客观根据在于对现存体系之不满。另外,从一般系统理论的基本原理来看,结构体系具有优先的决定性意义,而构成结构体系的诸要素,其意乂和内容完全取决于它在整个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可以说,有没有一个相对完备的体系,是一门科学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

这部分同志还就建构新的哲学体系提出了设想。设想认为:哲学体系的改革应运用现代系统方法建构—种多层次、开放性的主体武哲学体系。它的第一个层次是基础哲学或称a论哲学。这种体系不是块状的,而是彻底一体化的,是真正体现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者相统一的原则的。它以世界整体系统为研究对象,它所揭示的是自然、社会和思维三者共有的一般规律。它的第二层次是中介哲学,如社会哲学、自然哲学和思维哲学,其研究对象是世界的局部系统,这种哲学具有理论哲学和应用哲学的双重性质。它的第三个层次是分支哲学,又叫应用哲学,如历史哲学、经济哲学、教育哲学和管理哲学等等,其研究对象是世界的局部系统中的某个具体系统,亦即研究某门具体学科的规律。

有的同志还针对现有的哲学教科书体系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哲学就其研究对象所及领域而言,它不是横跨自然、社会和思维三大领域而是属于思维领域;就其在世界纵向发展过程中所涉及的范围而言,它不是扩及无限发展、无始无终整个宇宙,而只是限于人类社会的历史范围;就其基本内容而言,它不是整个世界的一般规律,而是基于社会实践的关于人类思维与外部存在的关系,即是以存在与思维关系为基本内容的社会历史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就其实质而言,它是在人类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对存在与思维关系的历史的唯物的解决。因而,现代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顺理推之,非历史的“辩证唯物主义”不是哲学。

哲学改革的第二种代表观点是内容改革论。这部分同志认为:哲学的改革就是内容的改革,只要内容更新和发展了,体系自然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当前哲学体系改革的主要任务,在于从各方面、各层次上加强、丰富和发展哲学的基本内容的工作,在此工作尚未取得较大进展以前,不宜仓促构造种种体系,因为体系是服从于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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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改革的第三种代表观点是总体改革论。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哲学研究的改革必须从整体上把握,不论是从体系上改,还是从内容上改,如果脱离哲学理论研究整体状况的变化,就难于摆脱步履艰难、事倍功半的局面。因此,哲学理论研究的改革,必须是多层次、全方位,多侧面的总体改革。具体说,这一改革包括八个方面:①改变事实上存在着的把马克思哲学看作是封闭体系的观点。②改变注释性的研究方法,代之以创造性的研究方法。?改变哲学理论研究长期以来以本体论为主的格局,代之以方法论研究为主的新的发展格局。④改变以政治哲学为主的应用哲学研究方向,大力发展经济哲学、法律哲学等各种应用哲学。⑤改变贬低和排斥自然科学新成果的错误态度,代之以积极吸取和总结自然科学新成果的正确态度。⑥改变简单否决西方现代哲学的态度。代之以实事求是的分析批判,并吸取其合理因素的科学态度。⑦改变哲学理论队伍知识结构单一化的状况,建立一支具有多维知识结构的理论大军。⑧改变理论研究中强求一致和进行政治干预的作法,真正贯彻,形成不同学派自由争鸣、共同发展的学术繁荣局面。

三、有关哲学改革的其它问题

这次关于哲学改革的讨论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除上面所述以外,不少同志还就同哲学改革的其它课趄进行了探讨,有不少好的见解。

有的同志认为:哲学家的历史使命就是以其敏锐的思想洞察力,深刻地揭示时代的伟大课题,并力求以理论的形式进行概括和回.答。一种哲学思想是否先进,是否能为广大公众理解和接受,就要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概括和回答当今时代的伟大课题。因此,作为哲学改革的基本出发点应是如下这些问题,目卩:人类历史发展进入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个时代具有什么特点?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课题是什么?从而作为哲学研究,就应注重从哲学的角度分析和概括当前转折时代的特点和主要问题。

有的同志还认为: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人的问题是我们哲学发展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当代哲学发

展的最富有生机的生长点。因此,应当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开展人的问题的讨论,增强哲学的主体性。具体地说:应当把人作为认识活动的主体,确立现代辩证唯物主又认识论的主体性原则。应当把人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确立现代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主体性原则。应当把人作为社会主义实践活动的主体,通过改革开辟一条走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道路。 有的同志指出:哲学的改革面临双重任务。其一要对现时代的社会实践以及对现代科学和哲学发雇的一般趋势,进行全面的认识和深入的研究。其二要对哲学自身进行i_:i思,包括对我们原先哲学的理解和应用的再认识。

有的同志还就哲学中国化的问题发表了见解,认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要以马克思主叉作指导,因而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叉哲学的中国化。为此需要注意三个问题:首先,哲学中国化,决不是把关闭在国内,而是中西哲学的合流。我们要进一步做马克思主乂哲学屮国化的工作,应当继续近代以来中西哲学合流的趋势,决不能把学习和引进西方哲学和哲学中国化对立起来。其次,需要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缺点作进一步反思,决不能在哲学中国化中,把传统哲学的缺陷当作民族特点吸收进来。再次,必须建立一套既吸取西方哲学概念又继承中国传统哲学概念的哲学语言,即既要对哲学语言进行分析,又要保持民族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