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情形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律援助的情形，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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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责任原则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这已经写入了我国的《法律援助条例》。根据这条原则，国家与公民之间存在着提供和享有法律援助的法律关系，国家负有为社会的贫弱群体提供法律援助的义务，社会的贫弱群体享有国家提供法律援助的权利。政府责任是法律援助制度的灵魂，这也是法律援助从传统的律师个人慈善社会道义行为发展到国家对公民权益维护的一项法律救济和保障措施的必然结果，政府责任是现代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标志。

政府要履行法律援助责任，就需要采取确定机构人员编制、经费保障、工作监管等具体措施来保证政府责任落实到位。一是加强法律援助机构建设。要将法律援助机构和人员列入政府人事编制，确保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二是建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制度。法律援助经费来源主要是基于政府财政拨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公共财政支出科目，并且明确法律援助经费的投入办法和标准，保证法律援助经费专款专用。三是要加强对法律援助工作的监管。负责具体实施法律援助的机构和人员都应当尽职尽责，违反执业纪律和职业道德，损害受援人利益的行为都应依法受到追究。依据有权利必有救济原则，公民在申请法律援助被拒绝后，有权申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寻求法律救济。

二、职能部门管理原则

发挥法律援助制度的功能作用，保证法律援助工作的健康、协调发展，保证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就应当遵守法律援助的职能部门管理原则。职能部门管理原则更能体现政府公共服务理念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遵守和履行法律援助职能部门管理原则。一是确立司法行政机关为统一管理法律援助事业的政府职能部门。各种社团组织、高等院校和志愿者的法律援助工作都要接受职能部门的管理。二是在管理上确立上级法律援助机构指导下级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机制，各法律援助机构具体负责本辖区内法律援助服务的实施。三是在受理法律援助申请时，应当由案件所在地法律援助机构统一审查，统一受理。法律援助机构在受理申请后，如超出本机构受理能力的，可以报请上一级法律援助机构协调处理，法律援助机构之间发生受理争议时，可由上一级法律援助机构决定具体受理单位。案件受理后决定提供法律援助时，统一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专人办理。四是各级法律援助机构除了负责本辖区法律援助日常工作外，还要对法律援助事项办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特别是要针对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在整个案件办理过程中的服务质量实施统一监督检查。

三、灵活处置原则

我国由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存在着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差异性。为了保证不同地区、不同经济条件的困难群众获得政府的法律援助，在执行经济困难条件上，法律援助应实行灵活处置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不同地区、不同经济条件的困难公民获得同等的政府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的具体工作实行灵活处置原则时，应当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在制定法律援助对象的经济困难标准时，既可参照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也可结合公民个人经济收入情况和家庭整体状况及案件情形，灵活掌握经济困难标准。如有些申请人虽然个人收入超过经济困难的标准，但其本人有慢性重大疾病，需经常性支出较大数额医疗费的情形；或者申请人对其负有赡养、扶养义务的其他家庭成员有重病、残疾、失业等情形；或者原来不符合经济困难标准,但因工伤或者人身损害等已支付巨额医疗费用而且可以预见将来仍要支付有关费用的情形；或者已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形。对于以上因素在审查时应予以充分考虑,在扣除必要的社会支出费用后要确认其经济困难状况,从而保证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法律援助。

二是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应当按照《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文件精神，在发生工伤赔偿案件、支付拖欠工资案件、以及交通事故等人身损害导致死亡或者重伤而追索医疗费的赔偿案件，在申请法律援助时，不再审查其经济困难条件，一律给予受理。

三是对于情况紧急，不及时处理可能加重伤害程度，引发和激化社会矛盾的情形；或者遇到即将超过仲裁时效、诉讼时效，不及时处理可能导致申请人败诉或者丧失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机会的情形，法律援助机构可先予受理，允许申请人事后补充有关身份证明和经济困难等证明材料。

四、便民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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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为了保障经济困难或者符合法定条件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规范法律援助行为，促进法律援助事业发展，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服务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公民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活动。

本条例所称法律援助服务机构，包括律师事务所和经司法行政部门确认的其他法律服务机构。法律援助服务机构应当接受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安排人员办理法律援助。

本条例所称法律援助人员，包括接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或者安排办理法律援助的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和法律援助志愿者以及其他法律专业人员。

第三条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积极推动法律援助工作，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法律援助经费应当专款专用，经费的使用应当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

第四条市和区、县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法律援助的监督、管理和宣传工作。

市和区、县司法行政部门确定或者组建的法律援助机构具体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或者安排人员为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和相关服务，并对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的活动进行监督、指导。

第五条律师协会应当支持、配合法律援助工作，监督律师依法办理法律援助。

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

第六条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可以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

工会、妇联、残联、共青团等社会团体可以结合各自特点开展与其工作领域相关的法律援助活动。

第七条鼓励组织和个人以捐赠的形式资助法律援助事业。捐赠财产可以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依法设立的法律援助基金会可以接受组织和个人对法律援助事业的捐赠。法律援助基金会应当按照章程的规定使用捐赠资金，向社会公开基金的使用情况，并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

第八条对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由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或者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法律援助范围

第九条公民对下列需要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请求国家赔偿的；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

（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

（六）因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求司法保护的；

（七）因交通事故、工伤事故、医疗事故、产品质量事故以及其他人身伤害事故造成人身伤害请求赔偿的；

（八）法律、法规及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法律援助事项。

第十条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条件，按照国家和本市低收入家庭认定标准执行。

第十一条农民工因请求支付劳动报酬或者工伤赔偿申请法律援助的，不受本条例规定的经济困难条件的限制。

第十二条公民因实施见义勇为行为致使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不受本条例规定的经济困难条件的限制。

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依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自被第一次讯问或者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二）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犯罪嫌疑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三）公诉案件自提起公诉之日起，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四）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五）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第十四条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需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第三章法律援助申请和审查

第十五条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属于诉讼事项的，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属于侦查或者审查阶段刑事案件的，向办理案件的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属于非诉讼法律事务的，向有权处理机关所在地、申请人住所地或者事项发生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

按照第一款、第二款规定，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都可以受理申请的，申请人应当向其中一个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申请人就同一事项向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的，由最先收到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第十六条申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法定人、住所地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组织、人员代为申请法律援助。

第十七条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服刑人员申请法律援助的，可以通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或者监狱管理机关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或者监狱管理机关收到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服刑人员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后，应当在24小时内转交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

第十八条申请法律援助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并填写申请表。以书面形式提出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由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或者代为转交申请的有关机构工作人员作出书面记录。

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申请人还应当提交有权的证明；

（二）经济困难证明；

（三）与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案件材料。

经济困难证明由申请人住所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经济困难证明应当包括申请人家庭人口状况、就业状况、家庭人均收入等信息。

第十九条申请人能够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直接认定其经济困难，无需提供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经济困难证明：

（一）属于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

（二）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或者生活困难补助金的；

（三）在社会福利机构由政府供养的；

（四）重度残疾或者患有重大疾病且无固定生活来源的；

（五）人民法院给予司法救助的。

第二十条法律援助机构收到法律援助申请后，应当进行审查。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不齐全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作出补充或者说明，申请人未按照要求补正的，视为撤回申请；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有疑问的，可以向有关组织或者个人调查，有关组织或者个人应当协助，不得收取费用。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前款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受理法律援助申请。

第二十一条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受理法律援助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并作出是否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

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作出提供法律援助的书面决定，指派法律援助服务机构安排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也可以安排本机构工作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与受援人签订法律援助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作出不提供法律援助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二条因下列情形之一不能提供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向申请人说明：

（一）申请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或者其他非诉讼事务处理机构受理范围的；

（二）申请相对人不明确的；

（三）法律援助事项已审结或者处理完毕，申请人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申请法律援助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不能提供法律援助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三条申请人可以撤回法律援助申请。申请人撤回申请后就同一事项再次申请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不予受理，但能够证明撤回申请违背申请人真实意思表示的除外。

第二十四条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不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确定或者组建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司法行政部门申请复查。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复查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查。经复查认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以书面形式责令法律援助机构及时提供法律援助，并通知申请人；认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维持法律援助机构的决定，并将理由告知申请人。

第四章法律援助实施

第二十五条法律援助可以采取下列形式：

（一）解答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

（二）刑事辩护、刑事；

（三）民事、行政诉讼；

（四）行政复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和其他非诉讼法律事务；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法律援助形式。

第二十六条由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10日前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书副本或者判决书副本送交其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将与案件有关的材料转交法律援助服务机构，并在人民法院开庭3日前，将确定的承办人员名单告知作出指定的人民法院。

第二十七条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援助的诉讼案件，受援人向人民法院提讼的，人民法院应当缓收诉讼费。

人民法院判决受援人胜诉的，诉讼费应当由对方当事人负担；判决受援人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受援人的经济状况决定减收、免收诉讼费。

第二十八条法律援助人员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凭法律援助公函利用档案资料、调查取证，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组织应当予以协助。

受援人在接受法律援助过程中所涉及的诉讼费、公证费、鉴定费以及法律援助人员在办案中查阅档案资料、从事调查取证活动所涉及的相关费用，按照国家规定予以免收、减收或者缓收。

第二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先行提供法律援助：

（一）不及时提供法律援助可能使当事人面临重大人身或者财产危险的；

（二）不及时提供法律援助可能会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三）有其他紧急或者特殊情形的。

法律援助机构发现先行提供法律援助的受援人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法律援助条件，应当终止法律援助。因先行提供法律援助而发生的费用，由受援人承担。

第三十条发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人员应当向作出提供法律援助决定的法律援助机构报告，法律援助机构经审查核实，应当终止法律援助：

（一）以欺骗、隐瞒事实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法律援助的；

（二）受援人的经济状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

（三）案件终止审理或者已被撤销的；

（四）受援人另行委托律师或者其他人的；

（五）受援人要求终止法律援助的；

（六）受援人违反法律援助协议，使协议难以继续履行的。

第三十一条法律援助人员应当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依法实施法律援助，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并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无正当理由拒绝、拖延或者终止实施法律援助；

（二）向受援人收取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三）不及时向受援人通报法律援助进展情况；

（四）泄露当事人的隐私。

第三十二条法律援助人员办结法律援助案件后应当制作结案报告，并按照归档规范将法律援助过程中形成的法律文书、资料归档，提交法律援助机构。

法律援助机构收到前款规定的结案材料后，应当进行审查，经审查合格的，向法律援助人员支付办案补贴。

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标准由市司法行政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根据本市经济发展水平，参考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的平均成本等因素核定，并可以根据需要调整。

第三十三条受援人有权向法律援助机构或者法律援助人员了解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的进展情况；有事实证明法律援助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的，受援人可以要求更换。

受援人应当如实陈述与法律援助案件有关的情况，及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协助、配合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第三十四条法律援助机构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将法律援助的条件、程序、期限和申请材料目录、申请示范文本等向社会公示。

第三十五条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法律援助质量监督制度，制定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标准，开展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检查和评估，并将检查和评估结果依法公开。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律师事务所拒绝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不安排律师办理法律援助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停业整顿处罚。

第三十七条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停止执业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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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您属于经济困难的人群吗?

经济困难的衡量尺度是客观的，被称为经济困难标准。只要您符合经济困难标准，就可以被认定为经济困难。如果您的住所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与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不一致，应当以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为准。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参照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来确定经济困难标准。经济困难标准将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法律援助需求的变化等因素而适时调整。你申请法律援助时，应事先向当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咨询当地的经济困难标准尺度。

②什么是经济困难证明?

经济困难证明是指法律援助机构用来审查和确定申请人是否符合经济困难标准的证据材料和证明文件。

③哪些证明文件可以被认为是经济困难证明?

经济困难证明包括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农村特困户救助证、五保供养证、设区的市、县总工会发放的特困职工证、人民法院给予司法救助的决定、民政部门出具的其它社会救济证明等。

如果您没有这些证明，就必须向法律援助机构如实申报您的经济状况，并填写《法律援助申请人经济状况证明表》，该证明表必须由有关单位出具证明意见。

④《法律援助申请人经济状况证明表》必须由哪些单位出具证明意见?

《法律援助申请人经济状况证明表》须由省级地方性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出具经济困难证明的机关、单位出具证明意见。省级地方性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没有明确规定的，可以由您的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意见。

如果您离开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连续居住六个月以上的，还可以由所在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意见。

如果您与前述机关、单位发生纠纷请求法律援助的，您申报的经济状况可以不由上述单位出具证明意见。

⑤无须提供经济困难证明的情形有哪些?

申请法律援助时，无须提供经济困难证明的情形主要是农民工申请支付劳动报酬和工伤赔偿案件。

证明

兹有xxx，男(女)，汉族，xxxx年xx月xx日出生，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现居住地xxxxxxxx。 该同志在xxxxxx公司辞职后一直待业在家，未就业，没有其他经济收入，生活贫困。

特此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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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援助机构作为一个独立机构参与刑事诉讼活动

原刑诉法规定人民法院指定的对象是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新刑诉法规定司法机关应当通知的对象是法律援助机构，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由向律师转达法院的指定，改变为法律援助机构根据公、检、法机关的通知，指派律师提供辩护。经过修改，法律援助首次写入新法，法律援助机构不仅进入到刑事诉讼活动中，而且进一步明确了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法律地位，有助于更好地贯彻刑事诉讼保障人权的基本准则。

（二）扩大了法律援助的适用对象和范围

由原来的盲、聋、哑、未成年被告人和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扩大到具有上述情形的嫌疑人和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以及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另外，新刑诉法将指定（通知）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扩大至侦查、阶段的犯罪嫌疑人和强制医疗程序中的精神病人，使法律援助涵盖了刑事诉讼侦查、、审判三个阶段和强制医疗程序。

（三）明确司法机关的共同责任

新刑诉法明确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各自的职能阶段均有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法律援助对象提供辩护的义务和责任。这一规定必然对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各阶段各部门需要更好的协调配合，才能切实预防侦查阶段的刑讯逼供，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四）增加申请法律援助的理由

新刑诉法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明确了“申请”这一刑事法律援助启动程序。在刑诉法层面对国务院《法律援助条列》相关规定进行了确认。同时新刑诉法将申请理由从《法律援助条列》规定的经济困难扩大至“其他原因”。另外新刑诉法删除了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规定，取消了审判人员特定情形下对强制辩护的自由裁量权，使法律援助成为法定情形下必须进行的法定程序。

二、建立检援对接机制、进一步落实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几点思考

目前我国法律援助机构在各级司法机关的配合下，在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例如太原市委、市政府就建立全市法律援助新机制提出了实施意见。为共同做好法律援助工作，我市检察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共同出台了《进一步畅通刑事法律援助渠道的实施意见》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律师法律服务全程跟进制度》等，在保障贫弱群体诉讼权益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工作。我市法律援助中心紧紧围绕太原转型跨越发展，主动介入社会难点问题，努力维护贫弱群体合法权益，积极参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检援双方密切配合，为维护我市和谐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我们也看到当前法律援助工作与太原转型跨越发展的要求相比还有差距，法律援助工作在新刑诉法实施后与相关机关的衔接机制不够完善，法律援助大格局还未形成。我们要以新刑诉法实施为契机，建立法律援助新机制。

（一）明确加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意义

这次刑诉法修改不仅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基本原则写进新法，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各项制度中。法律援助制度是体现司法文明及保障人权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在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刑事诉讼涉及对国家、集体和公民财产和生命权利的保护，涉及对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乃至生命权的剥夺，刑事诉讼程序公平、公正对公民人权的意义重大。特别是十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畅通和规范权益保障渠道。所以，无论是检察机关还是法律援助机构都要进一步提高对法律援助的认识，以新刑诉法实施为契机，认真学习，做好过渡、衔接与配合。

（二）加强领导，确保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扎实稳步推进

各级检察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要高度重视加强刑事案件法律援助工作，将这项工作列入工作重点，保证各项工作有效落实。检察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都要成立专门工作领导组，领导组成员由双方有关分管领导组成。领导组可设在法律援助机构，定期召开工作例会，必要时随时召开，听取新刑诉法实施后法律援助衔接配合中出现的情况和问题，确保刑事案件法律援助衔接配合机制稳步推进。

（三）加强协作，建立完善刑事案件法律援助权利义务告知制度

检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要建立法律援助权利义务告知制度。检察机关承办人收到移送审查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内，在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聘请律师的同时，对因经济困难无力聘请律师的，应当告知其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应当书面告知，并将回执入卷。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可以把法律援助申请书通过检察机关向当地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检察机关将申请书转交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检察机关在审查案件时，应当听取法律援助律师的意见，在作出提起公诉、不决定后，应当及时将案件办理结果告知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

（四）建立专门机构，做好检援对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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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律援助的基本含意

「近期报刊媒介对“法律援助”解释

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

主体-法律援助实施主体包括律师、公务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

「而《法律援助条例》规定

第三条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法律援助经费应当专款专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根据第三条的规定，法律援助的主体是政府，而不是所谓的“律师”，律师只是具体法律援助案件的承办人、参与人之一。这相当于政府的某项拨救济款工作，由财政局具体工作人员发放，此时政府是主体，款是政府给的，而不是财政局工作人员给的一个道理，具体工作人员不能成为拨发救济款行为的的主体。

「近期报刊媒介对“法律援助实质”的表述

法律援助，即请律师辩护“政府买单”。

这种表述是完全符合《法律援助条例》的立法宗旨与规定精神的，同时一语道破法援的实质。说明媒体对条例的理解与认识是十分准确到位的。遗憾的是，目前政府对于法律援助并未支付一分钱给律师事务所或律师。对于诉讼当事人而言，的确未“买单”，但这“单”不一定是政府在买，而实质是社会民众在买单。这与当前我国社保缴费一样，本应政府付款，而现在是由企业与职工个人在承担一样。我们可以想到，政府就法援经费肯定是拨了专款的，但这款是司法行政机关用在设备上、纸张上、活动上，中心人员工资报酬上，而未向律师支付。因此，对于具体案件要发生的必须费用一般是由承办律师支付了，国家、政府、司法局、法院均不支付。

我国法律援助的实质

在我国目前法律援助实质上是，国家将其本应承担的司法救济行为义务，转移到广大法律工作者。司法救济行为，本属于国家司法机关（包括法院与司法行政机关）是行为人，即行为主体。其次，司法救济行为无非两个基本层面，一是渠道，二是费用；解决这两个方面，法律援助工作理应不再存在实质问题。

目前从法律规定上，司法机关从面上保证了司法救济的渠道，或称通路。对于这点，一般仅限于或说多限于刑事辩护案件的法律援助。对于民商行政诉讼案件，当事人要想减缓交诉讼费，一般不可能，得到法援的可能性太小太小。也就是将原我国刑法制度的法院指定辩护转换到了法律援助辩护。关于费用，这是个多方面问题，一是司法机关是否支付？以一个刑事指定辩护案件来讲，必须发生的费用有：1、指定辩护人费用，80年代四川省地区省会城市大约为人民币15元，当时的硬壳《红塔山牌》香烟为人民币5.5元一盒（市场通价），也就是说，法院给的指定辩护费不足以买三盒；2、阅卷复印资料费，对于刑事案件，目前成都法院采取复印阅卷方式，即辩护人到法院阅卷时，法院将可以给律师的诉讼卷中的证据卷在法院指定地点进行复印，律师支付复印费。需要说明的是，法院内复印资料，一般出具的是具有与白条相同性质的普通收据，本人目前还未见到使用发票的情形，且复印A4纸一页，街上小店一般为人民币0.25元-0.30元，法院通常而收0.5元一页。假设一般中等工作量案件，以复印100页计算，复印费合计为人民币50元，这笔费用也是不小的支出。在法院指定辩护时，这费用也是律师来支付。3、会见被告交通费，目前大城市的看守所一般远离城市，辩护人会见被告必然要产生交通费。

另一方面，国外不少国家对于法律援助案件的具体事务，通行由国家律师或称公职律师办理，而公职律师的劳动报酬是由国家支付的。而我国目前没有公职律师。而自从有了法律援助后，法院连指定辩护费也省了，这样的援助实质不能称之为司法救济，而是社会民众救济。因法律援助的费用与主体为社会人员而无司法机关、司法人员和行为。因此，从此目前的实质，不少报刊称“法律援助”为“政府买单”的说法，实属信口开河。

从前述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我国立法有两个常见现象：1、法律调整范围是政府行为的，即使具备条件了，也不颁布；对民众有利的法律，不具备条件也要颁布。这种立法的作为与不作为，结果都是一样的，即无可依性，也就相当于没有法律的效果。目前法律援助条件是，司法行为主体不支付费用，公职律师制度未实行，法律援助中心也不支付费用（注：本文“费用”不包括律师报酬。本来就是极少的费用，国家与相关机构都不愿意支付，律师报酬就压根不要想）。

结论：我国目前的法律援助制度尚不具体法律意义，或者说与原立法者的初衷相违。愿《条例》上设立的法律援助早日出现。

“法援案件”成为律师与律师事务所遇到的两难问题

对于律师与律师事务所而言，对于目前律师执业而言，从经营体制与模式而言，是完完全全的“下海”。因此，律师执业是自己创业、挣钱来要实现养家糊口的基本要求与不断自我提高的社会消费需求。司法行政机关将地方企业赞助款买了设备与轿车，在不支付任何费用的情形下，却强行摊派推行法援工作，此时律师事务所处于无奈，也只好将一个所内全体执业律师进行排队来承担援助案件的事务，不少律师事务所考虑到在单个案件上律师付出太多，采取给予每个法援案件100-200元补贴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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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法律援助制度已越来越多地受到了各个国家的重视，它不仅是现代文明进步的标志、司法制度完善的体现，更是保护人权，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重要保障。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法律援助事业起步较晚的国家，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对于早日与国际接轨、弘扬社会公正和法律正义、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

在我国，由于原因，法律援助起步较晚，进展较为缓慢。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虽已初步形成，但在实践中仍然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和困难。

2003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法律援助条例》在总则中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是各政府的责任”，即国家责任，“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全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和地方律师协会应当按照律师协会章程对依据本条例实施的法律援助工作予以协助”。在援助对象上，规定申请援助的主体仅限于公民，而不包括法人及其他组织；在受案范围上，仅限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直接与当事人基本权利和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那部分案件。

在刑事诉讼中，当事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①罪犯嫌疑人在被侦察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②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③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④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而没有委托诉讼人的；⑤被告人是盲、聋、哑、未成年人或者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案件。人民法院在为被告人指定律师提供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其进行审查。

在民事诉讼中，规定公民在请求诉讼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劳动报酬和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而关于行政诉讼，《条例》虽未明文规定其相关范围，但公民可以就请求国家赔偿和请求依法发给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及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案件申请法律援助。

在申请人经济状况的审查方面，《法律援助条例》规定除了刑事诉讼中除被告人是盲、聋、哑、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两类特殊案件的被告人无须进行经济状况审查外，其他案件中的当事人需要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必须是因自身经济困难，无力支付律师费用，即需要对申请人经济状况进行审查。

此外，《条例》还对法律援助申请和审查程序、法律援助的实施及法律责任作了相应的规定。

目前，我国共建成法律援助机构3000多个，专职人员12000多人，近60%有律师资格。据不完全统计，自1997年至2005年6月，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共接待解答法律咨询681余万人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0多万件，有近97万余人次通过法律援助，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产生了积极有益的社会效果，充分体现了法律援助的保障作用。但是，由于我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各地经济不平衡，法律援助工作远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实践中面临的诸多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法律援助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二、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虽然目前我国法律援助制度面临着不少问题，但是，笔者认为，组织形式不健全、实施经费缺乏、队伍建设力度不够是诸多问题中急待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法律援助组织形式的架构

就刑事法律援助而言，世界各国无论是属于大陆法系还是属于英美法系，无论是属于现代法律援助制度类型中的福利制度型还是属于私人操作型，当事人都无权自己选择律师，而是由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的公职律师来承担，或者是由政府法律援助机构或法院指定、委托私人律师来承担。公职律师的费用由国家从国库中支付，私人律师则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报酬并得到相应的援助费。

除刑事法律援助以外的其他援助活动，在实施援助的机构及其人员方面，就不尽相同了。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模式。

一是专职律师模式，或称公职律师模式，即由政府拨款，并通过政府法律援助机构中专门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专职律师来进行法律援助。公职律师作为专门从事法律援助服务的人员，是承担法律援助法定义务的律师，不得拒绝合格当事人的法律援助要求，而当事人原则上也没有选择律师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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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说的法律援助范围是指有关部门根据相关规定确定的可以提供法律援助的事项领域，包括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和事项范围两个方面。也就是说法律援助应当在什么条件下、向什么人、为什么事项提供。法律援助的范围也可以表述为：法律援助机构向需要援助的对象提供救济或帮助，解决与受损人的利益息息相关的各种法律困难和问题。按照目前各国通行的标准---是否进入诉讼程序的标准，可以将法律援助的业务范围分为：诉讼程序中的法律援助和非诉讼程序中的法律援助。诉讼程序中的法律援助又可分为刑事诉讼法律援助、民事诉讼法律援助和行政诉讼法律援助；非诉讼法律援助，指的是不需要司法机关的介入，在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即可解决的法律问题和法律困难，其形式有调解法律援助、公证法律援助和咨询法律援助等等。

我国《法律援助条例》对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条例》第十条规定：公民对下列需要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六）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第十一条规定： 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二）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三）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第十二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法律援助条例》对法律援助事项的规定仅限于民事、行政、刑事诉讼案件，《条例》对刑事案件的规定即明确又具体，我们无需赘述。《条例》对民事、行政案件的规定只是：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等六种情况。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其实已经超出了这个范围，但超出的范围不是很大，在许多方面我们还是应该有可为的，就目前我国法律援助的状况看，以下事项可以扩入我们的援助范围：

一、环境保护问题。环境保护涉及的范围广、综合性强，它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还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一般来说，环境保护是利用环境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协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解决各种问题，保护和改善环境的一切人类活动的总称。采取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科学技术的多方面的措施，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防止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以求保持和发展生态平衡，扩大有用自然资源的再生产，保证人类社会的发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环境保护的内容包括保护自然环境和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两个方面。也就是境，恢复生态，预防环境质量的恶化，控制说，要运用现代环境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在更好地利用资源的同时深入认识、掌握污染和破坏环境的根源和危害，有计划的保护环环境污染，促进人类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而发生了环境保护问题，就有可能或已经给某一群人造成了伤害。

二、产品质量问题。产品质量除了含有实物产品之外，还含有无形产品质量，即服务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也 是有标准的。质量数据及分析、统计基本方法产品质量特性的含义很广泛，它可以是技术的、经济的、社会的、心理的和生理的。一般来说，常把反映产品使用目的的各种技术经济参数作为质量特性。主要分为产品内在质量和产品外观质量。泛义上的产品质量是指国家的有关法规、质量标准以及合同规定的对产品适用、安全和其他特性的要求。 质量特性，区分了不同产品的不同用途，满足了人们的不同需要。人们就是根据工业产品的这些特性满足社会和人们需要的程度，来衡量工业产品质量好坏优劣的。

产品质量应当符合以下标准：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可行性、合法性。

三、家庭暴力问题。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以殴打、捆绑、禁闭、残害或者其他手段对家庭成员从身体、精神、性等方面进行伤害和摧残的行为。家庭暴力直接作用于受害者身体，使受害者身体上或精神上感到痛苦，损害其身体健康和人格尊严。家庭暴力发生于有血缘、婚姻、收养关系生活在一起的家庭成员间，如丈夫对妻子、父母对子女、成年子女对父母等，妇女和儿童是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者，有些中老年人、男性和残疾人也会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家庭暴力会造成死亡、重伤、轻伤、身体疼痛或精神痛苦。家庭暴力侵害了受害者的人格尊严和身心健康，甚至威胁生命。家庭暴力给社会带来了不稳定因素。严重影响、破坏了社会组成细胞家庭。影响子女的正常生活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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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年最新云南省法律援助专项经费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法律援助专项经费的管理，提高法律援助专项经费的使用效益，加强对法律援助专项经费的监督，促进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根据《法律援助条例》、《云南省法律援助办法》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关联法规：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法律援助专项经费是指为保障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实施法律援助工作所需的各项业务费用。

第三条 法律援助专项经费的来源：

(一)省级财政预算安排的专项经费;

(二)州市县(区)财政预算安排的专项经费;

(三)社会各界捐赠;

(四)其他合法方式筹集的资金。

第四条 法律援助专项经费的支出范围：

(一)法律援助机构承办法律援助业务必需的费用，包括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所支出的住宿费、交通费、文印费、通讯费、调查取证费、伙食补助费等;

(二)指派法律援助人员的办案补贴费用;

(三)开展法律援助宣传、培训、调研等费用;

(四)对法律援助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的表彰、奖励费用;

(五)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必须开支的其他费用。

第五条 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补贴标准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每件补助200-600元;民事法律援助案件每件补助400-800元。

各级财政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在上述幅度内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及法律援助工作的实际情况，确定本地的具体补助标准。

案件特别复杂、成本支出过高的案件，由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法律服务机构提出申请，并附支出费用票据，经当地法律援助机构审核、并报同级财政部门批准后，可在确定标准的基础上适当增加补贴。

第六条 为保证法律援助工作的协调发展，在省级财政预算中设立法律援助专项补助经费，用于支持贫困地区基层法律援助机构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经费重点补助国家和省定的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以及其他财政困难县。

第七条 省级法律援助专项补助经费由各级财政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根据年度法律援助工作任务，按照本办法规定的补助范围、使用范围和用途，提出专项资金申请，联合逐级上报。

第八条 县级财政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向上级申报法律援助专项资金，应根据法律援助工作任务，结合本地区法律援助经费安排情况，编报专项资金申请，上报州市财政和司法行政部门，州市财政和司法行政部门对各县上报的专项资金申请进行审核汇总后，于本年度9月底以前，上报省财政厅和省司法厅。

第九条 州市财政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申报的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由省财政厅商省司法厅审核，经批准后，由省财政厅下达资金。

第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财政年度预算。对法律援助机构编制内人员的工资、办公经费等维持机关正常运转经费应按同级司法行政部门的标准拨付;业务专项经费按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数和承担其他业务工作的需要核定。

第十一条 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要积极向社会筹措资金，建立经常化、社会化的法律援助经费捐赠渠道，充分利用社会财力支持法律援助事业。

第十二条 根据法律援助的有关规定，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确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公民，就下列事项申请法律援助的，由法律援助机构审核批准给予法律援助：

(一)请求给付扶养费、抚养费、赡养费的法律事项;

(二)除责任事故以外的因工伤请求赔偿的法律事项;

(三)盲、聋、哑和其他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追索侵权赔偿的法律事项;

(四)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最低生活保障金和社会保险待遇的法律事项;

(五)请求国家赔偿的法律事项;

(六)劳动争议仲裁事项;

(七)医疗损害事件争议事项;

(八)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

(九)其他确需法律援助的法律事项;

第十三条 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二)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三)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第十四条 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的案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第十五条 申请法律援助公民经济困难的标准，城镇参照当地人民政府确定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农村已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按当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尚未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按国家确定的农村人口低收入标准执行;因自然灾害、伤亡、疾病等原因造成临时经济困难的，视具体情况掌握。

第十六条 法律援助人员应当在法律援助案件办结后30个工作日内，向指派的法律援助机构提交手续完备、材料齐全、整理成册的案件卷宗及结案报告，经法律援助机构审核后，由援助人员填写补贴领款凭证，向法律援助机构领取办案补贴。

第十七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根据年度法律援助工作计划提出本年度法律援助经费预算建议数，由司法行政部门纳入本单位年度预算，报同级财政部门核定下达。年度末应向财政部门报告本年度经费使用情况。

第十八条 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和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建立健全法律援助经费管理制度，严格经费使用审批手续。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挪用和私分法律援助经费，违反法律援助经费管理规定的，根据情节轻重追究直接责任人和主管人员相应的责任。

第十九条 建立省级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监督检查制度。省财政厅与省司法厅每年对省级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各地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将作为安排下一年度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的重要依据。

第二十条 法律援助经费必须专款专用，主动接受审计、监察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一条 各地可依照本办法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并报省财政厅和省司法厅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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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实证的分析研究，我们认为当前基层法律援助与有偿的法律服务相比较，最大的问题是办案质量得不到应有的保证。另外，法律援助作为一项以国家名义进行的扶贫济困工程，在司法领域缺乏强有力的制度回应，因而常常面临司法救济不力的困惑。要摆脱基层法律援助目前的困惑，我们的努力的方向应该是确保“质量”和“公正”。规制法律援助管理机构以使其恪守本职法律援助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必须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才能正常地运转，加强管理是法律援助制度的应有之义。目前，就世界范围来看，对法律援助进行管理的基本模式有四种：一是由独立的委员会管理，如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二是由律师协会管理，如加拿大安大略省；三是由政府管理，如加拿大的爱德华王子岛；四是由法院在管理，如美国的一些州。[1]根据我国《法律援助条例》第四条的规定，我国法律援助的管理采用的是政府管理模式。我国的《法律援助条例》尽管对法律援助的管理模式作出了明确规定，但对于法律援助管理机构工作人员是否可以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没有作出规定，这为管理机构工作人员承办案件找到了制度上的漏洞，某些区县的司法行政部门甚至还给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下达了援助指标，（1）一些从未受过专业训练的内勤人员也被要求每年完成一件到两件法律援助案件的。这种管办不分的做法，不仅导致我国目前的法律援助管理机构管理失位，法援失范，而且造成大量低劣的援助案件充斥其中，不规范的法律援助和低劣的法律援助案件不断蚕食着法律援助事业的社会信誉，加强法律援助的管理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加强法律援助的管理，首先要做到管办分离，管理人员要从办案中解脱出来。从国外的情况来看，无论采取何种模式，管理人员都不能直接承办法律援助案件。[2]在我国，法律援助管办分离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只有管办分离，管理者才能有时间和精力对法律援助申请进行实质审查，改变目前仅对相关的困难证明只作形式审查的弊端，将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用在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身上；只有管办分离，管理者才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加强制度建设，使案件的受理、指派、投诉、结果评议等各个环节做到有章可循；只有管办分离，管理者才有时间和精力对案件的办理过程进行有效监督，避免承办人员私下与受援者勾兑，把法律援助办成了风险；只有管办分离，才能在案件承办人员遇到威胁、面对不公时，能随时出面组织协调。总之，只有管办分离，才能使法律援助管理机构回复到管理者与服务者的角色中来。摒弃强制援助、强化监督，确保法律援助的办案质量法律援助要实现其价值目标需要高品质的法律服务，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做保障。笔者认为，当前急需建立的制度有两项：一是用人制度，二是监督制度。用人制度关键要解决的是法律援助案件由谁来承办。我国《律师法》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律师应尽的一项社会义务，（2）但实践证明这种强制性的做法并不理想，不少律师敷衍了事，办案质量无法保证，不仅损害当事人的利益，还损害了法律援助的整体形象。低质量的办案结果不断累积甚至会动摇整个法律援助的社会根基。因此，法律援助需要的不仅仅是具有相应知识和能力的人，更需要愿意为之付出的人，他们必须以自愿申请的方式加入进来。采取自愿方式组建法援队伍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律师界案源分配不均，二、三线城市，特别是区县存在相当数量工作量不饱的律师，除律师外，我国还存在相当数量的法律工作者；此外，工会、妇联、残联、老年协会等社会组织均配备了维权人员，法律援助人力资源不会短缺。要保证法律援助的质量，还需要有行之有效的监督制度。这种监督必须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法律援助管理机构的监督。法律援助管理机构的监督可以通过个案跟踪、案件结果评议和电话回访等方式进行监督；二是受援者监督。法律援助管理机构应该安排专人负责接受、处理受援者的投诉，为外部监督创造条件。法律援助的质量是法律援助的生命，只有保证法律援助的质量，法律援助制度的设立目标才不会落空，法律援助才有实际意义，否则法律援助将徒有其名。

由于目前许多人的法律意识不强，缺乏对法律的敬畏，对法律援助者的威胁、伤害时有发生。这些情况的发生又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使得不少法律援助者敬业精神大打折扣，甚至敷衍应对。在法律援助过程中，案件承办人员的人身和财产往往面临着两种风险：意外事故和人为的故意伤害。在现有体制下，妇联、残联、工会等社会组织成员，在法律援助过程中人身和财产遭受损失自然由单位承担，但对于作为自由职业者的律师和法律工作者，他们在法律援助过程中人身和财产遭受损失由谁埋单？在从事法律援助的队伍中，社会律师和法律工作者是法律援助的主力军，这个问题不解决将严重影响我国法律援助的社会效果，阻碍我国法律援助的健康发展。笔者认为，要解决非公职人员从事法律援助的后顾之忧，必须将其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进行规划：（1）组成相对固定的专业法律援助团队。非公职人员加入到法律援助专业团队中来，必须依申请加入，并与法律援助管理机构签订从业合同，由法律援助管理机构实行档案管理。（2）开设一种专门针对法律援助人员的第三者责任险。这种专门针对法律援助从业人员的第三者责任险，应该是一种政府主导下的介于商业保险与政策性保险之间的一种新型的保险，由司法行政部门代表政府做投保人，法律援助人员为被保险人，由被保险人指定的亲属为受益人，这种保险要求费率低、赔付高、受害人具有直接请求权。（3）努力改善法律援助工作者的从业环境。法律援助从业环境长期得不到改善的阻力，主要来源于企业，尤其是一些地方的纳税大户，表现得非常强势。为此，要改善法律援助工作者的从业环境，需要在两方面做出改变：一是将工商管理部门纳入到法律援助中来。劳动争议在法律援助案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法律援助者所受到的威胁和伤害主要来自企业，如果企业对法律援助者进行威胁、伤害，经法律援助管理机构查实，工商管理部门应将其纳入“污点”企业，在企业年检、注册等方面予以惩戒。二是将人大、政协纳入到法律援助中来。人大、政协不仅要监督工商管理部门对“污点”企业惩戒的落实情况，而且要防止和清理“污点”企业负责人进入人大和政协。唯有如此，社会协力，改善法援环境，解决法援从业人员的后顾之忧，不仅可以提高他们从业的荣誉感，而且心情舒畅、轻装上阵，做出更多的法律援助精品案例，使法律援助真正成为民生工程、阳光工程，真正造福那些需要法律援助的百姓。）法院应当对法律援助积极回应，促进法律援助功能的充分发挥一个成功的法律援助案件，由两个环节组成：一是高质量的法律服务，二是高效公正的司法裁判，在这两个环节当中，受援者更关注的是司法的高效和公正，因此法律援助司法不能缺位，法院理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法律援助进行回应：1.完善现行的诉讼费减免审批制度。符合法律援助的家庭其基本特征是经济困难，法律援助帮他们免除了聘请律师或法律工作者的费用，但不能帮他们免除案件受理费。从落实司法便民的角度考虑，笔者建议：经司法行政部门审查批准的民事法律援助案件，当事人申请缓交诉讼费的，法院不再审查；当事人申请减交、免交诉讼费的，由司法行政部门法律援助管理机构提出书面意见，司法行政部门的意见是人民法院是否给予当事人减交、免交诉讼费的依据。以上建议如果能够得到贯彻落实，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解决了当事人诉累的问题，落实了司法便民的原则；二是有利于将司法行政部门主导的法律援助与法院系统的司法救助很好地衔接起来，避免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出现打架的情况；三是有助于加强法律援助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的责任感，在审查是否给予法律援助时严格把关。2.着力解决裁判的公正与效率。我们将法律援助提高到“民生工程”的高度，这里事先预设了一个前提，即法院不仅是公正的，而且是有效率的，通过法律援助可以使受援者获得及时的公正裁决。如果通过法律援助迟迟不能获得公正的裁判，这充其量只能算是注了水的“民生工程”。

现实的确如此：冗长的诉讼程序慢慢地侵蚀着受援者对公正判决的期盼，在漫长的等待中逐渐失去信心，尽快拿到钱的渴望最终战胜了对公正的追求，最后只好接受对方苛刻的调解方案。在劳动争议案件中这种情况表现的尤为突出，对于外来务工人员，几乎成了不二的选择。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确立民事法律援助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把民事纠纷引入司法程序吗？民事法律援助不仅要帮助贫困的家庭打官司，引导他们理性维权，而且还要帮助他们尽快地获得公正的裁判———“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法律援助唯有“公正+高效”才能不辜负法律援助是“民生工程”的美誉。如果法律援助最终不能输出正义，或者经过漫长的等待后才能获得公正的裁判，对于那些急需拿到钱的贫困家庭，他们会把法律援助看成是对自己的一种忽悠，甚至误认为这是一个陷阱，从而丧失对法治的信心。现今一些人宁愿舍弃免费的法律服务也要去上访，或者采取过激的行为私力解决，这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们的警觉吗？事实上，民事法律援助也只能帮贫困家庭打官司，受援者想要的“快”和“公正”只有通过法院才能获得，由此可见，法律援助是一项系统工程：法律援助管理机构负责申请的受理和律师的指派，律师负责提供法律服务，法院负责案件能够获得及时且公正的处理。要将法律援助打造成真正意义上的“民生工程”，没有人民法院的回应，只能是一厢情愿，民事法律援助存在的所有意义均取决于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应秉承司法为民的理念，尽快在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快”与“公正”方面按照民事法律援助的目的要求，创设新的制度，积极作出回应。为此，笔者建议：确立民事法律援助案件法官个人负责制和完善责任追究制以确保案件的公正；设立法律援助专门法庭和缩短审理期限以提高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效率。3.确立民事法律援助案件移送执行制度。执行并非判决的自然延伸，它们是民事诉讼中两个彼此独立的程序，分属于法院两个不同的部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了在义务人拒绝履行的情况下，启动执行程序的途径是当事人的申请执行和审判员的移送执行。审判员移送执行的情形立法只规定了少数几类案件，申请执行是执行中的常态。申请执行不仅需要履行一定的程序，而且需要预交一定的费用，如果执行不能，这种预先支付就成了打水漂。因此，申请执行不仅繁琐，而且带有风险。如果法律援助案件采用申请执行，一种可能的结果是不仅没有取得应有的赔偿，反而失去已有的财产，是困难家庭雪上加霜，采用这样的执行模式无疑是与法律援助制度抬杠。摒弃申请执行，将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执行纳入移送执行之列，并将其制度化，必将大大地提高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效性。判决是对公正的昭示，执行是对公正的落实，公正的判决只是一种可实现的公正，执行的落实才是公正的真正实现。执行的落空意味着民事判决书无异于一张废纸，民事法律援助所付出的努力将化为乌有。因此，归根结底，民事法律援助所蕴涵的所有社会意义均凝结在“执行”二字之上。

法律援助是一项高尚的工作，保护弱势群体，维护社会正义是世界各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根本信条。最近几年，随着社会各界对弱势群体生存状况的日益关注，注重民生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律援助作为一项“民生工程”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然而注重数量而忽视质量，注重形式而忽视内涵建设的倾向由来已久，造成法律援助工作低标准、缺后劲；加之人民法院缺乏必要的制度回应，造成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各唱各的调，使得法律援助应有的社会功能得不到发挥，社会声誉得不到应有的提升，弱势群体转而求助的趋势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业内人士应静下心来认真思考，建立起有效的制度，使其真正成为一项为贫困人口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获得公正裁判的名副其实的“民生工程”。

作者：骆庆国 唐玲 单位：萍乡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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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高校扩招以来，设置法学本科专业的普通高校迅速大增，招生规模成倍增长，08年底全国设有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已达六百多所，其中的绝大多数是地方院校。不同层次的院校对教育资源占有程度的差异会导致法学专业培养目标的不同，因而地方院校的法学教育、重点院校定位于通研究人员为目标，显然不符合地方院校的实际情况。与重点大学法学院和专门政法院校相比，地方高校法学教育起点较低 ，在学生素质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我们认为地方院校法学教育的目标应该定位于职业教育，以培养应用型法律人为办学根本，素质教育隐含于职业教育的背后就业情势来看，扩招后地方院校毕业的学生主要供职于实务部门或从事非法律类工作。专业法律教育带来的积极主动、独立解决问题的思维习惯以及敢于担当的特质让从事于不同职业的学生受益匪浅。

地方院校法学专业实践教学的现状下：

一般来讲，法学实践教学形式有案例教学、模拟法庭、毕业实习、专业辩论、参与职业化训练、开展法律服务等形式，均缺乏鲜明的成效。

在法庭模拟中学生通过扮演法官、检察官、律师来模拟演练中国的法庭审判程序。在教学中我们发现那些表演的同学投入较多，而旁听的学生几乎无动于衷。同时，缺乏真实的临场对抗和未知的风险担忧，没有强烈的压迫感，丧失体验的积极性和成就感。

案例教学属于苏格拉底式教学法，对于加深引导学生对法律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理解有一定的意义，但它很难让学生学到律师的其他技巧，如解决问题、事实调查、交流、辩护、谈判、诉讼等。这是案例教学法最大的缺憾，这些实践技能需要通过实践活动来积累和体验，非课堂上对事实与法律的推理分析论证能完成。

专业实习应该说对法学学生来讲最具有直观感知性。然而随着法学在校学生规模的扩大 ，实习基地难以接纳更多的学生。采取自主实习的人数越来越多，他们基本处于放任状态，注重于形式，实习结束时学生本文由收集整理随便找个单位盖个章，再写个实习鉴定就算参加实习了。而那些进入实习单位的学生也往往很难得到很好的锻炼，实习单位出于各种问题和现实条件的考虑，很难在有限的时间里拿出司法职业技能的培养方案，学校也很难有效地监督学生的整个实习过程，因此学生干杂活的较多。另外，学生毕业实习的时间段刚好处于学生找工作或公务员考试等关键时段 ，在就业压力倍增的今天，可以想象，学生是难以全力投入到实习环节。

地方院校法律援助的设立遭遇的障碍

作为地方院校的法律援助，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不被司法部门所认可，还需微观层面；我个人认为至少需要突破下列困境：

（1） 法律援助场所空间保障。相对来讲，办学成本高于课堂讲授。课程整合进法律援助课程中，充分利用好这两门课程占有的资源；将法律教育合并于模拟法庭中，可以解决活动场所相对独立性的问题。课程的整合可以奠定学生职业技能训练的理论基础，同时，在双向意愿的前提下确定参加法律援助的学生，逐渐提高法律援助的覆盖率。（2）在现实中学生取证时的身份认同。我国现行的诉讼法和律师法中赋予了律师特有的诉讼权利和地位，在刑事诉讼中取证的主体资格只赋予了律师辩护人，法律援助的学生一般以“其他辩护人”身份或以法律援助中心团体的名义参加诉讼，非律师资格的身份在此种情形下会受到制约。如何全面培养法学学生的职业技能也需要地方院校法律教育之外的制度支撑。例如司法部应驻马店市司法局申请特许在驻马店市范围内专门增设“法律援助工作者”一职，法律援助工作者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拥有律师所有的一切权利。我们希望通过立法来规定法律援助中心的法科学生的“准律师”身份，赋于学生“准律师”身份，赋予其相应的律师身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对于刑事诉讼业务或需要调查取证时，可以让地方院校教师所兼职的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办理相关手续，其他类的可以由该地方院校法律的师生共同完成。总之，专业法律学习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指导教师也要全程参与，特别是在法庭审理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