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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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实践 提纲 哲学

马克思从开始从事哲学活动时起，就十分重视实践问题。但对实践的理解，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在《博士论文》时期，他所讲的实践是哲学实践，即理论批判活动。《莱茵报》时期的斗争实践和受费尔巴哈的影响，使马克思对原有哲学信念发生怀疑和动摇，从而转向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分析，同时也由理性批判转向政治批判。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探索科学实践观中取得了重大的进展。首先，由于他把人的本质理解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即生产劳动，从而抓住了实践活动最基本的内容，即生产实践。其次，他在对人的本质的分析中也分析了实践的基本特征，即客观性、主体性和创造性，并强调提出，人的改造世界的活动，人的对象化活动，离不开外部自然界，“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第三，马克思还初步论述了理论对实践的依赖性，指出真正的实践是“显示的和实证的理论条件”；“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他们已把现实的物质生产看作历史的发源地，把现实的生产劳动视为实践的基本内容。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深化和发展了以往的研究成果，第一次把实践作为哲学的基本范畴提了出来，从根本上批判了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表明马克思不仅同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而且也同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并为制定哲学的基本原理奠定了基础。

《提纲》一文，马克思突出表达了自己在哲学世界观上的新观点，即实践的观点。首先马克思认为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不了解实践的意义。旧唯物主义在认识论上把客观世界单纯地看作认识的对象而不是实践改造的对象，把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仅仅理解为一种直观的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是指旧唯物主义，包括古代的唯物主义和近代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指近代欧洲的唯物主义，其主要代表是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 和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以及19世纪德国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

而新唯物主义在认识论上则区别旧唯物主义，它把反映理解为人类所特有的一种主观能动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过程，认为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是建立在改造被改造的关系基础之上的，人们只有通过实践改造客观世界才能反映、认识客观事物，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

马克思继而提出：“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的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旧唯物主义不了解实践，不能对人的能动性作出合理解释，这样就给唯心主义片面夸大精神的能动作用留下了空间。唯心主义把实践看成纯粹的精神活动是错误的，因为实践是

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是主体能动性与客体制约性相统一的活动。

同时，马克思深刻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实践观。尽管费尔巴哈主张研究人和自然界，特别把人提到哲学研究中心地位，有时似乎也强调实践的作用，但就其基本立场来看，他是贬损实践，抬高理论的，他只是把理论活动，而不是把实践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批判批判》一书的第二卷《认识论中的实践标准》中指出：“马克思在1845年，把实践标准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提纲》中“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是指思维的内容和思维反映的对象的关系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思维能否反映客观对象，这是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的方法途径问题；二是思维内容是否符合客观对象，这是检验认识的标准问题。费尔巴哈在真理及检验的标准问题上，有明显的直观性和形而上学性。马克思指出：“人们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这是由真理的本性和实践的特点决定的。因为，在纯主观范围内或纯客观范围内，主观是否符合客观实际，都是无法得到证明的。实践是联系主客观的桥梁，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特点，而且具有直接现实性的特点，因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证明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马克思进而指出：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的“经院哲学”的问题。经院哲学是欧洲中世纪教会中的基督教哲学，它用繁琐的形式主义和抽象思维方法论证基督教教义，后来人们就把引经据典，咬文嚼字，钻牛角尖的习气叫做经院哲学。

篇2

[关键词]马克思；形而上学；意识内在性原则

中图分类号：D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2）04-0018-04

马克思哲学变革的一个重大主题是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超越。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批判并超越了形而上学？从理论深层上澄清这个问题，可以真正把握马克思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明晰马克思对形而上学批判的真实意蕴，进一步深化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当解。笔者认为，马克思以实践为形而上学批判的理论根基，瓦解了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主导原则——意识内在性原则。马克思通过实践洞穿了形而上学的自足性与独立性，揭示出形而上学与现实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革命性地超越了形而上学。

一、意识内在性原则：近代形而上学的主导原则

近性形而上学指马克思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因而成为马克思形而上学批判的直接对象。而近代形而上学最根本的原则就是意识内在性原则，它是近代形而上学乃至全部形而上学的主导原则[1]（P202）。

传统形而上学（包括近代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是把世界分裂为主体与客体等一系列二元对立关系，以思想、概念或逻辑范畴即理性思维追求隐藏在感性经验现象世界背后的具有终极实在性的、一元性的绝对抽象本体，并用这种绝对本体来把握、规定和限制现实生活。这实质上以意识的内在性原则为核心或基础致思理路——它是在一个概念的、逻辑的和反思的世界中对真理和本质作先行的理解和把握。这种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哲学的知识论的路向构成了形而上学的唯一路径[1]（P86）。海德格尔说，西方形而上学是以理性的优先地位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因为西方形而上学亦即对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沉思，一开始并且对其整个历史而言就已经把存在者规定为是在理性和思维角度中可理解和可界定的东西，它是以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在理性思维及其范畴中显示自身为依据的，即认为真实之物与真理是在理性中得到把握和保证的[2]（P517-518）。

从历史角度不难发现，自古希腊哲学开始，人们就认为世界是合乎理性的存在物，只有通过理性思维才能把隐藏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世界背后的某种恒常统一的本体揭示出来。到了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近代阶段，理性成为哲学的核心，它在形而上学中被推至顶峰，出现了理性万能的观点。在近代形而上学中，理性成为自足、自因的实体，一切现实存在都能够在理性实体中得到理解和说明。

这就是所谓的意识的内在性原则，它是指从主体自身出发进行思维判定一切的原则。黑格尔说：“按照这个内在性原则，思维，独立的思维，最内在的东西，最纯粹的内在顶峰，就是现在自觉地提出的这种内在性。这个原则是从笛卡尔开始的。”[3]（P59-60）

这种肇始于笛卡尔的意识内在性原则，成为了近代形而上学的根基。对此，海德格尔指出，意识的存在特性是通过主体性被规定的，其特点是“把对象嵌入意识的内在性之中”。但自笛卡尔以来，这个主体性成为不允许被问询的“禁地”[4]。全部近代形而上学实际上都是以此为基点进行理论思考的。这种意识的内在性原则产生了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基本理论难题：只要人们从我思出发，便根本无法再贯穿对象领域；因为根据我思的基本建制，它根本没有使某物得以进出的窗户。“就此而言，我思是一个封闭的区域。‘从’该封闭区域‘出来’这一想法是自相矛盾的。”[4]此种理论难题可以更具体表述为：“这个正在进行认识的主体怎么从他的内在‘范围’出来并进入‘一个不同的外在的’范围，认识究竟怎么能有一个对象，必须怎样来设想这个对象才能使主体最终认识这个对象而且不必冒跃入另一个范围之险？”即“认识究竟如何能从这个‘内在范围’‘出去’，如何获得‘超越’？”[5]（P75）

近代形而上学家绞尽脑汁想要解决意识与它的对象的统一问题。笛卡尔试图通过“上帝”的“神助说”来统一物质与精神两个独立的实体，以借之从此困境中脱逃。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虽然努力想解决笛卡尔遗留下来的意识内在性的难题，但由于他们继承了笛卡尔的理性主义立场而并没有解决，反而把这种意识内在性原则进一步深化了。这是因为，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通过理性预先设定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等的分离与对立，然后运用理性以概念或逻辑推论出二者的统一这个途径来完成的。

正因为如此，伽达默尔才说：德国唯心主义的“同一哲学”是以假设来消除一切形而上学的二元论对立的[6]（P119-127）。卢卡奇对此也指出：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理性在本体论上依然是哲学问题的核心，对自然和社会的存在和生成来说，理性是最高的原则[7]（P531-535）。因此，传统形而上学企图通过理性设定一个普遍的、终极的基础，以此来涵盖、综合、解释和界定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的追求，在近代形而上学那里最终发展为理性成为统摄宇宙万物的绝对本体马克思哲学产生以前的旧唯物主义虽然把物质作为其理论基础与唯心主义的理性、意识、精神等抗衡，但旧唯物主义的“物质”实际上指的是抽象的“物”，由于它是被运用理性而得出的范畴或概念所规定，因而仍旧是限制在“思维”或“意识”之中的一种超感性的存在或本体，分享着唯心主义的观念基础。因此，它最终也是遵循以意识内在性原则为核心的知识论的致思理路而又重新陷入到传统形而上学之中。对此，吴晓明先生在他的相关文章中予以了说明。。

篇3

关键词：唯物史观；形成；意义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4-0035-02

目前，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唯物史观进行了分析和阐述。他们肯定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肯定了它在当代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虽然当今世界形势日趋复杂，但唯物史观依靠自身不可磨灭的真理性和与时俱进的高贵品质，仍然能够满足当今时展的理论需求和实践要求。为突出唯物史观的真理性、为坚定我们捍卫唯物史观的信念，本文对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及其意义进行了简要论述。

一、唯物史观的内涵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在一切社会，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在阶级社会，阶级斗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在当代，改革是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引起了社会形态的更替；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又要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制约；此外唯物史观还有丰富的阶级、国家和革命理论。与唯物史观相对立的是唯心史观，唯心史观否认社会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否认阶级斗争规律、否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它是一种把社会现象及其发展的终极原因归结为精神因素的社会历史观。

但是这相对立的历史观并不是同时产生的，事实上唯心史观产生在先，唯物史观产生在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唯心史观是人们对社会历史的主导认识方法，直到19世纪中叶，马克思才创立了唯物史观。从此，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开始分庭抗礼，不再是唯心史观一统天下的局面。然而马克思并不是天生的者，其思想经历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在历史领域表现为从唯心史观到唯物史观的转变。

二、唯物史观的形成

1.抛弃唯心史观

1841年9月—12月，马克思担任《莱茵报》的编辑。该时期他基本上是一个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者，之所以用“基本上”一词是因为他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仍是理性原则，但同时又开始对这一原则进行质疑。这一时期的斗争实践使马克思接触到许多物质利益问题，并且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常常起决定作用。这引起了马克思对原有哲学信仰的反思。

1843年5月—10月马克思来到莱茵省的克罗茨纳赫城，在此期间著有“克罗茨纳赫笔记”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后者中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观点，他认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该著作可以视为马克思同黑格尔哲学决裂的开始。

2.探索新历史观

马克思在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同时还在筹办另一个刊物即《德法年鉴》，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两篇文章。首先，马克思分析了宗教的社会根源，指出：“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1]其次，马克思还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第三，马克思还论述了“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关系。马克思对这些问题的论述，是以“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为理论出发点的，说明他还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但是又远远超出了费尔巴哈。

1844年4月—6月，马克思完成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其主要研究成果是异化劳动理论。该理论是当时马克思全部思想的基石，从这一理论出发所进行的分析，对唯物史观的形成有重要意义。首先，他把生产劳动看做社会发展的基础。其次，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费尔巴哈强调人的受动性，而马克思强调人的能动性；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费尔巴哈强调人的自然性，而马克思强调人的社会性。第三，他指出物质生产在构成社会的诸因素中起支配作用。第四，他指明了实践的基本内容、基本特征及理论同实践的关系。这都表明，马克思正在向科学的实践观接近。

1844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神圣家族》。它是对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一次总清算。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提出了一系列接近唯物史观的重要思想。首先，在《手稿》中马克思已经把生产劳动看做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但把生产劳动看做人的真正本质的展现，现实的劳动则是异化，而在《神圣家族》中则直接把物质生产看做是历史发展的基础。这里的物质生产不是理想中的生产，而是与它相对立的现实的生产。其次，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关系中的主、次方面进行区分，从人对物质生活资料的依赖关系，得出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第三，马克思、恩格斯对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虽然已认识到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但是还比较笼统，而在《神圣家族》中，他们论证的不再是市民社会这个整体同国家的对立，而是市民社会中的一部分即资产阶级同国家的一致。这表明两位伟人正走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这一唯物史观原理。

3.形成唯物史观

1845年5月，马克思完成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提纲》中，马克思首次把实践作为哲学的基本范畴提出来，这表明马克思不仅同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而且同一切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同时为制定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奠定了基础。

1845年9月—1846年夏，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对青年黑格尔派作了彻底的清算、对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作了尖锐的批判，并在批判中首次系统地阐发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该著作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形成。

三、唯物史观的意义

1.理论意义

篇4

怎样理解哲学的现代性，以及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传统的观点实际上奉行双重标准：根据意识形态标准，只有哲学才是现代哲学，因为它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时代精神，而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只是"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呓语"。这种观点显然不理解西方哲学转向的大势，不理解现代哲学的真谛；根据哲学范式的标准，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才是现代哲学，以唯意志主义和实证主义为滥觞的哲学，实现了哲学话语、问题和思维方式的转变--这一转变，人们通常称之为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turn）。如何看待哲学的现代性？人们往往避开这个问题，但实际上是把哲学划归传统哲学之列。这种观点没有把握哲学的现代意义。有趣的是，这两个表面矛盾的观点又都建立在两个共同的前提之上：一是把哲学等同于斯大林化的哲学，二是把哲学从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中抽象出来，孤立地看待，忽略了哲学在否定西方哲学传统、实现哲学转向这一大方向上与现代西方哲学的一致性。

针对这两种倾向，笔者想指出两点：

第一，诚然，斯大林化的哲学具有浓厚的机械唯物主义色彩，并使哲学重新落入传统哲学的窠臼。但是，哲学并不等同于斯大林化的哲学。既然如此，我们就得问：原本的哲学，特别是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是否属于现代哲学？是否开启了现代哲学？它在现代哲学转向中的地位和意义如何？

第二，哲学是自希腊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合乎逻辑的产物和思想总结，它正是在解决哲学史中的问题、把握思想演进的运势中发展起来的，既然如此，我们就得问：在扬弃传统哲学开创现代哲学方面，哲学究竟有那些独特的贡献？它与现代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如何？

本文试图通过哲学与西方现代哲学在扬弃传统哲学、完成哲学的现代转向方面的一致性，来重新检讨哲学的现代意义，并从中揣摩它对我国哲学发展的某些启示。

二

为了讨论上述问题，我们先简要说明一下传统哲学的本质特征究竟是什么？哲学的现代转向究竟做了什么？

由柏拉图奠基、亚里士多德完成的西方传统哲学，是以"绝对本体"为前提的形而上学。所谓"绝对本体"，即一种超验的、永恒在场的、作为具体事物"本原"、"始基"的实体。建立在这种始基上的传统哲学的主要特征是：

第一，以实体主义为基础。传统哲学把世界从本质、本原或根据上理解为某种实体的集合。这些实体是一些外在于观察者、参考系和任何显现方式的"东西"，是绝对的形上之物；是既定的、始终如一的，外在于时间的。换句话说，传统哲学看到的是"永恒的在场"：存在物没有由微入显的过程，时间只是存在的背景，而不是内在的"时间之矢"；存在物也不是由多种潜在因素结合并显现的，而是自足的、自因的，它自身完满，自己构成自己存在的根据；每一物的存在是绝对确定的，界限分明的，适宜于"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因此，哲学的使命就是无限追溯下去，一直分析到"宇宙之砖"--原子、以太、"物本身"、"最后的载体"，等等。这种思维正是海德格尔所批评的：关注存在者而遗忘了存在本身。

第二，形而上与形而下分离。传统哲学相信，流转变幻的经验世界背后有某种"本来状态"的世界，经验世界来源于它，或是它的异在的表现形式。作为万物本原的这个"一"派生万象，万象又归诸"一"。从柏拉图的"理念"到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传统哲学建构了许多玄之又玄的、抽象的和绝对的本原、实体。这些本原、实体超经验、超现实、超具体事物；它们既不可实证，也不可证伪，却是万事万物的本来状态和宇宙规律的最高根据。

第三，场外观。主体不是与客体对立统一的一环，不是"在世者"，而是与对象分离，在世界之外；人仿佛上帝一样，是这个世界的绝对旁观者。他可以把握一个绝对外在于自身及其活动方式的"世界本身"；人的行为至多被理解为从外部改变这个既定的、"本来如此"的世界，而不是使世界作为对象世界生成、"出场"、"澄明"的主体因素。

传统哲学的这种视角、维度和思维方式使得它包含许多无法解决的矛盾：形而上与形而下、唯理论和经验论、普遍（一般）与特殊（个别）、抽象与具体、物质与精神等的分离和对立。它无法说明世界的不断生成过程，看不到事物内在的"时间之矢"，不理解事物共生和互为缘起的关系，也无法解释主体因素在世界的对象化、现实化中所起的作用，无法真正从主体角度、从永恒变易着的"在"来把握世界--这样的一幅世界图景，恰恰是现代科学和人类行为方式所展示的。

正因为如此，现代哲学差不多都从反形而上学开始：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拒斥既不能实证也不能按严格的逻辑规则推出的命题，分析哲学断言哲学只是语言治疗，实用主义否定抽象的综合和"到手了"的摹写观念，存在主义否定人的先天的、绝对的本质，科学哲学放弃科学的确实性理想，等等，实质都是否定"绝对本体"，亦即"拒斥形而上学"，并以此实现哲学的现代转向：

第一，从以实体主义、本质主义为特征的本体论向立足于现实的具体的世界、立足于实践和感性生活的存在论转变。现代哲学大都否认超验的、绝对的存在物，强调经验世界、感性具体和现实生活本身，强调当下的、正在"在"的现象本身的实在性。

第二，从"场外观"向场内观转变。现代哲学普遍存在重新发现主体的现象，把主体因素（语言、符号、实践、行为、本质直观）视为显现世界的不可缺少的中介因素。我们总是通过我们的言说、直观、诠释、做或"在"，实际地进到存在与世界之中；我们只有通过我们的世界观才能把握"世界本身"。

第三，从既定的、始终如一的思维向生成、显现的思维转变。存在、事实不是实体的堆积、事物的集合，而是不断生成着、演化着的"流"，是由可能到现实，由潜存到实存的无限转化系列，是过程的总和；万有是在过程中生成为"有"的。

第四，从重实体向重关系、重过程的观念转变。任何一存在者本身都不是自足的，它深深根植于其他的要素之中。任何一潜在的要素只有与无数其他的潜在要素结合才能显现为现实；每一"是"和"应当"都以其他的"是"和"应当"为前提，它深深根植于与他物的关系中。

第五，哲学关注的重心是"是"，是"在"，而不再是"什么"；是"如何是"、"如何在"，即怎样成为其所是者，而不再仅仅是其所是的那个"东西"，那个"存在者"。

正是由于这些转变，现代哲学把自己与传统哲学区分开来。

三

那么，哲学是否具有哲学转向的这些基本特征呢？或者说，哲学的现代性表现在哪里？笔者以为，它同样表现在对形而上学的拒斥，表现在它实现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向，表现在它以实践、以现实的感性生活为基础的新的哲学视角。

过去我们把哲学与古典哲学的关系理解为简单的取舍关系，似乎马克思只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一下，并与费尔巴哈的唯物论糅合起来；没有看到更深层的意义：哲学在视角、思维方式等方面的转向。实际上，象现代西方哲学的许多流派一样，哲学同样从解决传统哲学导致的困境开始，亦即从拒斥形而上学开始①，使哲学视角发生了根本的转向。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以赞许的口吻总结了法国唯物主义对以笛卡尔为首的17世纪形而上学所作的批判（仔细琢磨不难发现，这里的"形而上学"一词还是它的本义：抽象的玄学、以超验的绝对物为本的思想）。这一总结的实质和意义在于"拒斥"抽象的和绝对化的实体，"拒斥"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思维，使思想从"天国"回到"人间"，使哲学问题具体化，即关注物质自身的能动性、人们的物质利益和需要；关注现实的世界和现实的人本身。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自己则对以黑格尔为首的思辨神学和绝对理念进行了批判。他们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决不止是将他的辩证法颠倒一下，而是要拒斥他的形而上学，以实现哲学视角的根本转换。因为"绝对理念"是典型的形而上学预设，是"绝对地说不出什么来"的超验的怪物；黑格尔体系是形而上学的顶峰--这里"形而上学"一词兼有本义（抽象玄学）和衍生意义（孤立、静止和片面的哲学思想）。诚然，德国的唯心辩证法（尤其是黑格尔哲学）把自然、历史和思维描述成一个过程，这为突破形而上学的抽象和绝对思维打开了一个缺口，但这个历史过程仍被塞进一个绝对的框架里而窒息了。马克思恩格斯否定黑格尔的思辨神学，根本的是否定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思维。

我们再看看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看待这两个批判的关系的，其拒斥形而上学的用意就更清楚了。马克思、恩格斯说，思辨的形而上学是17世纪形而上学"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所以"对思辨的形而上学和一切形而上学的进攻，就象在18世纪那样，又跟对神学的进攻再次配合起来"②。显然，这两个批判是密切相关的，都是要否定从现实世界中游离出来并且脱离现实世界的绝对物--无论它是理念，是神，还是抽象实体。

法国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分别批判了笛卡尔和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他们是否完成了哲学的现代转向呢？没有。他们虽然否定了绝对的、超验的（精神或物质）实体，但他们不懂得实践的中介意义，找不到通向现实生活的途径，因而还是摆脱不了传统哲学的直观性和抽象性，不能实现哲学视角和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型。所以马克思批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③什么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理解？就是绝对撇开主体与实践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假设与主体绝对无涉的、从来如此"世界本身"（实际上是人们常识所把握的世界）。这一视角不理解，是主体以实践的方式把外部世界作为对象、客体显现出来，因而"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个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④。

四

在马克思看来，法国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以及黑格尔唯心主义都未能超越传统哲学，实现哲学的现代转向，共同根源都是不懂得实践。费尔巴哈对于实践，"只是从他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活动的意义"；唯心主义也"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⑤。而要克服传统哲学的缺陷，实现哲学的现代转向，关键是要建立以实践为中介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就是要从人的感性活动、从实践、从主体的角度去看世界。这就是哲学新的视角、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套用"语言学转向"的说法，我们可以称这个视角转换为"实践转向"（practicalturn）。实践转向大体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彻底抛弃各种"绝对本体"和形而上学的先验预设，从现实出发，立足于具体的感性世界，强调具体历史性思维。与传统哲学相反，不承认超验的绝对物，不承认作为万有之本的绝对物，它把现实的感性生活当作唯一的实在，把主体能动的实践当作全部哲学的基石。马克思反对抽象地理解人，反对被抽象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世界；恩格斯强调整个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他们强调哲学从天上回归人间，回归感性的生活、感性的自然界；要求抓住人和人的现实生活本身，就是这个意思。

第二，从主体和实践的角度看世界。马克思批评旧唯物主义从客体的直观的角度理解世界，他主张从人的感性活动、从主体、从实践角度理解世界。马克思不是把世界理解为绝对与人无涉的"纯客观的"东西，而是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显现的世界。"世界本身"离不开主体以实践方式介入世界，把握世界。通过实践建立的人与世界的关系，是我们把握世界的前提和基础。作为主体的人、人的感性活动和实践，是显现这个世界，使抽象世界成为现实世界的必要条件。"自在世界"借助主体的实践转化为"自为世界"，在这个交往和转化过程中，"世界本身"以对象世界的方式呈现出来。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现实的世界还是人本身，都是实践的结果。整个所谓世界史不外是通过人和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而已；人是怎样的，这和他们的生产（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是一致的。

当然承认世界对于人的先在性和自在性，但我们是以实践为手段介入世界，才把握到这种先在性和自在性的。易言之，自在世界只有转换为对象世界，才是现实的，也才把它的先在性和自在性展示给我们。离开了实践说这种先在性和自在性是没有意义的。所以马克思说："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⑥。

第三，自然史和人类史是统一的。否定了旧哲学的"场外观"而转向"场内观"。在它看来，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制约。我们面对的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⑦我们周围的感性的自然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人们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未来的科学就应包含人学，正如未来的人学包含科学一样。可以说，马克思最早从哲学角度否定经典物理学和形而上学场外观，而这个观念直到20世纪中叶才被自然科学广泛接受，那就是：在世界舞台上，我们既是观众，又是演员。

第四，存在就是不断生成、演化和显现。马克思看到的世界是一个对象世界，而对象世界是以实践为中介相对于人而言的不断生成的过程，用现代哲学的话说，世界是一个显现、澄明和出场的过程。世界不是事物的集合而是过程的集合。"整个自然界……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灭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变化中。"⑧"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⑨。马克思恩格斯甚至说，我们只承认一门科学，那就是历史科学。可见，早在自然科学没有完成"从存在到演化"（普利戈津语）的转变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已在哲学上完成了这个转变。

总之，哲学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它通过上述视角、维度和方法的转换，率先实现了从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向。

五

从哲学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或二者的一致性看，我们可以进一步体会哲学的现代性。

对形而上学的拒斥以及它实现的哲学转折，为20世纪西方哲学思潮所回应和放大。现代西方哲学或者从不同角度发展了马克思的理念，或者其思想发展理路与有某种默契。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哲学是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源头和先声。

以实践为起点的思维方式和视角，开启了"实践转向"的先河。实用主义强调真理的验证必须诉诸人们的实践和行为，存在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在他的"做"或"在"中不断生成的，科学哲学把科学理解成人为了解决生存问题而提出的释疑方案，法兰克福学派通过诉诸批判和否定的辩证法来寻求人的解放道路，这些都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受惠于。

从主体的角度把握世界的"场内观"，成为现代哲学的共识。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科学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的许多思想，都把人、人的本质直观、人的言说方式等当做显现存在的前提，视主体因素为现实存在得以澄明的先决条件和必要参数，这种思考世界的方式是马克思首先提出来的。（需要指出的是：把主观因素当作唯一真实的，客观外界要么不真实，要么是由主观派生的，这种通常称为"主观唯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古已有之，但它与从主体的角度理解存在的"场内观"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以往将二者混为一谈，这说明我们还没有弄懂现代哲学的思维方式。）

否定既定的绝对本体，把世界、事物看做历史的、不断生成的过程，也奠定了现代哲学发展的大方向。过程哲学、存在主义、科学哲学、解释学等，无不否定本质主义和实体主义，把事物、存在看做在多重关系中的显现，看做由潜在到现实、由抽象到可能的"出场"，看作历史的和生成的过程。生成性思维方式是现代哲学普遍的思维方式，在这点上，无论是西方现代哲学还是哲学，都是一致的、相通的、默契的。

哲学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以人的解放和人性的复归为宗旨，开创了关怀具体境况中的人的哲学传统，进而启迪了形形的和人本主义，包括存在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结构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等。回归现实生活、关注生活在具体境况中的人，是哲学的主旨，也是20世纪哲学的重要倾向。

应该承认，到20世纪，哲学的现代性特征才更明显，哲学朝各方向的转向也更深入。从局部、侧面和细节上看，现代西方哲学比要深入和细致得多；但总体上看，20世纪西方哲学大都缺乏的那种宏大气势，那种历史洞察力和深刻的批判精神。

拿普遍认同的"语言学转向"来说。哲学关注语言是必要的，但语言毕竟是人把握世界、显现存在的手段之一；而且，语言本身还是实践和行为的结果，是人在生活中创造和发展的。正是在实践中，语言的界限才得以拓宽。随着语言的拓宽，被语言"言说"的世界也被拓宽。逻辑的格、语言的生命力、词、句法、命题等，无不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无不在实践中、在实际生活中，在人的"在"中，才有生命力。如果撇开不断创造着的实践，不断发展着的历史，语言就会成为抽象的和固定的教条，成为另一种"形而上学"。

语言哲学以语言为"本"，为"元"，这就使得哲学无法克服事实世界与逻辑世界、可说与不可说的矛盾，以至把无限的世界限制在语言的框架里，得出"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之类的命题。许多哲学家的理想是创造一种人工语言以取代"模糊含混的"日常语言。但是日常语言为什么无法取消呢？就是因为它来自生活和实践，只有生活和实践才是活生生的、发展的；而脱离了生活和实践的人工语言（假使它能创造出来）必然是静态的和抽象的。这说明，语言的生命来自生活和实践的创造。由于从语言里找不到哲学的潜力，所以有的哲学家干脆说，哲学的最高使命就是让人们明白哲学命题是无意义的，就是取消哲学--这正反映语言哲学的无奈和语言转向的黯淡前景，正说明实践才是真正的"本"和"元"，只有回归实践，语言才有真正的力量和前景。

语言批判是哲学批判的必要手段，"语言学转向"对探索人类把握存在的话语系统、逻辑系统功不可没。但语言学的那种"零敲碎打"的方法、还原的方法，总使人觉得它缺少哲学应有的"大家风范"，而有"雕虫小技"之嫌。实践智慧、历史洞察力、元批判功能、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等哲学的品格，从语言学中领略不到。

六

总之，哲学的现代性体现在它对形而上学的"拒斥"，体现在它回归现实、回归生活的问题转移，体现在它从实践、从主体的角度看世界的视角，以及由这个转变引起的哲学思维全面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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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 法哲学 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是法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建构当代社会秩序不可或缺的部分。程序是人们规定的按照一定顺序、方式和步骤实现一定目的的过程。马克思法哲学视阈下的程序，不只强调程序的过程性，还强调程序的交涉性特征。交涉性是程序正义在运作方式上的一个重要变化，它意味着程序正义只有通过当事人的相互行为和相互关系才能实现。显然，马克思法哲学视阈下的当代的程序正义是一种有价值倾向的程序正义，是在特定语境中的程序正义。

一、程序正义的内涵

首先，程序正义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道德考量和价值倾向。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两个过程，自然的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其中问题发生的实质是人与自然的矛盾，解决问题的关键则是把握和顺应自然规律；社会的过程则是有人参与的主观过程，其问题的实质是人与人的矛盾，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分配与冲突。显然，程序正义涉及的是事物发展的社会方面。

其次，程序正义具有过程性和交涉性。我们强调法哲学的程序正义，不应该只是强调法律决策需要一定的顺序与步骤，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没有意义的，我们需要考察的是怎样的步骤与顺序更有利于达成共识，更能凸显程序的正义，从而做出合理的决策。从某些方面来说，程序正义的构建就是对当代社会秩序的合理性的反思。人与人的利益总是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冲突，调节这种冲突就要靠程序的规范，正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和立场的分歧与冲突，交涉才是必要的。交涉是当代社会程序正义在运作方式上的变化，意味着当事人的平等地位。程序正义通过此途径得以体现。

最后，程序正义具有特定的构成要素。当代社会的程序正义是一种有价值倾向的程序，其基本构成要素有五点：利益冲突的主体、程序决策者、相关事实资料、主体之间的交涉、最终决策。可见，当代多远社会下的程序正义必然是多元化的。如果没有多元主体的利益冲突，程序正义的建构也就没有必要。多元主体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决策的公正性。

二、程序正义的功能和作用

当代社会出现很多利益冲突的现象，这导致以规范社会秩序的程序正义的产生。一般而言，只要我们对决策情境和法律规范有着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就能做出合理的决策，然而，利益和立场的不同导致我们对情境和规范的把握难以公正和有效。我们要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共识，就必须通过程序正义构建一个理性的对话空间。

首先，程序正义具有民主化的功能。当代社会是民主的社会，自由、人权成为人的基本价值追求，因此很难把人的共识统一于一个具体的立场，因此，通过程序正义达到的共识具有了重要意义。其次，程序正义具有理性化的功能。程序正义不只保证决策的产生，更要保证决策的公正，保证一种来自多数人的理性的决策。程序正义的理性化功能就在于它在众口难调的情况下可以保证和实现决策的理性化，决策的公开经行提供了一个自由、平等对话的平台，任何利益的诉求都能得到理性的考量，进行优化选择。最后，程序正义具有正当化的功能。法律决策的判例模式常常是充满歧义的，因此，必须通过程序的正义保证结果的正当合理，从而提高决策的权威性和大众的认同感。程序正义的这一效果体现了其本身的正当化价值。

程序正义在当代社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一，有利于事实判断分歧导致的决策困境。法律决策不是脱离一切经验知识的纯粹概念分析和逻辑推理，有效的决策应该借助于真实的和足够一般的知识。真实一般的知识本身需要程序正义的建构，法律决策的程序包括对一般知识的确定。二者即是外在性的关系，又有内在性的关联。第二，有利于解决由于规范缺失而造成的决策困境。当法律决策面临规范的缺失，程序正义可以起到填补规范的作用；当法律规范发生冲突时，程序正义可以发挥规范的权衡和选择的功能。第三，有利于处于社会角色冲突的个体接受和认同集体决策的结果。

三、程序正义的原则

首先，程序正义具有自主性原则。自主原则是程序正义的基本原则。如果说达成共识是进行决策的基础，那么自主就是达成共识的出发点。自主并非一种事实，而是一种需要程序来保证的价值。自主性原则要求把人当作目的，而不仅仅是工具，这就意味着必须对他人的自主性地位的认可。必须指出的是，自主和责任是一体两面的，自主的人必须为自主的行为负责。

其次，程序正义具有公正性原则。公正原则指的是程序对主体权利和义务的公平分配。由于当代社会的多元化，公正原则必须包括决策者的中立和参与者的平等。决策者不能有影响结果公正性的利益和偏见，同时对利益冲突的双方应该给予同等的尊重，对当事人的合法意志不应产生偏异。公正性原则是对弱者的保护。

最后，程序正义具有理性原则。理性原则是指通过一系列的程序机制限制法律决策，尽可能保证决策的理性化。理性原则确认和保护了程序正义的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通过理性活动，衡量利弊，能够得到更公正的结果；同时理性原则又不只停留在结果的好坏，它本身具有价值，即具有预期性和确定性的规划。理性是程序正义的一项基本要求，程序在结构上应该通过理性论证得出结论，而不是随意、专断地做出决策。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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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兴起与70年代，起始于1978年出版的G.A.科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在80年代形成一种学术思潮，影响至今。严格的说，“分析的”不是一个学派或者流派，因为它没有通常能够成为学派的基本的立论特征，比如，相互认可的基本特征，原理，主要观点等，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松散的互相讨论、学者之间的观点并不是互相认同，那为什么称之为一个学派呢？原因有两个，以使他们的研究方法都有英美分析哲学的底子，采取的用分析的方法重新研究的经典原著，分析哲学20世纪起源于英国，1905年罗素《论指标》，其产生是自然科学升入发展，数理逻辑影响空前的催化下形成的一种哲学思潮，强调分析方法的重要性，分解分析法，就是把整体分解为各个部分或组成要素，形式分析法，分析科学预言，命题，推理形式结构，意义分析法，分析词语，命题的意义，特别是分析元逻辑，元科学语言的意义。与的结合，有利于理论的精确化，清晰，严密。其二他们声称以为研究对象，追求的是重构一种既是科学的又是革命的理论，科学的意义是指，符合20世纪的哲学标准，机构严谨，话语明确，革命的意义是说，一种有关解放的理论。分析的者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些注重理论的诠释和概念化，拒绝或批判各种形式的方法论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微观基础，一些强调以理性选择为方法论原则探讨理论的微观基础，既反对整体主义也对基础注意持某种否定态度，而且从实践和理论角度来看，分析的决不是一套和信心年集中在一起的紧凑实体，不存在一种分析的理论，也不存在一种分析的研究方式，分析的马克思只是将不同的观点和研究路径结合到了一起。分析的其研究对象可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方法论问题，二是经验理论部门，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三是规范理论部分，主要是对异化，剥削等伦理问题的分析。

分析的的最早代表人物是柯亨，埃尔斯特，罗默等。分析的者各自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柯亨在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中取得了影响，罗默是最具创造性和独创性的人物，他的关于资本主义和积极剥削的博弈理影响很大，埃尔斯特的研究成果总体上对马克思的否定多于重构，他对方法论的研究影响颇大，赖特将它的阶级理论与在几个国家进行的经验调研结合起来，提供了一种对实际现存于资本主义中的阶级和剥削模式的剖析，他还发起并参与了名为“真正的乌托邦”的对社会主义建设前景的研究，范帕里斯将环境主义与相结合，他的基本收入理论影响广泛，布伦纳对不同的前资本主义欧洲经济中阶级结构的变动提供了一种历史的说明，重新开展了关于从封建主义相资本主义过渡的特征的争论，鲍尔斯以有关不完善的劳动契约的思想，考察了工厂中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巴洛汉研究了第三世界的半封建关系和新生的资本主义，他还与罗默一起研究了有关市场社会主义设计的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最近的，金里卡也对分析的做出了自己的经典评价。通过一个体系在考察分析的有关剥削和异化理论，对强制性的转移剩余价值就是剥削这一个观点的坚持，事实上，这是一种对自我所有权的自由至上主义的关注，金里卡对正义、平等这些伦理与哲学概念也作出了重新解构与诠释，用自己特有的方法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可以说对政治哲学发生了重要影响。在这里尤其是有关对剥削和异化的分析，对这些规范理论的伦理性分析，确实需要我们认真地把握。

二、对剥削理论地分析

1、经典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进行展开的。马克思从商品一因素到生产商品劳动的二重性。再到只有劳动力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又是基于其劳动价值理论之上的，即剥削也就是对被剥削者在剩余劳动时间里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种剥夺。剥削特指资本家从工人的劳动中榨取的价值（以产品的形式），超过了对工人劳动力的报酬（以工资的形式）。资本家就是工人的剥削者，资本家只是在能够榨取公认的“剩余价值”的前提下才会雇用工人，因此，这种通过剥削把剩余价值从工人转向资本家的做法存在于所有的劳资关系中，劳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剥削关系。马克思对剥削的概念采取了这种技术性的定义。并且者都把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当作不正以的证据，事实上，当作不正义的范例。的剥削观是否还有道德意义，例如，是否涉及着对他人的不公平利用，技术意义上的剥削是一种不正义，对此的传统论正是这样的。

a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

b资本家获得了产品的一部分价值

c劳动者所获得的价值少于他所创造的价值

d资本家获得了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

e劳动者被资本家剥削

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论对剥削下的技术性定义，并且左证了这是一种不正义的范例。随着时代的变化，也遭来了广泛的质疑。

2、当代分析对剥削理论的质疑与重构

当代分析对剥削理论的质疑与重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首先，是对劳动价值论的质疑，按照劳动价值论，产品的价值由生产该产品所需的劳动量来决定，但如柯亨所指出的那样，劳动价值论事实上正好与a相反，因为，按照劳动价值论的说法，产品的价值由当下所需的生产这种产品的劳动量所决定，而不由再生中实际投入的劳动量所决定，如果技术革新使得当下生产某种产品只需要过去一般的劳动量，劳动价值论就说，对于已经在过去生产出来的产品而言，即使投入其中的劳动量没有什么变化，该产品的价值也只有以前的一半，如果劳动价值论是正确的话，工人实际投入的劳动就不是价值的决定因素。重要的不是工人创造了价值，而是他们创造了具有价值的东西，使得剥削的指控得以成立的，不是资本家占有了工人生产的一部分价值，而是占有了工人生产的东西所具有的价值的一部分，创造具有价值的产品不同于创造那些产品的价值，而前者才真正构成了对剥削的指控，就算不是工人创造了产品的价值。因此，恰当的论证是这样的：

aa只有劳动这才是创造产品的人，而产品才具有价值

bb资本家获得了产品的一部分价值

cc劳动者所获得的价值要少于他所创造的产品具有的价值

dd资本家获得了劳动者所创造的产品的价值的一部分

ee劳动者被资本家所剥削

当然这种论证还是不能解决关于正义的问题，因为存在着主动将自己的劳动力贡献出来的问题，后来将这种剥削关系加上了强迫这一限制性条件，工人为资本家工作必须是强迫的结果，对剩余价值的强迫转移是一种剥削。但是这种限定也出现了问题，他把严格意义上讲并非出自强迫的劳资关系排除到了剥削范围之外，同时剩余价值的强迫转移在很多情况下也可能是正当的。最重要的是，按照这种强迫的观点，保护儿童和妇女的强制性征税也是一种剥削。剥削理论产生了不可逾越的问题。这引起了第二次的修正。是不是剥削取决于对剩余价值的具体处理是否符合更大的分配正义的模式，存在着使剥削成为不正义的更深的不正义，对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

第二、对剩余价值强迫转移的修正，正如罗默后来对剥削的定义，不是基于剩余价值的转移，而是基于对生产资料的不平等拥有，按照他的观点，某人是否遭到了剥削，取决于在一种假像的分配平等条件下他的境遇是否会更好，那种假像的条件意味着，某人可以带走自己的劳动力和人均拥有的外部资源而推出现行的分配条件，如果我们把不同的经济群体当作由现行财产关系确定规则的游戏的参与者。那么，某个群体一旦满足了下述条件就被视为遭到了剥削，如果该群体的成员带着人均拥有的外部资源推出了这个游戏并开始自己的游戏之后其处境反而更好，按照罗默的看法，如果退出资本主义的游戏，在岗工人和下岗工人的处境都会变得更好。因此遭到了剥削。剥削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分配不正义的最常见的结果，在这里就直接解决了强迫与正义的问题，这样的解释允许我们处理劳资关系之外的分配不正义，这些都源于对资源的不公平占有。但是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3、金里卡的质疑与意见

首先罗默扩大了剥削的范围，并使之覆盖所有形式的分配不平等，我们需要基础性的原则去证明人们对自身和外部资源拥有的权利和资格，只有从在先的和更宽泛的关于不平等分配的原则，才能推导出剥削的观点，金指出剥削不过是分配不正以的诸多形式中的一种；金对罗默混淆了平等与剥削也提出了批评，如果不平等需要某种更深入的平等原则加以裁决，这就是要使拥有资源的途径化的伦理命令，剥削在平等理论中就不再占有道德关注的中心地位；关于私有财产的不平等占有，金里卡认为并不一定导致剥削，如果能够在罗尔斯“持有财产的民主”得那样制度中产生，如果人们能够意识到选择的后果，如果人们的不同偏好是在正义的条件下形成的，事实上也是这样的，相反，对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也许会引起剥削，使资源平等也许不会产生剥削，而使资源社会化也许会产生剥削，这取决于人们的偏好和境遇；最重要的是，金里卡通过一种整体的有关对正义地分析，表达了与罗尔斯等自由主义的平等主义的正义观相一致的部分，而不是仅仅简单的一种摆设。

三、对异化理论的分析

1、经典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仅仅是对剥削的关注，而且诉求这对异化的完善论式的关注，这种完善论的观点不仅强调，私有财产的问题在于存在剥削，而且因为剥削的受益者遭到了异化而无法发展他们作为人的本质能力。马克思对异化理论的分析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劳动产品的异化，即劳动生产出来劳动产品成为奴役和统治劳动者的异己力量。“劳动者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4页)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表现为劳动者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为对象所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于是劳动者在劳动中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的与自身相对立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便越强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便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便越少。第二，劳动活动的异化，即劳动者的劳动成为一种被迫的强制劳动“‘对劳动者来说，劳动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是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劳动者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受到摧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5页)第三，人的本质的异化，即把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自觉改造世界的活动“变成与人异类的本质，变成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1页)。人是类存在物，这不仅是说人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把类作为自己的对象，而且是说人把自己也当作活生生的类，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对待这种自由的存在物同自然也是和谐统一的。异化劳动从人那里把自然异化出去。第四，人与人的异化，即劳动产品为他人所占有。马克思指出，外在于人并奴役人的劳动和劳动产品所归属的那个异己存在物只能是人本身。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自己同作为异己的、与之相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目_也生产出其它人同他的生广“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本身同这些其它人的关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1页)。

2、当代分析对剥削理论的质疑与重构

虽然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为禁止私有财产提供了很好的辩护。但是劳动的异化与否却并非唯一的价值准绳。如果我愿意通过异化劳动而获得闲暇。同时有些人对消费价值的关注，使得他们宁愿去获得异化劳动，而非异化劳动也不是天赐馅饼，需要动用资源去获得。同时非异化劳动也是对友谊是一种威胁，这种对生产的关注，却是忽视了友谊和消费的价值。它并不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利益。同时，自由合作的生产，才能使我们成为认这个观点并不能成立，人们会赋予劳动的不同的价值，只要提供一种机会平等的条件和财产的公平划分，异化劳动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福祉，完善论并不完全是正确的。

另外一些分析者则作了另外一种角度的修正，他们并没有就如何分配资源给与完善论的启示，他们预见说，人们将会珍视非异化劳动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他们绝不同意用闲暇时间或家庭生活的增加来对异化进行弥补。

3、金里卡的质疑与意见

对于这种预见，金里卡认为，通过禁止非异化劳动而干涉人们的选择是没有道理的，对有意思的工作进行分配也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每个人的偏好并不一样，不应该不恰当的把某些个人的偏好放到特殊的地位，而是对个体带入市场交换的资源进行修正性分配。个体在拥有平等资源份额的情况下，自由的决定什么是愿意从事的有价值的事情，这会引起一系列关于公平分配的问题，者必须要尝试着给出自己独特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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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观念的唯物主义；哲学；哲学变革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04－0023－06

拙作《论实践唯物主义与观念唯物主义》(载《唯实》2007年第1期，以下简称《论一》)将哲学以前的唯物主义概括为“观念的唯物主义”。所谓观念的唯物主义，简单说就是从主观设定的观念出发的唯物主义。王金福教授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观念的唯物主义”概念不能成立(载《唯实》2007年第6期《“观念的唯物主义”能成立吗?》，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哲学原理》2007年第8期转载，以下简称《商榷》)。拜读之后，感觉主要是由于我的某些论述不够深入以及王教授的一些误解所致，因而有必要做进一步的阐释。

一、“观念的唯物主义”概念具备成立的基本要件

“观念的唯物主义”是我在对旧唯物主义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新概念。王教授认为，“观念的唯物主义”概念“不能促进哲学研究的发展，而只能是造成理论上的混乱”，因而“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我认为，一个概念是否科学，能不能促进哲学研究的发展，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和研究才能得到证明，所以，不应急于下肯定或否定的结论。在我看来，概念的成立主要取决于两个基本要件：一是其所指称的对象是否存在；二是对这一对象实质的揭示是否准确。因此，我想先从这两个基本要件的角度对“观念的唯物主义”能否成立给予回答。

观念的唯物主义所指称的对象，是指在本原观上承认物质是世界的本原，而在根本的哲学方法上却从主观想象出发来构造关于外部世界的理论体系。所谓出发点是主观的观念，即他们关于世界本原的思想不是来自对客观世界的概括，而是来自主观的想象。具体地说，“不是从他自己的思维中，就是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得出的”。那么，这样的对象是否存在就成为必须回答的第一个要件。关于这一点，我在《论一》中已作了较多的论述，这里不想重复。其实，从王教授的《商榷》中我们也可以找到相同的答案。《商榷》在谈到古代唯物主义哲学时指出：“当我们说泰勒斯是唯物主义者的时候，仅仅具有这样的意义：他不是把观念而是把物质理解为世界的本原。确实，‘水是世界的最终构成原素或基质’这个认识是不利学的，只是泰勒斯的想象、猜测”。(着重号为引者加，下同)再看《商榷》关于近代唯物主义的另一段论述：“17、18世纪流行着一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它把物质世界的各种事物看做是孤立的、静止的、没有自身矛盾的，这个认识在世界观上也是不科学的，一个孤立、静止、没有矛盾的世界确实是哲学家们想象的世界”。从这两段论述中不难看出，王教授已经认可了这样的观点，即：古代和近代的唯物主义是建立在对对象的猜测和想象基础上的，而这正是观念的唯物主义所指称的对象。

再看《商榷》的另一段论述：“但是，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即余博士提出‘观念的唯物主义，概念，目的显然是为了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在以前，唯物主义哲学家们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中，常常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唯物主义原则，而是经常背离唯物主义原则，从观念、原则出发去解释世界；只有真正接受的世界观，才能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真正坚持从事实出发来研究事物，并用事实不断地检验、修正、发展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就这一点来说，其用意是好的。确实，在创立前，哲学家们(包括早年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内)都不能完全摆脱从原则出发来解释现实世界这一实际上是唯心主义的局限。”在这里，王教授用了“常常”、“经常”两个词，似乎想说明这只是旧唯物主义的部分情形而不是普遍现象。然而，接下来的一段论述则肯定了这种现象的普遍性：“在他们(指马克思、恩格斯一引者注)看来，哲学研究问题的立场是一种从原则出发的立场，是从原则出发来得出对现实事物的具体认识的立场。现在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们都不能摆脱从观念、原则出发的研究立场：因为他们都是哲学家!”这样的哲学家当然包括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于是，王教授就从整体上承认了旧唯物主义是从观念、想象或原则出发这一客观事实。而且，王教授同时承认，马克思恩格斯早已发现和肯定了以往一切哲学都具有这一共同特征，并且通过“反对哲学”的方式来与这样的哲学划清界限。

概念所指称的对象的真实存在，奠定了“观念的唯物主义”概念得以存在的最重要的基础，即满足了概念成立的第一个基本要件。在这个基础上，对于第二个要件的论证显然要容易得多。观念的唯物主义概念是否正确揭示了从想象、观念或原则出发的旧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呢?观念的唯物主义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在本原观上承认物质是世界的本原，意识是派生的；二是其关于物质本原性的思想并不是来自对客观世界的概括和总结，而是来自主观猜测和想象。鉴于第一个特征，即承认物质是世界的本原，所以我们称之为唯物主义；而第二个特征则表明，旧唯物主义在根本方法和出发点上与唯心主义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即都是从主观的想象出发来构造关于世界的体系，这正是哲学诞生以前的一切旧哲学的共同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在描述旧哲学的根本特征时这样写道：“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德国哲学无疑是旧哲学发展的最高水平，既包括了唯心主义辩证法大师黑格尔，也包括了旧唯物主义的集大成者费尔巴哈，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以“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为出发点，而不是以物质世界为出发点。只有哲学，才做到了“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

观念的唯物主义的两个基本特征，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本原观上的唯物主义与根本方法和哲学出发点上的唯心主义。虽然它们反对唯心主义的世界本原观，然而这种反对的实质“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其根本的哲学方法却是一脉相承的，即主观唯心主义的。这显然是一个矛盾，或者说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点王教授也发现了。但是，王教授在这里却产生了一个误解。在王教授看来，这个矛盾是由于“观念的唯物主义”概念引起的，似乎旧唯物主义本身并不存在这样的矛盾。然而事实正好相反，这种矛盾是旧唯物主义本身所固有的。我们无论承认它们只是“常常”、“经常”，还是始终都是从原则、观念、想象出

发，这都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矛盾，即旧唯物主义具有两面性：既有唯物主义的本原思想，又有唯心主义的出发点和根本方法。王教授尽管也承认旧唯物主义两面性现象的实际存在，却不赞同用一个概念将其揭示出来，我认为这反而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处理方法。王教授用“方的圆”来表明“观念的唯物主义”概念的矛盾性。其实，“方的圆”在现实生活中是实际存在的，“方”与“圆”本身就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严格说来，绝对的“方”与绝对的“圆”只在理想状态下才存在，而在现实生活中则更多的是“方的圆”或“圆的方”。旧唯物主义本身的特征决定了它自身的矛盾性，而“观念的唯物主义”恰恰准确地揭示了这种矛盾性，所以，这一概念就具备了成立的第二个基本要件。

二、“观念的唯物主义”概念提出的思维论证

王教授认为我提出“观念的唯物主义”概念是基于三个方面错误的思维逻辑。下面我就循着王教授的指点，从这三个方面分别进行答辩。

第一个思维逻辑错误，是“把‘观点’(本原观)和‘出发点’、‘根本方法’分开来，看做不是统一的东西”。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旧唯物主义的本原观与其出发点和根本方法是不是一致的。根据对哲学史的考察，我们发现，哲学观点获得的途径并不是唯一的。虽然任何意识都是人们对物质存在的反映，但这并不是说意识都必然地来自对客观世界本身的概括和总结。意识反映存在还有另外一种基本的途径，即基于主观设定、猜测而形成概念、原则；再运用概念、原则进行推演，构造出关于外部世界的体系；然后再用这种体系来解释外部世界。这就是试图将主观建构的体系强制地灌注到外部世界中去的方法，马克思称这种哲学方法为“把概念归并在一起的方法”，恩格斯则称之为“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这种哲学方法就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来解释世界和理解人。唯心主义哲学家们将世界的本质设想为精神性的东西，认为精神是世界的本原，因此，人们很容易理解它的出发点是主观的观念，是从观念到外部世界。也就是说，在唯心主义那里，本原观与出发点和根本哲学方法是完全一致的。而旧唯物主义就不同了。旧唯物主义将世界的本原设定为物质性的东西，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原，人们往往据此认为旧唯物主义的出发点自然也是物质世界，即是从物质到观念的方法，因为这样一来，旧唯物主义的本原观与出发点和哲学方法才是一致的。但实际上这种理解却是极端错误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费尔巴哈对现实的理解时这样写道：“承认现存的东西同时又不了解现存的东西――这也是费尔巴哈和我们的敌人的共同之点。”那么，为什么说费尔巴哈“不了解现存的东西”呢?就因为“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在其中生活的那个自然界，也不是那个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不难看出，费尔巴哈所说的自然界其实就是观念中或想象中的自然界。我们可以承认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自然界，但这个自然界并不是现实存在着的自然界，而是抽象的、想象的、只是在观念中才存在的东西，那么，这样的出发点与唯心主义又有什么区别呢?于是，旧唯物主义在出发点上的唯心主义性质与本原观上的唯物主义观点不仅出现了分离，而且表现为事实上的矛盾，这是由旧唯物主义自身的内在本质决定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本原观是在主观想象的基础上形成的，其哲学的根本方法与唯心主义是完全一致的，即以主观设定的概念为逻辑起点，通过主观的逻辑原则进行推演，建构关于外部世界的体系。所不同的只是：唯心主义作为逻辑起点的是理念、心灵一类的概念，旧唯物主义作为逻辑起点的是物体、自然一类的概念。

人们一般认为本原观与哲学的出发点和根本方法是完全一致的，这是因为，在唯心主义哲学和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中，这种一致性是必然的。关于唯心主义的这种一致性，我们在前面已经作了考察。在唯物主义方面，则只有彻底的唯物主义，即既在世界本原的问题上坚持唯物主义，又在哲学出发点和根本方法上贯彻唯物主义原则，才能使本原观和哲学出发点、根本方法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实现统一。哲学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它在本原观上肯定世界的物质性，即物质世界是精神世界的本原，并且找到了意识以及哲学真正的诞生地，这就是人们的现实生活，因而得以正确地把握外部世界的本质，并且在人们的现实生活基础上形成了“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从而在哲学方法上彻底摒弃了旧哲学从观念出发的。主观唯心主义，实现了哲学本原观与哲学出发点和根本方法的统一。而旧唯物主义尽管承认世界的本原是自然界，即自然界是本原，精神是派生的，但却不能进行科学的说明。因为，这种本原观是通过主观设定和想象获得的，在它们那里的自然界只是抽象的、想象的自然界，而不是现实的自然界，所以，旧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唯物主义，或者说是半截子唯物主义，我则把它叫做“观念的唯物主义”。因此，旧唯物主义的内在矛盾性，不仅表现在自然观与历史观上的不一致，而且表现在本原观与哲学出发点和根本哲学方法上的不一致，也可以说，旧唯物主义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体系。

王教授指出的第二个思维错误，是针对我在《论一》中的这样一段表述：“试想，如果旧唯物主义真正是从实际出发的，那它为什么不能发现世界的辩证本性及其发展规律呢?相反，这些辩证本性和规律却被唯心主义以抽象的形式首先作了描述。”王教授认为我的这一观点有两个错误：一是“把认识的错误完全归咎于世界观上的错误”；二是认为旧唯物主义没能发现世界的辩证本性及其发展规律。就第一方面来说，我之所以要将哲学的本原观与其出发点和根本方法加以区分，就是为了清楚地表明我的这样一个观点，即认识的错误并不仅仅是由本原观决定的，而是由哲学的出发点和根本方法决定的。在这里，王教授显然误解了我的基本观点。相反，在我看来，王教授所坚持的本原观与出发点和根本方法完全统一的观点，倒是更符合这一错误逻辑。因为，按照这个观点，旧唯物主义在本原观上的正确性便决定了它在出发点和根本方法上的正确性，因而也就自然能够获得正确的认识。反过来说，如果本原观错了，那这种哲学的出发点和根本方法自然也跟着错了，当然不可能获得关于世界的正确认识。我在《论一》和本文中都反复强调了这样的观点：旧唯物主义虽然承认物质是世界的本原，然而在出发点和根本方法上却是唯心主义的，即从想象和观念出发主观推演关于世界的体系，因而，它不能获得关于外部世界的正确认识的关键，在于哲学出发点和根本方法上的唯心主义性质。可见，我并没有将认识的错误完全归咎于世界观上的错

误，也没有将唯物主义与对世界的正确认识等同起来。

正由于旧唯物主义在出发点和根本方法上是唯心主义的，所以，从根本上说它不可能获得关于外部世界的正确认识。这里不是说个别的或部分的旧唯物主义者，而是指整个旧唯物主义阵营都没有形成对外部世界的正确反映。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与王教授出现了分歧。王教授肯定地写道：“古代和近代都有一些唯物主义者发现了‘世界的辩证本性’，赫拉克利特、狄德罗、费尔巴哈是其代表。其中尤其是费尔巴哈，他的辩证法是相当有水平的。”我并不否认旧唯物主义中的一些哲学家提出了一些辩证法的观点，但这与我的旧唯物主义没能发现世界的辩证本性及其发展规律的观点并不矛盾。彻底的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人们的实际生活，也就是现实的感性世界。这种唯物主义理论直接产生于对客观的现实世界本身最一般本质和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因而是对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也只有这样的唯物主义，才可能真正发现世界的辩证本性及其规律。而哲学出发点和根本方法上的唯心主义性质，决定了旧唯物主义不可能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及其规律。虽然旧唯物主义哲学家在描述外部世界的某些特征方面具有一定的真理性，包括本原观上的物质性以及世界的辩证性，但这决不表明他们发现了客观世界的辩证本性及其规律。因为，这种描述只是来自猜测，而不是来自对客观世界的科学概括与总结，因而，他们的这些观点总是零星的、不彻底的和或然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列宁在谈到黑格尔辩证法时说：“更正确些说，不是证明了，而是天才地猜测到了”。同样，旧唯物主义哲学家的一些辩证的观点，在本质上也只能是来自于这样的“天才的猜测”。

费尔巴哈是不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我认为不是。倒不是因为费尔巴哈没有关于辩证法的描述，而是因为他的辩证法只是一种猜测。尽管费尔巴哈说过：“地球并不是一直就像这个样子，它只是经过一系列的发展和变革以后，才达到现在这个状况。”但马克思恩格斯却说：“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这就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认识在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如何理解呢?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不符合实际吗?当然不是；是费尔巴哈没有关于地球的发展和变革的观点吗?也不是。问题在于，费尔巴哈所理解的地球不是现实的或称之为人的地球，而是抽象的、想象中的地球，他不知道现实的地球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他不知道感性世界的发展和变革“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不知道从纯粹的自然向人的自然的飞跃。在他那里，自然永远是纯粹的自然。所以说，在最关键之点上，费尔巴哈的辩证法不见了，被淹没在唯心主义的出发点和根本方法及其构建的体系中了，即淹没在他从想象的、抽象的自然概念出发构造的关于外部世界的体系中。这就是说，费尔巴哈不但是半截子唯物主义，而且也是半截子辩证法。人们常说哲学与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完全不同，不但既唯物又辩证，而且是始终如一地贯彻到底的。但在我看来，这些都还不是哲学对旧哲学实现变革的根本之处。哲学对旧哲学的变革是出发点和根本方法上的变革，即不是从观念、想象或原则出发，而是以现实的人及其实践为出发点，不是从主观设定的概念出发推演关于外部世界的理论体系，而是“对现实的描述”，“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

旧唯物主义只是在本原观上具有相对的正确性，即相对于唯心主义而言具有真理性，而在出发点和根本哲学方法上与唯心主义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区别，在关于世界的辩证本性及其规律的猜测方面的水平则远远落后于唯心主义。所以，列宁称旧唯物主义为“愚蠢的唯物主义”，而且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聪明的唯・物主义。”由于哲学出发点和根本方法上的不科学性，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一样，都不可能真正发现世界的辩证本性及其规律，他们关于世界辩证本性及其规律的观点只能来自“天才的猜测”，因而，这里存在的只是猜测水平的不同而已。在我的逻辑看来，既然是猜测、想象、从原则出发，那么这种哲学的出发点与从实际出发就是根本对立的。相反，王教授既承认旧唯物主义对世界本原的理解是出于猜测、想象，又肯定他们是从实际出发；既承认旧唯物主义是从观念、原则出发去解释世界，又肯定他们的出发点是客观实际，这在逻辑上就有个如何自圆其说的问题。

王教授批评我犯的第三个思维错误是把“旧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者”等同起来。关于这一点，虽然我的文章并没有专门进行讨论，但也绝没有把两者混为一谈。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借此机会简单地阐述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毫无疑问，“旧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者”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两个概念。“旧唯物主义”一般在两重意义上被使用，一是作为对一种理论体系的概括，王教授在《商榷》中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二是作为一种哲学派别的指称，即主张物质是世界本原的哲学家组成的阵营，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就是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两个概念在哲学派别和阵营的意义上使用的。他说：“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当然，两者的区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理论体系自然离不开哲学派别，离开了哲学派别的体系是不可能存在的；同样，哲学派别又是以一定的哲学理论体系作为划分和存在的依据的，每一哲学派别都必然以一定的哲学理论或哲学主张作为自己的旗帜。旧唯物主义这个概念的两重含义，在使用中是完全可以根据上下文来把握的。

“旧唯物主义者”则是旧唯物主义理论的主张者、拥护者，也就是旧唯物主义阵营的成员。可见，“旧唯物主义者”是“旧唯物主义”的下位概念，而且是下两位的概念，两者是属种关系。一个旧唯物主义者当然不能完整地体现整个阵营的全部特点，但如果该阵营的每一成员都毫无例外地具有某种特点的话，那么，这一特点就成为这一哲学派别的共性了。譬如说，旧唯物主义者都是不彻底的，或者说都是半截子唯物主义，那么我们又何尝不可以说他们是半截子唯心主义呢?当然可以。只是为了与唯心主义相区别，因为他们毕竟猜测到了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这也正是旧唯物主义的可贵之处和价值所在)，所以，习惯上还是称他们为唯物主义，但决不能因此就忽略了他们在出发点与根本方法上的唯心主义性质。我也赞同王教授关于作为理论体系不存在背叛自己的问题，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旧唯物主义派别总是由具体的旧唯物主义者组成的阵

营，既然旧唯物主义者是可以背叛自己的，那么，当旧唯物主义阵营的每个成员都无一例外地背叛了自己派别原先的某个原则时，说这个阵营整体地背叛了自己不也是很自然的吗?我在《论一》中所说的旧唯物主义背叛了自己，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我想这不应该存在什么逻辑矛盾。

三、提出“观念的唯物主义”概念的现实意义

篇8

[关键词]中国政治哲学;宏观理论建构;微观政治主体;述评

政治哲学作为一门“对政治事物的一般性的反思而深入地理解人的生存和世界本性的学问”,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近十年来,无论是从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学者人数,还是从政治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来看,政治哲学的研究都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已然成为一门显学。本文以发表的学术论文为线索,对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作一综述和简要评论。

一、从宏观理论建构到以问题为中心的转向

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激发了诸多学者对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的兴趣。

从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角度探讨中国政治哲学的体系。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是从哲学的人学理念推演出伦理学的道德原则,进而再引申出政治价值学说来展开逻辑的。这也就意味着,规定着政治活动的性质、任务和目标的政治哲学之思想来源,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人学理念和道德原则的政治学演绎和逻辑结论;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体系应该坚持的逻辑起点和基础是的人学本体论,辨证地继承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建立起一种既鼓励物质文明,又提倡精神文明的哲学、道德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体系。

从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有学者认为,价值性和事实性的关系,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任何一门政治哲学的建构,都需在理论内达成价值性与事实性的某种统一;而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之路应该从理想性转到现实性,即从经典致力于理想社会的理想性政治哲学到依据现实生活的现卖性政治哲学的转变。

从理论综合的角度讨论中国的政治哲学建构。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是对政治权力的来源及其行使的正当性,以及理想社会模式等问题从根本处进行思考的一门学问;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者来说,一件充满着挑战的理论工作应该是在综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近现代政治哲学和政治哲学三大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社会主义现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的思想体系与新的传统。

对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是近十年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趋势。这些研究成果涉及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政治价值论、方法论等,对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但是,这种宏观建构的政治哲学理论体系有着不可忽视的缺陷:一个是玄之又玄,其表现就是在概念中转圈子,从一个概念转到另一个概念;一个是空发议论,其表现是依据某个政治价值,比如公正、自由来批判宏观现象与大制度,而不肯去切实地分析身边的小问题与小制度。

对此,有学者着重强调,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刚刚起步,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地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地形成中国的批判意识与独立视野。中国学者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进行深入分析和批判性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毫无疑问将有赖于重新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特别是儒家这一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但是,深入地研究儒家和中国古典文明不是要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问题化的方式,重要的是要展开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内部的问题、矛盾、张力和冲突,以及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在面对现代社会和外部世界时所面临的困难,对此我们并不需要回避、掩盖或否认,恰恰需要充分展开并加以分析。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同时也必然以日益复杂的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为动力。当代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同时又处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们对中国古典文明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开展,无疑必须从现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出发才有生命力。

因此,以问题研究为中心,特别是以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为中心成为了近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转向。

二、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政治哲学研究

以问题为导向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对此,有学者认为,当前国内政治哲学界存在的问题是缺乏对当代中国社会类型的准确定位。这不仅在理论上严重影响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而且在实践上对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发现和确定当下我国社会处于何种类型应是我国当代政治哲学的出发点。该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总体上是属于在根本利益上无对抗、无冲突,但在具体利益追求上体现多元的个性化差异状况,这种差异化主要表现为:(1)差异化的生产关系,即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外资、民营等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生产关系;(2)差异化的政党关系,即,多党合作;(3)差异化的社会阶层关系一“两个阶级化为十大阶层”,即由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化为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 农业劳动者阶层、城市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因此,差异性社会无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现实,其社会类型是“差异性社会”。因此,差异性社会与和谐政治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向度。

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的问题很多,但从政治哲学的视野看,现实的和最重要的原因是权力至上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带来的官本位、权力本位的政府运作体制和政治体制。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和建构虽然不能说是解决当下“中国问题”(当然主要指国内问题)的惟一有效途径,但根据马克思社会层级结构理论,立足社会结构变迁,从学理层面和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无疑可作为破解“中国问题”、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分析进路。作为凝结和展现当代人社会政治地位‘c全息图”的社会层级结构既是当代中国问题的总根源,也是消解诸多中国问题的着力点,因而社会层级结构分析对诸多社会乃至政治问题就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应该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论域。

还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主要动力并非来自西方学术界的刺激,而是来自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发展进入经济起飞阶段之后,政治起飞的任务得以彰显,而政治起飞应该是中国思考的问题意识。因此,中国政治哲学研究必须直面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难题一政治发展与政治起飞。该学者指出,面对中国发展的政治起飞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应当回答:中国社会的政治起飞如何可能?人类在古代城邦公民政治或君子—大人政治和现代权利政治之外,能否发展出第二种可能的政治(哲学)模式?若能,那么东方政治(哲学)传统能否发展出人类第二个政治(哲学)类型?从当代世界发展看,政治领域的最大特征是西方的霸权与东方的崛起。于中国哲学研究而言,我们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在批判地扬弃中国传统王道政治哲学与西方现代权利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创建新的政治哲学范式?围绕这一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还必须创造性地回答的重大问题有:良好的社会如何可能?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上我们如何进行政治思考?中国的政治起飞如何实现?

三、从宏观政治制度研究到微观政治主体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各种现实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中国现代社会日益走向复杂性,这也推进了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以问题研究为导向。正如我们所知,政治哲学所要面向的问题很多,有宏观问题和微观问题之分。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发展经历了从以宏观政治制度问题为导向到以微观政治主体问题为导向的转变。

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参与现代中国社会改革,其原初的目的就是解释阻碍中国社会发展与正义的“中国结”。但是,其理论维度从一开始就超越具体的问题之外,而直接深入到“结”之编组的原因与根据。也就是说,直接探讨一般国家政治制度的正当性问题,比如讨论土地的所有权、政府的基本原则,或者立法的正当性基础等此类的问题,不是提出解决具体问题的实用对策。极其重要的一点,中国在与现代世界,尤其与西方世界对话而制定共同的政治规则时,社会一历史的差异,使中国的政治哲学学者更趋向于选择社会一历史的宏观视野来讨论政治哲学的问题。因此,从政治哲学角度研究宏观的制度问题也就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

有学者从社会现代转型的角度,以(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矛盾为中心线索,把制度放进价值学的视野中,集中考察了制度在促进人的自由,形成自由秩序的过程中所具有的价值及其实现机制。该论者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全面转型,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问题凸显出来。如果说经济和军事实力属于“硬实力”,而政治价值观属于“软实力”,那么,政治制度建设则是存在于“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通过政治制度建设,不仅可以将“硬实力”和“软实力”整合起来,而且是“硬实力”和“软实力”提升的根本途径,将推动“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提升机制化。因此,该论者认为,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

与此不同的是,有学者指出,尽管以政治制度为中心的宏观政治研究范式在政治哲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面对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宏观政治模式也有重大的缺陷:正是在宏观政治哲学那里,政治哲学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另外一种理论哲学,心甘情愿地受“自然科学化”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的支配。它习惯于抽象掉内在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和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多态化的、多样性的、边缘性的和微观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把中心化的、宏观的权力运作和国家制度安排等宏观政治活动,以及周期性的经济活动机制,即一种理性化的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放大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普遍的、绝对的规律和力量。对此,该论者进一步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于理性的危机而重新审视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时代,生活在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机制日益多元差异,非中心化的微观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结构日益发展的时代,自觉地开辟微观政治哲学的领地,显然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新发展。因而,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推进微观政治哲学研究更具有启发意义。

有学者认为,在现代法制社会条件下’提升每一个个体的“政治主体意识”的自觉程度,以形成广泛介入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监督,是实现权力制衡、促成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而这需要有政治哲学层面的深层论证。该论者指出,政治主体分为“社会政治主体”与“政治权力主体”两个层面。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思维的根本缺失是“社会政治主体”认识的缺席与“政治权力主体”认识的强化,致使社会一般成员的政治认知、政治人格及政治参与意识先天不足,更缺乏政治权利意识。因此,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要关注微观的社会政治主体研究。

我国着名学者韩庆祥教授指出,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生成论哲学,其主体是人,目的也是人,人是在实践中生成自己与实现自己的。而要真正使人成其为人,能力问题很重要。能力原则能培养人的先进性:第一个先进性是能力本位内在要求公正,有能力的人就希望公正,希望有平等的机会,这种公正,相对于等级而言是先进的;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二个先进性,就是它欢迎民主;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三个先进性,那就是使人具有相对独立的人格。过去我们的政治行为围绕权力做得太多,今天我们应该围绕能力来组织政治行为、政治活动;把能力原则引入我们的政治活动,用能力而不是权力来增强我们政治的权威及其影响力。以此,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应由权力本位的政治哲学走向能力本位的政治哲学,最终的使命就是使政治人在政治行为中真正成其为人,使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真正成其为人。

四、结束语

篇9

近代以来，亦即资本时代以来，无论是在重商主义、重农主义还是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学最初的含义也是政治经济学，意即与城邦、共同体、国家相关的经济活动。亚当•斯密在其著作《道德情操论》问世之后发表了《国富论》，开始了经济学的独立行程，也就是说，经济具有自己独立的运动规律。李嘉图理论的意义就是发现了一切经济运动都是围绕着“价值”这一共性展开的，对于价值规律的思考，标志着“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逐渐形成。19世纪30年代以后，古典政治经济学分化为两支，一支是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从一般价值走向剩余价值，直指社会生活的本质；另一支则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开启了经济学的非阶级分析，即纯粹数量化的经济学分析，瓦尔拉斯的《纯粹经济学要义》可以看作这一学派的代表作，熊彼特曾赞誉此书为经济学作为严密科学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凯恩斯、琼•罗宾逊、斯拉伐、萨缪尔森、弗里德曼和卢卡斯都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特征就是越来越数量化、公式化、模型化，无论是强调国家干预还是主张进一步自由化，其基本的依据都是对经济过程的量化分析，也就是说，摒弃一切非经济价值的判断。以社会价值中立的立场研究经济现象各变量之间动态平衡及其变化规律，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主要追求。对于现代经济学的这一走向，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过去我们主要是从价值判断或阶级分析的角度对其进行批判，认为这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但是从知性科学、实证科学和形而上学角度去思考，我们却发现这是一门知性科学成熟的标志，即从“理性经济人”这一假设前提出发，排除一切非经济因素干扰，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探索经济过程的规律性。现代经济学包括从微观层面定量分析经济行为主体的决策行为、操作过程及其经济后果的性质和规律；从宏观层面定量分析各国和各地区经济增长或衰退的性质和原因，定量分析各国和各地区的生产要素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性质和规律，定量分析货币体系平衡和失衡的原因和规律；从超宏观层面定量分析国际资本市场、国际金融体系以及各生产要素在世界市场上的变动和规律。

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向数量经济学的转化，说明了两点，一是经济学越来越脱离现实的人、现实的社会，而把经济看作“理性经济人”基础上的纯粹的数量演绎；二是说明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知性科学越来越走向成熟。正像马克思所说：“一门科学只有能成功地应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也就是说，在假想的前提下，在排除了一切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下，经济学已在相当的程度上用数量和模型的方式把握住了经济过程的规律，但这种把握是知性的、工具理性的、形而上学的，而非现实的、实践理性的、总体性的。“理性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一切推论的逻辑起点。现实的人是具体的，除了经济属性，他还有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血缘的、民族的等属性。当一种学说专注于人的一种属性，而舍弃人的其他属性，这种研究本身就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同样，人类社会也并不等同于经济社会，除了进行物质生产，人类社会还必须进行人的自身再生产、精神生产、社会关系再生产、人与自然关系再生产，当一种学说把人当作经济人，把社会当作经济社会，而专注于人类某一种活动时，其思维的本质和内涵都是抽象的、知性的、形而上学的、狭隘的。它研究的出发点不是人的全面的存在和全面的需求，它研究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和社会的和谐，它探寻的目的仅仅是要说明理性经济人的行为规律，因而一切非经济因素在它看来都是要排除的偶然因素，也就是说，工人的苦难和人类的幸福不在它的思考范围之内。哲学是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根本的总体性思考，因而当经济成为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主要因素的时候，经济自然进入哲学的视野，但是这种研究不是经济学的路径，而是哲学的路径，它思考的重心不是经济内部的经济规律，而是经济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系。如果说“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那么经济哲学就是对于经济行为的思维着的考察。在哲学看来，经济不是抽象独立的东西，而是人类千千万万种行为之一种，它无不生发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并服务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及存在价值都必须以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关系来衡量。在哲学看来，经济也不是孤立独行的，而是与政治、社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孤立的经济行为是不存在的。在哲学看来，经济还只是在普遍联系中发展变化的，尤其是在与政治、社会、文化的错综复杂关系中，经济展现出不同的特点和规律，因而一切经济现象和经济范畴本质上都不是非历史的，永恒的经济现象和范畴是不存在的，无论商品、货币、资本范畴都不是永恒的，而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这点讲，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本身是抽象的、孤立的、非历史的。它不是在真实的历史中研究经济，而是在假想的前提下研究经济。

不难发现，经济哲学是把经济放到人类社会、人类历史的大视野中思考的，而经济学是把经济从大社会、大历史中抽象出来，经济哲学思考的正是经济学所忽视的，因而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言，二者具有互补性，这也正是经济学家与哲学家长期喜欢对话的根本原因。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一种经济问题的发生，其根源可能在政治、社会、经济之外，这时如果一味以经济的方法和理念去解决，结果就可能适得其反。因此，对经济的研究也必须有哲学的眼光。经济学如果排斥哲学，其结果不仅使自己陷入形而上学的境地，越来越孤立和片面，而且有可能将经济原则、财富原则、资本原则上升为社会的根本原则，而使自己堕落为为资本服务的工具。因为排斥哲学的经济学只把人看作经济人，把社会看作经济社会，因而背叛了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的基本哲学立场。任何理论都是有哲学立场的，马克思在其著名的《提纲》第十条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排斥哲学的经济学立场，本质上就是市民社会立场，因而也就是资本的立场，因为市民社会的本意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经济社会。在旧唯物主义看来，人就是经济人，社会就是经济社会，因此弱肉强食是社会的基本原则，财富急剧地向资本集中，以及一切人间悲苦都是合规律现象，不需要反思、不需要反抗、不需要改造，这种立场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立场，它关心的是资本的增值，而不是所有人的幸福。现代经济学标榜“价值中立”，而客观上就堕落为为资本服务的意识形态，因为它并不关心人民、关心社会。但是如果哲学排斥经济学，我们就不可能真正把握现代经济运行的规律，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现代社会。现代社会是以现代经济为基础和内核的，如果我们把现代社会和现代经济比作两个同心圆，那么现代社会是大圆，而现代经济是小圆，以小圆取代大圆，是知性形而上学的资本立场，然而无视小圆的存在和规律，则是反科学的经济虚无主义立场，真正的哲学是以对经济的深刻理解为前提的。马克思在其著名的《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因而在考察社会“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这里所指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计算的领域，就是经济学研究的经济领域。正是这种可计算性，使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科学。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是建立在对经济的科学认识基础之上的，离开了经济领域，就没有真正的哲学思维。正是由于经济学与哲学的这种互补性，才使人类对经济的认识更加完整和全面。

二、资本与经济哲学

经济哲学是对经济过程思维着的考察，在所有的问题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对资本的全面认识，以便弄清资本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系，弄清资本、国家与人民的本质联系。在经济学看来，资本只是物，只是一种生产要素，但在经济哲学看来，资本不是物，资本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奠定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因而市场经济的真正起点不是商品，也不是货币，而是资本，是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由于资本是市场竞争的主体，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动力，因而一切经济学，无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或现代经济学，本质上都是对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过程的思考，对近代以来市场经济的思考。经济哲学本质上也是对这一问题和这一过程的思考。如果说经济学侧重于物质过程，那么经济哲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侧重于从宏观上分析资本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系。经济思想家不是没有哲学，而是认为经济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亚当•斯密就是在研究了人的社会本性，即《道德情操论》之后，专门发表《国富论》的，以证明经济领域存在“看不见的手”，提出“理性经济人”的假说。以后的所有经济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一假说基础之上的，无论各种理论之间存在多大分歧，但基本的理论前提是一致的。这就说明，经济具有其自身的规律性，资本是按照资本的逻辑发展的，这个逻辑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追求剩余价值的逻辑，用西方经济学的话说就是追求财富的最大化。在市场经济中，真正的主体是资本，工人是被排挤出市民社会的成员，他是从属于资本并受资本剥削的，因而市场经济表现为资本间的竞争，表现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正是资本的本性，导致了市场经济的规律性。从理论和现实性上讲，资本的本性是狭隘的，但是为什么狭隘的本性会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因为这是一个以市场交换为基础的社会，虽然每一个资本家的目的都是狭隘的，但是他只有通过满足社会需要的方式，通过市场并生产社会需要的东西才能获得利润，由此展开了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谁越能发现社会的需要，谁越能生产出社会需要的产品，谁越能高效率地生产出社会需要的产品，谁就能获得最大的利润，正是这种狭隘目的所导致的竞争，使社会的需要不断被发现、被满足、被高效地满足。现代社会正是由此发展起来的。资本不仅推动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推动着科学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剥削的秘密是：“生产过程中劳动的分工和结合，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机构。资本家支付报酬的，只是单个的劳动力，而不是他们的结合，不是劳动的社会力。科学的力量也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另一种生产力。其次，人口的增长，也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生产力。”正因为资本家看到了无偿占有科学力量和劳动的社会力的可能性，发现了财富的真正源泉，因此有史以来，只有资本家最重视科学，重视管理，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结合，并利用它们为资本的增值服务，从而创造了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生产力。因此，从现代经济和现代社会的发展讲，资本是最有效的经济发展方式。它以雇佣劳动为基础，使人摆脱政治的、地域的、宗教的人身束缚；通过交换而不是强制的方式，把一切人力、物力组合进社会化机器大生产；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式积累相对剩余价值，发展交通、通讯、信贷，激励教育、科学为生产过程服务；通过竞争，瓦解着一切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激发起一切人的致富欲望，并把市场交换推向全世界。自资本诞生以来，资本创造了无数人间奇迹。搞市场经济不能离开资本，不仅不能离开，而且要承认资本、发展资本。但是资本的发展“是和构成整个这一发展基础的那一部分人口的利益相矛盾的”，是以雇佣工人的普遍贫困和普遍异化为前提的。

资本的必然趋势是社会的两极分化，因此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资本既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资本的发展有四个界限：“（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货币是生产的界限；（4）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00页）因此，只要有资本存在，社会必然潜伏着矛盾和冲突。经济学只思考经济过程的必然性，经济增值的趋势和规律，而经济哲学则必须思考经济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系，思考经济过程后果以及这种后果反过来对经济的影响。因此从经济哲学眼光看，资本只是一种与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有限的生产方式，按资本的本性和资本的逻辑，资本运动的结果必然是社会的两极分化，因而必然不能解决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不能解决社会和谐与共同富裕问题，也不能解决由资本的局限性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也就是说，资本的有限性决定了资本不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最高原则，社会生活需要更高的生活原则。由此，我们必须把整个社会生活区分为两个领域：经济领域和非经济领域，非经济领域也就是民生领域或社会和谐领域，这两个领域通行的原则是不同的。经济领域，通行的是利润原则、财富原则、资本原则，而在社会领域，通行的是人本原则或社会原则。离开了利润原则、财富原则、资本原则，经济就发展不起来，而离开了社会原则或人本原则，社会就要衰弱。资本的领域在经济，如果认为资本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最高原则，那么这在历史上就被称为资本主义。因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搞市场经济，而在于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以什么作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最高原则。以资为本的，是资本主义；以人为本的，则是社会主义。资本的本性必然是想占领整个世界，使资本原则成为社会生活的最高原则，其结果必然是伤害人类和社会，因此必须站在人民和社会的立场上，思考资本的历史必然性。资本的界域和有限性，就成为经济哲学在当前的最主要任务。对这个问题更深层次的思考实际上是资本、国家与人民（或社会）的关系问题。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个人都无法与资本抗衡，唯有组成国家，才可能引导资本，驾驭资本，使资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组成真正的人民的国家就成为追求幸福生活的所有个人的必然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生活的双重性就充分地显示出来了，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人的这种生活的双重性，其根源就在于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生活原则的双重性。因此，作为市民社会的一员，人必须要干活，要挣钱，要遵循市民社会原则，但作为政治社会的一员，作为公民，人必须要过政治共同体生活，热爱社会，关心社会，并把公众的意志上升为国家的意志。由此提出了一个更深的理论问题，即资本、国家与人民的关系问题。在现实社会中，人并不等同于经济人，社会也并不等同于市民社会，那么在经济生活之外，人的全面需求和社会的全面需求如何得到满足？一般人们是通过组织政治国家来解决这一问题的。

篇10

经典作家认为,哲学家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如果从历史发展的眼光宏观地看,那么,我们所处的时代与经典作家所处的时代已经有了巨大的差别。

一方面,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进步,电脑的日益普及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人类正在迈入“信息时代”、“网络时代”。信息网络技术迅速地、全方位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娱乐休闲方式。基于数字化、虚拟化、时空压缩化的信息网络技术,人们的能动性、自由度较以前大大提高了,人类认识和实践活动的深度、广度得以前所未有地拓展,人类的生活实践获得了新的活动空间。一种基于信息网络技术的新型社会形态——“信息社会”、“网络社会”正在出现。

虽然“信息社会”、“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不是割裂的、对立的,它必然以现实社会生活为背景,可以看作是现实社会的延伸、补充;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电脑、网络的普及,这种虚拟生活愈益独立于现实社会,人们社会生活的某些部分由于网络化而演变为一种独特性的网络社会生活,从而部分地取代现实社会生活的功能。而且,现实社会生活将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依赖网络。因此,如何看待“信息社会”、“网络社会”的地位与性质,如何处理它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成为哲学(如社会形态理论等)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对它的认识也成为哲学对时代、时代精神，以及具体理论探索和把握的相关点。

另一方面,与“信息时代”、“网络时代”的发展相关,我们所处的时代正在迈入一个所谓的“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全球化包括资本、金融、生产、贸易、服务的全球化。开放性和竞争性的商品流通,以实现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为目标的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突破了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造成了社会的开放性和竞争性。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历史过程,是世界现代化的最新阶段。尽管马克思已经提出了“世界历史理论”,初步奠定了全球化理论的哲学基础;但是,由于现代交通运输工具、现代信息通讯工具的广泛使用,目前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全球化对于社会影响的实质,仍然是过去不可同日而语的。它为当代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问题的视野,也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富于意义的新课题。社会实践的新发展提出的新问题

科学的实践观是哲学的基石。哲学应该反映现时代生活实践的状况和发展趋势,并接受生活实践的检验,随着生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毋庸置疑,相较马克思等经典作家所处的时代,当代生活实践的发展有了许多革命性的、根本性的变化:

由于科技的发展、新的生产工具的发明、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加强,实践的范围大大拓展了,复杂程度大大加强了。人们已经或正在感受到,许多过去人类不可能或尚无条件亲自进行实践活动的领域,现在正渐次对人类打开大门;而许多过去受到时空、物质手段，以及社会经济等因素制约的活动范围,迄今为止由于虚拟实在的出现而不再构成限制。

实践方式本身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革命”:由于电脑、网络、人工智能等的发展,人们的实践活动与学习、生活，甚至娱乐休闲等愈来愈一体化了,有时甚至很难将之区分开来。许多“虚拟实践”活动,如绘画作品的电脑创作、衣服的剪裁、远程教学、远程医疗手术、在线游戏,等等,人们可能仅仅只是动动鼠标、击打几下键盘、发出几个指令而已,并未真的“亲自”去做。而且,一系列知识产品,如程序(软件)、“点子”、秘方、设计思想、工艺流程……都已经或逐渐成为现实的生产力(可以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生产概念、实践概念与认识、思考、知识、思想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了。联系过去实践与认识、生产与学习、“行”与“知”等的严格区分,且不说对整个哲学的意义,至少对于认识论提出了许多有启示意义的新课题。

同时,实践一方面愈来愈成为一种大规模协作式的劳动,体现出高度社会化、全球化等特点;另一方面,因为大规模重复劳动变得简单而容易,其劳动价值越来越有限,个性因素反而愈来愈重要。这说明,在实践过程中,人一方面可能被高度异化,沦为“机器的奴隶”、“自动生产线的奴隶”,变得无足轻重，甚至丧失自我;另一方面,又表现出高度自主、高度创造性的趋势,在新的层次上维护人的尊严,高扬人的价值,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正在变革着的世界,以及这种变革活动本身——实践的发展,使得哲学赖以生长的基础和前提更新了,使得哲学的内容有了许多新的气象。如何以科学的发展的实践观为基础,更新哲学存在论、认识论、价值论理论,并反过来指导人们的现实生活实践,迫使人们认真地思考、反复地咀嚼,并创造出新的东西来,这同样是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

科学技术的新发展提出的新挑战

马克思创立哲学的自然科学基础是“三大发现”。100多年来,现当代自然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已经产生了许多革命性的新进展,如以相对论、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物理学“第”;以混沌、分形理论为代表的物理学“第三次革命”;分子生物学，特别是基因重组、克隆技术等给人以深深的震撼;信息技术革命和电脑、网络时代的到来,更是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与生活。从当代科学技术的肩头望过去,所见到的整体“世界图景”发生了重大改变,甚至有些“面目全非”的感觉。例如,反物质，以及“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的信息的出现,使得物质观正在不可避免地深化;人机互动、人工智能等的进展,使得哲学的意识观正在悄悄发生改变;由于相对论、量子力学、概率理论等的发现,使得决定论、规律论受到了明显的冲击……

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当然不能无视自然科学的革命性发现、经过验证的创新性理论。自然科学基础上的革命性进展,必然导致哲学观、哲学内容、哲学研究方式和方法的变革。恩格斯指出:“随着自然科学的每一次进展,唯物主义也将改变自己的形式。”置身当前的科技革命洪流之中,唯物主义将如何站在科学的肩膀上,改变“自己的形式”?作为哲学工作者,我们不能仅仅拭目以待。当代社会价值危机对哲学的影响

批判性是哲学的基本特征之一。而哲学的批判性内涵,主要集中在价值批判、文化批判。环顾当今世界的发展,人类正陷入一场新的深刻的、世界范围的文化价值危机之中。例如:

在“人定胜天”等观念的引导下,在追求最高利润的商品经济驱使下,人类将自然视为征服、改造、利用的对象。这诚然冲破了慢节奏、田园牧歌式的农业文明,使人类依次步入了工业化、现代化之境,然而,掠夺性地对待自然,破坏了曾经和谐宁静的生存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人类的生存环境正在逐步恶化,人们面临着失去家园的惶然与困惑。

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商品经济大潮中,面对严酷的优胜劣汰、生存竞争,个人的利益、需要和欲望得以强化,人与人之间不断发生冲突。这种不和谐，甚至冲突的社会关系,使人们的集体观念、社会责任感相对淡漠,并使人们陷入了忧虑与不安之中。

伴随着科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人与自然、他人、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化,人的内在精神状态也开始发生变化,“人为物役”成为普遍的事实,这导致人内心的不平衡,普遍产生孤独、苦闷等心理,产生焦虑、紧张、不安等情绪。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已经不能限于某一局部、某一方面、某一领域之中,它需要哲学深层次、全方位、综合性地予以考察和反思。通过问题研究把握“时代精神的精华”

批判性地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不仅将丰富哲学的基本理论,而且将为哲学新形态的构建提出新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可以说,今日哲学发展、创新的高度,就取决于它分析和解决重大时代性问题的程度和水平。而对这些问题的合理解答,即是现时代“时代精神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