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基本特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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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中医学的哲学问题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

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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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哲学 中国传统哲学 兼容性

每一种文化都各有其特色，作为文化精髓的哲学也就自有其个性。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既异且同，构成了某种程度的互补。哲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它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每一个民族的具体特点和发展道路。就中国而言，必须把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使及其哲学取得民族形式，同时就是把及其哲学同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相结合的过程，就是及其哲学中国化的过程。

从理论上讲，哲学之所以能够中国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哲学是辨证唯物主义，而中国哲学中存在着悠久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辨证法传统;更重要的是，这种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辨证法达到了统一，形成了一种朴素的辨证唯物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哲学与哲学具有着一致性。

一、中国传统哲学在本体论上与哲学基本问题的相通

哲学回答哲学基本问题，因为它是贯穿各类哲学问题之中，决定着整个哲学体系的性质，并对解决各类哲学问题具有支配作用。哲学对哲学基本问题不是抽象地、直观地理解，而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恩格斯在概括和总结哲学发展史上哲学基本问题的演化过程中，提出哲学基本问题这一著名论段：“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围绕这一哲学基本问题，不仅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斗争和对立，而且也存在着辨证法和型而上学的矛盾。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唯物主义也是在回答哲学基本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尽管中国传统哲学有其思考的特殊问题，但以“究天人之际，同古今之变”为己任的中国传统哲学，也必须要探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讨论的是不同的问题，按其历史进程来说，主要问题是：先秦两汉的天人之辩和名实之辩；魏晋至隋唐的有无之辩和形神之辩；宋元至明清的理气之辩和心物之辩。这六个主要问题实际上就是哲学基本问题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特殊表现形式。正是在探讨这些基本问题的过程中，中国传统哲学也产生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基本派别，形成了独特的朴素辨证唯物主义。

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围绕“天人”“名学”之辩来探讨哲学基本问题。管子以“水”为万物之本原，荀子认为“气”是一切“有生”“有知”“有义”的事物赖以生存的基本或本原等，先秦至两汉的唯物主义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原初物质”。魏晋之后，裴顾主张“崇有”论，认为万物都是“自生”“自生而必体有”，这就是说，“自生”的万物以“有”即客观存在为本体。王安石以自然之气为“本”“体”，以形器之冲气为“未”“用”，认为“道有体有用，体者，元气之不动，用者，冲气运行于天地之间。”张载提出“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即：“太虚”，“无形”的“气”是“有形”之气的“本体”。换言之，客观存在是世界的本体。王夫之则概括出“实有”这个哲学最普遍、最基本的范畴。认为“实有”即客观实在，是宇宙万物共同具有的本原、本质。宋元至明清时期的理气之辩和心物之辩，这些论辩几乎涉及哲学的各个方面，如：本体论、方法论、发展观、历史观等以及哲学的各个分支领域，具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其中都蕴含着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和讨论。当然，中国传统哲学在这些论辩中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无论是使用概念还是表达方式都与西方哲学有所不同，表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想传统和理论创造。

虽然在中国哲学史上，哲学家并非每个人对哲学基本问题在主观上都那么明确，也并非每个人都曾使用“物质”，“意识”这样的概念，但这并不表明他们回避这个问题，只不过是以不同的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哲学基本问题在中国传统哲学上主要问题的讨论中越来越完全地被揭示出来。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哲学在不同时期思考与讨论的基本问题与哲学的基本问题的概念大致是相同的，这是马克思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结合的契合点。

二、中国传统哲学中唯物主义同辩证法密切统一

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内容上看，哲学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有机统一，这种统一是自觉的，是建立在科学实践的基础之上，是经过科学的概括和论证的，这种统一是内在、有机的统一，这种统一贯穿于马克思哲学的每一个原理、每一个命题之中。的唯物主义是辨证的唯物主义，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的辨证法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是彻底的辩证法。

纵观中国哲学史，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哲学有着悠久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统一。中国传统哲学关于变易发展、对立统一、相反相成、整体联系、生化日新等问题，都有相当精彩的论述，形成了较为发达的辨证思想。这种朴素辩证法和朴素唯物主义在荀子、张载和王夫之那里达到了统一，形成中国哲学的朴素的辨证唯物主义的传统。

中国传统哲学一向重视“和而不同”，西周末年史伯就提出“和”的观点，并区别了“和”与“同”，后被儒家发展为“中和”的思想，这里“中”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和”则是使不同、差别、对立相结合，使之合乎节度。这无疑包含着辩证法的智慧，它同时表明，同西方辩证法相比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法更为关注中庸和谐、有机整体，充分肯定宇宙是一个和谐有序相关的整体。

中国传统中学的辩证法关注生生不已、变化日新，认为变化的本质就是创新，宇宙是一个不断创新进化的过程。《易经》就已经精湛地接触到对立面的统一是事物发展规律的思想。认为“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荀子对先秦哲学作了总结，不仅认为“天“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而且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因此，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事在人为。同时，只有通过人的作为，才能“制天命而用之”，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在荀子这里达到了统一。韩非也是一位拥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哲学家，他认为“道”“是万物之所然、万理之所稷”。其朴素辩证法思想明显地表现在“矛盾之说”上。一方面，他肯定了斗争在摧毁旧事物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他对矛盾双方的同一性并非完全否定，并明确提出了矛盾双方转化的条件性。汉代的王充创造性地发展了先秦以来的“元气”学说和“天道自然无为”的学说，坚持唯物主义的宇宙观，提出了物钟之间的联系呈现出“同气相成，殊气相革”的普遍规律。宋代的张载系统地阐述了“太虚即气”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在辩证法方面特别提出了“一物两体”的命题，认为气是一种连续的物质，内部包含着阴阳两个对立面。正是由于这种本性，气具有不断产生出天地万物并形成了万物运动的规律性。按照张载的观点，“两不立则不可见，不可见则两之用息”。就是说，凡观物要察其一中之两，以及两体之一，于一观其两，于两观其一。可以看出，这种思维方式把差异和矛盾当作统一体的固有内容来把握，无疑是一种辨证的思维方式。王夫之总结并综合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不仅辨证地分析了理与气、道于器、无与有、动与静、知与行以及“合二为一”与“分一为二”等等的关系。而且探讨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不论自然还是社会阴阳对立统一是事物中普遍存在的规律。而各类事物各有自己特殊的规律，人们只有认识了这些特殊的规律，才能知道如何处理各类事物，即：一般存在于特殊之中。王夫之的辩证法思想是丰富而深遂的，他完成了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统一的气一元论体系，把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辨证唯物主义发展到了顶峰。

三、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与主、客体辨证关系的契合

哲学关注的是人与世界的关系，注目于现实的人极其发展，探究人极其活动与世界的关系，以此启迪，教导人们用更高的智慧、更好地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在西方思想史上，最早提出并探讨“人类同自然界的和解”以及“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问题的，当推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并不主张“对自然的崇拜”，而是主张征服自然。但哲学同时认为，人们并不是在自然之外，而是在自然之中去征服自然，这种征服意味着在更高阶段上回归人与自然的统一。所以，应在最识合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更换。恩格斯警告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之中，因为“对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应该说，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超前性，更何况哲学为解决这一历史问题指出了必由之路，即：按照自然规律和人的内在需要这两种尺度去改造世界。

与哲学相似，中国传统哲学在“究天地之际”时，更为关注人与自然的统一。认为“天道”与“人道”不是两个道，而是一个道，认识世界与认识人本身具有一致性。孟子的“天人相通”、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张载、王夫之的“天人一气”都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和辩证法的色彩。因此，“天人合一”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共识和主导原则，虽然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它包含着合理因素。它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注重价值理性的特点，对于纠正那种把人与自然截然对立起来，片面强调征服自然的观点，无疑具有启示和制衡的作用。

中国传统哲学把认识世界同认识人本身统一起来的哲学思维方式与哲学有相通处。哲学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辨证统一的关系，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是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逐步加深的，反过来说，人类对自身认识的不断加深又促使其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能力的提高。

总之，从理论上看，哲学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同中国哲学中的朴素的辨证唯物主义传统密切相关。正因为如此，中国早期的者在引介哲学的时候，就注意的发掘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辨证唯物主义。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辨证唯物主义既构成了哲学得以产生的重要的历史文化基础，又构成了中国人接受哲学以及哲学中国化便利的思想桥梁。

参考文献：

[1]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79。

[2]杨 耕、陈志良、马俊峰著：《哲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3]郅 锦：《与儒学关系的思考》，《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6.2。

[4]黄琳庆：《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契合点》，《贺州学院学报》，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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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实践 提纲 哲学

马克思从开始从事哲学活动时起，就十分重视实践问题。但对实践的理解，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在《博士论文》时期，他所讲的实践是哲学实践，即理论批判活动。《莱茵报》时期的斗争实践和受费尔巴哈的影响，使马克思对原有哲学信念发生怀疑和动摇，从而转向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分析，同时也由理性批判转向政治批判。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探索科学实践观中取得了重大的进展。首先，由于他把人的本质理解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即生产劳动，从而抓住了实践活动最基本的内容，即生产实践。其次，他在对人的本质的分析中也分析了实践的基本特征，即客观性、主体性和创造性，并强调提出，人的改造世界的活动，人的对象化活动，离不开外部自然界，“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第三，马克思还初步论述了理论对实践的依赖性，指出真正的实践是“显示的和实证的理论条件”；“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他们已把现实的物质生产看作历史的发源地，把现实的生产劳动视为实践的基本内容。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深化和发展了以往的研究成果，第一次把实践作为哲学的基本范畴提了出来，从根本上批判了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表明马克思不仅同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而且也同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并为制定哲学的基本原理奠定了基础。

《提纲》一文，马克思突出表达了自己在哲学世界观上的新观点，即实践的观点。首先马克思认为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不了解实践的意义。旧唯物主义在认识论上把客观世界单纯地看作认识的对象而不是实践改造的对象，把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仅仅理解为一种直观的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是指旧唯物主义，包括古代的唯物主义和近代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指近代欧洲的唯物主义，其主要代表是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 和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以及19世纪德国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

而新唯物主义在认识论上则区别旧唯物主义，它把反映理解为人类所特有的一种主观能动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过程，认为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是建立在改造被改造的关系基础之上的，人们只有通过实践改造客观世界才能反映、认识客观事物，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

马克思继而提出：“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的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旧唯物主义不了解实践，不能对人的能动性作出合理解释，这样就给唯心主义片面夸大精神的能动作用留下了空间。唯心主义把实践看成纯粹的精神活动是错误的，因为实践是

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是主体能动性与客体制约性相统一的活动。

同时，马克思深刻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实践观。尽管费尔巴哈主张研究人和自然界，特别把人提到哲学研究中心地位，有时似乎也强调实践的作用，但就其基本立场来看，他是贬损实践，抬高理论的，他只是把理论活动，而不是把实践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批判批判》一书的第二卷《认识论中的实践标准》中指出：“马克思在1845年，把实践标准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提纲》中“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是指思维的内容和思维反映的对象的关系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思维能否反映客观对象，这是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的方法途径问题；二是思维内容是否符合客观对象，这是检验认识的标准问题。费尔巴哈在真理及检验的标准问题上，有明显的直观性和形而上学性。马克思指出：“人们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这是由真理的本性和实践的特点决定的。因为，在纯主观范围内或纯客观范围内，主观是否符合客观实际，都是无法得到证明的。实践是联系主客观的桥梁，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特点，而且具有直接现实性的特点，因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证明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马克思进而指出：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的“经院哲学”的问题。经院哲学是欧洲中世纪教会中的基督教哲学，它用繁琐的形式主义和抽象思维方法论证基督教教义，后来人们就把引经据典，咬文嚼字，钻牛角尖的习气叫做经院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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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职哲学课;教学质量;方法;兴趣;能力

一、了解高职学生的实际情况是提高教学质量的起点

对高职学生的思想状况的准确了解是搞好教学的起点。笔者以课堂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到学生的所思所想所求。譬如他们在中学时学思想政治课的情况、最关心的问题等;对教学内容的掌握程度，哪些内容应当精讲、详讲或略;教师讲课的教态、表述的方式方法、手段的运用是否恰当等。结果显示，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是各类生源的共性，他们认为教材上写的、老师讲的同现实反差太大。这种情况促使我们的哲学课教师反思我们的教学活动:紧密结合现实进行理论教学，远离抽象空洞的说教，给学生以科学、正确的引导是当前提高教学质量的主要任务。

二、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节点

我们的高职学生由于知识基础比较单薄，思维中感性认识占比理性思维多一些，而高度的思辨性和抽象性又是哲学课的特点，教师如果仍按照传统灌输式的方式授课，学生就会像听天书一样，更谈不上心灵的体悟。要使学生听懂、理解、接受进而思想得到升华，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就要采用适合高职学生实际的教学方法，这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所在。

(一)以问题式教学法点燃学生的学习兴趣

学习兴趣是激发自我摄取知识和追求真理的的强烈欲望。营造问题情景，用疑引思、重点剖析的问题式教学法点燃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在教学中教师要选择那些最能体现哲学精神的，理解难度较大，而又是学生普遍关注并存在种种模糊认识的内容，提出问题，引发学生思考，当学生对问题产生探究欲时，教师再对问题逐个分析，或是论证，或是反驳，最后引出正确的结论。如在讲授哲学的产生、本质和作用时，可以向学生提出以下疑问“既然哲学是彻底而完整的理论体系，为什么还要发展它”、“哲学是否有用，如果有用，为什么许多现实问题解决不了”。在此基础上，经过教师有理有据的分析、论证，得出哲学是开放的科学，是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的结论。以“资本主义灭亡有无客观根据，如果有，为什么如今资本主义垂而不死”、“社会主义是否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如果是，为什么苏联解体、东欧易帜”为问题深入展开社会基本矛盾的内容。以“中国现在搞的社会主义是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如果是，为什么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不一致，而与资本主义又有相同之处”的疑问为起点，系统阐述社会发展过程中客观规律性和主体选择相统一的原理，得出只有把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才是具有生命力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结论。问题式教学法使学生带着问题听课，在思考中领会知识，克服了传统教学中学生思维“缺席”的弊端。问题式教学法的优势:一是有助于把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同哲学发展的当代现实有机地统一起来，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规律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有机地统一起来，把基本理论教育同现实性教育有机地统一起来，教学有血有肉、有声有色。二是跳出了“想听的不讲，听腻的老讲”的框框，把学生的注意力紧紧的吸引住了。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学生希望得到解答的问题，教学内容与学生的思想问题容易形成共鸣。三是能结合“疑问”对哲学的基本理论讲深讲透，从而引导学生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理解和掌握哲学的精神实质。四是能针对学生的一些模糊和错误认识做出正确的解释、校正和澄清。这不仅使学生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是非分明，而且有助于他们在对众多的思潮比较和评价中接受哲学。

(二)运用案例教学法，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哲学的教学目的，不是让学生记住哲学的几个结论，而是要使学生把理论内化为自我意识，变成自己内在的智慧进而能运用哲学的基本理论去观察、分析、解决问题。案例教学法是实现上述教学目的的有效途径。把案例引入课堂环节，以实例的形式向学生提供若干特定的情境，引导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把案例教学法引入哲学课堂，不是简单移植其它课程的做法，而应体现哲学教学的自身特点，应始终把激发学生的自主思考和积极讨论放在首位，以培养学生的辨证思维能力、综合判断能力、开拓创新能力为落脚点。为此要做好以下三点:首先，精心选择案例。案例教学法以案例为课堂教学的起点，选择恰当的案例是成功实施案例教学法的先决条件。案例的选择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与讲课的主题有很强的相关性。在选择案例时必须考虑它与课堂教学所涉及的相关主题或理论观点的内在联系;二是趣味性。案例的选择要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激发他们的思维，使教学生动活泼，主动的学习;三是具有较大的思维空间。哲学教学选择的案例一定要留给学生广阔的思考余地，使学生平时形成的各种想法通过案例能碰撞出思想火花，这样才有利于教师了解和掌握学生的思想状况，才适合哲学教学的特点。其次，围绕案例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设法激发学生的自主思考，调动学生参与交流讨论的积极性是成功实现案例教学法的关键一环。引入案例后，接着要提出一系列问题，以激发学生的思维。问题的设计要有层次性，由浅入深，环环相扣，使学生围绕案例逐步深入地进行思考。在学生讨论时，教师要会倾听、善引导，不要轻易否定学生的意见。对正确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要充分肯定，对模糊的错误认识要加以引导和纠正，从而引导学生一步步走向案例分析的既定目标。为了保证讨论能达到应有的深度而不是流于表面，教师应留给学生必要的思考、准备时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那么有些包容量较大的案例可在课前以书面形式分发给学生，或在本次上课结束时预先交代下堂课要讨论的案例，讨论要以小组或小班的形式进行。最后，教师点评总结。这也是案例教学的一个必要环节。教师在进行点评总结时要使学生有启发、有教益、有提高。对学生在讨论中提出的正确观点和想法，要积极引导他们做进一步的思考，要求他们能运用哲学从理论上进行阐述和论证;对勤于思考、勇于提出问题的学生，要给予肯定和鼓励，并以平等的态度与他们共同探讨，提出教师自己对问题的见解;对于讨论中出现的偏颇思想倾向则明确地指出和纠正，坚持正面教育，做到以理服人。最后，通过对案例的全面分析，提炼出相关的哲学观点，帮助学生深刻理解和掌握哲学的基本原则，学会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正确方法。案例教学法是一座连接社会生活和哲学课堂的桥梁，能使哲学教学更切合高职学生的特点，能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挖掘教材知识点的意义

在教学中要注意挖掘、突出知识点的方法论意义，解决学生思想中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如:在讲到时空观问题时，强调时间的一维性特点，告诫学生大到国家建设，小到个人成长都要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让学生深刻体会“机不可失、时不在来”的道理，以使他们倍加珍惜自己的学生时代;讲到意识的作用时，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必须以尊重客观规律为前提;讲到质量互变规律时强调远大理想的实现同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精神紧密结合。在个人修养方面要注重点滴积累，“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增强学生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在讲到内外因关系原理时，要求学生正确理解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的关系问题。个人的成材与否关键在自己。在讲到认识论时，接触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应介绍认识主体同时也是创造性思维的主体。实践主体对客体的反映，不是简单照镜子似的，人的实践目的、价值追求和模式、知识储备等等都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实践主体的创造结果。同学们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学习，就应积极削弱思维中不利于人的创造性发挥的因素，努力掌握人文知识和专业知识，不断陶冶自己的情操，形成积极的价值取向，抱定为实现中国华民族伟大复兴做贡献的人生目的和追求，在将来的工作岗位上真正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有所创造。在谈到实践问题时，引导学生认识实践的重要性，关注实践、投身实践，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四)利用新媒体技术，开辟哲学课教学的新渠道

1．在网上设置哲学课资料库。为了方便学生预习，尤其是准备课堂讨论时的参考材料，教师要按照哲学课的内容，将相应的文字、图片、音像等各种资料预先放置到网上。学生随时可以打开移动设备登陆哲学课学习网站，自主地查阅和下载所需资料，从而使他们体会到自己是学习活动的主体，哲学课教学内容进学生头脑也变得轻松了。2．网站设置哲学课论坛。通过网站设置的哲学课论坛、帖窗等交流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学生可以提出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教师答疑解惑，这样教师也可以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提高教学的针对性。为了进一步开拓师生的知识视野，教师还可以特邀一些知名学者、实际工作者在预约的时间针对某些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在交流平台上进行即时的现场讨论。这样不仅开辟了哲学课教学的新渠道，而且有益于占领网络这个意识形态阵地。总之，高职哲学课教学质量的提升之道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教师应根据不同的教学对象、不同的教学内容，灵活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

参考文献

［1］黄伟力．应把案例教学引入哲学原理课［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0，(10)．

［2］刘世华．当前强化“两课”教学改革的深层思考［J］．东北师大学报，2003，(1)．

［3］韩咏梅．提高“两课”教学质量之我见［J］．辽宁高职学报，2004，(4)．

［4］谢晓健．哲学教学的困境、成因及出路［J］．课程教育研究．20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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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课标内容目标的要求的分析。

思想政治新课程标准关于该框的内容目标是“援引经典作家的言论，说明对世界的不同看法形成不同的哲学。”该内容目标要求教材要引经据典，特别是中外哲学发展史上经典哲学家的代表观点以及哲学小故事和生活中的一些哲学现象的讲解、分析和探究，帮助学生了解和掌握下列相关知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根本分歧即区分标准；唯物主义的三种基本形态以及各形态的各自特点；唯心主义的两种基本形态以及各形态各自的特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与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联系与区别”。并能够运用这些知识识别不同的哲学派别，发现身边生活中的哲学现象，认识到哲学像经济和政治一样与生活息息相关。

对上述课标内容实现具有决定意义，是该框的重点。

2.对教材重点的分析、判断和解读。

“围绕物质意识第一性的问题，哲学划分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派别，唯物主义具有三种基本形态即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具有两种基本形态即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区别等”是该框内容目标的规定知识的具体化，对这一知识块的学习不仅有利于学生提高自身哲学素养和思想水平，而且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在深层思想上奠定基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其内容主要来源于经典作家的论述，集中体现于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尤其是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单行本）》。经典作家对此问题所做的专门的经典论述，足见此问题之重要程度。根据思想政治新课程的内容及其建构理念，思想政治课的重点应当由课程标准规定和生活规定有机结合的双机制决定。

由此，笔者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基本概念，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各自的基本形态以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二者的区别是核心概念，唯物主义的优点和唯心主义的缺陷以及与此相关的生活现象或者生活热点是教材的重点。

3.对教材内容的阐述及其呈现方式的评价。

为阐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生活》第二课第二框第一目首先设置了一个导入型的探究活动框：

有人认为唯物主义者就是一味追求物质财富的满足，专门迷恋于物质享受的人；唯心主义者则是追求“心灵”世界的满足，追求远大理想，相信社会进步的人。

你同意上述材料对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理解吗？谈谈你的看法。

这一探究活动框的设置虽然有利于快速进入课程主题；有利于教师教学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的改革；有利于实现理论知识与生活实践相结合。但其在教材中所处的位置是缺乏逻辑性的，不仅没有承接上一框，在本框中的位置编排也有不当之处。这个探究活动框是导入式的，无论是其自身还是由其所引导出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分歧而言，其对唯物主义部分和唯心主义部分都具有同等的总领引导作用，但却是放在了本框框题“唯物主义”下面。

在通过上述活动框得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分歧之后，紧接着又是一个探究活动框：

《尚书·洪苑》认为，水、火、木、金、土是世界的本源，这是我们的祖先在治理水土等生产活动中萌发的唯物主义思想。

荀子认为，“天地之变，阴阳之化”，“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

王夫之明确提出，宇宙是由元气构成的物质实体，认为“气者，理之依也”，“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

上述材料所反映出的观点，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

简要辨析上述观点的合理性和局限性。

由此得出唯物主义在其历史发展中的三个历史形态，并通过学生的讨论认识合理性与局限性，这种设置比较好，但是其中都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没有体现近代唯物主义和现代唯物主义的材料出现，这样的合理性与局限性的讨论本身就存在先天的缺陷性。

除上述两点外，这一目的安排没有设置相关链接或者专家点评，而是集中于唯心主义部分，笔者比较赞同这一设计。

接下来教材进入到唯心主义部分，这一部分的编排有其优点所在，相关链接与专家点评有利于老师讲解与学生认识唯心主义，便于老师的操作与促进学生理解，但仍然存在与唯物主义部分类似的问题，即活动框所设材料单一的缺点，在此不在赘述。

4.对该框缺陷的处理策略以及教学实施建议

篇6

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很少系统地探讨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近年召开的哲学或行政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和已经发表的少量涉及行政哲学的有关论著看，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活动”是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的科学”。事实上，对“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有成效有意义的研究只能属于行政科学研究范围，是理论行政学的研究对象。“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在行政哲学研究中，是终极意义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不可能也不能够取代行政科学去直接研究行政活动。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是以行政科学、行政理论为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元行政学。这种基本思路是可取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逻辑的，但由于把行政哲学当成了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元行政学），因而存在两个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其一是如果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名曰行政哲学又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显然就会产生一个学科性质问题。人们必然要产生行政哲学究竟属于哲学学科还是属于行政学科的疑问。虽然行政学家和哲学家是可以而且应该联盟的，但行政学属于社会科学，它与超越科学的哲学在知识性质上有本质的区别，因而行政哲学不可能既是哲学的又是具体科学的。否则，只会产生一种非哲学非科学的怪异知识和学科。目前出现的那种把哲学的概念、术语往现实行政生活贴标签的“研究”，和直接借用哲学的原理、规律构建的种种行政哲学体系的“研究”，无不是受此种观点的影响。其二是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即元行政学，也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学科研究规范。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准确地说应该是“行政学学”或“行政学学理”。行政哲学属于“行政学学”的范畴，但行政哲学不同于“行政学学”，只是其一部分。行政学学或元行政学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对行政科学进行研究，行政哲学则是从哲学角度研究行政科学的行政学，它可以属于元行政学的一部分，但不能等同于整个元行政学。因此，行政科学、行政学学（元行政学）和行政哲学是三个不同的概念。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是对行政科学的哲学考察。即，行政哲学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就学科性质而言，行政哲学属于部门哲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

对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国内一些学者在涉及到行政哲学的论著中也作了一些简略的描述。如王沪宁认为，行政哲学主要研究和分析一定行政活动和行政关系的性质、行政活动的目的和宗旨、行政活动中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伦理原则等基本理论范畴[1]。薄贵利则将对人性的基本判定、政府的价值取向和现代政府的责任问题作为行政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2]。颜佳华在《行政哲学论》一书中构建了一个行政哲学的研究框架：行政活动论（逻辑起点）、行政主客体论、行政认识论、行政实践论、行政方法论、行政价值论[3]；后来，他又在《行政哲学：一个亟等进一步开拓的领域》一文中，将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界定为：行政哲学导论、行政学对象论、行政学结构论、行政学功能论、行政学评价论、行政学发展论等[4]。

仔细分析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界定我们不难发现，在我们称之为“行政哲学”的名称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两种行政哲学：一种是以行政活动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一种则是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分别用“行政活动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哲学”）与“行政（科）学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学哲学”）这两个称谓来标示行政哲学研究的上述两种主题、两个方向。这两种行政哲学，一个涉及“实际的行政活动”领域，一个涉及“理论的行政科学”领域。

行政活动的哲学主要研究行政的本质及其分界、行政的基本假定、行政的目的和宗旨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活动的哲学是对“行政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问题”做出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活动提供一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或“行政观”。这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不等同于各种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而是后者的“原理”、“基础”或“根据”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除了要依据于这些原理之外，还要考虑具体实践过程中诸多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包括那些隐而不显的“缄默因素”。

行政学哲学则主要研究行政科学发展的模式、行政科学理论评价、行政科学研究方法及其评价、行政科学研究的价值判断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是对“行政学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学问题”进行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学研究提供一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或“行政学观”。同样，这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也不等同于各门具体的行政科学的研究规范、方式、方法，而是为后者的研究提供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原理”、“基础”或“根据”。

二

行政哲学的上述两个研究主题之间存在着逻辑的与历史的联系：

从逻辑上看，对“行政学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对“行政问题”研究的“次一级”的研究，是对实际的“‘行政问题研究’之研究”，具有元研究的性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对任何行政问题的研究总是先在地包含一个方法论，即总是从某一个特定的角度、立场来研究的。这种角度、立场尽管可能不为研究者自己所知道，但却客观地存在着。而且，这种角度、立场本身就制约着对行政问题的认识结果。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出发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要对这些结论的可靠性做出判断，就必须检讨他们的方法论。按照荷兰著名经济学家库普曼（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无论是在自然科学中，或者是在社会科学中，任何系统的理论体系均表现为一个“价值观假定＋逻辑推理”的结构[5]。库氏的这一逻辑式提示，至今尚未遇到有力的挑战。显然，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均是从某种价值观或方法论见解出发的逻辑推理系统，其中的价值观或方法论假定，只能表现为某种行政哲学。因此，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都是以某种行政哲学的逻辑展示的，它不能不内含着某种行政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学哲学”是以“行政哲学”为思想资料的和最终归属的。我们也只有对行政学的根本问题进行了哲学的研究，才能真正地把行政问题的研究提升到一个自觉的、理性的水平和高度。

从历史上说，对行政活动根本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古已有之的事，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都对此做过深入的论述。而对行政学根本问题的研究则不过是近100年来的事。按照时间顺序，对行政活动的研究先后产生了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或行政学、行政科学、行政哲学。其中行政思想是先于行政理论的分散的、不系统的、粗浅的行政理论；行政理论则是后生于行政思想的比较完整、系统、深刻的行政思想；行政学说或行政学往往是较为完整、系统的关于行政的知识体系；而行政科学则是更加系统化、科学化了的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行政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行政哲学则是对行政理论、行政科学研究活动进行思辩的产物，是行政科学的哲学。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出现了独立的行政科学时才出现的，是行政问题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必然，对行政学活动的哲学思考是人类的行政认识和行政实践从童年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条件。行政学哲学与行政科学研究的问题是显著不同的，各自的任务和目的也是不同的。行政科学是通过对行政活动的考察——这种考察主要包括历史上的各种行政思想、行政理论和行政方法——概括出行政活动的一般原理，形成理论并给出某种行之有效的合目的的行政方法或模式。也可以说，行政科学主要关注的是为实际的行政活动提供一套具有普适性的系统的行政知识、思想、原则和可操作的方法，它的特点即在于它的工具性。行政科学为行政学哲学提供思想，行政学哲学则对行政科学起指导作用。任何时代的行政学哲学，除依据各自的一般的哲学观外，都必须吸收以往的以及现时代的行政科学研究成果。反之，行政科学研究要接受行政学哲学的指导，这不仅体现在任何行政科学研究者都要在一定的行政哲学观的指导下从事研究，而且，行政科学体系的构建、其逻辑分析与论证也要符合哲学方法论的要求。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考察的是行政科学的基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便是行政学哲学的研究主题。那么，这个基本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一般而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在正常的或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行政学者以及行政人员较少或不特别考虑的问题。情况也许就是这样，人们通常是在一种没有批判的前提下，追求行政知识的增长，提出概念、形成理论，获得某种高效的行政方法。这一切都是围绕着行政活动的目的而进行的，行政学者为的是行政知识的不断增长，而行政人员则是把行政学者的研究成果，诸如理论、方法、模式等，作为正确的东西应用于行政活动之中。他们的问题常常是一种理论或方法对他们的行政活动是否有效，也即如何使用一种理论或方法才能够达到一种活动的预期目的。人们一般并不考虑一种理论或方法的合理性问题，只是在少数情况下，比如当理论或方法的功用开始减弱或失效的时候。一些人才可能会对已有的关于行政的一些最基本的假定、理论和方法本身进行反思。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他们正在进行着对行政中的某些基本问题的哲学思考或批判。而所谓的对行政科学中的基本问题的研究，就是对关于行政科学元问题的研究。这个元问题就是行政科学中的最基本的核心概念“行政”。行政哲学正是以此作为出发点而展开讨论的，对“行政”这个基本问题的明确和把握，就构成了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行政哲学是对行政本质以及行政科学发展进程进行考察和反思的哲学。行政哲学能否有一个好的发展前景，从根本上为行政科学呈现出实质性的理论进步提供基本性的支持，使实际的行政活动更富有成效和具有合理性。这首先取决于我们对行政哲学本身是否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如果在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那么，不要说对行政科学的发展不会起到推动和支持的作用，就是行政哲学本身的发展和存在，都将会面临巨大的困难。笔者在本文的讨论中，就是试图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使概念理解得到澄清，消除“行政哲学”这一概念本身及其研究对象上存在的歧义性和含糊性。当然。我们在这里给出的关于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的讨论还只是探索性的和试验性的。但是，只要我们能够真正把握住行政哲学的精神实质，研究主题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理论难题了。因为，它将会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得到扩展和进一步的完善。

【参考文献】

[1]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2]薄贵利.中国行政学：问题、挑战与对策[J].中国行政管理，1998(12).

[3]颜佳华.行政哲学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篇7

讲生活逻辑，决不意味着抛弃了理论逻辑。这本教材的内容，有的采用案例法，有的采用情境法、有的采用探究法，但都是注重把学生的生活、实践和哲学的学科知识结合起来，坚持一生活逻辑为主线适当照顾理论逻辑。

新教材的着眼点不仅仅是知识和技能的简单给予，而是把形成知识的过程和体验、把获取知识的能力培养放到了突出点位置。通过提供案例、问题和情境，让学生自己去思考、去体验、去选择、去解决。把学生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作为新知识的生长点，改变旧教材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的理念。

从生活、实践出发，以探究性活动为主导，通过案例考察、问题辨析、情境导入等方式，呈现哲学模块的基本内容。哲学模块的核心问题为：如何看待自然、社会（人生）和思维；如何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是全书的主题。这一主题是如何确立的？这一主题是如何展开的？这一主题是如何深化的？这一主题是如何完成的？这是围绕如何正确看世界、如何形成正确世界观这一核心问题而衍生出来的四个大问题，这四个大问题也就是教材的四个单元。第一单元可以理解为全书主题的确立，第二单元可以理解为全书主题的展开，第三单元可以理解为全书主题深化，第四单元可以理解为全书主题的解决。四个单元，每单元突出一个核心问题。如此层层递进，大问题到小问题，全书形成一个“书”形的问题串。

第一单元：全书主题的确立

第一单元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确定哲学模块的主题，即哲学是什么，哲学要回答和解决什么问题？哲学以怎样的方式看待世界，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重要特点是什么？

围绕上述问题，本单元三科和一个综合探究。

基本结构是：哲学（第一课）——哲学的基本问题（第二课）——主义哲学（第三课）——哲学的功能（综合探究：走进哲学，问辩人生）。

本单元是全书的逻辑起点，居于起始的位置，起着引领和代入得作用。

第二单元：全书主题的展开

要想正确的看待宇宙和人生，形成对宇宙和人生的正确认识就必须首先知道宇宙和人生是什么。怎么看世界的前提是知道世界是什么。这便是第二单元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第二单元式全书主题的展开。

基本结构是：物质（第四课）——意识（第五课克）时间（第六课）——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综合探究：求真务实，与时俱进）。

第三单元：全书主题的深化

第三单元是在第二单元的基础上，进一步追问世界是怎样的，世界以怎样的庄它存在和发展，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是什么，发展的方向和道路是什么，发展的方向和道路是什么？因此，本单元侧重于从方法论的角度回答“如何正确的看待宇宙和人生”这一主题，用思想方法的视角为我们展示了“世界是怎么样的”壮丽画面。这一内容从学科逻辑的角度来说，属于辩证法的范围。因此，本单元也可以看作是第二单元的续篇，使全书主题的深化。

基本结构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迪奇科联系的观点、第八课发展的观点）——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第九课矛盾规律）——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要求（第十课创新）——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综合探究：说明科学发展观的哲学依据，了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

第四单元：全书主题的解决。

篇8

关键词:是｜有｜本体论｜译名之争｜中华思想

无可否认,西方哲学的译介与对思想化进程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即使在中国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中谈论本体论,为了寻根究源,人们总要追溯西方哲学中ontology一词的涵义、问题与。事实上,西方哲学对本体论讨论的影响之深甚至超乎我们的自觉,第一哲学的提法、本体论在第一哲学中的地位,甚至本体论一词的标准涵义,都是从西方哲学得到规定与解释的。通过这种解释,中国思想所关心的“本”、“体”问题也被顺理成章地吸纳到ontology之下了。

但从西方哲学研究界内部看,对于本体论这样一个牵涉哲学本身的大问题,其最久远、最广泛、最深入的争论却是在探讨具体的翻译问题时出现的。有关Being②以及与之有形态关联的其它词汇的翻译已经造成了把好几代西方哲学研究界头面人物卷入的漫长辩论。迄今为止,这场争辩已经引发许多出自不同背景,却均发人深省的高论,但远未取得一致意见。③但如果Being一词的翻译尚待商榷,那么对源于该词的ontology的理解,就不会全无可议之处。事实上,关于本体论的任何讨论首先应该澄清Being的涵义。这种澄清就是所谓译名之争的基本。

一、译名之争及其引出的问题

关于Being一词的翻译,历来有“存在”、“在”、“有”、“是”等若干种翻译。这些译名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强调Being的系词来历,主张以汉语的“是”予以对译。另一类则专注于Being指涉存有的一面。汉语的“有”与“存在”(“在”)有区别,但这个区别对两派意见来说都不是第一位的。④值得注意的只是,系词派从陈康开始,一直主张“是”的译法,且不时以一系列论证发起有益的争论。而存有派很少主动正面阐述自己的意见,且所主张的译名有变化。就状况而言,大陆流行“存在”的译名,港台则多主张以“有”译之。这显然与这种背景有关:大陆思想界的经典地位由占据,①而港台学界主流仍然保有中国传统典籍的记忆。

为什么关于这个词的翻译总是挂一漏万、难以统一?扼要地说,基本理由无非两条:第一,Being一词的歧义太多;第二,没有一个象Being那样常见的汉语字、词同时具有其所有基本歧义。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五卷第七、八章里列举了toon(实是)与ousia(本体、那是着的、是着性)的若干种歧义。前者主要有:谓词(云谓)或属性、断真与潜在-现实。就大体说,即分为“本性之是”与“属性之是”。后者基本有主词(基底)与分离独立(“这个”)两层涵义。②据语文学的研究,早在巴门尼德,希腊词einai主要具备这样三种歧义:系词、表示实存、断真。③这个说法虽必须加以补充,④其大体则是可以成立的。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得到哲学家与哲学史家的印证。起来看,Being一词最重要的歧义应当是存有、系词、断真(同一性可以归入系词结构)三种。其它歧义或多或少地可以追溯其上。而在这三种之中,断真的功能在形式上可以归并到系词-谓词结构中去,在实义上则又与存有直接相关,那么为简化讨论计,可将Being的基本歧义定为存有、系词两种。

有丰富中文经验、一定中文知识的人都很清楚,中文没有同一个词同时具备“存有”、“系词”两类涵义。⑤语言史的工作已经表明,古代汉语的系词出现得相当晚,⑥至少晚于先秦时中国思想的高峰期。甚至在系词已然出现或接近出现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系词对当时玄佛问题的提出没有任何影响。实际上,系词与中国思想的基本问题之间根本没有什么正面联系。倒是系词的晚出及其在日常用语里的可有可无,从某个侧面暗示了中国思想的特点。那么,将Being翻译为“是”的主张,其代价也许就是对“存有”这层涵义的牺牲。而只有这层涵义而非系词,才能既提示中国思想固有的最高问题,又引出Being的源始意蕴。

对于将Being翻译为“存在”、“在”、“有”(姑且笼统地称为“存有”派)的意见,我们应予以更谨慎的辨析。首先,这个翻译肯定失去了原词固有的与系词的直接联系。但失去这种联系是否就意味着这种翻译全不可取?这要视语境而定。例如对于通过主谓句法结构ousia(“是着性”)的亚里士多德而言,“是”就比“存在”更妥当些。但对于力求将Sein从系词理解中解放出来的海德格尔来说,“是”并不比“存在”更合适(当然这也不意味着,“存在”是最合适的译名)。更重要的是,对于用汉语思考的人来说,这派翻译开启而又遮掩了思想的最高。说开启,在于它提示了从“是”以外思考“本体”问题的道路。说遮掩,乃因它基本没有注意“存在”与“有”的区别,而有把“存在”代替“有”立为思想最高问题的倾向。①在中文中,“有”与“存在”之间有着微妙而重大的区别。“有”的含义更为宽泛,它既可以包含“存在”之义,也表达“存在”一词所不可能有的“显现”、“出场”(“在场”)、“持有”(“具有”)等义。例如汉语可以说“今晚没有月亮”,但恐怕没有谁会说“今晚月亮不存在”(相反“月亮不在”倒也说得通)。现代汉语的这个情形其实是保留了古代“有”字的初义。“有”的“显现”、“到场”义,在字源上与思想上,都是本源性的。这一切揭示了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是派”与“存有派”的意见无法两全。中文在根本上没有可能提供对Being一词的贴切翻译。译名之争的一大功绩在于揭示了这个事实。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个事实解释为中国思想的根本处境。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个简单的事实。陷入译名之争的大多数学者,执着地一定要为“Being”一词找到合适的翻译并为此不断争论。这当然说明他们是不承认这个事实的。也有个别清醒的学者看到了这一点。但在如何看待与解释这个事实的问题上,他们的看法也有耐人寻味的出入。本文即尝试就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二、没有系词本体论是中国思想的缺陷还是幸事

汉语无法提供对Being一词的贴切翻译。对于这个事实,国内学者的评价是有差别的。有的学者很正确地要求反思这个事实,但却把这点当作缺陷看待。②但也有的学者认为,汉语没有一个词兼有系词与实存的含义,这“也许是幸事”。③这主要是站在派逻辑的角度说这番话的。在符号逻辑那里,系词消失在谓词函项的结构里,而实存被表示为量词,实存者即所谓“约束变项的值”。也就是说,汉语是符合理想语言的,用不同的字表示系词与实存恰恰是“逻各斯精神”的表现。我们基本同意这个判断:汉语的这个特点“也许是一件幸事”。但具体的根据不必完全相同。本文拟从形而上学基本问题的角度,提出一个理由。这方面的论证,也有学者提出过。④本文的持论则完全基于“是”与“有”的根本差别。我们不认为汉语的这个特点表明“中西学之不可比较”。⑤“也许是幸事”这个判断正基于某种“比较”。但这种“比较”不是解剖地甚至机械地找出“相同”、“相似”或者“差别”,而是诉诸对基本问题的把握及其展开的时机。也就是说,汉语思想的殊胜是从基本问题、最高问题方面说的,并且是对“现代”说的。

如果汉语思想的基本问题与最高问题与西方哲学或者哲学本身毫无关联,那么任何“比较”都是不可能的。但哲学的最高问题不就是本体论吗?本体论不就是研究toonheion(BeingquaBeing)也就是第一ousia(Substance)的问题吗?正如亚里士多德所云:“Kaidekaitopalaitekainunkaiaeizetoumenonkaiaeiaporoumenon,titoon,toutoestitisheousia.”(“所以从古到今,大家所常质疑问难的主题,就在‘何为实是’亦即‘何为本体’。”)⑥“本体”问题之根源既然在于“是”,在于那“只可能是不可能不是”的真之路。那么其基本问题从来不被“是”所引导的汉语思想之不是哲学,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中西之间不是典型的风马牛不相及吗?

亚里士多德所提的这个仅仅在亚里士多德式的“形而上学”中是最高问题。如果就等于亚氏“形而上学”,那么“中西比较”云云在实质上只能是无稽之谈。但一部西洋哲学史还提供了其它的可能。在亚里士多德之前,柏拉图便将哲人王的最高知识确定为关于“善”的知识,理式(eidos,相、形)“从善得到它们的是(einai)与本是(ousia)”而善却是“在地位和能力上都超越了本是(ousia)”①柏拉图的这个洞见,及其在哲学史中留下的隐秘线索,这里就不多谈了。我们且来看一下也是将其基本视野保持“在亚里士多德之前的”一位“近人”:海德格尔。我们关注他有这样三点理由:首先在所有思考西方哲学最高问题的大师中,只有他基本算我们在现的“同代人”;其次他与那条柏拉图的隐秘线索有些关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近二十年思想界在西学方面的最大动力来自海德格尔。现在甚至连对马克思的解释都开始笼罩在他的阴影之下。人们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兴趣重新讨论陈康先生在翻译柏拉图时提出的译名问题,主要缘于海德格尔的刺激。

不错,海德格尔接过了亚里士多德的那个问题,甚至明确援引亚氏以说明自己。但他恰恰通过对后者的“现象学解释”②把系词导致的对Being涵义的预先领悟悬置乃至解构掉了。用海德格尔的语言,这就是说,Sein之系词涵义所对应的是现成存有领悟。③换言之,命题主词是对系词的分有,在这个意义上是存有者或者不如说是者。主词是在句子结构中得到规定的,而支撑句子结构的无非是联系动词。作为命题主词的存有者之涵义就只能从系词而非存有上加以领会。“形而上学”追问存有者的根据。无论这根据是“实体”还是“主体”,都被领会为现成的、在流变中常驻永存的、并因而掩藏在现象之后与现象对立的“本体”。这个“本体”不会为谓词的流转所动摇。它仅从系词得到单纯的规定,是纯粹的“是者”。本体的实质就是主词。主词的实质就是“那只能是,不能不是的”。纯粹主词、真正够的上主词或者说本体的,只能从“是”而非其它规定。主词的实质正在于系词“是”。

要之,“形而上学”在于对Sein的遗忘,这种遗忘正是通过以“是”解Sein完成的。那么,被“是”所遮蔽的Sein之本义何在呢?“是”何以遮蔽了这层本义呢?这种遮蔽是否全然的“错误”?如何破除这种遮蔽显露Sein之本义呢?

扼要地说,海德格尔的运思完成了这样几个任务。首先,在《存在与时间》中,他以“存有论只能作为现象学才可能”这一断言,将Sein与出现、显现、事情自身的站出等“现象”的原初涵义联系起来。在《现象学基本问题》中,他专门批判了整个系词学说的传统。④这两件事原是一体的。所谓现象学的存有论必定批判对Sein的系词理解。因为这种理解正是“现象”与“本是”(Wesen,一译本质)、“存有”(Sein)与“显象”(Schein)对立的根源。所谓系词理解,就是仅从“S是P”的基本主谓结构中理解“Sein”。由于主词(个体)或种(形式、相)与偶性在“是”上的逻辑不对称。⑤这种逻辑不对称被“形而上学”地理解为“是”(Being)与“变”(Becoming)的对立。现象是意见,是“是又不是”。现象是变,而在变中“是而不变”的则是与现象对立的,在现象背后的“本是”。现象学的最大贡献就是恢复了现象、流变的原初地位,悬置了其背后的“是者”,乃至从现象出发“构成”那“是者”。可以说,正是现象学才开始消解了从系词理解Sein的传统。从这里看,不问语境地将Sein翻译为“是”,乃是前现象学的旧“形而上学”思路支配的结果。现象学领悟的Sein,就是“有”。

出于种种原因,后期海德格尔不再把自己的工作归属现象学。但他强调Sein显现、到场的这一点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得到了印证与发挥。他开始把对Sein涵义的提玄勾沉与哲学史、最终是语言史联系起来。不仅德国哲学的Sein,希腊哲学的toon、ousia、parousia等均当如是领会。例如他认为parousia最贴切的翻译是德文的Anwesenheit(在场性,在场这回事而非在场者)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哲学的最大问题,或者西方哲学的命运,是遗忘存有者与存有之间的存有论差异。是以对存有者,或者不如说“是者”的探讨(即“形而上学”)遮掩了存有之思。后期海德格尔一直在思索:这种遮掩是何以发生的?对思想的命运来说它又意味着什么?语言史的工作表明,①印欧语言,例如希腊语有明确的动词、动词不定式与名词的分野,这点对存有领悟的是实质性的。存有最初只有动词的涵义。后来逐渐演化出不定式与名词。对存有的存有者理解、是者理解,就是把存有这回事误认为在这回事中存有着的存有者。从语言方面看,这就是以不定式乃至名词替代本源动词涵义的结果。西方语言的词类分野是无法撼动的,在这种语言之下的存有之思,只能通过对具有高度名词(是者)倾向的Sein“做手脚”来发动。这个情形导致晚期海德格尔甚至不再依据Sein,而是依据更为源初的Lichtung或Ereignis来思此前在Sein之下被思的东西。这就从根本上切断了我们从系词“是”去把握存有之问的基本脉络。

如果说,“转向”之前的海德格尔主要从在场者(存有者)与在场性(存有一般)之间的存有论差异入手。那么,其后他则更溯在场而上,追问Anwesenlassen,这早已超越了“是”所标画的逻辑-形而上学范围,而进入了“有”之思。海德格尔很清楚,这一思之方向恰恰是背离西方传统的:

“在西方思想之初,存有(Sein)就被思了,但‘有’本身(Esgibtalssolches)并未被思”。②

我们也许可以大胆地说,西方语言是不适合后期海德格尔期望中的存有之思的(虽然这种不适合被他看作存有之天命),但在一种既区别“是”与“有”,又没有固执名词形态的语言中,存有论能否得到真切的体认呢?这是西方为思想留下的最大机缘。

中国思想的最高不可能源于Being,因此不可能属于以对系词进行逻辑为基础工作的系词本体论(即主要从系词“是”方面理解的ontology,可称之为“本是论”)。在这方面,翻译的胜利很可能导致思想的失败。也许我们能够通过“合适的”翻译在中国思想中找到与Being最有联系的问题。但翻译永远是抹消而非展露差别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顺理成章地认为,中国思想的这个问题就是Being的问题,就是本是论的问题。其至尊地位与标准一如西方第一哲学处理的本是论。这样我们就会在根基处全然误解中国思想的基本问题。这种误解的代价是中国思想的形存实亡。

说中国思想之最高问题并非源于Being,这并不意味着前者与Being丰富的源始涵义之间毫无联系。中国译介、领会西学的最高任务,恰恰在于如其所然地揭示、解释这种联系。如海德格尔所言不虚,Being的意义事关西方思想的天命。那么,这个任务同样也是中国思想的命运所系。

篇9

关键词：新时代；科技哲学；创新；发展

引言

作为对科学技术时代出现的科技及其相关问题的哲学回应， 科技哲学既与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 又与近代以来哲学的演变相随相伴。作为对当代哲学问题的访谈， 理应对此予以关注。科学技术哲学既属于哲学体系，也是近些年快速发展的交叉学科。科技哲学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其规范性正在不断增强，有着特别巨大的研究与分析价值。全面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学科实质、门类构成和研究内容等方面，与传统的自然科技哲学均有较大的区别。

一、科技哲学的学科定位和理念体系

（一）学科定位

认识科技哲学具有的学科定位，首先要认识其学科性质。20 世纪 80 年代后，大学分学者认为，科技哲学属于哲学学科，是马克思哲学的一个分支，是将马克思哲学中的认识论、方法论和世界观统一起来。部分人认为科技哲学尽管是独立学科，但并非属于哲学学科，而是综合学科或者边缘学科。认为科技哲学是处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哲学等学科边缘的学科，体现出历史学、社会学及哲学的特点；或者认为科技哲学是自然科学与哲学两种学科互相影响和渗透而出现的独立学科，其既非哲学，却和自然科学和哲学有重要联系，是体现双重性质的学科

（二）理念体系

我国学者对科技哲学的定位和学科性质有不同的认识，对其理论体系的看法也不相同。吴国盛认为，科技哲学的内容包括科学史、科学社会史、科学哲学和自然哲学等。陈其荣指出，当科学技术逐步发展，传统的自然辩证法会不断扩大涉及的领域，进而建立起综合性较强的交叉学科，即科学技术哲学，其内容包括社会与科学技术、技术哲学、科学哲学和自然哲学等。张明国等学者将科技方法论列入到科技哲学结构中，指出其应该包括科技方法论、社会与科技、技术哲学、科学哲学和自然哲学。近些年，随着全球性科技革命和我国改革开放潮流的冲击，科技哲学不断分化，并形成专门的方向及学科，如，科学社会、技术哲学、科技思想史、科学方法论以及未来学等。虽然学术界的意见并没有得到统一，但基本同意科技哲学的内容基本包括技术哲学、科学哲学和自然哲学三个部分。随着科学技术、产业工程、社会等知识体系的实践和完善，逐步建立起产业哲学、工程哲学等新兴的研究领域。部分学者区分工程与技术、科学的理念，将传统的技术、科学二元理论进行拓展，使其成为工程、技术、科学三元理论，指出工程活动的中心是建造，而工程哲学是区别于技术哲学与科学哲学的新兴学科。现在工程哲学开展的研究集中在工程案件、工程历史、工程共同体、工程人才、工程创新、工程设计和决策等方面。

二、科技哲学的创新研究

（一）创新科学哲学

要从科技哲学向着科学文化哲学的方向创新，从哲学认识向着哲学价值的方向拓展。在文化哲学领域中，科学价值论的内容特别丰富，一方面它是体现多种价值内容的文化及其活动，而并非只是某种认识或者实施的认识活动。另一方面，其重视全方位的研究价值，而并非只限制在认识价值的领域内，其重视科学ι缁岷腿死嘧龀龅墓毕祝包括精神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及技术价值等，进而体现出科学对于社会进步的作用，对于人类解放、自由、发展及生存的价值和意义。要充分融合分支学科，让科技哲学的发展空间更加广阔。传统科技哲学重视对认识论进行研究，而非全面、系统的研究哲学，所以其并非是真正的科技哲学，全面发展科技哲学，有利于深入挖掘不同学科中的思想，将这些思想整合与完善，使其发展成为真正的科技哲学。科技哲学要推动新型社会学的建立和发展。这样既能够扩展科技哲学的研究的覆盖面，也能给予科技哲学的研究增加研究范例及素材。具体科学问题是科技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由于其重视具体学科的多样性、前沿性、现实性和个体性，而这些可以为理论研究提供必要的现实基础，所以分析具体问题不应该脱离哲学进行研究。现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具体科学进行哲学研究也逐步发展起来。国内学者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全面、深入地研究复杂系统演化的过程、机制、条件、标准、概念和相关的哲学问题。部分学者在方法论、认识论、复杂知识论和复杂概念等领域对科技哲学进行创新和探讨，拓展研究的视野。我国科技哲学要体现出自身特点，虽然西方哲学有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部分，但我们要建立起体现中国问题、中国语境的科学哲学，并构建有明显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部分学者尝试性的研究科学哲学中国化的意义、现实性及可能性，指出这是艰巨而长期的工作，要吸收我国和西方思想精髓并不断创新，以我国实际情况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

（二）建立起发展技术哲学

虽然技术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技术哲学却属于新兴学科。国内学者既希望构建起自己的研究框架，也希望学习和借鉴国际研究成果，因此现阶段技术哲学研究是两个领域共同发展的。陈昌曙等学者从技术哲学的性质和定位、理念意义、本质、价值、发展规律以及技术与科学的联系等方面研究技术哲学，指出技术哲学应该深入研究的领域。现在，我国研究技术哲学更加成熟，随着逐步建立健全的建制化，技术哲学也得到哲学领域的认可，此研究正在增加研究深度、明确研究课题、创新研究成果。在科技哲学范畴内，工程体现出自身的独特性，并诞生工程哲学。部分学者指出工程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工程活动和工程知识，是哲学分支之一。工程哲学的主要问题是人能否能改变世界和如何改变世界的问题。部分学者认为，技术是具有实践性特点的知识体系，包括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其中社会技术的概念是人们管理和改革社会、优化和调整社会关系、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体系。社会技术和科学体现出一体化发展的趋势，是技术哲学发展的新范畴。我国技术学要创新及发展，要遵守认识传统技术和发展新技术相结合、中国语境和国外学术成果相结合、反思升华和面向实践相结合、群体多样化和个体专一化相结合等四个基本原则，促进我国技术哲学以本土化为基础，逐步向建制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最终建立起具有中国特点的技术哲学。

三、科技哲学的发展趋势

（一）自然将列入科技哲学的研究范围

就科技哲学而言，其内容涉及到多种观念，如，马克思哲学论、方法统一论、

世界观等。科技哲学可以分析与探讨自然界的辩证法，并建立起独具特色的自然观。传统理念中，对科学哲学的理论进行研究是科学哲学的正宗，自然科学是科学哲学的问题或者边缘问题，部分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自然科学

哲学应该是科学哲学涉及的重要领域。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中，科技哲学会逐步增加对自然界的研究。进而建立起系统的自然观和科学观。随着自然问题、社会问题和科学问题的产生，可以建立起有较高合理性的自然哲学，以自然为切入点来区分人工自然和天然自然，并为发现、解决自然问题和社会问题给予全面、完善的理论依据。

（二）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科技哲学要在未来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多元化发展是大势所趋。多元化

发展的概念就是全面融合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让科技哲学的分析与探索更加具有层次性和价值性。科学哲学是不断发展的学科，是多元化、层次化和歉收并蓄的体系。而基础理论研究重视科学哲学性、方法论、规范性及逻辑性等方面，自然科学哲学重视学科的多样性、前沿性、现实性和个体性。前者是理性升华而后是实践基础。就人文科学问题而言，重点在于对价值观与人生观进行深入思考，对人生意义进行研究。根据物质决定精神的思想理念，可以认识到洛克菲勒家族为何会贡献家产来建设学校、办慈善机构。在某种意义层面上，此行为是否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具体行为。同时该家族捐献私有财产支持学术研究，体现出人文、社会与科技哲学的有机融合。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科技科学进行全面融合，可以让科技哲学具有扎实、稳定的科学基础。另外，在新学科不断出现的前提下，会出现对分支学术内容进行研究的学术成果，如，生命科学、生物工程等。逐步完善这些领域的研究，可以使其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发展出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科技哲学的创新研究

（一）创新科学哲学

要从科技哲学向着科学文化哲学的方向创新，从哲学认识向着哲学价值的方向拓展。在文化哲学领域中，科学价值论的内容特别丰富，一方面它是体现多

种价值内容的文化及其活动，而并非只是某种认识或者实施的认识活动。另一方面，其重视全方位的研究价值，而并非只限制在认识价值的领域内，其重视科学对社会和人类做出的贡献，包括精神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及技术价值等，进而体现出科学对于社会进步的作用，对于人类解放、自由、发展及生存的价值和意义。要充分融合分支学科，让科技哲学的发展空间更加广阔。传统科技哲学重视对认识论进行研究，而非全面、系统的研究哲学，所以其并非是真正的科技哲学，全面发展科技哲学，有利于深入挖掘不同学科中的思想，将这些思想整合与完善，使其发展成为真正的科技哲W。科技哲学要推动新型社会学的建立和发展。这样既能够扩展科技哲学的研究的覆盖面，也能给予科技哲学的研究增加研究范例及素材具体科学问题是科技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由于其重视具体学科的多样性、前沿性、现实性和个体性，而这些可以为理论研究提供必要的现实基础，所以分析具体问题不应该脱离哲学进行研究。现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具体科学进行哲学研究也逐步发展起来。国内学者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全面、深入地研究复杂系统演化的过程、机制、条件、标准、概念和相关的哲学问题。部分学者在方法论、认识论、复杂知识论和复杂概念等领域对科技哲学进行创新和探讨，拓展研究的视野。我国科技哲学要体现出自身特点，虽然西方哲学有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部分，但我们要建立起体现中国问题、中国语境的科学哲学，并构建有明显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部分学者尝试性的研究科学哲学中国化的意义、现实性及可能性，指出这是艰巨而长期的工作，要吸收我国和西方思想精髓并不断创新，以我国实际情况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

（二）建立起发展技术哲学

虽然技术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技术哲学却属于新兴学科。国内学者既希望构建起自己的研究框架，也希望学习和借鉴国际研究成果，因此现阶段技术哲学研究是两个领域共同发展的。陈昌曙等学者从技术哲学的性质和定位、理念意义、本质、价值、发展规律以及技术与科学的联系等方面研究技术哲学，指出技术哲学应该深入研究的领域。现在，我国研究技术哲学更加成熟，随着逐步建立健全的建制化，技术哲学也得到哲学领域的认可，此研究正在增加研究深度、明确研究课题、创新研究成果。在科技哲学范畴内，工程体现出自身的独特性，并诞生工程哲学。部分学者指出工程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工程活动和工程知识，是哲学分支之一。工程哲学的主要问题是人能否能改变世界和如何改变世界的问题。部分学者认为，技术是具有实践性特点的知识体系，包括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其中社会技术的概念是人们管理和改革社会、优化和调整社会关系、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体系。社会技术和科学体现出一体化发展的趋势，是技术哲学发展的新范畴。我国技术哲学要创新及发展，要遵守认识传统技术和发展新技术相结合、中国语境和国外学术成果相结合、反思升华和面向实践相结合、群体多样化和个体专一化相结合等四个基本原则，促进我国技术哲学以本土化为基础，逐步向着建制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最终建立起具有中国特点的技术哲学。

结语

现代科技哲学是建立的初级阶段，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研究特色各不相同，研究方法、研究诉求、哲学传统也存在较大差异性。所以，我国要明确科技哲学的学科定位和理念体系，以推动科技哲学的发展。在此基础上，科技哲学若想在未来的研究中获得良好的发展前景，就要将自然纳入研究范围内，积极融合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使其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另外要创新科学哲学、建立和发展技术哲学，丰富科技哲学的涉及领域和研究内容，并进一步提高科技哲学的价值。现代科技哲学是建立的初级阶段，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研究特色各不相同，研究方法、研究诉求、哲学传统也存在较大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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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正文】

哲学中国化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现象，而是一个开放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哲学不仅与中国近代思想界发生碰撞，吸取中国近代思想中的优秀成果，而且还与苏俄哲学、西方哲学开展论战，相互交融，共同构造了哲学世界化的复杂图景(注：关于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关系的详细说明，参见何萍：《全球化与中国哲学的命运》，《江淮论坛》2000年第1期；《20世纪哲学中的两种传统》，《哲学研究》2003年第8期。)。以往，我国学术界多重视前一方面的研究，忽视了后一方面的研究。这就使我们常常把中国化看作一个单纯的哲学的输入过程，仅仅在中国系统中考察哲学中国化，而不能把中国化置于世界范围内，在一个无限开放的系统中揭示其发展的规律性。为了克服这一研究的不足，我们需要确立一种世界视野。这种世界视野就是世界哲学的发展图景。

在哲学史上，一种新的研究视野的确立必然带来哲学问题的更新。这一点也适用于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从中国现代化的实际过程和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考察哲学中国化，其研究的问题总是围绕哲学与中国现实之间的关系展开的；而从世界哲学发展考察哲学中国化，其研究的问题却要围绕中国哲学形态的研究而展开。前者旨在解决中国发展的现实问题，后者旨在解决哲学自身的理论问题。应该说，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缺一不可。没有前者，中国哲学的发展就失去了活水源头；没有后者，中国哲学在面对现实时，就缺乏足够的理论解释力度。鉴于我国的研究普遍重前者而轻后者，在此我们着重论述后一方面的问题。

世界哲学的发展图景是与哲学世界化的特点和历史进程相联系的。哲学世界化不同于全球化的一个根本特点，就在于是以民族化为基础。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发展，它是以单一的资本主义化为前提的，本质上是反对民族化、多元化的。而哲学世界化则以承认各民族的自决权为前提，强调各民族文化的合理性和发展道路的特殊性，本质上是主张民族化和多元化的。由于强调民族化和多元化，哲学世界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冲突和交融，从而形成了世界哲学错综复杂的横向联系。除此之外，哲学还随着世界历史的变化而不断更新自身的提问方式和研究方式，呈现为不同的性质和发展阶段，这些又构成了世界哲学的纵向联系。世界哲学发展的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使我们能够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切入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多角度地考察中国哲学的问题。

首先，世界哲学的横向联系为我们确立了比较研究的理论视角，使我们能够从哲学形态的整体上把握中国哲学的性质、特点，考察其哲学传统的内涵。

在世界哲学的横向联系中，东西方哲学传统的冲突与交融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所谓东方哲学传统，主要指由苏俄者创造的哲学体系；所谓西方哲学传统，主要指由葛兰西、柯尔施、卢卡奇创造的哲学体系。这两种哲学体系面对的历史课题不同，研究的哲学问题亦不相同。苏俄哲学面对的是政治、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变革生产方式、加速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历史课题，苏俄者着重研究和发展了哲学关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学说，并使其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的核心问题。西方哲学面对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变革问题。围绕这一历史课题，西方者展开了哲学的意识形态研究，建立了批判的哲学体系。既然东西方哲学是两种不同的哲学形态，且根源于它们各自面临的历史任务，各有其自身的合理性，那么，我们就不能简单地以一种哲学否定另一种哲学，而是应该建立比较的研究视角，考察它们各自的特点、理论内容及其论争的实质，以揭示世界哲学发展的规律。

对于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而言，开展东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从哲学形态的整体上考察中国哲学，揭示中国哲学的性质、理论来源和思维方式，从而把握中国哲学的理论特殊性。这是我们对中国哲学的定位研究。

中国哲学形成于20世纪初，和西方哲学在时间上几乎同时，在理论上也都以苏俄哲学为

出发点，然而在对待苏俄哲学的态度上，则与西方哲学截然相反。西方哲学是从批判苏俄哲学中产生出来的。柯尔施曾经明确指出，他提出“西方”概念，就是为了标明他们所创立的哲学是完全不同于苏俄哲学的新的哲学形态。与之相反，中国哲学是在传播苏俄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基本原理和理论框架上基本遵循了苏俄哲学范式。不仅如此，在尔后多年的哲学创造中，中国者一直认同苏俄哲学体系，而对西方哲学持批判态度。即使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加强了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也依然难以把西方哲学的合理思想有机地纳入中国哲学。相反，学术界对于苏俄哲学，不论怎样激烈地批判它的基本理论，而在思考哲学问题时，却还是遵循了它的思维方式。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穿新鞋，走老路”，却不思考为何如此。其实，只要比较一下东西方的哲学传统就不难看出，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哲学传统本身。20世纪初，中国和俄国同处于自然经济形态，都受到西方现代化的冲击，因而面临同样的哲学问题。这种种相同性决定中国只能走俄国的路，在哲学传统上也只能选择苏俄哲学体系，使自己成为东方哲学的一部分。就是在今天，中国也还未进入发达工业国家，特别是在经济体制的转型期，发展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仍然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民族的哲学家，又如何能够超越原有的哲学传统和由其决定的哲学思维方式呢?从这一角度进行思考，中国哲学的现状就变得非常容易理解了。

当然，我们绝不能由此把中国哲学传统等同于苏俄哲学传统。中国哲学虽然在理论上采取了苏俄哲学模式，但一开始，中国者就只是把苏俄哲学当作认识论和方法论。在哲学的创造上，中国者还是结合中国革命的现实，通过与中国思想界的论战，对哲学与科学、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性质、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关系等问题，都做出了自己的解答，创造出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哲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的《实践论》，都把实践置于哲学的首位，强调哲学本质上是实践的唯物论。这种对哲学的理解和阐释，明显地不同于苏俄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体系。而今天的中国哲学与苏俄哲学传统的差别就更大了。这已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中国哲学与苏俄哲学之间的差异引发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中国哲学与苏俄哲学之同究竟在何处?两者是东方哲学传统之同，还是苏俄哲学传统之同?20世纪70至80年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的发展，表明了中国哲学与苏俄哲学之同仅仅是东方哲学传统之同，绝不是苏俄哲学传统之同。20世纪30至50年代，中国者学习和采用苏俄哲学教科书体系，主要是因为中国哲学处于初创时期，必须模仿已经取得成功的理论作为自身的起点。然而，一旦中国哲学有了自己的经验和基础，就必然删除原有理论中不属于自身的内容，创造出新的理论体系。这种新的理论体系才是构成中国哲学理论内核的东西。苏俄哲学教科书体系不过是中国者借以创造自己哲学传统的中介，仅仅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形式。这些都说明，苏俄哲学教科书体系从来就没有成为中国哲学的本质，中国哲学也绝不是苏俄哲学的翻版，它们之间的同一性是东方哲学传统的共性，它们之间的差别来自于各自的民族哲学传统。肯定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哲学的理论性质及其内容。

其次，世界哲学的纵向联系为我们确立了问题研究的视角，使我们能够揭示中国哲学无限开放的内在机制。

问题研究视角不同于体系研究视角。体系研究视角以逻辑主义方法为基础，主要追踪哲学发展的逻辑环节；问题研究视角以文化历史主义方法为基础，旨在揭示哲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哲学史在这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中被描绘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图景。在体系研究视角中，哲学史被描绘为一种宏大的哲学体系的前史，先前的哲学都是这一宏大哲学体系的不同逻辑环节；而这一宏大的哲学体系是以前哲学的完成，亦是全部哲学的终结。这种哲学史本质上是面向过去的，是一种封闭的哲学史。而在问题研究视角中，哲学史被描绘为不同哲学形态更替的过程。在这里，没有一种哲学能够穷尽真理，更没有一种哲学能够成为绝

对真理。相反，哲学史正是在各种具有局限性的哲学形态之间的冲突和碰撞中、在面对时代的哲学问题中，不断发展和更新。于是，哲学史就呈现为不断提出和追问哲学问题的历史。哲学问题层出不穷，哲学史也就连绵不绝，这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哲学史，是一种开放的哲学史。

体系研究视角和问题研究视角向我们提供了两种不同的理解哲学的发展模式：体系研究视角向我们提供的是哲学的范畴史，问题研究视角向我们提供的是哲学的问题史。那么，哲学发展史究竟是范畴史还是问题史呢?我国学术界并没有明确地提出这一问题，但是在实际的研究中，却一直视哲学发展史为范畴史。对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翻一翻哲学原理教科书和哲学史教科书就一目了然了。我们的哲学原理教科书在论述每一个范畴时，都是把以往哲学对这一范畴的论述作为该范畴形成的逻辑环节，而该范畴是其终结。物质范畴的论述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哲学史的叙述亦是如此。一部哲学史几乎就是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史。哲学原理教科书是哲学史的分界线，先前的哲学都是这一哲学原理的形成过程，以后的哲学是这一哲学原理的发展。我们认为，这种发展观在描述哲学某一传统在一定时期内的发展是有效的，但如果超出这一范围加以运用，就必然得出两个十分荒谬的结论：其一，哲学的发展只有量的增长，而没有质的飞跃，即只是范畴的精确化，而没有研究问题的转换和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没有阶段性的变化；其二，哲学只有一种传统，不存在多种传统，也就是说，在多种哲学传统中，只有一种是正统的、唯一正确的哲学，其余的都被视为异端邪说。这两个结论显然不符合世界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亦不符合中国哲学发展的现实。因此，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不能运用范畴史观，而必须确立问题史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