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对外投资保持两位数较高增长。据商务部统计，1―11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3个国家地区的598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对外投资1041.3亿美元，同比增长16%。11月当月直接投资89.2亿美元，同比增长12.6%。

对外承包工程项目规模不断扩大。1―11月，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在5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590个，合计1345.4亿美元，占新签合同总额的82.5%；1亿美元以上的项目342个，较上年增加40个。主要分布在交通运输、房屋建筑、电力工程、通讯工程、石油化工等领域。

制造业对外投资保持强势增长。1―11月，我企业流向制造业的对外投资118亿美元，同比增长95.4%，主要分布在汽车、专用设备、医药、计算机和通信设备、橡胶和塑料制品等先进制造领域。前11个月，流向装备制造业58.9亿美元，同比增长117.3%。

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稳步推进。截至目前，我企业正在推进建设的合作区共计75个，分布在34个国家。75个合作区共带动投资近180亿美元，吸引入区企业1141家（其中中资控股企业711家）。75个合作区中，有13个合作区已通过商务部、财政部的确认考核。

“一带一路”沿线成为对外投资合作热点。1―11月，中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沿线的49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合计140.1亿美元，同比增长35.3%，投资主要流向新加坡、哈萨克斯坦、老挝、印尼、俄罗斯和泰国等。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0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2998份，新签合同额716.3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43.9%，同比增长11.2%；完成营业额573.3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44.1%，同比增长6.4%。

国际产能合作积极推进。当前，世界各国对发展自身经济、提升产业水平、改善基础设施条件的需求强烈，而中国在铁路、电力、通讯、基础设施建设等众多领域具有优势。中国的产业优势、技术优势正好和相关国家的资源优势、市场优势形成充分互补。在对外交往中，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与中国开展产能合作充满期待。据商务部统计，1- 11月，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累计约118亿美元，同比增长95.4%。其中装备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58.9亿美元，同比增长117.3%。高铁、核电等高端装备出口和建设项目取得历史性突破。

商务部围绕深化改革、创新制度、完善服务、营造环境、保护权益等重点工作，不断完善各项政策措施，实现了对外投资合作平稳较快发展。

一是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商务部落实中央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持续推进境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印发《关于境外投资备案实行无纸化管理和简化境外投资注销手续的通知》，进一步便利企业办理境外投资备案和注销手续。印发《关于驻外经商机构为企业办理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投标（议标）核准意见的暂行规定》，完善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数据库。印发《境外经贸合作区考核办法》，加大对合作区建设的支持。指导安徽、四川等11个省将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审批权进一步下放至地市级商务主管部门，将《外派劳务培训合格证》印制工作下放至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负责。印发《关于继续做好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关于规范对外承包工程外派人员管理的通知》《境外经贸合作区服务指南范本》等规范性文件。

二是强化政府公共服务。加强对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合作的国别环境指导，商务部涉及171个国家（地区）《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2015年版）》，《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2015》《201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国别投资经营便利化状况报告2015》，汇编《“走出去”典型案例》《国别投资经营障碍报告汇编2014》，上述公共服务产品已成为我国企业了解世界各国投资合作环境的权威信息渠道。《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完善对外投资合作信息服务系统，搭建“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推动商协会与合作区建立合作关系，利用商协会资源帮助合作区对外招商推介。做好对外投资合作政策培训，搭建投资促进平台，加强宣传和舆论引导。

三是推动双边合作务实开展。商务部编制对外投资合作领域中长期发展规划，促进我国与有关国家经贸关系深入发展；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订，加快推进自贸区布局；推动农业、林业等重点领域对外直接投资；与非洲开展跨国跨区域基础设施合作，推动企业实施一批高铁、铁路、核电等重大境外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周边互联互通重点项目；加强政府间合作，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推动集群式“走出去”。

四是加强境外风险防控。加强国别风险评估和安全预警，安全预警信息，2015年以来商务部共境外安全风险预警和提示33期；加强境外中资企业安全管理，开展境外投资合作安全生产大检查；参与处置也门撤侨、马里恐怖袭击等重大境外突发和安全事件10起；会同有关部门妥善处置在安哥拉等国10余起重大劳务纠纷事件。

篇2

“在80、90年代，我们对海外投资相当谨慎，害怕出错，整个思路是直接调控，事无巨细，什么都要过问。但在今天，再继续这样的制度与做法已经不行了。”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战略室副主任王元京对记者如是说道。

而即将出台的《海外投资条例》，将改变这样的局面。 在苏丹喀土穆建筑工地工作的中国工人。

部门承担国家意志

目前，国家发改委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司司长孔令龙表示，发改委和商务部正在共同起草一部《海外投资条例》，该草案已经几易其稿。

“新制定的《海外投资条例》，其目的即是鼓励扩大对外投资，与全球经济进一步接轨。”王元京对记者如此表示。在他看来，此一条例的出台将对政企、政市、政资分开起到积极的影响。

王元京的期待有其道理。

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在“十二五”规划中已明确提出，要“鼓励企业对外投资，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

从行政审批层面来看，《海外投资条例》出台之后，将成为海外投资政策执行中统领全局的法律。清理既有的各种规章也将成为题中之义。

目前，内地对海外投资的监管大多是由部门订立规章。

1983年之前，内地并无相关海外投资规章，当时的海外企业投资需直接由国务院审批。1984年之后，有关部委开始制定涉及海外投资的规章，但因担心投资失败而审查极为苛刻。

2004年，国务院了《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地方政府对企业对外投资的管理权限得到扩大。依托此规定，涉及投资的相关部门协商提出了《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进一步框定了对外投资的行政审核范围。其中规定：中方投资3000万美元及以上资源开发类境外投资项目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中方投资用汇额1000万美元及以上的非资源类境外投资项目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在此之后，商务部、发改委等部委陆续出台了海外投资审核的部门规定。

除此之外，从内地改革开放至加入WTO的二十年，财政部、国资委、外管局等部委从自身职能与行业出发，亦先后制定了各部门对海外投资监管的规定。

多头立法之间缺乏协调，有的甚至造成了一些抵牾。比如，2004年发改委制定的《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与商务部同年制定的《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即在海外投资审批职能方面有冲突之处。发改委对投资范围的认定为：“本办法所称境外投资项目指投资主体通过投入货币、有价证券、实物、知识产权或技术、股权、债权等资产和权益或提供担保，获得境外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及其他相关权益的活动。”而商务部则规定：“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是指我国企业通过新设（独资、合资、合作等）、收购、兼并、参股、注资、股权置换等方式在境外设立企业或取得既有企业所有权或管理权等权益的行为。”两者在审批申请方面，各自为被申请主体，其间除重复外，亦会产生认定上的冲突。而一旦产生冲突，却没有一个上位法能够予以调解。

海关、商检、商贸等各部门除了内争，在与对应国外相关部门的沟通机制建设上，据悉也极为滞后，导致国际纠纷几率增加。新监管格局

目前，一个企业想要“走出去”，除了要分别到商务部、发改委、国资委与外管局等部门“拜码头”外，还要分别到海关、税收、银行、工商等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相比之下，美国、日本、韩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是实行对外投资“一个窗口、分工处理”的模式。各部门的协调管理均在后台，避免了重复报批审查的现象。

对大陆当前这种繁杂的审批流程，美国威嘉国际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文峰认为：“需要有一个更加统一的部门或更高的法律，来保证审批程序的时效性，或者应该下放到省一级、或者更低的层级去。”

从操作上，下放比权力统一容易。今年3月14日，也就是“两会”闭幕之日，发改委在其网站上公布了对外投资新的核准标准：从本月起（3月）起，发改委对资源类境外投资重大项目需要审批的金额起点从3000万美元提升到3亿美元，非资源类境外投资重大项目需要审批的金额起点从1000万美元提升到1亿美元。而央企限额以下均适用备案制，不需要经过审批，这使得地方发改委的权限陡然增大，各地区对本地企业“走出去'’有了更灵活快速的操作方式。

除了下放审批权，也传出了设立新部门的消息。

由于中国资本走出去的主体是国企，所有权归全民，经营权掌控在少数人手中，其境外的保值增值难度显然高于私企。据内地媒体报道，国务院有意再增设一个与国资委平行的海外投资监管部门，专司海外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工作，以协调各监管部门的利益。

此机构的设立或许会给目前多头管理的局面带来变数。然而，从目前的局面看，该机构与国资委在职能上有重叠之处，作为与国资委和其他部委平行的机构，如何调解与分配各方利益，此结尚待开解。

此外，在部门设计上，偏重于服务国有资产，忽略民间资本，也未跳出之前对海外投资监管方面的狭窄范围。

海外投资的使命

在全球经济受金融危机影响复苏缓慢的背景下，根据商务部最新的数据，大陆2010年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590亿美元，同比增长36.3%。这样的数据被商务部称为“对外贸易仍取得了明显成效”。

王元京认为，“目前，我们正逐渐从全球制造业工厂转变为向全球其他地区输出产业、输出金融。”

按照英国投资学家约翰・哈里・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目前内地正处于从第主阶段向第四阶段迈进。据此理论，处于第主阶段的国家，人均GDP处在2000-4750美元之间，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加，而外资输入的规模同时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依然表现为负值，但绝对值有缩小的趋势。处于第四阶段的国家，人均GDP超过4750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力度明显加强，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明显表现为正值，并呈逐步扩大趋势。

2010年内地人均GDP约在4400美元，临近4750美元的关卡。实际使用外资1057美元，多于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金额。但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比增长为36.3%，却多于实际使用外资的同比增长17.4%。内地的对外直投净额虽仍表现为负值，但绝对值有缩小趋势，即将面临进入海外投资第四阶段的挑战。

而决策层现实角度，目前国内过剩资金泛滥以及中国资本在战略上长期严重错配，中国如能加快打开对外投资的大门，既能减小国内通胀压力，还能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并能改变中国外汇储备资本主要投资于美元资产的错配格局。

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确认这样的道路还需小心谨慎，他对记者表示：“‘走出去’要非常小心，我们做了很多调研，‘走出去’要花很大的代价、风险。这包括很多，比如外交、金融，还比如有些地方要有军事的支持才行。”

李文峰亦赞同这样的看法，他认为：“企业‘走出去’是跟政府整个外交、经济和政治息息相关的。”

篇3

实际利用外资统计数据的修正公布是令人回味的。

首先，是准确地反映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的状况。

外商直接投资既体现在传统的制造业、采掘业、加工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农林牧渔业等方面，也同样体现在新兴的贸易服务业领域。事实上，随着WTO过渡期的结束，我国对外开放的战略重点随之转移到服务业，而随着对外开放战略重点向金融等服务业的转移，外资入股金融企业的案例将越来越多，外资持股比例逐渐增多。而在2005年，中国银行、保险、证券业的外商直接投资达到创纪录的118亿美元。

可见，只有包括金融服务业等外商直接投资数额，才能准确反映我国外资统计的真实状况。就漏报的118亿美元而言，已占2005年全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16.2%。如此比例，当然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

其次，是对引进外资政策导向的深化。

统计数字是经济的晴雨表。商务部把金融、证券、保险等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数字囊括其中，无疑已表示，国家是按照原来的承诺，加大对贸易服务业的开放。而这种开放，不仅体现在已出台的政策方面，同样体现在反映实绩的统计数据中。

事实上，近年来，尤其是今年以来，我国在金融流通服务业方面开放的力度明显加大了。6月5日，商务部公布了《关于外商兴办投资性公司的补充规定》并将于今年7月1日实施就是一个进一步开放的信号。其中，《补充规定》在第四条明确，对上市公司进行战略投资。而这个“战略投资”就包括各种形式的并购。应该说，这个规定是一个促进外资加大油门在并购方面进军的政策。

据悉，目前外商直接投资中，以外资并购形式进入的仅在10%左右，与世界平均80%以上的比例相比，无疑有较大上升空间。而业内权威人士分析，商务部这个重要政策出台，将使今年恢复快增长的外商投资持续上升。

再次是引导地方官员调整招商引资思路。

多年来，在招商引资问题上，许多地方官员死盯两个问题：一个是外商在本地办了多少间工厂，为地方增加多大税收，解决多少人就业；另一个是通过外管到位资金实绩及通过海关进口的设备总值。前者是谓之“有得摆”，后者是显出“有得比”。在时下某些地方政绩观仍未正确厘清的氛围下，这种显示官员政绩的招商思路一时难以得到有效调整，尤其是每到年终工作考核，每到晋升政绩考核时，利用外资常常又是一个“硬指标”的时候，更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促使官员绞尽脑汁从调减土地地价、调减政府收费乃至减税等方面进行招商引资，而这种明显的“冲红灯”行为既给当地群众造成“外资与内资两重天”的误导，也给落实科学发展观带来严重的障碍。

时下，人们形容招商引资有五种不良现象：招商引资中“虎头蛇尾”现象；项目落实中的“关门打狗”现象；优惠政策的“朝令夕改”现象；服务保障上的“前恭后倨”现象；项目成功后“群蚁附膻”现象等等。而这些现象都与一个片面政绩观有关。而今，引导外商投入服务贸易行业，尽管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在招商工作中的某些弊端，却是一个可以调整官员招商思路的启发，使官员们招商视角开阔一些。

篇4

二季度我国资本项目不仅从顺差转向逆差，并高达714亿美元，加上境外直接投资386亿美元，二季度资本流出或高达1100亿美元。境内资本正加速流出，外资流入却在减缓。

2012年1—7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422.2亿美元，同比增52.8%。实际使用外资666.7亿美元，同比下降3.6%。

这些钱为什么会流出？

中国近期资本流出主要呈现三种状态：

1、境内投资者因对投资环境信心不足而导致将资金投资在境外更具投资价值的地方，这种流动属于长期资本外流，逆转性低或不具逆转性。以最具代表性的阶层——千万富翁为例，中国逾100万的千万富翁中，16%已经移民，44%准备离开，这些人因对内地投资环境失去信心和子女教育等需求，选择移民，将资产以投资或其它形式转移至境外；

2、因人民币贬值预期强烈造成资本流出避险，以外币形式持有资产，当情况逆转时，资金的流动也可能逆转，这种流动属于短期资本外流，数量通常非常庞大。以香港为例，因近期人民币贬值预期强烈，境内资本加速流入香港，仅今年上半年香港地区人民币资金池的增量就超过了去年全年；

3、境内部分非法收入通过虚假的国际贸易或地下银行将资金转移出境—外，使得资产合法化，称为洗钱，这种资金多为腐败资金、灰色收入等非法收入，逆转性不强。

钱流向了哪些领域？

中国已跃居全球第五大直接对外投资国。今年1—7月对外直接投资达到422.2亿美元。从商务部的数据看，商务服务、采矿业、批发零售等行业位居对外直接投资领域前三。

钱都流向了哪里？

1、因经济环境变差和人口红利降低造成资本外流至东盟等发展中国家。

2、因对经济环境的悲观和教育移民需求，资本流向中国香港、欧盟、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

3、因人民币贬值预期，资本短期流动至中国香港、美国等地。

据商务部的数据，对中国香港、东盟、美国的投资实现两位数的较快增长，分别为67.7%、36%、29.6%；对欧盟投资10.32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对俄罗斯投资2.04亿美元，增长0.2%；对澳大利亚和日本的直接投资同比分别下降43%和25.7%。

篇5

吸收外资情况

1-6月，全国非金融领域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1705家，实际使用外资591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13.1%和3%。其中，6月当月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444家，同比下降16.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20亿美元，同比下降6.9%（注：未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数据）。1-6月吸收外资特点如下：

一是外资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1-6月，农林牧渔业实际使用外资8.9亿美元，同比下降14.4%，占同期全国总量的1.5%。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270.2亿美元，同比下降5.1%，占同期全国总量的45.7%。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72.4亿美元，下降2.9%，占同期全国总量的46.1%。其中，房地产领域外商投资得到有效控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下降12.4%；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较快，同比分别增长73.3%、62.6%、17.8%。扣除房地产，1-6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468亿美元，同比仅下降0.1%，或者说基本持平。其他服务业领域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6.6%。

二是欧盟对我投资由降转增。1-6月，欧盟27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848家，同比增长1.0%，实际投入外资金额35.2亿美元，同比增长1.6%（1-5月同比下降5.1%），其中，德国、瑞士和荷兰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分别为9.0亿美元、7.2亿美元和5.8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1.2%、213.1%和67.3%。亚洲十国/地区（香港、澳门、台湾省、日本、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韩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9169家，同比下降15.5%，实际投入外资金额510.7亿美元，同比下降2.8%，其中日本对华实际投入外资金额41.0亿美元，同比增长16.9%。美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698家，同比下降4.0%，实际投入外资金额16.3亿美元，同比下降3.2%。

三是中部地区吸收外资保持较快增长。1-6月，中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48.2亿美元，同比增长8.5%，占全国总额的8.2%。东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503.2亿美元，下降2.9%，占全国总额的85.2%。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39.5亿美元，下降15.1%，占全国总额的6.7%。

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情况

（一）对外直接投资。上半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16个国家和地区的2163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下同）354.2亿美元，同比增长48.2%。其中，通过并购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118亿美元，占我国同期投资总额的33.3%。对香港、东盟、美国、俄罗斯投资实现两位数的较快增长，增幅分别为58.9%、34.3%、28.2%、20.3%。我国地方对外直接投资110.6亿美元，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1.2%，同比增长27.8%。广东、山东、湖南、甘肃、江苏等位居地方投资的前列。截至6月底，我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3575亿美元。

篇6

    居民消费水平偏低制约了美方市场寻求型投资

    据CIER1994年的抽样调查,68.9%的美商在华投资企业将中国市场规模作为影响投资决策的三大原因之一,而在所有在华外商投资企业中比重只占36.3%。据CIER1996年抽样调查数据推算,美国在华投资企业产品本地销售比重达到84.5%,较其他来源的外商投资企业高出30%以上。广东是我国出口依存度最大的省份,根据1998年对广东401家外商投资企业的调查显示,美资企业平均出口少,仅占27.28%。

    我国虽然经济总量较大,但人均收入水平仍然很低,2005年人均GDP为1352美元,仅相当于同年美国人均GDP的3.21%。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人们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大,消费谨慎。近5年来,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持续走低;近10年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9.5%,比世界平均消费率低将近20个百分点。我国居民财富分布高度集中,据波士顿咨询公司《2006财富报告》数据,我国0.4%的家庭(大约150万户)占有了70%的财富。由此可见,我国居民总体消费能力大大低于美国,只有少部分居民具有高档商品的消费能力,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必须根据中国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和偏好调整产品设计和产品结构。这一方面增加了投资成本和风险,另一方面造成一些垄断优势(如技术)难以发挥出来,影响投资者最大程度地获取垄断利润。据CIER1995年对56家美国在华投资企业的抽样调查,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中有55.4%根据本地需要生产与母公司完全不同的产品,与母公司生产同类且档次相同产品的企业占 7.1% ,与母公司生产同类但档次较低产品的企业占 10.7% ,没有一家公司生产与母公司同类且档次更高的产品。

    技术落后导致对美方投资先进技术产业配套能力不强

    制造业是美国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最为集中的领域。与我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不一样,由于与我国相距较远,出于成本节约的需要,作为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投入的中间产品(原材料、半成品)更多地取自中国内地,其产出的中间产品也更多地在中国内地销售,CIER1996年所作的抽样调查证明了这一点。

    我国制造业主要行业总体技术水平比美国等发达国家落后15~20年,骨干企业的生产技术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一般为5~10年,关键技术的差距更大。美国等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的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一般在5%~10%,这些大型跨国公司垄断了全球绝大多数的技术创新成果。我国企业研发费用投入普遍较少,大型企业投入的研发费用多数仅占销售收入1%左右;同时,研发人员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和独立的科研机构,企业研发人员少;此外,在研发管理方面普遍水平不高。因此,我国企业产品开发能力普遍较低,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

    中、美两国企业生产技术、研发能力的差距对美国跨国公司在华制造业投资具有制约作用。在美国国内已经成熟和标准化的生产技术不少在我国仍然属于先进的技术,我国企业仍难以与之形成产业配套,从母国或其他国家地区进口原材料和半成品,或向母国和其他国家地区出售中间产品成本又太高。

    高素质人才缺乏导致不能满足美方直接投资的需要

    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同时成本相对较低,是吸引美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数据进行推算,2003年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附属机构人员年度平均成本为8298美元,同年美国跨国公司所有国外附属机构人员年度平均成本为34716美元,前者不到后者的1/4。但由于美国经济、科技发展水平更高,与发展中经济体相比,其对华直接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往往更高,相应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更高。

    目前我国一方面创新型人才缺乏,以微软公司为例,2003年底在中国成立亚洲工程院,其主要功能是把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科研成果开发成关键技术,并孵化出核心产品。按照当初的设想,微软亚洲工程院在2003年7月份应该招聘到位100名软件工程师,可最终从1万余名应聘者中只招聘到50多人。另一方面则是技能型人才的缺乏,根据美中商会的抽样调查,熟练劳动者的短缺是美商投资中国的主要障碍,在投资沿海的美商中,有 1/3 以上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沿海地区是中国文化发达的地区,劳动力的素质相对较高,其他地区可想而知。技能型人才的短缺是我国长期忽视职业教育的结果,目前中央政府已充分认识到职业教育的重要性,2005年9月国务院原则通过了《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但目前不少人还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将职业教育看成是低层次的教育,十分不利于技能型人才的培养。

    外商投资产业政策制约了美方在金融保险业的直接投资

    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采用北美行业分类标准,即NAICS),截至2005年底,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为集中的行业依次为控股公司(holding company)、制造业、金融保险业(不包含储蓄业),分别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30.25%、21.91%和19.11%。截至2005年底,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直接中控股公司、制造业、金融保险业(不包含储蓄业)分别占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存量7.55%、52.38%和0.08%。控股公司比重显着偏低,反映出美国在华直接投资规模还不大,一些跨国公司尚未在华设立控股公司统一协调附属机构的行动。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在制造业中高度聚集,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在吸纳生产型外商直接投资方面采取特殊的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税收优惠、土地使用价格(租金)优惠等方面。美商在华直接投资在金融保险业分布极少,主要因为长期以来我国对外商投资金融保险业予以限制,目前证券公司外资比例仍不得超过1/3,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外资比例控制在49%以内,寿险保险公司外资比例不得超过50%,禁止外商投资期货公司。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数据,2005年美国对我国金融保险业(不包含储蓄业)直接投资为0.09亿美元,仅占当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额的0.56%。根据我国加入WTO做出的承诺,外商投资金融保险业的限制在不断放松,但放松是逐步的,美国跨国公司今后在金融保险业的投资增长也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企业并购难度大制约了美方通过并购进行直接投资

    相对于新建投资来说,跨境并购能够迅速形成生产能力、迅速进入东道国市场、降低市场竞争程度,是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进入方式,其重要性超过新建投资。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统计,1987-2002年期间,美国跨境并购收购额达9910亿美元,相当于同期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4。美国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潜在对象主要是我国各个行业中的骨干企业,这些骨干企业大多数属于国有企业或国家控股企业,这些企业的并购难度比一般的私营企业难度更大。一方面,因为这些企业的并购把握不好可能导致国有资产、特别是国有无形资产的流失,可能威胁到国家相关产业的安全,因而审批条件更加严格、审批的过程更为谨慎。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并购活动往往会因触犯在职管理人员及相关政府部门实际上对企业享有的控制权收益而受到阻扰;并购发生时,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监督,在职管理人员及相关政府部门操纵的现象普遍存在,外商难以得到公平的竞争机会。外资进入我国的方式主要是新建投资,1994~2003年期间,外商在我国并购额185亿美元,相当于同期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4.2%,2004年外商并购型投资达到创纪录的67.68亿美元,也仅仅相当于当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11%,表明外资在我国实施并购的难度仍然较大。

    美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制约了美方在相关领域的直接投资

    长期以来,美国根据《出口管理法》对中国的军品、军民两用品以及无线、芯片、软件、安全、雷达等高科技领域采取限制出口政策。“美国要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领域保持30年的领先地位,一般以此决定对华出口”,美国防部战略管理司司长约翰·康法拉在20世纪80年代末加紧对中国高技术出口时说的这番话,一直被美国视作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的原则。我国科技部数据进行统计表明,近年来我国高技术进口产品中美国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2005年仅占8.1%,落后于东盟、日本、中国台湾、韩国和欧盟。跨国公司是美国技术出口的主体,其技术出口与对外投资相互关联:一方面,美国跨国公司为了开拓海外市场,在对外直接投资时常常把先进的技术、新工艺转移给海外子公司;另一方面,一些跨国公司的母公司直接以技术作为投资,实现对子公司生产经营的控制。美国对华高技术出口的限制必然制约美

    国跨国公司在相关高技术领域的直接投资。

    参考文献:

    1.K.C. Fung, Lawrence J. Lau, Joseph S Lee, U.S.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M].Washington:The AEI Press,2004,pp.14-15

    2.K.C. Fung, Lawrence J. Lau, Joseph S Lee, U.S.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M].Washington:The AEI Press,2004, pp.112-113

篇7

[关键词] 人民币升值外商直接投资抑制效应

一、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现状

1.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体概况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吸引国外直接投资能力不断增强。据贸发会统计,近年来虽然一些新兴经济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能力不断增强,但中国仍是外资流入的主要国家。据商务部统计,1979年～2008年间累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达16530亿美元。近年来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仍呈不断增长趋势,如表1所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由2001年的468.78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923.95亿美元,增长了97.1%。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连续两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增长速度放缓。值得注意的是2007和2008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却大幅度回升,增长率分别达到了18.64%和23.58%,远超过以前年份的最高值15.14%。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显现及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的财富效应的转移。

数据来源:根据商务部外资统计整理

2.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

从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分布来看,中国东部地区由于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占据绝对优势,无论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还是从比重来看,基本上呈现稳步增长趋势。如表2所示,其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和比重由2001年的408.6亿美元和97.2%上升到2006年的569.2和90.3%。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产业承接能力弱、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及市场开放程度低等因素导致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较少,比重偏低。从直接投资总额来看有虽有一定的增长,但增长并不明显,且引资比重有下降趋势,由2001年的12.9%下降到2006年的9.7%。其中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较2001年略有增长,由2001年的19.2亿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21.8亿美元,但总体来看中国中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总量相对东部地区而言非常小,这也给中国经济平衡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数据来源:根据商务部外资统计数据整理

3.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行业分布状况

从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状况来看,主要集中于第二和第三产业。如表3所示,1997年～2006年间,第二产业所占比重高达72.32%,而第二产业中外商直接投资又主要集中于制造业,根据统计资料计算,在1997年～2006年间,中国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占第二产业比重高达91%,其次是第三产业占26.11%,第一产业仅占1.57%。外商直接投资的这一分布状况也基本符合当前国际产业的转移方向,即由传统的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

从外资的空间分布来看也很不均衡。如表3所示,从地区行业分布来看,1997年～2006年,虽然东部地区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较中西部地区低,但从总体来看,东部一二三产业却占了绝对优势,比重分别为79.01%、89.03%和86.85%。这一地区间行业分布状况一方面说明了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地区与行业间分布的不均衡性,同时,也说明了中西部地区在吸引外资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数据来源:根据商务部外资统计整理

二、人民币升值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自这次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中,其间虽然有几次反弹,但反弹幅度都不大。进入2006年下半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有加速下跌之势,2008年9月23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下跌为1美元对人民币6.8009元,相对于汇率改革前,人民币升值幅度达17.8%。

1.人民币升值对外商投资成本的影响

理论上来看,在东道国以本币表示的外商投资成本不变条件下,随着汇率的变动,以外币衡量的投资成本将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以本外币表示的外商投资成本关系为:C* = C/e

在直接标价法下,以外币表示的外商投资成本C*不变时,以本币表示的投资成本C会随东道国汇率的变动而发生变化:当本币升值时,e值下降,C*相应上升,相反本币贬值,e值上升,则外商投资成本C*相应减少。由汇率波动所产生的投资成本的变化将必然会影响到外商投资的积极性,从而影响到外资的流入。

在实际中,人民币升值会提高我国国内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相对价格,增加外商的投资成本。随着外商投资成本的提高,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本预期收益率及外资的股权比例将下降。从而降低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导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减少。这一现象可以从2005年汇改以来到2006年期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水平的变化得到证实。2005年和2006年间,由于人民币快速升值导致外资流入增速减缓,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的增长速度分别为-0.5%和4.47%。

2.人民币升值将抑制国内要素投入型资本的进入

长期以来,国内较低的货币平价和要素价格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人民币升值后,我国国内要素的成本优势将削弱,从而会对我国生产要素导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产生抑制效应。

在要素导向型外商直接投资中,资本要素密集型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汇率变化的敏感度低于劳动要素密集型外商直接投资,即资本密集型外商直接投资的汇率弹性要小于劳动密集型外商直接投资的汇率弹性。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要素导向型中的劳动要素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中单位资本要求的劳动相对投入较多,人民币升值对劳动要素密集型项目的生产成本影响较大,从而汇率变化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直接投资的影响比较显著。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数据整理

以制造业为例,外商在制造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加工贸易方式,属于典型的劳动要素密集型行业。如表4所示,在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以前,我国制造业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基本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从2005年以后,我国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增速却大幅下滑,尤其是在2005年和2006年人民币币值大幅升值期间,表现出负增长,增长率分别为-1.31%,和-5.59%。2007年虽为正直,但远低于2005年以前的增长率。

3.人民币升值将强化投资壁垒限制外资的进入

影响外资流入的投资壁垒主要包括进入壁垒与退出壁垒,而人民币升值对投资壁垒的强化效应也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进入壁垒的强化效应,主要是指人民币值将会提升国内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从而增加外商的投资成本,这一点已经在前文中进行了详细分析;另一方面是对外资退出成本的强化,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变化时,人民币升值对退出成本的强化主要体现在货币兑换的变动。在外商投资期满或其他原因收回投资时必将发生货币的兑换,而兑换成本与人民币汇率的高低呈反相变动关系。因此,人民币升值将增加外商的退出成本,从而会抑制外资的进入。

4.人民币升值将挤压外商的利润空间

一般来说,东道国货币升值,将会使以外币价格表示的出口商品价格上升,致使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丧失价格优势。当然这种升值对厂商的影响程度还受东道国货币升值的幅度和出口产品的国际价格弹性大小的制约。

从我国利用外资情况来看,一方面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而该行业在国际市场中竞争相对激烈,价格弹性较低,利润空间较小;而另一方面外商投资企业也主要是出口导向型企业,2007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达6953.71亿美元,占当年出口总额的57.1%,因而人民币升值对该类企业的影响较大,利润空间被进一步挤压,从而不利于外资的进入。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对人民币升值对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所产生的抑制效应的具体分析,得出人民币升值将会在投资成本、投资方向、投资壁垒及投资利润等方面对外资的流入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在人民币升值这一大趋势下,保持人民币币值的长期稳定对吸引和利用外资具有十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我国应充分利用人民币升值手段积极调整外资的流向,从而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张新叶:人民币升值的 FDI波动效应研究.中国集体经济,2008(4)

[2]王文武: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兰州大学,2007

[3]孙庆刚: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求索,2008(9)

篇8

发端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导致全球经济严重衰退。欧盟难以避免地成为危机的重灾区之一,其经济衰退程度比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更为严重。迄今为止,欧盟经济陷入衰退已经一年有余。2009年一季度,欧盟国内生产总值下跌了2.5%,成为欧盟有史以来降幅最大的季度。与之相比,美国2009年一季度经济衰退仅为1.6%,与欧元区2008年四季度的数字基本持平。严重的经济衰退对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欧盟对外投资也随之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阶段性特征和战略 变化。

对外投资规模大幅下降

2004年至2007年,欧盟对外直接投资一年攀一个台阶,从1423亿欧元增长至4842亿欧元,年均增长近50%。然而,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欧盟对外投资规模大幅下降,27个盟国在这一年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降至3544亿欧元,比2007年下跌27%。与此同时,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也出现大幅下降,从2007年的11297亿欧元锐减至2008年的7885亿欧元,导致欧盟对外直接投资额占世界投资总量的比重不降反升,由2007年的43%上升至2008年的45%。

在这一过程中,主要投资国的对外投资比重现总体下降。2007年,英国、德国、法国、卢森堡、西班牙及瑞典等欧盟主要对外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达3431亿欧元,占欧盟对外投资总额的82%。2008年金融危机后,上述6国对外投资总额降至2700亿欧元,占欧盟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也降至76%。其中,传统投资大国英国对外直接投资绝对值下降很大,由2007年的1212亿欧元降至2008年的522亿欧元,降幅达57%。德国和瑞典对外投资也都呈现下降趋势,瑞典对外直接投资下降幅度达61%,德国对外投资额与2007年相比也下降了31%。卢森堡与法国则成为欧盟对外投资新的领军国家,2008年对外投资额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与此同时,主要投资目的国流入量也普遍下降。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2008年,欧盟在美国的直接投资为1490亿欧元,低于2007年的1710亿欧元,降幅达12.9%;同期欧盟在加拿大的直接投资从420亿欧元降至90亿欧元,降幅达78.9%;在离岸金融中心的投资则从2007年的1300亿欧元猛降至434亿欧元,降幅达66.6%。欧盟对中国投资虽在数额上不大,但也呈下降态势,由2007年的71亿欧元降至2008年的45亿欧元。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盟各国的跨国并购规模及所占比重均呈下降趋势。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2007年,欧盟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达到11422亿美元,其中跨国并购规模约为7700亿美元,约占欧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7%。2008年,欧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降至9000亿美元,跨国并购规模约为5800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5%,占欧盟对外直接投资份额也降至64%。

危机导致的跨国公司全球资产缩水、投资计划受挫,迫使跨国公司纷纷缩减全球投资。主动关闭境外分支机构和全球范围内裁员,以缩减规模以求自保,已成为跨国公司应对金融危机的普遍做法。如,英美资源集团计划在2009年砍掉其资本支出的50%,减至45亿美元。英国石油公司在2008年10月宣布将在2009年减少其在全球的5000个工作岗位,主要分布在发达国家。葛兰素史克公司决定减少其在世界范围内的10000个工作岗位。挪威国家石油公司计划2009年减少其在油气勘探上13%的花费。全球最大的水泥供应商法国的拉法基公司宣布放缓其全球扩张的步伐,并变卖资产以减少其债务比率。法国的欧莱雅集团由于面临销售量的下降,宣布关闭欧洲的两家工厂。法国的雷诺公司和德国的戴姆勒公司也宣布将分别裁员6000及3000名。法国的标致雪铁龙集团计划在世界范围内裁员11000人。德国的巴斯夫公司在2009年初宣布将暂时关闭其全球范围内的80家公司。德国的物流巨头德国邮政集团也明确缩减了其在美国的规模,裁员14000人,仅保留了4000人。

新兴市场国家渐成战略投资中心

尽管2008年欧盟对外投资额比2007年下降了28%,但其资本流出仍比资本流入多出1820亿欧元,占欧盟GDP的1.5%,而2007年这一数字仅为960亿欧元,占欧盟GDP的0.8%,欧盟27国因此成为了世界上的净投资地区。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显示,欧盟大企业集团基于目前经济现状及前景的考虑,减少了2009年他们的成本和投资。经合组织的报告也显示,2009年一季度,由于国际并购活动的数量及金额不断减少,法国、德国、英国等欧盟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与2008年一季度相比下降50%。初步可以判断,一段时期内欧盟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下降的趋势将会持续。

尽管如此,欧盟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兴趣却不降反升,并逐步将之作为它们的战略投资中心。金融危机对欧美、加拿大及离岸金融中心等欧盟传统的投资目的国影响巨大,而经济发展迅猛的中国、印度,资源丰富的巴西、俄罗斯及转型中的东欧、墨西哥等国却成为欧盟对外投资的热点。以俄罗斯为例,据俄罗斯联邦统计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对俄罗斯投资最多的前7位国家均来自欧盟,包括塞浦路斯、荷兰、比利时、英国、德国、爱尔兰和法国,上述7国对俄投资额占俄累计吸收外国投资总额的77.5%。

对华投资规模前景依然看好

从全球范围看,由于各国共同努力,加之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纷纷采取救助措施,世界经济已经出现企稳迹象。2009年5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进一步增长,创造6年来的新高;欧元区采购经理人指数明显上升,达到1年来的新高。这些指标显示消费者和企业家对未来预期较为乐观,表明世界经济有望逐步走出低谷。随着世界经济复苏、各国间贸易活动逐渐恢复频繁,国际资本流动和跨国并购必将重新恢复增长。

篇9

2002-2008年六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速超过60％。截至2009年底，中国已有7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超过1.4万家，广泛分布在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投资覆盖率为71.9％。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据商务部的统讹有117家中央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活动，截止到2008年底，中央企业在全球127个国家和地区共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791家，累计对外直接投资1165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的63.3％。

今年一季度我国企业延续了以往对外投资的主要产业领域，近9成的对外直接投资分布在商务服务业、采矿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业。对比以往对外投资的产业分布可以发现，商务服务业长期占据对外投资最大行业的位置，采矿业和制造业则交替列在第二和第三位。

近5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以并购方式进行。2007年中国海外并购热潮达到最高点，并购总额达186.69亿美元。2008年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并购数量。2009年以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再度活跃，前三季度，中国企业完成的海外并购交易达61宗，交易金额高达212亿美元。

从行业来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持续集中于能原、矿业及公用事业三大行业。2009年前三季度，交易更趋集中，并购总成交量和价值占比进一步提高，分别上升至40％和93％。

能源矿产类对外投资主要有两方面积极意义：一是，直接获得一些价格公道、长期稳定的资源能源供应，同时增强与世界大型矿业公司谈判议价的筹码，通过分享资源能源的定价权，降低企业成本。二是，利用外国的先进技术。我国资源能源类企业的技术相对落后，通过并购国外技术先进企业，我国企业可以较少的投资获得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国际上关于并购有一个“七七定律”，指70％的并购设有实现期望的商业价值，70％的并购失败于并购后的文化融合。中国企业投资海外经常由于缺乏经验、不了解市场和国际企业经营而失败。

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应该是具备一定国际化企业管理经验的人，而不是只具备外语交流能力的人。后者可以在工作中加以培养，而前者的来源主要是在外企或合资企业中工作过一段时间，具备相关领域经验的人。这些人生长在中国，了解国情，也知悉国际商业惯例，能够以外商认同的方式工作。这种人才的缺点是带有不同外企的文化背景，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和相互适应，但是相同之处还是多于差异，因此，企业自身还应具有国际化的领导文化，以兼收各路人才带来的各具特色的外企文化。

篇10

比如，人们都在关注，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总额能否超过利用外资总额。

商务部曾预测这个拐点最迟会在2016年出现，而联合国贸发组织预估，中国在2014年就可达到，由此跻身净对外投资国。

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首次突破千亿美元，为1078.4亿美元，连续两年坐稳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同年中国吸引外资1239亿美元，年增幅2.3%。

据商务部2014年12月的数据，2014年前11个月，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的540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898亿美元，同比增长11.9%。

由于大量相关战略和政策――一个典型例子是新修订的《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在2014年确定、起步，可以想见，2015年起的几年内，中国的对外投资将迎来新一轮高速增长。

中国从“商品出口”向“资本出口”转变的意义，在于使改革开放以来主要依靠出口和引资的经济发展格局发生重大改变。

在新常态之下，对外投资有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的重要推动力。

2001年中国加入WTO，通常被认为是经济的一个转折点。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带来的发展契机仍延续了1978年开始的开放市场、输出产品的模式，即利用国际公认规则使中国制造拥抱世界。

14年来，在WTO效应深刻推动中国经济前行的同时，由于种种因素，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日渐抬头。作为第一大出口国，涉及中国的贸易争端在WTO贸易竞争机制裁判中已占据相当比例，而且有继续增长的趋势。

也正是在此种背景下，至少近十年来，中国调整经济结构的最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将经济增长动力从对外贸易转移到扩大内部需求上来。

对外投资无疑给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窗口、市场和空间。这也是《望东方周刊》制作本次对外投资趋势报告的根本原因――希望通过对典型高端人群的调研，为新一轮中国对外投资提供趋势性判断。

参与本次调研的中国企业，均为在海外已有投资实践的行业领军者和大型企业。他们指出了当前海外投资的前景和挑战。

过去一年与中国贸投关系紧密的近20个国家的高级官员、驻华使节，也提供了对所在国家与中国企业投资合作的建议和趋势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