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帮助案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律帮助案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好：

今天，忻州市司法行政基层建设、安置帮教、法律援助现场会在我县隆重召开，我代表岢岚县委、岢岚县人民政府对你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司法行政工作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自己处在前沿阵地的位置。也就是说，司法行政工作是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第一道防线。大家都是这一防线的指挥员和战斗员，在平时的工作中做出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并在工作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这次会议无疑是对这些经验和成绩的一次大检阅、大交流，这对我县司法行政工作各项事业的发展和全县的经济建设、社会稳定，无疑将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可以这样说，这次会议将是我县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的一块里程碑。

大家知道，我们岢岚县是一个穷县、小县，自然环境相当差、经济基础十分脆弱，2004年全县财政收入刚过2000万元大关，是历史上最好的一年。我所说的最好，是纵向比，不是横向比，是自己和自己比，不敢和兄弟县（区）相比。我们岢岚就这么一点家底，各项社会事务均要发展，还要搞建设，还要给职工干部发工资。我们凭的是什么？凭的是党的正确的领导和各项方针、政策，凭的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艰苦奋斗的精神，这是我们的政治优势。我们司法战线上的全体干警们就是凭着这种优势，在基础设施建设，在安置帮教、法律服务、普法依法治理及基层人民调解和矛盾排查等各个方面做出了全县人民有目共睹的成绩，为我县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来自）有了这样一个环境，全县人民才能够立足县情奋力赶超，在基础设施改造、生态畜牧建设、市政建设、招商引资等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有了这样一个环境，全县的农、林、牧才能够协调发展、科教文卫整体推进、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有了这样一个环境，我们以养羊为主的畜牧业才能够长足发展，才能有42万只绒山羊、畜牧业五项指标获全省第一的好成绩；同样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环境，才能有畜产品龙头企业的蓬勃发展，使岢岚骑在羊背上一步步奔向小康。可以肯定地说，战斗在司法一线的全体干警是为我县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的。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县委、县政府对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要性认识是到位的，思想是统一的，并通过他们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实践和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也使我们不得不对他们高看一眼、厚爱一分。2005年在县财政十分吃紧的情况下，就司法行政系统基础设施建设一项，投资不下五万元，这对一个发达县区来说也许是一件区区小事，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家级贫困小县，确实不是一件易事，在有限的财政收入中，尽可能多地给予了照顾与倾斜。2002年以来，正式将普法经费列入县财政预算，保证有足够的经费开展好司法行政方方面面的工作；2002年在机构改革中，全县政府组成局撤销合并为19个，司法局挂靠在政府办，在一年的工作实践中，由于司法局法人地位的动摇，因为没有法人资格，所以主体不合法，其行政执法、执法监督、依法治理、依法行政诸多工作的合法性受到及大的冲击。2003年我们重审机构改革方案后，立即向人大提出了建议：恢复其法人地位，恢复政府组成局建制，重新成为由人大任命的22个政府组成局之一。此外，县委、政府的领导和人大、政协的其它领导也对司法行政工作倾入了极大的关怀，在司法所的建设中多次亲临现场进行指导，并主动与其它相关单位协调、商定有关事项，使得我县第一个司法所能够如期、高标准地建成并投入使用。事实证明我们的期望和投入是值得的，他们交给党委和政府的答卷也是令人满意的！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飞速发展的形势不断地为我们的思想观念、工作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县的干部群众特别是司法战线的干警，一定要抓住这次会议的良机，虚心学习，用兄弟县（区）的好经验、好方法充实自己，提高自己，使我们今后的工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来自）

这次会议尽管时间很短，我还是真诚地邀请各位领导和同志们出来看看：看一看我们这里的避暑胜地荷叶坪，领略一番华北最大的高山草甸，目睹世界珍禽-----褐马鸡的风彩，看一看地处王家岔乡，全国绝无仅有的宋代长城，看一看震憾人心的太原卫星发射基地，看一看我们的岚漪公园和岢岚人民引以为豪的县城象征性建筑钟鼓楼，看了以后，请你们留下宝贵意见，对你们的关怀和支持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篇2

2010年年初，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拨出5000万元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由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负责，专门办理农民工、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及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这不仅是彩票公益金社会救助项目的扩大，更是彩票公益金救助层次的提高。它从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与生活条件开始，发展到帮助弱势群体获得平等就业、回归社会的权利，如今又主动担负起用法律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重任。

打官司，对普通人来说可能都存在一定的困难，何况那些弱势群体。繁复的法律程序，严格的证据要求，耗时耗力的诉讼程序，还有高昂的律师费用，所有这一切，让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得不痛苦地选择放弃了对自己合法权益的主张。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的启动，就是要帮助这些人“讨个说法”！

我国各地政府都有专门的法律救助机构，但目前只能满足贫困线以下、生活最困难群众最基本的法律援助需求，而且一些涉及基本民生的问题还没包括在内。相比之下，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则大大降低了救助门槛，不仅将那些虽然在贫困线之上，但仍旧无力支付律师费的困难群体也纳入救助范围，而且优先资助政府法援不参与的两大类、14种涉及困难群众基本民生问题的法律援助案件――事实上，过去的一年中，这个项目承办的总案件中有约80%都属于这种扩大领域和降低门槛的案例，从而大大弥补了政府法律救助的空白，最大限度地帮助了困难群众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

我国民间也有不少专门针对困难群体的法律救助团体，无数志愿者满腔热血地为困难群众四处奔走，争取合法权益和公正待遇。但是，因为资金的局限，他们经常感到力不从心。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的启动，不仅帮助这些机构及时处理了很多棘手的案件，让更多人从中受益，而且让许多公益律师事务所直接获得了经济资助，救助数量有了很大的提升，救助力度也大大加强。

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05年9月，我国第一家以社会专职律师为主体的专门农民工法律援助机构――北京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挂牌成立，五年的时间，截至2009年12月，又有17家这样的专门机构在各地成立。这些农民工法律援助机构一直秉承“只办理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不办理其他收费案件，在办理案件时同时强调农民工依法维权与矛盾化解”的准则，免费办案。这对农民工自然是天大的福音，但也常让工作站捉襟见肘、度日艰难。2010年4月，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正式开始支持这些法援机构，成为它们的坚实后盾。之后不到半年，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发展到24家，专职律师超过100人。仅2010年1月到9月，这些机构就办结案件2192件，救助5269人，帮助农民工挽回经济损失8079万元，很多案件还成为法律援助的经典案例。难怪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创始者、负责人、知名律师佟丽华将这个项目比做一场及时雨！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还有一个精彩之处，就是不仅资助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还资助执行案件。执行案件一直不包括在法律援助范围内，但其实这是非常困扰弱势群众的一个环节。笔者曾采访过一些专为农民工维权的公益律师，他们都在这方面倾注了很多心血。例如，在一起受伤索赔案件中，证明伤者是被告公司的工人并在工作期间受伤就是个难题。因为像很多农民工一样，伤者也没有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而且出事后目击者也由于种种原因不愿出庭作证，之后的伤残鉴定等更是耗精力又耗财力。在该律师的坚持下，他们最后终于打赢了官司，但被告却将资金转移、隐匿，以无经济实力为由拒绝赔偿。查清被告财产，催请法院执行判决，是一个复杂而专业的过程，需要律师投入巨大的精力，也需要一大笔费用。而这笔费用，是遭受巨大损失、雪上加霜的弱势群众根本无力承担的。因此，此次法律援助项目将执行案件列入救助范围，不仅能让困难群众得到公正的判决，而且还能将判决书上的公正变成实实在在的权益。

2010年是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实施的第一年。截至当年12月10日，已经资助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27101件，超出计划2000多件，援助4万余人次，成功地为困难群众挽回直接经济损失或取得经济利益9亿元以上，受援人满意度高达98%！

篇3

论文关键词 自诉程序 被害人 权利保护

刑事诉讼的目的是保障人权和惩罚犯罪。但是，人权的保障不仅限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样，作为直接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也需要得到保障，否则，被害人将在诉讼程序中遭受第二次伤害。

一、自诉案件被害人的地位

所谓自诉案件是指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为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而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的案件。在刑事自诉案件中，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是自诉人，自诉人是法律规定的自诉案件有的当事人，其地位相当于原告。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告诉，符合法律规定自诉案件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据此开启自诉案件的程序。

被害人在自诉案件中地位较为复杂，一方面作为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主体，享有刑事案件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如控告权、申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权利、委托诉讼人的权利等。另一方面，又作为自诉案件的控告者，具有原告的地位，承担着刑事控诉的职责。在自诉案件中，自诉人享有起诉权的同时，又承担着举证责任，其应当对自己的主张和请求提供证据证明。否则，人民法院将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自诉人将面临败诉的风险。

二、自诉案件中被害人的权利保障状况

我国的刑事诉讼实行以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犯罪追诉机制，即在对刑事犯罪实行国家追诉的同时，兼采被害人追诉主义。我国实行该种追诉机制的目的在于在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护被害人等个人的合法权益。

但事实上，我们对自诉存在认识上的偏差。立法之所以设立自诉程序，是考虑到若所有案件都纳入到公诉程序，对被害人来说未必是有利的，未必如其所愿，所以拿出一些案件走自诉程序。但这种考虑是不科学的、不全面的，因为自诉程序表面上赋予被害人发动、影响、终结诉讼的权利，但由于自诉案件的证明责任需由自诉人自己承担，导致该种承担使得以上自诉人享有的权利皆化为乌有。下面简要分析自诉案件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现状。

1、自诉案件中被害人起诉权的行使问题。根据自诉案件的特征和法律的有关规定，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被害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但是，起诉的条件之一便是有明确的被告人。如果不能提出明确的被告人或者被告人下落不明的，法院将说服自诉人撤回自诉或裁定驳回自诉。我们知道，自诉案件有三种情形，对于第一种情形即告诉才处理的情形，由于被害人与被告人有着某种特殊关系，如虐待案件，被告人只能是特定主体，因此被害人对于被告人的身份是明知的或是确定的。但对于第二类、第三类自诉案件，被害人可能并不认识被告人，此时要求被害人在提起自诉的时候要有明确的被告人，对于被害人来说是苛刻的，也是不公平的。

2.自诉案件被害人的证明责任问题。根据法律规定，被害人在提起自诉案件时，应当向法院提出证据，证明被告人犯有被指控的犯罪事实的证据。同时，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害人同样应承担证明责任。而在自诉案件中，自诉人可能根本无法完成收集证明自己受侵害事实的证据的任务，他们即使知道侵害人是谁，也根本无权对其采取任何像公诉机关那样有权采取的措施，致使在控诉过程中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特别是公诉转自诉案件，其立法原意本事解决实践中百姓告状无门，强化对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执法的监督和制约。但是，依照现有规定，被害人对这种案件提起自诉后很难通过法院的立案审查。因为现行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都要求被害人在提起自诉时要提供能证明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证据，但由于这类案件的性质本身是公诉案件，相关证据材料主要掌握在侦查机关或检察机关手里，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时，手中通常并没有也很难有相对充足的证据，要通过法院的立案审查自然就较为困难，而且，依据行《刑事诉讼法》第176条、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195条、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则》第302条规定，人民法院在手受理自诉案件以后才可以向公安机关或检察院调去有关证据材料，在受理以前不能调取。如此一来，对于这种案件，被害人很难通过自诉程序寻求救济，立法的初衷也难以实现。

不仅如此，由于被害人在自诉案件程序中，仅承担控诉职能，而不能像公安机关、检察院那样享有决定和实施强制措施的权利，享有调查取证的权利，以及其他追溯犯罪所必要的权利，而且，大部分被害人经济生活困难，无力承担取证费用。无钱支付调查、鉴定、人等的费用，导致难以胜诉。因此，自诉人承担证明责任，确实不甚合理。

3.自诉案件被害人的法律帮助权问题。根据法律的规定，自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有权随时委托诉讼人。我们知道，在符合特定情形下，公、检、法三机关有义务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定辩护，同时，新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也明确和扩大了辩护人的权利，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但可惜的是，法律对于被害人的法律帮助权没有作出类似的规定。而且，被害人大部分都是较为弱势的群体，缺乏法律知识和素养，在自诉程序中，承受来自被告人的威胁，面对日益合理完善的辩护制度，使得对被害人的法律帮助问题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三、自诉案件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完善

1.降低自诉案件的立案标准。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要求被害人起诉时需有明确的被告人，对被害人来说却实不是一件易事，特别是对于第二、三类自诉案件。因此，可以降低法院立案标准，规定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无需指出明确的被告人，但是，法院可以要求被害人说明或提供犯罪行为人的特征，如外貌、体格、口音等，以方便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对该犯罪行为的侦查。这样，若被害人并不认识被告人，且被告人犯罪后即刻逃跑的，或者被害人根本就不知道是谁侵犯了自己的权利的，对于此些情形，被害人在起诉时不必明确被告人，法院也可受理，自诉程序也随之启动。

2.被害人起诉权的保障。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对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如被害人因受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人民检察院和被害人的近亲属也可以告诉。外国也有相似的规定。《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74条规定了八种自诉案件后，第376条又明确规定，如果第374条所列犯罪行为符合公共利益的时候，检察院对其提起公诉。《俄罗斯新刑事诉讼法典》第318条也规定：如果被害人由于处于孤无援的状态或由于其他原因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合法利益，刑事案件可以由检察长提起。检察长介入刑事案件不剥夺控辩双方和解的权利。由司法机关介入刑事自诉案件的起诉，可以防止被害人由于种种原因而不敢、不能告诉，可以防止自诉不力而防止犯罪的发生。因此，对于自诉案件，不仅告诉才处理的案件，检察院可以介入，对于公诉转自诉案件，若只是公安机关作出不予追究的书面决定，且没有经检察院处理而由被害人直接向法院起诉的，此时，检察院也可以介入起诉。但需注意的是公权的介入也需要被害人或其法定人、近亲属的申请，否则，公权的随意介入，反而违背了自诉中起诉自愿的原则。

同时，由于自诉案件诉讼程序绝大部分与人民法院有关，检察机关对法院审理自诉案件的监督一直比较模糊、力度不够，因此，应加强检察院对法院自诉案件立案的监督。

3.被害人证明责任制度的完善。自诉人或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对象，对刑事案件具体事实也较为了解，其就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情况所作的陈述是刑事诉讼的证据种类之一，因此，被害人对于刑事案件的告破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不能为此就让自诉案件被害人承担沉重的证明责任。

对于第一种和第二种自诉案件，法律应当规定证明犯罪事实的责任由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承担。具体地说，即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法院受理后，自诉案件的程序正式启动，此时，法院应按照立案管辖的规定将案件交由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侦查，经过侦查，审查起诉后，根据所收集到的证据，由法院作出最终的裁判。这样，一方面维护了自诉案件被害人程序启动的选择权，另一方面，也克服了被害人证明困难的局面，对其程序启动权给予了实质性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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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刑诉法关于审查阶段刑事法律援助的规定

较之于1996年的刑诉法，新刑诉法在法律援助方面做了较大修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

1996年的刑诉法仅规定“公诉人出庭的公诉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理由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可以获得法律援助或“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以及“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而修改后的刑诉法则明显扩大了援助范围。其主要体现在：一是不仅仅规定“公诉人出庭的公诉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理由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可以获得法律援助，而且规定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所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理由没有委托辩护人的”都可以法律援助；二是不仅规定“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委托辩护人的”或者“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助，而且规定“犯罪嫌疑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 “可能被判处死刑而委托辩护人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三是新增了两类案件应当获得法律援助：一类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制约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案件，另一类是当事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案件。

（二）提前了法律援助的介入时间

以往无论是可以指定辩护的情形还是应当指定辩护的情形，都是向处在审判阶段的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在审前程序中，犯罪嫌疑人是难以获得法律援助的。新刑事诉讼法在弥补这个不足上迈出了一大步，把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的诉讼阶段由审判阶段提前到了侦查阶段以及审查阶段。也就是说，处在侦查阶段和审查阶段的犯罪嫌疑人，只要符合援助的条件，与处在审判阶段的被告人一样，都可以获得法律援助。

（三）凸显了法律援助机构的地位

按照1996年刑诉法的规定，刑事法律援助是由法院指定，使法院处于一种主导地位，法律援助机构及承办案件的律师处于一种服从地位。而新的刑诉法则规定，只要是符合《刑诉法》第34条第2、3款和第267条规定的案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将原来的“指定”改为“通知”，使得法律援助机构和公检法处于一种同等的位置，凸显了法律援助机构的主导地位，使得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属于援助对象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负有保障其获得法律援助的责任。

（四）强化了法律援助机构的职能

法律援助是政府职责，这在2003年实施的《法律援助条例》中已明文规定，而1996年的刑诉法规定由法院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这显然是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而新刑诉法则规定，对于符合刑诉法第34条第1款的案件，由当事人向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于符合刑诉法第34条2、3款和267条的案件，由公检法通知援助机构。至于当事人的申请或者是公检法通知的案件能否获得法律援助，则由援助机构统一审查、指派，从而强化了法律援助机构的职能作用。

二、审查阶段如何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

（一）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对法律援助的认识

法律援助既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更是一项群众工作。它直接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法律援助工作站、法律援助联络点，通过法律下乡、法律咨询等途径，进一步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使法律援助家喻户晓，让需要法律援助的人知道怎么寻求法律保护，让社会弱势群体及时得到法律帮助，使他们“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难题得到解决；要让关心社会进步、有能力支持法律援助的社会力量来关心和支持法律援助事业；各级领导干部、公检法司的法律工作者更要深刻意识到法律援助工作不是可搞可不搞的事情，而是依法治国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践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二）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多渠道筹集资金，建立物质保障

一项法律制度的落实，物质保障是基础。人民不断增强的法律援助服务，同样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以保证其正常运行。目前，法律援助资金不足，软、硬件建设相对滞后，是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要将法律援助资金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建立起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最低经费保障机制，充分保障法援工作的正常开展。同时可以充分开展社会化运作，积极拓展法律援助经费的社会募捐渠道，建立公益性的基金会。

（三）转变观念，培养律师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

针对大部分律师对审查阶段的法律援助工作重视不够、对于减免委托费用的法律援助工作缺乏积极性的现象，司法行政机关在律师管理中，应把重点放在律师职业道德、职业纪律性教育和责任意识、服务意识的教育上，并建立刑事法律援助律师的责任追究制度，使律师队伍真正成为维护社会正义的力量。

（四）充实法律援助机构编制，提高工作人员的法律素质

针对目前法律援助机构人员少、法律素质不高等问题，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在法律援助机构设置公务员的同时，聘请具有法律职业资格的人担任法律援助律师，保证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具备法律职业资格的人员达到一定比例，缓解法律援助机构人才缺乏的问题。

（五）提高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对审查阶段刑事法律援助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审查阶段的刑事法律援助，是新刑诉法规定的法律制度，申请法律援助是法律赋予弱势群体的一项权利。作为检察机关的办案人员，在审查案件的过程中，如果认为犯罪嫌疑人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应当依法通知法律援助机构，这也是办案人员为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利应当依法履行的责任和义务。在审查阶段，律师从阅卷到会见，从了解案情到研究法条，提出犯罪嫌疑人罪轻或者无罪的法律意见。虽然律师的法律水平不一定优于检察机关办案人员，但是律师的意见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对于检察机关全面完整地了解案情、拟定罪名也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六）建立检察机关与司法机关的法律援助衔接机制

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须得到公检法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而法律援助机构是司法局设立的内部机构，因此，建立和完善公检法司四家法律援助衔接机制，是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迫切之需。审查阶段的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则需要检察院和司法局两家密切配合，积极推动，建立和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衔接机制，使审查阶段的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

1、共同制定相关文件，确定法律援助实施细则，具体规定在实际工作中如何运作，并统一法律文书，增强法律援助工作的规范性、严肃性、可操作性。

2、为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利，有效开展审查阶段的法律援助工作，建议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派工作人员进驻检察院，设立联络处或者办事员，专门审查处理来自检察院的法律援助事务。

（七）建立事后监督机制，统一归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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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工 法律援助 制度构建

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组织、指导和统一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等法律帮助,以保障实现其合法权益、完善国家司法公正、健全人权及社会保障机制的一种法律制度。农民工法律援助制度是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近几年来,辽宁省各城市在实践中探索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辽宁省各城市法律援助的做法及特点

建立农民工法律援助站。2007年12月,大连市首批11家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挂牌,并同时向社会公布了这11家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名称和免费咨询电话。每个工作站指派10名专职律师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凡在大连市内四区工作的农民工,如遭受人身、财产损害需要法律援助,可随时向大连市法律援助中心提出申请,经审核受理后,由援助中心分别指派工作站律师办理。2008年以来,大连市法律援助部门办理涉及农民工民事法律援助案件450多件,使农民工维权得到了切实保障。

开辟法律援助“绿色通道”。2006年6月,铁岭开通农民工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只要持个人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即使不是发生在铁岭辖区内,经市司法援助中心审查认为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就可以得到铁岭司法部门提供的法律援助,方便农民工快速申请和获得法律援助;2007年锦州市法律援助向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倾斜,重点是帮助农民工打官司,取消对农民工困难标准的审查程序,在援助农民工办理拖欠工资方面的官司的同时还增加了工伤认定、人身损害赔偿、劳动争议三方面的援助内容;2008年辽宁省朝阳市法律援助中心在援助案件的受理中,优先接待、优先审查、优先受理、优先办理农民工被拖欠工资或工伤事故的案件;同时放宽了对农民工经济困难的审查标准,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的案件,即时报批,即时指派。

部分农民工可享受免费法律援助。2008年4月,面向农民工群体的 “沈阳市职工法律援助中心”在沈阳市困难职工帮扶中心正式挂牌办公,这是全国第一家经司法局批准设立的地市级职工法律援助中心。其主要职能是为全市经济困难职工、农民工、工会组织和工会干部免费提供法律、政策咨询,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同时,沈阳市总工会还聘用一些具有调处经验和工作能力的法律服务志愿者,协助职工法律援助中心开展工作,以便为困难职工提供更好地服务。

设立农民法律援助专项基金。2007年初,鞍山市政府提出了采取“管理到合同、法律到工地、农工建工会、政府建基金”办法,建立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长效机制的工作要求,设立500万元专项基金,用于无力及时偿还拖欠农民工工资企业的应急。对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案件实行“快立、快审、快结”的办案制度,对全市的建筑施工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进行动态监察,并在全市建筑施工企业使用《鞍山市建筑施工企业农民工专用合同》,从源头上解决了建设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农民工法律援助存在的主要问题

农民工法律援助渠道仍存在障碍。在立法方面,比如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现实中农民工往往拿不出劳动关系证明,因此进入不了维权程序。又如按照劳动法的规定,劳动争议的仲裁时效是60日,由于文化素质较低和法律意识淡薄,许多农民工因错过时效而进入不了仲裁程序;在执法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因服务于当地经济建设的需要,出于一种保护、偏袒用人单位的倾向和心态,当农民工尤其是外地农民工与用人单位发生争议时,当地有关部门之间往往出现推诿现象;由于大部分农民工文化水平低,法律意识淡薄,不知如何获得法律援助。当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能及时用法律程序加以维护,从而延误了维权期限。

对农民工法律援助难度大。多数农民工不知道要签订劳动合同、不懂得如何签订劳动合同,或在用人单位拒不签订合同的情况下接受用工条件,在发生劳动纠纷时往往难以证明劳动关系的存在;一些用人单位不交纳工伤保险费,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待遇无保障,最终无法兑现工伤赔偿,直接影响到维权的效果;现行劳动法、工伤保险条列等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法规程序复杂,大量简单的劳动争议案件必须经过劳动仲裁、法院一审、二审强制执行才能完成,导致农民工维权之路过于漫长。维权案件需经过申请工伤认定等一系列繁复程序,甚至到案件终结时,有的用人单位已不存在,导致案件执行困难或无法执行,使胜诉判决成为一纸空文。

法律援助机构尚不健全。目前,基层法律援助机构经费短缺,不能保证法律援助工作全面开展,对实际办案人员的补贴少,一些法律援助服务人员办案非但拿不到相应的补贴,有时还要倒贴钱,势必影响了办案积极性,难以保证办案质量;法律援助工作人员中职业律师偏少,且兼职多,不能适应目前法律援助发展的需要;法律援助机构数量少,分布不均匀,使得农民工不能及时得到法律援助机构的帮助;法律援助部门协作机制尚未健全,按照《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而且各有关部门都有保障法律援助得到实施的责任。在具体案件办理的过程中存在条块分割、资源分散、甚至拒不配合的现象,农民工为了一个案件要来回奔走于各有关部门之间,增加了农民工的维权成本。

进一步完善农民工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

加强法律援助宣传,增强农民工维权意识。充分利用媒体,联合法制宣传部门,开展法律进农村、进社区、进工厂等一系列法制宣传活动,向农民工有针对性地宣传法律援助相关知识内容,宣传国家关于农民工的方针政策,不断提高法律援助的社会知晓率及影响力,以强化农民工主动寻求法律援助的意识,让他们真正了解法律援助制度,在遇到问题时能够想到运用法律援助制度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使制度发挥实效。

多渠道筹集农民工法律援助经费。政府要根据实际情况安排一定的法律援助资金,为农民工获得法律援助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各级政府,尤其是劳务输入地政府要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为农民工获得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在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初级阶段,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建立法律援助基金和管理组织,按各地实际需要解决法律援助经费不足的现象。

加强农民工法律援助机构和队伍建设。增加专门面向农民工的法律援助机构,特别是要在农民工务工集中的地区建立法律援助常设机构,方便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鼓励执业律师设立专门的农民工维权机构,由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对其进行严格的控制和监管,以确保援助案件质量;在增加法律援助公职律师编制的同时,建立专职公益律师制度,专门从事法律援助。另外,在有条件的地区可开展法律诊所活动,吸引高等院校法学专业学生参与农民工法律援助。

建立健全农民工法律援助协作机制。加强农民工输入地和输出地法律援助机构之间的协作。对案件发生在本省、当事人已回户籍地或在外地的,可由现所在地法律援助机构进行审查受理,并通过协助制度由案发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援助。输出地可以依托本地政府在输入地的办事机构,输入地法律援助机构可以要求输出地法律援助机构就案件调查取证、送达法律文书等事项提供协助。另外,法律援助机构在开展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过程中,要主动与财政、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建设、卫生、工商以及公、检、法等部门沟通与合作,确保农民工权益受损问题得到迅速有效解决。

加强调查研究,总结典型案例。目前,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尚处于探索阶段,很多新问题和新情况不断出现,因此,要认真加以分析研究解决,以实现农民工利益的最大化和社会效果的最优化。总结典型案例,推动有利于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法规政策的出台。法律援助机构在做好个案维权的同时,还应通过成功办理的案件进行宣传,促成有关部门制定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起到帮助更多农民工的作用。

篇6

我国《法律援助条例》颁布以后，各地也相继通过地方立法规定了法律援助制度，有力地促进了法律援助的发展。法律援助制度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保护其合法权益。因此，法律援助制度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保障司法公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以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虽然法律援助制度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取得很大的成就，但是法律援助在现阶段还面临着种种困境，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是宣传力度不够，对法律援助在认识上比较模糊。

从《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中的定义来看，其强调法律援助是国家的责任，而没有明确法律援助的社会性。因此导致一些人认为法律援助就是国家的责任，是法律援助中心的事，法律援助案件应该由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来承办。还有一些人对于法律援助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导致资金不到位、人员不到位、工作不到位，致使法律援助的职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

二、是供需矛盾突出，我国现有的法律援助人员所提供的法律援助还远远不能满足我国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能够用于法律援助的人力、物力、财力非常有限，各地法律援助中心只能量力而行，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仅限于刑事指定辩护案件以及经济特别困难的当事人寻求法律帮助的案件。然而随着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和普法宣传的深入，广大群众尤其是社会特殊群体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法律援助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供需之间已经严重失衡。

三、是法律援助经费没有保障，导致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也不高。法律援助经费，是依法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用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费用。

目前我国法律援助经费主要是靠政府财政拨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生产力总体水平落后的情况下，这种资金来源的单一性决定了法律援助经费必然很紧张。据统计，我国各地法律援助财政拨款分摊到13亿人身上，人均法律援助经费仅几毛钱，而西方一些国家人均则达到了十几元钱！如此大的差距，足见我国法律援助经费缺乏之严重。由于经费的制约，法律援助机构考虑不增加办案费用负担，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工作中走过场，工作不认真不细致，直接影响案件质量的提高。

面对法律援助的现状，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对策。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要加大法制宣传力度，提高公民对法律援助的认识。

法律援助不仅是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体现，是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也是贯彻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意识到法律援助的重要性，意识到法律援助既是国家的责任，也是社会的责任，需要社会不同组织、不同部门的合力参与。意识到法律援助是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一项工作。同时要使法律援助知识走进寻常百姓家庭，就必须加大法制宣传力度，充分利用电视、网络等现代传媒，利用报刊、杂志等书籍、通过法律咨询、法律下乡等途径，让老百姓知道如何维权，让社会弱势群体及时得到法律帮助，让关心社会进步、有能力支持法律援助的社会力量也来关心和支持法律援助事业， 真正把法律援助工作落到实处。

二、要建立法律援助网络，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发挥社会组织在法律援助中的作用，以缓解供需矛盾。

我们现在有丰富的网络资源，各地的法律援助中心应该建立法律援助案件网络库，全国联网，急需解决的、已经解决的分类管理，解决情况如何、每年里有多少积案，只要打开网络就一目了然，这样增加了法律援助工作的透明度，使法律援助工作处于社会力量的监督之下，提高工作效率，避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虚无主义。

法律援助中心要加强对外联系，广泛发动社会各有关部门、各有关组织的共同参与。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调研组的分类，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各级工、青、妇、老、残等社会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第二类是法律院校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第三类是除以上两类外的民间法律援助组织。这些组织在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缓和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中具有重要作用。法律援助中心不仅要加强与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社会组织的联系和配合，而且要正确处理好与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等其他法律服务机构的关系，多联系、多沟通，工作上互相支持配合，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

三、要积极建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

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主要由政府财政负担，应当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建立起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最低经费保障机制。同时，可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设立专门援助基金，接受社会的广泛捐助，专款专用，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功能。其经费管理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1、专款专用原则。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弱势群体获得及时、有效的法律保护，无论哪种渠道来源的法律援助经费，都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改变法律援助经费的用途和性质。贪污、挪用构成犯罪的，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接受监督原则。

这种监督应该既包括政府部门的监督，又包括社会的监督。通过对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监督，使法律援助经费的使用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效益。

篇7

关键词：裁判文书；法律价值；改革

一、裁判文书所具有的法律价值

“裁判文书是法院在案件审理终结后，依据案件事实和法律，对案件实体和程序问题所作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书面结论”，具有重要的法律价值。首先，裁判文书具有解释与阐述法律的作用。裁判文书乃是法官对当事人所触发的法律的解释和说明，在一定意义上，当事人所触发的法律条文可以更好地帮助人们理解法律，并且运用法律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我国法律条文在一定意义都是汉字加以书写描述的，且每一条法律明文都有其法理基础，如若不加以解释说明，将造成不确定的概念具体化的恶性结果。尤其是当法律条文中出现，法条与法条之间相冲突，或者相竞合的情形时，法官更需要对法律规定加以阐述说明，并帮助当事人裁决案件，还社会一个公正。

其次，裁判文书对法律具有宣传作用，促使法律知识传播到各家各户。由于裁判文书可以将案件中的当事人所触犯的法律清楚的描述出来，具有形象性和直观性的特点，致使人们可以清晰的理解触犯法律的后果，了解法律的知识，感受到法律的威严与庄重，从而可以加以对人们引导。除此之外，裁判文书对于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还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这有助于促进社会整体法治意识的形成。

二、当前裁判文书中出现的问题

（一）法官的裁判缘由尚不充分具体

法官对于案件事实的裁判，有时并不等同于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对于裁判文书的拟定，法官必须以充足的证据为原则，以客观存在的法律条文为基础，谨慎严密的分析，从而得出的结论。裁判文书的这种判决活动而不是法官任意妄为的。在各别法院中还存在这样的现象，法官对于案件的认识和分析不足，以及对证据的收集并不充分，有时还存在对当事人双方的证据存在分歧不加以认证等问题，往往导致裁判文书缺乏真实性与公正性。

（二）裁判文书的制作尚不成熟

裁判文书是法官对已发生案件的总结和分析，那么当事人在诉讼期间就必须清晰明了的对案件进行描述，以便法院对其进行详细的记录。如果裁判文书中出现法院没有对其案件进行详细描述，例如，没有明确指出时间、地点等，就会影响整个案件的完整性与真实性。在裁判文书的制作过程中也存在缺乏公正的现象。如，在裁判文书中没有明确体现当事人双方公正的原则，只听取当事人的部分诉讼过程，给当事人造成法官偏袒另一方当事人的感觉印象。此外，对于裁判文书的语言文字尚不规范，还存在文字不统一，格式不规范等现象。

三、完善裁判文书的具体措施

（一）正确树立裁判文书的公正、公开的价值理念

司法所遵循的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法律的公正与公开。法官在裁决法律文书的时候不仅应该保证法律案件的真实性与可行性，得到当事人的信赖和肯定，而且还应该公正的裁判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并且向公开于社会。法律公开、公正是裁判文书法律价值存在的保障。无论是民事案件，抑或是刑事案件，法官的裁判权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决定当事人的人身自由以及是否存在于世间，因此，法官对裁判文书的公正、公开性应给予保证，已达到审判合理的目的。

（二）完善司法制度中的不足

裁判文书在司法改革中占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因此，弥补司法制度中的不足必然会促进裁判文书的完善。对司法制度的改革，不仅仅要求其司法制度中的集体改革，而且还应该将改革的目标与预期的时间相结合。例如，在司法改革中改良法官的审判方式、明确各个委员会与其他组织以及领导之间的关系、职责，真正做到互不干涉，真正现实法官的独立审判权。完善司法制度中的不足，不仅仅可以为裁判文书的制度创造良好的环境，还可以为裁判文书的改革奠定前提保障。

（三）提升法官的整体素质

法官在整个案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裁判文书是体现司法公正的载体，而法官是裁判文书的决策人，裁判结果的公正与否与法官的道德素质以及所掌握的法律知识有着紧密相关的联系。如若法官的整体素质偏低、法律知识相对欠缺，那么裁判文书的存在将毫无法律价值可言。因此，如果对裁判文书进行改革，首先必须提升法律工作者的道德素质以及科学文化素养。应该建立严格的法律人才的选拔机制，引进高素质的法律人才，弥补地方法律人才的缺失。

四、Y语

裁判文书不仅是法院对已发生案件的审判，也是对国家意志贯彻的体现。无论是在国内，抑或是在国外，裁判文书都具有重要的法律价值。我国司法机关在对裁判文书进行改革时，应该积极吸收借鉴国外的优秀成果，以当前中国的实际国情为出发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裁判文书，从而提升裁判文书的法律价值，彰显法律的公正与公开。

参考文献：

[1]主编.中国审判方式改革理论问题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2]宁致远主编.司法文书学教程[M].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0.

[3]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编.法律文书格式范本及98年度获奖法律文书汇编[M].1999.

[4]谢鹏程.基本法律价值[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

篇8

王灿发是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教授、《水污染防治法》起草专家，此前曾当选“2005绿色中国年度人物”。《时代》杂志称赞王灿发创立的“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连续8年向污染受害者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帮助100多起环境污染案件的受害者向法院提讼，推动了中国环境法治的健全与完善。

上课比领奖重要得多

长期从事公益活动的王灿发个头不高、已过不惑之年，但仍然显得十分年轻干练、活力十足。

王灿发介绍说，“世界环境英雄”的评选活动主要由《时代》杂志驻各国的记者搜集相关资料，写出相关报道，然后发送回美国国内进行评选。评选前，当事人并不知道此事。在一个月前，他意外收到《时代》杂志邀请，希望他出席于10月25日晚在英国伦敦举行的颁奖仪式，他婉言谢绝了邀请。他说“学生的课程、对律师和法官的环境法律实务培训、为受害者提供法律帮助，这些都比远涉重洋去出席一个颁奖会重要得多。”王灿发认为“只有多干多做，脚踏实地地为污染受害者提供法律帮助，使中国的环境法治尽快健全和完善起来，才无愧于这个英雄称号。”王灿发的人格魅力深受学生们的崇敬，本应前去美国领奖的10月22日晚上，他去给研究生上课。一进教室，20多位学生突然全部起立以示敬意。

王灿发对学生们说：“这一荣誉是国际社会对“中心”帮助污染受害者工作的认可，是对“中心”推动环境法治建设工作的认可。当然，这也给我们一种压力，只能前进，只能更加积极地努力工作，维护受害者环境权益，以推动中国环境法治建设。”

8年打了100多起环保官司

1999年11月1日，王灿发在中国政法大学一座狭窄的公寓楼内创办了“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开通法律咨询热线(62267459)，吸引了一批志愿者前来帮助那些污染受损害人。8年来，该组织接受了超过1000次求助，打了100多场官司，有一场官司的原告多达1700人。

地处闽东北山区的屏南县，曾是福建省宁德市唯一无污染的县市，然而屏南榕屏化工厂自从被县政府作为招商引资对象之后，这里发生了灾难性变化：工厂附近满山的树木和毛竹不断枯死，河里的鱼虾绝迹，罹患皮肤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的人骤然增多。村民再也无法忍受了，他们的投诉一直未得到合理解决。因为该厂上交的利税相当于屏南县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

2002年3月，王灿发决定，由“帮助中心”提供法律援助。经过长达半年的调查取证后，“中心”帮助1721名村民集体向屏南榕屏化工厂提讼。2005年11月，福建省高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榕屏化工厂立即停止侵害，对污染现场进行清理和处置，赔偿原告68.4万余元。

四川省攀枝花市有一黄磷厂，多次发生污染事故，有一次事故还造成全城大逃亡。2002年，数千人要求，仅身份证就复印了一箱子，但法院没有受理。“帮助中心”介入后，派人调查取证，积极寻求诉讼渠道和解决方案，并一直找到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家环保总局。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下，四川省政府下发通知，关闭了这家黄磷厂。

王灿发一件件向记者介绍“中心”办理的援助案件。显然，这位学者带领着他所创办的“中心”，将愤怒、不平、拍案而起的情绪，化做法律人的冷静和理性，步履艰难但却意志坚定地向前推进环境法治。

虽然输掉的官司比打赢的多一倍，但还是获得了一些意义重大的胜利，王灿发和他成立的组织通过法律’途径，教会了一些肆无忌惮的商人和目无法纪的行政官员什么是环境法。

精心开展法律培训

在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的同时，自2001年开始，王灿发领导的“帮助中心”开展了每年一期的环境法培训工作。7年来，“中心”培训律师288名、法官299名、环保工作者40多名。律师都是从全国各地选的，尽量覆盖全国不同地域，以逐步建立全国环境律师网络。培训提高了律师对环境案件的调查、取证能力以及诉讼技巧。接受培训的律师，被要求每年至少要办理一件“帮助中心”交办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经过培训的法官，审理环境案件的公正：意识和审理技巧都大大提高，判决书论证充分有力。

篇9

关键词：离婚；生活困难；经济帮助；夫妻扶养义务

中图分类号：D91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4-0071-03

离婚经济帮助制度作为我国最早的离婚救济制度之一，发挥了保护弱者权益、保障离婚自由、促进法律公平的作用。然而，近几年来，离婚经济帮助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却出现了经济帮助制度适用少、帮助数额有限、住房问题没有解决、执行不到位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当事人协议内容不真实、法院考虑不周全、“生活困难”难以把握等，但立法上把离婚经济帮助作为道义责任性质应是影响其适用和效果的主要原因。关于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性质，学者中有道义责任说、扶养义务延续说等不同观点，对此，将离婚经济帮助制度定性为夫妻扶养义务之延续，是有其法理依据的，夫妻扶养义务是法定义务，具有法律强制力。离婚经济帮助制度也成为一种法定义务，具有法律强制力，更有利地保护离婚弱势一方的合法利益。因此，我国宜将其作为夫妻扶养义务之延续加以规定，并在立法上规定相应的完善履行措施等内容。

一、我国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司法实践

（一）我国部分地区经济帮助制度的适用情况

2005年1月―2007年9月期间，依据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对离婚案件所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该院在此期间审结的所有涉及离婚的案件有1 000件，其中关于离婚经济帮助的案件有9件，占案件总数的比例为0.9%[1]。

2008年，依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法典体系中的婚姻家庭法新架构研究”项目组所进行的实践调研活动所得数据显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在2008年所审结的143份离婚案卷中，涉及离婚经济帮助的案件就有3件，占案件总数的2.1%。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在2008年所审结的116份离婚案卷中，涉及离婚经济帮助案件为2件，占比为1.7%。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在2008年审结的离婚案卷有120份，其中关于离婚经济帮助的案件为6件，占比为5%[2]。

2010年―2012年期间，依据对重庆市某基层法院三年内对360件案件的调查结果显示，当事人请求离婚经济帮助的案件有11件，占为3.1%，没有提出请求离婚经济帮助的案件有349件，占比为96.9%，而在请求离婚经济帮助的11个案件中，法院以无相关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为由不予支持的案件有5件，法院调解及判决获得离婚经济帮助的有6件，其数额分别为6 000元、5 000元、4.8万元、10万元、6 000元、每个月1 000元[3]。

2010年―2012年期间，依据对吉林省部分经济中等地区，通过随机抽取的区市县法院进行的以案卷查阅，并填写问卷和访谈法官所得的数据调查显示，在其所调查的360份案件中，关于离婚经济帮助请求的案件数目为0[4]。

从以上数据可知，离婚经济帮助制度施行那么多年以来，其出现了适用比例略低并且帮助数额偏少、住房问题没有解决等问题，具体分析如下。

1.经济帮助制度适用少

由上述数据可知，2005年到2007年这两年间，在成都市的锦江区的基层法院的案件中，涉及经济帮助的案件才有9件；在2008年这一年当中，北京市某区基层法院、上海某区基层法院、哈尔滨某区基层法院审理的案件中涉及经济帮助的分别为3件、2件、6件；2010年到2012年这两年间，重庆市某区基层法院、吉林市某区基层法院审理的案件中，涉及经济帮助的案件分别为11件、0件。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涉及经济帮助请求的案件数居然如此之少。

2.帮助数额有限

由以上数据可知，其经济帮助给付的数额很低，如重庆某基层法院对经济帮助制度判决给付的数额只有6 000元、5 000元、4.8万元、10万元、6 000元、每个月1 000元。依据现行我国司法适用的情况看，其数额都是偏低的，此外给付的金钱几乎都是一次性给付完成，这样的帮助数额没有考虑到请求权人真正需要的东西。

3.住房问题没有解决

上面涉及的案件中，没有一个案件是涉及用住房来进行经济帮助的，大部分只有金钱进行给付。众所周知，在房价如此高昂的社会背景下，大多家庭的住房只有一套，换言之，许多离婚当事人一方是无庇身之所的。在如今生活物价较高的情况下，租房子的钱财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既然当事人生活存在困难，那么住房没有彻底解决，自身也难有容身之所，还要应付日常生活开支，这对困难方来说是一个很亟须帮助的事情，也反映了法律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无执行。

4.执行不到位

由上述数据可知，给予的帮助款数额偏低以及住房问题没有解决，这样给予困难方数额少的经济帮助款，还是无力解决其根本问题，加上金钱给付都是一次性给予，那么对于生活中具有重大疾病、植物人、残疾人、年老的人等这些特殊且生活无着落的群体，给予这点数额的经济帮助款，无疑是杯水车薪，根本没有解决其生活的根本问题。

（二）经济帮助制度司法适用中存在问题的原因

1.当事人协议内容不真实、法院考虑不周全

经济帮助数额少的原因：一是法院没有考虑到当事人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二是经济帮助款是当事人之间协商的结果，之后由法院来判决。由于双方协商不一定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也许是当事人法律意识不强，不明白经济帮助款真正的内涵、暂时答应或是由于双方地位不对等、被迫的，所以数额就成了协商出来的偏低的经济帮助款。三是我国立法上对于经济帮助制度的认定，认为其是一个道德上的责任，是对于经济帮助请求人的一种赠予，如果给予大额度的经济帮助款，势必对经济帮助义务人来说造成负担，也对经济帮助义务人造成不公。

2.“生活困难”难以把握

“生活困难”难于把握，到底什么情况算当事人生活困难，虽然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一》有说明，但是这一认定困难的标准，对于我们现今社会，恐怕过于严格。因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国民的生活水平都逐步得到了提高，几乎都解决了温饱问题。另外，只要无住所而不考虑该方配偶的其他状况就认定生活困难对另一方而言有失公平。此外，生活困难到底是指孩子的生活困难，还是指个人生活困难，还是指整个家庭生活困难，都没有具体的说明，导致法院难于把握“生活困难”的标准。

3.房产价值大，给予住房会造成对帮助方的不公

这主要与我国立法把经济帮助认为是道义上的责任，是一种当事人给予困难方的赠予有关。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房价已经比十几年前翻了几倍，有些地区高达好几万元一平方米，房产对大部分家庭来说是很重要的财产。由于房子对于一般家庭来说是值钱的财产，那么既然经济帮助制度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是义务方帮助解决困难方的燃眉之急，是法律上的一种赠予，那么，无偿给予大数额的钱甚至房子，也不符合情理。

二、我国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法理分析

离婚经济帮助制度旨在对弱势一方的保护，体现了对弱势一方的人文关怀。那么我国离婚经济帮助制度为什么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些缺陷，究其原因是我国经济帮助制度的性质一直没有明确，学术界也存在不同的观点。

（一）学者争论的观点

1.道义责任说

该学说认为，经济帮助制度的性质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是一种赠予。我国学者蒋月则认为：“离婚经济帮助责任的性质应为道义上的责任，而非为夫妻扶养义务的延伸[5]。”我国学者夏呤兰、郑广淼认为：“离婚经济帮助制度本身就是一种伦理道德的法律化，通过此制度，占社会支配地位的伦理道德观念能够实现对社会生活的规范和调整[6]。”可知，上述学者都把离婚经济帮助责任看成是一种对离婚后一方当事人道德上的帮助，是一种赠予。

2.扶养义务延续说

该学说认为，离婚后对经济弱势一方给予经济帮助是夫妻间扶养义务的延续。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戴东雄、戴炎辉认为：“因离婚所给付之赡养费是因婚姻关系存续中之扶养义务之延长也[7]。”我国学者陈苇认为：“经济帮助制度实际上是配偶之间经济依存关系在婚外的延长[8]564。”上述学者认为经济帮助制度的请求法理依据就是夫妻间扶养义务之延长，所以离婚后经济弱势方配偶才有权请求另一方配偶给予相应的经济帮助。

（二）离婚经济帮助制度应该是夫妻扶养义务之延续

道义责任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不利于保护离婚弱势方的权益。诚然，夫妻之间相互有扶养的义务，然而在夫妻离婚后，夫妻间就不存在相互扶养的权利和义务。那么对离婚后已经没有夫妻身份的当事人进行救助，是基于一种道德上的帮助，是法律对离婚时出现生活困难的弱势方给予经济保障的人文关怀。可是道义上的帮助不具有法律强制性，那么当事人可依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提供帮助，这样不利于保障离婚后困难方的合法权益。我国在立法上认定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性质也认为是道义上的责任，这导致了经济帮助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才暴露出了帮助数额低、住房问题没有解决，适用人数少等问题。

把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性质认定为夫妻扶养义务之延续，有利于保障离婚弱势方的合法权益，有利于体现该制度真正的立法价值。

一是夫妻双方当事人离婚之后夫妻间的扶养关系就已结束，但是，经济帮助制度则填补了这一空缺。因为夫妻扶养义务是法定的义务，夫妻间都有扶养对方的义务，也都有接受和要求对方扶养的权利，这种责任是无条件的，正是基于这种无条件的法定义务，致使离婚后经济帮助制度也被定性为法定的义务才有其合理性。早在中华民国时期，《中华民国民法》第1057条就规定：“夫妻无过失之一方，因判决离婚而陷于生活困难者，他方纵无过失，亦应给予相当之赡养费。”从这也说明赡养费取得其性质上就是基于公平原则所承认婚姻法上事后发生之效力，用以保护弱者配偶离婚后的生活，具有扶养请求权的意味，换言之，给付赡养费的义务也就是婚姻效力中扶养义务之延长，是夫妻扶养义务的延伸。

二是正如学者陈苇所说的：“在民法中，合同一旦解除之后，就会产生一种“后合同义务”，而这种“后合同义务”是一种必须要履行的法定义务，是合同义务的延伸，经济帮助也类似于此[9]271。”换言之，把离婚经济帮助制度定性为夫妻扶养关系的延伸，也就说明经济帮助制度是一种法律义务，不再是道义上的帮助，不再是对经济帮助困难方的一种赠予。当夫妻离婚时，夫妻双方即享有扶养费请求权。扶养请求权是一种法律权利，它具有法律强制力，如若这样，经济帮助制度在我们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也就容易得到了解决。因为我国经济帮助制度在立法规定上太过原则和笼统，从而导致司法适用中不容易操作，以致经济帮助制度在司法实务中遗憾地产生了前文所说的问题。因此，把经济帮助制度认定为离婚后夫妻扶养义务的延伸，经济帮助制度也就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那么离婚当事人就享有扶养请求权，比经济帮助制度作为道义上的责任更有利地保护离婚弱势一方的合法利益。

三、我国离婚经济帮制度的完善建议

离婚经济帮助制度认定为夫妻扶养义务的延伸，离婚的夫妻双方之间就有了扶养请求权，这就属于一种法律权利，这与世界大多国家都把给付扶养费定性为夫妻扶养义务的延伸（如美国法）[10]的性质是一样的。由于西方大部分国家采用离婚后给付扶养的制度，且西方国家在扶养费给付制度方面已经发展多年，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因此可基于我国国情，因地制宜地借鉴西方国家的离婚后扶养制度而做出相应完善我国经济帮助制度的措施。

（一）离婚经济帮助的请求权人应为无过错配偶一方

可以做此规定：“经济帮助制度的请求权人必须为无过错之人，而义务人不以有过错为要件，即使义务人无过错，也要担负给付经济帮助的义务。”

做此规定是因为，如若经济帮助制度请求权人是一个有过错之人，例如吃喝赌，那么还要请求另一方给予经济帮助，那对义务方来说有失公平，也违背了经济帮助制度的本意。对于过错的认定，可以参考《婚姻法》第46条①所规定的过错情况。

（二）丰富经济帮助给付形式

承担经济帮助给付方可以一次性给付资助款，也可以分批次给付资助款。依据不同的受助对象，可以进行如下规定：其一，对于离婚配偶一方因照料或教育共同子女而不能期待其从事职业的，应侧重给付其谋生技能的培训方面的经济帮助。其二，对于年老无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一方，可以给付长期的生活费。

关于经济帮助给付的内容方面，其一，对于离婚经济帮助受助方可以依据其相关情况，提供金钱、劳务（如农村地区的农活）、物质资料（如衣服、食品）等帮助；其二，对于经济帮助请求权人离婚后无住房的，义务方可以通过给付住房租金或是为请求权人提供出租房对其进行住所安排，如若经济帮助义务人经济实力强，也可以提供住房的所有权。此外，租住房屋条件的选择可结合义务人的经济实力和满足困难方的合理需要进行选择。

（三）增设经济帮助数额的参考因素

由于我国现行婚姻法没有规定经济帮助数额的确认标准，从而导致了经济帮助在司法适用中出现帮助数额有限、住房问题无解决等问题。因此，对于经济帮助数额的确定上，我们可以借鉴英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列举式地把参考因素列举出来，方便法官在确认经济帮助数额的时候进行参考，具体参考要素如下：一是离婚时当事人双方的财产状况及其来源；二是当事人双方对婚姻财产的贡献；三是当事人双方婚姻关系存续的时间；四是离婚时夫妻双方的年龄以及健康状况；五是离婚后是否有子女与其共同生活；六是夫妻双方的谋生能力。

参考文献：

[1]雷虹.离婚妇女权益法律救济的实证分析[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5）：13.

[2]王歌雅.离婚救济制度：实践与反思[J].法学论坛，2011（2）：65.

[3]陈苇，何文骏.我国离婚救济制度司法实践之实证调查研究――以重庆市某基层人民法院2010-2012年被抽样调查的离婚案件为对象[J].河北法学，2014，32（7）：17.

[4]李洪祥.离婚妇女婚姻家庭权益司法保障实证研究――以吉林省中等发达地区某基层法院2010-2012年抽样调查的离婚案件为对象[J].当代法学，2014（5）：81.

[5]蒋月.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离婚法研究回顾与展望[C]//陈苇.家事法研究.北京：群众出版社，2009：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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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苇.中国婚姻家庭法立法研究：第2版[M].北京：群众出版社，2010：564.

篇10

一、实习单位及岗位简介

在大四的最后一个学期，我迎来了毕业实习。本次实习安排在开学后的六周，其主要目的是让我们把在学校所学知识与实践相结合，通过对司法实践的了解进一步深化对所学法律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我此次在邢台县人民法院实习。邢台县人民法院是基层法院，共有四个民事审判庭、两个刑事审判庭、一个行政审判庭以及六个派出法庭(分别是西黄村镇派出法庭、南石门镇派出法庭、将军墓镇派出法庭、路罗镇派出法庭、东旺镇派出法庭及黄寺镇派出法庭)，还有立案庭、高审庭、审监庭、执行局等。我被分到民一审判庭，民一审判庭主要负责审理合同纠纷案件，后我又到执行局呆了一段时间。我在这里的工作主要是整理卷宗、旁听庭审、练习撰写判决书，还有几次与其他工作人员到当事人住所地调查。

二、实习过程概述

去实习时老师对我们说实习能否学到东西，关键不在于老师和法官，而在于自己，只有你带着一双求知的眼睛去观察、探求，才能学有所获。而且老师反复强调实习的重要性，特别要求我们认真对待实习。

实习的第一天，确定实习岗位后我到民一审判庭去报到。民一庭内正在开庭，我便坐在旁听席上旁听。这是一起比较简单的合同纠纷案件，庭审程序进行得很快，在双方当事人拒绝调解后，法庭听取了当事人的最后陈述，法官宣布合议庭和议后择日宣判，庭审结束。下午我被安排在庭内整理卷宗。

从第二天开始，我每天8点15左右赶到法院，先把庭内的卫生打扫一下。我们庭基本上每天上午开庭，不开庭又没什么具体工作时我就到其他庭里旁听。中午11点40分结束工作去吃饭。下午很少开庭，只有一次因上午没有审理完毕，下午继续开庭。除此之外大部分工作是整理卷宗(主要是排序、装订、登记)。庭长还给我安排了练习撰写判决书的工作，把经过开庭审理的案卷让我每三天写一个判决书，写完后再交庭长修改。在执行局呆的几天除了和执行人员外出调查取证或送达传票、执行令外，也同样是整理卷宗。

三、实习主要情况及体会

在实习期间，我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整理卷宗。在实习期间帮助法官和书记员整理卷宗多份。在这些已经审结的案件中有不少的典型案例，涉及到事实的认定、证据的采信、责任的划分等。在此过程中，通过对卷宗的翻阅和向书记员咨询，我对合同纠纷案件从立案到审结的程序以及各种归档文书的分类有了详细了解。

2、旁听案件。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人们法律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再加上仲裁等非诉程序纠纷解决机构较少，导致民一庭的案件相对较多，且呈逐年递增趋势。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有充足的案件旁听。以前在学校我参加过刑事案件的模拟法庭，刑事案件很注重程序，法庭审理严肃。但在这里，旁听民事审判后感觉庭审比较随便，气氛比较缓和，有些程序性问题也省略了。通过旁听案件，我对民事审判的特点和程序有了详细的了解，认识到民事案件的审理关键在于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与刑事案件着重体现国家强制力惩罚犯罪不同，民事案件的理想结果应该是让双方当事人实现共赢而又不失法律的尊严，这一点对法官的个人素质要求很高，这个素质不仅仅是法律方面知识要渊博，更要求法官有很高的人格魅力。

3、书写法律文书。在实习的6周中，帮助庭长草拟了7份民事判决书，在撰写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的错误。判决书的基本格式是首部、事实、理由、判决结果、尾部。首部写当事人的基本情况，然后是原告诉称，写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再写“被告辨称”，其内容是被告的抗辩理由和事实。然后是“经审理查明”部分，写法院对证据的采纳和不予采纳的理由及认定的事实。此后是本院认为，写明判决的理由和所依据的法律，最后写判决结果。我写完第一个判决后交给庭长，他对我写的判决书做了很多修改。他说：“你前边写的还可以，但在‘经审理查明’一部分存在问题较多，措辞不够严谨，用语欠规范，陈述过于简单，逻辑有失严密，说服力不足。”的确，我在写“经审理查明”部分时，写得过于概括，庭长说这部分要把案件所有的相关事实都加以分析，写出对证据采纳和不采纳的理由，因为判决要让原告、被告双方看，他们可能都不懂法律，作为一个法律文书撰写者，你要让诉讼双方看了以后，通过对判决书中认定事实的逻辑分析得出与判决书相同的判决，这样才能让判决具有说服力，才会是一个成功的判决。而我的判决只是对原告、被告存在争议的部分事实作了分析，并不能让人从我的“经审理查明”和“本院认为”部分想当然的得出我做的判决。法律文书写作这门课我在大二时学过，可惜当时认为只是考查课，没有认真学习。现在很后悔在学校是没能好好学习这门课，以至现在不能完成实习中法官交给给我的工作。回学校后我会努力补充文书写作方面的知识，希望下次遇到类似情况时可以出色完成。

4、跟随执行人员到被执行标的物所在地去执行。一般到了强制执行阶段的案件都是很难执行的，有一部分是被执行人的确没钱无力给付赔偿款，即无财产可供执行;还有一类是有钱但还是不能顺利执行，这些被执行人大多都提前把财产转移或隐匿，因为他们通晓法律。曾经有一个案件，申请人知道被执行人把钱存进了银行，但执行人员去查询后根本没有发现被申请人的账户，这肯定是把钱存进了他人的账户。对于这类案件如果部门之间协调合力执行，会大大提高执行的效率。

实习期间，我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努力工作，严格要求自己，虚心向法官求教，努力学习法律、法规等知识，利用空余时间认真学习一些课本之外的相关知识，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法律技能，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自己所学的知识，为以后真正从事法律实践工作打下了基础。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短暂的实习过程中，我深深地感觉到自己所学知识的肤浅和专业知识的匮乏，刚开始，对一些工作无从下手，茫然不知所措，这让我感到非常难过。在学校时总以为自己学的不错，一旦接触到实际，才发现自己知之甚少，需要学的很多，这时才真正领悟到“学无止境”的真正含义。以上也许是我一个人的感觉，不过有一点参加实习的同学都应该有所认识：我们的法学教育和实践的要求是有一定距离的。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需要理论的指导，但其发展和意义要在实践中才能实现，并且它的主要目的是为社会实践服务。所以，我们的法学教育应该与实践更紧密的结合起来，在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办学模式时，对实践加以重视，更多的增加实践所占比例。

在实习过程中，我发现法律的普及与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非常重要。我国为推进法治建设而进行了多年的普法教育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人们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我参加旁听的好几起案件中，当事人都没有请律师，而是自行抗辩和辩护，而且他们所运用的法律和抗辩的理由都很到位。

虽然我国的普法工作取得了以上很大成就，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普法的深度和广度上还有些不足。比如有些时候，人们对法律条文是知道的，但却未能正确的理解它，以至于触犯了法律而不自知;有些当事人由于平时不注重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最后导致矛盾加深，对簿公堂，以至于本来可以避免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的案件占用司法资源。社会上还存在一些当事人对法律不信任的情况，他们质疑发律的公平和正义。所以我国应当而且必须加大法制贯彻、普及的力度，逐步建立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只有这样法治建设才能取得巨大的进步。

这一个多月的实习使我深刻的认识到，除了要有很好的业务素质外，在工作中与同事保持良好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做事先做人，只有先处理好人际关系，才能在工作中作出更大的成绩。对于我们这样即将步入社会的人来说，需要学的东西很多，周围的每个人都可能是我们的老师，只要我们注意观察和学习，工作与生活中周围的同事和朋友会教给我们很多知识和道理。

四、自我评价

在实习期间，我严格遵守工作纪律，不迟到、不早退，认真完成法官和书记员交给的工作，得到了民一庭全体人员的好评，同时也发现了自己的许多不足之处，找到了以后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