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的基本出发点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西方哲学的基本出发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近代西方哲学 现代西方哲学 哲学

一、近现代西方哲学概述

（一）近代西方哲学概述

近代西方哲学是伴随着人类的自由思想的逐渐形成和神学的没落逐渐发展起来的。其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5至17世纪初，即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是这一阶段研究的中心，并形成了人文主义和自然哲学两股互相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的思潮。

第二阶段是17世纪初至18世纪末，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获得了了进一步的发展，自然科学着重分门别类的研究，哲学的兴趣则集中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上。以笛卡尔和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唯理论认为，只有在一个完全清楚明白无可怀疑的公理的基础上，经过理性认识能力进行清楚明白、准确无误的推理，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识。

第三阶段是18世纪至19世纪。自然科学在这个时期取得了巨大成就，促使西方近代哲学发展到了最高阶段。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了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唯心派别。德国古典唯心派别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在思维第一性的基础上，力求使存在与思维、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

（二）现代西方哲学的概述

现代西方哲学的特点是新流派众多、思想方式变化深刻、与现代科技与人文众学科的关系密切、与未来哲学的发展息息相关。现代西方哲学的特点：

1．现代西方哲学较近代西哲而言，更为关注语言问题、符号意义和交往问题。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承认语言哲学并不以形而上学或认识论为基础，相反的则是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任何其他哲学学科必须以语言哲学为基础，而且只有通过语言的分析和阐明才能够研究、澄清或解决任何哲学问题。

2．现代西方哲学不再像传统哲学家一般崇拜绝对权威或者绝对真道理、规则。在哲学界占有统治地位的不再是一头独大；每一个流派都有自己的追求，或科学或形而上学，现象学与分析哲学可以相互对立，甚至彼此不同。

（三）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1．从排斥、批判形而上学到“回归”形而上学

近现代西哲的区别重要标志之一为对形而上学的态度，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绝大多数对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甚至是排斥。这种排斥对于现代西方哲学转换思维方式，促进学科发展、进一步解放思想有着积极地作用。但也要看到，现代西方哲学在破旧后并没有立新，在他们简单的批判形而上学后，他们的理论相续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困境，他们的理论、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现代西哲流派提出回归形而上学。德国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指出自康德之后，人类便步入了一个“后形而上学”的时代。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必须放弃对整体、大全和作为“这个世界”意义来源的超验本体的寻求①。

2．从抽象思辨转向现实生活

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有一部分实现由抽象思辨转向现实生活。许多现代哲学家都将现实生活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或归宿。胡塞尔提出哲学回到生活世界，海德格尔强调“在世的在”的意义，维特根斯坦转向日常语言，杜威强调经验就是生活，其用意之一就是为了使哲学转向现实生活。

3．理清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哲学家们重新思考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例如作为生活和行为方法或科学的方法论，作为对意义的澄明和解释，对世界和人本身的超越及人的理想和终极关怀的探究，作为超形而上学的人文研究的文化学或“后哲学文化”，作为对智慧的训练，等等②。

4．关注领域的转变

譬如从反形而上学、反基础主义、反主体主义、转向对向语言的关注，对境域的关注，等等，这些都极其丰富了哲学的内容和开辟哲学领域的新天地。哲学的这些转变，使得哲学与其他新兴学科之间有了一定得交叉和渗透。这些交叉边缘更是建立了一定的边缘学科，例如科学哲学，环境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等等。

二、马克思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一）马克思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1．以实践为基础的哲学超越了以抽象理性为基础的近代西方哲学

近代西方哲学继承了古希腊哲学的传统，探讨的依旧是抽象本体论，更为关注的是虚无的宇宙或者一些无法求证的抽象概念，并试图寻求世界的本原。这些在文艺复兴打破宗教势力有着积极的作用。在反对宗教神本位的时候，哲学家的使命就是运用理性工具去发现普遍、自明的理性概念和原则，并加之以宣传，使之成为打破神本位的有力武器。在具体的建构过程中，这种抽象的理性就表现为脱离了人们的实际生活和实践活动的形而上学的“实体” ③。

哲学的基础是实践。哲学提出意识之所以源于物质，此过程离不开主体的社会历史活动，离不开实践。马克思关注的不是脱离人的实际活动、社会物质条件的抽象理性，而是实践过程中、物质生活得社会。哲学有了崭新的实践观，才有其自然观等其他各种观点。

2．实现哲学主题的转换

近代哲学由于其历史局限性使其具有的思辨形而上学和二元对立等缺陷，同时近代西方哲学主张现实的人与其实践相脱离的抽象的自然界和抽象的绝对化的精神世界。哲学革命性地实现哲学主题的转换，关注人的价值、自由和解放，并注重于改造世界。“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④”。哲学从创立到成熟，，是一个不断的批判传统西方哲学思辨形而上学和超越近代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元分离的过程，最终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

3．哲学在哲学研究对象上的超越

哲学以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最一般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第一，哲学将世界发展的最普遍最一般的规律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而正确地解决了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问题；旧哲学将哲学看成是凌驾于各门具体科学之上的“科学之科学”，所以未能正确解决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问题。第二，哲学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自然观与历史观在唯物辩证的基础上的统一；旧哲学为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分离，同时其自然观是唯物的，历史观则是唯心的。第三，哲学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认为哲学不仅仅是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

4．哲学在哲学立场的超越

马克思叫传统哲学而言更强调抽象思维，主张人们通过感性的实践去理解一切事物。实践思维方式使哲学从根本上摆脱了近代哲学的桎梏，宣告了新哲学的诞生。

（二）马克思哲学与近现代哲学的异同

马克思源于近代西方哲学，其思维方式、社会背景均来自西方社会，如何把握哲学与现代哲学关系，对于中西学者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所以，在此笔者将二者做一定的比较：

1．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力图超越以主客心物等二分为出发点，以建立关于世界的本源、本质的理论体系为目标，以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理论特征的近代哲学，使哲学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从抽象化的自在的自然界或绝对化的观念世界返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

马哲学不仅比现代西方哲学更加彻底全面地超越了近代哲学的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等倾向，而且为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现实的道路。这具体表现在马克思不是简单地扬弃一切旧哲学，而是力图彻底打破它们由以出发的前提。他所关注的不是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直面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他由此把实践观点当作其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主张通过实践来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的实践的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全面阐释彻底地实现了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革。

2．现代西方哲学建立在近代西方哲学的基础上，没有完全脱离。譬如在形而上学，他们一方面批判近代西哲的形而上学理论，但同时又发现自己的理论脱离了形而上学无法得到论据，所以又以新的形态去构造同样具有片面性的某种形而上学。它们揭示了主客、心物等二元分立的种种弊病，特别是使人对象化和物化（异化）的弊病，强调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然而却由此走向了无视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较之哲学而言，哲学提出的实践观点，使其跳出了传统的哲学方式。

3．哲学从根本上摆脱了现代西方哲学的阶级基础，更为符合现代社会的前进方向，其以无产阶级为其理论的阶级基础，从而摆脱了现代西方哲学的阶级偏见。较之现代西哲而言，马哲更有革命性，其根本目的即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新的政权，即社会主义社会，从而根本解放无产阶级及全世界人民。同时，马哲是一个开放的、在实践中前进并丰富的哲学体系。现代西方哲学的阶级基础还是资本主义，其思维的局限性和偏见始终如一的存在，他们的哲学始终是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的统治，然而资本主义的总总危机已经显示出了他们的制度的缺陷。哲学从根本上而言是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的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哲学，是惟一能克服各种类型的西方近现代哲学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的这种或那种片面性和局限性的哲学⑤。

4．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把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当作其哲学的基本观点，克服了西方哲学家在转向生活和实践道路上的唯心主义倾向。现代西方哲学并没有脱离唯心。实际上大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所要求的是超越以追究世界的物质或精神本源为目标、以心物相互独立和主客完全分离为理论前提的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从而除了反对唯物主义以外，也明确要求反对唯心主义。他们之反对唯物主义，并不是为了宣扬唯心主义，而是使哲学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唯物唯心之争，而转向具有自主个性的人及其所牵涉的世界，转向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笼统地否定外部世界（自然界）自在地存在，而只是认为这个世界如果不与人发生牵涉，就不能成为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所及的对象（客观）世界。

注释：

①闵仕君."形而上学"新解.青海社会科学.2004(5).

②刘放桐.对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历史与理论分析.学海.2000(05).

③赖海燕，徐春林.略论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求实.2002(2).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9(120).

⑤刘放桐.当代哲学走向: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

[2]石元康.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

[3]侯惠勤.与当代人文精神.红旗文稿.2006(7).

[4]刘放桐.对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历史与理论分析(学海).2000(05).

[5]闵仕君."形而上学"新解.青海社会科学.2004(5).

篇2

1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对中医学的影响

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社会，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土地，知识大都来自直接的感受和领悟。中国的哲学家们将直接认识的东西视为哲学思维的出发点，在一个连续审视过程之中，认识的主体和认识的客体还是浑然一体的，因此中国哲学家的语言往往只作提示而并不明确。中国哲学注重“天人合一”，也就是“形神合一”，这与西方哲学所强调“天人二分”是不同的。儒家主流观点认为天人合一表现为“天人相通”，道家认为道生万物，人应该法道于自然，追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境界。在中国哲学里，主体与客体是一体的，所以中国哲学的语言不是很明晰，它们不表示任何演绎推理的概念。中医学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基础上，没有从自然哲学的母体中独立出来，从而带有传统文化烙印和浓厚的思辨色彩。中医学从诞生开始便具有“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双重属性。西医在古代也曾包容在自然哲学母体之中，随着解剖和实验方法在医学中的应用，西医学逐渐从自然哲学和文化母体中分化出来，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哲学之于医学的作用在于方向性的指导，而不应做具体细节的规定。但是，由于中医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关系太过密切，导致了中医学中的许多规定是为了迁就哲学而做出的，已经偏离了客观实际。中医学不但将中国古代的精气、阴阳和五行等哲学知识作为理论构建的指导思想，而且直接参与该理论的形成，将这些哲学中的概念、原理、思维方法用于解释各种生命现象，直接将这些哲学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移植于所构建的医学理论之中，渗透于中医学的所有领域和各个知识层面，与相关的中医学知识融合为一体，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学的认识方式和表述有其特殊性，中医学的研究对象包含着主体因素，是从认识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角度来描述和定义对象的。在唯科学主义者眼里，观察对象是不依赖于主体而独立存在的，在观察过程中必须排除主体对客体的作用和影响。中医学认识对象的时候，不同程度地打上了医者的主观烙印。“象”是中医观察和研究的主要对象，如面象、舌象、脉象等，不同于西医学与主体无关的脏器，中医的“象”是从医生体验的角度来界定的。“体验”和“感悟”是中医思维中重要特征，古代医家均强调“心悟”、“心法”等直觉体验。“医者，意也”，深刻反映了中医的思维特点。中医认识事物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事物规律性的抽象过程，包含着医生自身的某些素质，如经验、理性认识能力甚至情感因素等内容。总而言之，中医学在观察过程中，过多地渗透了主体的因素。但是，归根到底，这种表述方式是对患者疾病信息的反映，是一种唯物的观点。我们不应该因为其语言表述上带有主观色彩就断然否定其理论的客观本质，就对其科学性产生怀疑。系统化的中医理论是古代医家在当时丰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吸取了当时哲学、思维科学、天文、地理、气象、物候等诸多学科的先进成果，对当时临床实践的一次大的理论总结。它的形成与发展由始至终都贯穿着实践的作用。中医学形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到继承和发展，从而形成了现在比较系统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的奠基之作《黄帝内经》便体现了这一点。《黄帝内经》的形成，并不是单纯靠人们的想象，而是以实践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医学理论。通过实践，发现并确定了人体主要生命体征，如心搏、呼吸及神等;通过实践，揭示生命奥秘;通过实践，探求治病规律及方法。

2西方文化、西方哲学对西医学的影响

古希腊是西方哲学的发源地，以商业为其经济基础，希腊爱琴海地区，航海条件优越。数学和数理运算成为商业往来的核算工具，商人强调独立自主的能力和创新的精神。因而西方的世界观强调不依附于他人，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注重理性思维，借助于逻辑推理的形式来把握世界。西方哲学认为“心物二分”，强调主体和个体的独立性和二元性，笛卡尔哲学提出精神界和物质界是2个平等而又彼此独立的世界，认为精神界和物质界是可以分割开来的。黑格尔说过思维和存在的对立是近代哲学的出发点。这一理论推广而来，西方哲学将主体和客体对立开来，形成身心、主客的理念，坚信人是世界的最高力量，个体的发展是最终的目的。与东方哲学相反，西方哲学强调人定胜天或控制自然。西医学深受西方哲学影响，其实验充分运用了理化、数学的方法，重视逻辑推理和分析证明。而对于人体的认识，从系统、器官、组织的研究逐步深入细胞、分子、基因等细微结构，同时对各种结构都有其理化性质的描述和精确定量的数学刻划。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注重体验、直觉和悟性，这种思维方式是立体的、混沌的、意象的和体验的。天人二分则是以理性的方式、明确的概念和严密的逻辑来探究客观事物中的本质规律，因此这种思维是“线性的”、“量化的”、“严密的”和“理性的”。虽然西医理论的构建过程也是在其哲学思想支配下完成的，但是就西医学理论的构建而言，哲学仅仅作为指导思想，指引着医学科学家沿着正确的轨道，完成其科学研究，构建其相关理论。哲学的概念及原理不直接参与西医学理论的构建，更不会将相关的哲学概念及其理论作为医学理论的组成部分。

篇3

1．本质主义:追述的观点在于事物的本质，任何理论知识、科学规律都要以本质为出发点来阐述理论。本质是本身事物的基本表现。不会因时间、环境变化而改变。本质主义是西方哲学家追溯研究得出的科学知识论，是西方哲学家推动发展而来的教育学理论。首先，本质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某种特定规律存在的，是不会因时间、社会的发展而改变，这就是本质主义的绝对论。其次，本质主义认为事物都有一个基础原理存在，不会随着社会的变迁、事物的变化而改变，这就是本质主义的基础论。最后，本质主义认为社会的发展需要依靠科学的理论依据，应该从科学的发展观去认识世界，改变世界，这就是本质主义的科学论。本质主义主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是:认识和改变任何事物，都要从事物的本质出发，用科学的理论观点，研究一切理论知识，信奉一切本质理念、本质思想、本质真理，通过科学的研究观察贯彻思想。总之，世间万物都要以本质为基础，用科学的发展观探究事物的是本质主义的重要意义。2．反本质主义:近年来，世界各界学者开始对本质主义进行激烈的反驳，他们批判本质主义的理论观，反对本质主义的中心思想。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纷纷提出许多质疑的问题，这些反对思想和质疑问题凝聚在一起，形成了一批反对派，即反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是对本质主义的批判，是对绝对论、基础论、科学论从本质出发的质疑思想，不仅否定了本质主义的学术理论，更是对教育学研究提出了新的理论思想。在近代教育学领域，反本质主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许多研究学者普遍认识到反本质主义在研究学理论上没有具体的思想依据，但在各个研究领域，反本质主义的理论都能反映出不同的理论思想。同时，一些研究学者认识到反本质思想贯穿于各个思想领域，其思想表现为抽象的、客观的。许多事实证明，反本质主义在某些教学领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仅促进了某些领域的发展，还得到了科学的实践理论。

二、教育学研究中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定义

1．本质主义在教育学中的含义本质是世间万物的基础，是连接事物的桥梁，是由事物之间相互存在、相互影响产生的结果。事物表面产生的影响，是本质的表现。本质的表现和产生的影响是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在教育学中，学者应该通过产生的影响来阐述本质的表现。而不应该通过表面，发表没有实践真理的理论。从这个结论可以得到，本质的表现和产生的影响是相对存在;本质是世间万物的基础，是连接事物的桥梁，那么，本质的表现和产生的影响就是世间万物的组成部分，也是事物与事物之间相互区别、相互独立存在的基础原则;在科学研究方面，也要充分理解和认识到事物的本质基础。“本质主义”在教学中的含义可以解释为是对世间万物的基础，事物之间的联系所理解得出的思想理论观，是研究教育本质，是对教育学的客观规律做出的表述。本质主义是西方研究学者发展出来的思想。人们对事物的认识都是从单一的某个方面现象再到某个事物具体的本质，从理解本质的现象再到得出本质的理论。用科学的发展观，以实际行动来理解本质。在本质主义中，基础主义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基础主义是本质主义在世间万物中的体现，它体现了哲学的思想观念。基础主义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一种哲学的理念，它的性质不会随着时间、事物的变迁而改变。基础主义的中心思想是:发扬教学是本质主义这一科学的理论，贯彻的落实本质主义教育学。这应该是所有哲学研究者需要追求的理论，并用实践的真理证明这个理论。由上述分析得出结论，教育学发展的内在条件和外在影响，从基础主义的哲学思想到西方哲学思想论，教育学都客观的体现了本质主义的观点。2．反本质主义在教育学中的含义根据前面的表述，反本质主义是在近展形成的，也是近代教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近代教育学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反本质主义在科学及其他领域创造了新颖有趣的思想理论，但同时，研究学者也必须更加客观的分析，更好的反映反本质主义的意义。在反本质主义教育学中，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问题，探索的层面不是很广泛，教育学并不是单一的片面的，它是各个方面的理论研究。反本质主义主要是反对本质主义而存在，不提倡以本质为出发点来发展教育学论，事物是相对存在的矛盾个体，反对本质主义中的基础主义，应把集体教育的理念转变成每个学生的个别教育。应改变大范围的表述研究理论，从具体事物中进行研究。在教育研究学中，反本质主义着重性质研究、内容研究、实践研究。反本质主义在研究资料方面，主要提倡事实论、对话论等［4］。反本质主义对教育学研究的重大意义在于用实践的真理，吸取人类学研究理论及探究教育的意义，慢慢发展成为了又理论依据的探索模式和方法。

三、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反差

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经过长期的激烈斗争，从开始的激烈对驳，到后来的争论过度，再到深入探讨研究，争论的观点有几个基本的特征，有关于劳动力同上层社会理论、有实践是一切理论、有本质的多样化。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曾经历经了对驳最为激烈的时期，当时社会提倡信仰一切事物以真理为依据。在新的时期，社会的发展，促进了教育学的发展空间，各个领域的研究学者根据不同的思想理论依据开始对教育学进行了探讨，研究得出开导深刻理解为教育学的基本观，这些问题都深刻的反映了教育学存在的问题，渐渐形成了本质主义思想理论。普遍教育学者认为，共同的研究目标是教育发展的本质要求，这个共同目标是导致教育本质的激烈变驳的原因，同时不同的科学信仰和观念，也会因事物的本质和普遍存在的客观规律改变。科学的分析教育本质问题，遵循有序的研究程序，在教育研究中，用实践的科学依据探讨教育学理论。在传统的教育中，本质主义要求普遍采用逻辑思维，从一个问题出发，联想到与这个问题相关的论证方法，新的学术概念，通过辩证探讨出问题的核心和中心观点。这些问题的论证依据是根据科学研究者的研究结论、实践、科学探讨得出来的理论和观点。在本质主义中，得出解决问题的不仅要结合科学家的实践结论，还要自身去研究探讨。本质主义理论思想通过不同的研究方式，不同的理论基础，可以得出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教育观念的不同，探究方式不同，以这些为出发点，就难以探索研究出相同的研究结论，导致了教育学观念的区别化。同时，本质主义教育学的基本要素也不同。这些不是教育根源的问题，不是科学家实践实例的问题。因为教育学本身就存在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分歧，都具有各自的科学观点和理论，都有各自的教育发展观。本质主义要求相对独立的思想观是教育学领域必要的基础。前文对教育学本质主义的分析，得出反本质主义在教育科学研究过程中，是有相对的共同依据，在教育学理论和观念上也是共同的。在学校，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学生所处位置，对知识研究的认识，都是统一的。在教育学研究中，已经发展成为了较为稳定的连接关系，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探讨模式，都是相互存在的。在科学研究设计方面，性质研究、内容研究、实践研究等方面的设计，都是反本质主义的具体体现。反本质主义对本质主义的首要反驳是在对实体信仰方面。从反本质主义的观点出发，可以发现在教育学发展的同时，也带给了教育学严重的影响。反本质主义过于不切实际的教育学论，导致教育学者接受了有为科学发展的教育观念，同时，也造成了教育学者忽视了实践、实验，造成教育学者过度自大，毫无实践根据的理论讲说，造成了理论讲说不科学、孤立的状态。

四、结语

篇4

[关键词]休谟；人性论；因果联系

[中图分类号]B561.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12-0069-02

休谟将自己建构的哲学体系命名为“人性论”，认为一切科学都要以“人性”为研究对象，作为科学之基础和指导的哲学，尤其应当把人性问题作为研究的核心问题，成为“人性科学”。在“人性论”的总体框架下，休谟指出，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和政治学直接以人本身为研究对象，所以与人性的关系最为密切，应当成为人性科学的最基本的内容。

一、休谟研究人性的通道

诚然，休谟自然主义、情感主义的人性论破除了宗教人性论、理性人性论，冲出了神学的藩篱，摆脱了理性必然性的限制，为人的自由发展开辟了道路，对人性的科学研究提供了新视野、新思路，体现了强烈的人文精神，闪耀着人性思想的光辉。但其人性研究的经验基础和知性方法，却导致对人性的研究陷入困境，走入死胡同，最终堵塞了研究人性的通道。

休谟十分重视方法，他的整个人性哲学体系就是采用实验推理方法的一个尝试，它以观察和经验为基础，任何结论都从经验而来，不能超出经验之外。休谟想对人性进行精确研究，“打算以规范的方式对人性进行解剖”，实即将知性分析方法也就是牛顿的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人性科学中。

休谟将人性分解为最原始的知觉原素，从它们最基本的特性和心灵，最基本的活动研究起，通过经验推理，获得几条简单的原则，观念联想原则就是这样既简单原始又普遍实用的人性原则。

休谟人性哲学的经验基础划定了认识的界限，把人性研究引向了泥潭，走入绝境，确实在经验现象范围内凭着知性分析的方法不可能发现人性的原始性质、人的真正本质。

二、因果联系的人性论

因果关系理论集中反映了休谟哲学立场和理论特色，它是休谟在哲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一部分，突出体现了休谟对西方哲学发展所做的贡献。

休谟的因果观揭示了理性的局限性，休谟则明确提出因果联系的发现不是凭借理性，而是凭借于经验基础上人性原则（本能或机械倾向）的作用。休谟在《人性论》中写道：“显然，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

休谟继承发展洛克的思想，从经验出发，提出人对因果联系原理理解的两个重要的人性机制：“过去与未来相似”的人性假设，以及多次经验重复形成的人心偏向即“习惯”。

休谟的贡献在于将经验论对因果联系原理理解中的人心机制确切提出并加以说明，这就是休谟哲学史上的突出贡献：即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特别是所谓“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哲学家）沿着休谟的方向对近代哲学中所表现出的理性万能和理性独断的倾向进行了公开的挑战。他们要求超越理性的界限、转向非理性的世界，并对人的非理性的精神活动（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人的情感、意志活动） 进行了多层次和多方向的研究。

三、休谟哲学是个典型的自然主义人学体系

首先通过对休谟的代表作《人性论》等原著的深入细致的解读，借助大量的文献资料，全面阐明了休谟哲学的人性论、人学实质与构架。以感觉主义的认识论为基础，以情感道德的人性论为核心，这个基础又是用情感主义、自然主义的原则建立的。

也就是说，感觉经验与自然情感的统一，使他得以构建一个以认识论为基础的人性科学体系，既遵循经验自然原则，又把这个原则移作首先是人性的自然情感、情感道德原则。

这一体系不仅标志着由近代前期理性认知主体性原则向情感道德主体原则的转向，并从而开启了康德的人类学体系和道德人本主义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而且其感觉主义、情感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统一， 既是经验论传统与当时浪漫主义思潮结合的产物，又是整个西方自然主义人学与理性主义人学一道构成两大思潮的最高发展。

这一发展的意义就在于：它在彻底驳倒理性主义的同时，也彻底暴露了自身的致命弱点，从而为西方人学思想往后的推进（包括康德——黑格尔的理性主义，，直至现代西方的非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开辟了道路。这就是《通往》所论证的休谟人性论开辟了又堵塞了人学道路的主题，这一历史的辩证的认识显然是西方学者无法企及的。

四、《人性论》中道德区别的问题

在近代道德哲学中，围绕着道德区别的来源有着一场持久且众说纷纭的争论。所谓“道德区别”问题是指人们区别德和恶的基础、人们对行为及其动机作出道德上赞许或谴责的原因是什么。

这一术语主要是启蒙时代英国道德哲学中经常出现的专用名词。就在休谟《人性论》发表之前不久，即在17、18 世纪之交，英国以及欧洲的许多哲学家都参与讨论过这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而这一争论在当时的兴起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发生有着重大的联系。

休谟对理性主义者认为道德区别来源于理性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指出道德判断不是“事实”判断，不是理性的对象，而是另一类型的判断，来自另一根源，从而为他的立论扫清了障碍。接着，休谟正面立论道德区别是由道德感得来的。

在休谟看来，道德判断显然是一些知觉，而知觉只有两种形式即印象和观念。前面的论述既然已经排除了道德区别的观念起源，结论只能是道德区别来源于某种印象。休谟认为印象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感觉印象，另一种是反省印象。反省印象是由感觉印象得来的。休谟显然已经否认德和恶是来源于感觉印象的，从而，道德区别只能来源于反省印象。正是某种特定的反省印象才使我们可以做出道德判断。

休谟特别指出，不是因为某物带来了快乐就被认为是德的，产生了痛苦就被认为是恶的，它是针对我们自己或他人而有的快乐或不快，也就是爱与恨、骄傲与谦卑这四类道德情感。我们观察任何品格时所感到的快乐和痛苦都是一种特殊的痛苦和快乐，这种感觉构成了我们在道德上的赞许或谴责，从而道德区别问题就等同于说明这种特殊的快乐和痛苦是如何产生的问题。

总之，休谟成功地证明了道德区别不能以理性所能确立的任何东西为基础，任何真实的真理或所谓事实性真理在逻辑上都不能为道德提供基础。他在两个战线上同时作战，一方是神学伦理学，另一方是理性主义。

休谟的人性论是自然人学的典型代表，它所引发的由理性认知主体到情感道德主体的转向，及其往后的发展，证明了自然人学的出发点具有根本的合理性—虽然其失误毫不亚于理性人学。但作者决不像西方许多休谟研究者那样停留于自然主义立场，恰恰相反，他运用的辩证方法，批判地挖掘休谟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借此有力地论证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感性本质学说的真谛及其科学性。休漠道德学的人性论特征，休漠五、休漠道德学的人性论有学者认为，“休漠比他的前人更全面系统地批判了自爱论，提出了以仁慈为核心的利他主义” 。也有学者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从整体上讲，休漠的道德理论属于自爱主义和功利主义。

休漠自己也认为，“关于人的自私性是普遍性的还是部分性的这个问题，在关于人类本性的思辩科学中确定无疑地有着重要的意义”。以人性自私为出发点的所谓“自私论道德体系”在近代英国早期的哲学家中甚为流行。休漠自己并不认同这种只以人性自私为基础的道德体系， 在《道德原则研究》中甚至还对它进行了系统的批判。

相对于《人性论》，《道德原则研究》中概念的使用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后者中，休漠一般用“自爱”代替“自私”，其用意或许是要把自己的体系和所谓自私论的道德体系区别开来。

休漠认为，道德感是所谓道德区别的源泉，是我们在观察或想象某种性格或行为时，心中产生的某种特殊的快乐或痛苦的情感，同情所产生的正义道德感是人们对正义或非义行为进行道德价的直接依据。由此可见，自私是建立正义的原始动机而对于公益的同情是那种德所引起的道德赞许的来源。

篇5

关键词：体系哲学；哲学

在哲学的研究问题上，对于哲学与体系哲学的关系没有得到理清，以至于旧的哲学体系思维方式严重影响哲学研究和实际教学工作。在体系哲学思维方式下，哲学研究处在偏见与教条之中，因此，在当前哲学宣传和教学中，最为关键的是建立一个完整的哲学科学体系。

一、冲破体系哲学的牢笼的必要性

所谓建构体系哲学，就是追求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即把一种学说通过稳定范畴原理之间的有机和统一的联系而表现出来。将马克思哲学系统化地表述为体系哲学，在特殊时期，对思想做体系性、权威性的理解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对前苏联和我国教科书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体系哲学里固定不变的操作话语本身就与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实质相违背，已经不再符合时代的发展。因此，我们应该从形式的桎梏中把活生生的马克思哲学解放出来。否则，即使按照时代的要求，以新的话语模式和概念体系重新表达马克思的思想，可能也只是产生新的教条主义。而只有在超越概念内编制的体系，恢复到思想本身追问的内在联系，也就是思想体系的展开过程，才能真正把握思想的统一性和连贯性任何哲学体系都是历史的产物。

从体系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哲学，不是运用马克思的概念、范畴、观点构建体系，而是按照马克思哲学思想本身所带有的体系的原型，形成相应的理解马克思哲学的体系，即以符合马克思哲学的思维方式理解马克思哲学。这对于理解马克思哲学本身以及今天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的实现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哲学实质

哲学最基本的观点是关于实践的看法，实践的理论原则是构建哲学的基础性原则。哲学从实践出发去反观、透视和理解现存世界，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实践去理解，进而转化为哲学的思维方式，哲学创立了以实践为核心和基础的崭新形态的现代唯物主义。

马克思哲学关注的是人的现实的生存与生活，不是对非人世界进行概念性的解释，而是关注属人世界中，如何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不断扩大人的生存领域、生存空间和生存内容，人如何在与自然、人、组织方式、存在方式相统一的过程中确证自己的本质。从体系角度理解马克思哲学，既是为了恢复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思维和形上性，避免过于实证的理解；又要在思想中真正发现其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避免拘泥于体系的形式而使得理论教条化。我们不难发现，以知性的体系哲学为出发点，把握马克思的思维方式及其哲学中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学习如何在思想上思考和解决现实问题，如何具有理论自觉意识，才是我们从思想体系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真义。

三、哲学体系的变革

随着实践的每一点变革，原先精致的体系会逐渐丧失其必然性和现实性，哲学的出现就开始颠覆了体系哲学在哲学研究中的地位。马克思哲学变革是基于对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理性的批判开始的，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运用自然本体概念改造旧哲学时已经确立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但是，运用经验唯物主义层面上的哲学视角在抛弃理性形而上学的合理性时，仍然无法获得一种批判现实的历史感，而马克思早期思想的不成熟性也在于此。当马克思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原则存在是主词，思维是宾词翻转黑格尔哲学并确立人、生活和自然的优先性时，在深层逻辑上恰恰是隐性的唯心主义。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接受的唯物主义原则实质上却是一种逻辑在先的价值悬设，这与其批判的理性形而上学具有同质性。

体系哲学是以唯心主义的先验逻辑设定，哲学颠覆了传统逻辑进行了哲学革命。整个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经过“经验主义”和“批判哲学”、“直接知识或直观知识”的哲学，最终在黑格尔理性的体系哲学中完成了，这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解释世界的旧哲学的基本构成。因此，哲学和体系哲学的关系问题就此转化为前者和整个旧哲学的关系问题，这就是哲学革命的实质和核心。在马克思实现了哲学革命之后体系哲学已经终结。所以，未来哲学的发展，特别是作为关注寻求人类解放的马克思哲学的发展，只能是沿着马克思所开辟的道路，摆脱体系哲学的固化，告别体系哲学，走向后体系时代。近些年来，国内马克思哲学的发展，大致实现了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从关于体系、形态的纷争到发掘、发挥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和当代价值的转变作为从西方哲学传统中生成，但又内在地超越了西方哲学传统的崭新的哲学思想，马克思哲学所指向的是一种真正达到了超越自身的民族性立场而具有人类性意义的哲学范式。也正是马克思哲学自身固有的人类性，决定了其内在恒久的当代性。

四、总结

综上所述，哲学思维需要解放，我们要从新的时代提出的新的问题出发，突破体系哲学的牢笼，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哲学。哲学社会环境的变化为马克思哲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也对发展马克思哲学提出了挑战，从而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面对这些新挑战和新问题，需要我们解放思想，充分理解、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将这些新的视角运用到大学教学活动中来，帮助大学生在学习哲学的过程中，开放思维，跳出旧哲学体系理论分析的固有框架，用新的哲学思维来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哲学的，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开辟了一条现实性的道路。

参考文献：

[1]孙伯鍨；张一兵；胡大平；张溟久；体系哲学和哲学[J]；江苏社会科学；2000（01）.

[2]孙伯金癸；张一兵等；体系哲学还是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J]；天津社会科学；1997，（6）.

篇6

〔论文摘要20世纪初，西方传统哲学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语言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1962年英国哲学家奥斯汀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这一概念，此后，美国哲学家塞尔提出了着名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修正和完善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为我们在新时期全面理解语言的现象和本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域。

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首先是由英国牛津大学的哲学家奥斯汀((J. L. Austin)1962年在他的着名哲学着作《论如何以言行事》里提出来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人类语言交际的基本单位不应是词、句子或其他语言形式，而应是人们用词或句子所完成的行为(Aus-tin， 1962)。奥斯汀把注意力集中在语言的使用上，把语言的使用视为一种行为，抓住了语言的动态特征，开拓了从行为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使用这条道路。

塞尔((J. R. Searle)是奥斯汀的学生，他同意奥斯汀的观点，即语言交流的最小单位不是符号、词或句子，而是被完成了的某种言语行为。不过，他对“言语行为本身夕，与“用以完成言语行为而说出的话语”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认为两者不是完全对等的关系，不能混为一谈。塞尔系统地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思想，阐述了言语行为的原则和分类标准，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这一特殊的言语行为类型。奥斯汀和塞尔都是语言哲学家，他们对语言的研究都是在哲学轨道上进行的。“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改变了人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为我们全面理解语言的现象和本质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口

一、奥斯汀对言语行为理论的贡献

言语行为理论认为，从根本意义上来说，话语是一种行为，它不仅包含“言有所述”，而且包含“言有所为”，甚至涉及“言后之果”(Austin， 1962) o

言语行为理论的创始人是英国的语言哲学家奥斯汀。奥斯汀把“言有所述”的句子称为述谓句(constatives)，如句子“中国在亚洲”和“天在下雨”，这两句话有真假值，即对这两句话，我们可以问:“这句话是真的吗?”另一方面，他把“言有所为”的句子称为“施事句”C performatives )，如老师对一个学生说:“我要求你认真听讲。”起初，奥斯汀把他的主要力集中在对“述谓句”和“施事句”的区分上。不过，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人，他发现述谓句和施事句的区分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根据他的观点，施事句的典型句式为“我+施事动词(现在时直陈式主动语态)(+其他成分)”，诸如“我命令……”，“我宣布……”，“我请求……”等等。然而述谓句也可以用这种句式，如“我宣布我是一位歌星”，说者一方面在做宣布，是一种行为，另一方面也在做陈述。所以，他发现述谓句与施事句两个概念之间其实并无实质的区别。

摒弃了述谓句与施事句的区分，标志着奥斯汀在言语行为理论的探索上有了新的飞跃。他认识到，归根结蒂，我们所要阐释的唯一现象就是在完整的言语环境中所做的完整的言语行为。这时他提出了着名的“言语行为三分说”，即一个人说话时，在大多数情况下，同时实施了三种行为—说话行为(locutionary act)、施事行为(illocutionaryact)和取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通俗地说，说话行为指说出合乎语言习惯的、有意义的话语，为说者所为;施事行为指在特定的语境中赋予有意义的话语一种“言语行为力量"(illocutionary force)，即语力，为说者所为;取效行为指说话行为或施事行为在听者身上所产生的某种效果，为说者与听者共同而为。

奥斯汀首先提出了现代哲学意义上的言语行为概念，但他还没来得及进一步发展他的言语行为理论就过早地去世了。不过，这一理论提出后很快便在哲学界和语言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因为这一理论把客观世界、人的思维以及语言三者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使得人们对语言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 转贴于

二、塞尔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间接言语行为理论正式出场

塞尔首先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这个概念，他认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要解决的问题是:说话人如何通过“字面用意”来表达间接的“言外之力”，或者说听话人如何从说话人的“字面用意”中，推断出其间接的“言外之力”。( Searle ，1965)

间接言语行为在语言交际中是非常普遍的，陈述句不是陈述，祈使句不是祈使，疑问句不是疑问的情况比比皆是。那么，在实际的言语行为交际过程中，如何实施并理解这种间接的言语行为呢?塞尔将间接言语行为分为规约性和非规约性两种。所谓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是指对“字面用意”作一般性推断就可以得出的间接言语行为。这类行为已经形成一种习惯用法或语言形式，说话人和听话人可能已经感觉不出这类言语行为在字面上的施为用意。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较为复杂和不确定，它更多地取决于互知的背景信息和所处的语境。

奥斯汀的功劳在于开拓了从行为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使用这条道路，而塞尔则把言语行为理论系统化、严密化，不但丰富了言语行为理论，而且为解释语言的形式和功能之间的不一致现象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它解释了人们在交际中为什么和如何大量使用间接言语行为，使得我们明白不仅要了解话语的字面意义和交际的内容，还要了解说话人的目的以及说话所进行的语境，这对我们重新理解“语言”这一概念提供了哲学思考的新视角。

三、奥斯汀和塞尔的语言哲学观

1.言语行为理论产生的哲学背景

言语行为理论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追溯该理论产生的源头，可将其与西方哲学的发展联系起来考察。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到20世纪的发展通常被概括为一个三阶段模式，其中心论题为:本体论一认识论一语言。20世纪初西方哲学发生了“语言转向”，产生了语言哲学。所谓的语言转向，指的是哲学将语言的研究对象作为自己探讨研究的对象，从哲学的角度对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特别是对关于语言意义和语言使用所进行的哲学研究。(付习涛，2004)就语言哲学而言，“它的首要任务在于通过语言分析，澄清语词和语句的意义，使我们能够以适当的、准确的方式使用语言，从而有效地表达我们的思想”(涂纪亮，1996)。西方哲学界之所以出现“语言的转向”，是因为哲学家们认识到不论研究存在还是研究认识，都必须首先弄清楚语言的意义，而研究语言的意义正是语言哲学的首要任务。言语行为理论源起于哲学家对意义的研究，它是一种对语言的意义进行研究的理论。

2.奥斯汀的语言哲学观

“语言转向”的产生，标志着英美分析哲学时代的开始。从使用的分析方法上看，分析哲学又分为两大派别。其一为逻辑分析派，又称逻辑实证学派。逻辑实证学派主张从逻辑方面分析科学语言中的语句或命题的逻辑结构，他们所持的一种假设是:陈述之言的作用要么是描述事物的状态，要么是陈述某一事实，两者必须要具备其一，否则说出来的话语便是无意义的，而陈述之言所作的描述或陈述只能是真实或者是谬误，必须满足语义的真值条件，即这种陈述必须具有可验证性(verifiability)，可以被验证真伪。(Yule， 2000)其二为日常分析派，又称日常语言学派。日常语言学派着眼于对日常语言，即自然语言的分析。英国哲学家奥斯汀属于日常语言学派，他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真值条件语义论提出了异议，认为“许多陈述只不过是‘伪陈述’( pseudo- statement)，人们所说的许多话语貌似陈述，但它们根本不以坦直地记叙或传递有关事实的信息为目的，或是仅是部分地以此为目的”(Austin， 1962)。他在探讨语言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时，首先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人说出话语不仅是提供信息，而且是完成许多其他的行为。换言之，语言不仅是用来描写和陈述客观世界的，而且也是一种行为。他指出:“所谓的‘毫无意义的’‘伪陈述’本来就不是用来做陈述之用的，它们的意义在于以言行事。”这是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出发点，也是其哲学观点的核心价值之所在。

3.塞尔的语言哲学观

美国语言哲学家塞尔继承并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提出了着名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塞尔的理论建构体现在他对语言学哲学(linguistic philosophy)与语言哲学(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的区分上。语言学哲学试图用分析语言中的特定词语及其他成分的普通用法来解决特殊哲学问题，语言哲学则试图对语言一般特征做出哲学的阐释性描述。在塞尔看来，前者是关于方法的研究，而后者是关于主体的研究。塞尔认为他的理论属于语言哲学而不是语言学哲学。在语言哲学的研究过程中，塞尔把言语行为界定为语言交际的最小单位，把言语行为放在研究语言、意义和交际的中心地位。

塞尔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对西方哲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他从言语行为角度研究语言现象，打破了传统上对语言的静态研究(梁骏，2000);其次，塞尔对言外行为分类标准的研究是他对现代语言哲学的一大贡献(韩静静，2009);再次，他对言语行为理论的整体研究有力地促进了语言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塞尔把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系统化、严密化，并且把它放在更大的哲学背景下加以论述，强调言外行为的研究，强调说话人的意识活动和心理状态对言语行为的影响与作用，因而使得他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语言分析哲学研究方面毫无疑问地成为了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和领军人物。

篇7

“艺术”一词来源于英文“art”，英文“art”又来源于拉丁语的“ars”。技巧、技术、非天然的、人造的就是制作出来的艺术。《2l世纪大英汉词典》对“art”一词做如下解释：(1)(与自然相对而言的)人工，人为，人的创造力；(2)(工匠的)技术，技能，技艺，技巧；(3)(需要技术、工艺的)行业，职业，手工艺；(4)艺术，文艺(包括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戏剧、文学等)；(5)美术(尤指绘画、绘图、版画、雕塑等)；(6)L称]艺术(作)品；美术(作)品；画，油画，水彩画；雕像，塑像，铸像等；(7)(一门)人文科学；(8)(特殊)本领，方法，诀窍，手腕，手段；(9)广占语]学问，知识。可见，艺术是个涵盖面很广的词语。艺术中的文化因素是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和历史、地域、政治、道德、宗教等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带有民族的差异性。例如在艺术上，中国艺术重主观，西洋艺术重客观；中国人追求“意”，而西方人讲究“形”；中国艺术体现了“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哲学思想，西方更崇拜人的力量，相信人可以征服一切，在艺术上注重的是人性。

二、差异原因探究

造成中西艺术差异的文化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哲学思想的不同。中国古代哲学主张“天人合一”、“天人合德”，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主张“以人合天”，一切应顺其自然，强调张扬自然与人的天性，不可人为强制，反对“以人灭天”。孔孟之道讲究“仁”、“礼”，主要在自身修养，通过知天、事天，即天人合一。故中国古代生存意识异常发达，形象思维非常突出，注重直观感觉，不注重对外在世界真理的认识，而注重人生的感悟和修养。这种“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视自然宇宙及赢物皆为有情，即所谓“天地含情，万物化生”，因此，中国艺术，无论诗词赋画，都强调物我一律的“自然观照”，即以自然为表现主体，将人的感情融入自然景物之中以达到主客交融，达到“物我合一”。西方哲学则以“天人相分”、“人定胜天”为前提，其根本出发点不同于中国。西方哲学以本体论和认识论为基本内容，以逻辑分析为主要方法，带有科学精神和宗教幻想，充满理性色彩，以求真、求知为主旨。西方哲学侧重于认识世界，告诉人们世界“是什么”，核心是认识世界的自然本质和规律。因此，在艺术和审美文化方面就必然注重摹仿自然，把艺术的本质看成是对自然的摹仿。西方把外在世界作为人的对象，主体站在自然之外去冷静、客观地观察、研究、思考、分析它。

2．隋唐时期，佛教传人，大量佛教词语随之而来，其“轮回报应”的思想被儒道思想所接受并被消化。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盛极一时，影响波及各个阶层，中国文化渐渐吸收了佛教文化成分。隋唐之前，儒道两教在中国居统治地位，汉语中涉及宗教的词语多与此相关，如“太极”、“道”等，其精神也可见于日常语言当中，如“尊天命”、“行孝道”、“听天由命”等，产生了大量与佛教有关的艺术形式。欧洲人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几乎都信仰基督教，他们视那些不信基督教的人为异端，对待这些人他们从不心慈手软，虽然耶稣基督告诫人们要宽容，可好像在这些人身上却不适用。他们的那种宗教狂热让我假不能理解，他们可以为了一个远在天边的圣城，举行无数次的远征；他们可以用烈火烧死那些不信教的异端。在西方，由于价值的源泉最终来自上帝，所以基督教在艺术中的地位至关重要。

3．地理位置和环境的差异性，导致中西艺术的差异。中国温带的农业文明及其长期稳定的自然耕作使得中国以土地为生，强化了热爱自然的心态，而中囝地大物博、地形地貌复杂多变，为艺术提供了无限的背景，梅、兰、竹、菊、高山、流水等均以“自然”为题材，以物为点景。“明月照积雪”、“大江日月流”、“池塘生春草”、“秋菊有佳色”等，尤其在山水中，在溪畔或桥上绘一人物，这只是点缀而已，其目的在于描写广大无限的自然风景，中国的象征性意境山水及现代绘画则是中庸、简洁、含蓄地表达意蕴与精神。英国是大西洋上的一个岛国，四面环海，属于温带海洋气候。由于是岛国和受来自大西洋暖湿气候的影响，艺术上也就有了与大海和西风相关的特定性。在孤岛环境中，当外来人侵者登陆海岸时，岛内民族决无逃跑退路和自然庇护场所，抢先登上制高点，主动出击是唯一有效的方法。欧洲文化定型地域在地中海北侧的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的“爱琴海”岛屿上。长期的海岛生态经验使欧洲民族对付外来入侵者，只能抢先占领制高点，只能“主动出击”、“先发制人”。

4．审美观的不同，在西方，西方的审美观念是随着自然科学的产生而发展的，其存在的基础是西方的哲学体系。西方人的艺术观念是简单、明晰而富于理性的，崇尚克服自然美的缺陷以达到艺术的形式美，认为只有将自然美以特征化、理性化、抽象化，才可能提升至艺术美的高度。西方哲学家以究其所以然的科学态度，先在天文学、物理学中对世界物质做出了精确的度量，后又从数学的立场得出物质存在的形态观念，确立了审美观。其主导思想认为：万物有数而生，一定的数量关系造就了宇宙的秩序，形成自然的和谐；宇宙、自然、人、艺术都统一于由数和由一定的数量关系构成；数是和谐的模式，派生出完美、比例、尺度、均衡、秩序、对比、统一等原则，将对和谐的追求具体化视为视觉的审美观念。中国的审美文化，从一开始就以“天人合一”的精神为根本，强调艺术源于主体本心，反对简单地基仿外物。

篇8

关键词：笛卡尔；普遍怀疑；方法论；心物二元论

哲学的发展是一个辩证的历史过程，是在不断的否定中彰显自身，从而不断实现自身的内在超越。即黑格尔所说的“事物自身否定自身”的矛盾本性在哲学发展进程中的具体呈现。在西方哲学思想的历史传承中，哲学本身的“自我否定”（矛盾）并不是存在于“物”（泛指一切对象）的绝对确定性当中，而是在对“物理”、“自然”的不断怀疑中达到形而上之境。如何实现对“物”的绝对确定性、普遍同一性追求式的认识？这种认识往往会与人自身的存在纠结在一起，似乎难以达到物自身的“绝对确定性”之境。这样一种问题意识，成为通贯西方哲学发展的一条思想主线，并在不同的历史时代被历史性诠释。这种问题意识在笛卡尔哲学那里，被以“思”形式透显为一种主体精神特征——即反思、怀疑的哲学精神及其二元的结构特征。笛卡尔（1596—1650），出生在一个法国贵族家庭。不但是哲学家，被称为“近代哲学之父”①，还是数学家和科学家，解析几何的创始人。本文拟通过对笛卡尔哲学精神及发展历程做以梳理、剖析，有助于我们对西方哲学传承脉络的领会和驾驭，对后来的哲学思想的嬗变及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一、笛卡尔对方法论的反思

笛卡尔生活在新旧知识交替的时代，他对各门学科都一一重新审视并加以评判。他质疑各学科的方法论，提出了“我们相信什么？”、“为什么相信？”等问题。笛卡尔正是从方法论的反思中，坚决反对旧权威，以摧枯拉朽之势批判了旧的经院哲学体系，为新兴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合法性、合理性、可能性。笛卡尔哲学冲破旧势力一切的藩篱，为新的哲学未来——理性时代到来确定了焕然一新的“游戏规则”。关于科学的分类，笛卡尔认为所有的科学门类统一的基础是哲学，“哲学是关于人所能认识的一切事物的完善的知识，既是为了指导生活，也是为了保持健康，发现各种技术”。他说：“哲学的主要功用乃是在于其各部分的分别功用，而这种功用，是我们最后才能学到的。”[1]119-120可知，在笛卡尔看来，整个哲学犹如一棵大树，树根是形而上学，物理学（自然哲学）是树干，其它学科都是树干分枝所结的果实，主要为医学、力学、伦理学等具体的应用学科。道德科学（哲学）是最高级、最完善的科学，它以全部知识为前提，是最优的智慧之学。笛卡尔说，“研究哲学以调节举止作风和指导生活，这比用眼睛引导我们走路更加迫切需要”。那么，哲学如何统一各门学科呢？笛卡尔认为，所有科学的真正统一性在于研究的方法，而不是在研究对象。哲学应首先研究科学的方法，为各门科学的统一提供一个标准。他说：“知道别人的意见不是科学，而是历史；一个人要独立思考。我们如何去把握清晰明确的知识，应该运用什么方法？”[2]308他说到，由于古代几何学和当代的代数存在明显的缺陷和狭隘的局限，晦涩并难以理解，故“应当寻求另一种包含这两门科学的好处而没有它们的缺点的方法”[3]364这种科学的方法，笛卡尔认为就是“普遍数学”（mathesisuniversalis）。所谓“普遍数学”的方法就是科学研究的方法。那么，数学是如何进行的，它应遵循什么方法？公理和自明的原则是“确然性”的知识，凡是听到或者能够理解的人都会承认是正确的。我们以此为出发点，推导出其它命题，如果推理的过程没有错误，那么，这种命题从逻辑上可以演绎出来，并且和公理和自明的原则一样是确实的。简单地讲，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就是从公理和自明的原则出发，推导出比较复杂的命题，即直观的演绎。这种方法必须运用到哲学上。在此基础上，笛卡尔认为这种科学方法必须建立在五条逻辑规则基础之上，即：（1）清楚明白原则，凡是未经清楚明白地认识到任何真实的东西，绝不承认它是真实的；（2）分析推导原则，必须从一些绝对确实的原理、清晰明确的命题出发，经过分析，推导出同样确实的未知的新真理；（3）简单到复杂的原则，从简单的、感性的认识对象开始，经过整合逐渐上升到复杂对象的认识；（4）怀疑的原则，不能依赖他人的权威而接受真理，必须自己亲自去寻找；（5）普遍性原则，把所有可能情况全部罗列出来。从这五条逻辑规则可知，分析是必须的，分析的过程是从简单到复杂，经过整理综合，寻找到确然性知识的“阿基米德点”，进而获得普遍性的知识。这五条逻辑规则抛弃了感觉经验的迷惑，均建立在理性基础上，分析和综合都是理性方法。由此，笛卡尔提出的“我们相信什么？”、“为什么相信？”等问题得到完满的解答。在论证中，他认为数学方法是科学认识的基本方法。只有通过分析综合获得的理性知识是值得人们信赖的惟一可靠的东西。因此，以理性原则制定的“游戏规则”是人们获得“确然性”认识唯一正确的途径和方法。因此，笛卡尔深信不疑，只要经由数学方法出发，通过对理性能力的诉求和反思，就能评判和总结以往哲学的一切得失，从而，开启一条近代哲学新的“认识”之路。

二、笛卡尔的普遍怀疑精神

笛卡尔认为，只有那些确定无疑的东西（公理、自明的原则）才能作为真理性知识的可靠基础。因此，他以普遍怀疑精神审视了以往一切旧知识，并以此为出发点，试图建构一个新的知识体系。他把普遍怀疑的方法看成是为理性主义哲学大厦的开路先锋，是认识真理的起点和开端，终以实现哲学上的诉求。首先，笛卡尔认为所有的知识必须完全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才是可靠的，哲学才能成为“确然性”的知识，从而为科学知识提供可靠的基础。笛卡尔结合自身的奇异经历和体验，他以“梦境”为例予以论证说明。我们在夜里睡觉时“做梦”，在梦中映入我们眼前的东西好像是真实的，但是实际上那些东西无非是幻想的或者是不真实的。我们没有一个确切区分觉醒与做梦的客观标志，以致人们认为所描绘的这个世界只存在于自己的想象当中。往往在我们自己所熟知的事情上，常常受骗。笛卡尔从“梦境”中得到启示，他的知识体系必须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予以重建。笛卡尔是近代以来按照理性的“确然”性知识塑造自己的哲学体系的代表和开创者。笛卡尔说：“哲学之所以能成为科学的基础，正是因为哲学具有最高确实性，各门科学则通过演绎而有了这种确实性。”[4]28正是基于这点，笛卡尔认为，哲学的诉求就是探寻“确然性”知识，为理性知识体系提供一个可靠的“阿基米德点”。其次，笛卡尔把所有对象（包括客观、主观的）都表示怀疑，具有普遍性。第一，笛卡尔对客观感知到的周围世界表示怀疑。我们对感觉没有信心，因为我们常常被这些感觉所欺骗。我们无法知道真实的东西同这些感觉是否相符，因此感觉的不可靠性是明白无误的。故而客观感知到的周围世界是可怀疑的，它不可能为理性知识提供可靠的基础。第二，他对自己的身体活动也表示怀疑。来源于自身亲历活动好像是确定不可怀疑的，但是，我们在睡梦中对自身的活动亦有显示。如果有人试图用客观外物的是否存在，来区分梦境的感觉与真实的客观感觉，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梦境的感觉和客观真实的感觉同人们的想象一样，都是不依赖外物的存在而存在。笛卡尔这种怀疑类似与《庄子》中的“庄周梦蝶”，不过笛卡尔不知道，否则他一定会予以借鉴吸收的。第三，数学的观念是清楚的、确定的，似乎是不可怀疑的。我们承认这样没有任何异议的表述：无论人们是醒着还是睡着，二加三总是等于五，一个三角形的三内角之和等于一百八十度。这样常识性的认识，似乎没有任何虚假和可怀疑的成份包含在其中。但是，笛卡尔认为，这种常识性认识是未经过证明、推理的印象而已。笛卡尔的怀疑是普遍的、彻底的，怀疑的精神是坚决的。数学的证明也可以怀疑，因为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人在数学问题上陷入错误之境。在我们看来是错误的，他人却持肯定态度，认为是绝对确实的。笛卡尔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知识可被怀疑，就是因为可能存在着一个“邪恶的精灵”。笛卡尔所构设“邪恶的精灵”的想象，似乎难以自圆其说。对于这一点，确实与他梦境经历和体验息息相关，他说到：“我的怀疑并不是由于漫不经心或轻率，而是有很强的、考虑成熟的理由的。”[3]368从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笛卡尔所构设的“邪恶的精灵”所涉及的问题是一个十分严肃的形而上学的问题，是为“确然性”知识提供一个形而上的根据。西方哲学发展历史过程中，哲学家们都试图追踪思辨历史发展线索，来说明哲学思想的观点是怎样产生的，各种问题和提供的解答又是如何引起新的问题和不解，各个问题最后又是如何解决的，笛卡尔也不例外。自古希腊毕达哥拉斯的“数本原说”始，历代的哲学家都在追问有关数及数学的问题，比如：数先于客观事物而存在吗？数能否成为构成事物的基本单元？数的观念是如何形成？有无产生的客观外部原因？数的本身能否找到与客观现实的一一对应？数学的证明能否怀疑？等等诸如此类问题层出不穷。正是基于此，笛卡尔以“普遍怀疑一切”作为工具，试图寻找一个不证自明的方法。综上所述，笛卡尔普遍怀疑的方法就是对如何获得“确然性”知识进行严格的限制，必须排除那些感觉、梦境而使人迷惑的可能性，从而达到怀疑一切的力度。他怀疑的目的在于寻找一个“确实”的、“不证自明”的、无可怀疑的认识基础。他的普遍怀疑精神实质上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反思和怀疑，并不是为“确然”性知识找到了形上的根据。那么，这个形上的根据到底是什么？笛卡尔怀疑一切，就剩下“思维能否怀疑自身？”这么一个怀疑。怀疑就是思考，思考必有一个思考者，故“我思故我在”。笛卡尔怀疑的最后是对思维着的我不怀疑。

三、“我思故我在”——笛卡尔哲学理论的支点

笛卡尔哲学思想是对中世纪以来的神学及经院哲学进行的一次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即对客观世界存在真实性及如何获得“确然性”知识的一个反省。对于以往那些欺骗和迷惑人心的假信念、感性感觉，从内心深处进行了一次彻底地厘清和摧毁。在《致神圣的巴黎神学院圣师们》一文中，笛卡儿开篇明义地指出，“我一向认为，上帝和灵魂这两个问题应该是用哲学的理性而不应该用神学的理由去论证的主要问题。”[5]1也就是说，在笛卡儿看来，作为对诸如上帝存在这类普遍确定性的存在问题的证明，应当用思辨的形式而不是用非理性的信仰之形式予以完成，他把这种证明过程视为自己的哲学使命，并最终以六个沉思的方式完成了这一使命。任何观念对人们来说都是不确实的。笛卡尔说到：“于是我想我所看见的一切事物都是假的；我相信的我的欺诈的记忆所提供给我的那些东西，没有一件是真的；我想我没有感觉；我相信物体、形状、广袤、运动和位置不过是我心灵的虚构。那么，还有什么可以认为是真的呢？也许只是这样，世界没有什么是确实的。”[2]309但是，有一件事是真的、确实的，就是我的怀疑或思维，对此是不能有任何异议的，不能怀疑的。因为人的思维既可以怀疑客观的外在对象，又可以怀疑思维之内的主观对象。在思维者进行思维的时候，设想思维者的主体不存在，那么，怀疑就会无法进行，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因此，要怀疑一切就必须要有一个本身具有思维的怀疑主体。主体“我”是确实存在的，是不可置疑的。所以，笛卡尔得出结论是：“我思故我在（Cogito，ergosum/Ithink,thereforeIam）”。从笛卡尔分析的思路可知，他不是从经验的心理事实出发得出的，而是从逻辑推论得出的。怀疑本身就意味着存在一个怀疑者，思维就意味着存在一个思维者，否则就无法进行下去。一个思维着的客观的东西（rescogitans）或精神的实体是“确然性”存在的，这在笛卡尔看来是一个就像数学概念中的公理、不证自明的命题一样。怀疑意味着思维，思维意味着存在，故“我思故我在”。笛卡尔的“思”对象是普遍的，不管是客观的、主观的，还是感性的、理性的，还是想象、感觉、情感的，正因为我“思”故“我存在”。笛卡尔对分析得出这个命题，感到欣喜而狂，正如“对一个循序渐进而进行哲学思维的人来说，这是首先出现、自明的命题”[2]310。笛卡尔认为，他找到了获得“确然性”知识，人们一直所追寻的原则——一个确实而自明的形而上学根据。“我思故我在”是真的、确实的，是清晰明白被人感知的。因此，我们能够确定这样一条普遍的“游戏规则”，凡是清晰明白的被人感知的，都是真的。故而，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原则自然而然就成为他的哲学理论体系支点而建构起来了。笛卡尔试图说明一个中心问题，普遍确定性存在的根基在于“我思”之中，“我思”就是自明，即思想的主体，对其自身存在的意识。亦即人的心灵对于自身存在的透露，这种自明是来自与我的“思”与“我”的一种关系。由于这种关系，“我思”与“我在”有了直接的沟通，即等同关系。倪梁康先生在《自识与反思》文著中，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论证和说明。他认为，“我思故我在”命题中的“我思”包含着两种含义。首先，“我思”是主体自我意识；其次，“我思”代表一种反思的维度，是对认识对象的无穷的追问。统观笛卡尔哲学精神，对思维的直接认识，特征之确立并不代表笛卡尔的主要意向，以相反对思维之反思结构的确定和关注却在笛卡尔哲学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它们规定着对“我思故我在”的解释[6]56。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把握到两种解释笛卡尔的“我思”之确定方式可能性。其一，“我思”是人们思维能够直接感觉到的客观活动；其二，“我思”是通过“故我在”怀疑中而被自觉意识到的客观活动。概观这两种可能性，无论是那种解释方式，都共同肯定了一个前提：“我”作为意识的主体确定无疑。尽管严格看来，哲学中的“自身意识”和“自我意识”有较大的差别，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理解“我”作为主体在笛卡尔哲学中的形而上指向。尽管笛卡尔本人并未提出后来意义上的主体、客体概念，主客体对立的情形更是在康德之后的事情。笛卡尔本人所说“客观的”，也更是与观念的存在有关。由“所思”向“我思”的前置性追问，由此而引出的内——外感知及其对象的确立，或者说，自身感知——事物感知及其对象的确立，事实上已经对近代哲学问题做了一个基本划分。主体、主体性观念逐渐成为西方哲学的“基质”，也成为后来思考一切哲学问题过程中不可忽略的门槛。由“我思”而达到“我在”，其性质显然不是指身体的存在，因为在“我思”的当下状态中尚未考虑到身体存在的问题。因此“我思”应当是“思想”的存在，即“怀疑”的存在。“我思”的主体，是“自我”存在的意识或自明。“我在”使“思想”在“反思”的对象性中被安置。“我思故我在”，在主体意识的心灵深处架构起了普遍怀疑的大厦，一切确定性的东西只有在主体心灵深处才能获得完全性自立的前提。“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哲学的理论支点。正是基于此，他才开创了近代哲学新的起点。在这个命题中，人的认识主体因素被挺立起来，这是对以往的旧哲学及经院哲学体系的一次彻底颠覆。在认识过程，认识的主体必须在“我思故我在”理性原则下才能获得“确然性”知识。以“思”形式透显为一种主体精神特征，即反思、怀疑的哲学精神。对客观事物有“思”，是无法证明我的身体的存在。因为，我的思维本身是不同于我的身体的，没有身体思维也是存在的。笛卡尔认为，存在着两个实体：一个是心灵，一个是物质。心灵和物质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实体，是彼此客观独立的存在，并没有相互作用。作为具有思维的人来说，是两个实体的结合。人的身体是物质，人的意识是心灵，这就是笛卡尔“身心二元论”。“身心二元论”原则的提出，实现了笛卡尔哲学体系由认识论转向本体论的思考，也为后来哲学关于身心关系问题留下了争论、诠释的空间。

四、笛卡尔身心二元论与理性主义的深层矛盾

篇9

关键词:方东美;中国哲学;自然观;和谐精神

中国古代哲人观察宇宙,“仰以观于天文,俯以

“中国哲学,不管其内容属于哪一类、哪一派,总是

察于地理”,看到的是一副万物生生而和谐的图景。要说明宇宙,乃至于说明人生,是一个旁通统贯的整

他们视“整体圆融、广大和谐”为宇宙和人生的理想境界。在古代哲人的教化和影响下,“和谐”———人

体;用儒家的名词,就是‘一以贯之’(Doctrineofpervasiveunity)。这是中国哲学上的第一个通

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他人的和谐、性!”[2]45-46儒家所谓“天下之动贞夫一”,道家所谓

人的“身”与“心”的和谐———历来是中国人所注重的人生追求。现代新儒家继承和发挥了我国古代哲人注重“和谐”的思想传统,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和交融互摄之中,极力阐扬中国哲学以“和谐”为宗的自然观。方东美(1899─1977,安徽桐城人,现代著名学者、哲学家)作为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通过中西哲学和文化的比较,以极大的热情,阐述和宣扬了中国哲学自然观的和谐精神。

1中国哲学采取“机体主义”的方法理解“自然”

中国哲学的自然观,采取的是“机体主义”的方法。方东美说,所谓机体主义就是将宇宙万物视为“不可分割之有机整体”,认为宇宙虽然可以分为不同领域,但这些领域之间彼此相因、交融互摄、旁通统贯。“中国哲学上一切思想观念,无不以此类通贯的整体为其基本核心,故可藉机体主义之观点而阐释之。机体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模式而论,⋯⋯旨在:统摄万有,包举万象,而一以贯之。”[1]284方东美

提出,中国哲学具有三个“通性”(即各家各派共同

“抱一为天下式”,等等,在方东美看来都是主张宇宙万物的“交感和谐”与统一,都是“机体主义”的表现。

方东美进一步指出,机体主义“融贯万有”,归根结底说来,则是融贯“天”与“人”,即“天人合一”、“天人合德”。中国哲学“要把人的生命展开来去契合宇宙———表现‘天人合德’、‘天人合一’、‘天人不二’⋯⋯去证明人与世界可以化为同体”[2]102。在中国哲学看来,“自然和人之间有如母子的亲切关系,⋯⋯在自然的境界上,把天、地、人合成一片,把万有组成一个和谐的乐曲,共同唱出宇宙美妙的乐章”[1]278。他将儒、道、墨三家视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主流,认为“古代的三大哲学传统,儒、道、墨三家,可说都是致力于人和自然的合一”[1]258。这种“合一”,就是方东美所说的“广大悉备的和谐”,或曰“整体圆融、广大和谐”。

西方哲学则“总是透过二分法把完整的世界割裂成两部分”[3]21,以“分离主义”区别于中国哲学的机体主义。所谓“二分法”,指的是将主体与客体截然分开并且相互对立起来的思维方法,方东美又称

之为“二元论”的方法。他说在古希腊哲学中,已经

具有的基本性质),“机体主义”则是其第一个通性。表现了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与对立。后来西方哲学在

其发展中,使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格局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到了近代西方哲学,“分离主义”的方法则更加突出。近代西方人把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视为“二元甚至多端的敌对”关系,把自然界仅仅视为人类“戡天役物”的对象。他们“处心积虑要了解自然界的秘密,始而虚心观察,继而耐心测验,终于发现精确定律以说明客观的程序”。“科学思想系统确立之后,近代西洋人更据以发挥权能,产生技术,控制自然界之质力以为人用,于是工业文明的成就因之而大显。”[2]192-193就是说,在近代西方社会里,“天人二分”的思维格局使得人们把自然界只是当做自己的对立物,对其进行观察、研究,然后加以利用。这导致了科学技术的发达和生产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物质享受,但也使得“一切知识变成毁灭性的技巧”。人们对自然只是不断地利用和索取,这实质上是在毁灭自然界。方东美称此为“西洋浅薄的利用主义”。

方东美还更深层地从民族哲学智慧的角度,来说明中国人与西方人自然观的这种区别。他提出,各民族的哲学智慧皆有其特点。“哲学智慧寄于全民族之文化精神,互相摄受,名共命慧。”[1]139同一个民族的成员,有着特定的哲学“共命慧”,它通过这个民族的文化精神表现出来。“欧洲人以方便应机,生方便慧,形之于业力又称方便巧。”[1]140他认为欧洲人(特别是近代欧洲人)把自然界视为利用和征服的对象,将科学技术作为“方便应机”、“戡天役物”的手段。因此近代欧洲人的哲学智慧,主要通过人与自然的对立而表现出来。这种哲学智慧的“慧体”,表现出强烈的分离性。与之相比,“中国慧体为一种充量和谐、交响和谐”[1]142。中国人的哲学智慧,强调的是万事万物彼此相因、尔我相待的广大和谐之道。

一言以蔽之,“自然是一个和谐的体系”[1]78。

方东美认为,这是中国哲学理解天、地、人乃至万事万物之间关系的基本出发点。诚如方东美的学生刘述先所言:“东美师极赞中国哲学所发展出来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在方东美看来:“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原始儒家的智慧,一言以蔽之曰:‘生生而和谐’。”[4]

2中国哲学自然观的和谐精神根源于“生命本体论”

中国哲学之所以采取“机体主义”的方法理解“自然”,是由中国哲学的“生命本体论”决定的,换言之,中国哲学自然观的和谐精神根源于“生命本

体论”。

方东美说:“根据中国哲学,整个宇宙乃是由一以贯之的生命之流所旁通统贯。”[5]13“中国先哲所体认的宇宙,乃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天大其生,万物资始,地广其生,万物咸亨,合天地生生之大德,遂成宇宙。”[6]44从中国哲学来看,自然界“不仅是机械物质活动的场合”,而且是活跃的生命领域,“‘自然’对我们来说,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5]12。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一个以生命为中心的本体论,把一切集中在生命上”[3]158。儒家所以追原天命、率性以受中,道家所以遵循道本、抱一以为式,墨家所以尚同天志、兼爱以全生,“就是因为天命、道本和天志都是生命之源⋯⋯孔、老、墨三宗的统会,就在生命价值之积极的肯定”[3]158。方东美对此作了具体阐发。例如,他说儒家经典《周易》的基本原理就是“生之理”,即“生命苞容万类,绵络大道,变通化裁,原始要终”[1]152;《周易》提出了“万有含生论”的自然观。老子的“道之本体”,实际上也是生命本体,“实则老子本人,参透道体,认为是生生之源,周行宇宙,溥博和同,虚而不竭,动而愈出,无一物失道之本体,无一处缺道之妙用。这个大道真正是普遍流衍的生命”[6]59。而墨家的“全生”之说,也是基于生命本体论的思想。因此中国哲学从春秋时期开始,就是“一套生命哲学”。此后中国哲学的发展,就其主流来说,是儒家、道家、大乘佛家(墨家后来渐成“绝学”)“齐声高歌,合唱‘生命之礼赞’”;就其内容来说,“任何思想体系是生命精神的发泄”。

这种“生命本体论”,决定了中国哲学注重和谐,主张“天人合一”。对此,可以从以下两点加以理解。

(1)作为宇宙本体的普遍生命,具有“旁通统贯”的特性。

“在这个宇宙里面,我们可以发现旁通统贯的生命。”[5]103生命是有机整体。生命现象不同于一般的物质现象,不能被理解为由彼此分离,甚至彼此对立的不同部分机械地组成。正因为生命是旁通统贯的,所以中国哲学认为宇宙是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

(2)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参赞了宇宙的创造力”。

“中国哲学家认为,自然与人生虽是神化多方,但终能协然一致,因为‘自然’乃是一个生生不已的创进历程,而人则是这历程中参赞化育的共同创造者。所以自然与人可以二而为一。”[5]14这就是说,中国哲学认为人的生命不仅是宇宙“普遍生命”的组成部分,而且人还参赞了宇宙的创进历程。人既

第1期余秉颐:整体圆融广大和谐———方东美论中国哲学自然观的和谐精神55

被天地万物所创造,同时也创造天地万物。例如

《周易》就曾说,人若能“尽其性”,即保持和发挥人应有的本性,那么就可以“尽物之性”,使宇宙万物都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本性,人就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这种人参赞了宇宙创进历程的观点,是中国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依据。方东美说近代西方哲学在“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认为自然界只是“遵从数学、物理定律支配的数量化世界”(这种见解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希腊后期哲学所讲的“物质的宇宙”),把宇宙仅仅当作物质的机械系统,“内中不表现生命”。从“科学主义”的眼光来看,宇宙不过是“钝滞的物质”,而不是生生和谐的有机整体。人的心理和行为,甚至也被看成受数学方法支配的,如同几何学中的点、线、面一般。西方哲学在讲人的力量时,不像中国哲学那样讲人参赞宇宙之化育,而是只讲人对自然界之征服和利用。所以在近代西方哲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天人二分”的;宇宙万物之间的关系,则是“多端敌对”的。方东美在总结“中国思想里人和自然的关系”时,说:“关于自然,我们认为它是宇宙普遍生命的大化流行的境域。不能将它宰割而简化为机械物质的场合,以供贪婪的人们作科学智能的征服的对象,或政治、经济权益竞争的战场。自然,对我们而言,是广大悉备、生成变化的境域。在空间

中,无一刻不在发育创造;在时间内,无一处不是交

⋯⋯宇宙是和谐的过程,是生命的过程,也是创造的过程。生命本身是和谐的,是不断的创造。”[7]成中英从考察儒家哲学的角度,来说明中国哲学的“和谐”思想与“万物生生,创进不已”观念之间的联系。他的这一见解,与方东美是一致的。

方东美关于中国哲学自然观的阐述,观点未必完全妥帖。例如,他将中、西哲学的自然观加以对比时,对西方哲学的“天人二分”与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这两种思维格局的利与弊缺乏全面的分析(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展开论述)。但值得肯定的是,方东美指出了中国哲学的自然观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一重要特征,并且说明了这一特征在本体论方面的依据,即把宇宙看成一个充满生机的、不断创进的生命领域。万物生生而和谐的观念,确实是中国传统哲学、传统文化中弥足珍贵的思想。当今西方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和物质生产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也出现了不断加剧的所谓“现代病”,这往往与缺乏“和谐”有关。如生态平衡的破坏、人际关系的紧张、等等,都表明了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缺乏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整个社会的和谐。对此,正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人有必要引以为戒。而在这方面,中国传统哲学关于万物生生而和谐的观念,必将作为一种古老而常新的历史智慧,不断给我们以新的启迪和警示。新晨

彻交融的。”[1]278在此,他既对西方哲学“天人二分”参考文献:

乃至“天人敌对”的自然观提出了批评,同时又进一

[1]方东美.生生之德[M].台北: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

步阐明了中国哲学的“生命本体论”与“天人合一”司,1980.

思想的关系:正因为把宇宙理解为大化流行的生命领域,所以中国哲学认为天下万物是生生而和谐的,人与自然是可以协调、可以“合一”的。

3结语

总而言之,“对我们来说,自然是宇宙生命的流行”[1]277。唯其“生生”,所以“和谐”。在中国哲学看来,宇宙间充满了生命的“发育创造”,所以人与自然、乃至天下万物可以“交彻交融”。方东美认为,这正是中国哲学注重和谐的自然观的思想根源之所在。方东美的学生、美国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在探讨“中国儒家的特质”问题时提出,“‘生生’的观念是儒家最基本的观念”。他说在儒家哲学看来:“整个宇宙是大生命,具有创造性,充满和谐。

[2]方东美.方东美先生演讲集[M].台北: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0.

[3]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M].台北: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

[4]刘述先.方东美先生哲学思想概述[M]∥朱传誉.方东美传记资料.台北:台湾天一出版社,1985:23.

[5]方东美.中国人的人生观[M].台北: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0.

篇10

作者：曾祥云 单位：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

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经济哲学问题，对于它的不同回答，将决定和影响经济学的面貌以及对其它经济哲学问题的回答。这一论题又具体涉及到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经济问题与非经济问题的划界标准是什么、经济学内部分类的原则和依据是什么、经济学究竟是一元的、多元的还是工具论的等一系列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经济哲学可以在经济学提供的解答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哲学分析与评价。例如，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经济学说发展史上有“物质财富”说、“资源配置”说、“交换关系”说、“人类行为”说、“制度环境”说等不同认识与主张。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离开人及其活动就无所谓经济学，因此，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研究的初始点和终结点都无法脱离人这一主线索，无法回避人在人类经济活动的主导作用。换言之，如果一种经济理论无视人的存在，忽视了人的因素，那么其科学性与合理性以及它的现实指导意义，就是非常值得质疑的。而由此又必然引发对经济理论合理性的哲学思考。又如经济问题与非经济问题的划界问题。经济学无疑是研究经济问题的，但究竟什么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与非经济问题究竟如何区分?怎样看待经济问题与政治、军事、文化、法律等之间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考察分析，对于深化经济理论研究，也无疑有其指导意义。二是关于经济学预设前提的哲学质疑。科学理论研究都有其最基本的前提预设和初始概念。不言而喻，前提预设的不同必然影响到一种科学理论的建构，必然影响到一种科学理论的逻辑推导结果，也必然影响一种科学理论对于现象层面的解释力。卡尔•波普尔指出:“如果不对假定的前提进行检验，将它们束之高阁，社会就会陷入僵化，信仰就会变成教条，想像就会变得呆滞，智慧就会陷入贫乏。社会如果躺在无人质疑的教条的温床上睡大觉，就有可能渐渐烂掉。要激励想像，运用智慧，防止精神生活陷入贫瘠，要使对真理的追求(或者对正义的追求，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持之以恒，就必须对假设质疑，向前提挑战，至少应做到足以推动社会前进的水平。”［2］P4“经济人”假设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和初始概念，被视为西方经济学建立的理论基础和开展经济分析的基本出发点。综观现代西方经济学，无论是均衡价格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还是理性预期学派、新古典综合学派等，大多都是以“经济人”假设为研究出发点和基本分析工具，都不由自觉地沿承和遵循着“经济人”这一前提预设。然而，“经济人”这一预设前提也始终遭到了来自经济学领域内外的非议与抨击。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人”假设片面强调追求财富的自利动机，没有看到人类经济行为动机的多样性，没有反映人的全貌，因此，“经济人”是唯利是图的“抽象的人”、“虚假的人”。“经济人”假设是经济理论中又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并且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经济人”假设对于现实的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各种经济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对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许多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都能给出较深刻的、独到的诊断。面对理论界对于“经济人”假设的褒贬不一，经济哲学有必要作出如下追问:“经济人”假设的合理性究竟何在?它是否属于“不证自明”?“经济人”的存在性质和存在方式是什么?“经济人”与“社会人”、“道德人”的联系和区别是什么?能否将“经济人”等同于现实的人?“经济人”究竟是前提假设还是科学抽象?应当怎样看待“经济人”的地位与作用?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追问与哲学解读，对于澄清理论界在“经济人”假设问题上的认知偏差，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三是关于经济理论合理性的哲学拷问。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及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渡的一段时期，西方经济理论曾在我国出现严重的“水土不服”现象。而近几年随着西方一些国家出现金融危机，许多研究者又开始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产生怀疑。由此，人们不能不对经济理论的合理性问题展开一系列的追问:究竟什么是经济理论的合理性?经济理论成立的条件和依据是什么?如何看待经济理论中的预设前提?怎样理解经济理论与现实经济活动的关系?这些问题无疑要涉及到哲学的认识论和真理观，对它们的分析解答不仅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和深入理解现实经济现象，而且将为经济理论研究提供有益启迪。四是关于经济个人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经济理性主义的哲学查审。这是经济学理论中对人们现实经济活动有着深刻影响的、同时又与哲学理论有着密切关联的经济观念或者说经济思潮。“个人”、“自由”、“理性”既是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基础性概念，也与西方哲学理论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借助哲学思维方式，并以哲学理论作分析工具，不仅可以对这类经济思潮给出深度分析与合理评判，而且对于人们树立正确的经济理念提供方法论指导。

二经济哲学研究的第二条路径或者说第二个维度，是对人类经济活动或者说经济行为的批判反思。哲学反思思想本身，并不意味着哲学可以放弃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哲学反思的虽是思想，但思想只能是关于思想对象的思想、关于人类现实生活世界的思想。因此，哲学在反思思想的同时，必然要触及到对于思想所反映的对象即现实生活世界的反思。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实践的重要形式。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是人们的现实经济活动。因此，经济哲学对经济思想或者说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反思，必然要涉及到人类经济实践活动。换言之，人类经济实践活动必然成为经济哲学反思的重要视域和开展经济哲学研究的又一重要路径。经济哲学对于人类经济活动或者说经济行为的反思，并不是对现实经济生活中各种具体经济现象的简单描述。现实经济世界中各种具体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属于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它们有经济学这门具体科学去研究。经济哲学对于人类经济活动的把握也是一种整体性和根本性的，它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人类经济行为的总整性把握。它包括对以下问题的追问:究竟什么是经济行为?区分经济行为与非经济行为的依据是什么?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影响人类经济行为的主要因素究竟有哪些?等等。经济学家大多以“自利性”或“利己性”来概括人类经济行为的特征。问题在于:“自利性”或“利己性”究竟是不是人类经济行为独有的特性?“自利性”或“利己性”又究竟是不是人的本性?它是先天生成的，还是后天才有的?在人类经济领域，是否存在纯粹的完全的“自利性”或“利己性”?又是否存在“利他性”?人类经济活动中的“自利性”或“利己性”与“利他性”，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需要经济哲学作出思考与回答的。二是关于非理性因素对于人们现实经济活动的影响。经济实践活动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一种有目的性的主体性社会活动，它总是在某种特定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特定经济理论的指导与牵引下进行的。因此，经济活动在本质上并不是盲目的、非理性的活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的经济活动就是“完全理性”的，并不意味着非理性因素对人们的经济活动没有任何影响。这是因为，现实世界的人既是一个理性的人，同时又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人的实践活动实际上是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同样，人类经济活动也是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相互交织的过程。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人的欲望、直觉、无意识、情绪、情感、意志、习俗等非理性因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经济学家马歇尔认为，经济学应当是研究人的欲望及其满足的科学。在他看来，一切生产要素都是作为实现和满足欲望的手段的要素，而对人的欲望及其满足的研究，即是对需要和消费的研究。那么，人的欲望等非理性因素究竟是如何作用和影响人的经济行为的?我们又应当怎样看待非理性因素对于人的经济行为的作用、影响?非理性因素对于人的经济行为的作用、影响，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比如说习俗，我们知道，人是通过文化而实现自己的社会化的，而任何一种文化都是特定群体的文化，任何特定的文化形态、文化群体都具有其特定的价值观、行为方式、传统和风俗、习惯等。因此，“市场交换行为已不是单纯的经济关系的交换，同时也包含着文化关系的交换，习俗本身也是人们长期沿袭积久而成的社会文化的持有，是社会文化的一个支流，不同社会文化和亚文化构造着不同的市场习俗和行为者的文化心理模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制约着市场行为者的动机”。［3］P127－128由于非理性因素必然存在于人们的经济活动之中，也必然对人们的经济行为产生影响和作用，因此，经济哲学对于人类经济行为中非理性因素的批判反思，不仅对于深化经济理论研究，而且对于调整和规范人们的市场经济行为，都是很有意义的。三是对经济自由与经济正义的哲学省察。虽然社会科学各个具体研究领域都有对自由的特定视角的关注，但从践行对人的终极关怀的角度来解读和演绎“自由”，则属哲学的题中之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经济，因此，经济自由即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个基本前提和根本原则。如何从哲学的高度来认识和评判经济自由及其与经济正义的关系?如何在经济正义的框架下来实现人的经济自由?经济自由与哲学，尤其是哲学的自由观究竟存在怎样的内在联系?经济自由对于哲学及其自由观生成的意义何在?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应当怎样作出对于经济自由的现实选择?等等，这些都是经济哲学对于经济自由应该给予解答的问题。四是关于经济符号的哲学解读。哲学以其对于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关系的理性思辨而深刻启迪着人类智慧，人类也正是在对这种最普遍关系的批判反思中，不断提升对于整个人类世界的把握能力。而作为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关系基本表现形式的人类认识、实践活动，都与符号现象有着密切的关联。经济活动作为人们现实生活世界中的一种基本活动，无疑也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符号活动。从产品包装到CI设计，从货币、支票到存折、信用卡，从商标、品牌到价格、广告等等，这一切都是人类现实经济生活中所特有的符号形式，即便是人们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经常使用的语言文字符号、数字符号，也因其承载着某种特定的经济信息而显其特性。可以说，现实经济世界即是一个符号世界。符号都是有意义、有所指的。但经济哲学对于经济符号的分析考察，重要的不在于符号的所指及它的意义层面，而在于符号的价值功能。人是现实经济活动的主体，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人又是特定文化群体的人，并具有其特定的文化观念和文化习俗，因此，任何人类经济活动的背后，都必然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刻有特定文化传统的印记。这表明，经济符号无疑具有其独特的文化象征的价值，而这种文化象征价值所潜蕴的变值功能，又无疑可以成为提升商品价值、影响商品价格的重要因子。因此，经济哲学对于经济符号的哲学解读、对于经济符号内在价值的发掘和揭示，也应是经济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视域。

三经济哲学研究的第三条路径或者说第三个维度，是对经济学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批判反思。与其它科学一样，经济学也有它自身的独特的相对稳定的研究方法。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就曾存在抽象演绎法与历史归纳法、证实法与证伪法之争。由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选择，关系到一种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指向，关系到对于人类经济实践活动本质的认知，关系到一种经济理论体系的构建，因而，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哲学查审，既是经济哲学研究的题中之义，也是哲学为经济学研究提供方法论牵引、有力推进经济理论发展的重要途径。西方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学研究方法虽因经济学家个人的经济观、价值观和研究视角不同，而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但是，任何一种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背后，实际上都无不刻上了哲学世界观的烙印，哲学无疑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学理支撑和初始地平。那么，梳理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哲学背景，对经济学研究方法合理性的恰当评估，就成为经济哲学应有的话题，并可由这一话题进而引发对如下一些问题的思考:如何看待经济学与哲学的关系?经济学研究方法对于哲学理论自身的发展有什么意义?哲学对经济学研究的意义何在?哲学应当怎样发挥自己对于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功能优势?等等。我们知道，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采用的基本研究方法是抽象演绎法，而抽象演绎法的哲学背景即是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以批判抽象演绎法而登上经济学论坛的历史学派，其采取的主要研究方法历史归纳法则无疑又是以经验论哲学为背景的。众所周知，在西方哲学史上，唯理论哲学遇到的最大挑战，即是来自经验论哲学对它的批判。因此，西方经济学史上关于抽象演绎法与历史归纳法的研究方法之争，实质是西方哲学史上理性主义哲学与经验主义哲学之争的翻版。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还存在着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之争，而这无疑又是与西方哲学史上实证主义和规范主义的影响密切相关的。主张实证分析的穆勒本人，即是实证主义哲学的一个代表人物。而随着波普尔证伪主义哲学登上哲学舞台，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证实法与证伪法之争亦随之而兴。实际上，无论是作为实证分析学理背景的实证主义哲学，还是作为倡导证伪法哲学根据的证伪主义哲学，又无论是作为抽象演绎法哲学基础的唯理论哲学，拟或是作为历史归纳法哲学背景的经验论哲学，等等，都只是被一些经济学家简单地“借用”于经济理论研究的。由于这些西方哲学理论或哲学流派因其观点本身就存在着某些片面、偏颇等不合理因素，因此，以这些哲学理论或哲学流派为背景的各种西方经济理论或经济学流派之间的相互论争与攻诘，自然也就不可避免。经济哲学对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根本性把握及其所形成的哲学理念，对于促进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并进而推动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完善与发展，无疑有其独特的方法论指导意义。经济哲学还应当关注经济学范式的批判反思。自库恩提出“范式”这一概念以来，有关具体科学门类的研究范式问题，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特别关注与重视，不仅有牛顿力学研究范式、哲学研究范式之说，而且也出现了对于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分析考察。对经济学范式的研究，无疑属于经济哲学的研究论域。库恩的“范式”作为一种整体框架，对科学研究和科学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开展科学活动的基础，确立科学认识主体的整合机制，而且是科学理论自我完善的手段和工具，是实现科学革命的内在动力。因此，加强经济学范式研究，对经济学研究及其发展也无疑有其重要作用。但是，我们看到，有的研究者由于对“范式”概念的理解存在偏差，误将经济学流派当成了“经济学范式”，结果变成了经济学范式“满天飞”。由于库恩的“范式”概念是针对以自然现象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提出来的，因此，开展经济学范式研究，应当首先明确什么是经济学范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在经济学发展史上究竟产生和形成了哪些经济学范式?它们各自的特点又是什么?进而分析什么是经济学的“范式转换”?经济学范式转换的条件、方式又是什么?在库恩那里，所谓范式转换，是指新范式对旧范式的取代，且这种转换是整体转换，而转换的方式即是“科学革命”。作为研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及其发展规律的经济科学，其范式转换的方式又究竟是什么?如此等等，它们都是需要经济哲学来解答的。需要指出的是，从传统的对于哲学的理解及其相应的哲学话语体系来说，经济伦理也无疑是经济哲学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论域。但考虑到在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中，人们通常是把经济伦理当作与经济哲学并列的两门哲学分支学科来看待的，同时，经济伦理研究远较经济哲学研究要深入、成熟得多，且已形成相对独立的较系统的理论体系，因此，在这里，我们并未将经济伦理归入经济哲学研究的论域之列。经济哲学或许还有其它的研究路径和论题。国内外的经济哲学研究仍处于探索之中，迄今为止，也远未形成某种获得大家一致认可的统一的经济哲学话语体系。但基于对于哲学和经济哲学的理解，我们认为，上述经济哲学研究的三条基本技术路径及其相关论题，在经济哲学研究中应该说是相当重要的，自然也是主要的。