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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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哲学基本问题；哲学

哲学基本问题即是通常所指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始终围绕人类哲学事业发展的全过程中都存在，并且居于支配地位、起着决定作用。它贯穿于哲学发展的始终，决定着哲学发展不同走向。在历史上各派哲学家都对此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辩，因此可以说任何哲学体系都必须面对，要对这个基本问题进行回答，并以此为支点来展开和解决哲学的其他问题。

一、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经典性论述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是对人类一切活动经验的最高概括。以此为基础，恩格斯进一步阐述了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是思维与存在、意识与物质何者为世界本源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产生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根本对立哲学派别。哲学基本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思维能否认识或能否正确认识现实世界，即思维和存在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上存在可知论与不可知论两种不同的回答。哲学基本问题的这两个方面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这是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总的纲领性认识。

二、哲学史上有关哲学基本问题的争论

(一)古希腊时期哲学中自发的本体论的基本观点。

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围绕什么是世界的始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如米利都学派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水”、“无限者”或“气”；毕达哥拉斯学派和埃利亚学派认为世界本原是“数”和“存在”；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本原是“火”。苏格拉底的“概念论”、柏拉图的“理念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实际上都是要在个别的、多样性的、变动不居的东西中寻找普遍的、不变的东西。”而由于在古希腊时期人们认识范围的局限和智力水平的低下，人们只能将更多的目光投向自然界，那么古希腊人把自然界的客观存在看作是当然的、具有普遍的真理。他们确信自然界的客观物质存在，因而还没有明确提出精神和自然界、意识和物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他们着重讨论的是“一与多”、“动与静”、“有与无”、“一般与个别”等问题。他们对于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认识都是不自觉的。因此，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还是“潜在形式”，还处于朦胧阶段，还没有十分明确地提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二)中世纪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向的观点。

中世纪时经验哲学盛行一时，“哲学成为神学的牌女”。基督教神学一统天下。遂而哲学开始集中气力论证基督教的教义，效忠于封建神学。神是一种客观化的精神实体成为最高实体。“在经院哲学内部围绕共性问题展开讨论产生了“唯名论”和“实在论”之争，其争论的问题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个别哲学家怀疑上帝的存在，针对神的最高权威提出责难。但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始终深藏在神学的灵光中。

结果造成了哲学基本问题在中世纪表现为一典型的“神学形态”。但值得注意的是，人们的注意力已开始由本体论逐渐转向认识论。

(三)近代哲学主客二分的观点。

经过中世纪以后，“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意义。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这个在中世纪经院哲学中起过巨大作用的问题：什么是本质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可见，本体论问题一直受到哲学家们的关注，但在哲学上，从培根、笛卡尔开始，则把研究的重点从本体论向认识论转移。这时的哲学着重研究人类认识的能力及实现认识的途径。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形成了经验论和唯理论两种认识论的对立。“作为整个近代哲学的理论总结，中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进一步丰富和升华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康德从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矛盾，以及认识内容与认识形式的矛盾去探索“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集中地考察了主体的认识能力问题。”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意识到了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是哲学的起点，构成哲学的全部意义。”因此他从思维的矛盾运动中去论证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又从思维的建构与反思的对立统一中去展现思维的矛盾运动，力图在辩证法的“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统一中去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把哲学基本问题理解为就是关于精神与感性、一般或抽象对实在、人类对个体关系如何的问题。整个哲学史其实只是在这个问题上绕圈子”。这就是哲学以前的西方近代哲学所达到的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水平。也就是西方近代哲学在“认识论”的意义上使哲学基本问题获得的“完全的意义”。

整个近代哲学始终在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上去回答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但这在理解上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缺陷，即离开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去回答“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所以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直到19世纪中叶现代西方哲学出现的“语言转向”和哲学的“实践转向”后，在原有哲学基础上不能再继续前进的德国哲学宣告结束。现代的哲学转向深化了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内涵同时丰富了其内容。“恩格斯则用包含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哲学基本问题逻辑地归纳了哲学史发展过程，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局限，而把哲学提高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三、我国学术界基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争论

众所周知1886年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提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后，争论就接踵而至。如何正确理解恩格斯关于哲学的基本问题，我国学术界一长期以来争论不休。

(一)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表述，一种意见认为应该用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来代替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另一种认为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有好几处都是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来表述哲学基本问题的。而如今，一些教科书和专著却都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等同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但事实上，恩格斯早在《反杜林论》这部著作中，就注意到了“存在”和“物质”这两个概念的差别。

(二)哲学基本问题是否有两个，一种认为哲学基本问题应当有两个，即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另一种意见认为，哲学基本问题只能是一个，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 题。

(三)哲学基本问题能否概括为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不能与主客体关系问题相等同。因为主客体关系主要表现在认识的反映和被反映上及实践的改造和被改造上。思维与存在关系比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要广泛得多。另一种认为哲学基本问题范围随着实践的深人要扩大，内容要深化，提出把主客体关系列人；哲学基本问题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四、理性看待哲学的基本问题

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探讨，众说纷纭，各执其理，但要科学地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加以理性地看待。马克思认为，“任何哲学都是一定时代的哲学，只有真正触摸到了自己所处时代的脉搏，映现了自己所处时代的精神，从总体上把握时代的内容，反映时代的本质特征，才是真正的哲学。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所以说，哲学主题可以变化，但哲学基本问题不会变化，不同阶级不同时代哲学基本问题的表现形式不一。”如远古的本体论，中世纪神学形态掩盖下的认识论转向，近代的主客二分观。到了现代变成哲学的实践转向及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等。所以说哲学基本问题在不同的时代会表现不同的主题。

“我们应从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历史擅变中去理解哲学的思维方式，坚持历史的观点对待哲学基本问题，从总体上把握各种理论的基本方法论思路。恩格斯刘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是对哲学发展史也是对人类思想史的科学总结。”人类历经千年的发展，都是在实践中围绕这个基本问题而展开激烈争论的。这个争论推动了哲学史的向前发展。而哲学基本问题贯穿于哲学发展史中心，所以说一部哲学史其实就是围绕哲学基本问题展开的人类认识的发生与发展史。思维与存在关系间问题的提出正好契合了这一点反映出历史的必然。这也为进一步繁荣哲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冒从虎，张庆林，王勤田，欧洲哲学通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1985。

[3]孙正聿哲学通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3。

[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5]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一[M]，商务印书馆，1983。

[6]刘云芝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再思考[J]，哲学研究，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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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恩格斯将哲学基本问题确定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一方面将物质与存在混为一谈,同时沿着这一思路,无法确立完整的哲学体系。事实上,只有把客体与主体的关系问题确立为哲学基本问题,才能将整个哲学体系完整地建立起来。

我们的哲学教科书一直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一观点是由恩格斯提出的。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我认为,恩格斯在这里将物质与存在的概念混为一谈了。这是因为:首先,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只能解决思维或意识是不是存在的问题,而不能解决物质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然而,哲学既要研究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也要研究物质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可见,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并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其次,哲学的基本问题也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因为,哲学是唯物辩证法哲学。唯物论首先说的是物质与精神或思维的关系问题。所以说哲学的基本问题,也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再次,恩格斯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发生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将物质与存在混为一谈。其实,物质与存在并不是同一概念,也没有等同重合性。存在要比物质的概念宽泛的多,包括思维也是存在。物质是实存在,意识是虚存在。只有把意识和物质都看做是存在的,才能进一步研究它们之间的绝对相对问题和决定性作用与被决定性作用的关系问题。如果根本就不承认思维或意识的存在性,那就既不会存在绝对相对问题,也不会存在决定性作用与被决定性作用的关系问题。所以说,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并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即使是我们“修正”一下,将存在换为物质,那么,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是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呢?我看也有问题。因为,从宇宙自然的角度来看,质量和能量、空间和时间以及静止和运动,这些范畴还既不涉及意识,也不涉及和意识相对应的“物质”概念,完全是从宇宙自然本身的角度来考察的。如果在考察宇宙自然时就以人划线,以人定位,势必陷入“唯我论”、“唯心论”的泥潭。再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对立统一律、否定肯定律以及量变质变律,这些规律之中对立统一律是基础、前提、核心,说明对立与统一是辩证法哲学的基本问题。

因为,对立与统一规定着否定与肯定及量变与质变,由此,也说明了意识和物质的关系并不是辩证法哲学的基本问题。再从主体的角度来看,经济主体的基本问题是劳资关系问题,政治主体的基本问题是公民和国家的关系问题,或曰官民关系问题。再从历史主体的角度来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历史主体的基本问题。很长时间以来,甚至直到现在,我们的哲学教科书仍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看作是一对矛盾统一体,这是发生混乱最根本的原因。社会存在是与自然存在相对而言的,自然存在反映的是自然客体,而社会存在反映的则是社会主体。然而,社会意识则一方面是与自然意识相对而言的,另一方面又是与社会物质相对而言的。因为,社会意识包括经济意识和政治意识,而社会物质包括经济物质和政治物质。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并不是对应概念。二者只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以及被包含与包含的关系。把握这一点,是认识社会意识能动性的关键。因为,如果否认社会意识的存在性,否认社会意识属于社会存在的范畴,就等于说意识是不存在的,那么,不存在的东西又哪里能有能动性呢?有人对与社会意识相对应的社会物质的概念提出质疑。其实,社会物质包括经济物质和政治物质。经济物质是容易理解的,一切资本,如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及其产品都是经济物质。而政治物质则是指国家机关、军事力量、法庭、监狱等等,这些难道不是政治物质吗?

虽然在社会存在中也包括社会意识与社会物质的关系问题,甚至在社会经济中,包括经济意识和经济物质的关系问题,而在社会政治中包括政治意识和政治物质的关系问题,但都不是基本问题。经济意识和经济物质的关系问题,不是社会经济的基本问题,政治意识和政治物质的关系,不是社会政治的基本问题,同样,社会意识和社会物质的关系问题,也不是社会历史的基本问题。况且,将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无法说明哲学体系的科学性。哲学是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互补。自然观反映的是客体存在,历史观反映的是主体存在。客体并不等于物质,因为,自然人意义上的意识,也是客体。同样,主体,亦即社会也不等同于意识。社会物质,包括经济物质如资本和政治物质,如监狱、法庭、军队等,也属于主体范畴、社会范畴。由此,也说明了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并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意识与物质的关系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那么,它在哲学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呢?我认为,意识与物质的关系是哲学本体论的基本问题。哲学与本体论并不存在等同重合的关系,二者也不是同一概念。哲学与本体论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本体论当然是哲学,然而即不能反过来说哲学就是本体论。哲学包含本体论,本体论只是哲学的一部分内容。哲学不仅包括本体论,而且包括自然观、辩证法、以及经济观、政治观、历史观等内容。其中,自然观是本体论的前提,它们与辩证法共同组成哲学客体的范畴。自然观的基本问题是质量和能量的关系问题,这一点是由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原理确立起来的。因为,空间和时间以及静止和运动的关系,都是建立在质能关系的基础上。这无论是在哲学上,还是在物理学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主要是解决了自然辩证法的基本问题,人们可以由质量和能量的关系入手,进一步认识空间和时间的关系以及静止和运动的关系。遗憾的是,我们的哲学教科书还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原因在于马克思在前,爱因斯坦在后,抱着“凡是论”态度的哲学家们,并未能将爱因斯坦的这一哲学与自然科学上的突破性发展成果接纳入哲学的体系,还在一百多年前的哲学水平上徘徊和原地踏步,更谈不上对爱因斯坦相对论思想的批判性发展。

建立在自然辩证法基础上的是本体辩证法。本体论的基本问题是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因为,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直接制约着实践和认识的关系问题。实践是物质的,认识是意识的,客观是物质的,主观是意识的等等。

建立在自然辩证法和本体辩证法基础上的是客体辩证法。辩证法的基本问题是对立和统一的关系问题,这一点理论界是明确的。现在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对立和统一的关系、否定和肯定的关系以及量变和质变的关系。自然辩证法和本体辩证法以及以它们为前提的客体辩证法,共同构成哲学的客体,而和客体相对应的是主体。主体包括经济主体、政治主体以及以它们为前提的历史主体。主体经济的基本问题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问题,即劳资关系问题;而主体政治的基本问题是公民和国家的关系问题,即民主和法治的关系问题。建立在经济主体和政治主体基础上的历史主体的基本问题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整个哲学实际上是如下一个体系:

通过上述哲学体系图,我们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哲学与本体论既不是等同重合关系,也不是同一概念。

二者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本体论只是哲学的一部分。既然如此,本体论的基本问题与哲学的基本问题,就不是一回事。本体论的基本问题是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而哲学的基本问题则是客体和主体的关系问题。当然,哲学是一个多层次体系,然而每一个层次和每一对范畴的基本问题都必然反映客体和主体的关系问题。如自然辩证法的基本问题是质能关系问题,而在质能关系中,质量是客体,能量是主体。因为,质量具有可动性,而能量具有能动性。由此决定了空间具有客体性,时间具有主体性;静止具有客体性,运动具有主体性。因为,空间是质量的存在形式,而时间是能量的存在形式;静止是质量的本质特征,而运动是能量的本质特征。再从本体论来看,它的基本问题是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而物质具有客体性,精神具有主体性。由此决定了实践具有客体性,认识具有主体性;客观具有客体性而主观具有主体性。因为实践是物质的,而认识是精神的;客观是物质的,主观是精神的。再从辩证法来看,它的基本问题是对立和统一的关系问题,对立性是反映客体与客体的对立性以及主体与主体的对立性,而统一性则是反映客体和主体的统一性。由此说明了否定性反映的是客体与客体的否定性以及主体与主体的否定性,而肯定性则是反映客体和主体的肯定性。同样,量变反映的是客体与客体的量变以及主体与主体的量变,而质变则是反映客体和主体的质变性。因为,否定和量变都是反映事物的对立性特征,而肯定与质变都是反映事物的统一性特征。再从社会经济主体来看,它的基本问题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问题,资本是客体,劳动是主体,因为资本具有可动性,而劳动具有能动性。由此决定了剩余资本具有客体性,而剩余劳动具有主体性;资本股份具有客体性,而劳动股份具有主体性。因为,剩余资本与资本股份都是资本的特征,而剩余劳动与劳动股份都是劳动的特征。再从政治主体来看,它的基本问题是官民关系问题,亦即公民和国家的关系问题,具体表现为民主和法治的关系问题。其中,公民是客体,国家是主体;民是客体,官是主体;民主是客体,法治是主体。“民可以载舟”,就说明了民的客体性,而官具有能动性,说明了官、国家、法治的主体性特征。由此决定了民权的客体性,政权的主体性。再从社会历史主体来看,它的基本问题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经济是客体,政治是主体。由此决定了阶层的客体性,政党的主体性;人民的客体性,人才的主体性。

通过上面的分析,就可以十分清楚地说明:其一,无论哲学有多少层次,每一个层次中的基本问题都是反映客体和主体的关系问题。其二,只有客体和主体的关系问题,才能将哲学的所有范畴从始至终贯彻到底。其三,这就更清楚地说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并不是哲学基本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存在既包括意识存在,也包括物质存在。思维与存在是直接同一的,二者既不存在对立关系,也不存在统一关系。再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来看,虽然物质是客体,意识是主体,但客体并不等同于物质,主体也不等同于意识。客体和主体的关系,要比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宽泛的多,深刻的多。只有客体和主体的关系问题,才能将哲学各个层次的所有范畴从始至终作为主线贯穿到底,而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则只能说明本体论的基本问题。超出本体论的范畴,如自然哲学、辩证法哲学和经济哲学、政治哲学以及历史哲学的基本问题,就都不是由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所能说明得了的。过去,正是由于哲学教科书没有认识到哲学是客体哲学和主体哲学的互补。所以,一些哲学家便一再否定历史观的哲学属性。其错误在于:首先,哲学既包括对认识对象,即自然的认识,也包括对认识者,即社会人自身的认识。如果只完成对宇宙自然的认识,而不完成对社会人自身的认识,就不是完整的哲学。其次,人类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为人类自身的存在而服务。如果连人类自身是怎样存在的都弄不清楚,那么,对自然的认识就毫无意义,从而也就否定了哲学的价值。最后,从哲学本身来看,历史观正是哲学区别于一切西方旧哲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部分,历史观的创立是整个哲学实现变革的枢纽和焦点。马克思如果不创立社会历史观,就不可能完成哲学上的根本变革。

由上可见,无论从哪方面看,都说明历史观不可能不属于哲学的范畴。还有一种观点,虽然承认历史观属于哲学的范畴,但认为只有客体哲学是哲学的基本内容,而历史观则属于哲学在社会科学中的“推广和应用”。这是斯大林的观点。他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这种观点的要害在于把客体哲学和主体哲学看做是两门学科,而不是看作哲学的不同组成部分,这就割裂了哲学本身的完整性。其实,列宁关于客体哲学和主体哲学是一块整钢的思想才是正确的。列宁说:“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常说既要坚持,又要发展。在哲学基本问题上,我们所要坚持的,正是由哲学为我们开辟出来的客体和主体相互补的这种完整领域。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倒退,都只能导致哲学本身的倒退。

在客体和主体的关系中,二者都是非决定性的。从主体的非决定性来看:首先,自然可以决定社会的存在。当自然还没有进化到人类的时候,社会就是不存在的。同时,如果自然发生大的灾变时,就有可能将人类大部或全部毁灭,玛雅文化、希腊文化等的突然性毁灭,就很有可能是大自然的灾变造成的。其次,自然可以决定社会的富裕程度。一切自然资源,都是大自然本身的分布所形成的,矿藏、物产、地势等都可以造福一方,这都不是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

关于主体的非决定性,是的基本原理。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所创造。”马克思的论述,很明显地说明了主体具有非决定性。这是因为大自然本身具有规律性,人类的社会活动如果不符合客观规律,其目的就不能实现,甚至反过来对人类违反客观规律的错误行为实施惩罚性报复。

当然,主体具有非决定性,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问题的另一方面来看,客体也具有非决定性。马克思就曾高度赞扬了作为社会存在的人在改造自然过程中的能动性作用。他说:“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是社会化了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所以说主体对于自然存在,也具有能动性作用。这是因为:

首先,量子力学的微观物理实验结果就证明了主体对客体的选择、干扰也都起着能动作用。其次,主体是有目的的。所以,主体的一切社会活动,都相对于自然存在而言表现出了最大限度的自主性。人们极力摆脱自然对人类的威胁,能动地去实现自己的目的,这是客体具有非决定性的主要根源。再次,人对自然具有自觉的改造能力,当然,人类首先是对自然的适应性,这是与人之外的其他生物所共通的。然而,人类不仅可以适应自然,而且可以对自然条件进行选择,并进而达到改造自然的程度。如果没有这一点,那么,也许至今地球上仍只有类人猿,而没有人类。当今的地球,已经很难找到没有人化的痕迹,这都说明了客体具有非决定性。

既然主体和客体都具有非决定性,那么,二者的决定性又表现在哪里呢?我认为,主体的非决定性和客体的非决定性的互补,才能成为二者的决定性。对于这一点人类的认识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在古代,由于人类的生产力水平低下,一切都屈服于大自然,所以,主体实际上是客体的奴隶。人们相信神的力量,实际上就是在客体面前无能为力的表现。只看到主体的非决定性,而看不到客体的非决定性,这是唯心论存在的根源之所在。到了近代,随着机械工业的发展,人们又认为主体是客体的主人,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改造自然。只看到客体的非决定性,而看不到主体的非决定性。这是唯物论存在的根源之所在。结果,造成了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直到今天,人们才逐步认识到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是一种互补关系。没有客体,主体也无法存在。所以,人们的一切行为既要考虑到主观目的,也要考虑到客观规律,只有使二者相协调、相互补,才能使主体和客体共同存在。所以说,主客体非决定性的互补才是决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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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奎英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おお

赵奎英教授的著作《中西语言诗学基本问题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5月版）从统观中西语言哲学的高度，对中西诗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比较分析，内容宏富、体系完备，并且针对语言诗学中的盲区和难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诸多学术难题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提出了诸如广义的“语言诗学”；“名”与“逻各斯”的比较框架；中国古代的“名”言观和“无名本体论”；西方传统的“逻各斯语言观”和“逻各斯本体论”；“有韵的逻各斯”与西方传统的“纯诗学”，“有象的道”与中国古代的“大诗学”；中国古代诗学文化具有“空间化与诗化”特质等一系列富有洞见的论题。这又使得这部厚重之作充满了理论创新的锐气。而在诸多的突破与创新中，该著作为中西诗学比较研究开辟的新领域、提供的新视野、确立的新框架尤应被提及。

赵奎英著作以最广义的“语言哲学”和“语言诗学”作为理论起点，重构了语言哲学与诗学一贯的源始关联性，确立了中西诗学比较研究中的语言诗学领域和语言哲学视角。该著作指出，一提到“语言诗学”人们往往会联想到20世纪西方的俄国形式主义，并且与此后兴起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等西方的理论流派联系在一起。但这些只是伴随着20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出现的“狭义上”或“较广意义上”的语言诗学。语言哲学与诗学的本然关系要远远早于20世纪西方文论对语言产生普遍的兴趣，对于语言观念与文学观念内在关联性的关注，在中外文论史上自古就有。由于文学本来就是一种“语言事实”，人们的语言观总是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人们的文学观，语言哲学总是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文学的生成运思方式。因此那种最广义的“语言诗学”，亦即那种“受到某种语言哲学观念或语言学研究状况影响的、从语言角度切入文学研究的文学理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的文学理论史上一直都是存在的。一提到“语言哲学”，人们也容易想到英美分析哲学这种最狭义的语言哲学，但这里的语言哲学同样是在最广义上使用的，它泛指“一切从哲学的角度思考、研究或关注语言的普遍性质或一般问题的哲学和一切从语言学的角度关注或回答了哲学的基本问题的语言学”。这种最广义上的语言哲学观念潜含于文化的最根基之处，通过它可以更清晰地确定诗学研究最基本的命题，透视中西诗学精神传统的生成特质。但这种广义的“语言哲学”和最广义的“语言诗学”在当前学界的研究中都是相对地被忽视的。而赵奎英教授的著作正是选取最广义的语言诗学作为中西诗学比较研究的领域，并以最广义的语言哲学的两大基本问题作为透视角度，对中西语言诗学的基本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和比较分析。这种理论旨向决定了此书博大厚重的研究风格。

宏大的理论视野是以对传统理论的重估为前提的，正本清源的理论梳理必然带来理论的创新。在中西文化比较平台的界定上，“道”与“逻各斯”因其代表了中西哲学的最高本体，长期以来成为中西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比较哲学的基本框架。学界虽有极少数的对这一框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批判质疑，但这一框架的流行性、统治性地位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真正被撼动。该著作对这种几成定势的比较框架进行了一次更彻底的检视，它通过“名与逻各斯”和“道与逻各斯”的重重对比，让人们看到“名与逻各斯”实际上比“道与逻各斯”更适合做中西哲学、诗学、文化比较的基点和框架。该著作指出，“逻各斯”是西方哲学文化的基点，西方传统最初正是以逻各斯领会语言的，也是视逻各斯为最高本体的。西方传统的语言观是一种“逻各斯语言观”，西方传统的本体论是一种“逻各斯本体论”。“逻各斯”亲近“理性”、肯定“逻辑”，是“言说”性的本体，逻各斯语言观和逻各斯本体论共同为西方传统诗学的生成提供直接的语言学依据。而“道”作为中国哲学的最高本体，它混成无形、无极无分，是一种“非名言性”的无名本体。“道”与“逻各斯”虽在本体地位上具有相似性，但相异大于相通，很难建立合理的对话关系。相反，被以儒家为代表的各家推崇为“天地之纲”、“圣人之符”的“名”则与“逻各斯”更具有可比性。“名”渗透于中国古代的语言学、逻辑学与政治伦理学中，具有“概念名称”、“书写文字”以及“名分名誉”的含义。中国古代的语言观是一种“名”言观，中国古代的逻辑学是一种“名”学，中国古代的政治伦理学则与一种“名分”之学难解难分地纠结在一起。“名”对于中国诗学传统以至整个文化传统的生成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如果说“逻各斯中心”与“反逻各斯中心”构成西方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中国古代语言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则是围绕着“名”与“无名（道）”展开的。“名”与“逻各斯”堪称中西诗学文化精神生成的基点性依据。但同样作为中国哲学文化基点的“名”却长期被掩盖于“道”的光辉之下。“道”与“逻各斯”比较框架的确立，更使“名”对于中国诗学、文化生成所具有的基点性意义得不到有效梳理。而赵奎英著作重新厘定中西诗学比较的平台，把“名”与“逻各斯”作为中西语言哲学、诗学比较研究的框架，在中西文论比较研究上也因此具有重要的突破性意义。

把“名”与“逻各斯”作为中西语言哲学、诗学比较研究的框架，并不是要排斥“道”与“逻各斯”。赵奎英明确指出：道家之“道”排斥“名”，但以儒家为代表的各家所尊崇的“名”却向往着“道”。因此，以“名”与逻各斯作为比较的基点和框架，并不会把“道”排除在外，而是要把“名与道”同时纳入视野，在对“名与逻各斯”、“道与逻各斯”、“名道（无名）悖反”与“逻各斯中心”的同异比较中，说明它们对于中西诗学精神生成的复杂意义。由此可以看出，“名”与“逻各斯”是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框架，以此为基点，更有利于揭示中国传统诗学精神的整体风貌和诗学结构的复杂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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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很少系统地探讨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近年召开的哲学或行政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和已经发表的少量涉及行政哲学的有关论著看，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活动”是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的科学”。事实上，对“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有成效有意义的研究只能属于行政科学研究范围，是理论行政学的研究对象。“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在行政哲学研究中，是终极意义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不可能也不能够取代行政科学去直接研究行政活动。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是以行政科学、行政理论为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元行政学。这种基本思路是可取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逻辑的，但由于把行政哲学当成了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元行政学），因而存在两个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其一是如果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名曰行政哲学又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显然就会产生一个学科性质问题。人们必然要产生行政哲学究竟属于哲学学科还是属于行政学科的疑问。虽然行政学家和哲学家是可以而且应该联盟的，但行政学属于社会科学，它与超越科学的哲学在知识性质上有本质的区别，因而行政哲学不可能既是哲学的又是具体科学的。否则，只会产生一种非哲学非科学的怪异知识和学科。目前出现的那种把哲学的概念、术语往现实行政生活贴标签的“研究”，和直接借用哲学的原理、规律构建的种种行政哲学体系的“研究”，无不是受此种观点的影响。其二是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即元行政学，也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学科研究规范。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准确地说应该是“行政学学”或“行政学学理”。行政哲学属于“行政学学”的范畴，但行政哲学不同于“行政学学”，只是其一部分。行政学学或元行政学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对行政科学进行研究，行政哲学则是从哲学角度研究行政科学的行政学，它可以属于元行政学的一部分，但不能等同于整个元行政学。因此，行政科学、行政学学（元行政学）和行政哲学是三个不同的概念。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是对行政科学的哲学考察。即，行政哲学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就学科性质而言，行政哲学属于部门哲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

对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国内一些学者在涉及到行政哲学的论著中也作了一些简略的描述。如王沪宁认为，行政哲学主要研究和分析一定行政活动和行政关系的性质、行政活动的目的和宗旨、行政活动中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伦理原则等基本理论范畴[1]。薄贵利则将对人性的基本判定、政府的价值取向和现代政府的责任问题作为行政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2]。颜佳华在《行政哲学论》一书中构建了一个行政哲学的研究框架：行政活动论（逻辑起点）、行政主客体论、行政认识论、行政实践论、行政方法论、行政价值论[3]；后来，他又在《行政哲学：一个亟等进一步开拓的领域》一文中，将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界定为：行政哲学导论、行政学对象论、行政学结构论、行政学功能论、行政学评价论、行政学发展论等[4]。

仔细分析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界定我们不难发现，在我们称之为“行政哲学”的名称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两种行政哲学：一种是以行政活动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一种则是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分别用“行政活动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哲学”）与“行政（科）学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学哲学”）这两个称谓来标示行政哲学研究的上述两种主题、两个方向。这两种行政哲学，一个涉及“实际的行政活动”领域，一个涉及“理论的行政科学”领域。

行政活动的哲学主要研究行政的本质及其分界、行政的基本假定、行政的目的和宗旨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活动的哲学是对“行政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问题”做出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活动提供一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或“行政观”。这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不等同于各种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而是后者的“原理”、“基础”或“根据”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除了要依据于这些原理之外，还要考虑具体实践过程中诸多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包括那些隐而不显的“缄默因素”。

行政学哲学则主要研究行政科学发展的模式、行政科学理论评价、行政科学研究方法及其评价、行政科学研究的价值判断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是对“行政学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学问题”进行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学研究提供一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或“行政学观”。同样，这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也不等同于各门具体的行政科学的研究规范、方式、方法，而是为后者的研究提供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原理”、“基础”或“根据”。

二

行政哲学的上述两个研究主题之间存在着逻辑的与历史的联系：

从逻辑上看，对“行政学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对“行政问题”研究的“次一级”的研究，是对实际的“‘行政问题研究’之研究”，具有元研究的性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对任何行政问题的研究总是先在地包含一个方法论，即总是从某一个特定的角度、立场来研究的。这种角度、立场尽管可能不为研究者自己所知道，但却客观地存在着。而且，这种角度、立场本身就制约着对行政问题的认识结果。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出发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要对这些结论的可靠性做出判断，就必须检讨他们的方法论。按照荷兰著名经济学家库普曼（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无论是在自然科学中，或者是在社会科学中，任何系统的理论体系均表现为一个“价值观假定＋逻辑推理”的结构[5]。库氏的这一逻辑式提示，至今尚未遇到有力的挑战。显然，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均是从某种价值观或方法论见解出发的逻辑推理系统，其中的价值观或方法论假定，只能表现为某种行政哲学。因此，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都是以某种行政哲学的逻辑展示的，它不能不内含着某种行政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学哲学”是以“行政哲学”为思想资料的和最终归属的。我们也只有对行政学的根本问题进行了哲学的研究，才能真正地把行政问题的研究提升到一个自觉的、理性的水平和高度。

从历史上说，对行政活动根本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古已有之的事，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都对此做过深入的论述。而对行政学根本问题的研究则不过是近100年来的事。按照时间顺序，对行政活动的研究先后产生了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或行政学、行政科学、行政哲学。其中行政思想是先于行政理论的分散的、不系统的、粗浅的行政理论；行政理论则是后生于行政思想的比较完整、系统、深刻的行政思想；行政学说或行政学往往是较为完整、系统的关于行政的知识体系；而行政科学则是更加系统化、科学化了的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行政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行政哲学则是对行政理论、行政科学研究活动进行思辩的产物，是行政科学的哲学。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出现了独立的行政科学时才出现的，是行政问题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必然，对行政学活动的哲学思考是人类的行政认识和行政实践从童年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条件。行政学哲学与行政科学研究的问题是显著不同的，各自的任务和目的也是不同的。行政科学是通过对行政活动的考察——这种考察主要包括历史上的各种行政思想、行政理论和行政方法——概括出行政活动的一般原理，形成理论并给出某种行之有效的合目的的行政方法或模式。也可以说，行政科学主要关注的是为实际的行政活动提供一套具有普适性的系统的行政知识、思想、原则和可操作的方法，它的特点即在于它的工具性。行政科学为行政学哲学提供思想，行政学哲学则对行政科学起指导作用。任何时代的行政学哲学，除依据各自的一般的哲学观外，都必须吸收以往的以及现时代的行政科学研究成果。反之，行政科学研究要接受行政学哲学的指导，这不仅体现在任何行政科学研究者都要在一定的行政哲学观的指导下从事研究，而且，行政科学体系的构建、其逻辑分析与论证也要符合哲学方法论的要求。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考察的是行政科学的基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便是行政学哲学的研究主题。那么，这个基本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一般而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在正常的或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行政学者以及行政人员较少或不特别考虑的问题。情况也许就是这样，人们通常是在一种没有批判的前提下，追求行政知识的增长，提出概念、形成理论，获得某种高效的行政方法。这一切都是围绕着行政活动的目的而进行的，行政学者为的是行政知识的不断增长，而行政人员则是把行政学者的研究成果，诸如理论、方法、模式等，作为正确的东西应用于行政活动之中。他们的问题常常是一种理论或方法对他们的行政活动是否有效，也即如何使用一种理论或方法才能够达到一种活动的预期目的。人们一般并不考虑一种理论或方法的合理性问题，只是在少数情况下，比如当理论或方法的功用开始减弱或失效的时候。一些人才可能会对已有的关于行政的一些最基本的假定、理论和方法本身进行反思。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他们正在进行着对行政中的某些基本问题的哲学思考或批判。而所谓的对行政科学中的基本问题的研究，就是对关于行政科学元问题的研究。这个元问题就是行政科学中的最基本的核心概念“行政”。行政哲学正是以此作为出发点而展开讨论的，对“行政”这个基本问题的明确和把握，就构成了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

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行政哲学是对行政本质以及行政科学发展进程进行考察和反思的哲学。行政哲学能否有一个好的发展前景，从根本上为行政科学呈现出实质性的理论进步提供基本性的支持，使实际的行政活动更富有成效和具有合理性。这首先取决于我们对行政哲学本身是否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如果在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那么，不要说对行政科学的发展不会起到推动和支持的作用，就是行政哲学本身的发展和存在，都将会面临巨大的困难。笔者在本文的讨论中，就是试图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使概念理解得到澄清，消除“行政哲学”这一概念本身及其研究对象上存在的歧义性和含糊性。当然。我们在这里给出的关于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的讨论还只是探索性的和试验性的。但是，只要我们能够真正把握住行政哲学的精神实质，研究主题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理论难题了。因为，它将会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得到扩展和进一步的完善。

【参考文献】

[1] 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2] 薄贵利.中国行政学：问题、挑战与对策[J].中国行政管理，1998(12).

[3] 颜佳华.行政哲学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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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恩格斯;古典哲学;辩证法:唯物主义思想中图分类号:BO-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1-0002-02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是最能体现恩格斯的哲学观点的著作之～,书中恩格斯理清了与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费尔巴哈之间的思想关联,使我们深刻地理解了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这些先驱者的理论基石之上的,有着十分深厚的学理根基。反之,也使得我们从中更加理解是如何通过对他们的思想成果的进行扬弃和发展后而深刻地解答了自己时代的重要哲学课题,成为人类思想史上又一笔宝贵的理论资源。

一、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思想的批判

在《终结)一书中,恩格斯对辩证法思想的讨论是从回顾德国1848年的革命开始的。他指出这场政治革命的前奏是德国的哲学革命,没有这种思想上的重大变化就不会产生以后的政治变动。但是恩格斯紧接着提到了法国大革命,并将其与德国革命进行了比较,特别是反映在哲学思想上的差异。他认为在哲学上法国人要远远比德国人表现的激进,他们为了自己所相信的思想和主张敢于同法国当权者做激烈的斗争,豪不畏惧各种危险,而德国人在哲学上却表现的很保守,在行动也并不积极,但是这对于德国哲学来说却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革命的因素深藏在晦涩的言辞之下,而这种对革命有所论证的观点为事实证明对1848年的德国革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恩格斯的《终结》就是从分析在德国出于主流地位的黑格尔哲学内在的革命因素入手的。恩格斯认为能够最好地体现这种革命因素的思想就是黑格尔提出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这样一个哲学命题。对这个命题的理解可以是仁者见仁,知者见者的。对于德国当极者而言,这是关于自己合理存在的最好证明,而德国的自由派也是因为如此看待而表达了对这一哲学命题的愤怒,但是,在恩格斯看来,黑格尔德这一命题中却包含着正好与此相反的具有革命性的思想因素,而这一点也曾经被德国诗人所指出。在这个哲学命题中,黑格尔用合乎不合乎理性来衡量现实事物的存在价值,从“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似乎正是证明了当时德国政权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后半句又恰恰限制了前者,隐含与前半句可能截然不同的结论。恩格斯指出,正是在这里体现了黑格尔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的思想成分,不论现实怎样,用理性来衡量和决定一切现实事物存在的必要性、正当性,这就必然要受到现实事物所处的特殊环境的制约,在黑格尔看来事物都是出于变动不居的发展过程的,没有任何事物在限制自身的各种条件已经发生变化时毫不为其所动,那么此时被理性证明是合理的事物就不可能在另一时间也被理性如此证明,反而有可能向着先前相反的方向发展,所以一切事物存在的合理性都不是永恒的,而是随着形势的变化有所改变,由此可以引申出旧事物原先存在的合理性由于外在条件的变化而丧失后就必然会被合理性已然实现的新事物所取代,或者即恩格斯所说的“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在黑格尔的命题中蕴含的这种思想表现在哲学上就是“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而应该是“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在人类世界里并没有绝对真理的存在,凡是现存事物的合理性都只是暂时,因而它们也只能暂时的合理存在,这种思想充分体现出了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的因素。

恩格斯在《终结》里虽然明确指出了黑格尔哲学作为唯心主义的缺点,但是更强调了黑格尔哲学中体现出的辩证法思想,而且积极肯定了黑格尔在哲学上的这种伟大成就。认为黑格尔“不仅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天才,而且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物,所以他在每一个领域中都起了划时代的作用”,所以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是采取批判扬弃、为我所用的基本态度的,通过对黑格尔的哲学命题的分析揭示出其辩证法的实质内容,进而充分肯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的理论价值。

恩格斯在《终结》的第一个部分里主要是清理了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内容,对其哲学体系与辩证法思想之间存在革命性与保守性的内在矛盾进行了透彻地分析,为后文阐述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做好铺垫,因为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就是汲取了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积极成分后创造出来的,总而言之,黑格尔哲学和哲学存在着渊源关系,要理解马克思所提出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就必须理解他和黑格尔哲学之间的联系。

二、恩格斯对费尔巴哈哲学思想的批判

恩格斯在《终结》的第二个部分里将讨论的焦点转移到唯物主义之上。他提出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他指出根据对这一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就可以在哲学上区别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同时这个基本问题在哲学上也可转变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从而区分可知论者和不可知论老,他指出黑格尔哲学虽然是唯心的,但是仍然坚持人类理智能够认识客观世界,而以休谟、康德维代表的近代哲学家却“否认了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

随后,恩格斯分析了费尔巴哈哲学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唯物主义观点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突破的原因,他认为这种哲学的突破不仅受到了“纯粹思想的力量”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起到的推动、促进的作用。但是费尔巴哈哲学的唯物主义观点并不彻底,只是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坚持了唯物的观点,在进一步运用这一观点到社会历史领域中进行研究时就停止不前了。而且费尔巴哈没有将唯物主义的一般世界观与唯物主义具体的发展形式区别开来,所以在他眼里的唯物主义就只能是机械唯物主义而非其他。但是18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有着很大的局限,它将人简单地看作像机器一样,企图像研究自然科学那样来研究人,而且它无法“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当然这些局限和机械唯物主义所处时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紧紧联系在一起,并非完全是由自身造成的。

恩格斯接着分析了施达克寻找费尔巴哈哲学中唯心主义因素上方向性的错误。施达克只是将一些表面现象当作了唯心主义的表现,比如认为费尔巴哈哲学中追求“理想目的”的观点或反映在人脑中的“理想的意图”即是唯心的表现,甚至还将费尔巴哈哲学主张人类“总的来说是沿着进步方向运动的信念”简单的当作是唯心的。

简而言之,在《终结》这部分的内容中,恩格斯着重分析了费尔巴哈哲学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对黑格尔哲学的突破,这是费尔巴哈最重要的哲学贡献之一,但是也指出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唯物性是有

限的,主要仅止于哲学的基本问题而已,继续深入下去后就无法坚持这种唯物立场了,更深入的详细分析在《终结》第三部分里得进行。

恩格斯在《终结》一书的第三部分深入分析了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与伦理学中所体现出来的唯心主义的局限,他认为这些观点的思想性与黑格尔的相关论述比较起来相差很远。

三、恩格斯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阐述及应用

《终结》的第四部分是恩格斯所写全书的核心所在,他在这里简要而详尽地阐述马克思的哲学观点,即:辩证唯物主义,并通过运用这一观点分析人类社会历史与宗教发展来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这一部分我们可以清除地看出恩格斯《终结》的主旨,就是从哲学上理清马克思的哲学观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在联系,阐明后者既是对前者的继承更是突破,是适应当时自然科学与社会发展的最高哲学成果,树立马克思的哲学在德国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

在这一部分开始,恩格斯就比较了深受黑格尔哲学影响的德国哲学家,包括: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他认为这些人中只有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在哲学上有了重大的突破和贡献。

恩格斯紧接着分析了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因素的内容,并进而阐明了可马克思是怎样对这一伟大的哲学思想进行扬弃并创造出自己新的理论成果的。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主要是“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作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作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这样,辨正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而且应该认识到“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像既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

恩格斯在《终结》里批判地分析了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中具有的革命性的辩证法因素,而且指出这些思想观点得到的扬弃与吸收,在理论上获得了新的阐发。接着,恩格斯抓住”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一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一方面肯定了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中正确的方面,另一方面又批评了其他思想家在这一问题上所持有的唯心观点,而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主张在这里也受到了恩格斯严厉地批判。随后,恩格斯在进一步分析了费尔巴哈哲学思想中的积极成分后又对其在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上的错误观点给予细致而深刻地批判,透彻地指出了费尔巴哈在哲学上的缺陷和局限性。在《终结》中,恩格斯在批判、扬弃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简明扼要地阐述了的哲学观点,即辩证唯物主义,指出这一崭新哲学思想所产生的时代条件、科学条件,并且运用这一新的哲学理论深入地探讨、阐释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及宗教的历史演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06-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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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来，科学技术伦理学在中国经历了从引进、萌生到发育、成长的过程，己经成为一门有较高关注度的“显学”，但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有待商讨的问题。一般而言，有争议、有不同见解有利于新兴学科的发展。当前，为了推进科学技术伦理学的健康发展，应当积极开展科学技术伦理学的元研究，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进行有效的交流、对话，尽可能地在更多的方面求大同存小异。本文仅就三个基础性问题陈述我们的一些粗浅看法。

 

一、科学技术伦理学、科学伦理学、技术伦理学的关系

 

由对中国知网(cnki.net)中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搜索可知，“科学伦理学’|1]121、“技术伦理学”131、“科学技术伦理学”(含“科技伦理学”)141这三个术语，在期刊文章篇名中出现的时间分别是1981年、1987年和1988年。在近几年的学术讨论中，有学者提出，科学是价值中性的，不存在伦理问题，因此“科学伦理学”这个术语是不能成立的。还有的学者认为，以基础学科为核心的“科学“其伦理性不足，探讨其中的伦理问题似无必要”151，只能以“科学技术伦理学”之名进行相关的伦理学研究。

 

这里，涉及一个科学是否存在“伦理性”或“伦理维度’的问题。如果我们认同“伦理”是指处理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界相互关系所应当遵循的道理和规则，那么科学活动也必然存在着日渐复杂且不可回避的伦理问题。很显然，人们对“科学伦理”问题是不能视而不见的，科学伦理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或一门学科也有存在和发展的理由。

 

就研究内容而言，科学技术伦理研究在总体上有两种思路:一是综合式研究，即以科学技术整体的伦理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一是分析式研究，即分别以科学的伦理问题、技术的伦理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前者的研究成果集结为科学技术伦理学，后者的研究成果分别集结为科学伦理学、技术伦理学。

 

科学技术伦理学、科学伦理学、技术伦理学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转化为科学技术伦理、科学伦理、技术伦理三者的关系，甚至可以归结为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三者的关系。按通行的理解，科学技术与科学、技术之间存在着包容关系，科学技术伦理与科学伦理、技术伦理之间存在着包容关系，科学技术伦理学与科学伦理学、技术伦理学当然也应当存在着包容关系。因此，我们讨论科学技术伦理学、科学伦理学、技术伦理学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就可以转化为重点讨论科学伦理学与技术伦理学之间的关系问题。

 

1982年陈昌曙发表《科学与技术的差异和统一》161—文，对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最早做出了清晰的阐释。此文被视为中国学者研究技术哲学的始点。此后，还有一些学者著文讨论科学与技术的差异或区别问题171。通过20多年的思考和辨析，人们在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上己经形成基本的共识，如在两者的差异方面，都承认科学与技术是有着不同内涵的两个范畴，分属认识与经济两个领域，有认识自然界与改造自然界两种基本目的，有真理性与实用性两种评价标准，等等。既然科学与技术存在差异，当然就可以而且也应当分别进行研究，于是就分别形成了科学史与技术史、科学学与技术学、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等几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学科。由于科学与技术还存在着不能绝然分隔的联系，科学史与技术史便可以综合成为一门学技术学，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便可以综合成为一门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学、科学技术哲学的存在，并不排除科学史与技术史、科学学与技术学、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独立发展。

 

同样的道理，科学技术伦理学的发展也不应拒斥科学伦理学与技术伦理学的分立发展。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没有科学伦理学、技术伦理学的发展就没有科学技术伦理学的发展，科学技术伦理学只能与科学伦理学、技术伦理学携手并进共同发展。一般而言，科学伦理学研究科学活动范围内的各种伦理问题，技术伦理学研究技术活动范围内的各种伦理问题。正如科学与技术不能完全相互替代、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不能完全相互替代一样，科学伦理学与技术伦理学也是不能完全相互替代的。因为科学活动的伦理本质、道德关系、道德实践、道德规范体系与技术活动的伦理本质、道德关系、道德实践、道德规范体系还是有所不同的，对前者的专门研究是科学伦理学的使命，对后者的专门研究则是技术伦理学的任务。

 

科学伦理学与技术伦理学的关系，可以类比为两个有部分面积重合的圆。科学伦理学与技术伦理学的研究内容有重合的部分，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深化演进，这个重合的部分还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但是，科学伦理学的圆心与技术伦理学的圆心却是永远不会重合的，因为作为科学伦理学研究对象的科学伦理与作为技术伦理学研究对象的技术伦理只可能出现部分重叠，亦即科学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核心课题与技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核心课题永远不会重合。

 

建立在科学伦理学、技术伦理学基础上的科学技术伦理学，并不是科学伦理学与技术伦理学的简单加和。

 

一方面，科学技术伦理学要包容科学伦理学、技术科学技术史科学学与技术学便可以综合成为一门科伦理学的内容.当然也包容科学伦理学与技术伦理学的重叠部分;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伦理学还需要有一些超出科学伦理学、技术伦理学的“溢出性”研究内容，如科学技术视角的人与自然界的道德关系、科学技术进步与道德进步的互动机制、科学技术道德与社会道德的关系等。

 

二、科学技术伦理学的基础性课题

 

2007年4月初，笔者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1981~2006年的期刊进行检索，共搜得以“科学技术伦理”(含“科学技术的伦理”、“科技伦理”)、“科学伦理”、“技术伦理”作为篇名关键词的论文293篇。这些论文的内容，涉及科学技术伦理思想、科学技术伦理意识、科学技术伦理观、科学技术伦理基本范畴、科学伦理精神、技术伦理原则、科学技术伦理与公共理性的关系、科学技术伦理与法的关系、科学技术伦理规范、科学技术伦理社会化、科学技术人员的伦理责任、科学技术人员伦理态度、科学技术伦理价值系统、科学技术伦理建构原则、科学技术伦理道德建设、工程技术伦理控制、生物技术伦理、企业信息技术伦理、科学技术伦理教育、科学技术伦理学元研究等诸多课题。同期，笔者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还搜得以“医学伦理”作为篇名关键词的论文199篇和以“医学伦理学”作为篇名关键词的论文455篇。这些论文的内容同上述论文的基本内容是大体对应的，主要涉及医学伦理思想、医学伦理意识、医学伦理观、医学伦理原则、医学伦理决策、医学伦理模式、医学伦理委员会、医学伦理建设、医学伦理(学)教育、医学伦理学元研究等问题。

 

依据20多年来科学技术伦理学在中国的实际发展状况，可以将其主要研究内容概括为如下八个基础性课题。

 

—科学技术伦理思想的历史发展。技术的产生先于科学，因此技术伦理思想比科学伦理思想有着更久远的渊源。目前，学者们在中国科学技术伦理思想史和国外科学技术伦理思想史的研究方面，都不够系统和全面。今后，我们既要对自古洎今的科学技术伦理思想做通史性的整体爬梳，理清其纵向演进的脉络，又要对科学技术伦理思想做断代性的局部剖析，准确把握每一个历史时期科学技术伦理思想的基本特征，另外还需要对某些代表性人物和重要著述的科学技术伦理思想进行有深度的评述和解读。

 

—科学技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多年以来，围绕着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多种多样的观点:(1)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2)善与恶的关系问题;(3)善与恶、义与利、知与行、荣与辱的关系问题(4)人的道德责任问题19;(5)道与德、义与利、群与己的关系问题10。在科学技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上，同样会有多种多样的议论或声音。科学技术指向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活动和改造活动，因此探讨科学技术伦理学基本问题的根本意义，在于确认其研究基点或着力点，明晰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伦理关系。

 

—科学技术伦理的主要范畴。科学技术伦理的主要范畴依附于伦理学的主要范畴，是伦理学主要范畴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具体化、应用化。在科学技术伦理学中，对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不公正、平等与不平等、权利与义务、道义与利益、群体与个体、价值、责任等主要范畴的阐释，必须立足于科学技术领域的实践。

 

—科学技术活动的伦理原则。伦理原则是能够影响并制约科学技术项目的责任选择、科学技术活动的道德进阶、科学技术成果的价值评价的准则。科学技术活动的伦理原则，其实也是对科学技术活动的伦理要求。在近年的研究中，学者们提出了不伤害原则、有利原则、尊重原则、公正原则等若干条伦理原则。科学技术活动到底应当确立哪些原则，这些原则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这些原则的内涵和实质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科学技术的伦理预见和伦理评价。科学技术的伦理预见，是指在科学技术项目的定向、选择阶段，人们对该项目实施后和完成后将对人类社会可能产生的各种后果所做出的推测。科学技术的伦理评价，是指人们运用某些伦理原则对科学技术活动过程、己经出现的科学技术成果所进行的价值判断、责任判断。今后需要研究的问题，包括伦理预见与科学技术决策的关系、伦理评价与伦理原则的关系、伦理预见与伦理评价的关系等。

 

—科学技术活动的伦理调节系统和调节机制。科学技术活动的伦理调节是对市场调节、政府调节的必要补充，目的在于对科学技术活动的伦理取向进行有效的诱导，调整或化解科学技术活动中的利益冲突。科学技术活动伦理调节系统的构成、调节对象、调节机制的形成条件和作用方式等，应当成为今后重点研究的问题。

 

—科学技术领域的伦理规范建设和科学技术工作者的伦理责任。科学技术伦理规范的作用是引导、酬学娜动主体提高自身的职业素养、规范自身的职业行为，使他们摆脱在科学技术活动中所遭遇到的伦理困境和道德困惑。科学技术伦理规范建设与科学技术工作者的伦理责任教育应当同步进行。目前需要探讨的问题，包括科学技术伦理规范建设的内容、途径和科学技术工作者伦理责任的本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及其培养过程等。

篇7

[关键词]思维 存在 矛盾互动 哲学派别 标准

〔中图分类号〕B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3-0009-05

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

恩格斯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 （P219） 人们通常把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这一经典阐释中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等同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去理解和解释，由此，在精神与物质的二元对立中以精神和物质“谁是第一性、谁决定谁”作为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实质上，“思维与存在”和“精神与物质”是两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范畴。

首先，不能简单地把“思维”范畴等同于“精神”、“意识”。在哲学的意义上，“思维”就不仅是指“意识的内容”，而且是指“意识的形式”；不仅是指关于思维的对象的“对象意识”，而且是指构成、把握、统摄和反省“对象意识”的“自我意识”；不仅是指“思想的内容”，而且是指“思想的活动”。同时，也不能简单地把“存在”范畴等同于“物质”，它不仅包括“物质”的存在，也包括“精神”的存在。用近代哲学方式说，“存在”不仅是“意识外的存在”，而且是“意识界的存在”，即“精神”的存在。[2] （P138）正是这种“思维和存在”之间的相对性和多义性，构成了“思维与存在”之间的极为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

通常人们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解释成简单的矛盾关系，因而把哲学的基本问题分解为两个方面：一是思维与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本原”与“派生”的关系；二是思维与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前者作为本体论问题，成为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后者作为认识论问题成为划分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标准。这种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简单化看法或解释，实质上是只看到了思维与存在矛盾关系的一个方面，即存在对思维的“时间先在性”。这种看法也正代表了传统本体论哲学的思维方式。它的根据在于：一是，思维乃至其载体（人）是自然存在生成的产物，人的意识、思维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因此，自然界作为本原性的存在对于人的意识、思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二是，没有被反映者，就没有思维赖以反映的对象，也就没有思想意识。因此，客观事物和现象作为对象性的存在对于人的意识、思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我们丝毫不否认这种把存在对思维建立在“时间先在性”上的理解，它确实构成了思维与存在矛盾关系上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但问题是，通常的解释中只是得出这样的结论：存在在先，思维在后；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存在决定思维，思维反映并反作用于存在。虽然这种解释的内容本身是正确的，但作为对思维与存在复杂矛盾关系的结论性看法却是片面的。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其重要特征在于，不仅具有“精神和物质”关系的“时间先在性”问题，而且具有超越“精神和物质”关系的“逻辑先在性”问题。在“精神和物质”的“时间先在性”问题中，二者的关系是不可变易的，即“物质”是“本原性”的存在。而在“思维与存在”的“逻辑”关系中，则表现出极为丰富和极为复杂的矛盾关系。[2] （P138）

恩格斯不仅指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而且还强调“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在近代哲学中“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1] （P220） 相对于古代的本体论哲学，近代哲学不再是离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而直接断言经验的或超验的“存在”并以此去解释全部的经验世界以及关于经验世界的全部知识，而是已自觉到了“思维与存在”之间的矛盾并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当作最基本的哲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使研究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矛盾关系的“认识论”问题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人们把近代哲学对古代哲学的这一变革称之为“认识论转向”。超越传统本体论哲学的近代哲学，它的最主要的意义在于展开了对思维与存在复杂矛盾关系上的研究，即开始涉及了思维对存在的“逻辑先在性”问题，当然，整个近代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思想的客观性”问题，也就是人的思想是否具有客观内容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恩格斯在论述近代哲学与哲学基本问题的关系时指出，18世纪的唯物主义“只限于”证明一切思维和知识的内容都应当起源于感性的经验，而没有从“形式”方面去考察“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与此相反，近代的唯心主义则从“形式”方面去研究“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但却把“意识外的存在”作为在认识论上无意义的问题而排斥在“思想的客观性”问题之外，因此只能是抽象地发展思维的能动性，而不可能真正地解决思想的客观性问题。[2] （P143） 德国古典哲学家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在使哲学基本问题获得“完全的意义”上作出了作为近代哲学的理论总结意义上的贡献，如黑格尔即力图在辩证法的“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统一中去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费尔巴哈则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归结为思维与“感性存在”的关系。

近代哲学以它“认识论的转向”为标志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完成了对传统本体论哲学的超越。但它始终在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中去寻求思想的客观性，没有冲出认识论的界域。近代哲学的根本缺陷在于，离开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去回答“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 （P19） 思维的基础，乃至“思维与存在关系”构成的最根本的前提是实践。离开实践，便不会有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生成于“实践”中，“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所蕴含的全部矛盾关系都植根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之中，“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历史演化和历史发展都展开在人类实践的历史过程之中。因此，在对思维与存在矛盾关系的理解上，必须从“认识论”界域跃迁到“实践论”界域。哲学的“实践转向”完成了这个任务。“实践”不仅是哲学认识论的基础，而且是整个哲学的核心范畴。

在哲学看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既不是黑格尔的“无人身的理性”与其“逻辑规定”的关系，也不是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个人”与其“感性直观”的关系，而是“现实的人”以“感性的活动”为基础的与“现实的世界”的关系。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哲学理解应以实践为基础，而不是以“物质”或“思维”为基础。因为“现实的人”就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感性的活动”就是人的实践，“现实的世界”就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即现实的客体。离开实践，“存在”等于“有之非有”，实质上是“存在着的无”；同样，离开实践，“思维”从其生成及其内容的获得上也等于“实质的无”。所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应是建立在“实践”中介基础上的，对它的认识也应是动态而非静止的，发展而非凝固的。

近代以前的哲学是离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直接断言“世界”的；近代哲学坚持“没有认识论的本体论为无效”；现代西方哲学则坚持“没有语言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为无效”。人类必须用“语言”去理解“世界”和自己的“意识”，并用“语言”去表达对“世界”和自己的“意识”的理解；虽然“世界”在人的“意识”之外，但“世界”却在人的“语言”之中。“语言”对于“存在”来说，既是消极界限，又是积极界限。现代西方哲学这种对“思维与存在”的“中介环节”的寻求，表明它的“语言”和哲学的“实践”，虽有区别，但都是对“主客二元对立”的积极消解。“语言”和“实践”一样，其中凝聚着“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复杂矛盾关系。

扬弃旧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积极成果，用哲学实践论观点，站在当代水平上来理解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显而易见，“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决不等同于“精神和物质”的关系。在思维与存在的复杂矛盾关系中，既不能排斥或否定存在对于思维的“时间先在性”的一面，更不可忽视或降低思维对于存在的“逻辑先在性”的一面。必须明确，“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以“实践”为中介的，而“实践活动属于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否定性的统一活动，只有自觉地去认识它才能全面把握它充满矛盾性的复杂内容。在人们对它自发的认识中，必然会把它所包含的矛盾的内容肢解开来，分割成为互相对立的因素，以片面的形式去加以表现。存在观点夸大自然存在的本原作用和基础作用，意识观点夸大思维活动的能动作用和创造作用，二者形成两种完全对立的片面性的思维方式。”“从哲学看来，实践是主体依据一定目的变革客体的感性活动。……实践是一种具有直接现实性的活动，……同时是一种实践目的性的活动。”“在实践活动中，自然的基础作用和主体的创造作用是结合在一起的。实践活动……它就是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相互规定、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活动。”[4]（P124-125）

因此，思维与存在关系中的“存在”就不仅是外在世界的“存在”，而且从其现实性上、从“实践”的客体上来说，更是实践中的存在、思维中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贝克莱提出的“存在就是被感知”，以及当代哲学家提出的“意识界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世界”是属人的“世界”，“存在”都是思维中的“存在”。从“改变世界”的意义上，思维创造存在。思维着的人不仅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而且更是一个悖论性的存在，是一个自我创生的存在。“自然”不仅是人所依赖、认识或思想的对象与前提，而且更是人的思想的创造物――人化自然。以上表明，没有实践便没有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而实践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的实践；思维在“存在”的“现实性”上对于存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思维在“存在”的“生成”上对于存在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在哲学的层面上，与“存在对于思维”的“时间的先在性”相比，“思维对于存在”的“逻辑的先在性”更合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本质。

所以，“思维与存在关系”中包含着“时间先在性”和“逻辑先在性”的双重决定关系。“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以实践为中介，是一种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决定、互为前提、相互渗透的矛盾互动关系。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动态的、发展的。当今，在主客体的交互作用中显露出的实践关系、认知关系、价值关系和审美关系的相互交织；在认识的结构、机制和功能上显露出的认识的生理基础和心理过程，认识的语言中介和逻辑规则、思维的结构机制和功能；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显露出的主体的能动性和受动性、认识的反映性与选择性和随机性、科学发展及其社会后果问题、微观客体与认识中介、客观实在与理论解释、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语言与意义、价值观与真理观、文化传统与人的现代化、人的自由与历史规律、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类未来与人的自我认识等等，都是在“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上展开的有待于我们在哲学的层面上深入理解和探讨的重要问题。

二、思维与存在的矛盾互动关系与哲学上的两大基本派别

通常人们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称之为哲学两大基本派别。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贯穿于整个哲学发展史。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二者的划分标准是什么？这一问题似乎早已是哲学的定论。这虽说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然而，站在当今时展的高度，又确有一个如何重新反思与解释的问题。

近代以前的哲学作为“离开认识论的本体论”，它探讨的问题是“物质本体论”问题，是个经验层次上的精神和自然界“谁先谁后”的问题。恩格斯说：“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这个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作用的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1]（P220） 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本原”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对此，恩格斯又特别强调地补充说：“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5] （P7） 恩格斯在这里说得很明白，即这里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只是说世界是上帝或神创造的呢？还是本来就有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意思。当然，“人类社会产生以后，……面对着分化了的世界去追寻自身与对象世界的关系，去说明世界的统一性及其基础，正是人类理性思维的最自然的追求，也是其最重要的任务。”[6] （P6）

近代以来的哲学发展，提出了如何从认识论上划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问题。列宁说：“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恩格斯主张第一条路线，即唯物主义的路线。马赫主张第二条路线，即唯心主义的路线。”[7] （P36） 这“两条认识路线”所表述的是在认识论上“物质”与“精神”何者为“本原”的问题。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意思。

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我们应该认真理解并按照哲学的观点，正确界定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及其标准。这个问题与蕴涵在思维与存在关系中的“两个先在性”，即“时间先在性”与“逻辑先在性”有关。“时间先在性”是经验事实的陈述，它具有存在论和认识论的双重内涵，即存在论上的物质和意识谁为“本原”问题和认识论上的“意识外的存在”与“意识界的存在”谁为本原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辩证唯物主义以及“全部旧唯物主义”都坚持物质是意识的本原，“客观世界”是“意识内容”的本原。自然，相反的回答就被视为唯心主义。但问题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标准就应该仅仅归于这种如此简单的认识吗？难道，从前的所谓“唯心主义”大师们，竟能如此单纯地断定“精神决定物质”吗？列宁说，从“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哲学唯心主义只能是“胡说”；与此相反，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8]（P411-412）“逻辑先在性”陈述的不是事物间在时间序列中的先后顺序，而是事物间在“逻辑”上的“优先地位”。这种“优先地位”问题分为“自在”和“自为”两种情况。“自在”意义上的逻辑在先是本质对现象的“逻辑”上的优先地位，古代的哲学唯心主义，如柏拉图的“理念论”，即歪曲地“夸大”本质对现象的“逻辑先在性”。所谓“自为”意义上的“逻辑先在性”是主体对客体具有“逻辑”上的优先地位。对认识的“客体”来说，“主体”逻辑地在先；从“主体”把握“客体”的程度上来说，主体的实践与认识水平逻辑地在先，即主体的“经验”、“知识”、“思想”以及“意识”、“激情”、“意志”和“目的”等对“客体”的逻辑先在性。近代以来的唯心主义哲学，都歪曲地“夸大”了主体对客体的“逻辑先在性”，如贝克莱、黑格尔、叔本华则分别把“主体的感觉”、“思维”、“意志”视为本原性的存在，把客观世界视为派生性的存在，也就是列宁所说的“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所开辟的哲学道路是“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概括科学成果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1] （P215-216） 一般地说，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仍然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然而，综上所述，需特别明确指出的是，不能把“标准”仅仅局限在问题的一个方面（即“思维与存在”谁为本原上），也不能把标准限定在“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抽象的“二元对立”中。“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派别的“标准”，应该界定在是否坚持以实践为中介的“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包含着“两个先在性”的相互决定、互为前提、相互渗透的矛盾互动关系上，由此划分出严格意义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哲学的概念发展体系，是以唯物论为基础，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相统一，由抽象到具体地展现思维与存在矛盾统一的范畴发展体系（即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以实践为中介，对思维与存在的“两个先在性”完成了对立统一的认识和把握。哲学既是以存在对思维的“本原性”的唯物主义为基础去解释思维与存在的相互关系的发展，又是以思维对存在的“能动性”的辩证法为内容去解释思维与存在的历史的统一，因此实现了唯物论基础与辩证法内容的统一，成为科学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哲学的唯物主义，不仅是对所有唯心主义哲学（片面夸大认识的某一特征、方面、部分，使其发展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的修正，而且也是对所有旧唯物主义（从坚持客体性原则的“独断论”特征上看，旧唯物主义实质是一种貌似唯物主义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超越。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孙正聿. 哲学通论[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高清海哲学文存(第1卷)[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5]李秀林主编.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6]欧阳康. 关于哲学基本规定的再思考[J]. 教学与研究，1997，（6）.

篇8

关键词：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科学；哲学

哲学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思维和存在何者为本原的问题，二是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

一、运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来研究古代中国哲学思想的局限

对哲学思想进行唯物与唯心的划分，与西方的科学理性或认知理性的传统有密切关系。古希腊哲学家一开始就有对逻辑的偏好，注重概念思辨，对自然科学感兴趣。由古希腊文明所孕育的西方近代哲学更与经验自然科学有着密切的关系。科学研究要求对主客体（即物我）必须严格区分，而这一原则也被具有科学身份的哲学家运用来探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二、谈谈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贡献

贺麟先生说：“我对好的唯心主义是有情感的，这是对优秀文化遗产有感情。”“唯心主义本身有好的东西。”贺麟先生研究唯心主义哲学的客观态度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下面我就以古代中国哲学史上两位伟大唯心主义哲学家（朱熹、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为例来揭示其思想的意义和价值。

理学家朱熹所讲的“理”能否被当做“意识”来理解显然是有问题的。朱熹之主张的“理”的第一性或超越性（“理先气后”）体现了他对道德理性的价值追求或严肃的道德实践取向。因为在朱熹的思想世界中，对于“理”与“欲”，朱熹要求做到“存天理、灭人欲”“私欲净尽、天理流行”的修身功夫，才有“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这类强调“理在气先”的理论。

王阳明在和弟子谈到心物关系时有一段很精彩的文字，先生曰：“你看天地中间什么是天地的心？”对曰：“尝闻人是天地的心。”曰：“人有什么叫做心？”曰：“只是一个灵明。”曰：“可知充塞天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

教科书在解读王阳明思想时也征引了此段文字。首先让我们来看教科书是如何解读王阳明思想的，教科书认为“主观唯心主义（如王阳明）把人的主观精神（心灵）夸大为唯一的实在，当成本原的东西，认为客观事物以至整个世界，都依赖于人的主观精神。”教材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认为王阳明思想是“没有人的灵明就没有世界”。这样的理解显然是对王阳明思想的误解。王阳明并没有否认天地万物的客观存在性，他是从“一气流通”“人是天地的心”的角度阐发“万物一体”“心物同体”并以此来说明人与天地的相通性、共生性、一体性。

篇9

作者：费方域

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1月

产权问题是企业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产权改革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方向和手段，对产权进行研究在过去、现在及未来都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费方域教授的专著《企业的产权分析》用深刻但不晦涩的语言介绍了从新古典的企业理论到现代企业理论、从Ronald Coase到Oliver Hart所发生的变化，并且用不完全合同理论对企业的基本问题作了全新的诠释。

不完全合同理论正在兴起并不断得到完善，正在向人们展示其强大的生命力，并被应用到产业组织、国际贸易、公司金融等各个领域，大有改写现有这些理论之势。利用不完全合同下的产权理论来解释企业的基本问题，包括如何从资产所有权的角度来解释劳动合同、如何从产权的角度来理解兼并和企业边界问题、如何理解两权分离和内部人控制问题以及控制经营者的主要机制等。

本书对企业运行过程中一些根深蒂固的难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关于内部人控制的问题以及经营者尽职问题。区别了“事实上的内部人控制和合法化的内部人控制”，并以此将转轨经济中的内部人控制企业分成四类，这和Aghion and Tirol （1997）将权力划分为真实权力和正式权力不谋而合。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作者在书中指出，内部人控制现象并不就是内部人控制问题，内部人控制问题也并不等价于问题。这是由于“标准的委托理论仍存在一个重要的缺陷……如果合同是完全的，也就是，它把一切都考虑在内，什么也没有遗漏，并且可以付诸执行，那么内部人控制问题就很难发生”。

从不完全合同理论角度研究内部人控制问题是本书的一个特色。本书将不完全合同理论运用到公司治理的层面，而不单单是内部人控制问题，这和以往的公司治理研究也有较大的不同。如果合同是完全的，公司治理问题就简单得多，退化为设计最优的激励机制；而如果合同是不完全的，公司治理问题就要相对复杂得多，既要选择合理的组织结构（产权结构），又要设计最优的激励机制。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分工、信任与企业成长》

作者:周文

商务印书馆

2009年1月

你应该读这本书的理由：作者认为，传统交易和市场向现代交易和市场的拓展主要得益于信任从人格化向非人格化的扩展。因此，企业成长，一方面是源于分工的深化；另一方面得益于信任半径的扩大。信任是影响分工的一种深化机制，并为个人和企业参与分工提供长期化的、稳定的预期，从而保证交易的连续性和进一步扩展。从企业制度的角度看，家族企业和合伙企业不能向现代企业转轨，主要是不能摆脱信任的约束困境，信任不能从血缘信任扩展到社会信任，这种信任“ 瓶颈”也就制约了企业的成长。

《人为什么活着》

作者:【日】稻盛和夫

译者:吕美女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篇10

[关键词]人类定位；三种关系；生产力

一、人类的自我定位

任何时代关于人类的自我定位都是值得深思和探讨的，历史写的归根到底还是人类为中心的活动。那么问题就来了，到底人类到底处于一个什么位置呢？这似乎更是哲学应该探究的问题，其实历史也是用其特有的角度回答着这个问题。从存在论的角度看，自然界当然先于人而存在，人类是地球生物进化的产物。地球是太阳系中的一颗行星，围绕着以太阳为中心的圆形轨道运转，太阳系是银河系的一部分，银河系又是宇宙的沧海一粟。显而易见，人类微乎其微，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自己如此的了不起呢？其实人类自我感觉良好并不是一直存在的，“我是谁？”的拷问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回答。

彭树智老先生在谈到人类文明交往的文章中把人类历史分为三个发展时期，第一，人类的自然历史时期，或称人类文明前史。第二，人类的文明历史时期，或称人类的文明交往自觉时期。第三，人类的世界史时期，或称人类文明交往的新自觉时期。

在第一个时期，人类同自然须臾不可分离，随着漫长的岁月，人猿揖别逐渐完成。这个时期人类逐渐意识到自觉的不同，人与兽是不同的。恩格斯在《反杜林伦》中说过：人类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与人性之间的差异。显然在这个时期人类刚刚完成对自我的重新定位，某种程度上完成了“我是人”的认识。

在第二个时期，人类产生了文明，在开始阶段生产力水平比较低，自然知识极其匮乏。所以早期神话中大自然存在着各种神明，人类隶属于这些“神明”。早期表现在人类社会中是对于宗教祭司的盲从。“我是奴隶”大底是当时民众的心里认同。

随着生产力的进步，文明也随之进步。彭树智老先生在《人类文明交往的新自觉时期》中写道：国家中央集权强化，帝国霸权力量日增，自我中心主义膨胀。亚述自称“王中之王”。自居天下之中的“”强调“华夷之辨”。波斯君主自称“世界之王”。而希腊罗马帝国也视游牧世界为“野蛮世界”。我与你不同，我行你不行大概是当时各个帝国人民的心声。

在第三个时期，工业文明高度发展之后，人类足迹遍布全球。改造自然的能力前所未有的提高，与此同时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差距越发扩大。“我是上帝选民”这种心理认同存在于近代以来的诸多帝国，“社会达尔文主义”理所当然的大行其道。以至于人类对自然无度索取，对同类的疯狂屠杀。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空前受挫的人类又不得不重新定位自己。时至今日，面对自然宇宙人类有了更多新的问题，那么该如何定位自己，“我是谁”笔者找不出一个恰如其分的词来概括。但是这个问题，任然会作为历史的基本问题拷问着人类。

二、人类过去未来的求索

回忆过去，展望未来。历史对于这两方面可谓责无旁贷，关于人类的过去可谓“众说纷纭”自从有了人，就有了人类社会，但人从哪里来，人是上帝造的吗？古代的人类对自身的来历就非常感兴趣，并且编纂了五花八门的神话和传说。例如在中国，我们开天辟地，女娲捏土造人；在古埃及，相传是由鹿面人身的圣神哈奴姆在陶器作坊里捏土造人，而后又与女神赫脱一起给这些泥人给予了生命；无独有偶在古希腊，神话传说人和动物都是由普罗米修斯用泥土捏出来的，接着悲天悯人的他偷取天火，教会人类生存的技能。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神话逐渐推衍成了宗教崇拜。其中，在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就是西方的“上帝造人”。

传说终归是传说，列宁认为达尔文了把那种动植物种看做彼此毫无联系、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物种的变异性，同样，马克思也了那种把社会看做可按长官的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都是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的观点，第一次把社会科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确定了这种形态的发展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

达尔文的进化论从生物学的角度诠释了人类过去到现在的进化。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说”诠释了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及至未来。似乎人类的过去和未来清晰的展现在我们面前，历史只要如实记载即可。可是笔者认为仅此而已远远不够，人类历史的发展问题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对于过去的认识，对于未来的设想永远都是与时俱进的，是个动态问题，所以才能称之为人类历史的基本问题。

三、人类三种关系的探究

其实这三种关系也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有趣的是这三种关系在世界古代文明中分属三大文明的探讨范畴。古希腊哲学关注自然，重视实验，体现在大自然之中，和自然科学的关系密切；古中国以先秦哲学为代表，关注社会，强调伦理纲常，表现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与政治的关系较近；古印度哲学，突出思辨，用瑜伽的方法体悟自身，表现在人与自心的关系，与宗教的关系较近。那么时至今日，文明交汇，这三种关系变成了人类共同探讨的话题，如何处理好这三种关系决定着人类发展命运。

在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时代，生产活动目的无非就是获取生活资料从而满足自身的发展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目的性生产往往把人类当做中心，是自然生态系统遭受破坏的主要原因。和谐社会是以自我身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为特征的社会，我们应该做到：人类在认识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人与自然高度统一，最终实现人类与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所以笔者把这个问题列为人类历史的基本问题。

四、人类生产力发展的持续

人生一世草生一秋，不论圣人还是俗人都要吃饭，穿衣，住房，行走于世间。当然了，纵然是超然物外的隐士，能免则免俗务之后还是得为了活着而吃饭。作为一个个体是如此的，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更是如此。也就是说人类首先面对就是填饱肚子的问题，推衍开来人类千年的发展无非是为了吃的更好，吃饱喝足才能从事其它活动。司马迁：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管仲相齐抓住治国根本，历史才有了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记载。由于管仲指导思想的正确及后面齐桓公的成功，“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传颂后世，这句话完全暗合了唯物主义有关“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等相关观点，在当时那个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的年代，国家统治者能有这种意识是很难能可贵的。可见中国的先人们早就知道这个道理，有人说中国的文化就是“吃”的文化这无不道理。那么“吃”算是人类社会的什么基本问题呢？其实就是人类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更进一步就是我们常说的生产力和生活关系的问题。马克思说过：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连。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在当今后工业化时代，生产力极速发展的今天，我们人类历史的变动也史无前例的加快，“吃饭”的问题任然存在，全人类要“吃饭”，资源却是有限的。那么我们该为之奈何呢？持续发展成了我们共同的课题，生产力进步是我们不竭的动力，这个“吃穿住行”四项活动也会日新月异一直存在下去。

五、结语

关于人类历史的基本问题其实是很难切入分析的，这是无比宏观的问题。所以分析起来很是棘手，笔者遍查资料虽然所得颇丰，但是直面回答这个宏观问题的少之又少。纵然是古今中外的史学大家也没有直面其书这个问题。可见笔者想要凭一家之言写这个问题无异于痴人说梦。奈何一时兴起揽得此题，只好抛砖引玉浅谈一下感想，不免贻笑方家，多多海涵。鉴于笔者水平有限，一得之见不过是斑中窥豹，难以自圆其说。

参考文献：

[1]彭树智《世界历史上的文明交往》[J]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