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认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律援助的认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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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人性；受援助人

一、科学人性观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原理分析

（一）科学人性观理论分析

科学能够反映客观事物规律，符合实际情况。科学的人性观就是在对人性进行分析的时候，符合人性的内在规律。由于人性是人的社会性，所以人在社会生活中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不可能没有需求，任何人都有需求满足的需要。正是因为人类需求的基础性，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直接将人类的需求性定义为人性，“我们可以根据一个事实来定义人性：无论居于何处及实践何种文明，人都必须吃喝、呼吸、睡觉、生育，并且从机体排泄废物，并认为这些人性需求有导致各种各样的衍生需求，法律、宗教制度等只不过是满足需求的措施或手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的需求可能具有无限性，这不是我们所期望的，但是这确实存在，所以需要针对不同的情况制定不同的制度给予抑制。这就是说我们承认人们的需求，对其合理需求给予保护，对于不合理需求要给予限制。

出于自利和实现自我利益，人往往会有膨胀的心理。通过制度或其他外部的因素去制约，其制度设计所期望的效果往往并不能达到，因此需要个人的自我约束，这便涉及到人的理性。人不可能对外界一无所知，但不可能对外界及其自己做到全知，这说明了人的理性能力是有限度的，即有限理性。正是人的有限理性，人的行为中总免不了非理性的因素。对不同的人，其理性的要求应该不同。因此，经过以上的分析，本文认为的科学人性观是承认人的有限理性，并在有限理性的指导下，尊重人的自利性，实现自我需求。

（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内涵的分析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依照法律规定对经济困难无力聘请律师的提供帮助，或者特定案件中为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没有聘请律师而提供法律咨询和刑事辩护帮助的法律制度。

2012年《刑事诉讼法》又在援助对象、介入阶段和援助方式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刑事法律援助为政府责任和律师义务，援助的对象为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诉人、被害人，援助服务包括刑事辩护、、法律咨询以及法律服务等。

（三）科学人性观研究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意义

接受刑事法律援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其他人，绝大多数是经济上困难，相对于公检法机关来说，其地位也是被动的、低下的，尽管法律规定控辩平等、审判机关中立，但在实践中往往并非如此。《刑事诉讼法》规定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公检法就必须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为其指派律师，这弥补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在法律知识储备等其他方面的欠缺，更好的对抗公检法机关对其利益的侵害。同时为其指派律师，也是满足其需求，希望得到公检法公正的对待，因为律师不仅仅辩护，也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等。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律师发挥作用越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得到保护的相对程度就高。社会的真正价值的实现应该是弱势群体得到更好的保护。

二、人性观视角分析域外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域外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有私人社团型和国家福利型两种模式。私人社团型和国家福利型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援助的资金来源广泛，既有国家资助，也有其他组织的捐助，因此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费用有了保障。在排除某些律师提供法律援助是为了追求精神利益之外，对于大多数的律师来说，在提供法律援助时更多关注的是物质利益。

在这两种模式中，受援助对象的扩大，以及援助范围提前到侦查阶段，从受援助人的角度来说，这是对他们利益的满足，因为提供援助的律师介入时间越早，对其利益的保护的程度可能越高。而且受援助人可以自由选择援助律师，这也是对受援助人理性的尊重。在排除某些律师提供法律援助是为了追求精神利益之外，对于大多数的律师来说，在提供法律援助时更多关注的是物质利益。

三、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现状与不足的人性观解读

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社会上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本文将对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变化以及存在的不足从人性观方面进行分析。

（一）刑事法律援助立法的人性观解读

我国有关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规定散见于一些法律当中，如《刑事诉讼法》、《律师法》、《法律援助条例》、《律师业务收费管理办法》，现有的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法律规定较零散且不成体系。

从人性角度来说，有关刑事法律援助的规定相对零散，这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主观原因即是立法者的理性是有限的。在刑事法律援助中，不同的受援助人，需求是各不相同的。因为立法的不完善，受援助人的合理需求可能得不到满足。援助律师在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时，提供法律援助时享有的权利以及应履行的义务，法律援助之后的相关程序，这些无不关系到援助律师的利益。

（二）受援助人的人性观解读

《刑事诉讼法》规定援助对象扩大和适用阶段提前，即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被判处无期徒刑，法律援助制度的适用提前到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与侦查机关的利益往往相反，在此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援助，与侦查机关形成法律上的平等，本身就是对他们有限理性的弥补，因为相对于公检法机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在刑事诉讼中，他们出于自利，优先想到的就是要保护自己的利益，更渴望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不管是免受虐待和折磨的需求还是减轻刑罚的需求，他们都需要有律师的帮助，使其合法的人身利益得到保护。

同时《刑事诉讼法》将十年有期徒刑排除在外。根据刑法的规定，诸多条款将“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作为某一情节的量刑幅度。作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他/她的利益同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利益基本没有任何区别，如生命、人身自由、财产等利益。

（三）法律援助律师的人性解读

《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的法律援助律师的申诉控告权。控告申诉的权利也代表着利益，在提供援助案件中，诉讼权利的充分行使，既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需求的表现，同时律师也希望整个援助程序的顺利进行，援助律师出于自利，时间、精力和体力都是援助律师要考虑的利益。

法律援助不能不顾及辩护律师的物质利益，法律援助就只会具有一种象征意义，是否有法律援助没有任何区别。考虑援助律师的物质利益，就是资金的问题，资金是法律援助运行的基础，随着援助对象的扩大，案件增加和财政不足之间的矛盾也就越来越明显。

四、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完善的人性观分析

由于我国法律援助起步较晚，法律援助的社会基础较为弱，所以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不能照搬外国的模式。从本土法律援助资源出发，结合上述的人性观，完善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立法的人性方向

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当事人出于自利性，满足他们的合理需求，因为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的程度，是判断一个国家法治水平的重要尺度。

第一，在宪法层面，在宪法中规定刑事诉讼的当事人有获得获得律师援助的权利。因为宪法是根本法，唯有宪法中有了规定，刑事法律援助才有存在的必要和前提。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体现的是对弱者的保护，这种保护是从人性角度考虑的，基于弱势群体自利性，更是对他们合理需求的满足，在刑事诉讼的案件中，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以主体性的身份参加诉讼，也是他们个人尊严的表现。

第二，在法律层面，借鉴英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专门性规定，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以专章的形式规定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或者制定《法律援助法》。由于法律援助与律师有着紧密的关系，所以在《律师法》也需要有规定。

第三，是在行政法规及地方规章层面上，各个地方可以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具体细化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二）扩大受援助人范围的人性观方向

随着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判处死刑刑罚的案件会越来越少。随着死刑案件的减少，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也是重刑，所涉及的案件事实和证据的比较复杂性，公检法机关往往受案件时限的约束，为了自己的利益，如案件的及时结案，涉及自己职位的晋升，以及社会的认可度，往往会侵害他们的利益。不管是物质性的利益还是精神方面的利益，在人民法院判决之前，需要保护这些利益，因此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中，应该将可能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作为刑事法律援助的对象。

（三）保障援助律师经费的人性观方向

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制度，不得不考虑律师的物质利益，虽然有些律师不存在通过提供法律援助获得物质利益，但是大多数的律师首要考虑的还是物质利益，这是律师出于自利性。如果一个律师在自己生存还不能解决的情况下，去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毕竟是少数。这是法律援助的资金问题，借鉴国家福利型的模式，即在法律援助制度中，资金的来源主要是国家支持，社会机构和组织捐助，同时建立专门的援助机构。

因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第一，建立最低经费保障制度。法律援助的资金通过立法建立最低经费制度，由财政给予支持，将这部分资金纳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中，最重要的是保障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经费问题，比如，差旅费，交通费等。第二，建立相适应的鼓励机制，如为捐助法律援助资金的机构颁发荣誉证书或者给予税收的优惠。

五、结语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宗旨是维护司法的公正，实现社会主义，体现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在社会转型时期，以人为本的理念是我们在研究制度的基础。刑事诉讼法是规范人的行为的，作为其中之一的制度，亦是如此。既然是规范人行为的，人的行为又是出于人的各种需求，为了满足需求，需要了解周围环境和自身，但是这种认识有限的，所以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了解周围环境实际上就是在与他人产生社会关系，然而这种社会关系就是满足自己的需求，所以人是自利的。有限理性，需求，自利反映了人性的内在规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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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英]马林诺夫斯基，黄剑波等译.科学的文化理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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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责任　原因　对策

探讨注册会计师的法津责任，历来是各国审计研究的重点，它不仅关系到注册会计师行为的合法性，还会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秩序。

一、造成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原因

注册会计师审计的法律责任是指注册会计师在承办业务过程中未能履行合同条款，或者未能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或者出于故意不作充分披露，出具不实报告，致使审计报告使用者遭受损失，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会计师事务所或注册会计师应承担的责任。

1、被审计单位方面的原因

主要是指被审单位的错误、舞弊、违法行为和经营失败，审计人员未查出，给他人造成损失，可能遭到有关方面的控告。我国《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8号一错误与舞弊》对错误与舞弊的概念进行了专门定义。所谓错误，是指会计报表中存在的非故意的错报或漏报，即被审计单位由于疏忽、误解等原因，在注册会计师所审计的会计报表中产生了错报或漏报。所谓舞弊，是指导致会计报表产生不实反映的故意行为，即被审计单位故意在注册会计师所审计的会计报表中造成错报或漏报。所谓违法行为，是指贿赂、不合法政治捐助和违反特定法律及政府规定等行为。对于被审计单位的错误、舞弊和违法行为，被审计单位理应负直接的会计责任，注册会计师则只能负审计责任。经营风险是指企业由于经济或经营条件，而可能出现的经营失败，比如经济萧条、决策失误或同行之问意想不到的竞争等，而无力归还借款或达到投资人期望的收益。审计失败则是指审计人员由于没有遵守一般公认审计准则而提出了错误的审计意见。出现经营失败时，审计失败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

2、审计机构和人员方面的原因

如果不是注册会计师方面的原因，给被审计单位或第三者造成损失，注册会计师将不负法律责任。但是，也有些会计师事务所因违约、过失和欺诈等行为惹来官司。所谓违约，是指合同的一方或几方未能达到合同条款的要求。当违约给他人造成损失时，审计人员应负违约责任。所谓过失，是指在一定条件下，缺少应具有的合理的谨慎。评价审计人员的过失，是以其他合格审计人员在相同条件下可做到的谨慎为标准的。通常将过失按其程度不同分为普通过失和重大过失。普通过失(也称“一般过失”)通常是指没有保持职业上应有的合理的谨慎。对注册会计师则是指没有完全遵循专业准则的要求。比如，未按特定审计项目的要求取得必要和充分的审计证据的情况可视为一般过失。重大过失是指连起码的职业道德谨慎都不保持，对业务或事务不加考虑，满不在乎。对于注册会计师而言，则是指根本没有遵循专业准则或没有按专业准则的主要要求执行审计。欺诈又称审计人员舞弊，是以欺骗或坑害他人为目的的一种故意的错误行为。具有不良动机是欺诈的重要特征，也是欺诈与普通过失和重大过失的主要区别之一。对于注册会计师而言，是为了达到欺骗他人的I的，明知委托单位的会计报表有重大错报，却加以虚伪的陈述，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推定欺诈和重大过失这两个概念的界限往往很难界定，特别是近年来有些法院放宽了“欺诈”一词的范围，使得推定欺诈和欺诈在法律上成为等效的概念，从而进一步加强了注册会计师的责任程度。

3、社会因索

社会公众对注册会计师的高信任度和高期望值是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产生的社会因素。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注册会计师队伍与业务范围的扩展壮大和社会公众对审计报告的关注日益提高，社会公众对注册会计师的信任度和期望值也越来越高，甚至提出了许多不尽合理的要求。各方面使用者和利益集团希望注册会计师能发现被审计单位报表中的所有错弊，不断要求注册会计师对委托单位的会计记录差错、管理舞弊、经营破产可能性、违反法律行为都应承担检查和报告责任，混淆了会计责<壬户和审计责任、会计报告的合法性审计目标和专门审计的合规性目标、一般目的审计和特殊目的审计的区另。一旦审计结论与被审计单位实际情况不符，投资者或债权人蒙受了损失，总是希望从其它方面来弥补，而不管错在哪方。事实上，由于审计时时限、审计方法和审计抽样技术的制约，要求注册会计师发现所有的舞弊是不现实的。

4、经济因素

随着近年注册会计师行业竞争的加剧，一些事务所为了提高业务量、争夺客户，追求经济效益，在选择被审计单位时丧失了应有的慎重，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对被审计单位的历史情况进行必要的了解，评价它的品格，弄清委托的真正目的。如果被审计单位对其顾客、职工、政府部门或其他方面没有正直的品格，也必然会蒙骗注册会计师，使注册会计师落入他们的圈套。更有甚者，少数注册会计师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不顾职业道德，迎合委托方的无理要求，对被审计单位报表中的虚假错弊听之任之，出具虚假审计报告，或与被审计单位串通造假。

5、技术因素

制度基础审计的内在局限是导致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技术因索。我国的审计方法体系是建立在内部控制评价之上的，独立审计准则强调的也是制度基础审计模式，着眼点在内部控制的研究评价，并不将降低和控制审计风险贯穿于审计的全过程。但事实上，我们现时的审计环境比国外复杂得多，隐藏着很大的职业风险。而目前，国际会计公司普遍已采用了风险基础审计模式，它立足于对审计风险进行系统的分析和评价，使审计人员关注审计风险的每个环节而主动控制风险。

6、环境因素

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运行的不规范性是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环境因素。从公司内部环境来看，目前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形同虚设，国有法人股缺位，股权过度集中，董事会、监事会由大股东操纵，或由内部人控制的情况十分严重，从而给公司管理当作盈利管理，粉饰报表、操纵利润提供了可乘之机；公司内部控制的缺失造成公司内部控制的松散和低效，高级管理层对财务报告，特别是对会计政策随意选择和变更，公司由一人或少数几人把持或垄断财务决策，内部审计人员缺少独立性和专业训练，内部审计部门的设置只具象征意义，会计记录的质量较低等等诸多问题。法人治理结构的不当导致注册会计师审计关系严重失衡。经营者由被审计人变成了审计委托人，注册会计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迁就上市公司，默许上市公司造假，几乎成了一种“理性选择”。注册会计师是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他们的行为必然受到市场其他参与者的影响。没有好的执业环境，注册会计师很难独善其身。这些都加大了注册会计师审计的风险和法律责任。

篇3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京高法（1994）154号《关于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中外籍当事人应否委托中国律师诉讼的请示》收悉。经研究认为，对外籍当事人委托外籍律师以非律师身份诉讼的，人民法院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予以审查，对当事人委托的诉讼人不符合条件的，可向其讲清道理，劝其予以更换。

此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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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多万元，受援农民工人数达2万人；咨询代书近5万人次。法律援助工作切实维护了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职能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

为进一步做好____年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中的法律援助工作，省司法厅已经将为农民工工资拖欠提供法律援助工作列为____年全省司法行政工作重点之一，决定采取以下工作措施：

一、加大普法宣传力度，提高农民工法律素质，扩大法律援助制度在广大农民工中的影响力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要进一步加强对广大农民工进行法律知识和法律援助制度宣传工作，把法律援助制度作为普法依法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进行宣传落实，扩大法律援助制度的社会影响力，使广大农民在进城务工前就对有关法律知识和法律援助制度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工作，使广大农民工学会运用法律援助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避免出现一些过激的不良行为，从而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二、建立农民工工资拖欠法律援助工作长效机制，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要紧紧围绕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这一重点工作，探索建立长效的工作机制，为农民工及时获得法律援助创造条件、提供有力保障。

一要进一步完善和健全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法律援助服务网络。省、市、县（市、区）三级法律援助机构要加强同省内外法律援助机构的协作联系，交流经验、互通信息、密切配合；推动法律援助乡镇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建设，在乡镇或重点厂矿企业内部设立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完善法律援助服务网络。

二要落实便民利民措施，简化工作程序。各地在实施对农民工工资拖欠法律援助时要采取和落实以下有关措施：1、实行首问负责制和一次性告知制度，责任落实到人，对农民工有问必答；2、公示农民工法律援助范围、条件及申请、获得法律援助工作流程等制度，让农民工走进援助机构便对法律援助有关内容一目了然；3、公布法律援助咨询电话，有条件的地方还要开通网上、电台服务，使农民工随时随地都能获得法律援助相关信息；4、公布监督电话，设立法律援助专职人员工作监督栏，建立规范的投诉处理程序和行之有效的处理手段，监督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过程；5、降低法律援助门槛，尽可能放宽经济贫困条件，对拖欠工资时间长、数额大、人数多的案件不需审查申请人的经济条件，为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开辟绿色通道；6、对群体性的农民工工资拖欠援助事项要集中办理。

三要建立起法律援助机构同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机制。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认真贯彻落实____年9月司法部联合劳动部等九部委制定的《关于贯彻落实〈法律援助条例〉切实解决困难群众打官司难问题的意见》，加强同劳动、建设、法院等部门之间的协调和配合，明确相关部门在农民工工资拖欠法律援助工作中的义务和责任，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和协调沟通机制及反馈机制，做好法律援助同司法救助的衔接，共同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提高农民工工资拖欠案件的办理效率。

四要健全完善办案质量监控机制，提高法律援助办案质量。做好农民工工资拖欠法律援助工作的关键是提高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质量，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要加强对法律援助专职工作者、社会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三类法律援助实施主体的监督管理，建立重大农民工工资拖欠疑难案件集体讨论制度、上报制度、投诉处理等在内的办案质量监控机制，促使农民工工资拖欠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规范化和法制化。

三、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要为解决农民工工资法律援助工作做好组织保障

（一）提高认识，精心部署。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特别是领导同志要进一步提高对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性的认识，认真研究部署，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做好农民工工资拖欠法律援助工作。

（二）探索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法律援助维权新途径，整合法律援助资源。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探索法律援助资源配置的新路子，省辖市法律援助机构可以统一受理本辖区范围内的农民工工资拖欠案件，根据各辖区专职队伍情况、律师资源情况及案情，统一指派或自办。要广泛利用社团组织、法学院校的资源优势和潜力，建立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开发社会人力资源，解决律师数量少、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多的地区法律援助资源不足的难题。

（三）切实做好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法律援助经费保障工作。针对目前部分市、县（市、区）法律援助经费空白或预算数量很少的情况，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积极争取各地财政支持，推动法律援助经费及早列入财政预算；法律援助经费不足问题暂时不能解决的地方，要保证经费优先运用到农民工工资拖欠法律援助事项上，确保农民工工资拖欠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

（四）建立信息

通报制度。各地要将农民工工资拖欠法律援助工作的有关信息及时上报省司法厅，必要时通报当地有关部门；同时要建立重大案件上报制度，对影响较大、涉及人数较多的农民工讨要工资案件及时上报至省司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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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是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获得必要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救济和保障制度，是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保障公民享有平等公正的法律保护的重要举措，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县的法律援助工作，笔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如何加强和改进我县的法律援助工作谈几点个人意见：

一、充分认识法律援助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一)法律援助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纠纷多、利益多元化的阶段性特征比较明显，这些矛盾和问题是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的集中反映。而在这种大环境下，经济困难、能力欠缺的弱势群体已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分布广泛的群体。弱势群体是人民群众的组成部分，是应该倍加关心、重点帮扶、倾斜保护的特殊群体。而法律援助制度具有法制的保障性、受援的广泛性、服务的无偿性和援助的社会性的优势，直接面向困难群众提供免费周到的法律服务，帮助他们依法维护和实现自身合法权益，使他们能够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二)法律援助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起到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作用。让人民群众平等地享受法律保护，是社会公平正义最集中的体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人民群众对政法机关最现实、最强烈的呼声和要求。但是，法律诉讼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极强的活动，弱势群体由于经济、身体、知识等各方面原因，不仅权利容易受到侵害，而且在寻求法律救济时，更处于一种实质上不平等的地位。法律援助通过以制度化的形式对法律资源进行再分配，保障处于弱势的困难群体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促进案件公正审理，确保每个公民不因经济困难而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使他们的合法权益得到及时有效维护，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原则的具体落实和体现，是形式公正和实质公正的有机统一。

(三)法律援助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起到促进民生改善、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机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社会矛盾纠纷不断凸显，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显得尤其重要。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大力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积极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各级党委政府的责任。法律援助作为一项扶贫帮困的民生工程，是健全社会救助制度的重要内容。通过法律援助帮助困难群众依法解决就业、就医、就学等切身利益问题，对于促进社会和谐，温暖和凝聚民心，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法律援助在维护社会稳定中就发挥着“调节器”和“减压阀”的重要作用，它能使社会成员中的贫困弱势群体在遇到矛盾和纠纷的时候，能够获得法律的有效保护，畅通他们反映合理诉求的渠道，采取理性、制度化的方式来表达诉求，从而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二、我县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基本情况

近年来，我县认真贯彻落实《法律援助条例》和《云南省法律援助条例》，坚持“诚信为本、援助为民、大胆创新、扎实工作”的工作原则，以“贫者必援、弱者必帮、残者必助”为服务宗旨，不断健全工作机制，创新工作形式，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努力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赢得了县委、政府的好评，赢得了群众的赞誉，为建设“平安大关、和谐大关”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健全工作机构，构建法律援助组织网络

法律援助是政府为民服务的“民心工程”，是司法行政部门组织实施的“希望工程”，为保证这项社会系统工程能够顺利实施，我县以法律援助中心为主体，在全县9个乡镇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把法律援助工作延伸至基层一线，从而在全县构建起了以县法律援助中心、乡镇法律援助工作站为主，以“12348”法律服务中心、律师事务所、公证处、乡镇法律服务所为配套的全县法律援助网络服务体系，畅通了法律援助申请渠道，有效满足了基层困难群众对法律援助的需要。

(二)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服务本领

目前，全县从事法律援助工作人员有21人，主要由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组成，他们是我县法律援助战线上的主力军。为实现这支队伍纪律严明、作风优良、业务精通，县司法局切实加大了管理力度：一是统一思想，提高认识。通过深入开展“规范与质量”检查活动、“树新风、强作风”教育活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和行风整顿等系列活动，使全县法律援助工作者从讲政治和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理解法律援助的深刻内涵，充分认识到法律援助在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二是加大培训力度，全面提高业务综合素质。县法律援助中心通过加强与省、市律师协会、公证员协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的配合，采取集中培训、经验交流等方式，全面提高队伍的业务素质，两年来共组织参加各种培训5次。三是严格规范法律服务市场，树立正确的执业观。县法律援助中心在完善办案补贴的基础上，大力倡导行业奉献精神，始终强调把社会效益置于首位，要求全县法律援助工作者必须以一流的水平、一流的服务、一流的形象开展工作，不辱使命。通过严格的要求与规范的运作，努力打造了一支较高水平的法律援助队伍。

(三)规范健全制度，认真落实法律援助相关规定

1、建立完善审查制度。一是建立申请人经济状况、案情申报制度。要求援助申请人填写《法律援助申请书》，如实说明案件基本情况和经济困难程度，并承诺如有弄虚作假行为，可终止法律援助。二是建立书面审查与实地

调查相结合的审核制度。目前，政府对公民个人财产监控困难，公民隐性财产大量存在，单靠申请人申报，未必可信。因此，县法律援助中心在书面审查的基础上采取派人和委托乡镇司法所调查的方式，掌握申请人真实状况，严把立案审查关，确保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能用在最需要的对象上。

2、建立案件指派制度。在办案过程中，由法律援助中心统一援助案件标准、统一受理法律援助案件、统一指派法律服务人员办理援助案件、统一监督检查援助案件质量，使全县法律援助工作纳入了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轨道。

3、建立督查制度。为执行好《法律援助条例》和《云南省法律援助条例》关于“法律责任”的有关规定，县法律援助中心加大对法律援助案件的监督。一是实行政务公开。将法律援助的职责、程序、条件及范围向社会公开，增强透明度，接受群众监督。二是严格执行立卷归档制度和案件质量跟踪制度。通过对结案卷宗复查和跟踪检查，确保办案质量。三是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目标考核责任制，把法律援助案件数量、工作质量、服务态度列入法律服务人员的年度目标考核内容，落实奖惩措施，促进和推进法律援助工作的健康规范发展。

4、建立回访制度，提高法律援助办案质量 。为扩大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进一步加强机关作风建设，改善服务态度，提高办案质量，县法律援助中心建立了案件回访制度，把法律援助工作作为为弱势群体排忧解难，作为便民、亲民的一项具体行动。通过回访，一是征求受援人对承办案件的意见;二是对《云南省法律援助条例》进行广泛宣传，使社会各界更加关注法律援助工作;三是让受援人更加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四是促进法律服务人员服务质量的提高和作风的转变，增强诚信为民的服务观念。

(四)践行为民宗旨，开创维权新篇

围绕“公平与正义”这一主题，县法律援助机构在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的基础上，强化为民服务意识，进一步降低经济困难的标准，扩大法律援助的覆盖面，对具有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农村特困家庭救助证、五保供养证、特困职工证、失业救济金领取证、再就业优惠证、乡(镇)政府出具的经济困难证明之一的，均可得到法律援助，让更多弱势群体得到必要的法律服务。近两年来，全县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41件，提供法律咨询486人次，法律事务文书152件。

三、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县法律援助工作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但距离党和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各法律援助工作站专业人员较少，专职律师缺乏。目前，乡镇法律援助工作站主要依托司法所开展工作，其人员大多都由司法所工作人员兼任，缺乏具有法律专业资格的人才，严重阻碍了我县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

(二)法律援助经费投入总量还较低。目前，我县法律援助经费主要依靠财政拨款，社会捐助、行业及其他方面的经费收入均处于零状态，经费渠道相对单一，与所需援助经费之间的差距较大，严重制约着法律援助职能的发挥。

(三)对法律援助的宣传还不够广泛、深入。一些部门和领导对法律援助了解不多、重视不够，存在种种误解，有的认为法律援助只是司法行政部门甚至是律师的事情，与己无关，因此在复制材料、查询档案等方面配合不够默契。

(四)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和办案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个别援助律师和法律工作者责任心不够强，草草阅卷，准备不够充分，办案质量不高，没有尽到应尽的职责。

四、关于加强和改进法律援助工作的思考和建议

(一)不断加大法律援助制度的宣传力度，提高法律援助的社会知晓率。司法行政部门和法律援助工作机构要充分运用各种形式，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使各级领导更加重视和关心法律援助工作，使社会各界更加关注和支持法律援助工作，使各级各部门更加认识和理解各自在法律援助工作中所担负的职责，形成全社会都来关心、支持、参与法律援助事业的良好氛围，使更多需要法律帮助的困难群众了解并实际运用法律援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二)切实担负起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建立健全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法律援助是政府出钱维护社会公正的一项社会事业，法律援助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同时也影响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各级政府要把法律援助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作为政府为民办实事的一项“民心工程”来抓。要加大对法律援助专项经费的投入，根据我县法律援助事业的需求，建立与其相适应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要积极鼓励社会各界踊跃捐助法律援助事业，拓宽法律援助经费来源，以减轻财政压力。确保经费投入，保障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一是要把法律援助经费作为专项经费列入地方各级财政预算，并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增加。二是拓宽法律援助资金来源渠道。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多方筹措资金，采取成立法律援助基金会、建立法律援助资金募集捐献机制等方式，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捐助活动，接受社会团体、企业及个人捐赠和赞助。

(三)进一步提高法律援助服务水平，提升法律援助质量。司法行政部门要履行好监管职能，加强对援助律师和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管理。要积极探索建立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监督机制，建立合理的奖惩机制，宣传、鼓励和表彰优秀法律援助工作者。要坚持通过对结案材料审查、办案质量反馈、评估、回访等行之有效的方式，督促律师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尽心尽职地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确保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

(四)加强配合，密切协作，为法律援助提供便利条件。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不仅仅是政府职能部门的一家之事，而应该是政府部门共同之事。各有关机关、单位和个人都应当支持、配合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对符合条件的援助案件，相关部门应当提供方便，对所涉及的相关费用应依法予以免收，共同降低法律援助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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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落实法律援助责任，切实维护农村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现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浙政办发〔20*〕96号，以下简称《意见》）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嘉政办发〔2009〕35号）的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就进一步加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意义

农村法律援助工作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对于深化“平安*”、“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县大力开展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基本形成了“镇有工作站、村居有联络点”的农村援助网络，为维护广大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目前农村群众对法律援助的知晓率不高、便民措施不够、组织网络不健全等问题仍比较突出，法律援助离广大农民群众的期盼和“应援尽援”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因此，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各镇（街道）和相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和紧迫感，真正把农村法律援助工作作为一项长期的扶贫济弱的“民生工程”、“阳光工程”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为广大农民提供成本低、效率高、质量优的法律援助服务，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法治保障。

二、进一步健全网络体系，推进农村法律援助拓展与延伸

要以县法律援助中心为龙头，以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为骨干，以村居法律援助联络点为补充，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站规范化建设，配齐配强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人员。规模大的镇（街道）要配备专职的法律援助员，充分发挥兼（专）职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在指导和帮助农民申请法律援助、宣传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和直接参与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等方面的作用。在农村进城务工人员集中场所、较大企业建立健全法律援助联系点，明确联络员，引导进城进企务工农民通过合法途径解决纠纷。

三、进一步扩大援助范围，满足农民群众法律援助需求

根据《意见》要求，结合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确定以低于本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2倍为经济困难标准，努力降低援助“门槛”，使更多的困难群众得到法律援助。要加强对农村五保、低保对象和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的法律援助。逐步将农村发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纠纷，伪劣农药、种子、化肥坑农事件，环境污染造成种植、养殖业损害和建房引起的人身损害，以及家庭暴力等涉及民生的事项，列入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不断满足农村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

四、进一步完善便民措施，提高农村法律援助的服务能力

按照“临街落地”要求，加强县法律援助中心便民接待场所建设。建立法律援助机构与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等法律服务机构联动机制，开辟“绿色通道”，简化审批手续。完善县镇两级“12348”法律服务信息平台，实现援助申请“零等待”。坚持把调解优先原则贯穿于法律援助的全过程，更多地采用非诉讼的方式解决村民之间的矛盾纠纷，促进农村和谐稳定。继续在村（社区）、农村进城务工人员集中的地方装挂标有“寻求法律援助，请拨12348”的法律援助指示牌。发放农民法律援助卡，制作法律援助服务指南，方便农村困难群众寻求法律援助。

五、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不断扩大农村法律援助知晓率

要把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纳入“五五”普法内容，以“法律进农村”为载体，充分利用宣传媒介以及开展送法进村入户等途径，加强对法律援助制度的宣传教育。要紧紧抓住重点对象、重点事项、重点领域、重点时段，不断提高法律援助宣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将法律援助的相关知识宣传扩展到农村小集镇、农贸市场、活动中心，使广大农民群众更多地了解法律援助，不断提高农村群众对法律援助的知晓率和认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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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通过加强法律援助优质服务办案工作，带动和促进法律援助各项工作的全面发展，提升法律援助工作整体水平，使法律援助工作与困难群体的需求相适应，与维护社会稳定的要求相适用，与民主法制建设相适应，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使其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工作措施

（一）加强法律援助及相关法律的学习贯彻，提高队伍整体素质。

《法律援助条例》、《律师法》是指导法律援助工作、提高法律援助服务质量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服务相关科室及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要加强《法律援助条例》和《律师法》的学习贯彻，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大力弘扬执法为民、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增强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观念，提高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要定期对律师、法律工作者进行专门培训，将法律援助相关业务知识纳入到培训内容中，提高律师、法律工作者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责任意识和承办能力。法律援助中心要加强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建设，在原有注册志愿者队伍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力量，壮大法律援助服务队伍，以适应困难群众的维权需要。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时，要依照司法部、律师协会有关执业规范的要求，尽职尽责地履行法律服务职责，切实将援助的义务落到实处。

（二）进一步调动律师、法律工作者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确保法律援助义务量的完成。

承办一定数量的法律援助案件是律师和法律工作者依法应履行的义务。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每年都要接受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办理一定数量的法律援助案件。各所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年度义务量，由法律援助中心根据实际和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的人员数量等情况确定。法律援助中心审查结案案卷材料合格后，要及时向办案人员发放办案补贴。为进一步调动律师、法律工作者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自今年开始在全区开展法律援助“优质服务办案”评选活动，每年评选出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优秀办案人，予以表彰。

（三）畅通渠道，加快案件办理速度。

1.简化法律援助申请、审批手续。法律援助中心在接待请求法律援助申请人时，要遵循“两快、一降低”的原则予以办理。“两快”就是尽快指导和审查申请人搜集与立案相关的证明材料；尽快为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办理法律援助立案、审批手续。“一降低”是申请人办理立案手续过程中缺乏非必要相关证明时，降低门槛优先为申请人办理手续，相关证明可在立案后补交到法律援助中心。

要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中心与各街道司法所的法律援助服务网络建设。要发挥街道司法所法律援助联络站及“12348”法律服务网络平台作用，在解答法律咨询的同时，对通过网络平台请求法律援助并符合条件的人员可实行网上申请，尽快受理。此外，联络站经初步审查，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人员也可通过网络平台将相关材料传送至法律援助中心，帮助申请人尽快立案并办理必要手续。

2.加强法律援助的案前实质审查，把好立案审查关。法律援助的案前审查是启动法律援助程序的第一步，是保障法律援助办案质量的关键。法律援助中心要加强对案件的实质审查，即除对法律援助申请人的主体资格和申请事项所作的形式上的审查外，还要对案件内容进行审查。通过对申请事项的诉讼请求、证据和理由根据现行法律进行审查，确定申请事项是否符合法律援助范围、是否可能明显败诉以及是否有法律援助的社会效益，最终作出是否予以法律援助的决定。

3.适当选任、及时指派案件承办律师、法律工作者。适当选任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法律工作者是保障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基础。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要根据律师、法律工作者的专长选任专业水准高和执业能力强的律师、法律工作者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给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的法律援助案件，各律师事务所和法律服务所在接到指派通知后，应当在24小时内，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需要，安排合适人员承办。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应当在接受案件指派后的3个工作日内与受援人或其法定人签订委托协议。

4.疑难案件审查时加强集体讨论研究。根据《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暂行管理办法》规定，对重大、复杂、疑难的法律援助案件，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应当研究，确定承办方案，确保疑难案件的办案质量和效果。依据这一规定的精神，各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可成立法律援助案件审查小组，加强对疑难案件审查时的集体讨论，研究制定方案。如遇审查小组不能决断的案件，应及时与区法律援助中心讨论研究决定。法律援助中心要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和公益事业形象的作用，积极为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承办法律援助案件创造有利条件，建立重大疑难案件指导机制，对疑难复杂的法律援助案件进行研究论证，积极协调法院等相关部门，确保法律援助案件的顺利办理。

（四）进一步加强监督检查力度。

加强监督是保障法律援助办案质量的有效途径之一。法律援助中心要健全法律援助监督检查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监督检查内容

（1）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对法律援助案件的收案、安排登记情况；

（2）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是否在规定时间，安排承办案件的律师、法律工作者；承办人员是否在规定时间接待当事人，办妥授权委托手续；

（3）案件承办人员是否及时书写、递交相应法律文书，进行必要全面的调查取证，按时出庭；

（5）刑事案件的会见过程、会见笔录是否符合要求，有无违法违规行为；

（6）答辩状、词、辩护词等法律文书能否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全面客观地提出法律意见；

（7）重大疑难案件是否讨论研究，重大情况是否及时向法律援助机构报告；

（8）有无收受受援人财物，接受受援人吃请，及其他损害、谋取受援人利益的行为；

（9）有无拒绝、拖延或中止法律援助事项的行为；

（10）有无泄露国家秘密、商业机密，当事人个人隐私的行为；

（11）有无其他违法、违规或有损法律援助信誉的行为。

2.监督检查采用方法

法律援助中心在监督检查中采取定期检查和随机抽查相结合，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主要采取下列方法：

（1）参与重大疑难案件讨论研究；

（2）参加案件的审理旁听；

（3）走访听取受援人意见；

（4）电话联系，及时了解案情及进度情况；

（5）接受投诉，调查处理；

（6）审查案卷，检查归档情况；

（7）情况通报；

（8）其他方法。

3.监督检查程序及责任追究

法律援助中心在进行监督检查过程中要以事实为依据，做到合法、客观、真实、全面、公正，对发现的问题应及时予以制止，督促整改。工作人员应持介绍信和专用监督检查表格进行监督检查，工作完成后要及时写出监督检查报告，提交法律援助中心审查。法律援助中心根据情况向被监督检查单位或个人提出反馈意见，发出整改通知，并将监督检查情况作为确认完成法律援助义务量和发放援助案件办案补贴的依据。对办案不认真、服务态度差、造成受援人合法权益受损的办案人员，要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向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处理意见；对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的，及时报告司法机关。如果监督检查人员在监督检查过程中，敷衍了事，弄虚作假，要给予批评教育或处分。

4.监督检查时效

监督检查自案件指派之日起，至案卷报送法律援助中心审查结束之日止。

（五）加强档案归档和规范化管理。

认真贯彻落实区司法局下发的《关于转发〈市法律援助案件档案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要求，自2006年7月1日起法律援助案件档案按照该管理办法立卷、归档。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员自办结各种法律援助事项后15日内，向指派案件的法律援助中心提交承办案件的全部案卷材料。法律援助中心自收到结案材料之日起15日内完成审查、移交手续，由法律援助中心负责归档保管，实行法律援助档案的规范化管理。

三、几点要求

（一）提高对加强法律援助优质服务办案工作的认识。法律援助是政府为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服务机构是这一惠民工程的执行者。全局上下要切实提高对法律援助优质服务办案质量的认识。法律援助中心要全面落实法律援助各项法律法规，增强工作责任心，完善法律援助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要加强内部管理和制度建设，确保法律援助案件优质服务办案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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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以满足人民群众法律援助需求为目标，以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为主线，以方便群众、服务群众为重点，力求让更多的困难群众方便快捷地获得法律援助，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二、活动时间

年8月1日—年8月31日

三、活动内容

1、多措并举、扩大宣传。活动月期间，通过律师赶大集，发放法律援助温馨卡、便民手册、宣传画，张贴标语、悬挂横幅、散发传单、播放录音录像资料、解答咨询等方式，重点宣传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条件、申请程序，以及民法、婚姻法、物权法等各类法律法规。

2、全力组织开展“律师赶大集”活动。定于8月3日在大集正式启动该项活动，区法律援助中心、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参加启动仪式。其他各司法所、律师事务所按照活动安排确定的时间开展活动。所有活动统一悬挂法律援助宣传横幅，集中开展法律援助宣传咨询活动，现场受理法律援助案件，让广大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法律援助的温暖。

3、要进一步加大宣传报道力度。活动期间，要与新闻媒体搞好协作，邀请报社、电视台等媒体记者跟踪采访，及时报道活动情况，营造浓厚舆论氛围，达到“走出去宣传、报纸上刊载、电视里播放”的效果，以此进一步提高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力。

四、活动要求

1、高度重视、周密部署。各司法所、律师事务所要充分认识在建党90周年之际开展此项宣传活动的重要意义，切实做到认识到位、组织到位、措施到位、落实到位。

2、围绕主题、突出重点。通过这次活动，将法律援助的基本常识和相关法律法规作为重点进行宣传，让基层群众在权益受到侵害时寻求正确法律途径，使“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难题真正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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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有效性；实现

一、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体系的重构

（一）宪法应包括律师帮助公民实现法律援助的权利

作为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既是公民基本权利制度化的重要体现，又是体现人权保障的重要制度。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权利，是“公民权利的宣言书”。故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将公民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提升为宪法性的权利，并以国家法的形式进行了确认。

然而，我国对此的认识尚未到位，并未在《宪法》中体现出公民享受法律帮助的权利，这无疑是我国人权保障方面的一大不足之处。因此，在以后进行《宪法》修订时，可以考虑将公民享有获取法律帮助的权利以根本法的形式进行保障，将其纳入到《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体系中。《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是许多法律制定的直接依据。因此，将公民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纳入《宪法》条款之中，可为建立和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相关立法提供依据。

（二）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目前，《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是我国法律援助所依据的重要法律，2003年9月国务院颁布实施的《法律援助条例》这两部法律的重要补充和完善。作为我国首部与法律援助相关的全国性法律和最高级别立法《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相比，《法律援助条例》有着明显的进步。但作为只是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法律援助条例》的立法还是比较较低，并且与法律援助所牵涉的公安司法机关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该《条例》在制度设计中存有诸多的无法弥补的缺陷（例如没有触及法律援助制度的沉疴痼疾），未能完全借鉴和吸收现代法律援助制度的先进之处。

二、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司法制度层面的重构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适用范围的逐步扩大

1、指定辩护的适用对象的进一步扩大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设立的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人权，使生出困境的被告人有获得无偿法律援助的机会。它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为了令众多的社会弱势群体都能享受该制度的帮助。然而，法律援助的资源并不是非常丰富的，很难在同一时间满足所有有需要的人。因此，为使最迫切需要法律援助的人得到帮助，我们应当依据我国具体情况，将稀缺的法律援助资源尤其是律师资源进行合理和系统的分配与组合。

“司法利益有此需要”是被告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最低限度标准，联合国对此有深刻的认识，这一概念体现在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第三款。然而这一条标准过于抽象化，为此，一些国家为规范其实际操作性，结合本国情况进行了具体说明。其中，在人权保障较为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实施较早的英美等国规定“司法利益的需要”起点为被告人有被判处一年以上的监禁的可能。相对而言，我国的指定辩护适应对象则没有那么宽，我国相当比例的刑法学者都已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作为是否为重刑的分界线，而“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等量刑幅度在我国《刑法》规定的罪名中占据很大的比重。从这点来说，这和大多数国家以及联合国的抽象标准有一定差异。

2、被害人应享有刑事法律援助应保障的权利

因为被害人在经历刑事犯罪的过程中就已经遭受了一次伤害，倘若未能获得律师给予的刑事诉讼方面的有效帮助，极易遭受“二次伤害”。

为此，联合国制定的《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将被害人享有获取法律援助的权利写入其中，第六条第三款规定必须在法律过程自始至终为受害者提供持续的帮助。

首先，被害人有获取律师帮助的权利，法院和检察院有义务向其告知。同时，法院和检察院有义务对对符合援助条件的被害人给予帮助，比如他们可以联系被害人所在地其他相关的法律援助机构接受被害人的法律援助申请。另外，还可以对司法机关违反法律义务的行为予以制裁措施。

其次，对于被害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条件加以明确，其中包括案件条件以及经济条件。案件条件就是要具体分析案件，对于符合法律援助制度的被害人都可以提供援助。经济条件是指被告人符合一定标准的经济困难，其中包括被告本身原经济就很困难，也包括因犯罪行为导致的经济困难。总而言之，被害人只要经济困难就可以，不管经济困难是否与犯罪行为之间有任何关联。

3、完善侦查阶段的刑事法律援助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条例》以行政法规的形式首次将犯罪嫌疑人申请法律援助的时间提前至审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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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受援人的经济困难不应确定为一个固定不变的标准

法律援助的对象是经济困难的公民。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规定，刑事案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外，其他任何案件，公民(法定人或者近亲属)申请法律援助要获得批准，都必须符合经济困难的标准。

目前，我国大多数地方条例和政府规章，都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事业的需要，制定了公民经济困难的标准。从己颁布的地方条例和规章看，公民经济困难标准，有的地方规定为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有的为最低工资标准，有的为月薪千元，但大多数都是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目前，江苏省正在修改地方法律援助条例。江苏苏南、苏中、苏北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立法调研时，围绕经济困难标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分歧较大，就是各地法律援助机构也各执一词。有的坚持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有的坚持最低工资标准；有人认为公民经济困难不应固定为一个标准，因为各种各样的案件，其难易程度和诉讼标的金额各不相同，法律服务费用悬殊很大，应将受援人的经济困难状况作弹性的界定，即“无能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还有人认为，“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标准，参照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同时“申请人因遭遇突发性事件提出无能力承担法律服务费用的，由法律援助机构根据申请人家庭经济状况结合申请事项的复杂程度等因素审查认定”，作为经济困难固定标准的例外。

笔者认为，第四种意见比较切合实际，给法律援助人员留下了一定的据实裁量空间。法律服务是按照诉讼标的和案件难易程度收费的，一件案件少则几十，多则上万，甚至几十万。以江苏为例，公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在130元至280元之间，一个三口之家，夫妻月薪为1200元，远远超过了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以至超过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但是，遇到突发事件要支付数万元服务费，实在无能为力。一个享受低保待遇的人，交几十元法律服务费，咬咬牙也是可以做到的。公民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急需法律服务，没有委托人，其根本问题就是因为经济困难交不起法律服务费。就个案而言，是否有能力支付法律服务费，是衡量申请人经济困难的标准。申请事项只要符合法律援助范围，其经济状况就是超过了低保待遇乃至最低工资标准，只要法律服务费用数额巨大，都可认定为经济困难，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在社会生活中，申请人有完全不能承担法律服务费用的，有能承担一部分，但要全部承担有困难的。经济困难标准是法律援助的一道门坎，高了受援人进不来，低了受援人过多，僧多粥少无力应对。经济困难设定一个固定的标准只能为完全不能承担费用的申请人提供法律援助，而将有一部分承担能力的人排除在外。法律援助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法律保障制度，其目的是保障公民不因经济困难而得不到法律服务，丧失对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经济困难固定为一个标准，作为一项制度设计是有缺陷的，其公平性值得商榷。合理分担费用是西方国家上百年法律援助工作的经验总结，是比较科学的。我国如能参照西方国家的做法，申请人收入设定上下限，由受援人按比例分担费用。这样的规定就更加完善了，可以将只能承担一部分法律服务费用的申请人纳入法律援助的范围。当然分担费用制度的实施，有可能滋生乱收费的弊端。笔者认为，任何事物的出现，利弊都是共生共存的。

分担费用可以弥补法律援助资金的不足，使那些不能支付或者不能完全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公民，纳入法律援助的范围，尽量扩大贫弱群体的受益人群。分担费用是调动社会一切积极力量的重要举措，对法律援助工作来说利大于弊。因噎废食，不利于法律援助事业的长远发展。

二、 政府为主导，全社会参与的原则，弱化了政府的责任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确立了国家保障公民不分地位高低和财产多寡，都可平等享有法律赋予的一切权利。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是实现公民权利的根本保证。法律援助是程序公正的一个重要方面。政府作为国家权力的执行机构，义不容辞的承担着公民的法律援助责任。《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应当依法设立法律援助机构，配备一定数量合格的人员，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经费，保证法律援助工作的正常进行。否则，就是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完全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就是没有尽责。

政府责任并不是说，法律援助经费、人员，以及办公用房和办公设备，法律援助工作需要多少，政府就能满足多少。由于各种因素，西方较多国家也不尽如人意，何况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作为法律援助资源体系的基本架构设置，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切实可行的。目前我国地方法律援助条例立法中，有几个省(江苏为首家)将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作为原则写进去，而没有明确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这一根本的原则。笔者认为，国务院条例的最成功之处，是规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的原则，对法律援助的责任作了三七开，弱化了政府的责任。对待法律援助工作，政府应当保障经济困难群体的权利，体现的是责任；社会组织和公民奉献慈爱之心、伸出援助之手，体现的是慈善义举。两者具有本质的区别。

法律援助作为一项社会保障制度，实现的是公民政治上的平等。保证公民之间在政治上的平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相对于社会制度的建立是滞后的。经济落后是一个方面的原因，根本原因还是认识问题。有人认为，一级地方领导的工作重心，“生产、生活是第一位的，公正、公平是第二位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法律援助经费数目不算大，分摊到各个市、县，是完全有能力来解决的。即使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也不是很重的负担，关键是党委、政府对这项工作重视，就能够解决。作为一级政府

财政，各行各业，各个部门都向他伸手要钱，不叫困难不现实。就是经济发达地区财政，同样喊困难。我国不可能短期内消除贫富悬殊的问题，保证经济困难公民政治上的平等，与解决他们的吃饭、穿衣问题一样重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是利用我国公民政治权利保护方面的问题，小题大做，借题发挥，大做文章，恶意攻击。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这个责任是完全的，百分之百的。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作为原则，对于法律援助这个新兴的朝阳事业来说，有害无益。三、 法律援助诉讼案件应是可能胜诉的案件

一件民事或行政诉讼案件有两种结果：要么胜诉，要么败诉。综观世界各国法律援助法律，有些国家在法律援助立法中，规定法律援助案件应当是可能胜诉的案件。《韩国法律援助案件管理条例》就把“胜诉的可能性”，作为受援审查的条件之一，“当认为不可能胜诉时”，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决定不提供援助”；一般来说，要成为法律援助案件，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其一、有合理的请求及事实依据；其二、请求事项属于法律援助范围；其三、确需法律服务而无力承担法律服务费用。我国《法律援助条例》并没有“胜诉的可能性”的审查规定。但是，第十七条将“与所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案件材料”，规定为公民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提交的证明材料。

谁主张，谁举证。没有证据进不了诉讼程序，更不可能胜诉。公民申请法律援助，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供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相应证据。当然，要每一个申请人都提供证明案件事实的足够证据，是不可能的。但要提供初步的证据或证据线索，以便法律援助人员据此进行调查取证。

《法律援助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法律援助机构收到法律援助申请后，应当进行审查；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不齐全的，可以要求申请人做出必要的补充或者说明，申请人未按要求做出补充或者说明的，视为撤销申请；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需要查证的，由法律援助机构向有关机关、单位查证。”如果没有任何证据，法律援助机构就不会批准提供法律援助，申请人的案件，也不可能成为法律援助案件。例如，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应当提供具有赡养、抚养、扶养亲属关系的证明材料，如户口本、公安派出所证明或有说服力的相关材料；申请执行或要求增加数额的，要有生效的判决书或调解书等裁判文书。当然，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给付方的实际经济能力也要有证明材料。又如，一个农民工，申请追索劳动报酬的，应当提供劳动合同；如未签劳动合同，则要提供劳动地点、劳动时间、什么工作和薪酬标准的相关证据，或者证据线索。没有这些起码和必要的证明材料，就视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法律援助机构就可以依法作出不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既然有证据证明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这样的案件在诉讼中就基本不会败诉。

综上所述，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我国法律援助案件也是应为可能胜诉的案件。据部中心对法律援助数据统计分析，我国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败诉率为10％左右，行政法律援助案件败诉率为20％左右。笔者武断地认为，出现这种情况，不是计算错误，就是受理审查不严。

四、 受援人可获得的预期利益明显小于法律援助成本的案件，可以不提供诉讼的援助

在法律援助实践中，受援人通过法律援助获得的利益，一般来说，都远远高于法律援助的成本。但也有为了一、二百元，甚至二、三十元钱，申请法律援助的。受援人的预期利益明显小于法律援助成本，是否提供诉讼援助，由于法律没有规定，这个问题认识不同，各地做法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