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资的种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直接投资的种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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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投资壁垒 中国企业 法律制度

1.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的现状及遇到的投资壁垒

改革开放以来，中美两国经贸往来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史性跨越，成为当今世界最富生机活力、最具影响和最有发展潜力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近年来美国的商业行为政治化倾向、将意识形态差距体现到经济交往中，并上升到法律制度层面上，已是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的最大障碍。据有关权威预测，在未来10年，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直接投资额将达到一至两万亿美元，对美直接投资的增长已成不可逆转之势，作为投资“新秀”的中国企业，了解美国的投资法制，尤其是其中所包含的限制性政策及其政策实践，有助于帮助我国企业冲破或绕过壁垒，顺利实现对美投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扩大对美经济贸易交流，并最终推动我过国经济发展。

过去十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了蓬勃发展的趋势，成为了对外投资领域的“新秀”，年平均投资额由2005年的30亿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600亿美元。至去年底，中国全球范围内对外投资已超过3000亿美元，是世界上第五大投资国。可以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尽管如此，作为世界上第一大投资市场的美国，每年吸收的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仅占美国外来直接投资的0.1%。在当前美国经济依旧低迷的背景下，吸引来自中国的外资对美国创造就业的意义显得格外突出。然而，在两国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的同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仍是障碍重重。其中虽有些是由双方产业结构变化、企业战略调整、投资偏好等客观因素造成的，但其中有许多障碍与壁垒并非由市场因素造成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屡次以“国家安全”和“政治因素”为理由，把满怀投资热情的中国企业拒之门外。

可见，对中国企业来说，最大障碍是美国国内的商业行为政治化倾向。《2007年外国投资和国家安全法》美国开始将意识形态上升到法律制度层面上，投资保护主义已愈加明显,美国在济领域的“政治干预权”严重阻碍了中国投资者。可以说中国在美国直接投资遇到的问题更多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因此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前，必须为应对美国带有政治思维的投资法制壁垒做好充分的准备。

2.美国外资审批制度对中国企业投资的障碍

美国现行的外国投资审批制度是根据1950年国防生产法中的“艾克森-弗罗里奥条款”（The Exon--Florio Provision）于1988年设立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具体执行的。该委员会是美国管理外资的专门机构，职能是监督与评估外国投资并购美国企业，视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程度，授权进行相关调查，并视情况上报总统就阻止外资并购作出最后决定。其运作情形极为神秘，被认为缺乏透明度。

CFIUS是一个跨部门运作的政府机构，办公地点设在财政部，财政部长任主席，成员包括国务院、商务部、司法部、国土安全部、国防部、能源部等重要部门负责人。该委员会作为重要关卡，多年来一直高度警惕外国企业进入和并购美国公司。外资委员会的设立，明显带有保护主义的色彩，对一直鼓吹自由贸易的美国颇具讽刺意味，这对我们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并购，的确构成了不可低估的障碍，是中国收购的壁垒。一旦国家安全审查进入决定性阶段，并购交易的政治风险渐趋明朗，并购方往往会被迫选择放弃并购交易。例如2005年中海油与雪佛龙展开对优尼科石油公司的并购战，及2011年华为公司收购美国三叶系统公司技术资产的交易，都是在CFIUS的干预下失败。

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对我国企业投资所表现出的障碍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的范围过大。例如过去外资机构并购美国公司股权时，并购股权比例超过10%，才需提交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但是《2007年外国投资和国家安全法》的新规定是，外国投资美国敏感资产如果涉及“控制权变更”，该委员会便可启动国家安全调查，而不管外资购买的股份比例是多少，从而给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预留“过多的解释空间”和“过大的权限”。这种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不但难以保证公平性，而且会导致委员会需要审查的案件数量激增，势必浪费大量的时间，从而延迟了交易，增加了企业的时间成本。二是其运行透明度不够。对投资者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审查的结果，而是审查的过程。当事的中国企业也应该有权知道“是谁作出的决定？如何作出的决定？需要多久做出决定？委员会中哪些机构同意交易，哪些不同意？为什么？” 但事实上外界无法了解投资委员会的决策信息及依据。另外，如果委员会的一个委员相信交易将有损害国家安全，那么委员会就会启动一个45天的调查。而条例并没有规定委员的理由需要让投资者知道，这不利于投资者积极准备有效抗辩。即使投资者做出了有力的抗辩，条例也没有规定委员会可否撤销该项调查的决定，这对于投资者来说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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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注：参见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表1中国海外投资区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对外经济贸易简要统计》(2001)整理。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表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与投资额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装配：将产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装配：将产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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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3；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5-0066-04

The Study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Mo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Logit Model of Multiple Choice

SONG Yongchao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Light Industry， Zhengzhou 450002）

Abstract： In consideration of valueadded ability and embedding position，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GVCstatus of Chinas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enterprises， points out the various constraints in the process of investment， and designs the investment mode for these constraints. These modes are as follows： the market penetration mode， the vertical integration mode， the multiple development mode and the common value mode. It make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179 Chinese OFDI activities during 2005 to 2014， concludes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different investment mode. Finall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value chain， the suggestions for the Chines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enterprises has been drew.

Key words：The Belt and Roa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global value chain；multiple logit model

1 引言

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进入全面推进阶段，也反映了中国正逐步迈入引领全球经贸格局的新时期。“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环境有其特殊性，涵盖的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发展潜力未能得到充分释放[1]。“一带一路”战略有别于中国既有的开放战略和投资布局，国内企业应当找准利益契合点，积极到沿线国家开展投资合作[2]。在“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怎样提高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优化投资模式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

有关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研究集中在投资绩效与影响因素方面。Dikova和Witteloostuijn把对外直接投资分为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两种模式[3]，在此基础上，Brouthers和Hennart研究了不同投资模式的绩效，并认为绿地投资的长期投资绩效最高，并购次之，合资模式的投资绩效最低[4]。汝毅和吕萍认为，跨国并购初期绩效较好，随着时间的推移，绿地投资绩效提升更为明显[5]。Myachin等分析了东道国政治环境对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6]。Kyrkilis和Koboti 以投资失败率作为变量，研究了并购、新建独资和合资三种模式的绩效，结果表明新建独资的失败率最低，并购最高[7]。余官胜和都斌认为跨国并购更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率[8]。

现有研究具有三个特点：第一，分析框架基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经验，研究结论对于中国企业的指导意义有待商榷；第二，关于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实证研究很多，但缺乏优化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具体路径；第三，主要从进入方式和股权结构的视角分析对外直接投资模式，较少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展开研究。本文从嵌入位置和附加值两个维度，刻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针对其制约因素，设计出多元投资模式，然后通过实证检验，得出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2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理论分析

全球价值链理论从组织分工角度研究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认为竞争优势来源于价值链活动。各国要素禀赋不同使跨国公司为了获取竞争优势而将价值链环节在全球布局，一国的价值链地位决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格局。本文借鉴王岚和李宏艳的方法，从嵌入位置和附加值两个维度衡量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9]。两个维度将对外投资企业分为四类：①上游高附加值。嵌入位置靠近价值链上游，且增值能力较强（如设计、研发企业），我国此类企业存在着研发水平较低的困境。②下游高附加值。嵌入位置靠近价值链下游且附加值较高（如营销、售后服务类企业），此类企业竞争能力差、抗风险能力弱。③下游低附加值。嵌入位置靠近最终需求且增值能力弱（如加工装配企业），此类企业附加值过低，加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地缘关系复杂，投资风险高，投资效益有限。④上游低附加值。此类企业嵌入位置位于上游但附加值较低，原材料及中间品制造商多属于此种情况，虽然位于上游，但盈利能力不强，此类企业产能过剩，对沿线地区的投资领域单一、产业链条短，且投资摩擦大，在东道国负面影响相对较多。

针对上述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企业遇到的困境，本文有针对性地设计如下四种投资模式：①多元发展投资模式。以设计、研发为代表的第Ⅰ类（上游高附加值）企业，存在研发水平落后的现象，企业很难依靠技术上的垄断优势在投资中立于不败之地。为此本文提出多元发展投资模式，即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企业同时在多个行业进行经营，通过进入与现有产品有一定关联的领域，以实现企业规模扩张。②市场渗透投资模式。以营销、服务为代表的第Ⅱ类（下游高附加值）企业，其竞争力普遍较弱，在投资过程中??采用逐步扩张的投资模式。通过提高生产能力、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拓展销售渠道等组合策略，在利用现有产品不断开辟新市场的同时，也向现有市场提供新的产品，以实现市场的逐步扩张和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③纵向整合投资模式。以加工装配为代表的第Ⅲ类（下游低附加值）企业，增值能力弱，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环境复杂，投资效益有限，我国企业应充分利用上下游产业链的作用，整合优势资源，同时加强和相关企业的相互合作，共同提升企业竞争力。④共同价值投资模式。以原材料及中间品生产商为代表的第Ⅳ类（上游低附加值）企业，产能过剩，产业链条短，容易同东道国发生摩擦，宜采取共同价值投资模式，不仅关注本国企业的利益，同时应当注重双方的互联互通、互利共赢，平衡中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利益诉求。

3 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3.1 基本模型

参考已有研究成果，本文选取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为因变量，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为自变量，通过多元Logit模型，来考察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与企业价值链地位之间的关系。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选择第j种投资模式的概率为：

其中，yi代表第i个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所选择的投资类型；xi代表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因素，包括价值链地位、生产效率、东道国市场规模等；βj是待估计参数。

本文选择第四种投资模式（即共同价值投资模式）为对照组，将其他模式与其进行比对，从而建立n-1个（n为投资模式种类）Logit模型。假设多元发展投资模式、市场渗透投资模式、纵向整合投资模式和共同价值投资模式的概率分别为P1、P2、P3和P4，对于m个自变量拟合三个模型如下：

本文采用极大似然法估计多元Logit模型，并使用迭代法得到参数的估计量，进而考察价值链位置对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

3.2 变量及说明

3.2.1 核心变量

GVC：价值链地位。本文研究价值链地位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该变量为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核心变量。参照王岚和李宏艳的方法[9]，构建体现嵌入位置和附加值的价值链地位评价指数。假设存在M个国家，N个产业，将第i个国家第k产业的GVC指数定义为：

GVCi，k=dvai，k+∑Mi，j=1∑Nk，l=1dik，jlYj，lYi，kGVCj，l（3）

其中，GVCi，k表示i国k产业的价值链地位指数，GVCj，l表示j国l产业的价值链地位指数，dvai，k表示i国k产业的直接价值增值系数，Yi，k表示i国k产业总产出，Yj，l表示j国l产业总产出，dik，jl表示j国l产业对i国k产业中间品的直接消耗系数。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数据来源及计算方法所限，本文以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所处产业的价值链地位指数来代替企业价值链地位。

3.2.2 控制变量

SMA：东道国市场规模。跨国公司倾向于在具备市场潜力的地区进行生产，通过规模经济和较低的边际成本，实现长期利润最大化。本文使用东道国实际GDP衡量市场规模。

EFF：企业生产效率。只有当生产效率达到一定水平之后，跨国公司才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本文使用企业人均产值（即总产值/员工人数）来衡量企业效率。需要指出的是，人均产值依赖于固定资产的数量，因此并不能将其完全等同于企业效率，但在将资本密集度作为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二者具有严格的正向关系[10]，因此本文使用人均总产值作为企业生产效率的替代变量。

CAP：双边投资协定。签订有双边投资协定的国家对于跨国公司而言是一种特殊的制度保护，所以企业更愿意到与中国签订有保护协定的国家进行投资。本文将同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赋值为1，否则为0。

EXP：企业国际经验。国际经验是形成所有权优势的重要因素，同时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也可能产生学习效应，降低海外经营风险的不确定性。本文使用样本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记录衡量海外投资经验，如果样本企业在之前有过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则该指标取值为1，否则为0。

OWN：所有制形式。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国有企业享受的政策扶持力度较大，融资能力更强。而民营企业受到准入限制与融资约束的制约，因此所有制形式的不同将对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产生影响。本文使用哑变量表示企业所有制类型，国有企业赋值为1，民营企业赋值为0。

CAP：资本密集度。Antràs认为跨国公司容易同东道国的上游企业在实物投资上开展合作，但在雇佣员工协作上却难以实现，因此资本密集度是跨国公司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重要影响因素[11]。借鉴周茂等的方法[21]，本文使用人均资本（即样本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员工人数）核算企业资本密集度。

3.3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到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主要来自Zephyr并购数据库，然后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进行比对，最后筛选出2005～201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179次直接投资活动。企业特征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为避免该数据库存在的指标缺失、样本异常等问题，本文剔除了总产值、从业人员、固定资产投资明显过小的不合理样本。企业总产值和固定资产投资均调整为2005年不变价格。其中，总产值和固定资产分别按照行业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价格指数进行调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计算价值链地位所使用的国家间投入产出数据和直接增加值系数来自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东道国GDP数据来自EPS数据库，然后使用2005年不变价进行平减。双边投资协定数据来源于UNCTAD的双边投资协定数据库，并同商务部中我国签订BIT一览表进行了比对。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实证研究之前，先对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1所示。

为检验多元Logit 模型中是否所有自变量的偏回归系数都为0，本文对实证模型进行了似然比检验，最终模型和不含自变量只含常数项的模型相比，χ2值为224.589，说明至少有一个自变量系数不为0，该模型有意义。伪决定系数检验显示，McFadden系数为0.869，模型拟合良好。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模型设定符合IIA假定，即不同投资模式之间是相互独立的。进一步的参数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由回归结果可知：

（1）价值链地位是影响多元发展模式、市场渗透模式、纵向整合模式的显著性变量，三个Logit回归模型中，该指标都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价值链地位在三个回归模型中的系数分别为0.139、-0.384和0.745，说明价值链地位指数越高，企业越容易选择纵向整合模式，其次是多元发展模式，最后才是共同价值模式和市场渗透模式。对外直接投资不仅促进了跨国公司的产品升级，提高了企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价值链地位，而且价值链地位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

（2）东道国市场规模是影响多元发展模式、市场渗透模式、纵向整合模式的显著性变量。从估计结果中可以发现，前两个模型中该变量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第三个回归模型中该变量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分别为0.316、0.179和0.429，即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企业越愿意选择纵向整合模式，其次是多元发展模式，最后是市场渗透模式。这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是密切相关的，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部分优势产业在国内市场出现过剩，这些产业具有市场寻求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

（3）双边投资协定是影响多元发展模式、市场渗透模式的显著性因素。本文实证结果显示，上述两个模型中该指标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小于0。这说明在对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国家投资过程中，企业首选的模式是共同价值模式，其次才是多元发展模式和市场渗透模式。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关注的不仅仅是企业收益，更注重双方的互联互通、互利共赢，平衡中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利益诉求。

（4）生产效率是影响多元发展模式和市场渗透模式的显著因素，但不是影响纵向整合模式的显著因素。从回归系数分别为0.249、-0.005和0.001可以看出，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更容易选择多元发展模式，通过进入异质市场或增加产品种类，开展多元化经营来规避投资风险和实现资源共享；对于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而言，更容易采用价格竞争策略进行市场渗透。

（5）对外直接投资经验是影响多元发展模式和纵向整合模式的显著性因素，且系数均为正数，说明多元发展和纵向整合由于具有盈利点多、抗风险能力强的特点受到经验丰富的跨国公司青睐。在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经验之后，跨国公司将逐渐从单一产业向多元化发展转型，拓宽了公司发展方向，分散了行业市场风险，有利于长期可持续发展。

（6）企业所有制形式和资本密集度在三个Logit回归模型中多数没有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二者并非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主要因素。当前虽然中国民营企业仍存在着缺乏资金、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但是随着中国“走出去”步伐的不断加快，民营企业更加灵活的应变能力和敏锐的市场嗅觉开始占据优势，企业所有制类型和资本密集度的不同所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小。

5 结论及对策建议

本文以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有针对性地设计出多元投资模式。然后通过多元Logit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不同投资模式的主要影响因素。多元发展模式的影响因素包括：价值链地位、东道国市场规模、生产效率、企业国际经验和双边投资协定；市场渗透模式的影响因素包括：价值链地位、东道国市场规模和双边投资协定；纵向整合模式的影响因素包括：价值链地位、东道国市场规模、企业国际经验、双边投资协定和所有制类型。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过程中，应当针对处于不同价值链地位的企业，选择差异化的投资模式。从组织分工角度来看，企业竞争优势源自价值链活动，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附加值不同，决定了企业竞争优势有所差异。要素禀赋的差异使得跨国公司?榱嘶袢【赫?优势而将价值链环节在全球布局，企业所在的价值链位置决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格局。因此，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过程中，应当根据企业所处的价值链地位，选择适合的投资模式，才能获取预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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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关不通过，其它一切都是免谈。

数据显示，2005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69.2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8%；2006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61.3亿美元，同比增长31.6%；截至2006年底，我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733.3亿美元。 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连续三年上涨，涨幅也越来越大，对外投资发展速度也越来越快。因此，风险保障的需求就更大。

郑磊介绍说，对外直接投资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很多，但是风险是一般企业在进行对外贸易时最先需要考虑的一大要素。只有风险在企业可接受范围之内，才有可能进一步考虑产品的开发、工厂的选址以及长远的规划等问题。但是，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也存在诸多风险是企业都难以捕捉，防不胜防的，因此，再成熟的风险评级报告也有难以预料的风险。比如说，按照评级显示，意大利是相当成熟的市场，风险级别很低，但是却也出现过企业货物被烧的风险。“对于一些人力不可预知的风险，解决的关键就不在于如何评级警示风险，而在于提供相应配套的保险保障。”郑磊认为。

据记者了解，在欧美等发达国家，针对对外投资风险防范和保障方面，无论是保险公司还是政府的防御措施都相当成熟。而我国由于起步较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经验贫乏，政府方面在对外资贸易风险方面的工作也很薄弱。资料显示，由商务部提供的对外投资数据以及外部投资环境，在时间上以及内容上均相对分散，缺乏整体性和可观性。

“以前企业进行对外投资贸易，大部分风险警示都是由商务部或外资司不定期，随机性很强，而且基本上也都是能预料到常规风险。比如说，汇率的风险，战争的风险等。当一个企业在一个地方已经有巨大投资的时候，不定时的风险预警出现，企业也不能马上就撤资。这种风险预警方式存在很大的缺陷性。”郑磊说。

《报告》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是我国惟一一家承办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金融机构，业务主要是海外投资保险业务、来华投资保险业务和租赁保险业务。投资保险的产品种类包括，海外投资（股权）保险、海外投资（债权）保险、来华投资（股权）保险、来华投资（债权）保险、海外租赁保险和来华租赁保险。

“《国家风险分析报告》对企业开展跨国经营评估，规避海外政治性风险提供指导是十分必要的，有利于我国出口贸易、海外工程承包和海外投资平稳发展。”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梅新育博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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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5年上半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跨国企业投资存量最多的国家。近些年来，大量的跨国企业的直接投资和其他方式的投资参与对我国的资本建设和对外贸易起到了很大促进的作用，同时也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中国目前对于相关汇率制度的规定正处在探究的时期，2005年7月，中国实行了新的汇率政策，使得人民币相对美元实现了升值。其次汇率的变化影响跨国公司的区位优势，因其要根据所处国家对产品的需求和货币政策来确定投资规模；然后汇率的变化增加了投资国的直接投资的风险性，由于对于投资国货币衡量收益的不确定性，也提升了跨国公司的投资风险。

二、文献综述

在欧美国家对投资经济的研究分析中认为，东道国的货币升值对外商的投资会产生不利的因素。美国投资学家富路特和史戴恩对美国对个工业行业对外资的投资利用和汇率水平的变化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发现美元的贬值降低了投资方货币衡量的美国产品的价格，从而增加了其在美国进行生产活动的能力和水平；但也有研究认为，东道国货币的升值不仅对直接的投资影响较小，反而会增加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

对于汇率变化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也有两种持相互对立的观点。其中一个观点认为：汇率的变化不适合外商的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相比，外商的直接投资具有很强的风险厌恶趋向；而且市场供需的波动也会导致市场收益的变化，在直接投资收益不能确定的情况下金融手段不能覆盖所有汇率风险。

三、汇率的简单模型

根据经典的投资决策分析法，例如净现值法，表示在对一件投资项目和机会时，很多投资者都面临着仅有一次的选择，但这种方法忽略了投资者具有延迟投资的选择权利。

探究汇率变化对直接投资的影响，狂热以深入研究跨国公司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要考虑直接投资或者初始投资的沉没成本，同时跨国公司的决策机构也会将汇率水平和汇率的波动性计入投资决策中，以完善公司取得利益最大化的盈利方式；除此之外，投资模型的建立和深入研究经济在预期时间内的增长率，也对投资规模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四、对外资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

大多数的跨国企业的产品具有可贸易性，其投资的产品可以在东道国生产，加工并进行一定范围内的贸易。各个国家的市场可以通过衡量货币的产品价格，使其产品价格可以和国际市场价格相等。同时有些产品在生产国会产生一定的交通运输费用，跨国公司可以通过直接投资的方法将贸易产品有效的推到生产国的市场上进行销售，从而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较强的贸易壁垒。

除了汇率水平的变化外，影响外资企业直接投资规模的另外两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东道国的经济增长率和工资增长率。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和波动不仅会影响跨国企业生产规模的大小，也会导致外资投资过程中与生产国形成工资和投资项目种类的分歧，从而影响外资直接投资的效率。

五、结论和启示

本文通过对外资企业的投资行为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首先，汇率水平的变化会对外资直接投资规模产生影响。然而在汇率水平维持在稳定不变的情况下，汇率水平的波动不会影响到外资的投资规模。例如，人民币的升值能够有效的促进我国生产结构的变化和升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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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内涵

所谓对外直接投资是指一国企业或个人对另一国的企业或经济组织（机构、社团等）进行的投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下的定义：对外直接投资是指“在投资者母国以外的国家所经营的企业中拥有持续收益的一种投资，其目的在于对该企业的经营管理具有有效的发言权”。

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1、创办新企业，形式有独资和合资，其中机器设备、厂房存货等有形资产和技术专利、商标权等无形资产均可以折价入股；2、收购或合并国外企业，包括建立附属机构；3、收购国外企业的股权达到一定的比例以上；4、利润再投资，即投资者将在国外投资所获利润再次投入该企业或其他企业。

二、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理论解释

（一）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海默在其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研究》中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于市场的不完善或不完全竞争，而这种不完全使跨国公司拥有垄断优势。所谓市场的不完善分为四种类型：1、由于规模经济引起的市场不完全；2、产品市场的不完全；3、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的不完全；4、由政府课税、贸易限制措施引起的不完全。前三种市场不完全使企业拥有垄断优势，第四种不完全则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以利用其垄断优势。所谓垄断优势是指跨国公司所拥有的“独占性的生产要素优势”，包括资本的集约程度高、技术先进、强大的产品开发能力、完善的销售系统以及科学的管理方式等。跨国公司通过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设立新企业或收购、合并国外企业，实现生产和销售的本土化，使得本国产品跨越对方国家政府实施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从而使得国际贸易顺利进行。

（二）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1976年英国经济学家邓宁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该理论对过去20年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做了概括分析，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三个方面：1、若外国企业要在另一国进行投资和生产，与当地企业竞争，必须具有某些来自其所有权性质的优势，即垄断优势或竞争优势；2、企业在利用其所有权优势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必须满足内部组织带来的经济收益大于外部市场，即内部化优势；3、投资东道国必须在资源、市场和信息等方面具有特殊的禀赋，企业才可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即区位特定优势。所谓区位特定优势是指自然和人力资源、市场需求、政府政策。在这三种优势中，第一种和第二种优势侧重从垄断优势和内部化方面进行分析，第三种优势则侧重从自然和人力资源的开发方面进行分析。

（三）尼克尔博克的寡头反应论。1973年经济学家尼克尔博克以寡头市场结构为研究对象，从争夺市场目的出发，提出了寡头反应论。该理论认为：由于寡头垄断市场只有少数大厂商，因此他们会互相警惕注视对方的行为，如果有一家率先去海外投资设厂，就会打破原来的竞争均衡，率先取得更多的市场份额而在竞争中领先。此时，其他几个对手就会相继效仿，追随带头厂商到海外投资，以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从而保持竞争关系的平衡，巩固自己的竞争地位。因此，对外直接投资成为跨国公司扩大市场份额、保持竞争优势的手段。

（四）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1966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弗农在《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一文中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和产品生命周期有关，产品在市场上的表现可以分为：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在产品导入期，企业注重产品的设计及其功能，产品质量不稳定，因此企业的生产集中在国内。在产品成长期，产品逐渐标准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创新企业便到劳动成本相对较低、市场需求较大的国家设立子公司从事生产。在产品成熟期，产品的生产程序、工艺完全标准化，企业之间的竞争基础是价格和成本，跨国公司便到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的发展中国家设立工厂进行生产。在产品的衰退期，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逐渐失去销路而被淘汰。因此，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在产品生命周期运动中，由于竞争条件和生产条件的变化而做出的决策。

（五）小岛清的切合比较优势论。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切合比较优势论。该理论认为：日本的对外投资行业是丧失或即将丧失比较优势的那些行业开始，投资目的是为了获得原材料和中间品。对外直接投资是建立在两国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的，这种投资可以发挥投资东道国和母国双方的比较优势，使两国都受益。由于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会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三、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分析

（一）以规避贸易壁垒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贸易自由化逐步发展的今天，保护贸易在一定范围和区域内还不同程度的存在。除了关税壁垒外，还有WTO规则框架下所允许的诸如进口配额、技术标准、环保要求、检验检疫条件，以及区域性贸易组织对外部非成员国的歧视性政策等非贸易壁垒。目前，在我国的家电生产行业中，出现了一批诸如海尔等规模实力强大、资本技术优势突出，具有一定垄断优势的企业。在占领国内市场的同时，这些企业纷纷制定国际化发展战略，大力开拓国际市场。但是，这些企业在欧盟市场遭到配额限制，如欧盟给予中国彩电企业40万的进口配额；又在美国市场遭到反倾销调查，如对中国彩电征收高达20%～25%反倾销税，使企业出口成本大为增加，价格毫无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垄断优势理论，海尔集团通过在欧盟、意大利、美国南卡罗莱纳州设立生产基地，从而实现生产的本地化，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绕开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规避了东道国设置的障碍，提高了市场占有率。

（二）以获取资源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随着我国经济在近年来的高速发展，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对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需求日益增加。但是，由于此类资源的不可再生性，经过多年的开采和使用，我国国内石油、天然气资源逐渐枯竭，要大量获取此类短缺资源将会越来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加强国内石油勘探开发的同时，通过支持有条件的石化企业利用跨国并购等方式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可以缓解国内对石油需求的紧张局势。如2005年10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耗资41.8亿美元收购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PK），使得中石油拥有PK公司在哈萨克斯坦的12个油田的权益，得到了已证实的和可能的5.5亿桶石油储量。又如，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以35亿美元成功收购俄罗斯乌德穆尔特石油公司96.86%的股权，使得中石化每年增加石油产量约600万吨，同时使其石油储备增加14%。我国大型国有石油石化企业的收购行动，使得我国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有效的资源配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目前石油资源紧张的局面，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奠定了基础。

（三）以争夺市场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随着我国经济三十年来的迅速发展，由于国内产品供过于求，竞争激烈，企业在国内市场的生存空间非常有限。在我国政府大力倡导“走出去”政策的指引下，一批具有一定资本技术实力和一定垄断优势的大型企业到境外投资设厂或收购国外企业，占领国际市场，实现跨国经营。根据寡头反应理论，在知名大企业走出去扩大市场的情况下，其他企业为了保持市场占有率，会追随大企业去海外投资，来加强企业自身的竞争力。如在海尔集团坚持走国际化发展道路，到国外投资设厂，实施收购获得成功的带动下，TCL集团以820万欧元收购号称“德国三大民族品牌之一”的施耐得，使得TCL获得了其高新技术和彩电生产线，同时获得了欧洲市场高达2亿欧元的销售额和多于41万台彩电的市场份额，进而打开了欧盟这个庞大的国际市场，提高了TCL在欧盟市场上的占有率。同时，TCL集团又并购了法国汤姆逊公司的彩电业务，使得其在彩电产品上成功地占领了法国市场，从而在彩电产品上成为海尔集团的有力竞争对手。

（四）以获取技术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技术是企业竞争中的核心因素，发达国家的企业在技术层次和研发投入上都具有相当大的优势，技术上的差距正是造成中国企业对外竞争中长期处于劣势的原因。因此，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并购发达国家企业，可以迅速获取相关技术，降低企业的自主研发费用，缩短与国外企业的技术差距，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如2005年底，联想宣布以17.5亿美元收购IBM的PC业务，不仅获得了IBM的PC业务市场，同时也获得了IBM所拥有的全球最好的笔记本研发能力、研发技术、品牌以及其在全球注册的4，000多项专利，迅速提高了自身技术实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又如，京东方科技集团以3.8亿美元的价格成功收购韩国现代显示技术株式会社（HYDIS）的液晶显示器TFT-LCD业务，标志着中国企业第一次掌握了TFT-LCD核心技术。

（五）以转移过剩产能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我国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短缺经济”后，自20世纪九十年代初，由于投资过热导致我国某些行业和产品生产能力突然大增，而国内实际需求和消费能力已近饱和，从而出现结构性的生产能力过剩。如我国彩电业行业，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国彩电生产厂家已近百家，年产量3，000多万台，成为世界第一彩电生产国。1998年我国的彩电行业进入成熟期，全国生产能力已达4，479万台，而市场实际需求只有2，000多万台，一半的生产能力处于闲置状态。根据弗农教授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在产品的成熟期，产品的生产工艺和技术已经标准化，在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应该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支持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海尔、TCL等家电企业通过大规模的实施海外直接投资转移国内一部分过剩的生产能力，并实现当地生产当地销售，从而有效缓解了国内市场上的过度竞争，推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

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作用分析

（一）有利于我国缓解出口压力，扩大出口。目前，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引擎，但是近几年随着我国贸易顺差的增大，针对我国的诸如配额、反倾销等贸易摩擦频发，我国出口压力日益加大。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直接建厂或者并购国外企业，实现当地生产、当地销售，能够绕开贸易壁垒，改变在出口贸易中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因此，对外直接投资能够缓解日益加大的出口压力，有利于我国出口贸易的不断扩大。

（二）有利于企业实现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是目前众多国外跨国公司做大做强的有效策略。通过实施对外直接投资，从而实现生产的规模收益递增。我国企业同样可以通过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利用统一的营销网络、资金协调和管理优势等，使规模经济优势得到迅速提高。

（三）有利于企业实现全球化经营。经济全球化是众多跨国企业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大背景，经济全球化为企业提供了统一和开放的世界市场，使跨国企业面临着更为广阔的市场前景，同时为其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技术选择。我国企业通过实施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从全球视野出发，整合全球资源和市场，充分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实施全球经营管理，实现规模扩张，增强自身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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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市场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及其经济效应

（一）对外直接投资以市场为动机的原因

1.对外直接投资以市场为动因受海外各国的区位优势所影响。

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对外直接投资常常以制造业或者贸易活动形式进入东道国（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因为跨国经营可以避开已有的或潜在的贸易壁垒，建立当地的市场，促进产品在当地销售和售后服务。例如：TCL于2002年下半年成功收购德国老牌家电企业施耐德集团，2001年，施耐德在欧洲市场有高达2亿欧元的销售额和多于41万台彩电的市场份额，超过了欧盟给予中国7家家电企业40万台配额的总和。显然，此次收购将帮助TCL绕过欧洲对中国彩电的贸易壁垒，同时施耐德的品牌效应及其遍布全世界的销售渠道和强大的技术力量，也将有助于TCL进一步开拓欧洲乃至世界市场的业务。

2.较低的市场开发成本吸引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有些跨国公司希望在东道国获得比他们在母国相对低的成本投资，不仅包括获得低价劳动力，而且包括有较好的基础设施、进口限制较少、行政管理好等硬软投资环境，更有利于进入市场。有些跨国公司则愿意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成立合资企业，这类情况现正在形成趋势，这种合资企业将会加强双方的力量。我国由此可利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先进技术和名牌的优势，着重参与生产和管理，共同参与占领当地的市场。

（二）以市场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

由以上关于以市场为动机的直接投资的原因来看，绝大多数投资者都会考虑到东道国的市场，不管这个市场在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彭磊以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发展中国家为获取市场领先者地位而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型。方齐云、项本武（2005年）在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时把东道国的市场规模看作是第一位，由该动机的特点来看，它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主要是对母国GNP的贡献，同时对GDP也有一定贡献。

在东道国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实际上是一种出口替代行为，从而对出口的影响是负向的。因为目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获取资源型直接投资和学习技术型的直接投资，较少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市场型直接投资。所以我们在今后的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要大力推动那些对我国的产业关联比较大的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从而使得我国的直接投资不仅成为我国出口有益补充，还能够成为拉动我国出口的重要作用力。

我国流出FDI中制造业占29％，主要投资地区为亚洲和拉丁美洲（2005年占90％）。这类投资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为了绕过关税壁垒抢占市场份额等，因而往往能增加国外附属企业对国内资本设备、中间产品或辅助产品的需求，从而可以刺激国内的就业。

相对于我国吸引外资和出口的规模来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早期的、不成熟的阶段，但是在国际直接投资迅速、大规模发展的今天，我国的企业也要尽早的走出去到国际市场上去与世界各国的企业竞争。

二、以出口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及其经济效应

（一）对外直接投资以出口为动机的原因

（1）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获得低成本劳动的情况下，在东道国寻找经济的生产基地建立出口市场，有助于扩大中国产品向新的出口市场的渗透。

（2）我国大陆企业对于港澳地区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贸易、金融、运输等领域。这对带动我国产品出口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有相当一部分的产品出口是通过香港转口来完成的。

（3）在生产型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还能够带动中国的设备、原材料和总价产品的出口。例如：联想企业采用的是并购方式进行其出口投资战略。联想收购了IBM的个人电脑事业部，组建了世界第三大PC厂商，此次收购的交易总额约为17.5亿美元。收购完成后的新联想集团，全球总部设立在纽约，主要运营中心设立在北京和罗利（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实施投资战略两年后，联想已在全球60个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遍及全球160个国家的销售网络。联想拥有了领先的商用笔记本产品、领先的研发和产品差异化能力，更强大的创新能力和更丰富的产品组合。联想和IBM结成长期战略联盟IBM成为联想的首选服务和客户融资提供商，联想成为IBM首选的PC供应商，这样IBM就可以为其企业客户提供各种个人电脑解决方案。在联想完成对IBM个人电脑部门的并购后，三家海外私人投资机构又以3.5亿美元投资入股新联想。至此，联想不仅在产品、营销网络等方面实现了出口战略，还在股权结构、融资渠道等方面实现了国际化战略。

（二） 以出口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

由上面分析可见，以出口为目标的对外直接投资多出口的效应是直接的并且影响也较大，并且进一步影响GDP总值。但是这种动机下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如果在东道国建立出口市场是以东道国的生产原材料来生产并采用国内的技术，这对于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是积极的，反之则是消极的。蔡锐和刘泉的研究也发现中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对进口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作用不大，与出口的关系则不显著；中国对非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累计对进口没有显著影响，而对出口有一定影响。

从短期来看，产出和就业是由总需求决定的，而总需求又是由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需求和外国需求来决定的。因此凡是能促进国内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出口的经济措施都有利于产出和就业的增长。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以出口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如果最终对总需求产生负面影响，那它会对国内的就业和产出产生一种生产替代效应，也就是说，流出FDI的收益比它的机会成本（即用于国内投资、消费、出El等而产生的对就业的影响）要小。如果以出口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刺激国外对母国的产品出口需求，改善母国的就业结构，提高母国的劳动生产率，最终对总需求产生正面影响，那它就会对国内的就业和产出产生一种补充效应，也就是说以出口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比它的机会成本要大。实际的情况也可能是在以出口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替代国内投资或消费的条件下，以出口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相关资金流出被母国内出口增加和进口减小所抵消，流出FDI不会对母国带来国内就业的减小。因此，以出口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国内短期就业的实际影响是不确定的。

三、以资源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及其经济效应

（一）对外直接投资以资源为动机的原因

资源缺少的国家对获得自然资源首先从附近的原料丰富的邻国开始，其中一些国家已进入发达国家获得丰富的资源。另外，一些特种原料有需求的国家开始在其他国家投资，开设企业，利用当地特种原材料，并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管理经验。这种对外投资不受制于经济发展的某一阶段，即使处于发展阶段初期的国家，也可以向外投资，关键取决于能否在他国获得资源的竞争优势。我国对于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基本动机就是寻求资源开发，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将是一个严重制约。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中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例如：原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从1992年开始，先后在秘鲁、苏丹、泰国、加拿大进行小型油田开发试验项目，投资5000万美元，获得3084万吨石油可采储量，形成年产5万吨原油能力，完成协议投资后，可形成年产100万吨的生产能力。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能源企业负责海外投资的部门一直忙于收购合作的考察与谈判。目前中国几大石油巨头拥有的海外油气田多数在印尼、苏丹、哈萨克斯坦等发展中国家。如2002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年收购BP在印尼一家油田12.5％的股份，交易额为2.75亿美元；以5.85亿美元的资金收购西班牙雷普索尔公司在印尼5大油田的部分权益，并获得每年4000万桶的份额石油。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收购阿尔及利亚Zarzaitine油田75％的股份，交易额为3.94亿美元。

（二）以资源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

由此可见，以资源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充分的利用国外的有效资源，从一定意义上说可以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生产流程，从而间接的影响GDP。Blomstrom，Konan和Lipsey的研究发现，FDI流出对日本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Advincula对韩国的研究表明，FDI流出由于将低端生产移到海外，从而提高了国内生产活动的技术密集度。Ng和Tuan认为，对外直接投资调整了香港制造业的结构，直接影响了产业集聚，并通过集聚间接影响了生产力 。Barrios，Gorg和Strob通过研究爱尔兰的数据也发现，跨国公司对于中间投入物的需求，其中的一些会从母国国内市场上获得，会导致国内产业结构的改变和促进当地企业的发展 。而一般来说，以资源为目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是负向的，原因在于这种投资多数是在外生产且在外销售，从而有着一定的出口替代效应。

从中国流出FDI的行业构成来看，采矿业占了28.7％，这部分的流出FDI主要是缓解我国国内自然资源供给严重不足问题，如中国在澳大利亚、南非开铁矿是为了开发国外的生产资源，为中国钢铁生产提供可靠的原材料供应。这种投资与我国的国内投资具有明显的互补效应，促进了我国就业。

总之，能源安全是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因此，在我国国内资源日益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同时，积极投资于国外的资源开发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四、以技术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及其经济效应

（一）对外直接投资以技术为动机的原因

1.汲取先进技术，享受技术外溢

技术获取型海外投资是以获取东道国的智力资源、研发机构等技术要素为目标，以新建或并购海外R&D机构为手段，以提升企业技术竞争力为宗旨的跨境资本输出行为。对我国企业而言，开展以技术获取为目标的对外资本输出，其投资方向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集中于我国本身不具备比较优势的技术领域，是一种“逆向型投资”。马亚明和张岩贵认为，由于技术的扩散性，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可能是为了靠近先进技术的溢出源，以分享技术外溢的好处，进而积累优势。

2.追逐国际尖端技术，有助于国际化接轨

我国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一般较少考虑到追求技术，但从长期来看，在发达国家得到先进技术将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投资行业可以在制造业，房屋设计，研究和发展实验室、通讯设备等，主要集中在电子、生化等领域，也涉及其他如旅馆管理，石油勘探、零售等服务行业。若投资于最先进行业的话，他们将会得到处于世界顶峰的技术。例如TCL在美国洛杉矶独资设立研究机构；科龙在日本神户独资设立技术开发机构；小天鹅在美国和日本东京独资设立研究机构；海信在美国独资设立技术开发机构；上海贝尔与比利时合作。典型的例子就是深圳华为，深圳华为的国际化发展始于1996年。到目前为止，华为不仅与TI、摩托罗拉、IBM、英特尔、Agere、ATERA、SUN等世界一流企业成立联合实验室，广泛开展技术与市场方面的合作，而且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海外设立了美国硅谷研究所、美国达拉斯研究所、瑞典研究所、印度研究所和俄罗斯研究所等5个研究所。2001年华为印度研究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CMM 四级国际认证的研究开发机构，这标志着华为在软件开发过程管理和质量控制能力迈入了世界先进行列，是中国企业软件开发能力和标准化与国际化接轨的里程碑。

（二）以技术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

技术进步无论作为一种外生变量还是内生变量，对经济增长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已是当今国际经济竞争的核心。由于经济面临转轨，我国企业远未成为市场主体，市场风险机制也远未建立，因此我国企业研发水平低下，企业多年来的技术进步主要靠外资的技术扩散及对其学习与模仿来实现。以技术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的GDP的影响最大，但是这种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时滞。

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据表明，流出FDI对母国就业的影响很小，只有在技术寻找型流出FDI中才会遇到重新配置就业的问题（WIR2006，P.181）。流出FDI究竟是减小或增加母国就业取决于投资的种类，国外活动与母国活动是互补还是替代，互补或替代的程度如何。在四种类型投资动机中，技术寻找型FDI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最大。尤其是当它包含把价值链低端的生产活动安排到国外时，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更大。

除此之外，这种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也是潜在的，因为技术的获取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原因之一。发展中国家的许多案例表明，以技术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提高高科技产业的竞争力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从而带动了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如印度的IT服务和软件产业、中国的电信设备制造业、中国台湾的PC外设和半导体产业、新加坡的生物技术产业、中国香港的一系列制造业和服务业。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间相互投资比重加快，而对发展中国家投资逐渐减少，为我国进入这些国家的市场提供了机会。在我国国内经济技术水平向前发展的同时，应遵循国际产业转移的一般规律，把这些成熟技术和产品转移到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占领市场，使出口增多。

综上所述，我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各不相同，所带来的经济影响也有所差别。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走出去”的战略目标，应更多地注重战略资源、特别是技术创新资源的获取和积累。战略资源的获取和积累是一个动态的、长期的、具有路径依赖性的学习过程，但这并不排除国内一些企业在个别国家从事市场占领型投资，以充分利用我国企业在装配、制造方面的能力。目前，政府政策的缺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阻碍了国内企业的对外技术获取型直接投资，应转变政府目前仅将优惠政策集中于境外加工贸易上的作法，相反应将更多资源集中于支持国内各种所有制企业的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项目上，这种做法长远来讲更有利于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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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一、地区经济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国际分工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国际贸易又进一步加深国际分工，解释贸易的理论都是以阐释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理论的发展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比较利益理论。李嘉图认为，各国应致力于生产其相对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产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其相对具有较低劳动生产率的产品；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则表明，商品价格差异是贸易的基础，要素价格差异是产品价格差异的根源，各国应出口密集地使用本国丰富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商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密集地使用本国所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二是新贸易理论。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等人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学家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之一，但该理论仅解释了要素禀赋具有差异国家之间的产业间贸易，而现实中有相当一部分贸易是发生在经济特征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新贸易理论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其一是着眼于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化，以边际成本递减作为生产分工与集中的理由，其二是用不完全竞争及其市场细分策略来解释这类贸易与国际分工，说明规模收益只要超过运输成本，生产应有集中化的趋势，并且市场规模越大、“学习曲线”效应越明显的行业，成本就会越低，以此为基础的生产分工与选址，不再决定于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而是历史因素与政府政策等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以上理论出发，分析经济一体化在贸易流向与产业组织结构两方面对分工的影响，可以发现具有以下几方面明显的效应：第一，市场规模效应。一体化以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降低，因而无论从市场范围还是消费者效应来说，都有效地扩大了市场的规模，相似要素可以更密集地使用，按照一国都趋向于出口在本国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产品的原理（克鲁格曼、赫尔普曼，1985），一体化区域将具有增加对区外出口的倾向。第二，市场竞争效应。贸易壁垒降低将导致区内市场竞争激化，减少寡头垄断，降低区内市场细分的程度，可以强制地带来经济效率的调整。第三，规模经济与专业化分工的效应。市场规模扩大以后，企业可以通过做大规模降低成本，一些厂商能够从事更多的工厂专业化分工，减少每个工厂生产的产品种类，降低服务成本，增强出口与区域内进口替代的能力。以上三方面都将增加一体化区域的区位优势，增加一体化区域内部分国家的竞争优势，引起区内投资格局的调整与区外对区内投资的增加。

从贸易对分工的影响来看，传统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的分析有三个共同点：一是产品都是由一国国内的企业生产的；二是贸易保护的对象都是一国的产业、产品及其生产的企业；三是要素在地区间不流动。但如果以跨国公司的跨国一体化经营为分析背景，以上三点结论就需要重新推敲，国内有学者将跨国公司内中间产品的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的融合概括为贸易投资一体化现象（张二震、马野青，2002），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我们认为，分析贸易投资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可以以要素的跨国流动与各国同类要素的异质性为基础，当跨国公司实行跨国一体化经营时，跨国公司的管理、技术以及品牌都可以成为投入的要素，地区经济一体化降低了贸易壁垒，有利于要素与中间产品的国际流动，从而推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依据各国的要素差异进行不同的价值增值环节的选点布局，一国科技型、管理型以及高素质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价值增值环节大的生产投资与研发机构的建立，低素质低技术的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一般加工型生产环节的建立。贸易投资一体化使产品乃至产业失去了国家的界限，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不能再说是由中国制造的，但国际分工仍存在，不过分工不以产品、产业为标志，而以国家之间的要素差异为标志，以要素创造的价值增幅为标志。以这种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结果不是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而是其差距的扩大，如跨国公司专门将技术研究与开发中心、价值增幅大的生产环节放在本国，而把生产的组装等劳动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国，或仅建立适应中国市场的技术应用中心，中国将专门成为成熟技术的生产加工基地，长期下去中国的知识型管理型人才收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越来越大，造成人才培养的困难与人才的流失，进而掉入要素低水平成长的贸易陷阱。

对一体化国家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了区域内的市场，降低了区域内同类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增加了同类生产要素尤其是知识型管理型人才的聚集，这都将增加区内的区位优势，提高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层次。但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国公司的生产选址将非常重要，使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落址于本国，通过对知识型人才的需求来实现本国有竞争力要素的持续增长，将成为各国贸易保护的新目的。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不仅要有量，而且还要有质。

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效应，国际经济学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分析总是以一体化对新贸易格局的影响作为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创立，市场结构、产业组织的理论被植入国际贸易的分析，因而投资效应的分析就以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作为基础，贸易投资一体化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行为主要还是以寡占反映战略为主，在方法上仍属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下面我们以这两个阶段为界分而述之。

  二、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跨地区跨集团的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战略联盟策略，从根本上来说将成为打破地区封锁抑制排他性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当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从以降低成本为目标的要素寻找型向市场开拓型转变后，国际贸易的作用将是长期的基础性的。从贸易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投资的影响，出发点是一体化对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与福利的影响，理论基础基于比较利益之上的专业分工，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部门间或产业间的区域内部贸易的增长，市场规模以及规模经济都成为一体化收益的主要来源，经济特征相似的国家都可以在专业化分工中收益，从与一体化之外的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变中获益。分析一体化对贸易的影响，主要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考虑关税、配额和其他贸易障碍降低后对相对价格的影响以及价格对贸易商行为的影响。由于影响相对价格的行为因素很多，如政策、收入等，因而不联系具体产业与产品是很难下具体结论的，但总体的分析可以提供基本的分析方法与思路。

美国经济学家J·瓦伊纳于1950年提出了“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这两个基本概念，用以反映贸易对一体化的反应，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66)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投资转移”与“投资创造”，用以反映外部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区域一体化贸易流向的反应，由此奠定了这一领域的基本分析框架。

金德尔伯格认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经营战略表明，一体化组织的贸易流向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和流量产生影响，形成投资创造效应与投资转移效应。投资创造是由贸易转移引起的，一般而言，关税水平越高的国家，一体化后贸易转移效应越大，该国将从成员国进口成本更高的产品，消费者获得价格相对较低的产品，但国家失去部分甚至全部关税收入。如中日组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中国可能以从日本进口汽车来代替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但别国厂商自不会坐以待毙，中国厂商也不能面对新格局而束手无策，由此形成的区外非成员国对一体化区域内的直接投资和区域内成员国之间的直接投资的增加即为投资创造，区外的跨国公司在一体化内部建立“避税工厂”(Tariff-exempt  factory)，并向一体化市场供货，以维护其原来以出口方式占领的市场份额，同时，由于区域内贸易自由化使市场扩大与需求增加，为厂商带来了新的市场机会，一体化内外的跨国公司互相竞争以追求潜在的规模经济效益，也会增加在区域内的直接投资。

投资转移是由贸易创造引起的扩大了的外国直接投资，贸易创造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成员国的数量，数量越大，表明市场越大；平均关税水平的降低程度，平均关税水平越是降低，同盟越可能趋向贸易创造；成员国经济的竞争程度，受保护的同类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差异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大。贸易创造的产生来源于规模经济与专业分工，为从一体化经济中获取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的收益，需要进行生产的重组，由此引起区域内直接投资布局的调整与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区外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产生投资转移。

投资创造与投资转移根源于一体化的规模效应与市场统一效应，相对于区外国家而言，一体化内部的总收益无疑是提高的，尤其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对发展工业的偏好，其收益更具有长期意义，但对一体化内不同的国家而言，其收益是不对等的，模型分析表明(Peter  Robson,1998)，一体化区域内产业在国与国之间转移是必然的，甚至存在产业全部向一国偏转的可能，因而认真研究一体化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优势及产业分工趋向，制定适当的补偿机制就成为一体化的重要制度内容。

  三、从产业组织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由于生产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为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进行的跨国投资战略调整，建立在地理意义上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概念的界限已变得模糊起来，因而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金德尔伯格的二分法就难以反映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全部复杂问题，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兴起，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以占领市场为导向的寡占反映战略就成为解释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这种方法着眼于一体化从哪些方面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其分析一般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依据，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以下三个要素的组合：第一，所有权优势。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应具有某种垄断优势，以抵消在陌生环境中经营所需增加的额外成本，一般业主的无形资产与规模经济都可能体现特定的所有权优势，其内容主要包括研究与开发能力、管理能力、获取信息能力、营销技巧、特殊的组织结构以及进入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市场的便利条件等。第二，内部化优势。制度学派认为企业作为一种科层组织，与外部市场相比具有减少交易成本的优越性，根据邓宁的分析，国际市场的失效主要有两类，一是结构性失效，如贸易壁垒的存在与无形资产的溢出效应影响外部市场的形成和发育；二是交易性失效，如交易渠道不畅及国际市场经营风险过高都将提高交易的机会成本，交易成本提高促使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将外部市场内部化。第三，区位优势。区位优势来自东道国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如自然资源的禀赋、社会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环境，以及政府通过立法或行政政策所提供的优越条件等，这些因素不是跨国公司特有的，但跨国公司可以不断适应它，利用它。

将以上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可以合理清楚地解释国际生产的组织形式，所有权优势决定了“谁”来生产，内部化优势决定了“怎样”生产，区位优势决定了“在哪里”生产。而一体化从规模性、结构性与交易性三个方面增强了区域内国家在以上三个方面的优势。贸易壁垒的降低尤其是专用性资产、中间产品及要素流动壁垒的降低，提高了跨国公司内部化的能力，一体化后的区域市场是一个多民族、多国家的市场，具有文化、政策等多方面的差异性与复杂性，为区域内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国际经营的学习机会与条件，使一部分区位优势转化为所有权优势(Mira  Wilkins,1991)，一体化最为突出的还在于它凸显了区域市场的区位优势，拓宽了市场的范围，加大了经济的总体规模，提高了经济的抗震性，能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减少，周期拉长，降低了国际贸易中的许多不确定性，对于一体化的小国来说，生产的种类可以减少，规模可以加大，生产的某种地理分工变得更自然，一体化产生的规模经济尤其有利于那些在大工厂中应用的重要生产要素，如某些类型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这也成为跨国公司对区内投资的重要原因。

将直接投资的增长与企业的战略对策结合的分析认为主要有四种形式的战略投资对策(Yannoponlos,1990):(1)防御性进口替资，也叫“桥头堡投资”或“跳越关税”的投资，是外部企业对一体化贸易转移效应的一种对策，反映了一个企业为维持在一体化经济中的市场份额从以贸易为基础的战略向以投资为基础的战略的转变；(2)进攻性进口替资，亦称出口导向投资，它以一体化对竞争效率、收入水平、增长和创新的影响为依据，投资的动机在于利用地区一体化所造成的市场扩大和需求增大的势头，是企业抢占市场进一步扩大在该地区的市场份额的一种战略投资；(3)重组投资，又叫合理化投资，即生产经营的布局按一体化后更自然的区位优势重新组织所进行的投资，因为贸易壁垒消除以后，各成员国的比较优势成为资源重新配置的主要依据，生产活动将向成本较低的地区集中；(4)寡占反映投资，指当地企业面对外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进入该地区，为保持自身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也必须通过做大规模进行回应，从而刺激其通过直接投资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直接投资的效应，最主要在于强调它对工业效率的影响，这可能是比资源配置效应更为重要的一种收益来源，因为从贸易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是在完全竞争的框架内展开的，而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强调的是以不完全竞争为框架，分析一体化对厂商竞争行为的影响。鉴于一体化后兼并与收购将成为主要的投资方式，因而如何规范本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与垄断行为，就成为新的更重要的课题。

  四、启示与结论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参与经济一体化必将有得有失，但一般总是得大于失，这是双赢、多赢的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一体化分工的格局趋向，也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导向，一国要从一体化中获得有益的分工，就要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以及竞争性要素的持续增长等几个方面来引导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向，从以上贸易与产业组织两方面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来看，我们认为中国参与经济一体化主要应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1.处理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依照传统贸易理论，中国是简单劳动力要素的供给极其丰富的国家，几乎可以说具有无限供给弹性，因而一体化后，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将有向中国集中的趋向，依照新贸易理论，生产也有向平均成本低的国家集中的趋向。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向别国开放市场也具有诱人的利益，当中国与东盟拟建立自由贸易区时，日本不无妒忌地宣称，为了享受中国对东盟出口的零关税，日本企业可能进一步向中国投资，为了同样的理由，日本可能将已或拟向东盟的投资转向中国（冯昭奎，2002），其实，中国与东盟都大可不必为此而担心，制造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是存在的，但制造业的产品丰富多彩，千差万别，只要一体化内的商品比要素多，要素价格就有均等化的趋向（赫尔普曼、克鲁格曼，1985），如果其生产全向一国集中，则比较优势的天平将向另一面倾倒，况且生产同样的商品对要素的组合方式仍有差异，可以起到平衡各国生产要素供给的作用，东盟即使生产的种类减少了，但贸易壁垒的降低使中国辽阔无边的市场向他们优惠开放，从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运转来看，自由贸易的协定尤其有利于小国，因为他们的增长与繁荣有了更多的空间(Shyamalendu  Sarkar,2001)。对东盟而言，中国是竞争者，也是有利的合作伙伴，其合作的空间将主要在制造业、电子、通讯等产业内部的分工与贸易，由于这些产业的发展取决于最初的生产与更大的市场份额，因此实证分析这些产业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分工布局将对资源的配置起导向作用。

2.处理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外国跨国公司的关系。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分析表明，一体化后的市场将成为有实力的跨国公司角逐的场所，其第一阶段的投资将是对资源重新配置、生产合理化布局的反映，第二阶段的投资则是实现企业的快速增长和加强对市场的控制，而兼并和收购当地企业便成为其迅速占领市场的最有效的手段。面临外国跨国公司的竞争，我们在不同的产业市场结构中应有不同的应对之策，具体而言，在规模经济较显著的行业，如汽车、化工、金融、民用飞机等部门，在收入需求弹性较大的部门，如电子通讯、计算机、药品等部门，其产品的技术含量较高，企业兼并的国际化倾向也明显，因而应鼓励国内企业实现并购，形成产业组织的集中化，以大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而在规模经济不明显、生产处于成熟阶段、生产技术已标准化、需求收入弹性较小的部门，如纺织、服装等，应以鼓励竞争为主，制定较严格的反垄断管制，这种按产业结构的差异制定垄断管制的双重标准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欧盟都采用的方法。

3.处理好具有核心竞争力要素的培养与跨国公司一体化经营的关系。在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经营的战略下，中国既要发挥简单劳动力丰富低廉的比较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也要发挥中国优秀人才的竞争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既要有生产加工中心，也要有技术中心。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背景下，要保护本国有竞争力的要素在本国有就业机会，有获取高工资的机会，要力争让跨国公司的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具有核心创造力的研发活动在中国展开，如法国在药品生产行业就规定在当地建立研究与开发机构是外国投资进入法国市场的先决条件。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国外跨国公司，只要能对中国关键的核心生产要素付高额报酬，都应受到鼓励，这是从根本上获取关键产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关键要素与技术的持续供给能力，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具有“独立于一体化经济中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赫尔普曼，克鲁格曼.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上海三联书店，1985.

[2]  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  张二震，马野青.贸易投资一体化与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创新.福建论坛，2002,(3).

[4]  高乐咏.一体化进程中的政府与企业.山西经济出版社，1999.

[5]  冯昭奎.10+3：东亚自由贸易区之路.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3).

[6]  Kindleberger.c.p.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Columbia  Joural  Of  World  Business,Vol.1.1996.

[7]  Peter  Robson.The  Economics  Of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Routledge,1998.

[8]  Mira  Wilkins.The  Growth  Of  Multinationals.Edward  Elgar  Publishing  Company.

1991.

[9]  Yannopoulos.G."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Jou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Vol.28.1990.

[10]  Shyamalendu  Sarkar  And  Hong  Y.Park"Impact  Of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篇9

关键词：跨境人民币结算；离岸市场；人民币国际化

一、概念界定

对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定义，不同机构各不相同，并且不同的发展时期其内涵也在不断的延伸发展中。本文结合相关文献研究，将其定义为：指经国家允许的、有条件的企业在自愿基础上，以人民币报关、计价进出口贸易结算，其业务种类包括但不限于进出口信用证、托收、汇款等。并从业务范围的角度将其划分为广义和狭义的跨境人民币结算：广义上包括经常项目下的跨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资本项目下的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狭义上只包括跨境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人民币结算，即仅限经常项目。

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现状浅析

（一）量的角度

1.总量不断攀升，直接投资占比增大

从图1可以看出，初期业务发展较为缓慢，2009年结算量只有36亿。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刚刚启动，试点城市只有5个，首批试点企业仅365家，流程比较复杂，政策制度尚待完善，许多企业还有疑虑。2010年无疑是其腾飞期，试点城市扩大到20个省市，政策进一步完善，流程得到简化，海外市场认可度也在提高，到2010年底结算量为5千亿，达2009年的140倍。之后呈井喷式发展，2014年达到6.5亿，而2015年前三季度，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收付金额合计5.46万亿元，同比增长13%，截止到2015年10月底，已近5.9亿元。

2011年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从经常项目下跨境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扩大到资本项目下的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从图1可以看出，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稳步增长，但相对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还较小。2012、2013、2014年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额分别2806亿元、5850亿元、10485.8亿元，分别为同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9.5%、12%、16%；2015年截止到10月31日，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额为1.7万亿元，为同期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30%。可以看出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快速增长，占比不断扩大。

图1 跨境贸易和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的发展趋势图

注1：2015年数据截至10月31日，下同

2.地域范围扩大，市场份额提升

2011年8月跨境人民币结算境内的范围扩大至全国。而人民银行与境外央行和货币当局间的货币合作也不断深化，截至2015年10月，人民银行先后与33个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额度超33.1万亿元人民币。经双方货币当局协商，先后在港澳台地区、新加坡等14个国家或地区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目前至少有40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以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根据SWIFT公布的数据，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货币中的市场份额由2012年1月的0.25%上升至2015年8月的2.8%。

（二）质的角度

1.业务结构占比不断优化

（1）货物贸易VS服务贸易。狭义上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也即经常项目人民币结算规模保持较快增长。2014年，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金额5.9万亿元，同比增长42.6%；服务贸易及其他经常项目结算金额6565亿元，同比增长31.3%。截至2015年10月底，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金额5.24万亿元，服务贸易及其他经常项目结算金额6564亿元。从图二中可以看出，两者总体呈增长趋势，注2中的调整也是为了引导我国进出口贸易的结构向着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货物贸易占比平均在80%左右，这与我国外贸进出口结构是相关的。

图二 跨境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发展趋势图

注2：自2014年8月份开始，无货物报关的转口贸易，由服务贸易调整到货物贸易统计，货物贸易金额扩大，服务贸易金额相应减少

（2）对外直接投资VS外商直接投资。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可以分为境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金额分别为1865.6亿元、8620.2亿元。截至2015年10月底，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金额分别为11803亿元，5898亿元。由图三分析可知，两者总体呈上升趋势，2014年以前，两者所占比例明显不均衡，对外直接投资占比过少，均在18%以下，2015年10月底，对外直接投资占比33.3%，明显好于2014年，预示着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在提高，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化的层次在提高，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较大。

图三 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趋势图

2.人民币离岸市场快速发展

人民币离岸市场指在我国大陆以外从事和开展使用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的市场。中国银行9月14日“2015年第二季度离岸人民币指数”，该指数是根据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上的资金存量规模、资金运用状况、金融工具使用等方面的发展水平来计算的。计算结果显示，离岸人民币指数从2013年的0、91%提升至2015年第二季度的1.37%，整体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说明我国人民币在离岸金融市场的使用规模和份额上稳步提升，日趋活跃。

3.人民币国际地位不断提升

据统计，人民币在全球支付结算中的使用份额从2013年1月的0.63%攀升至2015年7月的2.34%，虽然份额仍然很小，但是一直在不断增长中。根据SWIFT公布的数据，2015年8月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货币中的排名由2012年1月的第20位上升至第4位。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决定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权重仅次于美元和欧元，表明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认可加深了。

三、总结

经过以上五个方面的分析，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总体规模增长势头良好、离岸市场发展迅速、国际地位有一定提高。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推进，相关的改革政策的出台、业务的创新等。可以预期，跨境人民币结算将进一步扩大，双边货币合作将继续稳步开展，资本项目可兑换步伐稳步推进，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规模将进一步增加。（作者单位：1.沈阳师范大学；2.邮储银行）

参考文献：

[1] 李婧.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看人民币国际化战略[J].世界经济研究，2011，02：13-19+87.

篇10

关键词：房地产投资信托；房地产直接投资；制度

中图分类号：F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7-0147-02

房地产投资信托制度(REITS)在美国产生以来，很快被西欧各国以及亚洲新兴国家所运用，并根据各自不同的国情加以调整。这说明这种制度具有一定的可复制性，而从当今的趋势来看，越来越多的国家有实施这种制度的意向，这说明这种制度有着独特的制度优势，这种优势又是与其他投资方式比较得出的。相对于房地产直接投资这种产生较早、应用较广泛的投资方式而言，房地产投资信托制度(REITS)有一些制度上的优势。

一、房地产直接投资与房地产投资信托(REITS)

房地产直接投资是指将资金直接投资于一定的房地产物业，委托专业人士或自行经营的一种投资方式；是指投资者从购买土地使用权开始，通过在土地上的进一步投资活动，即经过规划设计和工程建设等过程，建成可以满足人们某种入住需要的房地产产品，然后将其推向市场进行销售，转让给新的投资者或使用者，并通过这个转让过程收回投资、获取开发利润的过程。

房地产投资信托(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下文简称REITs)是由基金公司和其他发起人向投资者发行受益凭证，将社会上的资金集中起来，汇集成具有一定规模的信托财产，并由信誉良好的金融机构充当募集资金的托管人，对房地产证券和房地产项目开发进行直接和间接的投资。REITs实际上是由专业人员管理的房地产类的集合资金投资计划。我国目前香港地区发行了7只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而内地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试点的准备工作。

二、二者的比较分析

（一）二者相同点

1.目的都是进行房地产投资。无论是房地产直接投资还是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其最终目的都是进行房地产的相关投资，无论是直接经营还是间接经营，其投资对象都是房地产，包括住宅房地产、商业房地产、旅游房地产等。投资者都可以享受投资收益和回报。房地产是一种不动产，土地及其地上建筑物都具有固定性和不可移动性。不仅空间上的位置是固定的，而且土地上的建筑物及其某些附属物一旦形成，也不能移动。

2.二者都需要融资。房地产业是一种占用资金数额巨大的行业，所以无论是直接投资还是信托基金，都需要进行融资。只是融资的渠道会有所不同，前者以银行贷款为主，民间资本为辅，而后者则全部来源于民间资本，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优势。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间资本在房地产融资中的地位将会越来越重要。

3.二者都受到相关法律的约束和相关部门的监管。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清理专业银行房地产开发公司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对于房地产直接投资阶段银行贷款政策作了规定。2003年7月30日，香港证监会正式公布了《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守则》，对于房地产投资信托(REITS)市场作了详尽的法律规定。内地虽然目前还没有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产品，但是从其他国家和地区实施房地产投资信托(REITS)的监管来看，都受到了法律的严格约束。其目的都是防范金融风险。

（二）二者的不同点

房地产投资信托与房地产直接投资相比较，两者具有如下差异。

1.投资主体的差异

房地产是资金密集型行业，房地产直接投资的特点是投资规模大且周期长，这使得普通投资者望而却步，不敢问津。相比较而言，房地产投资信托制度以一种集合投资的方式使一般大众投资者跨过了房地产投资的“高资金门槛”和“高专业化门槛”，使大额的房地产投资划分成了小额的证券投资，分散开的资金使得大众投资者投资房地产业成为可能，使得中小投资者都可以享受房地产业带来的收益，也赋予了所有想投资于房地产业的投资者的投资机会。主体的差异体现了房地产投资信托的优势，一方面可以聚集社会资产，另一方面又可以调动中小投资者参与到房地产业中来，对于整个房地产业的发展都有着积极作用。

2.风险的差异

房地产投资信托是以受益凭证或股票的方式募集公众资金，通过专业化的管理，从事多样化的投资，除可通过不同的不动产种类、区位、经营方式等投资组合来降低风险外，也可以在法令允许范围内从事公债、股票等有价证券投资以分散投资风险。而房地产直接投资由于是直接投资于物业，受房地产市场变化的影响很大，占用资金较多，往往还要通过出售的方式盈利，因而投资风险大，而且在投资期间遇到政策风险或者利率风险时，则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3.资产的流动性差异

房地产属于不动产，由于其本身的固定性使得它的流动性较差，房地产直接投资于房地产物业，若想变现只能通过一种方式——出售物业，但出售物业的难度较大且占用时间较长，交易成本很高，而且在需要现金时往往还不得不打折扣，因此流动性较差；而房地产投资信托的投资者可以将受益凭证通过金融市场买卖，证券在发行后可以在次级市场上加以交易，投资者可以随时在集中市场上或店头市场上买卖证券，有助于资金的流通，方便快捷，耗用时间少且交易成本低，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传统不动产不易脱手的顾虑，所以具有高度的流动性。

4.物业类型差异

房地产直接投资由于受投资资本规模的限制，相同或相近地理位置便于投资，同时也是为了规避投资风险和节省投资管理成本，其物业通常集中在一个或几个地区，而且资产类型通常具有单一性；而房地产投资信托由于有专门的机构进行投资，不受地域的限制，除了出售之外还可以采取出租的方式获利，所以物业所处的地区比较广泛，不局限于某一个城市或者某一个地区，物业的类型也可以多样化，同一种房地产投资信托可以同时投资于普通住宅、写字楼、商铺等不同类型的物业。

5.收益的稳定性差异

房地产直接投资由于受房地产总体市场的影响较大，收益起伏很大，在房地产市场上升时，可以获得收益，然而在房地产市场低迷时，往往收益较低，再加上直接投资要通过出售房地产物业的方式，总体收益的稳定性不高；而房地产投资信托则受房地产总体市场的影响较小，波动性较小，即便是在房地产市场低迷时也可以继续持有待市场好转再出售，且房地产投资信托有一部分是通过物业的租金获取收益而不必出售，所以其收益的稳定性较高。

6.管理方式差异

就房地产直接投资而言，投资者必须自己介入房地产的具体业务，这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资者若聘请他人管理，又极易产生人的道德风险，并容易导致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且由于缺乏专业人士的介入，投资者难以获取便捷的融资渠道；而房地产投资信托一方面因由房地产专业人士管理，管理层在房地产投资信托又占有相当大的股份，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能比较有效地防止；另一方面，REITs聘请高度专业化的团队对持有的商业地产组合进行管理，投资者能够借助专家和管理层的能力获得良好的融资渠道。

7.灵活性差异

房地产直接投资由于投资金额巨大，所以灵活性较差，而房地产投资信托的灵活性是一种新型的资产证券化的投资方式，所以灵活性较高。REITs有两方面的灵活性:一是投资者持股的灵活性。将房产划分为小额股份，每股金额较小，投资者能够负担且没有投资数量的限制；二是房地产投资信托本身的投资方式灵活性。REITS既可作为融资渠道，也可以作为一种证券工具，即把一些机构或面临困境的物业销售商持有的分散房产包装上市，或者将整个集团公司包装上市。

三、小结

房地产直接投资已经是我国房地产业的常规投资方式，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虽然已经在香港地区开展多年，在中国内地却刚刚准备进行试点。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有其自身的制度优势，对中小企业及投资者提供了新的投融资渠道，让社会大众通过REITs这一渠道突破房地产业进入壁垒，能够参与到房地产业的投资中来，分享房地产业的收益和成果。房地产直接投资也仍然是房地产行业投资的主要方式之一，两者的并存与发展有助于房地产金融体系的完整，有利于房地产金融体系逐步走向成熟。

参考文献：

[1]黄平.我国发展房地产投资基金的路径选择[J].建筑管理现代化，2006,(2).

[2]苏多永.以美国为鉴发展中国房地产投资信托[J].中国房地信息，2005,(12).

[3]易洪涛.房地产信托——我国房地产金融发展的新动力[J].中国房地产金融，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