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直接投资的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外国直接投资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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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

(一)生产活动全球化。生产活动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传统的国际分工正在演变成为世界性的分工：1国际分工的内容发生变化。国际分工从传统的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分工逐步发展成为以现代工艺、技术为基础的分工；从产业各部门间的分工发展到各个产业部门内部的分工和以产品专业化为基础的分工；从沿着产品界限进行的分工发展到沿着生产要素界限进行的分工；从生产领域分工向服务部门分工发展。2国际分工的形成机制在变化。即由市场自发力量决定的分工，向由企业，主要是由跨国公司经营的分工和由地区经贸集团成员内组织的分工发展，出现了协议性分工。3水平型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其内容为产品型号的分工，产品零、部件的分工和产品工艺流程的分工。4形成了世界性的生产网络。5世界性的国际分工使各国成为世界生产的一部分，成为商品价值链中的一个环节。它有利于世界各国充分发挥优势，节约社会劳动，使生产要素达到合理配置，提高经济效益，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

(二)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形成。1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拉动作用增强。它表现为国际贸易增长率大大高于世界经济增长率。如以1990年为100，世界货物出口值指数从1985年的56，上升到1995年的144，同期世界生产指数从86上升到107；世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同期从85上升到106。1990-1995年间，世界贸易出口量年均增长率为6％；同期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2服务贸易发展迅速。世界服务贸易额从1985年的3809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11，678亿美元，在国际大贸易(货物与服务)中的比重同期从163％上升到188％。3国际货物贸易交换品种多样化。在世界贸易中，占世界出口1％以上的货物从1980-1981年的11种增加到1993-1994年的21种。在发展中国家出口货物中，80年代中期，制成品所占比重开始超过一半；在出口中占1％以上的货物种类从1980-1981年的6种增加到1993-1994年的19种。4发达国家同类货物相互交换增加，主要的经济贸易大国一般既是某类商品的主要出口国，也是该类商品的主要进口国。5国际贸易趋同化。它表现为：电子化贸易手段普遍使用，EDI(电子数据交换)已在国际贸易中广泛使用，其他如电子商务(EC)，电子贸易撮合(ETM)，电子资金转账(ETF)等已在许多国家开始使用；ISO9000系列成为国际贸易商品的共同标准；贸易合同标准化。6世界贸易组织建立，多边贸易体制正式确立。1995年1月1日诞生的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世界贸易进一步规范化，世界贸易体制开始形成。作为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组织和法律基础的世界贸易组织，以其法人地位对所有成员方都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因此，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标志着一个以贸易自由化为中心，囊括当今世界贸易诸多领域的多边贸易体制大框架已经构筑起来。（三）各国金融日益融合在一起。1金融国际化进程加快。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大银行根据《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开始了大规模合并、收购活动，以提高效益。如法国里昂信贷银行买下了大通曼哈顿银行在比利时和荷兰的附属机构。德意志银行、巴克莱银行和国民希敏寺银行也吞并了一些欧洲其他国家的小银行，以扩大在欧洲的网络。为了提高本国银行的竞争能力，很多国家对于大银行的合并表示了支持的态度，1993年以来，世界排名在200名之内的大银行之间至少发生过25次合并。2地区性经贸集团的金融业出现一体化。欧盟统一大市场建立后，银行、证券公司和投资基金等金融机构可在欧盟内经营不受国界限制的保险和投资业务；美国和日本的银行则可通过收购、兼并等形式加紧渗透欧洲市场，欧洲的金融市场将演变为真正的国际金融市场。3金融市场迅猛扩大。到1995年，外汇交易额已上升为世界贸易额的60倍，全球外汇日交易额已超过12万亿美元。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国际信息的网络化，外汇市场的资金交易正以"光的速度"从一个市场转移到另一个市场。

(四)投资活动遍及全球，全球性投资规范框架开始形成。其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投资成为经济发展和增长新支点。国际直接投资额年均额与年均国际贸易额的比例在缩小，国际直接投资额年均增长率高于国际贸易年均增长率。1990-1996年年均世界出口贸易额为41，14571亿美元；同期，世界各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为2，56535亿美元，二者之比为160∶1，差距进一步缩小。1991-1996年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为118％；而同期世界出口贸易额年均增长率为7％，后者大大低于前者。第二，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据统计，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已从1985-1990年年均1，55578亿美元增长到1996年的3，46824亿美元。同期，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45005亿美元增长到2，94732亿美元，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从932％下降到849％；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0554亿美元增长到51469亿美元，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从67％提高到148％。同期，全球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从1，41930亿美元增长到3，49227亿美元，其中，发达国家从1，16744亿美元增长到2，08226亿美元，在全球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中的比重从822％下降到596％；发展中国家从24736亿美元增长到1，28741亿美元，所占比重从174％上升到369％。第叁，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并行，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发达国家中主要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同时也是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国家。1995年，德国、法国、瑞典、英国、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荷兰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占当年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56％；同年，除日本以外的上述国家占当年世界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53％。与此同时，一些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1985-1995年，有2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吸收者。第四，国际借贷资金流动量增长很快，证券股权投资迅速发展。1993年流动金额为8185亿美元，1994年增加为9534亿美元，1995年增加为12，584亿美元。与外国直接投资一样，证券股权投资依然偏向于少数新兴市场国家，1995年亚洲就占了流向新兴市场的外国证券股权投资净流量的53％。此外，外国证券股权投资的来源存在一定程度的集中性。1992-1994年，流向新兴市场的这种投资35％以上来自美国，15％来自日本，11％来自英国。近几年来，香港特区和新加坡的投资者也向新兴国家进行这种投资。第五，投资自由化成为各国国际直接投资政策的目标，国际直接投资规范安排提上日程。90年代以来，保护和促进投资的双边投资条约数量大幅度增加，截至1997年1月1日，全世界已签署这种条约1330个，涉及162个国家，在5年里条约数增加了2倍。1991-1996年，各国政府共对外国直接投资管理体制进行了约600次调整，其中95％是放松对外资管制的措施。1995年，在64个国家的112项立法变化中，106项属于趋于自由化或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立法。国际社会为达成国际性的投资协议开始行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第一次将投资问题纳入多边贸易的体系，并达成《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出现通过协商建立一个综合性多边国际直接投资框架的行动，1996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第九次会议对未来多边投资框架进行了探讨，并已达成协议。(五)跨国公司作用进一步加强。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蓬勃发展。第一，跨国公司的数目剧增。据统计，1996年跨国公司已达到44，508家，在全球的附属企业已达到276，659家。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增加到36，380家，所占比重下降到817％；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增加到7932家，所占比重上升到178％。第二，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基地的最大跨国公司日益全球化。按外国资产排列的1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在它们的外国附属企业中拥有17万亿美元的资产(控制了约1/5的全球外国资产)。第叁，跨国公司开始结成新型的"战略联盟"。面对竞争压力、自由化浪潮和新投资领域的开放，越来越多的企业，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采取各种办法参与全球化经济的活动，通过各种形式结成联盟。通过兼并与收购在国外建立自己的生产设施，以保护、巩固和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1988年到1995年间，全球跨国兼并与收购总额增加了一倍，达到2290亿美元。1996年，有45起跨国兼并与收购的规模超过10亿美元。与此同时，一些跨国公司以协定(股份和非股份)方式加强联合。1995年缔结了近4600项这样的协定，而1990年只有1769项。1990年以来，跨国公司之间在核心技术(信息和生物)方面也加强了战略性研究与开发伙伴关系。第四，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规模和重要性日益增加。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在其国家贸易中的比重提高，出现了无国界经济。(六)经贸文化、人才出现世界性。以全球化、高速化、个体化为特征的多媒体网络正在覆盖全球；出现了经济生活和贸易文化的全球性趋同现象；"国际人"开始走俏，全球性的共同发展目标形成。为了在经济竞争中取胜，"国际人"正在成为各个国家、各大公司的首选目标，培养"国际人"、寻找"国际人"已成为世界性的人才战略潮流。日本公司率先提出"国际人"战略。他们认为，国际人应具备以下10个基本条件：积极肯干，但是不蛮干；人际关系融洽，不以自我为中心；兴趣广泛，知识丰富；外语出色，乐意结交外国人；行动迅速，快食、快眠、快便；迅速适应并爱上异国他乡；意志刚强，富有忍耐性；深谋远虑，但不优柔寡断；安排、处理好家庭生活关系；身体健康，精神焕发。此外，绿色主义、环保哲学，共同反黑、扫黄、打白(毒)和反腐败，共同致力于发展与和平，共同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均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二、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传统的衡量国家之间经济贸易权益的概念与统计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一)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相互依存与互动加强。

1.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经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相互依存进一步加强。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发达国家之间货物、服务、资金、技术和市场高度融合，而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上述关系也在加强。2.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相互传递障碍在减少，互动性加强。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下，对外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在各国之间的经济传递中的作用在加强。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对外贸易与投资逐渐变成双向传递渠道，发达国家把经济发展与衰退通过对外贸易与投资传递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金融波动也将影响到发达国家。1994年底，墨西哥金融危机震动了全世界；1997年7月由泰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并未使发达国家幸免。

(二)经济全球化迫使人们的概念在创新。1大国际贸易概念出现。在经济全球化下，一国对外经济交往合作中，不能只考虑货物贸易，还要把货物贸易与直接投资、金融、服务、技术综合考虑。因为，货物贸易与投资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两个支点。2将大国际贸易概念与本国经济的调整优化、改革开放密切地结合起来；"贸易立国"、"贸易为本"的传统信条已让位于"经济接轨"和"市场融合"。3变被动接受经济全球化为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是科技革命作用的结果，是大势所趋，纷纷主动改革本国经济体制，发展开放性经济，推行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为跨国公司创造投资条件，并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和活动。4变单边制裁为求得"双赢"。在经济全球化下，一国对另一国单方面采取"贸易保护"、"贸易摩擦"、"贸易制裁"等以邻为壑的措施，已开始由自我保护的工具变成了双刃剑，在制裁别国的同时也会使自己受到伤害。其上策是通过谈判，达成互惠互利的协议，促进双方的经贸发展，取得"双赢"。(三)经济全球化使国家受到冲击，相互协调成为时代主旋律。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传统的国家内容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原本是一国独有的权利，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同拥有的权力。各国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遵循国际条约、协定、规范和惯例来运作；跨国公司在各国经济生活中地位的提高，使国家对产业政策的干预作用在减弱。在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出现了让与，但它是以对等为原则的。当今世界各国都是拥有的独立国家。共享是让与的前提，没有共享也就不会有让与。经济全球化迫使各国把二者结合起来，出现了相互协调，使它逐步成为各国处理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基石。随着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束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和运行，协调管理贸易政策在国际上和各国贸易政策中开始成为主流。

(四)经济全球化要求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一体化。20年来，面对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产业内部贸易的增长，新贸易理论将产品差异、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等工业组织理论引进传统的比较优势框架，为国际贸易理论分析做出了贡献。但它仍然假定企业只在某一个区位生产商品和服务，将对外直接投资排除在分析之外。同时，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公司)理论成功地解释了不同类型跨国公司直接或间接地创造的各类贸易流动，但仍是以单个企业为依据的投资分析，未推广到国家层次。80年代初以来，经济全球化要求把贸易与投资理论结合在一起分析贸易与投资利益与效益，出现了新的理论分析，其理论模式主要集中于纵向或横向一体化。在这些理论分析中，产品增值链活动的不同假定可以在不同地理位置上进行，在不同的国家可以进行完全相同的生产加工。在贸易与投资一体化理论中，企业行为被分为两大类型：第一，总部行为。总部行为包括工程、管理和金融服务，以及信誉、商标等甚至可以无偿转让给远方生产区位的服务，这类行为有时被简化概括为研究与开发。

第二，实际生产行为。实际生产行为又可再分为上游生产(中间产品)和下游生产(终极产品)。所有这些行为都被假定为具有规模收益递增效应。由于总部服务的运输成本极低，企业可以将生产行为从总部分离出去，但为了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企业将某些生产行为集中在某一区位。在贸易分析中典型采用的两国均衡框架，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企业在两个国家进行活动时，可以将总部行为安排在母国进行，但其实际生产或转移到东道国进行(纵向一体化)，或者既安排在国内，又安排在国外进行(横向一体化)。因此，现在的企业不仅通过价格和质量进行竞争，而且还通过生产的组织进行竞争。这些理论模型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单个企业的经营活动决定了国内、国际经营企业的总格局。这一问题属于理论分析中的国际化生产部分。一旦国际化生产活动分布格局形成，国际贸易的格局便随之确定。贸易与投资理论的一体化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能以单纯的贸易行为来衡量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

(五)经济全球化对表明国家之间经贸权益的传统概念和统计方法提出了挑战。1传统的对外贸易差额概念未能反映经济全球化下国家之间实际的贸易利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经贸利益出现了几种变化。第一，在产业内部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大量增加下，按总贸易和专门贸易划分的国家之间的进出口掩盖了国家之间在产品价值上的实得；第二，母国公司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母国公司对东道国的商品直接出口，变相地进入了东道国的国内市场，因此，母国公司在东道国国内的投资和商品、服务的销售收益应计入母国的经贸收益；第叁，在一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情况下，把该国进出口贸易额作为该国的贸易利得，更加失实。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下，在计算各贸易国的贸易收益时，上述几个现象不能忽略。2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际贸易统计滞后于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应予修正。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际贸易统计制度来源于美国，并逐渐成为世界贸易各国的贸易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对之都有相应的条款和协定。在国际贸易局限于产业间和投资不普遍的情况下，按原产地进行统计基本上可以反映贸易国的贸易利益。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按原产地统计则会出现两种误差。第一，未能如实反映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大规模的直接投资活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全球化经营，它们生产的零部件、产品的进出口，按价值链、资本所有，理应属于母国，但却计入东道国的贸易统计。第二，原产地规则以货物贸易为主，未包括服务贸易等，因此，原产地统计在不能真实反映货物贸易的同时，也不能全面如实地反映国与国之间的大贸易关系。(六)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的机遇。

第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和资本外投。1996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1997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1996年接受了129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外投资了510亿美元，二者都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它们在获得世界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从1995年的30％上升到1996年的37％。其中，48个最不发达国家在1996年的资本流入量也增加了56％。

第二，促使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由于资本的流入、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活动和本国产业结构的改造，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结构有所改善，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重从1980年的560％上升到1990年的733％和1994年的777％。

第三，迫使发达国家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予以考虑和解决。发达国家日益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下，它们的经济稳定和发展有赖于发展中国家。在债务解决、地区经济一体化和联合国的改革等问题上不得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权益。

第四，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改革。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1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发达国家构筑以其为中心的国际经贸基础。在此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将会受到更大的削弱。2发展不平衡在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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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宗宪（1954），男，浙江宁波人，管理学博士，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交通大学金禾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壁垒、国际金融与信用风险管理等。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反倾销壁垒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机理与进入战略选择”（批准号：70473070）。

摘 要：文章在综述反倾销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文献的基础上完成了两大任务：一是从反倾销与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反倾销与非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联机理；二是利用合成数据模型对与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相联系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进行了判定。

关键词：反倾销；外商直接投资；合成数据模型

反倾销的作用客观上已经超出了贸易保护的范畴，它会促使出口商或进口商将税负通过提高产品价格转嫁给进口国国内消费者，刺激未遭受反倾销调查的国家出口的增加，有时还会引起国家间的报复等等。当然，在反倾销所有的效应当中，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往往通过一定途径对东道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产生影响，从而使一国的贸易政策与利用外资政策产生联系。毫无疑问，入世后我国对外反倾销力度将在现有程度上不断增强，与此同时，积极利用外资又是我国目前一项重要的经济发展战略，因此，深入研究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关系显得尤为迫切。

一、文献综述与概念界定

1993年8月，美国Eastman Kodak 公司申请针对来自日本和荷兰的富士（Fuji Photo）公司的照相纸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同年10月，初裁结果认定该产品倾销幅度高达300％，并且认定该产品的进口对美国国内相关行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初裁后不久，该产品进口量大幅滑坡。然而就在同一期间内，富士公司很快在美国本土投资建成一家照相纸生产厂,并于1996年3月开始运营。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富士相纸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就超过了受到反倾销调查之前在美国的份额。

这是外国企业以直接投资形式规避东道国反倾销措施的典型案例。Compa等(1998)研究了市场结构对规避反倾销的FDI行为的影响。Belderdos等(2004) 使用了一个三阶段模型研究了欧盟反倾销措施对外国出口商选择以FDI形式进行规避的行为的影响。

相关的实证研究多集中于对日本企业的研究。Belderbos (1997)第一次在企业和产品层次上对相关的日本企业为绕过美国和欧盟的反倾销壁垒从而在这两地进行直接投资的现象进行了研究；Blonigen和Feenstra(1997)利用1980至1988年间美国SIC行业数据,分析了贸易政策措施(包括反倾销保护)同日本对美直接投资之间的关联；Barrell和Pain(1999)利用跨部门时间序列数据考察了美国和欧盟对日本出口企业的反倾销措施所引发的投资跨越效应；Sourafel 等 (1999)对相关日本企业在英国的贸易壁垒规避行为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都发现了在相关日本企业中，这种规避现象是非常明显的。Vandenbussche等 (1999)在指出存在这种现象的同时，进一步阐明了这种行为的结果可能使得国内生产商面临更加糟糕的境况。

为了弄清日本企业的行为是否代表了所有企业的行为,Blonigen（2002）对1980-1990年受美国反倾销诉讼的所有企业和产品的规避贸易壁垒的行为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反倾销壁垒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果是相当温和的，是否进行直接投资还与相关企业是否拥有跨国经营的经验、是否来自发达国家以及其规模经济程度等因素有关。

在上述所描述的关系中，反倾销措施与对外直接投资通过规避的途径发生关联。在这个关系中，反倾销措施是外生的，外国企业以在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的方式对其进行规避。而在反倾销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另一类关系中，恰恰相反，反倾销措施成为内生的，外国企业通过各种途径主动寻求特定的反倾销保护水平以实现利益最大化目标，其中包括直接或间接地利用在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的手段。

（一）补偿投资理论。补偿投资理论最初是由Bhagwati(1987)提出的，他利用一个两时期博弈模型，研究了外国企业在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选择。在第一时期，外国出口企业面临东道国政府的贸易保护威胁，它不得不绕过贸易壁垒，在东道国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然而这一时期的投资很有可能是无利可图的，但外国企业的进入加剧了东道国国内市场的竞争，而此时利益受到影响的国内企业会对东道国政府施加政治影响，致使东道国降低下一时期的贸易保护水平。这样，第二时期东道国贸易壁垒的降低有利于外国企业增加出口，从而使外国企业利润水平上升。国外企业在第一时期的损失在第二时期得到了补偿，因而将这种投资称为补偿投资。

（二）“建立贸易保护”理论。Blonigen和Ohno(1998)建立了一个简单的两时期古诺双寡头模型，对两个寡头出口企业如何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影响进口国贸易保护水平进行了研究。在第一个时期，两个企业均以出口的形式进入东道国市场，东道国根据这一时期两个企业的出口量确定相应的贸易保护水平；在第二个时期，两个寡头企业根据东道国政府所设定的贸易保护水平进行新的决策，即在继续出口和直接投资之间进行选择：出口相对优势较强的企业将减少第一阶段的出口；而对外投资方面相对优势较强的企业则倾向于在第二阶段进行直接投资，因此它将增加第一阶段的出口，以此迫使东道国政府提高贸易保护水平，这样就限制了其竞争对手在第二阶段的出口，保护了其在东道国的直接投资行为，达到了“建立贸易保护”的效果。

(三)“化解保护威胁的出口”理论。Yasukuzu (2004)认为：当外国企业可能以对外直接投资形式规避反倾销壁垒时，进口竞争企业所追求的最佳保护水平是恰恰能够阻碍外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水平，这个水平高于不存在外国企业直接投资可能性的情况下本国企业所需的最高保护水平；外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能够化解进口国的贸易保护威胁，Yasukuzu把这种战略性的出口增加叫做“化解保护威胁的出口”。在这里，直接投资成为了达成特定保护水平的间接手段。

本文从反倾销措施与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反倾销措施与非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两个方面来界定反倾销措施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

关于反倾销措施与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两者之间的规避关系，另一种情况是特定的反倾销保护水平成为外国企业出于利益最大化目标、通过各种途径（比如增加第一阶段的投资或出口）主动寻求的结果，这在上文中已有论述。

关于反倾销措施与非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本文作如下界定：

这类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可能是由反倾销措施引发，也可能是由涉案产品部门的外商直接投资变动所引发。本文将反倾销措施和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引发非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称为反倾销措施和涉案产品部门引发外商直接投资变动的“波纹效应”――就像将石头扔到水中泛起的一轮又一轮的水波纹，最初的行为效应也许只是一个点，可是由这个点引发了更广泛的效应，最终的效应往往远大于最初的效应，这个引发过程的发生或许源于信息的传递，或许源于主体对特定利益的追求等等。

假设外商直接投资发生了变动，且这个变动与反倾销措施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所有产品部门分为不同的层次，各层次编号依次为0，1，2,......i,i+1,......k，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发生了变动，且该变动与反倾销措施直接相关的涉案产品部门和非涉案产品部门记为第0个层次，假设第i＋1个层次所发生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由第i个层次的外商直接投资变动引发，且第i＋1个层次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规模是第i个层次外商直接投资变动规模的ni＋1倍，如果将第i个层次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规模设为Fi，则有：

Fi+1=ni+1・Fi

设第0个层次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规模为α，则有：

F1=n1・F0=n1・α

F2=n2・F1=n2・n1・α

……

……

那么，如果设反倾销措施引发的全部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规模为F，则：

F＝ki=1Fi＝ki=1(Πim=1nm・α)＝(ki=1Πim=1nm)・α

F>α（1）

由此看来，与对外反倾销措施直接相关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也许并不大，但是如果考虑了对外反倾销以及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波纹效应”，那么由对外反倾销措施所引发的全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可能会比较大。从1997年第一起新闻纸反倾销案开始，截至2006年2月，我国已发起对外反倾销调查40多起。国内已有关于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龚家友和滕玉华（2005）、胡麦秀和周延云（2005）、李 君（2005）、黄文俊和于江（2004）、鲍晓华（2004）、朱庆华和唐宇（2004）等对此都进行了研究。国内已有文献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1）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集中于外国企业以直接投资形式规避我国对外反倾销措施这种行为的研究；（2）多以介绍反倾销各种效应为主，一般将外国企业的投资跨越行为作为其中之一介绍；（3）多以定性说明、个别案例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

二、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关联机理

基于上文关于反倾销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界定，本文对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分析，最终将其总结为如下几个类型：

（一）外商直接投资是外国企业规避我国对外反倾销措施的一种途径

国内已有文献的相关研究多以个案为主，本文尝试以更加全面的方式对这种情况进行总结，表1是对与我国对外反倾销案件相关的所有外商直接投资情况的汇总，其中包括规避这种情况。

从表1所反映的样本数据看，对外反倾销案件发生后共发生FDI案例数为80次，其中外方企业为涉案企业或者来自涉案国家的有47次，占FDI案例总数的59％实际上要比这个数值大，因为有些外国企业可能与涉案外国企业有某种关联而在汇总时无法获得准确信息，比如它可能是涉案外国企业在某些非涉案国家投资而建的企业。。虽然说决定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具体原因也无法详细知晓，但对于那些恰恰是在遭遇反倾销调查之后而进行直接投资的外国企业来讲，不能不说规避反倾销壁垒是促使其直接投资的因素之一。

（二）反倾销保护水平是外国企业的主动寻求，而直接投资成为外国企业达成特定反倾销保护水平的手段，有时还可以受益于所达成的反倾销保护水平

笔者在对跨越反倾销壁垒的外商直接投资案例进行总结的过程中，发现这样一种情况：在某些案件的申诉企业中包括已设的外商投资企业，而且在某些案件的涉案外国企业中恰恰包括提起反倾销申诉外资企业的外方投资者或其外商投资者的其它分支企业。无论申诉企业中的外资企业是涉案外国企业分支，或者与涉案企业关联于同一个外国投资者，反倾销措施都对已有的外商直接起到了保护作用。 虽然反倾销调查使涉案外国企业向东道国出口的利益受损，但同时受损的还有它的竞争对手――即其它的向东道国出口的外国企业。不仅如此，相应外国投资者可以利用已形成的反倾销保护加强其在东道国的直接投资。

下面这个案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种情况。1995年12月,美国杜邦公司属下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与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属下佛山塑料三厂有限公司合资创办了佛山市杜邦鸿基薄膜有限公司；1999年3月16日，由佛山杜邦鸿基薄膜有限公司等六家企业代表中国聚酯薄膜产业提出了对来自韩国的聚酯薄膜进行反倾销调查的申请，并于1999年4月16日正式公告立案（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http：//cacs.省略）；2001年6月27日，以生产幅宽6.7米双向拉伸聚酯薄膜高附加值环保型新产品为主的佛山杜邦鸿基薄膜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在宁波开发区大港工业城正式投产；2003年佛山杜邦鸿基薄膜有限公司宣布，将在佛山新增一条聚酯薄膜生产线(《中国化工报》，2003年10月18日)。

（三）反倾销措施和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波纹效应”引发的非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

反倾销措施一般会引起国内涉案产品价格上升，为涉案产品提供原料性产品的上游产品部门会因此而得到好处，这一点可以诱发上游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同时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也可能产生“波纹效应”，比如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带动其上下游产品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这种变动可能源于对原料类产品的需求、产品销售的需要以及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需求等等；还比如有时出于规模经济等方面的考虑，外国企业直接投资所生产的产品往往不仅包括涉案产品，还包括非涉案产品，这些非涉案产品与涉案产品相关程度不一定很大。

下面的案例很好地说明了反倾销措施和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引发非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变动的“波纹效应”。

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分别于2002年3月1日和2005年5月31对进口邻苯二酚进行反倾销调查，现商务部于2004年5月12日对进口双酚A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cacs.省略）。2006年3月2日， 列入世界化工100强的法国罗地亚集团在江苏省镇江新区投资兴建的新双酚生产基地正式奠基，该基地生产的产品不仅包括适用于多种行业的邻苯二酚和对苯二酚，还包括下游衍生物，如香兰素、乙基香兰素、二甲氧基苯和对苯二酚中的单甲醚(《中国化工报》，2006年3月22日)。

三、基于合成数据模型对两者关系的定量分析

为了更加清楚地说明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关联程度，本文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反倾销措施作为多个解释变量之一，利用合成数据模型对与我国对外反倾销措施相关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进行了估计。

（一） 变量与方法

某行业吸引FDI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选取了已有外资的规模、同类产品在该国的市场前景、经营此类产品的盈利潜力、政策对该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容许度以及该行业反倾销程度作为解释变量，分别用该行业三资企业的工业总产值（ZCZ）、该行业三资企业的销售收入(XSSR)、该行业三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占该行业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CZBZ)、该行业发起的对外反倾销次数(AD)来表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即该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状况用该行业合同外商直接投资额（FDI）来表示。分析中选取了四个样本行业，分别为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SY）、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HX）、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JT）和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DZ）。

模型分析采用年度数据，由于各种因素对FDI的影响具有滞后性，本文研究中所有解释变量的取值比被解释变量滞后1期，被解释变量数据期间为2000－2005年，解释变量数据期间为1999－2004年。

结合上述分析，本研究所用模型的具体形式为：

其中：i表示行业，t表示年份；β1、β2、β3和β4为不随时间和行业变化的常数；α*i为截距，用以反映模型中被遗漏的体现个体差异变量的影响，它随行业变化而变化，但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合同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单位为万美元，行业内三资企业工业总产值（ZCZ）和销售收入（XSSR）的单位均为亿美元，行业内三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占行业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以小数表示，用反倾销立案次数度量反倾销程度。所有数据均根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各年《中国外商投资报告》以及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中国投资指南网各网站公布的数据整理。

（二）模型估计结果

对合成数据模型进行的估计结果列于表2。

从各模型估计结果看，模型估计效果较好，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t检验。每个模型的可决系数（R2）和调整的可决系数（R2）均大于0.85。就各行业反倾销情况看，各模型中解释变量AD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t检验，说明对外反倾销调查对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有显著影响。从AD的回归系数的值来看，各模型中其回归系数的值约在50000－60000左右，这说明就过去我国的反倾销实践看，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外反倾销调查增加一次，下一年度该行业合同外商直接投资（FDI）额平均增加约5亿～6亿美元，其中值约为5.5亿美元。

（三）与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相关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判定

在1999－2004年期间，模型所选四个样本行业中只有化学工业发起了对外反倾销调查，六年间化学工业对外反倾销次数分别为2、1、5、7、4、6，如果按模型分析的结果，即每次对外反倾销调查平均引起下一年度合同外商直接投资增加约5.5亿美元的平均规模计算的话，1999－2004年各年化学工业的反倾销调查平均引起下一年合同外商直接投资增加额应分别为11亿美元、5.5亿美元、27.5亿美元、38.5亿美元、22亿美元、33亿美元，占下一年度全国合同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分别为0.03、0.01、0.05、0.07、0.04和0.05。六年间化学工业对外反倾销调查共25起，按每起引发约5.5亿美元合同外商直接投资增加额的规模计算，1999－2004年六年间化学工业所有对外反倾销调查共引发合同外商直接投资额增加137.5亿美元，占2000－2005年全国合同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4％。相关数据列于表3。

需要强调的是，1999－2004年我国全部行业共发起对外反倾销调查34起，而其中化学工业就有25起，约占该期间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总量的74％，所以上一年度化学工业对外反倾销调查所引发的合同外商直接投资增加额占当年全国合同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样本期间内由我国全部对外反倾销调查案件所引发的合同外商直接投资额的相对变动规模。

模型估计结果反映出来的与我国对外反倾销措施相联系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应包括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以及由反倾销措施和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波纹效应”所引发的非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与反倾销措施直接相关的涉案产品部门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也许并不大，但如果考虑了由反倾销措施和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波纹效应”引发的非涉案产品部门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那么对外反倾销措施所引发的所有FDI变动的规模就会大得多。

四、结论

本文对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与外商直接投资的联系机理以及联系程度进行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联途径至少有三种：一是外国企业通过直接投资规避反倾销壁垒；二是外国企业通过一定方式主动寻求特定的反倾销保护水平，而直接投资成为达成这个目标的直接或间接手段，同时也可受益于所达成的特定的反倾销保护水平；三是反倾销措施以及涉案产品部门的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波纹效应”引发非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通过利用合成数据模型的定量研究发现，就发起对外反倾销调查最频繁的化学工业来讲，与每起对外反倾销调查相关联的合同外商直接投资额平均约为5.5亿美元，以此规模计算，在2000－2005年间，与化学工业对外反倾销调查相关的合同外商直接投资额约占该时期全部合同外商直接投资额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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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对外投资；产业选择；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跨国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正在对一国产业结构升级路径及其内在运行机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近年来，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其对外直接投资也迅速增长，我国也积极推进国际直接投资，努力融入世界经济的整体。本文考察对外投资作为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一种重要升级手段和方式，分析如何制定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战略，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选择提供建议。

二、产业结构升级的概念

1.产业结构的概念

产业结构是指国民经济中产业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产业结构概念的应用始于20世纪40年代，产业组织理论的创始人贝恩（J.S.Bain）在1996年出版的著作《产业结构的国际比较》中，就将产业结构解释为产业内的企业关系。

2.产业升级的概念

产业升级是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使产业从一个结构状态转变为更适合经济发展的另一结构状态，以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升级的概念被真正引入到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框架中，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产业升级是一个企业或经济体提高迈向更具获利能力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经济领域的能力的过程，或者说是产业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价值状态向高技术，高附加价值状态演变的过程。

三、我国产业结构及对外投资现状分析

1.我国产业结构现状

从整体上看，我国产业结构具有多层次阶梯状的特点，这其中表现为一方面，基于我国劳动力丰富及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一部分产业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类型，这其中包括纺织、食品和轻工等行业。这些行业发展比较成熟，并具有过剩的加工能力，拥有大量成熟的适用性生产技术，这些技术和相应的产品已趋于标准化。另一方面，我国还有一些产业，包括以863国家科技计划为主导的高科技产业已进入世界一流水平，这些产业包括航空航天、生物制药、信息技术等方面。

2.我国的对外投资现状

近年来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有所增加，但总体上讲，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中高科技企业的比率仍然比较低。另外服务业项目中劳动密集型仍占主导地位，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比重仍较低在2009年我国对外投资流量中，占份额前4位的分别是商务服务、制造、采矿和批发与零售，投资总份额高达91%；在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占份额前4位的分别是商务服务、采矿业、金融业和批发零售业，投资总份额占72.8%。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结构的演变过程大致表现为：以贸易和餐饮为主，通过资源开发和加工贸易项目份额的增加，发展并形成以新兴服务业、商贸服务、资源开发、金融服务业和制造业为主导产业。总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还不尽合理，对外直接投资过分偏重资源开发业和初级制造业的投资，忽视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的投资。偏重对国内关联效应弱的产业投资，而忽视对国内关联效应强的投资，结果导致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加大，总体效益低下。

3.我国对外投资面临的困难

目前，我国通过国际贸易方式获取国外先进技术正面临着诸多困难，一方面现代技术和知识不易被转换成可供市场交易的商品形式，加之技术的市场交易成本，导致技术和知识的国际贸易趋于萎缩，另一方面，我国还面临着发达国家基于意识形态等非经济因素的技术封锁和技术贸易歧视等问题，即使技术购买交易成功，得到的也仅仅是国外的二流技术，而非核心技术。因此，中国试图通过技术贸易的方式获取国外核心技术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可能性不大。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所转移的技术与本国产业现有技术的差距逐步缩小，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正向技术外溢的边际效应呈递减趋势。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技术的巨大需求，仅仅依靠国内研发、国际贸易和引进外资是不能满足需要的。

四、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

1.通过技术调整

当前，国际经济竞争主要表现为技术竞争，技术进步成为一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因素。发达国家凭借其掌握的核心技术和营销资源，占据产品生产价值链的研发和销售等高端环节，而发展中国家只能以其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居于生产加工环节，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利益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对于当时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经济长期处于国际分工低端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凸现，以牺牲生态环境和劳动者福利为代价，参与国际竞争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状况也正面临严峻挑战。事实表明，在国际竞争中仅仅依靠拼资源、拼劳力的方式已经很难获取应得的利益，通过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赢得国际竞争优势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的必由之路。

2.进行产业间的融合

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及升级的主要基调就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产业升级的主要内容和方向就是实现产业融合，在信息化条件下，由于信息技术和网络提供了共同的技术基础，产业之间相互融合的趋势日渐增强。尤其是作为信息时代主流的信息技术产业，不仅其内部的各个行业之间出现了广泛的融合，而且信息技术产业正以其巨大的波及力和影响力逐渐融合和渗透到其他产业中。信息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是通过以下过程完成的：首先，信息技术在某一产业的部分企业首先得到运用，信息技术与这些企业传统技术的融合，导致了产品市场特征的变化和产品竞争力的提高，因而这种融合的过程在该产业内的其他企业之间广泛地扩散，最终导致该产业全部企业的生产过程发生改变，因而完成了信息技术与该产业的融合过程。导致信息技术与传统技术融合过程得以扩散的传导机制源于人类模仿行为的作用。第二，信息技术在产业之间扩散，导致与信息技术相关联的其他产业与信息技术产业融合，使得这些产业普遍获得升级；所有与信息技术产业相关联的产业升级的结果，是整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从而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能力大大增强。这个过程在相当大程度上也是通过技术和生产过程的模仿示范作用来进行的。在众多的产业中，绝大多数产业与信息产业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因而可以融合。产业之间模仿与示范的结果，是产业门类中的大多数产业与信息技术产业融合，从而这些产业从低技术水平转向高技术水平、从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从低增长状态转向高增长状态，最后完成产业结构转换与升级的过程。

五、我国的对外投资策略分析

1.“顺梯度”对外直接投资

这也称为＂优势型＂对外直接投资，就是指充分利用我国在国际产业梯度中的相对级差优势，以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为目的，转移在国内已失去或即将失去相应优势的产业，大力发展对更低阶梯国家的直接投资。

（1）理论借鉴。日本一桥大学的小岛清（KojimaKiyoshi，1978）教授以战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为考察对象而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该理论认为一国应从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陷于比较劣势，而在东道国仍具有相对优势或潜在相对优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并依次推进。小岛清主张投资母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把原来国内的比较劣势产业转移到别国并转换成为东道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东道国可利用这些比较优势产业扩大生产并出口，而投资母国则通过边际产业的对外转移而保留和发展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扩大出口，从而既可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又可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被称为“顺贸易导向的投资”。

（2）具体对策。虽然我国所具有的这种优势是一种相对的有限优势，但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优势。一方面，有利于延长这类产业的寿命周期，充分实现其转移价值；另一方面，可以为国内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腾出足够的空间，促使生产要素向新兴产业转移和聚集，进而通过对这类产业的培育和扶持，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此外，从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方式的选择来看，我国的产业转移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是发展中国家，一方面，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从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考虑，对外国直接投资的股权安排和企业并购等方面均有所限制，而对合资企业比较欢迎；另一方面，我国企业出于对投资项目控制权、防止核心技术扩散、降低投资风险以及投资目标国缺乏并购对象和条件等因素的考虑，倾向于以新建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因此，我国的顺梯度对外直接投资适宜以合资方式进行“绿地投资”为主，具备条件的也可以采取并购投资方式。

2.“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

这也称为“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就是要通过到发达国家技术发源地直接投资的方式，充分利用反向技术外溢效应，获取国外先进技术和组织管理经验，从而带动国内产业向更高阶梯发展。

（1）理论借鉴。英国里丁大学的坎特威尔（JohnA.Cantwell，1991）和托兰惕诺（PazEstrellaTolentino）共同提出技术积累产业升级理论。该理论主要从技术累积过程出发，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出了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过程是企业技术能力提高的过程，而企业技术能力提高则是不断积累的结果；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与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直接相关的两个基本命题。

（2）具体对策。我国应该在先进制造业、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技术、航天技术等领域，大力发展对发达国家相关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通过直接投资于发达国家的科研机构和技术开发型公司，购并技术目标市场的企业或与之合资建厂等多种方式和手段，一方面，可以雇佣当地高水平的科技人员直接参与技术研发，充分利用国外人力资源，获取先进技术，同时，还能够收集相关信息，跟踪最新的国际科技动态，并以此推动国内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密集型国际生产体系的建立，形成对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直接牵引，从国际生产的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在新形势下，对发达国家的逆向直接投资可能是我国目前获取先进技术最主动和有效的途径之一，因此，应将这种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政府扶持的重点，为其提供金融、财政、税收等政策支持，并加强投资信息服务和指导工作。

六、结论

我国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及升级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保持国家竞争优势，实现富国强民的必然选择，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是复杂的、困难的，甚至会产生剧烈的阵痛，比如因产业结构升级所带来的大量失业问题、社会稳定问题等，对外投资作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及升级的方法和手段之一，需要按照国家产业政策的总方向进行制定和调整，但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是系统工程，需要包括对外投资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相关政策步调一致，才能真正完成，这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需要各个部门的积极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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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John S. Montalbano：原因是中国经济总量巨大以及增长速度惊人。过去五年，近30% 的全球经济增长来自中国，中国是全球领先的消费品和资本货物出口国；在新兴经济体中，中国同样起着中心作用；投资方面，中国刚刚开始尝试外国直接投资，但已属于债券市场的巨擘，在公众持有的美国政府可转售债券中，持有量不低于11%；意义同样深远的是，中国书写了全球的通胀公式。推高通胀方面，过去十年，中国对自然资源难以满足的需求大幅推高了商品价格；降低通胀方面，中国制造商坚持不懈地专注于削减成本，从而大幅降低了消费品的价格。

21CBR：目前众多经济体尚未走出金融危机的阴霾，充满着不确定性，你们怎样看他们对于中国的影响？

John S. Montalbano：全球经济的波动可通过贸易扩散，与中国三大出口目的地的贸易关系尤其重大。欧盟、美国和日本经济增长每波动1 个百分点，对中国的出口影响就会放大三至六倍，全球GDP下降1%，将导致中国的GDP减少0.4%。此外，随着系统性风险在全球引起巨大反响，金融渠道的重要性大幅提升，商品价格波动影响着中国的通胀率、制造成本以及基础设施投入；同时，中国以投资组合和直接投资的形式持有大量外国资产，随着这些外国投资的价值涨跌，微妙的财富效应之波又传回中国；还有不能忽略的是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数量庞大而且不断增加。

21CBR：如何看待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和风险，你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是什么？

John S. Montalbano：从外部来看，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伙伴，有三分之二的短期前景不平坦，所有三大伙伴都存在重大下行风险，而中国也面临着国内挑战加剧，包括人口特征转差、经济再平衡、聚合效应的消失以及其他风险。未来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放慢，但硬着陆的概念并不恰当。即便存在这些导致放慢的因素，中国的增长仍然有望超过全球几乎任何一个国家，而在2030 年之前，中国仍将逐渐向高收入国家靠拢，假设未来15 年可持续实际经济增长为每年6% 至9%，中国的名义财富将以每年9% 至13% 左右的趋势增长。2000 年至今，中国的财富翻了两番，到2025 年之前预期还将翻两番。

篇5

一、国际直接投资对投资国与东道国间收入趋同的影响

在过去的20年中，国际直接投资已迅速地扩散到世界经济的各个角落。越来越多的国家和部门变成了国际直接投资网的一部分。国际直接投资的高水平和互异的形式促进了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国与国之间的收入趋同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主题。经验和理论的研究已聚焦在国与国之间是否存在收入趋同的现象（Ben－David，1994：Greasley and Oxley，1997；Rassekh et al.，2001）。

自从 Lucas（1988）强调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后，关于收入趋同的理论分析在内生变量模型的背景下就发展了起来。Tamura（1991）认为技术投资中的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导致了国家间资本收入和产量增长率的趋同。Yuen（1997）使用与Lucas（1988）类似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了要素流动性在收入趋同中的作用。他们认为，资本流动将加速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的趋同，并且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的趋同能够通过附带劳动流动性的人力资本而可观地获得。通过使用一个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增长模型发现，如果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存在知识溢出，作为劳动力流动代替者的跨国公司可能也提供一个学习国外技术的机会。

国际直接投资本身是资本流动的最重要类型，并且作为劳动力流动的代替者能够影响国家之间人力资本的溢出。A. Mody（2002）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在过去的20年中已经促进了国与国之间收入的趋同，而国际直接投资之所以能够促进投资国与受资国之间收入趋同的主要原因在于：（1）国际直接投资比间接投资效率更高。Bosworth and Collins（1999）研究了外资对当地投资的影响，他们发现，在发展经济状态中，一美元的国际直接投资转化成了一美元的当地投资；相比之下，银行贷款和债券发行在东道国产生的投资效率则要低一些。因为大部分的国际直接投资是以“绿地”投资的形式进行，这涉及新的投资。而银行贷款和债券发行可能不涉及新的投资；（2）国际直接投资产生了生产力溢出，能够通过溢出效应提高当地的生产力。从水平溢出角度来看，通过非正式的接触和外国投资者对当地企业员工的培训，当地企业能够提高生产力。从垂直溢出角度来看，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在东道国会产生一种纵向联系，外国投资者从而有机会转移技术并提供培训以提高当地供应者的生产力。

Changkyu Choi（2004）使用1982－1997年间OECD的16个投资国和57个东道国的双边国际直接投资的数据，运用平行数据回归的方法对国际直接投资在国与国之间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趋同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发现当双边国际直接投资增加时，投资国与东道国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的差距是降低的，并且发现，地理接近和语言相近在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Choi假设双边国际直接投资对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率产生趋同作用，那么国与国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规模越大，收入增长率的差距和每单位资本收入的差距就越小，并且所有的差距变量用绝对数据而非原始数据来表示；同时假设当国际直接投资由低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时，存在逆人力资本溢出的可能性，亦即甚至在国际直接投资是从低收入国家流向高收入国家时，低收入国家也能够有机会改进人力资本从而与高收入国家进行竞争。另外，地理接近和语言接近被认为是收入趋同的重要因素，因为它们能够促进跨国人力资本的溢出。

需要说明的是，不像已有的经验研究，Choi是在考虑人力资本溢出的前提下，通过运用收入水平和增长差距的绝对值方程，来检验双边国际直接投资的增加是否导致了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的趋同。他认为，不论什么情况，只要国际直接投资率增加，收入差距就将减小；而且，如果两个国家距离接近并使用相同的语言，收入水平和增长率就会趋同。以此为基础，Choi又进一步对收入水平和增长差距的绝对值方程，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和平行数据回归，发现当双边国际直接投资流动增加时，两国之间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确实趋同了。这证明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动对人力资本溢出是很重要的，从而产生了趋同。同时发现，地理接近和拥有相同的语言在趋同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两国接近并使用相同语言时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加强。

由此可见，伴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显著增长，国际直接投资将驱使世界收入趋同或趋散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以前关于收入趋同的研究表明，通过劳动力流动而产生的人力资本溢出是造成收入水平和增长率趋同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而Choi（2004）则以收入水平和增长差距的绝对值方程为基础，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和平行数据回归，证明国际直接投资是造成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收入水平和增长率趋同的一个重要驱动力。

二、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

国内收入差距的影响

（一）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内收入差距影响的两种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内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产生作用的结果。而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结果有着相互对立的两种理论－－“发展／现代化”假说和“世界系统／附庸”假说。

1.发展假说理论。发展假说理论建立在边际生产率理论和储蓄、消费倾向的传统经济学概念之上。该理论认为收入差距是改进每个人收入的必要的前提条件。其研究主线是沿着库兹涅兹倒U型曲线假说进行的，根据这一曲线，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收入差距扩大，但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时收入差距就会缩小。在经济发展的前期阶段，高收入和低收入部门间的收入差距会扩大并且每一部门内部的收入差距也会扩大。这直接导致了整个社会收入差距的扩大（Adelman and Robinson，1989）。在增长的后期阶段，当更多的产品被生产和足够的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逐渐消失并且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将提高到工业劳动力的水平。随着实际劳动收入的增加，经济增长和政治自由的增加将导致收入分配的更加平等（Fei and Rains，1964：Lenski，1966）。

虽然发展假说理论的经济学家很少直接涉及国际直接投资的分配结果，发展经济学家也还没有关于考察国际直接投资和收入差距假说的经验研究，但是发展假说理论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研究已经做出的重大贡献，足以使我们对其代表性的研究进行概括和总结。根据发展假说理论，更为重要的是现在的投资而非原来的投资。资本，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带来了增长并且其益处会最终扩散到整个经济中。因此，即使国际直接投资仅在几个领先部门带来了收入的增长，但从长远来看将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平等。例如，东亚出口加工区的国际直接投资，曾经对低工资就业的增加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从而改进了收入分配的范围。大多数的发展假说理论经济学家认为，经济系统的类型和发展策略等因素，是收入分配的决定性因素。只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外资数量的不同不能引起收入差距的任何变化。因此，发展假说理论的观点是：从长远来看，国际直接投资有利于东道国内的收入分配，不会引起东道国内收入差距的扩大。

2.附庸假说理论。相对于发展假说理论的内隐论证，附庸假说理论则提出了一些关于国际直接投资分配效应的观点。附庸假说理论从世界经济和历史的角度研究差距问题，认为影响收入差距的是社会体制和生产组织，而不是经济产量和财富。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位置是决定其收入分配的关键。更确切地说，收入差距是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之间关系的对应物，并且边缘国家收入差距的程度由附庸发展过程决定（Girling，1973；Rubinson，1976：Bornschier and Chase－Dunn，1985）。

伴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工业化进程的逐渐加快，在发展中国家跨国部门任职的员工明显地形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这些“劳动精英”的收入是标准收入的4－10倍（Girling，1973），以至于促使在传统部门工作员工的工资伴随着生产过程的资本密集程度的不断提高而逐渐增加，这反过来又导致传统工业部门失业人数的增加。结果，劳动收入相对份额的增加不仅没有带来更大的平等，而且直接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换句话说，在这种附庸工业化的类型下，收入的扩散和混合效应没有出现。而且，当融入世界经济后，劳动精英通常会努力维持和巩固他们的领先地位。由于共同的利益，当地劳动精英会为外国投资者压制甚至驱逐本土企业家。这种为了使利益最大化的国家间利益联合的尝试，具有深层涵义。在世界系统框架中，国家被认为具有市场和生产的权力。当劳动精英包括了国家组织中强有力的执行者，并且当劳动精英和国家通常由国外信用支撑时，一个经济加政治的“三角联盟”就出现了（Evans，1979）。然后，当市场不能为它们的利益服务时，这个经济加政治的联盟就会操纵国家的独有权利来干预市场。这个联盟的形成因此意味着，任何想改进收入分配的政策都具有内在破坏性的因素。实际上，这可能是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的最根本原因之一。

篇6

“我确实不知道什么叫‘拉美化’。”记者听到江时学研究员的这个回答，非常吃惊，因为他的身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副所长。

“拉美化”，这样一个流行一时的词汇，竟连最专业的学者也弄不懂它的确切含义。这个简单的概念身上究竟附着什么，让它既脍炙人口，又难解真意?

臆想出来的提法

“拉美化”几乎是个万能形容词。江时学说，它可以形容一个组织，比如“中国公司在走向‘拉美化’，逐步沦为跨国企业的代工厂和附庸，失去独立发展的可能性”；可以形容一种产品，比如“中国大豆‘拉美化’悄然露头”；还可以形容一种场景：“中超赛场拉美化，‘暴力事件’令球员狂呼救命”。

最正经的使用“拉美化”的场合是在各种论坛上，经济学家和民营企业家讨论中国利用外资的时候。“拉美化”概念的第一个含义不妨认为是指外资控制东道国的国民经济。

但江时学经过长时间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毫无疑问，从19世纪到20世纪，拉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引擎’之一就是外资。”

江时学说，在这个意义上讨论“拉美化”，首先要弄明白两点，一是拉美是否真的一团糟；一是打击拉美经济的究竟是什么?

拉美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因为债务危机，经历了痛苦的“失去的十年”；但从90年代开始，经济开始好转，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统计，90年代以来，拉美经济的增长率为2．4％。拉美主要国家的人均GDP水平远远超过了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拉美经济受到打击主要因为高外债，20世纪80年代初，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的外债还本付息额都超过了GDP的5％。

拉美经济稳定性差的根源在于外债过度，而非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拉美国家当时形成高额外债有特定的历史条件。而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是外国直接投资。同样的情况在中国再现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为什么要制造“拉美化”概念

社科院拉美所经济室主任吴国平认为，尽管中国国内对于“拉美化”这个概念，有种种不同的思路、不同角度的理解，但最普遍的一种观点是，认为拉美国家的问题根源在于经济命脉被外资控制、剩余价值被外资掠夺，导致国内贫困。

沿着这个思路，就可以控诉全球化不公正，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对发展中国家不适用。

吴国平告诉《望东方周刊》，专业研究者并不认同拉美出现种种问题全部归因于外国公司的掠夺。

实际上，拉美国家的问题是它们长期发展进程中累积的、原因极为复杂的过程，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又有不同。

一段时间里“拉美化”成为热词，与媒体片面强调某个原因有关，后来人们经过进一步的认识，了解到拉美的问题没有那么简单，这个热潮就渐渐退去了。

吴国平说，在专业人士看来，“拉美化”现象能否成立，还很难说。因为事实上，拉美国家的经济一直在发展。拉美主要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已经完成了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飞跃，到了90年代，又有新的有发展。

说到外资冲击，吴国平说，实际上在1982年之前，拉美国家都是采取限制跨国公司、保护本国工业的做法，不直接利用外资，而是借了不少外债，形成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这些做法实际上刚好跟现在中国的做法相反。

如果“拉美化”指的是拉美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短暂困难，中国根本不可能遇到那样的危机。

1982年之后，拉美国家大力引进外资，外资介入拉美经济的程度很高。1990年，跨国公司的销售额占拉美500家大公司销售额的25％；至1999年，这一比重上升到43％。1990―1994年，跨国公司的出口额占拉美200家大公司的25％。目前，这一比重已上升到42％。

上述比重是否意味着跨国公司控制了拉美国家的国民经济命脉，到底会对拉美国家的和人民生活产生什么影响?现在还不能下结论。

从拉美借鉴什么

吴国平说，拉美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短暂困难，问题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与社会的不协调发展。

在大多数拉美国家，都存在着片面追求增长、忽视发展的问题。这样，经济的可持续性没有保证，资源配置不合理，教育等社会学指标也没有跟上，就容易产生社会问题。

美洲开发银行的一个专题研究报告显示，在拉美地区，占总人12130％的穷人仅获得国民收入的7．5％。这一比重为世界之最低(其他地区平均为10％)。在拉美收入分配的另一端，占总人H5％的富人获得了国民收入的25％，而占总人口10％的富人则拥有国民收入的40％。这样的收入分配不公情况只有在人均收入水平只及拉美一半的若干个非洲国家才能看到。

吴国平认为，现在中国的许多问题与拉美发展中曾经遇到过的问题有相似之处，现在提“拉美化”，如果不故意偏移方向，全面理解其产生的原因，对于更透彻地认识和解决中国当下的问题，甚至预防问题的出现，还是很有意义的。

篇7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 在华投资 区位影响因素

一、导言

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投资报告，我国已经成为外商直接投资(FDI)增长最快和世界上吸收投资额最多的国家。2009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900亿美元，超过英法两国，跃居世界第二位。目前中国每年都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但它在各地区的分布却很不均衡。每个省都有外商投资，但内陆地区的FDI份额是不显著的，FDI在中国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在1979至1997年期间，外国直接投资绝大多数在沿海地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分别有91％和87％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沿海地区。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外国直接投资开始向广大内陆地区扩张，但FDI总体的区域分布格局变化很小。例如，虽然中部地区FDI占全国的份额由20世纪80年代的4％增加到20世纪90年的9％，但西部地区同一时期所占份额反而由4.9％下降到3.3％，这充分说明FDI从沿海向内地扩展非常缓慢。

相对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的资本相对匮乏，FDI的流入可以有效缓解资金不足的压力，并且FDI的流入还伴随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的传入。因此，FDI的流入就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所以中国每个省份都力图加大吸引外商投资的力度。既然FDI对地区经济起到了这么大的作用，那么理解外商投资在中国的区位决策就显得十分有必要。

影响到FDI在华投资区位决策主要取决于各地区的区位条件即区位影响因素，在这方面已经有很多专家学者进行了相应的研究。肖政、维克特•盖斯特勒格(2001)将我国沿海与内陆的FDI 地区性差异解释为人均GDP的地区性差异、基础设施、熟练劳动力和等。Gong(1995)的研究表明那些具有良好电力供应、临近海港、水路交通方便、通讯便捷以及拥有特殊优惠政策的城市是外商进行投资的主要区域。魏后凯等(2001)通过对秦皇岛135 家外商投资企业的研究发现，廉价的劳动力、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邻近的目标市场是FDI 区位选择时所考虑的重要因素。孙海鸣、赵晓雷(2003)将FDI 区域差异归因于环境因素、政策性因素、结构因素和效率因素。孙俊(2002)将影响外商在华投资地点选择的因素归纳为产业结构、政策优惠、开放水平、教育水平、市场化程度等。可见，外国直接投资在我国区位分布的差异性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在外部因素确定的情况下，如经济全球化这种大格局确定的情况下，外商在东道国各地的投资主要取决于当地的区位优势，这种区位优势是众多跨国公司非常关注的。所谓区位优势，它是指跨国企业在投资区位上所具有的选择优势。也就是说可供投资地区是否在某些方面较国内优势，投资区位的选择要受到生产要素和市场的地理分布、运输成本、投资环境等诸因素的影响。传统的工业区位论解释FDI的地区分布取决于交通成本，工资水平和基础设施条件等区位优势条件。而新区位理论将目光集中在与供需联系在一起的聚集经济所带来的外部性。新的增长理论同样强调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知识溢出所带来的聚集效应，最近的研究又表明信息成本对跨国公司的区位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区位优势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单项优势往往难以形成区位优势。一个地区的区位优势主要就是由自然资源、国际贸易水平、市场规模、劳动力素质、R&D能力、工资成本、经济增长率、产业聚集水平、地理位置、交通条件、通讯设施条件等多方面因素来决定的。所以，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向取决于区位优势条件的吸引力。

二、对1987年~2007年的实证分析

1.数据说明与模型介绍

根据上文，可建立如下模型：

FDI=f（TRAD，RAPR，RDMP，GDPG，INFR，AGGO） （1）

其中FDI是指一个地区吸引的外商投资额，TRAD（trade）为国际贸易水平，即各省市进口和出口在内的总贸易额；INFR（infrastructure）为基础设施条件，由于交通设施的数据不全，本文仅用各省市邮电通讯总量作为替代指标；GDPG（GDP growth rate）为各省市GDP增长率，代表市场规模；RAPR（real average product rate）为人均产出水平，本文用各省市人均GDP作为相应统计指标；AGGO（agglomeration）为经济聚集水平，本文用各省市人口密度作为相应统计指标；RDMP（R&D manpower）为人力资本，本文用各省市每万人中大专以上人数作为相应统计指标。本分析基于1987年～2007年期间31个省市的相关经济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市统计年鉴。由于本文分析的数据为跨地区、跨时期的数据，因此所分析的数据为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即面板数据。本文将应用面板数据模型来分析影响FDI区位决策的主要因素。

对公式（1）需要进行对数转换，已便于把该非线性方程转换为线性方程。此外，对数转换可以直接获得各解释变量对FDI的弹性。经过对数转换后，该模型如下：

（2）

2．实证分析结果

由于涉及到省份和年份数据，因此上述模型建立的数据属于面板数据。根据面板数据的特性，本文对各变量进行ADF检验发现（见表1），LnTRAD、LnINFR和LnRDMP存在单位根，为非平稳序列。因此对其取一阶差分后转变为平稳序列，再代入方程进行回归分析。其经济意义相当于三个变量的增长率对FDI的影响。

依据回归模型（2），首先对其进行Hausman检验。Hausman检验值为23.554，相伴概率为0.0006，因此拒绝了原假设随机效应，模型应采用固定效应。同时将数据代入三种模型形式，得出相应的残差平方和，经过计算得到检验统计量，。5%显著性水平下的F统计量、 ，因此，应该拒绝不变参数模型和变截距模型而应用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在消除了截面样本数据有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自相关性之后，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各解释变量大部分能通过置信度检验，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十分显著，调整后的拟合优度R2达到0.968，接近于1，而DW值等于2，表明模型的设定是正确的，能够很好地反映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

三、实证结果的经济解释

通过表2可以发现，大部分省区的分析结果与预期是吻合的，如国际贸易水平、通讯水平、经济增长率、经济集聚水平、人力资本和人均产出水平和外商投资之间的关系，这些分析结果都充分地支持了相关理论。

由于各省份之间在很多方面差异很大，因此不同因素对各省区外商投资的影响差异很大，很难总结出一个系统的规律。但无论是何种因素，如果它对某个地区的外商投资起到积极的作用，那么它一定是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为只有经济发展起来了，那么才能够对外商有足够的吸引力。对于东部沿海地区，对外贸易、通讯水平、人均产出水平和人力资本是有效地促进外商投资的因素，这些影响因素都是促进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对于大部分内陆地区而言，首先，由于距离主要港口和交通枢纽太远，与国外的联系不方便；其次，由于体制的原因，教育科研成果很难转化为市场生产力；再次，很多内陆省份人口密度偏低，经济聚集程度不够。因此，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当地与中央的投资，外商投资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增长率与经济聚集水平。所以内陆地区的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相对内陆其他地区而言容易得到外来资金，这是因为这些地区经济增长较快，人口稠密，往往得到外商的青睐。

外商在中国进行投资，其主要目的是投资回报率，以往偏爱沿海地区是因为这些地区相对内陆地区而言交通便利、人口众多、经济基础较好，可以得到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因此，对于内陆地区而言，一定要改善各方面的基础条件，但随着内陆地区改革开放的深入，很多基础条件正在逐步变好，随着沿海地区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内陆地区的优势就开始体现出来，近年来内陆地区逐渐增多的外商投资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内陆地区完全可以发挥出自身的优势来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

参考文献：

[1]Dunning J.(1980)Toward an 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some empirical tests，J. Int. Bus. Studies 11，9-31.

[2]Broadman， Harry G. and Xiaolun Sun， 1997， “The distribu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The World Economy， Vol. 20， No. 3， pp. 33961.

[3]Sun Qian， Wilson Tong and Qiao Yu， 2002， “The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cross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Vol. 21， No. 1， pp. 79113.

[4]Gong H (1995) Spatial patterns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s cities，19801989. Urban Geography 16: 189209.

[4]贺灿飞梁进社：(1999) “中国外国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异及其变化，” 《地理学报》第54 期， 97- 105.

[6]孙海鸣赵晓雷：(2003) 《2003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国内及国际区域合作》，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16.

[7]魏后凯贺灿飞王新：(2001)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动机与区位因素分析，” 《经济研究》第2 期，67- 76.

[8]肖政、维克特•盖斯特勒格：(2002) “影响外国直接投资的因素: 兼论中国沿海与西部地区差别，” 《中国管理科学》第5 期，20- 25 .

[9]孙俊：（2002），“中国FDI地点选择的因素分析，”《经济学(季刊)》第3期，34-40.

篇8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跨国公司；环境产业

作者简介：龚清华（1977—），女，湖北武汉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在读博士，武汉工程大学讲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6.06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6-13-03

随着世界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全球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和能源危机。在此背景下，人类开始反省原有的发展模式。世界各国纷纷开始重视能源和环境问题，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已经逐渐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环境产业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甚至被列为支柱产业。我国环境产业发展较晚，仍属朝阳产业。我国应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突破口，引导FDI投向环境产业，借助外商企业在投资过程中带来的先进技术、机器设备和管理经验等，大力发展环境产业。

一、对外直接投资对环境有益的理论分析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清洁生产技术和市场效率的提高等好处，对东道国的环境是有益的。

（一）污染晕轮效应（Pollution　halo）

Kevub　Grey和Duncan　Brank（2002）提出的污染晕轮效应认为：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由于在国内面对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拥有更先进的清洁技术和环境管理制度，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技术扩散和外溢效应，会把更新更清洁的技术和环境管理体系传播到东道国，为东道国企业采用相似的管理技术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也进一步推动了内资企业实施先进的环境管理体系。同时，跨国公司很容易受到来自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及消费者等各种渠道的压力的影响，基于跨国公司具备提高效率和传播知识的资源条件，以及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对外直接投资会提高东道国的产业环境标准，帮助发展环境产业。

污染晕轮效应是支持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产生环境正效应的解释性理论。国外的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相关研究。Eskeland　和Harrison　在对墨西哥、摩洛哥和委内瑞拉等国的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使东道国降低能耗和使用清洁能源，并且会促进经济增长，　从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源用于环境保护。在一些部门，　特别是在能源部门，　通过节能型技术的扩散，　大大降低了生产经营成本，提高了东道国的能源利用效率，　确实存在污染光晕现象。

（二）环境标准竞优理论（Race　to　the　top）

环境标准竞优理论认为FDI会促进环境标准的提高。东道国恰当的环境规制可以激发被管制的企业（包括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创新，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东道国环境规制越强，跨国公司的环保水平就越高，溢出效应也就越强。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还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其绿色消费理念传输给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消费者。同时，东道国由于有比较完善的环境政策，可以选择在一些污染密集的领域拒绝或限制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而在另外一些环保有益的领域允许一些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进入，以促进本国环境产业的发展。

（三）内部化理论

内部化理论认为：生产的内部化是克服国际业务交易成本、规避国外市场风险和政府导致的市场扭曲等市场缺陷的有效方式。随着各国政府和消费者越来越关注环境友好产品（EPPs），跨国公司能够生产和提供此类产品成为重要的所有权优势。在环保方面拥有比较优势的跨国公司为防止由于市场交易导致环保技术扩散，从而削弱自身的竞争力，就会直接投资东道国进行内部化生产。内部化理论强调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溢出效应，向发展中国家传播先进的环境管理机制；通过与供应商和转包商的合作，加快转移清洁生产方式，以便更有效率地利用资源，对改善东道国的环境产生正面影响。

二、环境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环境产业的作用

（一）环境产业的定义

环境产业作为新技术创新的动力与新的生产力增长点，对整个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带动作用，被视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在国际上，根据OECD和欧盟统计局给出的定义，环境产业（Environmental　Industry）是指为环境中水、空气和土壤的破坏，以及有关废弃物、噪声和生态系统问题提供测量、防治、限制，使之最小化或得到纠正的产品和服务的行业。它包括能够使污染排放和原材料消耗量最小化的清洁生产技术和产品，同时也包括那些与资源管理、资源开采和自然灾害有关的活动。

我国环境产业起步较晚，发展速度较慢，对环境产业的理解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内涵。1990年，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公布的《关于积极发展环保产业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了我国对环境产业的定义。随后经过了几次修改和补充。目前普遍使用的是2004年我国环保总局对环境产业的定义。环境产业指为国民经济结构中为环境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与恢复、有效利用资源、满足人民环境需求，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品和服务支持的产业。它不仅包括污染控制与减排、污染清理及废物处理等方面提品与技术服务的狭义内涵，还包括涉及产品生命周期过程中对环境友好的技术与产品、节能技术、生态设计及与环境相关的服务等。

（二）环境产业的发展现状

目前，全球环境市场预计达5500亿美元。其中，发达国家占90%（美国、日本和欧盟占85%）。环境产业在1996—2000年增长了14%。许多分析师预测环境产业将继续增长。环境市场上最重要的部门包括水污染治理、废水管理及空气污染控制部门。发达国家环境产业饱和度高，市场增长缓慢，为3—5%；今后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增长较快，预计年增长率达12%。　能源产品将成为市场增长速度最快的部门。

我国环境产业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以下3个阶段。一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的萌芽阶段。我国还没有提出环境保护的概念，环境产业的概念也不存在。不过，我国在重工业城市已经开展了废水、废气及废渣的治理工作，并在机械、冶金、建材、化工等行业开始从国外引进环保生产技术与设备，以满足各行业对环保设备的需求。同时，我国开始自行生产和研究小批量的废水处理设备，噪声控制设备等，并有一定成果。二是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的初步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我国提出了环境保护的概念，并多次开展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将环境保护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阐述了发展环境产业的必要性，并相继建立了环境法规体系和环境政策体系，如1989年颁布的《环境保护法》等。此外，环境投资渠道增加，环境投资力度加大，都推动了我国环境产业的产生和发展。三是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的发展阶段。被发达国家称作“朝阳产业”的环境产业越来越受到我国政府和人民的重视，并将其发展作为我国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十大对策之一。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和措施，推动环境产业迈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随着环保执法力度和污染治理投资力度的加大，以及全国性的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的环境产业领域不断拓展，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业效益逐渐提高，环境产业逐渐成为热门产业。

从产业规模来看，从事环境产业的企事业单位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2000多个增加到2006年的12500个。从环境企业数量增加的角度可以表明环境行业具有一定的发展前景。目前从我国环境产业结构来看，主要分为环境保护产品、资源综合利用、环境保护服务、清洁产品4个领域。我国环境产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沿长江以及中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具有环境产业地区性发展不平衡的特点，这反应了我国环境产业发展的快慢与各地区经济的发展状况紧密相关。今后，我国的环保工作要致力于实现保护环境与经济发展并重和同步；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等办法解决环境问题；国家进一步加大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建设规模，为我国的环境产业创造良好的市场前景和新的发展机遇。环境产业将成为解决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技术支撑和物质基础，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三）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环境产业的促进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增长，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外商企业在投资过程中给我国带来先进的机器设备和管理经验，促进了我国相关产业的技术进步，改善了我国的经营管理机制。

首先，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会伴随环境标准的国际化，这有助于我国环境产业学习和制定较严格的环境标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产品规模、科技含量、集约化程度、生产工艺和产品质量等方面与发达国家比都有很大差距，所制定的环境标准比较低，跨国公司在跨国经营过程中会受到我国政府的关注。目前，我国越来越关注跨国公司在华的环境污染问题，对跨国公司的违规行为进行曝光，并将那些高污染及不负责的跨国公司拒之门外，因此跨国公司选择执行全球统一的环境标准会比较有效率。当跨国公司在我国选用全球统一的环境标准时，就有助于我国的环境产品和服务行业学习和相应制定严格的环境标准。

其次，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对我国的环保技术会产生正的溢出效应。具体而言，当我国企业雇佣跨国公司原来的员工，特别是接受过公司环保技术培训的员工时，就相当于获取了我国无法提供的环保专业技术知识和正溢出效应；跨国公司的严格质量要求和技术培训的提供在一定程度上等于帮助我国上游企业改进了环保技术效率，对供应商也产生了溢出效应。

最后，跨国公司还可以通过直接投资我国环境产业推动环境友好技术的扩散。跨国公司进入我国市场时需要克服许多障碍，比如，对我国市场、规制机构和本地风俗的不熟悉。一般认为，技术优势是跨国公司在面对当地竞争者的最大竞争力所在，在环保技术方面也是如此。我国的环境产业正处于产业成长期，在环境技术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跨国公司投资我国的环境产业会达到双赢的局面。

三、合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发展我国环境产业的对策

环境产业作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市场前景非常广阔。但是我国的环境产业还处于产业成长期，与发达国家相比比较落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发展环境产业有着促进作用。所有我们要以合理引导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契机，大力发展我国环境产业。

（一）制定优惠政策，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投向我国环境产业

在国际上，通常东道国会对外国投资环境产业采取鼓励措施。例如，希腊规定外资项目若能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就可获得额外的15%的补贴；日本对外国公司引进环保设施也给予政府补贴，日本开发银行对于节约能源和防止污染的外国投资提供低息贷款。目前，这类鼓励措施被更多国家的投资法所采纳。

我国可以学习和借鉴这些国家的做法，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引导对外商直接投资投向我国环境产业。比如，我国可以通过金融、财政、管理等方面的措施鼓励外商投资环境产业。目前我国正在通过外资政策的修订与完善，以资源集约、产出效益和环境效应为标准引导外资流向，推动我国环境产业的发展。首先，新的《企业所得税法》不但取消了外商投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而且明确规定企业从事环境保护项目的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并对企业购置用于环境保护和节能节水等专用设备的投资额按一定比例实行税额减免。其次，《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确定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如新技术、新设备，能够节约能源和原材料、综合利用资源和再生资源以及防治环境污染等项目。再次，为全面推进清洁生产，引导外资企业采用先进的清洁生产工艺和技术，积极防治工业污染，国家经贸委组织编制《国家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技术导向目录》，已相继于1999年、2003年和2006年公布了3批具体的清洁生产技术。

总之，我国应通过制定与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的优惠政策，鼓励其加大技术转移的力度，积极引导跨国公司投资我国环境产业。

（二）完善我国环境保护法规，加大对外商直接投资环境管理力度

我国的环境标准、法规与资本流出国不统一，而且执行偏差比较大。近年来，我国虽然颁布了很多环境标准，但总体上讲还很不完善，与发达国家比还有很大差距。我国还制定了不少环保法规，但是我国环保法规对违法者的处罚比较轻。在这种情形下，为了避免跨国公司在环境管理方面使用双重标准，在我国执行与母国不同的环境标准，造成环境污染隐患，我国应在外商投资领域制定完善的环境保护法律。在立法方面，制定统一规范外商投资环境管理的条例；在外资法、涉外经济合同法中加强环境保护要求，鼓励外商采取高于我国环境标准的母国标准；在环境执法方面，应加强环境执法机构建设，加大环境执法力度。

（三）加强与跨国公司的合作，发展我国环境产业

加强与跨国公司的合作，对大力发展我国环境产业非常重要。第一，加强与跨国公司在环保项目方面的合作。我国可以在一批环境治理的工程和资源有效综合利用项目上，如在实施城镇污水处理、垃圾无公害处理、危险废物处理、长江上游污染防治等项目上，积极展开与跨国公司的合作。第二，加强与跨国公司在环境技术方面的合作。我国要大力发展环境产业，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环保友好设备和技术，鼓励与跨国公司在节能环保汽车、清洁煤技术及大型环保装备等方面展开合作。第三，加强与跨国公司在环保能力方面的合作。我国可与跨国公司共同开展中外环保人员培训、政策研究等工作，提高环保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同时，加强与国外环境科研人员进行环境学术交流，积极探索共同解决环境问题。

（四）提高公众保护环境意识，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

发展环境产业，公众是永恒的推动力。首先，要让社会公众关注环境，提高环境保护意识。我国可以利用发行出版物或发动民间环保组织大力宣传环保知识，培养公众的绿色消费观念和社会责任感，使其在购买产品时不仅考虑到自身利益，也考虑到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从而拒绝有害环境的产品、服务和消费方式。其次，要让社会公众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我国有关环境法规部门应该在相关法律法规中目前规定社会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的权利，并在机制上为公众创造参与环境保护的条件和渠道，使其能够自觉参与和监督跨国公司履行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五）注重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公平的竞争环境。我国应认真履行加入WTO后的承诺，对外商投资在环境保护方面给予国民待遇，加强其知识产权的保护。这将大大改善外商投资我国环境产业的环境，而且还有利于外商投资与环境保护有机的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　陆亚琴.外国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环境效应研究综述[J].思想战线，2009，（01）.

[2]　李延勇.跨国公司环境效应的理论解析[J].国际贸易，　2007，（02）.

[3]　任丽娟.我国利用FDI项目中的环境保护问题[J].商场现代化，20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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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投资争端；投资仲裁；WTO体系；投资协定；国民待遇；相似情形；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GATT；GATS；NAFTA；多边国际投资规则



中图分类号：F744；DF9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2）04005606

Analysis of “National Status” In theField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Reflection on the Reform Based on Two Typical Cases

WEN Ha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difference of “National Status” between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system and investment agreement field, there are different explanation methods when an arbitral court of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 (ICSID) uses WTO rules, and in addition, the arbitral court has big free ruling right, which result in the inconsistency of the decision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and which make the efficacy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l agencies such as ICSID and so on decrease. The difference on “National Status”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mainly focuses on how to use the concept of “competition” to determine whether a foreign investor and a local investor are in “similar condition”, as a result, the authority of ICSID has been challenged, the investment arbitration urgently needs to be reformed and a universal multilateral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ule under WTO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so that the arbitral court can makes accurate and uniform explanation when the related WTO rules are used.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dispute; investment arbitration; WTO system; investment agreement; National Status; similar condition; ICSID; GATT; GATS; NAFTA; multilateral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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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Bankingindustryinternationalization;Theory;Cause

一､引言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由于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的跨国界流动，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宏观经济的内外均衡。在此背景下，从要素流动的角度分析，银行资本作为国际资本的一部分，其国际化过程进一步促进了国际资本的流动，站在东道国资本流入的角度分析，以资本要素为主要载体的银行业国际化，必定对东道国的宏观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其影响面不但涉及该部门或行业本身的经济利益，而且直接或间接关系到一国内外均衡目标的实现，最终影响东道国的宏观经济利益和金融安全。

在当前世界经济､金融全球化和一体化背景下，伴随银行业经营不断走向混业化､跨国并购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朝着纵深方向发展，银行业国际化的趋势和影响日益凸现。从国际资本流动效应､银行产业组织等角度分析，银行业国际化对东道国乃至对世界金融､经济的影响与日俱增，因此，对其国际化经营的理论依据､动因等方面进行研究，客观上有助于进一步掌握其发展趋势和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银行业国际化的概念界定

在概念上，关于国际化这一问题，国外学者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美国著名学者赖肖尔认为，国际化是把世界作为一个共同体连接起来的国际现象。首先，从企业角度入手。对于企业的国际化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定义，总结起来，可谓角度多样。其中，由Beamish(1990)所提出的定义比较准确，他对国际化的定义为“国际化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公司日益意识到国际交易对其未来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并与其他国家建立并执行交易”。此观点比较全面，因为它在综合了各种观点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对国际化概念的总体解释。认识到国际化既有行为成分，又有经济成分，且该定义以过程为基础，意味着国际化是动态的､不断演进的，另外，定义并不局限于“外向”的投资模式，也包括了“内向”的国际化行为。其次，从银行角度入手。有关银行业国际化含义，尚未达成一致的定论，主要集中于跨国银行方面。如1983年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主要从银行的国外分支机构数量的角度对跨国银行进行了界定;国外学者查理·W·赫尔特曼从银行对外业务范围的角度对跨国银行进行了定义，但概念还是比较模糊。国内学者对银行业国际化的定义主要有两种，一是把银行业国际化看作是银行发展的一个过程，另一种是把银行业国际化看作是银行经营的一个状态，即指银行经营要素的国际流动和国际组合。如果沿用学者王自力关于金融国际化的概念来定义，可以认为银行业国际化是指在各国放松国内金融管制和进行金融体制改革､实施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其经营活动跨出国界，日益与国际间各国金融融合在一起的过程和状态。[1]

因此，从广义和一般的概念出发，银行业的国际化可以概括为其跨越国界的过程或发展趋势。具体来说，就是以货币的国际化为基础，以资本的国际流动为纽带，通过各国货币政策的国际传递与协调，实现金融资源在世界范围的优化配置，即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其发展方向上，不仅外国银行要向本国发展，而且本国银行也要向外发展，外国银行进入本国市场和本国银行的跨国经营相结合，两个方向的发展即为广义上的银行业国际化，也就是所谓的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的双向结合。如果单独对其中的一个方向进行研究，即为狭义上的银行业国际化。纵观银行业国际化的历史，其发展历程表现为由单个银行的国际化不断走向行业的国际化。因此，银行业国际化问题常常与单个银行国际化问题相联系，后者是前者研究的基础和起点。不过，银行业的国际化主要从宏观的角度出发，一般侧重于对东道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而单个银行国际化往往从厂商的角度开始，其分析思路基本上建立在一个微观分析框架的基础之上，其指向主要是由内而外的，将银行置身于母国､东道国以及世界整体环境的相互关系之中，从银行的效用最大化目标出发，探讨银行国际化经营的动机､组织形式､效益及其影响等。

三､银行业国际化的主要理论基础

从金融服务媒介的角度，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是国际化银行发展的两个前提，跨国界贸易和跨国界投资发展的结果自然是带动并促进银行业国际化发展的客观因素;从直接投资的角度，金融服务业(跨国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对外直接投资是跨国公司的一种特殊形态;另外，从间接投资角度，由于资本的国际化往往是以银行的国际化为先导，而国际间接投资一般通过银行来实现，因此，在分析银行业国际化的一系列问题时，常常还会借鉴国际间接投资理论，所以，有关银行业国际化问题研究的角度是多方面的，但是往往离不开国际资本流动这一根主线。二战以后，学术界从不同视角对银行业国际化的动因､形成条件､进程和效应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诠释，在理论分析框架上，基本上以国际贸易理论､资本流动理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等作为理论基础。[2]

1.国际贸易理论视角。从这一理论视角出发，绝大多数研究以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为基础，其中，由于比较优势理论能较好地解释发达国家银行的国际化现象，被较早地引入银行业国际化原因的分析中。认为银行作为中介机构，其凭借在资金､管理､技术和信息等方面的优势进而达到实现国际化经营的目的。

2.资本流动理论视角。关于早期的资本输出理论，经济学观点认为：国际资本流动本质上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必然导致资本跨越国界而对外扩张;另一方面，资本输出或资本国际化是与国际分工和生产国际化相伴随的，体现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认为“资本输出到国外，……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它在国内绝对不能使用，因为它在国外能够按更高的利润率使用”。[3]从形式上划分，资本输出的基本形式有两种：一种是生产资本输出，另一种是借贷资本输出。[4]这样，从资本要素这一角度，能将银行业国际化与国际资本流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两者的视角不同，但本质一样。

关于国际资本流动理论，20世纪初，欧文·费雪的资本流动理论在李嘉图比较利益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资本流动的利率理论模型，认为各国资金利率的差异是决定资本在国际间流动的主要因素，而资本在国际间流动的结果反过来又会消除各国之间的利率差异，直至本国利率与世界利率水平相等时为止。

到20世纪20年代，以俄林(Olin，B.，1924)为代表的早期国际资本流动理论中，通过建立要素流量模型，认为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更高的收益率引导了资本流动，这个更高的收益率来源于国际信贷市场上的利率差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量利润。

到20世纪50年代，随着国际资本市场的复苏和发展，现代国际资本流动理论应运而生，以米德(Meade，J.E.)､蒙代尔(Mundell，R.A)和弗莱明(Fleming，M.)等为代表的流量理论观点均认为：利率水平的变动决定了国际资本的流动。而60年代的存量理论(马科维兹和托宾的资产组合理论，又称为资产选择理论或证券投资组合理论)认为：利率差异不是决定国际资本流动的唯一因素，还应考虑国内和国外的风险水平以及投资者或潜在投资者的能力。将此理论运用到银行业国际化问题研究时，可以认为银行业之所以实行国际化，其目的既是为了获利，又是为了避险。[5]

3.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视角。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主要围绕在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问题上，有“垄断优势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内部化理论”等理论。而70年代后，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形成，由于受理论本身所存在的片面性限制，早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已不能解释发展态势越来越普遍､形式上越来越复杂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新的理论应运而生。其特点表现为：一是把早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合起来用以解释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理论和观点在80年代纷纷产生，如：“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等;二是在解释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化方面有较大的进展，如“规模经济理论”､“技术地方化”､“小规模技术理论”。由于跨国银行与跨国公司在本质上的一致性，所以，这一时期的对外投资理论和观点都被应用到有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银行业国际化动因的分析中。

产业组织理论视角。在解释企业要实现跨国经营问题时，以金德尔伯格(CharlessP·Kindleberger)为代表，认为企业要实现跨国经营，必须在产品市场､技术或规模经济等方面具有垄断优势，其理论含义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垄断优势论”的观点基本一致，能较为全面地解释跨国银行在发展中国家扩张的动因。另外在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方面，尼克博克(FrederickT·Knickerbocker)同样从产业组织理论出发，所提出的“寡占反应论”(OligopolisticReactionTheory)尤其具有独特之处。认为在寡占市场结构中，投资国的寡头市场结构促使厂商到海外投资以寻找垄断利润和通过出口无法获得的市场份额，这即是“进攻型”的直接投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如果竞争的一方到海外投资，其余的竞争对手为了维持各自在市场中的竞争势力，就会相继模仿､跟进，追随领头者到海外去投资，一方面以防止竞争对手用海外投资所得利润扩充市场份额，另一方面以保持其在新的市场上的竞争地位，这一类型的战略投资被尼克博克称为“防御性投资”。银行业作为经营货币的特殊行业，从对外投资的角度，所有这些理论均是其从事国际化经营的理论依据，这一点从当今中外银行业的并购､战略投资等对外扩张行为中表现得相当明显。另外，从一般企业的角度，作为其国际化经营的结果，企业的开户银行为了防止客户的流失而纷纷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导致了银行经营的国际化。

四､银行业国际化的动因分析

1.从比较优势理论角度分析。罗伯特·阿尔伯(R.Z.Aliber)将其比较优势理论和银行业国际化联系起来，认为效率高的银行在竞争中具有比较优势，银行业国际化的步伐往往较快。金融贸易壁垒等因素的存在使得各个国家银行业的比较优势和效率存在较大差别，各国银行间存贷利差的不同是导致银行业国际化的主要原因。另外，根据哈波特·格鲁拜尔(HerbertG.Grubel)的业务三分类理论，从银行业务专业优势和特点的角度，将国际化银行的业务分为三类，即跨国零售业务､跨国服务业务和跨国批发业务，在此基础上，分别分析了这三种业务类型的国际化银行在海外扩张的动因和优势来源。认为擅长于各类业务的银行在具备垄断优势的前提下，通过国际化经营可以扩充市场､降低经营成本，从而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这一目标。

2.从金融服务贸易的角度分析。银行之所以实行国际化经营，其主要动因是为了金融服务和投资的需要。即满足普通商品和资本因跨国流动而产生的对担保承诺､结算､融资等方面的需要，为从事国际贸易或者跨国经营的企业提供全面且快捷的金融服务，以达到稳定既有的客户资源､维持市场份额的目的。正如Aliber(1984)提出的“贸易引导论”所说：跨国银行的主要发展动机是配合国际贸易的进行。以及Grubel(1977)和Aliber(1984)所提出的“投资引导论”：认为银行业国际化的目的在于更有效的为国内客户的跨国经营提供服务。总之，“贸易引导论”和“投资引导论”均一致认为服务于贸易或海外投资可以给银行带来更多的海外业务量，在国内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可以使净利润有大幅度提高的可能。

3.从内部化理论视角分析。通过国际化经营是提高银行整体效率和分散风险的重要途径。拉格曼(AlanM·Rugman)将巴克莱(PeterJ·Buckley)和卡森(MailC·Casson)提出的内部化理论引入到银行国际化的分析中，认为和国内金融市场相比，国际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更大，其内部化收益大大高于国内金融市场，因此，银行通过国际化经营这一内部化行为往往会降低其综合经营成本，比国内银行的获利更多。此外，银行通过国际化还可以从投资多元化中获得优势，既可以分散风险､还可以获取稳定的投资收益等，尤其在风险方面，银行业无论是在产品还是在市场方面，所面临的随机性和风险性的广度和深度均比一般企业要高得多，因此，在其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后，通过国际化经营也是确保其安全性的主要途径之一。

4.从金融发展的角度出发。银行业国际化有利于一国金融的发展。如戈德史密斯(RaymondW.Goldsmith)率先开创了金融结构研究之先河，在其金融结构理论中指出，外国银行的引进和金融技术的转让对一国的金融发展起着重大作用，是迅速提高本国金融发展水平的一种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为银行业国际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提供了理论依据，加速了银行业国际化的发展步伐。

5.从金融深化的角度。银行业国际化对一国的经济具有积极的作用。麦金农(R.I.Mckinnon)和肖(E.S.Shaw)在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中，认为政府对金融部门的严格管制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必须放弃政府的行政干预，采取有效的措施和合理的步骤推行金融自由化。该理论的提出，使金融自由化的浪潮倍受发展中国家的推崇，极大地促进了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进程，使各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银行业国际化势头空前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