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资的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直接投资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 产业静态集聚指数 产业动态集聚指数

西方标准的对外直接投资（FDI）理论在解释工业化国家跨国投资动因及其行为特征等方面，为研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一系列重要依据。但是，这些理论基本上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厂商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发展路径问题，而是一种以“企业选择”为重点的理论范式，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上并没有提供多少有价值的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既关系到一国对外经济活动的宏观经济效益，也关系到投资者的微观经济收益。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现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将不断扩大。制定合理的产业选择方案，是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提高中国对外经济活动质量的必要理论前提。从深远意义说，中国FDI产业选择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将直接决定着中国对外开放总体发展战略的政策绩效，决定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时期参与国际分工的利益分配。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如江小涓（2005）指出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行业是中档加工组装制造业、纺织与服装业、研究与开发机构和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油田和其他重要资源开发；聂名华（2001）总结了我国境外投资产业选择的决定因素，并提出应将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列为境外投资重点，同时要有选择地投资进口替代型的资源开发业；宋伟良（2005）在分析与产业选择相关理论后认为，中国应该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重点支持资源开发业、服务业、高科技产业、劳动密集型和成熟适用技术产业的境外投资。另外赵春明（2002）、邢建国（2003）等学者也对该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是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来看，大多数研究成果偏重于理论研究和定性研究，对于产业选择的依据和基准也只停留在理论表述，没有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提供可参考的指标体系，对于产业选择的实证研究也较少见到。

鉴于此，本文将以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产业静态集聚指数和产业动态集聚指数等指标实证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空间，深入探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潜力。

一、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

1、投资竞争力与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的提出

卢进勇（2003）在研究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时，首次提到投资竞争力的概念。他认为，目前存在的一些企业竞争力或企业国际竞争力概念基本上都没有考虑投资或对外投资问题，所下定义仅仅顾及了贸易或对外贸易方面，应当说，在当今国与国之间经济交往方式日趋多样化，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这样的定义是不全面的。

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将企业国际竞争力划分为国际贸易竞争力和国际投资竞争力两个方面，正式提出企业国际投资竞争力的概念。国际贸易竞争力类似于已有的关于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国际投资竞争力是指企业开展对外投资过程中较其他投资者更强的投资决策、项目运作和企业管理能力。国际贸易竞争力与国际投资竞争力的侧重点不同，前者的侧重点是产品、价格、质量、服务、营销和品牌等方面的竞争力，后者则侧重在项目投融资、技术、管理和品牌竞争力等方面。但是卢进勇在界定概念后，没有在文章中对于国际投资竞争力进行进一步分析和使用，无法领略到它更深层次的意义。

由于国际投资竞争力与国际贸易竞争力有相似之处，只是侧重点不同，笔者认为可以模仿现有国际竞争力分析的指标，创造出国际投资竞争力的分析指标，对中国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状况进行定量分析，更好地指导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为了方便进行产业选择，也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模仿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创设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Revealed Investment Advantage，RIA）进行分析，即：

RIAia=（Xia/Xit）/（Xwa/Xwt）

式中，Xia是国家i在a产业上的对外直接投资额，Xwa是a产业在世界市场上的对外直接投资额，Xit是国家i在t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Xwt是世界市场上t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

这一指标反映了一国某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世界平均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相比而言的相对优势。它剔除了国家总量波动和世界总量波动的影响，较好地反映了不同产业投资的相对优势。一般而言，若RIAia＜1，则该国在该产业上处于比较劣势；若RIAia＞1，则处于比较优势，取值越大比较优势越大。

2、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分析

（1）数据选取。中国各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来自于2003—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03年关于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的数据是目前能够查到的最早数据，使用的是各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比例。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和各产业数据使用的是《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并购（M&A）的销售总额和各产业的并购额，选择流量进行计算。由于中国产业统计口径在2006年以后基本一致，而这之前的数据产业划分不尽相同，本文进行了适当的整理，但仍有部分数据缺失。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分产业数据是在原数据基础上根据中国公布的产业分类进行了合并整理所得。另外世界投资报告中没有公布批发零售业的并购数据，虽然中国该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所占比重较大，但无法计算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所以无法用该指标界定中国某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力。

（2）指标分析。表1对数据基本齐全并且有实际意义的若干产业的RIA指数进行了具体分析。

从各年度的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可以看出，在以上的各产业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优势的产业是农林渔业，RIA值基本在12以上；具有一定优势产业的是商业服务业、建筑与房地产业，RIA值在3—8之间；只具有微弱优势的产业是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业的RIA值波动较大，投资竞争力不稳定；其他产业的投资竞争力不明显。

从各产业的年度变动来看，商业服务业和农林渔业的投资竞争力处于增长状态，采矿业和制造业有所下降，交通运输仓储业虽然指标值有波动，但总体呈上涨的趋势，建筑与房地产业以及电力煤水生产和供应业指标值跨度大，趋势不明显，但也有下降的变动。

因此从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标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竞争力总体不强，优势产业仍集中在农林渔业和商业服务业，采矿业的优势也存在，但2007—2008年的产业投资竞争力与前几年比较起来已经明显下降，这与现实情况基本符合。制造业对外投资比例不高，只占总额的10%。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静态集聚指数

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静态集聚度可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得出：

其中Si表示投资国在i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静态集聚指数，ai表示对外投资国在i产业上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ai表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总体规模，i=1，2，…n表示n个产业部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该静态指数反映的是投资国在一个产业部门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其全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地位和比重，是衡量目前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产业分布的存量指标。其数值等于各产业投资额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率。

根据这个计算公式，笔者依然选取2003—2008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作为计算对象（数据选取来源同上），得出中国近6年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静态集聚指数水平，如表2所示。

根据各年的产业静态集聚指数情况看出，商业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值最高，两者之和在50%左右，这种趋势在5年内都没有改变，因此，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商业服务业和零售业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优势产业，虽然2007年两者所占的比例小于50%，但主要是因为有部分数据被分离出去单独计算，因此并不影响它的总体趋势变化。另外，近两年制造业的投资比例已经远低于10%，总体水平连年下降，可以看出制造业优势产业的地位逐渐消失。制造业对外投资平均比例不高，只占总额的8.1%，而出口贸易的90%是工业制成品，其中近60%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产品，可见我国贸易投资行业一体化程度较低。这可能是因为相对于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而言，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需要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做后盾，如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制造业就占有很大比重。与制造业相对比，最近几年交通运输与仓储业、采矿业和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逐渐增加，都超过10%。 转贴于

三、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动态集聚指数

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动态集聚度表示为：

其中Di(0-t）为时间段（0-t）内在i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态聚集指数。bi(0-t）为时间段（0-t）内投资国在i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bi(0-t）为投资国在时间段（0-t）内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增长速度。

若bi(0-t）＞0，则表明时间段（0-t）内投资国对i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在不断扩大，该产业为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性产业，若bi(0-t）＜0则表明时间段（0-t）内投资国在i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在不断减少，该产业为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缩性产业。

当i(0-t）＞0，若Di(0-t）＞1，则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向i产业集聚，若Di(0-t）＜0，则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从i产业向其他产业转移；若0＜Di(0-t）＜1，则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i产业纵向比较有所增加，但增长速度小于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增长速度，相对来说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由该产业向其他产业转移。

当bi(0-t）＜0时，若Di(0-t）＞0，则bi(0-t）＜0，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从i产业向其他产业转移；Di(0-t）＜0，则bi(0-t）＞0，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向i产业集聚。

与静态的集聚指数不同，动态的集聚指数是反映在一定时间内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集聚和转移的流量指标，体现了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间转移方向和速度。使用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动态集聚指数可以在静态分析的基础上更准确地测量产业的集聚趋势和转移方向，体现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方面的潜力。

根据计算公式，笔者依然选取2003—2008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作为计算对象（数据选取来源同上），在表2数据的基础上，求出2004—2008年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与产业平均增长速度，最后得出15个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动态集聚指数，如表3所示。

对计算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动态集聚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中国各产业多年来基本保持增长的趋势，连续四年产业平均增长速度都在10%以上，2004年的平均增长率甚至高达46.7%；第二，从单个产业来说，每一年都基本体现出正的动态集聚指数，可以看出每个产业都能连续保持增长的势头，只是增长的速度有所不同，只有采矿业在2007年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负增长，表明了明显的发散趋势；第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在2007—2008年向商业服务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科研技术服务地质勘探业以及农林渔业聚集，从纵向比较看，交通运输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科研技术服务地质勘探业以及农林渔业四大产业基本一直保持Di(0-t）＞1，出现明显的产业集聚；第四，在采矿业出现转移的同时，制造业的Di(0-t）由大于1转为小于1，这表明制造业的集聚趋势不再明显，增速减缓，已经低于各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出现发散的迹象；第五，金融业的增长从无到有，虽然与数据统计有关，但也可以看出金融业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逐渐占有一定位置，增长的势头逐渐显现出来。

四、实证分析的结论总结

对于上述三个指标的计算结果，本文对于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情况和产业选择方向进行了总结，如表4所示。

第一，具有投资竞争力、在投资总额中占有较大份额并且具有一定产业集聚趋势的产业有商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它们是中国较早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保持了较高的投资优势，对中国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的外向型发展思路的实施起了很大作用，符合我国总体的发展战略方向，因此应当继续重点扶持和发展。

第二，具有一定的投资竞争力、明显的产业集聚趋势，目前在投资总额中占有份额较小的产业有农林渔业和建筑及房地产业。它们有非常强的产业组合区位优势，有极好的发展势头，但目前还没有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主流地位，因此国家应加大在农林渔业等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上的支持力度，加快这些产业的跨国经营，更好地显现出它们所蕴含的竞争优势。

第三，不具有投资竞争力、但具有明显的产业集聚趋势，目前在投资总额中占有份额仍较小的产业有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科研技术服务地质勘探业。这些产业是中国基于产业结构高度化同质性基准，顺应国际分工趋势，寻求和培育产业要素优势，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选择，以后也应该着力发展，并逐渐培育各产业的投资优势和竞争优势。

第四，具有微弱投资竞争力或没有竞争力，目前在投资总额中占有较大份额，具有产业分散发展趋势的产业如采矿业和制造业。我国要根据国家产业发展战略和这些产业对国内产业的关联程度进行细化，引导两个产业选择合适的区位进行投资，获得“相对优势”，规避东道国的环境保护壁垒，也必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总体发展。

【参考文献】

[1] 保罗·克鲁格曼着，黄胜强译：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江小涓：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更均衡合理地融入全球经济[J].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6（8）.

黄静波、张安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动因类型的实证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09（7）.

杨润生：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J]．求实，2004（12）.

聂名华：论中国境外投资的行业选择[J]．当代亚太，2001（8）.

宋伟良：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3）.

项本武：东道国特征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7）.

张为付：国际直接投资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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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第三产业；问题

一、对外直接投资概念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概况

对外直接投资是指一国的投资者将资本用于他国生产经营，并掌握一定的经营控制权的投资行为。这种资本包括资金、设备、原材料、工业产权等资本。同时，这种投资行为不包括从事有价证券买卖、国际信贷等行为。①我国于1979年拉开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序幕，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不断加快对外直接投资步伐，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不断增加。2002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为27亿美元，到2011年为746.5亿美元，居世界第6位，年均增长26.9%。截止2011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4247.8亿美元，居世界第13位。随着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形式不断创新，领域逐渐拓宽。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遍布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香港、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涉及商业服务员、批发零售业、采矿业、交通运输、制造业等领域。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特点

1.流向第一产业的投资总额大幅增加，比例有所下降

第一产业主要包括农、林、牧、渔业。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流向第一产业的投资额从2003年8700万美元到2011年为7.98亿美元，投资额增长了近10倍。2003年农、林、牧、渔业所占比重为3%，到2011年仅为1%，流向第一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重逐年下降。这表明，对第一产业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幅度小于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增长幅度，同时，也表明在近年来的发展中，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行业结构上不断进行调整、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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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对外投资；全球投资治理；双边投资协定；中美BIT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急速变化，国际体系正处于转型期，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遭受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经济领域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开始凸显并越来越严重。就投资领域而言，国际投资迅猛发展，发展中国家国际投资增速超过发达国家，国家投资格局发生变革，这种变革对传统国际投资规则体系带来冲击，传统国际投资规则促进国际投资的功能越来越弱。在国际投资格局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改革传统国际投资规则体系，构建新型国际投资规则体系成为世界各国的强烈呼声，全球投资治理已逐渐成为当今国际投资事务治理的新方式和构建国际投资秩序的新途径。作为国际投资大国，中国是全球投资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全球投资治理必须拥有中国元素。

一、全球投资治理的概念

自从1989年世界银行在其报告中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后，“治理”（governance）一词在世界上被广泛使用，并应用于解决国际间的重大问题。在冷战即将全面终结之际，即20世纪90年代初，德国政治家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最早提出全球治理的概念；几乎与此同时，全球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美国著名学者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Rosenau）首次从学术上提炼和建立了全球治理的概念和理论框架，他提出全球治理是“没有政府的治理”，强调全球治理是“通过运用控制手段追求具有跨国影响之目标的所有人类活动层面――从家庭到国际组织――的规则体系”。正如全球化扩展到经济领域演变成经济全球化，全球治理扩展到经济领域则演变成全球经济治理。与全球治理体系一样，全球经济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网络治理体系，是多元多层的治理体系，包括民族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企业、跨国公司、全球公民社会等共同组成的多元治理主体，超国家层次、国家层次、次国家层次等多层治理体系。

全球投资治理是全球经济治理在投资领域的具体表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全球投资治理是一个新的概念，何为全球投资治理呢？参照全球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概念，笔者认为，全球投资治理是指各国以非歧视原则为核心原则，以实现国际投资规则化、自由化和公平性为目标，通过协商谈判制定一套具有约束力的全面覆盖投资促进、保护、便利和自由化的国际投资规则，从而促进国际投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全球投资治理框架下的对外直接投资

自19世纪中后期起源至今，国际直接投资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国际直接投资总体规模日益壮大。根据《2014年世界投资报告》数据显示，截止2013年，全球FDI存量达到25.5万亿美元，2013年全球FDI流出量达到1.411万亿美元。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全球FDI流量2014年达到1.6万亿美元，2015年1.75万亿美元，2016年增长到1.85万亿美元。

长期以来，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一直是以发达国家为中心而展开的，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已经将发展中国家远远的甩在身后，但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正在逐步扩大，其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的地位正在稳步提升。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经过30多年的发展，经历了起步探索、稳步发展、加速发展和高速发展四个阶段。目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初具规模，并且呈现出持续的快速增长的态势。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创下1078.4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中国直接对外投资规模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截止2013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6604.8亿美元。随着中国对外投资额近几年的迅猛增长，从世界看，2012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2014年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三大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国。从国内看，中国吸收投资和对外投资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结构性转变。据统计，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总量超过吸引外资总量，中国正在成为净资本输出国。

三、传统全球投资治理体系及其评价

国际社会为建立国际投资体系进行了不懈努力，例如双边投资治理协定、世界银行下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和多边担保机构、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和《服务贸易总协定》。然而，当前的国际投资规则覆盖区域小、涉及内容窄，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和滞后性，国际投资领域体制建构明显落后，既没有一个综合性全球多边投资协定，又没有一个统一的国际监管机构。

双边投资协定（简称BITs）是两国在互惠的基础上签订的旨在鼓励、促进和保护签约国之间投资活动专门性投资条约。双边投资协定（BITs）含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仅指促进和保护投资双边协定，也即双边投资协定（BITs）；广义的通常还包括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和双边投资保证协定。由于当前缺乏一个综合性全球多边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成为国际上最重要的投资管理机制，也是最重要的传统全球投资治理体系。

世界银行多边投资治理框架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成立于1966年，它是根据1965年《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议公约》（《华盛公约》）设立的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关于直接投资引发投资争端的国际中心。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简称“MIGA”）是1988年基于《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也称《汉城公约》）成立的、具有完全法人资格的国家组织。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是世界银行集团的第5个新增成员，其目标是鼓励成员国之间，尤其是向发展中会员国进行生产性投资。世界贸易组织多边投资治理框架下的是1991年1月关贸总协定（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所达成的与贸易相关的投资措施的多边投资协议，是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在国际投资领域所达成的唯一一个全球性、实体性的多边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简称“GATS”）也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的重要成果之一，它首次将服务贸易纳入世界多边贸易体制中，是第一个关于服务贸易的全球性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协议。

总体来看，传统的全球投资治理体系以双边投资治理协定为主，双边投资治理协定具有保护投资和促进投资的两大功能。当前，全球性的与投资相关的公约或协定局限于国际投资规则的某一领域，并不是一般性的、全方面地处理投资问题的多边投资协定。当前世界缺乏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全面覆盖投资促进、保护、便利和自由化的综合性的、全球性的国际投资规则。

四、全球性新型全球投资治理体系构建：中国的参与战略

当前，国际投资规则进入重塑期，世界缺乏一个全球性的国际投资规则，这给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提供了挑战和机遇。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世界对外投资大国，中国的国际投资地位与经济实力不符，中国一直受发达国家制定的国际投资规则约束，国际投资话语权不足。美国等发达国家呈现“进攻”态势，企图利用TPP和TTIP等限制中国的国际投资地位，谋取国际投资规则制定的主导权，从而维护发达国家对外投资权益，巩固发达国家国家投资的主导地位。但是，中国不应该放弃参与权，中国必须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投资治理，中国有意愿和能力参与重塑国际投资规则。中国需要从一开始就参与到全球投资治理体系的构建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和利益诉求。而最佳路径是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推动其成为构建多边投资框架的范本和平台，从而撬动多边投资体系的建立。

事实上，中国已经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签订了BIT，但这些BIT普遍对投资的保护程度和自由化水平不高。自1982年与瑞典签署第一个BIT以来，截至2012年底，中国已与131个国家签订了此类协议，其中与100个国家签署的BIT已经生效。但是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并没有签订BIT，这不利于中美两国之间的相互投资。中美BIT谈判始于2008年6月，因美国对BIT（2004）范本的修订，谈判曾一度搁浅。美国BIT（2012）范本公布后，中美双方重启谈判。2014年，中美双方就备受关注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达成“时间表”，同意争取2014年就BIT文本的核心问题和主要条款达成一致，承诺2015年早期启动负面清单谈判。目前中美BIT谈判已经进入文本谈判阶段。

在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中，谈判内容涉及“国民待遇”、资本自由转移、征收与补偿、国际争端解决等多项核心议题，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不过中美双方已经就这一问题达成了共识，双方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模式为基础进行BIT谈判。为了有效应对中美BIT谈判，中国需要全面改革外资管理体制，将“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模式引入我国的外资管理办法，合理处理和监管国有企业海外投资问题，还有实现市场的对等开放，中国在海外投资寻求更大的市场开放和更多的投资保护时，也需要给对方提供更大的市场准入和投资者保护。（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参考文献：

[1] 王碧B：《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的机遇与挑战》，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1期.

[2] 李玉梅、桑百川：《国际投资规则比较、趋势与中国对策》，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年第1期.

篇4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国际化风险；企业资源优势；加拿大跨国公司；FDI

中图分类号：F7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1)03-0055-06　收稿日期：2010-11-01

作为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受到了众多国外企业的青睐，中国不仅成为了发达国家国际贸易的目标市场，而且成为了国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国。在众多的中国贸易伙伴中，加拿大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和直接投资颇为引人瞩目。自1970年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化后，双边贸易不断增长，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双边贸易速度不断加快。中国目前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2008年，加拿大对华投资增加了37％。然而，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使得加拿大和中国的经济发展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于对美国经济依赖性较强，加拿大经济受到金融危机冲击尤其明显。2009年3月31日，经合组织(OECD)预测说，加拿大衰退程度超过预期，而反弹更加微弱。加拿大总理哈珀2009年12月就认为加拿大经济目前依然脆弱，面临来自“境外的风险”(赵青，2009)。这些“境外风险”将如何影响加拿大跨国公司(MNEs)在华的对外直接投资?加拿大MNEs如何根据对风险的感知和企业自身资源优势调整在华的对外直接投资?加拿大MNEs在华对外直接投资发生了哪些变化?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有助于了解加拿大MNEs在华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轨迹，更有助于两国更好地采取政策措施，促进相互之间持续稳定的发展。

一、文献回顾

(一)　国际化风险感知及其维度一般而言，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开展商务活动以及进行直接投资时通常比国内的企业面临更大的风险(Ghoshal，1987；Miller andBromiley，1990)。有关企业国际化风险的研究也日趋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然而，已有的绝大部分研究对国际化风险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比如：国家风险及政治风险(Esther Sanchez-Peinado et a1.，2007)、汇率风险(Luehrman，1990)、产品及市场需求风险(Frank Bradley and Michael Gannon，2000)、距离导致的风险(Ellis，2008：H・kanson and Ambos，2007；Sousa and Bradley，2006)、文化风险(Choi and Geisffeld.2004；Esther Sanchez-Peinado et a1.，2007)等等。鉴于企业国际扩张中所面临环境的复杂性和多维性，Brouthers(1995)、Miller(1993)、Shan(1991)等学者开始了构建多维国际化风险模型的研究，在此基础上，Miller(1993)提出了一体化国际风险感知的概念模型。Werner，L.E.Brouthers and K.D.Brouthers(1996)通过实证研究，对Miller提出的概念模型的维度进行了实证检验，修正并最终确定了一体化国际风险感知模型的模型及其维度，该模型包含宏观环境风险、行业环境风险、企业内部风险三个维度。其中，宏观环境风险包括：政治风险、政府政策风险、宏观经济风险、人文风险；行业环境风险包括：竞争风险、产品市场风险、原材料市场风险、行业技术风险；企业内部风险包括：经营决策风险、营运风险、社会责任风险、人力资源风险、筹资风险、投资风险、股利分配风险。本文认为，一体化国际风险感知模型全面而系统地反映了管理者在企业国际扩张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类型。对于跨国公司FDI而言，企业决策者必须在国际化风险感知的基础上，权衡企业的资源优势、成长性及收益等因素，从而最终做出是否在某一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

(二)　企业资源基础观概述从思想渊源来看，Penrose(1959)的《企业成长论》毫无疑问是企业资源基础观的基础。在该书中Penrose认为，企业经济收益的基础是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企业间绩效及竞争地位的差异也受到企业资源禀赋的重要影响。正是基于Penrose的论断，Wernerfeh(1 984)在其论文《企业资源基础论》中对该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认为企业在自身内部积累的组织能力、资源和知识等资源对于企业获得超额收益和维持持续竞争优势至关重要。承接着Wernerfeh的观点，Barney(1991)认为“持续”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期限，而是取决于竞争对手对本企业所获得的竞争优势复制的可能性，只要竞争对手无法复制竞争优势，企业所获得的竞争优势就可以认为是持续的竞争优势。为了使企业的竞争优势不可复制，企业所掌握的资源必须是有价值的、稀缺的、不可模仿也不可替代的，前两项构成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企业拥有了具备这四项特征的资源才能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

二、基于国际化风险感知与资源基础观的企业FDI概念模型构建

伴随着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也应运而生，而FDII~JX是伴随着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才有了飞速的增长。与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相对应，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也不断繁荣，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得以丰富和完善。然而遗憾的是，绝大部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均诞生于宏观经济环境相对比较平稳的情景之下，部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也直接或间接地强调风险和企业资源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比如Hymer(1960)提出的垄断优势理论就认为，跨国企业在东道国投资需要付出比东道国企业更高的代价，要冒更多的风险，如汇率风险、政治风险等，但是只要跨国企业拥有显著的垄断优势，如技术优势、资金优势、管理优势等，他们就可以在与东道国企业的竞争中获胜，并能获得高于东道国企业所获得的利润。Dunning(1977)提出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也强调了企业通过自身所具有的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抵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由于市场失灵带来的风险从而获取企业的竞争优势。毫无疑问，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影响在绝大部分对外投资理论中得到了凸显，但是国际化风险

在这些理论中依然是一个尚未打开的黑箱，而且这些理论也并未对突发性风险(诸如国际金融危机)会引发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中的哪些风险，这些风险进而对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

鉴于以上分析和本文前述的文献回顾，我们认为：(1)国际化风险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必然面临的问题，一些突发性的风险甚至会引发跨国公司面临的一系列风险，导致这些风险在企业内部传导和扩散，跨国公司管理者对国际化风险的感知将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重要的影响；(2)根据企业资源基础观理论并结合已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我们认为企业所拥有的资源是形成企业优势的源泉，而企业的对外投资决策又基于企业所具备的优势，归根结底，企业的资源是企业对外投资决策的内部基础；(3)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决策取决于管理者对国际化风险感知和企业资源相互作用，三者构成一个互动的系统，国际化风险感知对于系统的运转提供反向作用力，而企业的资源基础为系统的运转提供正向作用力，当正向作用力大于反向作用力时，企业将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反之则反是。基于此，我们提出本文的概念模型(见图1)。

三、金融危机引发的跨国公司国际化风险及其传导与扩散

如前所述，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必然面临各种国际化风险的考验，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其所面临的国际化风险并非一个有形的独立存在体，它仅仅是由于某种因素的变化导致企业内部系统的失衡，而且这种不平衡状态还可能通过不同的风险载体在企业内部传导、扩散。根据已有的企业风险研究的文献，企业风险传导可以看成是由于某种不确定性而导致的风险在企业中经由某种路径或渠道，依附于风险载体在企业内部甚至企业之间各利益相关功能节点或流程之间传导和扩散，致使整个企业系统风险状态得以扩张从而导致企业陷于失衡状态的过程。因此，由某种不确定性引发的跨国公司面临的风险必然影响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甚至企业的对外投资决策。据此我们认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作为跨国公司面临的突发不确定性，引致了跨国公司所面临的国际化风险的全面爆发，甚至导致了风险之间的传导和扩散，使得跨国公司的处境急剧恶化，从而对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造成了重大冲击。从国际金融危机可能引发的跨国公司所面临的宏观环境风险来看，首当其冲的是宏观经济风险得以凸显，各国的宏观经济走势急剧下滑，宏观经济发展的颓势在金融危机下表现极为明显，也正是由于宏观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各国调整政府政策措施，因而又可能引发政府政策风险(比如一些国家调整关税、贸易政策等等)。从行业环境风险层面来看，在国际金融危机下，受宏观环境风险的影响，消费急剧萎缩从而导致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竞争风险和产品市场迅速扩大，与此同时，金融危机使得部分原材料供应商陷入危机，原材料风险随之而来，这些风险使得跨国公司面临的行业环境也不容乐观。由于行业技术的变化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因此，金融危机引发行业技术风险的可能性较小。在企业内部风险层面，由于受宏观环境风险和行业环境风险的双重影响，金融危机下企业的日常营运将首先受到风险的冲击，而企业经营的不景气，使裁员增效成为了企业常用的手段，人力资源风险也相继产生，外部的不景气和内部风险的扩散使得企业处于内外交困的状况中，企业的筹资也必然受到牵连，在各种风险的影响下，管理层的投资和经营决策以及股利分配也毫无疑问会面临新的挑战，投资风险、经营决策风险和股利分配风险也相伴而生。同样，由于企业的社会责任涉及企业在长期经营过程中对承担社会责任所做出的承诺，短时间内不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因而金融危机引发社会责任风险的可能性较小。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突发性的金融危机作为一种外在的不确定性，它会引发企业各个层面的风险，甚至使得企业面临的风险相互影响、传导、扩散，从而对企业的决策甚至生存产生重大影响。鉴于以上分析，本文构建金融危机下跨国公司国际化风险及其传导概念模型(见图2)。

四、基于齿轮互动模型的FDI变化轨迹：加拿大MNEs对华FDI数据的实证分析

面对金融危机的肆虐，加拿大MNEs面临的风险也不断加大，加拿大多家著名企业如历史最悠久百货公司哈德逊海湾公司、最大啤酒厂商莫森公司以及加拿大钢铁公司Stelco先后被外国公司收购。一些实力强大的加拿大跨国公司也同样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尽管这些跨国公司拥有着比一般企业更丰富的优势资源，但在金融危机下，管理者感知的国际化风险产生的反向作用力将逐渐增大；受各个层面风险的影响，企业的资源优势产生的正向作用力将有所减少，从而导致加拿大MNEs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波动。正是基于本文提出的齿轮互动模型，我们以加拿大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数据探寻并验证互动模型的内在机理。

(一)　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跨国公司对华FDI变化情况作为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国的国家特定优势对于加拿大MNEs的投资行为是“有意义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许晖、张军，2007)，再加之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众多加拿大MNEs纷纷登陆中国市场，据我国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底以各种形式在中国运营的加拿大MNEs达到了3355家，注册资金总额达903,091 367S美元。但是，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跨国公司风险必然给加拿大MNEs带来不利影响，从而可能进一步影响加拿大MNEs对华直接投资。为此，我们收集了2005年1月至2009年6月有关加拿大MNEs对华FDI的项目数、项目投资金额，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出平均项目投资金额，通过项目数和平均项目投资金额两个指标的数据(见表1)对国际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的变化情况进行探讨。

1.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投资项目数变化轨迹。跨国公司投资项目数的多少一方面可以反映在华直接投资的加拿大MNEs数量的多少，另一方面可以反映这些跨国企业参与投资项目的积极性。如果投资项目数多，不仅说明在华直接投资的跨国公司数量可能比较大，而且其投资项目数量也比较可观。2005年1月至2009年6月加拿大MNEs在华FDI的项目数变动情况见图3。从图3我们可以看出，以黑色线条为分界线，金融危机爆发之前(2005年1月至2007年12月)，加拿大MNEs各月对华FDI的项目数均高于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后(2008年1月至2009年6月)。

2.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项目平均投资金额变化轨迹。我们进一步分析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各月项目的平均投资金额的变化情况。各月项目的平均投资金额高低可以反映出加拿大MNEs在投资项目上资金投入的变化，如果项目平均投资金额较高，有可能是资源优势较高、资金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的力度较大，而且投资项目

本身也需要大量的投资资金的支持；反之，如果项目平均投资金额较低，说明很多资源和实力一般的跨国公司也加入到对外投资的大潮中，将资金投入到一些投资资金需求不太高的投资项目。2005年1月至2009年6月加拿大MNEs在华FDI的项目平均投资金额变动情况见图4。图4显示，同样以黑色线条为分界线，与图3中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项目数的变化趋势相反，金融危机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的项目平均投资金额高于国际金融危机之前。

(二)　国际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差异性检验由于PJ,Jk分析仅仅是对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有关数据变化轨迹的图示检验，通过图示可以初步判断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确实存在一定的变化，但单凭以上图示的变化轨迹我们不能判定加拿大MNEs对华FDI在金融危机前后的变化存在本质差异，因而我们更不能基于此对金融危机对加拿大MNEs在华FDI的内在影响机理做出深入的分析。因此，我们进一步对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的项目投资数和平均项目投资金额进行实证检验，以确定这两个指标在金融危机前后是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差异是否具有统计意义，而这也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因此，本文将对采用两组独立样本的T检验法，检验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的项目数和项目平均投资金额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差异是否具有统计意义。

篇5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中国OIL

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支持

（一）概念简介

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是指企业以跨国经营的方式所形成的国际间资本转移。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主要是获取原材料、寻求知识、降低成本、规模经济、稳定国内客户等。

（二）理论支持

目前主要形成了垄断优势学说、寡占反应论、内部化理论、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空间偏好论、估计生产综合理论、比较优势论等各种旨在解释并阐述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学术流派。

基于产品周期理论及内部化理论，邓宁提出了产品生产这种理论，后又完善形成投资发展周期论。该理论适用于多类型的国家，具有普遍性，因此成为当代国际投资理论的主流。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OIL分析）

根据邓宁的生产折中理论，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代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用一国的人均直接投资流入量（IDI）和人均直接投资净流出量（NODI）表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水平，2010年我国人均GNP为4283美元，显然我国现在位于经济发展水平的第三阶段。

（一）所有权特定分析

1．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

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来看，2008年、2009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最高的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位居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次席的是采矿业，列第三位的则是金融业。值得关注的是尽管金融业的投资净额少于采矿业，但其FDI存量却比采矿业高出两个百分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第三产业，符合边际产业扩张论。

2．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

2010年，地方对外投资持续活跃，西部地区增幅最大。根据商务部数据显示，地方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177.5亿美元，同比增长84.8%，浙江、辽宁、山东名列地方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前三位。不难看出，境内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地区仍为沿海城市，然而西部地区的逐渐崛起势必为今后我国的贸易及对外投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3．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类型

2010年，FDI存量中，国有企业占66.2%，较09年下降三个百分点；有限责任公司占23.6%，较09年增加了1.6%；而股份有限公司占6.1%。国有企业仍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绝对主体，但是随着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国有企业所占比例势必下降。

（二）内部化优势

由于市场交易存在竞争壁垒、定价困难、信息不对称等因素造成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不完全竞争。此时，为了获取利润，企业选择扩大自己的经营活动，进行对外投资。

对于我国的民营企业来说，尽管规模较小，资金、资源也相对较为有限，但是经过长期发展已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产业体系，通过形成产业群，以一个整体形式进行直接对外投，便可以充分利用由于形成产业体系而获得的内部化优势。

（三）区位优势

从覆盖面上来看，至2010年末，中国在全球178个国家（地区）共有1.6万家境外企业，投资覆盖率达到72.7%，其中对亚洲、非洲地区投资覆盖率分别达90%和85%。我国FDI在亚洲非洲占有绝对优势。中国地处亚洲，在亚洲区域内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省去了交通运输上的诸多不变因素，因此享有在亚洲的绝对领导权。而非洲的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更为便宜，所以也是理想的投资地。

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

尽管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面对千变万化的国际局势，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道路仍充满了机遇与挑战。

（一）抓住机遇，努力寻求发展

尽管企业难免受到世界经济局势不稳的波及，但是通过近年来快速发展，已经积累了大量资金和经验，因此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讲，资金相当充裕，具有比较优势。当然风险问题不能被忽略，在选择对外投资的东道国时，要考虑到各种商业风险，做好应对市场变化的准备。

（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将为FDI新动力

2010年，我国西部地区已经开始崛起，为对外直接投资做出了很大贡献。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西部大开发的继续开展，西部地区未来会逐渐与东部沿海并驾齐驱，增加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净额。

（三）继续扩大投资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国有企业将逐渐让位给私有企业。现阶段，国内的需求已经得到满足，更多的私有企业将在国家的支持下走出国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满足世界市场的需求，获取更大的市场利润。日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将会涉及到更多领域，同时也会逐步提高在欧美市场上的FDI份额。

四、结论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取得一定的成就。经过连年增长，2010年末，我国的对外投资流量已位居世界第五位。现在我国仍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三阶段，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国内企业也已经拥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因此，未来我国的对外投资流量仍将处于上升阶段。尽管对外投资流量上已取得一定突破，但我国的政策法规仍不够完善，这对于企业来讲是一个劣势。在未来，政府有必要完善法律法规，为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提供更为完备的政策支持。

参考文献

[1]陈泽明,陈晓红. 内部化理论评述:兼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趋势[J].

[2]周升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趋势与政策[J].东亚论文,第 75 期.

[3]桑百川.FDI的未来机会[N].中国经济周刊,2010（1）.

[4]齐晓华.中国学者有关FDI理论及模型的比较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4（5）.

篇6

Abstract：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use of foreign capital is one of the main power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The propor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specially since the 90s， presents the rising trend year by year. Along with the increas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a variety of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re gradually displayed， this article from the concept of risk， which leads to the definition of the risk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oints 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origins of the risk， and then extends to the economic realities of our country， puts forward the analysis risk of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风险；产业发展

Key wor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risk；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02-0175-02

1 外商直接投资给我国产业发展带来哪些影响

1.1 外商直接投资大量进入我国，造成我国特殊的经济现象和矛盾 ①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是真实资本不是货币资本，这就导致了我国资本流动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国内资本净外流。②外商直接投资具备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双重性质，本质上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生产国际化，给我国产业的独立性带来严重挑战。③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是占领我国的市场，这就会积累起数额庞大的人民币债权，容易诱发我国潜在的外汇金融危机。

1.2 外商直接投资主导的跨国公司全球产业整合给我过产业安全带来不利影响 提高关税的实际保护率，是保护本国产业发展的最有效办法。尽管名义关税可以平均降低，但是在具体幅度上上游产业降低的幅度比下游产业更大，这样实际保护程度不降反升。由于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过多，特别是对于下游产业的设备和生产线，以优惠的减免税政策鼓励引进，造成大量重复产能，给上游产业造成了不小压力，也加重了部分行业产能过剩。

1.3 外商直接投资在占领一定的让国内市场时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外汇金融危机 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占领市场意味着最终得到外汇而不是人民币；我们让出国内市场，就要承诺外商投资所得的人民币利润，可以自由兑换和汇出。但是却有很大数目的外汇并没有真正汇出，而是作为人民币利润再投资，留在国内。假定某一天发生突发事件，外商集中要求兑换外汇，引起国内居民挤兑外汇和人民币，就为时已晚。除去冻结外汇，别无他法。

2 我国目前的状况和我们应该采取的应对策略

2.1 品牌与外来品牌的竞争状况 我国在加入WTO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跨国公司给我国带来的不是产品而是品牌，用品牌的优势直接打压国内的产品品牌。这种竞争模式从高端出手，一下子给我国多年形成的本土企业以产品为中心的传统竞争模式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很明显的例子是，之前一些比较有优势的本土化工企业和汽车企业不是被收购兼并就是面临生存危机而退出国内市场。与此同时，在工业领域，到处可见外商资本的影响，不少产业的顶层都已被外商资本牢牢控制。他们甚至在一些领域形成技术垄断，在我国市场赚取巨额利润。外商资本在赚取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在积极扩张产业布局，甚至在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领域也想不断染指，这些都严重威胁到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完整性、独立性。

2.2 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造成民族品牌的资源的流逝及原因 首先，资金问题一些企业在取得继续发展的资金时存在困难依靠自己的经济实力很难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为了使自己的产品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在竞争中取胜，企业希望可以通过接受外商直接投资获得跨国资本，解决融资问题。以汇源为例，据媒体报道，今年上半年，汇源果汁营业额为12.9亿元，同比减少5.2%，毛利从36.9%下降至30.2%，并积极寻找合作伙伴。其次，竞争中迷失方向。面对跨国公司以及大品牌的竞争，使一些企业对自己的未来认识不清，即使是本土赫赫有名的企业、大品牌，也不知道在未来的竞争中能否长久地分得一杯羹，忧患意识促使其接受外商的投资接受并购，使得我国很多的名族品牌不断的流逝。

2.3 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造成风险及我们目前应该采取的措施 外商为了占领我国更多的市场份额，消除竞争对手，开展全球化策略，随着一些外商直接投资本土品牌，它们大部分都淡出了消费者的视线，随着时间被消费者遗忘，外来品牌却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这很容易造成相关行业上的垄断，并在一定时期实行垄断性定价，挤垮国内的许多还未做大做强的企业，一旦消费者消费某一品牌的习惯形成，外国品牌占领中国市场、轻松消灭竞争对手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以乐百氏为例，1999年乐百氏的销售额达到20亿元人民币，但2003年被达能集团收购92%的股权后，乐百氏就再未辉煌过，2005年乐百氏的亏损达到1.57亿元。目前我国的饮料公司已经有七家被美国的可口可乐或百事可乐吞并，化妆品行业的竞争也是外资主导的局面。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品牌，那在市场上还何谈竞争力？这个国家的消费者只能被动地接受外来品牌的定价，使大部分的利润流入其它国家人们的腰包，品牌是别人的，用户资源永远掌握在别人手里。因此，我们应针对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负面效应提出规避外资风险的措施。

2.3.1 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完善外商资本进入我国的产业政策 我国目前在有关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的法律法规还有诸多空白之处，很多领域不是很完善。因此，要从顶层法律制度上合理规范外商直接投资。一些政策应适当调整变化，比如，对外商资本进入我国要逐渐实现从单纯给予其优惠政策到为其制定法律执行准则、产业导向、技术标准等方面来。合理规范外商资本进入我国不同产业的投资比重，明确行业投资政策。

2.3.2 加快我国的科技创新，提高研发投入，打破技术壁垒 我国企业的科学技术、生产工艺、管理模式、运营机制、营销规划等诸多层面落后发达国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尽快提升自主科技攻关，提高我们企业的技术实力，一方面要从自身做起，提高科研投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另一方面要积极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争取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形成良好的集成创新能力。

2.3.3 鼓励国内有实力的企业到外国投资经营，拓展全球产业布局 目前我国已有一批实力较强的企业在国外做的很成功，但总体上来看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上实力还是比较弱，以争夺一些高端产业布局上还处于被动从属地位。因此，国家要积极支持一部分有实力的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真正站在全球布局的战略上来进行投资，明确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定位，合理利用国内外资源市场来发展。

2.3.4 要科学管理和引导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发展，坚持为我所用的原则 要时刻坚持为我所用的原则，我们引进外国资本根本的目的还是要利用其资本，扩大我国的对外开放，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因此，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时必须要考虑国内相关产业的实际承受情况，要选择那些能够帮助我国实施技术升级改造、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外商资本。

参考文献：

[1]白小伟.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安全战略的选择[D].硕士论文，2003.

篇7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环境下，产业结构优化已经成为各国经济竞争的取胜法宝。从加快我国经济发展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优化产业结构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本文在分析FDI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论证合理利用FDI有利于优化我国产业结构。此外，本文结合我国国情及我国利用FDI的产业结构特点与效应，就东道国在FDI中所受影响的不同分析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原因，并提出当前我国利用FDI优化产业结构的现实对策。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FDI；中国产业结构；优化

一、引言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环境下，在中国加入WTO背景下，产业结构优化已经成为各国经济竞争的取胜法宝。从加快我国经济发展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优化产业结构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我国的产业结构自改革开放以来多有改善，但一直未达优化状态，也未找到可以有效优化产业结构的路径选择。合理的产业结构能够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产业按照一定的比例协调发展，能够促进技术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然而，作为内部因素的产业结构的存在，更需要合理的外部因素相制衡，而这一有效的外部因素正式国际直接投资（FDI）。FDI 曾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做出了积极贡献，不仅促进了我国工业化进程，也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与产业高加工度化的发展。但FDI 对我国产业结构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如加剧了产业的结构偏差、扩大了我国三次产业发展水平的差距等。因此，在利用 FDI 的过程中，如何依据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以及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来优化我国产业结构是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

二、FDI的概述

FDI是国际直接投资的简称，是指各类投资主体（包括跨国公司、跨国金融机构、官方与半官方机构和居民个人等），将其拥有的（货币资本或产业）资本，经跨国界流动与配置形式（食物资产、无形资产或则金融）资产，通过跨国运营以实现价值增值的经济行为。其中，跨国公司是其主要形式。

三、产业结构及产业结构优化的概述

产业结构这个概念始用于 20 世纪 40 年代。产业结构是指产业间的关系结构，反映一个国家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及其变化趋势。国际上通用的产业结构概念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各产业之间在生产规模上的比例关系，即产业间的相互协调、平衡发展问题；二是各产业间以投入产出为基本内容的关联关系，从中可考察一定的产业结构状态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产业结构优化是指通过产业调整，使产业实现协调发展，并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求的过程。产业结构优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不是指产业结构水平的绝对高低，而是指在国民经济效益最优的目标下，根据本国的地理环境、资源条件、经济发展阶段、科学技术水平、人口规模、国际经济关系等特点，通过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使之达到与上述条件相适应的各产业协调发展的状态。

四、文献综述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二战以后国际经济学中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从垄断优势理论到内部化理论再到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可是至今为止，国际直接投资与东道国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上升到经济发展理论和跨国公司理论的主流高度。其中日本经济学家赤松的雁行模式理论、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论和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投资论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国际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可是关注的是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关系，现作简要介绍。

（一）赤松的雁行模式理论简介和评析

雁行模式（FLING-GEESE PARADIGM）是日本学者赤松在 1960年提出的，是一种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分析模式。在雁行模式中，开放经济的国内产业升级的动力和空间，是由雁阵中的各国产业转移所决定的。按照该模式，一国产业成长经历了进口产品、进口替代、出口导向等几个阶段，而产业结构升级依次分为劳动和资源密集、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三个梯级。随着外资的进入及一国工业化的发展，某一产业会逐渐衰落，并将转移到低一个梯级的国家和地区，通过产业转移形成产业替代，推动产业升级。可以直接投资的产业，移植到那些拥有资源和技术能力并最适宜移植的尾随国经济中，是“雁阵”变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二）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投资论简介和评析

日本小岛清教授于 1978 年提出了著名的小岛清理论。该理论以 20 世纪 50-70 年代日本的对外投资为考察对象，将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差异导致比较成本差异的原理用于分析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结出所谓的“日本式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投资国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部门，即边际产业部门依次进行；而这些产业又是东道国具有明显或潜在比较优势的部门，如果没有外来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东道国这些优势就不能被利用。这看起来对发展中国家不利，但实际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已经意识到通过吸引直接投资发展较高技术层次的产业结构，取得后发优势的问题。

（三）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论简介和评析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跨国企业问题专家弗农提出来的。弗农把客观存在的产品生命周期分为产品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他认为，在创新阶段，企业主要通过出口满足国外市场的需求；在成熟阶段，生产成本成为企业考虑的首要因素，开始向成本相对低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以弥补出口减少的损失；而到了标准化阶段，企业的寡占优胜已不复存在，此时企业最关心的是寻找成本更低的生产区位，于是劳动力资源丰饶且工资低的发展中国家是国际直接投资选择的较佳的生产区位。

可见，西方 FDI 理论在 FDI 与产业结构优化关系的研究十分薄弱，现有的理论大都是站在发达国家的立场，从发达国家的角度出发，维护发达国家自身的利益的。

五、我国产业结构现状

（一） 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变化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的研究表明，三次产业收入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是：第一产业收入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三产业收入比重不断上升。表一是1990―2010每五年按当前价格计算的三大产业产值变动情况。从表中可见，九十年代初开始，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从1990年的27.1%下降至2010年的3.9%，降幅达23.2%；相应的第二、三产业比重逐年上升，第二产业从1990年的41.6%上升至2010年的57.6%，涨幅达16%，第三产业从1990年的31.3%上升至2010年的38.5%，涨幅达7.2%，其中，第二产业仍未支柱产业。

表一 按当年价格计算的产值构成变动

单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2011年

（二）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①第一产业基础薄弱

从三次产业就业人数分布（见表二），我国三大产业之间的差距是十分明显的。我国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明显高于二、三产业，但农业基础地位脆弱（见表一），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仍在逐步下降。目前，中国农业投入不足，科技进步速度缓慢，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落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差。在加入 WTO 后，中国的农产品市场将逐步放开，这更增加了农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压力。

②与当前的收入水平相比较，第二产业比重过高

由表一、表三，对比第二产业主要部门与第三产业主要部门的收入数据可见，2010年第二产业产值为57.6%，主要部门收入平均达34213元；2010年第三产业产值为38.5%，主要部门收入平均高达87412元。

表二 按三次产业分就业人员数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1年

表三 按行业分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2010

单位： 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

表四 按当年价格计算第三产业增加值构成

单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

③第三产业严重落后，且内部结构不合理

由表一、表三可见，2010年第三产业产值为38.5%，主要部门收入平均却高达87412元，相比于第二产业的过高比重，在当今市场背景下，第三产业明显略显不足。其次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见表四）。主要以传统的服务业为主，新兴行业和要素市场的发展不足，制约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也难以满足居民消费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特别是作为现代经济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交通、通讯、金融保险、商业、科技开发、信息咨询服务业不发达，不仅制约了工农业生产的增长，也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六、利用FDI优化我国产业结构

（一）“产业结构缺口”―FDI 弥补的“第五缺口”

根据前面的现状分析可知，我国产业结构还存在很多问题，并没有达到优化的状态。笔者认为，产业结构这种未达到优化的状态可以称为“产业结构缺口”，而我们合理利用 FDI 正是可以弥补这种缺口。

①利用 FDI 的产业关联效应，带动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FDI 对产业部门所产生的关联效应有两种，一是FDI 前向效应，即跨国公司向东道国企业出售产品，并作为这些企业生产过程的投入而产生一种经济联系，这有利于当地企业克服生产过程中的瓶颈；二是 FDI 后向效应，即跨国公司向东道国企业购买其产品，并作为其投入品而产生的一种经济联系，这创造了对当地企业的需求，从而刺激了当地产业的发展以及实质性的投资活动。

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优化产业结构。首先，FDI有利于资源的相对集中配置，为东道国优势部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其次，企业间的竞争有利于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提高东道国的产业技术水平。但最为重要的是，外资企业的进入打破了原有的市场均衡，迫使东道国企业采取各种措施参与竞争，提高了当地的企业资源使用率。

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改善产业发展质量，优化产业结构。首先，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对东道国企业的兼并与收购，可以将低质量的资产存量变成高质量的资产存量。其次，外商直接投资设立新企业，可以形成高质量的新增资产。再次，外商直接投资还可以提升东道国关联产业存量资本和新形成资本的质量。

④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促进技术进步，带动产业结构升级。FDI促进技术进步主要是通过技术转移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进行的。首先，随着各种专门知识方面的技术日益复杂，其转移的过程对东道国自身技术能力的依赖程度加深了。其次，东道国的市场需求结构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异，从而决定了一些特定产品在东道国有很大需求；第三，跨国公司对当地原材料的使用或者在试制符合当地需求的产品，也会强化通过 FDI 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转移的需求。

⑤FDI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首先，当地企业通过模仿那些在当地市场上经营的跨国企业的分支机构所采用的技术而提高生产率；其次，跨国公司 FDI 使东道国的市场竞争加剧，从而迫使当地企业更有效地利用现存的技术、资源，这是一种间接的技术溢出效应；第三，竞争还迫使当地企业寻求更有效率的高新技术，由此推进了技术的进步。

（二）FDI影响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现状

①外资进入数量与外资实际使用情况

由图3可见，2011年一年，外商对华投资新建设立企业数美国同比增长8%，欧盟地区同比增长4%，亚洲十国及地区同比增长1.5%，这一FDI最多的势头至今保持良好。而在外资实际使用方面，中国也呈现出较强劲的实力。就2011与2010年相比较，2010年国内实际利用外资达1050亿美元，2011年达1150亿美元，涨幅高达9.52%。

资料来源：商务部官网统计数据，2011年

②外资所属国别（地区）

我国实际利用FDI一直以来以亚洲地区为主，截至2011年，亚洲十国及地区在华投资建厂同比增长1.5%，虽不及美国的8%，欧盟的4%。据商务部统计（参见图2），2011年1―12月对华直接投资前十位国家/地区中（香港、台湾、日本、新加坡、美国、韩国、英国、德国、法国、荷兰），亚洲国家/地区依旧占了5个席位。从FDI的国别看，我国吸收外资的国别结构单一，外资来源过度集中，这使我国利用外资过分依赖于少数国家和地区。

③外资进入的地区

从地区看，FDI主要集中在东部，对外开放的20余年中这一格局基本未变。尽管近些年，实际利用外资数量在西部地区迅猛增加，如2005年，西部地区就实现跨越性的25.6%的增速，但FDI“东重西轻”的结构性问题依然没有出现明显变化，同期东部占九成，中部为6.7%，西部仅为3.2%。

④外资进入的产业

表五 FDI在三次产业的分布情况

单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国家信息中心

FDI在三次产业的分布高度集中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偏低，第一产业比重偏小（参见表五）。截至2008年，FDI在第一产业占1.91%。第二产业64.52%，第三产业33.56%。

（三）FDI对我国（东道国）产业结构优化的正面影响

①改变东道国要素配置结构，从而优化产业结构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的是封闭型、高度内向化的向重工业倾斜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由于缺少竞争压力和技术进步的刺激，技术和产品更新缓慢，要素配置紊乱。八十年代初以来，我国积极鼓励和吸引外商来华投资，一些新兴工业国或地区正实现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换，迫切需要将已失去发展潜力的产业向海外转移。外商投资的适用技术和适用产品，大大提高了我国国内加工工业水平，促进了加工工业的改组和提高，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我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同时，在较短的时间内，我国轻纺工业以及以家电为代表的高级耐用消费品工业进口替代加速完成，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

②收入水平提高，改变消费结构，促进产业升级

FDI大举进入我国市场，给我国就业市场注入了旺盛活力。2006年，全国就业人员合计74978万人，其中外商投资单位就业796万人；2010年，全国就业人员合计76105万人，其中外商投资单位就业1053万人（参见表六）。在基数浮动较小的情况下，外商投资单位就业人数四年间涨幅高达32.29%。伴随着就业增长的同时，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也呈现日益提高的现象，由此带动的是旺盛的消费能力，从而带动产业升级优化以符合日益多变的消费需求。

表六 就业基本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

③其他影响

包括对当地企业的示范和竞争效应以及对东道国消费需求的效应等。

（四）FDI对我国（东道国）产业结构优化的负面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性倾斜加大了我国产业的结构偏离；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性倾斜扩大了我国三次产业发展水平差距；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性倾斜助长了我国消费品工业的过度扩张；外商直接投资过度推动了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扩张，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

（五）针对产业结构优化，对FDI的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理论与实证分析，我们对FDI、中国的产业结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有了明确的认识。就FDI对中国产业结构产生的正、负面影响，为了实现FDI和中国产业结构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区域均衡发展，达到有效利用FDI优化产业结构的目的，对FDI突出如下建议：

⑴利用 FDI 的重新定位

引资观念定位。在战略上必须弱化利用外资补充建设资金不足的作用，强化资源优化配置和合理使用的意识，以利用外资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效益为基本取向，根据可持续发展原则和有质量的经济增长原则选择引资合作伙伴和方向，把外资的技术含量与技术水平作为衡量引进外资质量优劣和“政绩”好坏的标准，从而达到真正利用外资而不是被外资所利用的目的。

投资方式定位。尝试引进国际上流行的收购兼并等新的跨国投资方式，帮助我们解决国内一些经济问题。

技术定位。通过相关法律和政策，走“质量引资”道路，全面提高引进的 FDI 的技术水平。

结构定位。通过引进 FDI 重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农业，同时重新制定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产业指导目录，着重实现我国由传统工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的第二次产业转移和由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向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的第三次转移。

⑵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导向

①引导外商加大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力度，相对降低对工业的投资比重。

②引导外商增加对重加工业的投资，相应地减少对消费品工业的投资。

③引导外商增加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减少对一般加工工业的投资。

④引导外资投向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

⑤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更多地流向一些薄弱的第三产业部门。

⑶做好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引进与技术创新工作，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高级化

⑷加大外商直接投资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力度，同时加速我国自身产业优化升级

⑸提高对人力资本引进的认识，加强对人力资源质量与效益的开发

⑹加快市场经济建设，形成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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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摘要：从多国企业经济理论的发展脉络，更能明显地辨识出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发展轨迹。本文以交易成本概念、科斯交易成本思想和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理论为线索，对多国企业理论发展的学术脉络和内在联系进行了重新梳理。威廉姆森于2009年成为交易成本理论学界又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得主，源自其使有关治理问题和企业边界问题的研究在过去30年中成为经济学研究热点和理论前沿的贡献。

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以交易作为分析单位，将制度作为考察对象，可以轻易地应用于其他能够以制度作为解释变量或被解释变量的研究主题，其应用与影响范围之广泛，无疑是其获得认可和殊荣的重要原因之一。整个20世纪70年代，多国企业经济理论的发展明显带有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烙印，科斯与威廉姆森的概念、框架和思想的影响在多国企业理论内部的竞争中更体现出解释力和竞争力。

多国企业理论，俗称跨国公司理论，确立于上世纪60年代，时属国际经济学范畴，研究多国企业的存在并用以解释国际投资的方向和动因。此阶段的多国企业理论属于新古典方法的产业组织理论范式时期。

一、交易成本与新古典方法的内部化理论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交易成本概念已经明确地进入了多国企业理论的构建和发展。Buckley&Casson（1976，1998a，b）和Rugman（1981，2003）是多国企业内部化论的领军人物，他们在其各自的内部化观点中都承认科斯的影响。虽然，事实上，他们从科斯那里继承的只是交易成本的概念内涵和分析模式，并非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方法。

（一）交易成本概念与Buckley&Casson的内部化理论

Buckley&Casson（1976）在论述其“市场内部化经济学”时认为，由于“在一定条件（如规模收益非递增）下”，通过完全竞争市场配置资源最有效率，因此企业以寻求效率为动机进行市场内部化的必要条件是外部市场不完善。内部化规避了不完善的外部市场，避免了因市场不完善导致的低效率，进而产生了内部化利益，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成本会抵消潜在的利益，因此，企业的最优规模被确定在进一步内部化的成本与利益相等的那一点。企业跨越国界进行内部化时创造了多国企业。这就是他们解释多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逻辑。

学术渊源上，Buckley&Casson的内部化观点源于科斯在《企业的性质》（1937）-文中将企业解释为节约交易成本所产生的组织形式。他们也承认其“市场内部化的经济学”得益于科斯等人的经典分析，同样以“企业替代市场”的逻辑为基础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照此逻辑，他们的内部化理论是将跨国公司解释为出于节约交易成本的效率动机而产生的经济组织。

（二）交易成本概念与Rugman的内部化理论

Rugman（1981）将经济理论应用于国际投资问题，其内部化观点建立在极强的假设之上，他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纯理论相反，自由贸易被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善所破坏，并由多国企业取而代之。在Rugman看来，针对外部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或外部市场的缺失，相应的解决方案是以管理指令制定内部（转移）价格，以内部市场替代外部市场，即所谓的内部化。他指出“科斯（1937）在其原创论文中显示国内公司可以规避常规市场并利用内部价格以克服外部市场上过度的交易成本，为避免这些成本，企业的管理团队可以使用管理命令确定内部（转移）价格。”

（三）内部化理论中的交易成本概念

内部化学者Buckley&Casson（1976）和Rug-man（1981）虽都认为多国企业的存在即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导致企业替代市场，但他们所说的企业在内涵上只是作为外部市场替代物的内部市场。尽管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和分析模式在他们的理论构建中都有使用，但科斯意义上的企业概念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二、科斯思想传统下的多国企业理论

（一）Hymer的多国企业理论介绍

Hymer作为多国企业理论的开创者，其早年博士论文（1960）的观点早已进入教科书，并被冠以产业组织方法的标签。然而，Hymer（1968）的交易成本思想被世人发现至今仅20年，且尚未得到充分的关注和传播。Hymer是最早将科斯（1937）的交易成本观点应用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研究的。在沉寂了大约30年之后，该论文最初的法文版被Horaguchi&Toyne（1990）与Casson（1990）等人发现并刊行英文版译文。至此确立了Hymer作为直接投资理论交易成本方法先驱的地位。例如Horaguchi＆Toyne（1990）指出，“通读Hym-er的博士论文和其有关科斯的著作”可以发现Hymer运用“科斯的企业与市场理论”并同时考虑“管理资源”的作用以解释多国企业。

（二）Hymer交易成本思想的学术渊源

从以上回顾可以看到，科斯思想和分析模式在Hymer的多国企业理论中体现得非常完整。也不难看出，在学术渊源上，Hymer的内部化观点同科斯（1937）的思想联系密切。虽然Hymer在其博士论文中并未明确提及科斯（1937），但提出的观点“企业将市场内部化或取而代之”与之类似；而Hymer（1968）后来则明确引用了科斯（1937）的观点，并将其文章第一部分的标题命名为“企业是节约市场成本的工具”。可见，Hymer沿袭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市场与企业”二分法，也基本遵循了科斯（1937）从企业“是否有利可图”的角度选择交易模式的思路，明确指出从企业的角度研究问题。总之，同科斯（1937）-样，Hymer（1968）体现出原始粗糙的交易成本思想。这同Hennart的多国企业理论所体现的威廉姆森思想具有显著的差异。

三、威廉姆森思想传统下的多国企业理论

（一）Hennart的多国企业理论介绍

Hennart是跨国公司理论内部化／交易成本方法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在早期的时候使用“内部化”一词（1982），后期则改作“交易成本理论／方法”的提法（2000）。其观点以交易作为分析单位，对给定的交易进行分析。Hennart认为，对于给定的交易，不同制度（市场或企业）以不同的方式（价格或等级结构）组织交易会经受不同的成本，内部化理论应当解释为何企业在组织交换上是更有效率的制度。Hennart指出，价格制度可以无成本地完成任何组织制度都必须完成的三个任务，即告知每个人以他人的需要、补偿其生产性质的行为和抑制议价。

为减少上述成本，尤其是减少机会主义导致的“欺诈”动机，需要以等级结构的指令替代有瑕疵的市场价格，切断产量与业绩之间的联系，即市场不完善的解决方案是以等级结构作为组织方式，这是因为内部化转移了动机并提供了“正确的”信息。

当然，等级结构作为一种与价格不同的激励结构会引发“偷懒”，这就成为利用企业制度的成本。而可能的企业失灵与等级结构失灵同时存在意味着显著的交易成本本身并不是内部化的充分条件。由于使用单一的组织方式（价格或等级结构）受到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二者兼用是最为现实的组织方式。在Hennart看来，多国企业的边界最终由此决定。

（二）Hennart多国企业理论的学理特征

Hennart对多国企业的解释是强调基于“自然的”市场不完善所导致的交易成本。具体地讲，是指信息成本、执行成本、议价成本等形式的交易成本。从学理上看，虽然Hennart同样注意到确立、执行与转移产权的成本，但根据其理论对产权的确定与执行成本的重视，可以判断Hennart的理论体系中所讲的主要的交易成本属于产权学派的交易成本概念，即确定与维持产权的成本。

虽然Hennart在其理论中运用威廉姆森类型的交易成本概念，同属产权学派的交易成本观点，而且对交易成本的解释同威廉姆森（1975，1985）-样基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概念，分析模式如出一辙，但是Hennart（2000）强调其理论并不完全依赖，只是时而取用“资产专用性”这一标志威廉姆森版本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特征的概念。因此可以认为，Hennart的理论虽是威廉姆森的思想传统，但也有明显的区别。

四、交易成本理论对多国企业理论的影响

（一）交易成本理论对多国企业理论发展的贡献

Hymer（1968）吸收并明确运用了科斯（1937）的思想，即所谓企业理论，也将企业视作协调生产活动的组织，企业家的“管理”与“市场”是相互替代的协调方式。Hymer指出“只有当市场不完善且企业规模大到足以意识到诸（市场）不完善时，才需以多国企业的管理结构替代市场联系。”简言之，Hymer以企业作为解决方案是基于企业的管理结构能够更好地协调生产活动这一认识。

总之，科斯与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思想进入多国企业理论后，Hymer与Hennart轻松地回应了内部化论中瑕疵明显的观点，有力地推动了多国企业理论的发展和进步，从协调和激励两个方面，清晰地解释了多国企业的存在。

（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挑战与理论的发展

交易成本理论推动了多国企业理论的发展，解决了多国企业经济理论发展中遗留的问题，使得该领域的理论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初便迅速达到鼎盛。然而，理论顶峰的到来也往往伴随着挑战的出现和衰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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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直接投资对投资国与东道国间收入趋同的影响

在过去的20年中，国际直接投资已迅速地扩散到世界经济的各个角落。越来越多的国家和部门变成了国际直接投资网的一部分。国际直接投资的高水平和互异的形式促进了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国与国之间的收入趋同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主题。经验和理论的研究已聚焦在国与国之间是否存在收入趋同的现象（Ben－David，1994：Greasley and Oxley，1997；Rassekh et al.，2001）。

自从 Lucas（1988）强调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后，关于收入趋同的理论分析在内生变量模型的背景下就发展了起来。Tamura（1991）认为技术投资中的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导致了国家间资本收入和产量增长率的趋同。Yuen（1997）使用与Lucas（1988）类似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了要素流动性在收入趋同中的作用。他们认为，资本流动将加速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的趋同，并且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的趋同能够通过附带劳动流动性的人力资本而可观地获得。通过使用一个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增长模型发现，如果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存在知识溢出，作为劳动力流动代替者的跨国公司可能也提供一个学习国外技术的机会。

国际直接投资本身是资本流动的最重要类型，并且作为劳动力流动的代替者能够影响国家之间人力资本的溢出。A. Mody（2002）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在过去的20年中已经促进了国与国之间收入的趋同，而国际直接投资之所以能够促进投资国与受资国之间收入趋同的主要原因在于：（1）国际直接投资比间接投资效率更高。Bosworth and Collins（1999）研究了外资对当地投资的影响，他们发现，在发展经济状态中，一美元的国际直接投资转化成了一美元的当地投资；相比之下，银行贷款和债券发行在东道国产生的投资效率则要低一些。因为大部分的国际直接投资是以“绿地”投资的形式进行，这涉及新的投资。而银行贷款和债券发行可能不涉及新的投资；（2）国际直接投资产生了生产力溢出，能够通过溢出效应提高当地的生产力。从水平溢出角度来看，通过非正式的接触和外国投资者对当地企业员工的培训，当地企业能够提高生产力。从垂直溢出角度来看，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在东道国会产生一种纵向联系，外国投资者从而有机会转移技术并提供培训以提高当地供应者的生产力。

Changkyu Choi（2004）使用1982－1997年间OECD的16个投资国和57个东道国的双边国际直接投资的数据，运用平行数据回归的方法对国际直接投资在国与国之间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趋同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发现当双边国际直接投资增加时，投资国与东道国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的差距是降低的，并且发现，地理接近和语言相近在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Choi假设双边国际直接投资对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率产生趋同作用，那么国与国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规模越大，收入增长率的差距和每单位资本收入的差距就越小，并且所有的差距变量用绝对数据而非原始数据来表示；同时假设当国际直接投资由低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时，存在逆人力资本溢出的可能性，亦即甚至在国际直接投资是从低收入国家流向高收入国家时，低收入国家也能够有机会改进人力资本从而与高收入国家进行竞争。另外，地理接近和语言接近被认为是收入趋同的重要因素，因为它们能够促进跨国人力资本的溢出。

需要说明的是，不像已有的经验研究，Choi是在考虑人力资本溢出的前提下，通过运用收入水平和增长差距的绝对值方程，来检验双边国际直接投资的增加是否导致了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的趋同。他认为，不论什么情况，只要国际直接投资率增加，收入差距就将减小；而且，如果两个国家距离接近并使用相同的语言，收入水平和增长率就会趋同。以此为基础，Choi又进一步对收入水平和增长差距的绝对值方程，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和平行数据回归，发现当双边国际直接投资流动增加时，两国之间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确实趋同了。这证明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动对人力资本溢出是很重要的，从而产生了趋同。同时发现，地理接近和拥有相同的语言在趋同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两国接近并使用相同语言时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加强。

由此可见，伴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显著增长，国际直接投资将驱使世界收入趋同或趋散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以前关于收入趋同的研究表明，通过劳动力流动而产生的人力资本溢出是造成收入水平和增长率趋同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而Choi（2004）则以收入水平和增长差距的绝对值方程为基础，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和平行数据回归，证明国际直接投资是造成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收入水平和增长率趋同的一个重要驱动力。

二、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

国内收入差距的影响

（一）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内收入差距影响的两种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内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产生作用的结果。而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结果有着相互对立的两种理论－－“发展／现代化”假说和“世界系统／附庸”假说。

1.发展假说理论。发展假说理论建立在边际生产率理论和储蓄、消费倾向的传统经济学概念之上。该理论认为收入差距是改进每个人收入的必要的前提条件。其研究主线是沿着库兹涅兹倒U型曲线假说进行的，根据这一曲线，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收入差距扩大，但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时收入差距就会缩小。在经济发展的前期阶段，高收入和低收入部门间的收入差距会扩大并且每一部门内部的收入差距也会扩大。这直接导致了整个社会收入差距的扩大（Adelman and Robinson，1989）。在增长的后期阶段，当更多的产品被生产和足够的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逐渐消失并且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将提高到工业劳动力的水平。随着实际劳动收入的增加，经济增长和政治自由的增加将导致收入分配的更加平等（Fei and Rains，1964：Lenski，1966）。

虽然发展假说理论的经济学家很少直接涉及国际直接投资的分配结果，发展经济学家也还没有关于考察国际直接投资和收入差距假说的经验研究，但是发展假说理论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研究已经做出的重大贡献，足以使我们对其代表性的研究进行概括和总结。根据发展假说理论，更为重要的是现在的投资而非原来的投资。资本，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带来了增长并且其益处会最终扩散到整个经济中。因此，即使国际直接投资仅在几个领先部门带来了收入的增长，但从长远来看将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平等。例如，东亚出口加工区的国际直接投资，曾经对低工资就业的增加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从而改进了收入分配的范围。大多数的发展假说理论经济学家认为，经济系统的类型和发展策略等因素，是收入分配的决定性因素。只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外资数量的不同不能引起收入差距的任何变化。因此，发展假说理论的观点是：从长远来看，国际直接投资有利于东道国内的收入分配，不会引起东道国内收入差距的扩大。

2.附庸假说理论。相对于发展假说理论的内隐论证，附庸假说理论则提出了一些关于国际直接投资分配效应的观点。附庸假说理论从世界经济和历史的角度研究差距问题，认为影响收入差距的是社会体制和生产组织，而不是经济产量和财富。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位置是决定其收入分配的关键。更确切地说，收入差距是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之间关系的对应物，并且边缘国家收入差距的程度由附庸发展过程决定（Girling，1973；Rubinson，1976：Bornschier and Chase－Dunn，1985）。

伴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工业化进程的逐渐加快，在发展中国家跨国部门任职的员工明显地形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这些“劳动精英”的收入是标准收入的4－10倍（Girling，1973），以至于促使在传统部门工作员工的工资伴随着生产过程的资本密集程度的不断提高而逐渐增加，这反过来又导致传统工业部门失业人数的增加。结果，劳动收入相对份额的增加不仅没有带来更大的平等，而且直接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换句话说，在这种附庸工业化的类型下，收入的扩散和混合效应没有出现。而且，当融入世界经济后，劳动精英通常会努力维持和巩固他们的领先地位。由于共同的利益，当地劳动精英会为外国投资者压制甚至驱逐本土企业家。这种为了使利益最大化的国家间利益联合的尝试，具有深层涵义。在世界系统框架中，国家被认为具有市场和生产的权力。当劳动精英包括了国家组织中强有力的执行者，并且当劳动精英和国家通常由国外信用支撑时，一个经济加政治的“三角联盟”就出现了（Evans，1979）。然后，当市场不能为它们的利益服务时，这个经济加政治的联盟就会操纵国家的独有权利来干预市场。这个联盟的形成因此意味着，任何想改进收入分配的政策都具有内在破坏性的因素。实际上，这可能是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的最根本原因之一。

篇10

一

关于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诸多分析框架，对于两者之间的双向作用究竟是相互替代还是相互促进这一，一直未形成统一的观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芒德尔(Robert A.Mundell)提出了著名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芒德尔从传统的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两国家、两要素和两产品的分析框架出发，假定：(1)X国是资本要素丰富的国家，Y国是劳动力要素丰富的国家；(2)在国际贸易中，两国以各自的比较优势生产相应的产品，X国将集中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a，Y国将集中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b;(3)X、Y两国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在两国间自由流动，X国将出口a产品，从Y国进口b产品；Y国则出口b产品，并从X国进口a产品。在实现了贸易平衡的状态下，X、Y两国的资本和劳动力的要素报酬率是相等的，因此不存在资本跨国流动的必要。然而，当两国之间存在着关税壁垒、产业壁垒等可阻止自由贸易的障碍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假定Y国现在对来自于X国的进口商品a征收高关税，这势必提高X国的a商品在Y国的价格，并刺激Y国a商品生产部门生产规模的扩大，伴随而来的必然是生产a商品所需的、原来在Y国就相对稀缺的资本要素的国内需求量的扩大，进而推动Y国的资本要素价格的上升，并提高Y国的资本要素报酬率。在Y国资本要素高利润回报的吸引下，X国的资本势必通过直接或间接投资等方式流入Y国，从而进一步扩大了Y国a商品的生产规模。整体上资本要素的流动并没有增加a商品的总产量，只不过是以Y国国内产量的增加，替代了X国出口量的减少。在Y国对a商品的需求保持不变的情况下，Y国从X国进口的a商品的数量势必下降，亦即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果最终取代了国际贸易。由此，芒德尔得出的结论是，在存在国际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如果直接投资厂商始终按特定方式实施跨国直接投资，那么这种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在相对最佳的效率或最低的生产要素转换成本基础上，实现对商品贸易的完全替代。

首先对芒德尔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提出挑战的是日本一桥大学的小岛清(K.Koyimo)教授。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小岛清发表了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方面的大量论著，他强调了国际分工原则的重要作用，认为国际分工既能解释国际贸易，也能解释国际直接投资，因此，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可以统一在国际分工原则的基础上。与芒德尔不同，小岛清把传统模型中劳动和资本要素用劳动和经营资源来替代，因此国际直接投资已不再是简单的资本流动，而是包括资本、技术、经营管理和人力资本的总体转移。在此基础上，结合日本的经验，小岛清认为，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从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开始依次进行，相应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越小，技术就越容易为东道国所吸收和普及，进而就可以把东道国潜在的比较优势挖掘出来；同时投资国可以集中精力创造和开发出新的技术和比较优势，从而使两国间的比较成本差距扩大，为更大规模的贸易创造条件。由此可见，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对国际贸易的简单替代，而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促进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国际直接投资也可以创造和扩大对外贸易。

由于统计数据不全及统计的缺陷，芒德尔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及小岛清的互补模型，都是从传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实证的检验。20世纪80年代以来，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实证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研究结果表明，战后的资本流动，尤其是国际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并没有阻碍国际贸易的发展；实证资料显示，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双双快速发展。李普西和韦斯(Lipsey and Weiss)依据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统计数据，研究了美国跨国在发展家所设立的子公司的生产和出口行为。他们选取了一系列样本商品作为研究对象，发现这些子公司的相应产品的年产量，与美国同年向这些发展中国家出口的类似商品的出口总量呈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这种正相关广泛存在于美国近60%的产业部门中。也就是说，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同行业的国际贸易更多地显示的是正面的积极。胡弗鲍尔(Hufbauer)等人重点研究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情况，他们将美国1980、1985和1990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与出口总量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总量与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一直保持着正相关关系。

然而，统计分析并不等于理论分析，要真正弄清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是替代还是促进作用，显然必须在理论上澄清“促进”与“替代”的含义。笔者认为，所谓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是指由于国际贸易的进行，带来本产品及相关产品、产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增加，而原来的国际贸易并不减少；所谓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替代作用，是指原来进行国际贸易的产品引起国际直接投资的进行，而原产品的国际贸易不再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应该与原国际贸易额正相关。反之，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是指由于国际直接投资的进行，产生了新的国际贸易，而原国际直接投资并不减少；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替代作用，是指进行的国际直接投资导致了该产品国际贸易的产生，而原国际直接投资不再进行。在廓清了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更为重要的是进一步剖析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为此，必须从微观分析入手，通过建立恰当的代数模型而加以验证。

二

探讨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双向作用机制，就逻辑而言，适合于进行微观分析。因为这两者本身是同一企业面对不同外在环境而进行的两种选择，两者统一的基础在于企业的理性决策。因此，决策分析构成了本文模型的中心环节。

（一）模型的建立

1.模型Ⅰ

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双向作用的微观分析，即是考察一个企业在扩大海外市场时，面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两种选择，作何取舍的问题。设a、b两国组成一个生产—消费体系，a为本国，b为外国。为简化分析，进一步假设：(1)只有一种产品，且只在一国生产、在两国平均消费，无论在哪国生产，其生产总量Q不变；(2)Q的生产函数是劳动量L的一元线性函数，即：Q=AL，其中A为劳动效率，两国的劳动效率相同；(3)成本函数P为劳动力价格S乘以劳动量L，即：P=SL，若在b国生产，则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净成本F。

对于模型Ⅰ，我们可以分两种情况进行讨论：

第一，Q在a国生产，出口至b国。此时，该产品的生产总量为：Q=AL；其价格为：P[，1]=S[，a]L；对外贸易量则为：X=0.5Q，由a国出口至b国；生产该产品的平均单位成本为：

C[，1]=P[，1]/Q=S[，a]/A

(1)

第二，Q在b国生产，出现直接投资。此时，该产品的生产总量为：Q=AL；其价格为：P[，2]=S[，b]L+F；对外贸易量则为：X=0.5Q，由b国出口至a国；生产该产品的平均单位成本为：

C[，2]=P[，2]/Q=S[，b]/A+F/(AL)

(2)

比较(1)式与(2)式，若C[，1]＞C[，2]，则出现直接投资。即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必须：S[，a]/A-[S[，b]/A+F/(AL)]＞0；整理得：L(S[，a]-S[，b])-F＞0。将L=Q/A=2X/A代入，则得出对外直接投资条件：

X(S[，a]-S[，b])A-F＞0

(3)

(3)式表明，贸易数量越大，工资差额越大，劳动效率越低，对外投资净成本越小，则越有可能出现国际直接投资。在后三个条件不变情况下，国际贸易额越大，越有可能出现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地分析，假设直接投资条件满足，Q在b国生产，则国际直接投资额为：

P=S[，b]L+F=2XS[，b]/A+F

(4)

(4)式中，国际贸易额X出现在直接投资额P表达式的分子上，这说明国际贸易与随后出现的国际直接投资成正比，而且前者是后者的形成原因。但在进行直接投资后，原来由a国到b国的出口消失，被a国对b国的直接投资所代替，这表明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具有替代作用。此时，由于假设(1)的存在，发生b国对a国的出口0.5Q，但若放宽这一假设，这一贸易量不一定出现。

2.模型Ⅱ

假设：(1)某一最终产品G的生产需投入中间产品M、劳动力Lg、总部服务Ng和运输费用Tg;(2)中间产品M的生产需投入劳动力Lm、总部服务Nm和运输费用Tm;(3)共有a、b、c三国，企业总部设在a国；(4)最终产品的世界总需求为G，产品在三国均分。

在初始阶段t[，o]时，设M、G只在a国生产，此时仅有对外贸易，国际贸易量为：由a国至b国以及至c国的各1/3G。因没有直接投资，故不需总部服务，所以：Nga=Nma=0

在t[，1]时，设有直接投资，且a、b、c三国生产M的成本函数如(5)(6)(7)式所示：

Pma=Nma+SaLma+Tma

(5)

Pmb=Nma+SbLmb+Tmb

(6)

Pmc=Nma+ScLmc+Tmc

(7)

不失一般性，设Pmb＜Pma，Pmb＜Pmc，则M在b国生产。另外，a、b、c三国生产G的成本函数分别如(8)(9)(10)式所示：

Pga=Nga+Pmb+SaLga+Tga

(8)

Pgb=Nga+Pmb+SbLgb+Tgb

(9)

Pgc=Nga+Pmb+ScLgc+Tgc

(10)

不失一般性，设Pgc＜Pga，Pgc＜Pgb，则G在c国生产。这样，G的生产函数为：

Pgc=Nga+(Nma+NbLmb+Tmb)+ScLgc+Tgc

(11)

此时国际贸易量分别有：Nma（由a国出口至b国）；Nga（由a国出口至c国）；Mb（由b国出口至c国）；1/3G（由c国出口至a国）；1/3G（由c国出口至b国）。与t[，0]时比较，创造的国际贸易ΔX有：

ΔX=Nma+Mb+Nga=Na+Mb

(12)

即包括总部服务出口和中间产品出口。这表明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具有促进作用。

由直接投资所建立的子公司又会直接带动a国资本品、中间产品、服务的出口，带动相配套产业新的贸易与投资，实现生产的垂直一体化与水平一体化，把b、c两国的生产纳入国际生产与营销体系，改变b、c两国的生产结构，扩大b、c两国的对外贸易，并通过与b、c两国其他企业的非股权联系（如分包等）发挥溢出效应，提高b、c两国其他企业的对外贸易，提高a国与b、c两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二）模型验证设想

关于模型的进一步验证，可有下列：

1.根据模型Ⅰ，对其他方面相似的国家来说，具有较大出口额X的国家，应有较大国际直接投资接受额P。即应有：Ri∝Pi，i为其他方面相似的各国家。

2.根据模型Ⅰ，在其他方面相似的国家之间，生产成本取决于工资率S，而较小S的国家应有较大的国际直接投资接受额P。即Si负相关于Pi，i为其他方面相似的各国家。

3.根据模型Ⅰ，较小的直接投资净成本F，将导致较大的国际直接投资额P，而在各方面越相似的国家之间，具有越小的F。即越相似的国家之间，国际直接投资额越大。

4.根据模型Ⅰ，较小的劳动生产率A，将导致较大的国际直接投资额P。即在劳动生产率越小的产品上，越有可能出现国际直接投资。

5.研发费用R可看作总部服务出口N的指标，由于企业研发费用R与产品的复杂程度有关，亦可用作衡量中间产品量M的指标。根据模型Ⅱ，较大的总部服务与较大的中间产品应产生较大的贸易量X。应有：Ri∝Xi，i则为世界各时期。

以上推论，经初步定性验证，符合得较好。

三

从以上两个模型中可以看出，不能笼统地说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是促进还是替代关系。国际直接投资对原产品的国际贸易是替代关系，国际直接投资又对新的国际贸易（中间产品、总部服务等贸易）形成促进关系，这就是双方相互作用的动力机制。因此，正如许多实证所显示，两者双双表现为正相关的高增长；而且正是由于这种机制，贸易结构（包括进出口结构与进口、出口的内部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以上两个模型中的企业在现实中的对应者显然是跨国公司。这表明在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双向作用使得世界联系更趋紧密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处于中心地位。跨国公司一体化的国际生产、营销，使之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生产与贸易的核心。跨国公司垂直与水平一体化日益将全球生产与贸易推向新的高度，通过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两种方式，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增强，推动着地区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可以预见的是，跨国公司将为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构造一个可行的微观进路。

从世界范围看，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发展及其全球一体化生产营销体系的建立，极大地增加了国际间产品、技术和服务的流动，突出表现在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由贸易发展带来的跨国公司在发展家的直接投资，打破了这些国家在投资、技术、生产与营销等方面的“瓶颈”，从而使这些国家优势产品大规模生产与出口成为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国际生产是联系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纽带，即国际直接投资的扩大必然带来国际生产的发展，而国际生产的发展又必然促进国际贸易的增长。因此，随着跨国公司一体化国际生产的发展，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将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密切联系又将导致投资与贸易的政策措施之间的交叉，即贸易政策措施对投资或投资政策措施对贸易将发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国已正式加入WTO，随着新一轮开放局面的形成，将有更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我国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将有新一轮的发展。在此背景下，我国应当顺应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发展趋势，有效地将外资政策与贸易政策有机结合起来，改变它们由不同机构管理、受不同直接目标所左右的相互分离的状态。具体而言，在政策制定上，必须体现产业导向，制定具体产业目录；在体制方面，要抓紧实现外向型经济体制（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导向）向开放型经济体制的转变，实行国民待遇，变单向通行为双向通行，实行公平竞争与优惠政策的有机结合；同时，进一步改善软环境，加强政府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服务功能，使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实现良性互动。

收稿日期：2001年11月15日

【】

[1] Mudell，R.A.(1957)，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47，pp.321-335.

[2] Lipsey，R.E.and Weiss，M.Y.(1981)，Foreign Production and Exports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66(2)，pp.304-308.

[3] Hufbauer，G.C.，Lakdawalla，D.and Malani，A.(1990)，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and Its Concentration to

Trade，UNCTAD Review，pp.39-51.

[4] 唐海燕：《国际贸易环境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5] 陈铭：《作为专业化与分工结果的国际贸易理论》，《南开经济研究》2001年第1期。

[6] 梁志成：《论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型关系》，《经济评论》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